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桑园工业区亨利玩具厂调查及工人工潮暴动纪实

(博讯2006年7月28日)
已确知打死二名外来工。许多外来工被捉和失踪。

7 月22日晚东莞桑园工业区亨利（塑胶制品）玩具厂工人因不滿资方苛刻的工资待遇和极坏的生活条件。在厂内宿舍区进行了抗议。爆发了工人自发形成的工潮。当晚警方就出动了防爆车及防爆警察进行警戒。（工厂有万名员工，厂内设有派出所） (博讯 boxun.com)

可是针对这些资方违反劳动法的种种恶劣行径。劳动部门及工会却根本不去做积极处理。同时资方借用各种力量高压去镇压外来劳工。悲惨的事件终于发生了。

7 月23日晚工人压抑在心中的怒火终于喷发了。他们和资方的保安人员发生了冲突。在员工宿舍 7， 8栋开始，他们投掷杂物，打开消防水龙与保安对峙。防暴警四面团团围住了厂区。冲突迅速扩大。员工与保安，警方及治安人员展开厮杀。喊打喊杀的声音响彻桑园工业区。在迅速汇集的愤怒的员工人海包围中，资方狗仗人势的保安吓得脱下服装，抱头鼠窜。工人冲进保安住的一整层宿舍并加以掏毁。轿车被工人掀得是四脚朝天。电脑是五体分尸。员工就象燃烧的怒火迅速向厂外蔓延。治安岗亭砸得歪斜破烂。本地人的路边店是却数不逃。

防暴警是头破血流迅速收缩摆好阵势。黑压压的防暴警前几排蹲低，后排则高高举起盾牌抵挡工人投掷的石块。一声令下，训练有素的防暴警迅速冲入躁动的劳工人海中，一时之间只见是砖块与警棍齐挥，鲜血共眼泪长流。这些外来劳工被打得不是倒在地上哀泣，就是纷纷投奔女员工的宿舍躲难。一车车暴动的员工被囚车拖走。只留下这个悲惨世界般的现场和刺破东莞黑暗夜空的尖锐的囚车警笛！

布什面对中国劳工的冷血谎言

(博讯2006年7月27日)
最近美国总统布什拒绝了美国劳工团体要求对中国劳工权益和政策展开调查，并声称中国劳工问题中国政府已通过多种途径在解决，并已初见成效，工资　明显上涨，劳动检查也得到加强。布什的这一说词，对于劳动状况日益恶化的中国劳工来说，不但雪上加霜，而且根本上可以说是造成中国劳工恶况的中共政府的罪恶的帮凶。

中国的劳工，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毛时代的有保障的工业奴隶，转而成为国营、私营、外资榨取的劳动力。在国营企业，可以看到为企业服务几十年，忍受低工资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工人一脚踢出，而不给以应有的补偿，使他们无法面对失业后的生活，为此，近些年来这些企业的工人，为了自己的权益进行了大量的抗争活动，但是这些活动，不是被政府的军警所镇压，就是政府通过权宜之计给予一点小小的补偿，来平息抗争，事后对抗争的领导者拘押判刑。在中国私营企业的劳工，（这些私企据统计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属于中共权贵家庭），由于本身不是失业下岗的工人，就是乡村来的农民，他们在进入企业时，由于本身所处的地位，根本上就没有可能和经营者有讨价还价的地位，他们被迫在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条件下工作，常常被迫加班加点工作，工资不但得不到补偿，而且经常性地拿不到工资，他们在面对私人资本的无度压榨的同时，却得不到政府在法律上给于的保护。在外资企业，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三资企业，虽然这些外资企业大多来自有着劳工保障的民主国家和地区，但是这些企业一到无视劳动保护的中国，没有法律的监督，没有工会的保护，资本家对劳工压榨成性的本质立马暴露无遗。他们向中国企业看齐，既没有最长工作时间，也没有最低工资。这些企业主为了最大程度地榨取劳工来获得最大的利润，往往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把他们封闭在企业中，让他们超时超日超量工作，他们对中国劳工黑心的程度，一点也不下于中国的企业。我们从广东、福建、江西、江苏、山东这些沿海城市工人劳动状况看，在私企和外资工作时间普遍很长，一般要工作十三个小时，每周至少工作六天，一个月休息两天就是比较好的情况了。而且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每小时的工资只有二块多钱，大都工人的工资月薪在五百人民币左右。“按照有关规定，最低工资应该是当地月平均工资40％~60％的标准。但是，目前，全国没有一个省市的最低工资达到国家要求”。深圳政府，近期刚刚出台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为月810元人民币。但是政府的最低工资规定能够兑现，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可能性相当的小，就像政府有过的无数的文件一样，成为一纸空文。而布什很可能就是将中国政府的一纸空文，当作工资明显上涨的事实。中国的国企也好，私企外企也好，可以说已经成为压榨中国劳工的血汗工厂。 (博讯 boxun.com)





中国劳工无论在国企还是在私营和外企，他们都是一群任凭宰割的羊群，可以说没有任何为他们权益服务的机构，所谓的工会，只不过是一群为政府利益工作的官僚。他们在国营企业的日常功能，是控制工人不出现动乱，利益方面最多也是对工人的娱乐活动，家庭纠纷做些工作。但就是这样的工会，在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都没有。中国劳工无论在国、私、外企业碰到纠纷，都不被允许罢工，他们所有的抗议示威，媒体都不许报导。任何为他们利益辩护的律师都将被政府警告或吊销执照。可以这样说，中国劳工目前所处的境况是，企业可以任意地压榨工人，可以不兑现劳动报酬，更可以任意地开除工人。而工人则不可以进行任何抗议申诉，任何抗议申诉都有面临惩罚的可能。

中国劳工目前所处的恶劣状况，布什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在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共产大国的关系中不会不清楚。他所说的中国政府已经在改善中国劳工的状况，并已取得成效，如果布什确定为事实的话，那么布什总统，请你将你所得到的事实拿出来，因为凭你作为一个美国总统的权力，你完全可以得到不仅仅是中国政府所提供的中国劳工状况，也可以动用美国政府的调查组织得到第一手中国劳工的资料。如果你到中国任何一个工厂，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外资，不是在中国政府和企业主的安排下，而是微服私访，去看看中国劳工处在怎样一个劳动环境，生活境地，当你看到因连续工作没有休息昏死在场的女工，当你看到因几个月拿不到工资爬上高楼以死乞讨的民工，当你看到属于工人自己的国营企业被权贵贱卖，被逼失业而抗争的工人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时，当你看到他们几十个甚至上百人挤住在一个没有任何卫生设施的工棚时，当你看到他们蹲在地上吃着霉饭烂菜时，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敢于捂着心在上帝面前说，中国劳工的状况改善已经见成效的话吗？

布什作为美国的总统，我敢保证他在美国他连一个美国工人都不敢得罪，但是他敢于对几亿中国劳工的生存状况胡言乱语，因为他知道，几亿中国劳工和他的选票无关，中国劳工也无能力状告他的不实之词，甚至都没有能力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布什之所以用不实之词来为中国政府辩护，是为了不致得罪中国政府，从而得到美国在中国的利益，而美国在中国的利益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美国在华的企业和中国所有的企业一样，使用中国廉价的劳工。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共同的利益，使他们说出了共同的谎言：“中国劳工问题已经在解决，并已初见成效”。

锈蚀的歌谣

作者：廖亦武

在为丁子霖所著《寻访六四死难者》写自由写作奖推荐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叫“阿音珂”的地名，这是南疆阿克苏附近的维吾尔人村落，以疆独分子经常出没而著名。

我是2005年8月初抵达的，本来是要追访一个流放者，可待我自几千里之外赶到阿克苏，那吃尽苦头的老人已躺进了坟墓。沮丧之余，我就在当地晃荡了几天，去了塔里木河与阿克苏河两岸的好几个城市、团场。也去了白杨树遮蔽下的贫瘠的阿音珂。

在我看来，南疆的主要特征是辽阔和死寂，无遮拦的沙漠、戈壁之间，人类比蚂蚁更渺小。可正是这些蚁民，开垦了可与沙漠、戈壁相媲美的棉花地和劳改农场，将成千上万劳改犯丢进去，就如向太空中抛了一把沙子，转眼什么都没了。

那天，我与一位熟悉维族风俗的朋友结伴，包了一辆出租车，正午时分离开了街面空荡荡的阿克苏，沿南面的国道下行。接着又偏离国道，顺着一条新水渠走。再接着，在棉花地边颠了半个多钟头，才拐上村庄与村庄之间的狭窄土路，不大一会儿，就进入了阿音珂。

正是下午两点半，阳光猛烈如子弹。可格外高大的白杨林是悬在天空的屏风，抬头看，叶子鱼群般闪烁着。村口有几个维族小孩在玩泥巴，一见有车，就站起来。我探头朝他们做了个讨好的鬼脸，车就直驱村头了。

车熄火了。现在我们站在十字土梗上，不时有叮叮当当的马拉车擦身而过。我注意到一个包花头巾的小姑娘，坐在车头，从白杨林深处摇摇晃晃地过来，感觉很美，就要从背包里掏相机。我的朋友马上抓住我的手腕制止。我们退至一边，等近了，才看见小姑娘的马车上躺着一位老大妈。她们继续摇晃了十几米，才在一堵划着红十字的土墙根停住。小姑娘下车栓好马，就扶起老大妈进门了。

一大堆维族人在我们左边，站或蹲着，目光鹰一般犀利。而右边的槽形烤炉上，羊肉串散发出阵阵香味。“5毛1个，”摊主的汉话极其生硬，于是我们一人要了一大把肉串和肠串，扯得呲牙咧嘴。我的朋友边嚼边与周围的维族人搭话，用的是有许多弹音的维语，我一个字不懂。不过据我旁观，维族人交流的方式相当含蓄，表情少，哪怕是赞许，也只是嘴角微笑一下，而鹰眼的犀利照旧。

用罢肉串餐，我们在村子里闲逛了一会儿，却总觉得不自在，似乎到了一个极其陌生的国度。到处是挂着厚门帘的低矮土屋，到处是鹰眼的逼视。除了我们的鞋底摩擦路面的轧轧声，周围一片寂静。连给这块地方添些情趣的马拉车也不来往了。我明显地感到，汉族人要融进来，比沙子要融入生铁更难。“走吧，”我说。

朋友也无可奈何地笑了。可正当我们回头，却突然从身边响起一声呐喊，接着是停顿，再接着，才是一阵比奔马还急的琴声。我一下子就傻了，犹如寂静的大地裂开了嘴，朋友后来说，那声喊炸起时，我起码蹦了一尺多高。

我却不记得。我只记得自己被琴声吸引过去。朋友在背后跟着喊着，直到我一把掀开10米开外的一间土屋的帘子，朋友才一头从我的怀里挤到前面，用维语高叫：“打搅了！”

我醒过来，意识到自己闯祸了。朋友忙不迭地道歉，我却忙不迭地赞美。里面沉默了一分钟，终于传出生硬的汉语：“请进吧。”


昏暗的屋里，羊膻味令人窒息。我不由自主地咳嗽，一只手立即递上一碗茶。眼下，我们坐在了四个维族人中间，臀下是铺着毡子的大通炕。我的朋友以极快的语速和他们交谈。我乘机观测，见两个维族青年戴着圆帽子，中间横着一把冬不拉琴；另一个宽肩，方脸，显得很有派头，手边立着一只鼓，还有一个是小老头，垂着脑袋。

我的朋友大约比较聪明，因为他们交谈了五、六分钟以后，气氛缓和下来，叫阿不都的方脸伸出大手将我连腕子握住，还笑着说了句维语，我的朋友也笑着翻译道：“汉族还有艺人吗？”

我曾卖过艺，当然懂顺水推舟，就从背包里抽出折叠的洞箫，拼接成完整的一支。维族人将手在衣角擦了擦，接过去观赏了一圈，又转了回来，示意我表演。我就随便吹了一曲。观众们兴奋起来，拍罢巴掌，还递过一茶碗伊梨白酒，我仰脖灌下，很辛辣。

维族人又接着唱了一首古歌，一人主唱，三人弹琴与击掌相和，意境非常深远。我被迷住了，就开始一口接一口吞白酒，搞得脸红筋胀。当歌声嘎然而止，我的目光正转向透入小窗的一线阳光。“该你了。”我的朋友轻声提醒。我将竹管凑拢嘴边，手指温柔地触摸着，《天安门母亲》的旋律流淌出来……

不知吹了多久，也许几分钟，也许真有从1989年6月4日到2005年8月这么长。恍惚之间，我觉得隐隐的鼓声从时间长廊的底部响起，犹如冤魂的脚步。在不断增多的游魂的围困中，我不得不张开了喉咙——


孩子啊，

你在阴间还冷吗？

大雪纷飞，

染白了母亲的头发，

枪声已远血已枯，

孩子啊，

你在阴间孤独吗？


鼓声剧烈起来，又像是渲泄，又像是控诉。悄声细语的冬不拉渗透进来，如女性内心的哭泣，葡萄一般，一粒接一粒。我的脸上也铺满葡萄似的泪，我抽搐着唱——


母亲啊，

你在窗下对谁说话？

长明的灯，

留给孩子取暖吧。

人世茫茫墓园青青，

母亲啊，

你的叫喊有用吗？


最后两句歌词我反复了三遍，维族人的喉咙也发出了哦哦的呻吟，鼓声止息了，箫声又起，游丝一般，在另一个我们迟早都得去的世界穿行。然而活着的时候，我们却尽可能地远离那个世界，虽然那儿有我们的亲人，有弹痕累累的星星和月亮，血已经生锈了，一片片剥落了。

我把酒气全唱没了，而灵魂却还在天边醉着。它借我的口，向四个维族人倾诉。16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那场屠杀，坦克一辆接一辆地进来，夜幕之下，鸦群般一大片一大片的钢盔。“30多万军队，”我舌头有些打卷，我的朋友此刻也是诗人，他情绪激动地同步翻译。“与军队对峙的，不知多少万市民和学生。”

“后来呢？”

“后来的北京城，变成了一座大兵营。老百姓叫杀怕了，都躲在家里。再后来，秩序在刺刀下恢复，街上又出现了行人。屠杀变成了风波，老百姓被组织起来学习中央文件，与政府保持一致。不愿一致的，就关起来。我也被关起来了。”

“你不是在唱歌吗？”维族人不太理解。

“这个歌是后来唱的。是为一位失去孩子的妈妈而唱。这位妈妈叫丁子霖，她唯一的孩子才17岁，就被军队给枪杀了。所以她不想活了。可她还是从不想活中活了下来，要为死去的孩子讨一个公道。十几年，她联络了100多个不幸的妈妈和爸爸，搜集刽子手的罪证，将这些血的见证写成书，留给后代。”

“有很多孩子被杀吗？”维族人的问题有些天真。阿不都还补充道：“那年我去乌鲁木齐，看见大街上学生游行呢。我还知道维族学生吾尔开西，他爸爸是当官的。”

“现在也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被杀。不过，丁子霖妈妈的书里，已记载了一百八十多个死难者名字，及遇难的经过。这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为她，也为100多个和她站一块的妈妈写了这个曲子。”

“这么难过的歌子，有多少人愿意唱呢？”

“至今为止，就我一个人唱。大家都不愿意难过，大家都愿意在阳光下活着。”

“我今年28岁，我也愿意活在阳光里。”阿不都沉吟道。“如果我今天与黑暗一块，也是为了我的孩子明天活在阳光里。”

“你在吟诗吗？”

“没有。那么好吧，我唱一首我们维族的诗。你们的妈妈失去了孩子，你听听我们又失去了什么。”

阿不都闭上了眼睛，手指如细微的波纹，在鼓面颤动了几分钟，喉头的啜泣才切入，扯得我们的心尖也一颤一颤的。他终于启唇低吟——


我的祖国在哪儿？

我的故乡在哪儿？

我的情人在哪儿？


他每唱一句，都拖出哦哦哦的尾音，那种维族人特有的、被压在戈壁下几十年的郁闷，如苦涩的咸水，缓缓漫了上来……


我的祖国在流淌中。

我的故乡在流淌中。

我的情人在流淌中。


他还在“流淌中”恋恋不舍，我却早已沉入塔里木河任性的波涛了。我想，这是南疆维族版的《天安门母亲》，因为那场大屠杀，我们汉族人的祖国、故乡、情人又何尚不在流淌中？我曾随刘晓波去丁子霖家拜访，当谈到大家梦寐以求的民主社会有一天果真降临，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时，刘晓波说，他还是做撰稿人，或者去教书，他喜欢教书。而丁子霖却盯着墙上的孩子遗像说，到那时，我和你们蒋老师就隐居了，把北京这块名利场留给那些想做英雄的人。我问为什么，丁子霖说，或许那时的人们就不再需要痛苦的记忆了。

阿不都还在继续低吟——


我没有祖国……

我没有故乡……

我没有情人……


我不禁拿起箫来。我这个汉族人，要用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乐器，为坐在我身边的呜咽的维族人添一点点安慰。当无边的岁月淌过这支竹管，我希望这些与我们一样经历过屠杀、改造、迁徙、灭绝或连根拔起的异族兄弟，能够歇下来，凝视月亮在水中的影子，或者苍茫大地在宇宙中的影子。我希望大家忘掉汉语和维语，都相对无言，这时，彼岸就会如云如风，迎面拂来，就会感觉到死去亲人的再次吻别。

我和我的朋友也应和着阿不都，祈祷一般唱道——


我的祖国在哪儿？

我的故乡在哪儿？

我的情人在哪儿？


我还添了一句“我的真主在哪儿”，阿不都居然听懂了，眼睛一亮，倾过身子问：“你也信我们的真主？”我想起了圣雄甘地的箴言，也为了不让他失望，就点头。阿不都笑了。

接着他凑到我身边，低声说自己是潜在的疆独分子。我的朋友吓了一跳。阿不都连说没关系，每个南疆维族人都是潜在的疆独分子，或许有一天，他手里的鼓和琴，会换成枪和子弹，眼泪会换成鲜血。于是我的朋友受不了，与他争论。阿不都说，我知道你是农一师的子弟，你的爸爸，或者爷爷，是跟王震进疆的。你的爸爸，或者爷爷，跟王震一样，是刽子手。你们把我们世世代代繁衍的地方给占了，你们连戈壁滩也不放过，我们不同意。我们一个人起来反抗，你们就杀全家；十个人反抗，你们就杀全村子。还一个村接一个村，用小钢炮狂轰滥炸。王胡子的兵都是土匪，杀红了眼，妇孺老幼都不放过。我的朋友嚷道，我承认我的老一辈手上沾过维族人的血，但他们受的是共产党的教育，解放全中国，新疆也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也是远离故土，到这不毛之地上来，凭什么，就凭的是戍边守土的理想。如今他们都老了，可一听 “新疆独立”，也会马上拿起枪来。阿不都冷笑道，你的枪呢？我的朋友悲哀地回答，我没有枪，军人的后代不一定是军人。我补充道，土匪的后代也不一定做土匪。

空气中的火药味儿太浓了，我就换话题道：“阿不都，你刚才唱的是一首古歌吗？”

阿不都摇头：“是我创作的歌。”

“有多少人会唱？”

“不知道。”

旁边一直沉默的小老头此时插话道：“阿不都的歌传得可开啦，沙漠边的维族人会唱，外国的穆斯林也会唱。”

我点头道：“我还以为是《天安门母亲》的维族版呢，却没料到你们维族比我们汉族更长记性。”

“什么意思？”

“你们的历史在歌谣里面，你才20几岁，就通过自己创作的曲子，牢牢记住了50几年前的血和泪；而在内地城市长大的汉族年轻人，已差不多如独裁政府所愿，淡忘了16年前的血和泪。由于信息的封锁，一般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丁子霖，不知道100多个妈妈年复一年的叫魂。”

我的朋友不愧为诗人，他说：“什么维族汉族？什么你们我们？上次屠杀与这次屠杀真有区别吗？新血迹掩盖了旧血迹，人们就只记住了新血迹。更大规模的惨案发生了，人们马上就忘了零星的、区域内的惨案。”

我却在心里问：“刚才那场音乐的意义何在呢？只是徒然增添无根无国无家的痛楚吗？”

一阵汽车喇叭声传来。接着，厚布帘被掀开了，一个罩着碎花袍子的维族少妇领着两个孩子钻进来，与客人寒暄后，就上大炕坐下。我还没弄清谁是这屋子的主人，就明白告别的时候到了。

出于民间艺人的礼貌，我与我的异族同行们紧紧拥抱。阿不都从他的兄弟头顶摘下圆帽子，扣住我的脑袋。

出了门，斜阳如瀑布浇遍全身。我眯缝着眼，朝不远处的出租车走去。我知道阿不都等人还立在背后，但我没有回头。在这个曾经充满敌意的维族村庄里，我感觉亲切，甚至有些伤感。四周的鹰眼还是那么犀利，但是一切都变了。我终于明白塔里木河为什么每年都在改变河道，明白了在这块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的大地上，人和飞禽走兽都极度渴望自由。

而阿不都们，也许第一次通过一个汉族艺人，聆听到天安门母亲那地老天荒的声音——


人世茫茫墓草青青，

母亲啊，

你的叫喊有用吗？



2006年7月20-21日于云南某地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人是怎样变成渣滓的

作者：王力雄

看廖亦武的书，可以切身明白人是怎样变成渣滓的。中国监狱的目标似乎就是把人的尊严消灭一净。而一旦人曾彻底丧失尊严，也就很难再找回尊严。我并非说只有中国的监狱有问题，哪个国家的监狱都非舒适之地，也都免不了犯人之间的弱肉强食，但是“中国特色”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凌辱与虐待。廖亦武书中揭露的事实是惊心动魄和难以思议的。经受过那种屈辱的人出狱后重新犯罪和报复社会，在我看几乎是自然而然的逻辑。

廖亦武应出版社要求让我为他的书写序时，我曾百般推脱，嘴里说写序是老人家做的事，心里知道给他的书写序费力不讨好。他的书字字用生命血泪铸成，有什么序能与其匹配得起？
廖亦武的世界是我不熟悉的，无论他早年混世魔王式的诗人世界，还是后来倍受凌辱的犯人世界，都离我遥不可及。虽然我也接触过社会各个方面，常去社会底层走动，包括尝过铁窗滋味，但是我从来没有将自己置身于其间。或者说，我从来没能“忘掉”自己。而忘不掉自己，也就不可能彻底真实地融入那些世界。在这方面，我比廖亦武脆弱许多。他在这本《证词》里呈现的狱中生活，是我无法想像能忍受的。当然，能否忍受不由想像决定，现实力量最终可以迫使人忍受一切，我只是没有落入过廖亦武所面对的现实而已。廖亦武平时总是开玩笑和恶作剧，毫无苦难痕迹。不过那也许正是由苦难造就的。一次旅行路上，我一大早叫他起床，声音稍大了一些，他惊悸地从梦中一跃而起。虽然随后他立刻恢复了嬉皮笑脸，但那个瞬间让我痛入心扉地看到监狱再现。那时他已出狱数年，但恐惧仍然不可根除地深埋，成为始终伴随的条件反射。
看廖亦武的书，可以切身明白人是怎样变成渣滓的。中国监狱的目标似乎就是把人的尊严消灭一净。而一旦人曾彻底丧失尊严，也就很难再找回尊严。我并非说只有中国的监狱有问题，哪个国家的监狱都非舒适之地，也都免不了犯人之间的弱肉强食，但是“中国特色”在于执法者可以制度化地对犯人实施全面凌辱与虐待。廖亦武书中揭露的事实是惊心动魄和难以思议的。经受过那种屈辱的人出狱后重新犯罪和报复社会，在我看几乎是自然而然的逻辑。
廖亦武是少数没有就此沉沦的人，更可贵的是他也没有反过来把自己描绘成不染污泥的“英雄”──那是多数描写政治犯作品的共性。在他的书中，他和那些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始终在一起，命运与共，同他们一样哀嚎、下贱、愤怒和自暴自弃。也正是因为如此，他这本书比其他书更有资格称为历史的证词。
这是作者耗十余年之力写出的作品，不仅记录了「六四」后最大一起文人反革命案，而且冷峻描述了几十种川菜肉刑，几十名死刑犯、刑事犯以及政治犯的狱中状况，力透纸背，催人泪下。像《古拉格群岛》一样，它具有文学和见证的双重意义；这些年来，国人终于能够读到称得上是“监狱文学”的东西了。 正如廖亦武所说：“至今为止，我还没有从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的笔下读到比现实本身更震撼人心的东西。”廖亦武的写作道路是被他自己的生命轨迹决定的。而他生命轨迹的转折点就是监狱。如果没有监狱，他可能只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诗坛嬉皮士。监狱的经历使他从此变成独一无二的历史证人，成为今日中国千万不为人知且不能发声的底层贱民的代言人。
以往的历史不是被强权书写，就是被知识人的孤芳自赏和顾影自怜填充，偶尔有底层疾苦的描述，也总是发自居高临下。廖亦武对今日中国的不可或缺，就在于他提供的证词填补了中国历史一个长期空白，将成为这一时代的中国之“末日审判”文本，并将因此而进入永恒。
从这个角度，也许我们应该感谢专制政权给了廖亦武四年铁窗生涯，给了他那么多苦难与凌辱。也许这种“幸灾乐祸”对廖亦武太不仁慈，但历史有时的确会以这样的方式选择自己的证人。历史不是能够自己出面的实体，因此它的选择只能以辗转方式──往往就是通过迫害──完成。迫害虽然会使绝大多数人泯灭希望，但也能激起最坚强者留下证词的决心。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廖亦武数次被警察抄走经年写就的文稿，为什么总是会百折不挠地从头写起。专制制度看似凶残，然而终会灭亡的原因，就在于它总是不断为自己制造掘墓人。廖亦武从嬉皮士到反抗者的变迁，是其中一个实例。不过，我为廖亦武庆幸的倒不在于他对历史的作用，而是为他在向历史交出证词的过程中，所重新找回的曾被专制铁蹄踏为泥尘的尊严。

没有人性的制度和政府

(博讯2006年7月19日)

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让人很寒心的事：派出所、救助站、120，三个救人的机构共同参与了一个患病流浪者的救助过程。然而在一场先救治还是先救助的争论之后，三方都认为自己不伸出援手是有道理的，都选择了拂袖而去，流浪者最终在救助站门口孤独地死去。

这件事之所以会让人感到寒心，是因为警察、民政、医院这三个机构，都是最应该承担起扶危济困的社会责任的，他们在一个濒临死亡、举目无亲的流浪者面前是这样一种态度，民众自然会物伤其类，产生这样的疑问：今后万一自己限于危难之中，能够指望他们吗？如果不能，那么自己为什么还要纳税养着他们呢？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和权利继续存在呢？

我相信面对这样质问，这三家机构都会感到委屈，都能找到相应的制度规定为自己辩解：警察认为自己的义务就是将他送到救助站；救助站认为文件规定的就要先救治再救助；而120又认为除非是110送来的，否则他们不愿意救“无主病人”。人死不能复生，再在这些细枝末节上纠缠谁是谁非，意义不是很大，我这里想指出的仅仅是：他们实际上都是在用制度的具体规定，来反对制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

即以救助站值班人员拿出的那份《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通知》为例吧，我们从文件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这一文件的基本精神是要对“生活无着”的人员实行“救助”而不是丢弃不管，其基本价值是要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作为救助站的工作人员，遇到具体规定有模糊或歧义之处时，首先应考虑的是如何按照文件的基本精神行事，而不是利用这些模糊或歧义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当然，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愤怒都倾泻到卷入到这一事件的几个警察、医生和救助站的工作人员身上，那对他们也的确是有一点点不公平的。诚如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官僚机器的组成人员之所以经常会表现出刻板、缺乏灵活性等“非人格化”的特征，是因为他们任何灵活机动行为都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会导致官僚系统出现紊乱，而他们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

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修改相关规定，尽量消除其中的模糊和歧义，是一个办法。但我们必须看到，无论怎样详尽的规定都不可能包罗万象，预先考虑到所有具体情况，所以向具体的工作人员灌输制度的基本精神和基本价值观，使他们在没有具体规定引导的情况下，能够主动按照制度的基本精神行事，才是一个更根本的办法。

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取决于上一级机构对下级工作人员的“灵活机动行为”会作出怎样的反应。我认为正确的反应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他们的行为符合制度的基本精神，那么即便是没有具体的规定做依据，也应该进行奖励，并承担由此衍生出的成本，反之则对其进行处罚。具体到长沙发生的这一事件，我认为市政府应该对所有的当事人都进行处罚，理由就是因为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他们的职务所要求的人道主义精神。

制度是重要的，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制度之上，还有更为重要的人道主义!(原载《百姓》第7期） (博讯 boxun.com)

莫名其妙涉嫌诽谤，正义女子李文娟遭遇不公

作者：鲁宁平
李文娟，原鞍山国税局工作人员，从2002年5月开始举报辽宁省鞍山国税局不征、少征鞍钢新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增值税款巨额税款等问题，一度引起了国家税务总局的重视，2002年6月10日派出调查组进行了核查，2003年10月14日给了李文娟口头答复：对此问题国家税务总局已要求辽宁省国家税务局责令纠正。你举报信中反映的的事实存在，但问题的性质与举报信中反映的性质不同。不管这个结论公正与否，但是，首先肯定了李文娟反映的事实存在。对于李文娟的艰辛举报之路，《中国舆论监督网》创办人兼站长李新德同志于2004年8月8日在《中国舆论监督网》上作了《国有巨资流失，举报不了了之——来自辽宁省鞍山市的报告》的报道。然而，令人始料不及的是：9月3日，鞍山市公安局就对李文娟以涉嫌诽谤的名义刑事拘留了！
刑事拘留是怎么回事? 刑事拘留是公安机关在紧急情况下，对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采取的依法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其目的是为了及时地抓获现行犯罪分子和重大嫌疑分子，及时取得罪证，查明案情，防止新的危害发生，保证侦查工作顺利进行。根据本条规定，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现行犯或重大嫌疑分子，公安机关可以对其先行拘留：１．正在预备犯罪、实行犯罪或者在犯罪后及时被发觉的，其中“预备犯罪”是指为了实行犯罪，事先准备工具，创造犯罪条件；２．被害人或者在场亲眼看见的人指认他犯罪的；３．在身边或者住处发现有犯罪证据的；４．犯罪后企图自杀、逃跑或者在逃的；５．有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可能的；６．不讲真实姓名、住址、身份不明的；７．有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的。其中第七项将原来收容审查对象中“有流窜作案，结伙作案重大嫌疑的”纳入拘留，主要是考虑到收容审查取消后，公安机关与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
既然已经对李文娟采取了刑事拘留，那么，李文娟要么是现行犯，要么是重大嫌疑分子，所以，采取了剥夺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措施。那好，咱们再来看看相关理由，也就是诽谤罪。
从鞍山市公安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上，我们可以看到李文娟是涉嫌诽谤才被刑事拘留的，那么，什么是诽谤罪？
诽谤罪，是指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
诽谤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人格尊严、名誉权。
犯罪侵犯的对象是自然人。
在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捏造并散布某种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
本罪主观上必须是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散布的是足以损害他人名誉的虚假事实，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损害他人名誉的危害结果，并且希望这种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目的在于败坏他人名誉。如果行为人将虚假事实误认为是真实事实加以扩散，或者把某种虚假事实进行扩散但无损害他人名誉的目的，则不构成诽谤罪。
犯本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里所谓“告诉的才处理”，是指犯诽谤罪，被害人告发的，法院才受理，否则不受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例如，因诽谤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引起当地群众公愤的；诽谤外国人影响国际关系的，等等，如果受害人不告诉或不能告诉，人民检察院应提起公诉。
我们再来看看李文娟的所作所为。关于李文娟艰难的举报之路以及获得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在李新德同志的《国有巨资流失，举报不了了之——来自辽宁省鞍山市的报告》一文中已经作了详细报道，“2002年5月开始至今，李文娟以实名分别向中央纪委、国家审计署、国家税务总局及国家相关部门领导举报70多次，发信400多封信。不但没有得到奖励，鞍山国税局反而变本加厉的上下勾结打击报复举报人，他们只对李文娟第一封举报信举报的5个问题作了一份有误的核查报告，而对其后诸多举报信的20个问题瞒案、压案、不办案，办了一个半截案！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李文娟发给中央有关单位的举报信，受理部门非但不查，反而将信转到被举报人的手中，让其自查，任其毁证、造假。举报人先后被扣上“神经病”的帽子，被侮辱谩骂、威胁恐吓、陷害、强行调动工作、侵犯名誉、被辞退，被限制人身自由……被迫在京长期上访，为此李文娟付出了巨大的精神成本和物质代价，而上级有关部门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
对于举报的问题，李文娟没有等来明确的答复，等来的，却是莫名其妙的涉嫌诽谤。那么，有几个问题，我相信广大网友跟我一样心存疑惑，在此提出来，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给与解答。
第一，李文娟同志是不是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如果说坚持正义对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举报也是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的话，那么，我相信，即使掌握了铁的证据也不敢说话了，谁还敢监督违法犯罪？
第二，李文娟同志是不是涉嫌诽谤？从构成诽谤罪的客件来看，需要捏造事实和加以散布并存才能认定，那么，从已有的证据来看，怎么也看不出李文娟同志是在捏造事实，所谓的散布，也只是通过正常渠道向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如果举报中的个别问题存在与事实有出入，那也是站在李文娟同志工作角度所能理解的，但是，将虚假事实误认为是真实事实加以扩散，或者把某种虚假事实进行扩散但无损害他人名誉的目的，则不构成诽谤罪。毕竟，她不是主管全局，能有这份勇气把自己已经知道的举报出来，就是一份很大的勇气了，从这一点来说，鞍山市公安局不但不应当以涉嫌诽谤对李文娟刑事拘留，还要对她的大义所为进行保护，并对有关部门以及相关责任人（应当是主要负责人，发生这样的经济案件，非一般工作人员所能左右）的违法乱纪行为给国家造成的巨额损失进行立案查处。
第三，作为鞍山市公安局不严肃的执法行为，笔者有理由相信，不仅是在给公安部门脸上抹黑，而且是在怂恿犯罪、压制正义，成了真正违法乱纪者的保护伞。这一点理由有二：首先，鞍山市公安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在盖有公章的地方竟然没有签署日期，作为能够限制人身自由、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文书，出现这样的错误，哪怕是小小的错误，也只能说明这份文书的不严肃性；其次，诽谤罪除非是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才能够刑事拘留，而李文娟显然不属于这一类；第三，刑事拘留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一般刑事拘留的期限是三天，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拘留的期限可以延长至三十日。李文娟显然不是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够不上延长至三十日，然而，李文娟至今仍在刑事拘留期间，令人费解。
第四,犯本罪，告诉的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这里所谓“告诉的才处理”，是指犯诽谤罪，被害人告发的，法院才受理，否则不受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除外”，例如，因诽谤引起被害人死亡的；引起当地群众公愤的；诽谤外国人影响国际关系的，等等，如果受害人不告诉或不能告诉，人民检察院应提起公诉。李文娟同志的举报严重危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恐难令人信服!这一点站不住脚的话,那就要有人"告诉"了,可是,告诉的话,受理的应当是法院,也用不着你公安局来横插一杠子啊?
近日，笔者跟《国有巨资流失，举报不了了之——来自辽宁省鞍山市的报告》一文的作者李新德同志进行了交流，李新德同志气愤地说：“太令人失望了，不敢相信，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说涉嫌诽谤，也是我的文章涉嫌诽谤啊，他们为什么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举报人大动干戈？”他还告诉我，李文娟的哥哥说妹妹遭遇到了这么不公正的待遇，做哥哥的帮不上忙，只有担心、难过。
李文娟年迈的母亲在经历了失去女儿的打击下,目前病重在身,恐不久于人世,她多么希望自己在离开人间之前见到自己女儿最后一面,但这一切都是奢望了。
在李文娟同志被刑事拘留之前，她打电话告诉李新德同志，这么长时间了，我的精神都快崩溃了！都没想到的是，有组织的打击报复来得这样快！笔者衷心祝愿李文娟同志坚强些、再坚强些！人间自有公道在，正义必将战胜邪恶！

公务员的良知究竟在哪里？

作者： 毛豫扬

【内容提要】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刚刚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还赫然在目。鞍山市国税局的公务员们，国家负责调查和处理李文娟事件的公务员们，你们的“八荣八耻”究竟在哪里？ 你们的良知又在哪里？？

公务员的良知究竟在哪里？

近日，各大媒体和网站相继刊载了原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李文娟因实名举报本单位存在人为地少征国家巨额税款等违法和违规行为后被辞退和劳教的新闻。本文在此不想谈及法律与制度的话题，我只想问问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的公务员们：你们的良知究竟哪里去了？？
据李文娟自己说，鞍山市国税局存在的这种违规行为并不是一天二天的事，也不是一年二年的事情。很明显，鞍山市国税局的公务员们都明白自己的系统内部存在着种种违法违规行为，然而让人极难理解的是：当这样一种违法的现象摆在整个国税系统公务员的面前时，人人都能泰然处之，好象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个税务工作者，如果亲眼望着国家的税收白白的从自己的面前流失，或者是自己还充当了偷税的帮凶，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有必要向这样一个集体发出质问：你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集体？你们的良知在哪里？你们的职业道德又在哪里？？
事情远远没有李文娟想的那么简单：举报后，李文娟满以为自己的实名举报再加上铁定的证据能够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问题也因此能够很快得到解决，可是她又错了，这一举报，给她带来的是两次被辞退、一次被劳教的结局。如今四年过去了，这位实名的举报人至今还未能恢复自己的工作和荣誉，相关的责任人也没有受到处理，问题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
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刚刚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还赫然在目。鞍山市国税局的公务员们，国家负责调查和处理李文娟事件的公务员们，你们的“八荣八耻”究竟在哪里？ 你们的良知又在哪里？？

一群为生存请愿的下岗工人竟成了“暴徒”

　　旁观者
也许做为一个受共产党培育了多年的记者，我不应该将我所知道的事公布出来，因为这不利于维护党的“光辉形象”。但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记者，无论是从人性还是职业操守的角度来讲，我都有必要让公众知道更多的事实真相。

　　我在电视台工作，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市委。那天，我因为与一个同事外出拍片，回来已是中午时分。同事直接回了家，我也不愿再送设备回台里，就把摄像机带回了家。走到市委门口，只见市委前面的草坪上黑压压地坐了一大堆人，有一两百人之多。经过向周围的人一打听，知道这些人全来自一家市属企业。那个企业已被转卖给私人，这些人被强制下岗，生活顿时失去了依靠。他们来市委请愿，就是要重新获得工作的机会。职业的敏感使我马上停下来偷偷打开了摄像机。工人们告诉我，他们已在这里静静地坐了好几个小时，但市委方面至今无人出面，只有门口的警卫在阻挡大家不要进入市委大院。下午两点半钟左右，大街上忽然响起了犀利的警报声，在四台猎豹、两台三菱警车的开道下，四辆满载武警兵的解放卡车开到了市委门口。全副武装的武警、防暴警察一下车迅速占据有利位置，将请愿者团团包围。见此情况，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上司，告诉他市委这边的情况，请他马上过来帮忙。他听我说完，语气异常的严厉：“你不要那么幼稚，这种东西千万不能拍，拍了也不能播出的，你马上把设备送回台里，我现在就去台里等你，你马上回来。”我不想丢掉饭碗，只好把偷偷打开的摄像机又偷偷关上，待武警完全控制了局面时，我已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了。有个警察见我带了摄像机，马上走了过来，好在我有国家新闻署签发的证件，机器又没开，那警察倒没有为难我，只是让我快点离开，我只好走远一点。
　　市委终于有人出来了。那个人我以前采访过他，姓陈，是市委的一个副书记。工人们高呼：我们要工作！我们要吃饭！也不知那个矮矮胖胖的陈副书记讲了些什么，我站得远一句也没听到。反正他在外面露面不到十分钟又进去了，请愿者有些骚动起来。当陪同陈副书记讲话的那个公安局副局长再次从市委走出来之后，防暴警察和武警开始走到请愿者中间去抓人。工人自然不让，双方发生推搡。刹间，更多的武警冲向请愿人群，顿时警棍翻飞，哭爹喊娘声不绝于耳。这些无组织的请愿者哪是那些训练有素的武警的对手？不到二十分钟，警方已经完全控制了局面，请愿者被分割成数块包围，其中有几个人还被带上了警车。由于上司一个劲地打电话催我回台，我只好送摄像机返回。回到台里，录像带马上被取走，还好，上司平时与我私交不错，只是把我训了一顿，我记得他当时说得最严厉的一句话是：你拍这个，坐牢都有份啊。没想到事态会如此严重，吓出了我一身冷汗。只是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一群衣食无依的下岗工人请愿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又选择的是静坐的方式，为什么会引起政府的如此恐慌？
　　此后，有消息传来，以张X为首的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围攻政府机关，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不等云云。一群为自己最基本的生存要求请愿的下岗工人，最后竟成了社会“暴徒”，我除了感到悲哀之外，实在无话可说，谁让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政权的统治之下呵！
　　因为此事，台里做了硬性规定，下班时不许带设备回家，无论多晚设备都必须送回台里。而我，从此也害怕经过市委，因为隔一阵就有人在那里静坐、请愿，如果他们知道我是记者，那一定又会缠上我的。可他们哪里知道，记者也得属共产党管啊！如果再惹上那样的麻烦，就不是私下给上司写一份检查那么简单了。 (博讯boxun.com)

沈阳下岗工人面面观

　　[吴名氏] 跟沈阳市中心的豪宅、五星级酒店和高楼大厦相比，铁西简直像一座地狱，当地政府对如何改造铁西束手无策，也不管铁西人的死活。难怪，铁西人满肚子怨气。 (博讯boxun.com)

　　　　工人村内一名四十来岁下岗工人愤愤不平地说：「像我们这样年轻就下岗的，不管你多不满，都不能站马路（抗议），一站公安就抓你，一抓就关上四天、五天，只有老职工才不怕他们。说是干部，其实都是演员，说一套做一套，要是东北有枪买，我们早就反了！」
　　　　另一个原在一家有万多人的重型机械厂工作的的士司机说：「像我这样，一天开出租（的士）开十二个小时，要能留下二、三十块就很不错了。」他在厂工作了二十九年，下岗的时候厂方赔他两万多元，从此大家再没关系，工厂再也不管他的生老病死。

　　欲与胡锦涛对话
　　　　他说：「太黑了，人家流氓还讲点义气，这些干部实在太坏了。要能让我跟胡锦涛他们对上一回话，说出我们老百姓的心声，立即枪毙了我都愿意。太憋气了！」说到激动处，这位昂藏七尺的东北汉子眼睛都湿了。
　　　　铁西的上空再没有工厂冒出的浓浓黑烟，却笼罩下岗工人的愤怨难平之气。

　　没钱医病　更没钱死
　　　　病和死是铁西下岗工人的「头号敌人」，肚子半饿还可以勉强过日子，但生病了就只有等死，因为再没有医疗福利，看病动辄要花近百元，这可是摆地摊大半个月收入！更可悲的是，殓葬费是天文数字，他们连死也不能。
　　　　现年六十九岁、在气体压缩机厂工作了三十七年的退休工人张世诚，一家八口，他和老伴已退休，六个子女全部下岗，工厂还拖欠他的工资。前几天老伴患气管炎，病得厉害，去了三次医院，花去二百多元，都不能报销，结果病还没好就再也不敢医了。
　　　　「现在要去看病，根本看不起，有病没办法，只能挺。」他摊开双手无奈地说：「咱实在看不起了。现在厂黄了（倒闭），没人管，你找谁呢？上面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装不知道。」说到激动处，从脏兮兮的外套口袋掏出两张医院收据，一张六十六元，一张八十一元五角。工厂还没倒闭之前，他们的衣食住行全由工厂照顾，医疗费都可报销，跟现在相比有天渊之别。

　　电召急救车收费170元
　　　　四十来岁、前年才下岗的王先生更气愤地说：「现在打120（急救电话），急救车一来就是一百七十元，没钱不拉你，连担架也要自己抬。车也算了，但是医院，医生开的药方都用密码，让你看不懂，一定要到药房买药，一百多块买下来，才发现外面只卖十多块。反正现在是：得病就死，不死不要病。」
　　　　现年六十九岁、工作了三十八年的老职工李老伯也无奈地说：「我们现在活也活不起，连死也死不起，（殓葬费）太贵，要一万多。毛主席的时候，骨灰盒五、六块钱一个，现在要五百多。」

　　吃干萝卜咸菜过节
　　　　「咱家没年没节，早上起来、中午、晚上都是吃这个，就倒点辣椒油拌饭。还想吃鱼吃肉？有钱嘛？咱家就是这样！」下岗女工韩爱华边说边指饭桌（实为多用途桌子）上那碗已变干的萝卜辣咸菜，还有那碟不知蘸了多少天的辣酱油。记者突然感到一阵酸楚，心十分难过，就这样过小年（立春）吗？！
　　　　四十七岁的韩爱华，九六年从渖阳机齿轮厂下岗，现在替人擦鞋，丈夫更早在九四年已从运输公司下岗，现替人配锁匙，二十二岁儿子还在念书。这样的三口之家在铁西非常普遍，每天只有十元八块收入，生活特苦。
　　　　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本是东北人十分重要的立春过小年大日子。那天傍晚，朔风怒吼，韩爱华坐在擦鞋箱上，帽子、口罩、手套都戴得严严实实。这样的擦鞋下岗女工，在铁西比比皆是。她说，天亮出来，天黑才走，夏天早上四点就开始，一直呆到晚上九点，一天能赚多少？倒楣的话只有两块钱。

　　一家三口穷得没饭吃
　　　　及后，韩爱华带记者回她工人村内的家。步上五层幽暗楼梯后，打开木门，屋内立即传来一阵异味，十一平方公尺的小房家徒四壁，只有两张、一张饭桌、一个捡回来的坏雪柜和一部电视机，再没像样的家具了，连椅子也没有。她一再请记者坐到床上，因为这是她家最「舒适」的地方。
　　　　韩爱华说：「当年老头（丈夫）每月赚三十五块六，我赚三十八块六，过年每人还有两套新衣服，原来的日子好过。（现在）还说甚么最低生活费，甚么每个月两百块，我们一分钱也没有！过年了，还是一分钱不给。原来的社会哪有这样，现在连饭都吃不上！」她幽幽地说：「我死的心都有，实在太迫人了，要不是为了孩子」说说，眼泪已夺眶而出，哽咽不能言语了。

　　渖阳铁西下岗之城满愁容
　　　　大陆传媒近日不断报道年货市场如何热闹、出游人数如何创新高，但记者春节前到东北辽宁省渖阳市，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欷□不已的景象。曾经誉满全国、令渖阳人骄傲了半辈子的铁西区，原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区，现在区内工厂十室九空，如同一座空城，下岗比例更是全国之最，七、八成人没工作，满街都是擦鞋、摆地摊的工人，被戏称为「下岗之城」。他们说，吃不饱，有病也只能熬。
　　　　***********那天风沙很大，十几个退休老人在铁西工人村的劳动公园内围站发牢骚，骂贪官、骂政府的脏话此起彼落。记者一句「铁西过去是啥样的」，大家就来劲了，管不了风沙，手舞足蹈的比划，好像真回到那个属于他们的时代，脸上重现久违的笑容。现在太苦，以前太美了！

　　50年代全国最大工业区
　　　　「那时候，来渖阳的列车驶到二十五公里外的苏家城，服务员准会提早宣布「全国重工业基地渖阳就到了！」当时三千人算是小厂，过万职工的才算大厂，冶炼厂的烟囱，一百一十米，是全国最高的烟囱。」老人还没说完，另一个抢说：「那时候，工厂全冒烟，大家骑单车上班，一天乐呵呵。」
　　　　方圆三十九平方公里（半个香港岛面积）的铁西，坐落在渖阳西南部，建有逾千家国营工厂。五十年代初，铁西是全国最大工业区，集中了全国最先进设备、最好人才，生产了全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第一部自动机等，天安门城楼上巨大的国徽也是铁西人的杰作，铁西曾被称为「共和国长子」。

　　「国家把钱都给了上海」
　　　　铁西工人村更是五十年代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住宅区，两三层的苏式楼房，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这。「那时候我们渖阳就和上海媲美，就像是国家的左膀右臂一样。上海上缴国家三千多亿，我们渖阳也有好几千亿，国家现在把钱都给了上海、给了南方，老二老三都发达了，没人理老大。原来打天下靠我们这帮工人，改革来改革去，到头来，工人啥都没有。」
　　　　铁西的辉煌确是一去不返，现在的铁西已成了「毒瘤」，偌大的工业区成了一座空城，仅两、三家工厂的烟囱还在冒烟，其他的都关门、荒废了。原来最多大型工厂的北二路，现被戏谑为「亏损一条街」。除几个守，一座座厂房空无一人，不但建筑残破不堪，巨大的吊臂、锅炉生了，连围墙也倒了不少，马路更是坑坑洼洼，一字蔽之：「破」。

　　75万人口超过50万下岗
　　　　铁西的衰落始于九十年代，也就是大力推行国企改革后，国家不再补贴，亏损的企业只有倒闭或被兼并（全国起码有一半国企处于亏损）。铁西的国营工厂自此就像染了瘟疫般，倒了一家又一家。目前全国有六百八十多万工人下岗，铁西几占十分一，七十六万人口中有几十万（官方数字二十万，下岗工人说五十多万）下岗，只靠摆地摊、做散工「吊命」。
　　　　原来万人空巷的厂区，白天也是冷冷清清，在斑驳剥落的字体上，还依稀可辨认出渖拖（渖阳拖拉机厂）一厂俱乐部、渖冶（渖阳冶炼厂）文化宫。
　　　　与之成强烈对比的是，住宅区的工人村却总是熙熙攘攘，马路边摆满地摊，满街都是叫卖声，碰口碰面的全是下岗工人，在街上漫无目的地闲逛。
　　　　下岗的苏先生听到「一块一斤香蕉」叫卖声，回头对记者说：「一块钱一斤，便宜，但老百姓也买不起，没钱。我们铁西下岗工人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啊！以前谈到渖阳，大家就感自豪，现在一提渖阳就头疼。」

　　后记：朴实善良　贫穷不屈
　　　　走在铁西的马路上，确实感到那份日暮途穷的悲凉。这人人都曾有过美好的生活、骄傲的过去，但今天，不少人家破人亡（我们听过一个故事，妻子跟人跑了，丈夫在饭加上老鼠药与两个小女儿同赴黄泉），贫病交加，吃不果腹。天堂和地狱原来离得那么近。
　　　　虽然听到很多凄惨故事，但也真切感受到东北人正直善良、虽贫不贱的情怀，心头也有暖呼呼的时候。五十多岁的赵阿姨在街上叫卖厕纸：「厂家直销手纸，三毛钱一卷！」我们掏出一块钱，拿走一卷，说不用找钱了，但她死活将另两卷塞过来说：「你们赚钱也不容易啊！」这样你推我让，最后还是将那两卷厕纸硬塞给我们。
　　　　或许，正由于憨厚朴实，东北人才能承受这□沉重的艰困吧。
　　绝对沈阳老百姓心声！

那场远去的大火，至今烧着我们的心--新疆克拉玛依12.8大火十周年祭

（博讯记者库尔班报道）
那场大火至今回响着一句话：“学生们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国内官员的丑陋，在火难中曝光！无耻，永远写在中国官员的脸上！
克拉玛依的大火, 映照出国内官僚最鄙陋残忍的一面。

一、新疆克拉玛依市1994年12月8日大火

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官僚为欢迎上级派来走走样子的“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的25位官员，组织全市最漂亮的能歌善舞的中小学生796人在友谊馆剧场举办“专场文艺演出”。

因舞台纱幕太靠近光柱灯被烤燃而引起火灾。当燃烧的火团不断地从舞台上空掉下时，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官员出来叫学生们：“大家都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

学生们很听话，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动；等上级政府与教育局所有在场的26个官员都从第—排撤退到最后一排的出口处“先走”了之后，教师才开始组织学生撤离，但此时电灯已全灭，大火已蔓延到剧场四周，唯一的逃生之路已被熊熊火焰堵住！（当时剧场只开放一个安全门，其余安全门均锁着）
于是，学生们撤离火灾现场的最佳时机最关键时刻已被错过了！

796名来自全市15所中小学的师生（每所学校组织最漂亮的40多名学生歌舞队）全部陷入火海之中，323人死亡，132人烧伤致残（注，另有一说：死325人，伤136人；此处采用法院判决书的数字）；死者中有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
在场的有40多名教师，有36位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
在场的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竟“奇迹般”地无—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个衣冠楚楚！

这20几个官员名字，经考证如下（按官职大小排列）：
方天录，新疆石油管理局副局长（克拉玛依当时是个仅有20万人口的油城，新疆石油管理局的副局长相当于市长。），在场的最高长官，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命。尽管他只被火星烧焦了几绺白发，仍然一头钻进小轿车直奔医院找医生“检查身体”；尽管途中顺路经过消防队大门口，它也不下车报案。以玩忽职守罪仅判处有期徒刑5年
赵兰秀，克拉玛依市副市长，在火灾发生时仅是叫—个人走出去报警，也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命。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
（以上二人是此次演出活动的主要领导人）
唐舰，原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主任。同样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法院判决书语），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
况丽，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同样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只顾自己逃生”。她凭借著对友谊馆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凭著成年人的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也绝不开门；事后在厕所门外地上发现一百多具学生尸体。她还骄傲地告诉记者，“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富”。以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朱明龙，市教委普教科科长。同样不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生疏散，“只顾自己逃生”。判处有期徒刑4年。
赵征，市教委普教科副科长。仅组织舞台北侧的部分学生演员撤离，“忽略了”舞台南侧的学生演员，也犯玩忽职守罪，免予刑事处分。
（以上四人是此次演出活动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

另外，还有十多名市局领导，没人出面指挥学生逃生，没人向被大火包围的孩子们伸出援手。
阿不来提•卡德尔，友谊馆副主任。犯有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
原友谊馆主任兼指导员蔡兆锋，虽发生火灾时出差在外，但平时对友谊馆存在的不安全隐患不加整改（舞台纱幕离光柱灯仅23厘米，早被消防部门通知整改，却明知不改），对火灾的发生负有直接责任，判处5年徒刑。

友谊馆的服务人员陈惠君、努斯拉提•玉素甫江两人，未在场内巡回检查，火灾发生后不履行应尽的职责，未打开安全门，反而逃出馆外；陈惠君判处6年徒刑。努斯拉提•玉素甫江刑罚不详。

二、至今没有追究“让领导先走”的法律责任

当时的中共报道均承认：有克拉玛依市教委的官员在火灾现场命令“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也有报道文章指出：本来可以避免这么多的学生伤亡，只因“让领导先走”而耽误了！所以“让领导先走”大大扩大了学生的伤亡人数！

事实很清楚，是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主持官员葬送了学生逃生的时间与机会！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或减少的学生大批死亡的惨剧！作为大人，明知火灾的危险，却把孩子留置于死地而不顾，无异于故意杀害孩子！

这么大的罪恶，竟被新疆的高级检察院、法院视而不见，至今没有追究其法律责任！更令人愤慨的是，至今十年了，没有听到当事人对此说过—句哪怕是后悔内疚的忤悔话！所以我们决不能饶恕或忘掉他们的罪行！

全国人民多年来—直在追问：究竟是谁在大火之前宣布：“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人民有权力查清这个罪魁祸首！并把无耻两字永远刻在它的脸上！我查了多年的资料，法院始终没有审理此项内容，连媒体的报道也故意将名字隐匿不报，不过众多报道众口—词地说是“市教委的—个领导”！

查法院判决书和当时媒体报道，在火灾现场的市教委领导有如下2人：
唐舰，原克拉玛依市教委副主任。
况丽，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党委副书记。
其余的均是科长或以下的小官，称不上“市教委领导”，也无权主持大会？
所以，宣布“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罪恶命令的人，不是唐舰，就是况丽？或两者均是！

考虑到唐舰更符合“市教委领导”的身份，所以唐舰应是下达“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罪恶命令的最大嫌疑人！
令人悲愤的是，对此罪大恶极之人，中共的法院轻轻地判了它，中共媒体轻松地放过了它！
1995年10月再报道—次法院的轻微判决以后，全国的媒体再也不敢吭声，国内人民对此责问道：
那么多孩子为了让领导先走, 牺牲了自己, 他们死得无声无息.？
那么多普通教师为了救学生, 牺牲了自己, 他们的姓名有几个被人所知?

更卑鄙的是克拉玛依市当局，当时在全国媒体上宣布：将在火灾现场友谊馆建立火灾纪念馆，以纪念那些死去的孩子，并警示后人。可是，至今过去了十年时间，什么纪念馆一个影子也不见！仅把己烧毁的友谊馆全拆了，空地成了空荡荡的—片“人民广场”，只剩下那些孩子的冤魂日夜在广场上徘徊。全国人民又被克拉玛依市的臭官僚大大愚弄了一回！

有网友指出：“即便在封建王朝，如果城池破了，县官是要死节的。现在的官员连封建道德都没有了！”

“这样一个人间惨剧，如果发生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英国、德国，等等，甚至台湾，那么责任的追究，将直指国家最高领导部门，教育部长（国家教委主任），甚至国务院总理，都得引咎辞职。”而中国在“有中国特色”的统治之下，真是成了一片神奇的土地，在那里公仆成老爷，主人要让儿子先走（邓小人曾自称是“人民的儿子”）；主人不能说话，公仆的臭文却全国“通稿”；在那里什么奇迹都能发生，例如领导害死了人民仍在当领导，而小学生听了领导的话却永远学不到生！

三、十年后，现在仍是“让领导先走”

十年前，“让领导先走”酿成了一场国内人民的大灾难。伤亡之惨烈、后果之惨重，并没有给当局与官僚任何触动！十年来，全国各地官员仍然热衷于组织中小学生的“热烈欢迎”、“热烈庆祝”的队伍，以孩子的天真笑脸，为官员的虚荣捧场。

有时看到那些可爱的乖孩子们，被强令丢下学业，排队站在街头路边，忍饥挨饿地累了大半天，就是仅为了迎接那些臭大人，为了让它们的豪华车队“先走”，我就满腔愤慨！
有网友指出，是孩子们的牺牲，才换来官员们的“先走”！是广大工人的下岗失业，才实现了邓小人的“让一部分人（实为官员）先富起来”！是广大人民的高学费高房价高医疗费的沉重负担，才撑起了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官员的现代化豪华办公场所！
所以，“让领导先走”、“让领导先富起来”，几十年来已成为国内当局官员的本性与恶习。它们以“为人民服务”、“三个代表”等谎言欺骗国内人民已经五十年了，实际上它们仅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吸血鬼！

十年后，央视在今年曝出了“请大家猜一猜，别斯兰的学校人质事件中死亡的孩子的数量是多少？猜中有奖！”的丑闻，就充分说明了这些官僚与马屁精的丑恶残忍本性丝毫未改！
十年前，让孩子留于死地而不顾！十年后，猜一猜孩子死了多少？
------国内官僚与马屁精的残忍与麻木，可谓与时俱进？
所以有网友建议：应该在克拉玛依大火灾难现场建立纪念碑，刻上浮雕，画面是一群脑满肥肠的伟光正官员践踏着稚气未脱的儿童在“先走”。碑上篆刻上血红色的一句话：“让领导先走！”

四、怀念那些掩护孩子的教师

在此次火灾中，唯一让人怀念与尊敬的是那些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孩子的教师。据报道：
克市第八小学三年二班的老师孟翠芬是一位己经办了退休又返聘的白发苍苍的老人，“人们在扑灭大火后发现她时，孟老师的头和背已被烧焦。但是，她的两只臂肘下一边护着一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的心脏还在微弱跳动，他还活着！”
“第八小学校长张莉和市一中副校长倪振性，都是几次把学生推出火海，自己最后被大火烧得面目全非。然而他们的遗体都是张开双臂，还像母鸡护着小鸡一样，在墙边围护着几位死去的学生。”
“市第七中学的周健老师，在大火袭来时，正用力撑着往下落的卷帘门。”他只要向前跨一步，就可以脱离火海，可是他—直坚持着站在原地用肩膀撑起铁门，“活着的学生看见他最后三次用一只手往外推出三位学生，最后倒了下去”
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李平老师，“戴着眼镜，瘦弱的身影好几次冲进火场救出十几名学生，直到再也无法靠近猛烈的火焰时，这位老师才一下子身体一软靠到墙上，她大喊了一声：‘我的孩子还没出来!’接着就昏倒在地。”
人们后来发现许多老师的遗体，不是张开双手拉学生，就是扑在学生的身上-----老师们在危难时刻，分明是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最后掩护孩子！
这次火灾中有40多位老师在场，就有36位遇难殉职！这些教师不愧是在烈火中永生的英雄！可惜国内媒体令人惊诧地不作详细报道，也没有广泛宣传，使我们至今不知晓他们更多的英雄事迹！还有更多未被报道过的老师英雄，谨在此献上衷心的敬意！
过了十年，很多人感叹，现在的老师大不如以前了！假如再次发生火灾，还会有那么多老师在火线上殉职吗？所以人们更加怀念旧时的过去的老师！全国人民永远怀念在克拉玛依大火中永生的师恩！

五、是的，该让那些领导先走进地狱

世界二次大战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先生说过—句话：今天我带领人民打仗，是为了明天人民能拥有打倒我的权力！
是的，真正为人民的政治家，是为了人民不再受独栽专制之苦！是为了还给人民真正民主的权力！是为了让人民拥有真正民主的权力！
而中国的臭官僚，却臭不要脸地公然地在宪法里写上“全国人民要永远拥护一个毛的领导，要永远拥护一个党的专政”，并以此野蛮地剥夺了广大人民的民主与言论自由等权力，使广大人民沦为贱民------在发生火灾时，人民的孩子也是贱民的孩子不能逃生，只能“让领导先走”？
对此，国内网友在克拉玛依大火十周年之际，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民选的官员为百姓，官选的官员为自己”
“让领导先走，是全世界几百年来最无耻的语言！”
“让领导先走,操他妈的领导\领袖！”
“领导，哼，垃圾，不要看它们一个个人模狗样，千万不要把它们当人看！”
“先走的领导不配做领导,不配做人,不配做动物,他们是地球的病毒”
“和古代唯一的区别.老爷改成了领导.更无耻.虚伪.更丧尽天良”
“这就是中国血淋淋的现实。究竟谁是最残忍的人？正是这些既得利益者们。这场大火，把什么都说清了吧！”
“别斯兰的孩子死了，有全世界的人献花。新疆的孩子死了，死了就死了。为什么?”
“那些领导和那些马屁精是最卑鄙的！”
“恶的制度让人性泯灭！”
“毒裁政党建于虚妄灭于虚伪”
“让我们记住这笔血债,迟早要还的,要把它写进中国的历史.”
“克拉玛依人怎么不造反呢？把这些狗屁’领导’都他妈揪出来当场打死！”
“操他妈的狗官，真恨不得见一个杀一个！！！”

有网友回忆了90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沉船之难：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许多资产阶级富翁和贵族人士不是利用各种优势“先走”，而是纷纷主动让出逃生机会，坚持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一位富翁为此留下遗言：“我决不会让一个妇女儿童先我而死，我要死得象一个男子汉！”
对比之下，国内那些“代表先进无产阶级”的“先走分子”，就是早生在90年前，也根本就是人渣！何况处于新时代，这些“先走”的国内官员连人渣也不够格，简直就是狗粪渣！

在国内所有媒体对克拉玛依1994.12.8大火再一次失忆失声之际，我遥望戈壁滩上的蓝天白云，想起那些在大火中挣扎呼救的美丽可爱的孩子，想起那些以血肉之躯最后掩护孩子的可敬老师，我要大声诅咒那些“先走的”无耻残忍之徒！
我想，为了这个从不敢直面现实又经常失忆失声的民族，为了我的孩子孙子今后永远不会置身于火海之中，我总结了一句话:是的，该让领导先走，让它们先走进地狱吧！
是为克拉玛依大火十周年祭！

写于2004年12月6日

克拉玛依大火中"让领导先走"的败类，竟然升任市长!!!!

(博讯2006年7月17日)
如果是真的，共产党的干部选拔是什么原则！？

相信大家还记得十年前克拉马依市的那场大火，796名学生全部陷入火海，323人死 亡，132人烧伤致残；死者中有288人是天真美丽可爱的中小学生。在场的40多名教 师，有36位遇难，绝大部分为掩护学生而殉职。而在那场大火之前观看孩子们演出的 克拉玛依市副处级以上官员有20几个，当时他们的位置离火源最近，离逃生门最远， 全部以闪电般的速度逃出火场，竟"奇迹般"地无一人伤亡，而且走出剧场门口时还个 个衣冠楚楚！ 那个在生命攸关的生死关头临危不乱、振臂高呼"大家坐下，不要动， 让领导先走！"的败类竟然升任克拉马依市市长！呜呼，天理何在？

　　　　事实很清楚，是克拉玛依市教委的主持官员葬送了学生逃生的时间与机会！ 造成了本来可以避免或减少的学生大批死亡的惨剧！作为大人，明知火灾的危险，却 把孩子留置于死地而不顾，无异于故意杀害孩子！ (博讯 boxun.com)
　　　　更为令人匪夷所思的还是原新疆石油管理局教育培训中心party委副书记况 丽，在熊熊的大火吞噬着数百名儿童生命的时候，没有指挥打开所有安全门和组织学 生疏散，只顾自己逃生。她凭借著对友谊馆地形的熟悉钻进了厕所，又凭著成年人的 力气，把原本可塞三十人以上的厕所反锁顶上，任凭孩子们哭喊也绝不开门；事后她 指着厕所门外地上一百多具学生尸体，恬不知耻的、骄傲地向记者炫耀自己的逃生知 识有多丰富。

　　　　此情此景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位劫后余生的"英雄"女士，都会显得语言 的贫乏。此时此刻我想起三十年代上海滩上那句曾令中国人恼羞成怒，至今还耿耿于 怀的"狗与华人不得入内"，想起洋人们辱骂中国人是"大陆猪"，想起riben的商店门 前赫然树立起的"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匾，想起在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用中文张贴的各种警示标志，想起洋人们即使是在境内旅游时的公共汽车上，当看到年长的老人都没 有像大陆人那样的无动于衷的熟视无睹，而是彬彬有礼的起身为年长的人让坐。

　　　　与其说洋人曾经污辱中国人为狗和猪，不如说我们那些理应为人师表的领导 们自取其辱！如果将此女士比喻成为狗和猪，实在是对狗和猪的污辱！

　　　　大家知道90多年前世界最豪华和庞大的「泰坦尼克号」即将在黑夜中沉没 时,由于船上人多而救生艇不足，许多资产阶级富翁和贵族人士不是利用各种优势"先 走"，而是纷纷主动让出逃生机会，坚持让妇女儿童先上救生艇，一位富翁为此留下 遗言："我决不会让一个妇女儿童先我而死，我要死得象一个男子汉！"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948年4月8日清晨，卡斯特尔，耶路撒冷公路旁一座建立 在罗马古堡废墟上的村庄，几千名全部武装的阿拉伯士兵从三个方向向山头发起了猛 烈攻击。下午1 点30分，临时拼凑起来的犹太民兵的防御崩溃了，战斗的指挥所也被 占领。"帕尔马赫"突击队（以色列国防军前身）第四营的一名连长率领一个排赶来增 援，并留在最后掩护撤退。

　　　　在那次战斗中，掩护撤退的30名"帕尔马赫"突击队战士阵亡了24人，除一名 受伤的班长外，部队指挥员全部战死。当"帕尔马赫"部队完成掩护任务准备撤退时， 阿拉伯人的包围圈已经几乎合拢了。带队的连长和副连长对望一眼，发出了最后一道 命令："士兵全体撤退，军官留下掩护！"

　　　　这道悲壮的命令从此被载入以色列国防军的史册。五十多年以来的数次中东 战争中，以色列国防军一代又一代年轻的军官们也象他们的先辈一样，高喊着同样的 命令抵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再把失败转化为令全世界为之瞠目的辉煌胜利。

　　　　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是这个民族当中无数的人民用青春、鲜血和生命，世 世代代为了真理和正义事业努力的奋斗和不懈的拼搏。

　　 "士兵全体撤退，军官留下掩护！"以及"我决不会让一个妇女儿童先我而死，我 要死得象一个男子汉！" 和"大家坐下，不要动，让领导先走！"以及原新疆石油管理 局教育培训中心p arty委副书记况丽，恬不知耻的向记者炫耀自己的逃生知识有多丰 富。 这鲜明的对比和如此强大的反差，这泾渭分明的道德观念和截然不同的结果， 是否能够真实的反映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制度下的人民不同的价值 观、人生观和做人的不同理念。

　　七十年代在大陆风行一时的《闪闪的红星》，电影当中的主人公潘冬子看到亲爱 的妈妈为掩护乡亲们撤退，在熊熊的烈火中从容就义，激动的说："妈妈是党的人， 绝不能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党的人、党的领导人岂止是在电影当中，在所有的媒体和所有的文字记载当 中，几乎都能够做到绝不让群众吃亏的人，也都能够在生死面前誓死如归，勇敢的用 自己的生命保护他人的生命。然而党的人甚至还是党的领导们在残酷的现实当中，却 上演了一幕让数百名学生用生命"掩护"自己逃生的贪生怕死的可耻丑剧！

　　　　难怪一位到克拉玛依市出差的记者，在和出租汽车司机不经意的聊天中得 知，十年前那位高喊着"让领导先走"的千古罪人，竟然荣升为克拉玛依市的市长和石 油管理局的局长后，发出了"这还是人组成的世界吗？这还是人生活的世界吗"的呐 喊。

　　　　生命攸关的生死关头大喊着"让领导先走"的人如今高官得坐，心安理得的接 收着亿万人民顶礼膜拜，尽享着荣华富贵，这种欺世灭祖忘经数典的罪恶行径，正无 时无刻的腐蚀着国人的良知；让军官留下掩护的人和所有的军官，他们的英雄壮举正 激励着一代代的犹太人。那323名葬身火海天真活泼的花朵们呀！你们岂止是被凶恶 无情的大火夺去的生命吗？你们难道不是被你们崇拜的偶像和最尊重的长者们残忍的 杀害的吗？！你们也许只有在阴曹地府才能认清那些你们信任、依赖、崇拜、歌颂的 伟大领导们丑陋、肮脏、猥亵的灵魂。

　　 那个丑陋的人（不，应该是禽兽）是如何当上市长的？是谁提拔了他？我不得 而知，相信这种事情在当今的中国不在少数。我只能哀叹，哀叹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 民族，为何时时上演着这样的悲剧？想想周总理的鞠躬尽瘁，想想焦裕禄孔繁森们的 死而后己，想想那些屈死的冤魂和那些残缺、悲惨的家庭。让这样一群出卖灵魂的肮 脏的畜生们来主宰人民的命运，放心吗？

　　 最后，让我们为在那场大火中无辜死去的数百名师生默哀

国家公务员形成一个贪婪的特权阶层!

黄长胜
(博讯2006年)

请一个朋友吃饭，正好赶上他的老上级，一个刚刚退休的某部委一个副局级干部.因为原来做过他们那里的项目,也非常熟.聊起退休后的工作,老先生非常高兴.他老伴去世已经一年多了,他刚转过来情绪.正在和一个三十多的漂亮女性谈恋爱.酒喝多了,自然话也就多,他现在敢和三十多岁的女孩谈恋爱,斯因为自己有经济实力.他说,每月的退休金将近6千元,加上医疗保险补贴,还有其它部里发的暗补,每个月基本上在1万2左右.

我听得都有点惊呆了.本来,他已经有了三套房子,每套价值百万,都是好地点的,部里的房子地点不会差.光出租其它两套房就每月至少5千元,天啊,他们也太厉害了,难怪全国人民努力工作还是工资无法上涨,纳税了那么多钱还是每年有财政赤字,教育也严重投入不足,结果是都花在养活这些退休的官员身上了.大家知道,北京的局级干部才称得上高干,可是局级干部在北京多如牛毛,一个副局级干部的退休生活尚且如此,估计局级干部就更牛了.

还不止这些,据老先生讲,他们单位一个处级干部退休,每月退休工资5000多,加上各种补贴,也要将近1万了.

想到辛辛苦苦工作了一辈子,退休了只有1000多的北京众多的老工人,我真想哭.我自己每个月上的员工老保险,据说二十多年退休后,每月只有1000多的退休金.可是现在我好歹也是个白领啊.

难怪现在很多人考公务员,准备当官,现在看来这条路是对的,大家赶快去吧,千万别做什么技术,去什么公司,当官在中国才是正路,有权才有钱啊.老百姓只有苦命啊

黄长胜 发表于05-05 * (博讯 boxun.com)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19

作者：王力雄

实现政治转型的关键 （第五章第四节）

问题最后归结到，那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立新”？

首先历史已经证实，即使是文革那样“天翻地覆”的革命，如果改变的不是专制体制本身，仅仅是更换官僚集团，政治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甚至还会后退。毛斗了一辈子，死前发现他一生致力消灭的“资产阶级”原来就在他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剧式的结局足以告诫后人，不终结专制体制，政治改革就不会有真正的“立新”。终结专制体制的关键在于调转权力源头，把权力的从属关系从自上而下变成自下而上。由此出发，政权超越者与民众的联手，不应该是为了战胜官僚集团的一时之需，而是为了一劳永逸地把权力源头转移给民众。

只有实行了这种转移，在政权超越者被官僚集团罢免之后，民众才可以仍然不服从官僚集团，因为他们自己已成为权力源头，就不是他们应该服从官僚而是官僚应该服从他们了。这可以使他们理直气壮地坚持“立新”，最终自下而上地取代官僚集团。也只有实现这种转移，才能避免毛当年对官僚集团一时成功、终归失败的结局。因为权力源头在上的社会离不开官僚集团，即使一时能摧毁官僚集团，也必须马上重建，领袖仍然会在以少制多的劣势中重陷官僚集团的罗网。

政权超越者转移给民众的权力，必须首先是从基层单元开始。如果超出基层单元的范围，民众会失掉自行操作的能力，只能依赖主持。那时权力就会落到主持者手中。这看似只是一个技术细节，实际却是“主权在民”至今无法实现的关键。而“以多制少”的政治结构，也同样要求把操作限定在无需主持的范围。范围过大，人们相互之间无法直接沟通，离不开主持，以多制少就是空话。没有主持的“多”是一片散沙，主持者却正是应该受制的“少”，刀锋砍刀背的悖论于是重现。只有在人们可以直接沟通和决策的范围，以多制少无需主持就可实现，权力才会名副其实地被民众掌握。

当然，民众仅有基层权力是不够的，既然是权力源头，就要能自下而上地延伸权力，建立自下而上的权力从属。这要求一种逐层向上递进的整合机制，使“立新”过程如同自动生长的系统，只要根部的基层单元完成了“立新”，就可以进入下一层次，对已经完成“立新”的单元进行组合，以自组织的方式自下而上、分层次地实现“立新”扩展。这种扩展将随着层次提高实现理性提升，不会像同层次的规模扩大造成非理性叠加（如在普选或公决中）。如此逐层搭建起新的权力结构，最终达到顶层，则完成整个社会转型。在转型最终完成之时，也就是原有官僚集团彻底退出权力舞台之日。

不过，官僚集团的退出只是其作为制度性的利益集团的退出，但不能让社会管理的职能与专长也随其一同退出。新的整合机制需要把公务员系统与一党专政的体制剥离留下，充分吸收旧体制中优秀的管理人才，同时妥善地安置出局人员，最大程度地避免振荡。这要通过一个细致耐心的过程，不能靠“剧变”，只能在自下而上的循序渐进中实现。

“递进民主制”正是对这样一种“立新”方法的探索（参阅王力雄《溶解权力——逐层递选制》，明镜，1998年；《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大块文化，2006年）。无疑，还应该从更多方向寻找其他可能的道路。研究“立新”方法是思想超越者的任务，同时不可缺少超越性资本的推动，这些是可以从民间进行努力的。而超越者联盟最终能否形成，超越最终能否实现，最不确定的因素就是政权超越者。民间对这个因素全然无力把握，只能当作不可预测的奇迹来期待。然而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不能找到可行的“立新”方法，或者是没有政权超越者出现，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等待着革命的风暴降临中国，并准备在那个过程中玉石俱焚。

2006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12

作者：王力雄
政权超越者——成为历史伟人 （第三章第三节）

谈论从政权寻找积极因素的话题，即使不被视为投机，至少也会被看作虚幻。然而貌似坚定的洁癖是软弱和不自信的表现，推动社会变革，应该吸纳一切可能因素。要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没有出自政权的配合不太可能。政权虽然在整体上是政治变革的阻力，然而执政集团并非铁板一块，期望并促使政权内部的超越性因素发挥作用，不是“投靠”政权，是为了更有效地终结专制。

政权由领袖和官僚集团组成。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中国现政权的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最高层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除了领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官僚中当然也存在有超越性者，但那超越性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有作用。只要尚未达到顶端，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会从官僚阶梯坠落，前功尽弃。只有达到顶端后仍然能保持超越性，那时不再有更高职位需要超越，才能把超越针对体制。大多数专制领袖当然毫无超越性，想的只是把持绝对权力。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没有可能发生，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此讨论（那是另外的专题），但历史上的确出现过领袖不顾官僚集团意愿启动政治变革的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还有做出文化大革命那种空前超越之举的毛泽东（文革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变革，价值判断另说）。

如果说官僚集团反对政治改革可以被当作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有这种动力，因为历史荣誉属于领袖，官僚只有现实损失。专制权力的总体性和全能性使专制领袖面对的挑战、涉及的问题，配置资源的考虑往往要在体制外或不同体制之间，这也为超越提供了视野和选择。官僚则是寄生在体制内，离开体制的生态圈就无法生存，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不能对官僚集团抱任何希望，唯一的可能来自领袖。

经历了文革的官僚集团身受领袖超越的苦头，决心不再允许有超越性的领袖出现，通过“党的建设”形成了一整套过滤机制。其中的“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说穿了不过都是超越性的反义词，目的在于杜绝任何有超越性者升迁。在这种机制中，达到领袖位置必是通过重重过滤，早应该彻底脱胎换骨，如何还会有超越的可能？的确，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中共出现有超越性的领袖，但是目前一代在文革中成长的中共高层，或许还有异数存在。这代人的成长如此不寻常，经历了意识形态颠覆，在文革的熔炉烧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吸纳西方思想。经历过如此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达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当然，不应该指望政权超越者出于纯粹的信仰或道德动机。超越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不等于让超越者舍弃个人利益。那些为了个人野心、历史名声，利害得失的算计所进行的超越，看上去缺乏道德光彩，在现实中更为普遍，也更容易把握，可以比道德因素调动更广泛的超越。将自利因素包容于超越动机中，不会贬低献身的超越者，却能包纳其他类型的超越，以及利用利益杠杆调动更多的超越者。

举例说，现政权实行的官员任期制，将年龄和职位、任期挂钩，保证权位定期更换，那对处在升迁过程中的人有利，对达到权力顶峰的领袖却是损害。任期使其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正是这里可以埋藏下驱动领袖超越政权的动力。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将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弥补权力失落的最好方式，莫如让自己成为历史伟人。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有这种愿望，而人人皆知伟人将从中国的政治改革中诞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权力，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难道不是一种很有诱惑的通吃？

何况，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专制政权代表，常是国际社会众矢之的，让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此外，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角度，政治改革或许会在权力斗争中当作战胜对手的武器和争取民心的资源。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干政，打起政治改革的旗号也会戴上名正言顺的光环。这种“推动历史进步的恶”成为启动政治改革的契机，也可以算是一种乐观因素。

（待续）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13

资本超越者——财富是为社会承担责任 （第三章第四节）

西方谚语调侃有钱人进天堂比骆驼过针眼还难，表达了人们对富有者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为富必不仁是普遍看法，也的确是一种常见现象。然而不管是以往的故事，当代的报道，还是身边所见，都有为富求仁的事例。当今大部分富人，即使为了追随时尚，也都参与善事。不过超越不是拿出零钱去博得社会赞誉或平衡内心，而是要同时从两个根本——财富和阶级进行超越，多数人就做不到了。

超越不在于捐钱多寡，而是明白财富不是自己创造，捐赠只是把属于社会的财富返回给社会，不是施舍是义务。企业家和资本家在当今世界作用巨大，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把他们放到了经济运行的核心位置。资本归于个人名下，为的是凝聚资本和发挥资本的最大效益，得到较高的效率和落实的责任。这种角色具体由谁充当，取决于个人眼光、能力及“天时地利人和”。资本家贡献创意、配置资源，无疑是对创造财富的重要参与。然而没有理由相信同是一个人，资本家比普通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可以多万倍。财富集中于资本家名下，并非是因为由其创造，而是出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由相应的分配制度所决定。如果体制变化——如在社会主义制度，即使没有资本家，财富也能产生（效率是另外问题），说明最终创造财富的还是劳动者。因此，资本的超越者会认识到，自己本质上只是财富经理人，而非财富的主人，应该为社会而不是为自己去使用财富。

为社会使用财富并非仅仅是搞慈善，或是推动环保、教育等公益事业。慈善和公益事业可以改善局部状况，却无助于改变不合理的社会。良好的政治制度是社会根本，造福社会不能回避政治改革，尤其是在今日中国，资本的超越应该首先体现在把财富用于推动政治的进步。

另一个超越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方向。资本主义自称“历史的终结”，似乎人类只要坐上资本主义之车沿着物质主义道路奔驰就万事大吉。这种方向把人类幸福等同物欲满足，不仅不符合人的本质，且物欲无止境，永远不会得到真正幸福。更糟的是，有限地球不能满足无限物欲，在人口、资源和生态矛盾最为突出的中国，物欲继续膨胀的空间已经不多，生态也陷入危机，足以警示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不该成为未来中国的选择。

资本主义作为必要的历史阶段，在于能促使社会生产力提高到满足全人类丰衣足食的水平。然而它提高生产力异常有效，却无法把丰衣足食落实给所有人类成员。这是因为它提高生产力的基本手段正是贫富分化，是以生存压力和对富有的攀比作为人类竞争的动力。在这样的制度中，生产力可以不断发展，富人越来越富，却不能真正消灭贫困，也不可能消除阶级冲突。今天，当生产力已经达到满足全人类丰衣足食的水平时，就不再需要继续用资本主义之鞭驱动生产和刺激消费，而应该转向比较公平的分配，真正实现每个人类成员的丰衣足食，同时避免增长的极限和生态危机。

现在说这话会被视为不着边际，然而眼前也有资本不超越便无出路的理由：毛泽东时代曾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合法性。即使在今天，毛思想仍是中国最普及的意识形态，也是资产阶级难以在中国掌握政权的重大障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在中国重现，不意味资产阶级已经胜利，只是被官方解释为提高经济效率的工具，限定在经济范畴，资产阶级也顶多被当作“统战对象”。一旦资产阶级企图从政治上取得权力，会引起从工农到左派的全面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无论其打起多动人的旗帜，政权都可以用民粹主义将民众拉倒自己一边，把资产阶级当作妄想变天的“剥削者”打倒。资本的超越者应该看得到这种困境，从而放弃从资产阶级立场追求社会变革，选择新的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不乏优秀人物。尤其是六四后转向经商的一批人，理想尚未泯灭。前面提过的“淬火”一代，不仅政界有，商界学界都有。那代人当年长在一条根上，面对同样的命运，思考同样的问题，读同样的书，甚至是同学或朋友。分化是在89后才真正形成——留在官场的官僚化，置身学界的体制化，“下海”的成为生意人，流落民间的成为反对派……但即使看似形同陌路，内心还是会保留一些共同的种子，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某些人又会重新走到一起。

（待续）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14
四、超越者联盟

超越者联盟不一定有形，就像精英联盟也未打出过旗号一样，只是一种现实中的关系，边界模糊，组成也随时变动。有人认为超越者联盟不过是另一种精英联盟，不错，超越者的确是精英，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精英联盟是想一直把持权力，永远做民众主人，因此拒绝政治变革；超越者联盟则是为政治变革而形成，一旦变革完成，权力交给民众，超越者联盟就会自动消失。从这个角度，超越者联盟也是对精英联盟本身的超越。

超越者永远是极少数。各要素的超越者如果单打独斗，可能会留下一些感人事迹，却不会改变力量对比，起到的作用也如同人数那样有限。但是思想、资本和政权的超越者若能联合在一起，情况则会不同，效果将不是叠加，而是如化学反应成倍提高，甚至产生爆发的能量。


超越者的互动 （第四章第一节）

首先看思想超越者与政权超越者之间的关系。在没有真正启动政治变革之前，政权超越者只能是潜在的，往往还会精心隐藏。其是否能将具有的超越性付诸行动，不取决于愿望，更重要的是有无成功把握。对可能导致社会失控和自己身败名裂的变革，每个当政者都会远离怪。而当确信有成功把握时，仅凭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信条，即使原本没有超越性的当政者都可能出于投机而参与改革。

使当政者确信变革成功，是推动政权超越的关键之一。对此不能仅靠描述目标的美好，如果缺少明确途径，或是笼统而言“车到山前自有路”，都不会打动当政者。成功的把握是在途径。当政者能攀上高位，利害计算自是了得，哪怕有一个环节存在风险也会使其止步，因为功亏一篑和全盘皆输在结果上没有区别。之所以西方代议制无法在中国激发出政权超越者，有风险的环节太多肯定是重要原因。苏联崩溃及戈尔巴乔夫的下场，使当政者明知专制制度没有明天，也宁可得过且过往后拖。只有让当政者事先就能看到变革全程的每个环节，而且都经得起反复推敲，才会相信有成功的把握。

事先就能展现全程，可以对每个环节反复推敲的转型路径，只能出自所谓的“总体性设计”。那当然首先是思想的任务，需要由思想超越者提供。尽管目前学界的时髦是否定“总体”，但这并非是“学术”问题，而是促使产生政权超越者的前提，因此也是政治变革的前提。而不在意主流，不跟随时髦，本身就是思想超越的标志之一。

不过“总体性设计”面临一种互为矛盾的钳制。一方面，受雇佣的思想者很难超越，思想应该是谋生之外的“业余”，没有任何依附，才能成为影响社会变革的独立因素；然而不以思想谋生，思想者就得具备其他谋生技能，且不说那对多数思想者并不容易，谋生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也会使留给思想的“业余”相当有限，而要完成上述任务，工程浩大，让思想者仅以“业余”之力，实在困难。

这是资本超越者可以发挥作用的一个方面。让思想者不为生计所困，需要的钱只是富人少一点奢侈的零头。假设中国真能有一百个富人肯少点奢侈，资助一百个思想者（类似佛教施主对僧侣不求回报的“檀越”），使他们能够脱离体制，独立思考，坚持数年，中国思想界即使不能再现“诸子百家”的辉煌，也会硕果累累，对政治转型提供诸多有益的思想。中国企业家每年花在公益方面的钱多于此何止千百倍，治沙、救猴子、办学校或做白内障手术都有意义，但是培育一个诸子百家争鸣的思想局面，却只需要那些钱的零头，擅长计算投入产出比的企业家，应该看得出效益所在。

当然企业家可以怀疑，在纷纭的思想和思想者当中，哪些是值得资助的对象？这一是需要自己见仁见智，二是要保持超越之心，不一定非求“押宝”最准，而把目标放在营造多元思想交流碰撞的局面上。思想不求定于一尊，转型道路也应摸索多条。虽然历史最终的选择只有一个，前提却是要为历史的选择提供多种准备。

推动思想传播是资本的另一重超越。资本的本质是利润至上，传播思想需要资本，却无利润，因此非超越的资本不会承担。而离开传播，再好的思想成果也不会有用。传播思想不像资助思想者那么简单，需要的资本也会增加。不过，资本超越者对传播思想的价值，除了投资，更多的还是其在推广方面的能力。市场经济的核心能力就是推广——广告、营销、扩展市场等，如果把思想的推广视为思想成果的“商品化”，企业家的“营销”能力可发挥的作用将十分巨大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15

超越者联盟的枢纽 （第四章第二节）

每个要素出现超越者已难得，不同要素的超越者形成联盟更不易。超越者靠自然机遇聚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政权超越者在启动变革前不会显露；思想超越者被主流视为异类，缺少资源、人脉和媒体关注，也难被认识。后者无法发现隐藏在铁幕中的前者，亦无管道相通；前者事务缠身，无暇在信息洪流中打捞超越的思想，或即使注意到思想超越者，也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避讳接触，二者之间基本不可能直接沟通。这就决定了需要存在一种枢纽的角色，所谓的超越者联盟才能联系起来，否则只能是一个空泛的概念。

资本超越者最适合充当这种枢纽。资本的民间性使其没有当政者的忌讳，也不为当政者所忌讳，经营的历练又使其没有思想者的孤傲，可以同时是当政者的座上客和思想者的供养人。不过枢纽的作用绝非在社交场合相互介绍那么简单，超越者联盟重要的不是人聚在一起，而是一个把超越性思想变成当政者行动的过程。枢纽的作用，就在于让超越性思想进入当政者的思维。

专制体制的当政者永远在接纳超负荷的信息，信息的多数因此都会变成无效信息，尤其是接受新思想的功能，几乎全在事务淹没中窒息。如何让当政者关注和思考超越性思想是个难度很大的课题，也是传播超越性思想的关键。让一个当政者接受超越性思想，作用超过一百万普通人；反过来，把超越性思想传播给一百万普通人，主要价值可能是在于由此引起当政者的关注。只要期望在专制制度中实现自上而下的改革，避免自下而上的革命，就有必要顺应和利用专制体制的这种弊病。

政权领袖能迈出超越之步，在于使其确信超越可以成功。超越的途径如果仅停留于思想者头脑，很容易被当作纸上谈兵，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政者连判断都难，遑论确信。这就要求把超越性的思想当作框架，组织起专家学者的团队进行详细的论证和具体的设计，包括构建意识形态、定量分析转型步骤、因果关系和连环反应、制定不同领域和阶段的转型方案，形成配套措施、以及储备预案等。这种论证和设计有“沙盘推演”的作用，可以对每一个环节的充分推敲，对各种可能行进行演习，再将所有环节串成完整的转型路径。专家的参与可以提高推演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助于把超越性思想提升为思潮，从众说纷纭中凸现出来，从而达到吸引当政者关注和使其确信成功把握的目的。

这种工作更是需要资本超越者的参与。除了提供资金，还有以专家团队从事的项目是一种脑库的运作，离不开企业家的优秀管理和配置资源的才能。资本超越者之所以是超越者联盟的枢纽，这是主要意义。因为没有资本的超越者担当这种“总体性设计”的组织和推动，超越性思想就不能成为可操作的“施工蓝图”，也不能让政权超越者确信有成功把握，从而思想的超越不能最终完成，政权的超越也不会发生。

不错，完成这种“总体性设计”所需要的资金，将会远远超出玩票。然而跟改变13亿中国人的命运相比，只以钱去生钱实在是乏味的游戏。即使花费2000万美元（足够几次“总体性设计”所需）登上太空高度（迄今5位资本家花了这钱），又怎么比得上引领中国进行超越所达到的高度？资本擅长的是“聚财之道”，超越性资本擅长的却是“散财之道”。这样的资本超越者人格堪称伟大，功绩也将永垂青史。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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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突破精英联盟——文革启示录

前面所谈思想超越者寻求政治变革的途径，以及资本超越者推动变革的“总体性设计”，都是对精英联盟的突破，而政权超越者把变革的思想与设计付诸实现，则是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的最后一关。

政权超越者权衡变革成功的把握，除了考虑对社会能否成功，还要考虑能否战胜官僚集团。官僚集团是政治变革的最大阻力，历史上的改革人物很多都被官僚集团所毁，这是政权超越者最大的忌惮。变革即使能让社会转型成功，过不了官僚集团一关也不可能实施。执政集团目前的铁板一块，既有可能是领袖与官僚集团共同抗拒改革，也不排除领袖中存在变革意愿，却有心无力，既无途径，也无毛泽东那种不受官僚集团制约的强势。精英联盟的核心是政权，而政权的主体是官僚集团。能否战胜官僚集团，就成了超越者联盟能否突破精英联盟的关键。


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启示一 （第五章第一节）

按照通常看法，只有政治强人可以不受官僚集团制约，能迫使官僚集团服从，从而才可以推动政治改革。按照这种看法，今日中共不再可能产生强人，政治改革的希望岂不就被断绝？自知弱势的领袖也就不会产生政治变革的勇气。然而，关于强人的说法只是人云亦云。毛泽东应该算政治强人的顶尖，分析他的作为，会发现顶多可以做到不受官僚集团制约，却无法做到让官僚集团服从。如果官僚集团真对他言听计从，何尝还需发动文革？事实上，不管毛多么强势，他在文革前一直为体制所困，无法突破官僚集团的罗网。他掌握政权后最多考虑的就是如何对付官僚集团。虽然他是头脑，有绝对权威，但头脑实现自己的意志离不开手脚——即官僚集团的日常执行和贯彻。官僚集团由成千上万有自我意识的活人组成，都在追求个人利益，只要领袖意志（尤其涉及政治变革）和他们自身利益冲突，就会不约而同或共谋地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利用执行的权力，将领袖意志扭曲变形，或消解于无形。

领袖无奈官僚是一个历史难题，无论是皇帝还是毛泽东，或是现在的“中央”，其根源就在于领袖对官僚集团的关系是“以少制多”。领袖再强，一双眼睛又如何看管得住百万官僚？虽然毛被捧在神明的位置，但是连他居住的北京，对他而言都成了“独立王国”，让他抱怨“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因此，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强领袖和弱领袖没有区别，都不能让官僚集团服从。

毛泽东多年没有找到解决官僚集团的方法，因为那些方法都要通过官僚集团才能实行。即便是被称为“文革”前奏的“四清”，他仍然想通过政权体系解决官僚集团的问题。然而他最终发现，那根本就像是刀锋砍刀背一样不可能。官僚集团怎会真对自身动刀？他只有寻找另外的力量对付官僚集团。

这才有了“文化大革命”。毛最终找到的办法是超越官僚集团，直接向民众发布号召，指挥民众行动。他不再通过组织系统传达和贯彻他的意志，而是登上天安门城楼，面对民众直接表达，授权民众不服从官僚集团。毛发动文革时的举动——接见红卫兵、写大字报、支持造反、鼓动串联、发布“最高指示”等，都为了跨过官僚集团，直接指挥民众。这种史无前例的超越不仅使官僚集团无法再阻挡毛的意志，连其自身也被打倒。然而这不能视为政治强人让官僚集团服从，反而正是说明即使以毛的强势，也无法指望官僚集团服从，他才必须利用民众之力将其摧垮。

毛打倒官僚集团不是靠自己，而是靠民众。毛的作用只是教给民众如何做，授予民众合法性，其余的都是“放手发动群众”，让民众“自己解放自己”。之所以民众打倒官僚集团如摧枯拉朽，在于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以多制少”。这应该是文革的一个重要启示：战胜官僚集团，不能用体制内的方式，也不能指望依靠强势领袖，唯一的可行之路，就是由超越官僚集团的领袖直接与民众联手。这是文革付出巨大代价换来的遗产，是毛泽东的一大发明。可以说，政治改革最困难的问题——如何战胜官僚集团，已经由文革给出了解决之道。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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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立不破” ——文革启示二 （第五章第二节）

毛的悲剧在于虽然成功地实现了“破旧”，却没有成功地做到“立新”。让民众直接掌握政权只是一种动人的理想或蛊惑，现实中却没有操作方法。毛可以直接联手民众打倒官僚集团，但失去了官僚集团的管理，社会也就失去秩序，导致“天下大乱”，难以为继。只要专制本质不变，领袖最终只能靠官僚集团进行统治。为了从“大乱达到大治”，实现“安定团结”，毛不得不在“全面内战”后重建新的官僚集团。文革由此蜕变成一次“吐故纳新”——将原来的官僚更换新人，而结构和机制原样未动。然而新人会变，进入政权的“工农兵”在掌权中迅速沦为新的官僚集团和特权者，重新脱离毛的监控。毛只有宣称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以此威慑官僚集团。然而除非他能“万寿无疆”，只要他离开人世，尸骨未寒，官僚集团就会彻底复辟，比原来走得更远。复辟者最先做的，就是把他赋予民众造反的合法性宣布为违法，将民众仅有的政治权利彻底剥夺。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证明官僚集团对民众力量的惧怕。

之所以毛泽东和民众联手能摧毁官僚集团，却无法防止官僚集团复辟，原因就在没有找到取代官僚结构的方法。毛的“破字当头”、“不破不立”的逻辑无法摆脱困扰他的悖论。先破掉官僚集团，必然导致无政府状态，出现动乱。为了避免社会失控，当务之急是重建政府，而非追求立新与超越，于是又要重新借助官僚集团。掌权的官僚集团会立刻轻车熟路地恢复原有结构。在那种没有超越性的重建中，即使把官僚集团全换上新人，也是换汤不换药。所谓造反者一掌权就变质，道理就在这里。中国历史的“两暴循环”也可以从这里寻找答案：“暴民”就是先破之后的失序，那时的恢复秩序只能借助“暴政”，于是就重回原本结构。因此只要是“破字当头”，“立”就没有可能，前面所“破”掉的，也都会重新复辟。

要避免文革的结局，必须把“破字当头”改成“立字当头”，只有先立后破，才能真正立得起，也才能真正破得掉。先立，意味着不是先破坏旧秩序，而是立起之后自然顶替旧秩序。如果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凡“立新”之处新秩序已经形成，尚未“立新”之处仍会保持旧秩序，社会因此始终不会失序，直到新秩序全面建立，旧秩序才会寿终正寝。这样的转型便可以从容不迫地进行，因为不会失序而不会出现“暴民”，从而也就也就没有重返“暴政”的理由。“立字当头”的结果，最终是“破在其中”——这应该作为文革的另一个启示。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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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领袖的劣势和优势——文革启示三 （第五章第三节）

毛在文革中的时进时退、左右调整，其实也反映了他既想超越官僚集团、又离不开官僚集团的两难。不过他的政治强人身份，这时倒显示出作用。他在超越时能联手民众摧毁官僚集团，而在需要恢复秩序时又能重建官僚集团。不管文革落到如何乱局，他都有把握力挽狂澜，即使在官僚集团全面瘫痪的权力真空中，也能让社会保持基本服从。毛能做到这一点，筹码就是民众对他的“个人迷信”——这是他作为政治强人的根基所在。从这个角度，毛对“个人迷信”的培育，鼓励对他的造神，与其说是出于爱好，不如说是在锻造立于不败的看家手段。

今日中国已无培育个人迷信的土壤，毛式强人也不会再现。既然没有强人无法收拾乱局，就必须保证不能再出现文革那种“天下大乱”。这应该作为文革的另一个启示。也就是说，今天即使能用毛联手民众的方式摧毁官僚集团，政权的超越者也不能那样做，原因就是谁也收拾不了那种乱。而今天的乱所带来的灾难，将会远远超出文革。因此，今天的政权超越者与民众联手，只能是为了“立”，从“立”着手，以“立”而“破”，以循序渐进的“立”逐步取代官僚集团，而不是一下子将其破掉，才能防止出现导致乱局的权力真空，在转型过程中保持秩序和稳定。

有人对此会质疑，官僚集团难道能坐以待毙，等着被取而代之吗？毛泽东之所以必须摧毁官僚集团，正是因为官僚集团不打倒，文革就不能发动起来。今天的官僚集团除了会像当年一样“镇压群众运动”，对试图像毛那样跨越官僚集团联手民众的政权领袖，也有能力进行罢免。在文革中吃了大亏的官僚集团在毛死后的三十年，已经用程序化和制度化大大加强了对领袖的制约，不会允许再出现能超越官僚集团的政治强人。别看今日的政权领袖在其他方面一言九鼎，若是涉及到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和整体安全，受到的制约与毛不可同日而语，决不再能随心所欲，甚至可以被“开会拿下”。

的确，官僚集团对领袖建立了更强的制约，但那只能使政权超越者更无其他选择，唯有使用毛的手段——跨过官僚集团与民众直接联手，才能实现超越。官僚集团固然对此不会坐视，然而文革经验已经证明，只要真正给了民众政治权利，让民众“自己解放自己”，与官僚集团形成以多制少的关系，官僚集团根本不是对手。不错，今天的官僚集团有能力罢免政权超越者，但那存在一个从集结力量到启动程序的时间差。以今天的技术手段，那个时间差已足够政权超越者完成与民众的沟通，把“立新”方法交给民众，授予他们不服从官僚集团的合法性。当年为了做到这一点，毛在1966年要把1300万红卫兵调到北京接见，动作之大、成本之高难以估量。而今天利用普及全国的电视网络，政权超越者可以在官僚集团无知觉的情况下，瞬间就能面对数亿民众。这种优势是毛当年没有的。

不过，既然不能摧毁官僚集团，政权超越者与民众的联手的时间就不会太长，随后将被动员起来的官僚集团罢免。这就要求政权超越者发动民众进行的“立新”具备自我复制和自动扩展的能力，一经启动，其后完全可以由自发的内力驱动和运转，直到整个社会完成转型都无需再有外力推动。那样的转型要求政权超越者提供的只是“第一推动”，随后即使政权超越者被罢免，官僚集团也无法再阻止“立新”继续。“立新”一旦遍地开花，所有的镇压都将是杯水车薪，徒劳无功。

那时，政权的超越者虽然被罢免，但既然是任期制，迟早都会下台，也损失不了多少。少当几天官，却能成为改变历史的人物，也是很划算的交换。何况只要转型成功，以其所做的贡献，谁敢说不会再有另一番前途呢？

（待续）

中国地方政府毫无遏制到了何种地步？

评郑州市惠济区政府新址的奢华程度和政府的腐败程度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7月15日
这些年里，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各地政府豪华、宏伟壮观的办公楼，以及欧洲园林式的行政中心。第一次给我震惊的是广东东莞市的“人民大会堂”，这座建筑的规模决不亚于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几年后在广东顺德又看到了一片规划气派的行政中心，一片片的草地绿地，几座堂皇的办公大楼点缀其间。占地面积何止几百亩！足有几平方公里！
有一年在南京讲课完后，乘车去机场，走着走着，眼前突然出现一座美国国会山式的圆顶白色建筑，再定神一看，是南京市雨花台区政府的机关大楼。当时心中涌出无限感叹：也只有我们的政府部门才能盖出这样气派的大楼。
如果说沿海发达地区有钱摆阔气还有情可原，但前年去山东泰安市使我产生了更大的震惊，这个本不富裕的城市，居然在泰山脚下建起了一片足够豪华的政府行政中心，以市政府大楼为主，人大、政法等部门大楼环绕其周，其气魄，其规模，简直可以说无与伦比。那个宽阔的广场绿地足可以与天安门广场媲美。
我暗暗地吃惊，在一个人民还这样贫困的泰安地区，这些国家“公仆”们竟然这样挥霍人民的财产！我们这个共产党执政的政府，还有一点与人民共生共存的思想、有一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吗？我曾经几次写文章抨击地方政府的奢侈，腐化，曾经数次将这些豪华的政府大厦放到网站上暴光。但无济于事，各地政府的疯狂建行政中心的奢侈之风欲演欲烈。
这与历史现象有何差异！任何时代社会资源总是掌握在强势权力集团手中，而任何时代的国民财富都消耗在这个时代统治阶级崇拜的对象之上。在古埃及，法老们崇拜的是高大的金字塔，因此，整个国民财富统统消耗在金字塔的建造上。在古代中国，帝王崇拜的是豪华宫殿和死去的天堂，因此国民财富大都消耗在高城大墓上。在清代，慈禧太后为了建心爱的颐和园居然挪用海军经费。
而到了今天，中国社会崇拜的是什么？虽然没有了死后的追求----陵寝大墓，却有了现世的奢侈享受----豪宅、华宫，以及身份地位的显示：宏大的权力象征----政府行政中心。
就是在这种新权力和物质享受崇拜驱使之下，终于，暴露出河南郑州市惠济区奢华新址的新闻----以530亩土地的面积打造出一个园林式的区政府奢华办公中心！终于新华社的记者们忍不住写文章了，终于政府奢侈的新闻传遍了国内外，连凤凰卫视电台也进行了评论。但是，这一过程却使我们产生疑问：为什么非要等社会舆论出来之后，地方政府官员们才检点和收敛？为什么中央政府不能将这样的事情消灭在萌芽之中？为什么当地民众不能在此举还未进行之前就能事先预防？
500多亩地的面积，建起了一片富丽堂皇的政府行政中心和山水园林，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多的开支，郑州市政府何曾征求过市民的意见？是谁允许你们随便动用财政资金为自己修建如此奢侈的办公场所？
这种现象除了说明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的约束软到何种地步，再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没有人能监管得了政府，政府的财政税收有无上的权力。这些年政府财政税收的膨胀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每年以20%以上的增速增长，但却没有人评论这种膨胀是否合理。如何多的财政收入都用到哪里去了？用到国防事业和社会保障上去了吗？没有，而是用在地方政府竟相奢侈上。
这样的财政收入怎么能不培养出一个奢侈的政府！改革这么多年里，我们把国有企业改掉了，把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改掉了许多，但什么时候改革过政府的行政方式？譬如，政府什么时候向社会公布过财政收入的开支去向？政府什么时候向社会公布过行政成本？国家统计局什么时候增加过新的统计数字（如政府办公经费等）？政府什么时候改革过不透明的执政方式？
如果中国的改革仅仅是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而没有政府执政和行政方式的改革，那么经济改革的成果便可能成为政府腐败和腐化的经济基础。近年来，改革为什么受到社会这么大的质疑，其根本原因在于这场改革的片面性。
为了使我国诞生一个健全的政府，为了恢复共产党政府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我们以自己的行动向社会发出呼吁：地方政府毫无监督制约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中央政府要采取措施杜绝地方政府为所欲为的状况，郑州市人民群众要发挥自己的舆论监督作用。
我们呼吁：各地人大、政协要严格审查政府的各项开支，政府必须向各检查部门公布经费开支用途和去向，这要成为一年一度人大、政协会的重要议政内容。我国经济改革已经告一段落，行政改革已经映入眼帘，而所有行政改革的重点，就是中国必须有一个受人民约束的政府。否则，我们的改革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改革。

作为中国人，我们如何面对李登辉的这种讲法？

李登輝讲：我二十二岁以前是曰本人，名字叫岩里政男，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曰本时代的教育。他甚至进一步指出：我之所以不看重大陆中国人的理由，是同样读孔子之书，他们少有像受武士道薰陶的曰本人这样的想法，即实践躬行的精神…….。只靠一张嘴巴，公然说谎。中国文化为何这样腐败，理由很明显，就是这言行不一
致。
读了李登辉这段话，坦白承认，李讲的确实是实情。所不同的，李的父親是曰本人，母親是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李不看好大陆中国人，要带领台湾离开中国。
作为中国人，一方面不能接受台湾的独立，另一方面是不是要正视自己的问题，这言行不一致，讲一套做一套 ，或者会在国内暂时行得通，因为我国以前的统治者，曾经指鹿为马，可以得逞於一时，与现在的统治者明明实行的是官僚资本主义，却硬要讲成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同出一辙。中国人来到世界上，要受人尊重，被人看重，不是靠自吹自擂，而是靠言行一致，目标始终如一。
知耻才能大勇，认识到讲一套做一套是最可耻之事，下决心改之。如果共产党领导人还真的相信社会主义的理想，就依靠广大劳动人民，把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好。只要真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出来，统一国家，就如探裏取物，又有何难！台湾人民接受统一，也会口服心服。
正如彦浯所讲：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正视自己的问题和缺点，下决心改之，改了之后，才能获得自信，成为堂堂正正的大国，受人尊重。

官僚垄断的中国改革

博讯
中国的「光荣改革」变成赎买精英阶层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机
会主义游戏，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及历史
动力。

袁剑：中国着名财经评论员。曾担任《价值》杂志主笔，现任财经杂志《董事会
》执行主编，着有《中国证券市场批判》一书。

从一九七九年到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二十七年。无论是作为一种官方的意
识形态，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二十七年无
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恐
怕只有毛泽东的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它表面上远没有毛式革命那么浪漫和富有
戏剧性，但它对十三亿中国人的影响却是无远弗届。

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很难了解，改革这个字眼，对于我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所施予的
神奇感召力量了。对于我们，改革与「创世记」同义。参与改革，就是参与那个
开天辟地的一周。在那个时候，改革不仅仅是几代人的一种精神想像，也是现实
中一种点石成金的魔术，其所到之处，「光」有了，「水」有了，彷佛一个与过
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正在渐次生成。在那个时候，改革是为所有人而生的。从极
其匮乏、极其禁锢的历史中出发，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改革所带来的精神解放、
物质繁荣中获得了巨大的边际满足。也正是因为这种共赢的性质，改革不仅受到
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拥戴，也同时成为凝聚社会团结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这个
时期的改革是属于全民的改革，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动力。其强大之处也正在于此
。如果一定要为这一段改革时光赋予一种独特的历史地位，我们会毫不犹豫称其
为「光荣改革」时期。于此，改革也作为一种不容亵渎的意识形态被奉上的神坛
。

然而，以八十年代末期那一场特殊的历史变故为界，中国改革开始脱离它原来的
精神指向，而逐渐沦为特殊分利集团的专利。自此之后，从表象上看，中国的市
场化进程虽然比之八十年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改革的真实内容却偷偷地被垄断
、被劫持，成为仅仅服务于强势利益集团的独家秘笈。我们无法详尽解析这种改
革蜕变的历史秘密。简短的解释是，这是由于中国改革的官僚依赖路径所造成的
。这种改革路径引发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背弃了初
始的全民契约，变成了一种不受监督、不受制约、不需要全民共识的官僚垄断工
程。既如此，牺牲核心圈之外人们的利益也就成为一个逻辑的必然。

事实上，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不断开始有社会群体被抛离这列改革快车之外。
当时间或流传出的各种「下岗工人自杀」的类似寓言版本，传达出中国社会对改
革的普遍不适应症状──改革综合症。这种在后改革时期四处蔓延的改革综合症
，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改革的社会基础，也开始直接威胁改革的另一个前提：稳
定。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即所谓做大馅饼，就成为中国政治中压倒一切的
目标。

在中国战略家们那里，有一种根深柢固的信念：经济增长可以将我们渡向彼岸。
只要有经济增长，只要有不断扩大的财富基础，中国就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腾出
手来，解决转型中积压下来的各种问题。按照一句经典的政治格言就是所谓「发
展是硬道理」。但显然，斤斤计较于「效率」的策士们忘记了凯恩斯曾经暗示过
的这样一条更「硬」的道理：从长期看，真正的增长只能是正义的产物，公正即
效率。

所以，对于中国那些偏执的改革家来说，只要有利于促进短期经济增长的，哪怕
再短视的措施都可以用改革的名义出台。改革不再是有确定内容、确定目标的一
种自我生长、自我维护的机制，而彻底变成了经济增长的一种附属、一种工具。
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蜕变，从服务于全民的改革，
变成了服务于短期经济增长（GDP）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改革。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
开始的教育、医疗、住房等改革为例，这些「改革」虽然有利于赎买某些特殊利
益集团，有利于推动广泛的货币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但其结果却是将更多的人抛
到了改革之外。

当人民被当作包袱而不是财富抛弃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会愈益狭窄。于
是，一种关于改革、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经
济增长；越是要推动经济增长，就越是要发力推动符合少数人利益的改革；而越
是推动这种「改革」，就越是不稳定。自此，中国的「光荣改革」变成一种赎买
精英阶层的私相授受的权宜之计、一种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纯粹的机会主义游戏
；它不仅从内部被完全腐蚀，也从外部彻底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以及历史动力。
高速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却很难说服那些在改革中遭
到无情剥夺的民众。

改革的支持基础日益削弱，从八十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九十年代
「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现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中国「光荣改革」
强大的精神力量已经成为几代理想主义者的灰色记忆，尘封于历史的角落之中，
生锈、发霉。改革死了，我们怎么办？

王力雄:《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连载一

博闻社 北京时间：2006年06月29日22时39分 发布
编者按：博闻社从今日开始连载著名作家王力雄先生的新作：《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王先生的新作是支持中国和平转型的方法论说，是一种很好的探索，希望关心中国和平转型的朋友们都能来参与讨论。谢谢!

目录

一、中国没有“先进要素”

民众——无奈或爆发
政权——只“代表”自己
资本——“坏资本主义”
思想——定制生产的商品
国际——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二、精英联盟与联合民众

精英联盟——以不变应万变
思想联合民众——与激进共舞
资本联合民众——资产阶级革命
政权联合民众——走向法西斯

三、超越者

何为超越
思想超越者——从“可能”通向“应该”
政权超越者——成为历史伟人
资本超越者——财富是为社会承担责任

四、超越者联盟

超越者的互动
超越者联盟的枢纽


五、突破精英联盟——文革启示录

如何战胜官僚集团——文革启示一
“不立不破” ——文革启示二
今日领袖的劣势和优势——文革启示三
实现政治转型的关键

一、中国没有“先进要素”(第一章)

从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角度，可以把民众、政权、资本、思想和国际视为五个不同“要素”。这与以经济划分“阶级”的区别，在于着眼对政治变革的功能。
“民众”涵盖从工人、农民到专业人士，虽然社会分工和生存状况相差巨大，共同点在于都是劳动者，同时都是无权者。“民众”构成社会主体，但自身命运被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左右。
没有把“知识分子”作为独立要素，是因为这个概念在不同语境所指混乱。技术性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区别只在技能与专业，可以归入“民众”。另一部分知识分子服务于政权，是政权机器的组成部分，归入“政权”要素。
“资本”要素涵盖的是掌握私人资本和经营私有企业的人士，他们是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资本”要素与阶级的关联度最高，二者几乎可以等同。
如果说其他要素多少都和阶级有关联（如“民众”是劳动阶级，“政权”关联特权阶级，“国际”背后有国际资产阶级），“思想”要素却与阶级完全无关。思想者分散于不同社会阶层。任何群体——平民、学者、官员、企业家……都可能产生思想者。衡量标准只是其思想能否产生社会影响，而不论那影响对政治变革的作用方向。“思想者”没有一致立场，相反，不同思想之间更多的是分歧甚至对立。“思想”要素的总体作用体现为一种矢量之和。
对今日中国，“国际”要素一般是通过影响国内要素发挥作用。只有在特殊的时刻，国际力量才可能以直接干涉或制裁的方式介入。
中国政治变革的希望在哪里？以往熟知的历史观考虑这种问题，总是先要寻找“代表历史正确方向”的“先进要素”，把实现变革的期望寄托于那种“先进要素”。今天，人们也在中国寻找这种“先进要素”，但是分别来看，五个要素都不能担当起这种使命。

民众——无奈或爆发 (第一节)

常听到“政治变革希望在民间”之说，但那很像一个政治正确的口号，看不到现实的可能性。民众无组织也无权力，不能统一行动，不能参与决策。民众可以自发形成对现实满意与否的判断——即所谓民心，如果民心不满，导致服从降低、对抗增加，会对政权造成压力。然而如何变革，目标是什么，怎样行动，民众却不能自发掌握。民众压力发挥作用的途径只能是迫使政权让步。的确有政权让步而实现政治变革的先例，但问题在于，如果政权决心不让步，民众压力就不会发挥作用。
坚持民众可以推动政治改革的观点认为，只要压力足够大，政权就不能不让步，即使每次让步幅度不大，只要持续下去，终会积累为质变。然而事实是，今天中国政权在治理和行政层面可以灵活务实，不断调整，在体制层面却是绝对僵化死守，压力越大镇压越强。这其中的逻辑不难理解——如果让步的结果是政权灭亡，不想灭亡的政权就绝不会让步。
何况，民众压力对政权并无致命威胁。民间是分散的，串连限于熟人社会，难以实现大规模组织。政权利用机动能力和对武器的垄断，击破分散的民间反抗轻而易举。中国的现实一方面是每年几万起群体闹事，一方面是政权极其稳定。二者看似矛盾，原因就在于闹事是分散的，对政权仅仅是麻烦，不会危及根本。
除非几万起闹事能在同一时刻发生，再强的镇压力量也会变成杯水车薪。那种可能性虽然很小，却不是不存在。如果民心普遍怨恨，只要发生金融崩溃、经济动荡或战争爆发之类波及全社会的危机，就会起到在各地同时点燃导火索的作用，形成“一哄而起”，那时政权就可能在“墙倒众人推”中很快垮台。
那是民众压力可以达到的极致，却不见得是社会福音。分散的群体在同一时刻起事，会使整个社会落入乱局。无组织的民众没有共同目标，无法协调行动，却遍地开花、相互冲突，达到的动乱程度可能很快就使社会无法承受。糟的结局是社会崩溃；最好结果也是新的“暴政”出来镇压“暴民”，恢复秩序。那将不会有政治变革，只不过是又一轮“两暴”循环。
有人把民众的组织化寄希望于互联网。互联网能给串连提供手段，是否就能使民众树立共同的变革目标、实现协调行动呢？有过互联网经验的人都知道，在互联网上取得共识多么困难。互联网的作用不是单向的，只对民主有利。民族主义、毛主义、权威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都可以利用互联网。互联网在给民主活动提供方便的同时，也一视同仁地给煽动者的战争叫嚣提供方便，给情治机关的监控提供方便，给资本诱导消费提供方便。互联网只是社会的数字化形态，反映的仍然是现实社会的力量对比，照样被政权所专制，由资本所主导，充满偏见和分歧。作为一种技术，互联网激动人心，但不要希望它能在政治上创造奇迹。
(待续)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二

王力雄
政权——只“代表”自己（第一章第二节）

正如有人指出，以往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现在自命“三个代表”的政权，其实并非任何阶级和集团的代表，而是一个自利自为的独立集团。政权成为代表，前提是被推举产生。权力来源跟其他阶级或集团无关的政权，只可能“代表”自己。

中国与政权相关的人群相当庞大，除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还有庞大的党系统；学校、银行、媒体、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等都是政权的附属；由财政供养的 “事业单位”职工、众多退休干部等，也和政权生死与共；包括上述成员的家属，这些人加在一起，总数会超过很多国家的人口。当前体制使政权集团掌握最多资源，得到最大利益，政治改革要改变这种状况，政权集团当然不会接受。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看得最清楚，现政权如果放弃一党专政，接受民主体制，“台独”会失掉大部分口实，两岸统一也会去掉很多障碍，然而无论现政权把“统一大业”拔得多高，只要涉及权力，绝不肯有半点放弃。

权力集团抵制政治改革，除了因为现体制使其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人羡慕的地位，以及经济上的诸多好处，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失去保护的担忧。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现政权在政治上结下大量冤仇，在经济上导致众多腐败，一旦失去专制制度庇护，绝非把责任推给抽象的党就可以解脱，而是会清算到每个具体个人。对那种前景的恐惧，是权力集团成员捍卫旧体制的重要动力，那等于是在捍卫自身和家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可想动力多大。

的确，今天的政权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强暴，有了更多的法制和现代因素。如果不断改善下去，会不会最终通向政治本质的改变呢？与毛时代相比，中共从追求理想的革命党变为追求利益的权力集团，这无疑是一种本质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只是中共自身的变化，却不是专制体制的变化。政权的专制性依然如故，变化只是中共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人间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当年政权使用过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暂时搁置不用而已。如果有一天它认为使用那些手段收大于支，随时可以重新使用。六四如此，十几年后的汕尾事件再次证实。毛时代的政权在理想受威胁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威胁时也不会手软；而当未来政权力图挽救自身时，仍然可以实行法西斯手段。因此，认为中国政权会通过自我演变实现转型，过于乐观。

追求利益使政权变得务实，因而不再虚妄，但也同时使政权变得腐败，因而更加贪婪。当今的权力集团不追求主义，不搞思想斗争，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自身利益的满足。它为自己列举的业绩，大部分只是政权的起码职能，没有歌功颂德的理由；那些纪念碑式的成就，多数又与人民需要无关；回顾9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质是被精辟概括的“揽权推责”，把该对社会尽的责任尽量推卸，把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揽得更多。这样的“改革”只能使社会日益陷入困境，这样的权力集团又如何会放弃专制？变化充其量是在“治理”层面。受到一些学者赞扬的“政府的学习能力”，其实是只是修补能力。这种能力越强，政治转型越难。

顺便谈两个相关话题：一是属于政权要素的军队，能否有一天担起政治变革的使命？二是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可否实现政治转型？

前者可能性之所以渺茫，主要问题还不在中国军人缺乏人文素质，因此难以产生政治家（虽然的确是问题），更大的制约在于“党军”传统。中国军队从诞生就以“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八十年的历史已把党文化化作军队的基因。今天不会有任何将领能超越党而让军队整体服从。没有党，军队就失去意识形态和凝聚核心，掌握着实际武力的各部队就会拥兵自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最大的问题之一，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研究。

对后者，且不说“党内民主”的虚幻，即使有了“党内民主”，结果也会使权力集团更趋自利，对政治改革更为保守。这是因为，在集权体制下，掌握绝对权力的寡头还可以按个人意愿行事，权力集团被当作家仆或工具。寡头既可以进行“文化大革命”那种颠覆，也可以做出解除党禁那种突破。“党内民主”却是要消除寡头，由下至上推举党的领袖，从而使领袖不再是为所欲为的“主子”，只能为本党成员服务。当前中共的自我谋利趋势，一定程度也是因为寡头弱化，党内高层和各级负责人受下级制约所致。如果真在腐败弥漫的中共党内实行民主化，中共高层甚至可能失去惩治腐败的勇气。那种“党内民主”不但不能带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反而会使中共更加自利自为，与民对立。

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考虑，还会有一个关联后果：目前关于“党内民主”方案，基本都主张从“党内分派”开始。然而对于“党军”，党内分派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分派。对社会而言，没有什么会比军队分派更危险了。

(待续)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三

资本——“坏资本主义” （第一章第三节）

今日中国的资产阶级颇像当年王权统治下的欧洲资产阶级，经济力量日益强大，政治上不能参与，还受权力威胁与剥夺。资产阶级目前虽然政治上还是侏儒，只擅长以权钱交易保护自己，但却被寄予推动政治变革的希望。它比政权有变革动力，又比民众有变革能力。以其不断壮大的速度，总有一天会不甘心再做政权奴仆，而希望由自己掌握政权。

作为当前世界政治制度的主流，代议制民主是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最方便的方式，因此是中国资产阶级现成的政治目标。尽管资产阶级人数少，但因为代议制在大大超出选民经验的范围进行选举，选民只能通过媒体和宣传了解候选人，而媒体和宣传需要金钱支持，这是资本能够主导代议制的关键。资本掌握金钱，金钱操纵媒体；代议制民主下的政党、利益团体、民间组织等，能量也和得的金钱成正比。这使得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谁能进入政权，由此而保证政权成为自己的代表。

除了主导选举，资本还能影响代议制运行。如对分立的三权，可以通过院外游说影响立法，通过操纵舆论影响行政，有钱聘请律师又使其占有司法优势。民众在立法和司法方面基本没有能和资本抗衡的力量，对行政也只有相隔数年才能在资本推出的候选人中做一次选择。社会规模越大，沟通越依赖中介，金钱对代议制的影响就越有决定性。中国社会的规模最大，因此是资本最可翻云覆雨之地。

资产阶级在本质上并不喜欢民主。在他们掌权的领域——企业，从来没有民主，而是绝对专制。他们要求民主是在尚未掌权的领域，目的是由自己做主。在那种民主之下，民众是不会成为社会主人的。当多数人生的很大部分和企业联系在一起，企业内部却无民主，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徒有虚名。
不过，如果中国能达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即使不完美，也可以让人满意。然而那没有可能。资本主义被分为好坏两种。所谓的“好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着追求利润的资产阶级和追求消费的中产阶级，是通过把多数劳动者提升为中产阶级，让他们有能力提高消费，来给资本扩大市场和增加利润。中国要实行这种“好资本主义”，首先需要把数亿人变成中产阶级——进入城市，完成教育，变成白领，相应地完成城市化，提供住房、汽车、高等教育、工作职位等，支撑这种转变的将是数倍乃至数十倍于今天的资源。中国的生态能否支持如此庞大的消费？这是基本问题。今日中国对国际资源和能源的胃口已令世界震撼，未来中国的需求若是再大数倍（不要说数十倍），用什么来充填？那不是能靠科技万能论的幻想就可以得到答案的。

那么，能不能干脆不要中产阶级？这就走上了“坏资本主义”之路。中国实行资本主义，不会给中产阶级多少空间。且不从生态限制来说（“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思维总是把生态问题视为杞人忧天），以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扮演的角色，资产阶级也不会允许多数劳动者转变为中产阶级。全球化造就的是一个50亿穷人为10亿富人打工的二元世界。10亿富人包括少数发达国家的多数国民和多数不发达国家的少数国民。中国资产阶级要的只是自己置身全球富人行列，那前提是多数中国人必须留在穷人行列。因为廉价是中国经济的主要优势，一旦中国劳动者的收入和劳保提升到中产阶级水平，中国的优势——连同经济的繁荣——就会因此而失。所以，由资本决定中国的未来，不会改变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四

思想——定制生产的商品（第一章第四节）

这里的思想是指能通过影响他人（无论民众或决策者）对社会变革产生作用（不分推动还是阻碍）的思想。主义、哲学、意识形态、具体的研究和方案等，都属于这种思想。

不同的思想大相径庭，甚至针锋相对，但很多时候并非出于思想的自由，而是被效力的对象决定，因此是一种不自由。思想不自由的原因，在于思想本身无法产出满足衣食住行的用品，思想者若无其他谋生技艺，就只能将思想作为商品换取生活所需。不同的利益集团需要不同思想，因此主顾不同，思想者产生的思想也不一样。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歧有多大，思想之间的分歧就有多大。

目前，中国的职业思想者多数供职于政权供养的研究机关或大学，可想而知只能是政权的工具，或者热衷为政权的巩固和治理“上折子”，或者致力于获得政权赏赐的“学术成果”。体制内思想者在六四后被纳入精英联盟，政权对其大幅提高物质待遇进行收买，使得1980年代蔚然成风的思想反叛转变成今日的普遍邀宠和犬儒。对政权而言，是精英联盟最成功的结果。

随着壮大，资本阵营也产生了构建自身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的需求，虽然投入的资源尚不能与政权比，但因为资本具有变革动力和相对自由的空间，依附资本的思想比由权力控制的思想有更多生命力。目前政权的意识形态千疮百孔，全靠话语霸权和宣传机器支撑，资本的意识形态却能引导社会思潮，资产阶级也从倍受歧视的地位跃居为时代英雄，与当年的时代英雄换了位置。不过，依附资本的思想无论如何活跃，却不会超越资本的边界，尤其在面对公平和正义问题时，阶级立场更是难以逾越的界限。

即使是民间思想者，谋生也在束缚思想。看上去，商品经济的文化市场给思想者提供了撰文谋生的可能，然而中国目前的文化市场同时存在着政权和资本的双重制约。政权禁止一切与它不一致的思想问世，封杀敢于冒犯它的思想者；资本则拒绝一切不能为它带来利润的作品，把严肃的思想拒之门外。在大众口味被娱乐引领的时代，认真的思想只能身处边缘。想在文化市场讨生存，思想一要自律于政权划定的政治界线，二要迎合资本认定的商业口味，何以还能自由？

欧美的大学是庇护自由思想的堡垒，既能保证思想家尊严体面的生活，又能保证思想不受干涉。中国没有这种堡垒，独立的思想无所栖身，四处流浪，要么放弃尊严充当师爷，要么忙于糊口精疲力竭，要么愤世嫉俗失去从容，改变历史的思想是难以在这种状态下产生的。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五

国际——只有利益是永恒的 （第一章第五节）
出于对中国内部实现变革的绝望，有人把希望寄托给国际社会。对此应该清醒：各国政府是本国利益、尤其是本国资本利益的代表。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最高圣经，政治家的业绩也是用经济增长衡量。中国眼下被称为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是为西方社会提供廉价商品的生产基地，也是最具潜力的市场。只要能从中国得到经济利益，各国政府就会容忍中国的政治现实，把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停留于政府发言人的表态。而中国政府也是以此为筹码，挑动各国竞争，成功地瓦解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联盟。

不过，就算国际社会真心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作用也不会很大。小如古巴可以在美国后院坚持几十年，朝鲜、缅甸、伊朗等面对整个西方的压力依如故我，实力强百倍的中国又如何挺不住？压垮中国的途径只有一个：即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切断中国的出口、原料、能源和投资，导致高度依赖世界经济的中国（和六四时已大不一样）出现经济危机，引发原本被经济发展遮蔽的社会危机，进一步引发政治危机。如果三重危机叠加，现政权的确会抵挡不住。然而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制裁同样会使西方付出沉重代价，各国是否愿意承担？万一垮的不光是中共政权，中国社会也因此出现动荡，带来的冲击就更大。从这个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宁肯坐视中国保持最糟糕的制度，也不会愿意中国陷入混乱，成为殃及世界的“黄祸”。

西方希望中国变，是以“和平演变”或“天鹅绒革命”的方式。不过中国真如西方希望的那样变，也是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社会。西方富国的“好资本主义”并非能随全球化自动普及，反而需要国际的“坏资本主义”为基础。和贫富阶级之间的“坏资本主义”一样，贫富国家之间也存在“坏资本主义”——剥削体现为富国以资本手段“合法”地攫取穷国资源；贫富分化体现为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专制体现为国际秩序的强权即公理；不平等体现为富国把穷国变成世界的血汗工厂和垃圾场。

在这种国际秩序中，中国只能被允许实行“坏资本主义”，因为地球资源不够13亿人实行“好资本主义”，富国也不会情愿与中国分享资源，哪怕其人均占有资源高出数十倍。按照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分配的角色，少数中国富人和白领组成的中国现代化一元充当富国高档产品的海外市场，而处于贫穷一元的中国普通劳动者充当给全球富人生产廉价产品的打工仔。在这样的世界上，实行“好资本主义”的富国内部可以相对安宁，但是在实行“坏资本主义”的中国和其他穷国，以及在实行“坏资本主义”的国际之间，阶级分化和冲突将会更加广泛和激烈。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六

二、精英联盟与联合民众（第二章）
有人会认为，一个正常社会是由不同要素相互支撑、互动发展，并不需要依靠某个“先进要素”，未来中国走上变革之路将是各要素组合与互动的结果。然而这样的展望不应只是笼统推断，还要进行具体分析，看一下不同要素间的组合分别会达到什么结果，有无可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这种要素组合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政权、资本和思想（一定情况下还有国际）之间的联合，即通常所说的“精英联盟”；另一类是政权、资本和思想出于各自目的分别与民众的联合。


精英联盟——以不变应万变 （第二章第一节）

对现政权而言，所有活动的中心都为了把持专制权力。不再坚持信仰使其具有的灵活性近乎投机，什么都能变，唯一在万变中坚持不变的就是专制体制。现政权维持体制不变的主要方式，是把奉行“坏资本主义”的资本、有奶便是娘的思想，以及只重利益的国际拉进以它为核心的联盟，一方面可以避免来自那些要素的精英挑战，一方面又能切断民众从那些要素获得反抗能量。这是现政权成功维持八九后稳定统治的关键所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之所以被认为走进死胡同，就在于精英联盟被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一致维护现政权的专制统治，而民众没有精英合作，自身缺乏变革能力，这使得中国前途的要害——政治变革始终看不到解决之道，专制体制酝酿的危机却在不断积累，迟早爆发。

目前，中国的精英联盟相当巩固。虽然看上去政权与资本之间，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之间，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都在为利益博弈，也为分配不均争斗，然而只要面对民众，他们立刻会保持一致立场，决不让步。精英联盟从来不意味精英之间没有矛盾，而是在关键问题上求同存异，变成共同对外的阵营。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精英仍然会以联盟关系为主，政权也有足够的能力和灵活性维持精英联盟。

例如政权压榨资本的现象虽然普遍，但资本靠政权发财的现象也同样不少，二者本质还是一种权钱交易，互利互惠。资本遭受压榨的不满不会妨碍它对政权卑躬屈膝，一是没有勇气与政权抗争，二是只要讨得政权欢心，通过拿政府工程、减免税款、由官方出面镇压工人反抗等，得到补偿甚至会大于所失。而政权也会通过吸纳入党、授予人大、政协职位等对资本进行安抚。

有些观点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视为可供滋生民主的土壤。但那即使有削弱集权的作用，跟“民主”也没什么关联。当年军阀割据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极致，即便在“联省自治”的旗号下，又有什么民主？何况目前中央远未削弱到那种地步。地方与中央博弈，根源不在中央软弱，而是首先在于“以上治下”的专制结构——一个中央看管几十个地方政府，看不住、管不全的状况在所难免。即使以毛时代的权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被无奈地概括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条”、“块”纷争长期困扰。今天人口翻番，经济规模扩大数倍，只能舍弃统的方式，让地方自主分担管理爆炸的压力。地方的份量由此得到加强，那绝非是“诸侯尾大不掉”。

所谓“诸侯”对抗中央，前提是“诸侯”的权位不由中央决定，而今天各省大吏、军队将领都由中央严密掌控和自如调遣（即使有障碍也是出自中央内部斗争），因此“对抗”的前提并不存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手法不过是谎报信息、拖延时间、炮制对策、打擦边球那些古老的官场手段，或是利用中央政策的自我矛盾，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以及在中央以成败论对错的机会主义中寻找缝隙。这些博弈都会保持在中央能容忍的弹性范围内。地方官员最大的本事就在于揣摩那种范围边界，尽量将其利用到最充分，却不逾越半步。

然而不管精英联盟多么稳固，变化还是会发生。外界爆发危机暂且不说，即使是精英联盟本身，也总是会从思想要素生出变数。倒不是精英联盟之内的思想者会反叛，而是精英联盟无法吸纳所有的思想者。思想不像权力和资本可以被垄断，思想者也不像当权者和资本家那样有数量限制。思想无门槛，随教育普及思想者不断增加，会远远超出精英联盟的吸纳能力。

对吸纳思想者而言，中国古代统治者采用的科举制度最为成功，几乎达到可以无限。虽然“学而优则仕”的只能是少数，但因为理论上人人都存在可能，思想者就会都会被吸引到这条道上努力毕生，从而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相比之下，目前的精英联盟非常封闭，一方面没有给思想者按程序进入权力圈的管道，有抱负的思想者难以在制度框架中实现野心；另一方面缺乏更新能力，联盟内的思想精英除了不愿更多人进来分享资源，还会惧怕自身地位受威胁，因此设置层层壁垒，利用学术体制和话语霸权阻塞其他思想者进入精英联盟。如果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排他的效果只是使自身腐朽，但的确可以做到不让他人得到权力与资本，思想精英的排他则只能导致自身腐朽，却不能阻止他人得到思想。被排斥在精英联盟之外的思想者，就会从另外的途径尝试出头——那往往就是联合民众，挑战现存的精英联盟，变革压迫他们的社会。


(待续)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七

思想联合民众——与激进共舞 （第二章第二节）

民众是社会主体，是财富来源，也是权力治理的对象和合法性根据，所以任何要素都标榜自己站在人民一边。即使专制政权也会自称代表人民。民众在一般情况下分散无力，却潜藏着动摇政权的能量。在历史关头，总是民众站在哪边，胜利就在哪边。不过民众发挥这种能量，往往需要其他要素介入，其中思想要素的作用最大。

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途径，一是通过压力迫使当权者调整政策，二是通过群起抗争动摇旧政权。民众如果能与思想结合，压力和抗争能力都可以得到大幅提升。没有思想进行凝聚，民众压力只能是分散和针对局部问题的，压力因此传递速度缓慢，难以清晰显现，不易刺激当权者的反馈。有了思想指导，一方面民众可以在宏观层面取得共识，针对共同问题把分散压力凝聚起来，另一方面思想者善于对社会不满进行总结和揭示，能使民众压力提前突破潜在状态，变成公开表达，被政权感知，从而提高压力传递的速度及刺激强度。同时，思想者对缓解压力的研究和建议，也能帮助当政者调整政策，进行自我变革。

如果政权对思想进行压制，往往导致思想走上激进道路。那除了是对压制的反弹，也是因为以激进方式容易突破压制。例如在政权封杀思想时，靠著述、网络、公民教育等温和方式去突破，远不如投身社会运动的激进方式有效。思想者若能利用（或制造）典型的社会事件，参与进去，与事件发生地的民众结合，借助现代的信息扩散能力，可以非常有效地突破封杀，在很短时间形成舆论关注的热点，动员起社会声援及国际支持。以这种方式传播思想，获得的效果事半功倍，对变革的推动也更有效，思想者本人也能在广泛的新闻效应中得到声望。

对事件发生地的民众，思想者除了可以给他们的抗争提供正义性、公民权利、宪法权利等“说法”，还可以提供法律和专业方面的知识支持，所带来的媒体报道、国际关注、社会捐资等也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一旦有思想者介入，政权原本可以轻易摆平的事件就会变得难以控制，原本可以封锁的信息也会传遍世界，因此大大提高对政权的压力，迫使政权调整政策。目前，思想者的这种社会运动集中于“维权”，声势不断扩大，还在继续发展中。

眼前看，利用事件有助于传播思想，也可以给民众树立榜样，但这种方式容易向激进演化。既然激进对提高压力和引起关注特别有效，有利于达到思想借助事件扩大影响的目的，那么不断趋于激进就在所难免。即使思想者在事件中扮演节制民众的角色，往往也是出于策略，事件自身正是因为有思想者介入得到更加激进的动力。

思想者希望借助事件提高名望，为自己开拓资源和铺垫前途都无可非，在满足社会利益的同时也能满足个人利益是最好结果。但需要考虑那句堪称经典的提问——“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赢得人民”？如果目的在于赢得人民，思想者自己就会走在激进的前列。在冲突激烈的社会，人民必然带有激进情绪，要赢得人民就要迎合甚至领先人民的情绪，何况给思想者带来声望的网络群体、媒体、国际社会等，往往也只把眼光集中于激进事件和人物。

激进不见得都不可取，怕的是一味对着干的激进会使双方失去理性，陷入你死我活的较量。在那种对立关系中起作用的往往不是思想，而是对失败的恐惧和对后果的计算，甚至赌气都会成为影响因素——那是激进附带的一种属性，可笑却真实。最终结果变成对双方而言的“预期的自我实现”——民众暴烈行动，当局暴政镇压。

“赢得人民”的目的还容易导致思想投机，因为用民众不熟悉的新思想说服和引导民众是困难的。面对民众的汪洋大海，启蒙即使可能，也要旷日持久，思想者在漫长过程中只能独善其身。如果不甘寂寞，通往轰轰烈烈的捷径莫过于利用早在民众中扎根的思想——如倾政权之力进行过普及的毛泽东思想，对于“赢得人民”要方便得多。与之类似的，还有儒、道、佛等“本土资源”、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群众利益至上的信条等，都是无需启蒙、只需迎合就能争取民众的。然而不难看到，这些现成的“思想资源”中，很少有能引领中国实现变革、走出困境的超越性。“赢得人民”不意味赢得历史，而迎合民众的思想者最终将丧失思想。

(待续)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八

资本联合民众——资产阶级革命 （第二章第三节）
资产阶级在专制制度下，不管地位怎么提升，最高也只是二等，主人永远是执掌政权的专制者。只有实行代议制民主，通过操控选举、资助政党、把持媒体等方式决定执政者上下，资产阶级才能让执政者成为自己的代理人。因此中国资产阶级迟早会把代议制民主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

正是在“民主”旗帜下，资本可以和民众联合在一起。虽然双方对民主的理解可能很不一样，要达到的目标也相差巨大，但是在民主处于尚未实现的理想时，民众不易理解其中的差异。资本在未掌握权力之前，要为自己争取的权利也和民众要求有一致之处，如法治、人权、普选、实行宪政和结束一党专制等。这时的资产阶级往往会扮演为民请愿的角色，以民意为自己的政治诉求增加合法性，把民众压力作为与政权博弈的筹码。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可以从西方思想库直接移植，众多西化思想者就成为他们与民众联合的天然中介。资本利用思想者联手民众的主要方式是通过非政府组织（NGO）。中国目前有几十万个非政府组织，抛开政府操控的不谈，真正的NGO是为理念建立，在理念指导下活动，因此本应是思想者与民众的结合，为什么在这里当被作资本与民众的结合？这是因为NGO仅有理念是不会成事的，其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资金。中国的NGO目前能从民众募集的资金非常有限，主要来源是国内外资本的捐助。资本通过选择性地给NGO输送资金，可以促使符合其需要的NGO壮大，从而主导NGO发展方向。从这个角度，资本对NGO的引导大于思想。

目前中国企业家为“公益事业”出的钱不是小数，但大多是为了迎合政府，或是广告目的。一旦有一天他们是为自己的政治诉求使用这笔钱，通过扶植NGO去联合民众，可以产生很大能量。NGO能在政权衰落、社会危机之时转为政党，依靠民众支持接管权力，实行代议制。这类“颜色革命”已在一些国家成功上演，虽然形式不同，追根溯源却总是会从中找到资本（或是作为资本代理者的西方政府）的背景。而由此产生的新政权，从此也会成为资本的代理者。

至于NGO运动的理论目标——建立独立于政治且具有自主性的市民社会，通过市民社会的力量推动社会转型，虽是超阶级的理想，却像NGO人士自己认识到的，“是一个从民族精神到生活形态以及制度建设的系统工程”，过于浩大，相当遥远都无法指望。

在资本与民众联合反对政权时，政权主导的精英联盟会解体，但是一当代议制民主实现，精英又会重新结盟。那时的精英联盟将由资本主导，会比由政权主导的精英联盟更稳定。因为在新联盟中，政权已经成为资本的代理者，因此不会再发生资本与政权之间的分裂。而对控制思想，资本虽不像专制政权那样蛮横，却有自己独特的能力，在言论自由的旗帜下，通过对主流文化的控制，可以轻易将异端思想排斥出局。

那时的精英联盟控制民众也会更易。既然民众有了选举权，又能自由表达，就无从抱怨没有政治地位，对政权的不满也只能归于自己选择不当。这使得资产阶级既能操纵政权，又无法被民主理念挑出毛病。代议制政权的阶级属性正是这样被遮蔽的。

精英联盟是人类自古以来的现象。不过以往世界画地为牢，被分割成不同领地。各领地的精英联盟在专制政权主导下自成一体，彼此争斗，频繁战争。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壁垒打破，开始形成以资产阶级为盟主的世界精英联盟，联盟的基础是通行全球的资本规则，共同维护贫富分野的二元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资本一定会支持中国向代议制转变。因为只要中国的精英联盟是由专制政权主导，就仍然会与世界进行争斗，只有变成以资本主导，中国的精英联盟才会成为全球精英联盟可信赖的一员。这将是国际要素影响中国政治变革的主要方向。

而民众只是资产阶级革命可以利用的同盟者，等到变革的尘埃落定，仍然要回到被统治的地位。人口与资源的限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可惠及的人群有限，贫富分化在所难免。即使旧的精英联盟让位给新的精英联盟，对民众仍是万变不离其宗。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九

政权联合民众——走向法西斯（第二章第四节）

一般来讲，政权不会主动打破由它主导的精英联盟，因为它在其中拥有最大份额，受益最多。但是在面临社会危机时，它有时会为买好民众而对精英联盟进行整肃，如反腐败、打击资本等，不过这往往都是机会主义的姿态，牺牲个别人，不会改变大方向和精英联盟的基础。然而一旦精英联盟的其他要素有背叛企图时，政权也可能采取与民众联手的方式加以应付。

例如当资产阶级企图革命时，政权可以利用民众对贫富分化的不满，煽动民粹主义，把矛头引向资产阶级。可想这会是灵验一招。中国社会自古有均贫富的意识，现实中又存在仇富情绪，如果说在民主法治人权方面，民众可以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边，只要政权打出均贫富的旗帜，民众会立刻抛弃资产阶级，转到政权一边。均贫富永远不会成为资本的牌，当资产阶级企图把中国问题的根源说成是“官民矛盾”时，政权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民众相信“劳资矛盾”才是根本，是“资产阶级复辟”导致了民众地位低下。劳动者要改善自己状况，只有依靠回归正确路线的政权（错误路线由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承担），去打倒剥削劳动者的资产阶级。

通常会认为，这样做会使已经私有化和市场化的中国经济遭受毁灭打击，政权不可能进行那种自杀。然而当政权面临生死存亡时，经济的损失不会对它构成约束。 “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思路，等同于只要能不死照样不怕洪水滔天。的确，历史上没有过专制政权以均贫富对抗资产阶级革命的先例，那是因为以往政权从来属于富人，不会产生这样的思路。现政权却是以均贫富起家，它当年获得民众支持正在于此。即使现政权有官员和资本勾结一体，但大部分还是暗中贪腐，不妨碍到时摇身一变，以路线斗争的方式牺牲少数官员和官商。跟救命相比，那种损失算不了什么。何况所谓均贫富也是挂羊头卖狗肉，只是打击要求革命的资产阶级，继续保护垄断资产阶级。熟悉中国政治的人都可以想象，玩那样的把戏并不困难。今天的精英联盟被工农视为现政权对理想的背叛，如果现政权重回均贫富的立场，仍然会受到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工农支持。毛泽东没有死，随时可以重新化作民众的阶级斗争冲动。对政权的这招杀手锏，资产阶级应该有清醒认识，破解是不容易的。未来对民众的争夺，资产阶级很可能会卡壳在这里。

除了民粹主义的杀手锏，政权还有民族主义的杀手锏。在它认为国际势力企图推翻它时，或是当国内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煽动民族主义对抗国际威胁和转移国内矛盾是专制政权的常用手法。而台湾的存在，为发动战争转移矛盾提供了随时开火的靶子。

专制政权利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去联合民众，一般一定生出法西斯的怪胎。未来中国法西斯化的危险是存在的。不过，无论是民族主义还是民粹主义，对专制政权都是“双刃剑”。以此能害他人，最终也会伤及自己。没有任何法西斯政权能维持长久。煽动民粹主义，势必搞垮经济，引发社会危机，连带搞垮专制政权自己；而煽动民族主义，对外不是西方列强的对手，自取其辱，对内则会引火烧身，引发国内民族的冲突与分裂，最终自己也难逃厄运。

（待续）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十

三、超越者

中国的政治变革处于胶着，但胶着并非可以一直维持，积重难返的危机总会爆发。如果不能找到出路，那时的灾难会甚于以往“暴民－暴政”的循环。因为经济一体化和生态困境使今天中国不再有承载暴民的能力，一旦暴民涌现，甚至不会有暴政形成的时间，社会就会滑向同归于尽，速度之快可能远超出现在的想象。

暴民四起的局面正在中国形成，这是明眼人都看得到的。要想避免灾难，必须另辟蹊径，既然现有的要素和要素联合都无法承担变革，就只有超越所有要素，才能跳出困局。

何为超越 （第三章第一节）

超越首先在于出现超越者。超越者的第一层含义是摆脱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不是为部分人解决局部问题，而是为整个社会解决总体问题；第二层含义是进行新思维，开辟新路径，用变革而非固守应对形势挑战。前者是立场，后者是能力，二者缺一不可。

变革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不是民众的责任，也不是国际的义务，因此只应该由政权、资本和思想三要素中的超越者承担。愿意把权力用于结束专制统治的当政者是政权超越者；愿意把财富用于改造社会的企业家是资本超越者；而思想超越者一是要超越自己的谋生，二是要超越前人的教条。三种超越者都是对精英联盟的反叛。如同历史上针对特权阶级的革命多由出自特权阶级的反叛者领导一样，中国社会的超越也将由出自精英联盟的超越者推动。

超越不是为了追求至善理想，而是出于不超越就无法摆脱困境的现实。中国的利益分化已经到了无法弥合的地步，如社会学家所说，不同阶级的状况属于不同时代，既不能对话也无法调和。面对这种本质上的分化，中国的变革必须是超越阶级的。未来不能以任何阶级的名义去创建——因为那只能制造更多的分化和对立。超越需要是全面的，也就是每个阶级和每个要素都被超越，才能同时超越激进与保守、贫穷与奢侈、暴民与暴政、东方与西方……那将是整个系统的转换，而非 “零碎”的演变。演变只能遵照同一系统内的逻辑发展，如果系统本身已经到头，演变的结局也只会通向死路。中国现有的专制系统正是通向这样的死路，因此超越只能是更换系统。

（待续）

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十一

思想超越者——从“可能”通向“应该” （第三章第二节）

更换系统是一个“自由”行为，是选择的结果。新系统不能在发展中自然出现，也不是“摸石头过河”可以摸到，因为那都是演变。新系统只能出于思想的自觉创建，以及社会的自觉选择和接受。

美国从殖民地转型为现代美国，源自美国“国父”们制定的美国宪法。那单薄的几页文字，却是美国今日能独霸世界的起点。创建系统时的毫厘之差，会在其后的现实进程中变成相距千里。思想作用之大由此可见。

系统创建是不可重复的，对某个社会成功的系统，绝非可以照搬到另外的社会。中国不能“拿来”西方的系统。没人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每个社会的新系统都要在自己的现实土壤中重建。没有这样的超越，就会带来淮橘成枳的结果。对当今中国，思想的任务是找到适合中国转型的系统。

有人认为，人性无分别，价值和理念也相同，因此不需要另起炉灶。但是新系统并非只有价值和理念，更多的是具体结构与机制。每个社会的结构与机制都不相同，需要每个社会的思想者自己研究。

思想超越除了创建系统，还包括跨越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找到从旧系统进入新系统的途径。理想的“应该”与现实的“可能”具有互相决定的关系，“应该”需要是可能的，“可能”必须是应该的。二者没有谁轻谁重的分别。把“可能”和“应该”融合为一体的是方法。如果不能在方法中融合，“应该”不过是空中楼阁，“可能”也会落入犬儒和投机。中国的超越需要找到前所未有新方法，这是思想超越者的任务。

对方法的忽视是中国思想界的通病。没有途径的理念和目标往往流于口号，不光在现实中无法推进，还会因为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激进，因为对挫折最方便的解释就是镇压，结论会自然归结到打倒政权才能实现理想。然而打倒不是思想的超越，只是权力的超越。即使真能打倒政权，没有方法的理想也只会带来动乱。思想超越的标志不是激进，相反是尽可能温和地完成转型。既然中国没有革命的条件和承受动乱的能力，打倒的斗争会使社会陷入动荡和灾难，思想该做的就是避免那种前景，另寻它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