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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August 19, 2009

李成瑞等关于维护宪法权威的倡议从通化钢铁厂事件说起

作者:李成瑞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380 更新时间:2009-8-19 顶 荐 ★★★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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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维护宪法权威、捍卫社会主义

国有经济、重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倡议

——从通化钢铁厂事件说起



胡锦涛总书记并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

吴邦国委员长并全国人大常委各位委员,

贾庆林主席并全国政协各位副主席,

温家宝总理并国务院各位副总理、国务委员:

20多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大量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被私有化,公有资产被侵吞,许多职工下岗、失业,许多农民失去土地。工人阶级和农民兄弟对这种强力推行的私有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抗争,此伏彼起,屡败屡战,从未停止。2009年7月24日爆发的吉林省通化钢铁厂事件,就是这种抗争的一个最新的突出事件。由于广大人民越来越深地尝到私有化的苦果,思想觉悟日益提高,所以这一事件的信息一经传播,迅速引起了各地人民群众和正义人士的强烈反响。他们不仅大力支援通钢工人的正义斗争,而且强烈要求立即制止和纠正一切私有化活动,正在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全国范围的反对复辟资本主义的高潮。

这场斗争是维护还是背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斗争,是捍卫还是侵占和破坏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斗争,是保护还是剥夺工人阶级生存权、劳动权等合法权益的斗争,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新时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在经济和政治战线上的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第六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第七条)“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十二条)

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根据有关材料测算(国家统计局未提供全面材料),2007年我国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重,在实收资本(二、三产业)中,大体是46%比54%;在从业人员(二、三产业)中,是30%比70%;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是35%比65%。再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工业部门来看,据国家统计局材料,2006年国有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9%,甚至远远低于1949年建国之初国有工业总产值占26.2%的比重。当前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还在不断地降低。请问,我国宪法庄严规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还存在吗?

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第六条)。现实情况又是怎样的呢?由于公私经济比重的根本变化,必然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国际上通行的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在1985年为0.24,1995年上升到0.434,2004年上升到0.469。这不仅超过了公认的0.4的警戒线,而且超过了实行按资分配的法、德、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和印度、印尼、伊朗、埃及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请问,宪法庄严规定的按劳分配为主体还存在吗?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第四十二条)。现实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大量国有企业经过“改制重组”、“小企业卖掉、大企业股份化”、“管理层收购”等等方式被私有化之后,大量工人被迫以“优化组合”、“减员增效”、“内退”、“买断工龄”等等名目下岗、失业,生活陷入困境。在岗的职工也沦为雇佣劳动者(马克思称之为“雇佣奴隶”)。广大工人群众由国家的主人变成弱势群体、贫困群体,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空前降低。请问,宪法庄严规定的工人阶级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领导者的地位还存在吗?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还是国家的主人吗?

总之,宪法规定的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已经并继续遭受极为严重的破坏。捍卫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人民长期艰苦奋斗,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得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捍卫工人阶级用长期艰辛劳动建立起来的国有经济,重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恢复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国家主人地位,维护确认和保障上述成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十分迫切、关乎全局的重大任务。为此,特提出以下十项倡议。

第一,大力支援通钢工人兄弟的正义斗争,为捍卫和壮大国有制的通钢奋斗到底。日前吉林省政府宣布“终止建龙集团在通钢增资扩股”,只是通钢员工斗争取得的初步胜利。要坚决反对任何资本家在任何时候以“参股”“控股”或其他名义将通钢国企私有化。在今后的斗争中要很好地注意政策和策略。国家应按照宪法加强对通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全体员工应当更好地团结起来,努力发挥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进一步把生产搞好。在7月24日的斗争中,由吉林省国资委对通钢进行改制重组后的新总经理陈国君(私资建龙集团人员),视宪法如废纸,视工人如草芥,公然威胁要解雇全体工人,剥夺宪法赋予工人的劳动权(他过去确实有过此类专横行为),以致引发众怒,激化矛盾,酿成被殴不治身亡的事件。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传开之后,所有的网友都“一边倒”地站在通钢工人一边;而对于陈国君之死,则无人表示同情,甚至有很多人叫好,可见民心之向背。吉林省国资委的官员竟然指责工人“骚乱”是因为他们具有不该有的“国有情结”(即对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衷心爱护),也从反面证明了通钢员工斗争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和法律至上”。当地政府以“改制重组”为名将国企私有化,是违反宪法和法律的错误行为,应当认真反思,彻底查清推行私有化过程中给国家和员工造成的损失,依法予以补偿,并向全体通钢工人和全社会公开检讨,保证今后严格遵照宪法和法律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

包括陈国君(2005年私资建龙集团参股后派驻曾任通钢副总经理、2009年建龙控股后任总经理)在内的吉林省国资委、北京建龙重工集团等单位的少数人,执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下各条(款)。第20条:“ 国家出资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第37条:“国家出资企业的合并、分立、改制、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第41条第2款:“ 企业改制涉及重新安置企业职工的,还应当制定职工安置方案,并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 第71条 :“ 国家出资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三)在企业改制、财产转让等过程中,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平交易规则,将企业财产低价转让、低价折股的”;以及第10条、第14条 、第26条、第33条、第68条第三款和第69条的有关规定。按照该法第75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他们还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7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面临通钢再次被强行私有化,共和国的财产被大量侵吞、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劳动权被剥夺的危机关头,通钢广大员工高举“还我国企”、“建龙滚出去”的旗帜集体进行抗争,正符合刑法第二十条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的规定,是合法的、正义的,完全属于正当防卫行为。刑法第二十条同时规定“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实际经验表明,目前在私有化浪潮广为泛滥、某些官员与不法资本家互相勾结,而党政领导又无人站出来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情况下,工人群众被迫只能采取极端的防卫手段,才能阻止国有财产被非法占有的犯罪行为。事件发生后,首先应当依法受到惩罚的,是导致这次事件发生的吉林地方政府中有违法和犯罪行为的直接负责的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及不法资本家,而不是为维护国家财产和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为制止犯罪而实施正当防卫的通钢员工。对通钢事件的处理,也是检验我国司法机关是否认真贯彻“三个至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第二,一切对国有经济实行私有化的行动,应遵照宪法规定立即停止。经济体制改革本来应当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某些人将经济体制改革篡改为“改制重组”即把公有制改变为私有制,这是违反宪法的,应当立即停止执行。国有企业扩大资金,除自己努力积累外,应遵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由财政拨款或由国家银行贷款,而不能依靠私人资本家(他们入股的资金实际上大部分来自国家银行的贷款)。对于现在仍在以“小卖大股”、“增资扩股”等名目,将公有制企业私有化的行为,应支持各地工人群众联合起来,以集体力量坚决地、有秩序地依法制止。

第三,对于过去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被非法侵吞、贪占的资产,应当彻底揭发,重新收归国有。诸如通过企业“管理层收购”(MBO)将大量国有资产由管理者据为己有;某些官员故意压低国有资产价格,将国企半卖半送给私人;国企管理者通过“主辅分离”将国有的优质资产转入自己参股的辅业,从中渔利;利用亲朋好友成立私营企业,将大量效益很好的业务转包给私营企业,自己从中获利;如此等等,各地政府和社会组织都应当发动广大职工群众举报揭发。国家主管机关应当遵照宪法关于“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的规定,自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责,认真查处,决不姑息。

第四,各级人代会、政协、政府部门、监察机关、审计机关要广开言路,主动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主管机关及各种媒体,应在新华网、人民网等全国的以及地方的官方和民间网站上,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全国的以及地方的官方和民间报纸上,设置专栏,让群众对侵吞公有财产等违法行为充分揭发并发表意见,使言路畅通,下情上达。同时,允许群众行使宪法规定的游行示威等权利,以表达他们的意见。这是防止官僚主义者和买办势力阻塞言路、激化矛盾、酿成事端的有效方法,是保障真正的而不是表面的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的有效方法。

第五,建议党中央、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国务院正视当前公有制经济已失去主体地位的严峻现实,从方针、政策、法律上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重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有制经济具有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方面,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它的剥削劳动者和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本质,与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根本矛盾,因此,决不能“喧宾夺主”,让它占据主体地位。在一个国家中,占主体地位的生产关系决定它的社会性质。私有制经济占据主体地位,是与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相背离的。因此,建议党中央、国务院责成统计部门和有关部门,查清当前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状况,按照宪法的要求,制定重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的规划,并付诸实施,以保证我们的国家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向前发展。

建议全国人大遵照宪法的有关规定,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对现行的一切法律、法规、规章和规定进行审查,凡是与宪法相抵触的,一律加以废止或修订。同时,尽快制定和实施合作社法,以利于鼓励和支持城乡集体经济的发展。

建议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首先要优化所有制结构,其内容应当是扩大公有制经济比重,逐步缩小私有制比重,而不是相反。遵照宪法的规定,应立即撤消让私营经济(包括外资)进入应由国家控制的关乎国民生计的重要行业(即西化派攻击的国有经济垄断部门)的法令,同时可在国有重要行业中分设若干国有公司,以引进竞争机制,促进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目前国有工业总产值竟然降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9%(2006),远低于建国之初1949年的26.2%,已经或正在丧失主导地位,应作为一个重大问题,由国务院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实行问责。在辨明是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端正指导思想,对国资委进行组织整顿,以确保宪法关于“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这一庄严规定的贯彻落实。

第六,立即停止“引进外资改造国有企业”的错误做法。这种把我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变为半殖民地化企业的做法,是违背宪法的规定的。实践证明,“以合资换技术”“以市场换技术”都是失败的。一定要发扬我国的“两弹一星”和“载人航天”的自力更生精神,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对核心技术“集体攻关”和“大协作”的优势,独立自主,勇于创新,坚决摆脱对国外的技术依附。近来若干城市为争取世界500强等国外大公司总部进驻而对外资展开“超国民待遇”新一轮恶性竞争的做法,是很不妥当的,应当立即纠正。

第七,现有国有企业应当进行整顿,重新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要重新倡导和推行过去行之有效、大放光彩的“鞍钢宪法”、“大庆精神”,充分调动全体职工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认真实行和完善国有企业的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坚决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工人的主人翁自觉性。近年来许多国有企业不同程度地照搬资本主义压榨工人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是错误的,应当坚决纠正。

第八,鼓励、支持和引导下岗工人和失业工人组织起来,发展城镇集体所有制经济。国家应从贷款、技术培训、物资供应和税负优惠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改变目前各地方、各部门支持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创业”和经营,而不支持或很少支持集体经济的错误做法。

第九,大力建设以合作经济(集体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分散的、细碎的家庭经营,不仅使农业无法进行适度规模经营和采用先进技术,而且必然产生两极分化,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产生“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事实证明,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北京韩村河等几千个一直坚持集体经济的村庄,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产,而且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共同富裕,那里没有贫富悬殊,也很少社会丑恶现象。曾以带头包产到户而闻名全国的安徽省小岗村干部亲身参观先进的集体经济组织后,也表示要向这些村庄学习。建议中央和国务院对这些一直坚持集体经济的成功典型,予以大力宣传和表扬。同时,通过典型示范、政府扶持、法律保护等多种举措,在全国农村逐步建立形式多样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各级有关部门和有关的国有企业,也要加强对农村合作社的支援与协作。这是解决“三农问题”唯一正确的道路。那种希望经过土地流转,使土地集中于农业资本家或城市资本家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观点和做法,是与宪法的规定相背离的,也是违背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的。

第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广泛开展学习和落实宪法的活动,以带动各项工作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胜利前进。宪法是一切工作、一切活动必须遵守的规范和准绳。宪法的内容十分广泛和丰富,其核心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明确地规定了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要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它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现阶段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它的上层建筑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由于多年来不学习、不宣传宪法,许多糊涂观念和错误观念不胫而走。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学者则大讲“不问姓社姓资”、“不问姓公姓私”,甚至公开宣传什么“人间正道私有化”等等。最近在通钢事件中,该省国资委的主要官员竟然责备职工群众不该有“国有情结”,这令人怀疑他很可能是一位具有“私有情结”的“爱资病”患者。那位由私资控股的通钢新总经理声色俱厉地狂言要命令全体工人下岗,剥夺他们的劳动权。这说明他们是从来没有学习过(或根本不愿学习)宪法的。在当前情况下,由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同广大群众一起,认真学习宪法,才能正本清源,拨乱反正,辨明是非。

学习宪法是为了落实宪法。当前落实宪法首先要敢于正视公有制实际上已丧失主体地位的严重问题,采取切实有力的应对政策措施。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近年来私有制经济已占据主体地位的条件下,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基本上受着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支配。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导致我国发生了产能和产品过剩的内在危机,生产发展与人民消费能力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其严重程度不亚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只是这种过剩危机被高度的对外依附性掩盖了。这种在表面上掩盖的代价包括:忍受过高的剩余价值率(我国工人只能拿到相当美国工人四十分之一的工资)、过多的工人职业病(最近发生的开胸验肺是一个典型例子)、严重的环境退化和资源耗减、政治上和经济上对外依附度日益加深,等等。我国要走出当前的困境,目前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靠国家财政进行补贴和增加投资以提高购买力,但国家财力是有限度的;银行发放大量贷款,除了存在形成泡沫和通货膨胀的风险之外,扩大基本建设所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很可能为今后进一步加大产能和产品过剩、发生更大的危机埋下种子。这些措施可能使GDP在相当时期中有一定的增长,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所产生的消费能力不足和生产过剩的危机问题。

最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现在流行着一种观点和做法,即要从日趋没落、危机深重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寻求中国经济的出路。有的领导机关指示:“进一步优化所有制结构”,就是要“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他们看来,目前我国私有制经济已占全部GDP的三分之二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私进公退”,让私有制经济占有更大的比重。此令一下,宏观管理部门为私有制经济进入应当由国家控制的关乎国民生计的重要行业大开绿灯;银行对私有制企业大量发放贷款;人力资源部门和工会组织积极为私有制企业招工,增加雇佣劳动者,有的还压低工人工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与我国宪法关于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根本制度的庄严规定不是背道而驰吗?如果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国在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矛盾的支配下,必然导致国内贫富悬殊的更加扩大、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广大劳动人民的消费能力难以提高,同时在对外关系上导致进一步加深对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的依附化(半殖民地化),这就难免有一天会重蹈前苏联国家公开变质和解体的覆辙!

维护宪法权威,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维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权各级组织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全国的工人农民兄弟、爱国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同胞,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坚决拥护和支持党和政府落实宪法的各项政策措施!坚决同一切背离宪法的观念和行为进行持久不懈的斗争!要用维护和落实宪法的实际行动迎接新中国建立六十周年华诞!要努力争取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获得新的伟大胜利!



倡议人:

李成瑞(原国家统计局局长)

巩献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秦仲达(原化工部部长)

刘 实(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

韩西雅(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

柳运光(原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党的七大代表)

刘日新(原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陈谈强(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王鹤仁(国家安全部离休干部,曾任毛主席机要秘书)

郝春海(国资委有色金属离休干部)

茅 林(国资委有色金属离休干部)

燕登甲(地质部离休干部、老红军)

喻权域(全国政协委员)

杨致远(河南省新乡市检察院离休干部)

韩运启(原河南省新乡市委宣传部副科长)

杜焕明(原海军军事法院院长)

龙桂林(原铁道兵党委常委、参谋长)

徐诚之(原铁道兵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

陈 晓(原海军航空兵政治部副主任、老红军)

姚吉永(原航机院政委)

张 锐(铁道兵离休干部)

恽仁祥(原国防科委情报所核心组副组长,四届人大代表)

消资宝(解放军某部退休干部)

李向明(解放军某部退休干部)

李需东(解放军某部退休干部)

宋丹丽(总后勤部干休所退休职员)

王子云(原中国水电工会分会书记、代主席)

蒋永清(全国总工会经审会副主任)

王子恺(原北京市委党校副校长)

布 伟(北京市市政管委离休干部)

方 亭(北京市离休干部)

常耀华(北京市离休干部)

古正华(湖北日报离休干部,新四军老战士)

郭春孚(中国贸易报主编)

李程之(原工人出版社总编、副主任)

张双俊(记者)

苏铁山(原国史学会副秘书长)

安万林(中国权益保护网法律顾问)

徐建生(重庆地区毛泽东思想学会)

韩德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研究员)

徐 飞(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李树泉(北京教育学院退休干部)

李定凯(清华大学教授)

张 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费蝉英(铁道附中高级教师)

刘进学(大学副教授)

刘心杰(教师)

董成卫(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

杨友吾(原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副书记)

默明哲(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所编审)

左大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教授)

孙学文(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蔡善铎(中央教科所副研究员)

张宝印(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罗睦森(自由学者)

陶 冶(业余作家)

李 波(原航天部预先研究局局长)

王德英(原中国资源卫星应用中心副主任)

张锡祁(原航天工业部基建局副局长)

陈 蕃(原航天工业部行政司副司长兼航卫学校校长、医学教授)

焦永兴(原中国航天总公司监察局副局长)

吕晓光(原北京航天测控公司党办主任)

张建忠(原航天工业总公司办公厅副局级巡视员)

程荣之(原航天二院党委书记)

魏兴业(原航天二院纪委书记)

高凤仪(原航天二院副院长)

王恒谦(原航天二院党委副书记)

陆 筠(中国铁科院工程师)

高家俊(中国铁科院工程师)

赵家胜(中国铁科院工程师)

于绪平(中国铁科院工程师)

徐淑华(中国铁科院工程师)

盛平湘(中国铁科院研究员)

徐冰仲(中国铁科院研究员)

郑中岳(中国铁科院研究员)

赵淑贞(中国铁科院副研究员)

李 平(中国铁科院副研究员)

张桂芝(中国铁科院副研究员)

薛 萍(中国铁科院副研究员)

杨 伟(中国铁科院副研究员)

韩克勤(中国铁科院副研究员)

徐仲斌(中国铁科院副研究员)

叶其根(中国铁科院副研究员)

马荷云(中国铁科院副研究员)

吴少华(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石 磊(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纪 颖(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蔡则寿(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杨风云(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韩刚礼(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白 杰(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王清波(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魏华征(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莫 敌(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李志清(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韩秀芝(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吴瑞英(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王惠珍(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董健美(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张绍志(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齐鸿兰(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韩作友(中国铁科院处级干部)

刘昌日(中国铁科院离休干部)

刘遐林(中国铁科院退休干部)

聂凤岐(中国铁科院退休干部)

过馨逸(中国铁科院退休干部)

刘佳平(中国铁科院总会计师)

闫桂花(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钟明星(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张民洪(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郭太荣(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王永英(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孙静茹(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王秀珍(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李桂荣(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冯国秀(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陈连友(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张淑敏(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韩志英(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张秀云(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张富友(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刘惠珍(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李瑞华(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陈凤英(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何京元(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张桂兰(中国铁科院退休工人)

赵秀连(原河南新乡丝绸厂革委会副主任)

周香居(河南新乡退休工人)

周靖冬(北京退休员工)

邹一民(北京退休员工)

温永瑞(北京退休员工)

聂凤云(退休员工)

钟西印(退休工人)

邱贻国(自由职业者)

陈晓东(个体户)

王文霞(自由职业者)

江 帆(自由职业者)

李良杰(河南农民)



2009年8月12日



联系人 李成瑞 巩献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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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大鸾】 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坚决支持拥护. 2009-8-19 10:59:51 3分
【揽月女】 通化钢厂事件发生后,“首先应当依法受到惩罚的,是导致这次事件发生的吉林地方政府中有违法和犯罪行为的直接负责的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负责人员以及不法资本家,而不是为维护国家财产和宪法赋予公民的正当权利,为制止犯罪而实施正当防卫的通钢员工。对通钢事件的处理,也是检验我国司法机关是否认真贯彻“三个至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坚决支持这个倡议! 2009-8-19 10:58:54 5分
【蓝天一鸿】 支持正义的声音! 2009-8-19 10:52:53 3分
【sdgm】 现在不提毛泽东,讲法,好,那我们就好好讲讲“法中之法”“宪法”,要广泛地宣讲宪法,使广大群众熟知宪法。 2009-8-19 10:49:54 5分
【yf_369】 坚决支持 2009-8-19 10:48:23 3分
【sds6265】 好!坚决支持。 2009-8-19 10:48:21 5分
【文治武功】 希望高层能俯下身来,直面来自底下的声音,但愿这封倡议书不要泥牛入海,音讯皆无。对话才是改良的开端,为什么美国人有恃无恐?因为人家美国人能集合众智,为我所用,形成合力。我们全家一直相信那次人民网强国论坛之行不是作秀,“集合众智”更不会是一句空话,对这封忧国忧民的啼血之作的回答将会是最好的注脚与证明………… 2009-8-19 10:32:48 5分
【于天洋】 好!!我们要力促中央在这次会议上左转!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必须拨乱反正! 2009-8-19 10:28:34 3分

正在逝去的和尚未到来的

《破碎的民主》中文本序
作者:黄万盛

皮埃尔·卡蓝默,学者和行动者,如今在这个分工彻底地主宰了人生的时代,兼有这两种身份的人已是罕见了。

  学者有两种,一是专业学科型,穷一生的努力,求一门学问的最高知识,这种学者体现了知识分子永无止境的求知精神;另一种学者属于良知责任型,知识的探索是由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责任推动的,他们可以涉足各门学科,只要这门知识与他所关怀的社会问题有关。我把这种学者同时也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皮埃尔·卡蓝默无疑是个公共知识分子。从《破碎的民主》中可以读到,他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阔,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历史学,乃至国际关系、信息理论、生态环保知识,所有的这些都服从他的良知的批判性所产生的问题意识:一个正在整合却又混乱的世界应当如何“治理”,仅仅依靠“破碎的民主”是断断不行的,“治理”的革命是我们惟一的选择。

  如何推动治理的革命?通过一本书宣扬理念当然是必要的,却绝对是远远不够的。皮埃尔·卡蓝默成了一位行动者,联络学者、企业家、银行家和其他各种社会角色,不遗余力地推广他的“全球议会”的理想,力图打破1945年以来的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破碎的民主”,重建公共伦理和全球秩序。这个充满热情、奋斗着的联盟坚定地把人类进步的责任义无反顾地扛在自己瘦削柔弱的肩膀上,这份信念和勇气令人感动并且肃然起敬。

  我曾经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做过五年研究,尔后来哈佛做研究员,至今也已七年有余。比较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术研究风格是经常被人问到的话题。法国的学术有一个非常可贵的品格,它总是关注在实际社会中存在的基本困境,与人的现实的生存状况和生命感受紧紧相连。在法国,很难想像会有一种学问完全远离人间烟火,例如美国的分析哲学,人为地排除任何价值因素,以纯粹的语言分析为最高学术旨趣,以为只有语言的分析才是确定的学问,其他的不过是相对的说法而已。有一件事使我这个哲学研究者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几年前,第四届世界哲学大会在波士顿召开,逻辑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几乎统治了这次大会,哲学家们就这些领域的问题高谈阔论、头头是道。电台把这些声名响亮的哲学家的言论传遍四面八方,一个在高速公路上开着集装箱运货车的司机听了这些与日常生活无关痛痒的发言后怒不可遏,他在一个加油站停下车,用加油站的付费电话给大会秘书处打了个电话,他说,哲学家们是一个社会的最高智慧,最能了解这个社会,可是,我实在不能理解你们这些哲学家所说的东西与我这个每天在汗水和灰土中打滚的老百姓有什么关系!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是的,哲学应当是一种智慧,可是,现在它越来越成为一种特殊的学科知识,尤其是在英美的学术界。在法国,情况要好得多,即使它曾经有过像索绪尔这样杰出的语言哲学家,但他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很快被列维·斯特劳斯转化成人文意义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原则。法国学术的基本特点就是永远鲜明的人文性。无论是涂尔干、萨特、布罗代尔,还是新近的福柯、罗兰·巴特、布尔迪尼、德勒兹、德里达、阿兰·图海纳,他们的学说都充满了深厚的人文、历史的关怀。这些长期探索而产生的人文学的伟大理论,绝不仅仅只是一堆书房里的陈述,它们都有着深厚的实践源泉和切实的生命感悟,因为,法国的学者对自己同时也成为行动者有着传统的自觉和刻意的追求。我就在游行的人群中遇到过布尔迪尼,图海纳也经常深入到工人罢工的第一线。美国的后现代主义学者詹明信说,最好的知识分子传统在法国,我相信他所看重的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人文传统和理论与实践的自觉的统一性。在美国,这方面的情况很不相同,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广泛的影响力,但他几乎很少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我绝无意苛求所有的学者都要成为社会活动家,但是假如一个学者能够身体力行他的学术思想,会令我极其敬重。卡蓝默就属于这类学者,他是承继了法国的学术谱系,对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热爱而又时时保持警惕、尖锐地批评同时,又绝不丧失信心和期望的人。我相信,这样的学术立场在中国学者群中能够得到广泛的认同,严肃地面对人类命运且又不离人的日常生活,正是儒家人文传统的特色,这是可以相契相合的。

  卡蓝默的殚思竭虑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课题: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迅速地扩张蔓延,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而普罗大众和这个世界的权力阶层却仍然在旧的价值伦理和管理体制中抱残守缺,世界已经面对着公共伦理和公共治理的双重危机。我们需要开拓新的视野,重建共同的伦理基础,创立新的依存关系和规范准则,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村的未来提供新的精神方向和治理体制。为了这个紧迫而又伟大的目标,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打破对“民主”的迷信,民主已然“破碎”,在多重意义上,今天的民主都是破碎的。卡蓝默是在民主制度的内部洞悉它的缺失,因此,他的反思值得特别重视。

  我不想一一叙述卡蓝默的观点,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和研究他的著作了解他的看法。我想,提供一些与阅读这本著作有关的学术背景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而且,最近十年来,我自己的研究也集中在民主和全球化相关的领域中。

  对民主的反思是个久远的话题。从脉络主义的立场看,对于那些堪称“大型叙事”的理论和实践,赞成或者反对,都是与生俱来的。民主从成为政治制度的初始就伴随着尖锐激烈的批评反对。当古典民主制度开始在希腊城邦中运作时,对它的批评、怀疑就不绝于耳,在民主投票处死了苏格拉底之后,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巨人对民主更充满了警惧戒备。柏拉图鼓吹“哲学王”的理念,在本质上就是抵御民主制度; 亚里士多德提醒人们:民主是有很多缺陷的制度,必须对它时时保持警惕。这句话的现代翻版就是丘吉拿裕好裰魇歉霾缓玫闹贫龋牵姑挥蟹⑾直人玫闹贫龋裕颐遣坏貌挥盟N蚁嘈牛饩浠翱梢钥隙ㄊ窍执缁峁赜诿裰鞅灰龅米疃嗟摹爸晾砻浴保乔鸺恼庵直泶锓绞胶苋菀椎贾录虻セ奈蠖粒杭热徽也坏礁玫模撬褪亲詈玫?事实正是如此,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已经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最好的”制度,民主成了制度拜物教虔诚膜拜的神祇,而对它需要时时保持警惕的告诫早已被普遍遗忘了。只有少数冷静的学者经常发出一些批评民主的“不和谐”的声音,卡蓝默就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对民主始终保持着警惕的人。

  但是,近年来,情况正在变化,随着民主社会内部困境的加剧,发展中国家民主实践的负面教训的累积,尤其是全球化使得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民主尽曝其短、不敷应用,反思和批评民主的群体开始扩张,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这个思考的行列,已然成就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学术景观。

  当代社会对民主的反思可以根据批评的观点和范围的不同划出两个重点不同的时段,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后期到90年代,这个阶段的特征主要是从现代民主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负面后果批评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弊端,这些反思还是把民主当做民族国家的基本的政治制度;第二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至今,由于“冷战”的突然终结,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仿佛从天而降,意外地蓬勃起来,但是各种各样严峻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以民族国家的民主作为处理全球事务的原则,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因为“民主的霸权”,使世界变得更加紧张、更多灾难,这一新情况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民主反思的理论空间。综合这两个阶段,举凡民主所及的一切方面无不经受批评的考验。无论是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还是民主被当做“工具理性”;民主作为选举制度的合法性,或是民主体现的“程序的正义”;民主是社会历史的真理,还是民主是人民权利的保障,等等,民主的一切,从定义到原理,从实践到制度,从手段到信仰都在经历烈火浴生的洗礼,或者涅槃再生,或者灰飞烟灭。

  民主是政治建构的最高原则吗?在它的后面还有没有更基本的原则?这是罗尔斯毕生思考的问题。两年前,罗尔斯去世,在纪念他的学术追思会上,罗尔斯的高足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教授乔瑟瓦·库恩谈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三个基本问题困扰了罗尔斯:假如民主是个合理的制度,为什么美国贫富差距会如此之大,弱势群体那么缺乏保障?假如民主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政治制度,为什么美国的种族分歧会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假如民主是个理想的制度,为什么美国的年轻一代会那样不满、绝望无奈?正是对这些问题的长期思考,罗尔斯才提出公平是比民主更基本的原则。当然,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因为罗尔斯理论的出现得到真正的改变。前些天参加与美国社会学重镇丹尼尔·贝尔的谈话,他说,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最富的阶层与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是三十比一;而今天,21世纪初,这个差距已经到了一千比一。让我们想一想吧,造成这个巨大的落差仅仅只用了50年的时间,而在这50年中,美国的政客每天都在鼓吹美国民主的优越性,美国的主流媒体天天都在高唱民主的颂歌。不是没有有识之士正视这些问题,而是民主制度内在地缺少公平的机制,甚至,它在本质上就与公平的原则不能充分兼容。进一步看,甚至在民主国家内部,公平的问题都如此严重,那么在国际舞台上,那些民主的巨富国家与弱势贫困的小国又如何可能建立公平的原则呢?

  民主的选举制度是有魅力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宣称每个个人都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样的个人作为“法人”构成选举的投票基础,因此选举的结果最能体现民意,最能保护选民的利益。听起来的确相当美妙,但是,民主长期实践的结果真是如此吗?另一位著名的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就曾强烈反对民主选举制度。他得了诺贝尔奖后,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在奥地利老家,他发现到处矗立着竞选的标语口号,很不以为然,对当地的官员说,你们搞这些干什么?难道你们真相信老百姓可以选出合理有效的好政府?挑几十个德高望重的士绅名流,把事情交给他们就可以了。有学者曾经指出哈耶克是“反民主的自由主义者”,这是恰当的评价。可是,哈耶克对专制政体的危害和灾难有极其清醒的认识,他的《通向奴役之路》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佳作。他为什么反对民主呢?在我看来,哈耶克最为怀疑的就是选民的选择能力及其正当性。看看今天的世界吧,在西方民主世界的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在大选年,老百姓就会饱受媒体的轰炸,政客们不惜重金滥用媒体,蛊惑选民。看起来,选民是上帝,实际上,选民只是投票的工具,他们的自我意向迷失在媒体的鼓噪中;而政客们在选举时为拉拢选票空口许愿满嘴桃花,在选举之后,他们的承诺绝大多数都是被扔在一边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近年来,愿意投票的选民数每况愈下,是选民对选举丧失信心的体现。卡蓝默在本书的引言部分指出:民主原则在最近几十年经历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命运。几千个佛罗里达的选民通过只有少数公民参加的遭到非议的选举,竟然可以决定中东的战争这一事实与民主的理想相去万里;可以引导我们未来走向的抉择,尤其是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脱离了公共讨论;大型跨国经济金融实体早已脱离了控制和监督;政治职责候选人通过电视的表演,结果是民选政治家的可信性和威望在大众面前丧失殆尽。在讨论“治理”的部分,他对选举制度的弊端也有深入的分析。事实上,经由两党政治架构的选举政治,早已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角斗场,利益集团不是代表了大众的利益,而是撕裂了社会大众。难道政党对峙所体现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就是社会利益的真实的写照?民主的政党政治不过是虚拟了社会分歧,把大众卷入不必要的纷争之中。前不久的法国大选,最后落到了涉嫌金融丑闻的希拉克和极端种族主义者勒庞的对决,这两个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表都不是大众所需,可是却只能两择其一。于是,人们喊出了悲情伤感的保卫法兰西的口号:宁要骗子,不要疯子!难道一个国家管理的最高职责就只能在低于基本道德水准的情况下产生?难道理想的民主对这种就算是“意外”的劣质选举也只能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契约关系,个人有权选择和参与政府权力。这套结构的观念源泉是启蒙时代“天赋人权”的理想,从那时起,政治家和政治学者就追求把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奠定在个人权力这个惟一的基础上,终于蔚成今天民主社会的大观。可是,以民主制度来标榜一个社会,宣称其为民主社会,就意味着民主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政治制度,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方式。它把架构政治制度的原则放大到整个社会,保证了政治原则与社会生活准则的一致性,因此,这是一个强调个人存在和个人权利为最大合法性的社会。但是,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有一片巨大的空间地带,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和民间组织,他们体现了一个复杂社会中家庭、社区、行业、种族、性别、年龄代际等群体的特殊利益,如果仅仅以个人的选票的多寡来决定对权力结构的认可,那么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就会因为民主制度而被夸张,另一部分则可能完全被压制或忽略,从而导致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利益群体和政府之间的紧张冲突。更严重的是,因为彻底地把权力的合法性诉诸个人,使得个人无限地膨胀,个人主义在对民主制度发生决定性影响的同时,也迅速地成为社群解体的罪魁祸首。本·史华慈是哈佛研究中国思想史卓有成就的教授,他过世前,我曾与他有过几次谈话,几乎每一次他都强调“家庭价值”,认为这是中国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前美国副总统戈尔败选后来哈佛访问,在座谈会上表示,他现在最想做的就是研究美国社会的家庭问题。为什么这些曾经高居在思想和权力巅峰的人会如此重视家庭这类问题,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一个显见的事实是民主社会的个人越来越自我化了,民主的价值必然地导致个人地位的绝对化,它是个人中心主义迅速膨胀的真正推手,民主的制度必须依赖个人为基点,而个人为基点几乎无可避免地导向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又无情地解构了社会和群体,成为社群解体中最具危害的因素。这个逻辑显示了民主社会中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的根本冲突,它是民主社会出现以来至今无法消解的矛盾。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是对启蒙的理念和价值始终保持坚定信念的当代思想家,他坚决认同民主的价值,又对突出个人导致社群解体有深刻的思考。他提出“主体间性”、“沟通理性”,试图在孤立绝缘的主体之间建构一套相互理解、相互交通的理性原则。哈贝马斯是理性主义传统忠诚的守卫者,仍然认为理性的力量是无所不能的,理性的魅力可以超过利益对人的诱惑,决定社会前进的方向。这是一个现代的理性主义者对大化流行的功利主义的顽强挑战,这份恪守信念的执著是相当令人感动的。但是,“主体间性”、“沟通理性”如何能够与民主制度兼容,或者在“沟通理性”的基础上转化出一套新的制度架构,哈贝马斯从未给过有说服力的论证。他的理论,看起来很像是一颗西方的“精神原子弹”,通过完善人的理性从而完善社会。这是理性主义的悲哀,所有的理性主义者都相信“理性”可以战胜一切,因而滥用理性,创造出“理性的暴力”,企图用理性改造人的习惯、思想、情感、精神,达到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社会的目的。以为迫使每个人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便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画出最新最美的社会蓝图。这种理性的暴政在当代社会曾经以理想主义的姿态获得广泛的实践。事实上,“社会主义”就是理性主义的血脉后裔,就连哈贝马斯本人也并不回避他自己是所谓的后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人类20世纪历史中反复出现的人的改造和社会改造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难以释怀的血腥记忆。这种社会改造违反了人的基本要求,不仅没有把社会“改造”得符合人性,合情合理,相反是让这个社会更加物欲横流、卑鄙无耻,小人得意、君子叹惜,使这个社会中的个人在追逐私利时,更加贪得无厌,更加穷凶极恶。如何面对“个人”,民主主义的任意放纵,社会主义的改造训化,都不是好的立场。这是一个大考验,是对民主的考验,也是人类未来向何处去的大考验!今天,这个考验前所未有地紧迫严峻,横亘在所有人的面前。这是因为全球化的出现把社会大大地扩张了,原来的社会是处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而现在,甚至国家也只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同时,由于网络技术的出现,个人对网络系统的大规模依赖,使个人越来越独坐空房、枯守电脑,他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依靠技术手段,人与人之间的感性的有机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少,越来越微不足道了。这是什么样的个人!这是什么样的社会啊!民主制度如何面对这个不容乐观的景象呢?这是卡蓝默所担心的,为此,他提出重建公共伦理和公共秩序,使得全球社会和生活其间的个人能有一个祥和亲睦的美妙世界,可是重建的资源在哪里?仅仅依赖民主社会恐怕是远远不够的。那么,历史呢?边缘的非主流社会呢?久远的大传统和地方性的生存方式和生命经验呢?在那里,是不是会传来遥远的智慧和启迪心智的灵感,给我们创造生活的勇气、力量、激情,帮助我们走出民主、走出困境?

  民主制度是人类在经历了种种不合理的制度后理性选择的结果,可以说,民主是理性主义的胜利,事实上,民主制度就是由一批精英精心设计出来的。理性追求的结果从来就是以真理的身份出现的,因此,民主当然被当做真理在制度建构方面的化身,许多发展中国家始终是把民主作为真理来追求,中国从“五四”至今基本上也把民主当做真理供奉着。假如民主是个真理,那就意味着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来发现民主的真理。那为什么除了西方少部分国家发现了民主的真理,人类大部分地区都没有能够“发现”出民主的真理,而只能似是而非地“接受”民主真理呢?这是理性主义难以两全的真理与民主的吊诡。终于,有一个人喊出了“民主高于哲学”,民主不是真理,它只是一套有用的经验,这个人就是理查德·罗蒂,美国著名的哲学鬼才。按照他的观点,民主根本与真理无关,它压根就不是用发现真理的方法发现的,民主只是特定的人们选择的一套有效的管理方法。没有民主的地方根本不可能经由发现民主而产生民主,因此,民主的国家了解了民主的好处后就有责任把民主推广到其他国家,让他们接受民主。很显然,这是一套“民主的霸权主义”的言论。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以民主扩张来标榜它的天经地义,以民主的名义颐指气使地随意指责、干涉、甚至侵入其他非民主的国家。重要的是,这种所谓“单边主义”的民主外交,绝不仅仅只是一小撮政治家的自作主张,它的后面是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的。美国攻打伊拉克,尽管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有众多的反对意见,在早期的民意调查中支持布什的老百姓却达到70%以上。民主制度惟一重视的不就是选民多数吗,让这样的选民来选择,不打伊拉克才是怪事。在美国有半数以上的老百姓从未离开过他的出生地,在国会中有半数众议员从来没有用过护照,在这些人看来,美国就是世界,美国的今天就是世界的明天,美国已经日益走向自以为是的“教导文明”。这些人到底凭什么来判断国内和国际事务呢,这正好印证了列奥·斯特劳斯学派最受垢议的观点:老百姓从来就是被精英引导的,他们的头脑就是精英通过媒体炮制出来的。当精英们每天都在倡言美国民主的优越性的时候,老百姓有什么理由去反对把民主送到四面八方呢?在哲学上,我完全同意罗蒂的观点,即“民主不是真理”,这是有深刻含义的思想观点,可是,如何避免民主成为世界性的暴力的源泉呢?假如民主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政治制度,为什么不能让它行走天下赐福人间呢?让别人分享自己的美好,“己欲达而达于人”,“己欲立而立于人”,这从来都是高尚的道德原则。罗蒂的结论我并不赞成,可是,他的分析中包含的问题却是极其重要的,不只是理论上的困境,更重要的,它是巨大的现实的灾难,每天每时都在发生着,一个全球化蓬勃发展的今天,不应当用炮火和血腥浇灌一树独放的民主鲜花,无论它是多么可爱动人。

  阿玛迪亚·辛是今日世界对民主问题给予极大关注的另一位重要学者,他以“灾害经济学”荣膺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牛津三一学院院长,近两年在哈佛哲学系开课。他的努力集中在如何重新定义民主的本质。在他看来,把民主理解为多数决定的选举机制是及表而不及里,民主的本质是“Public Reason”,可以把它叫做公共理性,或者公共辩论,通过公共辩论,使与社会、国家有关的重大问题达成人民共识,保证所有人们都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不管它是弱势,或是少数。他甚至从公元8世纪以来的印度文献中找到不少有关公共辩论的记录,证明作为公共辩论的民主不仅有远古的传统,而且也绝不只是西方社会的专利。我很欣赏他的工作,他的确打开了理解民主的新的视角,至少他的思路是比较接近卡蓝默关于全球社会的公共治理的想法了。当然,这种关于民主的本质的了解本身能否成为对民主的普遍共识,也还有待一个漫长的“公共辩论”的过程。此外,作为公共辩论的民主如何形成它的制度形态,成为一套可以用于管理和决策的制度结构,也还有很多疑问和困难需要处理。

  举凡我上面提到的学者,罗尔斯、丹尼尔·贝尔、本·史华慈、哈耶克、哈贝马斯、列奥·斯特劳斯、理查德·罗蒂、阿玛迪亚·辛等等都是近年来在学术界发生重大影响的世界级学者,我还可以举出一批和他们同样级别的思考着民主问题的思想家,这些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如此关注民主的问题,足见这个问题之举足轻重。在这种情况下,卡蓝默的书能以中文出版,一定会推动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民主反思的行列,为管理共同的世界、使它更加美好,贡献中国的智慧。我惟一的忧虑是,在中国,这些对民主的反思批评会变得不合时宜。今天,民主仍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苦苦追求的社会理想,突然间,这个神圣的理想正在接受挑战、审判,而且必然地被重新改造,那么,如何面对中国的体制转型和政治改革呢?这里面是有一个民主的理想主义失落的尴尬和苦恼。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的确面对政治体制转型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如何建设一个符合民意、富有人性、充满活力的政治体制是中国百年来的最大课题。不
幸的只是,这个政治改革的精神图腾——“民主”,现在出了大问题。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学者流露了这样一种心态:那只是西方面对的问题,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任务,民主仍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完善民主无论如何也得等到有了民主才能谈论!老实说,我并不赞成这种看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历史阶段论,民主的再建构未必要以早期民主的实现为绝对条件,中国的制度转型可以、而且也必须从当代世界的制度反思开始,而不是亦步亦趋地重复现在已经一目了然的西方民主的失误,再考虑如何改进,这个代价太大了。何况,这种完全以西方为典范的制度改革在中国以往的实践中屡战屡败,几无成就,我绝不相信断然割舍一切本土智慧的民主化会有成功的一天。全球化的前景,本土化的资源,这是今天任何一个社会改革都断断不可忽视的命门要穴。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无论对民主的批评多么尖锐,都不能在任何意义上构成延缓和阻止中国体制改革的借口,相反,清醒地了解民主的缺失和教训,是更深刻全面地规划和推动体制改革的必要的思想理论前提。在新的技术、经济、国际政治条件下,全世界各个国家,尤其是对世界进程起主要影响的大型国家,都面对着体制改造、制度革新的任务,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几乎没有任何可能置身于这场“治理革命”之外,更何况中国还有自身的近百年来制度转化的内在困境必须同时面对。我们生活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掌握这个时机,对古今中外政治制度资源的长短利弊做出中肯平实的反思,中国是有可能完成对人类的未来有深刻含义的现代转化的。

  为了充分地理解这个转化的复杂性,对一个近代形成的思想方法的失误必须加以检讨。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以往的有机主义世界观被逐步解构,取而代之的是理性主义、经验论的二元劈分的思想方法,习惯地把各种事物分为两个极端,不黑就白、非此即彼,不是正确就是错误,不是真理就是谬论,不是革命就是反动,不是民主就是专制;在极端二分之后,接下来就是选择立场,所谓大是大非、孰是孰非,再尔后就是对所谓的非的思想清算和理论批判。这一套近代思想原则极其恶劣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生活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机制,导致了每个人、每个群体习惯性地宣示立场、标榜正确、划清界限、列出异己,尔后,就是思想斗争、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现在,这套思想原则导致的所谓阶级斗争,因为沉痛的经验教训,已经得到了反省。但是,它长期浸淫于日常生活中,对中国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造成的破坏和深远影响,几乎没有任何的总结清算。只要看看现代中国那些势不两立的思想争论、理论争论,就会了解这套思想原则在争论的不同的双方中都是多么顽强、多么固执,所谓“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亦复如是,相当令人失望。难道我们就不能想想,因为蔑视、扭曲不同的意见,甚至压制、消灭不同的观点,毁灭了多少真知灼见,假如这些真知灼见哪怕只有部分落实在我们的实践中,中国近代的历程都不会如此坎坷苦难!看来,培养“听德”,从对方的思想中发现积极的思想资源以纠正自己的偏见,对自己信以为是的观点战战兢兢不失警觉,就目前状况而言,几乎还是一个近乎奢侈而不可企及的愿望。但是,无论如何,个人经历的自我反思,使我对这套思想方法深恶痛绝,我甚至不无夸张地认为,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充分倾听不同意见,尊重不同立场的对方,从与己相反的观点中自觉地寻求智慧和资源,是知识分子本身能否现代转化的一个绝对必要的前提。从这种心态出发,努力建设左右推敲、反复辩难、注重脉络、注重谱系的谨慎的学术思想方法,是思考中国转型这类积重难返的艰深课题的惟一可行的途径。当务之急,是从对“五四”以来的“民主的迷信”中解脱出来,了解民主本身的优劣利弊,同时,严肃地重新审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的管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家的经验资源和种种教训,使中国的转型成为继往开来的伟大典范,而不是幻想与迷恋编织的镜花水月。民主是中国转型的必要的参照,但却不是照本摹攀的绝对典范,全世界的民主实践找不出一个完全没有本土资源的制度摹本。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还有人认为上述对民主的种种批评就意味着对专制的辩护,那对我的工作,以及对卡蓝默这本著作在中国应有的影响,就不仅仅是误解,而近乎是伤害了。

  谈到这类问题时,经常地,我会有种莫名的被启示的暗示,来源于我童年的记忆深处。我的童年时代是个普遍贫困的时代,没有电视,甚至去电影院看场电影,或者买本连环画都是极度奢侈铺张的。童年记忆中最大的快乐就是在临睡前听母亲讲一个让人安然入睡的故事。大部分的故事都已经记忆稀疏了,惟有当时没有听懂而又死活都想弄明白的现在还能记得。

  有一群人,长年累月住在深山峡谷中,他们从来没有见到过太阳,过着又冷又穷的日子。有一天,他们终于做了决定:他们要去请太阳。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从峡谷中走了出来,天很亮很亮,亮得睁不开眼睛,可是谁都看不到太阳。过了很久,天慢慢地暗下来了,突然有个人大声喊起来,看哪,我找到太阳了!所有的人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在西方的天边,有一个卵黄色的巨大的圆,正向天边慢慢地沉下去。快追!有人大喊了一声。于是,所有的人都向西边跑去追太阳了。他们拼命地跑着,追赶着太阳,可是,太阳不理他们,继续向底下滑去。终于,太阳消失了,天空变得漆黑一片。可是,他们没有放弃,还是向西边顽强地跑去,跑啊跑啊,他们实在是跑得太累了,都跑不动了。就在这个时候,金色的阳光从他们身后升起来了,照耀在他们的背脊上,他们转过身子,高兴地欢呼着:啊!原来太阳就在这儿!

  老实说,直到今天,我并没有完全弄懂这个故事的全部含义。是以为序。

  黄万盛

  2004-07-02识于哈佛

大同的世界如何可能

作者:黄万盛 文章发于:开放时代 更新时间:2007-11-18

[内容提要]全球化的出现,除去技术因素,主要得益于“冷战”的终结。由此,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基本方面也成为建构全球化社会的主要法则。作者展开“三大批判”:科学技术主导批判、市场经济原则批判、民主的选举政治批判,并希望将大同理想带回现代社会,对全球化的发展提出基本方向。作者认为,自由主义左派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精神力量。
Abstract:Apart from technical factors, the ending of the cold war has played the major role in bringing about globalization. Consequently,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capitalism set the main rules for a globalizing society.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launches “three critiques” on three basic components of capitalism: the orient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principle of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election. The author hopes to bring back the ideal of a unified society to our times and insists that liberal leftism be our most wanted source of inspiration.
一、一个并不美丽的世界    旷古迄今,源远流长,在历史的岁月中,不折不挠地绵延着一个辉煌理想:建设一个共同的世界,让所有的人、所有的群体、所有的民族共享和平和繁荣,不再恐惧、仇恨,不再杀戮、战争。人,应当而且终将全面地展现人性的光辉。这个迷人的梦想,一代又一代、一次又一次、永远地拨动着理想主义者探索的心弦。在西方,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到罗尔斯“公正为万民之法”;在中国,自孔子“天人合一”、“大同”理想肇端,历朝历代的志士仁人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为万世开太平”的慷慨悲歌之中。我们中华民族,古往今来、上下求索,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格气魄,“和而不同”的群体理念,“协和万方”的天下心态,为建设人类生存共同体贡献了最宝贵最丰富的资源。
  但是,这个美丽的理想不断地被玷污,不断地被糟蹋!军阀和政客假着“共同的世界”的美名,把历史演绎成一串强权、霸道、扩张、侵略的血腥事件,即使在今天,在世界的很多地方,这样的故事还在延续;投机客、奸商们在“发展、共荣”的幌子下,把人与人的关系简单地演变成穷与富的关系,把这一差别名正言顺地越搞越大,其间的对抗愈演愈烈;道貌岸然的思想家和无聊的文人们,不是竭力地歌颂庸俗社会,就是把“共同的社会”理想篡改成毫无人性的道德和精神的暴政。雅克·德里达曾经深刻地指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是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的!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全球市场的突然出现,电子网络的推广运用,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欣喜若狂,以为“大同世界”已经降临,只要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法制建设、公民社会、中产阶级推广到四面八方,世界就会太平,天下就是大同。不光是一部分资本主义世界的精神导师们沾沾自喜、洋洋得意,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袖和精英们也作如是想,这份执着,因为对现代化的饥渴,甚至显得比西方的那些人们更加虔诚、更加顽强。在中国,绝大多数的学子毫不吝啬地把他们的学术激情倾注在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和现代性理论中,企图在理论盗版和学术拷贝的狂热中,开辟一条中国走向世界的阳光道路。世界充斥了一种类似被兴奋剂刺激起来的高潮和快感,自信满满,踌躇不已,目标确定,道路开通,一体化的世界已然在握。可是,浅薄的快乐总是短命。人们很快发现,虽然全球化展现了一种可能性,也创造了很多必要的条件,并且,它确实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但是,大同的理想却依然遥远,人与人的隔膜,族群之间的冲突,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抗,仍然主导着这个世界的政治和经济,贫穷、疾病、恐怖、战争、无奈和沮丧,仍然弥漫在世界大地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对峙更是前所未有、危如累卵。这个世界并不美丽!  二、两个论坛:从达沃斯到哥本哈根    当今世界有两个最为著名的论坛,一个是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一个是哥本哈根论坛(世界社会发展研讨会),这两个论坛初创的旨意很能代表世界的转变。
  达沃斯,瑞士小镇,安逸迷人、风光旖旎,一万三千人口,散居在阿尔卑斯山一条十七公里的蜿蜒峡谷中。1971年,日内瓦人、经济学家克劳斯·史瓦布在这里创建“欧洲管理论坛”,这是达沃斯论坛的前身。没有重大技术的突破和运用,经济的唯一任务就是管理。强调“管理”,而且是区域管理,相当精确地体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特征。从八十年代起,中国、苏联、东欧各国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相继出现,加之电脑工业的兴起,一种朦胧的新经济取向开始冲击原来的区域经济格局。一个动人的幻想开始波涌蔓延:经济可以改变世界,一个新的世界呼之欲出。因应这个变化,1987年,“欧洲管理论坛”正式宣布易名为“世界经济论坛”,“区域”变成“世界”,“管理”也变为“经济”,论坛的中心旨意可以非常清楚地解读出来:世界是经济的世界,经济是世界的经济!这一点甚至从论坛的构成得到证明,参与论坛的主要是各国的经济高层领导、大型企业的首脑、以及著名的经济学家,仅仅论坛的一千多家大公司会员,每年的营业额就超过4万亿美元。他们关心的最大课题就是发展,经济发展就是最高的原则。
  随后的进展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经济的发展的确突飞猛进,可是,南北差别更大了,贫困和饥俄仍然威胁世界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少数暴富垄断的财富和大多数中下层人民维持生计的财产之间的比差越来越大,令人咋舌;弱势群体、贫困阶层的生存保障、基本教育、卫生防疫、疾病医疗、赈灾救急,每一个方面都危机重重、情势紧迫,还不用说,除了这些与经济相关的方面之外,另有更为严峻的困难,发展与资源的冲突、生存与环境的冲突,加上地缘冲突、种族冲突、宗教冲突、文化矛盾、代际矛盾、性别矛盾正在严重地撕裂人们的社会生活。经济是很重要,发展也可以是大道理,可是,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述问题反而变本加厉愈发严重了呢?可以肯定地说,单凭经济发展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社会发展来导引经济发展的方向,那种单纯追求财富增长的经济发展完全有可能把人类导向更大的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区别于经济发展的主题,联合国在丹麦召开了“社会发展高峰会议”,世界首脑云集哥本哈根,达成了对人类的未来有深刻影响的远见公识:
  我们的社会必须更有效地响应各国、各区域的个人、家庭和社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不仅必须以此作为紧急要务,同时也是未来岁月中持续不断、坚定不移的承诺。    这些承诺包括:创造能够使人民实现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法律环境。作为人类在道义上、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必须的行动,以果断的国家行动和国际合作,达到消灭世界贫穷的目标。促进全面就业这一目标,将其作为我们经济和社会政策一个基本的优先事项,并承诺所有男女能够通过自由选择生产性就业和工作,谋求稳定和可持续的生计。建立稳定、安全和公正,并基于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以及基于不歧视、容忍、尊重多样性、机会平等、团结、有保障,和所有人包括处境困难和易受伤害的群体和个人都参与的社会,以促进社会融合。促进对人的尊严的充分维护和实现男女平等和公平,确认和增进妇女在政治、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以及发展方面的参与和领导作用。促进和实现人人平等地享有良好教育、在身心健康方面树立可以达到的最高标准,和人人享有基本保健服务的目标,特别努力纠正同社会条件有关的不平等现象而不论种族、民族本源、性别、年龄和残疾,尊重并促进我们共同的和特有的文化,努力加强文化在发展中的作用;维护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基础;并且致力于充分发展人力资源,和致力于社会发展。这些行动的目标是消除贫穷、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实现更高程度的社会融合。
  显而易见,哥本哈根高峰会议展现了一套与早期的达沃斯论坛不尽相同的理念,它把“大同理想”带回现代社会,为全球化的发展提出了基本的方向。经济的发展并非至高无上,它必须服从人和社会的发展,只有人类的共同的持久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我们得感谢雅克·布道和他的战友们。布道曾经担任联合国关于社会发展方面的高级职务,他对于促进这套理念成为哥本哈根的共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方向,付出了极其辛苦的努力,他的浓重的法国口音的英语,从美洲到欧洲,从亚洲到非洲,不遗余力地呼吁着,为了一个共同世界的理想,我们必须奋斗!
  从1995年高峰会议之后,哥本哈根“社会发展研讨会”成为今日世界一个经常性的思想中心,密切地关注着世界发展的方向,在一个经济常常成为宰制性力量的社会中,顽强地抵抗着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对人心和人道的腐蚀和颠覆。这个力量虽然稚嫩,但却有力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影响着这个世界的基本准则。后来的达沃斯论坛也把这些目标列入了基本议程,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论坛了。
  但是,一如历史的教训所示,建立一个共同社会的实践实在是不容乐观的任务,尤其在我们存活于其中的这个由资本主义充分塑造的消费主义社会,物质主义心态已经把精神性资源洗刷得相当稀薄,我们面对的困难空前绝后。在最基本的意义上,主要的困难事实上并不在于物质条件,就现在所拥有的物质能力,已经足以让这个地球上的人们过上相当不错的日子;真正的困难其实在于我们对所谓“大同理想”、“公共的世界”到底了解多少?  三、三个批判: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批判    二百多年前,康德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哉问“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划时代地改变了以往的观念世界,导致人们认识领域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所谓认识论的“哥白尼革命”,开辟了主体性的理性主义方向,深刻地引导了人类社会的近代变革。今天,也有一个同样惊天动地的大哉问横亘在我们面前:大同理想的社会如何可能?天人合一的境界如何可能?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挑战性决不小于康德的问题。只是这个问题看起来与人的日常生活、各种现实的境况紧密相关,因此不恰当地削弱了它的哲学意味,诱导人们更多地在形而下层面探索这个问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现的全球化高潮,除去技术的因素,主要得益于“冷战”的突然终结。由于这个原因,资本主义社会构成的基本方面成为建构全球化社会的主要原则,一时间,科学技术主导、市场经济原则、民主的选举政治成为社会变革的不二法门,而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主流却转移到了资本主义内部,正由于这个转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才变得更加深刻、更有说服力。
  1、科学技术批判
  因为科学技术是一种中性的力量,而且科学技术的运用的确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有效地改变了人的生存状况,因此,发展中国家接受科学技术主导社会发展的观念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比接受任何一种西方的社会和政治观念要容易得多。但是,因此它也容易走向科学主义迷信。技术只有被赋予文化意义之后,才能成为促进“大同世界”、“全球社会”的手段和条件,否则,它完全有可能成为危害人类的因素。十九世纪以来,现代工业技术的运用,改变了劳动力结构,每一次新技术的运用,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失业,创造富裕的同时也在创造贫穷,创造信心的同时也在创造潦倒。技术无情,它总是造成人与人的间隔和疏离,以技术为标准,把不能拥有技术能力的人,满不在乎地从生产领域中驱逐出去,周期性地为社会贡献一批又一批的弱势群体。这个困境持续至今,现代社会和当代经济学并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如何切实地把技术的运用和人的存在状况的改善有机的统一起来,而决不满足于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这些眩人耳目的数据,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
  除了社会学立场的批判之外,过度地迷恋科学技术的力量,还有更大的危险,这就是人作为宇宙的精华还能不能继续存在的问题。为了追求发展、追求效益,科学技术被肆无忌惮地滥用,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的基本的生存条件,全球化理论的先驱麦克·卢汉生前就指出,地球这个人类的“蓝色救生艇”已经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现在,还有人,甚至一些“科学家”们,认为科学技术绝对正确,不存在什么“科学主义”的问题,科学出现的问题只能依靠科学来解决。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这种程度的科学迷信,实在令人震惊。不错,科学可以解决发展的问题,可是发展把人的存在条件都毁了,这个发展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可以促进发展,但是,它是不是可以消解由于科学发展造成的不可预期的后果呢?一部分资源和生态的破坏是不可逆转、不能再生的,靠科学技术又能如何?事实上,科学技术的运用和效益是相当有限的,尤其是对于创造人类生存的大同世界而言。环境的保护是所有人生存的必需,这是不分种族,不分贵贱的大同舞台。现在,环保已经越过了仅仅依赖技术处理环境灾难的阶段,环保越来越具有宗教性、精神性,越来越通过诉诸人的心灵回归,从根本上解决人和环境的关系。技术对解决环境危机仍然有意义,但决不是只有技术才能解决环境问题,更不是技术可以解决全部环境问题。难道培养人对自然的情感与责任,是科学技术问题?难道提倡节俭,抵抗消费主义的腐化和挥霍,以减少对自然的掠夺和消耗,这也是科学问题吗?不是!这是心灵净化,是境界培养,是人格塑造!环境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让人和自然和谐相处、唇齿相依、生生与共。
  迷信科学技术的最大危险在于它制造了人类群体性的生存危机,在今天,科学正在把人导向惶惶不安的生存恐慌,我们的未来不可预期,明天的一切,茫然无知。可是,我们必须走向明天,黑暗中的下一步,总是恐惧!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剧烈地改变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和人的自我认同,越来越多的家长忧心忡忡,他们迅速失去了对子女的影响力,失去了塑造子女的权利和责任,人类第一次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课题,新一代人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脱离了观念、伦理、责任的相袭相续,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中自我成长。传统的绵延,文化的积累,都面临严峻的考验。下一代是我们的未来,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下一代,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未来是什么!现在,家庭价值的问题被广泛强调,我们的家庭不能仅仅是人口繁衍的加工厂,不能仅仅是社会生活之外疲惫心灵的栖息地,家庭应当恢复它的培育功能,对子女们情感世界的塑造,对下一代精神和人格的培养,伦理责任的陶冶教化,这些都是家庭最基本而伟大的文化使命,家庭是文化的基础单位,是人的文化培养的摇篮,听任网络大潮把家庭责任和功能席卷而去,就是放任技术斩断人的文化命脉,这是对未来的犯罪。
  另一方面,由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人甚至对他的血肉之躯的存在前景也迷惘困顿。转基因、干细胞、克隆、等等,生命本是宇宙大化千百万年的亘古造化,但是,现在可以通过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变。人作为存在意义的自我定义受到根本的挑战,所有关于意义的领域都将面临冲击,这个变化改变的是人的存在依据,是人的存在使命的合法性。生命和死亡是所有思想和哲学发生学意义上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命题。对人的生命诞生的奇迹的探索,对所有人终究要死的严肃面对,开发出整套整套激动人心、令人深思的思想体系;关于造化源泉的求索,发展出各种神学理论和哲学本体论;关于生命诞生的不可重复的求解,形成了天道、天命、阴阳、意义、价值等一系列伟大的观念;关于死的一视同仁,不仅更强烈地激发了对生的意义的反思,而且构成了关于平等、惩罚的先验根据,成为一系列价值原则的思考基础。所有这一切都取决于生命、死亡的自然自在,人对此不能有所作为的自在的权威性,这是绝对存在。但是,这一切也许很快都将被改变,我们很可能正处在前所未有的精神崩溃的危机边缘。能不能避免这一危机的爆发,取决于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危险的认识程度,尤其是在生命、基因科学春潮初起尚未澎湃时!
  可是,当下的情况很不乐观,人们几乎对这些严重的问题还没有任何准备,这套技术就已经开始推广运用了。现在,转基因的技术已经部分应用在人的食品生产中,可是,人们对它的可能的负面后果毫无警觉,因为市场的利润太大、太诱人了。一只鸡、一头牛、一口猪,被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催化得象着了魔地疯长,蔬菜瓜果从种子开始就被改造了,作为食品,植物和动物的生命结构和生命过程早就被改变了,这些不再自然的化学品被慷慨廉价地投入市场,搜刮着老百姓的钱包,打发着寻常人的肠胃。那些技术开发商和生产商们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保证这些食品的蛋白质、维生素,保证着它们如何地合乎标准。我奇怪的是,假如真是如此,这个社会的有钱人包括他们自己为什么天天用几倍价格的有机自然食品精心维护着他们的躯体呢?没有比这个更虚伪、更令人作呕的把戏了。技术是用来帮助人的发展,而不是用来害人的!可是,有谁能知道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正被技术伤害着呢!在这个世界上的几千个生物化学的实验室里,每天都在培养着奇奇怪怪的生物、细菌、病毒,作为科学实验,这是完全正当的,人类需要这些研究来保护和拯救人的生命,可是,这些人工合成的病毒、细菌,因为没有天敌,而对人类具有更大的威胁,我们能够充分地预期并限制它的后果吗?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它所造成的灾难将会旷古震今,世界大战与之相比,充其量不过儿戏!胚胎克隆虽然被限制,但无时无刻不在蠢蠢欲动,一旦突破,生命便是无父无母。王艮说,天地创化之道,先化生,后形生,化生者,天地为父母,形生者,父母为天地!这种探索打通天地父母的形而上存在的恢宏气度将不复存在,未来的一天,我们要说试管、培养皿、橡皮管、营养液,就是父母、就是天地。这对人类的历史和存在将是多大的嘲笑啊!
  科学技术是不应当自主的,因为它服务于人,因此必须“以人为本”来审视科学技术,而不是简单地迷恋科学技术的无限的创造力。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反对克隆人,就是它威胁到人的基本存在,为什么干细胞技术的开发受到那么多质疑,就是因为它突破了尊重生命的道德底线。科学技术只有被赋予深刻而清醒的文化意义才能真正成为帮助人们走向大同的手段和方法。
  2、市场经济批判
  建构全球化社会进程中,被渲染得最动人声色的要数所谓自由的市场经济原则,这是被广泛称道、顶礼膜拜的至高法则。在“冷战”时代,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对抗。随着计划经济的挫折,市场经济以一种全能的姿态开始主宰全球经济,救世主君临天下了。从上个世纪末当代的全球化经济兴起,计划经济成为人们贫困记忆中的痛中之痛,而市场经济却成了万方追求的经济情人,赞之、爱之,无不渴望相拥相揽,无论贫富、无论南北,全球齐唱自由市场经济的大颂歌。市场被幻想成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万能机制,它与自由、财富、增长、进步等其他价值紧密地联成一体,编织了当代人类规模最壮观的绚丽梦景,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它更象是一个可以保证脱贫致富的墙上画饼。
  但是,无论多么美妙,迷思总有醒来时。市场经济不只是一种原则,一种经济形态,它更实际地是一整套经济运行的基本规范,更准确地说,这是一套资本主义经济运作规范。它在资本主义世界浸淫了两百多年,不断完善、健全,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即使今天,也仍然在调整充实的过程中。可是,美国、欧盟、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却不论条件和地区的不同,把这套规范作为全球化经济的基本规范强行推广到世界的任何地区、任何国家。今天的所谓市场经济事实上很大程度地体现了强势国家的经济霸权,即使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主动自觉地投怀送抱,一些经济学家肉麻地摇唇鼓舌,也不能改变这种霸权事实!亚洲金融风暴的兴起和善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贸易冲突和压力、人民币所承受的莫名的过份指责,都是显而易见的例证。讽刺的是,凡是全盘照搬市场经济金科玉律的国家却几乎没有成功的典范,前苏联、南美洲诸国即是很好的例子。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虽然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作为成功的典范,决不仅仅只是因为中国实行了市场经济,恐怕更多地还要归功于,中国在开放市场的同时没有简单轻易地放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调控,虽然这些调控还不老练、甚至事与愿违。如果中国听任市场的自由发展、放弃政府的干预,那中国所面对的贫富差距、区域不平衡、工商农之间的利益矛盾、弱势群体的社会争议,要比今天更为严重。
  在市场运行和政府行政权力的干预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机制,其奥秘之解析,还远远不是今天经济学所达到的成就力所能及。重视市场的能力而不放纵,强调政府的必要干预而坚决防止全能政府的瞎指挥,防止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垄断,掌握其间的分寸,使经济真正成为人类可以共享的资源,这将是一门高超的艺术,也是一个艰难的探索。
  这个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反思海耶克,当代社会对市场经济的绝对信赖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海耶克的经济学思想。毫无疑问,海耶克反对“理性的傲慢”有深刻的含义,他对那种以人的理性设计来规划经济活动的后果有敏锐的洞见和强烈的批判,这一切都是宝贵的见解。海耶克的意义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社会性对抗中,是“冷战”塑造了海耶克的价值,如果没有横跨上个世纪大半期的所谓美苏对抗,很难想象海耶克会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力。一旦离开了这个背景,海耶克理论的偏执是显而易见的。他相信市场有自己的宪章,可以自我完善,而完全无须人的干预,因而反对任何意义的人为调控。这样的市场仅仅停留在海耶克的理论中,从来没有成为事实,即使美国这样高度市场化的国家也从来没有仅仅听信市场的力量,美国的财政部、联邦储备银行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市场的干预。格林斯潘不惮其烦、上下其手地拨弄利率,不是在干预市场又是什么?晚年的海耶克经常抱怨美国没有接受他的理论,他在美国是被边缘化的。这其实是个必然的结果。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社会可以彻底地实践他的理论,他在后期甚至提出政府连发行货币的权力都不应拥有,应当让大公司们自行发行各自的货币,进行市场竞争,由市场对这些货币取舍调节。这些惊世骇俗的议论甚至连他的保守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同道都认为是走火入魔不能接受。我注意到,在中国,一些人热烈地追捧海耶克,把他狂炒成当代中国几乎最大的学术明星,我不知道这些人的确切想法,是想在中国实现海耶克那不可能实现的妄想,还是如同那些授奖的诺贝尔评委一样看到了这套理论对于计划经济体系巨大的颠覆力?但是,即便如此,这也多多少少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在这方面,人们总是容易高估市场经济的作用,事实上,无须远溯,即使最近的历史都能表明,集权政治的转变基本上都不是市场经济运作的结果,恰恰相反,是集权政治的转型才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政策条件,打开了方便之门。政治的转变必需优先,否则经济的转变就没有必要的保障。在当代社会转型的发生学上,政治的转变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愿形形色色的海耶克式的迷幻不要沉溺得太久了。无论如何,针对我们的现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状况,还是就建构一个共同的社会理想而言,海耶克应当而且也必须降温。
  在任何意义上,经济、市场都是人类展现自我意义的条件和手段,不能离开人的完善的根本目标,听由经济、市场自行其是、兴风作浪。我们就是要在发挥市场的功能的同时,坚决地把对人的责任加诸市场,以防止市场的发展偏离人的发展的方向。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总是让人感动、令人景仰的学者,坎内斯·加尔布雷思。他和海耶克以及芝加哥学派的那些经济学家是如此不同大相异趣。从我办公室的窗口望去,一街之隔,绿荫环抱之中,一栋“哈佛红”的砖瓦楼房,宁静端庄,这就是加尔布雷思的家。每一次看它,心里总会涌起经久的温暖和敬意。他是被公认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美国当代历史进程的少数几位哈佛教授之一,他的著名的讲演“大企业的社会责任”,是最早也最有影响地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强调经济、市场、企业必须为人、为社会服务的振聋发聩之声,这个九十七岁的老人,在他活着的时候一直在著书立说,指点着我们这个社会发展的方向。保罗·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将来,总有一天,在图书馆里,我们这类经济学家的著作会积满尘埃,它们过时了;可是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会永远一尘不染,因为他关心的是人类社会永恒发展的问题,因此总会有人读它,总会需要它!是的,加尔布雷思、布道们是同一类人,因为他们的存在,人类心灵的明灯才长夜闪亮,在金融浊流昏天黑地、消费享乐天经地义的时代,我们仍然可以有向往,仍然敢于追求高尚而不虚伪、不媚俗!他们始终坚守人的意义的信念,始终肩负人的成长的责任,始终警觉和抵抗着市场之恶。
  市场经济确有很多的优势,它有利于调动生产力的积极性,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规模化的创造物质财富,人类今天能够掌握巨大的物质力量,市场经济功不可没。但是,市场存在着依靠市场本身不能解决的致命缺陷,市场是会作恶的。对这些方面缺乏了解、对市场缺少制约和控制,市场的成就就会走向反面,成为人类的灾难。
  市场活动总是以追求利润为基本动力,所谓构成市场的供求关系早已改变了它的自然基础,现代的市场需要并不是人的真正实际需要,而是由市场的力量人为地制造出来的虚拟需要。经济应当服务于社会,市场也应当是体现社会需要的市场,是保障人的生存互通有无促进流通的社会组织。但是,市场一旦获得它的自我意志,就会偏离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的功能,成为一个不动声色、没有硝烟人吃人的战场。这个市场的自我意志就是永不满足的赢利冲动,和所谓“自由交换”的谎言。在表面的“自由交换”背后,一方面是由产品塑造和诱导的欲望,所谓“生产决定消费”,另一方面是为生计所迫的无奈的消费,所谓“消费引导生产”,这种无选择的消费,有什么“自由”可言!
  市场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由,太多的管制必然扼杀市场的活力。对于市场自由而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第一重要的因素,其次才是产品和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流通,对于全球化的经济共同体来说,没有劳动力的流通,它不过是一个放大了的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市场。现在,绝大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按照他们的需要,把全球化仅仅限制为一种商品和资金的全球市场,它们可以颐指气使地指责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却坚决拒绝开放它自己的劳动力市场。这种虚伪最典型地体现在它们的非法移民政策上。相比其他西方国家,美国的移民政策是最宽松的,即使如此,也足以让人看到所谓“自由”的经济学含义究竟是什么。当美国经济需要廉价的劳动力补充它的劳动力市场,它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听任南部边境的墨西哥人在边界的铁丝网下影影瞳瞳,而当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非法移民就成了失业、萧条的替罪羊,这是什么逻辑!大多数非法移民主要从事的都是美国人所不愿做的最低下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又是社会生活绝对必需的,但就是这些人随时准备背负美国经济的“原罪”,被逮捕、被遣送。这便是市场的公正和自由吗?这是何等的厚颜无耻、忘恩负义!
  如果没有大同世界的理想,不能在公共社会的理念下寻求方略,以人类目前的经济格局、社会心态,是断断走不出这种恃强凌弱、欺行霸市的保护主义状况的。劳动力仍将先天地存在于不平等的价格市场中,一部分贫穷国家的血汗劳动廉价地支付着这个世界上另一部分发达国家无所事事的人享受的体面生活,同样是人,为什么一部分人的劳动就如此下贱,难道仅仅就是因为他们的国家身份?这个世界一方面高唱全球化颂歌,一方面却以国家的名义广泛地制造着“劳动力隔离”。这是以国家身份来制定人的价格和人的价值,是当代世界最普遍也最隐蔽的人格歧视,是最被习以为常的人权危机,但是,人权专家们却几乎默认了人最基本的劳动权力的不平等。何以改变这种情况,很难!我们强调行政权力必需代表道德良心对市场进行干预调控,而行政权力和市场是在国家格局中相互作用,一个国家的行政权力在理论上不能干预另一国家的市场。可是,在全球化经济格局中,经济行为早以越出国家边界,市场已经是世界性的市场,国家在这种条件下,经常和本国的经济集团结盟,成为以国家为单位的利益集团的保护者。世界市场的干预在理论上需要一个世界政府的存在,但是在人类目前阶段上,一个世界政府的出现几乎没有任何现实的可能,它或许可以成为我们遥远的期待。因此,对于世界市场的干预必须依赖于公共群体的价值关怀和伦理意志,这是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经济活动说到底是人的活动,是要由人来推动的,这些人被泛称为“商人”,在狭义上,商人主要指生意人,做买卖、通有无;在广义上,商人也包括企业家、银行家、营销商,当然,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看起来也很象是商人了,他们也在生产并销售他们自己的“学术”产品,把学术活动明里暗里的变成一种盈利性的商业活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鲜景观,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我们的任务本来是要把商人培养成有人文关怀的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们面对的困境却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率先成了商人,而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望其项背、羡艳不已。这里并无贬低商人的意思。相反,却有很尴尬的身为知识分子在一个商业大潮排山倒海的社会中无奈的自嘲。商人,作为一种分工,作为一个阶层,是社会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孟子说“士、农、工、商”,明确把“商”看作四民之一,是肯定“商人”的必要和对社会的贡献。但是,由于商业活动有明确的盈利目的,因此,存在着到底是商业改造了人,还是人改造商业的问题。是商业的逻辑把人改造成唯利是图的奸商,还是人把商业改造成造福于人类的福利?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强调公共知识分子的使命,我们需要一套意识形态,需要一套伦理价值观念来导引和制约商业活动。不是因为市场必然作恶,就要取消市场;不是因为商人牟利,就要消灭商人,完全不是这样!社会需要商人,社会尤其需要有道德责任的商人。因此,需要商人同时意味着需要对商人的塑造和教育,一切的经济活动都是有文化意义的,这要通过人来体现,这个人就是有文化自觉的商人,有伦理意志的商人。这就是儒商的问题,所谓儒家意义的商人,这是从春秋时代就被广泛关注的问题。商人如果没有文化意义,商业就会成为吃人的行业。所谓儒家式的商人,就是要求商人无论从事什么行当,都要优先考虑它的人文含义,把商业看作促进人的成长的手段,而不是只有盈利的唯一目的。所谓儒商,不是说你从事了与文化有关的产业就是儒商,也不是你赚了钱拿出一部分回馈社会就是儒商,能够这样做,当然很好,但这不是儒商的最高要求,儒商是指有自觉的文化使命的商人,是主动地培养和增长经济活动的人文意义的商人。因为他们的存在,我们可以不忧虑寡头暴利、贫富对立、两极分化,可以不担心假冒伪劣、以次充好、欺财榨利;有了他们,我们才可以希望创造一个风险与共、同舟共济、相互体谅、共同成长的生命家园。他们是一个大同社会中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方面,中国关于儒商的宝贵资源应当重见天日、发扬光大,因为西方现代性的典范出现,使它蒙受了太多的屈辱和污垢。长期以来,有一种关于中国现代性的主流的批判意见,认为中国所以不能发展出现代化,主要原因是,中国是儒家式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不能发展出市场经济,因为没有市场需求需要满足,因此发展不出大规模生产,所以它没有现代性。这曾经是相当有影响而风骚一时的观念,从这里推导中国社会因为自给自足,所以封闭,所以周期循环、所以长期稳定,从而得出结论,发展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必须打破这种稳定,必须改变它的传统经济,必须破除小农式自给自足的儒家意识形态。这套观念从“五四”前后出现,持续至今,成为中国的显学,成为当代中国“现代性心态”最主要的脉络。但是,现在一些国外的学者却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相比资本主义在弗罗伦萨、米兰、威尼斯等城市萌芽的同期,中国的城市规模比它们要大得多,开封、苏州、杭州这些近百万人口的城市在中国有近十座,而意大利的上述城市的人口规模不过十万人左右,其中弗罗伦萨最大也不过十四万人。难道这些近百万人口的城市的生活就是依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论如何,难以置信。事实上,这些城市的市场规模相当之大,商业活动也非常活跃,其程度远在意大利那些城市之上。近现代对古代城市遗址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早在汉唐时代,甚至更为古远,城市布局中便有近三分之一的区域是专门用于交易的市场活动。这是不能用“封闭的小生产”解释的。那为什么中国有充分发展的市场却没有现代资本主义那样的大工业生产呢?这是儒商理念的作用结果,中国古代的经济活动早就有人文精神孕育其内,因此,对市场的暴利和恶果始终保持了必要的警惕。中央政府把有可能获取暴利的行业,例如盐、铁、漕运,以及后来的织造,牢牢掌握在手,防止任何个人借其取利;民间市场有健全的行会组织和行会规章,如果个别商人企图以大吃小、鲸吞兼并、欺行霸市,会遭到来自行业内部的反对抵制;在观念世界中,因为儒家人文主义的充分发展,没有人文意义的商人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什么价值,相反,如果发财的商人只是炫耀自己的财富而不能兼顾家人、乡里,会受到家族和村社的谴责,那是极不体面的。因为中央权力、行会行规、社会舆论这三重力量的约束,中国的市场从一开始就决定了它不可能走向垄断。而正是垄断才是西方大规模生产出现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西方从十九世纪后期,饱受垄断经济之苦,投入了巨大的力量来对付垄断资本主义,现在,几乎每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反垄断法,以防止市场自身不可避免的非理性运作。可是,中国却因为儒商理念深刻影响了经济生活,古代社会很早就有反垄断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自觉。
  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可以提出了:假如我们把现代化当作一种现象,而不是一种价值,到底是那种有人文意义的儒家经济理念更符合人类的发展,还是那种以效益为目的的西方近现代的经济生产理念更有人性呢?我的那些在法国、美国的朋友和同事们,是扎根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方式中的,每天几乎是完全相同的乏味的循环生活。清晨,钟声断眠,一跃而起,睡眼朦胧已上路,一边开车,一边早餐,到了办公室就是一整天兴味索然的无聊工作,然后去超级市场,一只微波炉,一包待加热的冷冻食品,是经常的晚餐,最后便是拥抱电视,不管是假哭假笑的“肥皂”,还是悚人毛骨的“恐怖”,耗到昏昏然睡去,等待相同的明天,生命如此周而复始,全部的意义只是那份工资。绝大部分的人就是如此日常生活,而且,你得感恩、你得庆辛,至少你有这份工作。还要问人的意义吗?那简直太铺张、太矫情了。活着,就是意义!的确,这是一种制度,它不经意的就把活着变成了意义,猫狗牛羊,一切畜牲都通用的价值:活着就是意义!幸福,这种奢侈品从来就不属于这种制度的经济学。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无论未来的道路还有多少曲折风波,人类终将回到有人情意味、重视人的精神质量的生活方向,人不会永远是追求财富的奴隶,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创造的这套生活典范终究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值得反思的阶段,它不可能永垂不朽!
  3、民主政治批判
  全球化社会中另一个典范意义的指标就是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今天,民主无疑是一种普世的政治成就而光耀天下,不仅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要把民主推广到世界各地,就是原本“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实行了民主制度。中国更是从“五四”以来把民主当作最基本的价值,孜孜以求,直至今日。毫无疑问,如果在专制集权和民主制度中作抉择,人们当然选择民主,民主代表着世界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问题却永远不是宣誓表态那样简单。西方在民主实践中的各种教训,西方政治学、社会学对民主的各种批评同样是不容忽视的。人们仍然在对民主制度的弊端进行深入思考,努力地改善民主制度,这个任务远没有完成。因此,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和发展民主,是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还是汲取已有的教训,建设更完善的政治体制,就成了富有创造性的挑战。
  到底怎样理解民主,它更重要的是一套选举制度,还是一种价值?因为各种各样“大民主”的教训,现代人们似乎更强调突出民主作为工具理性的选举、程序政治。这就回到了熊彼得“一人一票,多数决定”的选举民主的立场。当然,没有选票,实在是谈不上民主的。可是,恰恰是选票才是民主需要面对的大问题。
  首先,选票不能天天投,这就形成了现代民主制度中,民主的真正落实如何解决的问题,例如美国,四年中有一天是民主的庆典,大多数选民用选票说了算,其余的三年三百六十四天,就是民主的长假,选民成了无足轻重的老百姓,怎么说都不算。例如伊拉克战争,近两年的民调结果几乎每一次都是压倒多数地要求美国撤军,可是,炮火连连无了终,旧坟累累有新冢,选民的意志因为休民主长假,所以无法体现在政府决策中。不是还有众议院、参议院吗?不错,可有谁说得清利益集团与他们的关系呢?他们的确可以制约总统,但是说到头,他们也是民主庆典那一天的产物,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总统是没有区别的。或许,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阿马迪亚·森要把民主的本质定义为对重大决策的“公共辩论”,为什么像布道这样的学者会把民主的改善看作头等重要的任务。
  其次,既然选票对民主执政是决定意义的,如何赢得选票也就是竞选的法门。因此,操作选票就成了选举要务,虽然,选举法规定了合法竞选,但是哪一次少得了选票纠纷?就是联合国、奥运会这样的投票也常常有收买选票的丑闻。即使我们把这看作不可避免的互为存在,也仍然还有不择手段、影响选票、污染民主的大困难需要反思。从理论上说,选票是代表民意的,因此顺应民意,才可能赢得选举,但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挖空心思地操纵、影响民意,在美国,原则上是政教分离,可是决不妨碍政客们把宗教问题卷入选举,以宗教情绪影响民意,这在最近的大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台湾,两颗诡异的子弹恰到好处地煽动民意,改变了选举的结果,直到今天还倍遭诟议,贻笑大方。至于制造一些耸人听闻但与实际社会生活并无多大关系的话题,这些话题通常在选后迅速被遗忘,以此来吸引选民的注意骚扰选民意志,影响和改变选举结果的做法,更是被当作选战中当仁不让的策略,这样的选举到底体现了什么样的民意呢?如何理解民意,什么样的民意才是民主的基础,是困惑民主的大问题。这一点,经由巴勒斯坦、伊朗的选举,让美国的政客们也有苦难言,郁闷不已。何况那些选举不见得不代表民意,只是它不符合那些“民主国家”的口味罢了。
  更尖锐的问题是,即使一个完全符合现代民主要求的选举,充分顺从民意的选举,是不是足以保证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由于民主的多数决定机制,因此必须迁就大众的意愿,导致民主必然具有凡俗化的取向。因为民主制度最深刻的基础是坚决捍卫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许诺个人权利就成为赢得选民的必要条件,这个机制开辟了一条通向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道路。托克维尔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种危险。他指出:“民主利于助长物质享受的欲望。这种欲望倘若没有节制,就会促使人们相信一切都只是物质;再由物质主义煽动这一享受的狂热来完成对他们的引诱。民主国家就是在这个宿命之循环中生长起来。看到这一危险并坚守到底是有益的。”可惜的是,这个近二百年前的警告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如托克维尔看到今天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已经在民主制度的推动下膨胀到了如此地步,他一定会目瞪口呆、唏嘘不已。但是,这种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是要遭报应的,它不仅会遭到资源极限的报应,更重要的是来自被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所腐化了的人的心灵的报应。所谓“人作孽,不可活”!因为享乐、消费的不公,使得贫富间的歧视、仇恨旷古空前,因为贪图消费享乐,使得贪赃枉法、杀人越货的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因为要保证消费享乐的持续发展,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之间对资源的掠夺和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血腥,因为追求消费享受的快感,人性、境界、高尚、神圣,一切精神理想的诉求被解构得支离破碎,凡俗社会已经习惯于把崇高、优雅、教养当作嘲弄取笑的对象,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名正言顺地成为这个世界最流通的意识形态。像布尔迪亚这一类的学者对消费社会的批评,确实刺激了一部分学者对消费享乐主义的忧虑,但主要的批评集中在防止市场经济成为市场社会上,我不能说这个努力不得要领,这是一个重要的角度,可是不够深刻。像托克维尔那样把消费享乐主义理解为民主制度衍生的一种必然的危险,应当启发人心、达成共识、警钟长鸣!两百年穷凶极恶的发展,还不足以毁灭几千年人类文明所结晶的人的良知、信念、情操、理想,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来对抗消费享乐主义的污染。一方面是改善民主制度,增加它的价值基础,把安全、公义、信赖当作比自由、平等更基础的价值,甚至民主本身作为一个价值也远远比作为一种工具制度更为重要。另一方面,通过改变人的观念世界和价值原则,重新塑造一种懂得节制、注重均衡、追求精神境界的有机生活典范,从根本上消解享乐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类的危害,使得大同理想不只是一个诱人的乌托邦,而是真正可以感受并活在其中的现实的生活方式。
  四、四个期待:建构“中国身份”    从创建“共同社会”的理想立场出发,现代民主制度值得反思和批评的方面实在太多,远远不止上面所说的那点内容,在民主的理论结构上存在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我所开展的三个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市场经济批判、民主制度批判,其中,民主制度批判最为艰巨、复杂。我希望,这类的工作能使我的同道同行和更多的朋友们,在关心发展的同时,更负责任地认识发展的后果和负面,在现代化的追求中,更清楚地了解“大同世界”的方向。这些任务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杞人忧天,不是耸人听闻,不是遥不可及,它现实而且紧迫地就在我们面前。在西方,在此共识基础上,一种因应时代、准备战斗的意识形态已经形成,这就是:自由主义左派!
  这两年,总有些许遗憾,国内的自由主义和左派,为了各自的话语权力,还是其他的什么目的,彼此兵锋相对,你死我活、誓不两立,无意于对对方观点、立场作“同情的了解”,因此无法建立起自由主义和左派的“交叠的共识”,而这一交叠共识的结果,自由主义左派,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需要的精神力量!也只有在这个人类性的共识下,减少内耗、凝聚力量,我们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在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激动人心的伟大贡献。
  “中国身份”是一个有伟大意义的符号,它的核心问题是:在当代世界发展中,什么是中国的角色?什么是全球舞台上中华民族呈现的意义世界?不是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搬运别国的资金、觊觎他人的技术,埋头脚下,不管身外,只顾自己的发展;不是一再地表白,中国无意挑战世界秩序,矮化自己的身份,这种小格局似乎猥琐,扭曲了中华民族的身份和品格。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它以深厚的文化资本带领最大的族群,昂首阔步地跨入世界之林,展现中华民族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奇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具有不卑不亢的宽广心怀面对世界。我们学习别人的经验,也应当让世界分享中国成功的经验;我们不扮演世界警察,但是贡献我们的智慧,让世界的秩序不再霸道,合情合理;我们和世界一起寻求发展,但决不垄断任何资源,而且因为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让这个世界不再暴戾,详和与共;我们有悠久的文化和道德资源,让我们在现代化的条件下,发展一种与自然、与他人协调共处的生活典范,不再穷奢极侈,不再铺陈嚣张。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意义,让这个世界的每一颗心灵都可以分享我们的快乐,这是我们民族古往今来的文化使命。只有心平气和地建构我们的身份,才能中肯平实地了解我们的责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狭隘民族,它的“天下大同”的情怀,始终鼓舞着志士仁人为着人的普遍价值的实现鞠躬尽瘁、前赴后继!今天,“中国身份”理应让这个伟大的情怀大放光彩。
  因为中国的出现,这个世界更安全、更协和;
  因为中国的出现,这个世界的弱势国家和群体有了保障和信赖;
  因为中国的出现,这个世界的精神性更为丰富、更加精彩!
  因为中国的出现,这个世界美好明亮而不再黯淡沮丧!
  我期待着,终究会有这一天!
2006年4月5日草于哈佛
 
  黄万盛:哈佛大学燕京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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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04, 2009

革命不是原罪

作者:黄万盛:

从巴黎来的长途,径直挂到了我在哈佛的办公室,“弗朗索瓦·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要在中国出版,我们想请你为中文本作序,你是合适的人选”。 ( http://www.tecn.cn )

我几乎是不加思索地立即答应了,不仅是因为这通电话听起来颇为受用,更主要的是巴黎那些朋友们的知根知底:一份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报告是这些年来令我牵魂动心的学术计划,更何况弗朗索瓦·傅勒是当今世界研究法国大革命最负盛名的学者,为他的书作序,不只是荣幸,更是一份责任。 ( http://www.tecn.cn )

弗朗索瓦·傅勒,生于1927,卒于1997,卓越的学者和思想家,他的一生享誉无数。前不久,他被评为法兰西学院“不朽的四十位学者”之一。他担任过高等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托克维尔研究专家等等,他的学术影响远远超越了法国,遍及世界,芝加哥大学聘他为“社会思想”教授,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研究院的院士,是哈佛大学和特拉维夫大学的名誉博士,等等。这些荣誉归功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成就,在这个领域,他几乎是无可替代的巨人,芝加哥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耐丹·塔可夫认为“没有任何人能比他更负责任地复活了法国的自由思想”。《思考法国大革命》这本书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学术著作。 ( http://www.tecn.cn )

在最近二百年的人类历史中,法国大革命无疑是最重大的事件,其影响之广大久远,分歧之尖锐激烈,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相比的,无论在日常社会,还是在学术领域,它都在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激动着我们的思想和心灵。即使在美国这样以新教为基本精神的国家也不例外,毛姆说“法国人死了,灵魂上天堂;美国人死了,灵魂到巴黎”;今天,当你坐在纽约曼哈顿岛前端的海堤上,眺望远处的自由女神,依然可以感受大西洋彼岸吹来的自由的风。在大学里,讨论法国大革命的文章、专著、博士论文汉牛充栋,在更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中,试图绕开法国革命来讨论现代问题,是断无可能的,它成为必须面对的基本背景,不管你是否直接研究法国革命;连罗尔斯这样的学者也得处理法国革命展现的基本问题。甚至在儒家传统的中国,因为近百年来的变迁和革命,法国大革命也开始成为人们的时尚话题,一些思想的精灵振动着想象的翅膀,从中国飞舞到法国,企图用那付很写意的羽翼把法国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串连起来,创作一本关于革命的连环画。可以说,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段中,法国大革命都仍然是关于现代性、现代政治最重要的话题,它所包含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空间会伴随历史的进程不断地展示出新的意味、新的课题。这一点对于中国而言可能格外重要,作为后起的现代国家,同时又拥有深厚的文化资源,如何建设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如何理解现代性的真正含义?如何创建可以保证现代性持续和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在所有这些方面,法国大革命呈现的经验教训都是不可逾越的重要参照,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个意义上,傅勒的《思考法国大革命》的中文版的出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我注意到最近十几年来,英、美的政治学说,在中国政治学界占了压倒性的影响,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他们的学术资源主要都来源于英语世界,无论是苏格兰启蒙学派,还是美国功利主义政治实践;无论是社群主义,还是文化主义政治学;这些学术流派构成了中国当代讨论现代性的话语前提,法国的学术思想除了所谓后现代主义被不恰当地放在文学评论领域中引介以外,很少见于政治学的讨论。这种主观性的偏爱当然是有原因的,但无论如何是不健康的。傅勒的这本书可以提供一个法语世界的学术线索,丰富我们的学术谱系,在思考现代性时增加一个必要的参考向度。我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曾经受到傅勒的观点的很多影响,尤其是以法国革命的典范考虑中国问题的时候,他给我的启发是相当重要的。因此,分享心得,或许是推介这本书的比较好的途径。 ( http://www.tecn.cn )

中国现代性寻找的过程是个非常感人的当代故事,它的每一个片断都无比生动,令人震惊。它是那样执着地寻找现代性,近乎疯狂地渴望现代化,象一个多情的恋人,几乎和西方的每一种现代化都有一段真诚的苦恋,然而,这个不幸的情人却一再地失恋,一再地被拒绝,现代化始终是一个不能相拥的梦中王子,即使是那个长着一脸胡子的马克思和它的巴黎公社的伙伴们,留给中国的也是五味杂陈的复杂体会。可是这并不妨碍中国人在每一次挫折后都能重整旗鼓、继续寻求。汉学家费正清说:这是一个不折不挠的令人感动的真正的人的故事。当我前往巴黎时,伴随我的就是这份惆怅,以及与这惆怅相关的困惑,那个法国革命所开创的现代性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中国走向现代性的步伐如此蹒跚坎坷?中国在理解法国经验的时候是不是存在原则上的失误? ( http://www.tecn.cn )

1992年,我到巴黎。此时年距1789年法国革命的“攻占巴士底”和其后的“联盟节”二百有三,而为今人非议最烈的1793年的“雅各宾专政”在二百年前尚未揭幕,这两个年份是法国大革命史中最重要的时标。换言之,世界性的纪念法国革命二百周年正当其时,巴黎理所当然地是纪念、回顾、反思的中心,而那遥远东方的1989则给这个二百年的庆典平添了一个意味复杂的注脚。现代政治两个最重要的价值“自由”和“平等”被还原到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的背景中重新思考,为它背书的却不仅仅只是法国革命的是非曲折,而是其后二百年来现代民主以及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纷纷扬扬的利弊得失。在一种后设史学的立场上,经由自由和平等的不同向度,彼此歧义水火不容的政治实践居然都把自己身世起源的认同落实在法国大革命的辉煌记忆中。而正因为如此,法国大革命又成了这样一个怪物:它看起来是个整体,可是它的不同部分却能相互搏击,执着于自由或着平等的不同立场,可以撕下他所厌恶憎恨的法国大革命中不属于他的那一部分,攻讦诋毁;而对他能皈依膺服的那一部分奉若神明,称颂不已。 ( http://www.tecn.cn )

在历史的长河中,二百年是个不算长的时间,可是对于风化法国大革命却已经足够了,法国大革命被思想的风沙催化成一个个碎片,飘舞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空间里,形成了我们时代的光怪陆离的法国大革命史学。而且这些法国革命的碎片还被赋予了思想的魔力,人们挥舞耍弄着,振振有辞地诠释着与那些法国革命并不直接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今天的事件。这是一个后设史学的恶性循环,从后来的事件出发,寻找一个法国革命的理由;再把这个理由建构成一套诠释性话语,用以剪裁今天的故事,端出一个象模象样的有法国依据的理论叙事,津津乐道地享受一道精神的法国大餐,尽管那精神大餐的思想原料实在是与法国风马牛不相干的。这个做法,不仅把法国革命的研究搞得面目全非,同时,也使一些现代事件的解释穿凿附会、扭曲差强,疏漏了种种现实的原因,如同《红楼梦》所言,你不说,我还清楚,你一说,反到糊涂了。我并不在一般的意义上反对后设史学,研究历史,弄清历史真相,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人变得更加聪明、更加智慧,更有远见,这本身就是历史研究的基本意义。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任由主观意志扭曲历史,编造满足自己需要的所谓历史经验。这是不健康的,可却是一些“江湖史学家”经常使用的方法。因为这些原因,历史事件越是久远,对它的研究,看起来也就越象是对以往的人为偏见的纠正厘清。何况是法国大革命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每一个阶段中充满了各种观点、派别的尖锐对立,在不同的阶段上又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内部的纷繁事变和目标频换,提供了在某个片断上漫画法国大革命的可能,但是,仅仅从这种可能发展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理论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事实上,这就是傅勒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如何从各种相互径廷的法国革命史学研究中,重建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基本观念,这决不是一个史料学的工作,无论你发现多少新的史料,对于傅勒的工作或许会小有补益,但不会有任何决定性的影响,他要做的是把法国革命理解为一个整体性的事件,在这个整体的内部对各种变化作出既合乎事实又逻辑的解释,这里所说的逻辑,不是那种语言学意义上的逻辑,而是事件由于社会关系、社会心理、社会需求、社会理想而导致的某个演变方向,因此,这基本上是一个有历史意味的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工作,但是,它是严格地在历史学的意义上开展的。 ( http://www.tecn.cn )


  
傅勒的这本书读起来并不容易,其困难并不在于它的文字,严谨的学术著作文字往往龃牙拗口,令人费解,相反,这本书的文字因为中文译者的努力,相当平朴流畅、清新易懂;其困难主要在于他所运用的历史研究方法。他不是用直陈的方式阐明他对法国革命的观点和立场,而是相当精细地对那些颇有影响的研究法国革命的成果进行辨析,他的观点隐藏在那些左右辨难反复推敲的拆解和分析中。事实上,这还不仅仅只是一套方法,它更是一种世界观,一种学术立场,尤其是在当代法国学术界中,这已经是相当普遍的趋向。在史学中,历史研究不再是一个既定意志的展开,因此也不是用理性观念建构历史,而是把历史还原为多种因素复杂作用的过程。由理性主义宰制的历史研究观念已经被驱逐了,企图用一两个象征事件来代替复杂性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学术典范的转移早已开始,只是我们对它不够敏感而已。今年早春,我在广州曾经作过一个学术讲演,讨论哲学典范的转变,引起比较热烈的探讨。傅勒这本书的学术方法正是我所推荐的脉络主义的具体演示。我们切切不要对“解构观念的暴力”掉以轻心,它的意义决不仅仅是所谓后现代主义中的一支流派,从海德格提倡回到前苏格拉底时代,倾听“存在”的声音,到福柯的谱系学理论,理性主义的晚钟暮鼓就已经敲响,就学术领域而言,理性主义主导的“技术化”时代正在过去。 ( http://www.tecn.cn )

以观念的“技术化”的立场看法国大革命,事实上,只是一种纪念性的自我叙事,法国大革命只是为了证明某些特殊自我存在和意义的一个“说词”,尤其是把法国大革命和一个物质化的现代化追求联系起来,它就形成了一些颇有争议也很有影响的观点:例如,夸大了英美的民主政治与法国革命的政治理想的区别,把英美民主当作现代典范,忽视法国革命对现代民主政治的影响;例如,突出法国革命中的“革命”,因此,把法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连成一条历史线索,检讨当代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例如,因为突出“革命”,所以“雅各宾专政”成了法国革命最重要的象征事件,而雅各宾时代血雨腥风的“公安”专政被当作“暴民专政”,因此,法国革命的反思成了警告“暴民专政”的必修课;例如,因为卢梭倡导自由平等被路易十六驱逐国外,在法国启蒙时代有很大影响,而罗伯斯比尔的所作所为需要一个精神思想的源泉,因此卢梭就必须为罗伯斯比尔负责,卢梭也必须为法国革命种种负面的暴行负责,卢梭必须承担发动一切现代革命和现代暴行的原罪,在中国有人从卢梭推理毛泽东,在国外有人宣称卢梭同样必须对希特勒和纳粹背书;例如,更进一步,卢梭主张道德理想的政治,既然如此,那道德理想也难辞其咎,一切从道德理想出发的政治都可能危害民主,成为**,因此,民主被理所当然地看成了一个完全不带情感的程序。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不只是出现在当代中国,其实,在国外学界早已是屡见不鲜,只是中国的当代困境和文革反思的特殊背景,把这些观点病态地夸张膨胀,扭曲成对法国大革命的经典看法,造成了不切实际的影响。我希望傅勒的这本书能够帮助人们纯清这些片面的不实之词,给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提供一个健康的学术方向。傅勒清楚地表明了他的立场:“必须打破这种纪念性史学的恶性循环。在我这代人当中,在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影响下,这种东西曾经长期时髦,总是强调历史植根于它自己的时代、它的选择或它的规定性。拿这些招眼的玩意儿一炒再炒,虽然有益于抵制‘客观性’的实证主义幻想,却极有可能没完没了地助长党派信仰和昏暗的论战。在我看来,大革命史学中充塞的精神惰性和令人敬畏的嚼舌头更甚于政治意识形态。我想现在应该是时候了,必须去掉它给后人留下的常识意义,还它以同样是历史学家应具备的一样首要东西,即知识上的好奇心和非功利的历史知识活动。再说,两个世纪以来使我们社会的论争持续不断的政治信仰总有一天也会让人大有意外之感,就象我们今天回头去看15世纪到17世纪之间的宗教冲突那样,既感慨于无穷无尽的变化,也感慨于无穷无尽的暴力。现代政治场域本身,如法国大革命所构成的那样,或许将来也会显得象是另一个时代的解释系统和心理投资的吧”。在傅勒这个思路下,我想就上面提到的那些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议性问题作一个简要的回答,作为一个“解释系统和心理投资”的法国革命研究的尝试。 ( http://www.tecn.cn )

批评法国大革命的人,一般都会突出英美的政治经验,强调英美的自由主义的选民政治,来批评法国革命对“自由”的“伤害”,把英美和法国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典范,进而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现代性,当然,在他们的视野中,英美的现代性是比法国的现代性更好更合理的现代性选择。这是不值得见怪的,尤其是今天,普遍的功利主义趣味主宰了现代性的基本标准,拜膜英美的政治经验,据为经典,广为推崇,事实上是个必然的结果。但是,这是个肤浅的看法,因为夸大了二者的对立,使得民主政治和现代性一些基本但却是深刻的精髓被轻率的遗忘了。在一个现代政治的“解释系统”和现代化的“心理投资”角度,事实上,二者之间的同一性要远大于他们的区别。十七世纪的欧洲各国,事实上并不是革命发生的典型时代,日常生活并不算穷困,统治者与下层社会的矛盾没有激化到改朝换代,政治上相对开明,民间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度,各国王室几乎都在进行不紧不慢的各种程度不同的改革,这种状况甚至使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其实是路易十六改革的继续和必然结果。看起来,革命并不是必须的,可是,为什么它却出现了,而且席卷了整个欧洲?这是因为从文艺复兴以来,有一个新的因素日益成长起来,使得原来的权力秩序逐渐失去了它的古老的基础。这个因素就是“社会”。在法国革命以前,国家从来都是君主的国家、国王的国家,路易十四可以大言不惭而无人质疑地宣称“朕即国家”。曾几何时,蜇服在王权华盖之下的社会,开始苏醒,并且迅速地成长起来,人际关系日益复杂、横向组织越来越多,国王的国家已经无法全面地包容整个社会了,“国家”和“社会”的对立成了欧洲最重要的政治危机。国家到了必须重新定义的时代,社会需要自己的权力,权力的危机使得整个欧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欧洲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们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权力的问题,自由和平等是在权力的意义下提出的。这是共同的问题,因此,欧洲的启蒙并没有民族主义色彩,寻找自由和平等的新型权力的人们亲如一家,国家对他们来说,是需要共同对付的敌人。美国也一样,美国早期的民主思想家们,此时此刻,都在欧洲接受启蒙的熏陶、革命前夜的洗礼。当华盛顿总统要制定美国宪法时,是从巴黎请回了杰弗逊和他的同伴,他们带回了法国关于自由、人权、平等的理念;同样,他们起草的“独立宣言”,不久又传回法国,成为法国“人权宣言”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英国虽然在后来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反法国大革命的学者、政治家,但是,不要忘了,差不多早在法国大革命一个世纪前,那个砍掉了英王查理一世脑袋的摄政王克伦威尔就已经打出了“主权在民”的旗号,这对法国的思想家们和后来的法国大革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因此,如果想要理解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而不是仅仅拿法国大革命为自己的观点作个注脚,首先应当了解的就是法国大革命所面对的真正课题,同时也就是当时欧洲所面对的共同课题,只有了解了这个共同性,具体的区别才能显示实际的意义。 ( http://www.tecn.cn )

我不否认英法之间是有区别,就法国大革命而言,真正的区别在于,为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对问题交出的答卷在历史的舞台上具有普适的意义,而不是英国更早时的革命?傅勒有颇为精彩的解答:“由于坚守基督教的欧洲,政治行动理论如马基雅弗利···或关于社会制度历史起源的学究式讨论,从十七世纪就大行其道了。英国革命的例子显示,在集体动员和集体行动方面,精神的基本参照始终还是宗教的。法国人在18世纪末开创的并不是作为世俗化领域且有别于批判性反思的政治,而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民主政治”,“1789年的秘密,它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它的辉煌,就在于这个尚无先例的发明。它必将得到广泛的传承。在相距一个世纪之后,在使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接近的所有特征中,之所以没有一个特征足以确保前者拥有后者出现在历史舞台后扮演的那种普适范例的作用,那是因为克伦威尔的共和制依然被宗教性包裹着,并且由于回归源头而僵化了,缺少使罗伯斯比尔的语言变成新时代的预言的那种东西:民主政治成为人类和各民族命运的仲裁官”!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意义,法国大革命的阵痛,分娩出一个巨大的产儿,它的降临使我们可以自豪地以“现代社会”来命名从此往后的社会,这个新生儿的名字叫做“现代民主政治”。因为它的出现,政治权力被脱胎换骨,从王室的深墙后院走到了人民中间,人民成为政治权力唯一的源泉,这是民主政治的实质,也是法国革命最重大的贡献,并且,请记住,这是法国革命的贡献,而不是英国的贡献。英国不仅在克伦威尔时代没有理解权力的真正源泉是人民,克伦威尔眼中的人民只是特殊身份的教民,他甚至仅仅因为教派的不同,拒绝天主教徒参加对王权的讨伐;就是在“光荣革命”中,在社会权力的理解上,也仍然保留着王室对权力的象征性垄断。当然英国对现代民主也有贡献,关于选民政治,关于程序政治,这些都是现代民主的基本方面,但是,这仍然不同于法国革命的意义,法国革命使民主政治成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信仰,人民才是权力最基本也最合法的拥有者,这是古代政治向现代转变最重要的分水岭,没有这个根本的权力属性的规定,程序政治也会成为迫害人民的工具,成为民主的敌人。 ( http://www.tecn.cn )

那些以英美政治经验来批评法国革命的人,一个强有力的批判角度就是以英美选民政治体现的程序政治原则来质疑法国革命的“人民主权”观念。事实上,我并不认为程序政治和人民主权真有那么尖锐的对立,它们作为权力属性和权力运作方式本来是一个统一结构。但是人为地把这两个方面看作两个不同的典范以建构现代民主,这就有了必须重视它的充分理由。还是回到人们习惯引经据典的英国经验,我绝对相信,隐藏在“民主政治”背后那个王室的暗淡的影子,在它自身的意义上已无任何可能威胁民主政治的存在;但是,这个阴影的存在却有另一种象征意味,说明了民主权力仍然存在着不完全座落在“人民主权”上的可能。程序应当是“人民主权”的表现方式,但也可能脱离权力规定的约束,展现程序的自我意志,异化成人民权力之外的另一种权威,我把它称为“民主的异化”。时下学术界一部分人对程序政治的推崇迷恋,把程序当作民主政治唯一不可质疑的原则,这种程序的拜物教倾向,正说明了程序越出权力约束的危险。有一点是不错的,这种突出程序优先的倾向的确是更多的体现在英美的政治实践中。美国政治学家熊彼特就认为,民主的根本就是选举政治,就是多数机制。但是,我们知道,民主经由法国大革命获得了一整套基本价值,民主是建立在自由、平等、博爱、人权这些价值之上的,程序是关于政治的“技术”,而技术是由人来运用的,民主政治的程序运用是为了更好地保证民主价值的实现。但是,现在我们的确看到在法制的名义下“犯法”,在程序的庇护下,强者更强、弱者更弱,只要合乎程序,无论多么暴富、无论多么赤贫,都可以心安理得,程序事实上保护了贫富差别的日益扩大。以哈佛为例,它是美国民主思想的大本营,哈佛员工的平均工资在年薪三万五千美元左右,但是,哈佛资产管理人的年薪却是三千六百万,整整差一千倍,而且,麻烦在于,如果你不雇他,有的是地方抢着要,这不只是学校的问题,而是社会的基本状况。民主社会的程序从来不质疑这种状况的合理性,相反,那些拥享高薪的人们可以毫无愧意振振有辞地认为他是严格遵守这个社会的一切程序,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的民主政治?假如,我们把程序严格地限定在民主的基本价值之下,那么,当程序不能充分反映价值,甚至抵牾、破坏价值实现,那就必须改造这个程序,使它符合民主的要求。哈佛所在的剑桥市就在尝试改造一人一票的选举的程序政治,按照一人一票,弱势群体基本不可能出现在任何政府机构,现在,剑桥的选举实行一人五票,可以把五票集中给一个人,也可以分散给不同的候选人,这就改变了原来意义的多数机制,使得弱势群体有可能进入政府权力。这种改造的动立就来源于对民主基本价值的信仰。如果你是个工具理性主义者,那当然会把所谓程序看作唯一至上的原则,遗憾的是,从韦伯晚年对“铁笼”的恐惧到今天,工具理性造成的迷失,已经是当代反思的基本点。民主价值如何充分实现,仅仅靠程序是断断不够的,以所谓英美的程序优先来苛评法国大革命,可能消解的正是法国大革命发现的民主的基本价值,这是相当危险的。 ( http://www.tecn.cn )


  
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看待“革命”,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困难重重。一方面的原因是后设史学把革命图染得五彩斑斓,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把革命看作是改朝换代创造历史的动力,而保守主义们把革命看作杀人越货图炭性命的**;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法国革命内在的复杂性造成的,1789年的革命和1793年的革命看起来是那么不同,使得人们可能在两个不同的阶段上,对法国大革命的评价各执一词,只有象傅勒这样的史学家才会既要考虑二者的区别,更要思考它们之间的联系,以形成对“革命”的一个严格历史学的看法。 ( http://www.tecn.cn )

这里面最重要的基本问题是:从君主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化的基本途径应当是什么样的?一个温和但并不彻底的模式就是“代议制”政府的构成方式,但是法国为什么没有走这条道路?“代议制”的成功需要一个阶层,需要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这二者必须是一体的。能把两方面合在一起的只有一个实体,叫做“贵族自由主义”,因为是贵族,他有不同于大众的身份,可以相对合法地挑战君主的权力,因为是贵族,他有“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侵犯”的自由主义倾向,在这个旗号下,吸引中产阶级站到他的身后,成为他的社会基础。曾经有一种说法,发展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力量就是中产阶级,只要发展出中产阶级,现代民主政治便水到渠成,这个想法有点乐观得幼稚了,至少,在英国,他们并不能代表他们自己。中产阶级是典型的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群体,它们渴望暴利,而拒绝任何风险,他们宁可通过行贿来交换一些局部的利益,而决不会冒险成为改革的中坚,因此,过渡时期的中产阶级往往是腐化和猥琐的一帮。中国当代的情况似乎是在证明着这一点。相反,革命时期的中产阶级对于革命的意义的理解甚至远远超过贫困阶层,例如法国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中的那些中产阶级。这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但是,可以导引“代议制”的贵族自由主义并不存在于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十八世纪的法国就几乎没有这个力量。法国人不是嗜血如命的民族,他们没有理由不接受一个温和的而又可以促成法国改变的改良政治,大革命前,从“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言”,一直到后来成为法国国庆节的1789的“联盟节”,法国人希望的就是和国王联手推动法国的改革,但是,国王一再地反悔他与大众的契约,终于使得任何“代议制”形式的变革都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早已洞悉了公民社会、社会契约这些现代民主政治奥秘的法国政治思想发挥了强大的影响,引领法国革命开辟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傅勒对这个革命形成的过程有深厚的理解,他说,“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在苦苦地寻找代理人。诚如今天有人说的那样,它的确是太‘发展’了,无法象在上个世纪那样再保持寂静并服从于国家。但是在寻找一种政治代表制度的过程中,它与路易十四的遗产发生了抵触,这种遗产不仅维护乃至加固等级社会结构,还系统地关闭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传统勾通管道。等到路易十四驾崩的时候,法国社会自然而然就走向传统渠道的复活了,尤其是重振大法院的职能。可是,这些大法院一百年来不断地显示出它们的保守主义,如谴责《百科全书》、禁止《爱弥尔》、声讨可怜的卡拉斯,因此它们已经不能成为被启蒙‘照亮’的社会的最佳代理人了”。在这个分析中可以清楚的得到一个对某些学者说来不那么愉快的结论:法国大革命不是一种目的论的产物,也不是政治理论的长期“结晶”,更不是一种宿命之物。它是新的人际关系、国王的放弃、权力真空、社会认同成为共同意志、人民意志可以成为代表本身等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它就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它是一个走出王权天光大亮的新世纪的革命。 ( http://www.tecn.cn )

傅勒曾经指出“革命意识形态的诞生有两个不可或缺的条件。首先是存在一种可以得到的权力,这是当局放弃的权力,其次是革命意识形态可以委授这种权力”,“所以革命意识形态···是产生于选举战役本身,···罗伯斯比尔只有在他必须夺取他在阿拉斯市的议员席位时,才成其为罗伯斯比尔:这个保守派的年轻人发明了一套关于平等的说词”,也许有人不能接受这种看起来如此简单的解释,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了为大事件寻找一个辉煌的理由的一元论的史学观念,可是,如果能够了解政治心理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大政治事件的关系,这种解释就并不简单而合情合理了,而且,它丝毫都不会损害大事件应当具有的意义,“1789年敞开了一个历史偏移的时期,终于有一天看到旧制度的舞台不过是一群影影绰绰的幽灵。大革命是一个落差”,企图联合国王的改良“和《人民之友》的讲说判若天渊之别,两者相距不过区区数月。大革命的得失主要还不在于原因和结果如何,而在于一个社会向着它的所有的可能性敞开了。大革命发明了一种政治话语和一种政治实践,从此我们不断地生活于其中”。 ( http://www.tecn.cn )

我注意到对“革命”的声讨已经成为中国学界的一个潮流,而且它卷入的不只是一些所谓自由主义的学者,各种立场似乎都对“革命”弃而远之。早几年有《告别革命》,这两年,更有把法国革命和中国文化革命串起来一并清理的作为。这种对“革命”的厌恶并非完全不能理解,在经过了以革命的名义进行了那么多与革命的许诺截然相反的惨痛历程之后,急于摆脱革命的魔咒,告别革命的图腾,是能够接受的心情。我本人对雅各宾专政那种以革命的名义妄杀无辜的暴行也极为憎恨,对那种滥用道德的权威肆意地摧残人的身心灵肉深恶痛绝。但是,我不能同意用道德主义的立场来对待革命,那会消解革命所拥有的合理性。如同上面我分析法国大革命那样,我主张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来了解革命。有两种所谓的革命,以革命为意义本身,人为地追求革命;另一种革命是各种复杂社会因素交互作用的客观结果,不取决于少数精英的主观意志。前者是作为目的的革命,后者是作为手段的革命。我反对那种以革命为目的的“革命狂热”,同时,我主张保留作为手段的革命。试想一下,如果人民受到**的压迫,逐级上告,逐级驳回,法律、舆论、政府沆瀣一气集体腐化,人民不选择革命就只有死路一条,假如这种革命都要反对的话,那就真是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这样的知识分子到底是权贵的喉舌,还是人民的代言?有个例子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哈佛的罗尔斯是自由主义的重要学者,一次,他在课堂上讲关于“无知之幕”的理论,那是他的公正理论的逻辑起点,突然,一个学生举手提问:老师,你讲得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这套理论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么办?罗尔斯怔住了,他说,让我想一想,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在课堂上沉思,整个教室了无声息静静地等着,十分钟以后,罗尔斯抬起眼来,严肃而平和地给出了一个答复:我们只有杀了他,才能讨论建设公正的问题。不仅罗尔斯如此,早在孔子、孟子的言论中都有相似的此类言论,其中有很多不得已的心情。因此,我坚持保留作为手段的革命是必要的,它是一个社会反抗**的最后的选择,同时也是一个社会更新变化的可能的途径。当然,社会也必须了解,革命这柄剑是相当锋利的,它在伤害对手的时候,往往也会伤害自己。 ( http://www.tecn.cn )

法国大革命的反思是一面“革命之镜”,它可以映照革命的合理性,也可以衬视革命的非理性的灾难,这一切都共存于那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革命的历史意义并不是道德情感的批判可以替代的,只有理解那个时代,才能理解那场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是有历史意味的“时代话语”。现在的反对革命,最令人遗憾的就是遗忘了这个历史意味的时代话语,把革命彻底地“去历史”、“去现实”而平面化了。其中一个最古怪的例子就是几位学者提出的所谓“革命党”要向“执政党”转化的观点。对于一个革命党而言,革命和执政是一个事情的两个方面,革命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执政,执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革命对历史和民众的承诺。法国大革命是和权力相关的,中国的革命也不例外,毛泽东是坦率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革命就是“要夺取全中国”,因此,革命党本来就内在地包含了执政党的角色,只要夺取了政权,它就是执政党。我不知道现在强调起“执政党”是什么目的,在西方,所谓执政党是相对于在野党而言的,莫非中国准备开辟在野党的空间?所以把自己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至少目前我还看不出任何这方面的前景。唯一的解释就是用所谓“执政党”让人们改变革命的角色,既然那革命有诸多的不愉快。也就是我在前面指出的,消解革命作为一个历史意味的时代话语。可是,作为时代话语的历史意味并不是那么容易消解的,革命的历史意味不是一个主观建构,而是一个历史承诺,革命党同样以革命的名义许诺要“建设一个新中国”,要消灭阶级差别,让所有的人丰衣足食,让所有的人幸福美满,而且主权归于人民,这是以革命的名义开出的支票,民众对革命的支持从来不是无条件的,他们是用对革命的支持作为对革命所许诺的美好明天进行投资,这个投资是要兑现的,无论时间多么久远,革命的支票是不能过期的,它已经成为一种关于未来和权力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我所说的革命的历史意味。革命是“主权在民”,难道“执政”就可以主权不在民,而在少数人、一部分人?的确如此,那些人理解的执政是以人民为对象的,所谓对人民的“有节制的榨取、可持续的剥削”,用执政的身份把国家变成人民的相对物而假身其中,以国家的名义向人民谋取私利,我得提醒一句,小心着,这样的执政是要被革命的,革命有它的真实性,它真的就存在于活生生的历史和现实中。换个角度,假如,执政仍然坚持主权在民,那执政党的旗号又有什么意义?或者,那些必须面对的实质性困难因为用执政交换革命就可以改变吗?这可真是“城头变换大王旗”了,以为改革命党为执政党的旗号,把人民作为“革命”的主体变成“执政”管理的对象,就可以赖掉革命对人民的承诺,好比一个负债累累的公司,换一块招牌就可以金蝉脱壳、逃之夭夭,继续大发利市,这不是理论,不是道义责任,而是一个眩人耳目的猫腻。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别开玩笑了,假如自由主义荒诞如此,那真应该回到法国革命的初衷,回到卢梭关于自由的理想,重新开始,毕竟法兰西第五共和还没有完全忘掉法国革命对人民对未来的承诺! ( http://www.tecn.cn )

关于法国革命研究的另一个故事就是通过清算法国大革命来清算文化大革命。恕我直言,这种努力很象是思想的炼金术,而且,毫无新意,它在早期俄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研究中比比皆是。对于这种经由比附就得出结论的炼金术,在傅勒的书中有很到位的分析和批评。只是傅勒大概没有想到这种炼金术也会传到中国,演绎出一套似曾相识的现代版的革命的连环画。在俄国,一度曾经习惯把法国革命看作俄国革命之母。在中国,根据“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有人就把俄国革命看作中国革命之母。在这个谱系上,法国革命就成了中国革命的祖母,因此,中国革命的种种反思,也就可以象个儿孙撒娇般地把郁闷之气尽出在法国祖母的身上,向法国革命声讨文化革命的孽债。其实,这些个说法是很暧昧的,到底什么样的法国革命是俄国革命之母?是1789年的“宪政革命”,还是1793年的雅各宾革命,还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要知道,这几件事虽然有联系,可是它们诉诸的目的是很不相同的。至于到底依据什么来建立这样的血缘谱系,就更令人起疑了,是因为列宁曾经在巴黎流亡数年?还是因为俄国革命是大众造反看起来颇象雅各宾和巴黎公社的群众运动?假如是这个原因,那中国历史上靠大众起义而改朝换代的革命范例要远远多于法国、早于法国,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的时候,根本还没有法兰西呢,这样算来,孙子反倒是祖母的祖父了。建构的历史是很容易闹出这样的笑话的。我这样说,并不认为法国、俄国、中国的革命没有任何联系,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确实对全世界都有深刻的影响,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受到它的影响也是正常的情况,但是不应当夸大这种影响,归根到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大规模革命来源于它本土的原因要远远大于外来思想对它的影响,假如认为法国革命的思想传到俄国,就出现了俄国革命,传到了中国,就出了中国革命,那就把思想精神的传播当作可以点石成金的法宝了。思想的力量哪有那么大,事实上,无论法国革命多大地影响了俄国或中国,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都没有结出法国革命那样的现代民主的果子,这足以说明到底是外来思想支配了革命,还是本土的因素决定了革命的方向和属性。这种做法很容易误导历史研究,把经验教训推诿到外部原因,反而影响了对一些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例如文化大革命,我敢肯定它百分之九十九的原因都是本土的,与法国大革命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法国革命面对是推倒君主专政,建立新的民主政体,文化大革命有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吗?法国革命是国王放弃了对权力的改造,导致了最高权力的真空,而文化大革命置始至终都在最高权力的牢牢掌控下;法国革命中,知识分子成为人民的代言人,而文化革命中,知识分子不仅不是主体反而是革命的对象;法国革命给人类的后续发展开创了现代民主的意识形态典范,可文化革命对于现代性有什么贡献可以相提并论呢?所以,文化革命是应当认真总结的,但这个总结不是到远去欧洲二百年的历史中去搜肠刮肚,而是应当在近代中国扭曲的现代性中、“五四”运动的意识形态遗产中、在从古至今的绝对平等观念及其历史实践中、在那个时代的经济社会政治的关系中,建立一个有依据的“解释系统”,和真正能够面向未来的“心理投资”。 ( http://www.tecn.cn )


  
法国大革命反思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课题是处理卢梭和罗伯斯比尔,这两个人都被看作与“**”有关,一个是暴民专政的思想源泉,一个是暴民专政的实践领袖。这中间更重要的问题是卢梭的问题。罗伯斯比尔肯定是受到卢梭的影响,在那个时代,不受卢梭影响的人几乎没有,无论是“山岳派”,还是“沼泽派”。罗伯斯比尔与卢梭的实质性关系,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直接的历史文献可以证明,因此,他们的关系基本上是前者的思想内容和后者的行为特征的一种分析关系。不能说,这没有意义,但是因为是分析性的联系,其中可以解释的空间就变得无比广大了。这是真正的困难。卢梭那一代法国思想家面对一个共同的大问题:自由自主的个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应当如何?如何使国家不再成为少数人的特权,而是所有人的统一意志的主权共同体?在这个方面,卢梭给出了最严谨的理论结构。卢梭对自由的强调是他的第一原则,他对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异化有深刻的批判,所谓“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如何保证国家不是部分人的国家,异化个人自由,而是真正的自由人的国家,在卢梭看来问题只能在个人自由和公意中解决。所谓个人自由是自我充分的自主“自足”,公意是人民共同规定的国家人格、公共人格,它只能以个人自由为前提,它是通过每个个人意志的无私的透明的相互交流才能实现。于是,每个个人服从社会整体也就是服从他自己。在这个意义上,个人和公意之间没有中间结构,任何中间结构的存在都会成为部分人的私利,从而破坏自由和守法的等价关系,因此个人“主权不外是行使公意,所以绝不能转让”(《社会契约论》)。卢梭的这套关于通过个人意志不断调整和建立公意的理论,事实上,的确被雅各宾当作基本的革命意识形态。 ( http://www.tecn.cn )

但是,对卢梭本人而言,那是非常不幸的结果,他预期而且警告了这种后果。早在1767年7月,他写给老米拉波一封信,那是卢梭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其中指出:他所主张的“社会契约”只有两种可能的方案,最好的是法的状态,即人服从法律,这是个人意志和公意之间不间断的镜象;如果做不到这点,最好还是事实状态,这种状态虽然是在一个绝对专政君主靠掠夺公民主权使人凌驾在法律之上,但至少可以保障社会安宁。这个观点,看起来,很近似今天我们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他说:“在最严酷的民主和最完美的霍步斯主义之间,我看不到任何可以接受的中间方案:因为人和法律的冲突一旦给国家带来持续的内乱,那就是所以政治体制中最糟糕的体制。我希望所有批评卢梭与罗伯斯比尔关系的人,都能注意卢梭这段现实而又远见的论述。傅勒对卢梭和雅各宾主义关系的论述是至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为中肯贴切的,他说:“卢梭的天才也许是思想史上最超前的天才了,因为他发明的(或揣测到的)东西后来纠缠了整个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他的政治思想提前建立了后来雅各宾主义和革命语言的概念框架,这首先是因为他的哲学前提(个人经由政治而得以实现),其次是在他那里历史行为新意识与人民本身行使主权的必要条件的理论分析严谨地结合起来了。其实卢梭没有哪一方面该对法国大革命‘负责’,但的确是他无意之中制造了革命意识和革命实践的文化材料,而历史的讽刺性就在于,正当大革命以为可以实现让-雅克的思想之际,反而展示了卢梭悲观主义的真理,即法与事实之间的无限距离,不可能找到能同理论相结合的民主实践。这种距离不断地被话语诉求,反而丰富起来,结果产生了当代世界最罗嗦的语式:不再是理论,而是卢梭称之为‘最严厉的民主’的意识形态”。 ( http://www.tecn.cn )

和傅勒这个看法相映衬的是政治学研究中的“卢梭现象”,二百多年来,一方面是对卢梭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则是对卢梭的赞美和追随,康德对卢梭非常欣赏,罗尔斯宣称,卢梭并列于洛克、康德是他的思想的三个来源。而且,对卢梭的不同立场绝大部分都围绕关于“公意”的问题。这里面有深刻的含义,根据我的看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卢梭“公意”的探讨会更加热烈,尽管话语方式会有所不同。这是由我们面对的困境所决定的。“公意”的问题的要点在于它反对个人权利的转让,也就是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多数决定机制,何况,这个多数决定的前提是利益化的个人。这主要是英国政治思想的贡献,以个人的财产权为基础,求助于利益的多数一致来建立权力的合法性,现在已经成为民主的普遍原则了。但是对于卢梭、康德这些思想家来说,这种功利主义的政治原则是难以接受的,问题是个人的私利,和这些私利的多数,并不就意味着合理和正确,有时甚至还会给社会和人类造成难以想象的灾难,因此,一个理性和全面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权力方式应当比功利主义基础的权力构成更值得人们追寻。有些人讽刺这不过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观念,认为随着英国民主政治模式的全面落实,这种道德理想主义的王国已经覆灭了,我看,这个结论可能下得早了一点。 ( http://www.tecn.cn )

以当代美国为例,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民主社会的典范,它就是以个人财产神圣合法为基础的社会,每个人有权力追求财富,资本家创造一个又一个消费浪潮,满足人们的财富欲望,现在百分之七十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产,平均每个家庭一点五辆汽车,为了维持这个水平的生活,美国不足三亿人口消费世界能源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以上,木材的百分之四十左右和将近百分之二十五的金属、矿产。现在,中国也想过这样的生活,很快印度也起来了,再加俄罗斯、非洲、南美洲,大家都想这样的生活方式,这可能吗?有专家计算,我们大约需要二十个地球才可能勉强应付这样的利益需求。昨天我看到最新的国际能源报告,地球的石油储量按照现在的消费规模仅仅只够四十一年之用。可是,消费的狂热还在疯狂地增长啊!以现在地球资源挥霍、破坏的程度,我们能够想象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生活吗?那种鼓吹个人利益为基础的世界观有可能放弃短视而关怀长远吗?杜维明教授曾经告诉我一句非洲的格言:地球不是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而是子孙托付我们保管的财富。功利主义的政治学能够接受这样的境界吗?这就是功利主义世界观的后果,今天绝大多数的人还在乐此不疲、穷追猛赶。如何改变这种状况,靠美国、英国的政治学?那可是把个人财产看得神圣不可侵犯的,布什为了美国人的汽车就是不同意在“京都协议”上签字。在那样一套世界观中走不出人类未来的金光大道。要改变这种状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消解功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要抑制人对财富的无限追求,就是要提倡人过一种有责任的合理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公意”不是过时了,相反,还要加以发展。卢梭的“公意”还只是社会的“公意”,在我看来,这是不够的,必须把未来考虑进去,我们的尚未来到这个世界、可是终究会来的子孙后代也要成为“历史契约”(不仅仅只是“社会契约”)的签约者。这就是道德理想,所谓道德理想主义,说白了,就是自觉的群体责任。不要随便宣告它的覆灭,因为,它的覆灭就是人类的覆灭! ( http://www.tecn.cn )

就卢梭的自由民主理论而言,作为一个政治形式的实践,它是失败的,因为它一开始就不是为这后来的实践着意准备的;可是它在另一种意义的政治上却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它展示了政治所应当达到的道德理想向度,从此,每一种政治都不得不面对它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人民在政治中全面的自我实现,而不是被政治所异化!事实上,按照古典政治学的观念,道德理想主义是政治的另一类型,是一种特殊的政治选择。当耶稣说“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他就是在做这种选择,罗马帝国严厉地迫害犹太人,那些受压迫的人希望耶稣站出来,领导他们反抗罗马帝国,耶稣说了上面这句流传千古的话,他不选择做一个世俗的政治领袖,而选择一条精神建设的道路,建立一个超越的道德性的精神王国,永恒地照察世俗社会和政治生活,使其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永远的精神尺度。同样,孔子做了三个月鲁国的司寇,从此弃仕授学,建设了中国的道德精神传统,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普罗大众的日常生活,而且成为任何时代的帝王将相都不得不面对的道德政治的巨大压力和公共审判,所谓公道人心。政权的政治可以猖狂一时,却难免灰飞烟灭,两千年来,王室皇朝崩溃覆灭了知多少,帝皇君主弑杀推翻、生生死死谁能计?可是,道德的政治、良知的政治却可以风雨不催、时间不朽,耶稣和孔子们,被打倒、被批判、被清算,每一次风暴过后,他们依然从从容容,用那恒久的道德智慧笑对古往今来,道德理想主义的王国始终矗立着,真正覆灭了的到底是什么?正因为这套标准的存在,这个世界才有关于真伪、美丑、善恶、是非,正邪的永远的较量,才有了趋向合理和完美的动力,才变得不那么俗气污浊。这种道德难道不是一种更有生命的政治吗? ( http://www.tecn.cn )

其实,我很能理解中国人对“道德”的愤恨,因为“绝对平均主义”曾经导致了普遍贫困,那是以道德理想的名义完成的,中国历代的统治者有滥用道德权威的习惯传统,因此,一些人会对道德的名义有特殊的意识形态敏感,可是,之所以要用道德的名义,不正是因为它有价值吗,假如它了无价值,一如死狗,还有谁会用它呢?为什么仅仅因为统治者喜欢用它,就非要反对它呢,这似乎有点愚蠢的赌气。总不见得市面上有人卖假茅台,从此茅台也就一无真货,凡茅台即假,永不喝茅台吧,事实上,茅台还是茅台,假货还是假货。所以,因为“平均主义”有人质疑“公意”,那我敢肯定一定还会有人因为“贫富不均”呼唤“公意”,是道德的财富就一定有久远的价值,不会那样轻易就被颠覆了,因为道德的本意是为政治建立更高的原则。事实上,卢梭的“公意”中有我所强调的“历史意味”,那是一个大智慧。漠视它的历史意味,而仅仅执着于当下问题的解决,赞成或者反对“公意”是没有什么实质区别的,它们在本质上都还只是短期的意识形态论说,因此,无论自由主义的反对“公意”,还是左派的伸张“公意”,看起来,反倒很象是两种“假酒”之间的相互较劲,只能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道德理想主义的力量是多么强大。事实上,道德理想主义是个资源深厚的长期积累,以致于各种甚至是立场相左的政治派别都会设法利用这个“象征权力”,专制政体下,权贵人物道德姿态的“政治秀”,民主政治中竞选人满嘴道德泡沫的空口许愿,为什么这些政治家对这些仅属姿态的事情却不得不做?原因就在于那个道德理想是活生生的存在着、作用着,你不得不对它俯首称臣。最为可笑的是,那些功利主义基础上的民主政治,尤其是美国,说起来是“价值中立”、个人权力,可每到选举,就会拿起道德武器,大动干戈,狠挖对方老底,搞出一些情人姘头之类的花边新闻,置对方于死地,一举大获全胜。功利主义政治最不能接受政治上的任何“公意”,可是却习惯在最鄙污的地方利用“公意”,利用道德理想,你还能相信从那种立场中宣称的“道德理想主义覆灭”的轻率断言吗。 ( http://www.tecn.cn )


  
初到巴黎时,我的住宅靠近狄德罗大道,从那儿走到巴士底广场大约10分钟。每天傍晚,无论是晚霞绚烂,还是细雨轻轻,我都会散步去巴士底广场,这里曾经是囚禁思想犯的牢狱,也曾经是大革命庆典的中心。经常地会有心理影象上的时光洄转,眼前,大革命时代的人们栩栩如生,他们拆下巴士底牢墙的砖石,在广场的中央垒起一座丰碑,那上面写着:“现在,让我们到这儿来跳舞吧”!自由的欢乐流光闪闪!可是,那些欢庆自由的人们能够想象在二百年之后的一些人把他们叫做“暴民”,他们的庆典也是“暴民的专政”吗。不过二百年,甚至根本不到二百年,那情景中载歌载舞的欢乐人群和那让历史磨砺得冷峻的人们真的就有那么大的差别吗?我会忽发奇想,假如我活在二百年前,同时我又活在今天,我会说什么呢,是二百年前的我过火了,还是二百年后的我事实上不能进入前人的语境和心灵呢?一个历史学家要评论不属于自己生平时代的事情,这样的提问也许是应当的:我们有没有在历史的意义上同情地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真的象我们所想的绝情绝理、丧心病狂?哪又如何了解“自由、平等、博爱”呢,这恰恰是法国大革命的最高理想啊,而且不仅仅只是自由平等,还要加上博爱。我曾经和一个法国的社会学家,辩论过这套大革命时代的民主价值在现代的曲解和流失,人们只记住自由、平等,而忘掉了博爱。并且把自由平等分裂成不同党派的政治理念,在法国,左派强调平等,右派强调自由;在英国,工党突出平等,保守党鼓吹自由;在美国,民主党侧重平等,共和党则坚持自由,所谓民主政治概莫能外。这是法国大革命理想中的自由、平等、博爱吗?她说,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在我们法国,左派上台搞分配,右派上台搞积累,这很正常。我问她,那博爱呢?她无言以对。这怪不得她,因为从把个人财产权作为民主政治的基础开始,就已经曲解了法国革命的价值了,自由被狭义地理解为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平等被当作政府分配财富的权力。深刻尤如阿克顿勋爵也认为,中产阶级主张自由,贫穷的人渴望平等。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真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是不能分割的统一的价值整体,其核心就是博爱。博爱就是友情,就是普遍同情。没有了博爱,自由就是心安理得地制造差别,持强欺弱,同样,没有了博爱,平等就是光明正大地打家劫舍、杀富济贫!只有博爱,人们才真正可能:在自由中追求平等,在平等中实现自由。二百年的民主历程过后,反思民主的得失正在方兴未艾,回首望去还是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给了我们最明确最完美的反思的精神方向,不能不钦佩法国思想前辈的高瞻远瞩,面向未来,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 http://www.tecn.cn )
  
壮哉,法国大革命!
伟哉,自由平等博爱!
  
常常我会有童话般的感情,很遗憾没有生活在那个激情年代,却必须与今天功利主义的浊水同流合污,这是一个化神奇为腐朽、变高尚为卑鄙的时代,巨人的过错没有被纠正,小人却满世界偷着乐,并且,日益把偷偷的窃笑无耻地光天化日。这是我的无奈,当然也是傅勒的。他是一个悲情的浪漫主义者,对人类的心理总有宽厚的体谅,这是真正伟人的品格。 ( http://www.tecn.cn )
  
2004年8月27日完稿于哈佛

吉林通化钢铁3万工人抗议私有化

作者:陈励志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吉林:通化钢铁3万工人罢工游行抗议私有化
资方总经理被殴死亡,数十名工人受伤和被捕,十数辆警车被毁

shehuizhuyizhe@gmail.com

7月24日(星期五),通化市国有企业通化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通钢)的数万工人、退休工人与家属举行罢工和游行,抗议吉林省政府将通钢“第二次”转让出售给私人企业建龙钢铁集团(以下简称:建龙)。工人罢工和游行的队伍在厂区内与公司管理层和赶来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建龙派遣的总经理陈国军威胁工人,“如不复工,一律下岗”,被激怒的工人为此将陈视为众矢之的而痛殴。24日晚21时左右传出消息,陈某伤重身亡。冲突中,工人捣毁警车十数辆,被拘捕数十人。但工人继续占领工厂达半夜,直到吉林省政府通过电视和广播等多种手段宣布“建龙永不参与通钢重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通钢私有化过程中,通钢工人与一直试图控制通钢的私人企业建龙集团矛盾重重。

建龙集团是中国钢铁富豪张志祥的全资子公司,主要控制企业分布在浙江、河北、北京、黑龙江和吉林等地。2007年,集团控股、参股企业销售总额突破500亿元大关,钢铁主业产能突破1200万吨,在前不久发布的2008中国企业500强中,建龙集团排名第158位,较去年上涨10位。目前,除钢铁主业外,建龙集团旗下产业还包括造船、机电制造等。2008年张志祥名列胡润中国富豪榜第10名,估计个人资产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据传,张志祥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张万年的嫡孙。

建龙集团一贯采用低价并购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方式进行扩充发展,通过国企私有化上下其手,大发横财。2005年起,建龙集团收购吉林省属最大国有企业吉林冶金控股集团50%的股份,控股拥有100多亿元资产的吉林冶金,到目前为止,这仍然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国有企业改制案例。

吉林冶金旗下的企业包括:全国最大碳素行业生产企业———吉林碳素集团公司;全国最大的铁合金企业———吉林铁合金集团;全国第二大镍金属企业———吉林镍业金属集团公司;吉林最大的黄金生产企业———吉林省黄金矿业公司,并且集团公司下面还有几家上市公司。也是从此时起,建龙集团开始了第一次收购通钢集团。通钢集团是吉林省内唯一一家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主要股份归吉林省国资委,同时在1990年代末的改制中工人拥有少量股份,在职加退休员工数万人。在吉林省政府支持下,建龙集团于2005年收购通钢40%股份进行全面管理。此后公司运转状况急转直下,管理层与工人矛盾日益激化。部分拥有20、30年工龄的资深工人月收入剧减到300元左右,而建龙派遣的新管理层却纷纷享有高薪,前文所述的公司总经理陈国军年薪超过300万元人民币。

在2008年由于劳资矛盾激化,曾经发生一起工人刺死分厂厂长事件。2008年到2009年,通钢工人和退休工人屡次发起抗议和示威,导致2009年3月3日的3000人上访,但遭到漠视与打压。2008年底由于经济危机造成钢铁业巨亏,2008年秋冬至2009年新年,通钢集团停产,甚至因此造成吉林市二道江区近15万居民面临寒冬却无法获得正常供暖。(因为公司主要厂房位置和工人居住地都在通化市二道江区内,通钢停止运作,使当地整个供暖系统瘫痪)。

建龙集团见矛盾严重而又无利可图,于2009年3月宣布正式退出通钢的实际运作,但保留对于通钢上级企业吉林钢铁和相关矿山的控股权,其意不言自明,为今后重新控制生产链而控制其上游。据传,在建龙宣布退出通钢后,整个通化市二道江区鞭炮声长达2个多小时。

为维持员工就业和供暖,通钢集团在亏损状况下继续运作,很多员工以极其微薄的收入勉强度日;(2008年到2009年4月,通钢亏损10多亿人民币);但今年3、4月起,全球钢铁市场开始回暖,钢铁价格迅速上升;至2009年6月通钢已扭亏增盈,单月赢利超过6000万元。而就在此时,7月中旬,通钢方面接到吉林省国资委通知,建龙集团重新介入通钢,而且此次控股比例超过65%。对于艰辛奋斗大半年的通钢员工而言,眼见刚略有赢利就重新遭到贪婪资本家与官僚的联合掠夺,不由怒不可遏。

7月23日,吉林省国资委和通化市政府正式向通钢下达控股通告。愤怒的工人和退休员工就走上街头表示不满。7月24日早,3000多通钢员工和退休工人在市内游行一周后,并明确提出了要求“捍卫国有企业通钢”的口号;游行队伍于中午左右前往厂区串联,所到之处;工人纷纷响应停工,罢工工人加入到游行队伍中;下午游行队伍扩展到万余人。

此时,派遣治安警察、防暴警察和武警上千人前往,部分军警从长春和吉林等市调来;而建龙集团派遣的管理层则一味威胁工人,挑起事端;声称若是工人不复工,将全部下岗和开除。由此使局面不可控制,工人与军警发生暴力冲突,并将管理人员群殴,导致资方总经理陈国军被殴致死,数十名工人被捕。晚上22时左右,3万多工人及家属仍然云集于厂区内不退;为平息事端,加派2000多警力,并通过电视和广播等方式宣布建龙集团退出通钢,永不参加重组。目前局势仍然在进一步发展中。

经济危机条件下,一味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而资本家们上下其手,贪婪掠夺;工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肆意践踏,终致此结果发生。而工人阶级通过诸多类似事件的发生,早已是昭然若揭与洞若观火,明白贩卖的完全是些“市场至上与资本万能”的货色。假如没有工人阶级抗争,便不可能切实维护工人阶级之根本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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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妮】 在这一场将国有企业贱卖私有化的血腥角逐中,如果政府不是反思自己管理行为哪里出了问题,而是压制手无寸铁的被官商合谋的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弱势群体工人们,就会彻底丧失民意基础。

此刻,我啥也不想说,因为我已热泪成行!

我热爱我的民族,我热爱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所以我很伤感,很心凉,凉透了!
2009-7-28 2:33:09 3分
【wenh】 资本是万恶之源!!! 2009-7-28 0:15:46 3分
【wenh】 不敢相信这等事会发生在社会主义中国!

国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马不停蹄。胡锦涛不是说“不折腾”吗?为什么这些人仍然如此肆无忌惮与人民為敌!

2009-7-28 0:14:52 3分
【mjyz】 军警是对付外来侵略和刑事犯罪的.人民子弟兵和人民警察要觉悟起来,保卫人民的利益,决不能为权贵资本服务.
2009-7-27 15:35:43 3分
【mjyz】 向英雄的通钢工人致敬并坚决声援他们的行动! 2009-7-27 15:32:55 3分
【義成】 此一事件完全是私人资本家与官僚买办分子联合起来残酷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导致的!


坚决声援通钢工人阶级的反抗剥削、压迫的正义行动!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抗争,才有可能切实维护工人阶级之根本权益!!!


【校对帖】
一、对于原文中误用的字或标点符号,修改如下:
1.被激怒的工人为此将陈视为众矢之的而痛殴,[。]24晚21时左右传出消息,

2.经济危机条件下,一味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而资本家们上下其手,贪婪掠夺,[;]工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被肆意践踏,终致此结果发生。

3.而工人阶级通过诸多类似事件的发生,早已是昭然若揭与洞若观火;[,]明白贩卖的完全是些“市场至上与资本万能”的货色。[;]假如没有工人阶级抗争,


二、对于原文中的脫字(或漏用的标点符号)、衍字,修改如下:
【原文】通化市国有企业通化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通钢)的数万工人、退休工人与家属举行罢工和游行抗议吉林省政府将通钢“第二次”转让出售给私人企业建龙钢铁集团(以下简称:建龙)。
【修改】通化市国有企业通化钢铁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通钢)的数万工人、退休工人与家属举行罢工和游行,抗议吉林省政府将通钢“第二次”转让出售给私人企业建龙钢铁集团(以下简称:建龙)。

【原文】24晚21时左右传出消息,
【修改】24日晚21时左右传出消息,

【原文】通钢集团是吉林省内唯一家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修改】通钢集团是吉林省内唯一一家大型国有控股企业,

【原文】建龙集团见矛盾严重而又无利可图于2009年3月宣布正式退出通钢的实际运作,
【修改】建龙集团见矛盾严重而又无利可图,于2009年3月宣布正式退出通钢的实际运作,

【原文】数十十名工人被捕。
【修改】数十名工人被捕。

【原文】经济危机条件下,一味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
【修改】在经济危机条件下,政府一味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政策
2009-7-27 15:14:12 5分
【为了祖国强盛】 打死了一个畜生,好! 2009-7-27 13:30:05 3分

国企改制普通职工什么时候明过真相

作者:蔡晓辉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29日 转载)


  因建龙集团控股通钢引起的流血事件,是国企改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悲剧。建龙集团派驻通钢的总经理陈国军,和通钢那些每个月拿着几百元的工人一样,都是这场改革中的牺牲品。
  
因此,对于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说的“企业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有抵触情绪,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很难令人完全同意。
  
我们看看这近3000名通钢职工如何能聚集在一起。按照当地政府部门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内退人员和退休人员、非在岗人员、不明真相的人员(按照推断,应该是那些在岗职工,而这些职工,普遍收入较低,还面临传言中将被裁员的命运),这三种人构成了这近3000人。这三种人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建龙控股通钢之后,利益受损。对于这些人来说,什么是最大的真相?他们眼中的真相不是所谓“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的困难”,而是切身利益的巨大损失。而这个利益,是不失去工作岗位,维持养家糊口所需要的几百元月薪;退休后得到政府补偿的退休金。而一旦建龙控股,意味着国企身份转化为民企,所有的国企职工身份红利消失,在社会保障没有形成有效安全网的情况下,职工的焦虑可想而知。
  
而谈到国企改革,我们很少在新闻中看到普通职工可以参与企业改制过程的消息,很多国企,职工只享受着名义上的主人称号,却从未作为主体参与过改革的讨论,他们又如何能有机会明白企业改革所面临困难的“真相”呢?从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国企改制的举动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另一个真相是:某些国企改革,就是脱离于普通职工的改革,这个改革可能就是以摆脱普通职工为代价的——将原本的职工之于企业的主人地位转化为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一旦这种关系成立,企业为降低成本,要做的必然就是裁员、降低职工收入、甩脱退休职工包袱。
  
从通钢的股份构成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意图。2005年的新通钢集团中,吉林省国资委持有46.64%的股权,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持有14.6%的股权,建龙钢铁持有36.19%的股权,通钢集团管理层持有2.57%的股权,几项相加是100%,没有国有股转让给普通职工的份额。本次的股份构成,建龙持股66%,吉林省国资委等其他原有股东直接持有通钢集团的股权降至34%。可以肯定的是,延续之前的思路,职工股要么没有,要么是极其少。
  
吉林省国资委在新闻发布会上的“不明真相”的说辞,让人感觉到将普通职工放置于对立面的潜意识。如果改革是以削减普通职工的利益为巨大代价,那么,普通职工则必然成为其对立面,大多数情况下,成为默默忍受的牺牲品。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国企改制过程中,一直充满着各种力量的纠葛和冲突。2005年参股、2008年股权分立的退股,2009年钢铁业宏观形势好转后又开始控股,在建龙集团与当地国资委的博弈中,通钢被玩弄于股掌之上。这个过程中,普通职工成为事实上的“不明真相”人群,那是一定的。
  
信息不公开、利益不均衡,以至于普通职工利益受损,情绪被轻易点燃,是通钢事件中陈国军悲剧的直接原因。而对于更广泛的国企改制来说,所遭遇的困境不止于此,被指向官商勾结的国有资产流失即是一个至今没有终结的问题。而那是另一个更深刻的话题。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通钢总经理晚死了十年

作者:黄一飞

据新华社报道,7月24日,吉林通钢集团通化钢铁股份公司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部分职工因不满企业重组而在通钢厂区内聚集上访,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被殴打,不治身亡。 消息传到网上,网民的回应几乎又是一边倒,叫好声淹没了对死者的悲哀。 (博讯 boxun.com)

尽管通钢工人们这种肆意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属于发生在文明社会里的野蛮行为。然而,回望过去十年全国国企转制、拍卖导致几百万下岗职工的艰辛血泪,如果把十年来,全国因无数个陈国军们巧取豪夺而下岗失业,导致贫瘠而病死、饿死、自杀的工人数量来比,陈国军之死,似乎又在情理之中。


当然,利益背后的博弈不是表面看起来来那么简单,死一个陈国军阻挡不了陈国军们继续瓜分国有资产、继续剥夺国企职工利益的步伐。但是,死一个陈国军,总能引起有关部门的警醒。陈国军死的当晚,吉林省政府立即宣布终止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的方案。这说明,陈国军之死,还是有意义的,以他之死换来通钢公司几千工人的利益不再遭受损害,他的死,死得其所。


在笔者看来,陈国军之死,晚了十年。十年来,全国有多少陈国军,借国企转制之名,行腐败暴富之实。


刚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官方统计数据,1999年以来,全国国企下岗失业工人一直徘徊在4、5百万人之间。而实际下岗人数远不止这个数。当年朱总理倡导国企转制、下岗分流、试行经理(厂长)年薪制、持有股权等分配方式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旨在加快国企改革步伐,给国企一个甩掉包袱轻装上阵参与竞争的机会,同时,也给民营企业提供一个与国企优化组合扩大规模,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共赢互利的良好平台。然而,政策落实到地方,竟然变成了地方政府部份官员、权贵与国企老总以及民企老板相互勾结,共同掠夺国有资产,侵占职工利益,将国有企业几十年的积累变为权贵们的个人资产,将为国企奉献了几十年的职工,变为可以任意开除、任意克扣薪水的奴隶,更多职工被作为富余人员而惨遭下岗。


为巩固新生的权贵资本局面,老板们普遍采取拉大贫富差距,实行高压管理手段等招数,工人拿几百元的低工资,而企业管理者则数倍、数十倍甚至百倍于工人,从而把管理人员变成资本家忠实的看家狗。就拿通钢来说,老板想让谁下岗就下岗。陈国军曾放出过许多狠话:“我要在3年之内让通钢姓陈!”、“等我上台,所有通钢原来的人一个不留,全滚蛋”。。。去年经济危机,工人工资降到3、4百元的时候,陈国军的年薪为4百万,巨大的贫富差距加大了劳资双方的相互敌视,当矛盾积聚到一定的极限,冲突难以避免。难怪,有人发出“陈国军就是入室抢劫!打死活该!! ”这样的偏激语言。


陈国军之死,让我想起发生在我身边的侵吞国企事件,主角是著名民企老板,资本运作空手道专家、四川托普集团老总宋如华。
宋如华从一个卖电脑的小贩,一跃成为拥资100亿的民企老总,他的发迹,是从1998年借壳上市,兼并上市国企四川自贡长征机床厂开始的。


1998年4月,自贡市国资委与托普公司签订协议,出售长征机床公司4262.43万股国家股,按每股2.08元计算,托普应付给自贡国资委股权转让款8865.8万元。 同时,双方又签署补充协议,托普公司向自贡国资委借回自己应该支付的8865.8万元股权转让款。随着托普集团东窗事发,自贡国资委落得个钱物两空的结局。这奇特的转让款刚支付就借回的补充协议并没有对外披露,而“川长征A”已更改为“托普软件”。


2000年5月,托普软件以每股28.91元的高价增发了3380万股新股,实际募集资金近十亿元,计划投资项目10个。然而,到2004年,托普突然报告,这些项目几乎无一成功。


2004年4月,宋以治病的名义去了美国,消失在国内公众视线之外。留在他身后的,是跨越10省12城市的12家银行间的巨额债权债务——仅上市公司托普软件,通过信用担保以及用一个银行的贷款存入另一家银行实现新的贷款等多种方式,骗取贷款就高达22亿多元,还违规为关联企业担保累计金额21亿多元。据四川银监局人士向记者透露,托普目前仅在四川就造成了20亿元左右的银行贷款损失。“到目前为止,托普系究竟在全国造成了多少贷款损失还无法查清楚”。比如增发后巨额资金到底哪里去了?宋如华到底带走了多少钱到美国?或许,成了永远的迷团。宋如华直今,仍然是一个没有被立案调查,更没有被司法机关认定触犯刑事民事法律法规的公民。


当初1998年几百名愤怒的长征职工将这位宋老板围困在长征厂所在的区政府门前时,笔者就在人群之中。长征职工要求宋如华先把国企几十年的积累给职工们算清楚之后再谈转制之事。然而,当时的职工们是克制的,在时任副市长GW的保护下,这位空手套白狼专家冲出重围,最终兼并成功。之后,托普对长征实行改组,对工人实行严厉的剥削政策:高额罚款、星期天强迫加班不给钱。。。而对中层管理人员则实行高薪拉拢,就连当年在人群围攻时镐着他衣领要揍他的那位瘸脚工人,也给他一个肥缺,让他捞钱去了。托普内部还掀起“有钱就摆阔”的富贵病。宋如华透露,2000年托普集团仅一个月的财务支出就需要上千万之巨,各种贪污公款、卷款私逃、公然吃回扣等现象屡禁不止,金额之高、辐射范围之广远超出外界的想象。


当政府像协助地产开发商强拆民房一样协助私营老板侵吞国企时,作为散户的国企职工是毫无还手之力的,当企业以低工资、低人权为代价创出惊人的原始积累速度的同时,劳资之间敌视和仇恨的种子,也随之生根发芽。而地方政府,往往只沉醉于GDP的持续高升,对经济高速发展背后突发的社会矛盾,一律视为不明真相的群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如果宋如华十年前被长征职工打死而成为轰动新闻,全国是不是会少出些狂傲的陈国军?


官场内的钱权交易无处不在,国企兼并或拍卖,背后不知隐藏多少黑暗交易,陈国军之死,如果深查下去,不知又会挖出多少蛀虫来。


黄一飞
2009年7月29日于四川自贡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通钢事件,工人阶级最终将解放自己

作者:曹久强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29日 转载)

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表现形式之一。国有企业经营中的问题是国家把用在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套用在了企业身上。这是非常错误的一步想当然。因为农村的土地,农民虽然没有所有权。但是,农民从事农业的生产资料可以属于一个家庭,农业活动也是一个家庭的活动。这中间不存在什么代理与委托的关系。然而国企在所有权上属于国家,在实际上却用类似于农村中的个人承包制即美其名曰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制。其实这些厂长负责制、企业承包制的实行导致了国企变成了少数企业个人独裁下的类似于私人企业的一个怪物。作为公有制企业政府不是追求沿用民主机制,建立工人民主制度来管理企业,而是沿用私人企业的个人独裁制来管理国企。这中间就出现了代理与委托的关系。这种委托与代理的关系由于企业公有,而管理私有化,从而永远无法理清所谓的代理与委托关系。因为管理独裁与企业公有制是牛头不对马嘴的完全不同,相互对立的两个事物,在这样胡乱搭配下,国企根本不可能有效率与活力。


这些少数个人独裁的国企老总,自己通过裙带关系上任,或者在任不作为、腐败搞垮国企,然后自己管理层收购或者勾结市场上的私有企业共同以收购的名义瓜分国有资产。这就是工人阶级极为反对的地方。长期以来,工人阶级对于国企内部厂长、经理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对于他们权力集中,没有监督很不满,对于他们不作为、腐败很不满。最让工人阶级无法再忍受下去的是,他们要联合内外的资本家瓜分国企,让工人下岗的无耻行径。通钢工人阶级的此次反抗就是通钢工人长期不满的总爆发。

作为公有制企业在面对困难时,不是想着如何从完善公有制角度去解决前进的困难,不是从消除企业专制,实现工人民主,实现工人独立自主来经营企业方向来解决问题。而是在某些资产阶级学者鼓吹下一味强调私有化。更为可恨的是,在没有严格监督,没有强有力制约企业老总与资本家内外勾结情况下的私有化。这种行为完全忽视作为企业主人与主体工人的存在,完全剥夺工人作为主人翁的权利,完全损害工人的根本经济利益。这种行为是对于全体通钢企业工人多年劳动与积累的无耻掠夺。

以往很多年来,在全社会私有媒体与学者鼓吹下,一场浩浩荡荡的私有化卷席全国,大量国企被私有化,集体企业被私有化,造成了5000万工人的下岗。几千万工人几十年的劳动积累被会计用虚假的统计给以消灭,成为个人的囊中之物。于是,造就了一批暴富阶层与官僚资本家。不少的民企业老板依靠这样的手法登上了个人财富排行榜,如顾雏军、黄光裕等等不计其数。这也是中国财富过于集中,贫富差距急剧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通钢的工人阶级起来反抗了,通过强烈的手法表明自己的立场。通钢的私有化被终止了。这是工人阶级的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表明,只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就能制止任何私有化的进程,就能制止国企资产流失。可惜的是,以往这样的工人团结起来一起与少数企业老总斗争的事例太少了。今后,工人应该更加积极起来与即将转化为资本家的企业老总与已经是资本家的剥削者斗争。这些斗争要从国企转向广大的社会私有企业,要从无限制加班、扣工资等方面斗争转向追求参与企业管理决策,促使企业民主化方面发展。只要工人觉悟起来,团结起来,任何资本家都会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被迫放弃他们的统治与剥削。工人阶级最终解放自己。

在这里要告诉各位的是,当年毛泽东发现自己反抗父亲的暴力使父亲改善对于自己的待遇。中共坚决跟国民党顽固派斗争不仅没有使抗日统一战线分裂,反而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相同的道理,工人阶级以斗争求得自己合法正当的权益,才能使自己好些来。以退让、容忍来求自己的待遇获得自己的合法权利与待遇改善,反而会被资本家认为是软弱可欺,会得到变本加厉的统治与剥削。因此,依靠少数资本家的可怜与同情来改善与解放自己是没有多大作用的。工人阶级只有团结起来积极与资本家斗争,积极要求自己参与企业管理的权力才能最终实现工人管理企业,实现企业成为工人企业,实现企业的民主化,并最终消灭资本家。

再次,再次呼吁:中国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向资本家、官僚资本家斗争,向血汗工厂的资本家斗争。只有斗争,工人阶级才能实现宪法规定了工人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利,才不会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通钢集团惊人的内幕!!!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28日 转载)
通钢集团是省属最大的工业企业,是我省冶金行业的重要骨干企业。1958年建厂时,这里还是一片荒山野岭。当时我们的父辈们住的是席棚,他们顶严寒、战酷暑、肩背人扛、风餐露宿,克服了我们无法想象的困难,为通钢献出了青春,献出了生命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现已有310万吨钢产量的综合生产能力,被列为全国五百家大企业之一.规模产量排在钢铁行业第31位,利润水平却在全行业中排名第九.通钢2005年鉴注明总资产100.68亿元.走进二道江,高楼林立的居民住宅楼和现代化生产工业区,向人们证明着通钢人的生活水平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通钢人以其特有的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精神,使其具备了年产550万吨钢的生产条件。这样的数据既令通钢人振奋,又令通钢人欣喜和自豪!因为通钢人心里清楚:这是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换来今天这样丰厚的硕果!正当通钢人走过艰辛,共同迎接美好未来的时候“建龙集团”这个大骗子利用卑劣的手段混入了通钢。张XX曾在北京总部对通钢几个处长说过这样的话:不管你们通钢怎么建,将来都是我张志祥的

  建龙集团是磐石烟筒山一个设备老化、严重污染的小型民营企业,全部资产不足3亿左右,建龙集团先用烟筒山钢铁厂作价参股,又东挪西凑地说再投8个亿加在一起,在资金明年才到位的情况下家参了股。2005年兼并后,建龙集团又偷偷摸摸地把烟筒山炼铁厂的资产抵押贷款拿跑了,2006年3月份被通钢集团发现。在这里人们不禁要说建龙集团把通钢人愚弄到什么地步了?可令通钢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资产相差这么悬殊,不知是什么原因建龙集团竟占了36.19%的股份!?通钢人震惊了!建龙集团这个大骗子,用空手套的招数到处招摇撞骗,不知用什么手段弄了点钱在宁波建了宁波建龙(号称投资百亿,其实根本就没那么多钱!这件事曾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暴过光!)而后,又不知用什么办法先后并够了抚顺建龙钢厂、唐山建龙、吉林建龙、黑龙江建龙等;这些企业被兼并后,建龙老总张XX为了赚钱,就靠减员、拼设备来增加效益,从未听说过他往企业里注入过多少资金,兼并的这些企业没有一个做大做强的!据初步估算,张志祥在短短几年里,靠钻国企改革的漏洞,赚取了近百亿的国有资产!

  建龙集团老总张XX靠倒卖废钢起家,靠投机取巧、钻国企空子发迹,是一个独断专行的小废钢贩子、个体爆发户,他根本就没有水平没有能力经营好通钢这样的大企业。他根本就不考虑社会的稳定和工人利益!这样的重组兼并对通钢不公平!对通钢人没有任何好处!建龙采取的是空手套,他根本就没有钱!传说建龙集团老总张XX“省里有人、中央有人”!通钢领导也显得苍白无力、爱莫能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建龙集团把几代通钢人奋斗的成果占为己有、坐享其成   看看建龙集团整合后的通钢,从上到下个个人心慌慌,随时担心被减回家。工人的政治地位急转直下,变成了随时都可能被解雇的廉价劳动力!在新近待遇上,工人和雇主的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听说股份公司领导陈XX去年的年薪达到了300万,而工人一年拼死拼活赚来的血汗钱最多也就1万多块。300比1啊!简直是触目惊心。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在分到通钢住房后,“潇洒地拿出20多万交给装修队说,用不着装的太好!”二十万!天哪!对工人来讲这是干一辈子的收入啊!就算一辈子不吃不喝也就只攒出了经理的装修费。看来人比人真得去死了工人这么微薄的工资收入,可建龙集团的雇主们对工人的要求却那么苛刻,夏季无论高温多少度,都非常教条的要求必须穿工作服,工人们挥汗如鱼、汗流浃背,身上长满热痱子,休息时偶尔解开扣子凉爽一下都要被处以100元至200 元的罚款,工人的工作服两年才能领用一套,洗了没干、湿呼呼的就穿上了,工人怯生生地说,工资待遇这么低再被罚款,拿什么养家糊口咱罚不起啊!通钢过去浇铸出的钢坯搬运时,工人们带着面罩冒着高温用链子挂运,不仅劳动强度大、效率低,还非常危险!一不小心身上就被烫伤!公司为了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工伤事故改造了磁盘吊,大大减少了伤亡事故的发生,并提高了工作效率。建龙来了以后,为了降低成本他们让工人又回到最原始的操作方法继续用链子吊运!根本就不顾工人的死活,浇钢和轧钢工人为了养家糊口既要忍受着高温烘烤,又要冒着随时被烫伤甚至丧命的危险工作可以说我们这些廉价的劳动力拼的不是血汗、甚至是生命!在这里通钢人要问问省政府:通钢为什么要走重组兼并这条路???是生存不下去了?还是另有原因?兼并后的通钢人在利益上得到了什么???

  一个企业是要不断的接受新事物,改革改制、减员增效,要因地制宜。把企业员工都推向社会,是对党和国家的极不负责任的一种表现。在国家社保配套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国家没有那么多钱来养活下岗职工。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就业非常困难,再加上大批下岗职工,把他们全都推向社会,没有生计、无出路很容易产生怨气,报复社会。杀人犯连杀好几个的还少吗?我们的政党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到辉煌的今天,靠的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Hu Jintao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如何建立和谐社会,逐步减小贫富差距等重要指示。象二道江这样一个闭塞的地方,除了围绕通钢转,靠通钢吃饭,根本做不了别的什么买卖,而每个家庭都必须承担着供孩子读书、赡养老人、养家糊口的重任,除了靠通钢也就没有别的什么出路了

  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个道理:把青蛙放进热水锅里煮,它会有极强的求生本能,拼命地往外跑。而把青蛙放进凉水锅里慢慢加热,等感觉到水热了已经来不及了建龙集团正是利用通钢人善良,用这种不易察觉的卑劣手段,打者这样那样的幌子,欺骗老实善良的通钢人。为了公饱私囊,任何的“效益不好,钢材价格下滑”都会成为他们减员的理由,可怜的通钢人随时都有没饭吃的可能!通钢人有今天没明天的。建龙集团只要效益不管工人死活,不计后果地拼设备、拼劳动力,常此下去搞垮了通钢,等到企业垮了他们腰包鼓起来的时候,可老老少少的通钢人靠什么活下去啊?

  我们都是喝浑江水长大的通钢人,可以说世世代代在这儿繁衍生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靠通钢生存靠通钢吃饭,通钢今天的成就是二道江人汗水和智慧的结晶,我们不容许任何人拖垮他,更不容许骗子来指手画脚,把国有资产揣进个人腰包!有着钢筋铁骨的通钢人,要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发扬58年父辈们不怕困难勇往直前的精神,勇于同腐败势力做斗争,决不能任人宰割!任由建龙集团摆布!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下一代的生存空间,为了捍卫我们应有的权利,捍卫工人最起码的地位和待遇,让我们通钢人共同携手,赶走骗子!把建龙赶出通钢!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通钢人心惶惶,家属勇敢接受境外媒体采访(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8月02日 转载)
来源:希望之声 (博讯 boxun.com)
举世注目的吉林通钢3万职工和家属集会维权事件,在24号晚上政府宣布建龙集团退出控股后,工人们士气大振,恢复生产的第二天产量超历史最高纪录,本台记者近日采访了通钢家属和当地民众,她们表示,很多工人每月不到一千元的工资难以维生,目前工人害怕秋后算帐,人心惶惶,不愿接受采访。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通钢工人家属表示,建龙集团前一次入股3年多,工人权益受损,很多工人下岗,搞的通钢亏损累累,工人们积怨已久,好不容易6月份开始赚钱了,建龙集团又要回来控股,刺激了工人集会抗议。

工人家属【录音】:第二天生产以后产量超历史最好水准的,工人就是干活了,我就是说点心里话,无论谁来执政,老百姓得喝上粥,干活得还得老百姓,对吧?再一个工人得参与企业的大事,工人的权益和利益都应该是共存的。建龙是出尔反尔的,三个月之前退股了,三个月以后又回来控股,这也是激化矛盾的一个点,谁也不想让这个人去死,你国企改制也好,建龙重组通钢也好,员工的利益是很重要的,这个事发生到现在大家也是一股气儿。

一位当地民众表示,建龙集团前一次入股时,50岁左右的员工都下岗了,这个年龄层都是孩子上高中或大学正花钱的时候,而且没下岗的工人也因为建龙集团经营效益不好,工资大幅度下降,去年冬天甚至开不出工资让工人放假,导致工人积怨很深。

当地民众【录音】:在建龙进来的时候都砍掉一批,46岁以上的那都危险,48、9岁、 50岁左右的都砍掉了。一般孩子都考学了,等念大学的时候都需要这个工资啊。不是05年就是06年,他进来时候体制就改变了,工人都下岗,要你这个领导有什么用啊。从他们走了之后这通钢又干一干盈利了,原来他们在的时候总是亏损,去年冬天工人都放假了,自从他来了这通钢效益始终都不好嘛,工人挣不着钱呗。

通钢工人家属郭女士表示,她家老人从50年前通钢建厂时就参加工作,如今退休了每月工资低的难以维生,现在大陆失业率很高,很多下岗工人的子女也都没有工作。

郭女士【录音】:工人工资都特别低,我们工人一个月才能开一千多点,500来块钱,要这样下去没法生活下去,我们养老保险已经多少年都没给我们交了。工人退休养老保险你不给补齐的话,就从工资里头做,肯定给你扣下去了,但他不给你往社保交,就像挪用了似的,工人挣的少,干部挣的多,你说他能不反嘛,500块钱都不够有钱人抽一个月烟的,何况生活家里,现在老百姓也就是坐以待毙。

民营企业建龙集团入股通钢控有65%的股权,7月24号通钢全厂停工,3万职工和家属集体抗议,要求"建龙滚出通钢",新任总经理因扬言要工人全部下岗,遭群殴致死,当晚国资委发文终止"建龙"重组"通钢",抗议事件才得以平息。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通钢事件后看下岗工人如是说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7月31日 转载)
最近,中国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刁民”。这个刁民名叫陈洪,家住湖南长沙,自从今年7月28日建立“长沙刁民陈洪的博客”(http://chencs.blog.hexun.com),至今不过四个月,发表文章五十余篇,点击量已经超过100万,评论超过29000条.陈洪今年48岁,1974年高中毕业,下乡劳动4年,1978年进厂当工人,先后作过会计、供销,当过车间主任、车间书记,1996年工厂被兼并下岗。陈洪下岗10年,每月领遣散费230元(大约是30美元)。靠打散工、印名片、开茶室、照快相难以为生,借高利贷开了间“超市”。殊不知“超市”一开张,派出所、城管、防疫站、税务所,乃至居委会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名义来收费,陈洪不堪重负,只好把超市关掉。然后,陈洪凑钱买了辆摩的拉客。但城管不准在主要街道运营,他只好每天17点以后拉客,直到深夜,日收入仅30元左右。“黑摩的”们联合起来请求政府收回禁运成命,政府不理;到法院申诉,法院判败诉.由于生活困难,老婆离婚而去,留下一个念大学的孩子靠他供养.从九十年代起,陈洪开始上网浏览,偶尔发表文章。2005年,陈洪开始建立个人博客,但两次被人“黑”掉。这次他又建立起自己的博客,把过去写的文章贴出来,又写了一些新文章,引起强烈反响。10月份,《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发表了对他的长篇采访报道。《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网站邀请他做嘉宾与网友现场交流。

刁民即公民 “刁民”是个贬义词.陈洪为何自称刁民?陈洪首先为“刁民”一词正名。陈洪说:“没有人自愿充当刁民。刁民一般都是权贵阶层对不安于现实境况的低层人物的统称.历朝历代称‘为了生活抗捐避赋与权贵阶层言语争辩,而并不违反朝庭法度之人为刁民’。”陈洪认为,“刁民们的据理力争和监督将使刁官劣绅贪欲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刁民只是刁官、庸官、贪官、劣绅们的眼中钉。”陈洪宣称:“我只是为争取和维护自己有限的的生存资源而以言语(文章)与地方官员争辩,而并不违反中央政府公布的法令政策,所以,我应该说是国家的良民,但却是刁官劣绅眼中的刁民。是呀,世无刁官,那有刁民?”由此可见,在专制统治者眼中的所谓刁民,其实就是敢于和善于维护自身权益的平民,也就是敢于和善于行使公民权利的平民。实际上,这些所谓刁民正是真正的公民。

陈洪指出,现在的改革早已蜕化变质,成了伪改革,所以他坚决反对。陈洪说:“对我们而言,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改革意味着我们昨天创造的财富和已有的福利被剥夺,意味着我们的生活负担在加重,意味着权贵和富人们对公共财产和国有财产的瓜分与掠夺.这种‘伪改革’,我们凭什么要欢迎?” 有人说,因为实践证明共产主义那一套行不通,计划经济是错误的,所以必须改革。既然要改革,势必要有人付代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宣称:“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几千万老工人。”

陈洪一句话就把这种观点驳倒了——“计划经济不是我们所创造,共产主义也不是我们的发明”。陈洪理直气壮地质问当权者:“你们作为我们命运的主宰者就不应为你们昨天和今天的错误和失误,负起你们应有的责任吗?” 问题就在这里: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都是你们共产党搞起来的,因此你们共产党应该为自己的错误承担责任。要付代价,首先就要让中共付代价.要下岗,首先就应该让中共下岗。凭什么要老百姓做牺牲?

如今,厂长书记解雇工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连那些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也觉得这很正常:本来嘛,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冗员太多,所以有必要减员增效。但是陈洪却一眼看出其中的诡诈.陈洪指出,国营企业的厂长本来只是“代表全民经营企业”,厂长并不是资本家,凭什么现在“行使起资本家的权力”?雇主当然有权解雇受雇者,但是在中国,国营企业的厂长和工人的关系并不是雇主与受雇者的关系.厂子又不是你们厂长家开的,你们凭什么有权解雇我们?

陈洪文章描述了下岗工人的悲惨状况,绝大部分读者都表示同情,但也有人不以为然。一位名叫郭峰的研究生写信给陈洪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 陈洪反驳道:“我们并没要国家、政府义务照顾我们。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厂由一个几十人的手工业联社,通过几代工人的辛勤劳动和积累,发展成有几千万元资产的中型集体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每年创造的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我们和全国的工人一样,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精英阶层歌舞升平的今天,我们却突然成了这个世界多余的人,我们昨天所创造的财富却突然变成了别人的财产.你说这公平吗?” 陈洪说,当初我们年轻力壮,政府要我们一切听从它的安排,要我们努力工作,只付给我们很低的工资,但许诺我们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可是到后来,我们年老体衰,政府却把我们一脚踢开,而我们过去创造和积累的财富则落入贪官污吏之手。众所周知,毛时代实行的是低工资高积累,当年的低工资是以铁饭碗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当年的工人的工资低,那实际上是让工人买下了高额保险,如今共产党把人家一脚踢开,等于是吞掉这笔庞大的保险费.

洞见与常识 中国经济2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被许多人誉为奇迹。论者多半认定那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成功。至于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贫富悬殊,许多论者也都认为那是市场经济的自然后果。譬如中国的劳动力低廉,一般人都认为那是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陈洪对此却有不同看法。陈洪指出:“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因此,“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简单的市场过程。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价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陈洪总结道,“或许,正是凭藉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我国的经济出现了奇迹。”

陈洪这段话使人想起清华大学教授秦辉的相关论述。秦辉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奇迹,其主要特点“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陈洪只有文革期间上中学的一点学历,却能对一大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说不清的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奇迹提出自己的一针见血的洞见。这并不奇怪。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去年10月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就说到:“中国的现实问题是非常简单的、是非非常分明的。如果非用西方学术来套,就相当于用显微镜看大街上的人打架,那是很荒唐的——明明是肉眼就看得清楚的。而中国的问题是一些人明火执仗地抢与偷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基本常识,基本的道德感。”不要以为陈洪是工人的先知。陈洪能看清的问题,一般工人都是明白的。

不消说,陈洪的文章也为自己招来了敌人。有人发贴恐吓陈洪:“你的博客会继续封杀!如果你还执迷不悟你将会人头落地!不是吓你的!!”陈洪一眼就看出发贴者“不是一个普通人”。陈洪机智地反唇相讥:你这不是在给党和政府制造麻烦吗?“万一我的博客被黑、被封,人家会说这是政府在阻塞言路,万一我有个三长二短,世人会说,这是政府官员在杀人灭口。您不觉得这事情有点严重吗?” 陈洪坚定地表示:“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应接受民众监督,所以,我有资格对公务员群体进行评论。评论不是造反,我也不认为是和政府过不去,如果因为我几篇反映我自己心态、生存状态的文章,而引起政府大厦坍塌的话,那也更不是我的责任。那样的脆弱的政府能带领我们走强国富民的路吗?如此脆弱的政府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 陈洪如此强烈地批判改革,那决不意味着他想回到过去,留恋毛时代。陈洪说,在毛时代,工人辛辛苦苦地劳动,每月工资仅能维持生存,而农民的日子还更差劲。陈洪也并不为毛时代“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所迷惑。他说那不过是一道“虚假的光环”,在当年,“我们除了领导自己所操作的机器外,我们领导过谁”?

事实上,正如陈洪所说,在80年代,工人曾经热烈地拥护改革,对改革满怀希望。陈洪说:“穷人本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人。因为通过改革,可以使穷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得到改善。”问题是,在中国的改革中,工人没有发言权。“在中国,由所谓精英主导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官员和理论界精英包办代替了一切。他们对改革政策制定的唯一垄断性,对改革实施过程的绝对控制权,使他们成为了改革的最大利益获得者。而作为没有决策权、监督权的普通民众来说,利益受到损害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对于这种形式的改革,我们当然要反对。陈洪引用一位网友的话:“长痛之后,要么是死亡,要么是觉醒!我们终于悟出了一个真理:没有人民的宪政,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没有人民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没有人民的政权,就决不会有人民的利益——这是一条铁的定律!”

鉴于国内的政治环境,陈洪当然不可能把什么话都讲的直白透底。他坦承他有他的写作底线,有些问题只能点到为止,有些话只能那么讲.例如他写道:“我只想中央的亲民政策能落实到实处,我希望官员能改变自己的作风.我希望下岗工人能寻找到养家糊口的职业,还希望教育、医疗、道路等公共资源能为全体国民共享。这才是我写文章的最终目的。”乍一看去,陈洪对中共当局还是很信任的,他提出的具体要求并不高,在现行制度下也不是不可以解决的。这就和他在上述文字里对改革的尖锐批判很不一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像陈洪自己说的,“咱不能集会,不敢游行示威,也没处上访”,只能在网上写点文章发发牢骚,还要小心翼翼,自我设限。在这种缺少有效抗争手段的情况下,你除了盼望中共领导人发慈悲还能指望什么呢? 这就回答了令很多西方观察家困惑不解的问题.在很多西方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得很快很好,因而中国政府的地位也很巩固,虽然贫富差距比较悬殊,但由于涓滴效应(Trickle-down effect),穷人的境遇也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获得改善,更何况胡锦涛政权还多多少少采取了一些旨在帮助弱势群体的政策;而地方官员如狼似虎,因此,他们不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对维权活动如临大敌,因为这些维权活动提出的要求都是很低的,并不具有挑战政府合法性的意义,政府完全可以妥善解决。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残酷打压呢?

答案就在于,正因为维权活动要面对政府的残酷打压,所以他们才不敢提出更高的要求。正因为中国民众的基本人权遭到剥夺,十分缺乏集体抗争的能力,所以他们才只好降低目标。这反过来也就是说,如果中国人获得了集体抗争的手段,他们就绝不会满足于仅仅是从权势者的筵席上分得一点残羹剩菜,他们必将对这场以改革为名的大抢劫大掠夺进行大清算。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该为通钢工潮表态了!

作者:钟声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通钢工潮以来,支持通钢工人阶级的呼声,可谓举国上下,铺天盖地,很有风起云涌之势。然与之相对立的阶级也采取了相应的报复行动。通化警方为此成立了“7.24专案组”,高调宣称用重金买破案线索,以求对建龙有个交代,就是明证。面对这一严重的阶级对立和明显不利于本阶级的事态,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的中共特别是决策者,不该挺身而出以表心志!  

三十余年来,工人阶级从昔日的“领导一切”,沦落到今天的被“一切领导”,她的先锋队组织能不明镜般清楚?而面对通钢总经理 陈国 君“要么打死我,要么我叫你们全部下岗”的疯狂叫嚣和足以导致物极必反的威胁,不要说为了保卫用血汗建立起来的国营企业,即便为了保住赖以为生的饭碗或工作权、生存权,通钢工人阶级也不能束手待毙,也得做出必要的反应啊!难道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就允许或眼瞅着本阶级成千上万的成员惨遭另一个阶级成员的欺凌压榨?  

“共产党爱人民,她是我们的带路人。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吟唱这著名的歌词,抚今追昔,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扪心自问,自己还“爱人民”吗?把本阶级的无数成员带到了任凭另一个阶级残酷剥削和欺凌压榨的邪路或死路,自己能不承担全部责任?尤其是面对已经蜕化变质的国家机器的为虎作伥,特别是意在疯狂报复本阶级成员的罪恶之举,号称“执政能力不断提高”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还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甚或助纣为虐?千万不要说执政的工人阶级先锋队已是大权旁落,作为国家机器的公检法已经变成了另一个阶级对工人阶级专政的工具,因为那不仅会遭人不齿,而且只会说明这个先锋队再也不配做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或成了其它阶级的玩偶了!  

因此,即使为了证明自身的清白和执政的合法性,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该当机立断,坚定地站在通钢工人阶级一边,为保护本阶级成员的切身利益而严令当地的公检法系统谨慎从事;首先查处建龙集团严重侵害工人阶级利益,恶意收购国营企业的犯罪行径,而不是明显偏袒建龙集团,急忙成立旨在报复工人阶级的“7.24”专案组;若通钢众多工人确因建龙集团的恶意收购而下岗失业,并且总经理 陈国 君要“叫你们全部下岗”的威胁属实,那么就该旗帜鲜明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宣告:通钢工潮是工人阶级反对新生资产阶级的正义行动,不仅导致众多工人下岗失业的 陈国 君死有余辜,而且建龙集团的所有者和后台人物肆意侵吞国营企业资财罪责难逃!  

完全可以想见和断言,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决策者若果能如此,则不仅会迅速出现天下归心的良好态势,重新赢得包括无数下岗失业在内的工人阶级成员的重新拥戴,令利欲熏心和作恶多端的建龙集团拥有者和支持他们的资改派望而生畏,甚至赔了夫人又折兵也只好作罢,而且因资改所带来的诸多棘手问题或许也会迎刃而解。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过去,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能拥护她的先锋队取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诸多光辉成就和执政的权力,今天,他们当然也能拥护她的先锋队取得反思资改、反对腐败、反对私有化和反对一切中外反动派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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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klu321】 人民日报,新华社,应该斩钉截铁的声援吉林通钢工人阶级,不能默默无闻,无所作为.权贵资本秋后算帐的本能一招已经显现.广大的中国穷人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吉林通钢工人阶级打响了反对资本主义权贵剥削的狼与狼体制的第一枪,同志们,回归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毛主席万岁!打倒权贵资本主义即得利益腐朽集团. 2009-8-2 2:04:02 3分
【rodger89】 要对国资委贱卖国有资产的犯罪行为进行审判 2009-8-2 1:12:45 3分
【sli6000】 中国的总工会哪去了??? 2009-8-2 0:18:20 5分
【亲切】 爱祖国,爱人民,拥护为人民服务的人(工人农民和一切-----) 2009-8-1 23:33:31 3分
【真理至上】 为了无产阶级事业的长远发展,有历史责任感的马列毛主义者应对工人阶级和自己的先锋队的辩证关系作进一步的研究了,马列毛主义认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整个工人阶级,这没错,普通工人的政治觉悟有限,专职人员更专业一些,但问题是若先锋队不愿再为工人阶级这一个阶级效劳了,工人阶级还有备选方案吗? 2009-8-1 20:26:16 3分
【cky0871】 中共中央难道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站出来支持一下通钢工人阶级的正义之举吗?! 2009-8-1 19:54:24 3分
【ww669002】 tiaozhanbaquan 先生的政治本能不错。只是不要苛求作者及读者。作者很有头脑。 2009-8-1 19:51:25 3分
【anshuyi】 作为中央喉舌的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直到现在对通钢事件还一直默不做声,令人愤慨。 2009-8-1 18:58:04 3分
【hlmzddr】 工人阶级是伟大的.坚决打倒新型资本家 2009-8-1 16:37:20 3分
【民生多艰】 顶 2009-8-1 15:30:49 3分

吉林省有关当局拒不改邪归正

作者:左大培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2009年8月1日)


7月24日,成千上万的原通化钢铁公司职工在厂区内聚集,反对私营企业河北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在工人的抗争中,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公司的总经理陈国君受重伤不治身亡。

发生在吉林省通化市的这场群众性的对抗和冲突发展到了打死总经理的程度,互联网上的跟帖却几乎一边倒地为反对建龙集团入主的通钢职工叫好。群情激忿到了这种地步,其直接原因就是吉林省有关当局要把原来的国有企业通化钢铁公司私有化,交给私营企业河北建龙集团控制和经营。这场致死人命的“群体性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吉林省有关当局又在干什么呢?

从官方媒体的正式报道中,我们只知道他们在采取敌意性的行动来对付那些“闹事”的原通化钢铁公司职工:“通化市公安局已成立处置‘7·24’事件指挥部,近期主要将摸清事件的组织策划者和核心骨干成员,并多方收集信息,掌握工人动态,确保稳定。”通化市公安局长“还要求,各参战单位要树立花钱买情报意识,对重要和核心情报信息,必须舍得投入。通化市局拿专项经费给予必要保障,以及时获得有价值情报。”不仅如此,吉林省公安厅和通化市公安局还“成立了专案组进行立案侦查。目前,专案组正在全力侦查中。”

任何有头脑的人都知道,如果没有什么激起众怒的原因,任何非官方的“组织策划者”都不可能使成千上万的人投入到这样激烈的群众性的对抗中去。其实连官方的媒体也都谈到过成千上万通化钢铁公司职工群起反抗的原因:他们反对建龙集团控股通钢集团,因为三年前建龙集团入股并控制通钢集团,已经造成了通钢职工收入普遍下降。这种原因引起的民怨沸腾,难道是抓几个“组织策划者”就能够平息的吗?

互联网上的帖子有的写的一针见血:其实造成这次打死人的冲突的根源,是省里的官僚。我还可以补充说:引起群众暴动的根源,是吉林省有关当局坚持私有化不动摇地要将通钢集团私有化,而这种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政策本身就是一条祸害中国人民的邪路。吉林省有关当局惹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却闭口不谈纠正私有化的所谓“国企改革”中的偏向,反而把精力集中到在闹事群众中抓“组织策划者”,这就是走上了邪路还拒不改邪归正。

早就听说,几年来吉林省有关当局蓄意要作私有化的“国企改制”急先锋,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将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三年多以前他们让私营企业建龙集团入股通化钢铁公司并控制其经营,还把对通钢的这种实质上的私有化吹嘘为“阳光下的改制”,甚至吹嘘为国有企业改制“成功的典范”。

而在实际上,我的两篇文章《请吉林省有关当局讲清楚》、《通化钢铁公司私有化:“阳光下的改制”同样疑点重重》已经说明:吉林省有关当局这样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并没有得到国有企业的真正主人——人民的真正批准,因而实质上是非法行为;建龙集团入主通钢集团并没有提高通钢集团的效率,反而大大降低了原通钢集团职工的收入,而且在建龙集团入主并经营通钢集团的整个过程中,存在着将巨额国有财产输送给建龙集团私人的重大嫌疑。由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实行私有化的这些后果,本身就足以说明吉林省有关当局对通钢的所谓“改制”是失败的,而这次爆发的群众性抗争,更是公开宣告了对通钢进行私有化的完全失败。这只不过为我早就论证清楚的下列观点提供了又一个证明:将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是一条祸害中国的邪路。

既然是私有化的邪路激起了民愤,造成了群众性的抗争,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就是改邪归正,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正路上来。恰恰是现在,走这条路的各项措施才最能够应对群情激忿的实际环境。这些措施包括:立即停止一切将国有企业所有权“出售”给私人的私有化活动,当然更不能允许将任何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赠送给任何私人;立即对所有的国有企业进行治理整顿,治理和整顿的重点是贪污腐败、侵吞国有财产的行为;立即清查“国企改制”中的各种侵吞国有资产行为,将一切被侵吞、侵占的国有资产尽可能追讨回来;在当前,就是特别要查清和追讨通钢“改制”中被建龙集团侵吞、侵占的国有资产;立即查清“国企改制”中职工利益所受到的侵害,并且研究补救的途径。如果吉林省有关当局真的不知道通钢“改制”中被建龙集团侵吞、侵占了哪些国有资产,他们可以查一下我就此写的那两篇文章。

吉林省有关当局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像是要回归正路的样子,而更像是拒不改邪归正。熟知中国官场的人都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如此:改邪归正就意味着承认自己过去作错了;而一旦连本人都承认自己过去作错了,那就没了“政绩”,没了将来在官场上继续上升的“前途”,更不要谈那些借官发财的邪门歪道了。而为了保住自己个人的“政绩”和“前程”,现在就是明知道错了也要嘴硬“坚持不动摇”,并且急需抓到几个“组织策划者”,以便把参与闹事的群众都说成是“不明真相”而受了这少数几个人“造谣”的鼓动,从而将自己是制造问题的真正祸首的最大真相掩盖起来。

这样的算计不可谓不高明,但是要真正奏效却十分之难。现在这个时代信息的获得已经如此容易,想掩盖真相几乎已经不可能。而且恰恰是我们这些与通化钢铁公司、与这次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最不怕这些官员的恫吓:你们越说这次事件是少数几个“组织策划者”煽动的,我们就越要坚决地揭露你们,指出你们才是造成这次事件的真正祸首。

我现在只需要再奉告那些拒不改邪归正的人几句话:历朝历代都不缺在官场上能够上下其手的高人,但是这些高人几乎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的。现在你们在中国推行私有化的行为已经激起了众怒,你们当然还可以利用掌握的权力暂时拒不改邪归正;但是千万别忘了,你们手里的权力是冰山。你们在邪路上走得越远,这冰山就化得越快。你们如果总不改邪归正的话,只怕你们那些官员同事们也要把你们从权力的宝座上推下去。到了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变为,你们的官员同事们如果不把你们从权力的宝座上推下去,他们自己也会丧失一切。

当然,你们对我无需害怕:我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不可能将你们从权力的宝座上赶下去。我的本事,也不过就是指天发誓,用尽毕生精力写一些像孔子的《春秋》那样的历史著述,将你们祸乱天下的所作所为记下来让后人知道而已。天下人如果都像左大培那样,你们就尽可以将你们的权力一直这样掌下去。只可惜,这个世界上像我的人太少。你们再那样多行不义,那就早晚有失去权力让人算帐的一天。到那时就别怪我没有早早提醒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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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0095】 共产党三大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哪里去了?就算在美国,地方官员也早就引咎辞职了! 2009-8-2 20:44:14 3分
【新长征】 支持左老师的严正立场! 2009-8-2 20:41:17 3分
【武大翔】 支持左老师。
如果继续查的工人的问题,其实正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2009-8-2 20:35:32 3分
【东北老百姓】 这也算是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当局不要再执迷不悟了。 2009-8-2 20:22:04 3分
【lljjgg】 坚决支持左大培先生对吉林省通化市当局的庄严而正义的警告!希望吉林省通化市当局,要人真听取左先生的善意提醒和人民大众的正义的呼声,要认清形势不要一意孤行!当前,你们唯一正确的选择是认真自我反思,纠正以往的错误甚至是犯罪的思路和行为,而不是什么找出事件的组织者!因为真正的组织者就是你们自己!希望你们能够尽快正式回答左先生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向广大人民群众作出合理解释和深刻检讨,争取得到人民的谅解。否则,你们未来的情况很是不妙,通钢工人阶级已经觉醒,全国人民已经觉醒!看看网络上人民大众的态度吧!人民群众几乎一面倒的诉求,难道还不足以提醒你们吗?世界近代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以人民大众为敌,以工人阶级为敌决者从来没有好下场!!请你们好自为之!!! 2009-8-2 20:13:10 5分
【edcwsx】 通钢工人好样的,拿300还愿意默默地付出劳动。
50年的127亿证明了通钢工人阶级的伟大!
通钢工人阶级都是劳动模范!
小民支持你们为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 2009-8-2 20:11:22 3分
【bhbxie】 事情果如吉林有关方面所说,是极个别人煽动了几万不明真相的工人人抗议,那可真是对吉林有关方面动员能力的绝妙讽剌。 2009-8-2 20:01:49 3分
【yqcrm】 支持左大倍老师的发问 2009-8-2 19:48:40 3分
【飞阁流丹】 天下人如果都像左大培老师这样的话。试问正义谁能敌!!! 2009-8-2 19:22:21 5分
【高远】 气壮山河的好文章! 2009-8-2 19:01:03 3分

违反宪法党章的通钢改制

作者:xinmalie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据有关媒体报道,就通钢改制所引发的事件,吉林省国资委副主任王喜东在一次会议上指责说:“通钢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制造谣言,利用一些人员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对通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困难不了解的情况,激化企业原有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人员,在通钢办公区内聚集,人员一度达到千余人。他们冲击生产区,堵塞原料运输线,造成部分高炉休风。有些人挑拨、煽动群众不满情绪,将矛盾集中在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军身上,对其进行围堵,将其打伤,并作为人质挟持。”  

从王喜东代表吉林国资委的发言看,似乎操办通钢私有化(名曰改制)的吉林国资委对此次事件的发生是毫无过错的,错的是通钢的工人群众。在这里,王喜东掩盖了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掩盖了吉林国资委在通钢私有化问题上违反《宪法》、违背共产党人宗旨的严重错误的事实。他企图掩盖正是吉林国资委的这些严重错误,造成这次事件的发生。  

吉林国资委操作的通钢改制(实质是通钢私有化),从内容上看,违反我国的宪法,违反执政党——共产党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共产——生产资料公有制的要求。  

《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宪法第七条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但吉林国资委的通钢私有化,公开违反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等规定。吉林国资委领导可能会否认以上指责,但你们将吉林最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通钢私有化,难道不是你们吉林国资委公开违反“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等宪法规定,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步骤吗?难道你们大肆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是“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和“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的行动?是强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动?  

另外,中国共产党党章的第一段就写道:“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中共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积极投身于宪法所说的、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斗争,消灭剥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发展壮大公有制。这才与实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相符合,才与共产党名称相符合。而吉林国资委领导却不按党章的上述要求去做,他们是向党章的上述要求的相反方向行动,将公有制企业私有化,大力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转化为剥削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大众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企业。他们这不是按党章要求奔向共产主义,而是奔向资本主义。他们名义是共产党人,他们实际是热衷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私产党人。他们不愿进行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斗争,他们更愿意逐步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来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使越来越多的工人群众在资本家的私有企业去受剥削。  

1950年代我国的工业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我国工业领域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使我国工人阶级摆脱了被剥削压迫的地位,使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而吉林国资委的实质是私有化的所谓“改制”,却要使吉林工业走回头路:他们通过改制将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业企业,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他们要将我们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重新推向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境地。当然,王喜东等人会否认他们将我们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重新推向被资本家残酷剥的火坑的事实。但事实不是他们能否认掉的。有文章讲:“建龙未进入通钢前,工人月收入在1800至2000元人民币之间,现在普通工人仅600元左右,有的甚至月入仅200至300元。”“改制重组老总年薪300万 ,通化钢铁工人工资300元。”资本家老总获得天价年薪,通钢工人却收入急剧下降,陷入绝对贫困化,正是广大工人被资本家残酷剥削的表现。正是王喜东等官员推行的私有化改制,使工人大众饱受资本剥削的深重苦难。  

王喜东等官员对工人阶级的背叛,给工人阶级造成严重的恶果,必然要引起工人阶级的抗争。但当工人们奋起反抗这为资本家服务的私有化改制时,王喜东等官员却对工人们大加指责。在王喜东等官员看来,他们背叛工人阶级并使工人阶级处于被剥削状况是可以的,他们为资本谋利而廉价出卖国有企业也是可以,但工人阶级为保卫社会主义公有制而斗争是不行的,工人阶级为不受资本家剥削而进行斗争也是不行的。这充分表现了为资本家服务的官员对资本的奴颜,对工人大众的专横。  

王喜东说:“通钢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制造谣言”造成通钢事件。但他这话才是真正的造谣。从以上我们知道,其实正是王喜东他们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共产党党章的行为,他们那为资本家服务而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私有化改制,激起广大工人群众的反对,才是通钢事件的原因。因此,如要追究通钢事件的责任,则应首先追究王喜东等吉林国资委领导违反宪法、共产党党章的责任。  

以上是讲通钢私有化改制内容,违背宪法、党章规定,为资本家服务而损害工人阶级利益。下面再看通钢改制在程序上的问题。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我是有些看法,因为该法对工人阶级在企业中作用和权益保障规定不够。但是,即使这样,通钢改制程序上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的有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的合并、分立、改制、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改制涉及重新安置企业职工的,还应当制定职工安置方案,并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  

企业应否改制,也属于企业管理范畴,也应尊循按第二十条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即应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方式使职工参与决定企业应否改制。但此次通钢改制,只是由吉林省国资委几个官员与几个大资本家密室谈判决定(可能再上报几个省上高官)。因此整个程序都没让通钢职工通过民主管理来参与决定企业应否改制,或如何进行改制。因此通钢改制违反第二十条的“民主管理”程序。  

即使不使职工参与决定企业应否改制,而只按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的合并、分立、改制、解散、申请破产等重大事项,应当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的程序,吉林国资委也应先向通钢工会通报其改制方案,并“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再“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吉林国资委也未走这一法定程序。未“听取企业工会的意见”,也未“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据《通钢改制未通过职代会表决》讲道:“此次通钢改制,一方面未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正式向员工宣布,另一方面未通过职代会投票表决”。  

此次通钢改制,吉林省国资委领导不仅未向通钢普通职工通报,再让其讨论、提意见,甚至未让众多的通钢的领导参与讨论,吉林省国资委几个官员与几个大资本家密室谈判就决定了(可能再上报几个省上高官)通钢改制。据梅育新在《依法行事是社会稳定的根本—评通钢事件起因》一文中写道:“根据有关报道,直到两个企业再次重组时,连通钢的很多高层都不知晓,7月22日晚吉林省国资委召集通化钢铁副总经理以上干部集中开会,仅仅是把建龙控股的决定作为既成事实向他们宣布。”仅从这种违反法定程序的、不透明的暗箱操作,就使人怀疑其内藏有资本和官僚间见不得人的腐败和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勾结。这种作法也必然受到广大通钢职工的反对。  

事实证明,当官员们如变为资本谋利的帮手时,他们的行为必然违背共产党的党章和社会主义的宪法。而为资本谋利是见不得人的,会受到广大民众的反对,因此,这些官员必然逃避有关职工参与讨论、提意见等法定程序,以使他们与资本间的罪恶勾当能顺利成行。  

吉林省国资委领导极其虚伪,他们平时嘴上也常讲“以人为本”,他们单位门口可能也写有“为人民服务”,但是,他们在通钢私有化的问题上分明是干着违背通钢广大工人意愿而符合建龙的资本家们意愿的事。他们的“以人为本”实际是以资本家利益为本,他们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而行事。因此他们的改制“工程”必然遭到广大工人群众的激烈反对。  

有文章讲,此次通钢事件之前不久,《人民日报》2009年7月8日10版刊登了吉林省委书记王珉撰写的文章《干出真正让百姓满意的“工程”》。我希望王书记不要抽象地、空泛地谈论《干出真正让百姓满意的“工程”》,而应接合通钢事件来让吉林的官员与你一起研究、讨论,你的下属官员是否《干出真正让百姓满意的“工程”》,以及他们为何未能《干出真正让百姓满意的“工程”》,却反而干出遭到百姓激烈反对的“工程”。通过严厉追究吉林省国资委干出遭到百姓激烈反对的“工程”的责任,或许吉林真可《干出真正让百姓满意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