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立国之本

作者：向东
人无信而不立，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社会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这个被全人类普遍认同的真理，在今曰中国，正在受到官僚买办犯罪团伙日益明目张胆的颠覆。这是对中国社会的彻底解构，如果让这样的解构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靠什么来维持？最基本的一条，靠诚信。沒有诚信，不可能有和谐。一个人类社会学家在一場探讨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时指出，现时很多人习惯用建筑了多少高楼大厦，拥有多少汽车等物质来衡量社会的文明程度。但他认为，诚信度应该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更重要指标，一个社会，如果你走在大街上，或是坐长途车，要时刻担心会受到陌生人的攻击，抡劫或伤害，你就沒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这种街头攻击发生机率的指标，表面上看是社会治安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的诚信和文明的问题。一个国家，如果经常发生工人被拖欠工资，拖欠工资的资方却少有受到足够严厉，能够起到阻吓作用的惩罚，又如国家订了很多法律条文，但政府不去执行，或是进行选择性执法，即对一些人网开一面，对另一些人从重从严，如此种种的作为，都是在破坏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诚信。而最能颠覆诚信，解构社会的，是执政党背弃自己的立党宗旨，前后矛盾，言行不一的所作所为。历史上每个皇朝崩溃前出现的流民四处盗贼四起，中国反复上演的治乱循环，实际上表现的就是诚信丧失以后社会解体再重新开始的过程。

今曰中国，自从江泽民朱鎔基打着改革的旗号，在沒有与人民进行任何商量，沒有征求广大人民意見的情况下，彻底改变了广大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首先，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体现在政府信用的破坏上，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各个层面诚信的丧失。可以讲，今曰中国，已经是一个沒有诚信的国度。一个失去诚信的社会，就是一个进入解体过程的社会。

因国企改制而下岗失业，因征地折迁而丧失家园流离失所，所伤害的不单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失去居屋的城镇居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诚信体系。因为政府今天可以对工人农民失信，明天一样可以对任何人失信，这就是江泽民朱鎔基利用沒有制度约束，不受监管的权力，不经过与人民商量讨论表决就进行随心所欲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

要明白社会的诚信体系的构成和作用，首先要明白人民、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自从清皇朝於一九一一年被国民革命推翻，政党就取代朝庭成了中国社会的权力核心，然而，政党的领袖跟皇帝在政治权力上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如果政党的领袖可以不受批评和监督，那又跟封建皇帝有何区別？

在此，我想探讨一个最本源的问题，为什么要推翻皇帝？因为皇帝制度构建的权力不受自下而上的监督，不受人民有效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腐败的权力奢侈无度，压迫民众的生存空间，腐败的权力使国家积弱而招致外人的欺负，民众忍无可忍，被迫造反。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治乱循环的真相。我们看到，每次造反后取得权力的那部分民众如果不能建立切实可行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新建立的权力仍然要走向腐败，仍然要被推翻。每次起来造反的民众打出的造反旗号都是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腐败政权，然而历史走到今天，中国所有反对贪污腐败起来造反革命的人们所建立的替代政权，最后都跌入贪污腐败的泥坑。为什么？是他们言而无信？是的，他们确实言而无信，正是他们的言而无信，制造出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治乱循环。我们终於明白，要中断这种恶性循环，实現长治久安，需要执政者的诚信，而能够确保执政者诚信的，是民众对执政者的有效监督。这就是现代政治概念的民主制度的作用。确实，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民主这个手段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诚信。有诚信就有和谐，有诚信就有长治久安。

张宏良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张宏良先生是博古通今，直率敢言而又有担当的学者，他的文章对三十年来背信弃义，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的欺骗加抢劫的私有化改革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指出中国面临着内乱和解体的危险。导致中国要面对这种深刻危机的，正是耗尽了中国诚信的江泽民朱鎔基的改革。这种改革在中国己制造出只占人口极少数，能利用权力违法乱纪，不劳而获的暴富阶层，和与之相对应的占人口大多数被剥夺了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参予而变得日益贫困和走投无路的人民大众，这是一个己经深刻分裂，尖锐对立的社会。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源就是，中国没有维护诚信的民主制度。只有建立对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各级政治领导人能够进行问责和有效监督的制度，中国才能成为现代国家，才可能开始健康持续的发展。非常遗憾，决定着十三亿中国人今后五年命运的中共十七大，恰恰迴避了这个关键的问题。

作为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我想对张宏良先生提出的重建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提出我的見解和补充。我始终如一地相信，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形态就应该实現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但文化大革命作为实践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以失败结束，已是不争的事实。失败并不可怕，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是可以不经过失败就能做得成功的。找出失败的原因，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是仍然坚守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必须做的工作。我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有两点体会是很深刻的。第一点，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是不彻底的，讲它不彻底，是因为它有禁区，那就是任何人不能批评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被划入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就批评不得，在公佈林彪因叛逃摔死在外蒙的前一天，林彪是绝对不能批评的，这种不成文的规定让很多投机取巧的小人找到了拉大旗作虎皮的护身符，这批人口头上比谁都左，但实际上心里想的行动做的不是那回事，林彪就是典型。此其一。第二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只是大民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光有表达自由没有表决程序的民主不能形成秩序而只会引起混乱。文化大革命真正实行四大自由的其实只有两年，即从六六年的下半年到六八年的上半年，但整个文革的过程，却从未有人提过大辦论以后的表决，以至文革自始至终纠缠在各种派别的斗爭中不能自拔，最后不得不以军管收埸。这是文革最大的败笔。

表决程序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沒有表决程序，不同意見的争论沒有任何意义，各讲各话，越爭论越对立。统一在同一个表决系统里的人们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大范围的表达和表决受历史、文化和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会有很多局限性而不容易操作。西方国家今天能够操作并起作用的民主制度都是经过二百年以上的磨合甚至战爭形成的。即使是今天，西方国家的民主还是会不时出現这样或那样的严重问题。作为后发展国家，复制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民主问题就更多了。看看菲律宾、泰国、印尼、台湾地区、还有巴基斯坦等，今曰之中国如果搞多党代议制民主，一定会比巴基斯坦还混乱。分拆了这些情况，是不是说中国就不要搞民主了？决不是。中国如果不搞民主，就只能够搞治乱循环，但今曰之中国，十三亿人口加使用到极限的生态环境，乱起来的后果是什么？在这里我就不想多讲，讲出来就很沒意思了。

那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要使权力受到监督制约，又要能够操作，不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冲突，答案是生产资料公有加递进民主制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符合中国95%以上人民利益的最佳选择。递进民主制赋予所有参加与别人合作的社会生产活动的个人，都拥有表达和表决的民主权利。只有递进民主制才能充分展现人民民主又能维系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名符其实的民主集中制。
让我们记住，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民主，我们将能够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信任，有了诚信，和谐才有基础。只有建立诚信，人们才有可能沟通并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反之，人无信不立，党无信必亡，国家无信一定会解体。这是经历史反复验证的简单常识。

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纪念毛泽东诞辰114周年

作者：张宏良 我们纪念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使百余年被西方列强踩在脚下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历史上第一次翻身当了主人，同时还在于毛泽东创造了与新经济时代相适应的大众政治文明。二战后，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军事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推动世界经济进入了二十多年的黄金时代；并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孕育爆发了人类历史上两场最伟大的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西方国家的新技术革命，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个方面，分别奠定了新经济时代的文化和技术基础；新技术革命又经过二十多年的产业化发展，形成了以信息产业、金融证券业、生物产业和文化产业为代表新兴产业，把人类社会推入了人本主义的崭新时代，这是比农业社会取代蒙昧社会、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更加伟大的社会历史转变。以新兴产业为基础的新经济时代，与现有的在工业社会中形成的集团政治形成了尖锐冲突，在客观上需要新的政治文化与之相适应。这个新的政治文化，就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探索形成的大众政治制度。如果说目前世界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资源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的转变，由传统经济时代向新经济时代的转变，是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发展的结果，那么，人类社会由大众经济取代资本经济、大众政治取代集团政治、大众文化取代精英文化的历史大潮，则是对毛泽东文革理论强有力的历史验证，并且会在客观上推动这一理论更加发扬光大，成为21世纪大众政治制度发展的思想先导和理论基础。从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大潮中可以发现，毛泽东不再仅仅是中国人民的毛泽东，同时也是并且将越来越是世界人民的毛泽东，如同胡锦涛主席所言：“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伴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大众政治时代，整个世界都将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20世纪中国对人类社会发展最大的贡献。

世界正在进入新的伟大时代，中国却面临着内乱和解体的危险。这是由中国改革的历史性质和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即将展开的以精英分权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把中国推向内乱和解体的道路。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人民失去了家产，殖民化的对外开放使中国人民毁掉了家园，那么精英化的集团政治改革，有可能会把中国本身变成一个历史概念，使中国成为继苏联之后第二个解体的东方大国，只是解体后的状况会更加糟糕。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各个国家，由于完好保留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共同的文化资源，彼此能够和平共处，人民并没有遭受太大的动荡。而中国解体一旦发生，已经崩溃的道德体系和濒临崩溃的生态环境，以及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将使整个社会立刻陷入可怕的生存危机和无休止的内乱之中，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中国人民都会付出极其惨重的巨大代价。之所以说是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抢劫式的私有化改革和权力买卖的市场化改革，将社会完全撕裂为彼此仇恨的贫富两个极端和没有丝毫价值认同感的无数碎片，彻底摧毁了国家统一的社会伦理基础，所有社会群体包括依赖国家机器发了大财的权贵集团，都对国家失去了基本认同感。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情况，当初国共两党杀得血流成河，但是至少在中华民族利益上彼此是认同的，今天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无论彼此多么对立，在美国国家利益上彼此也是认同的，可目前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不仅在国家、民族、公理、正义等维系社会的基本问题上失去了认同感，甚至连彼此对话的语言认同感都失去了。失去基本认同感的国家比肥皂泡还脆弱，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化为乌有，当初清军入关后在长江以北半个中国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第二次鸦片战争数千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区区上千日军能够成功发动“九一八”事变，无一不是各种社会力量丧失了国家认同感的结果。当代表国家的官僚权贵达到邪恶顶端时，任何入侵者都将是老百姓可以接受的，至少会给老百姓一个希望，哪怕是纯粹空幻的希望。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危难时刻更加糟糕的是，在抢劫式私有化把社会撕裂为碎片的同时，经济殖民化发展又把国际垄断资本引入中国，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力量，并与地方官僚买办势力融为一体，一旦分权式政治体制改革到位，这些外资马上就会浮出政治水面，转化为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和分裂中国的在华势力，再现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的那种混乱局面。

另一方面，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与国家利益相对立的社会集团，并且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与国家利益形成对立，这种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矛盾现象同样是改革的内在逻辑决定的，中国私有化改革属于印地安式改革，如同当初武力占领美洲的白人一样，强行宣布自己是全部财产的主人，唯一不同的是，当初白人几乎把原来的主人印地安人全部杀光，中国则是把原来的工厂主人工人全部赶走，宣布财产已被“管理层收购”，即所谓MBO。当全部中小企业都被“管理层收购”以后（之所以是打引号的收购，因为收购者并不支付一分钱），整个国家资源便成为收购对象，只是对国家资源的收购不再限于管理层，而是联合外资共同收购，以几乎白送的价格卖给外资，从外资那里获取巨额回扣。这种把整个国家资源和以往创造的全部产品迅速变现的私有化方式，虽然在极短时间内创造了一个震惊世界、庞大无比的富豪群体，并为西方发达国家贡献了惊人的巨额财富，但是却遇到了一个无法跨越的伦理障碍：中国富豪群体获得的巨额惊人财富没有任何合法性依据，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中无法找到占有这些财富的伦理依据。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包括最野蛮抢劫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都没有过的“非法占有现象”。以往各个社会无论其贫富分化多么严重，无论其财富掠夺方式多么残酷，但是至少都符合其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政治伦理，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合法性，在没有提出新的政治伦理之前，这种财富占有方式就是神圣的合理的，任何侵犯行为都没有合法性依据，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富人理直气壮的道德基础。而最近几十年的中国，无论是扒房子圈地，还是抢劫企业出卖资源，所凭借的全部理论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有本事的吃肉，没本事的喝风！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这种流氓土匪山大王的伦理法则，无论是站在古老东方文明的立场上，还是站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的立场上，都与国家的政治伦理格格不入。这就使目前中国的利益集团陷入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尴尬境地，获取的惊人财富不仅没有给自己带来荣誉的光环，把自己推上社会羡慕的荣誉顶峰，反倒背上沉重的罪恶十字架，成为社会讨伐的目标，成为社会所有邪恶的集大成者，在整个社会的诅咒中滑向由仇恨构成的恐怖地狱。可以说，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财富集团同时也是荣誉集团，像目前这种财富集团却成为邪恶集团的现象，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中国的利益集团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丧失了任何精神家园的流浪野狗，无论按照任何政党任何国家的政治伦理来衡量，他们都是一群天良丧尽、人伦尽失的刑事犯罪分子，其罪行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哪怕是已经在地狱安家的邪教组织。中国利益集团的这种特殊历史地位和犯罪性质，决定了他们绝不会像其他国家的利益集团那样去维护和扩大民族利益，如同当初德国纳粹集团和日本军国主义集团那样，而是一定要把中华民族推向解体。尽管目前他们还会打着共产党的旗号继续掠夺，但是他们知道，共产党这个名称本身就决定了其不可调和的历史敌对性质，一旦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复活（文革决定了这种政治基因随时都会复活），等待他们的将是毁灭性灾难。毛泽东生前曾说，文革不是一次，以后还要进行许多次。虽然中国利益集团对毛泽东本人全盘否定，但是对于毛泽东的预言却从来不敢掉以轻心，30年来一直坚持不断地反对所谓极左，就是担心共产党的政治基因复活，再次爆发文革。集官僚、买办和汉奸于一身的民主社会主义，天真地以为只要把共产党改成社会民主党，就能逃避历史清算。而这个集团的主流却十分清楚，只要共产党一消失，中国民众的革命清算立刻就会火山般爆发，并且这种清算会遍及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所以对他们来讲，不管共产党继续存在与否，只要中国还存在，中华民族还存在，就无法逃避最终被清算的命运，唯一安全的选择，就是中国分裂，中华民族解体，所有罪行都会随着中华民族的消失而烟消云散。

改革三十年来，已经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台独、藏独和疆独三大分裂势力，加上利益集团这股最大的内部分裂势力，终于让百余年一直图谋肢解中国的西方势力，第二次找到了之配合的国内政治力量。曾占据了中国历史三分之一时间的内乱分裂的巨大魔兽，正煽动着令人颤栗恐怖的黑色翅膀，悄悄飞临中国上空。那个老人终于可以安息了，早在八十年代他就说过“我死了，某某（指子女）他们也活不成”，为了让子女在自己死后能够活下去，就只有让中华民族活不下去。这是家族利益和民族利益发生矛盾的必然结果，要做慈祥的父亲，就只能做民族的罪人，不可能再有第三种选择。而肢解中国的方法，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摧毁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建立精英分权的集团政治体制，把中国重新变成一盘散沙，为西方国家肢解瓜分中国创造制度基础。或许现在许多人还意识不到以精英民主为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悲剧命运，如同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人们意识不到私有化改革的悲剧命运一样。如果最初人们就知道私有化改革的结果，就是人们重新被压在三座大山下面，就是上千万妇女沦为娼妓，就是下岗工人用自行车驮着妻子去当舞女，就是妻女亲娘含着眼泪把父兄儿子送进不见尸骨的黑煤窑，就是每年数百万人因看不起病死在医院外面……，恐怕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欢呼这种改革。人类命运的悲剧性质就在于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发展过程：当人们能够改变悲剧命运的时候，往往意识不到悲剧结局；当人们意识到悲剧结局的时候，往往已经晚了，已经失去了改变悲剧命运的机会。中国改革精英独有的邪恶品质，更是加重了中国百姓的悲剧命运。主导中国改革的精英集团一直都是依靠谣言和诈骗推动改革，他们直到现在仍然炫耀中国的改革过程就是一个拐卖妇女的过程，先不说到哪里去，一路也都瞒着你，等到了地方把你卖掉你再知道已经晚了。所谓“打左灯向右拐”“目标天津谎称是廊坊”等，都是他们不断炫耀的欺诈伎俩，善良的中国人民就是这样一步步被骗得浑身精光失去一切的。中国人民已经被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拐卖过一次，绝不能再被精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二次拐卖；如果说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让老百姓失去的只是国家主人翁的地位，那么精英民主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会让老百姓失去国家本身；失去在国家中的地位还可以恢复，一旦失去国家本身将意味着彻底毁灭。

经济殖民化，已经使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精英民主化，将使中华民族立刻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要么通过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制度，使国家陷入内乱、分裂，最终走向解体；要么通过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变肥大国家为强大国家，重建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许多右派和中间知识分子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建立民主政治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纯粹废话。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任何政治体制都讲民主，只是民主的内容和范围有所不同。集权政治的民主，是只限于权力集团内部的民主，是只有政治精英享有的民主，其他集团和人民大众则被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集团政治的民主，则是权力、资本和知识三大精英集团之间以及他们集团内部的民主，属于精英民主，人民大众则被排除在民主范围之外；只有大众政治的民主，才是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的民主。中国的资本集团和知识精英集团为了从权力集团那里获取更多的利益，权力集团内部也为了利益瓜分更加均衡，便努力编造了集团之间相互制衡比单个集团控制社会更加优越的谎言，什么多党制衡优于一党专制、民主分权优于集权专制等都属于此类谎言。如果孤立地来看，这些说法都很有道理，但是和现实一比较就会发现完全是谎言，他们所谓的民主分权，是把广大民众完全排除在外的一种精英集团内部的分赃游戏，不仅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通过各个集团之间相互制衡，在客观上部分地反映民意，反倒是三大集团联合起来形成铁三角，共同欺压老百姓，使老百姓陷入更加绝望的悲惨境地。权力集团借助资本集团的市场力量买卖权力，把公权变现为私产；资本集团借助权力集团的政权力量强取豪夺，把社会财富据为己有；知识精英集团为官求财的奴才本性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完全成为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豢养的宠物，唯一的功能就是如何讨好主人，获取一块更大的带肉骨头。如果说集权政治条件下老百姓只是遭受一个集团的掠夺，那么铁三角式的集团政治将使老百姓同时遭受三个集团的掠夺，如果说强奸是一种罪恶的话，轮奸则是一种更大的罪恶，不能因为强奸是犯罪，就用轮奸这种更大的犯罪来取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卑鄙就在于他们打着反对强奸的口号，大肆宣传轮奸是一种文明和进步。可以说，在反对人民行使大民主的问题上，中国三大精英集团不仅立场完全一致，甚至不共戴天的仇恨程度都大致相同，他们是在排除大众民主的前提下反对集权专制，如果在集权专制和大众民主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集权专制。其实，他们所谓的集权专制本身就是在否定和镇压大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30年来他们一直把文革中的大民主妖魔化为“空前的历史浩劫”。可见，中国精英集团所谓的集权和民主不过是他们“放牧百姓”的不同方法，无论放牧方法怎样改革，放牧者都不能和猪马牛羊享有同等民主权利，这就是中国精英集团实行民主改革的实质。所以，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不能走仅仅实行党内民主的集权政治道路，也不能走实行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道路，只能走实行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道路，这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世纪性崛起，实现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经过多年探索创建的大众政治制度，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最优秀成果，是自人类民主意识觉醒以来的数百年间，历经资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三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革命锤炼形成的民主政治的最高形式，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高形式的民主，是毛泽东思想中最辉煌的思想精华，是毛主席留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整个世界人民的最珍贵的思想遗产。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集大成者，毛泽东生前已经勾勒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

第一，四大自由为代表的公民民主权利保护制度。
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拆除自由表达民主诉求的权利门槛，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是大众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以往所有文明社会都在讲民主，但是却设立了除统治集团自身之外所有人群都难以跨越的历史门槛，资产阶级革命拆除了民主的权利门槛，却保留着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同样把除自身之外的所有人群阻挡在民主之外，虽然社会主义革命又拆除了资本门槛，但是包括文革前中国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拆除知识门槛，人们仍然只有通过发表论文专著才能表达自己的民主诉求，老百姓发表不了论文专著，也就表达不了自己的民主诉求。特别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没有拆除知识门槛，甚至后来还逐渐地恢复了民主的权利门槛，这种悖逆人类政治文明进程的历史倒退现象，最终导致了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全面崩溃。从所有宗教倡导的众生平等，到法国大革命《人权宣言》的天赋人权，再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全人类解放，无不包含着对每一个人的生命、尊严和权利的尊重，无论他是什么人，无论他有没有权力，有没有财产，有没有知识，他都拥有表达自己民主诉求的权利，这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让普通百姓跨越权力、资本和知识三大门槛，拥有了自由表达自己民主诉求的方式，拥有了反抗顶头上司等官僚压迫的政治手段，拥有了抗衡专家学者等“反动学术权威”的文化手段，把中国推上了世界人权发展的最高阶段。可以说，载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文革宪法》，是人类民主政治发展史上超越《五月花号文件》《拿破仑法典》等所有里程碑的最伟大的法律文件。
虽然四大自由代表的人民民主制度在中国暂时失败了，但是它对整个世界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六十年代的美国黑人运动、欧洲及世界各地的民权运动，无不是在中国文革推动下爆发的，连美国人自己都承认，六十年代的《人权法案》就是为应对中国等共产党国家的人权责难而形成的。今天美国资本市场上形成的司法制度改革，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的转变，同样贯穿着四大自由的基本精神，比如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就是一种制度化的大字报形式，所不同的只是当初中国人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现在美国人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当然，大字报最适合的地方是贴在网络上，站在网络时代来看四大自由，就会发现它的伟大的时代意义，网络为大众民主提供了技术基础，四大自由为大众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二者共同构成了大众政治时代的基本特征。四大自由和网络发展相结合所形成的大众民主的时代潮流，将是推动中华民族克服危机、走出浩劫、浴火重生的强大动力。

就目前中国现实斗争来讲，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也是到了刻不容缓的关键地步。13亿中国人民的民生要求之所以受到压制，胡锦涛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难以贯彻，就在于官僚买办集团通过控制媒体和网络，在中央和民众之间设置了一道防火墙，处于彼此隔绝状态的中央和民众只能各自单独面对官僚买办集团，单独面对官僚买办集团的中央和民众不仅软弱无力，甚至完全处于官僚买办集团的操纵之中：在中央面前，他们用民众的名义要挟中央；在民众面前，他们又以中央的名义镇压民众。中央要约束他们，他们指责是集权专制，叫喊应该党政分开和民主分权；民众要约束他们，他们又咒骂大民主是历史浩劫，应该坚决打击无情镇压。当初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对付毛泽东和人民大众，四大自由就是在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反对官僚买办集团的斗争中产生的。文革结束后他们卷土重来，又用这种方式搞垮了华国锋，现在又在使用这种方式对付胡锦涛新政。领袖一旦失去民众必将一事无成，民众一旦失去领袖必然一盘散沙；恢复四大自由，拆除网络管制的防火墙，实现领袖与民众的直接结合，是胡锦涛新政成功的关键环节。普京之所以有力量制住俄罗斯的权贵集团，就在于他拥有民众并且在关键时刻敢于发动民众；俄罗斯的民众之所以在财富分配上占绝对优势，就在于他们直接拥有普京；俄罗斯的权贵集团之所以不敢胡作非为更不敢卖国（如果俄罗斯的权贵集团卖起国来，恐怕GDP一年之内就能超过美国），就在于在联合起来的中央政府和民众面前，他们的力量相对十分软弱。中国的官僚买办集团之所以从宪法中删除四大自由，并且30年来一刻不停地妖魔化四大自由，提起大民主便恨得咬牙切齿，就在于他们十分清楚，一旦恢复四大自由，中央将变成强大的中央，民众将变成强大的民众，国家将变成强大的国家，他们勾结外资强取豪夺百姓、任意宰割国家的时代将会彻底结束。

第二，人民主导的政治权力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
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组成的中国政治制度，远远超过西方国家以参众两院为基础的代议民主制度，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的伟大政治创举，是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由社会各种政治力量和不同政治家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的政治创造能力和政治激情，提供经过多方较量、反复斗争和详尽论证的最佳政治方案；然后交由普通老百姓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进行选择，由于人大代表的绝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会按照天道公理和自身利益进行选择；选择以后便成为法律，交由人民政府去执行。这种权力结构既能保证由最优秀的政治家来设计制度，又能保证由人民直接选择和制定制度，而西方国家的参众两院由于身兼制度设计和制度制定双重功能，很难保证最终制定的制度符合人民利益。可见，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不需要动大手术，只要将现有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和人民政府制度名副其实并加以完善就完全可以，就一定能够消除覆盖整个社会的腐败现象。目前中国的全面腐败和对百姓肆无忌惮地欺压掠夺，并不是中国政治制度本身的弊端，而是上述政治制度被人为扭曲的结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腐败现象绝不是发展过程中客观形成的，而是主观设计的结果，是中国权贵集团从内部改变国家阶级性质的历史阴谋发展的结果。

改变对人民代表大会的性质主要是通过不断改变代表身份实现的。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人民代表大会，来自生产第一线的普通劳动者代表超过80%，绝大部分是与公有制经济生死相连的工农代表，并且大都具有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显然这是私有化改革的最大障碍。毛主席逝世后江青之所以把全部精力都扑到理论上，努力为来年三月份人大选举做准备，内心依靠的就是这批工农代表。为了彻底清除这批代表，便以“建设四个现代化更需要老黄牛”为借口，用一大批听话的老工人老农民替换掉了那些所谓“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具有造反精神的代表；替换上来的那些老工人老农民虽然听话，但是却对私有化改革没有任何兴趣，于是便又以提高执政能力为借口，用老干部替换掉了老工人老农民，这个时候人大代表中的普通劳动者已近乎绝迹，人大代表已经开始变成官大代表，只是这些官已经退休；后来随着私有化的推进，这些抛头洒血打江山的老干部身上固有的社会主义政治基因开始复活，变成了私有化改革的严重阻力，于是这批老干部的政治生涯也就走到了尽头，被“知识化、专业化”的口号赶出了人大，天生懦弱矫情的知识分子被塞进了人大，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对共产党和共和国怀有刻骨仇恨的当初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右派知识分子进入人大，完成了私有化改革的历史任务，建成了权钱交换的市场经济，只是他们稍微向前多跨了一步，想搞西方的政治制度，于是便又被官僚集团所取代，包括各个地方的人大主任都由党委书记来兼任。到此为止，作为中国人民伟大政治创举的人民代表大会，从里到外变成了官员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分组审议和讨论，又以行政区划为单位，以地方最高党政领导为中心，人民代表大会便彻底变成了地方党政干部会议。比全国人大代表官员化更可怕的是，地方人大代表越来越多地被黑恶势力所控制，不仅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甚至正在变成欺压人民的工具。人大代表的官员化，使各级政府彻底摆脱了监督和约束，可以随心所欲地占有和出卖国家资源，从而也改变了政府的人民性质，使中国官员成为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约束的最舒服的官员，中国完全变成了权力和资本的理想天堂。

改变政治协商会议的性质主要是通过堕落实现的。政治协商会议本来应该是政治家聚会的场所，只是政治家的聚集无论其政治观点如何，都会燃烧起理想主义的大火，这是中国的权贵集团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中国权贵集团的阶级性质和根本利益需要堕落，需要整个社会的全面堕落，首先是政治的堕落。于是便开始了对政治协商会议的污浊化，把社会各个角落的三教九流、五精八怪、鱼鳖虾蟹、歪瓜裂枣统统塞进政协，政协里除了没有应该有的政治家之外什么都有，把事关国运的政治协商会议变成了名流俱乐部，后来随着“身份出国”大潮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名流获得了外国国籍，政协又变成了万国俱乐部，一大群嘻嘻哈哈的外国人在商讨中国的大政方针，你说国家荒唐到了什么程度，危险到了什么程度，又把国人侮辱到了什么程度！恐怕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议会是由外国人组成的第二个国家了。目前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正在努力恢复人大和政协的原有性质，可是这么好的事情却只能通过内部文件的形式偷偷地做，为什么要偷偷地做？因为又怕引来右派叫喊“干扰民主破坏法制”的责难，可见，目前中国的希望仍然只能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寄希望于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
第三，建立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置于中央和民众的双重约束之中。

在共和国整个权力结构中，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更为复杂的是人民政府制度。由于历史的限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还都不可能直接由人民掌权，而只能由各级官员作为人民勤务员代替人民掌权，如何防止新的国家官员由人民勤务员变成欺压人民的官僚集团，使社会主义革命再次重蹈历史一个剥削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集团的悲剧，这是除毛泽东之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甚至是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后来所有东欧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对于中国来讲，能否成功地把官僚集团置于人民的直接监督和约束之下，还有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特殊意义，中国历史上三分之一的内乱分裂几乎都是由官僚集团造成的，要么是官僚集团势力做大，逼宫篡权导致内乱，形成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要么是官僚集团嗜血残暴、逼民造反，酿成天下大乱。所以，历代统治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努力控制好官僚集团，并且除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之外大家都懂得，依靠官僚集团本身来约束官僚集团是根本不可能的，如同用左手不可能防止右手盗窃一样，目前中国的腐败之所以难以遏制，就是依靠纪委监察部门等官僚机构自我约束的结果。对官僚集团的约束，只能依靠外部力量。中国封建社会采取了皇亲国戚和宦官太监这两种外部力量进行监督；皇亲国戚在利益上和皇帝是一致的，和官僚集团是分离的；宦官太监没有后代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只能依附于皇帝；这两种力量在客观上能够对官僚集团形成监督和制约。但是这种权力制约方式有一个致命弊端，就是必须有一个十分强大专制的铁血皇帝，只要皇帝稍有软弱，就会发生或者豪门干政或者宦官专权的所谓“集体领导”的极端黑暗的政治局面，明代魏忠贤的宦官专权、祸乱天下就是一个典型。中国历史上“集体领导”的极端黑暗恐怖，以及内乱割据的极端惨烈，是历史上老百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重要原因。除使用外部力量的约束之外，许多朝代采取了破格提拔平民政治家进入朝政，形成布衣将相格局，采用吐故纳新的方法不断刷新官僚集团的内部成分，通过新老官僚之间互相制约的方式约束和控制官僚集团。现代西方国家则是采取了三权分立的代议民主制的方法，这个方法在西方国家能够成功，一是由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历史决定的，西方国家一直是皇权、教权和知识分子三大力量相互制衡的历史；二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西方国家对官僚集团的制约不是通过人民，而是通过资本实现的。显然，中国不具备采用西方国家权力制衡的社会历史条件。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古代吏治教训和现代西方国家分权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了中国式的权力约束机制，把官僚集团同时置于中央和民众双重约束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约束体制，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有效的约束方式。

自上而下的约束方式，主要是吸取了中国古代吏治的经验教训，把布衣将相的格局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直接选拔人民群众中的优秀分子进入党政最高领导层，通过不断吐故纳新来保证最高决策层具有来自人民的新鲜血液，为防止这些布衣将相再次脱离人民群众，专门制定了“三三制”的工作原则，即三分之一时间在中央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回原地工作，三分之一时间到基层搞调查研究，这套制度保证了中央最高层和人民群众具有直接的血肉联系，任何违背人民群众利益的方案都很难通过。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对此深有感受、切齿痛恨，文革结束后再次主持工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坚决打倒和清除那些直接来自基层的所谓“火箭干部”“坐直升飞机上来的干部”，并且为干部提拔设置了严格的“台阶论”，即提拔干部必须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能越级提拔。“台阶论”在两个方面保证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一是逐个台阶进行筛选，能够保证百分之百地把那些具有平民意识和造反精神的所谓“极左分子”过滤掉；二是经过官场绞肉机的逐级搅拌，筛选出来的干部都是没有骨头皮的软糊糊一团，能够适应对外开放的新型外交关系。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让陈永贵去主持对外开放，这个不肯吃亏的农民绝不会把国内发行价十几元的股票，一元多卖给外国人；直到被隔离审查前还拿着工人工资的副总理吴桂贤，也不会用武警逼着工人不准罢工地为外资干活。

自下而上的约束机制，主要是借鉴了西方国家分权制衡的民主约束制度，只是民主约束制度不再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其实，认真分析西方国家的权力制衡制度就会看到，西方国家的权力约束之所以有效，并不在于三权分立，而在于它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舆论自由，把所有官僚都直接暴露在大众视野之内，稍有不慎便被舆论拿出来在公众面前暴晒，不用公众出手，仅政敌之间的残酷绞杀就足以让所有官僚都战战兢兢；社团民主，既能够把分散的公众组织起来进行有序斗争，又不会动摇政党统治的基础，美国那么多年都是两党轮流执政，永远搞不出第三个党，就是因为社团民主只威胁官僚约束政府，而不威胁政党利益。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这些优点，被一代政治大师毛泽东，在人民大众的基础上发挥的淋漓尽致，达到了人类历史上自由和民主的最高水平。一是前面提到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形成了排山倒海的强大舆论压力；二是社团民主又形成了地动山摇的强大组织压力。可以说，中国文革时期，是人类历史上社团民主发展最壮观的时期，红卫兵组织，造反派组织，各类战斗队、宣传队，以及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众组织，可谓是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大众第一次成了政治生活的主人，不用申请不用注册不用向任何官老爷乞求，几个人一商量，一个新的政治社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政治领袖就出现了，无论就单独个体的政治权力而言，还是就人民大众整体的政治权力来说，都达到了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实现形式。在那样一个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理想主义大火熊熊燃烧，贪污一元钱会有数十上百个战斗队等着你交代的年月里，怎么可能会有贪官污吏！又怎么可能会产生贪官污吏！这就是中国官僚集团历尽30年仍然对那个时代充满深仇大恨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许多自由主义右派，一方面口口声声推崇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一方面又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那个超越任何西方国家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的时代。要知道，只是在21世纪的最近几年，一些自由民主最发达的北欧国家才刚刚达到社团无须注册的程度，而我们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达到了。所以大家翻看一下那个时候的国内外报纸就会发现，如同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毛泽东时代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处于攻势，美国处于守势；只是到了邓小平时代才颠倒过来，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变成了攻势，中国变成了守势。社团民主对权力的强大约束作用，从前些年美国纽约市长访问上海的观感中也可看出，当时纽约市长问上海市长：“上海城市建设这么快哪来的土地？”上海市长一句回答让纽约市长差点儿晕过去：“扒房子！”，纽约市长说一个纽约市200多个社团几乎涵盖了所有领域，几乎所有的城市政策这些社团都要过问，别说连做梦都不敢想去扒市民的房子，甚至连关起门召开市长会议都是罪过，所有市长会议都必须公开。这个纽约市长所抱怨的，和我们许多官员对文革控诉的，内容几乎完全相同。文革结束后，虽然没有像取消四大自由那样在宪法中取消结社自由，但是却设置了一个“理发师悖论”，展示了第二代领导人高超的政治智慧：民政部规定，成立社团必须有省部级批文；到省部级获取批文，又必须有民政部批准。

这样一来，社会约束权力集团的两大手段全部被斩断，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解除了对权力集团的任何约束，权力集团第一次达到了为所欲为的最高境界，并且为了巩固权力集团的财富基础，同时也解除了对资本集团的任何约束，权力和资本成为社会运转的两大轴心，有钱能使鬼推磨，有权能使磨推鬼，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双轴心运转的社会，双轴心的疯狂运转吞噬掉了社会的一切，中国老百姓也陷入了双重悲剧之中，文革中曾经达到了自由和民主顶端的中国大众，作为历史补偿又被打落到另一个极端，不仅不敢再去奢想约束权贵集团，自己的财产能保留到明天天亮就已属万幸，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天堂。所以浙江一个小小的车管所长才能包养100多个情妇，上海滩一个小瘪三才能一次拿走政府40亿社保资金，几个金融官员才能贱卖银行股一年就损失1万多亿。失去了约束的权力比任何妖魔鬼怪都更加可怕。

第四，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体制。
文革结束后中国迅速陷入历史上最腐败时期的根本原因，就是恢复和发展了封建社会的权力法则：升官发财。发财是目的，升官是手段，千里做官只为财，一朝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特别是打着市场经济的旗号，开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大规模的权力买卖市场，当官成为最大的暴利产业，所有权力的市场价格都在暴涨，特别是当教育和医疗的权力进入市场以后，不仅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包括知识精英也加入了暴富行列，大家一起欢呼改革总设计师的伟大。其实，权力结合、纵官逐利，是封建社会的固有法则，根本不需要任何设计，如果非要说设计不可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在规模上成千上万倍地扩大了而已。对于现代国家来讲，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来讲，真正需要设计的是如何建立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利制度，防止通过权力买卖，把有限的公权变成无边无际的私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毛泽东才是伟大的总设计师，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设计出了权与利相分离的新型权力制度，切断了升官发财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中国官僚集团提起毛泽东便恨得咬牙切齿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职务变动不再和工资、待遇相联系，无论是工厂厂长、大学校长、国家部委的司长部长，地方的市长省长，工资收入都可能低于普通百姓，甚至出现了仍然在农村拿农民工分（陈永贵）、仍然在工厂拿工人工资（吴桂贤）的国务院副总理，这就是政治局开会时他们不敢喝茶只喝白开水的原因（政治局开会喝茶要收费）。这套新型管理制度的伟大意义在于，由于包括党政最高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和老百姓在利益上完全融成了完全一体，彻底消除了官民对立的经济基础，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政府绝不可能制订出危害百姓利益的政策法规。更为伟大的作用在于，它彻底改变了古今中外官员的成分和来源，由于当官已经无利可图，只是实现政治抱负和展示政治才干的途径，这就能够在制度上保证进入官员队伍的永远是那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理想主义者。

目前中国之所以会陷入几乎无官不贪的腐败泥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升官发财的官场规则，决定了大家进入官场的目的就是发财，从开始就是奔着发财而来，这就从源头上注定了腐败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官僚队伍越滚越大，资源耗费规模之大旷古未有。一是制度型腐败公开席卷了社会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预算内财政收入已经超过5万亿，成为数百万官僚挥霍的基础，我曾经问过一个大学的官员，都去过哪些国家，他说数量多的已经记不起来了，反正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去遍了，接下来只有非洲等发展中国家还值得一去。每年仅国家能统计出来的出国费用就高达2千多亿。二是集体型腐败又通过收费、罚款等手段，把超过2万亿（2006年水平）预算外收入纳入了各级行政官员的“小金库”，用于豪宅、豪车、豪赌、豪游等变态性奢侈消费，重庆一个宣传部长携带2亿公款去澳门豪赌，一出手就就输掉1个多亿，而重庆市民每月的低保收入才2百多元，全市每月低保收入总额也不到2亿元，所以重庆老百姓才会为节省区区10元钱，在争购食用油时3人被活活踩死，几十人被踩伤。历史上类似惨剧只有在赤地千里的大灾之年才会发生，可见官灾是超越任何灾难的最可怕灾难。三是最可怕的人格型腐败，人格型腐败最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腐败现象完全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一方面把整个社会的资源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命运集中到少数官员手中，另一方面又创造了把这些权力任意变现的庞大的市场体系，就这点来讲，改革似乎又的确存在一个总设计师，设计出了能够实现权贵利益最大化的权与利相结合的最佳制度。

佛魔同体，善恶同源。权力和金钱，既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两大历史杠杆，又是人类社会全部灾难的历史根源。权力把人异化为外在奴隶，金钱把人异化为内在奴隶。虽然毛泽东按照权与利相分离的原则重新安装了中国的权力系统，但是权力本身仍然具有强大的腐蚀作用，在运行过程中如同电脑一样会产生大量垃圾和感染各种病毒，导致系统运转异常甚至系统崩溃。为保证新的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行，毛泽东便为这个权力系统加装了系统清理软件和杀毒软件，这就是著名的政治运动和革命委员会。在毛泽东时代，政治运动是群众帮助干部整风的代名词，所以也叫群众运动，平常时间是干部管理群众，隔几年来一次政治运动，让群众也管理一下干部，通过这种群众运动来经常清除权力系统中的各种垃圾和病毒，保证权力系统的正常运行。即便有的地方权力系统是干净的，其中没有垃圾和病毒，至少也能起到刷新系统、提高运行效率的作用。通过政治运动对权力系统进行定期刷新和清理，不仅能够隔绝权与利相结合的外在机会，甚至能够消除官员以权谋利的内在冲动，人捞钱是为了活的舒服，当捞钱不仅没有机会带来舒服，反倒会带来灾难的时候，无论品质好坏，人都不再会有捞钱的欲望。文革结束后为了获得官僚集团的支持，有人宣布永远不再搞群众运动，由此拉开了中国社会腐败的大幕。毛泽东为中国新型权力系统安装的杀毒软件，则是在总结包括巴黎公社在内的历次劳动人民革命基础上的又一伟大政治创举。作为文革中新旧秩序交替产物的革命委员会，虽然自始至终都是权力机构，但是其构成和运转方式却对我们今天具有巨大历史启示，就是在全国建立自下而上的公民委员会，作为政治防火墙断开权与利之间的内在联系。公民委员会由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普通公民组成，它不是现有权力体系中的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监督机构，不是由权力体系内部的“官”组成，而是由权力体系外部的“民”组成，对由“官”组成的行政机构具有直接干预作用，但是又不能代替行政机构行使权力，其主要功能就是把现有政府机构以及所有单位的行政机构变成纯粹事务性机构。

第五，人民为本符合天道的现代法律制度。
司法领域是目前人类社会历史性转变最突出的领域，是世界政治发展进程中最早表现出大众政治色彩的领域，也是文革中国对世界政治文明的贡献已经得到验证的领域，目前推动世界司法领域发生历史性转变的两大核心原则——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大众政治建设的伟大成果。可惜文革结束后，在疯狂的非毛反毛浪潮推动下，毛泽东创建的这两大现代法律原则，虽然在西方国家已开始开花结果，但是在中国却被彻底否定，并且时刻不停地被咒骂了近30年，使中国走上了背离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恶法治国的悲剧现象。以往任何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其法律本质都是维护统治集团的利益，但是其立法精神无不闪耀着统治集团内部理想主义者的神圣光环，从最早的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王法典》，到后来支配欧洲200多年的《拿破仑法典》，以及中国历代律法，都充满着惩恶扬善、维护天理人伦的人文精神。像文革后中国这样，立法初衷就是为某些人作恶服务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可谓是绝无仅有。恶人治国历史上很多，恶法治国历史上罕见，法律是社会最后一块遮羞布，古今中外历代王朝即便是亡国灭种也不会撕掉最后这块遮羞布，如同一个人到死也不会裸体到大街上一样，可是唯独中国撕掉了最后这块遮羞布，在光天化日之下赤裸裸地把法律变成了作恶工具。这已经突破了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文明底线，完全属于反人类反文明的罪恶行为。现在要建立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这种恶法治国的邪恶状况，应该结束了。就总体来讲：

首先，恢复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原则，以大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彻底消除法律存在的权力基础和资本基础，重新引领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潮流。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公众立法原则，已成为当今世界立法的主要发展趋势，但是世界原有的资本主义政治框架限制了公众直接参与立法过程，公众对法律的影响还只限于舆论和司法层面，例如通过人民陪审团确定有罪无罪的方法，来纠正立法过程中违背人民意志和利益的地方，由人民陪审团断案，在是否有罪的问题上，法律再多也等于无法，因为人民陪审团不是根据法律，而是根据天理良心进行判断。这和中国文革期间宏观只有一部宪法，微观只有一部婚姻法那种极少法律文本的状态，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具有异曲同工的作用。文革没有法律文本并不是没有法律本身，许多法律是用“群众专政”的条条框框形成的，是典型的公众立法。公众立法的优点在于，每一个公民都感觉到自己是立法主体，因而像爱护自己眼睛一样爱护法律，像忠于生命一样忠于法律，这也是那个时代那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一个重要原因。文革后中国之所以形成恶法治国，根本弊端就在于精英立法，并且不是“武松式精英”立法，而是“西门庆式精英”立法。比如《证券法》就是由原本是法律约束对象的庄家起草制订的，所以不仅不能起到净化市场的作用，反倒成为恶庄造市的作恶工具，中国成千上万投资者的血本无归，就是这个保护庄家的《证券法》造成的。目前西方国家的有罪推定制度，也叫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属于大众政治的范畴，实行这个制度的哲学依据就是“富人天然有罪说”，如同文革期间讲的成分论，富人天生就有罪，要证明自己清白，就必须拿出证据来，拿不出证据就是有罪。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有这个转变？随着现代经济特别是虚拟经济的发展，富人越来越成为犯罪主体，穷人除一般刑事犯罪外，越来越失去了犯罪资格，比如在证券市场上，穷人想犯罪都没有资格。并且作为受害者的穷人永远不可能拿到富人的证据，如果让受害者提供证据，等于是保护和鼓励富人犯罪，就像现在的中国一样；如果由司法部门进行调查，又是拿广大纳税人的钱在为富人开脱，对广大公众不合理，所以只能由富人自己去寻找证据，找不到就是犯罪，就要赔偿就要破产。并且为了发动群众监督富人，美国法律规定，违规者一经查实，违规金额中20%奖给举报者，由于证券市场上违规金额动辄就是几亿几十亿乃至上百亿，举报出一个违规者就能发大财，这就把富人至少是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置入了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之中。

公众立法的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并且是以人民为本。以人民为本的公众立法，不仅是体现在立法程序上，更重要的是应该体现在法律内容和法律本质上，这是只有毛泽东时代才达到过的立法水平，是建立在以人民为本基础上的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平等。以往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么是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权力面前人人平等；要么是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人人平等，其实是资本面前人人平等；真正的人人平等从来就没有过。权力集团立法的主要目的是约束权力集团之外的其它社会集团，所以建立在权力基础上的法律，规定了凡是运用权力手段所从事的一切活动都不属于犯罪；同样，资本集团立法的目的是约束资本集团之外的所有其它社会集团，所以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法律，又规定了凡是运用资本所从事的任何活动都不属于犯罪；只有在毛泽东时代，才开天辟地第一次规定了无论采用任何手段作恶都是犯罪，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还是暴力形式，一律同等对待。法律不再只是约束某些集团或者某些群体的犯罪方式，而是同时约束所有集团所有群体的犯罪方式，彻底结束了以往那种运用权力或者运用资本抢劫强奸甚至逼死人命也不属于犯罪的黑暗时代，最典型的就是刑法关于流氓强奸罪的演变过程。毛泽东时代的刑法规定，无论采用任何手段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流氓强奸罪。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权力和金钱在强暴妇女方面的法外特权。人有三种支配社会的强制力量，即权力，财力和体力。官僚用权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富人用财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穷人用体力也就是暴力支配社会，并能强制妇女服从自己。所以采用其中任何一种方式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流氓强奸，才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无论你是官员，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你做同样的事情，就用同样的善恶标准来衡量。可是文革结束后，面对满街的西施貂禅，被几十年严格的一夫一妻制憋坏了的官僚富豪，急不可耐地于八十年代初修改刑法，删除了运用权力和金钱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属于犯罪的条款，只保留运用暴力手段才属于犯罪的条款，于是，只有穷人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才属于犯罪，官员和富人别说违背妇女意志，就是违背妇女全家意志发生性关系也不属于犯罪。为了能够占有更多的妇女，便进行权力下放的改革，把所有老百姓的命运都集中到各级官员手中，妇女的悲惨命运开始了，上千万中国妇女被逼良为娼，包括大量未成年少女，为了能够安全地玩弄未成年少女，后来又进一步改革刑法，把和14岁以下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属于强奸罪的条款，附加上一条：在不知道对方年龄的情况下和未成年少女发生性关系不属于强奸。如此一来，穷人的妻女从8岁到80岁，无一漏网地全部被纳入了被侮辱被损害的悲惨地位。这就是中国右派叫喊的所谓法治，这就是中国知识精英叫喊的所谓法治。如果说西方国家的法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变有希望通过量变完成的话，那么中国向大众政治的转变则必须废除现有的所有法律，并且要追究这些法律设计师反人类反文明的刑事责任。

其次，重建整个法律体系，理顺道德和法律的关系，确立符合天理天道，道德和法律相统一的法律原则。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的工具，道德是法律运行的根本，天理良心是最高的法律，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世界人民的重要政治遗产。如同西方国家主要依靠宗教调节，中国古代主要依靠天道调节一样，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主要依靠道德调节，道德是无形的法律，又是最高的法律，最可靠的法律。所谓道德调节软弱的说法，是因为道德调节脱离了人民群众，是与人民群众相对立的道德，只要道德调节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就具有巨大的调节力量，甚至超过法律文本的调节。这就是前面提到毛泽东时代能够2部法律管天下，并且能管好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其实当时两部法律的设置本身就体现了崇高的道德精神：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人民始终是弱者，是被压迫者，而中国妇女又是弱者中的弱者，所以宏观一部保护人民利益的宪法，微观一部保护妇女利益的婚姻法，站在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看就已经足够了。其他专业性法律都是开放式的法律，人民群众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和道德建设的需要随时进行修正，防止法律和道德相背离，保证法律和道德始终相统一。可以说，中国大众政治中道德为本的法治原则，概括和继承了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政治文明中最优秀的文明成果，是迄今为止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

古往今来中国人一直在讲道理，天道和天理是中国人最高的法律准则。政治生活把道看得高于一切，皇帝统治是顺应天道，百姓造反是替天行道，好皇帝是有道明君，坏皇帝就是无道昏君，等等。道是什么？道法自然。可见这个道就是西方人讲的自然法。老百姓则把天理看得高于一切，凡事要讲天理，违背天理必遭天谴。天道天理构成了灿若星河的辉煌中华文明运转的轴心，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唯一流传下来的古代文明，不仅没有消亡，反倒成为21世纪人类发展的先导文明，就在于自始至终支配中华文明发展的是天道天理。其实现代西方国家的政治文明也在向着这个方向转变。法国《人权宣言》中的“天赋人权”，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不证自明”，都在表示社会立法必须遵循一些带有终极性的真理和道德，和中国人讲的天道天理完全相同。由于西方文化本身有逻辑无道理，无法实现人们的道德追求和道德完善，便用宗教来补偿这个缺陷，所以西方国家几乎所有的法律宣誓都不是手捧法律，而是手捧《圣经》，表示宗教道德超过任何法律条文。并且为了防止浩繁的法律文本侵蚀和扭曲社会道德，便设置了人民陪审团这种法盲判案制度，唯一有权判决有罪无罪的陪审团成员，从全市市民身份证中摇号抽签产生，这些由身份证摇号产生的陪审团成员没有任何法律专业知识，从头至尾都是在根据道德良心进行判决，这和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判案完全一样，虽然决定罪行大小的是法律和法官，但是决定有罪无罪的不是法律，是天理良心。中国精英集团在所谓法治建设上对中华民族所犯的最大罪行，就是在所谓“法律不讲道德”的旗帜下，摧毁了中华民族六千年文明发展形成的所有道德资源，这是超越任何刑事犯罪的最大犯罪行为，是古今中外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严重罪行。为了捍卫道德对法律的绝对支配地位，不仅在判决过程由道德裁定，判决结果也由道德裁定，这就是美国推广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赔偿分为事故性赔偿和惩罚性赔偿两大类，前者按照实际损失来赔偿，后者的赔偿往往要破产，区别就看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否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就要重罚，原则上罚到破产程度。这和文革时期中国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完全相同，一般性问题从轻处理，属于道德品质问题则从重处罚，并且载入个人档案成为一辈子的污点。惩罚性赔偿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财产处罚上实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真正的平等，许多富人财大气粗不在乎打官司，那就通过惩罚性赔偿让你立刻变成穷人。中国的官僚和富豪之所以随便欺负穷人，甚至敢开着汽车随便撞穷人，就是中国惩罚穷人的法律制度决定的。中国法律表面上看，好像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富人穷人都按照一个标准判罚，但是同样数额的赔偿，对富人可能只意味着一顿饭钱，对穷人则意味着全家破产。再加上取证的困难和高额成本，决定了穷人打官司无论输赢，往往都意味着家破人亡。通过所谓法治，把富人的侵权成本设置得很低，把穷人维权成本设置得很高，导致无数百姓家破人亡，上访民众惨绝人寰，神州大地冤狱累累，这已经不仅仅是搞什么主义实行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完全是一种反人类反文明的犯罪行为。旧时中国有句话，叫做“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这里的衙就是指现在的公检法讼四大家，虽然上面这句话放到现在是错误的，但是中国法律制度的设计，在整体上把中国司法领域变成了一个不讲天理人伦的魔兽世界，无论其中无数个人的品格多么高尚，只要他穿上法律外衣，就必须彻底抛弃所有道德，这就是制度设计的根本作用。如同马克思所讲的那样，资本家中也不乏品格高尚的绅士，但是只要他进入资本领域，他就只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成为人格化的资本。从这个角度来讲，用道德力量重建中国法律制度，同时也是对司法领域人员的道德拯救和人格解放。

最后，恢复权利和责任相均衡、收益和风险相适应的法律原则。权利和责任相均衡相适应的原则，是人类古往今来最根本的组织法则，也是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组织法则，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几乎是整个世界所有国家无一例外的基本法则。可是中国精英集团却成功设置了一套权利和责任相分离、收益和风险相分离的法律制度：就是精英集团只享有社会权利，而不承担任何责任；只拥有社会收益，而不具有任何风险（爆发革命的风险除外）。这是自有国家以来古今中外从没有出现过的政治乱伦现象，它把中国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和现代民主国家的非株连惩罚嫁接在一起加以推广，同时把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和现代民主国家的利益原则捆绑在一起加以批判。本来，封建社会的裙带关系和株连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株连政策是针对裙带关系设置的，既然在利益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那么在责任上就是一人犯法鸡犬不留，所以在没有消除裙带关系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犯罪株连才能体现法律的公平正义，否则就会出现目前中国这种“豁出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的不合理状况：如果腐败行为不被发现，包括腐败分子本人在内的所有家人都会世世代代享受幸福生活；如果腐败行为暴露，则是除腐败分子本人之外的所有家人仍然能够世世代代享受幸福生活，并且只要不被枪毙，将来等待腐败分子本人的也仍然是幸福生活。这种脱离犯罪性质的惩罚方式不仅在客观上起着保护和鼓励腐败的作用，同时也是对人民血汗劳动的最大不公平。所以，采用什么样的惩罚方式，是由犯罪性质决定的，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哪种惩罚方式好，哪种惩罚方式坏，这是30年来中国人民的一个沉痛教训，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耻辱，在大力发展裙带关系的同时，大肆批判所谓文革株连政策（其实文革很少株连），是知识分子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历史悲剧，直到今天许多知识分子还在张口闭口地批判所谓株连政策。

目前比实行家庭连带责任更重要的是实行政治连带责任，这是惩治腐败恢复政治清明的一个重要法律制度。由于中国精英集团的妖魔化宣传，人们对株连政策形成了黑色偏见，把株连看作是十分邪恶的东西，其实包括市场经济在内的整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就是连带责任原则，商品三包售后服务就是一种连带责任，谁生产的产品谁承担责任，谁施工的项目谁承担责任。可是目前中国却存在一种十分荒唐的现象，社会所有的人都要为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唯独各级官僚对自己生产的产品——提拔的干部，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中国干部任免任人唯亲的一个根本原因。道理很简单，如果实行连带责任，谁提拔的干部谁负责，即使从最自私的角度出发，各级干部也会千方百计提拔那些清正廉明的人，因为提拔的干部越廉洁，自己就越安全，否则即便是退休在家，也有可能因为株连而被投入监狱。党中央从来没有号召并且严格监督厂家要生产最好的产品，但是一个连带责任制度，就保证了厂家想尽千方百计要生产最好的产品，同样，如果各级官员对提拔的干部也像厂家对产品一样承担连带责任，中国干部的合格率将不会低于任何名牌产品的出厂合格率。总之，既然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必须适应于干部任免制度。

第六，条条道路通罗马的现代社会分工制度。
前面所谈到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平等，对于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来讲，只是具有利益保障作用，毕竟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对老百姓更具有直接作用的是分工的平等，有分工就有尊卑贵贱，就有阶级差别，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具有真正的平等，这就是马克思讲的旧的社会分工的作用，是人类社会最深层次的分工压迫。分工压迫是人类社会最后一层压迫，也是目前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压迫。人类社会一开始就面临着三种压迫：自然压迫、政治压迫和分工压迫。人类社会通过农业革命摆脱了自然压迫；目前正在通过工业革命摆脱政治压迫；但是目前却不具备摆脱分工压迫的技术基础。虽然新兴产业的发展让人类看到了最后摆脱分工压迫的希望，但是这个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还只是刚刚接近历史发展的起点，要达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彻底消除旧的社会分工的发展水平，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由分工形成的尊卑贵贱的阶级差别，如果不加以限制，往往会抵消掉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的积极作用，把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变成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一种纯粹社会摆设。如果说在实现政治平等和法律平等方面世界各个国家都曾做出了不同贡献的话，那么在解决分工平等的问题上，世界各地却没有丝毫作为，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无论目前人文发展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还是当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领袖毛泽东，意识到并着手解决分工所导致的阶级差别问题，这就是创建了一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现代分工制度。其特点是社会所需要的所有职业，都设置一条能够通向社会荣誉顶端的天梯，无论你从事什么工作，是领导干部还是工人农民，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是大学教授还是掏粪工人，只要你爱岗敬业，能够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事迹，就可以直接达到社会荣誉的顶端，就可以受到包括最高领导在内的整个社会的尊敬。当掏粪工人时传祥和毛主席一起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广场上万众欢腾的场面时，当广场上的教授名流、专家学者仰望着城楼上这位掏粪工人时，他们之间由分工形成的社会鸿沟，会在不知不觉之间被悄悄填平。

当时这套条条大路通罗马的分工制度，不仅能够保证社会所有职业都有希望达到社会荣誉的顶端，后来在文革中经过不断完善，甚至可以达到社会权力的顶端，文革后期各行各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劳动者直接进入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包括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内的各个领导岗位，源源不断地都有来自最基层的优秀劳动者担纲上任。这套分工制度的最大优点，就是让社会所有人都能看到希望，都有机会拥有美好明天，都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你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好好干，你就具有出人头地的光明未来。每个人生命价值的实现，不再取决于你在什么职位上干什么工作，而是取决于你怎么干能干出什么；社会的较量，也不再是客观位置的竞争，而是主观努力的竞赛；当每个人的未来发展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时，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劳动人民整体当家作主，便达到了和谐统一的完美阶段。只有在这时，社会才能逐步消除分工和私有制形成的异化发展性质，淡化由分工形成的尊卑贵贱的阶级差别，社会才能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真正属于人民，不仅是属于人民的整体，而且属于包括普通劳动者在内的每一个具体的个人。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伟大的政治制度，是一个没有竞争只有竞赛的制度。竞争是野兽的生存法则，竞赛是人类的生存法则；竞争的结果只能导致绝大多数人陷入绝望，竞赛的结果则会推动整个社会朝气蓬勃。毛泽东时代是竞赛的时代，后来则是竞争的时代；由竞争时代重新转变为竞赛时代，是21世纪初期中国人民伟大的历史任务。既然我们昔日曾经辉煌过，我们就有信心能够再次创造辉煌，并且是和整个世界携手创造更大的辉煌！

第七，生命崇高的偶像化原则。
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历史都是偶像崇拜的历史。人类在探索生命本质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偶像崇拜，不同的偶像崇拜形成了不同宗教的历史基础。后来私有制把人类变成了外物的奴隶，生命崇拜也就随之异化为对外物的崇拜，集权专制把人变成了外在力量的奴隶，形成了对权力的崇拜；资本统治则把人变成了金钱的内在奴隶，形成了对金钱的崇拜。在消除了私有制和政治压迫的毛泽东时代，偶像崇拜开始重新回归生命本身，形成了对生命本身的崇拜，即把生命理解为是一个十分崇高神圣的精神过程，追求在高尚神圣的情感中度过一生，通过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来达到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实现生命的不朽和永生。由此得到的幸福快乐绝不是一般的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中国文化对快乐的理解就是“助人乃快乐之本”，助一人便能得到快乐之本，助大众助人民所得到的那种大快乐更是难以想象地幸福！释加牟尼发愿普度众生，不是因为他善良，而是因为他幸福他快乐！毛泽东时代之所以整个社会干净健康、蓬勃向上，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就是因为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生命崇高感的高尚纯净氛围之中。这种对生命本身崇高神圣的偶像化追求，也是整个人类社会最终摆脱单纯物欲，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根本出路。

右派诬蔑那个时代最常用的理由就是所谓个人崇拜，其实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自我崇拜的一种方式，是生命崇拜的一种方式。人民崇拜毛泽东，不仅仅是因为毛泽东代表人民的利益，更是因为毛泽东反映了人民对生命崇拜的偶像化原则。世界上唯有毛泽东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和幸福的源泉，就是“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生命不朽的全部奥秘就在这里。可以说，这段话概括了包括五大宗教在内的世界所有宗教的最高生命信条，是能够点燃生命崇高之火的经典中的经典。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的至刚至强，完全来自于这个生命信条；毛泽东时代中国能够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消灭过黄毒赌黑的国家，也是来自于这个生命信条。正是因为毛泽东点燃了人们生命中崇高的理想之火，所以人们在对毛泽东的崇拜中不仅不会丢失自己，甚至还会得到生命更高的升华和快乐。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之所以找不到能够彼此沟通的共同语言，是因为中国左派和右派对生命的理解根本不同。在中国左派看来，生命是一个崇高的精神现象，本身具有内在的崇高追求；中国右派则把生命看成是一个纯粹的生理现象，人和狗没有任何差别，需要的就是一块带肉的骨头。所以中国左派认为，人吃饭是为了活着，活着是为了实现崇高的追求；右派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吃饭，吃好喝好才是目的。所以便有了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有奶就是娘的道德信条。中国右派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原本来自于西方文化本身的缺陷，中国右派大都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西方文化历来就把生命理解为一种单纯的物质现象，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又为这种生命观涂上了一层厚厚的物欲色彩，只是西方宗教的发展弥补了西方文化生命观的这个致命缺陷，才相对平衡了西方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中国右派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把西方生命观的物欲、肉欲色彩推向了极端，结果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兽性化发展，把中国变成了有史以来人类社会最堕落的地方，人类历史上所有邪恶的东西都在这里达到了极端，并且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闻的各种新的邪恶。现在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说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是要建立核心价值观，就必须首先回答生命是什么的问题，就必须回答人和狗有没有区别的问题，就必须回答人性发展和兽性发展的区别问题，否则，就不可能彻底摆脱30年来的兽性化发展轨道，就不可能改变金钱拜物教的极端异化状态，就不可能恢复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就很有可能在物欲横流的历史沼泽中迅速沉没，最终陷入灭顶之灾。就这个角度来讲，仅仅就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只有毛泽东能够救中国了！

第八，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微观管理制度。
当今世界，不仅宏观上人本主义的大众政治制度来自于毛泽东，微观上人本主义的管理制度同样来自于毛泽东。无论是当初八十年代垂范天下的日本微观管理制度，还是目前跨国公司人本主义管理原则，其理念和原则无不是源自于毛泽东时代的“两参一改三结合”。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是指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由厂长、技术人员和工人组成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模式，不仅能够使企业充满和保持强大活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把工人由以往的管理对象变成了管理主人，这是企业管理制度根本性质的变化。它标志着人类生产管理模式，由最初奴隶社会的棍棒式管理，再到后来资本主义的饥饿式管理，发展到了现代社会的尊严式管理，即把管理建立在尊重全体工人尊严的基础上。这是人本主义原则在微观管理领域的根本体现。它的革命性质变就在于，由于工人成为了管理的主人，企业不再是工人单纯挣钱谋生的地方，如同现代企业家一样，企业同时还是工人人格力量的外化，是工人生命价值实现的地方，是工人生命的外在形式，因此工人才会爱厂如家，像关心家庭那样关心企业。虽然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企业的基础和运行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管理方法也随之不断变化，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确立的人本主义管理原则，仍然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核心和基础。只是让历史老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创建了人本主义微观管理原则的中国工人，后来却成为工业社会以来最悲惨的工人，不仅工资比重被压低到历史最低水平，甚至连罢工自由的权利都被取消了。更让人不知该哭该笑的是，中国的右派居然认为拥有罢工自由的时代，是没有人权的专制时代；而取消罢工自由的时代是人权发展的民主时代。中国右派越来越异常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国右派和民众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变成物种之间的差别，彼此之间越来越找不到生物共同点了。

总之，毛泽东给当今世界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几乎涵盖了大众政治的所有方面，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唯一能够整合东西方文化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指导思想，如果说新兴产业的发展是推动世界历史发生根本转变的伟大物质力量，那么毛泽东思想就是推动世界历史发生根本转变的伟大精神力量。在人类社会经历了集权政治和集团政治两个发展阶段后，这两股伟大力量正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大众政治的发展阶段。世界大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是背离世界政治大潮，建立精英民主的集团政治制度；还是顺应世界政治大潮，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是决定中国和谐社会能否建成的重大抉择，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抉择。凡是真心希望中华民族能够实现世纪性崛起的所有先进的政治力量，都应该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创建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而努力奋斗！

郭飞雄狱中会见家人述绝食 ，处境险紧急吁请各国各界救援

本台消息：12月28日在狱中服刑的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妻子和姐姐到广东省梅州监狱首次探视，得知郭飞雄已经绝食十五天，郭飞雄因又遭殴打、受威胁将被送精神病院等，向各国各界紧急呼吁法律及多方面救援。
以下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博讯 boxun.com)

12月28日，在狱中服刑的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的妻子张青和姐姐杨茂平一起首次前往广东省梅州监狱探视了郭飞雄。
晚上十点半刚刚回到家中的郭飞雄的妻子张青讲述会见经过。
她说：“我是三点半左右见他的。看到比上次12月12日我（在看守所）见他的时候差很多，他就像很老的老人，腰受了伤的那种人走路。因为他从13日开始到今天是十五天绝食状态。他们只是给他强制灌，吃进去的是非常少的一点点稀稀的东西，他看上去很消瘦，脸非常白，嘴唇也是白的。”

曾经参与太石村维权和营救维权律师高智晟的郭飞雄先生，去年9月14日被拘捕后，尤其在沈阳被关押期间，曾受到酷刑逼供。今年11月14日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罚款四万元人民币，12月13日被送到广东梅州监狱服刑。

我问张青：“郭飞雄为什么绝食？”
答：“他说，他一来的时候，狱方就跟他讲，早上四个小时工作，下午四个小时工作，叫他们劳动是做衣服，晚上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是培训，甚至包括操练，像他这种身体怎么可能承受这样的。。。他说他心率不齐。还有，在他门前划了一条‘警戒线’，不许他和监狱里其他两百人有任何交往。不给他看报纸、图书馆的书。不给他基本权利，他就绝食抗议一百天。他们还直接威胁他，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12月18日，也就是进梅州监狱后的第五天，当着两百多服刑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出来打他，打的过程中他从一个楼梯上栽下来，一米多到两米样的坡度上被掴下来的，殴打直到（看的两百人中）‘嘘’声喊的时候才停止下来。
郭飞雄说他现在已经到了非常非常危急的时刻，即将跟沈阳的遭遇一模一样，现在已经向他下毒手了。”

张青转达郭飞雄的意愿：“用法律途径来启动申诉。有四项起诉。第一，12月18日打他的这件事情，要起诉的是打他的和监狱长，姓曾（音）的一个人；第二，他在监狱里应该有跟其他犯人正常交往的权利、读书读报的权利；第三，以他的名义或以我的名义来起诉强制劳动改造；第四，他说爱尔兰有一个生产厂商是在梅州，生产一种名字叫‘固克（音）’的麻醉品，从网上可以查的到。生产商把这一药品卖给中国的监狱，监狱的人用这种东西来对付犯人。这是非常非常违法的事情。
他说，现在希望社会各界，不管是哪个地方的人，只要是能够认同使用非暴力、中国统一，对他们的资助他都接受。他说，希望外界成立一个‘紧急救援团’。他说他的绝食抗议声明，先说的是四条，其实下面还有一条‘启动中国的体制改革，来还权利和尊严给中国人民’。然后今天他加了一条‘废除强迫劳动改造’，他这不仅是为他自己来呼吁的。”

同去探视回来的郭飞雄的姐姐杨茂平医生要求尽快给郭飞雄作伤残鉴定。
她说：“我要求给他作伤残鉴定。我们已经没有办法，需要呼吁全世界人、全中国人包括我们国家的高层领导紧急救援。他就是残废了，你们没看到他（哭泣）走路的那个医生都知道的走路姿态，腰椎有明显的伤残。他说，我从来没有向世界说过要求援助，现在我需要紧急援助，他说他们有可能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
他说，他们逼他，逼得他走投无路，逼他作甫志高（小说《红岩》中的叛徒），他说这种侮辱人格的，他宁愿死都不会作。
他把孩子委托给我，说‘姐，我和张青要是有生命危险，你把我孩子养大（抽泣），不至于他们流落街头’”。

我打电话到广东梅州监狱。

问：“您好！请问是梅州监狱值班室吗？”
答：“是啊。”

问：“我想请问在六监区服刑的杨茂东他现在是不是还在绝食？”
答：“我不了解。”

当我问杨茂东是否被禁止与其他人接触、不准他读书读报，并且受到殴打的时候，该值班员一概否认：“这个肯定不可能的。”

问：“现在监狱里有没有强制的劳动？”
答：“没有的。”

问：“所有的犯人连一个小时的劳动都没有吗？”
答：“小的可能要搞一点呢，都是手工劳动嘛，按照八小时工作制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张敏的采访报道。

公安局长六次强行押送正常人去精神医院，迫害摧残是救助措施!

申诉人：骆建茹
事实与理由

1995年4月，我因爸爸有病要照顾，我多次去徐城东方工商所申请停业，工商所长说没有这个例子,他硬是不同意我停业,但那时我爸爸病重,为了照顾我爸爸,我只好停下生意来照顾他老人家，当时我同意交工商所摊位的房租费，但不同意交工商所的管理费。徐城东方工商所原所长陈堪芳，带领数位工作人员，在1996年1月2日和2月2日开汽车到我的摊位采取强行手段抢劫我成衣两次，价值8000左右元，过时才给我领回，并搞的皱纹百出，叫他赔钱他不肯，也不准我营业，还向县、市法院告假状给我，原告的状的铁证全部落在我手里。徐城东方工商所告我无照经营，我一向有照经营，徐城东方工商所何时吊销我执照？依据何在？我原在县向阳市场7-8号摊位经营成衣的，我把成衣转让给妃卫生，忘带回执照，我多次去向妃卫生讨回执照，妃卫生不肯给，妃卫生又把成衣转让给陈芳贵，我知道后，又马上去向陈芳贵讨回执照，也不肯给我。我在1996年2月6日报告徐城东方工商所，徐城东方工商所在1996年2月8日把我执照收回徐城东方工商所。1996年11月7日陈堪芳指使徐城东方工商所女工作人员占俊红在7-8号摊位把以骆建茹名字交钱的单据全部偷改成陈芳贵的姓名。想瞒政府是瞒不了的，偷改后，陈芳贵把骆建茹交钱的单据全部丢在7-8号摊位门口，风吹满地，个体户告知我，只拾了三张用骆建茹名字交钱财单据为凭证。徐城东方工商所还诬告我在县向阳市场19号摊位是用谢伟明的名字向徐城东方工商所交钱，事实是我总是用骆建茹名字向徐城东方工商所交钱的！还诬告县向阳市场19号摊位是谢伟明转给我的，事实是谢伟明转给妃凤，妃凤才又转给我的。未经营前，我多次去徐闻县徐城东方工商所申请办理营业手续，所叫我先交钱先经营，且交钱总是以骆建茹名字向徐城东方工商所交钱的。徐城东方工商所不但不赔钱给我，还登假报给我，我去县委报情，把我当神经人赶出县委大门。（我才写大字报的），我写大字报的内容是写我的屈情。

两进监仓和六进神经医院经过

在1997年8月4日，晚上，我在徐闻县广场（现国贸）大门写大字报被县公安局押入县第二看守所6仓。到9月才出仓。

第一次入龙门神经医院是9月出监狱不赔钱给我，又评劳模给工商局高书鉴局长，于是我在1997年9月16日又全县贴大字报，又被徐闻第三中队送回该队办公室，第二天早上8点多钟，县财政局有两位领导到第三中队办公室对公安说：“公安不准再把骆建茹送去监仓，政府派人去调查，骆建茹所告的状全部合事实，且有铁证存在，等一会儿余书记来怎么样解决。”有十点多钟，有几个工作人员来对我说：“骆建茹，我是徐闻县委工作的，是县余书记派我们来的，回家吃饭把所有材料都带来和你去湛江中级人民法院解决赔偿给你。”却是把我送去龙门神经医院，留我自己坐在小车里，有一个男青年公安守着我，那几个公安人员去叫医师收我入院，医师们说“家庭没人参送，绝不敢收。”当天把我送回我家。

第二次，送入湛江霞山神经医院是有人告知我：“骆建茹，犯人锁在铁栏里放在露天下几年了，你敢检举揭发吗？”在1997年12月25晚上，我又进行全县贴大字报，告公安把犯人锁在铁栏里，又被县公安局送入第二看守所6仓，入监仓时，有个公安人员叫犯人打我心脏和头部，但我威吓犯人，不敢打我。坐监仓将要一个多月时，公安通知我爱人拿200元去县第二看守所把我领出，但因家庭困难，未能及时带钱把我领回，把我留在监仓里，刚好市公安来查监仓时，我说：“我是枉屈送来坐监仓的，徐闻公安把犯人锁在铁栏里，还放露天下，几年了，我告他们的状，刚好前几天把犯人和铁栏送回人家的家庭了。”周学坚局长把市领导拖走说：“此妇女是神经的，不要听她的话。”周学坚为了为官包藏罪！把我当神经人，在1998年2月5日夜里约4点多钟，公安局预审股长占威和一男一女青年公安三人从监仓里给我带上脚镣和手扣把我送去湛江霞山神经医院给鉴定组共5名领导和专家们审我一天，没有事，他们对公安说：“骆建茹确是正常人，枉屈案！”所以当天把我送回县第二看守所6仓。鉴定完后公安带鉴定组人去酒家吃饭，留我坐在小车里，也给鸡肉和饭我吃。送我入湛江霞山神经医院不成回监仓几天后，周学坚局长通知我爱人去县公安预审股说：“钟民政，骆建茹在监仓里神经到极了，现要给骆建茹采取强行治疗，要你来签名。”我爱人说：“我老婆一点神经也没有！！我绝对不签名。”周学坚说：“钟民政！你如签名，骆建茹就可以出监仓，你如不签名！骆建茹坐一辈子监仓永远没有出监仓的机会！！”周学坚在县公安预审股逼得我爱人哭了几个钟头不给回，不少公安都拥来看。我爱人上了周学坚的勾当，终于签名了。

第三次：入霞山神经医院，是第二次从湛江霞山神经医院给鉴定组5人鉴定正常又直接送回原6仓，逼我爱人在材料书上签名后，周学坚局长和占威股长两人又从监仓里给我带上手扣，也是深夜4点左右也是送我去湛江霞山神经医院，但给另一个医师审我，也认为我是正常人，枉屈案，对周学坚说：“现家庭没有参送，绝不敢收。”医师对周学坚说：“周学坚你把骆建茹送回家”。可周学坚说：“骆建茹在徐闻神经到极！在街上打伤了不少人了，才给她带上手扣送来的，现用公款来医治，不必用家庭人参送”。周学坚说完些话后，占威股长把我带离那个医师几米远，周学坚和那个医生小声谈话后，又交4000元入院费后叫我入院，我不肯入院，周学坚局长、占威股长和医院二科陈科长三人采取强行手段拖押我入二科了！！我入二科对医生们说：“我是枉屈被徐闻公安送来的，千万不要给我打神经针和不要给我吃神经药。”李田妹医师说：“你还说你不神经？公安说你在徐闻神经到极！在街上打伤不少人了，才给你带上手扣的”。我说“医生，这完全是假状，前几天，徐闻公安刚送我来给本院鉴定组鉴定都说我是正常人，枉屈案，所以当天把我送回原监仓6仓，我都没有出监仓的机会，说我在徐闻神经到极在街打伤不少人？周学坚告此状确是冤枉我！！请医生们派人去徐闻调查吧”！然后医生们不准我再说，拖押去二科急救室铁床上，采取强行手段，用长布线把我捆起来，强行给我打针和吃药。打针几分钟后我头晕眼花，心脏非常难受，叫李田妹医生把针拔出来，李田妹说：“骆建茹！你还厉害吗？你还敢告徐闻公安和工商吗？”打针完后，我把屈情告知二科关照病人的群众，叫群众给白糖给我吃，我心脏和头部才好受一些。我入院第二天，我爱人赶到霞山神经院，正碰上几个医生按住我正拿装满药液的针筒向我头部中间打下来，我爱人急忙向医生们威吓说：“我老婆一点神经也没有！谁打针给我老婆，我就打死谁！！”我爱人说完此话后被二科医生们拖押出二科，我爱人只好站我住舍窗后手里拿着石头说：“谁向我老婆头部打针，我就砸死谁！”医生才不敢打针到我头部．第二天，我不肯吃药，几个医生就采取强行手段按住我强喂我吃药。我服二科药对我身体确有害，我偷去冲凉房用手指伸入喉咙弄药吐出来．以后我自学去排队吃药，把药粒藏起来，偷丢在厕所屎坑里，我想把药粒全部藏起来，但二科一星期查房一次，我只拿一些回来给全县委工作人员看知。在二科里，谁都得通信，不准我通信，我入院第二天，我爱人赶到神经医院院，逼我爱人在材料书上签名，才得看我，可其它人入院看病人都不用在材料书上签名。我爱人一入院，对二科陈科长说：“我老婆一点神经也没有，今天一定要给我把我老婆带回，如不同意我打死你和你一家人！再来炸掉医院！”我爱人抓住二科陈科长的衫胸前，想打他，陈科长说：“你不要打我，我没有权送你老婆入我院，徐闻县公安局周学坚执法局长才有权送你老婆入我院，你如想带你老婆出院，请你回徐闻和周学坚局长说，你老婆就可以出院了”。可我爱人回来徐闻向周学坚要求带我出院，周学坚又推给陈科长，推来推去，把我留院半年多！！在那里接受非法治疗和摧残！！。我入院10多天后，周学坚和县公安局法制科股长去看我，周学坚说：“骆建茹啊，我送你入院第二天晚上，我也很关心你，打电话问本院领导和医生们说你入神经院后情况如何？他们都说你入院后一点神经也没有，所给的药品全是补心神的。”我说：“我服此院药粒对我身体确有影响！如没有神经请带我回家！或请转送我入其他医院去吃补药吧！”不等我把话说完，周学坚和法制股长就走了。我入院有一月余，市卫生局领导来查二科时我说：“我是徐闻枉屈被公安押来的，名叫骆建茹。”二科陈主任给我一眼色说：“骆建茹，不准你再说话！”只因向市卫生局领导申冤几句，第二天，陈主任对医生们说：“现骆建茹神经又发作了，要给她加药！！”原来一天给药片是10多片，第二天就给我加药片30多片一天！我在二科照顾不少的病人，得到群众的关心支持和拥护！帮我买纸和笔和寄信。

第四次：入龙门神经医院，是2002年1月17日早上，我县农贸市场开张，我趁看守我的公安们深夜不备，5点多钟就从房屋后爬墙出去，我跪在各位领导面前申冤！公安把我押走，把我所有材料撕毁！押拖我在小车里，小车开到五四四部队门口，公安推我下车。我回家又拿一份材料，铁证藏在裤头里，又去县委想向上级领导申冤，在路上可又被徐城派出所带回派出所给我带上手扣，送入龙门神经医院，入院那天，我爱人把日常用品带去龙门神经医院，问龙门神经医院领导和医生：“有骆建茹名字的女性被徐闻公安押来本院吗？请给去接见她和把她的日常用品送给她吧！”可龙门神经医院不但不给我爱人接见我，连日常用品也不肯收下，还骗我爱人说：“没有徐闻公安送来的人，也没有骆建茹入我医院。”不准我爱人入院接见我，天寒地冻我爱人站在医院门口等到深夜4点钟才出去！第二天我爱人和大儿子到处找我都找不到，上午去市公安局报警，下午才告知说：“徐闻县骆建茹在2002年1月17日被县公安押入龙门神经医院了。”入院时，公安给医生一张证明书，证明上说我在2002年1月16日夜神经到极！吵闹全村群众不得睡觉，公安才押我入院的。我说：“医生，我一点神经也没有，我在2002年1月17日早上足跪在领导面前申冤是实的，说在16日夜我神经吵闹全村人不得睡觉是假的，现我裤头里还有一份材料、铁证，这就是证实我是正常人的依据！枉屈案！”话才说完公安从我裤头里把我的所有材料拿走。到了下午6点多钟后，剩几个医生在那里时他们采取强行手段把我压在水泥板上服药，到了晚上8点多钟，收我入院的那个医生叫我去办公室，刚坐下谈几句话，我头晕目花，还吐了满地，这时医生叫我在材料书（上面写的是什么我全不知道）上签名，我不肯，公安也逼我签名和按手模，我也不肯，公安就拖押我右手的食指在材料字上按了不少的手模，和逼我在材料字上签名后，医生才去拿药给我吃，服完药一会，我头和心脏才好起来，也不吐了。在办公室逼我签名和按手模在场人是收我入院那个医生和一个公安人员和我共3人在场。那个医生的名牌反面挂在胸前，我伸手想反过来看他叫什么名，他用力打开我的手，并瞪着我。每到那个医生值班时，他的名牌也是反面挂在他的胸前，我用手去拨他的名片，他说：“骆建茹，你想看我的名片，出院想告我的状？那你永远不得出院！！”入院第二天早上，全院医生和领导都来向我问长问短，都认为我是正常人，枉屈案！叫徐闻公安把我带回家。可在夜间4点多，医生说：“骆建茹，快起床，徐公安开小车来接你回家。”可徐闻公安又把我转送湛江霞山神经医院。

第五次：转入湛江神经医院，又是给鉴定组审我，又也说是正常人，枉屈案！对徐闻公安说：“你们快把骆建茹送回家吧！”可徐闻公安听完此话后，就叫公安把我带鉴定组几米远，留下一个公安人员和鉴定组人员小声谈话，下楼却是把我拖押入原来的二科了！又是采取强行手段吃药，我是第二天起把药粒丢在厕所屎坑里，入院几天后，本院领导去二科办公室被我看见，我就马上冲去紧紧抓住院长的衫脚尾（衣服的下摆），大声叫冤枉！全二科所有人都围着我们看，我说：“院长，你们在鉴定组都说我是正常人，枉屈案！在我面前叫徐闻公安把我送回家，为什么下楼却又是把我押入二科？请在多人面前和我说清楚，我才放手给你啊！”院长说：“骆建茹快放手，徐闻公安很快就来和你回徐闻了。”听完此话后我才把院长放手。在那里折磨10多天后徐闻公安才来接我回徐闻。

第六次：入龙门神经医院，是2002年12月28日早上，我在家做饭时，两个公安和7-8名穿便衣人员开二辆无任何警用标志和牌号的小车到我家骗我说去给湛江邓维龙书记解决赔偿，刚好我大儿子和三儿子在家，爱人刚上街，我第三儿子说：“妈不要不当啊！”公安说：“建茹姐，今天小车来接你去解决赔偿是真的，快上车吧！”公安叫我自己坐在前面那部小车，我不同意，叫我大儿子同我坐一部车，可公安硬要我大儿子坐后面那部车，我不同意，想下车，可公安不准我下车，我上了公安的勾当，公安当天把我送到龙门神经医院，我不肯下车，死抓住车坐包拼命挣扎，几个公安人员把我拖下车，梁一帆医生和一个护士把我拖入院。在那里接受强逼治疗20多天后徐闻公安才接我回家。

徐闻公安每次送我入神经医院我都要求给我出院书和病历证明，没有给我。每次押我入神经医院都是我家人和孩子们去市去省向各领导报情，徐闻公安才把我送回家。真正神经人在街上，我带去县公安局、县委大门几次，叫他们快送去医治，被残暴无情地赶出门！为什么不少神经人不穿衣服在街头，为何周学坚局长不采取强行手段给带上脚链和手扣送去神经医院医治？为什么我家人不知情不同意的情况下，周学坚就采取种种强行的阴谋来送我入神经医院，还骗民说是送我来吃补药，为何我要求送去其他医院吃补药不肯！（竟然这么补为什么不送他全家来这些地方吃啊？而送去别的医院吃呢？）只是一次又一次地押我入精神医院给我人身的折磨和迫害！！现公安说的是县委下的命令出的钱给我治病，到底我达到哪级的功臣有这么好的待遇？如是县委做好事那为什么街头上那么多的真疯的、不穿衣服的不送？如果我触犯了哪条法律，为什么不送法院进行判决，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人身的折磨？如是救助，应是县民政局出钱负我去神经医院医治6次的一切费用，不用你公安局、工商局出钱给我！！也不用戴脚镣手扣地送去，也不必麻烦你公安人员次次接送！！！

2006年6月接到省公安厅的说:强制治疗属救助措施的意见书不服后,去省政府提出复核请求,当时省政府的接见人没有给书面的接见意见,只是说:也是按公安厅的那样说，不服就回县向法院起诉!但不肯给书面的意见.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回来向县法院起诉公安工商局,但徐闻县人民法院不受理案件，也不肯给书面的不受理的原因!市里的也不受理，就一直在那里拖着。真是没有办法了。你们能帮帮我吗？谢谢！！

省市领导来一次或县里开什么会，公安就３－５人一班，几班倒地在我家２４小时看守着我，不让我出入。

帮帮我吧！！！谢谢！！

联系地址：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徐城镇黄宅路24号

联系电话：0759-4853150 QQ:704041253 骆建茹

亲身经历的第六次被送进神经医院的经过


我妈叫骆建茹，住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徐城镇黄宅路24号。被徐闻县公安局在没有任何手续和家嘱的陪同下，诈骗强行押在龙门农垦医院精神科接受非法治疗！！

事情是这样的：2002年12月24日我妈到湛江市人大，市长接待处上访关于徐闻工商乱收费和徐闻公安乱执法之事。到28日上午约10点钟，我妈正在家里煮饭时，有十几个人开两部无牌无警用标志的车（一部为越野一部为面包车）到我家里，直闯我屋里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也没有说明身份的情况下说省领导现在县委等我妈去谈关于赔偿的事，我妈信以为真，没吃早餐就被他们拥上车，我不放心，要一起去，他们阻拦不让我和我妈坐同一部车。到十一点多钟时把我妈送走，我坐的车开到德新一路口处时他们推我下车，对我说：你家没钱，现县委关心你妈的身体，送你妈去精神医院复查，你回家等消息吧。说的我当时一头雾水，我妈妈好好的，要复查什么？？刚才你不是说和领导谈赔偿的事吗？？

我去公安局、派出所问都不知送哪。我只好先上龙门不见人，又上湛江303精神医院（湛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到麻章时差不多17：00了我怕太晚了见不到我妈，于是打110报警说我妈被人非法劫持在精神里进行人身摧残，要求他们派人去保护她的人身安全（事后我妈说在龙门时，有三个公安两个医生强行拖进神经医院，之后在精神医院里强迫吃药的。）。我１７：４５到湛江第三人民医院没有见我妈，又打１１０报警说我妈不见了，１１０说帮我问徐闻公安，约１８：００时１１０才告知我说我妈在龙门精神医院。约１９：３０时湛江１１０打电话来杳，我说我打了龙门的电话（０７５９－８５３４２４４），医院说有个叫骆建茹的因上诉今天被徐公安送来的。

为什么公安押人不用出示证件也不用说明理由？为什么公安局的人送人去复查精神病不用病人家嘱陪？为什么不出示精神复查的通知书？为什么在１６大的风头上还乱执法？现公安说的是县委下的命令出的钱给我妈治病，到底我妈达到哪级的功臣有这么好的待遇？如是县委做好事那为什么街头上那么多的真疯的、不穿衣服的不送？如果我妈触犯了哪条法律，为什么不送法院进行判决，只是一次又一次地送到精神病医院进行人身的折磨？

现龙门精神病医院说我妈没什么事，可以回家，但必须要公安局的人才能带回，而医嘱、病历、入院手续也不让家嘱看和知道！！省市领导来一次或县里开什么会，公安就３－５人一班，几班倒地在我家２４小时看守着我妈，不让我妈出入。联系地址：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黄宅路24号。0759-4853150 13553521112

谈谈毛主席和文革的错误

作者：南山马（二〇〇七年十一月）
　　（这篇文章可能争议很大。作者文中有些观点很不错，不泛新见解，视角也宽阔。当然，文中同样不泛错误之处，不可能全文所有观点都能让读者接受的。——编者）
　　毛主席和文革，这是一个“敏感性”话题，当今的权威和学者们正在努力使人们淡忘它。不过我想，这种努力终将成为徒劳。那理由很简单：争议越大的事件在人民记忆中存留越久。五千年来人和事，我们知道多少？五千年后的史书上，恐怕难有今天的一点痕迹，但关于毛泽东和文革的记载，则一定会有。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毛主席早料到身后会有非议，“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我写这篇文章，只想考证一下他的“体质”结构——是不是早有裂痕？如果没有，就不会真正被粉碎。
　　依我看，裂痕是有的，但并不“严重”。这就是说：“粉碎”只是一种幻觉，修复后的毛泽东将更为强大。我于是又很庆幸——那班人为粉碎他花费了三十年功夫，对这些竟毫无所知。
　　我不可能对那个时代的一切都详加评论。本文所涉及的，只是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相关的问题。
　　一、“毛泽东时代”热
　　二、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
　　三、中资列传
　　四、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性质
　　五、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六、毛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
　　七、大转折——1957年
　　八、从大跃进到“四清”
　　九、文革的原因与实质
　　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十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十二、“有限的”革命
　　十三、文革没有纲领
　　十四、“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十五、“谁是我们的敌人？”
　　十六、走资派意识形态
　　十七、“好人”与“坏人”
　　十八、派性“没有理由”？
　　十九、“三要三不要”
　　二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二十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二十二、结论


2007-12-10 23:10:37


2.
黄沙万里 | 主页 | 邮箱
（一～五）
　　一、“毛泽东时代”热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各种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对于那个时代的状况，左派的态度是完全肯定的，右派的态度是彻底否定，我的态度呢，是否定之否定。
　　中国是否真有过名副其实的“毛泽东时代”？对这个问题我也是相当地疑惑。我的疑问是：如果真有“毛泽东时代”，他老人家还要“造反”干什么？还要“反潮流”干什么？不过，既然现在多数人都习惯于这种提法，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也姑且认之。实际上，我指的是从建国到他逝世的那段时间——1949到1976，连头掐尾，一共二十八年。
　　毛主席自己说过，他那个时代“中国很落后。两个东西，又很先进，又很落后，一个先进，一个落后，在进行斗争”。“成就有一点，但是不大。我们犯过许多错误，犯了错误就改正。有时候工作方法比较好，有时候不大好。如果片面地介绍中国，说怎么好，那是不妥的。当然，说中国是一片黑暗，也是不对的。光明面是主要的，但是有时候有黑暗这一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卷。同卡翁达、布迈丁谈话内容的通报。1974.2.25）
　　这些话是当着外国人说的，主席很谦虚：“成就有一点”。但这和旧时代相比，乃是巨大的飞跃，且来之非常不易。这是他和他的同志们，团结全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结果。实际上，在那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许多场合，虽然他的党仍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虽然他名义上仍是这个党的最高领袖，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和爱戴，但他所主张的路线并不占上风。他面临太多强大的对立面：必须服从的组织体制，既得利益集团的阴谋与对抗，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更多的是同志和人民的不理解。他有过相当艰难的日子：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骂娘，还要代人受过；需要绕过中央机构，直接向地方和基层干部写信；他有过不自信，怀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他甚至手持宪法和党章，去争中央会议的发言权；他怒斥某些部门和地方成了“独立王国”、“阎王殿”，“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他组织撰写的文章，主流报刊不予登载；他被迫地违心地服从荒谬与圈套，充当“钟馗”；他不得不独自对抗二百多中央委员的意志；他承受过遮天盖地的广场声讨；以至最后，在“多数人”的反对中死去。
　　所有这些，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今天左派们极力推崇的“毛泽东时代”，以及右派们极力咒骂的“毛泽东时代”，其真相是值得考究的。
　　二、评判是非对错的标准
　　要谈毛主席和文革的错误，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拿什么做评判标准呢？
　　有个权威的说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然而，实践就不需要检验么？比如文革这件事，究竟做对了还是做错了，拿什么标准去衡量它？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标准应该是实践者的目的，实践效果同预想目的一致，就证明实践是成功的，同时也证明了真理。但是，“成功”就等于“正确”？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林彪，目的都达到了，实践也成功了，他就正确了？反过来说，文革失败了，就证明他的一切都错了？
　　或者，需要给这种实践再加上一些前提，如人民的利益，阶级的立场，共产党的原则，马列主义的理论等等。可是，这些前提本身也是需要“检验”的，于是问题又回到它的原点上去了。
　　真理是唯一的，标准也只能是唯一的。真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认识，故真理的标准只能是对象的本质及规律，不能是其他。分辨毛主席和文革的是非对错，就看他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这个标准完全是客观的，不依任何人（包括“人民群众”）的意志或行为而改变的。就是再过一万年，我们的是非对错，仍会由历史的规律清晰地分辨出来。
　　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实践是他们获得真理的唯一由来之所，也是检验认识是否真理之第一的和基本的方法，这是必须肯定的，但实践本身不能做标准。实践也不是什么“唯一”方法。正确地运用已被证实的各种逻辑原理，也是检验真理之重要的和必不可少的方法。一个缺乏理性思维能力的人，即便有再多的实践经历，“真理碰到鼻尖的时候还是没有真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评普利斯特列）。
　　实践的客观效果是规律的体现，是辨别真理的现实标志。遗憾的是，这些效果永远只能部分地为人们所感知，而且非常散乱。比如，我们至今都不能完全了解文革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要做出正确的评判，就需要对这些客观效果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思辩，找到一个既是唯一的，又能从总体上全面准确地体现事物本质与内部联系的东西做标准。而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的认识与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即我们的认识向真理标准的接近。当年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完全是一个大忽悠。这个理论把人的理性排除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之外，目的就是禁止人们去思考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
　　带着功利主义和情绪化来谈论历史问题，是找不到真理的。真理是人们意识中最朴素、最接近自然的部分。它完全避开情感、道德、信仰之类的困扰，并且把这些东西也当作研究的对象。它不分善恶，无论美丑；可谓“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人们需要真理，运用真理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真理本身毫无目的，就如它的对象一样。它的确有用，却不因有用才是真理。真理之有无用处，只在于人的实践范围的决定。
　　人的实践是发展的，人们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随着实践范围的扩大而发展。新理论否定旧理论的事是常有的。但这种否定却不是推翻“旧真理”。从经典力学到现代物理学，从蛋白质理论到基因科学，从简单的加减法到微积分，每一发展阶段上的真理永远都是真理。即便地球毁灭了，哥白尼的学说仍然是真理。这仅仅因为它们来自一个真实的实践范围，并且符合那个范围的客观规律即真理标准，而这个标准却是推翻不了的。
　　否定之否定是宇宙间普遍的演变规律之一。真理的发展也体现这一规律。“新”真理的表述往往像是“旧”真理的回归，然而却是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反映着客观事物的本质。不过还有另一种情况：只要实践范围内事物的本质及基本规律没有变，人们对之认识的真理性标准也就不会变。这或可称为“天不变，道亦不变”？
　　以上这些，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则，也是我评判毛主席和文革是非对错的标准。
　　三、中资列传
　　这一节为中国资产阶级立传。
　　为什么在谈毛主席和文革的文章里要为资产阶级立传？因为资产阶级是毛主席和文革的对立面，事物的性质要从它的对立方面、从双方的相互关系中才能得到完整的了解。
　　世界各国都有资产阶级，各国资产阶级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是一杂、二弱、三善变。
　　中资品种甚多，像一个大杂烩。这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旧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这样复杂的经历造成的。不问青红皂白，笼统地看待中国资产阶级，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中国的地主阶级有过极其辉煌的历史，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但中国资产阶级与世界上的同类相比，却是最孱弱、最低能、最失败的一个。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很落后，从未有过优胜记录，而且，没有一丁点创造性。从戊戌变法乃至如今，他们只知道拾人牙慧，自夸自诩，活像孟子说的那个乞祭厌足的齐人。
　　阶级的历史脉承关系也须注意。中国资产阶级是个大家族，但门宗各异，加之族里族外纵横捭阖，攀亲附绪，诡谲多变。例如，社会主义改造以前的资产阶级，和被毛主席在文革中当作对象的“资产阶级”是不同的：一个在共产党外面，是“白”色的，一个在共产党内部，是“红”色的。他们虽然很亲近，但没有血缘关系，有时候也互相撕杀得厉害。今天社会上又有了新的白资产阶级，他们与56年被消灭的那个“白资”是近亲，但也不是一回事。按照数学上的习惯，我就把它们区别为“白资1”和“白资2”。
　　下面把他们逐一清列说明，是谓列传。
　　白资1：民族资产阶级，分大、中、小三个层次。中国本土的资本主义，在南宋中叶和明成化年间曾两度萌发于中国江南地区，均为民族间征战所湮灭；清康乾之际再次发育，但一直限于手工工场水平。欧洲工业革命后，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近代的民族工商业在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专制势力的双重压迫下开始缓慢发展。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历来具有较强烈的民族民主主义倾向，但又有一定的软弱性和两面性。民族资产阶级早期支持开明地主阶级改良派的戊戌变法运动，归于失败；中期倡导三民主义，发动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在随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民族资产阶级分化为左右两翼，其左翼奉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右翼则依附当时的“黑色”资产阶级。新中国成立后，大陆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和社会主义改造，阶级实体于1956年消亡，但它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右翼分子仍企图作最后的反扑，旋即在次年的反右斗争中被击败。在港澳台地区，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和官僚资本势力的衰败，民族资产阶级仍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
　　人物：早期改良主义代表梁启超、谭嗣同；中期革命派代表孙中山、黄兴；左翼代表廖仲恺、李济深；右翼代表胡适；晚期右派代表：章伯钧、罗隆基。
　　黑资：旧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即以国家权力占有、支配、经营资本并获取收益的官僚集团。最早产生于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军事服务的官商后勤组织，洋务运动时期转为官办、官督民办、官民合办的工商业，北洋军阀时代进一步发展，经过“黄金十年”，最终形成由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的国民党政权，它控制了近80％的工业、金融业和国内外贸易。官僚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盟关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以最严酷的手段盘剥人民、镇压革命，始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腐朽性，是近代中华民族历史灾难的制造者。他们的财富浸透了中国人民的鲜血。其阶级实体在1949年被人民革命风暴所摧毁。残余势力逃到台湾，随着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倒台而瓦解。
　　人物：胡雪岩、盛宣怀、蒋介石
　　红资：新中国官僚资产阶级。萌发于公有经济中的资本形态和等级制度，成形于改革开放时代。早期在党内形成同毛主席对立的反对派，反对三大改造，保护城乡资本主义因素，抵制一切旨在削弱等级制度的改革，制造反右扩大化压制民主。在大跃进期间大刮共产风、命令风和瞎指挥风，压制不同意见并嫁祸毛主席，制造反右倾冤案和三年经济困难，形成一个带官僚主义色彩的组织体系，加速篡党夺权。文革中实行白色恐怖，迫害知识分子，镇压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利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活动制造了共和国第一次广场暴乱，发动反革命政变。八十年代后借改革开放逐渐膨胀，罗织关系网，浸染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以权谋私，大搞“官倒”，形成相对稳定的、排他性的权贵阶层。继而鲸吞国有资产，解散集体经济，制造两极分化，勾结国内外反动势力，压榨各界劳工阶级，企图根本上改变共产党的性质，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
　　白资2：新中国民营资产阶级。产生于改革开放时期。这个阶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小白资2”，主要依靠自身的努力，经营小商业、小工业和服务业，逐步积累起少量资本。这部分人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但其资本量在新私人资本总量中的比重很小（据有关资料估计，约占百分之四点五）。政治上没有优势地位，被迫地、或多或少地依附于红资官场权力和大私人资本，在挤压与盘剥之下艰难经营。另一部分是与红资有紧密联系的“大白资2”，利用红资寻租换取价格、税收、金融、房地产、企业改制、对外经贸等方面的特许权，以合法、半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实行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对公有资本和公众利益进行疯狂的掠夺。这部分人数很少，但占新私人资本总量的极大部分。他们与红资既勾结又有矛盾，依附国际大资产阶级，主张在中国发展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借反“官倒”的自发群众运动制造了共和国第二次广场暴乱，九十年代得到迅速发展，滥用国家资源，毁坏自然环境，残酷剥削劳工，肆意制造工难，荣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称号，并被允许加入共产党。在红资的默许与袒护下，公开提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
　　四、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性质
　　试问：第一个把战俘留下来当作奴隶役使的部落酋长，是否知道自己开创了人类的文明史？商鞅在变法之际，是否明白自己正在奠定中国封建社会的基业？攻占巴士底狱的人们，是否确定自己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
　　当局者迷。身处新社会发轫期的人们，往往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性质说不清楚，即便最杰出的人物也难例外。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每一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37页）
　　毛主席在说到那个时代的社会属性时，通常采用总括的方式，加上“总而言之”一类前缀词。这是因为，研究具体的社会结构、形态、趋向以及各种矛盾关系问题，需要更长期的生活实践和更宽阔的历史视野，需要收集大量资料，从对经济基础的分析开始，循序渐进，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直到文革的第八年，81岁的毛主席在会见外宾时，才把他的结论公布于世。他说：“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这段话，是他对那个时代社会性质的最新结论，也是他留给后人的最珍贵的遗产，从中可以解读出建国以来所有社会运动的全部秘密。遗憾的是，人们至今未予足够的重视。
　　在此以前毛主席还没有这样的见解，而在说了这番话之后不久他就去世了。他未能对这个最新观点作进一步的阐述，只是给我们指明了走进那座迷宫的大门，并交给我们这把钥匙。通过它，我们今天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八级工资制”——说明劳动力仍具价值形态。这体现一种新的雇佣关系：国家或者集体作为雇主一方，劳动者个人作为受雇一方。而国家或者集体不过是劳动者的联合体，所以这种制度又是劳动者们“自己雇佣自己”的方式。
　　“按劳分配”——说明生产资料是公有的，没有剥削者，管理者也只是作为代表的劳动者，劳动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这种分配的依据。
　　“货币交换”——承认货币这种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即是承认商品生产一般，当然也包括承认特殊商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形态：资本。拥有货币就拥有商品索取权，而只要取消所有制方面的限制，也就可以拥有资本占有权。
　　“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这句话是对以上关于劳动、分配、交换等概念的总规定：“跟资本主义差不多”，它们都带有资本形态经济的特征。据此，我们不难推定他没有提到的那个敏感的概念——利润或剩余价值形态——自然也是存在的。
　　“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没有资本家了，生产资料和全部产品都属于劳动者所有。这一变更改变了社会化生产的性质，即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发展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必然，因为：当代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最新发展，已经显现出私人无法实现对它占有的趋势，巨额的剩余也使私人占有失去其积极的意义，而蜕变为社会的一种公害；另一方面，在旧的占有关系的驱使下，整个社会生产逐渐逼近一个自然的极限，除非由社会统一地占有生产力的总和，并按照科学的方向去突破这个极限，生产力就会变成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力，生产即等于自杀。
　　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私人资本占有，仅仅就是这点不同。整个社会经济主体依然是资本形态的，连会计核算方式都大同小异。劳动力的商品形态（V），剩余产品的价值形态（M），资本有机构成形态（C＋V＋M），资本的运动形态（G－W－G’）等等，——不论过去怎么称呼或怎样对待，这些资本形态在现实经济活动中都是一直存在的。
　　农村社会形态的发展也遵循同样的规律，如马克思所说的：要“取决于农业范围以外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资本论》）。而当时的中国，“农业范围以外”是什么呢？是社会主义经济，但同时也是资本形态的生产。通过农业合作化，公有资本形态的城市工商业，以及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开始渗入农村。这种渗透的过程，同时也是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义务劳动制等形式实行人民国家资本积累的过程。而积累的结果，一方面是人民国家资本实力的增强，一方面是对于小生产和国内市场的破坏。
　　建国之初，中国近代工业只占国民经济比重10％左右。手工业还停留在作坊和工场阶段，没有进入大机器生产。农业基本上处在自然经济状态，和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没有多少差别。因此，对于小生产的农业，要在犁、耙、镰、锄为主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大规模的现代化，不采用商品生产与资本形态，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没有商品生产与资本形态，农业非但不能提高和发展，还会割断农业与其它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影响工农联盟并严重地制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在消灭了地主阶级剥削制度之后，中国农业的前途只有两种：一种是私人资本主义农业，一种是公有资本形态的农业。而防止产生资本剥削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发展农业中的公有资本经营。
　　毛主席的这段话真是不同凡响：我们经常称道的“社会主义经济”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把工厂从资本家手中夺过来，但转到工人手中的工厂依然还是资本！——这和他在文革以前的说法有观察角度的不同，以前的说法是：“没收国民党、大资本家、帝国主义的财产，这些拿到我们手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拿到别人手上是资本主义性质”。（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一者说的是经济性质，一者说的是经济形态。
　　“资本形态？所有制改变了，还能叫资本吗？”对于那些只读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共产党人来说，很难接受这个属于经济形态学范畴的观点。
　　所谓“经济形态”，指的是生产方式中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形式和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这和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有重要的区别。就本质而言，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但从经济形态学的角度看，资本就简单地表现为价值形态的生产力。资本形态就是不断增值的生产力价值形态。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本质和它的现象形态在演变过程中常常是不同步的：有时候，资本形态改变了，但资本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也有的时候本质改变了，资本形态依然存在。这个道理不难理解，比方说：狗和狼都是犬科动物，狗是由捕获的狼驯养而来的，但狗毕竟不是狼。狼会吃人，狗却能看家。
　　经济形态又是生产力组合与生产关系性质的实现形式。人民公社、包产到户，统购统销、自由贸易，供给制、等级制，一长制、股份制，托拉斯、鞍钢宪法，等等等等，这些经济形态的取舍与调整，无不迅速而深刻地影响到经济关系的本质。列宁说：“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具有形式的。不论怎样形式都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哲学笔记。125页，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摘要）他还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对立面的统一，而且是对立面的转化（同上书，210页）。资本形态以资本的本质为转移，反过来也影响着资本本质的演变。比方说，假如哪个工厂的会计把工资和利润这两个科目弄颠倒了，老板是要发怒的，因为这么一调换，资本就要改变性质了。
　　其实，早在马克思写《资本论》的时候，经济形态学就已被当作重要的研究工具了。而在社会主义由科学理论进入社会实践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发生历史性演变的时期，在我们这个被现代信息技术和各种虚拟经济现象弄得眼花缭乱的世界里，经济形态学分析方法就更加显得重要。
　　社会主义经济仍保留“资本形态”决非偶然，这是由全部生产方式中更本质的东西——时代的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决定的。
　　马克思说：“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着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恩选集第一卷，第108页）
　　生产资料技术属性决定着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形式，从而又决定生产关系的组织形式。犁、耙、镰、锄等农耕工具最适合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但水库或灌渠这类设施仍需要地域性的组织；蒸汽动力的流水线是组建工厂的基础，电气化催生了大型的托拉斯和综合商社；而一旦有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就出现了大批跨行业、跨区域、跨国界的网络资本组织。
　　站在未来发展的角度看待我们今天的工业化生产，将会像我们今天看待古代的生产一样，也是非常原始和落后的。工业时代的生产资料，矿山、能源、厂房、机器等等，为其技术属性所决定，有两个显著特征：一、它仍然是有限的社会化生产的产物，只能被有限的社会所占有，并在有限的协作劳动中使用。由此决定：社会的强制性分工、相互独立的生产者、生产条件在他们中间的分割、以及他们之间的协作与交换关系；二、这种生产资料的使用仍然大量地依靠体力，生产效率相对低下，扩大再生产被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剩余产品的分配仍从属于生产条件的分配，对于多数人来说，劳动仍然是谋生的手段。由于这一切，社会经济的普遍形式只能是商品生产、市场交换。从而生产力要素具有价值，其发展依赖于对活劳动的强制性积累就成为必然的事情。这就是资本形态，工业时代社会经济的一般形态，或者说，商品经济的最高形态。只要现时代生产资料的技术属性没有质的改变，以劳动力商品形态和剩余价值形态为特征的资本形态就不会消亡。
　　既然社会主义经济自始就是资本形态的，为什么人们长期没有意识到呢？这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的资本形态是单一的和不完备的。首先，它不具有个别资本形态，而总体地表现为“大一统”的人民国家资本，就像一个庞大的托拉斯，管理以行政方式为主，人们置身其内，就难识庐山真面目；其次，当时的发展还带有原始积累的性质，大量非经济手段掩盖了价值规律的体现；三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国长期被排斥于世界市场之外，资本形态的外部发展受到限制；此外，我们经济学界长期为政治意识形态所束缚，在理论宣传上不承认资本形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此之谓也。
　　资本形态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即体现资本形态的制度和法，同时也必须有“资产阶级国家”。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实践告诉我们，无论工业、农业还是其他产业，不采用资本形态，公有制经济就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不经过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发展，就不能最终消灭资本形态。而不消灭资本形态就不能消除资产阶级法权。
　　“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形态经济”，加上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再加上反映这种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全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就是当时的社会性质，就是我们所说的“社会主义”。除此之外，世界上还不存在其他任何现实的社会主义！
　　五、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按照毛主席关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最新观点，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就需要重新改写！什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这类任何时代都适用的抽象概念，应当根据公有资本理论予以具体地诠释；什么“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类任何国度都流行的空话废话，应当被反映现实社会关系的科学结论所取代；建国以来所有的社会运动、政策、策略与口号，都应当从这个角度重新认识。
　　这个时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同资本形态的矛盾”。这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的直接替代：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被消灭了，社会化生产的性质也跟着起了变化，但资本形态依然存在。在现实中，这个基本矛盾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计划与市场的矛盾；劳动与管理的矛盾；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的矛盾（包括中央财政、部门、地方、企业相互间的矛盾）。
　　毛主席在理论上的最大失误，就是把资本的现象形态混同于资本的本质，又把资本形态混同于“资产阶级法权”，不加区别地主张一律加以限制。他在以往的革命实践中主张过“用战争消灭一切战争”，“用专政消灭一切专政”，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忽略了自己一贯奉行的辩证法：用“资本”消灭一切资本。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就成为左倾错误政策的思想根源。
　　例如：计划与市场，劳动与管理，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都是公有资本经济固有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正是这些内在矛盾，构成了毛泽东时代历次政治运动（包括文革）的主要动因。但是，由于人们在认识上滞后，这些矛盾往往被赋予和过去时代精神相同的各种涵义：把计划与市场的矛盾，说成“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把劳动与管理的矛盾，说成“劳动群众和当权派”的矛盾；把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的矛盾，说成“公与私”、“集中制和分散主义”的矛盾。这种观念对于现实的扭曲，又因循政治上的需要，成了整“走资派”扩大化，“斗私批修”扩大化，反地方主义山头主义扩大化的源头。
　　又如：苏联搞霸权主义，提出“有限主权论”，“国际分工论”，干涉波兰，侵占捷克；苏联、越南都同中国打过仗，共产党打共产党，什么道理？根源也在于公有资本的基本矛盾。每个资本都存在独立的经济利益，国家资本还带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这类矛盾冲突免不了。有扩张就有抵制，有侵略就有反侵略，把这种斗争归之于“反帝反修”、“国际主义”，也是贴错了标签。
　　对资本形态的种类也需要具体分析。毛主席在谈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时还说过：“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这些当然都属于资本形态，但仅仅这样解释是不够的。就拿买米、煤、油、菜这类事来说吧，即存在由谁来卖和怎样卖的问题——是公有制商店凭居民的供应证来卖？还是在自由市场里高价卖？还是由“特权”商店凭大官们“批条子”卖？
　　这实际就是资本形态的三种类型。或者说，公有资本经济发展的三种可能的方向。公有资本经济除了自身的社会主义方向外，还可能有两种相反的方向：官僚垄断资本形态和私人自由资本形态。这是资本主义得以复辟的两种形式。修正主义的两种表现——政治上经济上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就是它们的开路先锋。
　　“资本属于联合起来的劳动者”，这是公有资本经济的一个不能动摇的原则。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保障，放纵人们侵占公有资产，无限度地鼓励资本的逐利行为，或者否定必要的计划管理，颠倒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的关系，听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必然导致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瓦解，使社会主义经济回复到私人自由资本主义经济。
　　“管理者即作为代表的劳动者”，同样是公有资本经济的一个不能动摇的原则。在公有制刚刚建立的一定阶段内，资本、劳动和管理之间的矛盾关系是不稳定的。没有相应的群众民主监督机制，管理者通过高度集中的组织权力，通过“内部人控制”的方式，很容易使自己变为事实上的资产阶级，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资本形态的按劳分配”，也是公有资本经济的一个重要原则。劳动产品的分配与再分配，是以成本、工资、税收、利润这样一些资本形态工具实现的，但其内核却是各种必要的扣除和劳动的等量交换。利润、税收中包含剩余劳动产品，也包含部分必要劳动产品。除了在二次分配时统一用来扩大再生产、以及国家和社会一般管理费用外，还向劳动者提供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费用；对于劳动者来说，除了领取名义工资外，还获得再分配的各种福利。“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这些和资本主义是不同的。但在这种交换与分配中，通过投机或者特权，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滋生出新的剥削关系和阶级关系，从而颠覆整个社会主义大厦。
　　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过去人们总是用一些抽象的政治概念（比如“人民”、“革命”、“进步”之类）来注解，或者以执政者的阶级身份来证明。但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上层建筑的性质只能从其所保护的经济基础得到证明。在社会主义时期，这个基础中的主体和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公有资本形态的经济。看一个政权是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就看这个政权是否保护和发展这样的经济基础，而最根本的，是看它是否保护和发展其中的公有制经济。
　　苏联模式的经济原来也属于公有资本类型。它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官僚体制与资本形态相结合。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是按照典型的等级制原则组建的。在传统的政治国家旁边，形成了一个与之并行的“经济国家”，一套庞杂而等级森严的经济管理机构。经济管理干部——从厂长经理到中央各部官员，他们作为国家资本的代表而拥有巨大的特权——日益同无产阶级的其他部分区别开来，并且与他们所领导的下层群众发生矛盾甚至对抗。
　　高度集权的党组织系统和国家权力机构相结合，构成党政合一的执政形式，是早期“斯大林体制”的又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同时确立了一种僵化的经济体制。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执政党干部的官僚化便具有比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更大的现实危险。从苏联社会的演变中，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只要稍不注意，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复辟，而且必然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他用最尖刻的语言抨击苏联社会中存在的“既得利益阶层”和“特权阶级”，警告党的干部：“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官僚体制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它经历了等级制度－官僚主义组织体系－官僚特权制度这样几个发展阶段。最初的等级制度，和资本形态一样，是旧生产条件留给我们、历史规律强加给我们、而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时代赠品。它有便于我们较好地组织社会生产与社会生活的一面，又有滋生资产阶级细菌、使我们腐败变质的一面。
　　在完成早期的积累之后，公有资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然要在以下二途中选取其一：或是自然地蜕变为官僚资本经济和自由资本经济，或是通过市场竞争使自己强大起来，最终消灭一切资本形态。这两种途径都必须经过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而市场的前提就是相互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在中国，由落后的产业业态和参差不齐的生产技术所决定，还必须有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商品生产者。这就是说，公有资本的发展不仅要取得完备的个别资本形态，而且要在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容许部分适应社会需要的私有制经济的存在。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理想的党，同时又是一个积极务实的党。建国以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党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反反复复作过多次改革尝试，包括58年的权力下放，61年的调整（八字方针），文革时的地方扩权，78年的又一次调整（新八字方针），等等。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所有这些尝试都是在表层的矛盾关系上（计划与市场，劳动与管理，社会资本与个别资本）打转转，都不能从根本上、即从基本矛盾运动的对立统一关系上，解决如何适应公有资本经济发展的问题。直到84年的改革，才在企业的深层次找到突破点，这就是引入市场机制，完善个别资本形态。
　　在开始实行这种转变时，人们会有一种无奈地退却的感觉。正如列宁当年所说的那样：“群众已经感到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列宁：《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1922.11.13选四694）但事实上这并不是退却，而是循规律地前进，是公有资本经济自身发展规律的体现。所以，从1979年开始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一个资本企业在改变了股东之后，并不曾把它的资本形态去掉；而当它完成了扩大规模的积累与整合之后，也不会游离于市场之外。相反地，它会以更有力的新姿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以寻求更大的发展——近三十年来共和国经济所经历的，也类似这样一个过程。

2007-12-10 23:15:02


3.
黄沙万里 | 主页 | 邮箱
（六～十）
　　六、毛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
　　“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是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出来的。”（《邓小平文选》第二版第二卷第311—312页）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毛主席对此怀有强烈的愿望。
　　1956年初，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毛主席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以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为戒鉴，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这篇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奠定了包括改革开放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思想。
　　随后的“八大”决议认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一个重要的认识问题没有解决，就是：经济建设、发展生产，这里面还有没有阶级性？有没有阶级斗争？
　　很多共产党人都认为发展生产这件事是没有阶级性的，“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就是经济，里面不含有任何政治的内容。他们理解的“科学发展观”也只包括自然科学，顶多只包含那些删除了阶级内容的“社会科学”。
　　生产不仅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也是人和人的关系。马克思说：“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马克思：《费尔巴哈》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34页）生产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是同时存在的。而在阶级社会中，包括人类生产发展的资本形态阶段，生产的社会属性必然带有阶级性。应当说，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并不陌生：苏区的经济工作，南泥弯的大生产，建国初期上海的银元战、粮食战、纱布战，五、六十年代的“三面红旗”和三线建设，这些生产斗争里面难道没有阶级斗争吗？
　　人类社会的生产从一开始，就不断地由其自然状态向社会化方向发展。以社会化程度高低为序，依次经过了奴隶主社会、封建地主社会、资本家社会这样几个阶段。所有这些阶段，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不能不是阶级的关系。这时的社会发展，首先是私有制下统治阶级的发展，而那些不拥有、或者只拥有很少生产资料的阶级的发展，总是受前者所制约的。（参见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恩选集第一卷第402页）
　　几千年来，那些没有生产资料的人们有过什么发展么？诗经有曰：“士刲羊，无血；女承筐，无食。”就是对古代奴隶生产的写照；农民耕作，收获的绝大部分必须交给地主阶级，自己却衣不蔽体、食不裹腹；工人劳动所得，仅能维持自己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有时甚至连这种简单再生产的条件，如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等都得不到保障，这能叫发展么？如果说现在工人的日子比古代奴隶生活得好，那首先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同时也因为物质生产的绝对增长提供了条件。
　　精神文明的生产也是如此。“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费尔巴哈》马恩选集第一卷第52页）毛主席在他早期文著中就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39页）在现代社会，也只是资产阶级有文化，工人没有文化。
　　无产阶级公开承认生产的阶级性，并以消灭这种阶级性为己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否认生产的阶级性，实际上却要维持这种阶级性。这就是区别所在。这种区别也强烈地反映在经济形态的选择上。
　　毛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同某些共产党人相比，有一个极大的不同，就是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坚持科学性与人民性的统一。这个思想体现了公有制经济的本质要求。
　　他所主张的人民性，类似今天我们所说的“以人为本”，他是鲜明地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为本。中国一定要富强，而富强一定要属于人民，首先要属于广大工农群众。他从这个基点出发，在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全力往社会化方向推进。在所有制方面，提倡一大二公；在协作与交往方面，强调统筹兼顾和群众运动；在分配方面，坚持劳动的平等。在他看来，不坚持这些目标，即使把中国建设成和美国一样，也是没有意义的。
　　毛主席坦率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是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
　　毛主席经济建设思想中另一个有特色的，是其群众运动的观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对于群众运动，他有一种近乎自然崇拜的心理。只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忽视矛盾的特殊性，这使他在大兴水利上尝到甜头，又使他在大炼钢铁中吃尽了苦头。“大跃进”时期一度过快提高生产组织社会化程度的错误，也同这种对群众运动的崇拜不无关系。实践告诉我们：在生产和科研领域，在经济工作中，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大搞群众运动”的。这需要依据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规定，正确地组织社会化协作与专业化分工。
　　毛主席的经济建设思想特点，还表现在消除三大差别、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方面。他一贯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认为只有首先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方能实现工农群众知识化，而不能是相反。他强调干部参加劳动，工农群众参加管理，干部、群众和科技人员三结合。这些思想体现在他对于教育革命、“鞍钢宪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五七”道路等一系列指示中，而且经常以强制性的政策来推行。
　　他的这些努力反映了公有制经济矛盾的一个积极的方面。然而，一下子完全消除脑体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乃至官民差别是不可能的，因为决定这些差别存在的，不仅是社会的制度，也不仅是取决于政策的选择，更重要的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时代的生产资料的技术属性。马克思曾经指出：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也可看做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做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马克思《费尔巴哈》马恩选集第一卷第57页）
　　马克思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要“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而且，在资本形态经济为主导的时代，这些差别不仅不会缩小，而且将发展到一种颠峰状态，以积累完全消除这些差别的社会条件。
　　七、大转折——1957年
　　毛泽东时代可以分为前8年和后20年，1957年是个转折。
　　我这是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划分的。因为到1956年底，我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和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大陆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被消灭了。
　　也就在1956年，世界上发生了一些特别的事件：苏共批判斯大林、波兹南风潮和匈牙利暴乱。这些事件，暴露出东方阵营内部极为深刻、极为复杂的社会矛盾。同一时期，国内出现了少数的学生闹事、工人罢工、农民退社的情况。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在刚刚建立的公有制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在国家机关中，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官僚主义作风和自由主义倾向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推倒三座大山之后，白资1的经济基础这么快、这么容易就被消灭了，而他们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势力及影响还是存在，国外也有人撑腰，他们不服气，特别是其中的右翼，要作最后的反攻。
　　从本质上看，这是新旧两种不同时代的社会矛盾。它们各自产生的经济基础不同：一个是新的展开，一个是旧的继续。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的本意，是想通过开门整风的方式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在整风过程中，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57年初，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本节中凡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摘自这篇讲话），在这篇讲话里，毛主席以另一种方式提出“两类矛盾”问题：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讲话》关于两类矛盾的划分不属于第一层次的社会分析，而是建立在生产方式分析、阶级结构分析的基础之上，带有策略性质的第三层次分析。对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同的阶级、政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可以有不同的划分标准。
　　当时公有制经济才刚刚建立，内部矛盾还未充分展现，毛主席还不能真切地了解这种“社会主义”的社会性质。他只能借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这种抽象概念，并以“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对抗性与非对抗性”这类哲学语言来阐述新生产方式及整个社会的矛盾问题。
　　整风和反右，是五七年的两大主题，体现着新旧两种社会矛盾之间的交替变化。事实上，当时大量的“右派言论”，已不是公开主张恢复旧制度，而是以自由主义姿态出现，借新制度的某些官僚主义缺陷说事。在反右斗争结束之后，旧范畴的阶级矛盾便很快让位于公有资本形态的社会矛盾。
　　毛主席在这一时期提出的方针和策略基本上是正确的，但结果并不理想。虽然击退了资产阶级右派在上层建筑领域的进攻，但整风中途停止，官僚主义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工作作风没有得到整改，而反右斗争却造成了扩大化。
　　毛主席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态度，是划分敌我、从而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标志，进一步提出判断是非的“六条标准”。他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从政治方向上看，六条标准当然无可非议，但作为具体的政策依据却失之于空泛和模糊，缺乏对现实矛盾的深入分析。以至在反右斗争中，官僚主义者也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就是社会主义，谁反对我谁就是人民的敌人！”当时有许多仅仅是批评官僚主义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这样既助长了官僚主义，又扩大了反右斗争的打击面。
　　对于两种不同经济基础产生的社会矛盾，毛主席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说“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做革命的促进派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76页）今天我们知道：这个账实在是挂错了，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不假，但此“资”并非彼“资”。老资产阶级已经消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毛主席已经看到了他后来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对于社会主义的破坏性。他此时的表述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他似乎也觉察到官僚主义的危险性：“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他还指出：“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但是，他这时还没有从理论上把“官僚主义作风”、“制度缺陷”、“危险倾向”、“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从哪里来的呢？毛主席找到两个根源：1、这是因为“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2、“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仅此而已。在这里，他谈到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只是旧社会范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他谈到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只是中国历史上那个最弱的、已经失去经济基础的剥削阶级的残余意识。
　　说到修正主义者产生的原因，我们不排除毛主席所说的“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也不排除“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事情正在起变化，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23页）但这些都不是根本的来源与联系。修正主义的本源起于公有经济中的资本形态，官僚主义的本源又在于公有经济中的等级制度，二者同体同源，可谓珠联璧合。毛主席当时没有看到这层关系。对于官僚主义，他只是简单地划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强调“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他以为，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整风方式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开始就没有把整风同现存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而完全依赖“思想教育”来消除官僚主义。在这一点上，毛主席比列宁关于苏维埃国家制度的民主改造思想还退了一步。
　　一九五七年也是中苏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在苏共修正主义路线下，苏联的国家资本形态对内表现为向官僚资本转变的僵化体制，对外表现为资本利益主导的大国沙文主义。毛主席本能地对此有强烈的反感。在关乎国家民族利益、关乎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则问题上，他是从不让步的。他顶住了来自苏联的压力，决心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体现了从帝国主义殖民枷锁中挣脱出来的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
　　此后就发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大论战。不想二十年后，今天中共一方的某些人却完全推翻了自己的立场，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我们在国内进行反修防修运动，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日益深入到党内，……”（《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场论战的性质是什么？所谓“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又是哪些“原则”？我们反对的仅仅是一般的大国沙文主义吗？在这里，他们吞吞吐吐，遮遮掩掩，前言不搭后语。回想“当着和尚骂秃子”的情景，好不窘煞人也！
　　八、从大跃进到“四清”
　　这一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发展阶段。
　　大跃进中有没有“左倾错误”？当然有，而且比较严重。但这次左倾错误的形成，却有着不同于以往的历史条件。它是首次直接地、大规模地出现在经济建设领域的左倾错误，蕴涵着新的社会矛盾。
　　“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纠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邓小平文选75－82》，第305页）邓小平是比较公道的，他指出：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错误。但他在这里所说的“其他因素”又是指什么呢？
　　大跃进中的错误，仅仅是由于“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规律和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是“骄傲自满情绪”，是“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吗（见《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文简称《决议》）？不是。问题主要是由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命令主义和“共产风”引起的。而这些现象的根源，还在于那个官僚主义的组织体系，是那个体系下官本位思想的恶性发展。
　　我党几百万干部，包括毛主席，大都是地道的农民出身。他们对于“亩产十万斤粮”这类弥天大谎也会相信？就算个别素昧农事的高官相信，全中国的农民也都相信？“砸锅炼铁”这样荒唐的事情，怎么会千家万户一齐响应？其中的原因，除了群众对党的信任外，无非是干部们要保官、要升官，有了官位就有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对上要弄虚作假，对下要欺压瞒哄。“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的“党内通信”，1959.4.29）。
　　现在有人指责毛主席当时“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呵呵，真是关公面前舞大刀，批评也不看对象。不过，在那种官僚主义组织体系重重阻隔之下，“认真的调查研究”谈何容易？大家看看毛主席是怎样无奈地给全国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写信的吧，看看毛主席花了多少精力，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吧！
　　1958年11月2日，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1日，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8日，八届六中全会！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4月，八届七中全会！1959年7月，庐山会议！
　　毛主席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写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干部的“党内通信”）“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谓之抢，青帮叫偷，抢和偷的科学名词叫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他恨恨地写道：“官僚主义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死官僚不听话，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毛主席对戚本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材料的批语，1961年5月30日，转摘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908页）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中左倾错误痛切陈词，难道不是对造孽深重的官僚主义的鞭挞吗？毛主席固然是从他那一套阶级斗争思维出发，错误地批判彭德怀，但那些一贯不承认阶级斗争学说的人为什么也要咬住彭德怀不放，刻意用对敌人的方式来对待他呢？
　　庐山会议后，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毛主席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即“农村六十条”），全面、系统地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同时坚持人民公社这种公有制形式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
　　另一些同志送来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条例》，即“工业七十条”，毛主席和周总理不约而同地在条例的题目上圈掉了“管理”二字。我们现在把这个《条例》的精神同一年多前的《鞍钢宪法》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倾向性差异：《鞍钢宪法》坚持政治挂帅和党的领导，发动和依靠群众，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体现了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特征；《条例》则强调五定五保，加强管理层权力，落实责任制、工资制与物质奖励，特别是限制党组织干预，突出一长制，这些说明对国有经济的资本形态有了初步的意识，同时也为官僚主义朝体制化方向发展创造条件。紧接着，类似《条例》倾向的“高教六十条”，“科研十四条”，“文艺八条”（后改为十条）也在这一时期出台。
　　59年到61年，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难。官僚主义在客观上受到惩罚，形式上有所收敛，但其组织体系并未受到丝毫的削弱。另一方面，公有制生产的每一次挫折，都引来自由主义的进攻。“三自一包”、“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和贸易的自由）潮流的出现，不仅带有自由资本形态的特征，而且得到来自体制内官僚主义者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的官僚主义也由单纯的行政作风发展到利用特权获取经济利益。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日益突出了。
　　“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毛泽东：同柯庆施、李葆华、陶铸、王任重谈等同志的谈话，1962年8月5日）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毛主席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一些地区进行了整风整社、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工作，城市开展了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来逐步扩展为全国城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仅从这些“运动”的名目就不难发现，公有资本形态内部矛盾、以及公有资本形态同官僚资本形态、自由资本形态之间的冲突已经日趋表面化了。
　　从反右开始，所有政治运动的锋芒，最后都无例外地“落实”到知识分子和“四类分子”的头上。这些由官方发起的运动，要么和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渐行渐远，要么适成为对基层人群的震撼和压抑，即使在工人和农民中，也不再有过去那样的政治热情了。表面上看，党的执政地位似乎比过去更巩固，但一种潜在的对立日趋严重：一边是官僚主义组织体系的膨胀和强化，一边是人民群众的冷淡与沉默。
　　毛主席此时表现出对于社会现象的惊人的洞察力。在“四不清”问题上，他第一次把自由主义同官僚主义联系起来，确认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种形式的结合，并上升到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在下面的，有已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也有漏划了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在上面的，有在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严重分歧，就在这个时期出现了。
　　关于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或党内外矛盾的交叉？
　　关于运动的依靠对象：是贫下中农和广大基层干部；还是官方指派的工作组？
　　关于运动的形式：是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摆事实、讲道理、讲政策；还是秘密串连，运动群众，人人过关，大搞逼、供、信和武斗体罚？
　　1965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它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已不再是斗那些失去阶级实体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更不是斗基层干部和群众，而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概念，也是迄今为止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新的一个概念。发现这个概念是毛主席对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贡献。执政的共产党内有一伙当权的人，极力推行一套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迟早要把这个国家由社会主义变回资本主义。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社会的确会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也就是后来的“红资”和“白资2”。
　　“懒、馋、贪、占、变！”这句话形象地刻画了共产党的干部由官僚主义者到走资派，再到官僚资产阶级的演变过程。毛主席十分准确地把这个对社会主义制度威胁最大的势力，看作资本主义复辟的主力，“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决议》）在这个问题上，他缺少的仅仅是经济形态分析和阶段性分析，但是，他的这种所谓的“错误”，同那种完全否认这种威胁和根源存在的“理论”相比，要正确一百倍！
　　九、文革的原因与实质
　　说到文革，结论有三：曰“动乱”，曰“专制”、曰“民主”。这三种结论都以大量的事实为依据，反映了走资派、旧剥削阶级和工农群众的基本立场，也折射出那场运动对于官僚资本形态、自由资本形态和公有资本形态的不同的影响。
　　社会为什么会有政治运动？政治运动的根源是什么？这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A、B、C”的问题。可是一些人就经常在这类问题上闹笑话。70年在庐山闹过一次笑话，八十年代又在文革起因问题上闹出来，而且至今不得收场。一个拥有几千万党员的大党，据说又出了那么多伟大的理论和重要思想，但就是闹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什么是文革的社会历史原因？那个权威的“决议”在这个问题上绕来绕去，结论却除了毛泽东个人原因外，仍然是四个字：“不得而知”。
　　“一、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已经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从领导思想上来看，……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习惯于沿用过去……的旧方法和旧经验……”
　　二、……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我们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领导思想”！“国际影响”！“封建历史”！“制度法律”！——这就是全部结论？
　　“社会历史原因”说不清，干脆就代表历史说话：“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可是，这种“内乱”为什么能够被发动？而又偏偏在那个年代？积极参与“内乱”的人怎么会有数亿万之众？那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反对的究竟是什么革命？他们有阶级的属性吗？如果有，又属于哪个阶级？他们怎么能够组织起集团？他们要建立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所有这些问题，“代表”们回答不了、或者根本不愿回答。
　　文革究竟是谁发动的？一般都认为是毛主席，这不完全对。红卫兵就不是毛主席号召组织的，工人中的群众组织也不是毛主席号召组织的，所以发动者也应该包括群众中起来造反的头头。毛主席说他自己“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4日）。刘少奇呢？他派工作组发动学校里斗“黑帮”的运动，组织群众斗争“反党分子”，还创造性地提出“首先是党和非党团结起来，团和非团团结起来”这种口号（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对“革命团”代表的讲话，1966年8月3日），所以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发动者。
　　周总理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客观，他当时就指出：文革运动“现在所以来势这样猛，是过去工作中的问题长期积累所造成的后果”（周恩来：在全国工交企业政治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11月24日）。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一切社会政治运动的根源，不是某些大人物的个人行为，也不是社会的意识倾向，而是当时社会经济内部的矛盾运动。反过来说，一切政治行为和意识，都要从社会的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分析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关于这场运动的实质，毛主席的说法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这种表述也不正确，一是其“阶级”概念的模糊性，二是没有提到这场运动同党内走资派的关系。“反对一切”，导致了斗争面扩大化；两个“继续”，掩盖了新的社会矛盾。而且，它还可以被用来针对任何“敌人”。
　　例如，在处理群众派性问题时，某地方军政首长就有过这样的理解：“两派都是国民党不可能斗，两派都是共产党不应当斗。是不是一派是国民党，一派是共产党？如果说是，就是有的头头是坏人，或者阶级敌人在幕后指挥，广大群众肯定不是，也不可能是国民党。搞分裂的就是个别坏头头。有的人现在可能不是国民党，可是他做的是国民党的事情，是蒋介石的代言人。不然你搞什么？！为什么人民内部的问题，就不能解决？资产阶级派性，就不是无产阶级党性，就应当打倒，国民党要打倒，一切剥削阶级那些东西要打倒。”（×××：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座谈会上的讲话，1968年7月14日）
　　以至后来的中央文件，也郑重其事地把张春桥、江青这些人一律宣布为“国民党”、“资产阶级”——主席在天有灵，是悲耶？抑笑耶？
　　文革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同资本形态这个基本矛盾的产物，是公有资本形态的社会主义经济同官僚资本形态、自由资本形态之间矛盾冲突的强烈反映。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劳动群众，对官僚主义组织体系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坚决斗争。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场政治大革命。
　　这才是文革的客观实质。这个实质在运动过程中是逐步显现的，人们对这个实质的认识也是不断充实和深化的。基于对运动的切身感受，走资派们当然就说这是一场动乱！旧剥削阶级和自由主义者当然就说这是一种专制！工农群众当然就说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民主！
　　但是，这个实质在运动中始终没有得到完整的体现。它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而后又因偶然的事件嘎然而止。
　　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1967年11月5日，毛主席在谈话时提到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随后中央两报一刊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的社论中，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个概念。而关于文化大革命，主席的正式表述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大革命”，这两个提法，究竟哪个更准确、更科学、更切合实际呢？
　　我们先来分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概念。
　　继续什么革命？是民主革命吗？民主革命的对象是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势力，这个革命至少在中国大陆已经完成、用不着继续了。在民主革命胜利后的最初那几年，我们甚至顺带把“白资1”的命也革掉了。文革中有人继续把“地、富、反、坏、右”当作革命对象，正好是个错误。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而这个概念却事先确认政权的性质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了，那么，革命就不能触动现政权。当权者只要说一句：“老子就是无产阶级！”你就不好革他的命了，甚而只能顺着他的意思去革别人的命。这不仅和文革中的“夺权”事实相矛盾，而且直接导致群众的分裂。反过来，这个概念还可以这样理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就不能有这种“革命”。那么，依此推论，无产阶级一旦真的失去、或者暂时失去了政权（比方说在“红资”专政下），整个“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否就成为一团废纸了呢？
　　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概念是有歧义的。
　　“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政治大革命”提法，则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实际。毛主席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但是还要看到，修正主义的特色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只要红资当权，就不敢抛掉“共产党”、“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专政”这样一些冠冕堂煌的招牌，并且不得不或多或少保留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作为点缀。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即必须对这些抽象概念赋以实践的意义，有一套清晰而科学的界定标准。
　　因此，我们应该这样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有无产阶级专政，也可能有暂时的或局部的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存在资本主义因素，红资专政下也可以有社会主义因素。这些与西方的纯资本主义社会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可以“演变”我们而我们无法“演变”他们）。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都要进行革命。有时主要是经济领域里的革命，有时主要是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也有时主要是政治领域的革命。有小革命、中革命，甚至有像文革那样的大革命。

2007-12-10 23:17:11


4.
黄沙万里 | 主页 | 邮箱
（十一～十五）
　　十一、“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在接见群众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这就是文革的原则。
　　古往今来的一切剥削阶级政府都是禁止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的。他们认为农民的本份就是种地，工人的本份就是做工，国家大事只能由少数精英人物垄断。“莫谈国事”是中国老百姓的一句古训。文化大革命则把这个规矩颠倒过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什么“内外有别”，什么“上智与下愚”，什么“天下有道庶民不议”，所有这些反动统治阶级的清规戒律统统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原则，其表现形式就是群众性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面地、公开地、自下而上地揭发社会的黑暗面。
　　从法律上看，这就是“造反”。因为，法律虽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但同时又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但是，在国家权力机关、“法律规定的途径和形式”为走资派的官僚主义组织体系所控制的情况下，人民除了“造反”或者革命，还有其他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吗？
　　运动一开始，彭真就盗窃中央的名义，抛出他的《二月提纲》，给这场运动划许多框框，提出许多清规戒律，束缚人民群众的手脚。继而，北京市委的某些人高举着“党有党纪、国有国法”的杀威棒恫吓群众。接着，刘邓等人又派出大批工作组，在全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据文革初期北京学生组织所作的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工作组就把10211个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个教师打成“反革命”。
　　针对此种情况，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
　　这个原则不仅体现在运动形式上，而且体现在组织形式上。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上，毛主席带上了红卫兵袖章，检阅他的革命群众队伍。这一刻，开创了国际共运史上一种新的革命组织形式——“党与非党的路线斗争联盟”。“造反派”——没有它就没有文革，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个伟大的发明。
　　他们是共产党员和非党员的革命派联盟，其中以工人、农民为主，还有军人、学生、干部、知识分子，有红军战士、八路军新四军战士和解放军战士，有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甚至还有外国人。
　　这是一些满腔热血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组织起来，对走资派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他们无私无畏，勇敢地冲破资产阶级专政的白色恐怖，集体地抵制走资派的经济主义诱惑；他们以造反组织为基础，实现了革命的大联合，夺回了被一小撮走资派窃取的权力。他们没有丝毫发财的欲望，即使当权，也坚持参加劳动，只领取普通工人的工资。
　　造反派的合法存在只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却受到长达十五年的残酷迫害。无数的造反派战士经受了批斗、囚禁、拷打、刑役，但他们始终高昂着头颅，钢铁般的意志不可摧毁；其中有的人被剥夺了生命，但他们宁死不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至今仍受到压制与不公正待遇，但他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始终不渝。这同那些卑怯而贪婪的走资派、懦弱而见利忘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成鲜明的对比。
　　和他们的领袖毛主席一样，他们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阶级在革命过程中的错误。让资产阶级流氓们去咒骂吧，让那些无耻的学者们去诋毁吧，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作出伟大牺牲的造反派战士，像巴黎公社的先辈们一样，值得我们永久地纪念！
　　十二、“有限的”革命
　　“文化大革命”从《评海瑞罢官》文章问世开始，由“各个文化领域”的斗争发展到“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由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发展到“全国全面阶级斗争”，再由“大批判”发展到“全面夺权”，由“全面夺权”发展到“斗、批、改”。终于变成一场长达十年的“政治大革命”。
　　毛主席事先并没有这样一套“战略部署”。但他不愧是一位杰出的舵手，善于把握潮流、及时调整前进的方向。他的格言是：“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对于文革的范围，毛主席曾有一种先验的规定，他说：
　　“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
　　“……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这些文化领域，”
　　“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可见，毛主席对文革规定的范围是“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只是需要巩固。问题出在“上层建筑”，特别是文化领域，充满了“封资修”的东西，所以要在这个领域进行革命。
　　按照这种理解，上层建筑中的旧东西仅仅是历史的遗留物，居然同现实的经济基础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几十年、乃至“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都会是这样！
　　文革就这样成为一次“有限革命”。与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不同，它只“触及人们的灵魂”而不涉及国家问题，不触动现存的经济基础，也不理会资本经济形态。然而，经济形态是贯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桥梁，革命不经过这道桥梁，两头都是无法深入的。如文革中反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但没有联系经济形态方面的实际，“抓革命”与“促生产”之间就只剩下那些“突出政治”的空话。
　　毛主席对于“上层建筑”的认识也带有片面性。比如：经营思想，管理理念，劳工权利，企业文化等等，这些属于经济基础呢，还是属于上层建筑？这些东西和经济基础、和其他上层建筑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上层建筑像座金字塔，不只有一层，而是有许多层。其中最贴近经济基础、最贴近现实生活、令劳动群众感受最深刻最直接的“上层建筑”，是经济思想、管理理念及其制度和法。而这些方面，恰恰被主席忽视了，或者被有意淡化了。
　　任何一次人民革命，都不是由意识形态分歧引起的。相反地，人民总是本能地利用意识形态斗争来解决他们自己的现实问题。但在文革中，每当人们试图朝着现实利益前进的时候，主席就要把方向扭过来，把运动限制在纯理性批判的框架之内。比如在对待知青问题，工资问题，户口问题，走后门问题时就是如此。这是文革后期群众中普遍的政治冷淡主义的原因，最后适成为走资派反攻的突破口。
　　对于运动的时间和组织形式也是有限制的。按照毛主席最初的计划，运动以党政机关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为重点，大致两到三年时间。工矿农村则结合四清分期分批进行，群众中不成立战斗队组织。但是，运动的发展出人意料。随着全国城乡运动的展开，这些规定都放开了。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工矿十条”时说：“先有事实，然后有概念。没有事实，怎么能形成概念？没有实际，哪能有理论？有时理论与实际是并行的。有时理论先行，但是实际总归是第一位的。工人不先把革命闹起来，哪儿来的几条规定？”
　　十三、文革没有纲领
　　《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文革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这是符合事实的。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且不论当时双方是否已形成了阶级的实体，两者之间的对立也未达到对抗和冲突的程度。文革发动前，中国并没有出现列宁所说的“上层统治者无法维持自己的统治、下层劳动者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那种意义上的危机。从历史上看，一次成功的革命还需要一些其他条件：一个或若干个导致社会全面对抗的矛盾焦点；一个鲜明的、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纲领或口号；一个具备社会组织能力的领导核心；外部不存在足以扼杀革命的抑制力量，等等。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无从谈起。
　　这种情形似乎也很符合《决议》的说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
　　但是，我们从放大了的角度——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考察，就会发现，上面说到的这些条件，对于整个东方阵营来说或多或少是具备的。内部官僚体制和旧资本形态的发展，已经严重威胁到社会主义的生存。苏联必将崩溃，我相信毛主席预见到了它的严重后果。今天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共产党政权很可能在上世纪末的反共浪潮中荡然无存！
　　就当时国内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而言，革命条件的确还不成熟，但反革命的条件却是相当成熟了！国家的工农业体系已初步形成，经济的资本形态正面临向市场化发展的十字路口；一个官僚主义的组织体系已经存在，他们的既得利益正处于一种蓄势待发的状态；而外部，年轻的共和国还处在帝国主义和各种反动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
　　这个官僚主义组织体系形成了核心“司令部”，推行一整套走向资本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从经济形态、政治体制到文化意识形态，全面扼制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他们反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反对农业合作化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鼓吹剥削有功，削弱集体经济，发展官僚资本形态和自由资本形态；
　　他们反对对于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任何改造，反对工农群众议政、监政、参政，扩大等级差别，发展官僚体制和官僚特权；
　　他们反对文化教育事业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压制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主张由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长期统治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
　　与此相对立的，是广大人民群众要求革新社会文化、改造官僚体制、限制资本形态的强烈愿望。现在看来，这种愿望的唯一缺陷只是对资本形态的态度，然而，即使这样的愿望，最终也没有成为文革的纲领。
　　按当时的正式提法，文革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即所谓“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要解决人们的世界观问题”。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毛主席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的这样一段对话（一九六七年五月）：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当场有人答：是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我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你们说什么叫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众不语）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是这些当权派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吧！……具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就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资产阶级世界现的人，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很多有利条件，所以资产阶级思想是能够被消灭的，所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能够被打倒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能够被改造的，打倒有利于改造。今后老干部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化。”
　　谁都知道，“改造世界观”并非朝夕之事，所以毛主席又说，“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
　　“思想改造”，是毛主席的一大发明，也是他的仁慈的证明。但是我们今天回顾那一段历史，不得不承认，他的这个“思想改造论”是存有问题的。人的世界观是怎样改变的？是单靠说教、单靠所谓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撞吗？不是。世界观改变只是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综合反映，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自身社会地位与生活环境的改变。直至今日，文革中对立的双方，那些曾经无数次“检讨”和“忏悔”过的人们，他们的世界观改变了吗？
　　十四、“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文革中实际存在两种“阶级”：观念的和现实的。
　　毛主席坚持认为，他那个时代“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文革就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
　　这里讲的“阶级”，同马列讲的阶级概念是不一样的，同他自己在民主革命时期讲的阶级概念也是不一样的。
　　说到阶级，人们常常引用的是列宁的这样一段话：“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第10页）
　　按照这个定义，所谓资产阶级，必定具备占有生产资料、独立的商品生产、雇工剥削这样三个基本特征。文革时期的老资本家还具备这样的阶级特征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具备这样的阶级特征么？党内走资派具备这样的阶级特征么？都不具备。认定他们是“一个阶级”，似乎很有些牵强。
　　文革中对社会阶级结构缺乏严谨的科学分析。当时不是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财产关系为标准，也不是以人们在现实的资本形态经济中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关系为标准，而是以某种抽象的理念划线、排队，或者是沿用旧时代的阶级界线，把知识分子、原资方管理人员、城乡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解放后加入无产阶级行列的人们摈于革命队伍之外，把一部分干部和群众当成斗争对象。
　　地主、富农、白资1，这些旧阶级早已失去了它们的经济基础，阶级实体已被粉碎，解除武装的散兵游勇还是存在，不过一代人罢了。这些阶级的意识形态将继续存在，这不容置疑，孔夫子的书至今还能见到，还被一些顽固分子当作圣经。但是，不管这些人存有何等天真的幻想，也不管他们有着怎样愚蠢的举动，客观上他们已不属于现实斗争的主流。如果我们把这些残余分子和维护旧意识形态的人们仍然看作一个现实的“阶级”，甚至当作斗争的主要对象来对待，那么正好就上了现实斗争中主要敌人的当。
　　我们同旧阶级分子和旧意识形态的斗争，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但这种斗争决不是旧日阶级斗争的简单继续，而是根植于新的经济基础之中，为着解决现实社会矛盾的新阶级斗争。因为从客观上看，这时的旧阶级残余分子和旧意识形态都只是一种次要的借托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就是揭露这种表象背后隐藏着的实质，而不能把两种不同时代、不同经济根源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
　　毛主席后来又引用列宁的话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但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只剩下很少比例的“小生产”，经济总量合起来不到百分之二（用张春桥文章中的论据，当时属于这种小生产的仅仅是：“人数占百分之零点八的个体手工业”，“个体商贩占百分之零点二”，再就是“少量的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此外，在农村还保留着相当数量的集市贸易”。严格地说，后两项并不属于完全意义上的“小生产”）。由此便推定“新的资产阶级一批又一批地产生出来了”，这符合事实么？
　　他又说：“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资产阶级不是由资本形态的生产方式产生，而是由“生活作风”产生，这也是非常奇怪的理论。
　　如此说来，毛主席所谓的“资产阶级”纯属子虚乌有？那些年他真是在同风车作战？显然不是。他的确是在同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斗争，不过这个“资产阶级”还不成熟，就象在鸡蛋里急待破壳而出的鸡子，它就是走资派——未来的红资。
　　阶级不是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形成的。现实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今日中国社会的阶级，大部分都能从毛泽东时代找到自己的原型或根据。
　　公有资本形态的底线是所有制问题。一旦突破这个底线，问题的性质就变了。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生活方式，都不触及这个底线，所以我们不能把犯有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生活方式错误的人当成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分子。贪污贿赂、以权谋私、侵占公产、甚至主张废除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人，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就是资产阶级的先头部队、资产阶级分子或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还不足以形成资产阶级，但我们同他们的矛盾已经是敌我性质的矛盾。而当这些人拥有了生产资料的占有权、支配权与控制权，按照资本形态组织生产并攫取资本利益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实事求是地说：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资本家、资产阶级了。
　　然而在毛主席所处的时代，这种新的、具有完备形态的资产阶级毕竟还没有出现。面对同志们的困惑，毛主席说：“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话传到一班书生那里却换了一种说法，甚至弄出“党内资产阶级”这样荒诞的概念来。将走资派等同于成熟的资产阶级，就像指着一枚鸡蛋说：“这是一只鸡”，当然会有许多人不懂，或者不服。
　　群众主要是从现实生活中学习，对于自己实践范围以外的事物，总是抱有或多或少的疑惑。你得很耐心地、花大量的精力向所有的人解释：这鸡蛋是怎么来的？鸡蛋和其他禽蛋的区别特征，怎样识别受精蛋，由鸡蛋变成鸡将要有怎样的阶段、过程、条件，等等。
　　对于这些问题，只是到了文革后期，毛主席才说了几段极简约的话，交代张春桥、姚文元写了两篇文章，再就是印了二十几条隔世已久的马列语录：“要使全国知道”。但所有这些，还是没有把问题解释清楚，比如，走资派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走资派的特征是什么？
　　按照张春桥们的解释，走资派“是资本主义旧土壤产生出来的”。而“资本主义旧土壤”是什么呢？是“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又从哪里来的呢？回答竟然是经济总量不到百分之二的“小生产”、甚至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这和毛主席说的正好相反。毛主席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大的不同，恰恰就是“所有制改变了”。毛主席还说过：“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
　　姚文元更是振振有辞：“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法权，在他这里竟然成了“经济基础”！
　　他们不约而同地把“资产阶级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当作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把“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当作辨别“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的标志。这种模糊的阶级路线，导致人们因现实斗争的需要而各取所需。虽然在文革过程中始终强调斗争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们又可以发现，在各个阶段却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稍后是“黑帮”、“牛鬼蛇神”；再后来又变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最后就仅仅是“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了。
　　十五、“谁是我们的敌人？”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但这个问题在整个运动过程中都没有真正解决。
　　走资派是文革的主要对象，这没有错，但当时对这个对象的认识还相当肤浅。文化大革命批斗走资派个人，批判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没有正确地分析产生走资派的根源，更没有看清他们的发展轨迹，所以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社会改革措施。
　　旧式国家的等级制度，牵动着社会经济由公有资本形态向官僚资本形态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经济管理干部的资产阶级作风与官僚主义逐渐制度化，形成官僚主义组织体系，从中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可见，要认清走资派的本质，有两个东西是必须注意的，一个是官僚主义及其组织体系，一个是资本形态向官僚资本形态的发展。
　　官僚主义有着比资本主义更为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专制独裁、人身依附、特权意识，是官僚主义的三大特征，代表着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最反动最腐朽的政治意识和统治行为。只要遇有合适的条件，官僚主义就会结成体系，到处泛滥。遍阅中外历史，官僚主义组织体系的存在，还是历次革命后旧制度得以复辟的重要条件。在社会主义时代，官僚主义更具有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颠覆性。它是人民的死敌，是共产党的死敌，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死敌。
　　官僚主义的必备条件是法定的等级制度。问题在于，在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内，一切社会形态都必须具有这种等级制特征，即便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政体，也不例外。
　　这就决定了官僚主义不可能仅仅通过体制内的民主得到根除。寻常的“民主集中制”也不顶用，只要那个官僚主义组织体系未得到根本改造，就只能是官僚们的“民主集中制”，归根结底是大官们的集中制，同普通党员和老百姓一点关系也没有。只有体制内民主和体制外民主相结合的方式，才能打破它。
　　官僚主义有坚强的法制保障，而且有几千年深植于民众心里的观念习惯作基础，所以不可能用一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彻底根除，也不可能通过一次暴力革命把它消灭。
　　毛主席常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相提并论，称之为党内的三种不良作风。这种做法没有区别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淡化了官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破坏性。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只要和官僚主义相联系，就是官僚主义的附属物。官僚主义的宗派主义，是人身依附的产物；官僚主义的主观主义，是专制独裁的产物。
　　毛主席对于官僚主义的批判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没有对官僚主义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分析。尽管他甚至提出过“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样的概念，但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官僚主义同资本形态之间的联系。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同资本形态相结合，它的发展目标就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官僚资本主义。
　　完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官僚体制，公有资本就演变为官僚资本，走资派就转化为官僚资产阶级，即本文在“中资列传”一节中提到的“红资”。
　　“红资”和“黑资”都是官僚资产阶级。这种资产阶级的阶级特征完全不同于其他资产阶级。首先，他们所占有的资本不仅仅是国家产业和他们家族的产业，而且包括了国家的财政与金融；其次，他们支配资本的方式不仅是对产业资本的经营，更主要的是通过国家的法令和政策。最后，他们的资本收益不仅有高额的薪俸，还包括法定的特权利益以及由特权带来的非法定的灰色收益。
　　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我们将看不到这个阶级有任何一个具体成员。“黑资”是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解放初期划分各种阶级成份时，就没有“官僚资本家”这种成份，其原因在这里。官僚资产阶级不像其他资产阶级那样以个别资本的人格化形式出现，而是以社会资本的国家化形式出现。或者说，他们不是以个人或者家族的身份占有资本，而是以一个有组织的集团共同占有资本。正是由于这个特点，使“黑资”更适合在有着长期封建专制历史的旧中国得到发展，也使“红资”更便于对社会主义的公有资本经济实行直接剥夺。

2007-12-10 23:19:23


5.
黄沙万里 | 主页 | 邮箱
（十六～二十二，完）
　　十六、走资派意识形态
　　中国存在两种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形态，即官僚资本形态和自由资本形态，在思想领域就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走资派意识形态是官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但它与自由主义却不是完全不能兼容的，在某些场合，走资派也借宣扬自由主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走资派的出现，立即使管理与劳动的矛盾具有了阶级对抗的性质，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官僚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对立，奴隶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对立。文革虽然重视“思想领域”里的批判，但没有认真地作这种分析，所以批判就显得非常散乱，没有“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走资派意识形态除具有一般资产阶级观念的共性之外，还表现为如下特征：
　　第一，打着“党性”旗号的官僚专制主义。
　　共产党从其纲领的本意来讲，就是一个最坚决的民主主义的党，但同时又是高度统一而有着严格纪律的先锋队组织。党的这种严密的组织机制，是无产阶级革命曾经取得胜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在党政合一的执政体制下，走资派将党内职务变为一种官衔，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威，一种手握神圣真理的象征。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借所谓的“党性”和“高度集中统一与铁的纪律”，压制不同意见，实行个人独裁，甚至用暴力戕害反对他们的党员和干部。他们提出“驯服工具论”，要求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长官意志，在思想上和言论上也不能有任何的不一致。“宁可犯政治错误，不可犯组织错误”，在这种奴隶主义信条支配下，便有很多党员在运动中充当了走资派的御林军、牺牲品。林彪曾经很形象地描述这种官僚专制主义的特征：“一个路线，一种政策，就像一股风吹下去，改变面貌，改变面貌，改变面貌”。
　　官僚主义对外也表现为强烈的专制性。他们对于民主党派、党外进步团体和人士，采取歧视和打压的态度。
　　“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这种群众性趋势就越发明显。文革中一批具有独立精神的年轻人，进行过有意义的社会理论探索，如遇罗克的《出身论》，王仁舟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还有广东李一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主与法制》，以及形形色色的学习小组、读书会。这番景象是五四以来从未有过的。马克思主义非一门一宗之秘方，人人得而学习之、研究之；社会主义非一党一派之专利，人人得而探索之、实践之。即使这中间有许多观点不成熟甚至反动，但正确的态度应当是让其在群众斗争实践中接受检验或批判。官僚主义者却不是这样。他们在打击“5.16”，反“极左”思潮的口号下，把这些“体制”外的探索者统统视作“异类”，一律从肉体上加以消灭。就像《阿Q正传》里假洋鬼子、赵太爷一流人物，不准阿Q革命，阿Q说自己也姓赵，赵太爷便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呵斥道：“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
　　第二，尊卑等级观念与享乐主义。
　　“上智与下愚不移”、“天下有道庶民不议”的封建等级观，是走资派意识形态的基础。文革中凸现这种观念的，一个是“血统论”，一个是“天才论”。
　　中国封建社会讲血缘宗亲，门第阀阅。那些开国元勋，高门望族，或显赫于朝廷，或盘踞于地方，穷奢极欲，世袭罔替，泽被后人。在早年参加民主革命的老走资派中，农民成份居多。他们脑子里本来就带有这些封建文化的记忆，现实制度又提供了类似的基础，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样的观念，他们是不能接受的。“打天下、坐江山，封妻荫子享太平”，以世袭贵族的身份傲视臣民，这才是他们的逻辑。所以，他们和历史上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一样，一旦执政便反对革命。“老子英雄儿好汉”，《连环套》里的一句台词，被这些革命爆发户奉为圭臬。文革中罪恶的“联动”组织，到二十年后腐败的太子党公司，都是这种反动“血统论”的延续。（66年以“血统论”名噪一时的谭力夫，87年出任康华公司的人事部总经理，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他们一贯把党的纲领和国家大事视为少数官僚和精英们的专利，排除于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权利范围之外，禁止那些“低贱”的人们关注和讨论。他们借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来阉割毛泽东思想，推行简单化、仪式化、庸俗化的愚民政策。为了政治上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开展所谓的“三忠于、四无限”活动，宣扬“天才论”，鼓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大搞领袖个人崇拜，塑造一种禁锢人民思想、镇压人民革命的精神法西斯。
　　第三，官僚主义的宗派主义。
　　政治上的“宗派”是个借用词。毛主席说：“宗派，我们的祖宗叫作‘朋党”。（《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语）同道为朋，同利为党，故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
　　共产党行共产主义之大道，谋人类解放之大利，也可以说是一个大朋党。无产阶级结党这件事，和建立军队、组织国家、利用资本形态一样，都是跟资产阶级学的，因为只有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推翻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而到将来，“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走资派意识形态里就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结党完全为了执政，执政完全为了既得利益，而且企望千秋万代永世不绝。
　　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从其根源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例如王明路线时期的宗派主义；第二类是资产阶级政党的庸俗作风在共产党内的反映，如张国焘在长征时期分裂党、另立中央的行为；第三类就是建国以后的官僚主义组织体系，走资派结党营私的宗派主义。
　　走资派在党内结党。就像传销组织一样，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或者为“上线”，或者为“下线”，搭建以个人权力为支撑、以既得利益为中心，以人身依附为纽带的“自己人”关系网，然后努力把这个关系网推向更高的层次。在这些独立王国内部，他们专横跋扈，欺压群众，排斥异己，打击、甚至陷害一切违背他们意志的人；另一方面，各宗派山头之间尔虞我诈、相互攻讦，俨如春秋战国。一些专事“拉关系”、“找靠山”的政治掮客，便从中纵横捭阖，招降纳叛，大显身手。
　　文革中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充分暴露了这种宗派主义的黑暗性质。最初的一些造反派，本来只知道本单位的当权者压迫自己，后来发现，上面有人给当权者撑腰，而撑腰的人上面还有后台，于是揪后台，查黑手。这样一级一级查上去，知道了他们的许多坏事、丑事，就得出一个结论：非把他们一齐打倒不可。有些“斗争扩大化”就是这么来的，这能怪造反派么？
　　十七、“好人”与“坏人”
　　走资派和群众的矛盾属于敌我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这个问题，矛盾的双方竟然有着完全相反的认定：毛主席和革命群众一直是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而走资派自始就毫不犹豫地把它看作是敌我矛盾！
　　除了理论上的局限外，这个现象是由一种历史情愫导致的反差造成的。走资派大都是所谓“老革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也曾英勇奋斗、九死一生，立下过汗马功劳，同人民群众有过鱼水般的联系。对这些，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也是始终感谢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虽然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而且，在制度和纪律的约束下，他们的特权利益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们同老百姓也不是直接的剥削关系和压迫关系，加之他们经常以党的代表自居，罩着圣洁的光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样就使得人们对矛盾的性质普遍产生错觉，特别是一些受“驯服工具论”熏陶的党员、对党怀有深厚感情的老工人、劳动模范、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为走资派所煽动、所操控，成为反对革命的保守派。
　　文革“十六条”对干部情况分为四种：“（一）好的。（二）比较好的。（三）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四）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并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毛主席也认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清除的不过百分之一，加上挂起来的不到百分之三”。他把干部分为“走社派”和“走资派”两种；“走资派”又分为“死不改悔的”和只是“犯过走资派错误的”；“犯过走资派错误的”又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并称为“犯错误的好人”。
　　毛主席认为走资派的性质已接近于敌我矛盾的边缘，但多数是思想认识问题。所以他对走资派采取的不是一般的批评，但也不是完全打倒，而是一种介乎二者之间的特殊的办法，那就是“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毛主席第一次把这个“整”字堂而煌之地写进中央文件时，我想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文革就是“整人”的运动，或者叫“整官”运动，并且是发动亿万群众一齐来“整”。整什么呢？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念头，整他们贪污腐化、养尊处优，整他们压制民主、镇压群众。上至中央，下至地方，把官僚主义组织体系的一切黑暗的东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公开的谴责。但毛主席又反复强调：“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再看看走资派是怎样对待群众的吧！运动一开始，他们就给造反的干部群众定下了如下罪名：“黑帮”、“黑五类”、“牛鬼蛇神”、“新右派”、“三反分子”；在运动中增加：“现行反革命分子”、“投机分子”、“黑打手”、“坏头头”、“国民党残渣余孽”；后来又增加：“个人野心家”、“刑事犯罪分子”、“帮派分子”、“三种人”——在他们眼里，有一个“好人”么？
　　在两大政治势力进行生死搏斗中，这种“好人”与“坏人”的划分是既没有标准、也没有意义的。虽然在走资派中，大多数的确是随从的“好人”，但这并不能改变矛盾的性质。矛盾的性质是由其内部的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由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头子决定的。解放战争时期蒋军人数有八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好人”，但不管谁射出的子弹都是敌人的子弹。
　　只有在明辩政治是非和占有政治优势的情况下，优待或团结的政策才是可行的。而毛主席却在双方鏖战如火如荼之际，除少数叛徒、特务（这两种人从历史的情愫衡量也不能原谅）之外，将所有的走资派一律解放、并授之以权柄。他明知那些人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明知那些人“靠不住”，终将要“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但又说这是“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主席只是勉求他们对于革命群众“高抬贵手”，而他们一上台就把所有的造反群众通通打成“阶级敌人”！
　　毛主席一向反对党内斗争开杀戒，主张“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论十大关系》）在文革中，毛主席以博大的胸怀、战友的情谊宽待那些走资派，而走资派们却只要有掌权的机会，就毫不留情地对广大群众滥抓滥捕，草菅人命。主席刚一去世，他们便上演了那场丑恶的闹剧：以党的名义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反革命，押上“审判台”，必欲杀之而后快。
　　“费厄泼奈应当缓行！”“中国人民绝不怜悯蛇一样的恶人。”几十年过去，主席把这些话都忘记了。
　　历史的情感不随历史而增进，则必在历史中消逝。老走资派以自己的劣迹抹去了曾有的光彩，也使中国人民变得理智起来。在人民的眼里，他们一个个走入了黑暗，永久地消失了，而新一代的权贵们，老本已经啃光，坏事已然做全，谎言已被戳穿，早已恩断情绝。而这些人却变本加厉，更加腐败、更加猖狂。真不知前头有税驾之日啊？
　　十八、派性“没有理由”？
　　派性武斗是文革失败的直接原因。第一，它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破坏；第二，它使文革的领导集体失去民心；第三，它成为走资派全面否定文革的口实。
　　毛主席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他又说：“这个文化大革命中有两个东西我很不赞成。一个是讲假话，……后头就发展到打仗了，开始用长矛，后头用步枪、迫击炮。所以那个时候外国人讲中国大乱，不是假的，是真的，武斗。第二条我很不高兴的，就是捉了俘虏虐待。”
　　六七年上海工人发起“一月风暴”，党中央立即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实现大联合，这是夺权的先决条件。但是事与愿违，全国多数地区的革命派就是联合不起来，反而发生了似无穷尽的分裂和武斗。
　　毛主席指出：“联合不起来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干扰和破坏；第二是地富反坏右不甘心灭亡；第三是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其实，群众的分裂还不止这些原因。在那些激奋的群众中间，任何一件细小的事情都会引起无限多样的意见分歧，而不论多少种意见分歧，最后必然会简化为对立的两派——这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然而，这种“没有理由”的事情毕竟还是发生了，而且在全国范围各个角落都发生了。派性武斗在一段时间愈演愈烈，直至后来两派群众组织全部解散，方告结束。
　　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和文革的其他领导人遇到一个难题：怎样实现无产阶级党对这场运动的组织领导。“支部建在连上”曾经是人民军队百战不溃的真谛。按理说，在文革的群众组织中，也需要发挥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一旦有了这种扎根在文革群众中的党组织，大联合就会顺利得多，派性武斗就可能从根本上得到遏止。
　　能不能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就立即号召革命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员行动起来，建立自己的党组织呢？从实践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从理论上讲，将是党的机体的一次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也符合“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目标。对于一个领导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两次不同性质革命的党，这种改造似乎是必要的。
　　但是，毛主席当时的部署却与此相反：“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他不是依靠党组织去组建新的政权，而是把整党建党这项工作安排在成立革委会之后。这样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机会，后面的“部署”就只好由别人来决定做与不做、或者怎样做了。
　　毛主席的安排是有道理的。因为，倘若允许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组建新的党组织，那么就开了一个严重的违反组织原则的先例：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都可以自行其事地另外成立党组织，这个党还能继续存在吗？
　　所以，他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接受这种混乱局面，让国务院和中央文革一班人成年累月去劝解那些无休止的派性纠纷，在全国各地为制止武斗而疲于奔命。
　　派性武斗的第二个原因是军队介入。67年1月，主席对南京军区党委关于是否派军队警卫群众大会的请示报告批示：“应派军队支持广大革命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但“问题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解放军一介入就能搞得清楚？军队里面就那么干净，没有走资派？“支持左派广大革命群众”，谁是真左派？谁又是假左派？没有明确标准。结果是军队到处“犯错误”，运动翻烧饼，群众打派仗。
　　军队的任务是防御外来侵略，保证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完全不应介入地方文革。就是军以上单位也应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只要坚持党中央对军队的领导，军队不乱，什么都不怕。如果一直坚持军队不介入的政策，同时严令禁止冲击军事机关，就不会有“二月逆流”，青海事件，七。二〇事件等等，武斗打不起来，即使有少量武斗也容易制止。而军队一旦介入，则“八条”也好，“十条”也好，都为时已晚了。
　　派性武斗的第三个原因是“革命委员会”这种权力机构本身的缺陷。这个临时权力机构产生的机制不是民主选举，而是由上面钦定，除了遴选几个群众代表做官外，同旧的官僚主义组织系统没有什么区别。在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内部，实际上仍是旧体制的操作习惯在起作用，“干部”和“群众”的身份界线泾渭分明。群众代表被看作是“体制”外的而受到歧视，例如明文规定他们不得脱产。军队代表和干部代表则很有权威，一上来就压制和排斥群众代表。同时，干部们也把官僚主义的派系斗争带进新的权力机构，为了争夺权力，拉一派，打一派，操纵派性斗争。而两派群众为了不至于再度沦为被镇压的对象，也不得不拿起武器。
　　历史上被剥削阶级的革命，不是死于失败，就是死于胜利。所谓死于胜利，即革命的领导集团异化为新的剥削阶级。这原因不在于革命本身，而在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于革命的捕获物即阶级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性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它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个争权夺利的党派和冒险家彼此争夺的对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文革的群众组织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人物。他们以走资派为后台，不惜以武斗来获取这种畸形的政治权力。可以想象，如果这些人执政，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九、“三要三不要”
　　“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在文革中，毛主席多次将这段话当作一种基本的政治原则加以强调。可是，前一个“要”和后面两个“要”显然不属于同一个概念层次。有人就是要搞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铁了心要消灭社会主义，你仍然和他们讲团结吗？
　　党内分歧历来有两种，一种是在最高纲领上的分歧，一种是在一般纲领上的分歧。
　　党的最高纲领是不容改变的，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化生产，消灭私有制和一切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如第二国际同共产国际之间的分歧，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前苏共与中共之间的分歧，是不可调和的，不能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只有分裂。这叫做“道不同不相与谋”。
　　一般纲领又叫行动纲领，即党在各个时期为实现最高纲领而制定的政策与策略，如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统战政策、军事策略及白区斗争策略等等，是要根据具体情况修定和更新的。这类问题上发生分歧主要源于思想方法或工作能力方面的差异，有时候闹起来也很厉害，弄不好也会导致革命失败，“千百万人头落地”，但它不是根本立场的分歧。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人推行错误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很大危害，但他们还是共产党，不是国民党。一般地讲，正确处理这类分歧，应当用民主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而不能是搞分裂，或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
　　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分歧是在最高纲领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在民主革命阶段还无关大局，而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就十分严重了。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能正确地区分和处理最高纲领分歧和一般纲领分歧。毛主席讲“三要三不要”，讲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是对的，但把它简单地套用于党内两种不同性质的政见分歧上，其结果或者是姑息养奸，为虎作伥，葬送革命事业；或者是“非我则敌”，“上纲上线”，伤害自己的同志。
　　二十、“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这是毛主席给江清的那封信中正文的头一句。实际上，这也是毛式文革的一个总方针。可以说，文革中“犯错误”的人，十有八九是因为没有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毛主席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为了反修防修”。这话只答对了一半。
　　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是反修防修、把混进党内的走资派清理出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则要保证共产党执政，保证正确路线的领导地位。这两点在文革中是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反修，不反修无产阶级必定失去政权。
　　反修防修需要发动群众，造走资派的反，这样总会“乱”一阵，让“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但“乱”必须有度，不能把共产党的政权都给乱没了。所以，一旦革命派夺了权，矛盾的主要方面就从“乱”转化为“治”。毛主席在文革中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都体现了这种辩证法的运用：
　　可以成立群众组织，但不允许有全国性组织。一旦条件成熟，便要“按行业、按单位实行革命大联合”；
　　鼓励造反，抵制错误的领导，但又有“公安六条”，始终保持一个全国性的相对稳定的最高权威；
　　打倒走资派，又要解放干部，但这些干部必须赞同文革而不是否定文革；
　　支持造反派，但造反过了头就要整顿，这种整顿不是镇压，而是实行“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
　　抓革命，促生产，但不许以生产压革命；
　　改善国家机关工作，但明确指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是反动的；
　　批林彪极左，但发现有否定文革的苗头，立刻转为批极右实质；
　　讲安定团结，但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管卡压那一套必须废除，但不能搞无政府主义，只是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官僚体制要破，但有些“资产阶级法权”不能破，只能加以限制。等等。
　　1967年7月，毛主席离京，开始文革以来的第二次巡视。这时他已经下定扭转混乱局面的决心。武汉“七。二〇”事件爆发，便成为整个文革由“乱”到“治”的转机。他指出：“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他及时发出了大转折的信号：“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他选择这个时机实行战略转折，依据是“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毛泽东传（1949—1976）》，P1505－1508）。
　　但是他没有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这时他所说的“革命派”已开始发生质的替换。由于他在理论上和策略上的一系列错误，文革始终没有鲜明的社会改革纲领，没有正确的阶级路线和清晰的敌我界限，事实上也没有触动现存官僚等级制度与资本形态的任何方面。他关于文革的所有言论，可以为对立的各方毫无障碍地接受和利用。所以，除了极个别的“叛徒、特务”被打倒之外，这时从地方到中央，在军队内部和党政系统内部形成了更多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集团都打着文革的旗号，一面为恢复权力而联合对造反派实施剿杀，一面为争夺权力而相互间展开攻击。其结果，必然是最大多数群众迅速消沉下去，走资派的官僚体系上台，开清始对文革本身进行全面算。
　　可以说，从这时起，原来意义上的文革，即以走资派为斗争对象的群众运动已基本结束了。
　　二十一、“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面对派性武斗造成的过度混乱，毛主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接受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毛泽东：和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的谈话，68年5月）在他看来，教育界内部的造反并没有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情况”，其他如学术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一切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都是如此，有必要从领导层的阶级结构上加以改变。
　　68年7月26日，毛主席作出一个重要决定：派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的大专院校。“实现无产阶级的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参见姚文元：《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红旗》杂志1968第2期。）短短数月间，全国有近百万工农群众和解放军指战员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命进驻了上层建筑单位。
　　在经毛主席批准转发的相关文件中，当时对选调工宣队成员的标准作了严格规定：一、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二、选调工人，必须是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三、工宣队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好的。一般年龄在25岁至60岁左右。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持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工宣队在学校以政治领导为主，不要陷于行政事务。工资、人事关系仍在原单位。（《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
　　可以把这些标准概括为“三无”：无派性背景，无历史问题，无既得利益。其中最强调的是无派性背景，而不管这种派性属于什么性质或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时的工宣队的主要任务，已不再是对走资派的斗争，甚至也不是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而是举办“学习班”，帮助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建立、调整革委会，整党，参与备课、教改等工作。很显然，这种安排是毛主席决定由乱到治、恢复秩序的一个重要部署。
　　与此同时，在毛主席的提议下，一批基层的工农群众代表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如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各级革命委员会中也有少数工农群众代表加入。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句话有着更深远的含义，即无产阶级革命——从巴黎公社到十月革命——的基本出发点：劳动群众管理和改造上层建筑。毛主席在1958年就指出过：“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人民自己必须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但是，劳动者这一权利的实现（实现程度与实现方式），必须具备两个前提：社会历史条件和劳动群众的社会组织能力。
　　这里所说的社会历史条件，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利用这种政治统治，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在自己手里。从而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劳动群众管理和改造上层建筑，在资产阶级专政下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走资派官僚体系统治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看到，70年以后，工宣队便逐渐退出了各所驻单位。1977年11月，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报告，决定各地工宣队全部撤出学校。继而，在后来否定文革的“批判”中，这件事也有了罪名：“把工人阶级领导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把工人阶级同知识分子对立起来，把工厂同学校对立起来”，工宣队“成了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的‘特殊人物’，随意迫害知识分子，干扰教学及科研工作，毁坏实验设备，……”。
　　劳动群众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组织能力，是他们管理和改造上层建筑的另一个重要前提。一般地说，剥削阶级比被剥削阶级具有更强的社会组织能力。这是因为剥削阶级在生产中始终居于组织者的地位，建立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积累了丰富的组织经验，储备和培养了大批具有组织活动能力的精英人才。为着维系其剥削阶级地位，这种能力又上升为其阶级的行政的、法制的和各种文化的组织、理念与精英队伍。
　　工人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是在斗争中获取、并不断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旧中国产业工人人数虽少，却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工人阶级有三个特出的优点，一是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因而革命最坚决和最彻底；二是一开始革命就有共产党的领导，因而最有觉悟；三是与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有利于建立紧密的工农联盟。（参见《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中国工人阶级群众也渐渐显露出他们的另外一些特点：一、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同民族资产阶级长期合作，没有或很少有单独同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与意识。特别是年轻一代工人，根本缺乏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和新环境下的斗争经验；二、农民出身的成份占多数，因而带有较多的小农意识；三、落后的生产业态，使部分工人有行会意识与小团体意识、以及少数人有流氓无产者习性。加之阶级年龄较轻，理论素养较差等因素，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经济建设，对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管理能力，是非常严重的考验。
　　文革实践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整体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管理能力，尚处在相当低的发展阶段。文革中的奴隶主义、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参与派性武斗等等现象，以及工宣队、贫宣队和革命委员会中的群众代表很快从上层建筑领域退出，都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
　　这一情况只是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才开始有了质的改变。在新产业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工人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变化。现代生产资料的技术属性，在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史上具有质的飞跃的特点。它标志着人类劳动从有限的协作到全社会协作的飞跃，生产从有限的社会化向完全的社会化的飞跃。人类劳动的主要形式，也开始从简单而粗笨的体力型逐步转向脑力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不适应现代生产资料技术属性的东西，都将被迅速地淘汰。工人阶级除了努力去适应它，没有别的办法。另一方面，由此产生了一批划时代的社会成员：现代知识型劳动者——技术管理人员、技术工程人员和新技术工人。这个阶层的出现并发展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将从整体上大大提高工人阶级的社会组织能力与社会管理能力，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新的希望。
　　二十二、结论
　　毛主席说：“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1962年1月30日）
　　生产力的增长，即会引起社会经济形态的相应变化，从而导致经济关系的改变。而当经济关系发生质变后，旧的经济形态往往会保留相当长的时间。因此，社会主义改造不是一次完成或瞬间即成的事业。它不仅是对私人资本的简单的剥夺，而是体现为整个过渡时期对各种形态资本和资本形态的渐进式改造，体现为社会主义时期经济领域里漫长的而终至完成的革命。文革留给我们最严重的教训就是：经济本身的问题最终要靠经济的方式来解决。无产阶级必须保护和发展公有资本形态的经济，才可能实现自己的目的。
　　另一方面，新生产方式中的矛盾也必然反映到上层建筑领域。资本形态和等级制度的存在是产生走资派的基础。只要这个基础没有消除，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不能真正解决。因而，社会主义改造还应包括上层建筑领域坚持不懈的斗争。而在进行这种斗争之前，人民还必须为取得斗争的形式、即真实的而不是虚伪的出版和结社的合法权利而展开斗争。文化大革命给予过人民这种权利：大字报和造反组织。
　　“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是一切社会主义措施的前提。与学者们天真的想象相反，随着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资本并不是走向民主，而是进入一个更专制的时代。大大小小小的资本专制王国依然统治着这个世界。同过去相比，资本对劳动的专制借助最新的管理技术更加强化了。国王们需要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内部的问题。而我们的民主却要从根本上瓦解资本对劳动的专制。
　　从形式上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同样带有资本法权的专制。在十月革命后的第五年，列宁就指出“我们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有急待解决的问题”。在“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1923.1.23《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29页）和过去暴力革命不同的是，现在需要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自己来改造自己的国家。如同世间一切事物的新陈代谢一样，这个目标也是通过内部矛盾斗争来实现的。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掩盖社会矛盾，不用强制的因而是人为的办法从表面上制止社会矛盾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能使这些矛盾进行公开斗争，从而获得解决的国家形式才是最好的国家形式。”（马克思：《六月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303页）文革就是无产阶级创造这种国家形式的第一次尝试。
　　文革是由它自己打倒的，确切地说，是由革命群众自己的分裂打倒的。革命人民团结起来，一切反动派就是纸老虎；革命人民不能团结，反动派就是真老虎。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团结人，理论不彻底，就会导致革命队伍的分裂。“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毛泽东时代已经过去。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光彩同时又充满错误的伟大时代。它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留下太多的遗憾与困惑。正如列宁所说：“真正伟大的革命是从旧东西以及改进旧东西的意图和追求新东西（新得连一丝一毫旧东西也没有）的抽象愿望之间的矛盾中产生的。”“这种革命来得越突然，这类矛盾存在的时间就会越长久”（《宁可少些，但要好些》列宁选集第四卷，第743页）。

2007-12-10 23:22:31


6.
踏入社会 | 主页 | 邮箱
那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光彩同时又充满错误的伟大时代。它给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留下太多的遗憾与困惑。
记住这段活： 革命人民团结起来，一切反动派就是纸老虎；革命人民不能团结，反动派就是真老虎。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团结人，理论不彻底，就会导致革命队伍的分裂。“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郭泉告中华全国退役军官书

作者：郭泉
公平、公正、公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谐就是消除矛盾。而所有的矛盾来自于两个根本的需求，一是日用的饮食，一是人格的尊严。

02年以来，我在调查企业下岗职工的时候，发现其中有大量的军转干部，高至师级干部都惨遭“买断”迫害。至今一些师级干部因为组织维权还身陷囹圄。他们整日双手卧着牢狱的铁栅栏，眼望自由。今年，我接受全国退役军人的委托，代理中华全国转业军官、复员军官和退役志愿兵的上书工作。上书后，一些地方政府对退役军官的维权表示了明显的“客气”，但是，另有一些地方政府，对退役军官的维权仍然实施“严打”。是可忍，孰不可忍？

上周，银川市复员军官赵德福同志去兰州军区，采取有理有节的提出请求、申诉。得到全国复员军官一致响应，这是合法行为。但是银川市公安局随后对赵德福进行了强制手段。现公布赵德富妻子的电话：0951-6723280，请广大退役军官致电慰问并提供各种手段的救济。也请国际人权组织立即启动对赵德福的人权保护程序。

退役军官从军期间，流血出汗，把最珍贵的青春献给了国家。数百万在1950年---2000年期间脱下军装的，并且服从了组织分配走上了建设祖国的第一线的退役军官，被剥夺了国家干部身份，使经济待遇比同类人员低了好几倍。

这种不是根据对祖国的贡献，而是仅仅凭着转业的年代和转业分配去向，决定我们退役军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使广大退役军官成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乞丐，要靠“解困”、“救助”来维持生计，这样合理吗？公平吗？这样对待为祖国作出巨大牺牲的共和国军人，天理难容！

天理昭昭！罪恶必罚！

国家曾经颁发过一系列安置军队转业干部的文件，其核心精神都是“按照与其原军队职务相对应的地方干部职务等级”享受各种待遇。至今我们没有看到相关机构取消上述文件的正式文件。但目前中国有关部门就是不予以落实，这是为什么？
这样不落实，不兑现的法律，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中国的法律应该是给中国人用的，不是用来欺骗国际社会的。即使中国欺骗国际社会说中国怎么社会制度好，怎么法制健全，但是，广大退役军官感受不到社会制度的优越和法制的完善，相反，却实实在在感受到了生活的艰难和苦难。

全国各地退役军官要求各级政府以“诚实守信”的原则对待和落实军转干部政策文件，要求各级党委、政府采取主动行动促进企业军转干部待遇早日落实，要求恢复企业军转干部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完全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门打着改革旗号，彻底否定了国家关于退役军官安置的一系列文件，一夜之间，全国几十万、上百万企业军转干部被“莫须有”的剥夺了国家干部的身份和待遇，由昔日最可爱的人变为最可怜的人！这真是世界军史上最大的耻辱！中国军人再也不能这样冤屈下去了！

国家有关部门的官员，欺我共和国退役军官，顽固坚持其错误行径，依其所谓的《宣传提纲》、《答复口径》，为其错误行径进行狡辩，拒不落实军转干部政策。全国各地退役军官理应积极行动起来，奋力维护共和国军人的合法权益！

转业军官都是奉命转业、计划分配的。分配到企业工作，是组织的决定，而不是个人的行动。在政策面前应一视同仁，而不应对分配到企业的军转干部产生歧视。

借改革之名，严重侵害企业军转干部的合法权益，是广大退役军官绝不能容忍的！

企业军转干部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了维护共和国退役军官的尊严，为了维护国家法律政策的权威，十几年来冲破重重阻力，不怕窃听监视、围追堵截、打击压制、“办班”限制人身自由、甚至不怕滥用警力，向各级党委、政府直至中央进行上访、申诉，要求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1998】7号文件等一系列文件精神，落实政策、待遇问题，但是至今没有给予解决。

迫于巨大的压力，人事部等有关部委才羞羞答答、断断续续、“挤牙膏”式的出台了所谓困难企业军转干部“解困措施”，企图以“解困”来代替军转政策的全面落实。即便是这一“解困”政策，各地在落实中也是“短斤缺两”的。譬如：中央办公厅颁发【2003】29号文明确规定“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企业退休军转干部的基本养老金，要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对基本养老金偏低的，今后在国家统一部署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各地要继续在政策上予以倾斜。”

但是广大退役军官再次被欺骗，2004年至2007年，四次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都没有落实上述文件精神。

各级政府无视国家法律政策的存在、任意践踏国家法律法规的做法令人发指！

目前，国家对广大退役军官的思维是“解困”。那么，什么叫“解困”？“解困”是救济，是照顾，是可怜，是施舍。这种救济、照顾、可怜和施舍，是他们想给就给，想不给就不给的。以“改革”的名义，将企业军转干部变为困难群体，然后再来“解困”，广大退役军官对此感到悲哀和羞辱！

广大退役军官不答应！

广大退役军官的家属不答应！

一切拥军的中国人民都不答应！

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是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共和国军人。为了国家的安全流血牺牲；国家困难时流汗奋斗；改革开放时又顾全大局、“克制”和“忍让”。

可以说：当年如果不是近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顾全大局、克制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委屈，改革能“改”的动、开放能“开”得了吗？

这就是革命军人博大的胸怀！这就是最可爱的人！

全国人民拥护你们，全国人民爱戴你们！

改革了，开放了，发展了，强大了，目的得到了，权贵者想卸磨杀驴，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天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百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役军官庄严维权，目的就是要求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十几年的严重侵权行为进行彻底的纠正，找回国家法律政策规定的一切待遇，为全国最大的冤案平反。广大退役军官的维权行为是合理、合法和正义的。是得到全国人民拥护的！

如果没有全国几十万企业军转干部前仆后继、庄严的、誓死的、必胜的维权信念；如果没有十几年来众志成城、气壮山河、持之以恒地向各级党委、政府直至中央进行上访、申诉；如果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冲破有关部门非法的重重阻力甚至镇压；如果企业军转干部没有充足的、100%的理由----人事部等有关部委根本不会羞羞答答、断断续续、“挤牙膏”式的出台所谓困难企业军转干部“解困措施”。

出台“解困措施”决不是他们良心的发现，也绝不是他们发了慈悲，说穿了就是权贵者心虚、理亏！从根本上说明了他们对企业军转干部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

如果他们没有错，为什么出台“解困措施”？既然承认错了，就要彻底纠正，给广大退役军官彻底平反！

什么叫彻底平反？彻底平反就是要恢复广大退役军官的尊严、名誉；恢复广大退役军官的政治、经济待遇；补偿因政策不落实给我们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

只有给全国广大退役军官彻底平反，才能真正保证国家平安、社会和谐。

一些别有用心的官员不顾企业退役军官当年用血肉之躯、青春血泪、抛家舍情，为了祖国的尊严、领土完整、人民的利益去流血，去牺牲，去奉献的事实，打着人民群众会攀比的挡箭牌，企图挑拨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何其毒也！

人民群众与谁攀比？是与穷困潦倒的企业军转干部攀比吗？绝对不是！他们首选是与一些饱食终日、高高在上、不问人民疾苦、极力倡导所谓“高薪养廉”的权贵者攀比；其次是与那些在高官显贵的保护下，依靠官商勾结、疯狂抢夺瓜分国有财产、一夜之间“暴富”起来的富豪攀比。

欠账总是要还的，任何人欠了人民的账，都是要彻底清偿！这就是历史！历史是人民写的！

目前，退役军官中已有不少因为年迈多病、气愤冤屈而病死、老死、自杀、疯癫，但是，广大退役军官前赴后继的斗争精神值得我们中华全国一切受迫害的正直善良的人民学习！

中国人民向你们致敬！你们为真理奔波、为权益奋争，激励了每个高尚的灵魂！

全国人民和你们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追求公平、公正和尊严。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希望

全中国一切要求维权的苦难同胞团结起来！让我们心往一起想，劲往一起使，坚持依法维权，进行合法的斗争，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奋勇前进！

心贴心，手挽手，肩并肩，义无反顾地去追求属于我们的合法权益，坚持讨回公道，坚决维护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性。

华夏儿女、五尺男儿，行动起来吧，伟大的共和国军人、亲爱的全国同胞们！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找回自己尊严，这就是人权！人权不是什么大道理！人权就是生活和尊严！
自尊！自强！我们要永远坚信：不管维权的道路多么坎坷、曲折，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终将是不可战胜的历史潮流！

国企老总移民美国后的自白

海外强国论坛] 笔者海龟在国内时，曾经有两年时间专门给一些政府部门写规划，于是自然享受免费的到处调研，自身享受的同时对腐败现象有了全面的认识，下面这篇文章有利于那些长年在国外的人了解和理解国情、并对自己是否应该海龟、以及海龟以后定位在什么位置做出合理的决策。

笔者转贴不代表支持或反对海龟，只是帮助海龟或海外待龟者了解国情，做好决定︰

中国一大型国企老总移民美国后的自白

作为中国最大企业排名62位的国有企业老总，我去年全家移民美国。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国内的要好的同学、朋友对我举动都不理解，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要么是"捞够了"？要不然怎么会放弃多少人打破脑袋都抢不到的位置，到美国从零开始呢？ ！

可不是嘛，深圳最年轻的享受"正局级待遇干部"，深圳6大国有集团公司之一的老总，统治一万多名员工，操控号称近百亿（约十多亿美元）的资产,同学、朋友，甚至上海交大、清华等母校都引以为荣的成功人物，国内活得那么滋润，到美国做一个"入不了主流社会的二等公民"，作出这样的选择，如果没有什么深层原因，谁信呢？ ！

这些想法我能理解,在没有干过国企老总之前,我也只看到做国企老总比贩毒更来钱,更别提有多风光，但当上国企老总后,真切体会到,干这个工作比贩卖毒品风险更大,更难干！

就拿我熟悉的深圳为例，1995至2000年间任职的大行企业（市属一级企业）老总的"入狱率"超过了50%，毒贩被抓的比例有这么高吗？ ！ 95年，深圳市政府搞了一个"百亿工程计划"，培植6个到2000年销售超百亿的集团（特发集团、建材集团、莱英达集团、赛格集团、能源集团、盐田港集团），5年后，这6个企业销售加起来还没有超百亿，到是6个企业中，有5个企业的"一把手"，包括能源的劳德容、建材集团陈小雄，特发集团的陈宏明、盐田港集团的刘定桐等被拘捕了，更惨的是，跟随他们的私党、甚至一些家人也牵连被捕。在这样的环境下,有谁能不提心吊胆,专心工作或享受职务消费呢?!

国企老总的活儿不是人干的。它逼着你"要么贪污受贿，要么鞠躬尽瘁"，实际上你"鞠躬尽瘁"也行不通，自己"不敢捞"，但堵了别人的财路，最终也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当然，既不被抓，又能"捞钱"的国企老总也有，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要贪得足够多，即便"有事"，也可以有足够的钱"消财免灾" 。国内对贪官有一句顺口溜︰百十万坐牢、千把万可跑，上亿元逍遥。

贪了亿万就能逍遥法外，原因很简单，"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认识那么一位老总，住着上千万的别墅，从中央到地方立案查了不知多少次，不但没事，而且，纪检系统的一些主要领导都成了他的"挚友"；

其二，就是"联系领导，不吞独食"。深圳某集团的老总，企业改制时，给自己分了一点股份，员工到处举报，引起中纪委的重视，该老总"放话"，要是我"进去了"，谁也别想好过，结果，纪委到企业的工作组都在去企业的路上了，都被领导叫停，他被调动一下工作了事；

其三，有稳固的后台撑腰，比如上面所说的什么人的秘书、子女之类的，只要"后台老板"不倒，他们尽可放心伸手。就我管理的集团内，就有很多，如号称四平"黑老大"的林治国，自称是某现任国务委员的干儿子，在我们投资四平涂料公司时，明目张胆地将我们2000千万资金卷走；某原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儿媳，在我们下属的深圳兴达，从事对外贸易，弄出1亿多元的窟窿；某..元老的儿子，在我们下属的中华自行车公司，弄出2亿多元的烂帐。对于这些事，谁追究，谁倒霉，明智的做法就是请他们到其它地方再去发财。

俗话说,"不怕贼,就怕贼惦记",国企的这块没有主的肥肉,谁能挡得住诱惑?这毫无疑问地给当老总的带来了巨大麻烦和风险.就我的体会说,黑社会的滋扰比"纪委"更烦人。老国有企业都欠了一屁股债,欠银行的一点用不着担心,债务到期他们还会求着公司"借新还旧",麻烦的是欠私人的"说不清债"，债主请黑社会的"清债公司"要债是常事。

我们集团下属的中国大陆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嘉年印刷公司，土地被黑社会霸占3年。嘉年公司位于深圳最繁华的商业街华强北路上，1997年，公司考虑到级租地差，决定把工厂搬到深圳关外的龙华，原厂址改为商业用地。结果被带有黑社会背景的潮州人公司叮上，在这块不到3万平方米的土地上，上演了近500人的斗殴，十多人受伤，更冤的是，市里有一位心直口快的副市长，当着几十个官员的面，一口咬定是我请了黑帮，挑起事端，连给我解释的机会都没有，气得我几天没有睡好。最后只有息事宁人，让我们国有资产损失5000万了事。

广东省高院院长(真是报应,他现在被抓起来了)，伙同挂靠在广东四建的潮洲黑包工队，通过"法院判决"，黑了我们近5700万国有资产等。关于这些涉黑事件，我想等有时间，好好把有关公司与黑帮恶斗的经过，以及不得已在政府压力下退步、如何摆平记者，成功保密（连我们的副总到现在都不知内情）的情况写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让国企老总最心烦要数下岗员工的问题了，所谓下岗，就是解雇，但企业给一段时间的最低生活费，实际上对个人来说就是失业，这是官员们为减少"失业率"和推卸责任搞出的把戏，因为下岗员工，还"挂在"企业，可以不用管，也不增加失业数字。我做总经理的3年，裁减了约7000千人，把这么多人的饭碗砸了，人家能让你好受吗？平时家里的电话线是必须拔掉的，不然，肯定有几个过得不痛快的下岗员工来电"恶心"你一下，你还只有听的份。至于半夜来家敲门也只能装听不见，所要做的是安抚一下还在上小学的、被吓醒的儿子，至于老婆的抱怨，那就对不起了，谁叫我是老总呢？ ！

实际上,国企老总即使捞到钱,多数也没好日子过,整天提心吊胆,怕有朝一日,东窗事发.就算通过种种手段来到美国，也很难过得自在。上个月，我陪同国内一个老板去世界最著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一间"贵宾赌室"，我意外地见到了深圳某上市公司董事长.这位仁兄在深圳就以好赌出名，把他把持的一家深圳"老五家上市公司"之一输得停了牌，而且还欠了大把赌债，去年不知去向。他是见过世面、经过大风浪的人，但见到我显然有点意外。在这个赌室玩，最少要买5万美金的赌码，每次下注1000美圆起。当然，这种档次的搏杀对他来说是小意思，据说有一次在香港的赌船上一天就输了1亿5千万之多。这次显然仍然不走运，他面前的赌码已经空了，只是坐在那里干着急而已，不时地往豪华地毯上随意吐痰，显得和环境十分冲突。这时，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老外，可能是去洗手间站起了离开了。这位仁兄，象是对着我，又象是对着在场的所有人用普通话说，我借他一下，同时手脚迅速、老练地在刚离开的老外的赌码堆了拿了3个赌码（每个5000美圆）放到他的赌位上，我突然感到就象自己偷了人家钱一样惊恐，担心他"还'不上如何是好。感谢上帝，给他赢了一把，他把刚才"借"的还给人家，并见好就收了.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就分手了。回来后，我一直不敢和他联系，听说他在美国语言不通，到处借钱，我的那点钱还要养家糊口，怕给他盯上。过了两个星期，我实在无聊，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原来的那些担心是多余的，他给的电话都是空号。

顺便解释一下，我是通过"有益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杰出人才"移民的途径来美国的，不是投资移民.我强调这点，不是要表明自己多"牛比"，我昨天还见到一位连A、B、C都不认识的浙江老兄，也通过了移民局的"杰出人才"审核，中国人只要拿出平时使用的万分之一的"小聪明",就足以制造出任何通过美国"一根筋"移民官的审核的材料。我解释的目的只是想避免大家产生对我"经济是否清白" 方面的联想。

当然，当老总遇到的不全是这些坏事，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抢着干呢？

如果说做国企老总比"贩卖毒品"更赚钱，一点也不夸张，谁见过毒贩个人收入有几千万、甚至上亿？做老总是"无本万利"的生意，而且只赚不赔，还名利双收。上述深圳几个被抖出来的老总，在短短的几年中就把身价搞到数千万元。

那么，企业老总的收入是那里来的呢？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小说如由于竞争广告、保险、汽车修理，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无序竞争，回扣往往高达费用的50%。据《深圳特区》报透露，仅深圳市政府部门维修车辆回扣损失为2000万元，企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有关这个方面的关键秘密，我想另文专门介绍。

国企老总还可以"身累、心不累"，拥有决策的权力，而又不必对决策后果担心、负责，就我所见的国企老总们"摆乌龙"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就我知道的略取几例︰

*市国有外贸公司总经理，未经集体讨论，个人拍板决定贷款1837万美元在海外经营期货业务，并绕过总公司财务部把这笔巨额外汇转到境外代理人手中，不到一年，这笔巨额外汇全部亏空流失；

*深华公司不经科学论证，举债2.2亿元投资重庆地铁工程。虽经制止，追回8000万元，尚有4000万人民币和1000万美元至今追不回来；

*根据深圳"三点一线"战略（指国外一点，深圳一点，沈阳一点，当时书记厉有为，市长李子彬老家都在沈阳）到沈阳等地盲目兼并阀门厂、四平建新涂料等企业，损失7000多万；

*深圳食品饮料公司与天津启士林公司联营并耗资千万美元从国外购置的食品加工设备，由于不适用、不配套，闲置3年后报废，深圳投资的许多公用公司，如投资高达7亿的、门可罗雀的"海上田园"公园，每年要亏损5000千万，当然，这件事和企业老总无关，是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张高丽"拍脑袋"的结果。

*深圳外贸集团担保24亿，加利息近30亿元，而又不能控制这些被保企业的投资决策经营，其中约5亿元要该集团买单。

*中航技集团通过莱英达集团借钱给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潮洲老太婆个人开发房地产，结果拿比市场高5倍的房产抵债，造成2亿元的损失。

*企业银行存款余额最高时达到1.3亿元，而该企业只有一名正式员工，其余均为聘用人员，财务负责人是一退休人员，对资金的支出起不到监督作用，三个副经理相互攀比，竞相花钱，短短的4年时间，花费6951万元，对于驻港企业、海外投资企业，损失几千万、甚至亿元的就太多了！

国企老总这样干，难道没有监督、约束机制吗？有，而且，理论上讲是世界上最完善，最复杂的监督、约束管理体制，其机构之臃肿是外人无法理解和不能相象的，就拿我做总经理的集团为例，我把他叫做"六会七方，八层领导"制，也就是由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老三会（职代会、党委会、工会）加上经营班子七套机构，再加上市里派来的财务总监,享受副总以上待遇的有14人之多.在管理层次上就更吓人,有国资委--投资管理公司---本集团--上市公司--一级企业--二级企业--三级企业等等，上面层次主要是管理监督，不从事经营。这么多吃闲饭的,企业搞不好,是天经地义的.

国企老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要担心企业效益或企业员工发不出工资，企业是政府的，政府当然要扛着。叫市长拿钱给企业没有关系，只要职工不闹事，不要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反正钱又不是他们的。

深圳90年代有一面全国闻名的旗帜中华自行车公司，她号称拥有世界最大的自行车生产能力，91年曾经是国内排国内合资企业第一名，其"大名" （DIAMOND）品牌被评为92年世界最知名自行车十大品牌首位。 96年...陪卡斯特罗参观公司时，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黄丽满把5辆我们的自行车作为国礼送给卡斯特罗。

但在国有资产与外方的资本融合与运作过程中，由于一些企业管理不当，使外商有机可乘，国有资产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如中华自行车公司，企业和港商合作经营，数亿港元买卖业务的资金全部由该企业垫付，而采购、销售、提货等关键业务的资金全部由港商掌握，甚至另刻一套公司财务章和行政章交给港商使用，使港商可以任意调运该企业的货物。结果，不法港商以市场变化、商品质量或其它借口，不仅应付的利润不兑现，而且，连高达成协31亿应收货款也没有了.仅2002年一年，就撇了21亿元的呆帐，创造了我国上市公司有史以来年度亏损最大的记录，公司净资产为负35亿多元，国家（主要是银行）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当然，我是2000年兼任该公司董事长的，虽然说起来没有我的责任，但我也要面子的人哪！

按市场规律来说，象中华自行车这样的无药可救的公司，破产算了，但政府不但没有放弃我们，还成立了有副市长王穗明、郭荣俊为正副组长的挽救中华公司的领导重组小组。新华社记者赵晓峰2001年5月写了一篇披露中华公司将引起深圳经济"雪崩"的"动态清样"（这是新华社给.....委员以上高官看的紧急的、 "报忧"的文章，当时我和投资管理公司主席李黑虎在给市长于幼军及其他几位副市长汇报中华公司方案，在...人事调整的关键时侯，谁愿意因此减分？为了救 "莱英达"和中华自行车，市政府通过给我们现金、注入资产、免地价等方式，仅在我任内3年里，一共给了近13亿元。后来市长书记安全地都升了官，而莱英达在今年以"MBO"方式买给了经营者，作价还不到一亿元，而市财政历年通过包括优惠政策在内的超过50亿元的投入，这样的结果连我都想象不到！

做国企老总有这么多的好处，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下，自然不是有能力就能当上的了。

老总的位置是紧跟领导的奖赏，任人为亲，企业武大郎开店，是难免的啦.有些人一天没有在企业呆过，也不知企业管理是什么东西，但只要领导服侍舒服了，就能给一个到国有企业捞好处的机会。例如深圳前书记张高利（现为山东省长）的秘书孙利平坐上了深圳高新投公司老总的位置，原市长李子彬的秘书当上了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长。当然也有"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式的公开招聘，深圳最近又面向国内外招聘几家国企总经理，其实内部早就有人选，千万不要天真，跟着劳民伤财，我虽然是过来人，可又犯傻了一回。

去年来美后，看到新成立的国资委"第一次面向海内外公开选拔中央大型国有企业副总经理 "，我报名参加一个"部级企业"副总的选拔，因为我在深圳是"正局'级，又有交大、清华等国内名校的学习经历，在126位报名者中，顺利通过了初选，回国参加了由28人的笔试，尽管来美较长时间，但我在包括"时事政治"内容在内的笔试中名列前矛，又一次回国参加了面试。这次面试在中央组部招待所举行，因为有多位部级以上的"高干"出任考官，到处武警站岗，戒备森严。最后，我只得到一封参加"活动"的感谢信。从美国去回两次，自掏腰包化了3万多元，连报考公司的门往那里开的都不知道，你说搞笑吧？！后来，我通过熟人，问了该企业的董事长没有被取的原因，他给我了一句话，"你也是当过企业老总的，谁会选一位自己不熟悉的人管资产"，可不是吗，我在这条道上混了这么些年，还那么书生气，连这点起码的"国情"都不知道，就只能自认倒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