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良 主题：证券监管与经济安全
主讲：张宏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证券研究所主任）
时间：2007年06月25日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周的会谈专场活动。这次我们请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宏良教授，来讲证券监管与金融安全的讲座。我们国家的证券资本市场比较发达，上亿的人和家庭都在炒股、进入股市，但是股市发展怎样规范，对直接参与者的利益以及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状况乃至整个民族的命运有怎样的关系。张宏良老师是这方面的专家，专门研究证券的。下面请张老师开始这次讲座。
股市再次大跌是国务院宏观调控失败的市场反映
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国家的股市发展和金融安全问题。上周五，中国股市又暴跌，虽然大盘跌幅不是很深，但是市场恐慌情绪相当严重，有四百多支股票达到跌停板，股市的调整开始了。“五卅恐慌”之后，为什么又再次出现恐慌啊？主要是礼拜四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公布了双高产业，即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超高速增长；加上之前房价暴涨，5月份北京市房价上涨9%多，深圳更是在去年上涨25%的基础上仅前5个月就又暴涨50%，涨幅十分可怕；再加上结构性的通货膨胀，我这里讲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虽然CPI指数只有3点多不是很高，单纯从指数上看还够不上通货膨胀，但是一看结构穷人就倒霉了，凡是穷人用的东西价格幅度特别大，如肉蛋奶房屋等基本生活资料，上涨幅度都超过两位数，已经属于恶性通货膨胀。现在通货膨胀也在和穷人过不去，凡是穷人用的东西价格都在上涨，凡是富人用的豪华商品价格都在下跌，中国目前这种价格税收等组成的结构富人化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可怕现象，是一种体制性的劫贫济富，无论你采用什么政策都改变不了。
结构性通货膨胀造成了通货膨胀和商品过剩同时并存的奇特现象，一边是基本生活资料的价格暴涨，另一方面是4万亿商品过剩，只能依赖出口。所有这些信号综合起来，宣告了中央宏观调控政策的全面失败，至少就眼前来讲是毫无疑问的失败了。正是宏观调控政策失败引发了市场的担心，因为失败肯定会引起中央政府以更大力度重拳出击，重拳能砸向哪里呢：房地产有权贵集团和资本集团，想砸也砸不动，如果能砸动也就不会出现目前的失败了；双高产业有地方政府的利益，也砸不动，让地方政府砸双高产业等于左手砸右手，根本不可能真正用力；唯一能砸动的就是股市，因为股市是散户为主，没有抗拒能力，一拳下去老百姓数万亿资金就会灰飞烟灭，这种担忧造成市场出现巨大恐慌，四百多支股票钉死在跌停板上。
外资参股控股中国产业是宏观调控受挫的主要原因
这次宏观调控失败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形势变了，什么变了呢？最重要一个变量就是外资进来了，并且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合资，而是通过独资或控股的方式控制了中国绝大部分产业，如房地产业外资已超过60%，在许多产业已被外资控制的情况下，继续用上届政府那种财政金融的双紧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根本控制不了它，源源不断流入的外资本身就是对中央政府紧缩银根的否定，紧缩只对国内企业有作用，造成国内企业经营困难，在客观上反倒会帮助外资廉价控制中国企业，加速包括双高产业的许多产业的发展，必然会造成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目标的落空。这次失败还只是刚刚开始，调控和反调控的大幕还刚刚打开，随着外资对中国产业、中国银行的控制程度不断增强，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程度将越来越低，外资对中国产业和银行的控制程度和中央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是成反比的，外资对中国银行和中国产业控制度越高，中国政府调控力度就越低，一旦被外资完全控制，中央政府就会完全丧失经济控制能力，变成外资的政治附庸，全世界的新殖民主义都是这样形成的，几乎没有任何例外。目前外资对中国产业和银行控制的蔓延，表明西方对中国实行经济殖民化的大幕已经拉开了。
这次调控失败反映了国务院对经济的控制已经开始力不从心甚至无能为力，很难实现调控目标。包括这次对股市的调控，不仅没有起到抑制投机恢复理性投资的作用，反倒造成了中国股市历史上最大的市场恐慌和惨烈下跌。给大家看几张股票图表（省略），5月30号印花税上调，许多股票连续五个跌停板，投资者5天损失资金近一半，到上周五许多股票再次跌破上次跌停板的最低价，形成第6个跌停板，很多投资者亏损已近60%，到下个周末很多投资者亏损有可能达到70%到80%，70%到80%的亏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相当于中国十多年大熊市的亏损总额，中国过去十多年大熊市投资者亏损也就是80%左右，世界各国大股灾也不过就是损失这么多，可是我们却在波澜壮阔的大牛市中一次风险教育就让投资者亏损这么大，用如此惨烈的亏损作为风险教育的费用，可以说是代价太大了，搞风险教育的目的是防止投资者发生巨额损失，结果风险教育造成的损失本身就相当于一场巨大股灾，投资者资金损失了绝大部分，这种风险教育还有什么意义？
特别可怕的是连续跌停板砸下来的大都是国内公司股票，那些外资参股控股的银行股票却根本不理会政府砸盘，照样一路高歌地持续上涨，如被美国新桥集团收购的深圳发展银行，以它成为美国银行第一天就显露出来的对中国政府行为的极端蔑视，股价上涨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倒势如破竹接连创出历史新高，充分展示了只要跟着美国走，无论中国政府怎么折腾都不在乎的冲天牛气。不仅深发展，所有外资参股控股银行都在国内公司股票的惨烈暴跌中高歌猛进一路上涨，如被德国联合控股的华夏银行，美国花旗银行参股的浦发银行等，都丝毫不受股价指数的影响一路上涨，好像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根本没有发生一样。这是特别可怕的信号，而且是政治信号。因为国际垄断资本对一个国家进行金融打击的主要手段就是制造市场恐慌，通过让投资者对当地政府失去信心而席卷财富的目的，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中外金融战中，谁能控制投资者预期，控制投资者情绪，谁就是赢家，投资者乃至国民对政府的信心是未来金融战生死输赢的关键。
目前这种让投资者带着对政府的满腔怨气投向外资的做法完全是在为丛驱雀为渊驱鱼，是政治上的自杀行为。现在凡是跟着外资银行跑的中国投资者，不仅避免了暴跌的损失，还在流水般哗哗赚钱，但是这个钱赚的让中国人内心酸楚，让每一个还有良知的中国人赚的心里不安，因为现在赚的这些钱很可能要由将来的整个国难来买单。可能有人会说，跟着外资银行跑是因为外资经营得好，没什么可说的，让中国人最痛心的恰恰不是这样，这些外资银行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发展起来的，包含着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汗水，都是最近才被外资以低于市场价格数倍甚至十数倍的价格“买”走的，价格之低与其说是买不如说是白拿。
黑道染指是地方立法机构的最大危机
宏观经济指标反映了目前国务院的无奈，最近山西窑奴事件又反映了政协人大两会的危机，我们是指地方两会，目前中央两会还没什么问题。地方政协人大最大的危机，就在于已经被黑社会染指，这次窑奴事件使人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黑道人物往往都是两会成员，再联想到以前被法办的黑帮老大刘涌、桑粤春、王振松、侯建军 、刘伟等人，他们或者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在他们身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黑恶势力”几乎成了一个固有模式。黑社会进入政协人大十分可怕，人大是立法机关，一旦被黑社会控制，就会像山西窑奴事件一样，儿子犯罪、老子立法，法律就会沦为犯罪工具，我们的《证券法》也是这样出台的，老子参与起草《证券法》，儿子做庄炒股票，如此的法制建设会建设成什么样就可想而知了。黑社会是怎么进入政协人大的？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结果，谁有钱谁就对地方贡献大，谁就进政协人大，黑社会和政协人大相结合，已经成为越来越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
回忆一下近年来的打黑就会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凡是重大的黑社会团伙几乎都是中央干预下破获的，地方破获的很少；二是黑社会首要分子要么本人是人大政协代表，要么直系亲属是人大和政协代表。这两个特点又是互相联系的，正是地方两会乃至有的地方政府被黑社会参与或控制，黑社会团伙才能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没有中央直接干预就解决不了。中央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开始从制度建设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最近中央发了一个文件，通知各级人代会和政协，要控制地方名流、企业家之类进入两会的比例，这么大的一件好事却不敢公开对外讲，只能秘密通知，为什么不敢公开？唯恐右派精英配合国外反华势力又开始闹，说什么一党专制干预民主建设干预法律建设等。
这反映什么问题呢？这反映了中国的所谓民主法制道路走错了，走上了一条精英民主、精英立法的道路，其实质就是精英专制，精英专制是比奴隶主专制、比封建皇权专制更加野蛮残暴的专制政治模式。在奴隶社会，奴隶是奴隶主的个人财产，不会被随便虐杀，如同农民不会随便虐杀自己的牲口一样；封建社会，百姓是皇帝的子民，即便有生杀予夺大权，也不会随便虐杀；只有在精英专制条件下才会随便虐杀百姓。这次山西窑奴事件就是典型，如果那些被绑架来强制劳动的工人是窑主的合法奴隶，他们不会随意往死里摧残，不会把人活埋或者扔进搅拌机活活绞死，如同农民不会把自己的牲口扔进搅拌机活活绞死一样。而现在绑架强制劳动的工人不是他们的财产，弄死无所谓，只有往死里整才能降低成本，符合主流经济学家讲的效益原则，于是惨绝人寰的事情就发生了，形成21世纪的“贩奴运动”，由于这些奴隶不像200年前的非洲黑奴那样是个人的财产，所以境况比当初被贩卖到北美大陆的奴隶还要悲惨。如果不是中央领导的亲自干预，不知道山西那些窑奴何日才能重见天日！这次事件再次反映了在当今中国，只有中央领导的“人治”干预，老百姓还能有个活路有个指望，从收容制度被废除，镇压黑帮老大刘涌等，到这次窑奴事件，几乎所有的好事都是依靠中央领导的“人治”手段落实的。可见，恶法不如无法，恶法统治还不如人治，一部《水浒传》一百单八将，都是被恶法逼上梁山的，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宁可接受人治，也不要恶法统治的原因。
可以说，今天中国伦理道德的丧失，人类文明底线的突破，就是实行精英民主精英法制的结果。本来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在精英主导的所谓民主法制的建设过程中，社会越来越邪恶，直到出现了窑奴、鬼妻、残童这类惨绝人寰、超越人类历史上所有罪恶的最为野蛮残暴的事情，这是人类历史上所有流氓恶棍都没敢突破的文明底线，放到30年前，即便你把中国最邪恶的恶棍关在房间里让他进行最大胆的犯罪想象，恐怕都想象不出人类会堕落到今天这个地步。窑奴、鬼妻、残童，这是中华民族永久的耻辱。为什么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因为制造这些残暴事件的精英仍然受着整个社会的崇拜。
窑奴的惨烈大家都知道了，鬼妻和残童更加恐怖。鬼妻就是给已经死亡的单身汉搞阴间婚配，由于女尸供给解决不了，于是就用杀活人的办法来满足市场需求，按照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就是有需求有效益就应该由市场来满足，于是便形成了产销一条龙的鬼妻生产线，有人专门捕杀妇女，有人负责批发尸体，有人零售联系下家，据媒体报道，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个省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另外一条惨绝人寰的就是残童生产线，把或偷或拐骗或绑架来的孩子胳膊腿活生生打断手脚一百八十度扭残，甚至露着白花花的骨头血淋淋的肉，放到路边作为乞讨工具赚钱。凤凰卫视报道，仅深圳警方一年送到火葬场的残童尸体就有280多具，可以说，被警方发现的残童尸体肯定是少数，送去火化的更是少数，因为火葬场收费很高，警察送去也要交钱。就是这少数中的少数已经有280多，那些死后没有被发现的有多少？那些还没有死还在遭受着比死还要可怕千万倍的残童有多少？一个深圳就这么多，全国又有多少？据该媒体报道，其中有的儿童在短期内胳膊被反复打折多次，小孩骨头软，恢复快，好了再打断，把脚扳到脚指头向后，即便再长好也仍然是残废。那种残忍程度完全超过了奥辛维斯集中营，反映人类文明的极度堕落，人性已经完全丧失，甚至称为兽性都是对野兽的亵渎！
精英立法强制中国人民重新经历了一场资本原始原始积累过程
中华民族能够堕落到今天这个程度确实难以想象，一个拥有六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居然不到30年的兽性训练，就出现了一座座人间地狱，甚至其残暴程度超过了关于地狱的最恐怖描述。所以今天大家再回顾当初姓资姓社的争论就会感觉到那不再是毫无意义的争论了，放弃社会主义不再是解放思想了，现在才真正理解了马克思那句名言“资本从来到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可惜已经太晚了，两次大讨论（第一次是姓资姓社的讨论，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讨论）让中国老百姓丢掉了一切，几十万个国有企业丢了，一百多万集体企业丢了，上亿亩土地因被圈占也丢了，城镇近1.4亿工人还剩下不到4千万，数千万下岗工人和上亿农民工潮水般涌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价格全面崩溃，工资不仅相对下降，甚至象深圳那样绝对下降，“不准罢工”的宪法条款又紧紧捆住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手脚，从而创造了世界超低价的劳动力市场，不准罢工的工人是资本最理想的工人，于是全世界的资本风云际会般向中国聚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下岗工人和农民工成为世界劳工，走投无路的妇女沦为娼妓，形成世界妓院。世界工厂、世界劳工、世界妓院，这将是中华民族永恒的耻辱。
最为可悲的是，中国人民经历的这个“血和肮脏”的原始积累过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自然历史进程，而完全是人为的选择。就像刚才讲的山西的窑奴事件，这完全是21世纪的“贩卖黑人运动”，和历时3百多年的西方贩奴运动在程序上都完全一样，当初白人也是到非洲捕猎绑架黑人，然后用船运到美洲，强行变成奴隶。但那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进程，不是经过理论讨论解放思想后人为选择的结果，而我们却是经过一次次大讨论经过一次次解放思想，排除阻力人为选择的结果，是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强制性让中国人民重新经历了一次原始资本积累过程，重新经历了一次贩奴运动。现在大家应该看到资本主义的血腥了，应该明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吧？其实道理很简单，还是大学一年级经济学教科书中就有的：要搞资本主义需要两个条件，第一货币，第二劳动力。满足第一个条件必然扒房子圈地，强占企业，从而完成货币积累。满足第二个条件，就是强制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当初西方国家是强制小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我们则是强制作为主人翁的工人和公有制企业相分离，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私有化，强制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这完全是一个人为的过程。
至所以说这些，是因为前面提到宏观调控的失败，表明国务院面对国内外资本力量已经力不从心了，黑道黑帮黑心老板进入两会，表明两会也指望不上了，现在中国全看党中央了，今天的中国再次走到了当初遵义会议前夕红军生死存亡的那种关键时刻，如同《长征组歌》中所描绘的：“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现在的太阳就是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了。
外资摘桃子的巨大财富流失
目前的危机不仅仅是道德体系崩溃的内部腐烂，更大的危机是外资对中国产业的全面扫荡，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中国的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价格之低完全如同抢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过两次摘桃子运动。第一次摘桃子就是国企产权的私有化改革，把全体中国人民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改革到少数人手里；第二次摘桃子就是今天的外资化，外资勾结中国买办集团，用廉价购并方式把中国建国以来58年创造积累的财富席卷而去，请大家看一下屏幕上的统计资料：
银行资产流失统计
1，中国工商银行
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约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２４６０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４０３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５月１０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２８２２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２４１９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３，兴业银行
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赚共出资２７亿，以每股２.７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１０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３７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约３７０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
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３.５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３．４８１股，目前股价已达３５．８元，投资增殖１０倍，按照深发展２０亿多股计算，新桥用１２．１８亿获得了７００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１０００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
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１４元，净赚５６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５００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
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２００６年５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１０港元，净赚近８００多亿，０７年国内Ａ股发行上市又赚取５００多亿，合计将近１４００亿，１０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
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２５亿美元和１４.６６亿美元购买建行９%和５.１%的股权，每股定价约０.９４元港币。发行价格２.３５元港币，最高市价５.３５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２家净赚１３００多亿港币。
８，浦东发展银行
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１．８亿股，每股约２.９６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１９．９％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３８元，花旗净赚６２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６２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
２００４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１.１（约８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２.３６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４.５５%，约３.７２元，目前该股已达１２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５０亿元，净赚约４０亿。
（上述交易低价转让外资净赚约９２００多亿，加上广发行，损失超过１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是２００６年一年转让的损失，再加上已经全部完成合资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损失将越来越惊人）
１０，广东发展银行
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６０亿，就控制了拥有３５５８亿元总资产、２７家分行、５０２家网点，与世界８３个国家和地区９１７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５００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６０亿，共１８０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１８０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１１，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
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股。
１２，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１１.８８港元，目前已上升到４０元港币。今年２月又募集Ａ股资金３８８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２０００亿港元，Ａ股５５００亿人民币。
１３，新华人寿
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５.２５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５６％，投资３４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６００亿）
这是我为写《中国银行已成为外资超级提款机》专门调查统计的资料，当时在统计过程中忍不住直流泪，我们并没有发生战争，更没有战败要进行赔款，可是上述损失如同战败赔款那样让国人痛心。上述廉价卖给外资的银行股，无一不是远远低于市场价格，最低的如兴业银行甚至不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仅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交通银行四家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仅2006年一年银行股贱买损失就超过6千亿元，整个银行金融领域能统计到的损失就超过万亿。可能大家感觉这些数字很枯燥，我们对比一下大家就会感觉到这些数字的含义了，根据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组长葛延风讲，解决全国的医疗问题每年6800个亿就够了，可是仅仅几家银行就把全国的医疗费用送给了外资。
外资控股中国银行金融机构的两种模式：买办和汉奸
我们并不反对开放，关键是开放的目的是什么？开放的目的应该是增强我国经济实力，而不是要把财富送给外国人，中国的银行是中国人民艰苦奋斗发展起来的，即便卖给外国人，也应该按照市场价格，至少应该和中国投资者价格相同，像兴业银行市价47元多，所以当初国内发行价15．98元，大家都抢破头，竞购资金超过一万亿元，没有任何道理把市价47元多的股票以2．7元的低价卖给外资。特别是广东发展银行，不仅以区区60亿价格卖给美国花旗银行，并且还搭进去180亿现金的“嫁妆钱”（由中国移动、中国信托、更加电网各掏60亿帮助花旗收购），这已经不是买卖了，白送还搭钱，真的如同歌里唱的那样“带上你的妹妹，拉上你的嫁妆，赶着大车来”。几千上万亿啊，我们去年全国工资总额才两万多亿元，去年全年GDP增长部分也就是2万亿啊，结果仅贱买银行股就被外资一年拿走了上万亿，老百姓又怎么能不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
有人说，银行股贱买是为了引进战略投资者，改善银行法人治理结构，这个理由听上去好像有道理，仔细一看就荒唐了，其一，无论控股深圳发展银行的美国新桥集团，还是参股中国工商银行的美国高盛公司，它们本身都不是商业银行，都是投资公司也就是市场炒做的庄家，如何能改善中国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其二，像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已经落入外资手中，成为了外资银行，即便是能够改善法人治理结构，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与我国已经没有了任何关系。你整个银行都被人拿走了，改善不改善结构和我们还有什么关系，如同你媳妇都被人领走了，衣服漂亮不漂亮还有什么关系！
特别是是广东发展银行的买卖方式，最让国人难以接受。我们国家为了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专门规定，外资单独参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20%，联合参股中国银行不能超过50%，这本来是保护我们利益的一个法规，结果反而害了我们，为了绕过这个法律，美国花旗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联合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各掏60亿收购广州发展银行，并且收购协议明文规定，中国移动、国家电网、中国信托只是“陪太子读书”，不得参与任何经营活动，包括人事权在内的银行全部经营管理权，统统交给美国花旗银行。就这样，把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创办的一个大银行送给了美国人。
我到现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按说中国官员的政治风险意识是最敏感的了，白送外资一个银行还搭上180亿现金，别说老百姓知道了会骂娘，即使落到政敌手里也是一个摆脱不掉的把柄，应该是没人干这种事情的，谁愿意为外资白白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呢？可偏偏花旗银行就创造了这样一个奇迹，我们不知道花旗银行是怎么买走广东发展银行的，但是我们却知道花旗银行在中国第一笔业务是怎么来的，就是送给当时中国洋务运动的总设计师、北洋大臣李鸿章一百万白银，大家去看一下花旗银行在华发展史就知道了，网上有这本书。花旗银行在中国第一笔业务就是依靠行贿李鸿章得来的，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洋务派的领袖，是当之无愧的当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另外一个让国人痛心的外资购并模式，就是外资暗中控股新华人寿保险公司。虽然我们不能确定花旗银行收购广东发展银行是不是买办模式，但是我们能够确定瑞士苏黎士公司暗中控股新华人寿是典型的汉奸模式。瑞士苏黎世保险公司为了绕过持股不能超过20%的中国法律限制，在公开持股20%的基础上，暗中再以中资机构的名义分别参股新华人寿，持股总数已超过54%，新华人寿实际上已经成为外资公司。这和抗战时期的汉奸模式完全相同：几十万日军控制着二百万伪军，二百万伪军控制着一千万汉奸，一千万汉奸控制着四万万中国人。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银行都已经完成了所谓引进战略投资者（外资）的任务，也就是说外资已经进入了中国所有银行，苏黎世公司可以这样干，其它外资公司同样可以这样干，特别是对于美国那些巨型金融机构来讲，干这些事情更是轻车熟路，如此一来，到底有多少银行实际上已经落入外资手中，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也是一个十分要命的数字。丢掉银行和丢掉其它产业不一样，其它产业丢掉一个公司，只是损失一块财富，而丢掉银行，则是丢掉一条财富管道，财富会顺着这条管道疾速流走。如果不能把住银行这条财富管道，别说经过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我们老百姓仍然富不起来，就是再经历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也仍然富不起来，为什么？财富都顺着管道流走了。
最后一场华山论剑：崛起或毁灭
如果说外资廉价参股中国银行是摘桃子，那么廉价控股中国银行就是砍树，并且是连根刨走。外资摘桃子砍树引发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第三次争论：姓中姓外的争论。中国改革以来左派右派共有三次大规模华山论剑，第一次是姓资姓社的争论，第二次是姓公姓私的争论，目前是第三次。三次华山论剑左派输掉二场，目前是这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如果说左派输掉第一场是中华民族灾难的开始，那么如果再输掉这第三场，则有可能是中华民族的彻底终结，所谓终结是指中华民族有可能在未来的大危机大动荡中分崩离析，解体为许多个破碎的政治实体。
这绝非危言耸听，目前外资对中国产业和金融的扫荡，就其对中华民族的威胁来将，完全是瓜分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只是第一次是领土瓜分，这第二次是经济瓜分；第一次是用鸦片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把中国人变成了一盘散沙，这第二次是用非毛化的唯利是图摧毁了我们民族的精神，把中国人再次变成了一盘散沙，并且培育精英集团误导中国改革，用两极分化的鸿沟把中国撕裂为许多碎片，中华民族的确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目前右派买办的言论甚嚣尘上，认为外资来到中国就变成了中国企业，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一样，都是中国的企业，对国家对民族只有好处没有危害，并且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讲什么内外企业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这种买办理论表面好像很有逻辑，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十分荒唐，如果说目前整个世界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全球化了，不分彼此地融为一体了，我也赞同这个观点，可关键是目前世界国民收入的分配仍然是以国家为单位，虽然正在形成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但是分配却没有全球化，仍然是谁的就归谁，美国就是美国的，中国就是中国的，彼此谁都不肯化给对方一分一厘，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
所以对外资既不能妖魔化，也不能神圣化，它既不是魔鬼也不是不是雷锋，他是来中国赚钱的，并且赚了钱要带走，既然是要赚钱带走，我们的产业、我们的银行如果都被外资控制了，那就意味着我们的财富会越来越大规模流向国外，我们牺牲资源付出劳动创造的财富就都流进了外资所在国，我们起早贪黑辛辛苦苦地上班下班就白干了，那我们引进外资发展经济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经历了2个29年，前一个29年，在座40岁以上的同志应该都知道，我们勒紧裤腰带宁可20年不涨工资地拼命积累；后一个29年，我们从资源到百姓都付出了巨大代价，拼命追求经济高增长；好不容易熬到今天开花结果了，财富泉涌般冒出来了，外资遮天蔽日的巨大黑手又伸进来了，要把共和国58年的奋斗成果一把抓走。过去私有化有句顺口溜，叫做“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如果外资控制不住，那就不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弄不好会一夜回到1840年。所以这第三次华山论剑无论如何不能再输了，中国已经到了不能再输也输不起的地步了，中华民族的几次大崛起都是在大危机中实现的，目前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大的危机，肯定也将成为中华民族最强大崛起和最伟大复兴的历史机会。如何化解目前危机实现崛起？这是一篇需要大家共同探讨的大文章，在此我只说8 个字：危机在官，崛起在民。我们之所以看好六中全会以来的中央政治路线，也就在于这条政治路线反映了一个字：民。
财富双通道：外资日夜向外抽，内资加快向外搬
前面谈到蜂拥而入的外资公司如同千万条插入中国大陆的财富吸管，日夜不停地疯狂抽取着巨量财富，江河湖泊抽干了，森林草原抽光了，把原本一个山清水秀的绿色中国抽成了一个黄沙弥漫的污染中国，仅仅几家外资公司就从中国银行抽走了上万亿财富，把全国工资的一半，GDP增长的一半，就这么抽走了，中国大地上有多少个外资企业在24小时不停地吸啊。大家看一下世界经济发展史就会发现，现代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经历二十几年高速增长，老百姓都会富裕起来，至少不会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中国之所以出现新的“三座大山”，除了国内两极分化因素之外，主要原因就是财富大量流失，一方面是外企外贸在向外抽，另一方面是我们国人自己向外搬。过去我们总以为财富外流只是流向发达国家，最近才发现还有人在把中国经济大块大块地往非洲搬，真是太可怕了。
这个可怕发现是由杭萧钢构案件引起的，杭萧钢构是一家上市公司，从注册股本只有100元的香港中基公司那里获得了344亿的巨额订单，股价出现30多个涨停板，一时间震惊天下，我在《挑战中央政府的涨停板》中分析了此事，惹来了个别人的批评辱骂，这些批评辱骂的主要根据，就是声称杭萧钢构344亿的巨额订单是真实的，这引起了我的注意，便在网上搜寻到如《第一财经日报》等多家媒体对中基公司的采访报道，结果使我大吃一惊，不仅震惊甚至恐惧，恐惧得浑身发抖，不仅我会发抖，估计恐怕慈溪太后蒋介石复活都会吓的发抖，杭萧钢构344亿的订单不仅是真的，并且还只是中基公司在安哥拉庞大工程的微不足道的一个零头，包括中铁二局，北京，四川，河南，陕西，贵州等几乎小半个中国的建筑公司，都被这个注册股本只有100元的中基公司以“发包”的形式弄到了安哥拉，所包揽的工程包括安哥拉22个城市的安居工程，23个机场的建设以及更多的铁路公路建设，投资规模之大简直就是第二个马歇尔计划，以至惊动了最近召开的八国峰会，这次八国峰会宣言中有句话：“希望各国要提高对非洲投资的透明度，遵守国际规则”，据《参考消息》报道，就是指的中国。
这个问题可怕在哪里？其一，如此浩大的国家投资工程，大到在经济上完全可以再造一个安哥拉，为什么会注册在一个股本只有100港币的香港公司名下，注册在一个叫徐松华的普通香港人名下？一些人指责我孤陋寡闻，声称在中基公司名下展开的这场浩大工程，是中国政府援助非洲的国家项目，据此认为杭萧钢构30多个涨停板完全是正常的。此种解释更加让人难以理解：既然是中国政府的援非工程，完全可以公开进行，安格拉既不是恐怖主义基地，也不是像伊朗那样受到国际制裁，没有任何理由需要如此偷偷摸摸地进行援助。况且援助对安哥拉是一件好事情，完全可以让安哥拉人民记住并且感谢中国人民的无私援助和伟大友谊。可是，像现在这样把建造一个现代化安哥拉的世纪性浩大工程，记在了一个叫徐松华的普通香港人账上，如此一来，以后安哥拉人民住着中国人民援助的房子，用着中国人民援助的机场、铁路及公路等设施，却丝毫不知道这是中国人民的援助，而只感谢一个叫中基公司的香港私人公司，你说中国人民冤枉不冤枉？
其二，还有人在我的博客留言说，这是中国政府的工程换石油项目，是某某部的第三产业，属于军事机密，不宜公开。暂且不说工程换石油是否需要保密和能否做到保密，退一万步来说，既然是保密工程就不应该找上市公司来做，对上市公司的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信息公开，现在30多个涨停板闹得整个市场都沸沸扬扬，岂不是公开泄密？当今中国又是谁敢公开用国家机密做题材大肆炒作非法牟利？用公开国家机密的方式换取暴利，无论在任何国家都已经构成叛国罪，如果对叛国罪都听之任之，国家安全何在，百姓安全何存！
其三，如果真如批评者说的那样是国家项目，如此浩大的项目挂在一个香港人名下，最终形成的产权归谁所有？至少不会属于国家，这是十分肯定的，记得《第一财经日报》询问安哥拉财政部长，目前在建项目财产归属时，安哥拉财政部长回答很明确：“是中基公司”。当被问到中基公司幕后人时，安哥拉财政部长同样回答很明确：“我不能说，我只能告诉你中基公司背景很深”。在中国恐怕连街头卖烤白薯的都知道所谓背景很深意味着什么，但是中国老百姓更关心的是，这个注册股本只有100元港币的中基公司在安哥拉投资的几百亿美元是哪里来的？现在整个媒体都说是国家的，既然是国家的，最终拥有安哥拉这些财产的是谁？毕竟几百亿美元不是小数，中国老百姓为买套房子能愁白了头，中国老百姓自己的安居工程还没有解决，要解决安哥拉人民的安居工程也要有个公开的说法，中国人民又不是现在才开始援助非洲，中国人民对援助非洲从来就是满腔热情，但是钱要花在明处，不能糊里糊涂把几百亿国家投资变成个人财产。
其四，杭萧钢构是上市公司，上市的信息管理本身就是财富分配，这和实体经济不同，实体经济中的信息只是获得财富的其中一个条件，而在虚拟经济中在证券市场上，信息直接就是财富。所以在证券市场上，非法获取信息和向公众隐瞒信息，就是直接剥夺公众财富，如果法律不能把其剥夺公众的财富归还公众，法律就是剥夺公众财富的帮凶。在杭萧钢构案件中，由于中基公司的公开信息只是一个普通香港人注册股本只有100元的小到不能再小的公司，其背后的国家背景和投资几百亿美元，只有杭萧钢构高管人员和少数庄家知道，所以大家眼睁睁看着杭萧钢构股票从2元多一路涨停板地涨到30多元却莫名其妙，而隐瞒信息的杭萧钢构大股东一个人就获利28亿，其它庄家获利至少不会低于这个数字，显然这28亿以及还有许多个28亿，是对公众投资者剥夺的结果，即使不能归还公众也应该没收进入国库，或者将其摘牌处理，使非法获利因无法变现而消失，可是最后的处理结果却是对包括公司在内的所有当事人罚款40万了事，而公司市值却因这次非法行为增殖70多亿！70亿比40万，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的违法收益风险比较！并且这40万还是在承认70亿非法所得基础上的轻微扣除，并不是像其它国家那样是在没收非法所得之后的罚款。这就是中国证券监管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会出现股价连跌多年大熊市的反常现象？就是这类肆意欺诈的结果。
并且为了掩饰经济高速增长和股价不断下跌的尴尬矛盾，居然发明了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股价指数计算方法，让股价指数脱离股票价格单独上涨，形成了证券发展史上最荒唐的股市奇观：股价指数与股票价格相背离，指数上涨股票下跌，超过了吉尼斯大全中最荒谬的世界纪录。本来股价指数是股票价格变化的平均数，股价指数是股票价格涨跌的反映，二者变化方向应该是一致的，可是我们硬是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计算方法，发明出来一个和股价运行完全相反的股价指数，无论你股票价格怎么跌，指数都是上涨的，你说中国人有多聪明！为什么中国几十年来发明创造等于零？智慧都用到这些地方来了，都用到这些负发明负创新上来了。
本来大家以为杭萧钢构充其量不过是内外勾结，欺诈中国股民的一般违轨事件，这种事情太多了，杭萧钢构的几十个亿不过是小菜一碟。去年开始，从股市套现的的“大小非”资金每年就高达万亿，这类合法欺诈的获利资金超过十数万亿，对股民的剥夺远远超过非法投机，杭萧钢构的区区几十亿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根本算不了什么。可是没有想到的是竟然中间又冒出一个建造安哥拉的浩大投资工程，数千亿人民币的投资居然全部记在香港一个普通小老板的个人名下，显然，这个小老板又是一个前台顶名的傀儡。想起来真是太可怕了，自己抢不算，还勾结外人抢，在内外一起抢的同时，现在又向外搬，并且重点开始向非洲搬，为什么要向非洲搬？估计是因为非洲落后，有钱就能做庄园主，不像美国欧洲那样，钱再多也只能做个默默无闻的守法百姓。
比财富流失更可怕的是外资对中国产业和银行的控制
刚才谈到的我国金融风险还主要是将银行资产流失，其实比资产流失更可怕的是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产业和银行的控制，要控制一个国家的经济，实现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殖民化改造，主要有两条途径，就是控制这个国家的产业和银行，目前外资金融机构正在有条不紊地沿着这两条途径实现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改造。
首先是产业控制，今天外资收购控股中国产业可怕在什么地方？可怕就可怕在目前正在收购控股中国产业的外资公司，很少有像美国卡特彼勒公司那样的产业集团，越来越多的都是一些混合型金融集团，如美国花旗银行、美林证券、高盛、摩根斯坦利等，这是世界发展史上极其罕见的一种现象，一国产业不是被外国产业资本控制，而是被金融集团控制。这些金融集团都是一些横跨银行证券两大领域、渗透所有产业之中、通过企业购并和衍生品业务实现资本增殖的金融巨无霸，已经完全不同于原有的银行和证券公司了，虽然它们名称还是银行或证券公司，但是原有的银行和证券业务都双双降到了10%以下，从业务内容上已经很难确定这些金融巨无霸属于什么了，你说它是银行，它银行业务很少，你说它是证券公司，它证券业务同样很少，业务都哪儿去了？都渗透到各个产业中去了，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银行对企业不再是以往那种通过存贷款的外在控制，而形成了一种内在控制，如果仅仅是存贷款的外在控制，企业仍然是我们的企业，产业仍然是我们的产业，而现在这种内在控制则会使我们彻底丧失企业和产业。
金融集团扫荡中国产业的另一个可怕地方，就是由于它本身不是产业集团，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先进技术，它们控制中国产业买卖中国企业，如同我们买卖股票一样，完全是在炒中国资产升值，一旦达到升值目的，它们就会立刻脱手，把中国产业摔的粉碎。由于这些公司中每一家的自有资本至少都超过千亿美元，那是任何国家的产业资本都无法抵挡抗衡的，扫荡中国产业如同巨型航空母舰扫荡小扁舟，目前中国28个产业已经被这些金融巨无霸控制了21个，很快就会控制全部，现在看来，所谓“市场换技术”完全是买办汉奸精英集团为外资扫荡中国所做的舆论欺诈，误导了中国决策，蒙骗了13亿中国人民，而最终悲惨买单的却是13亿中国人民。并且从目前情况看，许多外资公司收购控制中国装备产业，如美国高盛公司收购双汇、美国凯雷集团收购徐工，并非是完全的商业动机，其中有着极为深刻的战略目的，就拿凯雷集团收购徐工来说，凯雷集团不仅仅是与装备工业毫无关系的一家投资公司，甚至它并不单纯是投资公司，而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像美国前总统、美国前国防部长、美国前国务卿、白宫预算主任、美国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英国前首相梅杰、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等著名政治家都是它的成员，号称“总统俱乐部”，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政治集团，并且是一个燃烧着反华反共的高度理想主义烈火的政治集团，他们下手收购中国的装备工业，肯定不仅仅是单纯的商业行为，要知道，今天的美国人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一样，都是把国家战略利益放在第一位的，都是公司利益和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美国的幸运，在于它有一个维护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中国的不幸，同样在于有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精英集团。
其次是银行控制，刚才讲到现代金融巨无霸，如同一只硕大无朋的财富章鱼，触角伸入各个产业内部，和各个产业融为一体，形成整个社会经济的是唯一龙头。这种状况决定了一旦控制了银行，就控制了国家整个经济，就能够在经济上完全形成一个国中之国，就能够人为地把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成功剥离开来，使这个国家无论在政治上主权多么独立，在经济上都只能成为名副其实的真正殖民地。从去年12月11号我们决定提前一年开放金融市场时，控制中国银行的过程就开始了，有人会认为控制中国银行是不可能的，其实我们简单计算一下大家就会看到这不仅是可能的，甚至是正在逼近的现实，目前我们全国金融资产是60万亿，其中银行资产是44万亿，按照巴塞尔协议8%自有资本的规定（我国一般5%就可以控制），用3万5千亿的资本金就可以控制这44万亿银行资产，而控制这3万5千亿资本即便按照最高控股率51%（由于股权的日益分散，实际控股率很低），也不过是1万8千亿人民币，折合美元也就是2千多亿，也就是说用2千多亿美元就可以控制中国银行，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2千多亿美元是个什么概念？前面提到的美国花旗、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任何一家公司的自有资本都超过2千亿，莫说是现在这些金融巨无霸一个不少地全都进来了，即使是进来一家，在财力上就能控制整个中国银行业，进而控制整个中国经济。
我们看到了这一点，美国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中美经济战略对话美国的重点就是逼迫中国放松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的限制，压迫人民币升值只是幌子，逼迫中国放弃对外资进入中国银行的限制，才是美国的主要目的。中国能不能挺住让人十分担心，因为中国的精英集团太强大了，他们完全有能力帮助美国或者消除或者绕过中国限制，逐步控股中国银行，并且控制中国的银行业仍然不过是外资的第一步，最终目标是把中国的中央银行变成美联储那样的私人银行，从中国政府手中夺走货币发行权，把中国老百姓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他们能够控制的财富。有史以来中国人民最严重的生死大劫就要到了，从最近控制中国金融领域那些精英们关于解除金融管制全面开放的言论中，我们已经感觉到了那只能够覆盖整个中国大地的金融魔掌，正在迅速地降临到亿万中国人民头上，最终的结局已经不可避免。最近爆发的几次洪灾，或许就是中国这条待宰巨龙刀斧加身前的最后狂吼吧。估计善良的人们很难相信中央银行最终也会被私有化的命运，如同30年前高唱“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的中国人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一夜之间帝国主义就又夹着皮包回来了，可以说，中央银行私有化，是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的主要目的。莫说中国有强大的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帮助，即便是没有买办集团和汉奸集团的美国，最终也没能逃脱中央银行私有化的命运，历史上七任美国总统为夺回货币发行权而被杀害，最后的里根总统刚刚念头一动，就被射杀街头，抢救过来后再也没敢动过货币发行的主意，命虽然保住了，人却吓傻了，堂堂一个大国总统最后变成了一个白痴，所以直到今天，美元仍然是由私人发行。普京如果不是及时对俄罗斯的精英集团痛下杀手，俄罗斯政府的货币发行权恐怕也早丢了。
现在只不过进来几家外资金融机构，只不过控股了我们几家银行，我们的宏观调控就失去了作用，以后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为什么说外资金融机构能废掉宏观调控？道理很简单，你的金融紧缩和外汇管制等政策，对像花旗、摩根、高盛、美林这样的金融集团来讲，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他们对付和化解金融管制的能力十分高绝，如货币互换这类专门对付金融管制的衍生品业务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和独门绝技，金融监管对他们完全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就以货币互换为例，由于货币互换并不改变所有权，不会形成新的债权债务，在账面上反映不出来，所以称为表外业务，巨量货币的流进流出在报表上根本看不见，你怎么监控？根本无法监控！连美英国家等创造衍生金融工具的老祖宗对此都无可奈何，目前我们更是没有办法能管住它。怎么办？就是暂且先不让它进来，美国是市场经济的世界老大，金融跨国公司覆盖全球，现在都不允许别人控制它的金融机构，我们更没有道理马上开放了，可是我们不仅开放了金融市场，而且还主动提前一年开放。美国人的厉害就在这里，趁中央忙于召开十七大的空隙，指使其收买的中国精英集团偷偷打开了中国金融大门。
宏观调控失败还只是外资金融机构一种防御性被动反映，还不是对中国的主动打击，真正的打击将是在中国股指期货推出以后，在推动中国完成股市、汇市和房市三市齐飞以后，到那时外资的主动打击才会开始。现在房市已经超过了打击的警戒线，进入了疯狂上涨阶段，剩下来的就是股市和汇市了，到股市汇市也进入房市这种疯狂高价阶段，引狼入室的金融灾难就会降临：外资控制的巨量房屋集中抛向市场，人民币进入高位变现期，变现后的外资再抵押借入人民币集中抛售，股指高位巨量做空，再操纵国内外媒体制造恐慌情绪，特别是操纵国内精英集团制造政治分裂，加剧社会恐慌，导致股市汇市房市三市一齐崩盘，中国几十年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财富自己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就会被席卷而去，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场金融劫难。到那个时候我们可就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能束手待毙。
经常会有人说：没关系，到时候我们可以关门打狗，把进入中国的外资全部扣押在国内。先不说到时候中国有没有勇气敢这样做，即便有勇气也做不到，对于实体经济来讲，关门打狗实行国有化的办法是有效的，但是对于虚拟经济来讲，你的门是关不住的，虚拟经济中的资本财富全都虚拟化了，鼠标一点，全部财富就会通过网络瞬间流走，即便你占有了一家银行，得到的最多也就是一座空楼，甚至连一座空楼都得不到，可以采用抵押的方式把最后这座空楼的价值也全部带走，连一分钱都不会留下，这就是虚拟经济的财富特点。大家一定要记住，虚拟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财富形式改变了，财富可以脱离实体形式而流动，这意味着在未来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主要是金融战，通过金融战获取另一个国家的财富，并且是瞬间就能完成财富的掠夺。以往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只能依靠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掠夺中国财富，今天不是了，今天可以通过金融市场通过网络把中国财富带走，有形的大门关不住无形的财富，无形的财富只能依靠无形的大门才能关住，这个无形大门就是自豪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的金融制度。
全球化会让发展中国家形成一个与本国利益相对立的精英集团
最近一个俄罗斯经济学家的观点很值得重视，他说如果中国仍然不做相应准备，有可能发生历史上最惨烈的金融灾难。关于中国未来金融灾难问题的争论，已经不是个知识问题而是个良心问题了，几乎所有爱国的进步人士无不为目前的发展趋势忧心忡忡。事物发展有它自身固有的逻辑，不取决于任何人的意志和愿望，既不取决于左派的意志和愿望，也不取决于右派的意志和愿望，现在所面临的已经不是会不会发生金融灾难的问题，而是如何想办法将其灾难性结果降低到最低程度的问题。其实那些反革命右派精英比左派更清楚中国将会发生什么，所以他们才拼命向海外转移财产和子女，而人却一步也不离开中国，在灾难降临之前抓紧最后的机会拼命多捞一把是一把，如果他们不认为中国将会发生大灾难，干吗要把财产和亲属转移到海外去？特别是那些明星大腕，几乎都是靠国内成名赚钱，在海外根本挣不到一分钱，为什么也要拼命获取外国国籍？如果真像右派精英叫喊的那样，“目前是中国五千年以来最大的盛世”“是中国有史以来国家最安全的时期”，那你向国外跑什么？看一下当今的精英名流就会发现，他们向海外转移财产子女以及获取外国国籍的规模，甚至超过了九七回归前香港恐慌外流的规模。
其实我们今天谈论这个问题已经有点晚了，从美国对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态度上就可看出已经有些晚了，大家可以比较一下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是什么态度，现在对中国是什么态度，就能够明显感觉到中美之间形成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当时的美国对中国百般讨好，对毛泽东大加赞扬，组织美国小学生边跳边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以此来欢迎邓小平访美，可是现在的美国却对中国颐指气使，那个流氓总统布什对毛泽东恶毒咒骂，连美国财长保尔森都敢直接干预中国改革，大到指责“中国2006年改革停滞了，这样下去会危害中美关系”，小到要求中国必须通过《物权法》，甚至连美国花旗银行收购广东发展银行这种公司兼并都要求一定成功。特别是最近这次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经济战略对话，面对中国吴仪副总理带去的巨型大礼包（其中有380亿美元的采购单和200亿美元入市额度），美国财长保尔森不仅没有丝毫谢意，反倒开口一句话就是警告中国“美国人民已经失去了耐心”，希望中国政府悬崖勒马、顺从美国民意。这哪儿还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平等谈判，完全是宗主国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态度！
为什么美国敢对中国这样，就是因为美国已经在中国脖子上套上了一条致命绞索，为中国设置了各种潜在危机，而帮助美国把绞索套在中国脖子上的不是外人，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集团。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就是最近美国政府甚至不顾最起码的外交礼节，公开打出了反共反华的旗帜，不久前美国那个流氓总统布什，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中，公开喊出了“反恐就是反共”的口号，打击矛头直指中国，而最早表示支持美国进行反恐战争的恰恰是中国，并且如果没有中国的配合，美国根本就不可能打下阿富汗，当初苏联军队那么厉害，十年都没有打下阿富汗，可是在中国支持下，美国几天就打下了阿富汗。
半个世纪以来为了包围中国，美国在中国周边打了三场战争：50年代的朝鲜战争、60年代的越南战争和本世纪的阿富汗战争，前两次战争包围被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了，而对中国威胁最大的阿富汗战争，中国不仅没有反对，反倒成为第一批向美国表态的坚定支持者，帮助美国最终实现了铁桶般包围中国的战略目的，把绞索套在了自己脖子上。可以说中美半个多世纪的较量，美国最成功的不是最终完成了对中国的铁桶包围，而是十分成功地在中国知识界培养了一个精英集团，并随着中国官员和企业家的知识化专业化发展，逐步进入中国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最终形成学者、贪官和奸商组成的铁三角强势集团。美国所有对华战略利益，几乎都是通过这个精英集团实现的。如同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所言：美国21世纪对付大国的手段，必须从情报渗透军事打击，转移到培养对方国家学术和政治精英上来，通过培养对方国家的学术政治精英，来实现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的这个战略是典型的不战而胜，是孙子兵法的最高境界！
这不仅是中国的悲剧，也是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悲剧。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最大灾难性影响，不是分工体系和商贸规则不合理而导致的资源流失，而是在其国家内部会形成一个和本民族利益相分离相对立的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在文化上和利益上，都越来越和发达国家的资本融为一体，越来越和本民族利益形成对立，其中越来越多的人根本就不懂得本民族文化，为了维护其非民族文化的支配地位，便干脆彻底否定本民族文化，而否定本民族文化的最好方式，就是让外资和外国文化来统治，实行全盘西化。全盘西化的程度取决于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精神，取决于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思想信仰，许多新兴工业国家就是依靠知识分子的思想信仰，才在全球化过程中保住了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完整性。所以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能不能管住自己内部的精英集团，这个集团与发达国家与外资在文化利益上的一致性，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一种天然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没有任何办法能够改变的，让他们改变立场维护本国利益，比让星河倒转还要困难，道理很简单，维护本国利益意味着巨大付出，损害本国利益则意味着巨大收益，比如你把国家资产廉价卖给外资，外资会给你巨大利益，相反，你捍卫国家资产，则什么利益也得不到。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的社会癌症，克服这个癌症只有两个办法，一是信仰的力量，二是民众的力量，而中国恰恰没有这两个办法。
超绝的东方智慧使中国精英集团也比其他国家的聪明，他们在引进外资之前就先打掉了构成民族灵魂的信仰和捆住了民众的手脚。打掉民族的思想信仰，是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实现的，捆住民众手脚，是通过控诉文革大民主实现的。特别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完全是一场悖逆天理丧失天良的人性大堕落，道理很简单，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质，就是在见到输赢之前否定任何真理，人类数千年追求的终极真理被彻底否定了，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不讲天理天良的国家，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国老百姓讲的“天理、天良”，法国《人权宣言》讲的“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讲的“不言自明”，都是在强调人类社会存在着一些无需论证、不言自明的终极真理，这些真理不会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改变而改变。中国精英集团否定终极真理的目的，是要摆脱终极真理的束缚，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无论干什么都是真理，是想创造一种流氓的自由，可悲的是不仅它自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流氓，还把中国人民至少是把中国知识分子也变成了没有任何信仰的流氓，强者变成了野兽，弱者变成了牲口，制约精英集团的两个手段就根本无从谈起了。具有高度理想主义精神的美国最清楚中国这个内部癌症的巨大作用，于是对中国越来越肆无忌惮起来，越来越如同老子教训儿子那样的不断敲打中国，强迫中国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对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及金融机构的限制，而这类要求是美国那些情同手足的资本主义“小兄弟”都很难答应的。
可见，目前中国的危机和历史上任何一次危机一样，威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表面看起来好像是外部是外资，实际上是内部是精英集团，要制约这个精英集团需要的两个方法，即信仰的力量和民众的力量，只有依靠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才能解决。有人说解决不了，仍然是涛声依旧。不，我认为不会涛声依旧，对此我坚信不疑，坚信十七大以后中国将会发生大的变化，目前中国老百姓和精英集团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已经全面爆发，左右壁垒已经分明，网络上老百姓的民意向背已经明确，这场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中央肯定要出一个决断，既顺应民意又统一思想，领导中国摆脱困局，如果说六中全会解决了政治路线问题，那十七大则会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解决以后，解决精英集团的问题才有希望。最近的一些事件也增强了我这方面的判断，比如前面提到的窑奴事件，那是胡温都批示的，是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再如30天反腐大限采用勒令方式，这是文革中经常使用的方式，文革结束以来还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有勒令就有举报有评议有监督，这些群众行为和网络相结合，就是一种新型的群众运动形式。可以说，群众加网络，就是现代大字报，就是现代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就是21世纪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实现形式。如果说20世纪以前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通过出版自由实现的，那么21世纪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是通过网络自由实现的。出版自由是知识精英的自由，因为一般民众没有发表论文著作的机会，网络自由才是真正的大众自由，才是真正体现人人平等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由于十七大以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将是建立在网络这个大众政治的历史平台上，能够直接接受和反映民意，它一定会超越建立在出版自由的精英政治平台上的民主制度，不仅如此，中国经济金融领域的危机也将会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才能解决，现在看来，前面谈到的经济金融问题单纯靠经济领域内部的纠偏已经不可能解决了，只能寄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了，只要中国能走上大众政治的改革道路，就能够抓住世界政治文明的龙头，成为世界新世纪政治文明的领导者，解决眼前这些危机自然不成问题，如同当初主席所说：“还是那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股市上涨分析一：中国老百姓对未来预期的改变
大家都很关注目前的中国股市，推动这场2年涨4倍大牛市的各种积极消极因素很多，但是最首要的因素是中国社会公众对未来预期的改变，胡温新政改变了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人们对未来不再感到恐慌和绝望，如同在漫长的黑暗隧道中终于看到了一丝亮光，这就是为什么几十年经济持续高增长去年才爆发大牛市的原因。中国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两个极其荒唐的反常现象，就是股市和工资双双下跌，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荒谬现象。本来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应该反映中国经济魔法般的增长；发展经济是为了过好日子，更应该表现为工资的上涨。可是中国却截然相反，股市连续多年惨烈下跌，80%的股民亏损超过80%，平均股价从20多元跌到了4元多，其规模相当于一场历史大股灾。工资占GDP的比重更是创出了世界最低和历史最低两个吉尼斯纪录，工资占GDP的比重降低到10%左右，连非洲都占30%以上，西方国家一般都在55—65%之间，就是和精英集团天天咒骂的文革时期相比，也是惨不忍睹的。中国文革期间货币工资占GDP比重是17%，如果再加上没有计算在货币工资之内的各种实物工资，工资占GDP比重至少在40%以上，如果再考虑到对老百姓的价格补贴部分，实际工资占GDP比重更高。而现在的工资比重如果再扣除医疗教育住房等本应由社会承担的各种福利保障和价格掠夺部分，实际工资比重恐怕连5%都不到。
关于价格掠夺部分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就是改革前后的价格体系是完全相反的，改革前中国价格体系特点是高档商品价格高于价值，老百姓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低于价值，也就是价格倒挂，这样就能让富人消费时多掏一些钱，在穷人消费时补贴给穷人，和西方国家税收的转移支付功能完全一样，区别只不过是毛泽东时代通过价格调节贫富差距，西方国家是通过税收调节贫富差距。文革失败后，第一波改革对象就是价格改革，通过价格改革形成了与过去完全相反的价格体系，其特点就是老百姓需要的基本生活资料价格不断上涨，而富人消费的高档商品却是价格下跌，由改革前“劫富济贫”的价格体系变成了后来“劫贫济富”的价格体系，穷人消费的基本生活资料越来越成为世所罕见的暴利产业，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房地产、医疗，教育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暴利产业排行榜的前三甲，就是一个血淋淋的典型事例。
大家不要以为工资下降和股市下降没有关系，其实这两个指标密切相连，刚才讲过，股市涨跌不像其它商品那样是由供求决定的，股市涨跌是由人们心理预期决定的，过去在价格，企业、住房、医疗、教育及养老等一系列改革问题上，单方面由老百姓承担全部改革风险，由精英集团独占全部改革成果，这种“精英吃饭百姓买单”的改革方式，不断恶化着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导致社会预期越来越悲观，谁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谁都不能断定自己明天会怎样，再加上改革精英又天天叫喊：为了保证少数人的享乐“要牺牲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在这种无助、困惑、悲观、恐慌及绝望的社会情绪氛围中，股市怎么能不持续下跌！通过今年人大政协两会代表发言人们才知道，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国家教育医疗投入的人均指标居然落到了非洲后面，改革前的口号还是赶超英美，现在可好，不仅英美没赶上，反倒落在了非洲后面，这大概是两千多年以来，中国老百姓的人文指标第一次落在非洲后面。现在胡温新政提出要由“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如同当初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一下子点燃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梦想，心理预期由悲观到乐观的巨大反差，便形成了如井喷般爆发的中国牛市。
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导致股市多年大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和上市公司完全把股市当成一个超级提款机，无视投资者利益，按照改革精英的说法，就是管理上“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地方政府、上市公司和庄家串通勾结起来欺诈投资者，在制度设计上实行风险和收益相分离，投资者只有风险没有收益，上市公司和庄家则只有收益没有风险，中国股市诞生至今，投资者每年交易的手续费都数倍超过上市公司的税后利润，也就是说即便把上市公司的利润全部分给投资者，也不够投资者交易付出的手续费，一个全部利润加在一起连手续费都不够的市场，注定了投资者无论怎么折腾都肯定会亏损的最终结局。不仅在法律和制度设计上确认和保护违规违法者的收益，甚至直接向各级法院下达红头文件，禁止受理股票诉讼案（当时法院三个不受理：股票诉讼、国企改制诉讼、房屋拆迁诉讼），让遭受欺诈亏损的投资者求告无门。这种投资者单方面承担亏损风险，庄家和公司大股东单方面享有投资收益的市场，导致投资者越来越绝望，对未来预期越来越悲观，必然造成股市连续多年持续下跌。
所以今天要特别珍惜投资者的乐观预期，尽可能避免以往政府那种动不动就用行政手段砸盘的恶劣做法，不是说不能搞风险教育，而是不能人为制造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不在于股价指数高低，而在于非法投机，人为制造市场风险，遭受打击的是全体中小投资者，在客观上对非法投机者反倒有利。最近老百姓有句话说的很有道理“既然政府有能力砸盘，就应该把房价砸下来，而不应该把股价砸下来，房价砸下来对老百姓有利，股价砸下来对老百姓有害”。这次政府砸盘的政治损失极大，是胡温新政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重创民意，为什么印花税调高2个点就形成连续暴跌，关键不在于调高印花税本身，而是沉重打击了老百姓对胡温新政的乐观预期，让老百姓感觉到以往那个“苛政猛于虎”的政府又回来了，以至形成巨大恐慌。
这次事件也反映了以后不能简单延续现有证券监管体系了，现有证券监管体系是精英立法中最糟糕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精英立法：一是清官立法，也就是“包公立法”，虽然不能反映公众意志和利益，但至少对罪恶具有震慑和约束作用；二是“西门庆立法”或称“高俅立法”，这是最糟糕的一种立法方式，其主要功能就是保护坏人打击好人，《水浒传》108将就是被这种恶法逼上梁山的。中国证券监管的“西门庆立法”最为典型，不仅对违规者没有震慑作用，相反成为违规者打击受害者、抗议者或质疑者的法律武器。一个典型事例就是被美国新桥集团低价收购的深圳发展银行，现价40多元的深圳发展银行被美国人3．5元收购后，利润一年暴增4倍多，股价也一路上扬，由于美国新桥集团本身就是一个股市大庄家，有些媒体自然会质疑这种一年翻4番的业绩是否属于利润操纵，这种质疑完全是正确的，道理很简单，中国银行又没有衍生品等表外业务，不过就是传统的存贷款业务，怎么可能短期内利润暴增数倍？可是无论任何媒体只要一表示质疑，这家被美国人以十分之一现价买走的深圳发展银行就立刻勒令媒体必须在规定时间内道歉，否则就要承担包括股价下跌市值损失在内的所有法律和民事责任。到现在为止，所有被勒令的媒体无一不唯唯诺诺地表示服从，后因利润暴增越来越邪乎，才不得不解释说利润暴增的原因，是冲销以前提取坏账损失的结果。如果真是这样，那问题就更严重了，把银行卖给美国人之前巨额提取坏账损失，隐匿资产数额压低资产价格，美国人低价买走后再用冲销坏账的办法恢复原有资产的真实价格，这种情况如果放在实行“有罪推定”的美国，肯定会震惊司法界，形成一场司法风暴。可是在我们这里，连质疑都要被勒令道歉，你说现在中国人有多窝囊，拼死拼活干出来的资产被美国人低价买走，连问一句都不能问，谁问谁就要被强迫道歉，这还有天理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家的财产被邻居拿走了，你只是问一句就要被强迫忍辱道歉，你心里会是什么滋味？外国人为什么能在中国如此专横？因为精英立法赋予了他们欺负中国人的合法权利！
股市上涨分析二：迅速浮出市面的数百万亿财富
本轮股市上涨的第二个因素，就是泉涌般突然浮出市面的数百万亿财富，市场化改革一个很大特点，就是把一切东西都赋予了价格，都变成了可用货币计算的财富，使财富就像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那样，如同魔咒般一下子从地底下呼唤出来，但是大家要注意，这突然冒出来的财富并不是现在创造的物质财富增加了，而是原有的一切东西都获得了市场价格，比如过去创造的房屋、土地、工厂、矿山、公路、铁路、大学、研究机关等，改革之前没有市场价格，也就没有算做财富，现在市场化改革的大网铺天盖地般盖在了中国大地上，价格如同水银泄地般无孔不入，塞满了中国各个角落，把一切都打上了价格烙印，所有东西瞬间全都变成了财富，甚至包括人格尊严，比如每年妇女卖淫创造的超过万亿的GDP，就是人格尊严生命健康的货币化，还有股市创造的那20万亿财富，是人们心理预期的货币化。总之，市场化把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存在的创造的潜在的等所有因素都打披上了价格外衣，财富如同喷泉般地涌出市面，反映在股市上，就表现为资产价格大幅上升，必然推动股市暴涨。
目前中国冒出来的财富有多少，屈指一算就能超过数百万亿，按照一季度统计，我国金融资产已达60万亿，加上国有企业经营资产超过20万亿，再加上至少同样数量的20万亿非经营资产，这就是100万亿；全国164亿平米的住房，折合市价约50万亿，先后进入市场的1.5亿亩土地，市价折合又是50万亿，再加上股市那20万亿，简单粗略一算就超过了200万亿。这200多万亿财富，是中国人民建国以来几十年艰苦奋斗创造出来的，并不只是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就算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那部分，同样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应该由劳动人民共同享有，目前我们不过13亿人口，人均财富不下20万元，已经具备了全民共享改革成果、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今天老百姓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困难，完全是精英改革把社会人为撕裂为贫富两个极端的结果。
股市上涨分析三：世界传统产业向中国转移
本世纪初，在中外力量的作用下，世界传统产业迅速向中国转移，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世界工厂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GDP的迅速增长和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必然会推动股市的上涨，虽然推动了股市上涨，但却是一个悲剧性因素。目前中国的世界工厂与当初英国和日本的世界工厂完全不同，当初英国和日本的世界工厂是两头在外，用世界资源生产世界商品，我们却是用自己的资源，透支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牺牲生存环境，去满足世界其实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需求，为他们提供廉价商品。21世纪人类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的限制，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重视生存和发展环境，为了保住自己国家的青山绿水，便纷纷向中国转移传统产业，把那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制造业转移到中国，再加上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外资的各种优惠条件，大批大批的传统产业涌入中国，外资潮水般涌入中国不仅是要利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和把污染留在中国，更是看中了中国超低价劳动力。
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劳动力便宜，可是以宣扬人权著名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中国精英集团，却绝口不谈中国劳动力便宜的原因。中国精英集团为了降低资本的运行成本，专门修改宪法，把罢工自由等工人的自由权利从宪法中删除掉，并且禁止工人自己建立工会，而罢工和工会是和平时期工人反抗资本的两个主要手段，这两个权利的被剥夺，使工人失去了抗衡资本的能力，只能接受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形成了世所罕见的超低价劳动力市场。据新华社《参考消息》报道，同样汽车生产线上的工人，美国工人小时工资是73美元，中国工人小时工资是0．83美元，只相当于美国工人工资的百分之一点多，汽车工人的工资还属于比较高的，外贸企业的打工妹工资更低，据美国苹果公司和英国《金融时报》对外资公司富士康的调查，该公司打工妹每天工作15个小时，月工资只有50美元，折合小时工资0．11美元，相当于美国工人小时工资73美元的千分之一点多。任何一个还有天良的人在计算这些数字时都会忍不住落泪，可是主导中国改革的那些主流经济学家，那些改革精英，却在灯红酒绿中肆意欢呼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无比辉煌！
其实要恢复劳动力的正常价格很简单，就是赋予工人罢工自由和自由建立工会的权利，有了罢工和工会两个武器，工人才有能力和资本家谈判工资，才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真正的等价交换，工人才有希望拿到正常的工资。罢工自由是几百年前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获得的政治权利，而在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中却被改革掉了，除了不共戴天的阶级报复之外，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其它任何理由。直到今天精英集团给出的唯一解释，就是宪法中取消罢工自由是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这等于在说强暴妇女是为了让妇女快乐，如果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眼前，你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如此不要脸的人和如此不要脸的理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需要监督和约束的应该是外资老板而不是自己的工人，可是现在却是资本家企业家无论建立什么样的组织都可以，唯独工人不能建立自己的组织。为什么全世界的资本都愿意到中国来？就是因为中国已成为资本家最自由的理想天堂。
股市上涨分析四：股权分置改革
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与本轮股市上涨有着重要关系。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把所有股票都拿到交易所挂牌交易。我们国家同一个公司股票分为几种类型，一是国家不用实际出资用资产折合的国家股，二是公司一元钱购买的法人股，三是后来按照净资产2元左右卖给外资的外资股，四是中国一般老百姓15元钱买的公众股。其中规定前三种股票不能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称为非流通股，只有公众股才能在交易所挂牌交易，称为流通股，公众股价格之所以高出十几倍，就是老百姓花高价买的股票流通权。2005年国家突然决定所有股票都可以在交易所挂牌交易，把价格只有1到2元的股票和15元的股票按照一个价格交易，高价买入股票的老百姓自然就亏大了，这完全是一种制度性抢劫，之所以要这么干，是因为这些年通过企业的私有化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股法人股不断落入权贵资本和外资手中，估计数量有数千亿股，这落入权贵资本个人手中的股票只有流通才能高价套现，05年股权分置改革到现在，非流通股套现越2千亿股，套现资金超过2万亿元，今年按计划还将套现1千亿股，按照目前平均16元股价，套现资金将达到1．6万亿，也就是说，仅少数人每年从股市套现的资金，就吃掉了GDP增长的一多半，套用老百姓一句话形容这少数人就是“想不发财都难！”。
股权分置改革在三个方面推动了股价上涨。第一，股权分置改革后全部股票都进入流通，为通过二级市场购并企业创造了一个进入机制和退出机制，必然会推动股价上涨。第二，通过私有化改革落入权贵资本手中的那数千亿国家股和法人股也就是非流通股，进入流通后要高价套现，往往会利用手中权力，用银行资金、企业资金以及各种国家资金拉抬股价，股价拉高后套现离场，尽可能获取最大利益。第三，股权分置改革全部股票流通后为外资坐庄中国股市创造了条件，与中国庄家通过“包装”虚假财务报表操纵股价手法不同，外资坐庄股市往往是通过“包装”企业推动股票价格上涨，或者从二级市场控股上市公司，重新整合后再高价卖掉，或者收购非上市公司，整合后再上市卖掉，无论哪种手法都需要有全流通的股票市场，目前世界著名的金融巨无霸和超级金融航母都在有条不紊地潜入中国股市，必将掀起巨大市场波澜，推动中国股市暴涨。
股市上涨分析五：新会计制度的实行
目前实行的新会计制度，也是推动本轮股市上涨的重要因素。新会计制度规定企业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来计算资产盈亏，在房地产和股市大涨的情况下，拥有土地厂房和股权投资的企业，即使不生产也会因为资产升值增加业绩，特别是股权投资的业绩会惊人增长，也就是说哪怕企业生产一塌糊涂，单靠相互之间买入股票就能实现业绩增长，相反那些生产经营再好的企业，只要不投资股票，业绩增长也会十分缓慢，吉林敖东等股票一年暴涨几十倍就是因为手里有其它公司的股票，随着股市暴涨业绩暴增。如同咱们两个人各有一个一元钱的杯子，加在一起是2元钱，现在我的杯子100万卖给你，你的100万卖给我，加起来就变成了200万，按照新会计制度咱俩都赚了100万，如果愿意继续玩下去，咱俩还可以一千万一个亿地继续实现资产升值，但无论咱俩资产升值到多高，始终还是那2个杯子。新会计制度的这个特点，可以使上市公司不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也能增加业绩，相反，如果公司只生产不炒股，无论生产经营搞的再好，业绩增长也十分缓慢，是典型的“逼良为娼”，用西方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所以新会计制度刚一实行，上市公司的业绩就得到了巨大提升，按照已经公布的第一季度的会计资料，目前上市公司业绩暴涨幅度超过了股价暴涨幅度，可谓是政府、公司、投资者皆大欢喜，政府的GDP增加了，公司业绩提高了，投资者的股票价格上涨了，整个社会一片欢呼，欢呼资产千万倍亿万倍地增加，可是社会实际拥有的仍然只是原先那2个杯子。新会计制度创造的这种资产增殖，就叫经济泡沫，这个经济泡沫在新会计制度的吹动下会越来越大，直到泡沫破灭为止。
谈到这里有人在问，为什么现在要搞这么个制度？这的确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最近也一直在想，新会计制度、股权分置改革、提前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外资进入中国银行和金融机构、外资控股中国产业包括房地产业，还有马上就要推出的股价指数期货等，这些东西是偶然凑在一起的，还是有计划安排的？为什么这些东西不早不晚，偏偏在外资大举进入中国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时期，陆续出台这些东西？我总感觉好像有人暗中在按部就班地操纵中国的金融改革，在把中国一步步引入事先设好的历史陷阱，比如刚才提到的新会计制度和股权分置改革，这两个东西就如同股市的生长激素和催熟剂，为什么前些年股市跌的那么惨不搞？为什么在外资进入中国股市之前那些年不搞？答案只有一个，以上所有这些东西，是打垮中国金融进而打垮中国经济必不可少的主要条件。从世界各地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可以看出，要打垮一个国家经济必须具备五个条件：一是高度繁荣的病态经济；二是自由进出的金融市场；三是房市、股市和汇市三市齐飞形成的经济泡沫；四是具备股指期货为代表的衍生金融工具；五是能够成功制造和操纵市场恐慌情绪，这是最重要的。知道这些条件后再看上述中国金融改革，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脊背发凉，惊的魂飞魄散。如果没有外资控制中国产业和银行，就不会造成三市齐飞的经济泡沫；如果没有股权分置改革，外资就不能自由进出中国股市；如果没有新会计制度，就不会形成股价暴涨而风险下降的市场假象；如果没有股指期货，就没有做空中国市场，制造恐慌的金融工具等等，这一系列的如果哪怕是缺少其中一样，都很难打垮中国经济，可偏偏这一系列的如果全都实现了，世界上真有如此奇妙的巧合？
特别是制造市场恐慌这一条最为重要，可以说，只要我们老百姓对政府对明天充满信心，到时不被外资制造的恐慌情绪所笼罩，即便前面所有因素都具备，即便全世界对冲基金都来对冲做空，即便全世界十万亿美元游资都狙击中国，我们都会稳如磐石、安若泰山。当初成功狙击英镑、制造南美金融动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对冲基金，可以说是打败天下无敌手，98年却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折戟杀羽、失败而去，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97年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民众没有恐慌，他们对香港对祖国对明天充满信心，最终打败了纵横天下未有敌手的对冲基金，逼迫国际游资组成的一条条金融大鳄四散而去。可见，国民信心是预防和战胜金融灾难的根本条件，对冲基金就是通过制造恐慌赚取暴利的，我们要想避免未来的金融灾难，就必须让民众对政府对明天充满信心，谁能掌控民众的情绪谁就是明天金融战的赢家。这方面的较量已经开始了，“五卅事件”就是典型，可惜连续的跌停板表明我们在掌控市场情绪方面已经输了，市场情绪已经完全被外资所掌控，在大牛市中让老百姓几天就损失50—60%的资金，老百姓能不恐慌？这是胡温新政以来的第一个失误，但愿也是最后一个失误，过去有句话叫“得民心者得天下”，在政治领域这句话的验证需要十分久远的时间，可是在金融战争中，这句话却能够立判生死，马上见效。当初泰国之所以会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是因为在金融打击已经开始时，政府却欺骗本国百姓，在客观上帮助外资把本国百姓推入了绝望、愤怒和恐慌的深渊，结果是几十年的奋斗化为乌有，一夜之间回到了物物交换时代。
股市上涨分析六：国际热钱的推动
第六是国际热钱的推动。现在我们周围游荡着至少十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它们像鲨鱼一样在世界市场上游来游去，哪里有机会就扑向哪里，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金融灾难，无一不是它们围攻撕咬的结果。目前这些金融巨鲨的血红眼睛齐刷刷地盯住了中国，一条条金融大鳄夜以继日地以各种形式潜入中国，把猎杀中国经济看作是有史以来最丰盛的世纪大餐。国际热钱正以不可阻挡之势潮水般涌入中国，到现在人们才知道，外资进入中国根本不需要任何优惠，但是已经知道的太晚了，中国犹如一个耐不住寂寞的孤独寡妇，天天想外资盼外资，以各种优惠勾引外资，现在可好，全世界的流氓一起杀奔进来，占据了家中所有房间，除了被作践被蹂躏之外，不可能再有其他命运了。如果说在外资银行登陆中国之前，各种外资进入中国还有技术障碍的话，那么随着外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放开，外资进入中国已经没有了任何障碍，所谓能够控制不过是那些脑满肠肥、不学无术的金融官员对上欺瞒中央对下欺骗百姓的谎话。
外资潮水般涌入中国要干什么？有人说是炒人民币升值，不错，是炒人民币升值，但是不光是炒人民币升值，甚至主要不是炒人民币升值，炒人民币升值不过只是一个幌子，更主要的是炒中国资产升值，是要通过资产价格的一升一降把中国财富席卷而去。外资的炒作思路十分清楚：进入中国后先炒房市，在房地产上扒掉中国经济第一层皮；房地产价格炒到一定高度后，再卖掉房子进入股市，用房地产赚的钱拉高股市，在股市上扒掉中国经济第二张皮；股市拉高后再高价套现，用已经升值的人民币换取更多美元，扒掉中国经济第三张皮。如果外资扒掉中国经济这三张皮后就此罢休，满载而去，我们的灾难还是有限的，我们可以用时间缓慢化解炒作形成的巨大经济泡沫，如同被众多流氓蹂躏后的寡妇可以独自缓慢地恢复知觉和健康一样。然而最可怕的是吸奶的未走，杀牛的已到，在扒掉中国经济三张皮以后，再反手做空已经泡沫泛滥的中国市场，采用股市和汇市之间对冲的方法，制造市场恐慌，推动中国房市汇市股市一起崩盘，再演东南亚的金融悲剧。目前由国际热钱推动的第一幕正在中国上演，汇市、股市、房市都在上涨，上涨秩序也符合我们上述分析，房市上涨在前，股市次之，汇市殿后。目前房市已经进入疯狂阶段，接下来就是股市，到最后汇市也进入疯狂阶段时，大难就要临头了。
谈到热钱流入，让中国人感到十分恼火的一件事情，就是流入中国的热钱当中，越来越多地是我们自己的外汇储备，就是把我们打工崽打工妹流血流汗赚到的外汇，投入外国投资公司，外国投资公司再用我们投入的美元到中国来购买我们的企业、我们的房地产和我们的股票，用我们的钱来炒我们的资产，拉高套现后再反手做空砸死我们。你说世界上有这种愚蠢的买卖吗？可中国就出现了。最近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投入美国黑石基金30亿美元，黑石基金是一个专门收购企业的私募基金，拿到我们的30亿美元，马上就来收购我们中国的企业，通过炒作中国的资产获取暴利。这件事情的荒唐就在于是让美国人用中国自己的钱再赚中国人的钱，并且最后中国人还一分钱都分不到。为什么分不到？因为我们花30亿美元购买的是没有投票权和知情权的股票，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回头告诉我们30亿都已经赔光了，我们连看一眼财务报表的权力都没有，你说这事做得有多愚蠢！由于私募基金属于私人权益资本，又大都是离岸基金，不在美国政府监管范围之内，完全是建立在私人信用基础上，要想坑你根本就没商量，即便坑死你也没人管。所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要投资这类基金，倒是美国人自己透露过，它们在发展中国家每骗到一亿美元，就会有10%的回扣悄悄汇入当事人海外的私人账户，在中国有没有这类方法我们不知道，因为中国法律是无罪推定，只要拿不到证据即便全世界都知道他在犯罪也无可奈何，如果放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在的美国，这种事情很容易查明。
黑石基金这类投资到底有多少？我们不知道，就这一例还是由美国人提供的。美国几个参议员看到中国白白送给美国30亿美元，并且没有任何条件，感觉不可思议，不敢相信世界上会有这种好事，猜测中国肯定另有目的，便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写信，要求对中国白送30亿美元的动机进行调查，媒体一披露我们中国老百姓才偶然地知道。美国的私幕基金不下千家，一家黑石我们就送上30亿美元，对其他众多公司到底投入多少？我们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到底还剩多少，类似黑石这样的投资总额有多少？如果将来危机过后我们才发现，制造经济泡沫的国际热钱居然都是我们自己的血汗钱，到那时中国人可真是死不瞑目啊！由美国对中国白送30亿美元的调查可以看出，什么叫金融开放，美国被认为是世界上金融最开放的国家，我们只是买了一家私募基金30亿美元没有投票权的股票，并且私募基金还不象公募基金那样涉及公众利益，美国就要立案调查我们的投资动机，如果在美国发生类似我们以不到市价十分之一的价格把银行股票卖给外国人，估计整个美国都会被闹翻天。可见，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金融开放，都是为了维护本国利益，而不是相反，打着开放的幌子用国家的巨大损失换取个人私利。就拿黑石这30亿美元来说，30亿美元相当于200多亿人民币，按照目前中国企业20%控股率计算，至少能控股中国上千亿规模的企业，上千亿规模的企业能创造多少财富啊，我们就这样白白给了美国人。你说这里面没有腐败动机，只是个知识和技巧问题？难道那些金融精英的金融知识还不如我们在座诸位？看来中国是迫切需要搞真正的民主和法制监督了，钱是全中国人民的，必须由中国大众进行监督，再也不能搞目前这种精英民主和精英恶法了。目前有一种十分荒谬的论调，说什么在没有找到一种成熟的理论和制度之前，无论目前怎么做都是应该的，这是什么狗屁理论！难道妇女在没有找到合适的丈夫之前你就可以随意强暴吗？只有丧尽天良的流氓恶棍才能喊出这种论调。况且我们不是没有好的理论和方法，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制度重新，源头几乎无一不是来自中国，当然是来自毛泽东时代的中国。
去年以来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房价和股市的上涨，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际热钱的推动，目前进入房地产领域的外资已经达到70%，这么高比例的外资都有自己的资金渠道，你想再用过去传统的财政和金融手段去控制，是根本不可能控制住的。不仅外资控制不住，内资同样控制不住，采用加息等金融手段控制房地产的前提是借贷者遵守“欠债还钱”的规则，现在一是借贷者根本就没打算还钱，二是相对于房地产的巨额暴利，银行利息的变化完全可以忽略不计，如深圳今年上半年房价就暴涨了一半，银行那点儿加息根本就不会影响成本。所以宏观调控失败就是自然的了。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清楚，国际热钱的推动，只是房地产价格暴涨的一个因素，还有另外一个更主要的因素，就是地方政府的暗中炒作。地方政府在官员个人腐败动因的推动下，暗中疯狂推动房地产价格上涨，一是疯狂抬高土地价格，迫使房价水涨船高地一路上涨；二是采用各种政策打击供给。比如规定老百姓房子买卖差价归政府所有，导致市场上谁卖房子谁吃亏，结果是谁也不愿意卖房子，越来越大量的房子沉淀在居民手中，把住房强迫变成了居民投资，造成市场上房屋供给越来越小，必然推动房价暴涨。结果形成一方面城镇居民手里房屋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家庭都有2到3套房子，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几乎超过日本一倍，日本人均15平米，我们人均28平米多；另一方面又是房价暴涨的“市场需求”假象。有一个指标最能说明目前房子是短缺还是过剩，就是房租的变化。目前中国是房价暴涨，但是房租价格并没有相应上涨，如果真的是房子短缺，就应该是房租上涨，目前房价暴涨房租不涨的原因，就在于居民手中房子太多，出租的多，租房的少，房租自然不会上涨。
可见，控制中国房价很简单，就是征收房产税，这也是世界各国十分成功的经验，日本那么发达人均住房面积才15平米，就是征收房产税的结果。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方法实行不了？一是管房子的腐败官员不答应，房地产是腐败官员的聚宝盆，降低房价等于断绝财路，绝对不答应；二是住房子的廉洁官员不答应，那些廉洁官员唯一的利益就是有套大房子，征收房产税比断骨割肉都痛苦，肯定不答应；三是房地产商不答应，会失去暴利；四是银行不答应，没有了房地产的暴利，也就没有了银行的巨额信贷和金融官员的“寻租收入”，所有这些利益集团哪个都比老百姓力量大，加在一起更加威力无穷，老百姓除了蹲在家里骂娘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在此也可看出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所有制度建设和社会构造都以权贵富人的利益为标准，社会结构的富人化是目前中国最为可怕的发展趋势，它能把中央政府所有的亲民路线和亲民政策自发地化解掉，把越来越多的穷人逼上死路，彻底堵塞和谐社会的发展道路。
天堂和地狱之间的距离最短，最终的结局肯定是大崩盘
上述六大因素决定了中国股市未来巨大的上涨空间，可以说，21世纪初世界一个重要经济现象，就是中国股市波澜壮阔的空前上涨和山摇地动的惨烈崩盘。从自有证券市场以来世界所有股市崩盘的资料可以看出，无论人们对股市崩盘的背景有多少种解释，但是导致股市崩盘的直接因素永远都是一条：非法投机的泛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世界证券发展史最猖獗的非法投机，和眼下中国股市相比，都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其主要区别就在于，以往世界各国的非法投机都是自发形成的，是早期监管制度缺陷造成的；而中国眼下的非法投机是制度和法律设计的结果，是人为设计的。不仅股市如此，整个经济生活都是如此，中央电视台刚刚报道了，消费者投诉劣质商品需要垫付的检测费用超过商品价格十几倍，在消费者维权的诸多门槛中，仅这一道门槛就能形成对维权者的沉重打击和对侵权者的严格保护。这个问题的股市上反映的最为明显，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杭萧钢构事件，杭萧钢构董事长违规获利28亿，罚款只有20万，不到违规获利的万分之一，为什么？因为法律规定中国证监会的最高权限就是罚款20万。如果没有这20万罚款，那28亿还是非法收入；有了这20万罚款，就等于是对那28亿收入进行了法律确认，那28亿就变成了合法收入。这种专门保护非法投机的制度设计和法律设计，是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从18世纪导致英国股市崩盘的南海股票案，到造成1929年世界大危机的美国股灾，再到大陆股市产生之前被认为投机性最强的台湾股市，从来都没有出现过采用法律手段去鼓励和保护非法投机的现象。
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潘多拉魔盒，一旦放出资本这头吃人不吐骨头的怪兽，肯定会导致人类社会横尸千里、血流成河，所以从资本来到世间，世界各国人们就一直在设法约束资本为所欲为的血腥魔力，从看着资本诞生世间的莎士比亚，到欧洲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再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以及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直到今天的好莱坞电影，一代一代的欧洲知识分子如同大战风车的堂•吉呵德，在同资本进行着拼死搏杀，至于马克思主义更是如玄天利剑，几乎彻底斩杀掉这头资本怪兽。可以说，欧洲历史上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思想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并不仅仅是反对权力统治的运动，同时也是反对金钱统治的运动，正是人类数百年的奋斗，才相对制住了资本这头怪兽的无边血腥，守住了人类道德底线。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资本怪兽的无边血腥却得到了全面复活，不仅资本成为了社会的最高主宰，甚至资本的要求成为了社会最高道德信条，一切都以资本为宗旨，一切都无条件服从于资本：资本最怕工人罢工，我们便从宪法中删除罢工条款；资本最怕集体谈判工资，我们便禁止工人建立各种组织；资本最怕税收，我们便规定外资免税；资本最怕行政限制，我们便设计各种法律严禁政府对资本的限制等；逐步把中国变成了资本最理想的天堂，全世界的资本争先恐后地奔赴中国，全世界跨国公司无一遗漏地聚集中国，欢呼有史以来资本的最高理想终于变成了活生生的辉煌现实。特别是中国的人文学者，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主动充当资本奴才的种群，他们对资本的孝顺超过了亲爹亲娘，谁要批判资本就像谁操了他们亲娘一样的火冒三丈，他们所有的改革，所有的制度设计，所有的立法，都只是为了资本能够为所欲为开辟道路。
特别是中国的证券监管制度，完全是按照资本坐庄量身打造的，其典型代表就是人类司法领域永恒耻辱的《证券法》。当初证券法反复起草48稿，就是不付诸人大讨论，为什么？就是老子起草《证券法》，老婆儿子做庄炒股票，起草过程中既要保护非法投机，又不想流露任何痕迹，这种连鬼都感到恶心的肮脏勾当一拖再拖，直到最后股市的暴涨暴跌把当时的国务院总理都逼到了前台，才不得不勉强出台，《证券法》全文一公布，全国人民都笑了，当然是无可奈何的苦笑，它把全世界《证券法》都具有的民事赔偿条款取消了，没有赔偿的法律等于是把法官变成了无能为力的小丑，为了避免法官的尴尬，法院干脆拒绝所有股票诉讼。后来虽然恢复了受理股票诉讼，但是又通过巨额诉讼费把投资者挡在法院门外，上市公司济南轻骑的大股东从公司掏走36个亿，河南一个亏损投资者咽不下这口气，要打官司追诉那36亿，可按照标的物2%的诉讼费标准，需要缴纳的诉讼费就超过7千万，你说资本在中国统治到了什么程度！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的风险释放器，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消除了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通过证券市场释放的，并且主要释放到了发展中国家，现在中国股市非法投机的泛滥正在把整个世界经济运行的风险向中国集中，一旦爆发其猛烈程度肯定会超过1929年美国大危机，现在的权贵富豪拼命向国外转移财产亲属，就是在进行毁灭中国的沉船准备，真不知道到那个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又会做何解释。
星移斗转，世事沧桑，曾几何时，中国这个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地方，竟然成为古往今来富人最理想的天堂，无拘无束到了神仙都嫉妒的程度。古今中外任何社会富人对穷人的剥削都是仅限于生产领域，但是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一般都是把富人的钱拿出一部分来给穷人，也就是国家的转移支付功能，可是在中国却完全颠倒过来，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反向转移支付，即把穷人的钱聚集起来给富人，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分配现象。比如这次国务院宣布的削减退税的近3千种商品名单，能搞外贸的都是些有钱有地位的富人，为什么要对他们免税，而穷苦百姓做点儿小买卖都需要缴税，许多百姓就是为了逃避这点儿税收而被打被抓，甚至送掉了性命。再看一眼这份退税名单，更是让人冒出一身冷汗，第一项免除退税名单就是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商品，也就是说在此之前捕杀砍伐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出口，还能获得国家退税的优惠和支持，一次性木制品就在退税名单之中，中国的树木几乎都要砍光了，财政还在补贴富人砍树，若非是国务院正式公告，任何人都难以相信这是真的，从这份名单中也可看出，中国的富人已经为所欲为到了何等程度。
有人总是说中国是专制国家，我说要看是站在谁的立场上来看，如果是站在富人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富人不仅像以往那样“有钱能使鬼推磨”，甚至能够颠倒过来“有钱能使磨推鬼”，金钱魔力不知道比以往增大了多少倍！如果中国真的具有专制力量，无论权贵还是资本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胡作非为，如不准建立豪华楼堂馆所的禁令中央喊了那么多年，地方政府根本不加理会，结果中国随便一个县政府的豪华办公楼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任何一个政府大楼，最近南方洪灾冲毁了近3千间校舍，却没有听说冲毁一座政府大楼，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央政府没有任何专制力量。当初四川军阀刘文辉，也就是大地主刘文财的哥哥，宣布四川境内任何县政府的房子如果好于当地中小学校舍，县长立刻拉出去枪毙。就这么简单一条，全省都管住了，直到全国解放，当地校舍都比县政府好。如果中国有哪怕是百分之一的这种专制力量，不可能连地方政府的楼堂馆所都管不住。所以我经常讲，不要总是抽象地谈论专制自由问题，而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分析是哪个阶级哪个集团的自由，是哪个层面上的自由。就拿人们经常使用的中美两国来比较，许多人总是人云亦云地认为美国比中国更加自由，其实要看对谁而言，对于权贵富豪来讲，中国比美国自由多了：美国的权贵富豪子弟不可能考大学额外加分；美国的富豪不可能享受免税待遇；美国的富豪不可能嫖娼享受政府法规保护，甚至连堂堂美国总统婚外恋都差点儿被送上法庭；美国的老板绝不敢欠薪还组织流氓殴打讨薪工人；富士康在美国的公司也不敢强迫工人每天工作15小时，每小时平均工资不到9美分；更不用说像砖窑黑奴那样被随便打死一埋了事。粗略比较一下就会发现，对于富人而言，中国不仅比美国自由得多，甚至超过了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仅是当今世界最自由的地方，甚至是有史以来最自由的时期；古今中外所有富人的最高梦想，在当今中国全都实现了。所以中国的富人包括那些富人豢养的学者才一起欢呼；“目前是中国五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盛世”。
另外，从不同层面上比较，也可看出中国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比如在信仰这个层面上，中国人就是最自由的，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自由。相对于中国来讲，无论美国、欧洲、日本，还是中亚西亚国家，都是最专制的国家。美国人敢于喊打倒总统，但是没有人敢喊打倒耶稣；美国人敢于向任何力量挑战，却不敢挑战《圣经》；美国人敢于把国旗做成裤衩套在屁股上，却不敢亵渎神圣的经文；美国人敢于把任何法律踩在脚下，却不敢冒犯圣经信条，无论总统就职宣誓、男女婚姻宣誓，还是法庭作证，手扶的永远都只是《圣经》。可以说，在信仰这个层面上，美国的国家精神绝对不容挑战，和中国文革时期完全一样，你可以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但是唯独不能亵渎和反对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毛泽东思想。中国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美国是谁反对耶稣就砸烂谁的狗头，在信仰问题上绝对没有丝毫讨论余地。但是在知识这个层面上美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又同样具有无限的自由，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你爱批判谁就批判谁，对所有的制度所有的理论，你都有怀疑和批判的自由，都有拒绝其束缚的自由，包括学生对待考试也是一样，你感觉考试方法或者考试内容不合理，你就可以拒绝接受，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是真诚无私的。像当年张铁生因为忙于为全村百姓服务没有时间复习，就直接把意见写在了考试卷上；当年一个小学生黄帅对强迫学习英语有意见，也是把意见写在了试卷上。
文革结束后天天咒骂这两个人是“白卷英雄”，中国知识分子的疯狂咒骂，把中国信仰和知识两个不同层面的自由完全颠倒过来了，在信仰这个层面上完全退化到“有奶就是娘”的低等动物时代，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自由时代。在精神这个层面上谁都敢骂，什么三皇五帝、释迦摩尼、真主安拉、耶稣、毛泽东等，没有不敢骂没有不能骂的，并且怎么骂都没人管，像毛泽东是载入宪法的人民领袖，30年来一帮流氓恶棍烂婊子，一边喊着建设法制一边咒骂载入宪法的人民领袖。信仰是道德大厦的精神支柱，随着信仰的倒塌，整个社会道德体系便全面崩溃，中国进入了兽性化时代：富人变成了野兽，穷人变成了牲口。在信仰这个层面恢复到动物时代高度自由的同时，在知识这个层面上，却一反毛泽东时代中国和现代美国的自由传统，越来越走向专制集权。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敢于喊打倒国家主席，现代美国人敢于喊打倒国家总统，可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连打倒校长都不敢喊，不仅不敢喊打倒，甚至在上司面前，男性学者越来越没有脊梁骨，女性学者越来越没有裤腰带。信仰和知识层面自由的颠倒，形成了我们民族的双重悲剧：信仰层面的自由造成道德崩溃一盘散沙；知识层面的专制又丧失了知识更新和创新能力，结果使中华民族的道德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丧失了。那些改革精英挟西方经济学乘虚而入，开始了对中国人近30年市场经济的兽性化训练，所有崇拜西方经济学的人都公开宣称，市场经济遵循的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就是野兽相处的兽性法则，丛林法则训练的结果就是把人性训练为兽性，用兽性取代人性，所以才出现了如窑奴、鬼妻、残童等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野蛮残暴现象，突破了人类文明的最后底线，把人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甚至称为野兽都是对野兽的亵渎！
监管制度设计不能只反映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
中国股市的最终崩盘，不会是源自于社会投机性过强，而将是源自于恶意欺诈。中国的监管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监管制度设计和监管立场问题。先就监管制度来说，中国监管制度的最大弊端，就是它不是约束和打击恶意欺诈，而是约束和打击那些敢于反抗恶意欺诈的人，通俗地说，它不是约束和打击流氓，而是约束和打击受害妇女。那些改革精英总是用什么经验不足做借口，其实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抓不住流氓可以说是个经验问题，按住妇女大腿帮助流氓强奸就绝不会是经验问题，而只能是品质问题。比较一下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监管制度就会发现，中国的监管制度完全是按照特殊利益集团的要求设计的，其典型特点就是它彻底清除了现代监管制度的核心：社会监管和民主监管。他们把现代监管制度的所有优点，统统归结为是文革浩劫的现象，到现在人们才明白，30年来妖魔文革的主要目的，就是把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所有优秀成果，统统打上文革的烙印而拒之于国门之外。就拿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来比较，美国市场监管的成功经验举世瞩目，其基本经验就是把大众民主的管理法则引入监管制度，形成了一系列大众民主的管理制度，主要是四大制度：动员整个社会力量监管的独立董事制度；实行公司内部民主监管的员工持股制度；让违规者倾家荡产、真正能够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信息披露制度；能够反映大众民主诉求的共同诉讼制度。其中，前两项是内部约束制度，后两项是外部强制制度。随着对这些制度的考察就会发现，人类社会正在告别集团政治时代、开始进入大众政治时代，毛泽东反动文革所创建的大众政治制度，是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和基础。在大众政治的冲击下，连野蛮残暴的资本主义美国都会发生如此石破天惊的巨大变化，如果中国继承发展到现在，一个无比强大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中国将会何等辉煌！可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再过二三十年或者三五十年，肯定将有越来越多的炎黄子孙会为这一代中国人的愚昧堕落而扼腕叹息。大家看一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大众监管制度的政治专利，是不是属于中国的文革。
第一，独立董事制度。独立董事也称外部董事，是指由和公司没有任何利益关系的外部人士担任董事职务，参与公司决策。目前美国一般公司独立董事比例已经超过三分之二，大公司如跨国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甚至超过85%，独立董事占绝大多数，意味着资本家正在从微观层面上被排除在决策之外，董事会决策时将不仅要考虑公司的利益，同时还要考虑社会的利益，一旦公司损害了社会利益，独立董事就会遭受社会讨伐，形成巨大利益损失，所以无论独立董事是否具有良好品质，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也绝不允许公司损害社会利益，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虽然最初设置独立董事是为了保护分散股东的权益，但是现代独立董事越来越成为社会利益的代言人，为了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地位，美国法律规定：独立董事不得和公司具有任何利益关系，既不能领取报酬也不能持有公司股份；公司无权解聘或者聘任独立董事，一旦独立董事出现空缺，由现任独立董事提名补缺人选，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社会力量始终在公司决策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为什么外资公司不敢向本国河里哗哗排放污水，只敢向中国河里哗哗排放污水，在公司决策者的不同身份决定的。
可是独立董事制度被引入中国以后，立刻被打上了中国特色的标签，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董事制度，特色在什么地方？就在于独立董事不再独立，变成了商人、学者和官员三家瓜分公司利益的工具。中国法律规定，独立董事由公司聘任，并且报酬由公司确定。结果是一方面公司像选狗一样地选择独立董事，谁听话就选择谁，用一位公司老板的话说，权当是养了几条德国黑背（狼狗），所以目前中国稍有良知和独立人格的学者没有一个担任独立董事的；另一方面，高达10多万的所谓“车马费”，又形成了无数学者竞折腰的壮观奴才场面，为了能一年白拿10多万，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变成了彻头彻尾的资本走狗，完全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编造理论，老板需要什么就编造什么，只要老板扬着大把的票子一声呼哨，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立刻就会像狗一样摇着尾巴从四面跑来，争抢资本分发的狗食，有的经济学家一人担任独立董事的公司就超过30家，每年仅“车马费”收入就达数百万，就这样还不知足，联合起来要求应该进一步深化独立董事改革，为独立董事分发公司股票，否则就是停滞不前、否定改革。公司豢养独立董事的成功经验，也启发了地方政府，山西省政府就把北大教授请去做决策顾问，结果搞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黑砖窑事件。
本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学者卖论求荣、卖论求官、卖论求财，非要从狗洞子里爬进爬出不可，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人们也懒得去理会这些学术奴才，可他们偏偏要向整个社会叫板，有个被称为什么“京城四少”的理论痞子，居然恬不知耻地公开叫嚣“有本事你们也去获得天文数字的巨额收入，把现在主流经济学家替代掉”，真不敢相信人能够无耻到这个程度，古往今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太监敢于当街脱掉裤子高喊：“有本事你们也把自己那玩艺儿煽掉，进宫来替代我们”，可今天这些主流学者就能无耻到这种程度，学者再加主流都无耻到这个程度，你说社会伦理道德焉能不崩溃！
独立董事制度功能的被扭曲被颠倒，再次说明改革精英在制度设计方面，完全是打着中国特色的幌子满足利益集团的目的，他们在引进国外市场经济制度时，不是吸收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而是完全相反，把人类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统统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借口给过滤掉了，剩下来的都是人类文明已经抛弃的渣子。
第二，员工持股制度。员工持股制度就是由公司全体员工共同持有公司股份，不过不像中国员工股那样是强迫职工掏钱购买公司股份，而是由公司贷款购买本公司股票按照贡献大小分配给职工，由员工持股会统一管理。如同独立董事制度形成了公司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一样，员工持股制度形成了职工利益与公司利益的统一，每个员工真正具有了我国宪法中载明的公民双重身份，既是所有者股东又是劳动者职工，既参加利润分红又领取劳动工资，甚至越来越多公司的利润分红远远超过了劳动工资。双重身份不仅改变了劳资关系，而且员工持股会代表可以直接进入董事会参与决策，这样工人便拥有了对资本的双重制约，外部工会的制约和内部员工持股会的制约，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把工人民主管理引入了公司制度，与中国农民伟大创举的股份合作制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可惜中国农民创造的股份合作制，在地方官僚集体下山摘桃子的产权运动中夭折了，而资本主义国家在实行资本与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却取得了很大成功。
可以说，员工持股制度是资本主义内部形成的一场公有化运动，还是马克思那个基本观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高度社会化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占有形式的高度社会化，特别是借助现代股份制形式，资本的高度社会化已称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历史特征，中共中央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股份制是公有制的重要实现形式”的判断，就是对这一历史发展大潮的高度概括。可是在此之前，与财产公有化和资本社会化的世界大潮完全相反，中国的改革精英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彻底推倒2800万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公有制，掀起了一场十分惨烈的私有化运动，不仅生产资料私有化了，甚至连中亚先后两次“革命”都不敢触动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都取消了，把这部分公共财产变成了极少数私人的财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财产领域的变革最终决定着政治法律制度的变革，其结果就是，美国监管制度在客观上越来越具有大众政治性质，越来越把少数违规者作为监管对象；中国监管制度则越来越具有集团政治性质，少数违规者越来越把广大投资者作为监管对象。
第三，信息披露制度。比较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信息披露制度，更可以看出在制度设计上对恶意欺诈者的刻意保护，几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全世界的信息披露制度都包括三个部分：投资者依法获取相关信息的权利；当事人依法披露相关信息的义务；以及当事人违背相关义务必须承担的法律和民事责任。而中国的信息披露制度恰恰把最关键的第三部分删掉了，没有第三部分的处罚和赔偿，前两个部分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在客观上信息披露制度变成了保护恶意欺诈者的制度。比如前面多次提到的杭萧钢构案，大股东信息违规赚了28亿，期间不知道有多少投资者亏损得血流成河，可是大家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违规者大赚特赚而无可奈何，因为中国信息披露制度没有规定，违规者有任何赔偿责任。最典型的就是当初的红光实业案，成都红光公司上市前已经停产多年，厂区内长满了野草，可是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却声称具有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成都市政府所有部门都盖章认可、推荐上市，结果发行股票的数亿元资金一到手，即刻宣布公司资产已经不复存在，并且每股净资产还负3元多。有几个投资者咽不下这口气和公司打官司，结果形成了世界司法史上最经典的判决：投资者的亏损和公司造假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投资者无法证明在没有公司造假的情况下能够赚钱。这也就是说，只要你不能证明一辈子都不丢钱包，偷你钱包的小偷就没有责任；妇女只要不能证明一辈子是处女，流氓强暴就没有责任。你说这种法制荒唐到了何等程度！
中美两国信息披露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关于有效信息的判定。美国法律规定，信息的有效性以理性投资者的判断为准，也就是说只要投资者没有神经病，就以投资者的理解为准，投资者说由于你的信息发生了亏损，你就必须赔钱，除非你能证明你发布的信息和投资者的亏损没有关系。而中国信息披露制度字里行间却规定以当事人自己理解为准，也就是说，如果你把骗你的公司告上法庭，并且也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只要当事人承认自己是傻瓜是白痴，自己语文水平差，发布信息的语句弄错了，无论多么高明的法官都没有办法，受害者就只能自忍倒霉。上届政府之所以规定法院不准受理股票诉讼案，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法院没办法判！
第四，共同诉讼制度。这是现代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变革，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能够达到的大众政治的极限。其主要标志就是彻底消除资本对法律制度的束缚，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转变。由于现行法律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必然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法院设置了很高的资本门槛，没有钱根本进不去，如同毛泽东时代的小学课本中讲到的那样“万恶的旧社会，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的彻底拆除了法院资本门槛的国家。现在的美国，继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之后，也开始了拆除法院的资本门槛，以往那种有钱就不怕打官司的富人时代正在结束。与目前中国的法律相比，共同诉讼制度主要有这样几个革命性特点。
一是诉讼主体不同。美国共同诉讼制度规定，无论多少人起诉，所有投资者都是天然的诉讼主体。就这一条便把违规者推到了破产边缘，因为股票价格远远高于净资产，赔偿全体投资者就等于是破产。并且把投资者的维权成本降低到了零，许多投资者不用打官司照样能够得到赔偿。让富人违规成本无穷大，让穷人维权成本等于零，这不就是毛泽东的政治遗产吗！可惜中国把这个遗产丢掉了，美国现在拿了过去，用它实现了美国社会的空前团结。而目前中国这种一对一的诉讼主体完全是在保护富人打击穷人，因为现在打官司就是打钱，一对一的诉讼游戏，穷人根本玩不起，这无疑是一开始就判了穷人死刑。
二是诉讼费用不同。美国法律规定，股票诉讼案，穷人打官司不花钱，官司打赢后才花钱，由律师从赔偿金额中扣除，仍然不是自己出钱。并且也不需要自己请律师，由法院指定律师，律师费也是从赔偿额中扣除。这一条彻底改变了律师对富人和穷人的态度：有律师都愿意替穷人打官司，无论是想发财还是想成名，都只有千方百计替穷人打赢官司才能达到目的；相反，谁都不愿意替富人打官司，即便官司打赢从穷人那里也得不到什么。如果替穷人打赢了富人看就发大了。1998年通用汽车案就是典型，律师代表一家三口和通用公司打官司，加洲法院判决通用公司赔偿43亿美元，其中仅律师费就高达21亿美元，律师一下子就变成了大富豪。
毛主席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类似通用案件的影响下，最优秀的律师都站到了穷人一边，天天都想甚至做梦都想替穷人找个富豪打官司。再加上人民陪审团制度的推动，美国社会的律师逐渐成为了一支捍卫公平正义的力量。为什么人民陪审团制度具有这个作用？因为陪审团成员是临时抽签产生的，大家不懂得法律，只能根据天理良心来判案，律师要说服陪审团，便不能单纯运用法律的力量，而必须运用道德的力量，前面那个打赢通用汽车案的律师，就是运用道德感化手段，把当时陪审团成员感动得都哭了，赢得官司也就是自然的了。由于律师天天研究如何提高道德水平，天天在高尚情感中熏陶自己，久而久之，假作真时真亦假，不高尚的也真的高尚起来了，律师便真的逐渐成为了捍卫公平正义的道德卫士。所以在西方国家，律师都比较受人尊敬，比较受社会信任，美国60%的政治家都是律师出身，律师成为了公众信任的一个品牌。而中国律师则相反，好的律师在天天研究如何钻法律的空子，糟糕的律师在天天研究如何钻法官的空子，即收买法官。这样下去，律师形象怎么能好起来，司法环境又如何净化！前些天，有个律师协会的领导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国外政治家中律师比例比较大，中国也应该加大律师比例，真不知道这位领导是弱智的白痴还是刻意的流氓，中国律师的作用能和外国比吗？过去中国有句话，叫作“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这里的“衙”就包括律师，证券市场上有哪桩恶意欺诈没有律师的参与？全国数百万公有制企业被瓜分，又有哪一个没有律师的参与？当然，问题根源在于精英集团搞的一套司法制度，责任不在律师个人。如果中国也实行美国那样的律师分成制度，我想中国的律师也会马上转到穷人立场上来的。
与美国老百姓相反，中国投资者包括所有消费者，最大的问题就是诉讼费用问题。老百姓要打官司，诉讼费、举证费、律师费，还有各种各样的腐败费用，立刻就把老百姓打垮了。并且中国法学精英制度设计的巧妙之处就在于，无论大小官司老百姓都打不起：如果是小官司，各种费用加起来，即便官司打赢仍然是输，是赢了官司输了钱；如果是大官司，巨额诉讼费用老百姓更是打不起。这是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都没有过的荒唐司法现象，封建社会衙门的“有理无钱莫进来”，是指要打赢官司需要幕后交易台底花钱，但是至少在制度上有没有钱都可以击鼓告状打官司的，像现在这样没有钱就不能打官司的现象从来没有过。主席生前大家一直担心的也只不过是复辟资本主义，谁会料到一下子能把封建社会都变成奋斗目标，至少封建社会的击鼓告状不花钱，已经成为老百姓望眼欲穿的改革目标了。
三是举证责任不同。“有罪推定”取代“无罪推定”，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是现代政治文明在司法领域的最高成果。“无罪推定”曾经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最高法律成果，它是资本抗拒行政权利、维护资本统治地位的重要工具。但是随着虚拟经济这一大众经济形式的发展，以往的“无罪推定”原则，越来越成为保护富人犯罪的司法工具，穷人永远也拿不到富人犯罪的证据，并且虚拟经济运行的特点，决定了即便是国家警务部门也很难拿到证据。特别是在证券市场上，犯罪主体永远是富人，穷人永远是受害者，即便想犯罪也没有“犯罪资格”，所以便启动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富人原罪说”，由富人承担举证责任。因为富人作为剥削者天生就有罪，如果要证明你清白就拿出证据来，只要能证明你无罪就和穷人享受一样的司法待遇。这和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成分论又不唯成分论，重在现实表现”的原则完全一样。美国这一搞有罪推定，由违规者自己承担举证责任，穷人打官司不仅不用花钱，甚至不用拿证据，看哪个富人有问题，一纸状子告上法庭就可以回家睡大觉，这等于是建立了中国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制度，区别只在于以往中国人是把大字报贴在墙上，而现在美国人则是把大字报贴到法庭上。这完全是一种制度化了的群众运动，有了这种群众运动，美国证券市场一下子成为全世界最干净的市场。
中国证券市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随意宰杀散户的金融屠宰场，由散户承担举证责任是其中最根本的一条。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们的“无罪推定”原则不是历史沿袭下来的，而是作为法制建设的改革成果后来形成的。中国正好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形成了一条相反的发展路线，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由富人司法原则，开始走向穷人司法原则，中国恰好相反，由毛泽东时代的穷人司法原则走向了富人司法原则。并且把保护富人犯罪推向了历史极端，富人犯罪不仅不受法律追究，甚至连公众舆论指责的权利都被彻底剥夺了。比如前面提到的深圳发展银行，自从被美国新桥集团收购后，一年利润增加十几倍，股价火箭般一飞冲天，在中国的银行又没有衍生品业务，怎么可能一年利润增加十几倍？如果放在美国，这家银行就必须向法院证明自己的利润是哪里来的，如果证明不了就是欺诈，就会像安达信一样灰飞烟灭。2000年美国证券委员会主席主动代表美国投资者状告美国三百家券商，指责由于他们作弊导致许多投资者亏损，三百家证券公司要证明投资者的亏损和自己没关系，简直比登天还难，最后只能甘愿服输，主动拿出30亿美元赔偿投资者了事。事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专门写文章，分析官司之所以能够打赢，主要是归功于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制度。可是在中国，有些媒体仅仅因为质疑深圳发展银行利润操纵，就被深圳发展银行以司法起诉相要挟，被迫向这家已经成为美国银行的深圳发展银行道歉。
四是判罚标准不同。美国共同诉讼制度在两个方面对对违规者的判罚很重，结果往往是轻则伤筋动骨，重则破产清算。一方面，判决赔偿时不考虑所谓投资者个人投机因素，由违规者赔偿全部损失。中国采用的是上个世纪日本的诉讼方式，在赔偿时要考虑投资者个人投机因素，容易使诉讼结果陷入一种对投资者极其不利的无谓纠缠，导致判罚结果经常不了了之。这种判罚标准是十分荒唐的，如同你在家抓住了入室盗窃的小偷，还要和小偷按责任比例分摊财产，把你粗心大意应该损失的那部分财产送给小偷，你说这种法律是何等荒唐！可就是如此荒唐的法律，竟然在中国普及开来，包括人命关天的交通法规都实行按比例分摊责任，也就是老百姓讲的“撞死白撞法”，当时上海地方法律规定，只要行人违规，撞死就白撞，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的头条新闻，有个被汽车撞死的老太太被判对事故负全责，应该赔偿数千元肇事汽车的维修费，人被撞死了还要承担汽车的维修费，稍微残存哪怕是一丝一毫人性的人都不会制订如此的法律，当初兽性十足的日本鬼子都没有在大屠杀后向死者索要武器修理费，你说中国的法学精英堕落到了何等程度！
另一方面，赔偿分为事故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根据是否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决定不同的赔偿方式。如果不是道德品质问题，属于事故性赔偿，损失多少赔多少；如果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则启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就一条：破产赔光。这和毛泽东时代中国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是一样的，属于品质问题从重处罚，属于工作失误从轻处罚。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把维护人类道德伦理看得高于一切，所以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和现代的美国，都是理想主义高扬的国家。美国人不放过尼克松，不是因为他窃听，而是因为他说谎；美国人不放过克林顿，不是因为他玩女人，也是因为他说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巨大道德伦理优势，正在被美国人一点儿一点儿地接过去。而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把道德伦理看的一文不值，中国知识分子最常挂在嘴边的神圣教条就是“法律不讲道德”，最习惯的做法就是非道德手段来维护法律，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的人文灾难。记得有份报纸曾经批评警察利用天理人伦进行破案：押着逃犯的母亲，漫山遍野呼喊逃犯名字。可以说，无论警察的动机多么正确，单纯就这个行为对伦理道德的损害来讲，远远超过任何最严重的犯罪。以电视剧《黑冰》为代表的一大批影视剧，最能反映目前中国人对天理人伦的极端蔑视，剧中女警之所以能够破案，就是因为罪犯对爱情忠贞不逾，而那位女警则视爱情如玩物；最后之所以能抓住罪犯，是因为罪犯把孝顺报答父母看得高于生命。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我们社会中所有美好品质都集中在罪犯身上，如果人类所有最神圣的情感最基本的天理人伦，都成为法律打击对象，那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些人会变成什么样子！记得八十年代朋友在一起就曾说过，如果照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们会跟着美国人学习毛泽东，跟着欧洲人学习《易经》。不幸的是让我们言中了，现在我们的确开始跟着美国人学习毛泽东了：动机和目的相统一，同样的违法犯罪，根据不同动机确定不同性质和不同处罚，是毛泽东留给司法领域的一笔重要政治遗产，可惜接受这份遗产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
中国还有一个上市资格审查制度。这是知识精英最惬意最成功的一种制度设计，也是最能满足知识精英金钱权利双丰收的一种制度设计。正确证券发展史上有三种审查制度：一是由证监会少数官员决定资格的审批制；二是今天这种由专家学者决定资格的审核制；三是全世界都在实行的注册制，像高考一样，标准公开，达到标准就上市，不存在由谁来批准的问题。比较这三种制度，其中注册制是最好的制度，一是标准公开，没有腐败，电灯是最好的警察，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二是政府只管资料的真实性，能够管好，只要资料是真实的，投资者就是安全的，投资者的重大亏损无一不是资料造假的结果。
相反，审核制是最糟糕的一种制度，一是它具有审批制的所有缺陷，并且在腐败方面远远超过审批制，数十倍上百倍地放大了公司的公关成本，一度使上市公司资格的买卖价格达到了5千万。二是投资者越来越不安全，以往是几个公开固定的官员审查公司资格，在整个社会众目睽睽之下，即便纯粹处于个人利益的考虑，那些官员也要多少考虑些投资者的利益。可是后来由72个专家学者组成发审委无记名投票表决，并且规定72个人的身份严格保密。这样一来，世界证券发展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开始了：由于是无记名投票，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地乱透，谁给钱多就投给谁；由于是无记名投票，甚至收了钱也不投，“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是古往今来连贪官污吏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现在被这些社会崇敬的专家学者突破了，在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中国历朝历代都不把文人当人看了，他们干的事情的确连贪官污吏都不耻；由于发审委的专家学者身份保密，买卖发审委名单便成为一个新型产业，一份名单价格20万，中国证监会一个副处长由此被抓。组成发审委的那些专家学者到底放了多大财无从统计，但是1400多家上市公司每家公关费用5千万，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历届发审委中的那个北大教授，现在身家就超过了10个亿，就是这位叫喊“要顶住互联网，改革要不惜牺牲一到二代人”的北大教授，成为中国第一个身家超过10亿元的大学教师，当初北大学生打出的那条“××你好”的标语，终于为北大教师结出了丰硕果实，可见北大就是北大，投机能力也堪称一流。
可以说，上市资格审查制度是中国整个市场监管制度设计的反面典型，在知识精英的误导下，用牺牲数千万投资者的利益满足极少数专家学者的个人利益，是审核制的最大弊端。对审核制的选择，同时反映了知识精英对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选择。审批制具有集权政治的特点，审核制具有集团政治的特点，注册制具有大众政治的特点，如同审核制是最糟糕的一种审查方式一样，集团政治同样是三种政治模式中最糟糕的一种政治模式，由于集团政治和审核制一样能够满足少数知识精英的私利，所以整个人文领域的知识界一起高喊要建立集团政治的小民主，反对毛泽东时代的大民主。用集团政治的小民主，把包括一般白领在内的中国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排斥在政治体制改革之外，已成为除新兴左翼力量之外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流派的共识，特别是那些无家可归的自由主义野狗，最近也停止了对左派右派的同时狂吠，欢快地摇着尾巴投入了主要由买办汉奸力量组成的右派怀抱，最近由国际垄断资本豢养的那几家极端右翼媒体上，天天都是自由主义野狗对穷人的狂吠。
监管立场要反映私有化的现实状况
中国证券市场除了监管制度设计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监管立场的转变问题。就是市场监管，监管立场要由保护公司利益转变到保护投资者利益上来；公司监管，监管立场要由保护资方利益转变到保护劳工利益上来。目前中国一个十分反常的矛盾现象，就是公司已经私有化外资化了，可是仍然当作公有制企业进行监管，用整个国家力量捍卫公司利益。 这种状况最初是计划经济时期单一公有制企业形成的，后来被精英集团钻了空子，有意识地维持这一矛盾现象，利用国家政权力量为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服务。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是单一公有制企业，企业利益就是人民的长远利益，当工人和企业发生矛盾时，政府管理部门为维护人民的长远利益而站在企业立场上进行管理，是完全正确的。中国就是在这一公有制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建立证券市场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募集资金，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服务。当时不仅上市公司是国有企业，包括证券公司、金融机构等庄家，也都是国有企业，都代表国家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唯有公众投资者是个人，所以当公众投资者遭受到其它几个方面的损害时，按照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当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原则，自然是牺牲投资者利益以维护公司利益，这在当时虽然对投资者有些残酷，但在客观上和主观动机上，确实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市场上国家和各类公司的关系，是老子和儿子的关系，老子搞证券市场是为让儿子迅速脱贫解困，自然形成了一个单向资金抽血机制，把老百姓的钱拿给企业发展生产，被称为是企业改革的第二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拨改贷”，把企业的负担由财政转嫁给银行，第二次就是发行股票，上市圈钱。可见，中国的证券市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而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把老百姓多余的分散资金集中起来，用于发展国有企业，等国有企业发展了，国家经济强大了，包括投资者在内的全体老百姓生活自然就提高了，并没有考虑到当前投资者的利益。
但是在高度私有化和外资化的今天，公司利益不仅不再代表人民的长远利益，甚至和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至少和投资者的利益是直接对立的，政府就必须转变到保护投资者立场上来，实行公正监管和公正裁决。可是那些天天叫喊改革的改革精英们偏偏在这个最需要改革的环节上，绝口不提改革，反倒要求强化监管，也就是要求把老百姓捆得更结实一些，以方便庄家的任意宰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正在成为外资公司，如果继续牺牲投资者利益以维护公司利益，就不再是维护国家利益了，而是用中国的国家政权在维护外国公司的利益。我们反对过早地全面开放中国金融市场，也是基于这个考虑，中国金融市场还没有形成等价交换公平交易的市场机制，仍然是单向的资金抽血机制，这个时候全面开放把外资放进来，等于帮助外资抽取本国老百姓的财富。
转变监管立场的第二个方面，公正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实行风险和收益相适应的原则，不能把风险和收益剥离开来，全部风险都转嫁到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身上。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上的公司和庄家，基本上没有任何风险：上市公司信息造假，抓不住就大赚一把，如果被抓住，也只是发一个致歉公告了事，曾经一度中国股市上致歉公告满天飞，甚至形成了一个所谓致歉板块；庄家同样没有风险，中国公众股的价格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高于国家股、法人股和外资股，如兴业银行的外资股，只要不跌破目前市价的95%，外资公司就不会赔钱。而中小投资者一入市就注定了要亏损，为什么？自有中国股市以来，每年上市公司创造的全部利润要远远小于投资者交纳的佣金和印花税，也就是说，即使上市公司把全部利润都分给投资者，也不够投资者缴纳的手续费，一个连手续费都创造不出来的市场，至少在宏观上决定了投资者只有风险没有收益。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投资者只应该承担市场风险，不应该承担制度风险，中国股市著名的报表风险就是典型的制度风险，中国公司报表造假是几乎所有投资者都遭遇过的经常性风险，投资者的重大亏损几乎无一不是和公司报表造假有关，可是至今也没有一个公司因为报表造假而破产，没有一个人单纯因为报表造假被送进监狱。而在世界所有文明国家，证券市场上造假不仅空间上要破产，时间上还要承担永久责任，当初英国搞垮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就是典型，六年出狱后，法律规定每个月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后全部用来还债，从而永远失去了东山再起重新富起来的机会，并且还有不准进入高档饭店、不准乘坐高档轿车等一系列严酷规定，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属于道德品质的污点要背一辈子。
正是严酷的惩罚和无从规避的道德风险，使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公司不愿意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只要还有一点儿募集资金的办法就不会选择发行股票，发行股票是公司资金绝望中的最后选择，连西方经济学教科书都说股票是成本最高的筹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交易所跑到中国来拉客户的背景和原因。与此相反，中国的公司却在拼命争抢上市，把发行股票看作是不用偿还的贷款，为什么？就是因为公司发行股票只有收益没有风险。上司公司只有收益没有风险，投资者只有风险没有收益，这就是中国证券市场的真实现状。吴敬链只是温和地批评中国股市连赌场都不如，赌场上至少不能看着对方的牌出牌，而中国股市就是看着对方的牌出牌，就招来了几个主流经济学家一片恶骂，其实吴敬链远远没有概括出中国股市的欺诈本质，中国股市不仅不如赌场，简直就是一个宰杀散户的资金屠宰场。
崛起还是解体：决定民族命运的金融战争已经开始
我们今天讲监管制度监管立场，已经不仅仅是或者不再是追求公平了，而首先是考虑国家安全，对于中美这样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来讲，军事冲突可能意味着同归于尽，未来决战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上，并且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许多事件表明，通过金融市场席卷他国财富比之军事掠夺更加有效。而在虚拟经济条件下，金融决战的最终胜负完全是由国民精神国民信心决定的，虚拟经济改变了财富的性质和内容，资源和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内容，财富的主要内容是知识和信心，特别是后者构成社会财富的主要内容。当然我们说资源和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内容，不是说资源和劳动不再是财富，而是说如同工业社会中土地是基础财富一样，在虚拟经济中资源和劳动也成为基础财富。虚拟经济的这个特点决定了金融战争的较量，主要是争夺和掌控国民信心的较量。在这方面，战争已经开始并且我们正在陷入被动。
就像前面提到的这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代表中国政府，刚刚批给美国投资基金一千五百亿元人民币的入市额度，财政部就调高印花税，把许多股票连砸五个跌停板，让美国人拣了一个低价买入的绝佳机会。就中国方面来说，两个事件凑到一起肯定是偶然的；但是就美国方面来说，肯定是整个计划的一部分。一方面，由美国政府出面压中国批准美国公司进入中国股市买卖股票，另一方面又暗中操纵中国官员打压股市，破坏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为未来制造市场恐慌创造条件。类似事件的逐渐增多，将会逐渐破坏民众对政府道德力量和控制能力的信心，这是目前大家最不注意也是最危险的情况，而美国在这方面却是步步占优，最近中国突然汹涌而来的通货膨胀，就是美国战略棋盘上的一大绝杀。
与以往历次通货膨胀不同的是，这次通货膨胀是人为因素的结果，其中，进出中国的“美元旅游”是主要罪魁祸首。提起目前的通货膨胀，从金融部门的官员到主流经济学家，都说什么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说流动性过剩是通货膨胀的原因，如同说住院是因为患病一样的同意反复，没有任何意义。流动性过剩又不是刮风下雨的自然现象，它是怎么过剩的？就是美国勾结国内买办力量制造“美元旅游”的结果。这里所说的“美元旅游”，是指美元通过投资和外贸等渠道进入中国，诱使中国增发大量人民币后，再以购买美国国债和投资美国金融的形式流回美国。我把这个现象称为是“美元旅游”。为什么说“美元旅游”会导致通货膨胀？因为每一美元进入中国，中国就要相应发行8元左右人民币（以前是8元多，现在不足8元），当这一美元流回美国后，由这一美元发行的8元人民币仍然在市场上流通，这样一来，流入流出中国的美元规模越大速度越快，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就越多，必然形成所谓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的现象。今年上半年新增外汇储备超过3千亿，也就是说，在短短半年时间里，仅外汇占款这一项，就增发货币2万多亿，突然爆发通货膨胀也就是自然的了。“美元旅游”可谓是一箭双雕：一方面诱使中国增发货币，造成中国通货膨胀，激化中国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中国大量美元购买美国国债，又在填补美国财政赤字，平抑美国物价。可见，“美元旅游”的实质，是美国向中国出口通货膨胀。为了保证美国向中国出口通货膨胀畅行无阻，美国便把“美元旅游”和中国改革开放捆绑在一起，谁反对“美元旅游”便指责谁否定改革开放，这个任务主要是通过它所豢养的学术精英和媒体精英实现的。
目前中国除党报党刊之外的那些比较活跃的报刊以及网站，基本上已经被准备对中国发动金融战争的国际垄断资本所控制，谁揭露美国或者国际垄断资本的阴谋，他们就咒骂谁否定改革开放，并且全面封杀捍卫民族利益的呼声。而中国许多青年学生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和公务员，又几乎被这些汉奸媒体营造的舆论所控制，大家去街头报摊看一下就会发现，那些销量比较大的报刊几乎都是汉奸媒体。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劫难或许真的不可避免了，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就冒出这么多汉奸，一旦真的发生国家冲突会出现什么情况，简直不敢想象，可以说，和平时期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汉奸现象，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中国人到底怎么了？过去大家都把舆论自由的希望寄托在民营媒体上，可谁曾想到真正的民营媒体还没有出现，只是刚刚出现了几家半吊子民营媒体，就立刻变成了由美国掌控的汉奸媒体。中国未来金融战最让人担心的就是汉奸媒体，媒体决定社会情绪，社会情绪决定战争输赢。中国历史上数次危亡都不是败与外敌，而是败与汉奸，岳飞不是死在金兀术手上，而是死在秦烩手上，所以我说岳飞那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应该改一下，应改为“壮志饥餐汉奸肉，笑谈渴饮买办血”，因为汉奸买办不除，你不仅不可能吃到“胡虏肉”，喝到“匈奴血”，相反，最终自身反倒也可能成为胡虏盘中肉、匈奴杯中血。
前些年遭受金融打击后的韩国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6年韩国出版了《韩奸大词典》，把日本占领时期所有韩奸及其后代情况公布于众，第二年也就是今年，政府就根据《韩奸大词典》的名单开始没收韩奸及其后代的财产，对韩奸的打击程度完全超过了文革时期的红卫兵运动，当时的红卫兵只是对汉奸进行思想改造，根本没有触及财产和子女，就这样还被汉奸及其后代咒骂了30年。可以说，中国遭受汉奸之害远远超过韩国，汉奸势力之猖獗也远远超过日本侵华时期，所以目前中国最需要两部法律：《反分裂法》和《反汉奸法》。反对国家分裂的《统一法》已经有了，目前急需尽快制订的是《反汉奸法》，如何制住目前甚嚣尘上的汉奸力量，是未来金融战决胜的关键。
看一下最近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的布局，就会切身感觉到汉奸买办的力量有多么巨大。自从毛泽东逝世以后，中美关系越来越变成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每次中美对话都好像是老师检查学生作业并且布置下次必须完成的作业，从谈判WTO到今天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所有中美谈判的内容，始终都是美国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国只是汇报和解释这些任务和要求的执行情况和困难，中国从来未敢对美国提出过一个要求。就拿最近这次中美经济战略对话来说，美国对中国开列了一系列不尊重主权的要求：包括人民币大幅升值，允许外资控股中国银行和保险公司，自由进入中国股市，自由进入中国年金市场，自由进入中国不良资产市场等，并且要求在全面开放金融市场的基础上，再全面开放电讯市场和农业市场。大家可以想想，金融是一个国家的血液系统，电讯是一个国家的神经系统，农业是一个国家的基础，所有这些都被外资控制的国家，还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吗？美国为什么敢对中国如此咄咄逼人，就是因为有那些汉奸媒体的支持，它们组织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专家学者以及专业部门的官员，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用改革开放的语言，大肆宣传美国这些侵略性要求，致使中央政府误认为这是社会民意，社会民众又误认为这是中央主张，把中国一步一步地逼向陷阱。由于目前中国左翼学者没有自己的报刊，党报党刊又只坚持正面引导不参与争论，这就在客观上造就了汉奸媒体独霸天下的危险局面，这是中国面临金融战的致命死穴。
比如马上就要推出的股价指数期货，就是汉奸媒体掌控舆论的结果。党报党刊内部一些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记者编辑，坚持不懈地以各种形式上书中央，力陈目前推出股指期货的利害弊端，本来已胜利在望，只要没有股指期货这最后一个环节，美国对中国的金融打击就只能局限于有限范围和有限程度，可是中国的汉奸媒体组织所谓专家学者，配合有关部门的买办力量，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巨大压力，结果是推出股指期货的原计划不变，美国终于松了一口气，如同占领阿富汗是完成对中国战略包围的最后一个环节一样，推出股指期货也是完成对中国进行全面金融打击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汉奸媒体和买办官僚的配合下，中国金融布局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要求，在未来数年内就会爆发的金融战中，至少在开始阶段中国已是败局铁定。姑且按照股价指数万点计算，每个点300元，一张仓单就是300万，也就是说，只要一千万张仓单就能从中国卷走30万亿，中国目前生产总值才20万亿，我反复讲，虚拟经济财富流失的可怕就在这里，如同光速一样瞬间就可以全部被劫走。并且大国和小国还不同，小国危机过后恢复起来比较容易，大国栽倒后重新站起来相当困难，不久前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美国总统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根据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指出：美国搞垮一个国家先是让其私有化和市场化，推动大量资本进入这个国家，大幅拉高房市股市汇市价格，用通货膨胀激化这个国家的矛盾，制造危机和动荡，迫使资本四散而逃，让这个国家资产价格跌的一文不值，然后返回头再廉价买进其核心资产，在经济上完全控制这个国家。包括斯蒂格利茨在内的许多经济学家都在告诫中国，国际垄断资本正准备在中国上演这一悲剧，要把中国变成现代金融悲剧的最大舞台。
现代金融动荡往往有三种结果：第一，像中国港台那样把灾难局限于金融领域，虽然对整个社会经济有冲击，但是没有摧毁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中国大陆存在的汉奸买办力量，以及社会矛盾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大陆做不到。第二，像东南亚那样把灾难局限于经济领域，不会改变政治制度和更迭政权。中国也做不到，因为东南亚的政治制度原本就适合美国口味，而中国政治制度一直是美国要改变的，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像当年日本人那样，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政权那样的傀儡政府，满足美国的长远利益。所以中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将肯定是第三种结果：社会大动荡、国家大分裂，民族大浩劫！等待中华民族的将是两种极端命运：要么解体为许多松散的政治实体，大中华和前苏联一样变成历史；要么崛起于世界巅峰，成为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绝不可能有第三种历史选择。
建立大众政治制度，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的根本条件
未来的金融战争，就其本质来说属于人民战争，谁能满足人民的预期，谁就能取得战争胜利。胡温新政以人为本的政治路线，反映了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在通过一系列现实政策，把已经被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撕裂的中国，重新聚合起来。只要能够成功，一个不可战胜的强大中国将会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但是，国内买办汉奸势力和国际垄断资本内外配合，用金钱美色等腐败手段把党和人民群众逐渐隔离开来，使中央现行政治路线面临着随时夭折的危险。因此当务之急，就是采取重大措施，恢复人民群众对党中央控制力量的信任，其中最紧迫的就是惩处一批对国家有重大危害的买办和汉奸，否则无论抓再多的贪官污吏也不起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逮捕了石油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立刻结束了俄罗斯寡头独占发展成果的经济路线，从此经济增长的70%归全体俄罗斯人民共同享有，莫斯科大街小巷都在唱“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我们去年抓了陈良宇今年枪毙了郑晓萸，打击力度不亚与俄罗斯，却没有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普京逮捕霍多尔科夫斯基，不是对霍多尔科夫斯基个人进行清算，而是清算霍多尔科夫斯基代表的发展方式，所以逮捕一个人就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而我们逮捕陈良宇却只是清算陈良宇的个人行为，对陈良宇在上海推行的一整套买办汉奸路线却没有丝毫触动，并且谁批判陈良宇的买办汉奸路线，陈良宇的党羽就指责谁否定改革开放。这就在客观上给社会发出了一个信号，陈良宇郑晓萸的垮台不是因为腐败，而是因为个人倒霉，为了避免个人倒霉，贪官污吏便纷纷去烧香拜佛，结果反腐败的最大成果，就是为和尚道士开辟了创收财源。可以说，胡温新政在反腐败和亲民路线两方面的步子越来越大，为什么腐败越来越严重，买办汉奸势力越来越猖獗，人民群众越来越冷却，就是因为不敢触动把中国人民重新压在新的三座大山之下的错误路线。大家回想一下，就在短短的一两年前，“胡哥你好”“总理辛苦了”等人民群众自发的问候，如潮水般覆盖网络各个角落。可是现在，俄罗斯那边要嫁普京的歌声依然在唱，中国这边“胡哥你好”的问候正在逐渐冷却。如果再不清算产生陈良宇郑晓萸的发展方式和发展路线，那么胡温新政本身就会成为买办汉奸势力的清算对象，从一年前的“西山会议”到最近南方及财经类报刊，都越来越明显地露出了这个苗头。
目前中国腐败严重买办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欺负胡温新政不敢发动群众。最近数十年来，国内外反共反华反人民势力最成功的两大杰作，就是对改革的神圣化和对群众运动的妖魔化。这已经成为他们阻挡历史前进的两把利剑。特别是对群众运动的妖魔化，正在彻底堵塞中国走向强大国家的历史道路。回顾现代历史就会发现，无论是毛泽东时代大规模的发动群众，还是普京时代小规模的发动群众，群众运动始终是落后国家对抗外来势力颠覆，形成民族强大凝聚力的最有效手段。本世纪初，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成功策划了一系列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后，2003年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试图采用同样手段推翻普京政府，普京总统面对街头的学生运动，既没有动用警察，更没有动用军队，而是学习毛泽东一声令下，数万名俄罗斯青年学生冲上街头，高唱保卫祖国的歌曲，如同当年中国红卫兵一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再看那些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操纵的街头学生，面对数百倍超过自己的爱国青年，立刻土崩瓦解，鸟兽般四散而去，事后许多参与闹事的学生见到同学朋友都不敢抬头，为自己被人利用来损害国家而感到羞愧。这个事件再次说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无论是解决国内腐败问题，还是赢得未来金融战的胜利，都只有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才有希望。国内外反动势力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妖魔化群众运动，就是因为他们知道，人民群众是不可战胜的，人民群众起来之日，就是他们灭亡之时。
当然我们这里说的群众运动，绝不是指盲目无序的街头混乱，而是指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种有组织有秩序的力量展示，这种力量展示要达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达到能够取代整个地方官僚队伍的程度，否则就不可能对现在的贪官污吏和买办官僚形成真正压力，就不可能真正落实胡温新政的现行政治路线。中国是到了该发动群众的时候了，美国正在从两个方面把中国逼向死角，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买办问题。中国必须要向美国说不。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说不，需要用军事手段，代价很大；在买办问题上向美国说不，只需要用政治手段，代价比较小。并且，中国发动群众解决了买办汉奸问题，清除了国内腐败，展示了强大国家力量，美国就会考虑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台湾立场上去，没有了美国的军事干预，台湾问题就会真的实现和平统一。
所以我还是要说，解决目前中国的问题，仍然需要党的领导和发动群众，领导加群众，就是大众政治。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依靠的是“尊王攘夷”，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团结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打败外来势力的殖民化入侵。我们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也借用一下“尊王攘夷”这张牌，先保住中华民族的完整和统一，然后大家坐下来再商量如何搞好国家内部管理的问题，一党制也好，两党制也好，还是什么三党四党，甚至是七党八党等都可以谈。但是现在不能谈，为什么？因为中国共产党是目前能够实现国家完整统一的唯一力量，目前失去这个力量，中华民族立刻就会被肢解，中国老百姓马上就会血流成河。大家看看现在要打倒共产党的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了，目前要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和当初打倒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完全是性质不同的政治集团。当代中国绝不能重演几乎亡国灭种的晚清悲剧，必须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再次形成统一强大的民族力量，战胜即将到来的各种劫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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