草根民主論壇

仇恨源於争夺,幸福起於分享,公正是秩序的基础。 人类文明的进步来源於对公正的追求。

Name:
Location: Canada

Friday, April 20, 2007

旋涡中的中国

作者:佰骥
、目录

一,旋涡中的中国文化
   1,民族主义思潮
   2,中国文化现状
   3,毛泽东思想
   4,儒家学说

二,旋涡中的中国政治
   1,中国政治现状
   2,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正在出卖我们这个民族
   3,中央权威被架空

三,旋涡中的三面旗帜
   1,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
   2,修正主义及其官僚资本主义旗帜
   3,无产阶级马列毛主义旗帜

四,旋涡中的中国经济
   1,中国GDP与中国的经济优势
   2,改革那个失败那个
   3,为何要这样做?

五,旋涡中的中国外交
   1,中国的外交现状
   2,中美关系
   3,中日关系
   4,中国能源危机
   5,为什么说是妥协外交与廉价工厂经济

六,旋涡的根
   1,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兼答“J同志”的商榷
   2,理论根基的错误(一),实践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3,理论根基的错误(二),“先富”与“猫论”天生反和谐

七,未来的中国出路在那里?
   1,解决方法(一)政治分治和经济结构替换与文化多元并存
   2,解决方法(二)运动风暴
   3,公有制加民主制度



    

旋涡中的中国文化

1,民族主义思潮

  《文明的冲突》一书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博士认为,东亚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儒家等级观。他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其中亨廷顿博士引用一位著名日本学者的话说,“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这种看法,受到了它在现代以前与中国关系的长期经验的影响。”亨廷顿博士把古典儒家文化思想延伸为儒家文化区特有的思考方式,他认为,“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亨廷顿博士还认为,儒家文化区把长远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考虑,不同于西方国家着重把握眼前利益的思维方式。

  权威等级,作为儒家文化“礼制”所强化出的中国古典皇权文化一种,经过了上世纪54运动与文革的洗礼之后至今并没有完全在中国人身上消失,此影响的遗留性还是有一定量的沉淀。再而,亨廷顿博士认为,儒家文化区习惯于国内政治反映于外交上的思路,值得我们思考。我对亨廷顿博士所提示的,权威等级、内外政治思考模式、长远利益这三个方面是否就契合现代中国状态犹为感兴趣。换句话说,此文将把内政、外交、文化、政治等统一于亨廷顿博士所认为的儒家文化的三个价值观来思考,以此剖析当代中国。

  一般认为,中国自1842年开始为西方文明对之强烈冲击的开端,结束了在东亚地区为该地力量中心的位置。如果没有约二百年前西方大木帆船频繁串联起中国与世界,这个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庞大帝国,对于世界的认知就是以最文明的生活方式、最强大国力、最先进科学文化而自居。1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世纪结束,中国自产自销的封闭式经济结构与在该地区的政治辐射力被全面瓦解,过去长期服从于“天朝”等级制度下的卫星国开始分崩离析,其中日本作为东亚新兴强国开始超越中国,虽然周边国家超越中国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这一次超越的影响远远不能同以前相比,冲击波触及到了中国一个二千年不变的主要力量源泉,儒家文化。这是该地区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格局,西方的加入与日本的兴起,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结构,这种影响不但在经济上更深刻体现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在19世纪中期以前,经贸上中国以丝绸、瓷器之类为主要出口产品,数千年的自给自足经济结构,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这种贸易差距成为了西方进口而中国出口的单边贸易,一直维持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西方向中国以年均4000余吨的速度倾销鸦片,光鸦片贸易中国需年支付白银3000余万两,当时大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约八千万两,而鸦片贸易的毒资已接近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这种贸易只能以消耗积累的方式来支付,不过数十年时间中国积累就已经见底。经济消耗的另一方面为战争赔款,大略计算,第一次鸦片战争签署的《南京条约》需中国赔偿英、法2100万元,《天津条约》签署赔付白银1400万两,并且抢走圆明园里大批珍宝,过后一把火烧毁了那个万园之园。日本第一次入侵台湾,签署《北京专条》赔付日本白银五十万两,甲午战争中国签署《马关条约》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三千万两,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辛丑条约》竟然要赔付西方各国计本息白银九亿八万两,中国人十年里面不吃不喝也赔偿不完。

  接连地抵抗失败,与大规模的经济损失,使中国人不得不正视到自己已经处在文化、科技、军事等全面落后状态。《大棋局》作者布热津斯基博士这样说道,“自远古以来,人口众多的中国一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和自豪的文明。这一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先进的:哲学、文化、艺术、社会管理技巧、技术发明和政治权力。中国人不能忘怀的是,到约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率、工业发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中国从辉煌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在过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种种屈辱,是一种畸变,是对中国特性的亵渎,也是对每一个中国人个人的羞辱。”

  我完全认同布热津斯基博士的观点,如果一个人从呼风唤雨的辉煌顶点,被人以武力攻击、引诱吸毒等不文明方式,而沦落到一个任人鱼肉的地步,无疑这种心理落差将是非常地奇特,说之价值观被亵渎,身心被羞辱也毫不为过。在这种落差中,中国人普遍抱有一些异常复杂的情感,可以称之为畸变。我认为在一个半世纪里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看世界的眼光,且一直就无法正常自己的心境,集中体现成某种偏激的观念,自尊与自卑并存心里,而这种心理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究其原因,近代遭遇对中国人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人以一种极其偏激的方式被击败,自然这种方式也就引成中国人极其偏激的眼光。中国人被击败的方式是完全背离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之外,是以毒品,这种欲望难以解绝的药物,冲击了儒家的禁欲观。是以抢劫方式被洗劫一空,冲击了儒家以和平为主的道德观。是以日本过去屈从中国朝贡关系的国家入侵,冲击了等级秩序观。最后中国人发现,原来我们并不是天下的中心,我们只是一群人,所有遭受的困难原来都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而赔款与战败之后被群体性蔑视,冲击了儒家的“天下观”。中国人开始思考最终答案,“我们”的意识开始引成,儒家的“天下观”瓦解。

  “天下观”是儒家的顶峰思想,天下是什么?明末清初的名儒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也就是说,“天下”其实是一种道德观,当“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的时候,人吃人的时候,天下就亡了。而构建起“天下”的是礼制,以礼构建的等级制度。长幼尊卑有序,子从父地往上推,亨廷顿博士笼统地归结为“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这个解释有误,应该是“天下”这个道德观高于国家,其实是“社会(公理)高于国家,国家高于个人。”而大规模地持续入侵与失败,过后的整体负担损失与被蔑视,把中国人的国家观提升到了第一位,为了保证不至于被整体蔑视与损失,必须把单个的利益归于一体,既然公理道德已经被强制性的鸦片贸易、掠夺、无罪状入侵等所打破,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再占据到第一个位置,国家利益随之上升到顶峰,“我们”这种情绪加深。“National”思想随之兴起,“National”这词具有“民族”与“国家”的双重涵义。“National”与中国理解的某些含义不同,中文的民族与国家为两个词,是有不同的含义,民族一词偏向于血缘种族,而“National”一词可以解释为国家。“Nationalism”民族主义有时也定义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中国萌芽直接原因就是中国近代所遭受到的被侵略、被掠夺、被蔑视的困苦,这是直接的催化剂,同时民族主义的萌芽把传统的儒家思想逐步地撞碎。

  民族主义最早起源于欧洲,与西方用鸦片、掠夺、战争等方式迫使中国屈服相一致,在文化层面上,民族主义兴起就是最早的表现之一。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有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

  《大百科全书》定义民族,“①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②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种价值观念,即民族主义观念的第一个时期。由西方撒播,同时也成为了西方力量从地球各个角落急剧缩减的主要原因之一。民族主义是一种朴素的力量,它的内涵就是把“我们”集合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我们”不是中文定义的偏向血缘的民族,而是“National”民族,偏向国家的民族,“Nationalism”民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国家主义。

  近代,中国从推翻帝制救亡的革命到54反帝爱国运动再到举国投入的抗日战争一直到“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口号,直至“和平崛起”论,所有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民族主义。无论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以至中国能够存在的所有团体组织,他们能够共同遵循,能够契合的唯一价值观——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唯一不变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从推翻帝制直到改革开放一直都围绕着她转。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就是民族主义史。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朴素的力量她可以融汇在任何现代政治学说当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或是自由党还是纳粹党。说得简单一点,任何党派都不可能以不爱自己的民族而自诩,没有民族主义成份在里面的现代党派是不存在的。民族主义本身起点相当地低,要求并不高,爱自己的国家或者民族,她也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具有普世性,所以才会于上个世纪引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共同信奉的一个价值观。

  然而,她也并非与古今一些著名的政治学说没有冲突,如广泛的自由主义理念或者共产主义当然也包含着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甚至冲突在纳粹主义中。这一切其实并不难理解,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是一种中性理念,他可以有向上兼容的思想也可以有向下兼容的思想,但同时也会有冲突,那就是第一性的争夺。我一直认为民族主义难以引成自己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学说,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如著名的民族主义研究权威卡尔顿。海斯所说,“关于爱国主义、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和属性的总体研究,至今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

  有人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她能迅速凝聚出人们共同的情感,但同时又很容易伤到自己。在任何语言中没有总体研究的民族主义,是因为她无法发展,只能中性,向上很难达到人类普遍追求的崇高的理念,向下要沦落成罪犯。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成为第一性。物资与精神之争,它们可以完整表达出第一性与第二性争夺的某些特征。精神领域多数以高级的形态存在,没有精神领域人类就不会有崇高的思想品质,与向上的意志力。同时,物质是所有文明的基础,很简单的一个解释,如果人们不以物质为基础,那么就连起码的生存都将受到威胁。最后结论,物质与精神都不可或缺。此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其实也就是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之争。一切以物质为主,那么很容易落入到机械唯物主义,以精神为主那就是唯心主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我们常听说的一句大白话来解释,那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以儒家学说来解释,只有两个字,“中庸”。

  民族主义成为第一性,那就限制住了政治学说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也就是限制住了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方向发展。民族主义特性为“我们”,“我们”的利益,如果是“我们”那么无疑就有“他们”,一句民族或者国家利益至上,那也就是意味着“他们”利益至下。就以一个例子来说明,限制向大气层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自然能伤害到了不少工业规模大的国家,同时却对地球环境有好处,对工业规模不大的国家也有好处,因为工业规模不大的国家排放量不会过量,自然留有增长的余地,而工业化大国的生产率会有所遏制或者增加了生产成本,自然也就相对降低了竞争力。工业化大国“我们”意识过强,就如美国认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有可能会大幅降低美国GDP增长,导致了1997年6月25日美国参议院就以95票对零票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退出《京都议定书》,放任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结果无疑就是加剧了地球环境恶化的速度与程度,这在道义上损害到了整个人类,所以在道义上过分有“自我”很难拥有高层次的政治说服力。当然,对于损害公理的事情多数也将损害到自己,如果由此地球冰河期提前到来,谁能幸免?这也是典型的双刃剑,伤害到了别人最终也将伤害到自己。

  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以“我们”意识加强而引成,同时“我们”具有的“自私性”必定限制住了她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而她不能向下,向下就走近了带血缘部落色彩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偏激与狂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兴起中可以一见,数百万犹太人被集体屠杀,而日本在亚洲起码杀掉一千万以上的中国人与其它他所认为的劣等人种。这就是向下堕落成罪犯的可怕,完全失去了人类的公理道德,甚至起码的人性。当然,这种超乎人类想像的狂妄与犯罪,结果就是讨到了全世界联合起来围殴,日本至今还有美军在他国土上驻军,且被剥夺了大规模武装的权利。同时,德国被一分为两,四十年后才结束国家分裂的局面。这又是一种双刃剑现象,自然伤害到他们自己是完全应得的,也是可以预见的。

  任何带上血缘色彩的政治都将引起严重的恶果,从亚洲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到欧洲前南斯拉夫地区,再到看不到结束时间的非洲部落冲突,非洲惨痛的经历使得前刚果总理卢蒙巴生前说道:“要民族主义,不要部族主义。”

  虽然民族主义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了全球每个角落,但“自私性”限制住了她向上发展的可能,同时又有向下堕落的可能性,所以民族主义在向更高层次的道义发展上缺乏说服力,而向下就必然伤害到自己,从爱国或者爱民族统统转换成危害国家或者民族利益的结果。但民族主义本身是中性的,可以兼容在任何现存的政治学说中,关键她不可能成为第一性,只是附庸在其它政治学说当中,她被置于更高层次的人权、自由、平等、或者从全人类角度考虑的政治学说之下,成为了第二性甚至是第三性。

  民族主义是中性的,也是极具张力与反弹力的政治力量。起源于西方,而又成为了埋葬西方殖民主义的有力武器,上个世纪中期一块块西方治下的殖民地,被这杆旗子扫荡一尽,自我意识加深的人们在这杆旗子下牢牢地被团结起来,引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并且埋葬了自己的敌人。

  《大棋局》作者热津斯基博士说,“目前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它渗透于全社会之中,因为它吸引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情感。这不再是一种基本上仅限于学生的现象。在本世纪初,成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都是学生。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群众性现象,正在决定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思想方式。”历史总是前进的,民族主义至少在今天还是不可或缺,但“自我”特性限制住了她向上发展,不可能完成一整套完整而向上的政治学说,她更象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并不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撑。她既可以向左走,也可以向右走,他们里面的左派与右派很可能在某一个时候反目成仇拔刀相对,所有的特性注定了民族主义不可能成为第一性。热津斯基博士那段话中提及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就拥有过无数类似的悲剧,为民族解放战争走在一起的两个同生共死的战友,在某一天一位成为了另一位的行刑者。当那位饱含着热泪,在另一位满是当初共同战斗中留下的伤痕上再补上一道的时候,那是如何的场景?一张两人相拥相抱的照片,一堆相同的军功章,成为遗物,是结局,也是民族主义者的宿命。

2,中国文化现状

  文化有破就要有立,文化是相关到意识形态思想道德层面上的一个复杂系统。近代中国除了西学东渐,大规模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也可以说是一场破文化的运动。自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到辛亥革命,从54运动到改革开放,中国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仍旧盘旋在文化破立的旋涡里不能自拔。在19世纪开初的救亡运动中,首当其冲就是对儒家学说包含着的封建皇权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在很长时间里谈到儒家文化,首先出现在脑海中就是一些“缠小脚”“养辫子”等难以克服的印象,直接导致儒家文化走向没落。救亡运动,民族主义思潮兴起,是对儒家文化最根本的冲击,仿佛儒家文化已经成为了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科技、军事等全面落后的学说。就如我所说的,中国近代历史是一部民族主义历史,那么也就成为了破文化的历史,洗掉儒家文化的沉淀一直持续到了现在而还远远没有结束。剪辫子的革命也好,54运动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所有的冲击目标最后都集中到中国传统文化上,这是值得令人思考的问题。我们常说,“去糟粕而存精华”,而实际操作这个度相当地难以把握,近代惨痛经历也致使中国人用一种偏激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好多时候作出的决定是轻率而不计后果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考的思考过程。

  中央最近提出“人本思想”与“荣辱观”与其说是儒家思想的回归,还不如说是文化破后却没有建立起来的无奈之举,我们只俳徊在一个世纪里兜圈,中国在一个世纪里并没有建立起新的文化思想体系。当然,并非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从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到蒋介石先生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再到毛泽东思想全面而系统地确立,这些都是改造中国文化思想的努力。这里需要指出是,在近代中国,具有系统性整套学说的恐怕只有毛泽东思想,而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以我观察,如果中国没有确立起第三个系统性的新文化体系,那么中国今后恐怕仍旧将在儒家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之间兜圈。当然,还有一种放任自流的东西,比如上世纪八十开始的一切都以基本欲望出发的唯利是图文化,说那东西是文化当然有所夸张,放任自流表述最为恰当,以人的欲望为主,放任物质被无限地放大,直至到“一切向钱看”,走上极端。就如邓小平先生所说,“我们一直来只强调经济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明建设”。

  如果用儒家思想来表达中国现今的文化思想状态,用“礼崩乐坏”表述最为恰当,而用毛泽东思想来概括,则可以描述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这是一个全社会全领域深刻而惨痛地失去是非观念的问题,钱成为了这个庞大人群里唯一追求的目标,整个社会处于笑贫不笑娼的道德境界,为钱作恶成为了一种说得出去的事情。据说中国每五个民工里面有一个人工伤致残,而深圳某些血汗工厂一年能提出一篮子的断手指,而中国的矿业每年活埋近万名工人。这些都被一群麻木或者别有用心的人归为“阵痛”,甚至说“必须付出的代价”。几年前,我看到有一组电视采访节目,被采访的一位女士说道,“我家乡的氛围非常不好,男人们把玩弄了几个女性,当作值得吹嘘的骄傲事情”。这在中国,无论是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时代,还是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这种吹嘘就相当于在交代犯罪活动,而把罪犯活动当作骄傲的事情,可以向社会表达这种骄傲,在中国旷古未有。人们已经无法分辨某些行为的是非,为钱卖淫成为了一件可以说出去的事情,个人生活崇尚以道德沦丧为荣。比如最近有一位教授大力宣扬换妻乱论的合理性,放置世界范围内来看,此言论之大胆,行为之恶劣,实属罕见,这是在挑战人类的公德底线。同时,当代中国的人际信任关系接近于崩溃,人们无法预知与陌生人接触后的后果,随便在街头上撞到一个人都可能是骗子,精挑细选的一样商品就可能是假冒伪劣产品,造假遍地充塞。马路上甚至可以看见当街杀人抢钱事件,盗贼成群结队地呼啸在各个角落,在公交车上,某些时候尤其说是偷,还不如直接理解为抢。人们看到恶事,多数选择明哲保身,任由歹徒当街杀人抢劫,甚至于维护社会安定的警察都躲避到一边去寻求个人的安全。娼妓就在公安机关门口叫卖,某些公安机关面对求救求助声懒于应对,以至于歹徒能在众目睽睽之下犯罪。医疗机构把无钱医治的病人直接丢到马路上去等死,社会救济机构把求助的人轰出门外,这个社会的道德认知能力已经处于禽兽的边缘。

  惨痛,古人有语,“百年树人”。道德认知能力衍生于文化思想中,而文化思想具有遗传性。我们常说“封建遗毒未除”,这里面就可以解释为遗传所致。一般来说,当代人的行为方式必定影响到下一代人,儿孙辈带有上辈的痕迹,可不单单指血缘上,也体现在行为方式上。这一代人的思想道德面貌,或者说认知能力肯定要被下一代带向未来。而所谓的中国在未来的崛起、复兴,统统全是废话,总不可能未来是让一群接近禽兽边缘的人来崛起的吧?甚至有人高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而我恰恰认为相反,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人倒霉的世纪,人类社会这么可能让一群道德沦丧的人来带领呢?可能吗?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中国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的权力,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传染性’的学说。今天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就这点来说,撒切尔夫人对中国的观察与体会可以说相当地深刻,中国现在没有思想,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会有自己的可以成系统的文化思想。加之实践证明中国现在世风日下,导致道德崩溃的“一切向钱看”观念不可能成为具有感染力的政治学说,中国不可能复兴,起码在文化上决不可能复兴。

  经济复兴与文化复兴是相互相承的事物,2006年美国年总GDP约1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为中国的六倍以上,挟其经济实力首先向世界推行是自己的价值观,以《文明的冲突》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博士的理解,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这些他们认为的普世价值。美国人很少标榜自己是多么地富有,富有并不值得标榜,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与地区多如牛毛,人均远超美国人的国家也不在少数,而他们能够标榜的也就是他们认为的那套普世价值观。

3,毛泽东思想

  在这里谈到破文化,并不指明显概念上打碎了一只玻璃杯,造成了物理上的碎裂。文化范围主要包含着第一性、第二性或者第三性位置的争夺,也包含着文化遗留影响等之类复杂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自从中国约在一个世纪前推翻帝制后,西学逐渐成为了第一性,里面包括着批判传统的54运动、新生活运动与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向第二性沉落,直至到第三性。1949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主流,占据到了第一性的位置。过后,毛泽东思想引成系统,阶级斗争学说、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放到了第一位,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融汇东西,既有东方的色彩,也有西方的马列学说,普遍地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化。我们现在可能更加熟悉一点儒家学说,或者中国的传统文化,起码印象上有一些比较具体的提炼,比如说,“忠孝礼仪、三纲五常”等,就如《文明的冲突》作者亨廷顿博士所说的,“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等。但对毛泽东思想可并不一定有深刻的理解,一是沉淀太浅,虽然影响了几代人,但与儒家文化千年沉淀相比还是太浅,再一个就是人为压制了毛泽东思想的抬头。毛泽东思想完全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当她出现的时候,大部分人感觉到手足无措,没办法适应,凭借着对毛泽东本人的绝对信任而多种解读,甚至于都不去理解她的内涵,认为毛主席说要这么做那就这么做。

  我们现在可以简单地对照一下在文中提到过的几种价值观与毛泽东思想的区别。儒家提倡的“权威,等级制度”,那是毛泽东思想里致力于驱除的东西,所以毛泽东思想也是反权威反等级制度的学说,同时与儒家思想里“个人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等这些价值观是契合的。有人说,毛泽东不反权威、也不反等级制度,他自己就搞权威。我是这样看待,先得把毛泽东这个人从他思想中剥离开来,毛泽东这个人其实并不希望人们把他当作权威,但人们绝对地信任他,把他当作神,那是非常无奈的过程,也是他自己想改变而又改变不了的事实,也许这个就是儒家思想沉淀过深的原因。我们再来拿毛泽东思想与西学作一个的比较,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等这些价值观里面,毛泽东思想契合于“平等、民主,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等这些思想。这里有人要说,毛泽东不民主,这样理解不完全,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平常有人说,民主国家可以自由地批评总统,但仔细一想总统离开老百姓还是有一段距离。这里不妨给你一个选择,你是希望自由地批评总统,还是希望能够自由地批评掌管你生计问题与升迁的老板、经理、厂长这些顶头上司?我想答案你能够找到,当然是选择能够自由地批评自己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掌管了你的吃饭问题,而你能左右他,而他又拿你无能为力,还不好吗?还有毛泽东思想里面很重要的“造反有理”学说,他曾经说道,“谁说共产党不能被推翻,我就支持推翻共产党”,不敢设想,现在重复这句话都能够让人寒毛倒竖。就这些,整个毛泽东思想里面注入了他自己的新概念,这个概念非常新颖。还有那些强调“人定胜天”。提炼了马列主义学说的阶级观,以阶级来区分这个世界,社会被分成各个阶级,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世界也被划分成了阶级,世界有三个世界的区别。你不能说阶级分析法没有道理,或者用处不大,以我来理解,现今我们中国人广泛地受到此思想的影响,当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今天,我们自动把一部分人列为了利益集团或者特权阶级,就是受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最主要一点,毛泽东思想里有自己的哲学基础,没有哲学基础的任何学说都不堪一击,毛泽东思想里有他自己的哲学注入里面,他并不与马列主义学说完全契合,比如广泛认知的马列主义学说中所强调的工人阶级,在毛泽东那里就变成为了工农联盟。毛泽东的思想里面有一条“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包含其中,还有一个非常独特之处,就是“改造”观,世界可以被改造,人也可以被改造,这一点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实际我认为可能需要很漫长的过程。很多人把毛泽东思想还理解成为民粹主义,这也是一个相当独特之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的民粹思想与精英政治是对立的,既不在儒家学说的里面,也不在西方的价值观里面,也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区别。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包含了民族主义的成份,强调国家之间的平等,反对霸权,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一种融汇中西的新学说,把一些中西文化的精华融汇其中,是一种全新甚至于别人都无法理解的东西,但很多时候却是超前的,预见到这个世界未来的思想。

  对当代人来说,毛泽东思想是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我们看到太多表面事物,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没有深入其中去理解很难得出最终的结论,关键还是要去研究他。我这里着重强调一点,也可以说点破了毛泽东思想受到各方面攻击的原委,毛泽东思想对统治阶层不利,非常不利,他也是一种“造反有理”学说,把推翻统治阶级当作天赋的普世价值,他是不会被统治集团所弘扬的,只能流传于民间,同时按照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只有人民才是历史进步的动力”,他也只能融汇于人民当中,并且能够源远流长。

  毛泽东思想还需要后人来解读、理解,最主要的还是补充,我这里只是把毛泽东思想笼统地述说一遍,目的是由于现代人对他理解不够,或者说他本身沉淀不够,需要解读。虽然过去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三十年光景,但儒家思想能够更迅速地抽离出一些基本价值观,毛泽东思想却不能。

4,儒家学说

  历史能够作出最终的选择,时间会把不适用的摒弃,留下适用的,也会留下一个个具有千古不变的价值观,也许经过时间沉淀的毛泽东思想才能够使人更容易地提炼出他的精华部分,最后毛泽东思想会留下一些什么,留存为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就如儒家思想,他也是经过了长期的考验、补充、甚至于修改,最后才引成我们能够迅速抽离出的某些思想价值观。

  儒家学说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主干,他是一个逐步修改前人思想的过程,他在过程中融合法、释、道部分思想,最后引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庞大且复杂的文化体系。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就是儒家。

  东、西汉时期是儒家的一个关键,在这个时期儒家被定位为正统,经过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和班固整理的《白虎通德论》等,把儒家思想神秘化,三纲五常、天人合一、宣扬天命观之类被加入其中,主张屈民伸君,屈君伸天,认为皇权授命于天,为皇权至高论。至汉末,中国分裂成群雄割据局面,而这个时候儒家思想在民间已经拥有了相当厚实的基础,由于政治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儒家学说再次被修改,搀杂进了玄学等一些道家学说。之后,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儒家学说被注入一些佛教内容。到宋明,修改了几次的儒家学说被推向了高峰,朱熹的“理”学和阳明先生的“心”学,构成了新儒家学说。以“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与强调自修达到圣人境界的“心”学,把儒家修改成为了一门需要身心修炼的东西。这个时候儒家学说基本失去了大部分的原始精要。

  以现在人来理解,儒家原版应该是一种非常强调人权与个性的学说,近年有句比较流行的话,叫“用脚投票”。这句话最早恐怕就应该出自儒家之口,《论语》中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而《诗经》中道,“硕鼠硕鼠,无食我黍!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逝将去女,适彼乐国。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你们这些“大老鼠”这么坏,吃光了我的粮食,连苗都吃得一根不剩,我还活得下去吗?走人,自己去寻找乐土、乐国、乐郊,用脚投票。儒家原始版思想强调不管你什么国家、土地、政权,你欺负我,压迫我,我就走人。与两汉之后被修改成皇权天授,推导屈民思想,有较大的区别。儒家根基是伸民屈君,强调以礼德主导天下,以礼德调和社会矛盾,礼治、德治是典型的民本思想。皇帝再厉害也是一个脑瓜一张嘴,公理道德却是普天下百姓的理念,皇帝能有几颗脑瓜几张口来说平天下的嘴呢?

  我们常说法治,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法治所用的刑罚只能起到吓阻作用,等同以武力屈服他人,很难起到内心反省的效果。公理道德,却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失去公理道德后而产生出反省心理。原版的儒家学说强调的是国家或者政权需要推行礼德政治,也就是屈服老百姓心中存在的公理,行仁政,否则就抛弃你。

  到了明朝的中后期,开始有人怀疑儒家内容被修改的问题,如李贽、王夫之、顾炎武,他们著《焚书》、《藏书》等,怀疑儒家学说被后人添加的一些内容,从哲学上系统驳斥唯心论,力图把儒家学说去神化,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不是皇帝一人,为大众所有。但这些怀疑并没有改变儒家学说被修改的趋势,到了清朝封建皇权思想有所强化,且乱七八糟东西都被归类进了儒家学说。以现在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被修改的儒家学说表现得更为充分,歪曲的儒家思想影响也更为深远。真儒思想着重强调的“礼德”被歪曲,某些被淡化,摆放到了次要位置。需要知道,“礼德”之中的仁义道德不但是对个人的要求,更是对国家或者政权的要求,国家与政权的仁义道德才能更广泛地影响到个人的思想品质。政权与人民这其中是相互影响的利益组合,你对我好,我就对你更好,否则就难免出现“走人”现象,总归有一方是要走的。

  从人类历史来看,文化思想的弘扬发展多数为政治需要服务,我们看到儒家思想最早出自孔子,一路而来象被捏面团一样地摆弄着走到了今天,今天的人们还在继续捏着。有人扯来做大旗,也有人扯来增加自己论点的说服力。我对此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任何学说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同时也会有不属于人类公理的成份存在,我们需要屈服公理,摈弃不属于公理的成份,我不认为儒家思想或者毛泽东思想也或是西方文明所遵循的价值观完全正确,至今世界上也不存在全面正确的学说。儒家学说沉淀到今天的集体观、公理观、人本思想我就认为是普世的价值观,而同时长期刻意强化出的迷信、权威、等级制度就不适合现代人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中的大民主、继续革命、平等均富思想我就认为他是一系列的普世价值观,大民主打碎了人的等级观、权威、迷信的思想,而继续革命可以促使人们永不满足于拥有的社会状态,从而去攀登一个又一个向上的进步阶梯,平等均富则就是我们最近所提倡“和谐社会”的基础之一,这些不就是公理吗?而“自由、民主、制衡、崇尚人权”的西方价值观,这些内容又是一个普世的价值观。他们之中某些是契合的,某些虽然有冲突也不过是一个量与度的偏重问题。我一直认为建立起新的思想并不是很难,我们常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今中西的文化思想都可为我所用,而唯独没有思想价值观放任自流是罪恶的。

  文化思想传递出人们的道德或者价值观,而今日中国没有自己第一性的文化思想可以传承,以至于普遍认为接近于道德崩溃的边缘,我们要是不能够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那么就只能是肤浅地向低级退化,屈服在金钱之下,让物质利益占据到第一性,俳徊在古今中外一些糟粕之中迷失自己。要知道,其实文化思想是政治基础、社会伦理道德基础、是人们遵循的标准、看世界的眼光,是向上走的方向。没有这些,一个民族将沉沦,无论你物质基础搞得如何地好,并不会被广泛地得到尊重,如果要成为一个强国,复兴我们这个民族,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东西输出给世界。你输出钱,那你只能成为一个凯子,并不是人们值得学习的榜样。我们常认为西方一些老牌殖民主义帝国是靠掠夺弱势国家的财富起家,其实并不尽然,他们是一手拿着枪,一手拿着圣经,而现在的新兴帝国,他是一手提着枪,一手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于内,我们将成为禽兽遍地的野蛮国度,于外,振兴无望。为此我们要跳出这个旋涡,唯有存精华去糟粕地创新,不断地强化传统的儒家或者毛泽东思想也或是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观。关键词,强化精华。而不能放任自流不作为,让糟粕取代真理,需以政治与法制手段推行精华部分,惩治糟粕,把公理加强在人们心中,而不至于是非不分,物欲横流。

旋涡中的中国政治

1,中国政治现状

  文化与政治紧密地相连,弘扬那种文化就必然宣扬那种意识形态,维系中国二千余年封建帝国的基础就是儒家学说,他能够使得社会结构稳固,并且向周遍辐射,从而引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圈。宣扬任何思想价值观,首当其冲的作用就是维系政权稳定,打实社会基础结构。以过去的经验来看,社会与政权就如是蒸气锅,社会是锅里面的气体,政权为锅外面包藏气体的金属,制度或者思想价值观等之类为调节压力的装置,儒家学说以等级制度、皇权天授、民本思想等价值观平衡社会压力不时宣泄。以中国历史上封建时代的改朝换代来看,他们非常强调自己为正统的继承,继承了政权也继承了公理道德,这为新政权建立后提供了稳实的社会基础,但之前的战乱、饥荒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间地狱般的惨状,尸横遍野违背于人性与公理,此状态也必被人唾弃。

  从现代西方国家来看,近代西方国家熟练地运用了“制衡”与“政体轮替”的方式,使得社会整体结构不变,在“轮替”中化解社会压力。我们现在看到,轮替”方式要比“继承”方式先进不少,他起码不会产生战乱、饥荒等一些违背人性公理的悲惨事物,所以说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很好调节社会压力的机制。他很容易使我想起了中国的传统拳术“太极拳”。这种拳术,“以柔克刚”,以“圆”化解外界来的压力,民主轮替机制就如是一个“圆”,外界来的压力击打在圆形体上只能使他加速旋转,也就是加速轮替速度,但并不会导致他根本性的伤害。我认为,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比他更好的政治体制,过去政权不是被社会爆发的压力所压扁,就是以血腥的暴力镇压平息社会压力。圆形体的政治机制成功化解了大部分的压力,这对双方都有利,这种政治体制倒非常符合中国的古典道家哲学思想。当然,受“圆”保护的里面是谁,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机制本身来说,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先进。

  我分析从新中国建立后到今天,从社会压力方面来看,现在政权受到的压力可谓是前所唯有。这里面涉及到两个主要因素,一就是文化思想方面出了问题,过去的意识形态消失,失去了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所有压力全部被集中到了物质基础上支撑。文化思想的力度不足以化解社会矛盾,只要物质基础这根支柱受到损害,整个大厦就将倾斜。比如,一次犹如美国30年代这样的经济大肃条,或者世界范围里面的投资热点转移。也可能发生中国经济命脉,优势聚变,“劳动力”成本提高或者劳动力供应无以为继局面。这些问题,任何一种发生都可以导致支撑社会压力的柱子崩塌。

  意识形态唯利是图,削弱了文化思想稳定社会或者政权的作用,政权也必将承受此现象的成倍压力。现在中国所谓的稳定局面,只要经济方面出差错,一切就将混乱。这就是忽视了文化作用的后果,而在政治上也必将承受此灾难。

  我在上面提到过中国封建皇朝改朝换代的一些特征,比如强调自己为正统,继承上朝留下来的公理道德之类,而在父传子的换代当中,更有突出一点血缘关系,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个合法性,你的继承是不是应该的?合理的?这些问题社会当中是要提出来的,也是要思考的。继承政权就不得不考虑这些,因为政权的目的需要维护自己的稳定,不能使得自己压力过重,以致于被社会压垮,尽量化解各层面压力,是政权最主要的任务。经济建设也好,意识形态宣扬也好,在政治上目的就是不让自己垮台。

  中国前领导班子,在改革开放前后,为继承方面做了不少铺垫,比如摘帽子平反,大规模的补发工资等。这些就是继承上代的遗留问题,同时也继承了上代的建设成就,解决遗留问题就是统治合法性方向的努力。当初,不少进入统治层的人提议要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先生力排众议,以三分过七分功、不争论等这些措施平息这场纷争,他认为不高举毛泽东旗子在那个时候是要出问题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旗子还是需要不时地亮一下,因为里面还是涉及到统治合法性。之后,毛泽东思想,及其遍布在社会当中追随毛泽东的人,也或者前代滞留在统治层的毛泽东思想者,才慢慢被稀疏成引不起压力。

  邓小平先生带领的领导班子继承了政权,以及其它一些上代的遗产,但有一点没有继承,那就是文化思想层面上的毛泽东思想。这里面就引成了后果,一就是在上面谈到过的文化思想被放任自流,出现了人们是非不分,道德接近崩溃的现象。第二点后果同样严重,关系到执政信用问题。其实深层来说执政信用也涉及到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前代的意识形态与后代脱钩,就如是一个人在生活中言行不一。比如“为人民服务”的宣扬,从稀疏前代意识形态方面来看,这种宣扬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其基础发生了变化。在宣扬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时候,要求党员带头先富,他成为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抵触,到底是为“人民服务”重要,还是先富起来重要,这就是一对矛盾体。前代的意识形态,要求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也就是说党员就应该比普通老百姓过得差。后代宣扬,认为党员应该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相当矛盾。

  现在内外都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现有信用体系已经崩溃,从高端的政府不能取信与民,到低端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导致这种偏激现象产生的根源说来相当复杂。以我认为,首先为意识形态的转换。自改革开放后,一切围绕着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制假贩假的现象,且不少商品甚至带有谋财害命的性质,毒酒假药害死人的新闻常常见于报端,人的良心可以泯灭到制造假婴儿奶粉的程度,以残害未来来谋取财物。再而就是从改革开放后私有观念上升,就如举债不还的现像,从民间借贷到国家银行的烂帐坏帐一大堆,反正是吃亏别人,吃亏国家,只要不吃亏自己就是对。但为何中国的信用体系能够崩溃到这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呢?我认为根子还是政府的榜样力量。我们时常看到电视上的反贪官员个个对腐败深恶痛绝严正厉词,但转眼这些人就以贪污罪被抓捕了起来,情景非常具有戏剧色彩。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政府官员言行不一给民间造成的恶劣影响,但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更可怕更具有榜样力量的是政府立足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前后矛盾,甚至对立,就如我上面举过的,“先富”与“吃苦在前”的例子。这是一个国家道德信用的最高端,是被人瞻仰的地方,而这个高度的信用丧失我用一句俗语就可以概括出来,经常听人们说道,现在中国是“挂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的狗肉”。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种信用在等级上是人们意识形态的最高端,是能够致使许多烈士与英雄为之流血牺牲的地方,如果在这个领域失去了信用,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再为之奋斗或者为之操守如一,自我意识将会占据到思想的中心位置。这里很容易理解,如果官员们丧失了为之奋斗或者需要操守的崇高信念,或者他们感觉到所谓的崇高信念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那么他们就不会再约束自己,况且我认为当政府在如此高端的领域进行诈骗的时候,上行下效,官员们自然也会产生出我骗一骗也无所谓的思想,且认为这种言行不一的作法是合理的,因为政府提供的整套言行不一的思想理论体系,为他们提供了诈骗的默契,也就是言行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必要一致,就如现在宣誓入党的誓言那般,不必要需要认真对待。党员干部看中央,而群众当然看党员,上行下效,结果就是全面地瓦解了中国的信用体系。

  不要小看文化思想方面出现问题的后果,对于文化思想层面的意识形态,从社会到政权到外交所有的一切领域都将被深刻影响。当政工干部把前后无法连接起来的,甚至于出现逻辑断裂,矛盾百出的理论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他这么能够有说服力?就以这一层来讲,思想意识形态不被更直观的金钱、私有欲所占据也是不可能的。

  由此,当前积累出三个相当直观的政治问题,一是官僚层之中普遍性的贪污腐败现象,二是严重的二极分化,最后为社会生存状态与资源分配不公。这些直接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个角落,为人们广泛地接触与熟悉。

  腐败层面,在所有领域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糜烂趋势,上至领导层的到处伸手,下至办事情而不得不走后门送礼,只要有权力行使的地方就会出现权钱交换式的腐败。从不计数目来看,人们成为了习惯性地行贿,你给我办了事,我送东西仿佛成为了一种礼貌性的表达,导致行贿变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动作,一种习惯。不少权力掌握者从原先的默认暗示发展到现今干脆索取,甚至是以罗列出各种合法的名目捞钱,乡村为各种摊派,城市为各种罚款及其缴费等,只要想得出还算合理的名目都可能出现在社会当中行使。具有全方位全领域的特点,从官官相护一直到卖官买官,从司法腐败到学术腐败,从教育腐败到医疗腐败等等,全方位全领域地糜烂。就我们亲眼看到,或者听说过不少人这样的描述,城市里最热闹的夜总会或者宾馆门口必定停放着不少的政府机构用车,腐败污秽已经成为了一种不用掩饰的,且名正言顺的交际方式。

  在二极分化上,可分为地区之间的二极分化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极分化,人与人之间的二极分化,且这些分化被习惯性或者制度性地固定下来,具有人的观念到人为法定的痕迹,也就是说被潜意识里划定或者制度安排出各种社会身份的不同等级。比如进入不同区域需要做暂住证,比如上同样的大学,城市或者区域不同导致分数的要求也不一致,几乎在我国的所有城市,农民子弟在城市上学都非常地困难,他们受到制度性地歧视。不久前,我在新闻报道中得知,在我国的某些偏僻村落,某些省份交界之地,竟然存在着没有发给居民身份证的事件,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就如同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不能外出,连做暂住证都不可能,一跨出自己熟悉的区域就有可能被抓捕起来。我常常想到,这些居住在这个国家里的黑人,他们及其他们的后代如何接受教育?如何得到政府照顾他们的应有福利(我国为是世界上相当稀少的无福利国家)?没有身份证明,那些黑人又如何去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制度催生习惯,经济不平衡导致地区歧视产生,区域差别与制度都致使了二极分化的必然产生。我国目前的区域之间,人与人间的贫富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基尼基数接近于4.8。

  最后为社会生存状态与资源分配不公平。机会不是给每一个人,这个是中国目前及其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存在着的社会问题。某些人凭借手中人际关系就能够做到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而同时某些人劳苦一生到最后都不足以维持生计。在生存环境上,有关系有背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比之靠勤劳致富的公民要远远地拥有优势。真正先富起来的大部分人属于在不公平竞争中产生。今年的统计资料中显示,中国当前的个体私人企业减少了810万家,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没有背景的普通公民在当前竞争环境中的劣势地位。教育制度导致起点的不公正,某些家庭无法承担高昂的学杂费,所以被知识时代所遗弃。机会不公平,有关系、有背景者具有优先得到分配资源的权利。机会待遇不公平,竞争规则不公平,开后门走人际关系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顽症。这些现象自然使得人们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与公平性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怀疑甚至是否定。

  腐败、二极分化、不公平现象最后使得这个国家犹如是——火山待爆,我已经隐约感觉到它在这块大地上所发出的颤抖。《纽约时报》2005年8月24日刊文说道,“中国公安部近年统计,“群体事件,抗议和动乱,从十年前的10000件上升到2003年的58000件,到2004年的74000件。”去年,有二名记者写成一份长达数万字的报告,指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趋向无利益相关者参加。报告中指出,不属于直接当事人,人们为了宣泄心中的愤怒,而直接参加到事件当中。到2005年,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发展到超过400余万人次。从1993年的10000起,到2003年的58000起,十年里面增长6倍,如果以此类推,那么到2013年将达到3000余万人次。二十年后,到2023年就将接近二亿人次。好多时候我都不明白执政者是如何想的,群体性事件一出现多数选择暴力镇压收场。这种简单粗暴行为,可能已经被理解成为干脆果断。就以当前上访一例来说,人民有委屈几近达到伸冤无门的程度。据说,前年各地上访群众人次达一亿之众,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这一亿人次都赶到北京去,那北京几年就能够赶上纽约。但事实北京也并不欢迎这些群众,几乎各地政府都在北京派有常驻的“拦访”人员。最近正好是两会召开期间,我跟前几天在北京上访的一位西安老工人联系了一下,她说,“现在她根本不敢出去,在北京南站看到外地人就盘问,上访就抓。”约五天前,与我所居住城市邻近的十几位浙江失地农民去北京上访。没想到,得到的消息是十几个人全部被抓了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政府那么地怕上访人员,能上访说明对政府抱有信心,是一种信任,认为政府能够替自己伸张委屈,堵能堵得了什么?抓捕回来,不让上访,只能是把上访群众搞成绝望,这种委屈将在心里埋一辈子,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遇到一点火星就能够燃烧起来。只要不改变这种执政方式,二十年后二亿人闹群体性事件也是可以预见的,此种行为方式等于执政者自绝于人民。中国还能走多远?这个问题我想只要注意到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变化,而又热爱着他的人都会问。

  当然,我也有朋友跟这样我说,“佰骥,你不爱国,你这么把事情描述得那么可怕,这些是个别现象,中国现在需要稳定,稳定才能成为强国。”听此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不错,中国需要稳定,需要抓住当前发展机遇期,中国在近代遭受的深重灾难,这种痛苦埋藏在任何一个热爱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心里。就如我所说,自推翻帝制之后,直至现今,民族主义是中国不变的思想,虽然不一定占据到第一性,但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不变的,从开初的救亡走到现在图强,没有人会丢失这个信念,也不敢丢。但这个信念绝不能成为腐败、不公、道德沦丧等现象的庇护词,图强并不能成为把人变成禽兽的理由,更不能以摧毁我们未来作赌注,这不是在图强,是在自杀,杀害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再说,当一切弊端汇聚成普遍的,随处可见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表现的时刻,它就变成了历史潮流,真到成为历史潮流的那个时刻,我们也就将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这个国家再次进入历史“轮回”,靠喊稳定、图强可以说毫无一点用处,这些声音就如是蝼蚁之声被埋进了洪流之中,历史发展从来不会被呐喊所阻断,每当一个朝代走向崩溃的时候,喊得再高调的稳定、图强,统统将成了空气,被人潮所淹没。唐、宋、元、明、清走到末代的时侯,那个不需要稳定,那个又不在喊稳定,谁能说他们不想一心图强?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说的是可怕,但这些难道不是事实?能够挽救我们政府与我们这个国家的,只能是睁开双眼,去寻找我们的未来,现在不过是在麻木中喊着“稳定”而死去,“图强”成为贪官污吏给我们注射的麻醉剂,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与人格的羞辱。是被他们推进地狱,还是拉着我们的民族离开深渊,已经在你的眼前,就在当前这个时候。

2,利益集团与特权阶层正在出卖我们这个民族

  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政治经济学辞典》中集第241页这样说道“在各个国家里对内利用政治特权,实行阶级压迫;对外勾结帝国主义,适应国际帝国主义商品倾销,资本输入和掠夺资源的需要为自身谋取利益的大资产阶级为官僚资产阶级。”

  “对内使用政治特权,实行阶级压迫”,以国有集体企改制来说,如重庆3403厂,二亿资产的国有企业被贱卖成二千万。就如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该厂厂长把工厂黄金带回家里私藏,竟然被认定没有贪污故意,并且独揽帐务,却不给下岗分流的老工人交三金,导致两位老工人因无钱治病而自杀。不久前,一位年仅49岁的该厂工人,以得贫血而死,稍微具有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贫血关系到营养不良的问题。在这些改制纠纷中,还有一条令人齿寒的政治特权所炮制出来的恶法,就是“关于改制纠纷,法院一律不准受理”,搞得老百姓伸冤无门。

  我在不少文章中曾经提到过,现今的经济模式,是以中国人民的血汗提供着西方帝国主义人民廉价且高品质的生活享受。而同时我们看到的周围商品还有那一件不是所谓的合资企业生产的呢?所谓的中国出口逐年增长,确切一点,应该是外资出口在疯长,而我们在卖苦力。在资源上,我们的土地为了提供他们这些消耗,土地因获取矿藏而被挖得千疮百孔,地表资源使得一部分人迅速暴富,小煤矿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炮制出来,工人就如被投入地狱一样的工作环境,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群人被埋在煤矿底下死去。耕地被煤渣矿末所湮灭,农民要么在此等到矿尽人亡,要么就是迁村。我最近看到一份资料,说是日本把从进口中国的廉价煤炭储存起来,放置以后再用。一个是留用,一个是中国不少地区绿幽幽的山林被砍伐一空,直到变成秃顶山为止。整个中国都在以血汗与资源为帝国主义提供着廉价且高品质的享受服务,而中国土地沙漠化以每年一个县的速度在消失。某些南方水资源丰富的地区江河湖泊变成毒水,土地成为毒土,部分甚至连草都种不活。这一切不就是“对外勾结帝国主义,适应国际帝国主义商品倾销,资本输入和掠夺资源的需要”吗?

  更直接一点,让他们国企改革,他们把国有企业全国人民的共同财产改没了,装进自己的腰包不算,干脆直接邀请国外跨国公司来分赃,变卖国企给国外公司还不过瘾,现在已经搞到了金融这一块。

  说得再好听的发展,还强调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但深层里就是上面描述的状态,疯狂出卖民族利益。中国本已缓解的粮食危机,最近几年也有趋向恶劣的形势,2004年1月上海举行粮食会议,其中有一份路透社采访的报道这样说道,“分析家与中国有关官员称,2002年中国粮食库存2.5亿吨,但已经下降到1.5亿—2亿吨,估计很快降到1亿吨。一位业内人士称:“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将进口更多的粮食,因为必须依赖库存才能弥补短缺。国外的生产商今年有机会对中国出口更多的粮食。”最近,国际上对朝鲜每年粮食缺口达100万吨忧心重重,而我们知道自己的粮食缺口是多少吗?我最近得到的消息为,中国年粮食缺口5000万吨,5000万吨的粮食缺口,那是100万吨的多少倍?现在中国与朝鲜在粮食问题上的区别,不过是中国进口顺利,而朝鲜正在被西方列强经济制裁,他们粮食进口受堵。

  中国粮食形势走向低谷直接涉及到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与环境污染。去年年底,笔者曾经在浙江永康这个“百工之乡、五金之都”进行过农民失地调查,当地征用农民耕地后被到处闲置,满目疮痍,有的甚至五年里面既无耕种也无利用,就靠炒空地皮谋取虚假的房地产泡沫经济。说是泡沫经济是因为完全无产出,靠倒卖地皮增长几点GDP之类的数据。更令人痛心的是有些农民每亩耕地只得8000元人民币就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子孙后代仰仗生活的耕地就被80张红钞票给彻底买断,闲置成空地,这些行为暴富了有能力炒地皮的几个人,失去的却是良田与农民们以后的生计。此事例遍布全国各地,笔者曾经见到过一片一望无间的耕地被挖得坑坑洼洼杂草丛生,据当地群众介绍说那片耕地达500余亩。就在永康,2004年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150名头戴钢盔的所谓执法人员带着五辆推土机把农民们一个礼拜后能收割的稻子推为平地。“圈地运动”使得全国急剧缩减的耕地面积有多少呢?至今没人能够去统计清楚,可能也无意去统计清楚。就是这些被圈起来的耕地全部利用起来,那么周围的农田恐怕还得再次扩展性遭殃,这扩展性遭殃就是工业污染。我曾经见到过一组名为“断子绝孙发展”的照片,其中有两张令人印象深刻,一副为背后漫天黄烟的工业废气,几柱高耸如云的大烟囱喷出的黄色烟尘把整个天空遮盖起来,背景前面有三个一脸茫然的孩子,他们穿着校服,肮脏不堪,满头满面都是烟灰。而另一副照片则为一座已经被挖空了四周土壤的小村庄,整个是黑色的土地,黑色的树干,黑色的房子。照片前面有几位背煤的民工,全身黑亮,他们露出刺眼的白色牙齿与眼白对着照相机麻木地看着。

  我常常把这种的污染与“圈地运动”解释为,“一群汉奸妄图灭绝中华民族”。土地的污染程度与耕地急剧短缺埋下的恶果,就是将来大规模地饿死人。尚若要维护住少饿死人,那么只能彻底地跪在帝国主义的脚下乞求,靠粮食施舍或者一些进口来苟延残喘。反抗,则单需粮食进口制裁,就可制中国于绝境。

3,中央权威被架空

  长期以来,中央并非没有各方面的相关政策,无论是惩治腐败,还是保护农业耕地方面。更是直喊出,不制止腐败将会“亡党亡国”的断言。但事实,上面无论有多么大的动静,传到下面就被一股软力所化解。中央政令不能贯彻到下面,下面阳奉阴违。除出腐败,地方各自为政,警察成为地方的私有武装,媒体成为宣扬地方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现象不得不令我提出一个疑问,中央是不是已经被地方架空?

  2006年12月5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连开三天,安排三次大会五次小会。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强调,“当前深层次矛盾所在、党内的深层次矛盾,就是中央政令不能畅通,各自为政、多中心。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就是经济发展、广大的人口占80%或以上的人民,不能得到应有的利益的保障。”指出要以“全局”、“大局”为重,点明当前的“全局”、“大局”存在着危机,“多中心”倾向严重制碍中央政令的畅通。胡锦涛主席在《进一步开创良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促进和谐社会》的主题讲话中指出,“必须严肃、认真地克服、解决好各自为政、阳奉阴违的多中心的问题。要严肃、认真处理好地方和中央、地方和地方之间关系。要严肃、认真处理好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短暂的、短期的利益和中、长期利益的关系。要严肃、认真处理好20%或稍多人的利益和80%以上人的利益的关系。要严肃、认真处理好非正常、非合法所得利益和正常、合法所得利益的关系。”

  上面提到,“当前深层次矛盾所在、党内的深层次矛盾,就是中央政令不能畅通,各自为政、多中心。”显然已经解答了我心中的疑惑,以我观察,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基本控制了自己地区的公检法,包括媒体也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喉舌,中央的确已经处于被地方架空的边缘。

  据传,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曾看到一份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指广东省曾经涉及人民币大额及可疑资金交易的问题。牵涉金额6300亿元人民币、大额外汇资金交易超过220万单、可疑外汇资金交易超过65万单,涉及资金超过1200亿美元。他看完报告后,发呆默坐,手不停地颤抖着。秘书站在他身旁长达半小时,不敢打扰他的深思。最后曾培炎终于打破了沉默,连说:“完了,完了!这不是贪,而是家贼的公开掠夺!”

  我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世界第一,这些改革成果在那里?日本、韩国用了三十年时间成为了富裕国家,而我国在经济增长据说世界最快的三十年后,却仍旧是贫穷国家,财富到那里去了?有资料说,我国每年被腐败消耗的资金达全年财政收入的5分之1,是我国全年教育投入的几十倍。贪官污吏携款外逃资金不计其数,这样下去我国就是再发展30年,仍旧将是一个贫穷国家,所有的积累全被内贼收刮一空。同时内贼勾结外贼,疯狂掠夺我国资源,以断子绝孙的方式大量开发矿藏,廉价变卖给外贼。让明显是中国人创造的利润去给外贼分红,比如某些国有垄断企业国外上市,赚的是中国人的钱,利润却与外国人分。至今已经到了分银行、分金融的地步。有人说,中国是滴血的GDP,成千上万同胞死在工伤事故上,光矿业每年就将近活埋万人。工人农民吃苦受累,从黄土地、血汗工厂中创造出的财富,就这样被人劫掠一空。中国已经又到了救亡的地步,这种说法可毫不夸张!

  可气的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各省(区)、直辖市、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无一例外地向中央政治局重复了教条式的坚决表态,“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地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政令畅通”,“顾全大局,维护全局利益、构建和谐社会”,会议在高调中闭幕。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表态中,还突出了“坚决打击分裂主义、一切恐怖主义的活动!”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旋涡中的三面旗帜

  在多数中国老百姓心里,他们对政府的感受是复杂的,老人一部分对政府抱有深厚的感情,但同时对社会道德面貌与遍地的贪污腐败感到痛心。虽然如此,城市中大部分老人生活无忧,他们普遍还有劳保、医保、住房,生活比较安定。农村中老人较苦,青年人往城市里打工,地头里就靠一些老弱病残支撑,在中国多数农村里,一派败落景象,某些接近于死气沉沉,青壮年严重短缺。

  中国中年阶层的人,心理相当复杂,他们出生在文革前后,一部分走进了官僚层,一部分生活潦倒,一部分生活纸醉金迷,一部分愤世嫉俗,他们受到过系统的马列毛思想的教育,更受现实生活中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影响,他们的经历跨越很大,从文革走到改革开放,对文革有印象,又亲眼看到或者亲身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末的学运,总的来看他们成为了这个社会的中坚,他们也是人群中政治分歧最大的一部分人。

  中国的年轻人大部分想着自己能够挤上富裕的末班车,就象掏彩卷的心理,认为自己能够在人潮中挤上那部阶梯,但压力不小,中国社会竞争激烈,有些年轻人父母含辛茹苦地供他们读完大学,但放眼一看社会,许多机会都不属于自己,甚至连一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城市里有父母双下岗的青年,生活压力更重,一方面生活费用提高,而另一方面要供养两位老人。农村的青年人在城市里干着最差最累的活,有些甚至都吃不饱,我就见过不少面露菜色的青年人,有一次在劳动力市场亲眼看到一位青年被饿昏过去。生存压力逼迫一部分青年人走向了黑暗的角落,女的沦为娼妓,男青年走上偷、盗、抢的道路。

  一般外国人初次来到中国的城市,看到忙碌的中国人川流不歇,以为是一种朝气蓬勃的现象,如果是的话,那也是给钱逼的,在中国没几个人认为是在为建设祖国服务,这种意识文革及其以前有。如果现在生活无忧,立即就会有一大批人躺到在地,不想动弹。中青年人大部分没有自己的劳保、医保、住房(有的话多数为上代遗留),他们就在为这些奔波,很可能要奔波一辈子,且还不一定能够实现。最近,有一份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联合调查的社会经济状况报告,报告中称,“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

  外国人看到的朝气蓬勃的现象很可能是假想,说得绝一点,人们生存条件只为温饱,为肚子所逼,不忙碌就得饿死,创造出的财富只供给一小部分人的优裕生活,就如20000亿财富只给与了2900多人享受。

  改革开放后工人地位急剧下降,甚至逼迫到妻女去卖淫的地步,改革开放初农民得到的实惠也在以后的三农问题中消失,所有这些导致了中国政治观点在民间分裂。从今年两会来看,除了进一步巩固两极分化的“物权法”被通过外,基本上不会有任何变化,上面并不想改变任何现状。“物权法”通过是一件非常大的遗憾事,当初邓小平先生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但现在没有后富的人还占据到中国的绝对多数,这个承诺合同就被以“物权法”通过给彻底撕毁。想来也是,先富这么可能带后富,有钱自己不会赚吗?历史上也没有先富带后富的先例。

  中国人政治立场的分裂我把他分为三面旗帜,这三面旗帜都在争夺一定数量的人脉,且不会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因为上面并不想有任何的现状改变。三面旗帜分别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修正主义及其官僚资本主义旗帜,无产阶级马列毛主义旗帜,三面旗帜分别有自己的历史经历与推行的价值观。

1,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

  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帜,在上世纪80年代末经受了巨大的考验,并一直存在于社会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到现在开始兴盛,事实证明了他们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价值观上宣扬,“民主、自由、人权、自由经济”等这些接近或者等同于以美国为蓝本的西方思想价值观。他们很早就走到群众当中,以维权与人道救助为主,逐步宣扬自己的价值观深入到民间。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占据了学术界。其中在经济领域,势力巨大,中国推行市场经济之后,自由经济学说逐步占据了一定地位,成为主流。也就是说,他们在经济领域里支持政府的市场经济,政府也是按照他们的部分经济学说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但政府与自由化这部分人之间在政治上具有很大分歧,“民主、自由、人权”西方价值观中带出的民主宪政将根本上动摇一些特权者的利益,且能够导致当局一党专政政治格局瓦解,所以相互之间有合作也有分歧,在政治上受打压,在经济领域被弘扬与肯定。虽然现实证明他们的一套经济学说是中国两极分化的祸端,什么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全搞得一团糟,且被利用成了特权阶级捞取利益的工具。但他们也有一套自己的说法,认为是中国政治专制导致了这一套经济学说的失败。

  在民间也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中国近代史中的创伤造成了对西方世界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拿西方一套理论引起了大部分人的警觉,也因为事实具有内外勾结的事例,比如他们中某部分人就直接受到西方一些团体的资金援助。这令人很容易产生错觉,他们是不是西方某些国家的势力延伸?包括经济学说,他们这一套,把整个中国变成了一个提供给西方国家资源与血汗的廉价工厂,除了中国人被西方强国残酷剥削,且有内外勾结帮助西方抢夺中国财富的嫌疑,比如跨国公司大规模地收购国企等。在民族主义思想一直具有一定位置的中国人心里,他们的某些行为是可疑的,所以并没有引成一边倒的思潮。民族主义思想越浓厚的地方,对他们的质疑就越强。在大部分人的心里,由于他们的经济学说由当局推行,不经过深入思考的难以感觉到市场经济与自由经济实为一脉,所以大部分群众并没有在这一点上责难他们,以未来中国来看,他们的价值观将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

  就我来说,我深受他们的“民主、自由、人权”学说的影响,唯独极其厌恶他们那一套经济学说,那是把人变成禽兽的东西,也恰恰是这一套经济学说,导致了中国人被新“三座大山”所压,成千上万的姐妹沦为娼妓,不计其数的人被假货毒酒伪劣产品所害,他们学说里强调人权是天赋,却同时认为,人是天生要被剥削与压迫,看看自由经济竞争中的小煤矿每年要被压死多少人?所以不得不令我怀疑他们经济学说的人道精神,最可疑的是他们那一套成为了特权阶级集中财富的工具。所以我完全有理由怀疑如果真的实现民主宪政的时候,那些权力会不会是在人民的手里,最大的可能,仍旧将被一部分人利用起来为捞取权力与物质而服务。当然我完善屈服于“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价值观,也是我愿意为之付出毕生的代价去追求的理念。

2,修正主义及其官僚资本主义旗帜

  这面旗帜其实我在文中已经指出很多,某些部分就不再重复,如财富与权力被他们高度集中,有意识混乱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出卖工农与民族利益等等,现在只分析一下他们具体是如何办到的和在未来将会何去何从。

  第一部分达成,为引诱。抛微利而成大事,这里提炼一下精华部分。国有企业改革,先抛计件制与责任承包制等措施,主要以奖金激励,获得了大部分工人认同。第二部分,买断工龄,减员增效等措施,这个时候企业还是国有的,但工厂的主人是工人这个性质开始变化,厂长有权判断让谁回家,其中还有很大的经济利益给予工人们。我父亲卖断工龄为7万元,劳保、医保一应俱全。从计件制奖金制度的微利到上万元分发大利,其中主要是改变工人的地位。第三部分,工人地位降低成了领导层几个人说了算,最后成为他们的天下,能把几亿元的工厂拍成一堆垃圾或者干脆自己直接收购,或者卖给有利益关系的人,不一而足。这就是所谓的国有企业改革,改着改着就改成没有了,消失了。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都是一系列逐步地深入措施,并没有一下子就从老百姓手里夺走。以医疗改革来说,开始以负担太重为理由,实行定额报销,然后就是以百分比报销,甚至有发钱的,不看病就给予一定的医疗补贴,总之给点好处,我当时好像一年一百元,但最后全部被转移到社会其它机构承担。当然,工厂都没有了,你的确只能到社会其它机构承担。总之是缓慢地,但有效果地在十年之后一看,什么都没有了,被剥夺得一干两净。

  我经常想,中国的特权集团实在是非常聪明的知识精英,他们能够达到杀人于无形的境界,让你自己跳进坑里去,卖了你,还让你替他点钞票。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那么大的一个坑,挖得愣是干净漂亮。说说那个高薪养廉的事,曰:“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大涨公务员及其它有能力干扰他们的人工资,包括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是要被收买的,因为他们有能力看透一些东西,掌握着笔杆子,需要塞口,也就是收买他们的良心。就官员层自己来说,仔细一想,高薪真的能够养廉吗?高薪养廉,实际为分钱养廉洁,防止贪污,且不说人的贪欲无止境,是不是真的有效?且那个分钱的方式本身就需要商讨,因为分钱能够防止贪污,那么分女人不就是可以防止腐化了,防止性贿赂。他们这么不想出一个初夜权的方式,老百姓结婚的第一夜,新娘归他们,这个不就可以防止他们腐化堕落了吗?就那个东西还迷惑了不少的人,实在难以想像。所以我一直来就希望中国民间部分有良心的知识分子联合起来,专门组织一个研究政策的机构,以工农精英为主分析特权阶级智囊们的政策,以免咱们的老百姓被卖了还帮着数钱,咱们制止不了,但咱们不帮忙数钞票总是可以的。

  制止不了他们,是因为他们实在太聪明了,能够利用一切对自己有利的力量,除了控制住公检法与媒体等机构,刻意左右民意。最杰出的应该算是摆弄民族主义思潮,把矛盾转来转去,比如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对他们权力垄断有影响,那么就利用人们的民族感情去攻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部分人崇拜西方价值观的缺陷,努力引导出一种人人喊打的局面。而同时,为求自己特权的稳固,对无产阶级马列毛主义的价值观冠以极左路线。而同时给予民族主义者一张空头支票,曰:“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稳定压倒一切”,潜台词就是不要听其他人的,那些人全是中国不稳定的因素,我们这一套下来国家就能够强大兴盛,只有我们有稳定,而后就能强大,因为我有“机遇期”。要说“机遇期”,到底是他们捞钱捞权的“机遇期”,还是中国强大的“机遇期”,真的不好说。我常常想,GDP有一半是外资创造的国家,出口外资占据到大部分的国家,粮食需要进口的国家,真能够强大吗?是真的强大吗?就这一套空口白话,还真的左右了民族主义思潮,那还是算是奇迹的。因为很简单的分析,一个西方强国的经济制裁就能够使中国趴下,外资撤出,出口堵塞,多少工厂要被关闭,多少工人要没饭吃?上亿工人没饭吃,他们要把谁吃了呢?现实对外强硬不起来。我看了一下,就以上次反日事件来说,最后把一部分民族主义者逮捕了起来,明显是控制有度,伸张有序。还说要解放台湾,武力解放基础完全不存在,因为必定被美国为首的国家所制裁,一制裁就内乱,吃饭问题弄不好还要饿死人,而经济最后一根支柱就垮了,特权集团统治也将被历史潮流所吞没。我是支持武力解放台湾的,好早一点让这个特权集团垮台,但他们能够上这个当吗?所以武力解放台湾,也就一个不符合现实条件的假想,骗骗一部分民族主义者的低劣伎俩而已。而台湾问题,和平解决也是前途渺茫,台湾民众的意识形态与大陆相差太大,将来更可能是长期地维持现状。

  不管人们如何地激烈看待官僚特权阶级,有一点改变不了,就是中国老百姓不善于深层思考,而更愿意接受媒体单边传递的信息,迷信“权威”,等级观念仿佛挥之不去,于是他们更乐意选择一个美好的梦幻。官僚特权阶级拥有绝对优势的宣传机构,且有大批的精英智囊收入其中。如果某位部长当着中外记者,大声言道,“中国是最有人权的国家,中国是最民主的国家。”你还别说,真有那么一大群人是相信的,这群人在中国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3,无产阶级马列毛主义旗帜

  无产阶级马列毛主义旗帜,这面旗帜很老,也很新,很老是因为他们的思想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初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以后随着毛泽东思想在中国逐步引成体系,毛主义者开始大批地涌现。但于上世纪80年代后,马列毛主义走向了低谷。也就是我在上面曾经提到过的意识形态被有意识地改变方向,这其中能够坚强地留到今天只占据到很少一部分人。笔者曾经参加过一次在北京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的活动,这样一个重要活动,从全国各地赶来的人数只有寥寥数百人。当有人提出让年轻一辈合影留念的时候,情景相当凄凉。在数百人中,有90%以上为白发苍苍的老人,一小部分中年人,以及约30位左右的年轻人,套句老话说,革命火种几近凋零,有一种后继无人的凄凉感。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马列毛主义者,在现在意义上与同样叫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级具有相当大的区别,虽然后者表面上不时举一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但他们几乎不再研读马克思著作与毛泽东思想,有个别研读也是为了修改其中含义,为“经济建设”服务,后者更相信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能够举手宣誓,或者朗读已经麻木的超过17000字的共产党章程,并不表示他们就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者,这些只剩下了单单就是他们的形式与花絮而已。

  虽然,能够忠诚不渝追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群寥寥无几,但这群人也在新生,也就是我所提到的,他们也很新。有很长时期这部分人经过了一段沉默。80年代之后,这个人群除了个别立即就看出路线转向,但大部分观察了相当长的时间,直至看到腐败遍地,两极分化。这群人一直标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却眼看着工人下岗,几大福利被剥夺一空,更甚至有些工人姐妹沦落为娼妓,农民失地,被各种摊派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成群结队的民工生老病死处在听天由命的状态。一些比较忠诚的马列毛主义者,他们长时间里有自己的看法,但还是选择了沉默,部分存在侥幸的心理,认为这些是短暂现象,期望很快能够回到马列毛主义的道路上。同样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另一部分人意识形态迅速转换,成为了不但不保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就连当初同甘共苦的精神也丧失一尽,最终成为了骑到人民头上的官老爷。那些忠诚不渝追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人开始觉醒,这个觉醒是深刻的,带着怒火,一种上当被蒙蔽的感觉弥漫在这群人中,我常常与他们聊天,不少人认为当初就应该“斩草除根”避免现在人民受“二遭罪”,甚至把怒火发到毛泽东身上,斥责为“软弱的右倾分子”。他们有两个词描写无产阶级政权被出卖的感觉,“复辟”或者“颠覆”。

  马列毛主义中大部分人觉醒得相当晚,最起码落后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部分人10年以上。但醒来后,他们如同以往的先辈们一样,热血沸腾,从各地寻找同志迅速地聚集起来。一部分人走向工农当中,以维权,帮助弱势群体为主。一部分人著书痛斥弊政,希望擦亮群众的眼睛。而另一部分人致力于串联起全国各地的左派分子。其发展速度与潜力还是惊人。

  马列毛主义在中国潜力深厚,拥有一定的民间基础,多数民间现在尚处在迷惑当中,不少人并不明白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三十年历史跨度已经相当地长,过程相当复杂。就算如此,也比较容易提醒群众,一部分受到伤害的工人与农民觉悟得更早且更坚决。比如郑州,几乎成为了中国新的革命圣地,2001年为了对政府把企业分割出售表示不满,工人们面对着由30辆卡车运来的500名暴徒进行顽强抵抗。警钟被敲响,来自其他工厂的工人来增援,总数达到4万人之多。工人们这样说,“我们的法律,毛泽东的法律”得到了尊重“有这么多人,他们害怕了”。但斗争有时候也是相当地残酷,地方公检法甚至充当暴徒,《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作者罗伯特。威尔这样描述道,“他们脱掉制服,变成了保护资本家的打手,甚至使用刀子。在一个陶瓷厂,一群暴徒几乎将一个工人领袖活活打死,但是当局听任这种事情发生,对后来的投诉置若罔闻。”

  比较起中国农民们,中国工人更容易举起毛泽东的旗帜,现在郑州的工人每到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日或者诞辰日,他们自发自觉地云集在纪念公园,常常万人齐聚歌声如潮。当局对此进行过制止,但由于一种特殊的原因,我们都知道的,那个特权集团他们还挂着共产党的名号,最后只好对此纪念活动采取了默认态度。马列毛主义在中国具有特殊的地位,官僚特权集团只要挂着这个共产党的称号,就会对大型纪念聚会,以及学习马列毛著作等活动,再三犹豫。有时候甚至可以看到他们尽量避免采取激烈措施,虽然涉及到经济利益冲突常常是坚决的,甚至是残酷地进行暴力行动。但在涉及到意识形态活动上他们有时候手足无措。这个待遇,对待资产阶级自由化却是另一套,虽然在经济上他们是合作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却采取了坚决的镇压态度。

  新生的马列毛主义者与官僚特权阶级的关系常让我想起曹植著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但从另一方面来看,的确需要新生的毛列毛主义走上斗争的前沿,否则工农群众有可能对共产党的未来彻底丧失信心,共产党也有可能就断送在一帮贪官污吏特权者手中,不管未来中国政局如何变化,马列毛主义毕竟就是共产党,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在这个时期成长与新生。在现实当中,马列毛主义者与资产阶级自由化那部分人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且有可能在将来并肩战斗。目前已经有两方面合作的趋势,我曾经参加过一次由毛列毛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些人组织起来的活动,当他们谈到毛泽东与以前的共产党时候双方气氛立即变得剑拨弩张,但一谈到目前的形势,双方态度就缓和了下来,开始讨论与交流经验,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就是中国的官僚特权阶级。

1,中国GDP与中国的经济优势

  从开始写到现在,有人会认为我把中国现状描述得过份暗谈,部分读者感到心里不舒服。那么,我可以在这里补充一部分的光亮,中国经济到目前为止,还算是成功的。当然,这个成功是排除了环境污染与资源滥开这些影响未来经济生活的因素,且我并不相信什么经济年年增长世界第一。年年世界第一,到现在就应该算是发达国家了。韩国、日本也不过用了三十年的时间,也没听说他们是世界上经济增长第一的国家,但三十年后他们就成为了事实的发达国家,而中国却不是。所以GDP增长世界第一这个信息是不可靠的,因为它并不是经济增长,而GDP本身就很不可靠。中国产生的产品都是低价值的东西,利润相当地低,所以以GDP计算并不表示经济状况的好坏,拆了新造的房子再造新房子,这个也可以计算在GDP里面,但却是亏损,因为新造的房子并没有产生利润就被拆除了。

  每当我行走在街头,望见满目钢筋铁骨的摩天大厦常常产生错觉,是不是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这种疑问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有幸我能够走出自己的城市,这个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排上十名还是没问题,但离开了这个城市之后才感觉到中国经济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出色,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十年如一日见不到任何变化。而内陆地区城市发展缓慢,倒是大部分的政府机构办公用房造得高大而漂亮,除出之外并没有一种沿海地区令人眼花缭乱的繁荣,我从沿海城市到内陆有时候会感到走进了另一个世纪。这就又令我产生了错觉,是不是中国被突出几个样板城市?所有的疑问在我心里一遍一遍地过滤,以至我有时候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时候又怀疑自己的思考。

  按照中国普遍流行计算经济好坏的方式,在这里我就不得不谈到GDP的问题。确切地说,中国是从1995年开始GDP才飞速增长为所谓的世界第一,1980年中国年GDP为3015亿美元,同年美国为27956亿美元,两国差距约9.3倍。而到1995年中国年GDP增长至7006亿美元,而同时美国却增长为74005亿美元,为中国的10.6倍,中国反而比之15年前与美国拉下了1.3倍距离,也就是说至少从1980年到1995年15年时间里中国GDP的增长率要低于美国,距离反而越拉越大。这里有朋友可能说,有汇率的关系,可是我们要注意到,人民币既然盯死住美元,当然得以美元为基准来计算,这一关逃不掉,否则缺乏说服力。但同时我们都清楚,中国农村从包产到户开始逐渐起色,而却在1995年后开始出现了三农问题,普遍地让农民们不堪重负的摊派问题。另一方面,从1995年开始与中国老百姓具有切身利益关系的住房、医疗、教育进行全面产业化改革,一边庞大的国有企业也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改革。至2000年中国GDP增长为10808亿美元,美国为98247亿美元,相差为9.1倍,成功跨越了1980年的与美国相差的9.3倍的差距。直至到现在,美国约14万亿,中国约2万亿,拉近到约7倍。我个人认为中国近十年来的GDP增长与住房、医疗、教育产业化和国有企业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的优势为低廉的劳动力与资源,对此有疑问的人不多,中国优势的劳动力与资源吸引了大批来自各国的投资者,直到后来本国资源供给不上,2000年后中国无论是石油还是铁铜矿石等开始大量进口,至今国际矿石及其能源价格受到中国供需的影响非常明显。中国经济是成功的,但同时却只集中在劳动力与资源两大块里面。至于住房、医疗、教育产业化和国有企业改革,这些需要从正反两方向来看,如果从增长GDP增长角度来分析,当然是成功的,从改革方向来看却是失败的。

2,改革那个失败那个

  住房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我认为在今日中国说他们是成功的人基本上不多。首先今年两会期间已经确认医疗改革失败,在这里就不用我再去累述。而住房产业化这一块,我认为中国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办法承受现今的住房价格。一套住房少则二三十万,多至数百万元,这里完全超出了普通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在中国城市中,多数买房有一个条件,就是先等拆房,然后在拆房赔偿的基础上,再贴钱买房子,如果完全独立地承担买房款,很多人根本无法承受。就以笔者居住的城市来说,一套在城市边缘的二手住房已经被卖到每平方4000元,50平方的二手房要二十万以上,而这个城市普通老百姓的人均收入每年约二万元左右,除去生活费用,年积余一万元,那也要二十年以上才能买到一套郊区的二手房,且还排除了房价还在不合理地升值因素。笔者四年前化了15万元买的一套56平方的二手房现在就升值到了25万。房子是给人住的,如果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那就显得毫无意义。

  就算如此,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房价绝对不可能有大幅度地跌,起码在一段时间里还有增长的余地,但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这个我与不少朋友有着不同的理解。我认为,中国房地产并不是限制在地产商与用户之间的买卖关系,他们有一个关键的中间在里面,那就是银行。造房子找银行借贷,买房子也一样找银行借贷。在中国全额自己承担造房子或者买房子费用,相当地少。如果房价跌落,那么普通老百姓完全可以去找更便宜的住房买,而把原先的房子给银行,银行承担未付部分,其实也就是房子卖给了银行,那银行这么办呢?他们要这么多房子干什么?房地产商如果受到房产价格跌落的影响,他们也就无力还贷,这里亏的都是银行。中国如此规模的造房,如果房价跌落,那就意味着所有银行全部破产。到目前为止,银行还是国有占据着绝大部分,政府这么能够容忍银行破产呢?显然不可能。所以中国的房子将来还是升多跌少,跌有界线,而升无止境。

  将来中国有没有房子跌价的可能呢?可能!但这个将是全领域地溃退,不单单限制在房地产业中,也就是金融崩溃。自去年开始,中国履行WTO中的开放金融协定,外资将进入金融领域,中国经济前程就更加风险难料。金融其实是中国最后一道防线,国有企业改革,那么庞大的一块工业,竟然被改没了,快接近于消失的地步。而金融一块,那就更加地危险,金融领域对外开放,金融改革也在同时跟进。2006年10月,工商银行下岗职工聚集北京抗议改制,曾受到胡主席的高度重视。就算如此,银行这一块改革恐怕已经不可避免。去年,中国股市涨幅不小,有部分经济学家认为,是国外资金进入小试牛刀。我曾经与几位朋友研究这事,比较突出的观点是,能够升你,也能够跌你,要跌死你,就要尽量地抬得高,抬得越高,跌得越重。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分析,也就是突然升,或者突然降,违反了客观事实,这些都不是正常现象,而中国股市突然牛起来,并非是好事,突升突跌都超出了客观事实,底线在那里,只能是中间线波动,突然就不正常。

  在几大改革里面,教育产业化后果恐怕更严重,教育至今城乡差别明显,特别一些民工的孩子在城市中受到了不平等地对待,他们需要交更多的费用。从教育领域来看,我国教育投入在逐年减少,而老百姓承担的费用在大幅度地上升,上不起学读不起书,现在不单单在农村中,城市里的那位父母又不是含辛茹苦地承担着子女的教育费用呢?且教育质量简直令人无法评述。本来一块不应该算经济领域东西,却被一帮子人硬是搞成了赢利性的事业。在中国著名的几大改革,住房、医疗、教育、国有企业改革,个人认为无一成功,改那个就失败那个,而现在轮到了金融改革。我认为,也没有理由会成功,前面全失败了,我就不相信金融改革能成功。

  金融是中国的最后防线,失败意味着中国经济梦幻破灭,三十年来靠资源与血汗创造出来的所谓经济成就将鸡飞蛋打。多的不说,就以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亚金融危机来看,那些国家有那个不是高楼平地起,车水马龙不歇,就一瞬间积累被席卷一空,至今都还没有恢复元气。就在去年中国股市大涨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对冲基金在中国开始活跃,这是上个世纪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元凶,真可谓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3,为何要这样做?

  为什么就住房、医疗、教育、国企改革来说改革是失败的,但从GDP增长上来说又是成功的呢?其实这个问题相当简单,主要看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这几大改革是为了老百姓能够看得起病,住得起房,读得起书,为了国有企业更加有效率,那么显然全部失败,如果单单是削弱福利方面的投入,且还需要从中赢利,增长GDP之类,那么当然是成功的。他们不但已经成功削弱了投入,且已经在这些领域取得了暴利。

  为何要这样做呢?一句话,降低劳动力成本。也就是不少人那句习惯性地冲口之词,“必须要牺牲几代人为代价。”针对这句话,我有一点不明白,要牺牲也是应该大家一起牺牲,为何单就牺牲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而那些所谓的特权阶级,部分不法资本家却大发横财,甚至热情地邀请国外跨国公司来共同分赃,看起来这里是没人能够回答我。

  曾经与一位党史办的朋友聊天,他认为,中国的分水岭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运动,当时学生、工人、市民们的行为让部分官员感觉到中国老百姓靠不住,认为唯有自己内部才存在最可靠的力量,就此一位现在作为“太子党”的老革命后代上书邓先生,此论点被邓先生接受,之后才有意识培养起具有利益或者血缘关系的力量网,也就是现在所谓特权阶层的原始雏形。而我从另一个版本里也得到那么一个信息,当然不是很邪乎,但却仍旧与那场运动有关,这个信息是一部有关那场运动的纪录片中的对话,当时一位女士表示,中共长期以来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容许别人在体制外说三道四,但内部却相当民主。我们当时想,既然我们在外面不能够实现,那么我们就到他们内部去,以后我们也这样做了,我们成功了。

  我并不相信上面的两个版本是中国特权集团引成与中国老百姓被抛弃的原因,前一个版本是复辟到封建时代。而后一个版本干脆是和平演变,虽然后一个证据还是比较充分,现代中国的确有不少的经济学家,以及一部分官员,来自于当初那场运动中的中坚。

  不管如何,的确与那场运动有非常大的关系,当时所反的“官倒”“腐败”之类并没有被有力地制止,反而打“官倒”与“腐败”的一方被扫荡得七零八落,无疑是助长特权阶级的引成。之后,中国老百姓就选择了长时期的沉默,同时执政党再也没有了来自外部的监督力量。毛泽东时代的特征为,人民监督政府,靠这个力量来推动执政党去腐纳新的新陈代谢,但那场运动被镇压后,引起的恐惧把这个模式破坏了。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解释,剥夺中国普通老百姓的福利,就可以节省一大笔钱,用于其它用途,倒腾为GDP那数字那也是非常惊人的。说句难听一点的话,就是靠奴役中国普通老百姓来增长那个并不是很科学的数据。几乎已经照顾到了所有阶层的利益,就是单单放弃中国普通老百姓。公务员、知识分子他们得到了比以前好得许多的实惠,医保、劳保等所有一切都得到了良好的照顾,但大部分老百姓被牺牲了,有关部门数据显示,中国只有30%不到的人享有完善的福利。就是有利益关系的国外跨国公司也分得了一杯羹,他们的税收要远远低于国内民族企业,低税就意味着他们可以比国内民族企业拥有更少的成本,更强的竞争力。这些原因被归结于为“吸引外资”,可是这个“吸引外资”解释不通,现在中国国内外汇储备多得烧手,已达10000亿美元,根本不是吸引外资所能达到的一笔巨款,就算如此至今外资仍旧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我这里有一段国内学者张宏良关于最近股市的文摘,非常地有意思,他认为,“中国采用行政定价的办法,用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把银行股份卖给外资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再把这些廉价股票要么高价卖给中国老百姓,要么用来拉抬打压控制中国市场。大家可以去市场比较一下:兴业银行股票市场价28元,卖给外资是2.7元;深圳发展银行股票市场价是21元,卖给外资是3.5元;浦东发展银行股票市场价是28元,卖给外资是2.9元;民生银行股票市场价是14元,卖给外资是3.7元;华夏银行股票市场价是11元多,卖给外资是4.4元;工商银行股票市场价是6元多,卖给外资是1.16元;中国银行股票市场价是5元多,卖给外资是1.22元,还有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等许多银行卖给外资的价格都是一元多。仅2006年一年,由外资金融机构的买入低价与市场高价之间的巨大差额,就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了近万亿的金融资产,这等于是通过股票市场把中国投资者的数千亿资金直接划拨给了外资金融机构,并且有这数千亿元垫底,即便股市再暴跌,外资金融机构也没有任何损失,比如兴业银行的股价只要不跌破2.7元,外资金融机构就仍然是赢家,这种由中国政府赋予它的优势地位可以使它随心所欲地砸盘,这就是中国今天暴跌的一个原因,从今天盘面看的十分清楚,率先下跌的就是外资金融机构持有的股票,并且每当市场要反弹的时候,疯狂抛售打压的仍然是这些股票。”

  什么才是他们需要的力量呢?就如一百多年前,慈禧可以用洋大人的洋枪洋炮镇压国内的老百姓暴乱,慈禧她有一句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现在这样巴结,最起码可以让洋大人们少说话多合作。同时,虽然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不见得就没学过马克思的著作,最可靠的力量来自自己的阶级,这一点还是明白的。

  在这里,我并不否定外资贡献,但万事都应该有一个度,过度那么就意味着要失去一部分的东西。2004年10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文,文中说道,“FDI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亚洲地区。例如,流入美国的FDI比流入中国的大得多,但美国对FDI的依赖程度并没有中国那么高(笔者认为,美国本身经济总量就非常庞大,所以超过中国的FDI流入对他们来说并不能引成很大的比例,这里面比例很重要);日本的FDI只占其GDP的1.1%。注意这个FDI,既就是外资。也就是说2004年的外资已经占据了中国将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中国近邻日本,外资只占其国内产生总值的1.1%。这篇文中还有一个提示,商务部的数字,截至2004年8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94025个,合同外资金额10369.21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450.29亿美元。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前一个告诉我们中国去年约20000亿的GDP有一半是国外资本所创造,根据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评估指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与此同时,外资公司还占据了中国60%的进口份额。”一个国家,国内产生总值一半是国外资金创造的,进出口绝大部分是外资企业,你认为这个国家成了什么呢?经济殖民地?以大规模收购中国国有企业为标志,外资还在不断地扩张。已经有了1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真的那么需要外资吗?到2004年中国累计使用外资也不过5450.29亿美元。有那么多外汇储备,却以优惠外资的税收的方式打压民族企业,在外资占据所有领域的比例超过一半以上的时候,还出卖国有企业等方式继续任由其疯长。这就是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唯有“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可解释。

  过度依赖外资的后果,就是失去了“独立自主”的资本,丧失了“自力更生”的能力,最终失去了国家安全保障。就如我在上面说到过的一样,一个经济制裁,出口堵塞,产品出口不了,那么工厂就得关闭,上亿工人失业,他们要吃饭,这么办?内战与暴乱,饿死人?有人说,中国与世界联系得很紧,一旦被制裁,制裁国家也有损失。且不说这个希望是寄托在别人不敢制裁的基础上,把主动权交给对手。反之说,你这么知道他们就不敢制裁呢?二战的时候,美国男青年从军打仗,妇女老弱守家造枪炮,也是收紧裤带舍了性命地打,你这么知道他们在关键的时候,就不敢丢掉少享受几年中国廉价产品的愿望,而动真家伙呢?这样低估一个民族,或者他国的意志,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思想,认为他国在诸如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不敢制裁中国的人,完全是赌徒心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万一真制裁了,那么中国这么办?而我恰恰认为必定会被制裁,因为取代中国低附加值产业的国家到处都是,整个东南亚从印度到巴基斯坦到印度尼西亚那个都可以取代中国,就是南美洲如巴西之类的国家也比比皆是。人家不就是少享受一点廉价产品吗?在所谓中国“世界工厂”还没有树立起的时候,人家这么活的,还不是一样活得很好。

1,中国的外交现状

  中国外交随着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与中国未来走向,可以大致分为三部分看,一是可以顺应“和平崛起”的思路,以合作方式,与各国建立起自然信任关系,随着合作时间的推移,达到各国默认中国成为世界少数几个强国之一,因为中国本身力量的生就,就庞大到只要存在就是力量的地步,他太庞大了。二是刻意地“结与国之欢心”,特别注重与第一世界的联络,成为强国俱乐部的一个环节,就是“廉价工厂”那也是一个环节,这个方式最终可能使中国成为剥削第三世界的又一个重要国家之一,起码中国无以为继的能源供给需要在第三世界国家里面补充。三是强调“独立自主”的外交,以中国方式,或联络第三世界的穷朋友或联络东亚儒家文明体系的强国,以能够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与文化成为世界顶极之一。

  就目前看起来中国走的是第一个方式与第二个方式的混合道路,随着时间推移让世界各国自然承认中国的地位。不管是潜在的敌人,还是现实的敌人,和稀泥,抱着终于一天你们能够了解到我的真心意,全部变成你好我好大家好。这个方式里中国成不了顶极,时间相对缓慢,但世界和平有保障,某些时候吃亏一点,大家笑笑就过去了,因为这个方式中国没有理念输出,就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的“因此中国成为不了超级大国”。但我认为,起码也是一个分量很重的国家。有理念输出并非好事,以《文明的冲突》一书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博士所认为,输出理念就是扩展文明,他必定要与其它文明相撞车,这样磨擦就避免不了。针对第一个方式来说,“崛起”时间会变得漫长,历史上来看,从1842年开始总体上敌意时间长,友善时间少,也由于中国是不同的文明体系,取得信任还是相对地不容易,需世界承认,那么首先过关的就是西方列强的承认。自然第二个方式还是适用的,也就是牺牲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利益,“结与国之欢心”。这样一来,得到信任的速度将加快,早一点取得信任,中国为“廉价工厂”供应的资源就越有保障,到西方强国闪开一边默认中国去获取或者分配一块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时候,那么就算成功了。当然,西方列强一直来整体上都相当团结,不要看欧盟与美国现在嘀嘀咕咕,真到关键时刻他们立即就会好成亲兄弟一样,基于这个事实中国未来将长期处在第二个位置,不可能成为一极,无论是力量上还是关于理念价值观上。我认为,如果中国完全地走在第二个方式中,国民将彻底丧失掉自己文明的信心,最后会变成西方文明的延伸体,也就是说,第二个方式将把中国变成与西方文明相类似的文明体系,当然只能算是西方文明的旁支。就目前来看的确如此,三十年来中国正在急剧地西化,速度超过了中国近代的任何一个时期,无论是价值观上,还是生活方式上。洋节很可能取代中国的传统节日,或者热闹与重视的程度将会相当,且还有畸变趋势,就以最近那位宣扬换妻乱伦合理性的教授来看,中国发展为人人恬不知耻是可能的,也就是比西方那些坏的生活习惯更坏一层,我相信同性恋在中国也将很快合法化。在中国传统上相当保守的妇女,据说,现在中国年轻女子成为了全世界最开放的一群女性,开放程度在世界前列。当然西方好的习惯也会被接受,但可能不会有坏习惯那么充分表现。

  在我看来,文化、政治、经济、外交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甚至可以理解为一个整体,当一个政权感觉到国内不能够取得信任的时候,往往求助于国外力量得到支持,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比较常见,比如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当时的朝鲜政府就请求清政府出兵协助镇压。所以当一个政权失信于民,导致民众怨气越积越深的时刻,也是那个政权对外依赖度越发加重的时候,这是正成比例的。某领导访问美国高声大喊,“我是给你们消气来了”,历史将会如何记载那句名言呢?纵览中国历史,那个朝代的历史能够肯定这句给人消气来了的肺腑之言?这个历史纪录又如何地去解释,采购1000辆莫名其妙的福特桥车的配件?这将成为中国历史中浓重的黑色一笔。现在当然不能感觉到,但时间会作出最终结论。虽然我国标榜为“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国家在这个世界上寥寥无几。

  中国外交如同中国的四大改革一样,成功或者失败,需要以目的来区分。如果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为目标,那是不成功的,“独立自主”的外交包含着自己的个性与理念,我认为中国的外交模式越来越靠近西方,逐渐失掉了个性,并且模糊了自己的理念,谁能说明白“和平崛起”是这么回事情?谁又能解释为什么当初对中国抱有相当信任的非洲穷朋友,对近年中国走进非洲犹豫不决,心存疑惑呢?我的老友吴秀夫曾经在《麦金德地缘政治学述评》一文中提到:“地缘政治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但它服务于大国的政治及政策,由于它经常研究如何联合一些国家来对付另一些国家,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它是帝国主义的专用工具。”其实“经常研究如何联合一些国家来对付另一些国家”就是外交主要手段之一,在这方面中国做得不是很成功,只要留意到中国一些传统友好国家,就能够发现他们正在逐渐地与中国拉开距离。我们是不能够想像美国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美国与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这种相互倚重的关系能够出现在中国与任何一个国家的身上。就算是朝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关系最好的朋友,也是相互猜忌。我跟朋友们说,国内政策产生的问题,必然影射到外交上,如果在国内信用度低,那就不要指望在外交上就能高。同样,以国内政策影射,中国的外交走向,必然会联合起一些国际特权阶层,牺牲掉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当然,如果以另一种目的来衡量,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得了相当成绩,就是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的关系大幅度改善。如果说中国与日本如何如何,与美国如何如何,我劝朋友们不要看表面,如果真的关系很僵,那不会有那么多的投资摆放到中国来。我们不能期望美国资金能够大规模地去投资伊朗,很简单的理由,因为他们关系不好。我常跟朋友们说,我们看问题,主要是看人们这么做,而不是听人们这么说。做出的结果才是本质。光说不做,那只能是骗子。当然,与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关系改善并不表示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完全信任,只能说大幅度提高了信任度,中国外交前路还长,走的是新路,正在走路中。

  而本人对外交理念有一番自己的理解,首先在对外关系上团结很重要,不管我们自己如何吵翻天,观点只是自己的,而国家却是我们共同的。就说贪官吧,拿着钱往外跑,提着中国老百姓的钱讨好国外主子,你把中国整垮了,你这一辈子也许享受到了物质上的荣耀,但你身上这张黄皮将表明你来自一个贫穷落后、混乱的国家,套句种族主义的话,你脸孔上写着“劣等人种”,你的子孙后代脸上都会写着这四个字,贪官们觉得荣耀吗?

  除了团结还需要有公理,要服从在人类公理之下,我们不能够如国内一样去唯利是图地损害国际社会,但同时我们也不能够让其它国家损害到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人类公理与国家利益冲突,个人认为应该放弃国家利益,不要以为是吃亏,公道自在人心,也许将来会换得更大的收获。在近代,中国人受尽帝国主义加于的耻辱之后,我们现在不能妄想也变成帝国主义国家的一分子,去国际社会恃强凌弱,蔑视公理。那等于是承认过去帝国主义加于中国人民身上的耻辱是正确的,也是活该的。无论是以民族主义者的标准,还是以人性标准,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一分子,那是对自己受尽羞辱的先辈们一种亵渎,是对他们为推翻帝国主义压迫而流血牺牲的否定,中国人绝不能这样做,而能做的,套用一句老话,“伸出我们的左手打倒官僚特权阶级,伸出我们的右手打倒帝国主义”。

  同时,对那些妄图依靠西方国家来干涉中国政局的朋友,我也有一句话说,那些国家不是活雷锋,官僚特权阶级早就把他们贿赂买通,从来就是官僚买办是相提并论的,他们本身就是连体儿,就算有部分国家没有被“消气”“卖国企”“送市场”等买通良心,他们也没有力量能够左右中国这样的一个庞大国家。就算是美国入侵伊拉克一样,那么也只能给我们带来更大的灾难,反而把屈辱给放得更大,把我们往底层送。我从不期望国外任何势力能够帮助中国打掉官僚特权阶级,除掉他们唯有靠我们自己。还不如盼望中央政府力量格局变化,或者一个激灵全部良心发现,进行死命整顿,当然这个可能性目前已经不大,也为时已晚,已经从上到下烂到了根子。最后就是我们用鲜血赶他们下台,一切都得靠我们自己。从古至今一切权益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是用鲜血换来的,也包含着我们国家的独立与崛起。

2,中美关系

  这个世界在围着美国转,这个世界大部分媒体、军事力量、外交政策走向只有一个中心——美国。这个自诩为新罗马的强大帝国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也或是军事力量,都无与伦比,从地球上出现国家形式至今,从来没有过一个国家能够达到如同美国一样的影响力,就算是老牌帝国英国也只能屈从于当时欧洲数强并列的局面,然后美国不是,美国的力量是真正地独步天下。历史上中国拥有过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力量,但中国最有效的影响力也只限制于欧亚大陆的东边,然而美国不是,他是全球性的。今天的美国无论在是科技、文化、经济、军事等领域全面超越了世界上存在的任何国家,我理解现今美国人民洋溢在心中的那种普遍自豪感,并为此祝福他们的国家繁荣昌盛。

  美国的先进使得他成为了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标杆,是一个人们追赶的对象。最近,有部分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力量在遭人忌恨,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很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国家并没有条件成为第二个美国,他们的国土资源与人口资源已经天然限制住了成为第二个美国的可能性。我认为,没有条件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他们的人民心中自然有数,能够在这个星球上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屈指可数,因为超级大国是需要条件的,所以忌恨美国的力量是一种毫无道理的猜测。真正导致美国被人恨的不是美国的力量而是美国的行为,更不是忌恨,而是愤恨。美国的遭人恨,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恃强凌弱与蔑视人类公理的行为,并非美国力量。

  我个人对于美国人民所抱有的自由、平等、民主、反对权威,赞成制衡,崇尚人权的价值观感到无比的敬仰,这些价值观不但是美国人民或者西方文明所拥有的先进理念,更是人类社会需要发扬的公理。然而我想说的是,美国人民还有比这些理念更强烈的意志,那就是过份的自我,或者说是强烈的民族(国家)的意识导致损人利己的思想在左右着那些人类的公理被摆放到了第二个位置,而不是第一位。

  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以快过人们思维的方式结束,留下了一群嘡目结舌的国际问题专家在一边抓耳挠腮。这个世界也由此产生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转变,这场意识形态的转变,并没有带给人类热切希望中的和平,而是历经着一场持久的混乱与血腥。此情此景,使人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难道结束了一场核阴云笼罩下的冷战之后,人类反而更加地嗜血与丧失理智了吗?有人想找到答案,最近十五年,有二位从冥想中得出结论的专家,一位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博士,著书《文明的冲突》,此书从文明或者文化的角度谈述了冷战后的混乱根源,另一位是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著书《大棋局》,此书从地域政治与国际交叉利益中分析了现今世界的格局及其走向,这是两部近期内非常重要的国际问题专著,几乎成为了全球范围内的业余或者专家们的必修参考书。

  亨廷顿博士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这样写道:1994年4月18日,2,000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1994年10月16日,洛杉矶的7,000民众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187法案,该法案是一个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的措施,它否定国家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的多项福利。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以后,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行进,但却是倒举着。这些旗帜显示187法案获得了有保障的胜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59%的选民的赞同。

  冷战后,东西方的阵营对立消失,这种界线分明的阵营一旦崩塌,原来被遏制的其它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进行了压力的宣泄。这个被压抑的意识,是一种文化、文明区域、甚至是种族的归类与认同,其表现为民族国家概念被得到空前强化,不少多民族的国家产生出了新的民族分裂势力,要求独立与自治呼声日益高涨。全球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分子,以不可遏止的气势成为了众多国家中的中坚力量。举着自己文化或者民族与精神象征国的旗帜而要求当前居住国的利益,就是一种归属感与认同自己身上种族标记的表现之一。所以才会出现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国旗,在洛杉矶出现了“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上世纪未,随着共产主义思想的退潮,全世界、全人类,甚至部分公理在人们的心中逐渐地变得无足轻重,人类最重要的区别不再是阵营与全人类这样的思想意识,政治思想在人们心中被下降被到了次要地位,取代的是文化与民族认同与区别。同时民族与文化冲突也就成为了最频繁的战争源头之一,从非洲的种族屠杀到欧亚大陆里的民族分裂分子,这些都是根植在文化与民族认同加强的基础上所发生。确切地说,就是人类已将被另一种更加自我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且趋势不可阻挡。

  单就种族标记与文化认同感来说,在非洲、在欧洲、在亚洲,出现了大规模的种族冲突。在非洲,卢旺达与苏丹等国家被指认为种族屠杀的祸首。在欧洲,南联盟塞尔维亚族被控告为对阿族进行种族清洗。在亚洲,出现了印度尼西亚排华事件,大批的当地华人华侨遇害。欧洲,新的纳粹主义在抬头。亚洲,日本右翼执政上台,否认或者纂改其侵略历史的事实与真相,且不排除日本会重新武装自己,重走军国主义老路。这一切的混乱,都直指一个源头,就是世界在冷战后,文化认同感与种族标记认同在人们的心里变得非常地重要起来。

  《大棋局》作者布热津斯基博士在书中这样写道: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但是美国当前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飞快速度、涵盖的全球性范围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却都有自己的特点。

  十多年来,美国的发展与保持霸权地位的行动,同样成为了世界混乱的一个策源点。先后发动过入侵南联盟、阿富汗、伊拉克三次大战。南联盟战争,致使联合国维和部队至今还戳在那里,不得动弹。阿富汗战争,“基地组织”象被捅散了的马蜂窝,导致该组织迅速地向全球扩张。伊拉克战争,致使原本政权单一且稳固的伊拉克成为了恐怖主义的温床,“基地组织”与其它“依斯兰极端组织”把一个只有44万平方公里的伊拉克演变成了一个练兵场,纷纷地亮相与扩充势力。同时美国极力推广的文化与价值观及其旺盛的能源需求,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与世界范围内的穆斯林文化的对立。这个趋势日见严重,并不见有消退的迹象。以我认为,随着美国在伊拉克战争的持续,这种隔碍将会更进一步加深,从而制造出更大的混乱。

  后冷战时期,美国留给了世界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来自于美国的本身。确切地说,就是美国的霸权与力量,促使美国妄图控制某些战略中心,意图获取政治与资源等利益,而导致了世界性的反霸行为。我想指出一点,很少有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把亨廷顿博士提出的“文明的冲突”与布热津斯基博士描述的“美国霸权”能够连接在一起来讨论,其实这两者具有非常密切地联系。一方面,后冷战时期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种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感日益高涨。另一方面,美国却以强力推介自己的价值观,企图让世界“书同文、车同轴”,除了这些政治层面上的东西,同时美国也毫不掩饰自己具有能源或者市场方面的目的,可以看出,所有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对立与矛盾。那么,美国与各文明区及其不同文化的民族国家产生对立的局面,就如此合情合理地发生。归纳来看,后冷战时期导致的混乱主要起源为二种,一就是世界范围里文化认同感与民族情绪加强产生的冲突,二就是美国意图获取的政治与资源的欲望与全球性反霸行为的冲突。前者与后者密切联系,互相呼应,缺其一,就能将此冲突给明显地弱化起来。

  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美国适应世界后冷战时代文化认同感与民族情绪加强的趋势,要么世界屈从于美国的单一文化与价值观以及让美国来分配战略中心与资源,让美国的单一文化与价值观以及经济力量普照世界。但遗憾,美国自己恰恰做出了文化认同感与民族情绪加强的表率,而并没有成为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领头羊。

  冷战刚一结束,为奠定美国在世界的霸权地位,由美国前总统布什提出了“世界新秩序”的构想。1991年8月新一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报告中,里面产生了一个核心内容,就是“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及其如何建立起一个“世界新秩序”。美国认为冷战的结束,并没有确立起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地位,而是导致了许多地区强国替补了前苏联过后的权力真空,这些强国或多或少地遏制了美国谋求或者维持世界性的霸权。就此,美国制定出一套以美国为样板,用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世界的计划。在此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提出经济、军事、政治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支柱,并且划出了先后三个座次,就是经济第一、军事为辅、政治次之,为冷战后美国的国家安全走向提供了雏形。此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调整,一直是围绕着经济、安全、人权三大外交目标进行。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明确地宣布“经济第一”的外交思想原则。他说:“克林顿已强调指出,我们的努力必须以三个支柱为基础:第一,作为我们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必须加强美国的经济安全;第二,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军事实力,同时使我们的部队适应新的安全挑战;第三,我们围绕在国外促进民主的传播和市场的扩大这个目标来制订我们的外交政策。”

  显然,只要注意到美国强调的“民主与市场”被捆绑在一起,那么就知道美国是以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方式推行着自己的政策,以此来维持或者推广自己的霸权。这个政策,无疑于在对后冷战时期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上火上浇油。需世界屈服,须要有屈服世界之德,美国自身不能够作出全球精神的表率,反而强化起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美国这种以自身利益至上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给予世界,自然不能够让人信服。而此种政策刚好与世界性高涨起的文化或者民族归类趋势迎头撞车。

  这种撞车的后果之一,就是,世界并没有比冷战前更加和平,反而使各区域的战火燃烧得更加狂烈。美国要得到世界,那么必须要修正自己的国家政策甚至于修正文化层面上的东西。我认为,世界不可能因为适应美国而改变,毕竟美国只是地球上二百多个国家里面的一员,以人口计,也只相当于25分之1。要世界完全屈从于美国的价值观与美国利益,此成功的概率将会是非常地低微。现在,美国部分人认为是美国力量致使遭人忌恨,这个看法是不确切的,而是一种愤恨,是美国的过份利己的霸道行为与世界性自我认同感加强所导致的冲撞。

  美国过分执着于自己的霸权,这种意念自然也充塞在中美关系中,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无奈。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苏联解体,美国压力遽减,环首四顾,无论国土资源或是人口潜力,具备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按照先放到大个的本能,美国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提到了竞争对手的位置,但同时由于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且中国长期积累的外交能量也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美国很多国际问题需要依仗中国的支持才能顺利解决,这样就引成了一个既合作又遏制的矛盾局面。

  《环球时报》2005年7月11日刊第十一版,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六月份,参加第四届中美安全对话的,以沈大伟为代表的美国学者,以“两面下注”(hedge)描述美国对华“新战略”,即美国将中国的崛起视为不定因素,试图影响中国崛起的进程与结果,鼓励中国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崛起,但做好应对挑战美国霸权的准备。美国对华战略有赖中国的走向和反应。这就是“两面下注”战略的实质。

  很显然,《环球时报》所提到的“两面下注,”就是遏制与合作的两个赌注。“作好挑战美国霸权的准备,”就是遏制中国这个赌注。“鼓励中国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崛起,”无疑就是一个合作的赌注。而同时这两个赌注过程是什么?结果又会如何?就成为了美国对华研究的重要课题,且已经被列为了美国事实运行的两个手段与两个战略方向。

  为了促进中国以美国指定的方向发展,自从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其中发生过四次阶段性的“中国威胁论”渲染,并且实行封堵中国战略空间的政策。而同时,双边的贸易额却在逐年增加,中国方面采取不时地带一帮采购团访问美国的方式进行化解,以中国某领导所喊的“我给你们消气来了”,以降低美国传递过来的压力。双方至今都已经成为了对方的重要贸易伙伴,美国独资企业与中美合资企业遍布中国大江南北,中国满世界找能源且提供着廉价的劳动力,更是以低税优惠,帮助美国等一些西方强国占据中国的市场,再就是以这些能源与廉价的劳动力产生出的产品出口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他们消费,事实中国的出口就是外资占据着大部分江山。除了这些,双方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的合作也卓有成绩,多数时候中国选择默许,或者稍微抵制,比如在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中投了弃权票,有时候在制裁伊朗或者朝鲜中投赞成票,这些可以在美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中一览,人民币从1美元比8.1,现在一路升到了1美元比7.7,当初咬着牙不动,最后还是不得不动。

  促成中国由过去强硬且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向有利于美国方向转变,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并且是逐渐模式,步步为营地向美国指定的方向前进。就如中国国内的政局变化,也是逐渐地缓慢地向官僚特权阶级越来越强大方向转变。从开始的包产到户,给农民们实惠,直至到三农问题,乱摊派。从计件制奖金制度,给工人利益,到工人被赶出工厂,最后就是到现在国有企业几近消失,这些都是权力的转换过程,从抓经济权,到拿政治权,以强行通过物权法为标志,达到了鼎盛阶段,再也无势力与之抗衡。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也是走这样的过程,给一个好处,收紧一点,再一个好处,再收紧。他们用于收紧的手段就是“中国威胁论”。

  冷战之后,第一次“中国威胁论”发生于1992年至1993年,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拉开了冷战后的第一章“中国威胁论”序幕,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此时同时问世,这些著作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开始了对“中国威胁论”的论证,芒罗在《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文中,渲染出美国与中国必有一战,而亨廷顿甚至断言中华儒家文明将会是西方文明的威胁。然而令人瞠目结舌的却是“中国威胁论”冷却之后,双方关系竟然能够全面解冻,美国结束了从八十年代末开始的对中国单方面的经济制裁。同时至1995年,此“中国威胁论”又再抬头,之后双方又走向合作层面。这种戏剧性情节前后跌荡起伏了四次。最近一次类似的威胁论,是2005年7月19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同时每一次威胁论之后,双方的关系就拉近一步,也是中国方面宣布深化改革开放的时候。

  当然,如果认为中国方面没有抵抗这种压力也是不客观的,手里有牌那就是资本,可以讨价还价的资本,就是想把自己卖了,有牌也可以卖上一个好价钱。有很多牌,那就是有很多的好价钱。所以“中国威胁论”论述的内容里,就存在着中国拥有的牌面。比如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前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摆出于美国竞争的态度。以及较原始的“黄祸论”,中国人口问题。还有中国民间普遍具有的民族主义感情,这些在“中国威胁论”都有强调。而这些强调,恰恰是中国力量部分的体现,是一张张硬牌。比如为某一样价格不合理的买卖或者协议,中国有关部门就可以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作推辞,你美国想做的是交易,总不至于让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沸腾,要中国政府冒着下台的危险来做交易吧?同样美国也可以收买中国的外交与战略优势,比如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也难怪朝鲜偏激地言道,“中国是美国的一条狗。”中国也许已经习惯了向美国妥协,但朝鲜至今还是中国的朋友,起码表面上还是如此。中国有时候是无奈的,不能说没有在照顾朝鲜,只是意愿与实力相反,比如虽然在联合国投了制裁朝鲜的票,但还是为朝鲜争取了一些余地,并非完全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

  遏制与合作是一对矛盾体,任何国家要运用好这样的政策,都要具备非常强的自信心。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美国这样的外交政策就是一冷一热的交替方式,除非拥有的影响力远远地超过于对方。否则,今天热明天冷的外交政策,无疑是一种刺激对方上火的举动,并且能让对方产生出深深的不信任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接受被人象耍猴一样地玩弄,今天打你一巴掌,明天给你颗糖吃,所有的承诺可以朝令昔改,这样无疑将会激怒对方,从而让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如果没有压倒性的实力做铺垫,后果简直难以预想。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就在这种戏剧性情节当中,跌荡起伏了四次。这种政策无疑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对立体,完全进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从中国方面来看,美国的矛盾政策正在失去信用。很显然,合作时期产生出的信誓旦旦信任感,会被不定时间的“中国威胁论”给消弭,从另一方面来看,就是论证了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与威胁行为。同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由于中国对此一冷一热的政策反弹,不断使“中国威胁论”在美国方面也得到坐实。由此可见,此项政策只能把两国关系带向越来越远的深渊,到最后,双方都会完全失去对对方的信任感,从而全面走向对抗。压力之下,中国掌权的官僚特权阶级选择了向美国逐步靠拢的政策,从上世纪95年之后,中国出现了一句口头禅,“中美关系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好过,是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一直喊了将近十多年,可见十多年时间里一直保持着“是历史上最好时期”的进步。

  美国拥有可观数量对付中国的牌面,一方面承诺不与中国台湾建立国家间的关系,支持中国和平统一台湾,另一方面却可能全面武装台湾,促使台独分子以武拒统。中国选择的是不与美国正面冲撞,那么只能是出售其它方面的利益为代价。如果说中国失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是一个代价,那么台湾问题与此“自主”能力相比,孰重孰轻真的不好说,没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也就失去了武力遏制分裂的可能。就如过去强调要以市场换技术,结果市场的确是失去了,遍地外资产品充塞,但技术到底有没有换到,我们心知肚明。

  我反对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选择交恶,但我更反对出卖自己的利益。这就如是面对了一个强盗,对方用恶言来威胁你,而你竟然选择双手送钱,来换取与强盗的亲善关系,这个方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面对这样一个局面,中国如何应对美国对华的“两面”政策,是对中国外交政策的严峻考验。我们能够做到不卑不亢吗?我们能够做到不出卖自己的市场,不出卖自己老百姓的血汗,不出卖自己的资源,不出卖朝鲜,不出卖伊朗,而得到自己真正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吗?

  在假设美国将持续进行冷热无常的政策下,中国的外交政策现在必须作出一番调整,中国不应该随美国的冷热政策起舞。很显然,这种政策会使中国越来越走入美国设定的套子里,中国有必要那么在乎美国渲染出的“中国威胁论”吗?有威胁是好事,说明中国够份量有实力,有硬牌可打,没威胁才是糟糕的事情,说明你是没出息的弱国,人家都不用理睬你。美国一发声,急忙带着一帮采购团赶去“消气”只能把中国往没出息的国家层次中送。美国做生意做不过中国,说句绝话,那是他没本事,自由经济公平竞争,中国没有欠他的。再说了,所谓的出口顺差,归根到底是他们设立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出口占据着大部分,根据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评估指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而现在有关数据显示已达80%以上。到底有多少是中国自己的产品?中国除了几件类似衬衣这种低价值产品出口,还有多少是自己的出口呢?西班牙《先锋报》2005年11月12月文章,“为何中国不是一条龙”,其中写道,“2002年在中国大约325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只有20%是被中国定位为高科技的产品,但是,经过严格调查却显示,其中大部分产品并非高科技,而是一些低成本的设备和电器,如DVD机。此外,85%的高科技产品都是由外国在华企业生产的产品。”就这样的出口档次,还需要去给人“消气”吗?就以那个汇率升浮的问题来说,完全是中国的事情,有本事美国也可以象中国一样做,定死自己的汇率,他不能做,也就是他没那个本事,中国为何什么事情都要随着美国的指挥棒起舞?干什么都得听他们的?我真的不明白,现在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说明美国引导中国向有利他们方向发展是越来越成功,这样在美国阴影下“崛起”是令人质疑的,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事情。不听他们的,未必能够导致中美关系恶化,做到有理有节不卑不亢才是最好的外交方式,当然也是对中国外交智慧的考验。

  首先,我认为把美国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从心理上处于“很正常”这样的想法,不管美国如何渲染,我们要做到政策一致,在美国一冷一热的对华政策当中,中国要从心理上抱着你动我不动的想法,不与美国太亲密也不与美国太冷淡,热的时候不渲染中美友好,冷的时候也不渲染美国威胁,更不要去巴结,巴结要付出代价的。这个是去除自己在热情之中跌入冷遇的最佳办法,也是不吃亏的办法,也免除惹怒国内民族主义者。在稳定自己政策的前提下,中国应该适当调整一下策略,以避免按照美国指定的路线大步走进他们既定的笼套中去。当然官僚与买办实为一体,但我想,即便如此,官僚买办们也想多抓几张牌,给自己卖一个好价钱。所以我要说的,对官僚特权阶层也未必是坏事,当然对中国人民来说是更大的好事。

  第一,要明确表达自己阶段性的利益,不能羞羞答答与含混不清。妄图叫别人来猜忌自己的战略意图,只会往最糟糕的方向去猜忌,所以清晰表达才是最理智的做法。直言中国需要周围多少战略区域,直言中国有多少能源供应地需要争取,其实争取能源还不是为了更好地为美国等西方强国提供廉价商品。例如可以直接回答:中国需要维护在伊朗的利益,中国需要维护在苏丹的利益。中国需要东亚、中亚及其东南亚的战略空间等。

  不妨直言出中国需要的那些战略区域,并且明确告知那些区域中国将竭尽全力维护。同时理清中国的战略是整个世界,还是在自己的周遍地区等的疑惑。打消美国为首西方强国胡乱猜忌,或者打消他们试探性地妄图触摸到中国利益的行为。虽然暴露自己的战略意图并非是件高明的事情,但同时也未尝不是一种办法。反之,就是不明确说明这些,他国只会猜忌过头,并不能够完全掩盖住中国的真正意图。在当今世界,通讯与传媒极其发达的今天,掩饰自己的战略意图几乎已经是不可能,所以与其让他人胡乱猜忌,且为猜忌而生出众多的麻烦,还不如直言相告之。

  在此千万要注意的一条就是对于自己利益范围的划分,美国只对中国势力的无限扩张感到威胁。当然,现在美国已经不是很担心中国势力扩张,在金融领域被外资进入后,中国能够依仗的估计以后只剩下军事力量,这个也是中国最后的底牌,其它中国拜官僚买办特权分子所赐,已经入套。不过今后如果金融崩溃掉后,中国军事力量估计也难以持续。趁着现在中国还是有一些资本,让美国接受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应该拥有的势力范围,还是可能的。所以我把中国的战略意图与想争取的范围定义为阶段性利益,因为谁能说中国只会满足于地区性大国呢?除非那群买办准备长期霸占中国政坛。

  《大棋局》作者,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这样在其书中写道:“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一个正在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的中国纳入更广泛的亚洲区域合作框架。但如果中国不走民主化的道路而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却继续壮大又怎么办?不管周边邻国的愿望如何,也不管它们如何分析算计,“大中华”可能已在形成之中。任何阻止其出现的做法都会导致同中国发生激烈冲突。但迁就中国也要付出代价。承认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不只是像赞成一个口号那么简单。这种地区的举足轻重地位必然会有实质性的内容。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成功地接纳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应当同意中国有多大的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在哪儿?作为一种让步,会不得不容许哪些目前在中国政治影响范围之外的地方落入重新倔起的天朝的范围?”

  布热津斯基博士提出的疑问与主张,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应当同意中国有多大的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在哪儿?”也就是说,美国可以接受中国成为地区大国的意愿,但中国必须要明确自己的势力范围。这个就是中国目前需要调整的外交政策之一,即是我主张的“明确表达自己阶段性的利益,不必羞羞答答与含混不清。”

  第二,当美国作出明显对中国不利的遏制行为时,无论是处于在热期或者冷期,都要予以坚决的抵制,不能因为处在热期而妥协,也不能因为处在冷期而妄图改善两国关系,该争的必须要争。例如,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在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区域或者伊朗问题,必须要抵制美国势力的无节制扩张,且要明显表露出自己的不快与决心,这就是要做到不卑不亢。

  在第一条调整后的前提下,即已经告知中国的利益与势力区域。那么可以这样认为,美国的任何损害中国利益与降低中国在某些区域的影响力行为,都是中国不能接受的。这样的结果能够促使美国不再试探性地向中国触底,如果触底,无疑就是威胁中国的利益,那么中国就得在这些地区展开争夺,也无须羞羞答答,双方彼此心知肚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不会再吃哑巴亏。例如,美国把反恐基地设立到上海合作组织区域里面,已经明显损害到了中国的几大安全利益,而中国却有苦难言,眼睁睁看着美国大模大样地完成部署,如果中国明确向美国宣布自己的利益区域,最起码能够导致美国的心理压力,同时也在告知区域内引进美国势力的国家要三思而行,且为中国以后的争取打下舆论基础。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不为自己的利害所主导,美国无疑可以得寸进尺式地继续试探中国的下一道底线,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战略区域与利益逐步被美国所侵占,且难以向世人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热的时候无须在利益上给美国以面子,从而实际利益受到损害,冷的时候无须考虑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或者妄图去改善关系,从而导致实际利益再度被损。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美国的冷政策与热政策反复交替使用在中国的身上,却能够收获到非常实在的利益,那么他们使用这样的政策也就完全地合情合理了,这里的冤大头只有一个,就是中国。

  第三,911事件的爆发,美国本土遭到百年来最严重的袭击,依斯兰极端组织“基地”的这次袭击,导致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所谓“中国威胁论”也被摆到了次要地位。同时中国自身也受到依斯兰极端组织的困扰已久,由于世界性的依斯兰极端组织对中国西部边疆的“东突”分裂分子暧昧不清,所以在此点上中国与美国政策自然就能够一拍即合。几年合作之后,有一个问题还是非常地令人困惑,就是美国在如此重大的事件当中,对中国竟然还是采取了两面手法。

  美国一方面,把在其反恐战场内的“东突”武装分裂分子列为“恐怖分子”,而另一方面却把这些分裂分子的后援团,就是这些分裂分子在国外的机构列为合法对象,且对他们提供着援助。2004年9月14日华盛顿时间下午4点,“东突流亡政府”在美国国会大厦里宣布成立,他们得到了美国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可见美国这两手玩得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与难以接受,很显然这些组织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是相互支持的,美国对东突组织的任何帮助,最终还是将流向被美国已定义为“恐怖组织”的手里,更为讽刺的是这个“东突流亡政府”好几位部长竟然不能参加“东突流亡政府”的活动,因为这些部长已经赫然列在美国的“恐怖分子”名单上,无法进入美国国境,可见这个“东突流亡政府”就是一内一外非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恐怖组织,而美国对此的态度却全然不同。

  美国的此种态度,自然也属于遏制中国的一部分,一方面美国不得不投入反恐战争,而另一方面却妄想用这些恐怖分子牵制中国。其实这种政策非常地天真幼稚,且可笑之极。很显然“东突”其实就是袭击美国的“基地组织”的一个外围分支,其人员得到“基地组织”的训练与给养,那么美国就是把反恐战争打得再响,而其外围组织却还是能得到美国的援助,这个几乎就是美国人自己出钱出力让他们杀美国人自己,这样的战争还能打胜?我简直无法想象。很显然,就是“基地”主干组织最终被消灭了,那么“东突”这个分支也会继续“基地”组织的遗志继续与美国人打下去,如此就完全可能无休无止,美国的反恐战争几乎不可能有尽头的一天。而根据资料显示,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也玩这一手,车臣分裂分子竟然也与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政府有点暧昧关系。我认为,美国在反恐问题这么一个左右互搏政策,最后伤害最深的可能还是自己,而我们只要注意一下“基地”组织的前身,就可能会领悟点什么,“基地”组织其实就是美国在冷战期间的盟友,是美国一手培养起来对抗前苏联的一只棋子,而最后伤害到的却还是美国自身,就以目前美国反恐战争的状况来看,我认为美国这种两面三刀的政策,就是导致此战争越反越恐的原因之一。

  第四,我们可能需要明白一点,无论美国如何两面三刀地做人,收买或者威胁中国官僚买办们把中国带进他们设定的笼套中。但东突分子已经使得中国处在这场反恐战争的重心,我们为了国家安全也不得不跳上战车,我们需要做自己的事,是我们自己的反恐战争,并非美国的反恐战争,美国指导中国官僚买办妄图把中国捆绑在他们的战车上,这是对中国非常可怕的政策。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美国对于反恐的两面手法,就是想消灭对自己的首要威胁的“基地”组织,而对“东突”这样的组织进行利用,让他们反制中国。毕竟“东突”的首要目标是中国,接下去才能轮到美国,所以在这一点上绝对不能跟着美国跑,随美国起舞无疑就是被美国的两面政策所摆布,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比如美国指定的几个所谓无赖国家,他们指定的恐怖主义国家,中国不要跟着美国去制裁他们。他们真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那么中国是在讨人体炸弹炸自己。如果不是,那么中国就失去了潜在的朋友。

  大体上来看,所有的依斯兰极端组织最终目标全部指向美国。我认为,中国应该与美国的反恐战争总体脱离,局部合作。中国不必打击世界范围里泛义的“基地”组织,而要集中打击“东突”及其与中国具有特殊经济政治关系的国家里面的分裂分子,保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里面的安全,首先清除“上合组织”成员国里面的恐怖组织,可以把这些国家境内的恐怖组织,直接驱逐到阿富汗或者伊拉克这些国家,由于此类地区属于美国的反恐主战场,或者说是美国受控的势力区域。如此,那些泛义的“基地”组织无疑会把首要目标定在美国身上,以求自保,从而让美国自己去消受在其它领域支持恐怖分子的后果。

  我说的此点也是中国目前可行的办法之一,中国不具备与美国一样的全球反恐能力,唯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把他们驱逐出某些区域,因为根除几乎不具备现实性,某些恐怖组织其实得到了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比如东突,俄罗斯的车臣武装分子,前南地区的科索窝解放军。整体上恐怖组织遍布世界各地,美国是有选择性地打击一批,扶助一批,并不想除根。对中国来说那些全球性恐怖组织本来就事不关己,所以要高高挂起,驱逐自己及其“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范围里面的恐怖分子已经足够,也是最合适的选择,把全球反恐战争留给美国,而自己只打局部战争。

  对于“基地组织”的主干及其任何分支,我认为必须做到四点原则:

  1,决不给予任何支持,从本质上来看“依斯兰极端组织”会伤害到任何文明区,极其容易泛滥到不可收拾。

  2,坚决予以武力驱逐,没有妥协的可能,不能学美国的两面政策,以免失信于世界。

  3,驱逐到美国势力区域,立即停止。这样的结果就是让美国自己援助某些恐怖组织的物资用于对抗自己的头上,也算是促使美国反省其两面政策的途径之一。

  4,坚决反对美国以武力侵略他国方式打击恐怖分子,从以往经验来看,美国根本醉翁之意不在酒,为能源,或为战略支点才是他们的真正目的。当然,从另一方面看,支持美国发动入侵战争,也可能把境外恐怖组织吸引到具备全球反恐能力的美国身上,比如伊拉克战场,已经变成了美国的泥潭,也未尝不是好事。但这种支持,违反人类的公理,所以反对为上策。

  此四点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不违反人类公理的情况下转移恐怖组织的视线,让他们把目光从中国身上移开。其实在我理解里,做到这一点非常地容易,因为所有的“依斯兰极端组织”最终目标都是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国家,而我们不是他们的目标,“东突”除外。为了避免美国利用某些“恐怖组织”主要反对目标的定位,比如“东突”主要目标现在就是中国,所以我们就有必要人为地促使颠倒顺序,让对付美国成为所有“依斯兰极端组织”的首要任务。比如把“东突”驱赶到伊拉克,那么他们主要目标就是美国了,而此真是在反恐问题上应对美国左右互搏式两大政策的最佳选择。

  两面政策是被美国广泛使用的一种外交策略,主要施加于一些不被信任的国家之中,也利用这种政策使得某些国家屈服。在对中国的使用的这些政策里,除出以上提及的几个方面,还涉及到经济贸易与台湾问题等重心领域,而其中的诡秘显而易见。今天冷明白热的外交政策也好,双重标准二面三刀地对待所谓的共同挑战也好,其特点就是不断地破坏双方的信任感,对中国来说,压迫官僚买办们出卖自己的国家利益,因为他们害怕失宠于主子。而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却走向越来越不信任美国的恶性循环,所以中国必须走出这种怪圈,不能被这种恶性循环的政策牵着鼻子走,否则官僚买办会把我们的国家利益卖一个尽光。我在这里提醒一句,这样结果最终也会使得官僚买办们的资源失尽,他们卖的价格与中国的实力是相一致的,中国实力越强大,他们卖身的价格就越高,中国一文不名,他们在别人眼里将连狗都不如。所以还是尽早走自己“独立自主”的外交道路,不被美国“两面下注”的政策左右为上策,以中国自己可行的政策应对挑战。否则,到时候没有地方可买后悔药。

  美国拥有一群勇敢、性格开朗并且智慧的人民,他们的创造力使得现代文明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些成就令人敬佩,我衷心地希望中美两国人民能够世代地友好下去。中美关系未来何去何从?我希望美国能少一点霸道,多一点平等,让两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越走越近。我们不一定需要选择对抗,只要我们相互尊重,服从在人类公理之下,那么友谊之花就会在我们的心中越开越盛。

3,中日关系

  谈到日本,令中国人民心中颤抖的那场60年前战争就会浮现眼前。二千余年的中日交往史,一衣带水的近邻,拥有相同根基的文化脉络,在今日被那场60年前的战争所掩没。时间会冲谈这一切,但这种痛将会留多久?没有人能够知道,一百年,五百年,甚至是一千年,这需要两国人民共同努力去抹平伤痕。以《文明的冲突》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博士所认为,中日两国都为儒家文明区,虽然亨廷顿博士也把日本当作一种另类文明,但日本的根就是儒家,在此点上中日两国本该同歌共泣,但显然60年的那场战争,使得一衣带水变成了一衣带血。

  从历史上来看,日本国家比较好战,而日本人民普遍对国家抱着忠诚不二之心,把战士的精神作为自己的精神源泉,使民族的道德基础建立在征战技术与战士的精神之中,所谓日本“武士”也为“侍奉”,里面蕴涵着儒家重要内容之一的忠。这种好战行为的起源脉络非常地清晰,早在十四世纪以前,整个日本四岛还处于群雄割据的分裂状态,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千年的各国征伐,无休无止,从而导致了千年不休的战争战备,由此就衍生出适应战争的战士文化,“日本武士道”精神,“武士”是战士,也是“侍奉”,在明治维新前日本武士阶层在他们的国家里拥有崇高地位,这些与中国长期强盛统一而衍生出的重视文人的文化,在基础上两国儒家根基出现了向背。

  儒家文化强调包容与中庸,避免极端思想与行为,在国家政策上以“天下”包含的道德观来融合安抚周遍各个区域。在我们看来日本的武士道文化把这一切都推到了极致,严格的等级制度,严格的个人纪律,绝对的忠诚,赋予攻击性的战士思想,把“天下”这个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内容降到了最低,而把其余部分抬到了膜拜的位置,“武士道”成为了具有攻击性很强的一种思想,以“武士”的行为准则来左右国家政策,推行民间文化。根据日本史,早在十四世纪,日本在真正意义上统一之后,由关太白丰臣秀吉推动,确立了对外扩张政策,从此日本就没有停止过对外扩张的野心与准备。到如今,周围各国几乎不存在没有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与地区,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把手伸向了遥远的太平洋深处。

  在漫长的征战中,日本总体上败多胜少。五百年后,成功之一就是灭亡了琉球王国,把自己的领海领土大大地伸展到中国的附近,这在一百三十年前还是没有的,他以前并不与中国有领海接触,中间还隔着朝鲜与琉球王国。1876年琉球王国送最后的进贡船到清国,1879年被日本废藩置县,从此日本与中国开始了在地理上的直接对峙。日本对中国的领土感兴趣,远可追述到六百年前关太白丰臣秀吉走向世界的政策,近可追述到著名的田中奏折,这份据说有争议奏折道:“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东北),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从这份奏折可见,当时日本继承了丰臣秀吉六百年前就已经被确立的走向世界的遗志,但其中被补充了战略内容,可以理解为中国东北为日本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基地,然后就是把整个中国变成为日本的基地,最后就是世界。我在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并不是在宣扬日本威胁论,在我看来日本的计划是相当难以实现,可行性在现在条件下为零,但同时日本如果现在还抱着这种思想,最终伤害到的还是日本自己,当然中国与世界有可能被日本深深伤害到,但日本将会是自杀行为。

  对于现在中国来说,我们不必过分担心日本那个古老的扩张计划,起码在今后的一百年时间里面,日本不具备灭亡中国的能力,而中国足够抵抗他们的进攻,且有可能让他们遭到灭顶之灾。我们现在需要担心日本的有两点,一是经济上的日本对华政策。二是消除日本右翼势力不时地破坏中日关系。比如日本单方面认为存在争议的东海海疆纠纷问题,导致有可能发生潜在的武装冲突,以及日本右翼阻止中日磨平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伤痛问题。

  第一个担心,威胁到中国的发展,我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了解并不见得比中国人自己要少,他们完全清楚中国的弱点。在上次中国高铁竞标中日本方面就扬言要动用8000万元交际费,赤裸裸地表达将贿赂中国有关部门及其有关人员的意愿。对于中国的需要,日本也掌握得恰到好处,就以市场换技术来说,在中国创办了不计其数的电子产品生产线与汽车安装线,市场是被他们拿走了不少,但技术仍旧留在日本,可见日本对中国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另外一方面日本与中国表现为政冷经热,以经促政,但由于日本自身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外交政策一直屈服于美国的意愿,所以从本质上来看,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有美国的影子在里面。第二个担心,显然日本右翼影响到两国的长远关系,那么近的一个邻国,如果双方都是充满着敌意,对谁都没有好处。但要双方建立起信任关系,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历史遗留问题,日本方面需要表态,更需要做出行动来,但显然右翼一些动作破坏了消弭历史伤痛的努力。如修改历史教科书,政府首脑参拜供奉着战犯的靖国神社,这些行为与日本单方面认为的东海纠纷交集在一起,为两国关系打下了死结,长期的政治紧张感存在,说不定那一天就擦枪走火。

  从另一方面来看,经济上日本占据了中国的优势,但后一个对日本自身来说也是危险的潜在因素。可以这样理解,日本右翼主导参拜靖国神社与修改历史教科书的行为,其实惹恼的并非中国一家,也包含着韩国、朝鲜及其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伤害过的其它国家。如此,日本右翼的这些行为反而让中国占据到道德的制高点上,可以对日本进行严正厉词地痛斥。这自然是一张可以压制日本的好牌,而这张牌恰恰是日本自己主动送上来的。世人把日本比喻为“经济动物”,我看十分有道理,在外交上日本显得十分不成熟。根据最近中、美、日、韩联合调查四国的青年状况,发现里面最看重金钱的就是日本青年。所以在经济搏击方面中国与日本还是有差距,而在外交资源获取上日本逊色于中国。当然,最引人关注的还是最后一个擦枪走火的问题,这样的结果,对谁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近代,中、日关系被从历史位置中颠倒,势力此消彼长,日本大约在19世纪后半期,在军事、科技、经济上全面赶超中国,直至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两国关系里被注入进了一个新的内容,也就是美国因素,现在谈到中日关系的时候无法撇开美国,这个就是近半个世纪里两国外交状况。对中国来说,中美日的三国关系的构成及其走向,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对日本来说,如何发展中美日的外交关系也是处于外交的中心位置。对于美国来说,中美日的三国关系是美国东亚政策的支柱,是一个重心。从六方会谈到武器控制,从反恐战争到领土纠纷,从能源问题到经济贸易,里面牵涉到的各种项目与复杂的国际关系,相互交融而又矛盾重重。由于三个国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同时影响面又极其地深远,而且牵涉到的地区问题之多,令人犹生“剪不断理还乱”的心理感受。可以这样来理解,中美日三个国家的关系走向,不单单就是这三个国家的内部问题,直接就能影响到韩国、朝鲜、包括中国台湾省等敏感区域,而且辐射到包括东盟国家与南亚诸国甚至是中亚地区的经济贸易与地区安全,处理不好甚至于能够迫使某些国家产生必须站队到某一方的选择,所以这三个国家的关系也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最近十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而同时中美关系的发展却进展良好,这是三个国家关系的表面显示,也是最近媒体与三个国家的外交机构所能展现给世人的一种信息,而在这些信息的深层里。以我认为,中美日的三国关系就从来没有如表面所显示的如此简单过,背后无不波涛汹涌险象环生。就此,我将把这三个国家的关系作一次剖析,以使读者能够从深层里看到事情的本末。由于信息的片面,某些时候也会令人产生感触型的误会。比如,很多朋友就把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缓和,理解为中国大陆国际影响力与国力飞速提升的结果,为之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当然,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力的确在飞速提升,但这种地位不是在上升为独立自主的世界一极,前者上升为美国的得力助手,充其量取代日本的位置,而后者所谓的国力就是上升为西方列强不可或缺的廉价工厂,以廉价劳动力与无度开采资源换取一部分所谓的国力,在国际地位争取上,以上升到成为美国得力副手为目标,就算如此中国还远没有积累到能够干涉到台湾内部政治的实力,那么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的这个迅速缓和的趋势是如何产生的呢?就在2005年前我们还不敢有此期望,然而自从2005年4月之后,事情却有了出人意外般的转机,这个是有其深层的原因,关键就在于中美日的三国关系中,而非是中国大陆国力提升到足以参与到台湾的政治中。中国大陆的国力提升目前还导致不了那么快的转变,而只能是逐步提升式以及美国态度给予对岸某种压力,最后才能水到渠成。而此出人意外式的转变,就在于中美日三个国家的大动作之下而产生,在三个国家巨大的战略旋力之下,台湾问题才可能产生迅速逆转,且完全地超出了预先构想。确切地说,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缓和,是一个美日战略调整所派生出的副产品,而中国大陆恰好顺手牵羊地得到了这个结果,具体细节我将会在此文的后半部分专门提及。

  在90年代前,也就是苏美冷战时期,中美日的三国关系具有这样一个状态。日本起着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或者是平衡者的作用。在1971年3月,日本名古屋举行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日本就作为一个中间场地,拉开了中美之间“乒乓外交”的序幕,里面的日本因素就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三国关系中,日本一直来作为中美之间的媒介存在。从这样的定位上,引成了日本是中美两国优先争取对象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国以前一直来坚持中日友好的政策并非是单头的感情付出,而是具有现实意义上的政治联系。现在有不少国人难以理解为何中国不要日本的战争赔偿,而其实这里面就有争取日本这个中间者的因素。历史就是过去,当时情景不可能以现在国际政治环境来衡量,同样现在的环境也与过去不同,此一时彼一时。回想起日本在冷战过程中的定位,我们就知道日本是个两方或者是三方阵营都需要拉拢的角色。美苏冷战期间,美国把日本定位于对付共产主义阵营的桥头堡,同时也是与中国联系的媒介之一。而中国呢?也需要日本连接与美国的联系,同时也可用来平衡苏联,所以日本在哪个时期占尽了各方的优势。说句大白话,就是得到了不少便宜。

  冷战结束后,苏联解体,日本的桥头堡作用锐减,同时美国开始寻找下一个对手。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也使美国等西方国家无从拿中国下手,树立不起中国这个敌对角色。其实,象冷战这种模式,是需要双方的共同意愿,只要一方不情愿,就不容易搞起来。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苏联与美国都是核大国,几乎不存在美国或者苏联被对方直接军事入侵的威胁,也就是说双方不可能直接交战,只要一方不去理睬另一方,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一方与另一方军备竞赛,假设另一方不予理睬,而只保持一定数量的核弹头,那么对方也就无可奈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核畏惧。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有一段时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四处散布中国威胁论,从89年开始实行了对中国的全面制裁,但中国没有就此反应,虽然美国的确想把中国推上冷战对手的位置,而由于中国无意参加对方的军备竞赛,也不想拉山头与对方阵营对立起来,反而选择了合作,如此正合美国心意,之后也就出现了美国遏制与合作的两面政策,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着重于遏制的单面政策,而现在为遏制与引导双面政策。从以上看,冷战是个有漏洞的战略模式,只要一方没有意愿,就难以发动起来。

  由于美国的制裁和挑衅没有引起中国的强烈的反应,所以美国制造对手的企图大约在90年代中期前就已经破产。之后,中美日的关系出现了一个大错位,这个错位就是导致目前中日关系恶化这个局面的原因之一。90年代中期,日本国内的科学技术与工业领域发展到了颠峰,之后就逐步走向了下坡路,而冷战结束,也导致了美国的战略重心架空,苏联既然已经不复存在,那么日本的战略作用也就大幅度地降低。同时随着中美关系的重新塑造,经济商贸关系的逐步加深,日本平衡杠杆作用也就每日而下。日本的战略作用降低,而中国随着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与以后在反恐战争等领域的合作加深,中美两国却越来越紧密地走在了一起。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国内经济疲软,民众不满情绪逐步积累,而右翼势力也趁机而起。日本内部的右翼势力崛起,其首当其冲地就是向周遍国家施加压力。于是日本同中国的关系同韩国的关系,也开始迅速地走向恶化。我们可以用这样一条线串联起来日本的走向:“冷战结束,日本战略地位降低,经济低迷,右翼崛起,邻里关系恶化。”而同时中美关系却在逐步加深。由此,一个戏剧性的大挪移产生了,美国具有了充当中日之间的平衡者的条件,而日本却正在走向与中国关系的另一端。我想强调一点,美国的中间人角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形成,这个角色挪移正在进行当中,尚未完全成型。也就是说,日本有希望可以重新找回自己中间人的角色。但一旦日本行动起来,想找回自己中间人的位置,也有可能目前的战略格局将被重新洗牌,这个洗牌结局是未知的,可能还是多线性的,不排除导致美日关系恶化的结果。如此,那么这个中间人的角色就有很大的理由相信将被中国替代。

  冷战结束前,日本的中间人位置,让日本得到了不少便宜。那么冷战结束后,美国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继续让这个局面保持下去,反之中国也一样,既然全扣不到日本的下巴下,也就没理由再让日本占尽便宜,这个正是导致角色挪移的原因。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地位不但不是上升,反而是降低。从这个则面来解释,我能理解为何日本要时不时地弄出点声音来,目的当然是为了引人注目。

  我认为,美国是有意识地取代日本的中间人位置,中间人位置具有左右奉承多头都能得到好处的特点。实际例子,就以中国大陆与台湾而言,美国做了几十年的中间人角色,在经济上,美国时不时地向台湾倾销一下军火,在政治上,台湾这张牌对中国大陆也具有无限的杀伤力,挥舞起来极其顺手。再看朝鲜半岛核问题,这里中国成为了中间人的角色,随着六方会谈进行,中国所谓的国际声望或者在美国眼里价值不断地提升。可见中间人的角色是属于多赚少赔的角色,而且各方都非常地重视。中国以后也可以当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的中间人,也可以当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中间人,我是极力推荐中国成为一个国际中间人,一个多赚少赔的中间人。中间人,可以说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外交之最高境界。这样的好处,在美国脱身出冷战之后自然要有意识地取得,在东亚取代日本的中间人位置,美国也就当仁不让。

  我们可以这样来分析美国有意识取代日本中间人位置的动作。前年日本正在修改和平宪法,而这部宪法其实是美国加于日本的头上的防护罩,防护的正是罩子底下的日本。这部宪法的产生,是由于日本在二战中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同盟国击败,日本本土被美国军事占领,为了遏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所以在美国的主导下,产生了这部和平宪法。日本要修改这部宪法首当其冲的就是需要得到美国的首肯,而根据我的资料来看,美国对此保持了沉默,俗语就叫默认。再往前看,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要求日本提供支援,从而促使日本完成了向海外派兵的步骤,事实挑唆日本打破了和平宪法的限制。随着美国的这些步骤而来,美国又替日本注射了一副强心剂,美日计划在所谓有争议的我国领土“钓鱼群岛”上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以上的这一系列的动作,导致日本的和平宪法被打破,最后将被修改,“钓鱼群岛”也将被武装起来,那么事实就是唆使日本寻衅了所有的亚洲邻国,挑动了日本威胁中国领土安全。这些举动美国明确的实际利益,除了把日本捆绑成美国的战车外,就是将把美国挪移到中间人的位置上,完成与日本的角色转换,成为了东亚地区与日本之间的中间人。可以确定,日本的每一步离开和平宪法的脚步都有美国的影子在里面。美国的目的明确,但日本又为何要跟着美国的脚步一步步地走下去呢?

  随着冷战结束,日本的战略地位遽然降低,到了9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的国内经济低迷,这些挫折导致了日本产生一定程度的外交政策混乱。有一种说法,认为日本的政治右倾,就是企图转借国内危机向邻国进行泻压。同时日本一直有个梦想,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他们认为,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军事独立”,认为“军事独立”是一个正常国家的象征,同时也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这种独特的外交政策,当然不是成为正常国家的必要途径,反而是成为不正常国家的必要途径。于此,日本是选择了一个偏激的方法,一条错误的道路。

  第一条错误,认为最大限度地武装是军事独立的出路。日本军费开支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军备质量独步亚太地区。而其实,世界上大多数正常国家的军力远远地比他落后,显然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并非是正常国家的必要途径。反之,由于日本的历史问题,使致日本的武装成为了亚洲国家忌讳,日本建立强大的武装力量对其只有坏处,并无好处。

  第二条错误,认为紧跟在美国政策之后就能够成为正常的国家。这条错误尤为可笑,因为正常国家的表现正是最大限度地拥有自己的独立政策,而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越来越紧密地与美国捆绑在一起。那么,结果就是他永远也不可能拥有自己的独立政策。同时投入巨资打造的武装力量也就成了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军事力量再延伸,就是说花大钱买工具再替别人义务打工。

  第三条错误,认为对邻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是成为正常国家的一条途径。可是举目当今世界,哪个正常国家不是与邻为善,尽量避免冲突。反之,一个三天两头与邻国起纠纷的国家,才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而日本恰恰就是后者。世人所看到的,是日本正在努力做一个不正常国家,而不是正常国家。

  第四条错误,没有耐心且急功近利,错误地认为,只要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就能成为正常的国家,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巨额资金。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政策的国家,一个与邻国纠纷不断的国家,如何能够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呢?基础不存在,如何能够成功?如果能够成功,也不过是美国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里再增加一票而已,有何意义?再看联合国,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正常国家占据了97%以上。可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并非是成为正常国家的必要途径,况且日本还没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础。

  其实日本所有的矛盾都交集在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上,就是过于依赖与信任美国,以为依靠在美国的肩膀上就能够重新找回高速发展的经济与丢失的战略地位,或者认为美国能够协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而其实日本的这些单方面的想法与美国的现行政策严重冲突,但日本的这些想法恰好被美国有目的地利用与引导,从而使日本离开正常国家越来越远。当然,我有理由怀疑中国目前也正在犯日本同样的错误,因为从最近几年实际做法来看,中国对美国妥协多,抵抗少,多数选择坚持一段时间,都以中国合作而告终,且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个章节中主要谈日本,也就不再细述这个问题。我认为,冷战前的日本比现在更象一个正常国家,这个就是问题的所在。冷战前美国需要日本这个中间人与对付共产主义的堡垒,然而冷战毕竟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年,日本在美国眼中的地位不可能再如过去,在中国的眼里也是如此,不可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因为现在是中日在争相向美国表达友好,中国这么可能把日本当中间人呢?都可以各自直接向美国表露心意,并不需要一个中间人存在。所以日本现今再依赖在美国身上,只能被美国利用来去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况且现今美国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对手存在。就以反恐战争来言,日本的战略地位也远远地比不上一个伊拉克具有价值。那么,日本也只能更进一步地失去独立,才能换回美国的重视。在不久前,美国国内智囊曾经提及到要以中国取代日本战略位置的想法,可见美国已经有了多种选择。鉴于此,以我观察,在外交与军事上美国控制日本的手比冷战前更紧而非更松,当然也更具有策略化。因为冷战期间,由于日本畏惧苏俄而自觉地靠在美国的肩膀上,所以美国不需要动用过多的手段,而日本也心甘情愿被美国所控制,所以冷战前日本外交的自由度很可能比现今为高,当然这个将是暗藏的,因为日本在当时很少有意愿违背美国的政策,所以现今也只能令日本印象不深。我们可以以实际例子来证明这些,60年代至70年代初,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中美在地域政治上激烈角逐,但日本仍旧可以单方面与中国保持着友好关系。而冷战结束后,日本没有一次能够单方面违背美国的意愿。就以伊朗来说,伊朗是日本的主要原油供应国,当伊朗表示将以中国取代日本地位时,日本采取了沉默,其原因无非是美国极力遏制伊朗的政策所致,日本在伊朗问题上不敢有些许违逆美国之意,哪怕面临着如此重大的利益考验。从中就可以看出日本现在景况之糟糕。

  美国在冷战期间能够放开手脚,把日本提升到盟友的位置,同样将来也有可能继续放开日本,但这些只能是在美国认为合理的能控制的范围里。美国把日本提升到盟友位置后,日本并没有具有真正的盟友资格。就以军事同盟来说,美国对日本的军事支持是单方面的,美国具有保护日本的责任,而日本并不需要保护美国,这个就是美国的策略。很多日本人可能认为捡了个大便宜,而其实美国何需日本保护呢?因为日本自卫队就如同是美国的武装力量,或者说是美国武装力量的再延伸,真需要日本自卫队或者将来的自卫军保护美国的时候,估计美国也就差不多了,日本自然也当奄奄一息。因为就如同最近日本派兵伊拉克一样,美国将来很可能是拉着日本一起上,把日本捆绑在自己的战车上。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极其富有外交智慧,国策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至上为主。日本如果没有表现出太大的价值,美国是不可能让其随便靠着自己的肩膀走下去,所以日本只能付出比冷战前更大的代价,才能换回美国的肩膀,如此日本只能进一步地成为美国的傀儡,而不是什么正常国家。

  由于国际战略局势的变化或者是重新分配,日本战略地位下降,同时中国凭借着自己的廉价工厂与资源经济发展与美国关系改善而升级成为美国不可或缺的一个帮手。从表面上看,日本往下沉,而中国正在往上走,也就是越来越得到美国承认,这样就产生了中国抢夺日本亚洲地位的错觉,中日关系日渐恶化此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其实,归根到底是日本国内缺乏具有战略眼光与深谋远虑的智囊。既没有看透美国在东亚取代日本的战略位置的互换步骤,也没有分析出冷战后日本实际战略地位下降的原因,更没有制订出一套有效的真正的让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政策,而是采取了简单的几乎不具有智慧性地奔向美国笼套的做法,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与中国毫无关系,要说有关系只能是美国越来越器重中国,但这个是美国的态度,不是中国的态度,起码不是中国人民的态度,只是中国一些官僚特权阶层里的买办态度。

  美国需要日本的幼稚且固执的做法,这样的日本就与东亚邻国越走越远。换句话说,日本越疯狂地走向军事独立或者表现出强硬政策,美国越高兴,东亚国家就越讨厌日本,日本就与美国走得越近,离美国越近就被更加牢固地控制住,更加成为不了正常国家,成为不了正常国家就越发疯狂地争取军事独立,越加表现出强硬,越往靖国神社里奔,越加修改历史教科书,而东亚国家就越加讨厌日本,这样就完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回想冷战前,日本对周遍邻国的领土要求并没有那么高涨,历史问题认识也算谦逊,为何惟独近二十年来一波高似一波地闹起来?冷战前的日本表现得更想一个正常国家,而现在的日本只能令东亚邻国越来越讨厌,那么美国这个中间人的角色也将越来越牢固,而对日本的控制也就会越来越深入。这样的美国,成为了夹在中国或者韩国等国家与日本之间的美国。自此,美国的战略步骤就可以说取得了圆满的结局,受损失的当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东亚国家,而日本将会是最大的受害者。我们只要抓住一个重点就能一切明了,日本成为不了正常国家不是亚洲邻国所施与给他的,而恰恰正是美国所为。美国不可能容许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否则美国中间人的战略位置也就不可能得到,得到了也是毫无意义,而一个不能成为真正正常国家的日本,自然也就更容易被美国所控制。

  约在2005年2月,日美通过了防务指针涵盖到中国台湾地区。如我所说,美国不可能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虽然是以日本的名义进行防务范围扩大,但实际可以想到的,就是美国的背后主张。日美防务就其实质意义来说,就是美国所主导的军事联盟。更确切地说,就是美国的军事政策延伸,而并非日本的独立意图,当然也不能排除日本想趁机捞点好处的想法。面对美国的战略步骤,日本一改冷战前比较正常国家的行为,倒是挑起了对中国的野心,这个就越发地显得不正常,因为中国是个核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连美国总得也买三分面子,何况日本。这个做法对日本来说极其危险。被美国捆上战车之后的日本,如果真的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较劲,那么中国如果想要泄泻怒火,首当其冲的只会是离自己更近一点的日本,绝无可能舍近求远地跳过日本,而去找大洋彼岸的美国,何况中国既然不想与美国竞争,也正在努力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么可能去找美国算账呢?

  日美防务指针涵盖到中国台湾地区,虽然对中国大陆压力加重,但也对中国大陆产生了一个副产品。我在文章的开始不久,就曾提到过一件事,就是:“很多朋友把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缓和,理解为中国国际影响力与国力提升的结果。”而我分析,中国在美国心目中地位提升不假,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干涉到台湾内部政治的程度。这里面有一个推力,这个推力就是来自于美国。日美防务指针扩大到中国台湾地区以后,引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抵触。美国政策,既表示希望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反对大陆使用武力。与此政策相反,美国却同时正在武装台湾,再而又把日美防务指针扩大到中国台湾地区,也就是美国准备用武力保卫中国台湾地区,而台湾那边的陈水扁总统却正在一步步地滑向台独,和平统一丝毫也没有进展的希望,那么美国想让中国大陆如何地处置呢?不给和平统一的希望,也不给武力统一的机会,除非中国大陆想放弃台湾,放弃台湾目前中国官僚特权阶级还是做不到的,他们只采取是拖延的方法,尽量推延时间淡化台湾问题,只要岛内不闹,不至于太难堪,也就可以留给后代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现在断然放弃,不利于中国大陆内部的稳定,只能令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犹如是火山喷爆,不可收拾,逼迫中国大陆与美国表态,否则执政者就将承担下台的风险。到今天,中国犹如是美国及其西方国家中的一家加工厂,中美双方互为对方的第一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不可能这么早就抛弃尚还有无穷战略资源可挖掘的中国大陆,况且许多国际热点问题上也需要合作,彻底与中国大陆闹僵,不符合美国的自身利益,就此产生了严重的利益与军事政策的矛盾。据2005年4月28日新华社报道称,在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访大陆前夕,美国主管亚洲事务助理国务卿包格道曾经密会连战。可见,那次行动得到了美国的首肯。美国对华政策的抵触,及其以后的修补工作,就是导致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缓和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有中国大陆在其心目中地位提升有关,否则美国何尝会有此抚慰?

  美国在台海问题上做中间人,同时也在东亚争当中间人。在台海问题上,以武力保障中国台湾地区的安全为由,控制着台湾内部的政治与政策走向。在东亚,美国则以控制日本的政策与政治走向为主。我们一直在担心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崛起,而事实日本的所谓右翼是一群软蛋的右翼,他们极其亲美。按照一般常识来讲,右翼作为一个国家里面的民族主义分子,具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也容不得伤害到国家利益的政策,而日本右翼恰好相反。论民族自尊心,这群右翼干脆倒在了美国的怀里,且毫无羞耻。论国家利益,干脆就跟着美国跑,就算石油这种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经济命脉的利益受损,也毫不在乎,甚至如同火烧屁股一般地跳上美国的战车,完全大异于正常的右翼。就算如此,我们也不必奇怪日本的右翼有违世界共识的举止,因为日本右翼其实有其独特的文化基础,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西方学者说: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日本右翼向美国卑躬屈膝的行为,正是美国无与伦比的实力明证。在2005年11月26日新华社的报道中,有一篇日本议员谴责小泉政府单边倒亲美政策的刊文,可见日本的右翼完全是美国手中的玩偶而已。美国让日本右翼又唱又跳,煽动日本的国民情绪,从而威胁到邻国安全,此为美国彻底得到中间人的位置奠定了基础,也为美国进一步控制日本大开了方便之门。日本的某些有识之士指出,日本现行外交政策不符合日本的利益,这个判断极其准确。

  中美日的关系,作为亚洲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无疑直接身系着东亚乃至于世界的和平安全与经济利益的关系。美国与日本的平衡角色互换,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政策失误与障碍,东亚战略格局的变化,以及美国从中所起到的作用等之类问题,都是能够牵动整个东亚格局乃至世界格局变换的战略问题,其中任何一点的动静都值得中国乃至世界的有识之士所注目。然而,人们有时也会如同置身于迷雾之中,看不清背后隐藏的玄机,从而放松了自己的警觉力。时间在点点滴滴中流逝而过,当赫然之间发现美国已悄然替代了日本中间人位置的时刻,此情景还是相当地具有戏剧化,

  当前中日主要的矛盾有二个,一就是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与参拜战犯的历史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已经在上面谈到过,美化战争是违反人类公理的行为,这样做引起其它受害国的不满,是日本自己让中国占据到了道义的制高点,可以在此问题上对他进行痛斥,是日本右翼往中国手里塞了一张牌,那么也就不成为了什么大的问题。第二个矛盾是中日领土纠纷,这领土纠纷主要集中在一个地方,二个点。地方就是东中国海,两个点,一个是东中国海的石油产地,以春晓油田开始向日本自认为领海分界线的日本占领区琉球群岛一侧延伸过去,另一个点就是钓鱼岛。

  领土纠纷是比较敏感问题,一般国家之间都很难退让,所以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分析一下谁占据着道理。从历史中来看,日本在东海的领土并非是日本自己所有,现在日本占据的所谓领土“冲绳”,在一百多年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独立国家,其地位与朝鲜、越南、日本等毫无二致,这个国家被叫作“琉球王国”。

  据《古春风楼琐记》记载,琉球国位于福建以东的海上,《隋书》中称为“流求”,《元史》中写作“瑠求”。据说该岛被波涛汹涌的大海包围着,最初有一对夫妇住在岛上。他们搬土运石,种草植树,繁衍后代。后来岛上的人多起来,人们就选出了第一位领袖“天帝子”。相传天帝子育有三男,长子天孙氏被立为国君,传国二十五世后被叛臣利勇所杀。后有尊敦起兵诛灭了利勇,被拥立为君,称舜天王。

  元朝末年,琉球分裂为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山、山南和山北。其中,以中山国的势力最为强大。公元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明政府派杨戴出使琉球三国,分别册封了三国国王。琉球三国表示向明廷称臣,正式成为明朝的藩属。几年之后,中山国完成对其它两国的统一,中山国国王被明政府册封为琉球王。自此中原朝廷与琉球王国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藩属关系。从历史上来看,琉球王国的地位与周边交往的几个国家毫无两致。

  500年后,1871年11月27日,66名前往中国进行朝贡和贸易的琉球人,在回国途中因遇到大风,船舶漂流到了台湾,被不明就里的台湾土著牡丹社民误认作敌人,杀死54人,另外12人被清政府护送回国。“牡丹社事件”的当事人一方是中国子民,另一方是当时大清藩属国琉球王国的臣民,本与日本没有多大关系,但当时的日本蓄谋吞并琉球,并借机插手台湾。1874年4月,日本发动了对中国台湾的一次进攻,战争的过程虽然几近被清政府及其当时的台湾高山族击溃,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与软弱,结果却出人意料。10月31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北京专条》3条,清政府答应给日本抚恤银10万两,在台建筑费40万两,先付10万,其余40万在12月20日日本退兵后支付。《北京专条》签署后的第二年,日本派兵进驻琉球,并命令琉球尊奉日本明治年号,不再向清政府入贡。1876年琉球王国送最后的进贡船到清国。1879年4月,日本派出了一支由450名军人和160名警察组成的队伍,前去镇压了已有200年不设军队的琉球“藩王”,不容分说将王室强行迁移到了东京,并废除藩政改为由日本政府直辖的冲绳县,琉球王国被日本强行吞并。

  十几年后,朝鲜与中国台湾也先后被日本犹如此类方式侵吞。我们现在再来看,二战后朝鲜半岛已经独立为两个国家,台湾也重新归于当时国民党治下的中国,而惟独琉球还被日本强行占领着。而此类的吞并属于非法几乎是毫无疑问,否则朝鲜半岛与台湾也应该属于日本的领土,何来现在的独立与归属呢?此种逻辑关系与事实一清二楚。既然朝鲜半岛独立了,台湾本来就属于中国领土,迟早也是要统一的。这些都已经铁板钉钉的事实,那么琉球地位也必须被确定下来,还琉球应有的权利与地位,此种要求就是道义就是正义。日本与中国争什么东海领土纠纷,如果琉球没有被日本强行吞并,日本何来与中国领土接壤?翻开任何一张世界地图一看就清清楚楚。日本靠着侵略与强行吞并的手段非法占领的他国领土,又有何资格跟中国进一步提出领土要求呢?中国就算在东海真的与其它国家有领土纠纷,那也应该与今后独立之后的琉球国有纠纷。以我来看,中国没有多大需要与日本谈判东海的任何一点的所谓领土纠纷,要谈也要等到琉球的地位确定以后再讨论。在朝鲜半岛独立的事实下,在台湾归属中国名下的事实下,琉球地位还未确定,起码道义上就应该这样理直气壮地告诉日本,告诉这个世界。否则,我们无疑是在助长邪恶,助长法西斯的侵略与强盗逻辑,为人类道义着想,中国也不能默认琉球王国被日本非法吞并的问题,我相信世人明白了这个道理,也能自动地维护起正义,站在中国与琉球国一边,这就是公理。

  我主张中日和平友好,从历史来看,中国对日本领土并没有任何要求,但日本却对中国领土要求没完没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离本土二百海里内都是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这个法则为日本提供了一个过去用武力,现在用法则就能够实现的野心,于是那些日本右翼全成了知识分子,成为了国际法专家。根据合理推断,日本过去用武力侵吞了琉球,现在接下去就与中国的钓鱼岛与东海海域产生了纠纷,按照二百海里的经济专属区划分,一旦日本事实占领了现在那些岛屿与海域,那么他又可以在这些岛屿的基础上,再次提出这些岛屿二百海里平方范围内的主权要求。比如,日本占领琉球群岛就提出了钓鱼岛主权问题,然后日本再占领钓鱼岛,那么假设钓鱼岛西边的二百海里范围里还有个“钓虾岛”,日本就可能提出对“钓虾岛”的主权,占领了钓虾岛当然还有可能有另外的“钓蟹岛”由这样的法则来占领,如此就无休无止无穷无尽,按照这样的法则就能占领到中国台湾省或者中国的海南省,最后是不是把中国大陆也给圈了去呢?你们不要不相信,日本人既然能在80年前制造失踪俩军人的借口对中国大打出手,这样的事情也是会发生的,对他们来讲这个也许叫“智慧”。由二块岩石组成的冲之鸟礁如果落入日本之手,我估计中国的东海将再度缩小,以此基础一直能够圈到上海的崇明岛,当然这只是一个比喻。但从日本占领琉球国后,再提出对钓鱼岛的主权来看,日本是准备没完没了地搞下去,我们怎么办?我们让一寸他们进一寸,直到被完全蚕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需要跟日本谈谈,按照事实来看,要谈谈“琉球地位未定论”的。

  日本人民是一个聪慧的群体,中日地理上一衣带水,我们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在地球上一起生活下去,彼此也没有办法再选择邻居做伴,既然如此又何必要相互敌视,互相别扭呢?我钦佩日本人民对这个世界的适应能力,在每一个阶段日本人民都会紧跟着现代社会的脉搏。一百年前,当世界走向近代工业化的时候,日本果断地进行明治维新,促使国家走上了强大之路。上世纪后半期,又实行民主政治,也创造了经济奇迹,这些优点值得中国人民学习,但日本到了二十一世纪难道丧失了这种能力?还抱着六百年前丰臣秀吉的扩张政策,还沉浸在明治天皇的施政纲领中这句,“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胡话吗?这些已经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理念,需日本人民再次选择。愿中日世代友好,不再有战争,愿中日两国今后能相互谅解,儒家同根,本应该情同兄弟的,要是无休止地在中国领土问题上搞下去,惹火中国人只能是自讨苦吃。

4,中国能源危机

  在以经济为导向的这个世界中,作为经济血液的石油显然是生死犹关的命脉,世界石油的价格直接指导着这个世界经济的兴衰,石油的供应充足有否,也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

  去年中旬国际原油价格打破一个接一个历史记录,直逼每桶80美元,价格上涨的速度又引一场全球性的经济恐慌。2004年,许多专家们忧心忡忡地指出,油价如果在40至50美元之间长时期不退,就有可能导致全球性经济衰退,其规模可能与1973年、1979年和1990年的三次世界性石油危机相当。2004年4月,中国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人张大伟说,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近1亿吨,对境外石油的依存度达到36.5%,预计今年将超过1亿吨。由于后备资源严重不足,中国石油产量很难有大幅度增长。到2010年,中国的石油需求将达3.2亿吨,届时石油进口量将达1.6亿吨。石油需求在较大程度上依赖进口。2004年已经过去,外界认为中国原油进口已经直逼50%。

  这个世纪将会是石油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对石油领域的竞争将会白热化。曾经有一个世界著名的战略家曾言道“谁控制了欧亚大陆的北部,谁就是控制了世界的心脏”。然而时过境迁,在今天的世界中呈现的却是另一副景象,有人说:“谁控制了世界石油的源头,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在这个世纪交替之间,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接连打了三场石油之战,用钢铁与鲜血的热战注解了石油的价值。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独霸,同时也是能源消费第一大国。据悉,美国平均每天消耗掉约2000万桶石油,占世界总需求量的近1/4。石油在美国的总体能源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将近达到一半,是美国经济血液,其中一半以上依赖进口。世界石油市场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美国经济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是致命影响。美国进口石油量如此之巨大,而其实美国并不是一个贫油国家,美国的石油储量到2002年1月为止,已探明达220亿桶,在世界各国石油储量中名列第12位。可是美国仍需大量进口石油来支撑经济,从中我们可以分析出美国的国家战略。有人认为美国有意控制本土的石油开采量,而是诉求以外,这个无疑就是美国长远的战略性考虑。

  中国的石油危机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呢?2003年江苏与浙江闹油荒,就在本人所居住的浙江宁波地区所见,只见高速公路上停放着一辆接着一辆无法启动的柴油车,就是勉强开进加油站的车子,也是排着一溜长队,其实加油站根本就无油可加。中油公司的负责人摇着头说:“毫无办法”。这个危机,在2004年广东又再出现这样的场景。我们中国的石油危机已经威胁到了脖颈,再进一步无疑就是全国物流停止,中国被停止。根据2004年6月26日新华社报道说:“由于国际局势不确定因素增加,产油区局势动荡,加之中国石油进口来源、渠道单一,而中国原油储存设施严重不足,2002年全国原油储罐库容合计为3800多万吨,均是企业生产和经营性周转库容,理论储存能力不足30天。”不足30天的石油储备,直逼中国国家安全底线,试想我们万一需要一场对外中等规模的局部战争,那么很有可能的后果之一,就是面临着国际性的经济制裁,也很有可能被超级大国所封锁,而到那个时候中国的物流就将面临着停摆的可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陈淮说:“中国石油战略的重点过去是如何找油、采油。即使涉及走出去战略,一般也以参与勘探、开发和获取份额油为主。在中国新的石油战略中,重点应当放在如何全方位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竞争中化解市场的风险。”固然参与市场竞争是解决中国能源危机的方法之一,但这种方法能解决中国的长远石油战略需要吗?能够在被万一封锁情况下,能从国际市场中取得足够的石油需求吗?显然在这个石油争夺越来越紧迫的时代,市场竞争也只能解一时之急而已,更何况还有特定的被制裁与封锁的风险,可见市场化解绝不可能治本。于是乎中国的石油需要与安全就不得不进行多渠道运作。

  从近期中国能源获取的渠道来看,我认为中国正在创造五大支点,这五大支点具有非常一定的长期远景目标,虽然我并不同意为石油中国所要付出的代价,但我还是将在下面逐条分析,以便清理思路。

  第一个支点依靠俄国,1992年12月,中俄两国领导人签署《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相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江主席与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中俄联合声明》,确定两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双方在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江主席应普京总统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共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条约一张接着一张,意味着一张更比一张确定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而在2004年,中俄两国一致性解决了存在的领土纠纷问题,从此中国将与俄国不再有较大的领土纠纷,中俄关系将会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这个是中国给予俄国的一个让步,就是部分中国北方与俄国存在的领土纠纷,中国将不再保留追究权利,从而换取了两国稳定的外交关系发展。

  在2001年7月签定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第一条确定双方为友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于第八条确定,缔约双方不参加任何损害缔约另一方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联盟或集团,不采取任何此类行动,包括不同第三国缔结此类条约。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允许第三国利用其领土损害缔约另一方的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于第十一条确定缔约双方反对可能对国际稳定、安全与和平造成威胁的行为,将在预防国际冲突及其政治解决方面相互协作。于第二十条约定,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毒品、精神药品、武器等犯罪活动方面进行积极合作。这个条约主要集中在领土、外交与军事合作上。

  第二个支点,联合印度,2005年4月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印度总理辛格进行“历史性会晤”,双方已就边界问题达成协议,此类似与俄国的交换条件,作出了解决两国根本性的矛盾的第一步。印度《亚洲世纪报》10日在头版的一篇文章中援引分析家的话说:“这次的握手将不会停止,似乎将永久地握下去。”双方总理于11日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度共和国联合声明》,确定了中印关系以后具体的走向。过后,印方再次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印度,并且被双方外交部门提上研讨。这次访问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认为这是中印两大国进行密切合作的一个开端,更有认为其意义极其深远。

  第三个支点,保障台湾海峡与中美关系稳定,以“六方会谈机制”作平台,使之美国与中国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战略对话与彼此合作,此条上引成与美国及其西方国家的默契,六方会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交流平台。从另一个方向看,中国能源吃不饱,也意味着西方国家在中国的外资就是无米之炊。而以“六方会谈机制”作平台,从而再影响到台湾问题及其世界上中国有能力沟通的问题,不少时候所谓的伊朗核危机、台海稳定也成为一个搭配中的议题,相互进行讨价还价式地交流。其中也有中国无法选择的外部因素,六方会谈内容,首先在日本与美国的《日美安保条约》与《周遍有事法》中已经不可避免地与之重合,《周边有事法》不但涉及到中国台湾地区,也包含着朝鲜与韩国等国家,这些国家有事,日美将作出的反应就在此法中。这个平台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几方互相讨价还价必须建立起来的舞台,一张张在手之牌将在上面挥舞,当然也是引导中国向有利于美国方向发展的牌局之一,这个是美国的既定外交政策,就在两面政策当中。几年的六方会谈之后,中国对美国及西方国家依赖性有加重,与朝鲜开始疏远,台湾问题也被越来越压到后面。当然,在台湾问题上,不统不独的局面最有利于美国与西方国家,台湾问题本身对中国来说,就是能卡脖子的位置,被人一卡就透不过气来,而对于其它国家来说,是一张好牌。在战略位置上,台湾拦腰在中国南北海道上,也关系到石油运输的安全,往上更是中国东海与日本领土纠纷的一个战略要地。

  第四个支点,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中亚区域,中亚国家毗邻世界第一产油区中东,本身石油资源也是非常丰富,就以吉尔吉斯斯坦而言,其原油输送管道直接伸入中国境内,这个地区战乱造成的破坏或地区被分裂割据的结果,完全能够导致原油管道的堵塞,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利益,况且还有中国新疆分裂分子在中亚地区活动,对中国领土安全也有莫大的关系。

  第五个支点,为新开辟的非洲,如苏丹等国,中国近年来向非洲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不久前还邀请非洲各国首脑来华访问,举行了一次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非洲首脑大集会。非洲为欧洲的传统势力区域,中国进入非洲部分国家,欧洲一些列强抱有很重的戒心。前不久,一位英国议员在非洲访问期间,就直言中国对非洲有野心,让非洲国家提高警惕,但之后到没有了这方面的音讯,也许其中也有一些默契存在。

  以上五个支点,就是中国目前正在走的大致走向,而其意义是:

  一,拖延台湾问题恶化,不至于影响到国内外的稳定局面,这些需要依赖美国的默许。包括不使朝鲜半岛让中国尴尬,是以“六方会谈机制”为平台进行与美国合作方式,使之影响周围各国与各势力,并且逐步靠近美日势力范围,起码不至于使中美日关系恶化,而是越来越好。为今后对南海的稳定与保障海路原油线奠定基础。

  二,北联俄国,使之利用俄国本身的庞大石油资源,保障中国部分原油的供给,以战略伙伴关系指导同进共退,以《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作平台,不让北边发生大规模的干扰,解决部分能源供给,当然也付出了不少代价。

  三,南联印度,稳住南亚局势,逐步加深与印度的关系,期待与印度在南亚合作,消除印度与中国激烈争抢南亚外交资源与石油资源等局面出现,从而解除中国南部的威胁,保障中东到中国,非洲到中国,在印度洋范围里海道畅通,付出的代价与俄罗斯相类似。

  四,以中亚地区本身资源与陆路连接中东的优势地理条件,保障中国陆路石油管道畅通,以“上海合作组织”为平台,并在反恐等领域进行合作。

  五,进一步发展与非洲的关系,有人说非洲是一块还未开发的处女地,丰厚的石油资源能够解决部分中国能源需求。

  经过这样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设想一下过后的格局。北边为俄国的领土,与俄国合作,营造北边稳定,起码不添麻烦。西边是俄国的传统势力区域,由中俄等国合作保障稳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屏蔽潜在的冲突。南边与印度合作,使之印度不把中国作为对手,进而可以合作开发南亚地区。在东南海疆部分,与美国合作,推延或者缓和领土问题。对于南海周遍国家,中国也已经着手合作,这个在对菲律宾50亿美元贷款中可以看出一点眉目,还有就是借着印度洋海啸,大规模援助有排华传统的印度尼西亚。在西边借助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从陆地进入中东,同时借助与印度合作,从海路保障进入中东油道安全。最后是非洲,中国与非洲的关系在毛泽东时代就打下了厚实的基础,虽然有一段时间被忽视,但部分信任关系仍旧存在。

  这些布置,首先我认为原油就是这个指向的主要驱动力,围绕这个主干满足大量外资商品出口或者销往外资国的需要,也包含着国内市场的供需。我这样说,是因为外资在中国拥有绝对优势,当然他们是主角。使之保持住中国廉价的资源与血汗工厂的地位,石油或者其它资源的供给是相当地重要。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成绩是:一,在“六方会谈”下,中国越来越被美国及其一些西方国家器重,当然与朝鲜关系逐渐冷谈,这个也是无奈的选择。二,台湾问题出现缓和迹象,有可能争取到了拖延非常长的时间。三,中俄合作深化,在边界划定过后,虽然失去了一部分名义上的土地,但得到了北边的安宁。西边成为中国重要的原油管道进入口,在“上海合作组织”下面,军事合作也在积极地展开,趁着美国等西方势力立足未稳,俄国势力的衰退,中国进入其中相对阻力较轻。四,与印度初步达成分界协议,双方签定联合声明,虽然中国失去了一些名义上的领土,但也算是一个相当良好的开端,主要还是安宁的问题。在中国对于西南北三方的布置中,已经大致可以看出过后的格局与轮廓。这些,就是中国正在走的或者即将走的方向,联俄、联印、联美、联印度尼西亚等,只要有条件交换,如石油、国家安全等,那么就可以与任何国家合作。当然,有时候连出让名义领土权益也并不一定合作得了,最后也就不得不修改部分内容,比如印度,最近中国在藏南领土问题上就开始有些后悔。一切围绕着安定与稳定。我们不能看这样说的,更要注重于这样做的,做出来的东西才是实质,那个石油危机,往深层里说,就是为了更好提供给西方列强低价格,而高品质的享受,否则这么能够叫世界工厂或者廉价工厂呢?这也是致使中国寻求合作的主要原因。

  我不反对追求安宁与稳定的周边形势,也不反对建立畅通的石油管道,但达成这些目标的方式值得商榷,如果以出让名义领土主权的形式,起码在我心里是不舒服的,你说名义领土可以抛弃,那钓鱼岛其实到今天也已经成为了接近于名义领土,我们是不是也可以丢呢?其它人我估计不到,也有人认为是可以丢的,当然也有理由。但我认为,能够解决能源危机方法何其多,为何要选择这种方式,这要好好商榷。根据我观察,现在所有的领土纠纷都是被无限期拖延向后,包括东海纠纷、南海纠纷、以及台湾问题等,这些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不处理,最后全会变成名义领土,就是这样的道理,南海不少岛屿已经被一些国家事实占领,我们要承认他们吗?显然,我们现在不好好处理,留给后人处理,本身就是一种推卸责任的行为,是不负责任行为,我们现在求安宁,也就是让子孙后代不安宁,很清楚。我常常想,这样的拖延无非是拖到引不起中国人的注意力,最后如藏南,也如同与俄国的北部领土纠纷那样处理,否则很难解释得通,找理由是很容易的,要稳定,要和平,实力不够等,在一百年后我们的后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继续留给下一代去处理,难道不可以吗?我认为实质更重要,并非嘴巴说的那些种种理由。上代出让的领土我们没办法追回,但起码得保证现在别再有新的出让发生。从古至今,三皇五帝,当政者有拓展每寸土地的义务,而没有挥霍尺寸的权利。如果你争10寸,丢8寸,还赚二寸,那也就罢了。但问题是至今尺土未争,还要丢失,那怕是名义领土,那也是我们先辈流血牺牲挣的,随意地丢,这个也太说不过去了吧?中国是核大国,就算求安宁,不想打仗,实力不济等这些理由成立,那我们态度也是绝不能让的。是我们的,别人就休想拿走,这个气势要在,法理依据要在手,且要保持随时可拿的依据,不能让他国心安理得地拿到手,这也是一张张硬牌。据说那个耗时十年的中越自卫反击战,流了数万将士的血,最后还丢了几个山头。

5,为什么说是妥协外交与廉价工厂经济

  写到这里有不少朋友要问,“你这么老是说中国是求安宁的妥协外交,廉价工厂或者廉价资源经济。你引了那么多数据与资料,也证明不了一切都具有必然的内在联系,更无法证明中国就是求安宁的合作外交或者廉价工厂靠出卖人民的血汗与尊严挣取财富。”不错,这些是我的疏忽。因为所有的联系没有出让名义领土那么能够直接而一目了然地得出结论。的确存在我没有详细论证的问题,没有很好连接起来摆给朋友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将在此文中把这些因素内在的必然连贯起来,而且尽量以简单而通俗易懂的语言,具有基础数学水平就能够理解的方式,告诉给朋友们。

  我需要取上面列出过的几组数据,就是关于中国的GDP里外资比重,及其进出口外资的比重,再就是中国进口石油的比例。这些数据都是2004年以前的,在此之后我就再也找不到近二年的数据。近二年,这些数据会更大,但我无法找到,也可能是很难找到,只在存在于所谓内部,而没有公开发布让我得到。而我所要提供的都为2004年以前的数据,我可以保证绝对有据可查的,起码我做到,只要你能上网就可以搜索得到。

  第一个数据,2004年10月20日中国经济时报文,文中说道,“FDI(外资)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第二个数据,中国总会计师协会评估指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与此同时,外资公司还占据了中国60%的进口份额。”第三个数据,“2004年4月,中国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负责人张大伟认为,2003年,中国原油净进口近1亿吨,对境外石油的依存度达到36.5%。”如果有朋友对张大伟先生的数据有怀疑,我还对照过中国新闻网的数据,及其中国能源网的数据,比较之后完全正确。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算这样一笔账,首先2004年前,外资已经占据中国的GDP比重的40%,而石油进口约占据36%。如果换一种思路去理解,能源消耗与GDP大致相等。其实的确是可以相等,有多少产出就应该消耗多少能源,现在我们不计算数量,数量是有可能高消耗而低产出的,但比例就不会。也就是说,40%由外资占据的GDP比重,与境外石油的依存度36.5%作对比,把这一组数据对等起来,如此就可以理解为40%减36.5%,结果是剩余3.5%。换过来可以解释成,如果外资占据GDP是3.5%,那么中国就不需要依赖境外的石油。因为40%是外资创造的GDP,而把外资占据的40%的GDP比重,换算成40%的中国总体能源消耗比例,就可以完全解释清楚。40%换成能源消耗比例,同时中国进口36.5%的石油,那么去掉外资的比重,中国石油消耗方面还当剩余3.5%,如果没有外资,那么中国还能出口3.5%的石油。这个计算很简单,也一目了然,但需要转弯一下思考,如果不能转弯,那么我也就对此无能为力。

  以此推论,如果中国外资占据的比重和日本一样,只有1.1%,那么中国还是有石油能够出口,并不需要进口。换句话说,中国进口石油完全是为外资服务,且自己还往里面贴了3.5%。这个只是第一个的道理,说明中国到处找石油就是为了满足外资的需要,很简单,也很分明。第二个道理,就是需要分析外资是不是在为中国服务,还是在为他们的国家服务。你可以理解成他在为自己服务,但我的分析却不是,单个外资也许可以算作是为自己服务的,但整个外资却不一样了,道理可以继续看下去。

  大凡在外资企业待过的朋友,特别是管理层的朋友,一般都清楚外资是如何地往外转移利润的,当然这个方法在传统媒体上我们是看不到的,最起码很难见到,但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没有几个人会不清楚。就以汽车制造业来说,外资指定核心产品非他本国生产的不可,就是说核心是直接国外带进来的,不是中国国内生产,或者不给你生产,但这个价格有时候可能占据到整个车辆的一半以上,比如汽车发动机,你不能不让他带进来。他们一句话,“用你们的产品质量差。”就是中国产品质量超过了他们的产品,也可以硬是说你达不到指标,是不合格的,或者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理由很简单,用中国生产的发动机要影响他的产品质量与销售情况等,这样中国方面就无法说得清楚,不得不屈服于外资进口核心产品要求。

  这里有一个例子,有一位不知道里面玄机的朋友,一直按照外资的要求来做加工改进,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与资金。但他奇怪为何我的加工总是不合格呢?明明对上了对方提供的数据,但对方总是挑出毛病来,这不行那也不行。几经失败之后,最后这位哥们一拍脑袋明白了,原来是对方是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表面上答应让中国国内产生,但其实是一个口头人情。所以任何的精细的加工,也永远无法达到他们的要求与指标。

  我们算一下,一只进口发动机占据多少材料?整辆车又是多少呢?一只进口的超级发动机算它占车的1/3材料足够了吧?那中国方面也需要承担2/3的材料,也就是说一个进口发动机卖了你50%以上甚至70%的价格,但材料只有1/3,而其余的2/3材料都是中国方面承担,而你却只有50%到30%的价格。销售在中国的市场里,那么也就是外资国方承担了1/3的资源,但占据了利润的大部分,你只有小部分,如果返销到他自己的本国,那资源是百分之百全部被带了回去,还带走你的那一大部分资源,且利润还是他占据大部分。这里就更加直观地说明了,资源与利润的流向,外资的本国。

  当初我把外资算得很好,国家有外汇政策,他们利润带不回去的,后来一看办法是五花八门,还有到第三方投资的方式流回去,你总不能不容许他投资吧?我明白了,开始我把他们当傻瓜,最后证明我是一傻瓜。前不久一位朋友说到自己的单位,具体生产机床还是汽车我忘记,他们是中外合资的单位,企业年年报表上都是亏损,但市场却在扩大。大意说道,外资方开始说,年10万台有利润,后来说年20万台,现在是年50万台有利润,总之是年年亏损,但市场却在扩大,这个没道理呀,市场在扩大,这么可能还在不断地亏损呢?就算到了年50万台生产能力,那完全可能再往上说成100万台后才有利润,但中方却没有办法知道那些亏损在那里,因为报表是外资提的,这样就被套住了,大笔的钱象打水瓢一样地下去,最后外资还可以用补亏损的方法把股份买下来,最后彻底排挤掉中方。

  说到这里,总可以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满世界找石油,就是为了满足外资的需要。再就是,外资就是在利用中国廉价的资源为自己服务,他们出小部分资源那也是相当高的价值,你用了大部分资源,却还是赚不了几个钱,以资源养外资一说,完全合情合理的。利润没有多少,资源被廉价卖走,满世界找石油与铁铜等资源几乎成为了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但究其实质来说,就是为了满足外资需要。

  在中国外资是第一等的,他们的税很低,且赚了大头的利润,一个核心进口,就把利润全部搬到了自己的国家。而中国民族企业是第二等,他们在技术上被外资压制。在负担上,税收方面没有外资优惠,而同时利润却很低,他们是以低价格与外资产品竞争,如此就又引出一场恶性循环。因为利润低,在研发投入上没有外资充分,且收入也没有外资可观,这样就只能在质量与技术上处于外资的下游。外资就如是乘船的人,民族企业是船,民族企业价格低,反衬了外资企业的质量好或者科技含量高,民族企业产品价格抬高,外资方可以有更高的价,反正优势全面在外资企业手里,负担比民族企业轻,利润也比民族企业高,研发能力也将永远比民族企业强,因为外资钱好赚,投入自然就比民族企业多。最后的国有企业是第三等,最低等,负担是第一重的,过去还要负担全面的职工福利,现在开始用临时工,可能福利负担要轻了一点。就算这样,还是要被贪官污吏收刮,也不敢偷税漏税,更有管理者故意整垮掉国有企业,而从中获得暴利,比如管理者直接自己低价收购。国有企业没有赢利,银行的坏帐就越多,烂账死账在银行里,总归至今还是全部国有的,到国有企业倒闭,卖光,银行资金回收不拢,那么就开始改革银行,如果银行亏成了资不抵债,那就可能直接卖银行给外资抵债,反正是上游企业压到最下游,外资企业最有钱,赚中国的钱,最后买中国的银行。

  这样的结果与现实状态其实不用我多说,很多东西我们都听说过,也想到过,区别不过我说得比较直白,其他人可能说得婉转一点,而我这些直白的话不好听,但能使人清醒,婉转的话好听,却只是麻痹自己的毒剂。比如,可以把到处寻找满足外资的资源,说成是外交上的战略大布局,把妥协说成是利益搏击的交换。把放弃自己名义领土,说成两国友好和平的象征。总之婉转的话可以随便说,但那些话的背后实质却没有改变,失去的就失去了,很实在,靠语言修辞改变不了本质里面的内容。就如某领导人经常去“消气”的行为,你可以说成是,我们赚了大便宜,一直赚到心里动了恻隐之心,学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去进行慈善活动,他反馈社会,咱们中国反馈被我们赚了大便宜的国家。这么一个修辞,中国倒成了国际雷锋,人人精神饱满,容光焕发,道德之光闪亮。但实质是什么?直白一点说,就是进贡去了,有本质改变吗?人家比你富裕,比你强大,要你做什么慈善工作?人家每年赚的钱要远远超过中国,赚得更凶,还需要你去帮助什么?需要反馈什么?这些就是实质,他救济中国那才叫救济,因为中国比他贫穷落后,没道理反过来需要中国向他发放救济。当然,这个救济含义不是指灾难上的救济,那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我的写作,全部主题就是直白,如果是预测,那么我就说是预测,如果是事实,那么我就说事实,直抓本质,不修辞,也没必要,有修辞就是麻痹中国人自己,自己给自己吃毒药,没有任何意义。上面,我用数据及其合理的计算,已经证明了中国的资源与石油进口是为外资服务,廉价工厂或者廉价资源经济相当确切地描述了中国经济状况,如果再谈及到所谓的市场换技术,大规模出让国内市场,以及外资占据到中国经济比例的超重地位,要听直白话,我就回答,那是一个经济殖民地,起码也是已经非常接近于经济殖民地。如果外资转移到印度或者巴西去,那么中国失业率就有一个惊人的庞大基数,完全是第二个拉美。外资转移,那么多的出口消失,意味着工厂要关闭,上亿计的工人这么办?某些农村现在都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耕作,或被征用,当作房地产在炒作,或被污染,无法耕种,一部分民工回家结果也是无所事事,更何况要吃饭。

  有了上面谈到的这个经济结构,那么下面就可以说说什么是求安宁的妥协外交。我前面提到了外资转移的问题,这个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中国资源与劳动力优势失去,就可以导致外资转移。而不使外资转移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继续压制着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用政治手段也好,用经济手段也好,包括长期不给予普通老百姓基本福利保障,削减一切成本的上升的可能性,当然这种方式甚至会削减到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身上,但目前中国必须要保证成本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之下,且还需要保证基础设施良好,后一个需要很大的投入。其实这是恶性循环,为了不让外资转移就只能永远残酷地剥削老百姓,压低劳动力成本,不如此外资就要向更低成本的国家走,资本本身就是逐利的,那里有更好的收益当然流向那里。二就是要有稳定的资源供给,资源渠道需要畅通,否则没办法生产,如果资源价格很高,那么外资还是要流走,流到资源更发达,更便宜的国家去。就如我在上文“中国能源危机”中描述的一样,中国求得各方的安宁,那怕出让名义领土也要维持好资源供给问题,中国现在没有办法不去和西方列强的妥协,否则美国这样的国家只需要使用摩擦一手,给中国制造一点麻烦,那很就难有什么的经济腾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美国如果执意看中国不顺眼,完全可以拉一帮人到处给你下绊子,不需要多做,做到没有足够的资源给中国使用就够了。不说外资转移,你经济发展也最起码打折扣。这样的经济模式其实有根子里就错误的原因,你不得不依靠西方列强,是从经济领域的结果到政治与外交领域的连接,是根子里的东西。

  我们现在都清楚,2004年前,外资就已经占据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现在随着国有企业被外资大规模收购,其实估计一半以上是不过分的。另外我们再看第二组数据,“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与此同时,外资公司还占据了中国60%的进口份额。”我没有找到最近二年的进出口数据,但55.4%与60%这个比例就足够说明中国进出口为外资主导,外资如此大量的进出口数量,就意味着有多少的外资工厂在赶工。想一想,他们如果离开中国的后果。地球上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中国这样依赖外资的,存在的都是傀儡国家,将来中国难道能够例外?现在能够保持住稳定,一是中国庞大,二是外资现在没有走的意思,资源与劳动力优势仍旧在中国存在,所以还看不见走后危机,但后果已经可以想像了。这是根子就已经错误的东西,为了保障资源供给充足,不得不与西方列强合作,为了保障人力成本低,不得不在拿老百姓的基本福利开刀,我们早就错了。

  当国外资本成为中国主要经济力量的时候,那么这个力量也将为官僚特权阶级所依靠。在这个世界当中,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每一个统治阶级都会寻找自己的力量源泉。我们清楚,毛泽东时代政权的力量来自于工农,就是他说的人民,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标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个就是他们的力量源泉。美国的当政者的力量来自于财团,那些美国的民族资本家,他们是美国最富有的阶层,也成为了美国政权的力量源泉。而中国,最有力量的不是民族资本家,也不是无产阶级,绝大部分已经蜕变成为了官僚特权阶级,引成了与无产阶级对立的两个阶级,无产阶级想官僚特权阶级靠过来,官僚特权阶级也是不敢相信无产阶级能够靠得住的。在中国最大的力量除了官僚特权阶级的本身,那就是外资,这些在数据上一目了然。

  以毛泽东主席的阶级分析法来理解,官僚资产阶级与买办本身是联体的,当官僚引成阶级的时候,他们的力量就不再来自于人民,所以他们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力量,一是靠本阶级。二是靠收买的知识分子,与给予好处的部分群体,如民族资本家。但知识分子与民族资本家却不是他们阶层中的一员,当利益无法平衡的时候,同样会被他们损害,在下一层的知识分子与资本家也同样被上面所压迫,所以这力量并不是官僚阶层所能靠得住,也不足构成稳固的力量。三就是借助国外的力量,特别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这个在历史上很常见,大清政府利用国外力量镇压国内暴乱就是例子,还有就是朝鲜的东学党暴动,当时就请大清政府出面镇压。所以凡是脱离了人民的政权,且有官僚资产阶级模式的,那么他必定是买办式的,是与列强妥协与合作的,只不过是价钱高低而已。

  还是看一下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辞典》是怎样解释这种现象的,《政治经济学辞典》中集,第241页这样说道,“在各个国家里对内利用政治特权,实行阶级压迫;对外勾结帝国主义,适应国际帝国主义商品倾销,资本输入和掠夺资源的需要为自身谋取利益的大资产阶级为官僚资产阶级。”

旋涡的根

  旋涡的根,意思就是产生此旋涡的根子在那里?我认为一部分是继承上面出了问题,一部分是政治思想出了问题,在开始的“旋涡中的中国文化”与“旋涡中的中国政治”我已经有所提及,文化或者意识形态错位,导致思想混乱是必然的。中国在上世纪80年之后,并没有很好地与上面的政治思想顺利焊接,新出的某理论就是连最基本的马克思哲学指导思想也不能连贯起来。奥克兰研究所(Oakland Institute)出版的《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作者罗伯特。威尔这样描述结果,“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清楚反映了毛泽东去世后三十年巨大社会变革的影响,在他领导下推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政策被拆除,转而回到“资本主义道路”,让无产阶级出于越来越危险的境地。在这个曾经是最平等的社会里也出现了迅速增大的贫富两极化趋势,特别有钱的上层精英和生活水平日益恶化的位于地层的广大工人农民。充分说明这点的是,2006年《财富》(Fortune)全球富豪榜包括中国大陆的7位和香港的1位富豪。虽然他们的财富和美国或别的地区的富豪相比还比较少,但是他们代表了中国全面推行的资本主义的到来。猖獗的腐败把党政领导和企业管理者团结起来,加上新兴的私人企业家形成财富迅速增长的资本家阶层,而工人阶级面临过去50年来从来没有过的剥削。”

  罗伯特。威尔谈到了,“转而回到资本主义道路”这句话,我认为这句话本来是不用解释,但随着我所接触的部分人来看,很多人却未必知道如何,甚至包括很多自认为的中国马列主义者,这实在令我意想不到。为此,我对中国部分人是不是有能力分清左右产生了疑问,真如果连最起码的左右都分不清楚,这个思想状态真可说要多混乱,就有多混乱。也就这个原因,我想把批驳一位自认为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左派同志”的文章列为“旋涡的根”的第一节,此文写于2006年11月,时间上离现在并不远,我想很合适作为“旋涡的根”开始部分。

1,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兼答“J同志”的商榷

  “J同志”为了表达对本人把民主集中制描述为亚民主的反感,书写了一文名为《论资本的发展趋势,社会主义优越性,及民主》的文章。文章写得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功底其文中一览无余,贯彻着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的思想。但不管如何,理论性文章总得归结于道理与事实,很多东西不能靠文字上的说的一套就能够改变现实。“J同志”自己就在文章中说了那么一句:“马恩的著作有其指导意义,但是同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我是不是可以这样地理解,“J同志”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马恩笔下的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打破马恩历史局限性而自创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J同志”所谓社会主义优越性,指的是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

  当然“J同志”文中还是引用了马恩著作里资本学说,以此这文章看上去很有点马克思主义者的气味,但不管如何,我总感觉“J同志”说的是一个被修改被歪曲了的马恩思想,所以我首先就从什么是社会主义说起。

  什么是社会主义?“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页)

  马恩指出,“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计划经济。这个是社会主义生产及其经济方式的特征,也就是公有制就占据到社会的大部分或者全部,如果没有这个特征,那么就不是社会主义,这个很清楚,在所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著作中,公有制被特定地指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内容。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现实中的中国,起码有一点不能否定,那就是中国正在大规模地私有化,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正在逐年逐月逐日地减少。我们看到的现实显然不是走向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而是在发展私有制,大步走向资本主义。那么“J同志”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我真的在他描述中没有找到,起码没有看到现在中国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就此,如果连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都分不清楚,还谈什么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呢?

  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政治经济学辞典》对于官僚资产阶级这样描述道“对内使用政治特权,实行阶级压迫”,以国有集体企改制来说,如重庆3403厂,二亿资产的国有企业被贱卖成二千万。就如西安整流变压器厂,该厂厂长把工厂黄金带回家里私藏,竟然被认定没有贪污故意,并且独揽帐务,却不给下岗分流的老工人交三金,导致两位老工人因无钱治病而自杀,最近又有一位年仅49岁的壮年下岗工人得贫血而死,在这些所谓的“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后果中,竟然还有一条令人齿寒的政治特权所炮制出来的恶法,就是“关于改制纠纷,法院一律不准受理”。

  我在不少文章中曾经提到过,现今的经济模式,是以中国人民的血汗提供着西方帝国主义人民廉价且高品质的生活享受。而同时我们看到的周围商品还有那一件不是所谓的合资企业生产的呢?我们的土地为了获取矿藏而被挖得千疮百孔,地表资源使得一部分人迅速暴富,小煤矿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炮制出来,工人就如被投入地狱一样的工作环境,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群人被埋在煤矿底下死去。耕地被煤渣矿末所湮灭,农民要么在此等到矿尽人亡,要么就是迁村。不少地区绿幽幽的山林被砍伐一空,直到变成秃顶山为止。整个中国都在为帝国主义提供着高品质的享受服务,出口疯狂地增加,而土地沙漠化以每年一个县的速度在消失。某些南方水资源丰富的地区江河湖泊变成毒水,土地成为毒土,部分甚至连草都种不活。这一切不就是《政治经济学辞典》对于官僚资产阶级的描述“对外勾结帝国主义,适应国际帝国主义商品倾销,资本输入和掠夺资源的需要”吗?同胞们,你们认为中国还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呢?

  “J同志”在其文中这样说道:“到底中国现在算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认为还是社会主义,并为此感到幸运。”这么能够这样?睁着眼睛说瞎话,并为此自我陶醉乐在其中。如果不是在为官僚资本主义为虎作怅,那么完全就有理由估计他就是此官僚层的一员。

  虽然能引用了马克思理论,但还不一定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被马恩分为了三类:第一类是封建和宗法社会的拥护者。第二类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详见《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1847年10月-11月)。

  从恩格斯的三类分析来看,我认为“J同志”属于第二类,也就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J同志”在文中已经很明确地表示,“马恩的著作有其指导意义,但是同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J同志”是属于“与时俱进”式的“社会主义者。”换句话说,已经是跳出马恩历史局限性,适应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者。”有了这个认识之后,我们不妨看看恩格斯对第二类的社会主义者的分析。

  “第二类是现今社会的拥护者,现今社会必然产生的弊病,使他们为这个社会的存在担心。因此,他们力图保持现今社会,不过要消除和它联系在一起的弊病。为此,一些人提出了种种简单的慈善办法,另一些人则提出了规模庞大的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在改组社会的借口下企图保存现今社会的基础,从而保存现今社会本身。共产主义者也必须同这些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作不懈的斗争,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他们维护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者所要推翻的社会。”((详见《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1847年10月-11月)

  恩格斯说得很清楚,可谓一针见血地点中了伪马克思主义者的脉搏。所谓的第二类社会主义者其实正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对头,“因为他们的活动有利于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从这一点来看“J同志”就是引用再多的马恩资本理论那也是掩盖不了其本质的。

  只有第三类的社会主义者才能与马克思主义者有共同语言,恩格斯在第三类社会主义中这样说道:第三类是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他们和共产主义者同道,他们希望实现×××问题(共产主义原理第18个问题)中所提出的部分措施,但他们不是把这些措施当作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办法,而是当作足以消除贫困和现今社会的弊病的措施。这些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者是还不够了解本阶级解放条件的无产者,或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个阶级直到争得民主和实行由此产生的社会主义措施为止,在许多方面都和无产者有共同的利益。因此,共产主义者在行动的时候,只要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为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效劳和不攻击共产主义者,就应当和这些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这时尽可能和他们采取共同的政策。当然,共同行动并不排除讨论存在于他们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分歧意见。”摘自《共产主义原理》恩格斯1847年10月-11月

  上一段话恩格斯谈到了民主主义与共产主义者是同道者,由此我将把这段话引向为何民主集中制是亚民主。

  为何民主集中制是亚民主?真如恩格斯所言,“民主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同道者,民主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办法。”换句话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民主主义的民主理念是与马克思主义者相一致,区别不过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将向更高一层次发展,而民主主义者没有这种追求。

  我尊称为老师的一位网友曾经这样说道,“人类相对地球其它来说,她的自由只受到环境(自然界、社会)的限制。组成了社会的人类才有能力抗击自然界的各种暴力获得人类整体的自由。作为社会中的人;即具体个人来说,他存在于社会中理当享有自由的权利。”现今,我们看到的,被官僚资本主义大力宣扬的民主集中制又是什么呢?就在几天前,四川广安有三名学生因为农民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抗争,却被官僚机器活生生打死。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帮助一些群众做一点维权的呼吁工作,在帮助他们整理维权资料的过程中,自然就接触到了不少触目惊心的事例。

  一位有9次上访经历的阿姨这样告诉我们,她在上访途中,曾经遇到过一位将死的老者,当时这位老者躺在马路边上奄奄一息,几位好人心企图救助他,向他喂食了一些食物,但无奈老人已经被疾病与饥饿折磨到将死时刻,食物再也无法下咽。阿姨看到这位临死老者身上背着一大包复印资料,引起了她的好奇心。潦倒,衣衫褴褛,又背带着一大包的复印件,这些都是上访人的特征。她的手刚接触那包资料,那位临死的老者突然双目圆睁,双手死命抓住袋口,旁边的人说道,“你不要动他,这是他最后的能够知觉的东西,比他生命还要重要,他现在唯一的知觉,就是那堆资料。”几天后那位阿姨再去找他时,扫街的人说道,“人已经拉去火化。”

  群众合理合法的要求得不到回应,甚至都无法能够自由地表达出声音,最近我们一些同志为某地整流变压器厂工人的维权事件呼吁,不少媒体与大的网站都争相躲避不及,就在“J同志”发“商榷”文章的论坛里,我为整流变压器厂呼吁的公益维权书也照样被删除。这样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我尚且还没加予“专制集权”此四字,只给予了“亚民主”就引得了“J同志”的反感,请问“J同志”,你明白何为民主?何谓言论自由?何谓生命权吗?

  不是站在弱小者一边,不是站在贫穷困苦的劳苦大众一边,那人就不是马列主义者。尚若是站在官僚集团特权阶级一边,那人只能是在为虎作怅,靠言辞诡辩堆砌一些马恩术语有用吗?能掩饰内心中丑恶的本质吗?我想答案一目了然。

  一位朋友跟我说“民主集中制”问题就出在“集中”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席已经抛弃了集中的模式,而是由下往上,由全民参加的方式来解释了何谓人民民主。不久前,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曾经这样建议胡总书记提出的和谐社会,他说:“我深信在这样的做法当中,有一些法国的信念能够帮助贵国继续思考……我们共和国的模式有了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普遍价值的模式,也可以成为中国迈向民主和人权的一个很好的启发。这是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我个人刚刚签署的联合声明的主要意义。”

  法国大革命也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好,里面透析出的民主含义,就如我们伟大的导师毛泽东主席所言,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人民有权力推翻政府,选择政府,不管是用武力,还是用选票,人民只有拥有这个权力,才是真正的民主,否则就如是空中的楼阁,一切空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非常具有概括性的词句,这句话为“马克思的话千言万语汇聚成一句,那就是造反有理。”

  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不同。社会主义民主,即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它与西方民主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此民主是真正地属于人民,它不同于西方民主受到权钱或者资产阶级财团所控,而是真正地属于人民。

  一位老党员他这样在其文章中说道:“当人类向自然界追索求自由权利的时候,走过了300万年的历史,积累了由集体自由到极个人自由的过程;生产了原始的公有制时代和私有制时代的文明。今天的人类已经站在了地球生物圈的顶层。普遍地让每个人享有自由,是我们时代的社会关系层次上的奋斗目标。国家、民族、政党、阶级、男女、宗教在私有制时代突飞猛进的、种类繁杂的生产工具使用中代生出各种不自由的政治、制度、文明糟粕、文化习惯、宗法制度和垄断枷锁是我们时代的必须打破的牢笼。尤其在私有制下,人类为自由奋斗里程中,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宗教法权、资本制度都是逐渐打破的樊笼。”

  也就是说,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踏上真正民主的第一步,是打破这些樊笼的第一步。“金融垄断、权利垄断、知识经济垄断和氧气经济时代的即将出现,逼迫人们认识到人类社会的私有制尽头必然是——公有制时代。”

  也只有公有制时代,才遏制住出现资本家,因为一切生产资料都属于人民属于集体,不再是金融垄断、知识经济垄断,这一点上与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全然不同,因为公有制下没有可能产生出资本家,挖掉了西方式民主由资本家财团操控的根。

  在公有制下,真正容易出现的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官僚。对此毛泽东主席这样说道,“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

  毛泽东主席这段话,直接指出的根本就是官僚压迫,“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完全描述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出现的问题,就是官僚压迫,而“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

  继续革命,革的就是官僚的命,如何能够解决官僚主义的产生?唯一的办法,就是民主,此点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怎样才能防止官僚主义产生或者能够推翻官僚阶级统治呢?造反是最基本的民主形式,目的就是推翻官僚统治,它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能用选票达成推翻官僚统治的目的,那么选票也同样适用。也就是为此,毛泽东主席最后选择的不是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这个集中只能把权力集中到官僚手中去,而是选择了由人民直选式的全民运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大字报以此造出了社会主义的民主气氛,把官僚机关及其连同它的宣传机器以及能够引成官僚的根子给彻底扫除。遗憾的是,毛泽东主席在这场革命运动远远还没有完成前就中途离世,由此中国的民主进程也就陷入了长期困境。

  就如恩格斯所言,“民主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同道者”,民主就是共产主义者选择的手段,共产主义者追求的是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亚民主”的民主集中制,他们在此点上与民主主义者追求一致。在国家的危难时刻,在内忧外患的建国初期,毛泽东推崇过民主集中制,但随着长久和平时期的到来,随着国民经济稳步发展,毛泽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民主集中制划上了一个句号。然而,这场革命运动的中途夭折,也为这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踩下了急刹车,事实已经证明官僚特权集团正是用此“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纂夺了无产阶级政权。

  二个遗产,毛泽东主席在离世前曾经这样说道:“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两个遗产,一为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祖国完全统一,把那几个海岛收回来。二就是继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人民民主专政继续下去。如果忘记这两个遗产中的任何一个,无疑是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背离这两个遗产,中国的全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者不能答应,就如毛泽东主席生前所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官僚资本特权利益集团靠挂社会主义羊头,卖着资本主义狗肉度日,靠几个小帮闲歪曲马恩思想以为可以永世蒙蔽下去,那简直是白日做梦。就如一位同志所言:到人民真正站起来的时刻,那群纸老虎,将会逃得比兔子还要快。

2,理论根基的错误(一),实践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探索着真理与真知,一部分踏着超前的先辈们留下足迹前行,一部分留下自己的足迹给予后人,正是积累与探索的过程在指导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前行。试想如果没有当初的刻字,那么也就没有了以后的印刷术。如果没有掌握磁铁的作用,也就没有了以后的大航海时代。这一切都在告诉我们一个简单的道理,总结前人的知识与实践,从而指导自己向更高层次发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社会形式还是科学技术也或是人文道德都不能避免螺旋式前进的方式。这里有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人类是在不断地前行,而不能后退。前人有实践,后人当认识。

  当伟大的设计师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时候,我想很多朋友并没有深入进行过思考,本人也不例外,但随着事实证明,这个“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了一些问题。比如,我们是不是需要实践奴隶社会,从而重新去得出一个结论,认识到奴隶社会是黑暗与落后的社会形态?我们是不是还需要论证太阳从东边出西边落的这个自然规律?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去实践一下“一切向钱看”的逻辑,从而实践出娼妓遍地、假货满街、偷盗抢横行的社会?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实践资本主义制度下血淋淋的原始积累,从而导致矿井每年活埋万人,5个民工里就有一人工伤致残,实践出深圳工厂里一年能提出一篮子断手指,实践出住房产业化使得人们买不起房,医疗产业化使得人们看不病,教育产业化使得人们上不起学。最后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实践一下西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从而去证明反人类的罪恶?

  有人认为这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是出自于毛泽东主席的《实践论》,给我的感觉有二,一是泼脏水,二是理解偏差。毛泽东主席曾经在《实践论》中说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作了界定,也就是“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这里的实践界定为社会,人们走进社会中去广泛接触,普通人没有条件拿社会做试验,也只能是广泛地接触而得到认识,接触与认识也就是社会实践,然后为“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走进了社会之后,广泛地接触而认识到何谓真理,而后面的“认识”与邓先生“检验”的意思简直是天壤之别,认识是认知,得到了真理方面知识,而检验看起来要动手去做,这么能够混淆呢?且毛泽东主席并没有说是唯一的标准。某些事物认识就可以了,这么能够去检验呢?毛泽东主席的这句话与邓先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根本就是两个意思。

  没有总结经验,重复实践是错误的,就如当今俗语所说,“一夜回到旧社会”。而同时,某些东西不能够实践,核冬天能够实践检验吗?不能,因为里面还有一个真理存在,就是不能够毁灭人类。再之,毁灭人类也没有进行过实践,它是不能够检验的,检验就意味着另一个真理的毁灭。所以这里面本身就蕴涵着一连串连贯的逻辑。就此可见实践并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能算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而同时认识更为重要,认识并非就需要去检验。

  某些前人走过的道路而得出的经验,已经告诉了我们,并不需要再实践,如果你还去再实践,那么你就是在开历史的倒车,甚至是反人类。实践可以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标准,太阳从东边升西边落能实践一个什么?只能是认识,几乎小孩子都明白贪污腐败是混蛋们做的事,这些还需要实践什么呢?也是一个认识问题。自此,事实得出了一个结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成为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反动的逻辑之一,成为了现实罪恶合理化的源泉。

  伟大的设计师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句话是很具有黑色幽默的色彩,就如我对你们说,“把你们的钱交给我,让我先富起来,然后我带你们一起富。”我想,能相信我,把钱交给我的人应该一个也没有,因为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活脱脱的骗子逻辑。当然,我说的不足以取信于人,但如果我能动用铺天盖地的宣传机器,每天往各位的耳朵里灌,那可就不一样了,高明的骗子也善于制造合适的气氛,到时候还真能让一部分人相信“先富能带后富”。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逻辑相当混乱。数千年的历史事实,与后人在社会中的认识得到证明,从没有过一批富人能够带一大批人共同富裕,更不可能邀请别人来分财产,就个人来说可能有那么几起个例,但并不具有普遍性,非常地稀少。最近通过的物权法提案就证明了这一点,那批4%先富起来的富人,认为他们财产需要法律保护,他们不但不带你富裕起来,还深怕你去分他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杯羹,你以后动他们的奶酪那你就犯法了。还没有后富的人不但被《物权法》通过撕碎了合约,且那些能够走向富裕的大门已经赫然合上,能瓜分的基本上已经被瓜分一尽,本来属于全国人民共同财产的“国有企业”被先富者掠取一空,现在他们要保护自己抢劫的战果了。

  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宣部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指出,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至90%是高干子女,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3000高干子女,拥有资产20000亿,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余亿元。他们比较集中为以下8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1,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2,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60%至300%。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200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600万美元及720万美元。一套年产50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2.2亿美元,山东、辽宁以4亿美元报价引进。3,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4,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5,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3万至4万辆。6,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7,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多数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8,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9,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在上面这种状况下,物权法被强行通过,其目的已经不需要疑惑,而是断定。为何说它是强行的?因为在该法还没有被确定之前,某一位人大代表就敢放言,“一定要通过”。为何他们要对这款予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大意义的物权法要强行通过呢?涉及私产,那就必定分析对谁最有利,在大批不法所得存在中国的时候,我们需要分清楚这个法到底保护的是谁?同时此法里面涉及到房产方面的问题,有房产就必定要联系到地产。一般城市里的普通老百姓,居住在数层的楼房里,几百人也就几百平方米的土地,如果将来拆除,假设,几百人平分几百平方米的土地,每人一平方,有意义吗?一平方米土地盖一个厕所自己玩,倒还是可以的?我敢断言,一旦涉及到土地,那么中国将再次揭起大规模的圈地运动,权贵可以大量地集中起土地来,将会重现历史中的“跑马圈地”情景。这里只有普通农民土地被逐渐地削减,而权贵者将把土地圈成山连山,水连水的情景。每个朝代将结束的时候,历史书中都会赋予那么一句话,“土地兼并激烈,财富高度集中”,某些人不要以为有了物权法是好事,没有了强征强拆,到时候来征地来拆房的人,只不过公检法换成了黑社会。

  事实证明,人性贪欲无限,贪求财富都是想着越多越好,妄图先富带后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唯心论。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后矛盾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逻辑思维混乱不堪。

  真如我认为的一样,社会实践走到社会中去接触,是认识真理的标准之一,但如果拿设计师自己的逻辑来说,“是唯一的标准”或者什么都要检验,那么我们不妨看看他的这个标准,邓先生文选111页《在全国科技会议上的讲话》,“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至今我想事实也已经得出结论,中国已经导致了两极分化,而且是世界上穷富差距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对此有疑问者估计已经归零。同样,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也不能否认,那些开宝马,一口气买进十几辆桥车,甚至想把做广告的车模也买了的暴发户,不就是资产阶级吗?所以如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个实践,以设计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失败了,走了邪路。

  从两个前后矛盾加之逻辑混乱理论,前一个为瞎造一个哲学概念,后一个为唯心论的骗子说法,就这两个底子里就反动的东西能检验出一个什么?到最后自己承认走了邪路,失败了。成了天下第一号笑话人物,成为了天下第一号连紧密一点逻辑思考能力都没有的,而竟然能够入宪的笑话理论。

  更令人可笑的是,竟然还提出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法。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认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等这些都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经过的社会与制度这些向上发展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那么从逻辑上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底下的任何一个社会阶段都没有错,那怕是奴隶社会也是一个发展向社会主义的基础。这样看来,还不如把现在中国直接叫作“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听着就让人感觉到意气风发。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官僚资本主义也或者现在娼妓满街的经济,这一切弱肉强食的方式都被这个世界所实践过,留下的是给予人们的认识,并不需要去再实践。改革主要有革新,需要的是新,否则还叫什么改革呢?这个世界上多少国家实践过资本主义,多少国家出现过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不是新的东西,我们国家过去也出现过,历史上有过的东西不能叫改革,应该叫复辟。假设某些朋友不清楚,那就不妨这样去理解,如果现在中国再次去实行封建皇权制度,那应该叫什么呢?

3,理论根基错误(二),“先富”与“猫论”天生反和谐

  “先富”与“猫论”我认为稍加关心政治的朋友都能够明白,其实指的就是邓论。在邓论中,“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即就是所谓的先富论。而“发展就是硬道理”,此论点就如邓先生所说的,“不管白猫黑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无论是“硬道理”还是“好猫”,这前后两种论点都有逻辑关联,一脉相承,也就是俗语所称的猫论。而和谐,指的就是胡总书记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理论,此理论与胡温科学发展观为一脉,相互呼应,浑然天成。

  我们就此可以看到邓论中的“先富论”正好对着胡总书记的和谐社会论,而“发展就是硬道理”之类的猫论,正好对着温总理的科学发展观。他们是不是对立的?邓论是不是反和谐?下面我将剖析一下邓论两点与胡温两点的关键,并作出对比。本人争取尽量一目了然地告诉朋友们,邓论为天生地反和谐。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这是一个极其荒诞的论点,从古代至今还没有过一批先富起来的人能够带动穷人共同富裕,就如同俗语所说,“有钱自己不会赚?”而物质财富的获取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先富带后富没有过先例,也不可能实现,此论点完全是一个骗子理论。画外音就是让大部分人奉献付出,让小部分人富裕起来。这个理论就是导致如今中国两极分化的根子。城乡差距,内陆与沿海差距,人与人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些都为社会的不稳定埋下了隐患。同时,先富论为权力垄断者先富起来提供了借口与合理性,也为以权谋私提供了机会,就此在中国催生了大批的官僚资本集团,特权与既得利益集团。造成了中国社会竞争机会不公,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者遍地,成为了有权就有钱,有钱就有权的扭曲结构。针对这样的中国现状,胡总书记提出了和谐社会。社会需要和谐,贫富差距需要拉近,机会需要对每一个人公平,贪污腐败需要惩治,平等均富,共同富裕,公平公正,清廉正直,此为和谐社会的支点。和谐社会理论与先富论不得不迎头撞车,从字面上理解就可以一目了然,先富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和谐社会提倡的是共同富裕,这是两个相当对立的论点,就此决定了有先富论存在,就不可能有和谐。

  “发展就是硬道理”,焦点是用什么样的人发展?用什么样的方式发展?用人上,只要能够发展经济,无论对方人品如何,一概不论。就此催生了大批腐败官员,民间俗语说道,“把现在的干部排成队挨个抓起来,肯定有冤枉的,但隔一个抓起来,肯定有漏网。”在中国几乎所有地区都出现官商勾结,就如小煤窑屡禁不止,就如假药、毒酒,甚至是毒奶粉,打不胜打。里面就有地方官员与商贩狼狈勾结,为私利为表面政绩而不管人民死活的原因。这一切就是活生生猫论实践,也就是“不管白猫黑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后一个,用什么方式发展?现在中国,大批的地表资源被无节制地开发,对此不断有人呼吁,不要吃光子孙饭,不要滥开滥发。但没有用,因为发展就是硬道理,只要有政绩,管他污染,管他把本来属于子孙的资源全部开采光。更令人咂舌的是,这些资源是以低廉的价格不分原则地被卖出。日本就大量进口中国的煤炭,而他们故意放置着不用,积存起来。如果这个世界上中国还有敌国的话,那就是在拿中国的战略物资大规模资敌。这是卖国,赤裸裸地在“发展就是硬道理”下卖国。国家的重工被拆光廉价变卖,至今只有30%左右的国有企业尚存,且还在被不断地变卖,被私有化。再看看“发展就是硬道理”下的人文道德崩溃,为了钱偷盗抢泛滥,人人互不信任,随便买一个东西都可能是假货。下岗与失地或者是打工无着,让成千上万为生计所迫的姐妹沦落为娼妓。同时我们赖以生存的大批耕地被夷为平地,撂荒,不少地方政府以此炒作地皮谋财,哄抬假繁荣,有人把这种现象比喻为新的“圈地运动”。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粮食进口逐年递增,没有了足够的耕地,万一与他国爆发战争这么办?进口粮食被堵塞,我们要有多少人被饿死?简直是蠢不可喻,硬生生地往断子绝孙的绝路撞。这一切,等等等的一切都证明了发展并不是硬道理,胡温对此提出的就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而不是为发展可以为所欲为,发展成了硬道理。不对,需要论证,需要兼顾,这就是科学发展观。当然有“发展就是硬道理”存在,为发展而发展,为所欲为的发展观存在,那么科学发展观也就无法得到实行,这就是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与先富论、猫论的又一冲突。

  被纳进宪法的邓论存在,就不可能有和谐社会,和谐理论与科学发展观也不可能被纳进宪法与先富论或者猫论并肩而立,因为他们是绝对对立的矛盾体,不可能并列。先富意味着大部分人不能富,只能一部分人富起来,是两极分化论。猫论主旨就是你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而那些老弱病残,没有机会抓老鼠的猫,就不是好猫,典型的弱肉强食逻辑。由此可见,邓论是天生地反和谐。我想所有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邓论是在把中国变成一块经济殖民地,一块人将吃人的道德沦丧之地,不制止邓论,我们必将国之不国,人之不人,只有把邓论彻底击垮才是我国真正振兴的出路。

  有人说,“这是端着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不对,我们吃不了几天肉,不是今天吃了肉明天就得饿死。我问各位一个简单的道理,你现在年轻在吃肉,那么你老了这么办?老了,你也就变成了不会抓老鼠的猫,你有住房吗?你有医疗保障吗?你有劳保吗?也许你有,但那些数亿的中国民工呢?还有资源被开尽,耕地被炒光后,你还能吃什么?我说你吃不了几天肉,你只是在吸食鸦片,吃了今天没明天。为了能够长久的吃肉下去,或者吃差那么一点点,而不至于最后被饿死。你我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一条路,建设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而这些目标的达成必须要首先轰倒天生反和谐的邓理论,直至把它从宪法中轰走,否则我们与我们的祖国绝无明天可言。

  如果还有朋友不能理解我所写的含义,那么不妨把这些解释简单化,胡总书记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那就说明以前的“先富论”错了,出了问题,否则要提什么样的和谐社会?同样温总理提出科学发展观,那就说明“发展是硬道理”错了,否则要提什么样的科学发展观?中国已经到了新的救亡阶段,已经到了卖银行这一块最后阵地的地步,而我们自己几乎没有一点社会福利的保障,已经到了救自己的阶段。无论是救国还是救自己,先得把根子去掉,否则产生权力垄断者、腐败、与特权阶层以及产生以后一切奇谈怪论的根子不能够动摇,也没办法和谐。

中国的出路

  未来的中国出路在那里?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问题,但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得清楚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是不是一条光明大道,且我们需要预见到正在走的道路未来结果。很多朋友看到这里,会认为我是一个左派,也可能认为我谈过的外交政策上有右派色彩。其实这些都可以把他归结于以下几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中国人近代史里遭遇到痛苦所遗留下来的印痕,我把自己归纳为爱国主义左派。心中不希望我们国家在外交上软弱,不希望在近代中国被割让一块块土地后,到现在还需要继续割让下去,连出让一寸我都非常不乐意,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理由。而作为一个还有良知的人,人性在呼唤我留意到周围的痛苦,致使我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应该帮助的人,甚至去探索解决的方法,围绕这一切,只抱着一个真理,那就是人类的公理。

  没有公理的事情,需要大声反对,有公理的事情,就需要理直气壮地讲出来,美国欺压中国需不需讲?日本右翼对中国有领土野心,需不需讲?官僚特权阶级残酷剥削老百姓,需不需讲?只要有公理就当大声地讲出来。讲出来后如何解决,那就是我在上面挖根的原因。我个人的社会实践,认识到官僚特权统治下的国家,必定是一个对内残暴,对外妥协的政权,这是相互相承的连接,也被很多经典学说所证明。也许我写了那么多,摆了那么多的事实,如果到现在都没有能够让朋友们理解到其中的连接,那我只能在此道歉,但我还是希望朋友们不要心存侥幸。

  经济上,最近的《北京商报》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国家统计局与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委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的课题研究报告。该研究结果显示,FDI的增加并没有明显促进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研究还揭示出FDI企业比中国内资企业更赚钱的秘密:FDI企业相对低的工资率和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近十年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导致了FDI企业较内资企业更低的相对工资水平,且享受了明显过低的实际增值税率。即中国最为宝贵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中国政府以高昂的额外税收成本为代价而支持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主要让FDI企业享受了。技术没换来,市场却让出去了。研究强调,以市场换技术十年后,利用我国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FDI企业现已成为我国与世界市场联系的主要纽带。根据研究结果,FDI企业的出口率在36%(港澳台资)与42%(外资企业)之间,其出口产品已占到中国制造业总出口的64%。”我们现在知道,技术没换到,国内市场被占领,且还被遏制住了我国的技术发展。最后我们能够想像,中国这个进出口主要纽带一旦被受制后的后果吗?

  资源上,“目前我国是一个能源净进口国,以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煤炭为主,2005年我国能源净进口(16945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223319万吨标准煤)的比重约为7.6%,2001年只有1.8%,近年来我国。我国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石油进口量约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6.8%,2006年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47.3%。2006年从9个国家合计进口石油13018万吨,占当年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71.7%。”我们能够想像中国这个能源净进口国,廉价工厂,资源受堵之后的后果吗?

  教育上,“中国教育部高级官员透露,虽然中国致力扫盲工作,但是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的文盲人数仍然增加了3千万。截至2005年底,中国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印度。印度的文盲人数占世界总数的15.01%。”中国文盲人数5年增加3000万,我们知道自己这个所谓的聪明的民族追上印度的文盲比例,只不过时间问题而已。

  粮食问题,中国统计学会农村分会2005年4月6称,“2004年我国粮食进口快速增长,出口大幅下降,粮食贸易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全年进口粮食2998万吨,出口586万吨,净进口2412万吨,净进口粮食约占年度粮食消费量的4.9%。”我们多数人对朝鲜闹粮荒比较熟悉,他们的粮食缺口今年是100万吨,中国是多少呢?5000万吨。唯一的区别是,我国能进口,朝鲜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进口受堵。如果我国同样被制裁,后果我们自己就可以想像。

  社保方面,《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7月31日报道,“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而且这种空账还将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我们交纳的社保费用去了那里?巨额养老金被挪用、贪污。文章描述道,“统计显示:仅1986年至1997年间,由于缺乏监管,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挪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8000亿元的养老金“空账”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管理不善而被一些腐败分子贪污、挪用、挥霍的。而这最终以“空账”的形式落到公众头上。”

  中国的社会状态,华润集团总裁宁高宁在2004年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我们搞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不是错误的,但是你就会看到二十年以后,中国人全给外国人打工了。这里面有个很大问题——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发言时就说——自从1995年,联合国把GNP改成GDP以后,就把全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全“骗”了,算GNP的话,美欧会高出非常多,因为它有全球利益。我国三资企业生产总值现在已经占了GDP的30%、40%以上,而且升得非常厉害。你去广东的一些城市,比如东莞,你会看到这个城市非常畸形,它现在的GDP是全中国县级市里最高的,一个小县城里有十五个五星级酒店,有二百多万人打工。但是这个城市没有它健康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全是打工仔,不买房子、不安家不生孩子、拿到钱就寄回湖南四川了,整个城市乱七八糟,只有工厂和酒店很好。现在说起这个问题不会有人接受。第一有人说你是民族主义,太狭隘。第二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是GDP,哪个地方GDP一上去官员就升官。”

  一名著名学者引用过这么一段数据,“《南风窗》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中国工资占GDP比重却是世界倒数第一,教育投入比重世界倒数第二,医疗排名世界倒数第四,工资收入不仅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有10%的最穷人口就是收入绝对下降,老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果按照收入对学费、医药费、房价和抚养后代的承受能力来计算,无论共和国历史上纵向比还是世界横向比,现在的中国老百姓都是最穷的,一则媒体报道中说,有的地方妇女卖淫价格低到了5元钱,可见百姓已经穷到了何等程度。”

  任何人看到上面这组数据,问到中国需不需改变正在走道路的问题,我想答案是明显的,对大多数民众来讲,当然需要改变,除非是官僚特权阶层与获得利益了的极少数部分人,他们不想改变。有了大多数人这个基点,我们起码能够达成四点共识:

  一,完全已经腐败堕落的官僚特权阶级是不是需要消灭?这个关系到人民的福祉,是建设更合理社会的基础。公正、公平、民主的社会结构,是不是首先需要消灭那个腐败堕落的官僚特权阶级?

  二,可以从第一延伸到老百姓的利益需不需要得到照顾的问题,我们能够在群体性事件不断增长,老百姓没有基本福利的道路上走多远呢?

  三,中国正走的外交道路是不是光明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由此道路上,重新拾起复兴中华的火炬?

  四,在中国社会接近于道德崩溃边缘中,我们如何振兴起自己的文化,以保证我们的祖国能够更好地复兴,国内的老百姓能够更好地生活在,愉快、安全、和谐的社会中?

  其实以上四个问题一直是我整篇写作中在思考的问题,我把它们推及到在文章开始写的那段话,“我对亨廷顿博士所提示的,权威等级、内外政治思考模式、长远利益这三个方面是否就契合现代中国状态犹为感兴趣。”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1,我们传统思维路里的权威等级观的根深蒂固,大多数人怕官,害怕那个官僚特权阶级,他们知道了原因与事实而不敢于反抗,我估计有朋友早就对我提到的“消灭”两字感到刺激。要得到公正、公平、民主的社会,首先你要有反抗,就如我在上面谈到过的那句话,“从古至今一切权益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是用鲜血换来的,也包含着我们国家的独立与崛起。”不要迷信权威,更不要屈服在等级制度下,我们是人,是人就是应该是平等的,反抗与消灭不平等的制度与社会结构是我们天赋的义务与权力。我们在最近三十年来被灌输了一些不能再糟糕的糟粕,某些人甚至认为,我们就应该生活在官僚统治的社会中,也就是活该在特权阶级压迫下生存。那群官僚特权阶级,三十年来有意识拆除了毛泽东思想里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如“大民主”的方式方法与思想。我们需要知道,有权威等级观就不可能有自由、民主、公平的一天。

  2,内外政治思考模式,完全是可以连接起来的,可以把上面四个共识中内政与外交二条与三条合并起来。我们传统思维中的,权威等级观是糟粕,但内外政治思考模式却是精华。在中国内政外交的模式,可以定调为整体结构恶性循环,由于经济是以低成本劳动力与严重依赖廉价资源支撑。那么只能在低成本劳动力中无限期地压制国内民众福利,而在依赖资源方面屈膝于对列强的合作。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了死循环,国内民众基本福利不可能得到保障,普通老百姓富裕无望,财富只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官僚特权阶级越富,靠低成本劳动力长期吸引住外资,而老百姓越穷,因为老百姓就是那些被压低成本的劳动力,大批老百姓的富裕程度不能够超越其它发展中国家,否则外资就流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去,这里就是死循环。而国际地位也不可能提高,最起码不可能达到为第一强国的程度,因为经济是以廉价的能源为保障的,越需要能源就越需要依赖外部世界,特别那些有很强影响力的列强。官僚特权阶级为了把外资留在中国,那么中国就只能保持着屈从强国的意志,也不能以强硬的姿态去世界宣示,因为外资需要稳定,中国不稳定,外资就要离开。而对外资的依赖,我已经不止一次论证过,它的力量在中国占据到绝对优势,是中国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他不可能走,走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立即将引起剧烈地动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外资是占据到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没有那个国家进出口是被外资主导的,没有一个。这里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内政反应外交是完全正确。

  3,长远利益在中国为无,已经彻底背离传统思维模式,每个人都是管眼前的,包括国家政策,资源被无度开发,吃光子孙饭,教育与思想上已经不考虑今后对子孙后代的影响,这些我已经在上面重复可许多次,还包括那个进入死循环的内政外交模式,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长远利益而陷入了死循环。

  最后就是我们需要解决这一切的方式方法,在内政外交被我按照传统思维模式合并之后,总结为三个需要找到的方法。一,我们需要一个对付这个官僚特权阶级的方法。二,我们需要找到跳出死循环的方法。三,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思想道德重建的方法。

  只要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将解决或者缓解中国目前或者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承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