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们跪在寒风中期盼工钱。

谈起自己讨薪的艰苦历程，民工们失声痛哭。

民工们拥在一起取暖，但谁来温暖他们的心。

一栋欧式建筑拔地而起，民工们说里面有他们的汗水。

　　⊙记者　童光来

　　■核心提示：

　　又近年关。在2006年元旦到来之前，50多名从北京通州搬迁的建筑民工蜷缩在河北燕郊小张庄一个简陋的院落里。他们盼望着能够尽快领到劳累大半年之后应该获得的“辛苦钱”。然而几经周折之后，他们得到的仍然是寒风中无尽的期待。

　　前天，一个寒冷的冬日，记者走到他们中间；临别，他们却用自己沉重的双腿给记者下跪。他们的讨薪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11月25日下午，50多名因为贫穷被迫从北京市通州区“转移”的外地民工，迎着寒风，拎着、扛着、掖着红、蓝两种颜色的编织袋、各种破旧的箱包找寻住处。


最后，在燕郊小张庄一个残破的简易出租房的院落里住下了。

　　他们租住的是一排排简易房屋，每间六七平方米，月租60块钱。

　　■事件的起因

　　38岁的毛长春是北京通州区宋庄人。今年4月16日，他跟“香港联卡佛（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相关负责人王笑菊签订了劳务合同，承建位于通州区宋庄小堡村佰富苑工业区画家村欧美工艺坊。凭借多年的信誉，毛长春通过老熟人，迅速组建了一支由76名民工组成的工程队。

　　按照事先签订的劳务合同及其他工程协议，甲方王笑菊理应在工程完成后的9月份，支付全部工人工资，但直到现在，承诺迟迟不能兑现。

　　76名民工走上了艰辛的讨薪路。由于买不起返乡火车票，寒冬里已找不到活儿干，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生存濒临绝境。包工头毛长春到处借钱，帮助十几个民工先行返乡，其他50多个民工至今仍寄居在河北燕郊一处由简易房拼成的院子里，饥寒交迫。他们作为76个民工兄弟的代表，正在将讨薪维权进行到底。

　　■他们的现状

　　现场１　一张单人床，睡3个小伙子

　　12月16日上午11时，记者迎着寒风来到小张庄。虽然记者穿得厚实，但还是打起了寒战。在包工头毛长春的带领下，拐过弯弯曲曲的巷子，走过一个个垃圾场，来到几十位民工寄居的地方。

　　得知记者的到来，20多个民工袖着手，憨憨地站在胡同口等待。对于陌生人的到来，他们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纯朴而善意地迎候、握手，显示着他们的尊严。

　　工友们领着记者参观他们的住处。推开一扇低矮紧闭的房门，眼前的情景令人震惊。3个小伙子拥在一起，挤在一张窄小的单人床上睡觉，衣服没脱，穿着鞋袜的脚搭在床沿上，身上盖着薄薄的被子。

　　发现有陌生人来访，工友郑宪会连忙下床，叫醒了其他两个同伴杨建申和杨宇。3个人难为情地坐在床上，观察现场发生了什么。狭小的屋子陆续走进越来越多的工友，将门口围得严严实实。

　　郑宪会和杨建申、杨宇以及另外一个小工友住在这个房间。在这个小院子里，工人们总共租下了10间这样的小屋子，平均每间屋子至少要住四到五个人。床，只有一个，10个房间里，没有一张双人床，即使是30多岁的壮年汉子，也被一视同仁。

　　郑宪会的小老乡、19岁的杨建申低声说，他们住的地方太冷了，窗子缝里直灌风，睡觉不敢脱衣服鞋袜，晚上特别冷。“屋里的脸盆里的水都冻成了冰，白天还好些，我宁愿在白天睡。”

　　现场２　只吃馒头，还欠了馒头钱

　　“我想我的家人，我回不了家……”来自吉林、跟杨建申同岁、跟郑宪会同乡的杨宇，和记者交谈时，忍不住抽泣起来。尽管穿着破旧的衣服，但还是能看出这个年轻人眉目的清秀。郑宪会说，他年纪小，老爱哭。

　　杨宇说，今年他是头一回出门打工，往常这个日子，都是在家待着，也是他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候，因为他可以安安静静地盼着过新年。可是现在，他很害怕，他说自己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家人，什么时候能回家。

　　“我家穷，为了供我上学，爹妈种田，苦了半辈子，有时我妈晚上9点都还没回家。她身体也不好，我总想挣钱给她看病，可是现在……我好担心她……她一定也很担心我。”

　　从11月25日住进来到现在，和其他工友一样，郑宪会几个人没有吃过菜，又脏又旧的小柜子上，放着一个碗，碗里盛着冻结的红色豆瓣酱。

　　“现在没菜吃，天天吃馒头。卖馒头的人还挺好的，现在都欠人家馒头钱了。”郑宪会告诉记者，跟他一起来的20多个东北老乡绝大多数都回不去了，他们这些老乡都是跟工头老魏到通州宋庄找活儿干的。

　　现场３　省吃俭用，却成为“被欠薪者”

　　在这些头一回到北京打工的年轻人眼里，40岁的老魏无疑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柱，也是他们的“偶像”。老魏，就是魏忠文，是个瓦匠，一个出门闯荡有4个年头的“汉子”。去年他带了9000块钱回老家，让同村人羡慕极了。但如今，40岁的老魏一脸焦虑。在听到几个小老乡夸自己时，站在记者身后的老魏，脸上洋溢着短暂的幸福的光芒。让老魏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今年年初带着东北老乡进京，在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之后，竟然和包工头毛长春、饶宝卫一起，成为“被欠薪者”——由于发包方拒绝给工钱，包工头毛长春、饶宝卫和其他76位民工感到了危机。

　　“在北京的日子啊，我是既有快乐，又有悲伤。快乐的是，北京建设得非常美丽，悲伤的是有时工钱太难要了。”老魏说。

　　■讨薪的苦旅

　　冲突　去要钱，手心扎出个大窟窿

　　工友王顺连和其他工友一起领教了发包方的厉害。王顺连说，他亲眼见到讨要工钱的毛长春手心被扎了个血窟窿。记者见到，毛长春右手手心有个大小约1厘米的疤痕，疤痕只有一处。

　　那一次讨要工钱的经历，让在场做工的所有工友记忆犹新。“那时工地没撤出来呢，在工地上等工钱等了一个月，实在等不下来了，我们70多个人就在老毛（指毛长春）的带领下找发包方讨要工钱。”魏忠文说。

　　魏忠文清楚地记得，那是11月23日上午10点，毛长春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身后是几十名民工。

　　毛长春回忆，那天他跟工人们去了王笑菊住的房屋，进屋后就提出工钱的事。但作为女性的王笑菊却对他们说，自己要脱裤子，吓得毛长春等人连忙退了出去。王笑菊随手把门关上。

　　按照工人们的回忆，碰壁后的毛长春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见没有动静，再次硬着头皮壮着胆子去推门。结果，突然从虚掩的门缝里插出一把尖刀，扎在毛长春的右手心上，鲜血顺着手指流了下来。毛长春后来向宋庄派出所报了案。记者在12月16日下午4点，到宋庄派出所求证时，负责接待毛长春的民警张永已外出值勤。记者通过派出所一位民警用电话跟张永取得了联系，张永说：“法医鉴定报告将在最近几天内出来。”

　　交锋　欠款，因为工程质量不过关

　　12月18日下午3点，记者同王笑菊本人取得了联系，今年64岁的王笑菊告诉记者，毛长春的手不是她戳破的，是毛自己用手拍她家窗户玻璃时受伤的。“我一个老太太，见那么多人上来，真是很害怕。”王笑菊说，她本应该付给工人约54万元，目前只给了30万元。主要是因为包工头请的施工队不是她想要的，工程质量不过关，停工整改了好几次。

　　对此，包工头毛长春说：“如果认为工人们资质不过关，为什么在开工前和我们签定劳务合同，在施工中遇到质量问题，该罚的都罚了，我们都没意见。现在，房子都能入住了，欠我们的工钱为什么还不给我们？”

　　起诉　交不起那1万多元的诉讼费

　　在之后的日子里，包工头毛长春、饶宝卫和76名民工开始了他们的艰难的求援行动。10月18日，工程甲乙双方到通州区宋庄镇司法所进行了协商。

　　饶宝卫说自己始终有个担忧，怕司法所解决不了问题，就对接待人员说，如果实在调节不了，就请帮忙出个手续，我们可以拿这手续向上反映情况，他们说，这手续出不了。

　　按照毛长春等人的说法，司法所先是承诺能够调解，但最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司法所的调解最终“失败”。“结果发包方还是不给钱。”

　　11月24日，70多位民工又一起去了通州区政府。郑宪会回忆说，那天在出发之前，老魏要求工友们无论遇到什么事，不起哄、不要做出过激行为。

　　当时接待他们的是通州区政府信访办，信访办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应该到法院起诉去。“我们后来去法院问了问，法院说年终的案子多，一时还立不了案，另外一个是要起诉就要交起诉费1万多，我们哪儿有时间和钱啊。没办法，第二天我们又去了北京市政府信访办。”毛长春说。

　　11月25日早上6点，50多个民工在北京市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集合。他们从工地出发，经过3个多小时的徒步跋涉，向位于东城区正义路的北京市政府信访办进发。

　　求助　法律援助中心认为法院会审理此案

　　“信访办的同志在询问我们的情况后，建议我们去法院。我们都快绝望了，在这时，一位在现场维持秩序的好心警官为我们指了一条生路，他叫我们去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并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走。”毛长春说，“我现在都后悔当时没记下这位警官的名字。”

　　11月25日上午，50多位民工又从正义路出发，大约在上午11点左右到达了位于前门西大街43号的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

　　“有个主任姓常，还有个韩大姐。”饶宝卫和魏忠文在是常主任还是王主任的问题上争论了起来，最终魏忠文同意了饶宝卫的说法。

　　“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就像对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们让我们所有的民工都进屋里说话，我们感觉很温暖。他们详细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并为我们找到了一名‘义务律师’——北京达实律师事务所的王莉律师”。魏忠文对记者说。

　　几天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来到河北燕郊76名民工寄居地，和每个民工分别进行了谈话。12月17日下午，王莉律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她是在11月底接到这个案子的。她和法律援助中心的同志去过燕郊小张庄调查，那天上午9点多就到了，一直工作到下午1点多。

　　“当时，我去的时候也是特别冷，冻得直哆嗦。现在法律援助中心已经跟通州区法院协商过了，通州区法院的同志对这个案子也很重视。目前得知的事实经过，主要就是发包商不给包工头劳务费。由于涉及到民工，所以相信法院会在6个月内审理案子。”王莉律师说。

　　■尾声

　　他们建设的高楼拔地而起

　　6个月的时间对于仍然寄居在河北燕郊的几十名民工——那些生存在饥寒交迫中的人们，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12月16日下午5点，记者来到通州区宋庄镇小堡乡——76名民工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公路旁边，一栋欧式风格的建筑已经拔地而起，红色的尖顶，显示着其特殊的身份。记者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后院，一个打杂的老人正在铲土，他告诉记者，房屋的主人不在家。

　　“你的工钱能按时领吗？”记者问。

　　“老说没钱，现在还没给。”老人甩下这句话后，便接着铲土。

　　■解释

　　“恶意讨薪”已有界定

　　对于什么是“恶意讨薪”，本报曾做过报道。据北京市建委委员张农科介绍，当前出现的一些“恶意讨薪”现象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民工讨薪”解决工程各方合同纠纷，如开发商与施工总承包企业或总包企业与劳务企业因结算发生争议，未能达成一致，有的企业怂恿民工以群体性讨薪为名，施加压力，甚至阻断国道交通，以达到尽快解决的目的；二是由“黑包工头”蓄意组织、操纵外来务工人员制造事端，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张农科表示，对上述问题，市建委一经发现，调查核实之后，将立刻会同公安、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严厉制裁，以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及安宁稳定。

　　■记者手记

　　谁来帮助寒风中的民工

　　在河北燕郊小张庄这个特殊的外来群落里，50多名民工从入住到现在，没有一个人去乞讨、没有一个人做过危害社会秩序的事。人的行为被朴素的道德规范维系着，尽管他们已经处在生存的边缘，但他们始终保持着人之为人的那种良心和尊严。

　　结束采访，记者准备离开民工寄居地，但推开屋门时，民工们自发地跪在院子中央，似乎在努力寻求记者的帮助。记者强忍泪水，将他们一一搀扶起来。在记者离去的时候，大约有30多位民工将记者送到了村口，他们什么都没说，只是目送着记者远去。

　　笔者想，当你送孩子上学的时候，当你送老父亲或老母亲上医院的时候，当你和恋人欢快地准备圣诞礼物、新年礼物的时候，你是否会想到，在河北燕郊小张庄，几十位建设北京的民工——那些孩子的父亲母亲、多病老人的儿女、远在他乡的丈夫妻子，正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如果公共权力机构不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助，如果正常的法律渠道难以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帮他们“讨回”属于自己的生活资料，那么，你、我、我们这些善良的旁观者，是否可以通过我们的捐助，我们的每一分钱，每一件衣服，为他们换来充饥的馒头，换来必要的温暖，换回他们生存的权利呢？

中国江苏网 (博讯记者：小芳) (博讯 boxun.com)

北京农民工调查：一个工地有两成人吃剩饭生活！(图)

(博讯2006年4月28日)

吃过午饭，农民工们急匆匆地来到工地，开始繁重的劳动

许多农民工就在这样拥挤的环境下住宿

如此简单的改善却成了农民工最好的伙食

　　前不久，因透露自己吃工头剩饭的生活境遇而被勒令“下岗”的农民工，通过有关部门的帮助，得到了妥善的安置。然而因此引发的关注和思考却远没有停止。

　　目前的很多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依然面临着类似的问题，他们大都没有签劳动合同，最终能不能拿到报酬让他们时时担心，饮食卫生差、工作强度大、生活环境恶劣等更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生存难题。

　　农民工，作为美丽城市的建设者和劳动者，“五一”这样举国欢庆的节日并不能带给他们多少欣喜，他们期待着这个城市能像他们建起的摩天大楼一样，充满温暖，充满感性。

　　本报记者蹲守多日，对农民工们进行了深入采访，所记录的都是一些平常的故事，然而却在节日前夕，让人们的心中多了一份无奈与牵挂。

　　现状

　　4月20日早晨，天刚蒙蒙亮，通州区梨园城铁旁的某商场建筑工地宿舍里，54岁的农民工李忠建起床了。他一边挨个招呼同睡的工友起床，一边简单地洗脸直奔食堂。对他而言，一天繁重的劳动就要开始了，而那难以下咽的伙食更是让他心里犯怵。

　　早餐俩馒头一碗粥没米粒

　　这是一个平常的早晨，睡得迷迷糊糊的李忠建习惯性地来到了食堂，去领早餐。

　　早餐是两个馒头和一碟咸菜，还有一碗基本没有米粒的粥，“天天早上就吃这个，吃这些东西要工作到中午12点”。他一边蹲在宿舍门口吃饭，一边和工友们说着话。没到10分钟的时间，早饭吃完了，他和工友们匆匆回到宿舍，戴好安全帽，拿上工具，出发了。

　　“6点前要开工，到工地还有十多分钟的路。”李忠建和工友们做的是商场建筑的地基工作，这种工作强度很大，他主要负责钢筋水泥浇筑，作为楼房的基础工程他们一点不敢怠慢。通常，他们下午一直要高强度地干到晚上七八点钟，而每天的工资只有30多元。

　　午饭生绿芽土豆从不去皮

　　这几天，正赶上北京的沙尘天气，老李和工友们在一上午的劳动之后，满身灰尘，来不及洗脸，就急匆匆地去食堂打饭，然后挤在路边，开始吃饭。“我们中午大部分都是在路边对付一口，不然就是十几个人在宿舍里把菜放在地上吃。”

　　老李说，他们中午吃的主食依然是馒头，菜是土豆块。“吃的土豆从来没有去过皮，只洗一遍就下锅了，洗完菜的水全是泥汤子。”一位农民工指着菜里的土豆说，现在都春天了，工地食堂的土豆都长出了绿芽，但是因为工人多，食堂师傅就只是把绿芽掰掉了事。“我们虽然是农民工，也知道土豆生芽是有毒的，但在工地里没办法，强挺着也要吃，不然饿着怎么干活？”几个农民工无奈地嚷嚷着。

　　“几乎全是每个季节里最便宜的菜，白菜、菠菜和土豆是常菜，汤多菜少，每十天才改善一次，改善就是菜里放点肉。”工地的食堂大部分建在灰尘满天的工地现场，工人们说，他们一天要干12个小时以上的体力活儿，每天的伙食又都很差，根本吃不消，更谈不上有什么卫生标准了。

　　“食堂的饭菜就是能填饱肚子不饿，前两天，我们就在菜里吃出一条一米长的绑袋子用的布条，当时就不想吃了，可是为了坚持干活，强忍着也要吃完饭。”一位工友说。

　　“我们现在吃的米饭刚从食堂里打出来时就能闻到一股霉味，在米饭里吃出虫子一类的东西天天都会发生。”一个工友说，“就是这样的菜汤，中午剩了，食堂的师傅也要藏起来，晚上兑到新菜里还给我们吃，不然包工头看见他把剩菜扔掉，就会大骂他一顿。”

　　晚饭8名工友“改善伙食”

　　来自河南睢州的农民工刘师傅等8人，20日晚上早早回到了宿舍，他们都没有去食堂吃饭，因为他们中午约定大家集体“改善”一下伙食，一会儿工夫，一位工友从外面买来了两袋花生米，还有一盘鸡肉和一瓶白酒，“这顿饭一共花了25块钱，我们10天左右就自己买一次，算是解解馋，工地的饭菜太难吃了”。

　　菜就放在宿舍的地上，大家顾不上去洗洗手，便打开了白酒，把简易酒杯倒满后，开始边饮边聊，能看得出来，他们对这顿晚餐是很满意的。

　　两成农民工吃过饭店剩菜

　　21日中午，工地上的5名来自安徽蚌埠的农民工围在一起，蹲在路旁吃午饭。与其他工友不同的是，他们吃的主食馒头是从食堂领来的，可是菜却是从旁边饭店要来的剩菜。

　　有位张姓农民工告诉记者，他们一天的伙食费要6元，这样中午的饭钱就可以省下来。“吃这种剩菜也不错，比工地的白菜汤有滋味，要是晚上，我们还可以拿它喝酒！可就是担心，说不定哪天就得肝炎了。”据他介绍，整个工地有两成左右的人吃饭店的剩饭维持。

　　农民工的衣服大都是别人给的，一位近六十岁的老民工很尴尬地说：“干粗活的，一天赚不了几个钱，哪能买衣服呢，人家不要的衣服给我了，我就留着穿。我们农村来干活的，衣服有件穿着就成，也没有啥讲究的。别人不要的，穿剩下的我就留着。”

　　工地食堂卫生令人担忧

　　由于工地食堂都是临时性建筑，规模、条件参差不齐。记者发现，不少工地食堂存在食品安全隐患，卫生状况不容乐观。21日下午，在朝阳区朝阳北路某工地农民工生活区，靠近院门的左侧，在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简易伙房里，一名炊事人员正在一块横放着的木板上面切白菜。尽管已经洗过了一遍，但洗完白菜后的水依然浑浊。旁边的一个水泥池子里盛放着半池水，池底有一层黑乎乎的泥。

　　炊事人员介绍说，池水是平日的生活用水，是用水管从别处抽来的。

　　令记者吃惊的是，这个如此简陋的建筑竟然是整个院内唯一的“伙房”。谈起工地食堂的卫生状况，来自安徽的李文民（化名）说：“冬天情况还好一些，夏天那些冬瓜放在地上苍蝇爬来爬去，有时候师傅连洗都不洗，一下就放到锅里了。”

　　晚上6时半左右，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中关村南路的一家工地食堂——五六平方米的伙房，似乎是刚做完晚饭，锅里面的水还冒着热气。正对着门的两堆砖头上摆放着一块长木板，木板上放着一个装有米饭、菠菜的绿色大盆，没有遮盖；旁边的蒸笼里是一些馒头，墙角堆着几袋面粉和一包白菜。在记者走访的近10家工地食堂里，有半数以上食堂没有卫生许可证，从业人员多数无健康证。

　　感受

　　城市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对农民工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位农民工说，来北京打工两年，没去过伟大首都的天安门，不敢出门，不仅因为口袋中没钱，还因为城市人“冷漠嫌弃的眼神”。“同样是人，我们在给他们盖高楼大厦，让他们住，他们却这么对我们，我们真憋屈啊！”这成了农民工不敢说出的心痛。

　　打工两年多没去过天安门

　　来自黑龙江的赵晓龙（化名）今年29岁，他已经有11年的打工经历，因为他大部分做水泥灌注的活儿，所以经常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有时半夜通知我去浇注，就要爬起来赶到工地加班，一般早上六七点钟完工是很正常的”。

　　每天工作要在12小时左右，闲暇时就是在工地附近转悠，从来没去过市里。“来北京这么久，都没去天安门逛过，等发了工资我一定好好去市里玩儿一天，我从小就向往着去天安门看升国旗。”说这话时，赵晓龙微笑着，脸上露出无奈。

　　李国武（化名）比起赵晓龙还算好，他比较喜欢利用闲暇时间出去逛，一次坐公交车，他上车后摸摸兜，发现没带钱，没办法他只好往车的后面钻，因为车挤，半个小时的车程乘务员也没有查他的票。“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惭愧，我可是第一次乘车没买票啊，以后再也不能做这种事情了。”李国武说。

　　业余生活就是睡觉和闲聊

　　城市的文化设施和休闲场所与农民工是无缘的，业余时间少，收入不高，“用睡觉、聊天来打发时间最合适”。40岁的河南睢州农民工赵某，被近几天频繁的加班搞得一脸疲惫。

　　他说：“白天拼了命地干活，晚上一闲下来，就想家。可也没地方好去，就只好和工友到街上瞎转，散散心。”

　　民工工棚里没有电视机，甚至没有一本书。很多人都是扔下老婆孩子出来打工的，为了挣点钱，让家里好过一点，“再苦、再寂寞也只能忍”。

　　农民工靠讲黄段子减压

　　很多农民工都已经娶妻生子，但由于经济上的原因，他们的妻儿并不能跟随他们来打工。来自安徽的张志结婚5年了，但在家呆的时间很短，也就是过年过节才能回趟家，和媳妇在一起的时间很短，其他时间都在外边打工。他说：“想媳妇，咋能不想呢，想也回不去啊，就只能想想，有啥办法呀。我想过一阵子手头松了，就把媳妇接来和我一起打工，两口子一起忙活，有个照应，还能唠点知心嗑儿。”

　　谈起和媳妇分隔两地的问题，38岁的老李红着脸说：“啥不好意思的，谁不想夫妻俩在一起啊，可条件不允许，咱们就只能讲讲黄色笑话，这有啥不正常的？”

　　“我听说城里的干部职工，每年都享有休假时间，两地分居的夫妻能享有探亲假，我们这些打工的农民工，可望而不可及啊，每天繁重的劳动和生活的压力，再加上长期不能与妻子团聚，过不了正常夫妻生活，发生性犯罪也是有的。”一位农民工严肃地说。

　　城市生活压抑感难以驱除

　　来自河北的李新（化名）今年40岁，已经进城做工几年，他说：“我没啥文化，看到有人的眼神里带着轻蔑，心里就特不是滋味，好像我们有啥传染病似的。我们是农民工，可我们也是靠劳动挣钱养活自己啊！”老李的诉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

　　“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到街上溜达，别人一看到我们是民工都躲着我们，我们也不敢到高级的商场去转悠，商场的人都防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去偷东西的。挤公车的时候也是这样，都刻意离我们远点。好像我们就不可以坐公车似的。”一个工友附和着说，“同样是人，我们给他们盖高楼大厦，让他们住，他们却这么对我们，我们真憋屈啊！”农民工说，走在路上频遭白眼，那感觉真难受，让人心都凉了。

　　体验

　　睡觉对重体力劳动者来说，可能是一天中最盼望的时刻，然而对于农民工们来说，那睡前想家的煎熬，苍蝇蚊虫的叮咬和浓重的霉臭味，却成了每夜挥之不去的梦魇。“一个工人，每个月不得上几次肠炎，就过不去夏天。”一位老民工说话时语气格外沉重。

　　宿舍里霉臭味十分浓重

　　建筑工地的住宿条件简陋得让人难以相信。农民工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内，狭小的屋子，密密麻麻的床铺、肮脏的铺盖、不完善的通风设施，农民工赵晓龙所住的房间在宿舍简易房的一楼，晚上一盏15瓦的灯泡发出暗淡昏黄的光，不到20平方米的空间内，共摆有8张上下铺的“床”。

　　宿舍内除了木板床没有其他任何设施，床板则由几块木板或竹板并排钉在一起，有的床板上还有薄薄的旧海绵床垫，其上面铺着床单，最上面则是一床多处有缝补痕迹、遍布污垢的薄棉被。整个房间散发出潮湿发霉与汗臭味相混杂的难闻的气息，夹杂着屋内的人体气味。苍蝇、蚊子在工棚内乱飞，赵晓龙说：“这屋子里住了十多个人，夏天晚上屋子热得像蒸笼，睡觉都喘不过气来，不过住久了也就习惯了。”

　　每天12个小时以上的高强度体力劳动，让工人们常常感到眩晕。“当工作到10个小时以后，大脑会完全没有反应，工作完全变成机械的了。”来自内蒙古的李国武说。

　　最担心过夏天的日子

　　“天气马上就要热了，又到了我们遭罪的时候了。”民工赵晓龙说话时眼里充满无奈，“夏天三十七八摄氏度的温度，我们要坚持干12小时的重体力活，一般人是没法想象的，晚上回到宿舍，一身臭汗和灰尘，还没个地方去洗澡，宿舍里热得要命，窗户全部打开，晚上还要忍受一夜的蚊虫叮咬”。

　　夏天是传染病和各种疾病的多发期，一位老民工说：“每个工人，一个月都要得上几次肠炎，病了还舍不得花钱买药，只有挺着。每年年末回老家，大家都觉得我们在外面赚钱了，乡亲们很羡慕，可我们的心里是酸酸的。不知道怎么和他们说这些情况。”

　　困惑

　　54岁的他身在病中，还要在工地上打工挣钱，因为他想给老伴治病；40岁的他最惦记的就是家中的妻子，孩子的教育问题成了他心中的一座大山。

　　他们在城市的边缘艰难地挣扎着，努力地追求着，他们渴望孩子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然而在高额的学费面前，他们的梦变得有些苍白。

　　辛苦做工为给老伴治病

　　晚上收工后，李忠建卷着旱烟，烟雾缭绕中，他向记者讲述了家庭的困窘。“两个儿子刚刚结婚，欠下近三万元的债务，靠在家种地没法还上，所以只能到工地做体力活。老伴在家中打理家务，还患有角膜炎，始终要吃药，我每个月的工资仅够她治病，我已经在这里干了两个月了，赚了1000多元，包工头只给了100元零花。工资何时能兑现，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气管还不好，要天天用药顶着，每天吃药在工地连开水都没有，所以只能就着凉水把药吃了。”在工地上，好多工友得了病都不敢去药店买药，“吃药实在太贵了，如果胃疼，我们就到食堂和师傅要点生姜吃，这样也就算治病了”。

　　李忠建老人有些激动地说：“现在，我欠下了这么多的债务，不知道我不能动弹的那天，能不能还上债，我们现在一年的工资，可能只是城里人的一顿饭钱，可就是这点儿工资，还经常被拖欠，我想不通。”据他讲，去年他在建筑工地干了一年，年终时，包工头只给了1000元钱。

　　没签合同工资经常没谱

　　来自河北保定的农民工李奇福（化名）今年53岁，因为家里耕地少，所以每年春节后他都出来打工。“我们一起来的工人有100多人，全是保定的，我们都没有和工地签劳动合同，现在每月包工头给100元到200元的零花钱，工资要等到干完这个工程才能开。”

　　“我们农民也不懂法，签了合同又有什么用呢，到时候不给工钱还不是一样？”来自内蒙古赤峰的李国武说。据他讲，他们春节后就来这里打工，现在每个月工头就给50元到100元的零花钱，这连买基本的生活用品都不够，有的工人发了钱之后就几个人合伙自己改善一下伙食，“因为工地的饭实在太难吃了”，前不久，一位工地的瓦工着急回家种地，干了两个月挣了2000多元的工资，包工头只给了500元。没办法，回家种地很急，他只好拿这些钱回家了，“剩余的工资就算黄了，因为家都在外地，谁能因为这点钱整天跑来要呢”。

　　孩子教育成了普遍担忧

　　大多数农民工的愿望很简单，能挣钱、多挣钱是第一位的。据统计，农民在外务工收入为在家务农收入的2倍多。虽然生存境况比城市人差很多，但在家乡，他们仍是被羡慕的对象。

　　一位40岁的农民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孩子的教育。自己一人在外打工，妻子在家里对孩子管教不好，怕把小孩耽搁了。”一位农民工家里有两个孩子，他很想把孩子接到身边上学，又没有经济能力，他希望孩子能好好上学，最好能考上大学。

　　对于孩子的学费问题，他表示，凭自己在城市做建筑工的收入，是无法负担的，他希望孩子能来到城市接受良好的教育，可贫困似乎很难改变。 (博讯 boxun.com)

如此“劳工神圣”：北京工头让农民工吃剩菜

昝爱宗
曾几何时，中国叫得最响亮的一个名称就是“工人阶级”了。现在，这个“工人阶级”的新成员－－农民工们，干最苦最累的活，拿最低最少的工资，而且还要吃工头吃剩下的剩菜……
事情发生在北京海淀区黄庄中建二局新中关工地上，当11名农民工在吃饭时，连续三顿都发现，饭菜中有包工头吃剩的鸡骨、鱼刺、鸡蛋等东西。原来是工头将自己吃剩的鸡骨头、鱼刺、鸡蛋掺进了农民劳工的饭菜里。记者采访时，工地包工头承认，剩菜的确是他们吃剩的，并称掺剩东西也是为民工好。仿佛这就是“恩赐”劳工们的福利待遇。
4月20日，由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北京《华夏时报》，似乎以悲天悯人的口吻，以医疗中国用工体制“残疾”的角度，来报道北京民工所受的屈辱。
不过，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我们看到，当这条引起较大关注的“农民工吃剩饭”新闻之后，当晚，农民工们就接到了“下岗”通知，他们举报吃剩饭，换来“没饭吃”的结果。民工拒吃有辱人格的剩菜，是为了人人平等的尊严，可是霸道的雇主、工头们，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就连海淀区卫生局也出面说只要提供的食品不变质不违法，法律对吃剩菜没有限制云云，这到底是谁的悲哀？
法律面前人人不平等，是法律的悲哀。
民工吃剩菜，还是为了他们好，更是劳工无权益的显现，是劳工个人尊严被粗暴践踏，是在中国当劳工的悲哀。
温家宝说，中国工会是中国工人阶级自己的组织。连续2次轰动性报道之后，4月21日，全国总工会和北京市工会有关负责人一起赶到工地现场调查情况，并着手解决问题。
工会不能不为农民工们争这口气，因为此事事关宪法规定的劳动光荣的宪法权利，也是劳动者人格尊严不可侵犯的体现。
地方工会组织为工人维权方面做的比较出色要数浙江。位于杭州建德的国际香料香精(杭州)有限公司“店大欺客”，胡赛娟等5名职工原本在该企业工作十年以上，依据《劳动法》应该与公司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也是企业拒签，那5职工就起诉。由于“地方保护主义”作怪，胡赛娟等5名职工在过去的4年里多次与企业对簿公堂，但先后遭遇劳动仲裁、一审、二审败诉。2002年12月，浙江省总工会开始替工人说话了，他们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出法律意见书，请求法院对该案进行再审，并代理职工出庭。2005年8月，浙江省高法下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国际香料香精(杭州)有限公司与胡赛娟等5名职工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胡赛娟等职工认为，依据《劳动法》规定，职工要求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是劳动者必须在同一用人单位工作满10年以上；二是劳动者提出订立无固定劳动合同；三是当事人双方同意续延劳动合同。法院支持了他们的诉讼请求。但事后了解到，这五职工只是得到了经济上的赔偿而已，还是走出了该公司的大门。因为他们与公司打官司，而且公司败诉了，在中国这个重人情、重关系的国情面前，他们只有“另谋高就”了，也是 “赢了官司，走了人”。
一直参与此案的浙江省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凌林律师介绍，这一判例说明，劳动法将具备一定条件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续订劳动合同的期限选择权给予了特殊的劳动者，充分体现了劳动法保护弱者、向劳动者倾斜立法的基本原则。《劳动法》第二十条内容是针对在用人单位中工作服务年限较长的劳动者采取的一项特殊保护性措施，该条规定对劳动者而言是授权性规范，对用人单位而言是义务性规范，即只要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10年以上，用人单位表达了与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 的意思后，即使在合同期限上用人单位与劳动者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劳动者也有权要求用人单位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前面是“剩饭事件”，后面是职工要求“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都需要维权，因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是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的，而是争取出来的，而且需要像浙江省总工会这样的“工人自己的独立组织”来撑腰，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一旦工人们有了真正是工人自己的独立组织--工会，看那嚣张蛮横的漠视劳工权益的雇主们，就再也不敢轻易践踏农民工个人尊严的恶劣现象了。
从“劳工最贱”到“劳工神圣”，让中国真正进入“劳动者最光荣”法治时代，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项飞先生最近撰文指出，他日前接到山东省枣庄市雪蓉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伤残女工张忠花依法维护自身工伤权益的投书，该女工痛陈经历种种痛苦、折磨和羞辱，遍访地方工会、人大、法院、政法委、经贸委、妇联，虽得到不少善良正义人士的同情支持，但她右手伤残的工伤保险问题，至今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这种问题并非偶然，她反映了我国劳工维权的步履艰难，也反映了我国劳工无尊严，以及中国社会法案的严重滞后。
《新京报》2006年3月21日消息：“全国人大公布劳动合同法草案，即日起向社会征求意见，草案规定合同自然终止职工可获赔偿。”劳动合同法的创设，有助于改变我国社会法案的落后局面，期待我国能够走过一条从“劳工下贱”到“劳工神圣”、从“劳工神圣”再到“劳工法案神圣”的道路。因为“法律不能使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是平等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将来，从“劳工神圣”到“劳工法案神圣”，将意味着“劳工法案”彻底回归法律本性，具备法律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社会从崇拜人治走向尊崇法治的重大步骤。
“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想，同一个权利”，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语言。最终消除贫困、“消灭”无产者，使每一个人都过着富足的生活而成为“有产者”，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权利主体，使每一个人的自由都是别人自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成为全世界的共识。
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曾经普遍经历过 “血汗工厂”，现在我国正在重演这一幕，如政府不主导农民劳工走出“下贱”局面，不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维护农民劳工的权益，那么今后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件小事而发生震荡，每一个小问题都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破坏社会稳定。
如下列数据显示，中国社会对劳工的成本投入增长明显落后于工业GDP增长。据调查，仍有72%的农民工收入月低于800元人民币，其中29.26%的农民工收入低于500元。广大农民劳工队伍庞大，劳工市场“一职难求，一职难保”，是造成资强劳弱的结构性原因。此外，很多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失业，状况和农民劳工差不多，这样下去就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而且还有极其不利的影响，使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得以助长和蔓延。在这背景下，法律最后的保障和底线，一旦这些底线和保障成为泡沫或坍塌，谁来收拾这么庞大的一个烂摊子？如何去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来维护与平衡新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利益？
中国正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走每一步都有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4/25/2006 14:40)

还拿民工当人吗？

请看博讯热点：农民、民工问题
(博讯2006年4月22日)

据报道，自从民工吃剩饭的事被暴光后，这11名吃剩饭民工就集体下岗了，原因吗？不言而喻，就是因为这些民工曾自爆吃工头剩饭，向记者反映了他们非人的待遇，已被“闲置”6天 二十来天的工钱还未领到。你看看，这还拿民工当人吗？！

本月9日、10日两天，北京海淀区黄庄中建二局某工地的11名民工在吃饭时，连续3顿都发现，饭菜中有别人吃剩的鸡骨、鱼刺、鸡蛋 等东西。 记者实地采访时，工地的包工头承认，米饭里的剩菜的确是他们吃剩下的，并称，掺剩东西本是“好心”，这也是为民工好。“有些人就很喜欢吃，不想吃的人当然也可以不吃。” 4月15日，我还专门就此事撰写了一篇评论《别拿民工不当人》，并被强国论坛推荐到了人民网首页。在广大网友和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哪知道这批民工不久前就接到工头汪某的通知说公司内部进行整顿，要他们第二天不用再到工地干活了。据说，到现在他们这批人一直闲在宿舍，“什么消息也没有，二十来天的工钱也没拿到”。这期间他们从没有接到回原工地或去新工地的任何通知。“有一个无可奈何，已经回家了”。他们现在只有宿舍里的一袋米，这就是他们10个人所有的口粮，“菜也没有，油也没有”。

中建二局却声称已与劳务公司解除合同。他们说，工地上有人给民工吃剩饭的消息，给单位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考虑到单位一直信誉很好，单位最终决定同吃剩饭的11名民工所在的劳务公司——江苏金坛劳务有限公司解除工程合同。而据江苏金坛劳务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张新生介绍，他是大前天才知道自己单位里出了民工吃剩饭的事情。有关11名工人离开新中关工地的问题，张新生解释说是“工程结束了”，至于中建二局解除工程合同的事，张新生说自己还没得到正式通知，所以也不是很清楚。

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工地民工吃剩饭的决不是个案。4月16日下午５点，华贸桥某工地。倚着墙角吃饭的姚师傅将白菜汤倒进饭盒，捏着勺子来回和了几下，扬起脖子“咕噜”一口把菜汤喝了下去，然后点了根烟蹲到地上抽。据姚师傅介绍，工人一天三顿下饭的基本就是萝卜、白菜，“早饭就一个白菜汤拌米饭”。另一名工人张连虎告诉记者，伙食费一天７元，不管吃没吃都从工钱里扣，“一顿能从菜里拣出一块煎油的肉就不错了。夜里如果赶工，工地准备消夜，吃顿白菜汤拌饭，我们就得从夜里11点干到早晨６点钟”。

不仅如此，工地民工的伙食卫生条件极差，有的洗菜用七八次，菜也都是专门从菜市场上买那些卖了一天的剩菜。据民工讲，他们平时一日三餐，吃的都是萝卜和白菜等素食，饭菜里也很难见到几滴油。要是在他们老家，这都是用来喂猪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就没有今天美丽的城市，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善待他们！可是，现在有些包工头以及一些歧视农民工的人，完全丧失了做人的良心，整天让民工出牛马力，吃猪狗食。

老人的古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李瑞环同志也曾经说过：“要想公道，打个颠倒。”那么，你们打个颠倒想一想，假如让你吃别人的剩菜剩饭你会愿意吗？我们每个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都有自己的自尊，请别再拿民工不当人啦！

我们的政府有关部门是不是也应该站出来替民工讨个公道了，要不然的话，再袖手旁观下去，恐怕就对不起我们的衣食父母了！（林贵春）
地址：山东五莲解放路146号邮编：262300

政府官员成地主 随意涨租惹民怨(图)

(博讯2006年4月26日)
――来自黑龙江富锦市农村的调查

作者 李新德 吴江

土地原本就属于农民，经过官员们巧立名目的捣鼓之下，一个个都成了地主，他们不但拿着国家工资，还放地收租，就连富锦市政府也成了当地最大的地主。政府以及政府的官员们连年涨租，种地的农民苦不堪言。

人们以前在电影“收租院”里看到大地主刘文彩收租的一幕，如今活生生的发生在黑龙江富锦市头林二林地区。


图一村民代表夏子全（左）、许有（右）向记者讲述遭遇

农场开发 农民失地

1988年4月，国务院批准黑龙江省三江平原为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区。1989年1月，韩国人张德镇到那里实地考察后，与中方签署了合作开发头兴地区57万亩荒原的意向书。1991年5月20日，经富锦市政府第十四次办公会议讨论同意中韩合资农场在头兴地区开垦国有荒原，征用国有土地面积57万亩，其中宜农可垦国有荒地45.5万亩，耕地2万亩，重湿地9.5万亩。

直接征用农民的耕种几十年的土地就不用投入大量资金、人员和设备，农场当年就可以有产出。于是，开荒农场变成了占地农场，政府就动迁二林村村民，给中韩公司让出土地15000亩。

据知情人讲，在中方头兴农场的总经理刘加强签署的一份征用土地补偿费发放表上详细列举了各乡镇征用土地的补偿总金额为808.1859万元，而富锦市上报的是1463万元，其中多出的654.8141万元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如今也是个谜。而当时二林村农民得到的土地补偿金每亩仅46元。

农场解体 政府占地

1997年中韩合资农场解体，原本占有农民的土地应该还给农民，可是，富锦市政府为了管理合资农场占用的37万亩熟地，成立了农业开发公司，当起了“地主”。

从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间，二林村民每年都要向开发公司上交每公顷700元的土地使用费。

但是根据二林村土地使用情况的沿革，没有看出来有政府使用的历史，这土地从来就是二林村民耕种的口粮田、责任田，只能按照国家的土地政策对耕种的农民给予补贴，不能施行地方政策增加农民负担。

随意涨价 盘剥农民

官员上门涨价收租，农民把他们当成了抗日时期进村扫荡的鬼子。

2006年，富锦市开发办要把每年每公顷700元的承包费，涨到1950元。这个强制的涨价，遭到大多数村民的抵制和反对，才出现村民与开发办人员闹纠纷的场面。村民看见开发办人员到村上，就相互传播“鬼子进村了”，可见这在村民心中的怨气有多高。

最近，市开发公司领导去二林村通知，今年的土地费涨至2050元，如果不交费就包给别人种了。开发办组织数十人去村里收费，村民数百人出来抵制，双方经常剑拔弩张。

这个收费项目，在国家取消农业税后，为什么能够存在，村民不明白。市开发办说是政府领导定的，市政府领导说这是政府的土地，市场化管理，就应该这样办。

地主催租 制造不“和谐社会”

2006年的3月到4月，在富锦市头林二林地区，天天有农民和前来收取土地承包费的市农业开发办的人员对峙：不是农民骂走了开发办人员，就是开发办人员赶走在地里耕作的农民，矛盾尖锐时，也有公安人员出现，夹杂着一些充当“保安”的打手。间或这些人坐到农民家中不走，叫你的日子没有办法过下去。

农民告诉记者：由于农民的抗租不愿交，林镇的主要负责人遭到了富锦市市长刘臣大骂：就这几个承包费都收不上来……

然而，比刘臣市长更急的是农民啊：他们耕种了几十年的土地，眼看就没了播种的权力，耽误了农时可要造成“人祸”的啊。

不是在电视上看到中央早就废除了农民种地的税赋嘛，可是在富锦种地怎么还要涨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官员出租土地 诞生腐败群体

因为富锦土地宽广，在建立头兴农场、申报农业开发区、建设灌区等项目的中，有不少当地官员通过各种方法占用了大量土地，然后对外发包，赚取巨额承包费。

当时建立头兴开发区，划拨57万亩土地。但是，就有人搭车占用57万亩之外的大量土地。图二是37万亩，归省农场管理。图三下部是20万亩，归市开发办管理，二林就在其中。

图三的右上方，比图二多出来一个红线圈着的地方，就是搭车被占用的土地，当地叫河东区。在红线圈定的河东区，村民标注了当地官员占用土地者的名字。

富锦的干部手中握有多少土地，看看群众提供的这个名单就管窥一斑：

原富锦市委副书记葛其侠，占地近万亩，在大草岗5000亩，靠前锋农场5000亩，管理者是富锦市三元公司刘连庆。

市委主管农业副书记郭福山占地近万亩，在解放桥东柳茂岗，管理者是刘春生。

常务副市长赵达占地3000亩，在西富南，管理者是刘春生。

赵达给佳木斯公安局某副局长送礼750亩。

市委办公室主任陈庆忠占地3000亩，在红河农场。

原武装部长马成喜，把兴华村4500亩耕地占有。

原政法委书记郭建民占地3000亩，在长合东，管理者是刘春生。

财政局副局长赵君占地7500亩。

局级干部于龙海占地1000亩，在东大荒。

原市委书记韩印占地5000亩，在兴华村南，由韩的外甥管理。

市土地局局长张海山占地750亩，管理者是刘春生。

涝区管理站站长王德成占地750亩。

开发公司会计孙颖占地600亩。

另外，开发公司在初办时，为了得到贷款，用4500亩土地送给佳木斯农行蔡行长，公司得到农行3000万元的巨额贷款，长期不还。（这些干部占地全是由别人管理的）

长春岭村南20公里处有原始沼泽地约50000亩，在2004-2005年全部被富锦市干部开成熟地，变成对外承包的发财田。开发公司经理高长春1200亩、副经理于天生1200亩、生产科科长吕永志开荒1200亩。常务副市长赵达开荒3000亩。草原管理站站长杨某开荒10000亩。财政局副局长赵君开荒500亩。原政法委书记郭建民掌管有省里批文，开荒3000亩。

在开发东区，原市市长李得香占地7500亩，由其侄子李春轩管理。

富锦市法院副院长尚文章，占地3000亩；闫院长占地2000亩。
……

这些官员张口闭口“三个代表”，吃着人民，喝着人民的“公仆”，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利在数年间、多者十数年间，捞取了多少额外的收益？

应该还耕于民

有关专家针对黑龙江富锦市市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充当“地主”收租等问题发表意见认为：富锦市市政府应当迅速停止随意涨价的行为，维持土地原有使用情况，不误农时，不激化社会矛盾；对已经强制收走的，要退回差价，保证村民公平利益不受损害；撤消富锦市农业开发办，把土地还给农民；另外对于村民举报占有土地官员的名单，进行认真的排查，彻底肃清腐败。不管是以谁的名义管理土地，只要查清其幕后实际控制者，就要严肃处理，追究其行政和经济责任，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对于案件的进展，中国舆论监督网将作跟踪报道。

村民们期望更多的媒体记者关注他们的生存状况，如有媒体记者采访此案，请直接与上访代表 夏子全和许有联系，他们的电话为：

夏子全 13555423100 许 有 13124740929 联系！


富锦市委书记黄福清电话：13903686700

富锦市市 长刘 臣电话：13352540002

作者简介

李新德――安徽人，从事舆论监督工作多年，于2003年创办中国舆论监督网，并于2004年首发“下跪副市长丑行录”一文而闻名国内外。国内外媒体报道《反腐网站46天扳倒下跪副市长》（城市快报）、《他们最害怕光》（中国青年报）、《网络自由飞翔的雄鹰》（路透社）、《互联网改变中国政治版图》（纽约时报）。

近期参与的报道：辽宁阜新“退休高官”王亚忱案件、辽宁鞍山国税局李文娟举报案件、河北国投公司董事长梁云才双规致死案件等。更多的文章，请登陆百度搜索“李新德”、“中国舆论监督网”。 (博讯 boxun.com)

权贵资本洗劫中国：中国潜在整体性崩溃前景可畏

编者按：本文作者是大陆财经问题撰稿人，他从经济层面入手，联系社会矛盾激化的政治现实，说明中国的所谓“亚洲奇迹”，乃是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以及官商权力资本以一种近乎洗劫的方式，极力支撑出来的表面繁荣。今天，中国权贵资本制造的多重社会矛盾已经达到顶点，它一旦爆发并引起连锁反应，中国将整体性崩溃，前景可畏。在文中，作者描述了中国的危机可能从哪里开始？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怎样影响中国的未来？文章指出，如果危机失控，中国的版图将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被撕成碎片，最后甚至连原有的民族国家也保不住。本文不但适合股票投资人和依赖存款养老的中小有产者作为理财参考，而且也适合工农弱势阶层了解他们今天一无所有的真正原因和斗争方向，甚至更有益于关心中国命运、前途的知识分子作为参照、效法的榜样。为了便于阅读，对文题（中国的崩溃）和文中小标题都作了修改，希望关心中国命运的读者能花时间仔细读一下这篇长文，领会本文精辟叙述所传达的深刻含义。
　　 一、难道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在前两年非常流行的一本小册子“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克鲁格曼先生做了一个让中国人疑惑不已却又不寒而栗的设问：下一个是中国吗？他的意思是说，在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经历了一次毁灭性的崩溃之后，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最大的奇迹，是不是下一个即将崩塌的神话？
　　 虽然，中国有所有已经遭遇流行病袭击的亚洲国家的通病，比如臭名昭著的裙带资本主义，完全失控的银行管理等等，但作为一个比其他亚洲国家庞大得多的经济体，中国显然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至关重要的特点，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独独中国能够幸免于那一场可怕的灾难了。可能正是鉴于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和棘手程度，克鲁格曼在提出了这个让人烦恼的问题之后，并没有给出答案，便匆匆结束了他的讨论；虽然，他明确地将中国归为他所谓的“坏”的经济体－－那种即将进入危机状态的经济体。
　　 从表面上看，中国不仅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蹂躏，而且继续以其惯有的高增长姿态傲视全球。在危机之后，中国仍然以年均百分之七以上速度连续增长了四年，在许多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那里，中国的这种奇特表现已经成为世纪之谜，因为它对我们的常识构成了挑战。难道，常识真的要被证伪吗？还是人们看到的中国，仅仅是一个假象？
　　 二、权贵资本用政治手段强行掠夺弱势阶层、竭泽而渔
　　 在亚洲金融风暴发生的一九九七年，中国经济实际上在内部已经遇到了严重问题，这不仅表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缓慢的下滑过程中，更表现在中国一直引以为傲的渐进改革已经完全失去了动力。金融改革毫无起色、国企问题日趋严重、贪污及社会贫困开始制度性弥漫，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机不过是以一种意外的方式暴露了中国这种渐进模式的另一面。
　　 当此时，本来是中国领导人痛下决心、革除体制积弊的时候，然而自尊心和现实经济的压力驱使中国领导人走上了一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为了继续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以遮掩这个即将衰朽的神话，中国领导人几乎完全搁置了制度改革，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短期经济表现。就中国领导人对严峻的制度改革形势的漠视而言，这种以GDP为唯一追求目标的执政思路已经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正如许多观察家看到的那样，一九九七年之后，中国领导人没有推出一项旨在长远的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更加紧迫的政治改革，来凝聚进一步改革的动力。相反，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动员的资源，以一种近乎掠夺的方式来极力支撑其表面的繁荣。在短短的四年中，中国政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既包括西方人熟悉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也包括西方人不那么熟悉的所谓收入政策和消费政策。借助于这些以庞大的以公共开支为基础的政策刺激，中国在少数大型城市快速树立起了一个高成长国家的典型形象：不断崛起的高楼大厦，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消费群体，源源不绝的外来的、尤其是港台地区的投资，络绎不绝的黄金周旅游人群。呼应于这种新的形象，那些对亚洲模式曾经有过深刻怀疑的人们终于丢掉了他们最后的一丝警惕，以自己的热情和行动匆匆投入了“中国世纪”的合唱。
　　 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中国不仅仅意味着大城市，更不仅仅意味着那些多少有些样板意义的特大城市；中国不仅意味着让人心动的机会，也可能同样意味着始料不及的巨大麻烦。让我们来看一看实施这种被中国领导人称为“扩大内需”、却被我称为“类凯恩斯疗法”所付出的代价吧！我之所以将这种政策称为“类凯恩斯疗法”，而不是克鲁格曼所推荐的“凯恩斯疗法”，是因为实施同一政策的并不是同样性质的政府。换句话说，中国政府是在完全缺乏“凯恩斯契约”的约束下实施这些政策的。在这种契约中，政府必须在不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情况下来采取干预行动，而这种契约在中国似乎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必须注意到，在实施同样政策的时候，中国政府仍然是一个权力完全不受监督但却掌握大量垄断资源的政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正是出于这个区别，我们将会看到同样一个政策将导致何等南辕北辙的效果。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中国一九九七年后采取的一揽子刺激政策的核心部分。从一九九八年开始，中国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为此，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从一九九七年的五百六十亿飙升到二00二年的三千多亿。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评价这个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中国，所有的公共投资不仅低效，而且充满了各种贪污和受贿丑闻。正是基于这一点，民间将这类公共投资形象地比喻为“富官工程”就不足为奇了。这个问题的实质和严重性在于，在一个权力不受监督的国家里，以大量国债发行所支撑的公共工程意味着：少数拥有权力的腐败官员在透支全体人民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期望中国能发生什么奇迹。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大量的公共投资正成为毫无用处的垃圾。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中国又开始了一个与九0年代初期非常相似的大兴土木的高潮，不过上一次仅仅表现为地方政府的投机，而这一次的主角却是中央政府。人们还记得，在九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经过了一系列艰难的讨价还价之后，才从地方政府手中夺取了更大的控制权。然而一旦大权在握，中央政府却干起了同样的勾当，实在是权力经济的本质使然，不过是大集权与小集权的区别，五十步笑一百步耳。九0年代初期那次以开发区建设为主体的投资狂热，除了留下大量的撂荒土地之外，还留下了大量的银行坏账，难道这一次规模更巨但同样毫无成本约束的公共投资的结果，就一定会更好些吗？江苏省的一个例子特别能够说明这个问题：江苏省北部的一个县，花费了大量的公共投资建立了一个完全是为了炫耀政绩的电话县，其结果却是，强制安装的电话成了农民家中无用的摆设。如果这也叫GDP的话，大概只能称作“灾害GDP”。
与上面的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套的是所谓的货币政策，在经过了九0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教训之后，中国货币管理当局在这方面似乎比较谨慎。由于害怕刺激高通货膨胀，中央政府一直以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称，但这种“稳健”实际上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诚如大家看到的，从一九九八年起，政府已经连续五次降低利率。考虑到中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贷款都流向了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这个政策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一个合理的推论是，四年来的货币政策，在危险的基数上大大增加了银行的坏帐。虽然，我们不能准确地知道这个比例增加的具体程度，但这可能也正是危险所在－－未知的危险要比已知的危险可怕得多。如果，上面那些政策还没有超出我们理性的想象范围的话，那么中国政府直接推动股市上涨就显得有些愚蠢和浪漫了，这让那些有些历史感的人轻易联想到大跃进时期的疯狂。在中国一九九九年开始到二00一年七月结束的罕见牛市中，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肯定会作为丑闻记录在案，这就是“人民日报”在一九九九年六月发表的社论。这篇社论以欺骗的手法催促投资者进入股市，以营造社会虚幻的“财富效应”，并同时为国有企业解困。鉴于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权贵资本已经发育得相当成熟，我们完全可以将中国股市两年多的牛市定义为：权贵资本对社会财富一次规模巨大的洗劫。直到现在为止，中国证券市场的泡沫仍然远离合理区间，但它套牢的资金已可以万亿计。而在这一轮牛市落幕的同时，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持续多年的“GDP秀”，也开始落幕。
　　 与上述股市政策同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有另外一项政策。那就是所谓收入政策。从一九九九年开始，政府为公务员连续加薪，到目前为止，公务员的薪水提高了接近一倍。谁都知道，中国公务员是中国改革中受益最大的群体之一，其实际收入要远远超过名义收入。可笑的是，这项政策竟然是在拉动内需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不仅引起了普遍嘲笑，也激起了下层阶级的广泛怨恨，而其对内需的拉动，当然也只能是说给天真的人们听听。这种为所欲为的执政取向，除了证明中国政府官员对社会紧张情绪的麻木之外，恐怕证明不了其他什么。
　　 在国有企业方面，中国政府同样注入了极大的财政资源，这既包括用五花八门的行政手段来限制甚至消灭竞争，如“关停并转”中小企业；也包括毫不遮掩的直接财政资助方式，如荒唐的“债转股”和直接拨款二千亿增加国有企业资本金。透过这些明显具有短期色彩的手段，中国国有企业的赢利水平象变魔术一样得到扭转。到二00一年度，中国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成绩突出表现在这样一组数字上：国有企业的盈利从一九九九年的九百亿达到二千三百三十亿。然而这个数字的后面是什么呢？事实是：中国前十名的垄断企业占据其中的一千九百亿，国家重点支持（注意，这意味着国家想怎么支持就怎么支持）的其它前五百名大企业共获得盈利四百二十亿元。按“香港信报”的推算，这也就是说，剩下的六万多家国有企业平均盈利只有一万元。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领导人不愧是“波将金”经济的业内高手。在这种资源向大型垄断企业集中的趋势中，我们已经隐约看到了俄罗斯“寡头经济”的轮廓。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中国采取的所有应对政策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人民币汇率政策了，这赢得了国际舆论非常慷慨的赞扬，尽管国内对中国政府的这项政策的利弊得失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但一个极其重要而且被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坚挺对中国国内各阶层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指标已经达到百分之四十以上、在外部市场变动剧烈的情况下，人为的外汇管制在中国国内各阶层中起到了一次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实是，人民币的坚挺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的贫困阶层。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在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源于中国剩余劳动的巨大供给，另一方面则完全是由于中国人对低工资收入的超强忍耐力。但在周边地区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中国下层阶级的劳动力价格却被人为高估，这阻断了中国通过经济手段向世界市场输出人口压力的通道，人为地限制了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这虽然为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挣够了面子，但却是以农民及其他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考虑到农民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有的绝对份额，这个代价可能相当巨大，而且并不仅仅是经济上的代价。一方面，中国低收入阶层承担了人民币坚挺的全部代价，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弊”；另一方面，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另一部分中国人，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资本却享受了人民币坚挺的绝大部分好处，所谓人民币不贬值之“利”。中国进口产品的主要消费者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人民币的坚挺大大增加了他们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能力，而农民和下层阶级却与这种消费完全无关。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坚挺对那些主要依赖进口设备、进口原材料并大量使用国外债务的垄断企业和权贵资本有利，比如电信等垄断企业。在中国的城市，几乎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领域都与进口密切相关，人民币的坚挺的确大大刺激了中国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胃口，这大概就是许多外国资本一夜之间突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中产阶级的真实原因。然而这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中产阶级的基础并不牢靠，因为这是一次汇率管制所导致的突击性的财富转移。中国农民一直是中国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这种被动的承担并非是由于他们的愚钝，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这种困境的最新一个例证是，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却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的怀疑：人民币的坚挺是不是也是一种体制的“故意”－－强势阶级利用看上去中性的宏观政策的寻租？虽然从长期看，中国农业问题
可能主要不是一个汇率的问题，但人民币的人为坚挺，却在这几年极大地加剧了中国弱势阶级的困苦，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看清楚了这样的真相，难道我们还能认为，中国成功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吗？我们不过是将这种冲击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给了中国的弱势阶层罢了。人民币没有贬值，仅仅说明了中国有可以人为控制的“外汇管制”，仅仅说明有人要竭力维持一个名不副实的强国形象，而不能说明任何其他问题。
中国经济在最近几年不同寻常的表现，让人们很容易联想到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那时候，我们有更加让人瞠目结舌的增长速度，同时也有比现在更加凋弊的民生。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维持一个高增长的GDP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通过轮番使用上面一系列手段，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维持了“一枝独秀”的局面－－这被中国的经济学家称为“七上八下”（百分之七以上、百分之八之下）。然而，正如这个中文词语的另外一个意思一样，这个“一枝独秀”并不如看上去那么令人放心，在一帮可笑的政府经济学家不断地鼓吹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拐点之后，这个拐点却始终没有真正出现。更多的人则开始相信，如果中国不迅速进行旨在修复增长动力的制度改革的话，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一直盼望的那个拐点，可能恰恰是一个向下的拐点。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二00一年四季度，中国GDP增长是创纪录的百分之六点六，在我看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某种趋势，可能正在揭开中国经济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沉重的历史代价。
　　三、假象背后是被掩盖的深重的经济、政治危机
　　 虽然已经有经济学家正在悄悄谈论中国为一枝独秀所付出的代价，但更多的人们则开始以他们实际行动对百分之七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质疑。就在今年，当中国人大以惯常的虚伪姿态总结政府去年的成绩时，大庆－－中国极具象征性的国有企业，发生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我们虽然很难判断这是不是中国渐进改革走向突然死亡的信号，但这一事实强烈的暗示我们：中国，可能是一个假象。
　　 我们不能说，中国目前所存在的严重问题，是从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的，但这四年为了维持面子上的繁荣而采取的竭泽而渔的政策，无疑加剧了事态的恶化，而最重要的代价可能是，中国可能已经错过和平改革的最后机会。现在，让我们走到漂亮的GDP的背后，看一看中国的另外一面。
　　1.濒临绝境的国家财政
　　 虽然中国领导人利用各种指标和标准来为自己的财政政策辩护并维护本国财政的稳健形象，但很显然，这里面存在严重的误导。这倒不仅仅是因为中国财政数字的虚假，而是因为有大量的国家负债完全无法统计。有中国经济学家私下里作过估计，中国的国家负债已经达到十三万亿左右。但这位经济学家的估算中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工资拖欠似乎没有足够估计，有资料披露这一数字已经达到二万亿左右，如果考虑进这一因素，中国的国家负债与GDP的比率可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日本的百分之一百三十一。需要指出的是，在世界的主要大国中，日本的这个比率已经是全球之冠了。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政府不可遏制的钢性开支增长，从一九九七年开始，政府一直都在通过合法的税收，不断加大对民间财富的非法收刮。基于我们对中国政治现状的理解，税收的最终承受者肯定是中国的中下层阶级，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中国社会日益增多的抗税事件以及不断升级的怨恨情绪中感觉到。一九九七年到二00一年，国家税收连年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而刚刚过去的二00一年度，这个数字已经是同年GDP增长速度的三倍。从中国民间业已普遍感受到的痛苦程度看，这个数字继续高位增长的潜力已经十分有限。换言之，中国社会的税收潜力与中国政府日益膨胀的财政胃口之间所存在的紧张关系，将在未来几年达到高峰。
　　2.难以自拔的金融陷阱
　　 日本最近十年来的令人难堪的经济表现被普遍归结为银行体系的严重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恐怕还算不得最坏的学生。按照最悲观的估计，日本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接近百分之二十，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按照中国官方最新的估计，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债权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六，但这个比例却遭到中国民间与国际机构的一致怀疑。一般估计，在中国，这一比例已经达到令人异常恐慌的百分之五十。人们普遍猜测，中国国有银行问题的严重程度，恐怕已经远远超出最高主管官员的估计，这种猜测正在越来越多的银行腐败案件中得到证实。这几年，在中国人民银行试探性地关闭了几家信托投资公司之后，其真实情况与人们估计之间的差距让所有人大吃一惊。与此同时，中国在一些地方试行的贷款“五类分级”制度却一再受阻，原因很简单，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分级制度将大大增加银行的不良比例。形势的确相当恶劣，但从中国官方一再搁置金融改革的情形看，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相称的紧迫感和勇气。显然，这已经事涉难度和风险同样巨大的政治改革；从最近披露的王雪冰案中，人们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这一点。
　　 一个流传颇广的例子有助于外界了解国有银行的真相：一位“五大”（五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到国内一家市级银行调查，他目睹的两件事让他难以置信：一是这位银行行长的办公室“大得可以打篮球”；二是办公桌上最高档的电脑上竟然有厚厚一层灰。对此，这位高级合伙人的评价是：这种银行居然还能存在，真是金融界的耻辱。中国国有银行之腐败低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如果以上的事实还不足以说明中国银行业经营问题的爆炸性的话，那么下面的事实将帮助我们了解这种爆炸后的灾难程度。就在最近即将在中国大陆上市的招商银行的招股说明书中，人们发现，这家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优秀的银行，其离岸业务的坏帐率竟然高达百分之九十三以上，这让那些对中国银行持最悲观态度的人都大为震惊。
　　 然而，中国财政、金融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仅仅在于它有多么危险的指标或者数据，而是它体现了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的实质：权力和权力资本在毫无监督和约束的情况下，无偿占用和挥霍全民的未来财富（存款、国债、股票等等）。既无约束与监督，这种挥霍当也就毫无节制，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储蓄和投资。从宏观上讲，中国的金融、财政包括资本市场徒有现代经济之表象，但其在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却无比巨大。
　　 曾经有中国学者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产出增长率应该是百分之十，但九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这个水平。对照中国增长模式与日本的高度相似性（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在这种模式中，中国可能更是一个极端案例），已经有人开始怀疑，中国是不是早在九0年代中期就已经陷入了与日本一样的“增长型衰退”。如果这个结论成立，在今后几年，中国就非常有可能进一步跌入“增长型萧条”。果如此，中国在渐进改革中长期积累而在最近几年愈演愈烈的各种尖锐矛盾，就有可能找到喷发的时机。
　　 最近几年，夹杂在表面上“中性”但剂量却不断加大的“类凯恩斯疗法”的浮躁中，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趋势性变化。与上面那些静态并且广为人知的数据相比，这些动态的趋势已经和即将显示的冷酷力量还不太为人所知。这些趋势包括：
　　3.权力资本突击圈钱、洗劫民间财富
权力资本一直寄生于中国渐进改革的体制缝隙中，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甚至是倒退，权力资本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多的机会在合法的体制中大量复制。虽然这种后果是中国渐进改革（本质上却是在维护秩序稳定的约束条件下，无原则地刺激“权力”的积极性来推动的改革）的一个逻辑必然，但最近几年的“类凯恩斯疗法”无可挽回地加速了这一进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由于醉心于短期的经济表现和屈服于体制改革的艰难，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体制改革已经完全处于悬空状态；这一点，相信所有密切关注中国制度改革的人们都能够观察到。反过来，短期经济表现的“优异”又强化了中国领导人的傲慢，他们似乎真的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忽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必须具备的最基础的制度和文化准则，而走出一条“天才”的捷径来。这几年，制度改革已经完全退出了中国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他们的案头取而代之的是，一大堆具有浓厚机会主义色彩的个人灵感式的药方和兴奋用品。然而，改革停滞的严重后果正是在这种自我麻醉的幻觉下开始发作，已有的改革成果正在丧失，经济中的国家垄断开始卷土重来。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表现。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凯恩斯疗法”在一个自由市场意识深厚和监督体制健全的国家中，或许可以作为一种短期应急政策。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集权和计划经济传统的国家中，则可能意味着“国家”的复辟，这与中国近二十年改革的目标恰好背道而驰。道理很简单，短期经济的突击式增长必然要以资源的集中使用为条件，这与我们计划经济时期的权力使用方式何其相似。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民间财富已经有向政府手上集中的趋势。通过税收，通过毫无约束的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各种对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横征暴敛，中国的民间财富在近几年中遭遇了一次空前和“故意”的洗劫，其规模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所仅有。要紧的是，在这个活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并非是形象中立的“国家”，而是那些打着国家旗号的权力资本。这当然不止于经济学家口中轻飘飘的“挤出效应”，而是对毫无抵抗能力的民间社会的一种致命吞噬。事实上，政府权力的扩张已经成为权贵资本主义的催化剂。注意，这是一次在政府合法性的掩护下，盘据在各个层级的权力资本一次突击的圈钱行动。市场和权力变成一部分窃取者的私器，市场和政府同时失效。
　　 现在的情形是，权力资本已经完全与现体制一体两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综观目前的中国，哪一个领域，哪一级政府，不充满权力与资本的体制性勾结？与这种潮流相对应的是，一度在九0年代初期消弭的官本位文化正在中国社会重新回潮。不过，它已经具有截然不同的形式----以官为主以商为辅的“官商本位”。在这种不可抗拒的挟迫下，中国刚刚出现的民间资本力量可能又一次重蹈夭亡的覆辙。虽然，这几年，中国一些重要领导人以罕见的个人方式反击了这种勾结，但体制的力量从来就要比个人的道德勇气强大得多。我们看到，这些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看来完美无缺的清官，已经彻底地被他们所置身的体制所制服；可以想象，这些“清官”将带着对这个体制的巨大疑惑遁隐于中国历史的舞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转轨已告完成，强盗资本主义以另外一种更加隐蔽的方式占据了中国社会的绝对主流。这种隐蔽方式危害性在于，他们可以在没有任何合法抵抗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攫取社会的全部新增财富。在某些人那里，这可能仍然是“帕雷托改进”（只要社会的总体财富还在增加），但肯定不是许多人愿意接受的“帕雷托改进”。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些迟钝的经济学家，只要掠夺财富比创造财富成本更低，权力资本就会选择掠夺而不是创造。在这种情形下，全社会的“帕雷托改进”就只能是一个设想，也仅仅是一个设想。这就是我们要谈的第二个趋势：
　　4.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生存状况不可逆转地恶化
　　 在中国，农民问题已经不是什么新问题了。按照中国学者秦晖先生的说法，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即是中国问题。这个意思是说，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中国农民的命运，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未来。这显然是一个常识性的知识，然而不幸的事实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正在持续下滑。如果我们以为这仅仅是暂时的现象，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中国农民问题滑入深渊的开始。 理解中国的问题，必须首先理解的中国的权力；同理，理解中国的农民问题，也必须从理解中国的权力体制开始。中国是一个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占有的政治权力越大，控制的经济资源也就越大，在分配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越有利。无疑，中国农民处于这种分配体制的边缘之边缘，底层之底层。在这种体制下，中国农民不仅受到力量强大的城市利益集团的排斥，也同时受到深入农村的行政体系的剥夺。中国农民人口虽然数量庞大，但天然的分散性使他们很难凝聚成有力的压力集团。这决定了，一旦遇到经济紧缩，中国农民将成为最早和最大的牺牲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实际上是测试中国经济景气程度最灵敏的指标。因为，以政治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种分配压力转嫁给处于最底层的农民和农村。一九九七年之后，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的显著恶化反映的其实就是中国城市经济的危机，它只是城市经济不景气的一个结果，而决不是原因。这种转嫁，通常通过两种途径来释放，一种是城市对农民进城的制度性排拒，另一种则是通过农村基层官员传递的行政权力体系的分配压力，而这被中国农村社会形象地比喻为“干部资本主义”。注意，从总体上说，中国农村的基层官员只是这种压力的传递者，而不是压力的制造者，这与中国主流媒体所塑造农村基层官员的妖魔化形象并不符合。虽然，在这个传递的过程中，他们可能放大了这种压力。中国城市媒体之所以将农村问题归咎于农村的基层官员，一方面是出于无知，另一方面则是在有意掩盖强势权力集团的贪婪和无耻。公平地说，中国农村基层官员的恶行并不比他们的城市上级更过分，只不过由于他们剥夺的对象更加赤贫而显得格外刺眼罢了。他们只是强势的城市官僚集团透过基层政权向最弱势的农民转嫁城市压力的合法工具。农村基层政权只是官僚体系的最末端，其只能向下输出而不能向上反馈的封闭性决定了这种盘剥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和残酷性。在也许是中国最著名的乡官李昌平先生的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农村的“权力私有化”进程已经走得何等之远。 当然，这种迅猛的事态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农村。很明显，将中国农民置于绝对受剥夺地位的是一种完全制度化了的分配机制。随着发言权越来越大的权力资本的加入，以及臃肿的政治官僚体系的膨胀（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种机制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压迫性。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领导人不断强调农民问题的危险性、不断呼吁舒缓农民困苦的同时，农民问题却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盘据在城市的权力资本或许会对城市贫困阶级的诉求作出妥协，但很难对农民的利益作出理性的回应。这么多年的经验表明，中国权力资本对中国问题的判断力和前瞻性相当令人失望，除非大难临头，农民问题可能已经永远在他们的视野中消失了。通过中国农民日益严峻的生存困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判断，中国的危机已经开始，它正在以一种被有意遮蔽的形式向中国的城市蔓延。目前这种局面，一九四九年以前蒋介石先生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过。
　　 许多西方人包括一部分中国人对中国农民的悲惨景况已经有了深刻印象，但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农村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百分之八十农村人口的收入在农村平均收入之下，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实际的生活状况恐怕远远恶劣于我们的想象。可悲的是，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对这种情况相当麻木，没有革命性的改革，就会有比改革更加混乱的革命或者比革命更加难以治愈的犯罪浪潮在等待着我们。给予中国自由市场改革以公正的起点，就首先要给予中国农民的市场参与以公正的起点。
　　 从八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改革停滞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在为城市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果我们对中国经济将来较长一个时期的悲观预期准确（我以为，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严肃的，因为即便我们聪明绝顶，我们也不可能永远顺风顺水），未来几年，中国农民问题就极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状态。从这个角度出发，捍卫农民的权利，就是捍卫中国的自由市场改革。
　　 随着权力资本的日长夜大，以及权力资本所支配的掠夺体制的高速运转，与农民同时被抛入困境的是中国的城市贫困阶层。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层的队伍正在不断扩大，能够清晰揭示这种趋势的是，中国的失业率一直在不断攀升。虽然，官方一再以玩数字游戏的轻浮态度来对待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一般的估计，中国的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百分之二十以上。走进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人们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成员在遭遇失业的困扰，已经有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强有力的传统家庭纽带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秩序最后的避难所。
　　 在中国，城市下层阶级喜欢用那些明显具有寓言结构的故事来表达他们对现状的绝望，但的确，这种耸人听闻的悲惨故事正越来越具有真实性。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一篇关于城市贫困情况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中国沈阳的铁西区----一个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自豪工业区，现在已经变成中国城市贫困的代名词，其萧条与困苦的情形让人沉默无语。
　　 目前的政府统一采购招标制是变相的计划经济
　　 目前全国都存在的政府统一采购招标制度。这种集权的社会生产方式，不会减少腐败的发生，相反，只会增加腐败的发生。国人们！你们去亲身体验吧！发生在你身边的统一招标制，腐败是多了，还是少了！竞争的老板们为了拿到订单，让官员们腐败个够。这种招标没有一个是透明的、民主的，都是事先串通好的串标。损了人民，肥了官员。目前，政府撑握着大部分资源，不能再这样集中经济资源搞生产了，以前不是吃过亏吗？这是变相的计划经济！由政府掌控市场是市场经济吗？应该在经济上放弃这种集权。美国社会为什么中层官员连出外访问的经费都成问题，就是因为分权，你的资源用完了，你的经费用完了就没有了，没有人再另外给你，你把经费、当地资源玩过头了，当地百姓人民就叫你倒台。而不象中国，这个官玩过头了，上面关系搞好了，异地为官照干照做，这怎能不腐败呢？集权办事不好深圳就有一个实例，2003年、2004年深圳春节火车票实行集中售票，百万号人排队购票，票贩子手上有票，老百姓排断腿却买不到票，人怨沸腾，什么原因？2004年春节售票后期改为分散售票，时空上分开了，集中没有了，问题也就解决了

社会写真：官员淫乱众生相

(博讯2006年4月23日)
在东莞的星级酒楼，冷巷内两行妖艳的妓女好象夹道欢迎的队列，叉根（俗名）今晚要点香烧给来自公安、司法、工伤、税务、城管等带长人物（具体单位略去）这一班各自行业的带长外表颇觉斯文，清一色的男士。

叉根所做的行当是市场建设，真正的市场建筑。商场超市，农贸简易档位的投资和出租管理一条龙，地盘在广东省内遍地开花，自此需要征地拆迁牌照申领和谋求偷税漏税，所以不得不要擦这些带长的鞋面。当然内里包含着互为互利各取所需的成分，叉根要的是这些各行业带长的护航和开道，而这些带长的各位要的是叉根的奴相和金钱。 (博讯 boxun.com)

酒过三巡，叉根兴奋地向女客房部长招手，女部长会意地点点头离开客房。少倾，女部长领着12位胸大腰细体态丰满，性感十足的妓女进来，这些妓女好象训练有数，身上挂着圆牌编号，进门一字型站着，向客人鞠躬：先生x号将热诚为你服务。然后两个夹一陪坐在每个带长的身边。

因为一切主宰在叉根，各自带长的目标就是吃饭娱乐，饭间对公事闭口不宣。
公安带长的最先喷露欲火，身边妓女刚到就停下银筷抱着两女进入密室，司法带长的抱着两女在左右亲嘴。

工伤带长的左右开工将手伸入两个女人的胸部。税务带长的竟然揭开妓女的衣服好象婴儿吸奶般窝着女子，另一位女子在使劲掏税务带长的裤裆。

城管带长的更激烈，一早将两个妓女带入密室吹萧。

这是2006年4月22日晚上的一幕。

事后叉根对记者说：如果单单请这些带长的喝酒而没有妓女一项，自己恐怕要每顿多掏万把块。理由：将这些色鬼让妓女惹出欲火累了好节约十瓶路易十三。2006.4.23 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社会写真：谁制造老百姓为刁民？？？

(博讯2006年4月23日)
黄海平原本在一个汽车公司上班，因为屡次不肯送好处费给交通警察而屡遭无理的扣罚证照，公司老总找借口视黄海平为负累，在公司员工中散布黄海平为刁民！黄海平一气之下辞工不干了。

在质问公司老总为何暗中散布自己为刁民？老总说：你隔三差五就被交警扣证不但影响客运生意还给公司增加疏通费用，其他的司机不象你这麽愚墩交警为何不扣罚他们而要专门扣你，这点关系也不会疏通不是刁民是什麽？

黄海平无话可说！因为黄海平生得1.6高度个头，外貌给人一种好欺负的感觉，每次交警拦截都是乖乖地掏证奉上，开初公司属于公家遇到交警扣证罚款有公司担待。现在改制承包转型这点关系脱离了，司机遇到扣证处罚要自己买单。为了生存，其他司机极力找关系巴结沿路线的交警，惟独黄海平因为家中老父长年卧床护理，经济方面比较困难，2000多元月工资自己连烟钱也戒掉节约下来为老父治病，处于黄海平来说要拿钱巴结权势，倒不如希望权势施舍点救治老父好了，一种辛沉的心情长年压抑造就了黄海平平日稳重的外表，外人来说看到黄海平的寒酸总以为他的性格是一毛不拔。

在遇到交警发传票处罚通知，其他司机老早就掏钱认罚了，而黄海平却一拖再拖，待到处罚期限过了交不起滞纳金虽求公司支助，一来二往使得老总厌烦，交警多次上门找老总交涉，言谈中慢慢就对黄海平这个一毛不拔的印象定格下来。
权势的邪念造就出本该善良的人为刁民！某些对贪官不满的老百姓对贪官不满的评头品足也被权势视为刁民。

可谓万事皆有源，究竟是谁制造老百姓的宝号：刁民？

刘晓竹：胡锦涛访美与东方专制

(博讯2006年4月14日)
在胡锦涛访美之前，吴仪率先率领一个庞大的经贸采购团，用数百亿美元的订单作为大礼，为胡锦涛四月下旬访美进行铺垫。其实，请客送礼是人之常情，但在中国，这个“常情”却非比寻常，事实上，能把这一套人情发展到制度水平、八面玲珑的，大概只有中国这一家，叫做举国上下，趋之若骛，能把这一套搬到国际舞台、运用自如的，也只有中国这一家，好像要把它从“人之常情”提升到“国之常情”。但效果如何呢？
我们可以从吴仪这次访美来分析。实在说来，美国人对吴仪的印象一直是很不错的，但不错的原因，不是因为她八面玲珑会送礼，而是因为她有话直说，干练明快，坚持原则，没有那种萎缩不振的奴才气，因此美国舆论说她是敢说敢做的“铁娘子”。但吴仪这一次访问美国，我观察美国的相关报道，其中不乏有不屑之态，似乎失分很多。这就很奇怪了，难道美国人都是贱骨头吗？都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吗？

其实，美国人一点都不贱骨头，而且正因为不贱，所以天生就看不起那些贱骨头的人。美国人眼里的贱骨头就是两条：一是全心全意为上司服务，二是不讲道义原则。与以往不同的是，吴仪这次访美并不专注于解决两国经贸的问题，说不出什么原则，也没有什么是非，无非就是一件事：为胡锦涛访美营造良好的气氛。为此目的，吴仪出手大方，猛下订单，让美国人吓一跳。他们或许想：如果布什总统出访其他国家而需要营造气氛，哪怕是去访问上帝，若如此大手笔花钱，那美国舆论早就炸窝了，老百姓恐怕也要造反。

换句话说，起码这一次，美国人没有看到一位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打拼的吴仪，而只看到一位为胡锦涛投石问路、打通关节的吴仪，美国人怎么能看得起呢？美国人表面上客客气气，你送钱来当然欢迎，但心里已经把“铁娘子”看轻、看扁了，因为你无非是胡锦涛的奴才，在主子面前只能唯唯诺诺而已。所以，吴仪花大钱买到不是中国的尊严，而是东方专制的形象，甚至也没有采购到胡锦涛所要的尊严与气氛，而是给胡锦涛买了一顶独裁无度的红帽子。

因此我认为，把中国的人情逻辑用到对美关系上，是得不偿失的，搞来搞去，只能搞成一个东方专制的形象。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看东方专制，无非是三个特点：一是讲排场、摆阔气，炫耀财富；二是奴婢成群，对下人具有无节制的生杀权力；三是腐败而无道义感。你可以说这是西方的偏见，但这种看法在古希腊与波斯帝国打交道就是如此，到了黑格尔，更理论化了，归结为两条：一、以人民的自由为代价来换取最高统治者的自由，二、以人民的尊严为代价来换取最高统治者的尊严。西方无论左中右派都认同这个说法，连马克思也认同，因此是鄙视东方专制的。遗憾的是，这个东方专制的窠臼，胡锦涛先生视而不见，硬要往自己头上戴。我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败笔。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首脑外交当然很重要，但不要搞东方专制的首脑外交。当然，每个国家与民族都有自己的尊严观、荣辱观。在美国人看来，布什不管到哪里访问，都不能代表美国人的尊严与荣辱。美国人对布什不满意，开口就骂，想说就说，一点不必忌讳，这就是美国人的尊严。时下，中国正在讨论自己的尊严与荣辱观，但现在的情况是，似乎领导人有了尊严，人民才能跟着沾光，跟着有面子。我认为应该反过来，只有当人民有了尊严时，才谈得上领导人的尊严。因此，我希望胡锦涛先生放下一个人的尊严，争取国家的集体尊严，争取民族的集体自由，也就是说，依照宪法让知识分子与老百姓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样，在人民的自由中，你自然可以增加作为领导人的尊严与荣耀。

羽森：胡锦涛去盖茨家吃饭啥用?

请看博讯热点：胡锦涛访美
(博讯2006年4月19日)
去商人家吃飯?要"避嫌"不是"閉關"!

[博讯论坛] 從來沒有一個國家的領袖去商人家吃飯還要保證"著作權"要給"微軟"抽版稅!應該是蓋資去中國接受"飯局"阿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保障阿...真是個'本末倒置"的"沒有法制"的作法!
(博讯 boxun.com)
這個政治與商業的"飯局"有啥好?鴻門宴阿...
難怪布什不要用"國宴"招待,只要一個"商人頭"就可打發"中共頭"阿!
真是個丟人現眼的"飯局"!還有人說"""他对中国继续“走资”的决心。他连外国资本家的家门也跨进去了，中国还会停止开放、闭关自守吗？""!真是都看不懂別人是在"談生意"阿!中共國何時便成了"商人國"的???

真是可恥!不保障自己國內的"著作權"專門吃人嘴軟,拿人手短的"中共"頭兒阿....真是"笑死"一堆外國"政客"阿...一點也無"國際禮節"阿....真沒看過一個總理去吃個飯和國內"經濟"有啥幫助?只是讓商人可以保證"錢"源而已阿...看了真是為了"中共"的政治頭腦感到"可悲及可卑"阿... (博讯

新版国企改革方案

［ 作者：朱大碌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51 文章录入：nzdl ］

今天我们需要辨明的不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革的方向、路线问题。
方向、路线不搞清楚，改革岂不成了盲人瞎马？又有什么资格能自称“改革”？
抬起头来，辨明方向，然后我们的改革才可以大步向前迈进。

国企的宗旨是什么

中国要走上富强之路，既不能搞过去“行政包办”的所谓计划经济，也不能搞“市场包办”的泛市场化（俗称拉美化）市场经济，中国需要的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

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即是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互配互补、相得益彰的市场经济。该政府管的事，政府必须管到、管好；该市场办的事，政府必须放手，让市场规律充分发挥作用。
国企（含事业单位），即是政府有形之手进行调控和服务的工具。

一般的经营性企业绝不需要国家来办。赚钱的事应当让民间去办，国营企事业不能搞与民争利、利润挂帅。
需要国家来办的企业都有其特殊性，不适合市场化或由民间办。
这样的企业大致有三类，一是国防军工类；二是社会公益类，如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环保、邮政通讯等；三是需要国家调控的影响全局的行业，如银行、能源、粮食、药品、重要原材料和机械加工类。以上三类企业也并非全由国家包办，在国家能够调控和保底的前提下，可以允许民间有条件参与，不需要搞垄断。

所以国营企业的任务，主要应是3个方面，一是宏观调控，拾遗补阙，提供公共服务；二是扶助弱势群体，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解决残疾人、低保户等就业；三是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可由专家选取较有价值的国内专利，由国家购买，交国营企业开发）。
从这些方面国企应充分体现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作用。
其它民间、市场能解决的问题，不需要国家来办，国家不应以经营性企业参与。在普通竞争性市场领域，国企应逐步退出。
国企改革之路
以“放权”、“市场化”为代表的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必须悬崖勒马，改弦更张。
国家对民企放权是完全正确的，对国企放权却是牛头不对马嘴。
因为国企必须代表政府有形之手，不可以由市场无形之手来调控。这就是方向、路线问题。
之所以出现教育、医疗等乱收费，国企与民争利、以垄断谋暴利，国有资产流失，层出不穷的腐败问题，都与市场化的国企放权“改革”直接相关。
这样的“改革”直接导致国企“错位”。
如果把国企改得和民企一样，国企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岂不是“国将不国”？
普通民间企业可以利润挂帅，国营企业则相反，必须以宏观调控、公共服务和扶助低收入群体、开发新技术为己任，不能搞利润挂帅。两类企业必须泾渭分明。
一般企业常用的互相参股、股票上市的方式，对于国营企业是不适用的。因为国营企业与普通企业经营理念完全不同，搅和在一起没法管理。而股票上市这类融资方式对于国营企业根本不需要（国企上市圈钱实为坑民之举），因为国营企业不能允许自行“做大做强”与民争利，同时国家也有充足的资金保证，不需要上市融资。

国营企业的经营范围应有严格限制。
比如在房地产行业，国营企业应限定只能搞廉租房，普通房地产用不着国营企业来搞；
在汽车行业，应限定国营企业只能搞电动车开发生产，普通汽车让民间去生产；
在旅游休闲行业，国营企业只需要管理免费的国家公园、历史文物和国家投资免费的文体设施，其它普通的旅游、休闲、酒店业应全线退出；
在制药行业，国营企业只能生产平价常用药；
对国营铁路、航空，国家不但规定票价，还规定服务标准和饮食价格；
所有公办医院、学校等，只能为国民提供免费服务，不允许搞任何亦官亦民的“一x两制”。

把国营企事业当做一般企业来“搞活”，显然是一条歧路，其理论和方向是完全错误的。
国营企事业只有服从国家调控指令、为民服务的义务，没有与民争利、“自主”牟利的权力。什么搞“三产”（一般的开店办厂之类根本不需要国家来搞，应放手让民间去搞）、投融资、自定价格、自定薪酬、打广告、赞助球队等所谓普通企业的“自主权”，对于负有国家特殊使命的国营企事业必须禁止。

民办就是民办，公办就是公办，二者不能混淆。

中国的国有资产不能搞“私有化”改制，即不能随便拍卖，不能搞什么“管理层收购”。管理层持大股收购实际上成为腐败合法化的一种途径，已经搞的应当秋后算帐，推倒重来。

中国现存庞大的国有资产应还产于民。工人阶级当家做了主人，就不应再是无产阶级，而应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有产阶级。要让“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在全民头上。现在农民已经得到了田地，那么工人阶级作为国有资产的创造者也应得到自己的股份。可以考虑将我国庞大的国有资产的大部分分给工人阶级。使他们成为真正的主人翁。彻底摆脱无产者这一被剥削压迫的形象。

由于各单位占有国有资产的数额不等，应由国家制定统一标准在全社会范围分配，而不是任由各单位改制分配（由于国家对各单位投资不同，各单位自行改制分配显然无理）。

有人会担心这会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国有资产本来就是属于人民大众的，只要公平分配全民共享就不存在流失问题。

所以国有企业的产权股份可以分给全民，也可以向大众转让，但是不能向少数人转让。无论大、中、小型国企都不能搞MBO,不能允许少数人持大股。

需要警惕的是借改革之名将国有资产转入少数人的口袋。属于全民的资产如果变为少数人的财富，那就是道道地地的流失、地地道道的腐败。这是全民不能答应的。

所有新建大型盈利性国营项目，如水电站、核电站、油田、气田、矿山等，所需资金可全额向社会招股（仅限自然人，且每人不超过10万股,不与民间企业互相参股），不足部分由国家资金补足。
比如象三峡水电站这样的大型企业，其股份可优先配给三峡移民和当地的低保户，其余再向社会发售，其普通工人招工优先照顾当地残疾人和低保户。这样国企就可以实实在在的造福一方，而不至于出现什么“水电越开发老百姓越穷”的局面。

这些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企业经营权仍然由国家控制，获利则直接归民众所有，民众股份只分红不参与经营，经营风险由国家承担。这是一种新型“民有公营”的国营模式。

老的国有企业则应照此模式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开。无关紧要不需要国营的地方，国营企业应该坚决退出，“国退民进”，“民有民营”。但退出的方式不能损害国家、民众和职工的利益。

凡国有盈利性企业产权应无偿分给全民或平价向普通民众限额出售，产权向普通民众转移，国家只保留经营权。如果属于不需国营的一般经营性产业，则经营权也一并有条件（条件就是所有职工必须签终身雇用合同）转交股东，直接造福于最广大民众。

凡国有非政策性亏损企业，如果属于需要退出的行业，则采取关、停、并、转的方式，由国家安排划转其它国营企业。职工由国家安排转向其它国营企业，不需要职工下岗、失业。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国国情，“国退民进”应当是一个相当长的逐步的过程。只能在“四不”的前提下进行，即在不损害国家、全民、职工利益和行业竞争力的前提下平稳退出。不能搞急就章，不能搞大呼隆运动。

比如汽车行业国企可以转产电动车的方式逐步退出普通汽车竞争领域；
房地产行业国企可以转投廉租房的方式逐步退出普通房产竞争领域；等等。
不需要“一刀切”、大拍卖。

特别要警惕只能“国退民进”，不能“国退洋进”！
无论如何不能让外资乘虚而入，削弱本国的行业竞争力。

管理改革是当务之急

当前中国国企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都是产权的问题，而主要是管理的问题。以放权为代表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管理混乱（计划经济时期的家长制弊端不但没“革”掉，反而愈演愈烈），是国营企业经营错位、国有资产流失和产生腐败的根源。

产权问题可以由专家学者们慢慢去研究、讨论（等有了成熟的方案再改也不迟），管理改革却必须当机立断，重新扎起国企的“篱笆墙”。否则无法遏制每天都在发生的国有资产流失、腐败以及错位的问题。

国营企事业单位作为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工具，必须体现政府的调控意志，不允许有什么“自主权”。由于国企经营目标比较单纯，可以全部实行目标管理，根据政府指令生产和经营。
比如国营航空公司，国家可规定其只能购买国产飞机，以支持国内飞机产业的发展；
关、停、并转企业的职工，国家可指令其它国企接受，并连续计算工龄；
国营房地产商，国家可指令其退出赚钱的普通房地产开发，转投不赚钱的廉租房经营，以解决所有买不起房的低收入群体、农民工住房问题；
国企的原材料，国家可指令由物资部门统一招标供应；
所有公办学校、医院，必须对国民提供免费服务，不允许搞什么“一X两制”；等等。

国营企事业单位只能服从国家的大局，不能谋取本单位的小利。

国营企事业单位员工待遇不能自定，必须参照公务员待遇，实行终身雇用年功系列工资制度。
没有工会、职代会的同意，不允许随便解雇职工，也不允许搞下岗、内退。
单位不允许自行搞“创收”，也不存在把待遇和“创收”挂钩之类的问题。

国营企业的股份可以全部或大部由民间大众分散持有，可以面向低收入群体，但不能允许少数人持大股（包括MBO），也不能和其它企业（特别是外资）互相参股。国家必须保持国营企业的经营权，获利则可直接造福大众。

国营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由各单位管理委员会负责，管委会由国家代表、工会代表、用户代表、高级职员代表、股东代表等组成，每方2人每人一票（不按股份），国家代表拥有否决权。管委会负责单位重大决策，聘任总经理、总会计师、监事会主席，并设两个独立的审核小组，一个审核财、物，一个审核人事安排。

财物审核小组每月开一次会，审核单位所有财务开支、报销、来往账目、物资进出等（公款吃喝玩乐、公车、吃里扒外做生意等属审核重点）；人事审核小组每季度开一次会，审核单位所有人员调动、人事安排（裙带关系、假公济私等属审核重点）。审核结果直接向管委会汇报。

这样单位的人、财、物状况管委会可以了如指掌，谁要想搞腐败可就难了。

总经理不搞任期制，干得好可以一直干，干得不好随时下台（绝对不需要等到犯罪、双规，稍有不良举措即职位难保）。连任需要管委会三分之二多数票，反对票只要超过三分之一就必须换人。

这样的管理体制下，德才兼备者可以放手发挥才干，品行低下的宵小之辈难以滥竽充数。

“一把手”一手遮天的腐败弊病至此可全部消除。

从政府的层面看，国企需要统一管理，不能政出多门。
统一由谁管理？可以由国资委管理。国资委由谁管理？应当由政府人大管理。

人民代表大会应行使国有资产和国营企事业的管理权。国资委有关国企管理的重大决策，如国企改革方案等，应通过人大表决、批准。并接受人大的质询、监督。

国营企事业单位的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应通过人大界定。

新上的国营企事业项目，应经过人大批准。

这样的国营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将走上规范正途。

国企将真正成为富民强国、扶危济困、建设和谐社会的顶梁柱。

税负最重国：中国亚洲第一、全球第二

(博讯2006年3月31日)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就2005年各国税务负担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是税负第二重的国家，仅次于法国，也是亚洲税负最重的国家。
中国湖南《潇湘晨报》星期三的报道说，虽然《福布斯》杂志的调查显示中国是仅次于法国的世界第二个税负最重的国家。但中国国家税务局却认为，与经济总量相比，中国的税负总体水平与世界相关国家比仍然偏轻，偏低。

《潇湘晨报》的报道说，从1995年之后，中国国家财政与税收收入远高于ＧＤＰ增长速度，更远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期间税收年均增长19.50％。

中国政府本身的税负评估之所以与第三方评价和百姓感受截然不同，其重要原因可能是各级政府的很多灰色收入没有计算在内；此外还有各种各样官员私人的或者管理部门小集团的权力寻租现象，都不可能被计入正规的税费范畴。如果企业、个人与政府的全部费用都计入税费范畴，中国老百姓的税负可能要更高些。加拿大西安达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许滇庆对《福布斯》杂志的调查结果表示同意。

另一方面，由于行政权力得不到良好的监督和制约，普遍出现税费取之于民、用之于官的现象。“不少党政机关用钱大手大脚和铺张浪费的现象非常严重。”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除了这些合法的支出，不合理不合法的支出也连年上升，以“三公”消费为例，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日前刊登文章说，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加上公款出国，更是高达9000亿元以上，几乎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的30％左右。

报道说，与此同时，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却越来越低。2005年中央财政用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的支出仅1168亿元，年同比增幅18.3％。也就是说，中国官员自身支出方面，不仅是其绝对值远高于全民社会保障支出，而且其相对增幅远高于财政收入和ＧＤＰ增幅，而社会福利和保障支出的增幅却远低于财政收入和ＧＤＰ增幅。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是世界上行政管理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并非虚言。中国已然走进了高税负低福利低保障陷阱，之所以近年来教育、医疗、住房越来越成为老百姓头上沉重的“三座大山”，与此关系极大。许滇庆教授就此认为：（录音）

当然，中国不是不可以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提高税负，但前提有两个：一是权力受到了足够的监督和制约，政府的所有收入和支出都不能自报自批，必须经过人大批准而且全程接受百姓监督，使行政管理成本全面降低，“与国际接轨”；二是社会保障事业有了健康的长足的发展，公民的税收大部分被用于公平的社会保障建设。

http://www.rfa.org/mandarin/shenrubaodao/2006/03/30/shui1/ (博讯 boxun.com)

江泽民三个代表究竟代表的是什么，一下岗工人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

作者：中华百姓
年近40岁的某某，男、是洛阳某一大型机械公司的职工。此人性格内向，平常就很少和外界来往。由于长期在一种环境下从事单一重复的工作，在加上自己很少和外界接触，使自己变成了一种完全依赖工厂才能生活的人。当年我们国家的国营企业提出的号召又是：让我们工人群众，要干一要爱一行专一行的口号。在此口号下，那些勤勤恳恳全身心投入工作之人，完全变成了只会干活的劳动工具，很多工人几乎变成了与世隔绝机器人。而我说的某某，他完全处在一种自我封闭的环境之中，只会自己一心忘我的工作，两耳不问天下事一心只在工作中。从而导致自己的生活习惯形成了一种完全固定的机械模式，他一天的时间表基本上就是：早晨6点准时起床，7点钟走出家门，7.20分正点进厂，7.30分准时开始工作。晚上5点准时下班回到家做饭吃饭，10点钟进入梦乡，生活天天如此在不断的机械循环中进行。
　　99年年底，某某被工厂安排下岗。失去工作的他，无法适应这种没有工作的寂寞，又由于自己对社会缺乏根本的了解。突然的下岗，让他一时在已经变化的社会中，无法找到自己的位置，思想上背上了包袱。他的家人曾经多次帮助他，为了让他解脱这种下岗后的痛苦，安排他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开的公司里去帮忙。可是一个已经完全不在了解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之人，他根本就无法适应自己所面临着的新世界新环境，为此经常出现工作上的失误，反而导致自己也产生了的自卑感。从而使自己染上了独自在家喝酒的毛病，在新的环境下，你一旦害怕面临它，那么你就越会出现误差，工作中却就使自己更加容易出错。这种借酒浇愁的做法，使自己更加失去了勇气，他从此经常莫名其妙的和自己的妻子、孩子发脾气，他的性格已经变得非常希奇古怪，让人无法理解。这种无法适应社会新环境的心态，导致性格内向的他性格更加孤僻，结果使自己越来越和社会疏远，逃避现实的做法使自己远离人群，在加上由于自己长期喝酒，结果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病。思想上的疙瘩没有解开，新的病魔又开始折磨起了他，由于下岗后自己的基本生活费根本就交不起看病的费用，所以他只好成天在家里继续的喝酒解闷。已经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他，成天只能借酒浇愁，反而使自己愁上加愁。从无缘无故的发脾气，发展到以打妻子、打孩子来发泄心中的苦闷。他妻子处于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只好自己带着孩子离他而去。病人在病中需要的是关怀和照顾，可是他的性格和脾气又让人对他无可奈何，连自己的亲属也对他感到无能为力，而爱莫能助。他的家属为此找到工厂的领导，把他的问题象单位领导做出了多次的反映，让人感到可恨的是，他单位的领导竟然在知道了他的病情之后，根本就没有派任何人去关心过他，也没有任何人到他的家里去看过他一回。就这样某某在病痛之中失去了生活信心，对自己今后的日子已经彻底的绝望，于2000年的6月份，自己一人在家里，往屋子里浇上了汽油，同时把自己盖的被子也浇上了汽油，然后钻进被窝，点燃了打火机自焚身亡。
　　我们不仅要问的是，象这样精神上有障碍的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个病人。这样的病人工厂根本就不应该让他下岗而失业，象这样的人，如果留在工厂里他还能脚踏实地的工作。并不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什么负担，相反把他这种人推向了社会，他肯定无法适应现在千变万化的社会环境。当我们面对被大火烧焦的他，我们不仅要问，究竟是谁害死了这个人？难道这就是所谓的三个代表伟大理论的真实写照吗？难道这不就是一个：广厦万千帝王种，恶吏帮凶谁不同？江家豪门酒肉臭，百姓街头留白骨。我认为这位下岗工人的死，应该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在哪里？工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又在何方？在我们的国家里发生这样的事件后，那么我们不仅要问：究竟什么是人的基本生存权？在过去国家计划经济时代里造就了何止几个这样的人，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里，讲的是奉献，讲的是爱岗敬业，如果平时老实巴交的工人，他根本就不会去和社会打什么交道，在他的心目中社会主义社会就是那么美好，只要坚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根本，因为他们只知道只要把我们自己的工厂搞好了，我们的国家才能富裕，我们工人才能有饭吃，所以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脚踏实地任劳任怨的工作着，而且在过去工厂是不允许工人有第二职业的，只要你是个正常的老老实实的工人，你根本就不可能会有时间到社会上去了解那么多的东西，如果谁要是了解的多了反而会让工人看不起，领导也会批评你是不务正业。他们那种对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却只有一种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思维认识的方式，他们对社会认识的浅薄程度，已经到了不能再浅薄的认识上的无知，这些都是导致他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原因。
　　那么我们的江泽民所谓的三个代表的伟大理论，它究竟伟大到了哪里？在他领导下的社会里，下岗工人连最基本的生活权利都没有了。他究竟是代表谁的最根本的利益？在江泽民所领导下的社会里，他们究竟是怎么对待这位已经得病的工人兄弟的呢，在他病重期间，他单位的领导干部究竟去哪里了？据他的家属讲，在他有病期间，单位根本就没有一个人去看过他，他就象是被社会所遗忘的简直就象一个乞丐。我们国家的领导干部心中只有钱，一切都是在为了钱而奔忙，他们对待下岗工人简直就象对待一条没有主家的狗一样的残忍。我认为关于什么样的人能下岗和不能下岗，应该有一个严格的界限，象这样的病人让他下岗，我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在搞谋杀！既不是人为的把有病之人要推向了生活的绝路？ (读者给博讯论坛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

国际工会声援辽阳工人代表团声明

我们（国际工会声援辽阳工人代表团）代表二十三个国家的数千名工会会员来到中国，以表达全世界劳工对中国兄弟的支持。我们没有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人民的敌意行为。我们来到这里是要对辽阳的工人们说：你们要求发还被拖欠的工资，要求失业救济金的抗争，是世界工人抗争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传统的、惯常的抗争方式。
国际劳工團結联合会和中国劳工通讯曾发出了要求释放辽阳被捕工人的呼吁书，全世界数千名工会积极分子在这个呼吁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表达了他们对辽阳抗争的工人及其家属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带着这个呼吁书的中文版本和来自全世界的数千个签名来到辽阳，却被公安人员拘留。我们向公安人员作了解释，和要求会见当地政府的代表，要求去监狱，以表达释放被捕近两个月的工人代表的期望。但，我们的要求被拒绝。辽阳当局强迫我们离开辽阳，并用公安局的面包车将我们押到离辽阳100公里外的沈阳。
我们提出，明天，即五月二十七日，希望能会见辽宁省政府有关负责人，以表达释放被捕的工人代表的要求。辽宁省公安厅的负责人对此的回应是，明天早上十点，他将告诉我们和辽宁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联系的方法。我们也告诉这位公安厅负责人，如果明天上午十点正我们得不到答覆，我们会自行到省政府。
今天，我们要告诉辽宁省及全中国所有工人和农民：请你们相信，全世界的劳工正支持你们；我们一定会让世界各个工会组织，各工厂企业都知道和了解你们的合法要求及抗争。
今天，中国有关当局以一切手段来制止我们表达释放被捕工人代表的要求；但，他们不能阻止中国人民为争取享有独立组织的权利、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而进行的抗争！
对一人的迫害就是对所有人的迫害！
国际工会声援辽阳工人代表团

张木生：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2006年经济形势务虚会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国税务杂志社408会议室，六位学者对一系列重大命题的热烈讨论正在进行。此次座谈缘起于王建在中国税务杂志社《香港传真》上的一篇名为《改造我们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十个有悖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现实问题，此文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共鸣和思考。参加此次讲座的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小虎、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

下面是张木生的发言：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过时

张木生：对于王建《改造》一文，我深受启发。我强调一个前提：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被西方拖入资本主义总体系中的必然反映。西方国家近几百年是普照之光，其话语霸权，一直占支配地位。东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总体系下，为了适应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后发形态，通过剥削自己完成原始积累。马克思的全部科学假说，都建立在对当时资本主义分析批判上。马克思主义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引起的19世纪理性思维中的一种批判学说和独特的话语体系。它没有战胜资本主义，它也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但它曾经促进资本主义自身的不断改革，被迫调整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都与全球资本主义化有关，今天的世界仍然是八国联军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学理需要发展，但其代表被压迫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继承。
以美元霸权为标志的全球投机赌博虚拟经济，是帝国主义新阶段，全球范围的“生产过剩”并没有改变。不然，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就不会遭到越来越多的制裁，非洲也不会每27秒种就饿死一名儿童。美国是极少输出商品和资本了，但世界500强中的大跨国公司，主要受美国控制。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和世界出口大国，但在军工高科技“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美国面前，只能屈居“小二”，说一万个“不”也没用。
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仍在进行，而且规模更在，不然中国就不会成为全世界的血汗工厂。王建也认为产业资本主义与美国为首的虚拟资本主义必须碰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把金融寡头支配产业资本视为帝国主义新阶段的最大特征之一。挤掉泡沫，产业资本主义仍担负着创造剩余价值的功能，至于其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创造价值，还可以再研究。如果从“地球村”的视角看问题，日本、韩国、东南亚的小龙、小虎、南美拉美，仍然周期性能爆发经济危机，中国也毫不例外地处于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边缘。“生产很快超过消费”的原因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秩序下，穷人永远是绝大多数。面对美元危机的逼近，只证明马克思“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其实践形态变化了，理论并不过时。

（二）美国在全球搞“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

美国对待中国的大战略——让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像前苏联一样七块八块，四分五裂是不会变的。中国的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是基础，台湾问题是打开中国魔瓶的瓶塞，日益右倾化的日本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前台替身演员。“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中国只有能战方能“不战”。
在如今伟大多为大伪，大师多为款、腕、星的傍尖儿，招标立项敛钱收租分红走穴的一流们，与时俯仰，人见人爱。我们与之不同，追求的是一种五百年来古今中外的大本大源，大是大非，尤其在国富民不安，民富国不强，盛世不太平的中国。
“9.11以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四年时间过去，不要命的恐怖分子越杀越抓越多，自杀式恐怖袭击越打越烈越狠，不仅世界产生怀疑，而且美国战略研究主流智囊强烈困惑。”正如李零教授所说：“原来西方极乐世界，这五百年的历史，如果不从它的赫赫武功下手，是难以明其究竟的，包括他们的学术，他们的心理，乃至一切。更何况，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不仅是‘国之大事’，也是‘球之大事’，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历史很新也很旧。‘全世界人民害了怕，帝国主义拍手笑。’战争已经是‘司空见惯浑闻事’，打开电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血淋淋，天天如此……。”
美国重要政客布热津斯基认为：21世纪初，美国国力之强大可见于四方面：军力涵盖全球之能力、经济实力有利世界经济之情势，科技动力对世界之冲击、举世欣羡美国多元却庸俗之大众文化。此四点给予美国独步全球之政治影响力。不论好坏，美国决定了世界的动脉。而短期内将难见出其右者。
美国确实先进，不先进人家也成为不了世界第一强国。但要有一个前提，内战外打，安内攘外，美元的霸主地位，让全世界投怀送抱。中国为美国打工，亚非拉又羡慕又嫉妒。但中国每年要在无形之中向美国交几百亿美元的货币税，遑论不如中国者，更是让美国占尽便宜。美国超强的逻辑，体现了人家的“硬道理”。决不是三招两式的摹仿，花拳绣脚的包装，就能够“今夜我是美国人”。冷战结束这后，美国公开地满世界推销它的四个现代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新中国建国56年，美国与全球30个国家进行过局部战争，中国就是明天宣布自己是美国的第51个州，按美国的要求将人民币升值后，改成美元，人家要你吗？人家是“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好逻辑代替不了必须立足国情的前提。
抽象的中国特色，在改革实践中变成转轨，转上国际惯例之轨，而国际惯例正在变成美国惯例。西方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美国的全球化。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迅速分化；物质空前丰富，生态严重破坏；科技日新月异，资源渐近枯竭；生活蒸蒸日上，信仰出现危机；高楼大厦林立，道德接近底线。西方的硬道理，要多硬有多硬，老百姓的话：“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挟着皮包回来了。”

（三）不争论的时代以近过去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西方的每一种进步，我们可称之为先进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弱势群体不断反复斗争，反复抗争的结果。曾有过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与竞争，付出巨大代价，你接受了我的公平，我注重了你的效率，毕竟从不同方面推进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比如，人家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几百年反复较量，形成了占人口多数，几近80%的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如果在中国实行这样的民主制度，中国占人口70%的是农民，农民是选票的最大来源，如果让农民自发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一个是取消计划生育，一个是实行土地私有化，后一条几乎成为主流意识了，其根本结果是任何政党面对中国国情都无法接受。马克思有自己的民主观；巴黎公社民主，民主也是国家，未来社会主义的半国家，非政治国家。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如何中国化？首先是党内健康力量的不同意见有表达渠道，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乞丐与龙王比宝，其实我们没有力量，没有能力一体美国化。中国人都过美国的日子，第三世界的人都过美国的日子，有人计算过要20个地球。人家的硬道理，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中国既不是先抢者，又不是后抢者。人家的哲学是先有达尔主义，后有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适者生存。对中国来说早就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郑和，大般三百只，同行三万人，可谓般坚炮利。但中国文化是只取经不传教，仁者爱人，从汉武帝起就不赶尽杀绝。如果当年哥伦布不是走错了路，一猛子带着几百人扎进中国——当时世界的第一强国，世界史就要重写。
如果中国进一步开放所有市场，只要产业自由化包括金融自由化的金字招牌在中国大陆一竖，以美国为首的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鳄在中国抢滩登陆，必然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各种产业实体屁颠屁颠，紧收拾忙打扮与人家“接轨”。社科院新闻所调研报告：发展中国家80%的媒体产业，娱乐产业的市场被美国和西主国家垄断。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化外之地，是下一个夺取的目标，文化占领甚至比军事占领更重要，是诛心之术。

（四）27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

27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当年“四小龙”的改革开放，拉丁美洲，南美洲的改革开放，中东海湾国家的改革开放，都曾经在这个拐点上出现大问题，辛辛苦苦几十年，上百年，一场金融危机，一夜变成穷光蛋。也就是任何后发国家，对公平和效率必须进行具有哲学思想的重建。要正视在这个拐点上官、产、学、媒不可避免的会结成某种神圣同盟，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结合，代表强势利益集团，蹂躏弱势群体，使改革开放变成强势集团的话语权。
从1760年蒸汽机的发明到1959年“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提出，西方整个工业化大约是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西方世界充满了阶级斗争，殖民地遍布全球，还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没有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其实所谓工业化，就是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失业大军的存在，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这个道理，马克思早就讲过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更是常读常新。当时的欧美也就两亿多人，为资源为市场，不仅仅在中国有类似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南京大屠杀，全中国有三千成人遭杀戮。而且作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和终结者，不是帝国主义中的后抢者德日，而是先抢者美英。这样的历史绵绵不绝还未终结。
最近读刘源的《刘少奇与新中国》，建国初狠抓“国计”，放活民生，目标是求真务实，强国富民。用两句古话来说明问题，“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不是和稀泥，是左右开弓的“两手都要硬”。“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良》）
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合法性来源于救亡图存中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特色的大本大源。解放后“中国就是个联合国。穷人也要有条打狗棍”，打完韩战，打越战，中间还有个对印自卫反击战。通过自己剥夺自己，农村统购统销，城市统分统配，勒紧裤膘带，硬是建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中国已有几十年没有再挨打。你看美国打伊拉克，先是打而不灭，围而不歼，封锁制裁你十几年，伊拉克积贫积弱，饿死上百万人。然后是黄鼠狼专抓病鸭子，大灰狼对小羊讲道理，“你弄脏了我喝的水”，杀鸡专用牛刀。“杀头之际莫要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孝顺应该敬。”这是西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典型的“畜生人类学”。毛泽东说的杀手锏，穷人也要有条打狗棍，办法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打越战时，越南一共六千万人口，死亡五百万，失综五百万。现在还能用这种方法吗？不灵。
解放初期，毛刘曾有极好的制度设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中国硬是挤入本来无份的工业化进程。但中国的现代化，光从西方来（包括日本、俄国的折射），西方文化的压倒优势和普遍支配地位，苏联老大哥的生拉硬扯，使美好的制度设计推动了原有的环境而中断。改革初期提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共80多年，有自己的“本”，有自己的“源”，离本断源不用改革。中国如果没有当帝国主义的本钱身板，离本断源的前途还是给人家当附庸。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过渡学说；毛刘的新民主义论；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全民党、全民国家”和今天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终点又回到起眯。进步最快的是科技，理论的巨大需求说明理论的严重滞后。今天的许多提法，还赶不上列宁、毛刘他们的许多科学假说逻辑的一贯性，实践的彻底性。
这个世界的全球病灶来源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恐美爱美是全世界的通病。我们已有了不能干什么的短期政策安排，美国式“新四化”的前景就是让中国堕落成前苏联，但肯定是不如前苏联。前苏联解体之后，只占人口50%的俄罗斯占有原国土76%以上，不仅资源充足，而且生态底座极其优越。13亿人四分五裂、七块、八块那是国将不国，人将不人。但长期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首先理论创新，贫困的理论导致理论的贫困。直面看历史，直面对现在；直面看西方，直面对中国，自其不变而观之，自其常变而观之，我们最需要的是超越生命的正确理论。

且看谁敢带着盗骗的全民财产到天堂

——六评《物权法》（草案）辩护词
史 前 进

当前，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陷于空前困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盗骗国库者的巧取豪夺，一方面是内外私有经济优势的围剿。随着我们党反腐倡廉力度的不断加大，第二个原因正突出的显现出来。率直地说，保卫全民财产，就是保卫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就是保卫社会主义社会的生存条件。在坚持 “非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相区别的前提下，在贯彻“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只要我们认真读一读1848年前后共产主义者的天才著作，听一听关于所有制问题第一声石破天惊的呐喊，就会明显地认识到或感觉到，现在是梳理私有制的弊害，对抗关于“公有制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物权法草案的要害之一，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草案竟客观上将导致置国
有资产和国有资源于“死”地，成为“幽灵”，并将其被瓦解被劫夺的非法所得合法化。其主要问题：

一是，目前当务之急是制定《国有资产法》，而《物权法》则从根本上阻止《国有资产法》出台，从而将对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保护架空或取消。
物权法草案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制定国有资产法还是制定物权法。但草案专门家们却转移视线，故意诱导成是制定（连“财产”概念至今都无法界定清楚的）财产权法还是物权法的“讨论”，并列为“学习讨论参考的焦点”之首。
当初，国家《八五立法规划》上有国有资产法而无物权法。1995年开始研究国有资产法的起草工作，决定十届人大期间审议。然而，后来改变立法规划和工作安排，不搞国有资产法了，专搞物权法。私有化甚嚣尘上，盗骗国库者以为大势所趋，便闻风而动，这是全国形成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哄抢风”之肇始。

物权法涉及了国家所有权部分。事实证明，中国的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是科学发展观问题，是管理和监督问题，而不是产权问题，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的产权从来都是清晰的，连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西方学者都这样认为。当前的现实问题是，国有资产以每年几百亿元的速度和数量流失，个人或者集团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侵蚀国有资产，变公为私，这是当前“物权”上的主要矛盾，也是破坏国内稳定的要因之一。反映到立法上，出台国有资产管理法，详细规定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保护措施，确立追溯时效，那么，“流失”、“合法盗抢”、“官商共犯”等问题就能够得到遏制或解决。相反，制定了物权法，国有资产法就不可能颁行了。因为在立法上，他们认为国有资产法是特别法，物权法是基本法，而两者的性质和方向又是不可调和的。这也是这些人仓皇出台物权法的原因之一。

任何立法都应当抓主要矛盾，分清轻重缓急，优先制定国有资产法是重中之重。我国社会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在中外私有经济的层层包围中，阵地越来越少，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越来越低。广大人民群众痛心疾首，反对拆散国有企业，要求采取立法措施，挽救国有企业。鬼子进村了，是打鬼子呢，还是讨论怎样拆房子？物权法是规定“鬼子”同“八路军”都是“平等主体”的法，既然如此，拆房子何为不可？这或是草案专门家们的逻辑和思维定式。
如能听取并采纳人民群众的意见，开始启动国有资产法立法程序，也必须开门立法、民主立法。按照物权法草案的原则和思路来搞国有资产法，是断然不成的。我的意见是：立法者应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要搞“专家立法”，也不要搞不是专家的学者充专家立法；不能吸收专门把国有企业搞垮的人参与立法。

二是，草案客观上把流失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洗白”，抹去“原罪”。
盗骗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者，把白花花的银子装进自己的口袋，如从1979年7月国营企业启动改革算起，整整装了27年！对这些堆积如山的银子还用得着问怎么办么？这是根本不用问的，只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便是。应当相信，搞垮国有企业的违法犯罪者，不可能是相当大的多数，人们不能站着看一个蚂蚁都看不见，蹲下去看全都是蚂蚁。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问题是相当严重的。

宪法第13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很显然，“合法”是法律对“财产”予以保护的前提。物权法界定公民的私有财产是否“合法”，非常重要，但草案对此恰恰有意加以回避。不仅如此，反而在多处条款中为非法所得的合法化大开方便之门。
草案第4条规定，“记载于不动产登记簿的人是该不动产的权利人，动产的占有人是该动产的权利人，但有相反证据证明的除外”。“物权所有人”说，他们积累的“物权财富”是有改革开放政策“根据”的，他们的“物权行为”是有领导人讲话“依据”的，其操作属于“商业秘密”。对此，谁人能有办法提出“相反证据证明”是非法的呢？进一步地，草案第29条明确规定，“动产物权设立、转让前，权利人已经占有该动产的，物权自法律行为生效时发生效力”。这就是说，只要在《物权法》生效前“已经占有该动产”，在《物权法》生效后，这些人就自动成为这些动产的“物权所有人”了。
更有甚者，第260条规定“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占有，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推定有权占有”；第261条规定“无权占有，除有相反证据证明外，推定善意占有”；第262条又规定“占有人因使用占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致使该不动产或者动产受到损害的，善意占有人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就是说，如果私人现在已经“占有”了“不动产”或“动产”，不管他是通过何种非法手段得来的，只要在《物权法》生效以后，某人就是这些不动产和动产的物权所有人。即便有人有异议，但只要你无法提出“相反证据证明”，就可以“推定有权占有”，而且是“善意占有”。我们知道，“提出相反证据”是司法程序上的事情。全中国有几例为了揭发别人“无权占有”而去打官司呢？
草案规定“占有”只七条，可却专设“占有”一章，可见“占有”在草案中的地位。法律上的所有权，是经济上的占有权，占有是所有权借以实现的经济形式。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私有财产的真正基础，即占有，只是由于社会赋予实际以法律的规定，实际占有才具有合法占有的性质，才具有私有财产的性质。从我国实际情况看，全民财产被国有企业占有，有些国企老板利用这种占有，通过“高来低走”、渎职亏损、入股投资、分立或合并、股份制改造、管理层收购、出售及破产或假破产等手段搞垮好端端的企业；全民财产通过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被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占有，其恶果更甚。
草案第6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负有不妨碍权利人行使物权的义务”，第7条还规定“权利人享有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害”。由此，“物权所有人”要确保、行使其“物权”，人们就只有服从的“义务”了。

资产者的“资本来源”、“资本增值”存在“原罪”问题，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力转化为资本”存在“原罪”问题，资产者的“资本转化为权力”，也都存在“原罪”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养肥了一个新资产阶级。如物权法草案正式出台，不仅意味着关于“流失”、“搞垮”的全民反对的终止，还意味着对“原罪”、“黑钱”追究的终止。事情的结症正在这里。
拿了全民财产建造私有制天堂，带了盗骗的全民财产到天堂，是不可以万事大吉的。俗话说“人不报天报”，天报就是老天“报应”。黑格尔在论证法的“价值”时，提出犯罪的“侵害”和刑罚的“报应”都指向“正义”，“正义”是法的价值。我在阐述法的价值时，将“报应”改为惩罚，是觉得“报应”有些天意色彩。其实，“天行有常”，这里的“常”就是规律。老天“报应”就是规律。

三是，赋予国有企业以所有权的全部权能，将“企业经营权”改为“企业
所有权”，这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法律根据。
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立法上都是毫无疑问的。然而，草案第70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其不动产和动产依照法律或者章程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可见，草案把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全部都批发给了“企业法人”。这里的企业法人当然包括国有企业法人。
我国国有企业的财产属于全民财产，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由于财产形成、管理层权力、劳资对立、企业文化新思维等原因，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实际上不是企业资产经营“收益”的受益人。在这种状况下，把全民财产割裂，划拨成为具体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正的。上世纪70年代起，南斯拉夫搞“企业自治”，打着马克思说的旗号，又立法又修宪，折腾了一阵子，结果闹得亡党亡国。将全民所有改为政府所有，又将政府所有改为企业所有，完成了蜕变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最后一道工序。

国有企业使用、处分国家委托的企业财产，必须制定一整套严格的制度和程序。日本法律规定连国有企业处分“过剩设备”，也都须经报议会批准，而我国几百万美元进口的设备，因不会使用放在露天，等到日晒雨淋不能用了，就按“闲置设备”这一条自行处分掉。据报载，湖南一企业市值5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只卖了2700万元，而仅土地使用权转让费就超过2700万元。这绝对不是“陈卖光”模式的特例。这回草案简单明确，既规定国有企业有权处分全部财产，又不规定“处分”的专门制度和程序。这不是立法上的“陈卖光”吗？

草案第69条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合资、合作企业的，由出资人按照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权利。这条规定又是不偏不依，国家、集体、私人都可以干，而且都平等享有那么大的权利。现在国企改革取向是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公司股份制是“一股一权”，不是“一人一权”。在私人资本股多权重的合资、合作企业里，何谈“国家”享有“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的权利”？况且，事实到处都在表明，钱能通神，“糖衣炮弹”，“打进来拉出去”，竟有何人能够或者敢于站在国家股立场上说话办事？

草案里的物权担保又是不偏不依给任何物权人制定的。然而在实践中，有几个私营企业相互之间或私营企业能够给国有企业出来担保呢。目前，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上市公司）利用“使用”、“收益”权利，热衷于给私营企业、合资企业乃至外资企业担保、借贷，以牟取法外利益。国有企业违规担保、借贷，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重要渠道和方式。从现实看，国有企业对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违规担保，其危害触目惊心。在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国家对国有资产监管规则不完善的情况下，草案设计的企业法人物权制度和担保物权制度，会使各种违规担保披上“合法”的外衣，导致加速国有资产流失，使国有资产的保护工作更加困难。
草案关于抵押权的规定，与《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冲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对国有企业抵押做了限制，该条例第15条规定，对关键设备、成套设备或者重要建筑物，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方可以抵押。《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对划拨土地所有权抵押做了限制，第44条划拨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限制性规定，第46条对未经批准擅自转让、出租、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的处罚规定。草案篡改、抵制了上述规定。

草案第72条规定，国有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严重不负责任，造成国有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的，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一条是“笊篱法”，因为“严重不负责任”非法律专有名词，法律很难规定其构成要件。这样，“严重不负责任”就在笊篱眼下跑掉了。其实，国企“破产”或“严重亏损”属企业重大事件，且成因复杂，如追究责任，当然要追究“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造成企业破产或严重亏损的几率有多大？现实是有些国有企业一、二把手一手遮天，无人敢监管，谁人提一点意见即或被解聘、解雇。企业严重亏损、破产，不找“企业主要负责人”算帐还找谁算帐？

四是，草案关于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的规定，也是针对
国有企业的。
草案第124条规定，“国家所有或者国家所有由集体使用以及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占有、使用和收益”。我们知道，用益权人依据其他具体法律获取对国家、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的用益物权时，必须经过所有人的同意，但这一条对此只字未提。第127条前款的规定，仅仅强调了用益权人对法律的遵守，但没有规定所有人可以对用益权人的权利给予特别的约定，而在后款却特别规定“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难道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无权要求各个“用益物权人”依法行事吗？
草案第125条虽然规定了“取得用益物权，法律规定须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许可的，依照其规定”，但这是基于行政管理关系产生的行政管理权，同国家或者集体作为所有者对其所有之自然资源和资产设定用益物权时进行限制的权利，具有根本的区别。

通过上述，初步结论如下：
其一，草案没能正确反映国有企业科学改革观，它所要确认和巩固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败成果。
“大会们”报告说，“物权法是确认和巩固改革开放胜利成果的重要法律”。在企业改革领域，物权法确认和巩固了什么样的成果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大体经历了扩权让利、经营责任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三个阶段。这些阶段中的每一步骤，都经历着科学改革观同反人民“改革”观的严重分歧。科学改革观所要解决的，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为什么改革、需要怎样的改革和为什么人的改革问题。

“简政放权”，被歪曲为“小政府”、“下放权力”。“小政府”是18世纪的东西，是“夜警国家”嘛，21世纪哪一个国家是“夜警国家”？“放权”的权只能是权利，国家权力能下放吗？把权利改为权力，这是让企业向国家要权力。企业拥有权力即拥有制御他人服从之力，这不是复辟资本主义企业旧秩序吗？“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被篡改为“一长制”，鼓吹“取消企业党委”、厂长一个人说了算，厂长成为企业的老板。“两权分离”，本来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在国家那里分离，却被搞成在企业那里合一，把国有企业蜕变为传统法人。“承包经营”只能是承包、是经营，可企业却成为“承包”者的家天下，对经营风险只用百分之几的工资承担所谓责任。这样做，承包人自然先富起来了，企业能不垮下去吗？“转换经营机制”，是要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可全国却“企业自治”、“私人本位”满天飞。资本主义企业制度被说成“现代企业制度”，一二百年前的股份制、公司制被冒充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国有企业本应适用《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却按《公司法》改制。在公司法那里，工人不再是企业的主人，而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雇佣劳动者；企业权力机关不再职工代表大会，而是股东大会，资本权力替代了人民权力；共产党基层组织不再是企业政治领导核心，而是“地下党”。这难道不是铁的事实吗？

企业改革本来可以走上一条正确道路，可在反人民“改革”观那里，却是一条黑线贯穿始终。截止目前，90%以上的国有中小企业没有了，60%以上的国有重点企业没有了。难道只剩一二百家国有大型企业能够维持社会主义经济吗？能够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经济安全吗？能够捍卫民族独立吗？

其二，如执行草案的规定，不仅仅是国有企业财产将化为盗骗国库者的家私、资产者的私产，而特别关键的是企业的主人将沦为雇佣劳动者。
我们见物更要见人。“物”没有了，那么人呢？国有企业的主人翁们到哪里去了？据4月16日某电视台报道，某私人煤矿又发生爆炸，多人惨死。记者采访提到的一死难矿工才40多岁，正是从国有企业下来的。他们平时不分日夜，用锄头、耙子扒煤，奴隶般的劳作；事故前一小时，已发现可能发生瓦斯爆炸，不想下井，但以不发工资相威胁，被矿长骂下井去；人死了，亲属们在井口痛哭，却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在这个“土围子”里发生的，难道不是典型的中世纪封建城堡里发生的吗？

“改革”中见物不见人，乃至把人当作客体，是从根本上把改革引向歧途，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反人民“改革”观的本性。最近，有人总结改革开放“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突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时，列举三大“突破”、八大“成就”，可是这里一句“人”、一句“劳动人民的地位”都没有！只有一句涉及到人，涉及到劳动人民的地位，就是“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均加快发展”。一个顶着“共产党员”招牌的人，竟把作为“劳动力”的人等同于人的“劳务”，当作“市场要素”，当作客体、当作猪猡一样买卖的对象。真是胆大包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一个人说过劳动力能够买卖吗？邓小平也从来没有说过劳动力可以买卖。“劳动力买卖”，西方老爷们是这么理论的、这么干的，我国富得发愁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帮闲文人也是这么理论的、这么干的。请问反人民“改革”家们，时下你们不是“关心穷人不离口、中央文件不离手”么，那么你们为什么背地里也总是这么理论、这么干？

国有经济的现状究竟怎样？正确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调查研究。1929年红军打下永新县城，是要打土豪分田地的。怎样打法、分法？毛主席先进行调查研究。调查扛活的长工短工，知道了哪个地主剥削和欺压的手段最毒；调查县府的看门人，掌握了谁个与官府勾结最勤，如此等等。这样，这一个地方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这样一些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清楚了。现在我们人也下去了，但调查不出企业的真实情况，问题要么出在方法和方法论上，要么出在改革观、世界观上。
有些人去企业调查之后有些什么结论呢，什么新结论都没有。有些结论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把盗骗和搞跨国有企业的坏人，说成是什么“能人”、什么“改革开放的功臣”，评功摆好，扶摇直上。他们是历史罪人，是不被追究不足以平民愤的人。死了张屠夫，人们不会吃混毛猪。只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正确的组织政策，企业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优秀人才就立即站在你的面前。
国有企业里的“人”，除了职工，还有干部。现有干部是要培训的，但有些所谓干部培训，时兴到美国去“培训”。据报刊透露，拉到海外“培训”一个MBA，要几万、十几万美元，可洋人讲的，不少是从孙子兵法、鞍钢宪法上演绎的。这是不是民族的悲哀、改革开放的悲哀？有人说，去美国三次就可以“洗脑”，第一次去回来大骂资本主义，第二次去回来大学资本主义，第三次去回来大干资本主义。这是不是“培训”的奥秘呢？近日有一篇题目叫做《中国官员哈佛受训》的报道，在“谁说去哈佛不如去延安”的标题下写到：一大批美国在任和退休官员讲课，有前国防部副部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建立在三个信念之上—“看不见的手”、“公民社会”和“法律至上”。参加学习的市委副书记、副省长、副会长等中国官员觉得对领导干部“特别有用”，有的要把“哈佛所学软着陆”。
我这里对这种培训不表示否定与否，只对所谓“三个信念”表示反对。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起即是“两只手”—“看不见的手”和“国家之手”（“看得见的手”），他们为什么只教给你们“一只手”？“公民社会”原来叫做“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典型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社会，美国现在是典型的国家垄断和超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中国政治敏感的“学问家”后来把名称擅自改过来了。至于“法律至上”，完全是虚假的。西方媒体不是每天都报道着美国的这种虚假吗？《华盛顿邮报》4月18日报道说，“调查发现，联邦法官职业道德堕落现象依旧存在”，“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专门司法的机关尚且如此违法，那么广大不司法的机关呢？美国层出不穷的蹂躏法制的事件是对西方“法治”幻想的辛辣嘲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法治国并不是“法律至上”。列宁明确批判过“法律至上”，指出“法律是一种政治措施”。参加美国培训的我党高级干部们或许已经注意，这“三个信念”是祸国殃民的，在中国是万万使不得的。

其三，草案为针对国有大型企业和国有资源的“改革”攻坚战开辟道路，或为国有企业失去最后阵地提供法律保障。
最近一个时期，在反人民“改革”观指引下，一些人一齐跑出来大讲下一步“改革”方略：提出假造的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矛盾，把国家作为“改革”对象；集中攻击行政垄断、经济垄断和行业垄断；加快金融业股改和外资并购步伐。

他们说，国家必须提供非赢利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国家放弃了，必然会造成大的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失衡。这是煽动。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公共产品，已不堪重负。北京的道路修了一环又一环、桥梁一座又一座、地铁一条又一条。连外国人都看到了，在北京的每条好路上，跑着上流社会的奔驰、宝马、林肯、卡迪拉克，路被私家车占满了（我不会指责被说“开POLO之类私家车给公司丢脸”的人，他们买车用的是血汗钱），还有草根社会人们的立锥之地吗？百万修路工人日夜为谁辛苦为谁忙？你们利用窃得的主流地位，占尽先机，占尽国家的便宜，现在却利用人们的不满进行政治投机。“上学难负担重”、“看病难看病贵”，完全是私有化“改革”造成的，是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可你们却倒打一耙，把一切责任推给国家，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怨愤引向国家。况且，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不是什么“公共产品供给与社会需求的矛盾”。你们让劳苦大众为私有化打工、埋单二三十年，混不下去了，现在又将祸水引向国家！

中国的私营经济还没有形成垄断，你们对于外国跨国公司的垄断百般呵护。很显然，攻击“经济垄断”的矛头所向，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领导。“行政垄断”术语是土特产，在你们那里，反“行政垄断”就是要取消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调控。至于“行业垄断”，现在航空、铁路、邮政、矿山、石油等行业，早就打破国有企业“垄断”了，你们集中力量要攻破的，只剩下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国防军工部门或特殊行业部门了。现在连傻子都知道，反人民“改革”派们已经开始向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源开刀了。

近来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两件大事：一是国有银行的股改，二是外资的大规模恶意并购国有企业。这些事，都与物权法有关。
有学者指出，原来定商业银行的外资入股不超过25%，但建设银行在香港的外资股份已经超过这个底线；广发银的股份，美国花旗银行要求占85%，我人民银行是否同意，不得而知；近日有关方面负责人宣布，将来国家绝对控股的银行只保留5家。金融乃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如果金融业走到这步田地，则国之不计、民之不生了！
并购，是英美法上“收购”和“兼并”的统称，是一公司采取购买另一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份或股票、企业产权等方式，而取得另一公司的控制权的行为。外资并购我国国有企业，始于1995年日商并购北旅；2001年起，我国形成外资并购风潮而至今日。外资并购国有企业的主要方式是：第一，数量成批、区域成片、行业成系统。东北某城市一条街一条街地买，大连轻工系统101家企业全部买断。第二，整个国民经济、整个三次产业全部开进。起初只限于加工业，1992年起，外资向第一、第三产业全面进军，经济领域覆盖面极广，乃至吃的奶粉、方便面，喝的啤酒、饮料、娃哈哈，脸上抹的化妆品，尽入洋人之手。第三，主要以资本方式而不是以技术、物资设备和管理等人股，其股份超过51%，有的多达99．91%。当初引资说是引技术、引管理，现在看来不过借口罢了。第四，并购的企业，是经济效益佳、产品附加值大且企业增长势头强劲的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是一种“卡脖子”战略。
外资并购的目的，是取得国有企业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是对企业重大问题如投资、生产经营、及财务等的决策权，对董事会组成及董事任免等的组织人事决定权。有中国人泡制的“靓女先嫁”、“市场换技术”、“改造中国人种儿”等理论引导，有中国人对目标企业的献图指路，洋人如鱼得水，得心应手。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可否成为西方洋人的跑马场？
有一种说法，私有化完成了，还要物权法盖章，物权法是小修宪。对此，一位学者说，现在的问题，主要的已经不是私有化，而是是否殖民化问题了。这位德高望重的学者说这句话的时候，眼里含着泪花。是呵，一旦反人民“改革”观得逞，将来殖民化完成了，也是需要物权法盖章的。

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是全体人民的财产，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础，是人民民主政权的基础。国内外敌对势力叫嚣结束“一党专制”，搞三权分立、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那一套，不就是因为这个基础动摇了吗？上层建筑市场化、国民经济私有化，把国有企业吃光、分光、卖光、骗光，是国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我国的首要选项。新殖民主义者在行动！事到如今，难道还不能使人猛醒吗？

2006年4月19日

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

萧功秦
一
不久以前，我们去看一位从美国回上海探亲的朋友。这位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二十年前赴美国留学，他谈到多年以来在美国生活，感触最深的是，在美国的中国人的生活追求，与西方人相比，有一个相当大的区别，那就是旅美中国人无论事业成功与否，无论属于哪一个阶层，似乎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只要中国人在一起，无论是台湾人、香港人、大陆人还是多年旅居美国的华侨，都非常实际，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中国人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在世俗生活的享受方面似乎有很强的从众心理，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确实有不少人只关心自己的物质生活，但也确实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生活价值的多元化追求方面要丰富得多。
这位朋友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我过去也隐约感觉到了。就拿我所接触到的文科研究生与大学生来说，就我多年教学所知而言，其中相当强烈地出于对本专业由衷的热爱而选择这一专业的学生实在并不多。
前不久我见到的一位来上海开会的美国女教授。十八年以前，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就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留学生成为好朋友。她现在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一所不太有名的大学任教，她说，她希望的是提早退休，这样，她就可以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自由地研究中国文化与历史，因为她现在上课太忙了，最缺少的是自由支配的时间。 她还说，她生活很简朴，只要再积一些钱，提前退休以后的生活不会有问题。
这种把学术视为生活中最重要的价值追求的生活态度，在美国并非少见。在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助理教职的收入并不那么有吸引力，然而往往会有数十个博士或博士后宁愿不要去公司赚大钱，而要前来应聘，大学教职竞争非常激烈。我曾向一位美国朋友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获得一个大学文科教职是如此困难，为什么在美国还是会有那么多人选择去读文科学位呢？这位朋友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们确实有志于哲学、历史、文学与艺术专业，确实以此种学科当作为自己由衷的爱好，他们才会做出这种选择。

当下中国人的价值追求的单一化、同质化，我在日常生活中就有深切的体会。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的自行车坏了，正在车摊修车时，放在车架上的一本《西方哲学史》的书名给一位路旁休息的中年人看到了，他好像是突然发现外星人似的惊讶地看着我，并自言自语地说：“哈！哲学！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居然还有人在读哲学！”
这件事至少可以说明两点，一是这位市民周围确实长期以来没有人对于纯粹属于人文领域的事物有兴趣，否则他不会把我看成异类，并如此真切地感到惊讶。其次，他非常自然地认为，所有的人都理应追求与他所追求的同样的价值。他无法理解别人追求一种与他不同的价值是合理的、自然的。他的表现正是他的人生态度的一种最自然的反应。我用这个例子只想以此来说明，中国人在人生价值方面，确实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一元化、、板块化、同质化现象，中国人的价值观分化程度很低。用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来说明，什么是“特立独行”的生活态度。
另一个例子是，去年有一天，我的一个发了小财的初中同学请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吃饭，在开往一家大饭店的出租车上，他突然大发感叹，说我们当中最可怜的就是笔者本人了，他说这是因为笔者现在还在拼命读书。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读历史书又能赚多少钱？对此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确实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对他的想法提出反驳，因为这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而是一个不同的生活价值态度问题。
这个例子之所以特别有意义，是因为这位朋友在中学时期是全校最杰出的优等生，他的作文常常被语文教师当作全校高中生的范文印出来让大家欣赏。而现在他却非常真切地把金钱与享受，作为人生唯一值得的追求的价值来确认，并相当自然地认为，可以以此作为唯一的尺度，对别人幸福与否或可怜与否来进行评价，丝毫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不妥。至少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种一元论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如同潮水一样已经渗透在我们活着的一代人中。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了。
再有一个例子是，去年七月我在旧金山硅谷参加了一个中国新侨民举办的家庭聚会。我满以为这些旅居海外的朋友会由于我这位刚从国内的老乡的到来，而问及有关中国的一些话题。然而在整个聚会中，人们谈的只是各自如何赚钱，刚买不久的房子又涨价了，附近什么地方的托儿所最便宜，等等。人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一位中国大陆来客的存在。也根本没有想到问问自己的故乡有什么新鲜有趣的事情，中国有什么变化，中国有什么问题，未来会怎么样。回来的路上，我对此十分感叹，询问带我来参加这次聚会的朋友，这是为什么，我的朋友一时也回答不上来，只是说，“这里大多数中国人圈子谈的都是这些。不谈这些他们还有什么可谈的？”
二
为什么会这样？是由于中国人的国民性中缺乏超越性的价值追求？是由于中国文化中有问题？还是是一时的、过渡性的现象？
有人说，这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以来太穷了，穷怕了。所以会以十倍的努力来追求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享有过的东西。因为人毕竟是有欲求的动物。从古北新区访友返回家后，我通过电话向我当年的一位中学老师谈及这个问题，这位老师用杰克伦敦的一部小说里的情节来说明这一点：当一个落水者在海水中被救起时，这个被救者会不自觉地把船上的水与食品偷偷藏到怀里去。因为他在海水中实在渴怕了。正因为如此，这位老师认为，将来中国人富了以后，一切都会变的。人们的追求会多元化的。
但这种解释却不能说明，为什么那些已经相当富裕的海外中国新侨民中产阶层仍然如此强烈地追求实惠，在他们身上，似乎丝毫看不出有什么新的价值观出现的迹象。就拿越来越富有的台湾来说，金钱至上潮流，已经发展到越演越烈的地步。就拿香港来说，我在香港作了三个月的访问学者，使我最惊异的一大发现是，号称为世界上第一自由港的香港，拥有六百万高素质人口的特大都市，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办了一份《二十一世纪》外，居然找不到一本本地人办的纯人文刊物。这是不是表明，香港的中国人比日本人更像是经济动物呢？
有人说这与中国文化中缺乏宗教因素有关，这样的解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宗教对来世，对超越性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与信仰，往往能培育人们超越功利的价值观。中国人与其他民族相比，宗教心理确实是相对淡漠的。佛教并不是中国的国教，本土的道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实也相当功利化，自古以来，包括历史代帝王在内的相当多人们信此教的目的，也只是追求现世的长生，对来世与彼岸世界并没有兴趣。在中国，人们即使信佛，也往往是怀着某种相当具体的功利的目的来求神拜佛的。一个结婚几年没有生儿子的中国人去观世音象前烧几柱香，与其说是出于对超然世界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神灵的贿赂，体现的恰恰是最功利的态度。一个缺乏彼岸观念的国度里，讲求实惠、注重于现世的生活，务实而少幻想，便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民族性品格。如今又处于一个商品世俗化成为潮流的时代，那么，走向全民性的物质财富的追求也就自然而然了。
有人说中国人的价值同质化这种现象与大一统的儒家价值有关，因为儒家文化与其他文化相比，例如与伊斯兰文化、东正教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比，由于没有宗教作为自己的形而上的存在基础，儒家缺乏强烈的宗教情怀，缺乏超越功利的价值。深受儒家影响的中国文明，因而与其他文明相比，无疑是一种世俗化程度最高的文化。
然而，当我们追溯到孔子的思想中去时，却会发现孔子恰恰是一个具有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的人。孔子本人是有强烈的超越功利的价值追求的。例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在儒家先贤那里，对形而上的道的信仰与追求是相当执着而且强烈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一个像颜回那样的有精神信仰的君子，会生活得相当充实并具有人格力量。孔子从来对超功利的艺术与精神领域的追求看得远比物质上的收获更重要，他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还意识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他看来，贵在自得之乐，一个人的追求才具有真正的动力。他对音乐的热爱可以使他“三月不知肉味”的地步。在《论语》中，人们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许多言论。
另一方面，孔子对“道”的追求又并没有使他成为禁欲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单纯地拒绝过物质上的享受。他并没有像后世的佛教徒那样，一般意义上反对“富且贵”。他只是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无宁说，他主张在现世生活中，在追求崇高的超越性的“道”同时，仍然保持着一种有节制的世俗物质生活。这是一种相当乐观的、积极向上的、既有精神追求又有物质享受的人生图画。一个以原典意义上的儒家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的君子，他希求的是在精神与物质方面达到的平衡和谐状态。
这使我想到了我的祖父。直到六十代年初期过世，可以说他属于中国最后一代的受儒家影响的老式读书人。根据家人的回忆与我小时候对他的依稀的记忆，他是一个乐天的老人，自命为“谑翁”，喜欢喝酒，喝得过量也会发酒疯，对人非常善良。读书甚勤，拥有万卷藏书，购书成为生活中最大的爱好。每次发薪水就用来购书，购书之后往往是身无半文。反过来还要向子孙辈“借钱”。吃的则基本上是粗茶淡饭。高兴时会眼泪纵橫。对子女又非常宽容，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鼓励自己的女儿（即我的姑妈）去读易卜生的《傀儡家庭》，去追求自由恋爱，他从来不以自己的意志要求他人。朋友很多，见到别人有难总会尽力相助。
记得我小时候，哥哥笑话祖父填写表格时把“宗教信仰”一栏填写为“信仰儒教”，哥哥说，“儒家怎么能算是宗教呢！”现在想来，祖父正是在精神上最接近于孔子原本意义上的那种儒者了。他对他所理解的“道”的诚挚信仰，与对现世生活的热爱、对现世价值的享受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并达到和谐的地步。他从来没有压抑自己的个性，用“发舒”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位谑翁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他的这种自由舒展的个性与他的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形成一种乐天的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态度的意义就在于，对天道的尊崇，使一个人可以摆脱那种单纯的物质金钱的追求，而对现世人生的热爱与乐天的态度，又使人不至于变成“道”的殉葬者而不自知。我想，这种和谐的生活，可以产生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达到“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境界。可惜这一种类型的儒者与我们之间已经出现无法接合的断层。
现在想来，人们从五四反封建的文学作品中见到的近代以来的士绅形象已经脸谱化了：中国的儒家士绅阶层是专制的，不开化的，僵化而封闭的，生于儒家士绅统治家族社会，只有打倒它或者离家出走一途。巴金《家》里的那个士绅老家长的形象实际上是被高度符号化了，自五四以来，几乎就成为中国旧家长制度的象征。其实，中国士绅阶层本身在在外部文化的冲击下也处于转化过程中，分化出不同的类型。士绅中的专制家长当然不在少数，但并不是没有其他类型，至少在我们家里，就出现了从传统士绅中转化出来的一种新类型。在一定的条件下，儒家文化在与外部文明的融合中未必不能衍化出一种能够容纳超功利的精神价值追求的、容纳特立独行的人格的、通达发舒的新类型。可惜的是，这种自然的转化由于种种因素而在中国没有实现。二十世纪以来，士绅文化终于彻底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带了革命特色的农民文化。而农民不得不为稻梁谋的生活处境，使这种文化注定具有相当实用性与功利性特质。当然，这一点肯定不能解释我们提出的问题的全部，但也许可以解释部分。
三
当然，从总体上来看，中国的儒家主要的历史趋势不是走向发舒，而是走向“律则化”。我们自五四以来批判的，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儒家，即把儒家的“道”变成官学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变成为统治者的工具，变成一种硬化了的“君尊臣卑”的纲常伦理。其结果就是儒家自身的异化。这种由于政治化而异化的最典型例子是东汉时期的“二十四孝”，一个为了使双亲有饭吃而把儿子活埋的孝子，成为中国文化中的典范与英雄，这无疑是一种为了某种被阉割了的“道”而牺牲人性的文化，这是一种失去了人性与道之间的和谐平衡的文化，这种“道”又如何对子孙后代具有吸引力呢？人们又如何会在对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道”的精神向往中，感受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呢？一旦这种“道”对人们的强制与约束力瓦解了，失去精神追求的人们又怎么可能不走向极端世俗化呢？
一种重发舒的、通达而多少富有人性味的原典儒家，如何在西汉以后演变为“重一道同风”的、以律则化的方式来限制人的自由发展的官学化的儒家？这可以说自五四以来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想可能有两个关键点。虽然这两点也许都是老生常谈。首先，在孔子那里，作为社会人伦的“道”，被历朝统治者解释为“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的“道”，从而失去了原典中的道的本性。其次，把人欲追求与对道统的尊顺不是有机地结合，而是完全对立起来。在《礼记》中有一段话最为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对立：“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而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这种思维方式与价值判断，把忠信、立义视为与世俗欲求完全对立的东西来遵顺，无疑是把儒家变成禁欲主义，而这种禁欲主义并不是为了实现超功利的审美追求，而是要实现一种现世政治目标，即实现统治秩序的机械般的稳定。这种禁欲甚至还及不上西方禁欲主义宗教中的“彼岸世界”对人性的吸引力。很难想象这种官学化的儒家，怎么能使人们获得一种发舒的自由的生活。
于是，中国文化的周期变动就显示出这样的特点，禁欲式的“律则化”对人性的压抑，形成机械式的人格特质。这种格式瓦解后，则呈现为不受精神力量制约与节制的逐利趋势。在乱世时代，这种物质追逐表现为没有章法的不开化的利己主义，在一个商品化的世俗承平时代，则表现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而无论在禁欲主义的格式化约束力有效的时期，还是在其失效的时期，无论在乱世还是承平时期，国民人格的表现都体现为同质化，中国有的是贤臣、烈妇，营利之徒或官学化的儒生，但就是没有特立独行的自由人格。当今中国，是一个可以让人们自由逐利的时代，其人格特征更多地是表现为后一种类型。
在当今时代，一个没有被超越性的宗教终极关怀浸润的民族，一个缺乏精神自主性价值的民族，一个长期受僵化甚至异化了的制度与律则支配，而并不理解自由主体性的民族，在市场化、电视文化的影响下，从意识形态的教义中脱逸出来的思想解放的冲动消失以后，只能导致人文精神的缺乏，对超然的、超越功利的审美追求的缺乏，务实的传统品格传承下来，也只有逐利一途。
文化的解释是以一个民族长期生存过程中形成的深层结构为基础的。这种深层结构在意义在于，人们不自觉地受一种约定俗成的思维习惯与价值态度的支配而不自知。正如人们说话时，对支配这种语言的内在的语法结构的存在并不自觉一样。一个民族很难摆脱长期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这些超越性价值未必只有知识分子精英们才能理解，并去身体力行的。）只是我们没有去发掘它们。
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豫让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俠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难道到了今天，我们芸芸众生注定只能把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机视为唯一的生存方式？
我们当代很多人至少在理论上对价值多元化还是肯定的，但这也许主要还是受惠于西方文化中的那些“超越性价值”的影响与启发，而不是来源于对自己文化中被我们已经遗忘了的文化基因的回归。希腊文化中的普罗米修斯，西方人的那种“无止境的追求”的浮士德精神，爱因斯坦推崇的“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以及那种“孩子般的”“对宇宙秩序超功利的好奇心”，约翰克利斯朵夫式的英雄主义，美国小说中的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对“飞得尽善尽美就是天堂”的那种人生理解，都曾在不同时期给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以超越功利的审美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人生启示。
中国人什么都不缺，智慧、毅力、勤勉、奋发、这些东西都有，缺少的就是一种对人生的浪漫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感谢西方文明在这些超功利的价值方面给予我们的激刺与启迪。如果我们能从原典儒家的思想精华中汲取更多的养份，并把它与我们从西方文明中撷取的超功利的价值精华结合起来。我们也许可望获得一种更为丰富、更富有激情、更具有色彩的生活。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决定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一种立体感，一个终日在电视机旁的看“会动的图画”的两脚动物是不会有原创性的。

附记
不久前，看电视中的《亲情》节目，说的是一个湖南成绩优良的高中生，性格内向，喜欢哲学而不愿听从家长的意旨去考大学建筑系，他放弃了考到一半的高考，回家后老师与同学，心理医生都说他有精神病，七年前离家出走，至今未归。母亲在电视上述说着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希望这位失踪的儿子能与她联系，并保证再也不会干预儿子以后的生活选择。
这一事件确实发人深思，喜欢哲学而不愿考大学，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前面提到的西方国家，决不会有人认为是精神不正常。而在中国，文化价值是如此的一元化，凡是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人生价值态度不吻合的，人们就会把这种价值态度视为异类。人们无法理解：这个学生成绩那么好，放掉大学不考，不是精神病是什么？这种一元价值观，在文革时期是如此，在世俗化的今天同样是如此。不同的只是价值观的具体内容前后时代有所不同而己。这种情况似乎自古就是如此。记得多年以前读研究生时，我读到过一部明代县志，其中记载，在元代中期，由于多年不行科举取士，以至当地儒家的礼仪皆已失传，而当地却有一个乡村绅士，事事处处依古礼行事，在当地传为笑谈。由于可见，在中国古代，也是一元的价值态度占统治地位。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的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与行事方式的人们。他们对于社会的意义在于，他们以全部的心思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并经由这种超越来达到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有可能发现常人难以发现的事物的本质。可以说当下读哲学系的人中，很少有人像这位高中生那样具有真正的哲学家的禀赋。这一件事令人深思，它也许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创造力不发达，为什么我们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为什么我们的生活没有丰富的色彩。

同主题阅读 >>>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会员布尔加宁于2006-4-23 22:42:21发表评论说： 旧时和现实
并不是我怀旧，只是旧时和现实的某些差异实在让我看不懂．旧时你可以是工人，因为工人创造物质财富；你可以是军人，因为军人保家卫国；可以是商人，因为商人繁荣市场．．．现实呢？我只能选择往＂有钱人＂的队伍里挤．有钱可以买到文凭，有钱可以疏通关节，有钱可以受到仰视．评价成功的标准单一化了，钱似乎就是一切～～钱不能买到爱，却能买到性；钱不能买到尊敬，却可以买到恭敬；钱不能拿来毁灭真理，却可以用做迷障使人无法认识真理！然后好让所有人跟着这个指挥棒去做指挥人的奴仆！可悲！
• 会员黄松明于2006-4-23 1:44:32发表评论说： 中国传统就是用集体的力量来约束个人行为
当一个医生只想赚钱而不顾医德和病人利益的时候，也就是现在中国医疗发生的问题。
当一个教师只想赚钱而不顾教育资素和学生经济、精神负担的时候，也就是中国教育为什么发生问题。
对这样的民族，要约束他们的行为，必须用集体的力量来约束，毛泽东就是这样做。
让人人自由行动，只顾私利不顾公益的事就层出不穷了。
• 会员石芳于2006-4-21 21:35:31发表评论说： 问候先生
看到先生出现在乌有之乡,真的很亲切.先生好.

为什么美国没有外汇储备？

(博讯2005年8月14日)

你观察过国际货币储备现象吗？你知道美国为甚麽没有外汇储备吗？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是美元的国际地位问题，也是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趋势和变化问题，更是中国经济未来能否傲视全球的现实问题。

美国之所以没有外汇储备，因为美元是霸主货币。目前，按外汇储备依存度，世界货币可分三类：一是霸主货币，二是储备货币，三是普通货币。霸主货币对於外汇储备的依存度为零，普通货币对外汇储备的依存度为一，储备货币对於外汇储备的依存度介於零与一之间。美元是霸主货币。欧元、日元、英镑等是储备货币。人民币虽然影响很大，目前尚处於普通货币行列。国际经济的发展史表明，一种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位置重要，经济实力强，币值稳定性好，外汇储备的依存度就低，反之亦然。

在当今世界金融全球化的条件下，保持相当数量的外汇储备，是稳定本币币值的重要保障。但是，储备外汇并非没有任何代价。第一，储备外汇相当於持有以外币表示的金融债权，为他国进行储蓄。第二，外汇储备的增加要求相应扩大货币供应量。如果外汇储备过大，就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第三，持有过多外汇储备，往往面临来自对方的贸易摩擦，同时还要承担外汇贬值带来的损失。


专利产品操控定价

要理解美国没有外汇储备的真正原因，须追溯美元取得霸主地位的历史。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也存在外汇储备，只不过规模非常之小，占其进口额的0.59月左右。德、法、英、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其外汇储备约占其进口额的1.1～1.9个月；相比之下，日本经济发展仅次於美国，又是一个金融资产大国、资本输出大国，资本极度过剩，竟拥有13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

显然，美国不需要外汇储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可以直接用於对外执付，毋须用外汇储备调节国际收支、调节外汇市场和进行国际支付。这三项职能与外汇储备的三个来源密切相关：一部分是来自商品贸易顺差，一部分来自外国直接投资或外币贷款，还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其他不那麽明确的渠道进入的。

众所周知，美元霸主地位的确立，是因国际货币体系变迁的缘故。美元霸权，是建立在稳定发展的经济实力之上的。她依靠两项制度保其经济的世界竞争力。一是发达的高等教育制度。它通过吸收全世界的优秀学生，为其进行基础研究，从而创造出世界上最重要的知识产品。然後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科技创新制度，把这些产权转化为直接和间接的产品，销售全球。上产品使其拥有产品定价权，可不受世界市场波动之影响，从而能够根据具体的贸易格局而调整这种价位，使整个美国经济保持适当发展速度。

欧元难改美元独大

美元霸权的另一个来源，就是两党政治与独立的美联储之间的合理博弈格局。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金融市场的发育较为成熟，各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转良好，为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提供较好操作环境。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最终造就了美元的强势地位，而美国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与经济总量的持续发展，则进一步为保持币值的稳定及其霸主地位创造了相对良好的氛围。

由於美元拥有太多的权力，给世界各国带来来多的金融风险，因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来高。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性恰恰来自於美元霸权，美国获得了铸币税以及通货稳定的收益而其他周边国家则更多地承担了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成本。对於美元霸权国际社会已经有些厌倦。

近年来兴起的欧元正在对其霸权提出严峻的挑战。很多人把希望寄於这一新生货币上，毕竟，对於其他国家来说，在储备外汇之际又多了一个选择。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货币可以对美元的霸主地位提出强有力的挑战。美元事实上依旧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只要看一看它如何维持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平衡，就大致可以知道这其中的奥秘

金融霸权招惹不满

在美国周边有两类国家：一类是执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主要是东亚国家），这些国家把美国作为最主要的出口市场，通过经常专案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然後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保有这些储备。从美国方面看，它通过输出美元获得了实际资源的注入，这些输出的美元又往往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流回美国国内。例如在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往来中，由於美国通过经常专案的逆差输出了大量美元，同时向自身注入大量的实体性资源（主要是商品），这既满足了国内的消费需求，又有利於维持国内物价的稳定，同时还能享受到铸币税的好处。

同时，由於东亚国家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而持有美元储备的主要方式是购买美国国债，这有利於美国通过支付较低的利息为自己的经常专案逆差融资，从而避免了经常专案逆差的不可持续。美国财政部的资料显示，在过去三年时间，来自亚洲的资本流入占美国外资净流入的40%，在2004年这一比率接近50%。因此可以认为，美国迄今为止之所以还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於来自东亚国家的外汇储备资金的重新注入。

美国周边另一类是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包括一些OPEC国家），这些国家的投资者购买大量由美国公司或者美国政府发行的金融资产（股票和债券等）。美国通过出售这些金融资产，向周边国家融入了大量的真实资本，并且把这些资本运用於国内建设或者国际FDI投资。

在这一构架下，国际货币体系明显表现出三大特徵，一是美国的经常专案持续逆差，资本专案持续顺差，以及美国外债不断积累；二是东亚地区的经常专案持续顺差和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三是欧洲国家的经常专案持续逆差，资本专案持续顺差，以及储备资产基本不变。
这样，美国可以通过国际货币体系的制度安排，有效地转嫁自身的各种风险，及时享受能够享受的各种便利条件，从而形成了自身的良性圈。这种良性圈也决定美元霸权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难以动摇。而只要美元霸主地位的存在，就会出现人们所看到的现象：美国没有外汇的储备而能够保持其金融稳定和持续增长。问题是，世界各国已经开始对美元霸权提出质疑，而且也会让更多新起的经济发展国家寻求取代美元地位的新储备货币。


中观研究所研究员　李晓庄 (博讯 boxun.com)

美国大收实惠 中国空获漂亮数字

(博讯2006年3月04日)
新华网消息，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记者戴维•巴尔沃萨发自深圳的文章，指出看上去中国好像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实际上真正的利润被美国等外国公司所得；没有留下全球化带的利润。中国“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单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文章说：
贸易数字扭曲使中国构成的贸易威胁显得越来越大
(博讯 boxun.com)
在日本日立公司建在深圳的一家工厂内，几百名工人正在制作电脑光盘，并把这些光盘用箔纸包装起来。这些产品将运往美国，并和其它大量产品一样标上“中国制造”的标签。

但是，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事实上都是在其它地方生产的，而且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家基本上是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只是把中国作为其庞大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后组装地。

分析家说，这种不断发展的全球供应链正日益扭曲全球的贸易数字，并让中国构成的贸易威胁显得越来越大，而事实并非如此。2月10日，当商务部宣布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时，这种形式的扭曲很可能再次出现。据估计，去年美中贸易逆差激增至创纪录的2000亿美元。

看上去中国好像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最大的赢家是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玩具、服装、家用电子产品和其它产品从亚洲其它地方转移到中国生产让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获益匪浅。

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

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其它外国公司，其中包括零售商，是生产这些廉价产品的中国工厂背后看不见的手。这些公司从贸易中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解释说：“上个世纪90年代，总部设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亚洲其它地方的外国公司基本上都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进行。但是，控制权以及这些生产带来的利润都牢牢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上的好处，但它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

真正的输家基本上是其它地方的一些低收入工人，像日立公司在日本的失业工人，以及亚洲其它地方的一些工人。当雇主把工厂建到中国后，受害的是这些工人。美国的蓝领工人也是输家。

事实上，据中国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约60%的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国公司控制的。分析家们说，在电脑部件和电子产品等领域，外国公司在出口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随着生产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外国的专门技术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供应链中，各个零部件由不同的国家生产，最后都运到中国进行组装。这样一种体系使得全球的贸易统计数字具有误导性，一些专家说一个更恰当的标签应当是“中国组装”。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说：“所有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

他说，由于生产一件产品需要不同地方的许多人来共同完成，因此最好把贸易数字抛开。董涛说：“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双边贸易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就像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之间的贸易平衡一样毫无意义。”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其被普遍认为是人为低估的货币使得1995—200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大约4650亿美元。这也使中国成为外国投资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在电子产业中，迁到中国的工厂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在这里很有规模。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在中国有7万员工；东芝公司将最大的信息技术生产线建在了杭州。韩国三星物产公司在中国有23家工厂，5万员工，并将整个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设在了中国。去年它在韩国的最后一家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关闭。

成千上万的工厂的出现为中国低工资的外来民工带来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他们的工资大约为每小时75美分。但一般说来，这些行业的中国公司迄今还无法从从事基本生产提升到从事设计以上工作的水平。

尽管如此，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贸易的动力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发挥这样作用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日本人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如丰田、本田和索尼。除了联想和海尔以外，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叫得响的全球品牌。

中国官员不失时机地说，反映巨大顺差的贸易统计数字使人误以为中国非常繁荣。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
(博讯 boxun.com)
此文只是讲了表面和眼前的得失，从长远讲，以这样的经贸路线加入全球化，最大的输家是中国。其实，现时拿到美国存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中国高额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本应用在两个方面：其一、改善工农大众薪酬、受教育和医疗的状态。其二，培植本国的高技术产业。这是中国实现长治久安和成为真正强国的基础。但现实的中国经济结构却是将本国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使他们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用这种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曰用品每天源源不断送到外国，积累出一笔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却成为越来越大的压力去购买外国的高技术产品，因而本国弱小的高技术行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占、压迫。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条路走下去必然是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高技术产业受外人操控。谁是蠃家谁是输家一目了然。

一个不能吸取历史教训的民族亦是一个不会创新的民族

一个不能记取历史的教训，并通过这些历史的教训，激发出新思维，进而构建新制度的民族将永远是一个落后的民族，不会创新的民族，只配跟在别的民族后面东施效顰被人耻笑。。首先，我要对一向诅咒革命，诅咒下层人民造反，诅咒通过造反作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尝试的中国新自由主义者提一个问题，造成下层人民造反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出现了善於鼓动和组织造反的坏头头，还是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民的生活实在苦不堪言，又看不到希望，才被迫造反。如果不造反，他们的出路在哪里？是等待权贵们良心发现，要与劳苦大众分享权利？这种好事，查遍古今中外的历史找不到一桩。即使是现在叫做最民主自由的欧美国家，他们的人民所得到的权利也是通过无数次的斗争和造反后才得到的。而越来越多生活在欧美国家的人民也认识到，他们所得到的，是破碎的民主自由。什么原因，就因为他们的社会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任何人只要在私有制企业工作过一段时间就会明白，在私有制企业内部是最没有民主可言的。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激发出大部分中国人的发财梦，何为发财，或叫先富起来，就是你比周围的人拥有更多的财富，不是多一点，而是多很多，多到可以支配、劳役别人的程度。而邓作为一个政治领导人，又沒有提出一个大家都要遵守的致富的规矩，只是说踩着石头过河，因而廿七年改革，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今日中国是什么样子，不用我在这里罗嗦，只用一句话：离菲律宾不远了。在人口是菲律宾十七倍的中国将社会搞成那种形态，麻烦会不会也是十七倍，这个我不敢说。正是不希望看到中國成为另一个菲律宾，才激发我将草根民主论壇上的文章，不断发送给国内的朋友，作为改革中的社会的一种思想资源。一个社会，思想资源越丰富，做出的选择就越明智。这也是我从1974年开始追求言论自由，民主制度的原因。向东

我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瞧不起中国人

刘海梅
| 2006年03月22日09时13分 |
【内容提要】
我能理解日本人为什么瞧不起中国人.
首先需要申明,我不是崇洋媚外分子,也不是不热爱我们的国家,比起在国内的人,也许我比你们更热爱祖国.只是工作需要,暂时在日本做短暂停留,一眨眼,两年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说起来,我也算深入敌人内部,打入敌后了,所以看到我的题目,大家先别扔板砖儿,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思考.

在国内,有没有这种现象,香港人瞧不起内地人,而内地上海人,北京人一般也瞧不起那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我想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这都是事实. 为什么瞧不起?不就是经济差别吗,发达地区的人瞧不上落后地区的人,富人瞧不上穷人,尽管我们说,在人格上,我们都是平等的,是没有高低贵贱的,但是,现实生活中,有谁敢说富人和穷人是平等的?
说到现在的日本年轻人,不久前的民意调查显示,他们确实对中国没有好感,绝大部分不是出于政治立场,事实上,现在的日本年轻一代,他们对政治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完全是出去个人的喜好问题.也许我们国内的电视中往往展现的是北京上海这些现代化城市的高楼凌厉,豪华商场,但是我在日本,却经常在电视中看到他们日本电视台去国内,和地方电视台一起拍摄的一些记录片,有些是提醒人类要注意保护我们生存的环境,有些是介绍中国一些欠发达地区亟待解决的交通问题.也许有人会说,日本人不怀好意,丑化我们中国!我们暂且不管日本人的出发点,但是片中的内容却实实在在是真实的. 云南贵州内蒙古一带的贫困山区,好多人家没有象样的住房,没有象样的衣服,一年的粮食只够吃几个月,然后就是土豆为主要食物,一年的家庭收入还不到2000元(有些还不到这个数字),但是即使这样,有孩子考上大学还得父母勒紧裤带供孩子上大学,每当看到这些心酸的画面,还用人家瞧得起我们吗?我自己都瞧不起!说到目前中国人上个大学有多昂贵,而且不久前一名中国教育部的官员说教育是一种消费,北大清华不是谁都上的起的!(言外之意就是北大清华是给富人们的后代准备的,穷人你就是有再高的天赋,没钱就别进来) 我愤!我真的要出离愤怒了!我想拿一车的板砖向他扔去!如果中国政府官员大部分也都这么想的话,不用别人来灭我们,我们自己就慢慢消亡了. 不知道那位官员有没有受到惩罚,至少是免职或降职,为他所说的无耻而无情的话付出代价!
我们的国家还有上不起学的孩子,还有生了病没钱看医生的人家,还有千千万万的下岗工人,这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哀,别以为有了一些富翁,中国就已经是富裕国家了,只要一天不消除贫穷,中国就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而且无论你个人多么富有,在外国人眼里,中国人整体就是一个贫穷的符号!所以,我真的好想说,你要让世界高看我们,我们就得自己变得强大,这个强大不是说我们的国防军事力量有多强大,我们的外汇储备有多少多少,而是让中国的每个地方,每个家庭,都能体体面面的生活,有尊严的活着,而不是只有一少部分人.
70-80%的日本人对社会,对目前生活是满意的,你去问问我们中国人,全体中国人,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的能有多少?

【本文网址】http://column.bokee.com/129816.html
文章评论
本文所有评论共181条，第一页 1 2 3 4 5 ... 最后一页
• 2006-03-24 17:28:21 未注册网友 IP:218.10.187.*
hghghg
• 2006-03-24 17:11:21 未注册网友 IP:210.185.251.*
如果东三省被日本大和了 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子?富裕还是贫穷?先进还是落后?
• 2006-03-24 16:11:20 未注册网友 IP:221.233.20.*
也许是日本人真的号住了一个民族脉搏的弱点,才会对我们有这样的招待.
• 2006-03-24 15:37:33 未注册网友 IP:61.185.123.*
非常同意搂主的观点。不过看大家的评论支持。有那么多人不愿意接受搂主说的现实。因为危险的民族主义让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接受现实的能力。所谓的自豪和自信完全建立在一种虚荣身上。不过我并不悲观。相信搂主的文章还是会让一部分（哪怕极个别）人向清醒走了一点点。这样也就有希望。
• 2006-03-24 15:37:11 未注册网友 IP:218.16.101.*
很客观哦
• 2006-03-24 15:32:17 未注册网友 IP:unknown, unknown.*
leedongkai 你神经！
• 2006-03-24 15:18:48 sfsdf未注册网友 IP:218.17.59.*
我是中国人,我恨当权者
• 2006-03-24 15:16:41 未注册网友 IP:211.137.243.*
分析的太好了
• 2006-03-24 15:13:21 m未注册网友 IP:222.191.214.*
我狠到日本卖b的婊子.......
• 2006-03-24 15:09:20 未注册网友 IP:218.204.105.*
小日本
• 2006-03-24 15:09:18 未注册网友 IP:218.204.105.*
小日本
• 2006-03-24 15:07:26 未注册网友 IP:221.228.235.*
d
• 2006-03-24 14:33:42 未注册网友 IP:211.64.140.*
终于能把话说得比较秤妥了，鼓励。
• 2006-03-24 14:33:41 未注册网友 IP:211.64.140.*
终于能把话说得比较秤妥了，鼓励。
• 2006-03-24 13:53:08 血色骷髅未注册网友 IP:218.2.178.*
非常同意搂主的观点。不过看大家的评论有那么多人不愿意接受搂主说的现实。因为危险的民族主义让中国人已经失去了接受现实的能力。所谓的自豪和自信完全建立在一种虚荣身上。不过我并不悲观。相信搂主的文章还是会让一部分（哪怕极个别）人向清醒走了一点点。这样也就有希望。
• 2006-03-24 13:28:10 明哥未注册网友 IP:218.6.246.*
自省是对的，但自卑就不对了
• 2006-03-24 13:12:30 leedongkai IP:220.234.56.*
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没必要现在就要比出个你高我低,也更不能以目前阶段定出个谁优谁劣.每个国家,因为其地理位置和环境不同, 因此有不同的发展历程,在某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文明水平. 的确,现在, 发展中的中国, 在某些方面, 而且客观来讲, 在许多方面,是不如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 可是, 日本明治维新之前, 日本样样不如中国, 在17世纪之前, 美国还不存在. 从全人类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 中国,也只有等到现在才轮到中国的发展了,这是人类发展的自然必然历程决定了的, 就如同日本先中国发展起来也是人类发展历程注定了的一样, 任何人和力量都阻挡不了的. 而且,现在的中国, 已经奔跑在一条正确的符合全人类发展进程方向的阳光大道上了. 政府, 会克服困难,坚持改革, 那,我们每个中国人, 也应该聪明,努力,合法地为自己的美好未来而拼搏! 可以说, 在当前的中国, 活的好活的不好， 主要地还是在于每个人自己, 可以怨天尤人,但更重要的是要反省提高自己, 国家也一样,只需要不断地提高自己, 完善自己, 结果,我们必然能赶上发达国家, 而且,在某些方面, 也能超过现在的发达国家. 不要着急， 不要悲观, 因为, 中国现在的发展, 未来的强大, 是全人类发展历史进程已经注定的了.
• 2006-03-24 12:52:06 未注册网友 IP:59.59.147.*
nn
• 2006-03-24 12:27:09 未注册网友 IP:211.162.14.*
中国人在有些方面的确是应该向国外人学习，在大多数爱国者的眼里看来或许是从洋媚外但是你们不可否认的是人家为什么就是比我们发达呢？说的很好，我支持！

•2006-03-24 11:49:12 左岸未注册网友 IP:222.68.24.*
【未注册网友在他的大作中提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很伤心,绝望.】历史都是很相似的，哪个富强的国家不是从贫穷过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深沉和质朴的民族，你有什么好伤心绝望的。

•2006-03-24 11:28:45 未注册网友 IP:60.212.7.*
说的有道理,顶!

•2006-03-24 11:28:02 未注册网友 IP:211.162.16.*
是啊。现在国内的媒体都是只报喜不报忧的。都是写城里的好事。也多关注农村，给穷娃娃一点镜头。中国威胁论也是中国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别他妈的怪老外，不是我们自己天天把北京上海集全国之力建的玩具给别人看吗。你要是多把大西北和农村给人看，人家说你威胁那我就自杀

•2006-03-24 11:09:39 未注册网友 IP:221.15.242.*
现在从大多数国人的思想来看,中华民族正由一个优秀民族向一个虐等民族发展.如果日本现在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看我们要八十年抗战了!!!

•2006-03-24 10:18:34 未注册网友 IP:222.90.72.*
师以长技以制夷

•2006-03-24 09:32:30 rendongjun未注册网友 IP:222.37.23.*
我不同意，讲的中国的实话，讲得日本人的却未必尽然，搂主若是一个中国人，那就能理解为什么有汉奸，若是日本人，那我告诉你，我迟早要带兵达到日本本土，彻底打垮你们，日你们的女人，向汉武当年灭匈奴一样，让劣等民族--大河，从世界本土上消失

•2006-03-24 09:30:29 未注册网友 IP:218.66.159.*
日本和中国存在在经济上的差距和政治的对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在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都分别看到对方的长短之处，只是似乎都各自扩大了优势劣态，无论怎样，让自己变得强大，才能抬头直视对方的严厉批评……

•2006-03-24 09:29:16 未注册网友 IP:218.66.159.*
日本和中国存在在经济上的差距和政治的对立，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在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发展，都分别看到对方的长短之处，只是似乎都各自扩大了优势劣态，无论怎样，让自己变得强大，才能抬头直视对方的严厉批评……

•2006-03-24 09:24:16 中年人未注册网友 IP:61.174.164.*
【未注册网友在他的大作中提到:不能搞盲目的教育普及。看看苏联、东欧，如果不是他们的老百姓受教育程度太高，哪会垮台。】你的话让我心寒啊！你喜欢愚弄人民，你是“天生”的“统治者吗？

•2006-03-24 09:22:21 未注册网友 IP:222.37.23.*
一言难尽，说得确实是实话，是我们国家的实话，关于日本的评论可能未必尽然，日本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有70%吗？从哲学角度出发，这种可能性不大。再则如果这么高的满意度，那日本经济的长时间停止甚至衰退是必然的。第二点，难道能因为自己的国家有问题，就看不起吗？贫穷与被人看不起或者被别人看不起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楼主的这种看是顺理成章的推理，在逻辑上漏洞很大，历史上贫穷但人格高尚而获得别人尊重的人很多，因为贫穷多以我们更需自强，我们国家现在不正是这样吗？怎能因为存在问题，而自己看不起自己的国家呢？又怎么能理解日本人看不起自己的国家呢？作为一个留学生，理性和思辩能力应该很强，怎能犯这样的错误？从更深的层次理解，这就是日后当汉奸的种子。不想进行跟人攻击，但你应该想想，汪精卫当年提出的理论是否也是自有一番道理？任何一个大奸之人，他之所以大奸，他说得必然有较强的说服力或现实力，否则他不可能大。你要好好反省一下。
•2006-03-24 09:22:21 未注册网友 IP:221.3.110.*
忠言逆耳！中国人应该有骨气，首先是敢于面对现实，面对自己的不足．但愿敢于说真话的中国人再多一些．

•2006-03-24 09:01:50 未注册网友 IP:211.140.108.*
楼主讲的都是实话,敢于正视问题,敢于正视自身存在的不足.支持!

•2006-03-24 08:43:38 未注册网友 IP:61.152.202.*
讲这样的话，你的素质肯定不高，中国为什么还很落后？就是象你这样的人太多了。

•2006-03-24 08:35:57 未注册网友 IP:61.152.202.*
不要做把头埋沙堆的驼鸟

•2006-03-24 07:54:26 未注册网友 IP:61.28.16.*
中国人多但声音少而小,"哑巴"多.

•2006-03-24 05:04:43 未注册网友 IP:59.45.178.*
中国的贪官太少了.再多些就会发生变化的.

•2006-03-24 00:40:47 yizhixiaoyuyu IP:218.95.57.*
看过之后我真的很有感触，写的很让人心痛，可又都是大实话，客观的说，我只能希望，希望我们的国家会更好，希望只个事实不会再出现在我们的孙子身上。

•2006-03-24 00:10:31 未注册网友 IP:59.48.218.*
朱门洒肉,路有冻死,腐败的政府,腐化的贪赃枉法的官员,杀

•2006-03-23 23:54:21 未注册网友 IP:59.36.74.*
太直接

•2006-03-23 23:42:10 未注册网友 IP:220.234.120.*
讲的太好了！！！！！！1

•2006-03-22 12:44:37 未注册网友 IP:218.79.218.*
不光是经济上的差异,还有人文素质,道德水准,很多方面都有差距的,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一个人,一个国家,穷不怕,落后不怕,文化水平不高也不怕,就怕自己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这是最可怕的,就是在中国最发达地区的,高层人群,也存在这许多问题的.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己,而且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从自己身边的小事情做起,中国是会强大的,中华民族是伟大的.

•2006-03-22 12:42:42 未注册网友 IP:222.33.19.*
中国百姓的真实呼声，没什么好说的。均富平等发展，那就不是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了

•2006-03-22 12:38:14 未注册网友 IP:61.145.239.*
如果中国按这个模式改革下去，即使一百年后经济如何发达，也没有可能进入文明国家之列－－－－－－－－－－－－－因为我们有着畸型的意识形态，政冶制度，由一批畸型的人统冶国家，制订出畸型的政策－－－－－－－－－－－－１个人吃人的社会将不被世界认可．

•2006-03-22 12:36:47 未注册网友 IP:219.146.46.*
你说的完全符合事实，支持！

•2006-03-22 12:25:26 未注册网友 IP:60.184.61.*
无话可说！悲哀中........

•2006-03-22 12:12:54 ykslove IP:59.63.0.*
不知道砖头是否够硬,砸得死某些人!

•2006-03-22 12:07:03 未注册网友 IP:59.36.148.*
你说的话很真实，是我们海外华人的骄傲！但是在前两天遇到了拿国家钱培养的留日学生，在日本生活30多年，而且还拿了日本国籍什么的！给我一面说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不好！你与他是很大的不同！值得在海外的中国人思考！希望有先进思想，有所学成智者，回来带领国内贫苦人们奔向自由富强，泰然的生活！

•2006-03-22 12:02:26 说不清未注册网友 IP:221.11.69.*
ip.202.108.178*说的话值得深思.中国人一要客观.二要从意识形态的单一化来找寻.

•2006-03-22 11:48:50 liuyi未注册网友 IP:218.19.218.*
确实是这样的，中国喜欢拿北京，上海和广州当门面宣传，西部地区的贫困很少有出镜机会，如果你去过西部，就觉得他们的生活质量离“现代”还差一大截。为什么同时中国创造的财富，贫困地区享用的却少的可怜。

•2006-03-22 11:35:50 未注册网友 IP:220.200.80.*
我同意你的观点，完全正确现在大多数的政府官员都是光说不做，没有 实际行动，有的甚至是说话无水平，说些伤人自尊的秽语；只要他们过得舒服了，还管什么老百姓的“死活”，他们的丑形更是举不胜数啊！你们说，有这么多这样的政府官员我门国家能很快摆脱贫困吗？

2006-03-22 11:35:37 未注册网友 IP:202.103.243.*
比较有想法,但是中国已经积重难返,回天无力啦.

•2006-03-22 11:31:04 未注册网友 IP:219.134.51.*
有道理！我觉得政府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应该加大力度，最重要的是要落到实处！！

•2006-03-22 11:22:15 未注册网友 IP:210.82.109.*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地球上有生命以来就有的规律，动植物、人类都逃不脱；这也是进步的内在动力，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内。中国人绝大部分在思想上还是爱国的，但是在行动上就难说了。老百姓在行动上不怎么爱国可能实际影响不大，官员不爱国（或用自己理解的方式爱国）结果可就大不一样了，因为他们是中国总体布局的策划者和执行者。当然我们不能一味的只要求官员爱国，要知道，官员也是从老百姓一步步上去的。如果做百姓的时候就不知道爱国，做了官员同样也不知道爱国的。拿出行动来吧，中国人，历史给了我们机会，每个人多从国家的大局多想想，不要老在乎个人的一点点小得失；更不能窝里斗，中国人那种多年媳妇熬成婆的思想一定要杜绝；否则，历史一定会重演，等临到国难时肯怕做愤青都没机会了：洋人已经没收你说话的权利！

•2006-03-22 11:21:10 未注册网友 IP:202.108.178.*
我们缺乏客观认知历史、社会、世界的渠道，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很无知。近代史是被窜改的、社会架构是被意识形态化的，而对世界的理解是片面的。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已被提上日程，但和谐社会需要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建立需要大众启蒙，大众的启蒙离不开信息的全面、公正，信息渠道的完善需要立法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很多MZ国家国家，《新闻法》是仅次于《宪法》位居第二重要位置的原因。 期待，和谐社会早日到来。

•2006-03-22 11:19:25 大舌未注册网友 IP:60.20.222.*
都给我闭嘴,让小日本儿瞧得起你你就值钱了?别在这恶心人了.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不光是当官的.你应该从自己不当众放屁做起.

•2006-03-22 11:16:17 aiai未注册网友 IP:219.144.206.*
哥哥 那你毕业后是否会回来为自己的话作出行动呢?? 还是想许多人一样为自己努力做外籍话人呢????

•2006-03-22 11:14:30 未注册网友 IP:218.19.25.*
言之有理！支持一下！

•2006-03-22 11:12:53 未注册网友 IP:218.84.12.*
很精彩，在详细一些，语言在精辟一些，效果会更好一些。

•2006-03-22 11:10:39 未注册网友 IP:222.242.164.*
你讲的好!支持你!
——张耀杰推荐(3/25/2006 2:6)

刘晓竹：中国人民的普遍腐败

记得恩格斯说过，政府的恶劣只能由臣民的恶劣来解释，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统治者的劣迹昭彰是与被统治者的腐败相联系的。鲁迅讲到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一部《阿Q正传》不就是讲这个问题的吗？有人说这是愚昧导致的，我不这样看。人的天理良知是人生来具有的，不用从外面去求，因为本身俱足。任何人不能把良心这个东西拿走，孔子说“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孔子没有错，这个“志”的确不可以“夺”，但是这个“志”可以被腐败。
政府的宣传机器从来否认人民腐败的可能性，毛泽东曾经天天把“人民万岁”与“人民伟大”的口号挂在嘴边，在我看来，这是一种阴谋，如同毒品吗啡，它让人民在迷幻中继续腐败。因为很清楚，只有保持人民的继续腐败，才能继续剥夺人民的自由。中国官场为什么那么腐败？因为中国人民容忍这种腐败。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民比其他人民更能够忍受这种光天化日下的腐败？更能够接受这种令人发指的不公不义呢？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人民自己已经腐败了，中国人民自己已经习惯于不公不义了，所以才有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对腐败与不公不义的忍耐性，不妨叫做“可持续性腐败”，它恐怕比“可持续性发展”的道理还要硬。
不错，中国人民反对腐败，不过要具体分析。大多数人反对腐败，已经不是反对腐败本身了，而只是反对别人比自己更腐败。换句话说，一旦自己有机会腐败，就会与那些被痛恨的腐败者一样腐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不能说人民不痛恨腐败。但是，到底是痛恨腐败呢？还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者的腐败机会呢？似乎已经说不清楚了。
有句话说，老百姓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然而，对于腐败的人民而言，他们忍受专制的能力可以是无限的。一个有能力的专制者很难统治几百万没有腐败的人民，但一个昏庸的暴君可以轻而易举地奴役上亿的腐败了的人民。这就是十八世纪末发生的历史事实。英国对于美国与印度两个殖民地的政策是完全一样的，但却有完全不同的后果。美国因为不能忍受不公正的税收而走向独立革命，而印度则继续忍受越来越重税收负担，甚至到无以复加的税收导致饿死数百万人，还在继续忍受。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民没有被腐败，吃不下那狗屎，而印度人民被层层腐败了，吃得下那狗屎，如此而已。那些帮助英国人收税的印度官吏，层层腐败，权力大的大腐败，权力小的小腐败，没有权力的老百姓人只想弄一点权，连卖火车票的售票员也要弄权，从没有卖票特权的人那里多诈取一点腐败的果实。谁也没有想到，两百年前印度人民的悲剧，正试图在中国上演。
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呢？这是人人吃狗屎，同时人人尽量给其他人吃狗屎的国度。生活在这样国度的人民，不可能享有自由与尊严。我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有尊严而有自由，还是因为有自由而有尊严。但起码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没有自由的尊严是逆来顺受的尊严，是奴隶的尊严，包括那些耀武扬威的官僚，在本质上统统是奴才。反过来说，没有尊严的自由是乱七八糟的自由，是低级的、动物性的自由，这种滥自由与滥专制其实互为表里，因为是烂在一起的。
我说中国人民普遍腐败，但不是全部腐败。所以，中国的当务之急，除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让一部分人不腐败的少数人先达到自由而尊严。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么就让我们自己来努力，给那些争取自由的人以我们的尊重，以及让我们尊重的人都是向往自由的人。不然的话，中国的前景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社会分化：一边是潘金莲，一边是武大郎，即潘金莲式的精英，统治着由清一色武大郎所构成的社会大众。
人民的腐败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的腐败，是文明的腐败。怎样战胜这种腐败？首先要打破腐败的专制与垄断，也就是在潘金莲与武大郎之外，找到行者武松的声音，也就是不吃中宣部的狗屎的声音。大家想一想，如果人民只能“唱支山歌给党听”，或者如果人民不能唱山歌给自己听，或不是发出自己的真实声音，不是人性内在的希望与憧憬，而是中宣部假大空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人民的脑死亡，就是民族灵魂的腐败。但是，只要还有少数的武松在唱歌，不吃中宣部的狗屎，那么这个民族的灵魂就不会枯萎死亡，相反，它还会化腐败为营养，如同腐败沃土上的绿色森林。

瓦解中国静悄悄……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黎阳
2006．4．13．
一．瓦解中国社会

中国的“精英”们正悄悄地、有条不紊地瓦解中国。他们已经使中国农民处于事
实上的无组织状态。他们已经使中国工人处于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他们正在使
其他普通中国人走向事实上的无组织状态。在组织上瓦解中国人的同时，他们更
在精神上步步紧逼，瓦解中国人的凝聚力。他们制造贫富对立，制造利益集团跟
普通人民群众的对立，制造官民对立，分裂中国社会，瓦解中国人的认同感。现
在中国社会但凡发生涉及“富人”、“官员”的事故，老百姓会如何反应？比如
06年3月26日，山西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警车被扭成麻花，车上的人全部死亡。当
事故刚一发生时，社会上是一种舆论；而当传开“车上所乘两人为洪洞县地矿局
某领导夫妇”时，社会上立刻又是一种舆论。类似情况何止一次两次。有人说这
是“仇富”，有人说这是“仇腐”。不管孰是孰非，这些事实已经足以证明中国
人之间在感情上已经有了深刻的裂痕，如果不是说对立的话。至于种种有关公德
败坏、损人利己、面对歹徒无动于衷、麻木不仁之类的报道事例更是不计其数，
以至于大家都见怪不怪，熟视无睹了。这一切是民族凝聚、社会和谐的征兆吗？< BR>
温家宝总理视察工作时屡次识破当地官员的谎言，直接接触人民群众，了解到实
情。这一方面固然能反映出温总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但另一方面却暴露了一
个更严峻的事实：一个政府的官员跟这这个政府的最高首脑不仅不一条心，而且
公然撒谎，“谎报军情”，封锁围堵，阻挠了解实情。更严重的是这种情况一再
发生，各地都有，发生后人们不但不以为怪，不以为耻，而且司空见惯，甚至传
为美谈。在这些官员的心目中真把国家总理和政权的其他部分当成了“自己人”
吗？或者说，还真正把自己当成是属于这个政权的一员吗？一个政府的一部分处
心积虑对付的居然是属于同一个政府的另一部分，甚至是这个政府的最高首脑，
以至于有人感慨：“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这是一个统一的政府应有的正常现
象吗？说严重点，如不能根本扭转，那这就是解体的前兆。一个完整的组织体系
应该是同心协力，至少不同心也要协力。不同心又不协力的组织已经属于苟延残
喘；而公然欺骗，软磨硬抗，实际连起码的组织原则也不要，则属于用对付敌人
的办法对付自己名义上所属的这个组织。如李文娟案，国家税收总局的负责官员< BR>不但不关心如何防止偷税漏税，而且居然出卖打击举报人，合伙营私舞弊对付自
己所服务的政权。对他们来说，国家政府这个整体还值几文？如果容忍这种情况
继续，岂不等于容忍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可以自行其是对抗这个政权本身？这种情
形是极其偶然还是已经普遍成风？如果各部各地上上下下皆如此，那即使不算“
分崩离析”，至少也在从“貌合神离”、“同床异梦”走向离“四分五裂”。

二．瓦解中国社会的共同价值观

“精英”们已经成功地搞垮了相当一些中国人判断是非的能力，搞得他们弄不清
什么算“对”，什么算“错”；什么算“荣”，什么算“耻”；什么算“好”，
什么算“坏”；弄不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在把自己引向毁灭，谁在把自己
拽出深渊；谁在苦口婆心，谁在笑里藏刀；弄不清中国历史上谁是汉奸卖国贼，
谁是民族英雄；弄不清如今究竟应该相信谁，拥护谁，反对谁。如果分不清敌我
，不知道该瞄准谁打击谁，再强大的武器系统也毫无作为，有等于没有；如果闹
不清职责定位，不知道该对付谁保护谁，再庞大的政权机器也只会自我对抗，自
己收拾自己。精神上垮了，物质上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思想上乱了，组织上的
解体指日可待。这正是“精英”们不动声色翘首以待的结果：当“精英”们“图
穷匕现”、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瓦解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时，那些中国
人即使不群起响应，至少也会麻木不仁，袖手旁观，而不会挺身而出，坚决捍卫
。

三．瓦解中国政府

当然，“精英”们瓦解中国的技艺已经日臻成熟精湛，不会轻易明目张胆直截了
当要求共产党下台。他们运用最娴熟的手法还是以“改革”之名行瓦解之实。君
不见2006年3月4日的“西山会议”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的锋芒矛头一下子
全集中指向了中国政府，公开宣布下一步的“改革”重点是收拾中国政府：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主要在企业层面的改革
进入到了政府层面的改革。（张维迎）

——中国加入ＷＴＯ，面临最大挑战的是政府自身；世贸组织与中国达成的议定
草案，在总共１９条规则中，全部都是针对国内行政管理体制的。面对全球性竞
争压力，政府主动变革、放松管制将成为上策。（张维迎）

——如果说前２０年的改革取决于如何改企业的话，那么后２０年的改革将取决
于如何改政府。（张维迎）

——“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维迎、樊纲，你们
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
定义要重新定。”（李曙光）

——“现在是治国者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李曙光）

“精英”们毫不掩饰：他们所谓的“政治改革”就是夺中国政府的权。张维迎说
：“腐败主要是一个权力造成的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要
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樊纲说：“目前，太多
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是
我们的改革方向。”

从“提高效率”到“产权私有”到“政府缩权”，“精英”们的“改革”总算“
图穷匕现”，从经济走向政治，从产权走向政权，进入了“改革攻坚”的“最后
阶段”。

（巩献田教授从宪法的角度评价《物权法》（草案），“精英”们暴跳如雷，一
口一个搞宪法的没资格过问民法，“你不懂，等学懂了再来说”。那时“精英”
们强调的原则是“专业对口”。现在“主流经济学家”们个个跨行业玩开了政治
，搞起“政治改革”来了。什么“专业对口”，这会儿全滚一边去了。可见“专
业对口”不过是“精英”们对付别人的借口。这就又一次应了鲁迅的名言：“无
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
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精英”们“改革”国有企业，结果是把国有企业给改没了。现在“精英”们“
改革”中国政府，是不是要把中国共产党员领导的政府也给改没呢？正是。别忘
了“精英”们的座右铭：“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可见“精英”们
表面上的冠冕堂皇都必须倒过来理解。他们说“打左灯”，实际指的是“向右转
”。他们说“改善”，实际指的是“搞垮”。他们说“改革中国政府”，实际指
的是“瓦解中国政府”。不信？看看国有企业的例子，看看“精英”们一贯的流
氓无赖行径，再看看“精英”们的不打自招。

贺卫方在“西山会议”上宣布共产党“非法”，宣布“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
宣布“图穷匕首现”，宣布“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
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据香港明报报导：“贺卫方昨日对
本报表示，网上的纪录有点错误，但基本差不多。对于有人指他借「改革」名义
妄图「分裂党」、「颠覆政权」，他笑说：「学者那有这样的能力。」”（见2006年
4月9日【凯迪网络】：“北大教授多党论惹争议”。）注意贺卫方的答复：“笑
说：「学者那有这样的能力。」”看清楚没有？贺大“精英”丝毫不否认要“分
裂党”，丝毫不否认要“颠覆政权”，而是肆无忌惮明目张胆笑嘻嘻地供认不讳
：想是很想的，只是可惜还没有“这样的能力”。不过不要紧，现在没有，将来
会有的。办法就是一面加紧积蓄自己的能力，“慢慢形成一个小群体”；一面不
断削弱对手，借口“缩权反腐”来“改革政府”，利用“改革政府”来逼宫，零
敲碎打蚕食中国政府的权力。“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斧断，水滴石穿”。
如此此消彼长，总会有“有这样的能力”的那一天。那时可别怪“精英”把「分
裂党」、「颠覆政权」付诸实施。人家今天已经有言在先，“勿谓言之不预也”
。

四．谁制造了腐败

颇为新鲜的是：“精英”们这次“改革”中国政府最大的“理由”居然是“反腐
败”。张维迎这次一反常态，俨然以反腐斗士的姿态横枪跃马，赤膊上阵，义正
词严要与腐败决一死战。而张大教授比其他反腐英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跟
腐败本身直接过招，而要釜底抽薪，铲除“腐败之源”。据张大教授说这个“腐
败之源”就是中国政府，是中国政府的管制。在张维迎嘴里，中国的政府管制简
直坏透了。因为：

——利用垄断特权谋求所有者利益。

——管制造成大量成本：为了得到你的批准，我必须贿赂你。

——管制导致巨大的反腐败成本。

——管制导致信誉丧失和税收流失。

——管制越多，腐败越多。

——管制具有自我膨胀的趋势。

——管制与腐败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的关系，而是一个几何级数的关系。

——市场本身纠正自身毛病要比政府纠正市场的毛病更为有效。

……

总之“精英”们的“理论”是：腐败源于政府管制。要彻底反腐败就必须取消政
府管制，“要像戒毒一样戒除政府管制”。

只可惜张维迎之类“精英”高唱反腐败，实在如同婊子论贞操，强盗谈法制，小
偷讲道德，骗子说诚信。如今中国社会无孔不入的腐败是哪里来的？正是他们这
些“精英”处心积虑蓄意制造出来的。

——他们制造了“腐败有理”，为腐败提供了“理论根据”。张维迎如今大喊大
叫反腐，鼓吹“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似乎惟有他张维迎反腐败比谁都积极，
要反就从“腐败之本”反起。而同一个张维迎当初是怎么说的？“腐败有利于经
济增长”、“腐败是一种次优选择”、“经理人员吃喝嫖赌也是索取剩余的一种
形式。它有负面效应，但积极作用更多。”“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
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
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
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
非常大。”再看看张曙光的高论：“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
和再分配的障碍。”有这样的“理论”撑着，腐败有了“理论武装”，从“见不
得人”顿时变成了“理直气壮”，岂有不泛滥之理？

——他们用“经济人”、“理性人”等“理论”，把“个人利益最大化”、见钱
眼开、唯利是图等行为“论证”为天经地义的人类本性，既为党政官员以权谋私
、贪污腐化制造“理论根据”，帮他们扫除“心理障碍”，又为让全社会容忍腐
败现象制造“舆论环境”。

——他们鼓吹取消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的监管。根据他们的“理论”，
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取代了党委负责制，个人专权取代了集体领导，一把
手成了实际上谁也管不了的土皇帝。这就从组织上体制上扫除了腐败泛滥的一切
制约。

——他们把社会价值观金钱化，煽起了金钱崇拜狂潮、物欲攀比狂潮。张维迎在
《为“钱”正名》一文中宣布：“钱是社会的‘奖章’。”结果是社会上“笑贫
不笑娼”、“不管合法非法，能捞才是好猫”成为“时髦”，奉公守法反成了“
异类”；腐败才“正常”，不腐败反而被孤立。即使你本人不想腐败，也未必顶
得住来自上下左右亲朋好友的冷嘲热讽压力打击，不得不“随大流”。

——他们制造腐败最毒辣的一着是“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买断工龄”
、“提前退休”。这不仅摧毁了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让中国政府失信于民
，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破坏极其恶劣，影响极其深远。过去人们相信组织，相信生
老病死有依靠，无后顾之忧，因此安然接受低工资，不盘算着“留后路”。然而
这种信任信心突然之间被“精英”们一扫而光。“精英”们用这着一下子就瓦解
了政府的诚信、人民的自信和社会的利益认同。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从此从“利
益共同体”分裂为“利益集团”，社会凝聚力从此走向瓦解。

商鞅变法，首先取信于民：“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
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
金，以明不欺。卒下令。”而“精英”们的“改革”却首先耍无赖，公然赖掉了
对下岗工人、退休人员承担的保障义务，任凭这些丧失劳动能力、在劳动力市场
上毫无竞争力的人自生自灭。任何人只要看到靠低工资过了一辈子、毫无积蓄却
突然丧失生计的下岗工人和退休人员的惨象，再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命运，都不可
能无动于衷，“暗自心惊，想到了自己”。其直接后果是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
，不得不一切靠自己，“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这实际摧毁了人们对中国
社会的信心和忠诚。从此没多少人当真敢指望靠社会保障体系养老过日子，都不
得不拼命存钱以防万一。而这等于是靠个人工资来解决应该由真正的保险公司来
解决的问题，等于强迫人人为自己开个“保险公司”。这实际办得到么？实际的
后果一是人们拼命弄钱又不敢花钱，结果就是国内市场的萎缩。二是逼当权者有
机会就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结果就是腐败盛行。这是在“杀鸡吓猴”< BR>、“逼良为娼”，用下岗工人和退休人员当“反面教员”：“看，这就是不为自
己打算的下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实际是逼着当权者不敢不腐败。

“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把持改革大权的“精英”让政府带头失信于民，
上行下效，整个社会风气败坏，诚信沦丧。没有社会诚信，靠社会诚信为基础的
现代化管理体系就无从谈起，有人盯着都造假，没人看着更翻天。要执行规章制
度，累死忙疯都不管用。你十个手指头摁住十个跳蚤，碰上第十一个就傻眼，碰
上成千上万个只好干瞪眼，最后只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规章制度失灵，贪污腐
败必然横行。

总之，“精英”们软硬兼施创造了一个逼人腐败的大环境：有“理论”，有舆论
，有引诱，有逼迫，上边罩着，下边拥着，前边拽着，后边抽着，四面八方哄着
骗着哭着闹着勾着引着逼人下水上贼船入伙，参与腐败。中国的腐败猖獗完全是
“精英”们一手包办的杰作。他们鼓励腐败，赞扬腐败，纵容腐败，包庇腐败，
制造腐败，竭尽全力为腐败创造一切有利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腐败不泛滥成灾那
才是咄咄怪事。

四．腐败背后的连环计

“精英”们制造了腐败又高唱反腐败，一手装鬼一手捉鬼，到底捣的什么鬼？

他们当真改邪归正，真要反腐败了？活见鬼。上述造成腐败泛滥的种种因素他们
一个都不碰，专门在权力上大做文章，绕了半天实际的意思是说腐败是共产党执
政造成的，要彻底反腐败就得夺共产党的权。反腐败是假，借题发挥夺权乱政是
真。这才能解释“精英”们为什么先当婊子后立牌坊，鼓吹完“腐败有理”再鼓
吹“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因为这是个连环套。

有人以为“精英”们当初鼓吹“腐败有理”是因为他们拿了贪官的好处，为“利
益集团”说话。其实这并不是最关键的原因。这样想不仅太小看了“精英”们的
阴险和胃口，而且也不大合逻辑。别忘了“精英”们一则向来是“树上拉屎——
眼高于顶”，除了洋人谁都不放在眼里；二则个个都是只讲“理性”、灭绝人性
的“理性人”，只认利益不认人，不讲交情不认道德，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
，亲娘老子都可以当破烂卖，岂肯为贪官两肋插刀？他们谁都看不起，自然也不
会把贪官们的死活当回事。看不起又鼎力培植，不过是要把贪官造出来捧起来当
狗用用而已。什么用？夺权用。《三国演义》里“王司徒巧使连环计”，用一个
貂婵离间了董卓和吕布，让他们自相残杀，结果手无寸铁的书生一举夺得了大权
，再用这个权把国事弄得一团糟，对加速汉朝政府的瓦解贡献大大的。今天“精
英”们也来了个“巧使连环计”。其“貂婵”就是“国家资产”。“精英”们先
用“国家资产”这个“貂婵”唆使引诱手握大权的人带头贪污腐化，瓦解掉原有
的“利益统一体”，分裂社会，制造“利益集团”，制造腐败，制造一大批贪官< BR>，以期引起民愤。然后利用民愤，高举起“从根本上反腐败”的旗帜，向中国政
府逼宫，迫其同意“政治改革”、“改革政府”。得逞后即以“改革政府”为名
剥夺中国政府的权力。（按照张维迎设计的“政府缩权”，中国政府今后除了给
人看家护院、镇压“暴民”之外什么权力都剩不下，随时随地都可以被阔佬们解
雇推翻。）从而为最后瓦解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奠定基础，创造条件。

“精英”们当初以一个“提高效率”的美丽口号打动了人心，抓到了“国有企业
改革”的主导权，进而消灭了国有企业。现在“精英”们又在试图用“从根本上
杜绝腐败”这样沁人心脾的口号来打动一切对腐败恨之入骨的人，抓到“改革政
府”的主导权，最后象干掉国有企业一样干掉中国政府。这才是“精英”们现代
版的“巧使连环计”，“能做不能说”的“改革路线图”：

制造腐败、制造贪官、鱼肉百姓——引起人民的不满——离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
的关系——分裂中国社会——把人民对腐败的痛恨引向中国政府——“为民请命
”，以“反腐败”为理由，以“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为根据，以“改革”为旗
号，夺取“改革政府”的主导权——借口“改革”剥夺共产党的权力——当从共
产党手中夺取足够多的权力时，“图穷匕现”，公开要求共产党下台——瓦解共
产党政府——瓦解中国社会。

有人看到张维迎的“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之后说“张维迎总算说了句人话”。
这就证明“精英”的“连环计”起作用了。人们对腐败的仇恨被他们巧妙地引导
到夺取中国政权的权力、为瓦解中国政府创造条件的方向上来了。

有人不明白，“精英”既然已经制造出了腐败，教唆出了贪官，跟贪官穿上了一
条裤子，现在又借口反腐败瓦解政权，那不连贪官也一起干掉了？其实这跟《水
浒》里的宋江为什么接受了招安还照样被毒死的道理差不多。且看《水浒》最后
一回的形势：“李逵大叫一声：‘哥哥，反了罢！’宋江道：‘兄弟，军马尽都
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你看， 如果不是朝廷处心积虑，招安
了也不忘记把降兵从组织上彻底瓦解掉，造成“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
”的形势，李逵说反不就又反了？就这还不放心，还要毒死宋江，永绝后患。这
就叫斩草除根。古代如此，现代仍然如此。苏联解体了，俄国人觉得这下没有意
识形态问题了，既然已经接受了西方的“招安”，这回该被西方社会当成“自家
人”了吧？不料热脸孔仍然碰个冷屁股，人家照样不买帐，今天支持车臣反叛，
明天指责你侵犯人权，又是北约东扩又是“颜色革命”的没完没了。为什么？因
为不把你弄到 “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的境地人家就不放心。只要你
国家完整筋骨尚全，那就还有改弦更张的可能和能力。与其靠你的一念之差，还
不如灭掉你的能力，叫你也“如何反得成”。这也是斩草除根，一劳永逸。形势
比人强。人是会变的，尤其是背叛了自己原则信仰的人。蒋介石曾经特别指示：
决不可重用共产党的叛徒。因为“凡是能背叛共产党的人，也能随时背叛我们”
。当了共产党的贪官就等于当了共产党的叛徒。能背叛共产党的人就能随时背叛
任何人。这样的人谁看得起信得过？何况“精英”都是“理性人”，利用完了卸
磨杀驴是很自然的小菜一碟。所以“精英”们先制造贪官再干掉贪官一点也不奇
怪，完全合乎“历史规律”和“国际惯例”。

五．“取消政府管制”、“政府缩权”背后的文章

1．取消政府管制的后果实例

回顾回顾，前苏联的“改革精英”们当年嚷嚷的跟如今中国的“改革精英”鼓吹
的简直一模一样：政府管制是万恶之源，应该全部取消。当时诸如“要像戒毒一
样戒除政府管制”、“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
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必须“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的主张也是满天飞
。于是各种管制通通取消，彻底“自由化”。然而实践的结果是你不管，有人管
；政府不管，黑帮管；不要政府管制，得到的是黑社会统治。而且黑社会从来是
“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得势，想杜绝可难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帮会匪患什么
时候消停过？从古到今只有毛泽东一人做到了一举肃清匪患黑帮，让今天的中国
人对黑社会当道的滋味少了切身体会。黑社会问题迄今仍是俄罗斯社会的恶梦。
这可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不信，自己到俄罗斯体验体验去，别整天光躲在屋子里
拍脑袋凭想象靠“数学公式”做“理论推导”。

俄罗斯的前车之鉴明明摆在那里，“精英”们楞是视而不见，照样鼓吹取消一切
管制。这只能解释为蓄意复活黑社会势力。贺卫方不是感慨“学者那有这样的能
力”颠覆政府吗？如果让黑社会势力泛滥成灾，颠覆政府时把他们的力量也算上
一份，这问题不就至少解决了一半吗？真不愧是“精英”，善于借刀杀人。

2．中国的国情决定中国的政府管制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先看这则消息：人民网北京2006年4月4日讯：据国土资源部网站消息，“十五”
期间全国耕地净减9240万亩，人均降为1.4亩。这“意味着10年间，中国耕地减少
了1.2亿亩；意味着‘十一五’期间全国要保证1.2亿公顷(18亿亩)的耕地保有量
，我们只有3000万亩可减耕地的余地”。换句话说，离危险警戒线的距离本来是
1.5，一家伙已经用掉了1.2，只剩下个零头0.3。也就是说，80%的储备都用光了
，只剩下了20%。“‘我们的耕地已经退到了危急时刻，不能再退了！’一位长期
关注土地问题的老同志大声疾呼。”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十三亿人口。国土虽大，但可耕地比例并不大。2005年减少
耕地542.4万亩，其中建设占用318.2万亩。也就是说，减少的耕地有近60%被用在
了房地产。要算利润GDP，务农种地当然比不上房地产。如果没有土地管制，任凭
市场经济自由运作追逐高利润，结果必定是大量毁地盖房，剩下的20%储备说光就
光。毁地盖房基本上是个不可逆过程。耕地一旦被占为建筑用地，想退地还耕几
乎不可能。也就是说，手稍一松可耕地就没了。可耕地没了，中国人吃什么？靠
进口？世界上哪个国家供得起十三亿人的需要？即使供得起，代价是多少？“中
国威胁论”的要害口号之一就是“谁来养活中国”。你把战略定在靠进口粮过日
子上，岂不是正好往人家的枪口上撞？而且“端人家的碗，看人家的脸”。你靠
嗟来之食过日子，就得整天担惊受怕：如果人家封锁禁运怎么办？怕封锁禁运？
那就乖乖听安排，叫你放弃台湾你就得放弃台湾，叫你放弃主权你就得放弃主权
，叫你解除武装你就得解除武装。否则不必剑拔弩张，断了你的粮道就行，不怕
你不乖乖就范。

“民以食为天”。这既涉及国计民生，又涉及国家安全。房地产GDP利润虽高，但
跟国家战略安全相比孰重孰轻？这就决定了在土地问题上不能允许简单地按市场
经济的规律自由运作。这就决定了中国政府的土地管制不但必不可少，只能加强
，不能削弱，只能改善，不能取消。

在中国，什么人对中国政府的土地管制恨之入骨？只有房地产商。土地管制符合
国家战略利益，但不符合房地产商的利益，所以他们必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要大
闹“土地私有化”，所以要收买“精英”出面大闹“政府缩权”。 ...华岳论坛 - "http://huayue.org"

房地产业是当代中国最黑的行业。房地产商和与之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是当代中
国社会最大的恶霸吸血鬼寄生虫。房地产没有高科技，却有惊人暴利。房地产几
乎集当代中国社会一切丑恶之大成：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暴力事件
、拖欠工资、毁灭农田、破坏环境、剥夺农民生计，制造社会难民、加剧贫富对
立、黑社会势力、无法无天、专横跋扈、巧取豪夺、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中
国城镇的小民百姓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医疗产业化”的苦头，不一定每人每
天都在吃“教育产业化”的苦头，但必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房地产的苦头。可以说
，今日中国不论何时何地，有房地产必有腐败，有腐败必有房地产；有房地产必
有社会矛盾激化，有社会矛盾激化必有房地产；有房地产必有黑社会，有黑社会
必有房地产。房地产是当代中国的“邪恶中心”，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贡献”
最大，是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房地产商和与之狼狈为奸的
贪官污吏就是当代中国的新型地主阶级。而毛泽东早就指出：地主阶级“是在政< BR>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

当代中国的新型地主阶级为了自己的私利，丝毫不在乎中国的可耕地已经少得“
笈笈乎殆哉”，一心一意扫除政府土地管制这一妨碍自己进一步攫取暴利的障碍
。他们的贪婪已经危及国家民族的战略安全。“精英”们拼命攻击中国政府“垄
断土地资源”，鼓吹“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买卖”，一是为新型地主阶级
的暴利服务，二是为实现摧毁中国的粮食自给能力的战略目标而蓄意误导。否则
凭他们的常识，岂能不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要点？岂能不懂可耕地对中国战略安
全的意义？

3．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就是瓦解政府

樊刚说：“目前，太多的权力集中在政府，又缺乏相应的权力制衡机制。把政府
的权力下放到民间，是我们的改革方向。改革出现的问题，也是因为公权不可能
一下子实现民营化，导致市场和公权并存，公权得以进行大规模的货币化交易，
将一直存在的问题暴露了出来。”（樊纲：中国的问题在于市场化改革不够深入
）

注意樊刚这两句最关键的话：第一，“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第二，“公
权民营化”。（虽然“公权不可能一下子实现民营化”，但那只是时间问题。）
“精英”们闹了个“产权私有”还不够，现在连国家权力也要私有化了：“公权
民营化”。私人“经营公权”，没官衔有官权，这样的人会是什么人？历史早有
先例：黄金荣，杜月笙，座山雕，南霸天……把中国政府的权力分给黑社会，这
还不是公开闹国中国、土皇帝？

“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权力也
只有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是强制性的力量，只有用更强的力量才制约得了。精兵
简政也好，淘汰冗员也好，在政府体系内部简政放权也好，这都属正常。但如果
把政府权力放到政府之外，那问题的性质就变了。用政府的这部分的力量来制约
政府那部分的力量是一回事，用政府以外的力量来制约政府的力量，那就等于又
来了个政府。如果搞什么“公权民营化”，那就等于遍地开花到处都是“小政府
”，那不是无政府又是什么？不是瓦解中国政府又是什么？

（现在可以明白“精英”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学术研究”这个字眼了吧？如果直
截了当说要把国家权力分给黑社会头子土匪恶霸，那人们会是如何感受？而换成
“公权民营化”这样的“学术术语”来表达，是不是显得很无害而动听？“精英
”们的用词讲究大了去啦。）

（“公权私用”是腐败。“精英”们“反腐败”的办法是“公权民营化”。公权
成了私权，自然没有了“公权私用”问题，也就没有了腐败，于是“反腐败”大
功告成。这就等于抢劫犯罪率太高怎么办？干脆宣布抢劫不算犯罪。抢劫不算犯
罪，犯罪率自然就低了，于是“打击犯罪”成绩大大的。这就是“精英”们的“
改革诀窍”。）

4．“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与“减少政府的权力”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张维迎一方面说：“反腐败要‘标’‘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
就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注意：这里说的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
一方面说：“腐败主要是一个权力造成的问题，而管制为腐败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注意：到了这又变成了“政府缩权”。）这就
故意混淆了“政府官员权力”和“政府权力”的根本区别。“减少政府官员的权
力”跟“减少政府的权力”是一回事吗？“政府官员腐败”跟“政府腐败”是一
回事吗？如果是“政府腐败”，那就是说整个上建筑连根烂，解决的办法就只有
改朝换代闹革命了。如果是“政府官员腐败”，那就是政府官员的个人行为，政
府机构的局部问题，解决的办法是“剜烂苹果”，“当啄木鸟”，把坏的去掉，
好的留下。这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完全不同。张维迎的逻
辑是什么呢？政府官员腐败——政府官员权力太大——要反腐败就必须砍权力—
—不砍政府官员权力而专砍政府机构的权力。就这么一“忽悠”，“砍政府官员
权力”就变成了“砍政府机构权力”。说是反贪官，实际上刀子不砍贪官却专砍< BR>政府机构的权力。这就叫声东击西。

5．反腐败的要害不是减少权力，而是监管权力

腐败是公权私用，也就是说政府的公权被用到了不该用的地方。这就如同武器被
用来打了不该打的人一样。武器的关键在于为谁所用，即掌握在谁手里，瞄准谁
、打击谁。这完全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的立场，也就是说
，取决于掌握武器的人的思想意识这个“软件”，而不取决于武器本身这个“硬
件”，更跟武器的威力无关。同样，政府的权力如同武器，光谈威力大小没意义
，关键在于为谁所用。不能因为为了防止武器被人拿来对付自己，就限制武器的
威力，让它打不死人。同样，不能因为防止政府权力被人滥用所以就要政府缩权
，让它办不成事。跟武器一样，决定如何运用权力的是掌握权力的人，是掌权人
的思想，也是“软件”。“软件”的问题只能用解决“软件”的办法去解决，而
不能用解决“硬件”的办法去解决，搞什么“限制威力”、“限制权力”。武器
只要用到该用的地方，那威力越大越好，为什么要限制？政府的权力只要用到该
用的地方，同样是越大越好，为什么要“缩权”？确保武器用到该用的地方不靠
武器本身，而是靠监管，靠监管使用武器的人：你对付敌人就毫无障碍，你胆敢< BR>倒戈就当场处决。反腐败，确保“权为民用”同样靠监管：以权为公则畅通无阻
，以权谋私则寸步难行。这一切都要靠“软件”而非“硬件”。毛泽东时代中国
政府的权力大不大？那时候有多少“钱权交易”？有多少腐败？为什么腐败只大
批产生在“精英”当道的时代？道理非常简单：毛泽东时代的官员受到来自四面
八方的严格监管，当权者以权为公则畅通无阻，以权谋私寸则步难行，想搞腐败
都难。贪官一旦败露，立刻受到严厉打击，成为过街老鼠，为整个社会所不齿不
容。所以腐败受到有效抑制。张维迎所谓“腐败源于政府管制的”“理论”根本
就是胡说八道。他用砍政府机构权力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官员腐败”的问题，就
如同用砸掉计算机的办法来解决计算机病毒问题一样，用毁灭“硬件”来解决属
于“软件”的问题，纯粹是找借口搞破坏。

要真正反腐败就必须有效监管政府官员的权力。要有效监管政府官员的权力就必
须发动群众。要真正发动群众就必须取信于民。要取信于民就必须领导以身作则
。要以身作则就必须是“权为民用”。否则“反腐败”不过是演戏。而对演政治
戏有兴趣的只有奸商和野心家。

监管权力不是不要精兵简政、淘汰冗官赘吏、在政府系统内部简政放权。只是不
能借着“精兵简政”“权力下放”之名把政府的权力放到政府之外去。

6．“限制政府权力”是一个政治骗局

经常可以听到“精英”们念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要反腐败就必须
限制政府权力，美国就是这样。”

然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弥天大谎。“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本来指的是个
人，而不是政府全体。政府官员个人有没有绝对权力是一回事，政府整体有没有
绝对权力是另外一回事。一个国家的政府如果在本国范围内没有绝对权力，那其
余权力是谁在行使？那岂不成了傀儡政府，成了“有限主权”，成了封建割据？

至于“美国政府权力受到限制”则更是一种谎言加误导。相信这种话的人肯定连
什么叫“美国政府”都没弄明白。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政府（The Government）由行政部门（The Executive Branch）
、立法部门（The Legislative Branch）和司法部门（ The Judicial Branch）
三部分组成。也就是说，这三部分的权力加在一起的总和才能算是“美国政府的
权力”。美国搞“三权分立”，是让这三部分相互制约，制约的是其中一部分的
机构或官员个人的局部权力，而不是制约这三部分总和的整体权力，即“美国政
府”的权力。“限制权力”意味着你决定要办的事我叫你办不成。而实际上，美
国政府这三部分权力加到一起的权力之和根本无任何限制，要打核大战都可以，
谁限制得了？所以说“美国政府的某一部分机构的权力受到限制”符合事实，说
“美国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则是扯谎。一旦“美国政府”即行政、立法、司法
三部门一致决定做某件事，美国老百姓可以不同意，可以批评，可以抗议，但无
法对抗，无法制止其付诸实施，再不满意也得服从。比如当年的禁酒令。美国老
百姓能做的就是要么想方设法游说美国政府收回成命，要么下次选举时投别人的
票。除此毫无办法。但这只属于“施加影响”，而不属于“限制权力”。所以说
“美国政府权力受到限制”这一说法是谎言。而以这种谎言为根据，要求限制中
国政府的权力就不但是误导，而且是政治阴谋：凭什么让中国政府接受美国政府
自己都不接受的权力限制？中国政府不同部门之间如何分权是一回事，限制中国
政府官员的个人权力是一回事，而限制中国政府整体的权力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
一回事。限制中国政府整体的权力就意味着瓦解中国政府的开始。 ...华岳论坛 - "http://huazhen.net"

7．用消灭问题来掩盖问题

银川骑先生在强国论坛发表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用白军的管理方法来管理
红军会怎么样？——从毛主席的《三湾改编》看国企改革”。里边有这样一段话
：“国企改革现在的方法犹如用白军的管理方法来改造红军。白军的管理是叫唤
‘谁冲上去，奖50块大洋！’红军呢，红军是：‘共产党员，跟我上！’”

张维迎的“国企改革”其实就是围着这“50块大洋”做文章。你给50块，人家那
边给你60块，这边就倒戈了，不攻了。于是张维迎就拿着数学公式来回算，看是
应该再添10块大洋呢，还是应该外带二两大烟土。算过来算过去，结论是不管给
多少，都没办法让自私自利的人为公拼命。张维迎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干脆别打了
，把这个阵地送给人家最合算。于是就来了MBO，把国企卖光了事。现在张维迎搞
“政治改革”、反腐败仍然是这个路数：又是拿着数学公式来回算，看究竟给多
少“激励措施”，才能让唯利是图的“理性人”心甘情愿秉公办事。算来算去又
是同样的结果：不管如何激励、如何“高薪养廉”都没办法让猫儿不偷腥，让“
理性人”、“经济人”不腐败。于是张维迎又故伎重演：既然没办法让“理性人
”既不受监督又能自觉自愿不以权谋私，那就什么权力机构也别要了，来个拆庙
赶和尚，“政府缩权”。

无论是“改革国企”还是“改革政府”，张维迎从来都是这个原则：取消对掌权
者的监管，光靠“激励体制”让人奉公守法、全力以赴。做不到，就来个全盘否
定。解决不了问题，就干脆消灭之；治不好病人，就干脆弄死之；管不好国企，
就干脆卖光了事；解决不了以权谋私，就干脆把公权变私权，“公权民营化”，
瓦解政府。用别人的毁灭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和过失，宁可毁灭世界，不肯负半点
责任。他们无法自圆其说，用他们的“理论”解决他们一手制造的腐败问题，于
是动了杀机，企图用毁灭中国社会的办法逃避责任。什么叫“宁教我负天下人，
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典型。

六．没有现代化的政府管制，就没有现代化的社会。

1．现代化社会离不开现代化的政府管制
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功能完善、组织健全的大系统。建设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完整的
系统工程，不可能没有严格的控制管制。任何正常运转的现代化系统都少不了管
制。交通有交通管制，航空有航空管制。现代社会的人、财、物流信息流，哪样
少得了管制？说管制才造成腐败纯粹是用表面现象骗人。照“精英”说法，成功
的市场经济全靠市场自我调解，没有政府管制。这是不折不扣的信口开河。美国
是不是市场经济？谁说美国没有政府管制？就以“精英”最耿耿于怀的土地为例
。美国不但有政府管制，而且管制得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格。不错，美国可以
自由买卖土地，政府一般不干涉。单从产权交易上看的确没什么政府管制。但是
且慢，美国政府不管制你买卖土地，但要管制你怎么使用土地。美国全国的土地
已经全部登记编码，规定好了每块土地的用途：农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
，等等。你买卖土地政府不管，但要变革土地用途政府就要管，必须事先申请批
准。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要变更土地用途还要经过专家论证，甚至经过公开听证才
能得到批准。而有些地任何时候都不准变更用途。比如湿地，因事关环境保护，< BR>所以严格禁止对湿地做任何变更和利用，不准种植，不准挖掘，当然更不准盖房
子。如果谁犯晕乎稀里糊涂买了这种湿地那就活该倒霉。地在你手里，产权归你
不假，但你只能用来观赏，其它什么都不准干，还得照章交纳地产税。这样的地
沾在手里容易想卖掉难。甚至曾有人试图把这类地白送给政府好甩掉这个包袱政
府都不要，说白了就是要让地赖在你手里好让你继续交税。这难道不是政府管制
？这样的管制中国有没有？不知道。似乎有也执行得不严格。如果严格执行，那
房地产商非法占用农田就没多大意思了：你把农田弄到手也没用，只能继续种庄
稼，不准用来盖房，到头来还得雇原来的农民继续种地。如果土地转让归地方政
府管，改变用途却归独立的相关专业技术性部门管，那土地转让了也难以改做它
用。房地产商占了地仍占不到便宜，还能有那么大劲头雇佣“精英”到处游说鼓
吹取消政府对土地产权交易的管制吗？“精英”们只告诉中国人美国买卖土地没
有政府管制，却偏偏绝口不提美国变更土地用途有严格的政府管制这个事实，不
提美国人的土地买卖一般都是原来干什么用交易后还干什么用，买卖土地跟毁地< BR>建房不是一回事这个事实。（要么怎么说“精英”们是一群骗子呢。）

还不止于此呢。“精英”整天大喊大叫控诉中国政府的管制太多，所以造成了腐
败。其实跟美国政府的管制相比，中国政府的管制经常是少得太多，松得太多了
。比如，中国禁止商家向未成年人卖烟卖酒吗？中国规定卖烟酒之前要先检验身
份证上的年龄吗？中国禁止招聘时询问申请人的年龄身高体重之类吗？中国公司
雇员拿回扣“好处费”犯法吗？中国公职人员必须公开个人财产吗？中国的管理
人员的“隐形收入”如公司用车、公款招待、差旅、停车补偿等福利计入征税收
入吗？中国管制有破产记录的人不得重现注册公司，以防止骗子故意屡屡用破产
赖帐吗？中国规定修建工厂，尤其是有碍环境保护的工厂前必须由当地居民公开
讨论表决准许与否吗？中国管制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吗？中国父母如果让孩子单独
呆着没人管犯法吗？中国人翻修自己的房子需要向政府申请许可吗？中国人在自
己家里装火炉安烟筒改装水管等等需要事先批准吗？中国每个人都建立了社会档
案吗？中国人如果违法犯罪，犯罪记录会终生相随，使之一辈子都要为此付出代
价吗？中国有严格的防止学术造假的制度和监管体系吗？一旦发现学术造假，造< BR>假者会变成过街老鼠身败名裂，再也无法从事学术活动吗？ ……跟美国政府的管
制相比，中国政府的管制是多还是少？是严还是松？饶是如此，“精英”们还嫌
中国政府管制多，闹着要取消政府管制。这还不叫贪得无厌？这还不叫存心搞无
政府？

当然，列举上述一些美国政府管制的例子只是要反驳“精英”所谓“真正的市场
经济没有政府管制”、“管制越多，腐败越多”之类的造谣惑众，并非是要说美
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美国政府的管制措施样样高明之至，只要中国照葫芦画瓢
闭着眼都能消灭腐败。天下没有万能的制度，就象没有包医百病的万能灵丹一样
。美国有美国式的腐败，有令美国人头疼的各种社会问题。不过“它山之石，可
以攻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美国等西方政府的一些现代
化管制原则和措施对中国人不无参考借鉴之处。

中国的政府管制中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管制太多，而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
管，管得不得法，管来管去没管到点子上。现在看来，中国政府管制的基本模式
仍然是传统的“把关式”管制。这种模式已经跟不上现代化社会市场经济的节拍
和特点，严重落后于现实的需要。

政府管制可以有两种：“把关式”管制和“威慑式”管制。所谓“把关式”管制
，就是用外因来直接制约，靠别人来卡，靠层层把关来防止出差错。例如层层审
批。所谓“威慑式”管制，就是通过外因调掉动内因来自我制约，让人自己管住
自己。在这里外因不直接参与具体管制，而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比如台
独势力叫嚷他们有能力炸到上海北京。但台独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们敢吗？为什
么？因为大陆有能力狠狠报复，足够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尽管台独敢想，
敢说，但就是不敢干。这就是军事上的威慑在起作用：用大陆军事实力这个“外
因”，调动台独分子“惧怕报复”这个“内因”，达到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这个管制效果。把这个原理运用于政府管制，就是“威慑式”管制。具体说，就
是通过建立完整严密的监督体系、舆论大环境和严厉的惩罚措施综合起来产生威
慑效果，使当事人兢兢业业，不敢出差错，不用别人审批也达到了管制的效果。
“把关式”管制重在过程，“威慑式”管制重在结果；一个是以外因为主，一个
是通过外因调动内因：我把法律规定公布在先，然后假定你说的理由都是真的，< BR>只要你申请的理由合理我就批准，不再去组织调查核实你所说的是否属实。但我
自有一套办法盯着你，有一套系统记录你。如果发现你作弊就饶不了你，罚得你
这辈子别想翻身。而且一个人一生只给一次机会，只要一次做假就再也没有第二
次机会。到美国的中国人经常听到这种告诫：千万别犯法，千万别有犯罪记录，
否则一辈子休想翻身。结果是大多数人从此都格外小心翼翼，生怕触犯法律。这
就是“威慑式”管制在起作用。（中国其实也有“威慑式”管制。比如个人档案
制度。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单位所有制”的色彩浓重，出了单位就没“威慑力”
了。只有适当改革才可能面向社会。）

“把关式”管制适合于数量少、份量重、绝对出不得差错的项目的管制，比如国
家主权、武器、危险品、大笔资金、刑事案件处理等等。对于中国，还应该特别
包括可耕地的用途变更。但这种管制模式很难应付现代化社会市场经济快节奏、
大批量、情况复杂等特点。因为“把关式”管制有点类似幼儿园的阿姨，要忠于
职守就得时时刻刻盯着小朋友的一举一动：别爬房，别上树，别砍砖头，别砸玻
璃，别触电门……总之一点岔子都不能出。一个阿姨盯几个小朋友还可以，人一
多哪儿盯得过来？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大的经济活动量，那么多的头绪，如
果全靠“把关式”管制，怎么管得过来？层层审批，待批的文件堆积如山，谁可
能几分钟之内把一切问题都搞清？不批，怕误事；批，怕出错；不批是官僚主义
，批也是官僚主义。这就失去了审批把关的实际意义，真正的作用往往就是责任
的传递：出了差错，谁批谁负责，报批的当事人倒可以有恃无恐：我这是经过请
示批准的。参与层层迭把关、会签的人越多，越是容易扯皮：都批了，那就都有
责任。而谁都有责任的实际效果是谁都不必负责任。这就给腐败作弊提供了可乘< BR>之机。

“威慑式”管制则有点象管理汽车司机：刚开始学开车时得把着手教，得有人陪
着练，一边摸着手闸一边盯着你打舵钻竿拐八字等等。这时还是“把关式”管制
。等你考出本子来就不再派人整天坐在旁边盯着了，而是假定规则你全知道，要
去哪里我不管，但一旦出了差错那就罚你没商量，罚得你心疼肉疼骨头疼，让你
难受一辈子。总之是每次出车要靠你自己记着小心谨慎别出漏子，而不是靠派个
人在一边监视你如何打舵踩闸给油门。“威慑式”管制能够适应大批量、快节奏
、情况复杂的特点，是现代化社会政府管制的一种主要方式和改革方向。但这种
管制方式对社会的大环境要求很高，必须有一整套系统和大舆论环境配合才能正
常运转，比如涵盖每个人的社会档案数据库，社会主要经济活动的数据化系统，
社会化的数据采集分析监控系统，奉公守法占上风的舆论环境，等等。但别指望
靠这种管制模式就能消灭腐败。腐败的大环境不变，这种管制模式一是建不起来
，二是即使建起来了效果也适得其反。比如系统管理人员被收买了，给你弄个假
数据，有没有犯罪记录来个真假难分，那系统还怎么运转？如果犯罪分子犯了罪< BR>照样逍遥法外，那还能有什么“威慑”？整个“威慑式”管制的基础立刻崩溃。
所以不消除腐败的大环境，即使把美国最行之有效的政府管制系统搬到中国也照
样束手无策，就象最先进的美国武器到了“蒋委员长”军队的手中也照样不顶用
一样。

2．全球化的竞争实际是大系统的对抗，任何民间组织都代替不了政府的作用

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大系统。而政府正是通过必要的管制维持这个大系统有效运转
。在现代社会中，游离于这个大系统的个人和单位都毫无竞争能力，迟早必然被
别人大鱼吃小鱼。

贺卫方说国有财产“往往是经营得最糟糕的财产”。张维迎说私有制才能有效激
励。他们全都故意只讲个体激励，有意回避了整体能力。

长江大堤算是“国有资产”吧？如果不管大堤只管自家围墙，长江一旦决堤，各
家各户的围墙再坚固精致又有什么用？

个体户农民生产积极性再高，在自然灾害面前能有多大作为？面对这种形势，“
激励体制”再有效能管多大用？

科索沃战争中，塞尔维亚空军司令亲自驾驶米格29战斗机升空迎战，结果未发现
敌机就被击落。他本人是飞行老手，技术不可谓不精湛，米格29战斗机性能在当
时也不可谓不优秀，但仍然一败涂地。因为这是单人单机的单一作战系统与周密
完整的网络式作战系统的对抗，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不管是单打独斗的个人
还是分散孤立的分系统，跟完整的网络大系统对抗时都犹如以卵击石。科索沃战
争如此，海湾战争如此，贝卡谷地空战亦如此。

军事领域如此，科技经济学术领域亦如此。现代化的社会是高度网络化的体系。
现代化的竞争是网络化的系统对抗。面对完整的现代化网络系统，无论是个人的
小聪明、个人的拼命奋斗、个人的侥幸撞大运还是孤立分散、势单力薄的小团体
都渺小脆弱，不堪一击。

美国社会以美国政府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网络系统。政府的作用有些表面
上看不到，实际无处不在。美国许多工业实际是靠着政府的管制才保持了竞争力
，即使看来似乎是“自由职业”也不例外。比如政府规定许多技术工种的执照隔
几年就必须更新，往往要更新还必须参加一定时期的培训，确保知识更新，技术
不落伍。许多专业用的工具、器械、材料、技术、有关规章制度等等隔不多久就
会更新，连木工、电工、水暖工等等也不例外。这就是政府管制在提高全民族整
体竞争能力上发挥的作用。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典型案例今年发生，明年就能
变成管理学院学生的补充教材，让美国学生通过具体案例熟悉中国官员的行为特
征、办事规律和处事原则。在这样严密有效的网络系统面前，靠散兵游勇单兵作
战来竞争，下场将会如何不言而喻。

国有企业原来是根据“全国一盘棋”的原则成龙配套按系统建立起来的。现在被
“精英”们拆得七零八落，三三两两卖给了私人，既无严密的组织又无资金技术
人才优势，WTO规则又禁止政府干预，加上“优惠外资”的税收政策，现在“精英
”们又要进一步砍掉政府权力，毁掉中国政府凝聚网络系统的支援能力。让孤立
无援的中国企业跟庞大严密势力雄厚的国际资本财团网络体系去“全球化竞争”
，这叫竞争还是叫驱羊饲虎，任人猎杀？

提高竞争能力靠的是高科技，不是卖苦力。“精英”们把低工资当成竞争能力是
对竞争能力的极大歪曲。靠血汗工厂来苟延残喘，结果只能是任人宰割。而要提
高中国企业的科技能力只能靠自己。自己的力量弱，怎么办？只有拧成一股绳，
也凝聚成一个有效的大网络体系。而只有中国政府有这种能力。试想，哪个唯利
是图的“民营企业”愿意干这种差事？有这种组织能力和凝聚力？“政府缩权”
，砍掉了中国政府的权力，也就瓦解了中国的这种凝聚网络体系的能力。断送了
这种能力。这也就断送了中国人的前途。这使中国人将来除了受制于人、任人支
配外别无选择。

“精英”们就是这样，用尽一切手段、撒下弥天大谎、使出浑身解数静悄悄地瓦
解中国政府，瓦解中国社会。知否？

************************************

附录：“精英”们冒坏水举例

1．瞪着眼说瞎话

张维迎说：

——“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
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任何一个政府官员，他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在‘理性人’这一点
上大家都是一样的，所谓‘仁慈的政府’是没有根据的。”

既然“理性”就是“追逐利益”，那么“理性人”就应该是见钱眼开，唯利是图
。既然张维迎说“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是“理性人”，而且“由于这种权力带
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那么美国政府的官员也
应该逃不掉张维迎的“理性人”“规律”，也应该可以“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既然如此，为什么张维迎不能在美国政府官员里找几个“理性人”来点“钱权交
易”，买他一堆原子弹导弹核心技术之类，或买个解除对华技术封锁的政策？这
难道不是张维迎“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政府官员都是‘理性人’”之
类“理论”最好的用武之地吗？如果他的“政府官员都是理性人”的“理论”在
美国官员那里行不通，难道在中国就行得通吗？请问毛泽东、周恩来、胡锦涛、
温家宝算不算“政府官员”？如果不算，那谁才算？如果算，那他们是不是“理
性人”，遵循不遵循张维迎“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
，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的“理论”？如果是，请举例说
明。如果不是，那张维迎的“理论”根据何在？而张维迎自己是不是“理性人”< BR>，搞不搞钱权交易？他可不仅有官职，有“话语权”，而且能参与改革决策，决
定成千万上亿人的命运。这个权力还小吗？那么他的种种“理论”是不是也是钱
权交易的结果？如果他的“理性人”的“理论”放在他自己身上都行不通，那又
何以证明是普遍真理，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

张维迎把 “理性人”的 “理论”从经济领域搬到了政治领域，究竟有何根据？
世界上那个正常运转的政权能容忍自己的官员当这种“理性人”？如果容忍，岂
不早被敌对国家通过贿赂买垮了？

2．用假定代替事实

且看张维迎的“论证”：

——“管制者‘可能’言而无信。”

——“实际上政府‘可能’是自私、无知、言而无信的，由此导致管制失败。”

——“管制‘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正是因为政府的垄断性，好多政策就‘可能’变得非常的模糊。……因为
政策越模糊，官员的权力越大，越可以胡作非为。”

——“在实行药品管制后，美国新药上市的速度大大减缓，其后果是很严重的。
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
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这可以说是管制失败的一个具体
例证。”

……

“可能”、“可能”、“可能”——这就是张维迎做出“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
这一结论的依据？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定国策，是必须从实际出发，还是可以凭想
象办事？是用事实说话，还是凭想当然的“可能”说话？张维迎在一篇“论文”
中就罗列了这么多“可能”，这不叫拍脑袋凭空想象又叫什么？哪里有半点科学
味道？

美国药品管制如果真的失败，美国人早就取消政府的药品管制了。事实上美国政
府的药品管制不但没有取消，没有放松，而且日趋严格。而张维迎这里又玩弄了
一回仅仅根据假设的“可能”便下结论的无赖逻辑：“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
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但有
两条他绝口不提：第一，那只是一个美国人的一家之言。第二，没有药物管制，
死于假药泛滥的人会是多少？

3．荒唐的逻辑

借口“管制越多，腐败越多”而取消管制，这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回避问题？
“取消”算什么“改革”？依此类推，“汽车越多，车祸越多”，那为了解决车
祸问题是不是应该取消汽车？出了经济腐败要缩政府权力，那么出了“学术腐败
”是不是应该缩学术机构权力？比如张维迎的牛津博士文凭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不管人们如何指着鼻子叫阵让他出面澄清辟谣拿出原件
，他就是王八缩头死不露面？如果是假的，那就属于学术腐败。按照“靠缩权反
腐”的原则，究竟是应该砍掉北大的学术发言权还是应该砍掉“光华管理学院”
的学术发言权？

4．偷换概念与似是而非

——“国营企业效率低”

“精英”在这里玩了两点“猫腻”：

第一，故意不提如下事实：

1）．国营企业（过去）负担了职工养老，住房，医疗，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
社会福利。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不管。

2）．国营企业（过去）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能偷税漏税，不能行贿受贿，
不能给回扣，不能假冒伪劣，必须接受国家机关的监督检查。而私营企业里严格
遵守这些规矩的占多少？

3）．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享受国家税收优惠。国营企业呢？

说“国营企业不公平竞争”，谁对谁不公平？光凭利润看效率，就等于其他一切
都不管，只看满载的大卡车与单人摩托车的油耗。谁的油耗高就算谁没效率，这
公平吗？这还不是诡辩？

第二，为谁服务的“效率”？

“小米加步枪”的威力比不上“飞机加大炮”。但如果只有“小米加步枪”，要
还是不要？难道能嫌落后就连“小米加步枪”也不要了，宁可赤手空拳挨“飞机
加大炮”的揍？

国营企业的利润是国家收入。私人企业的利润是私人收入。外资企业的利润是外
国收入。比如国营企业收入是1，私人企业的收入是5，外资企业收入是10，似乎
外资企业效率高。但国营企业收入的这个“1”百分之百归国家。私人企业收入的
5中只交给国家0．5。外资企业收入的10中一分不交，连加工费在内只留给中国人
0．01，其他9．99都归了外国人，拿了去发展更新的技术，再回过头来赚中国人
。对国家而言，谁的效率高？对中国人而言，谁的效率高？美国日本的企业效率
再高，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借口中国国营企业的效率低，卖光国企，结果国家连原来的那个1都没了。卖给中
国人，国家也许还能得到0．5，卖给外资，国家一个子也拿不到。为“提高效率
”而改革国企，改革的结果是把国企改没了。不存在的国企还有什么效率？本来
是效率不高多少还有一点。改来改去改成了零，连原来的那一点都没了。这笔帐
该怎么算？

所谓“国有企业（不再是国营企业）大部分亏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取消
监管导致企业管理监守自盗的亏损？大环境变化导致结构性亏损？技术装备老化
导致的竞争力下降？为强制通过MBO而故意制造的亏损？比如刚暂停MBO，就从“
国资委”传出“去年国有企业亏损创新高”的“新闻”，言外之意就是你不让MBO就
要大亏，看你怎么办。结果是国家统计局出面澄清，才揭穿这次伪装亏损的闹剧
。不问青红皂白一口咬定“国有企业一概亏损”，纯粹是别有用心。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市场换技术”

第一，核心技术永远换不来。

第二，技术要靠市场养。市场丢了，先进技术即使有也养不活。

“协和”式飞机当时技术先进，但没有市场，技术再先进也没活下来。

中国许多新技术新产品往往是技术上开发成功，然后不了了之，除了当样品报捷
装门面外没其他用处，无法真正变成商品连本带利都赚回来，再支持开发更新的
技术，形成良性循环。很多情况是因为市场已经是别人的天下。你新技术没开发
出来时人家技术上卡你。你刚一开发出来人家立刻解除封锁，用产品抢占市场，
用市场竞争经济上搞垮你。看不透这一点，不善于保护新技术产品市场，只能永
远被动挨打。

“市场换技术”，长远来说坑人到家。

5．胡搅蛮缠耍无赖

张维迎说：“计划经济下，也有腐败，典型的表现为招工、提干、招生中的‘走
后门’，投资决策中的‘照顾家乡’。”“原来是送人情、关系‘串换’，现在
是送现金。”

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一捞成百上千万的犯罪行为跟“招工、提干、招生中的‘
走后门’，投资决策中的‘照顾家乡’”这种“送人情、关系‘串换’”的不正
之风是同等性质的问题吗？张维迎硬是能把无法无天的犯罪“忽悠”得跟顺水推
舟的人情没什么两样，罪不再是罪，仅仅是“不正之风”，只是因为大家“心理
上”的“可观察性偏见”作怪，才使“人们对货币形态的腐败比实物形态的腐败
更难以忍受”。换句话说谁说如今腐败现象严重谁就是心理有问题，“天下本无
事，庸人自扰之”，仅仅是因为感觉上“难以忍受”而已。末了张维迎还不忘倒
打一耙：“如果把非货币的因素算进去，改革之前的收入差距‘可能’比统计显
示的要大些。”说来说去，如今的贫富差距没那么大，过去的贫富差距“可能”
没那么小；过去没那么清廉，如今没那么腐败，不得拿过去比现在。造成腐败的
不是“精英”，而是共产党的政权，过去是，现在也是。所以要反腐败就得让共
产党的政府交权。这不是胡搅蛮缠耍无赖又是什么？张维迎玩弄文字游戏颠倒黑
白的本领实在是天下第一。

6．用“改革是学术研究”杀人害人欺负人

真正的学术研究，追求的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允许各种不同的学派观点自由
讨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为迎合现实社会利益集团的需要
而“制造”结论，即“讲理不讲利”。如果因研究需要而涉及现实社会的人的利
益，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改革要变革社会，触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是社会实践，不是学术研究。

改革明明不是学术研究，“精英”们却偏偏硬说改革是“学术研究”，为什么？
因为这里边“猫腻”大大的。

第一，一举夺取改革的主导大权。

如果承认改革是社会实践，就得承认社会科学是实践的科学。而没有长期实践经
验的人没有资格指导改革。把改革定义为“学术研究”，就得任凭那些从来没有
任何实践经验、对中国社会实际一无所知、只会凭书本知识和凭空想象的“精英
”来主管一切。仅凭一句“学术研究”就轻而易举夺得了任意支配整个国家一切
的全部大权。

第二，独裁专制，排除异己，排斥打击一切不同意见

既然改革是“学术研究”，那就只有“学者”才有资格过问。而谁有资格当“学
者”则全凭“精英”说了算：说你够格，你就够格，不够也够；说你不够，你就
不够，够也不够。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凭证，不需要手续，不需要规则，不需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凭“资格”这一招便巧妙地把一切不同意见
排除干净，把一切“异己”扫地出门。赞同“精英”的主张便罢，谁敢不赞同则
立刻宣布此人不是“专家”，没资格说话。“非主流经济学家”不赞同“主流经
济学家”的观点，虽然是搞经济的也仍然被宣布为“没资格”参与改革决策。巩
献田质疑《物权法》（草案），虽然是搞宪法的仍然被斥为“你不懂，等你学懂
了再来说”。而当张维迎闹“政府缩权”、“政治改革”时，却从来没有一个“
精英”出来质疑搞经济的有没有资格改行指导政治改革。这就是“资格”的妙用
。

“改革是学术研究”衍生出来的“资格论”使“精英”们成了实际的独裁者，可
以置一切规章制度政治规则于不顾，冠冕堂皇地任意排斥打击一切不喜欢的人。
政治上要剥夺一个人的权力需要有理由，有手续，有规则，不能随心所欲。比如
即使中央主席也不能随随便便宣布哪个政治局委员“没资格”，不准参与政治局
会议，不得行使权力。如果要罢免谁，得开中央全会表决，等等。而“精英”们
的“学术资格论”则什么手续规则都不需要，说排斥谁就排斥谁，谁都管不着他
。比如“西山会议”，说是研究改革，但让谁参加，不让谁参加，全凭“精英”
根据好恶说了算，不给出任何理由。别说没有有实践经验的群众代表，连持不同
见解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也一概排除。几十个臭味相投的“精英”不声不响就
把持了涉及国家大事大局的会议，如果不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怎么行得通？
张维迎说：“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表决”、“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应该迎合任何
人”。在政治领域内如果这样说肯定激起公愤。但如果把政治说成“学术研究”
，那就理直气壮了。难怪“精英”们那么喜欢把改革的一切都说成是“学术研究< BR>”。

第三，取消一切监督，逃避一切责任

如果承认改革是社会变革，那就得照章办事，依法办事，接受监督，承担责任。
而把改革说成“学术研究”，立刻取消了一切规则和监督，因为别人都不懂，都
是“外行”，都没“资格”过问“精英”们的“学术活动”。无论“精英”们如
何假公济私也不受制约，不受惩罚。不管出多大问题，都可以说成是因为某种必
要条件不存在所致，是客观条件不具备，是别人错而非我的理论错。即使赖不掉
仍然可以说那是“学术研究代价”。君不见“精英”们从来只提“学者的良心”
，从来不提“监督”、“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这个概念。

第四，剥夺全体中国人的人权，把中国人变成“精英”们任意宰割的试验品和牺
牲品

“精英”们的“学术研究”实在骇人听闻。“精英”们轻松一句“国有企业是冰
棍”、MBO、“改革代价论”等等，就把几千万老工人置于绝地；一句“房地产对
GDP贡献最大”就使不知多少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新时期的社会难民；一个“医疗
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就在全国老百姓头上压了三座大山
。普通老百姓一夜之间就从“主人翁”变成了“弱势群体”。而“改革是学术研
究”这根大棒却令人们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也就是说，在“精英”们的“
改革学术研究”面前，全体中国老百姓都不再是人类，不再有人权，而只能默默
逆来顺受，象豚鼠青蛙一样供“精英”们做解剖实验用，变成“精英”们“学术
研究”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至少还通过了一个“纽伦堡法律”，明文规定剥夺犹太人
的公民权。而“精英”们把全体中国人民变成了试验动物却连这样一个表面的法
律手续都没有，仅凭一句“改革是学术研究”就悄悄完成了。既要拿人民当动物
试验又不敢承担任何责任，不敢留下任何证据，既狠毒又怯懦，鬼鬼祟祟偷偷摸
摸，这就是“精英”。

第五，“科学化的”跳大神

既然“改革是学术研究”，那只有“精英”才有资格代表“改革”。只要宣布自
己是“改革学者”，祭起“改革学术”的上方宝剑，则任何人都不得违抗。这活
象巫婆跳大神：老娘现在神仙附体，一举一动代表神的旨意，“正确观点不需要
表决”，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否则天打雷劈。最原始的跳大神跟“精英”
们最现代化的“改革学术”实在“心有灵犀一点通”。

第六，一场伦理上的政变

“改革是学术研究”是“精英”们的“如意金箍棒”，可以任意变化，可以用来
打击任何人。既然“改革是学术研究”，那政治改革、政府改革在“理论上”也
是“精英”们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谁有资格统治中国，谁来掌管政权，
谁有资格统领军队等等也应该由“精英”们的“改革学术研究”来决定。“精英
”们不是已经宣布“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
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吗？张维迎不是已经要求“政府缩
权”了吗？樊刚不是已经要求“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公权民营化”了
吗？这就是在从伦理上发动政变。理论先行，动作跟进。“改革是学术研究”正
在为“精英”们在中国发动政变创造条件。

总之，“改革是学术研究”是“精英”们杀人害人欺负人的专政工具和凶器。

7．心狠手辣，视人命如草菅，待国事如儿戏

皇帝杀人喜欢一杀一串：“满门抄斩”、“灭族”、“灭九族”。但“精英”们
的气魄比那要大多了，一开口就是一个社会阶层：“国有企业都是冰棍”、“为
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
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
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
”……整个整个行业，成千上万上亿人的生计，轻轻松松一句话就判了死刑。那
么多人的生计死活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这还算不上心狠手辣，视人命如草菅，
待国事如儿戏？

（张维迎说：“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者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
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国有企业靠垄断赚的‘利
润’不上缴财政，而亏损了由政府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用多数
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种腐败。”

那么北京大学和“光华管理学院”每年从国家那里拿的特别补贴算不算“用多数
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算不算“腐败”？张维迎自己算不算“分享
垄断租金”？该不该退还国家？张维迎这算不算“屁股上挂镜子——光照别人？
）



*** 回应主帖
*** 返回论坛

跟帖目录:
1. 黎阳的文章很好，目前的形势的确令人忧心。/no_text - mies 15:48:58 04/13/2006
2. 从美国的土地管理来对比中国同类管理的分析很有力 - 青争 15:51:33 04/13/2006
3. 刘亚州就是中国的“弗拉索夫将军”，而且比这个将军还高明，卫国战争还没开始，就在思* - 轲南 18:02:15 04/13/2006
4. 刘亚州就是中国的“弗拉索夫将军”，而且比这个将军还高明， - 轲南 18:03:55 04/13/2006


原 帖 [ 0 ]
黎阳的文章很好，目前的形势的确令人忧心。/no_text
[ 1:0 ] mies(张.岛.绛.玉) - 15:48:58 04/13/2006 *** 回 帖

原 帖 [ 0 ]
从美国的土地管理来对比中国同类管理的分析很有力
我以前分析过美国烟草种植的管理方案，美国的产业保护政策做得非常的好。
[ 2:68 ] 青争(辽.宫.绿.蝉) - 15:51:33 04/13/2006 *** 回 帖

原 帖 [ 0 ]
刘亚州就是中国的“弗拉索夫将军”，而且比这个将军还高明，卫国战争还没开始，就在思*
[ 3:0 ] 轲南(冯.池.百.茶) - 18:02:15 04/13/2006 *** 回 帖

原 帖 [ 0 ]
刘亚州就是中国的“弗拉索夫将军”，而且比这个将军还高明，
刘亚州就是中国的“弗拉索夫将军”，而且比这个将军还高明，卫国战争还没开
始，就在思想文化意识方面主动替外军缴中国人的枪。
[ 4:119 ] 轲南(冯.池.百.茶) - 18:03:55 04/13/2006 *** 回 帖


- 论剑谈棋 豪杰尽聚 -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声 明: 文 责 自 负。

同主题阅读 >>>

【发表评论】【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 会员orchis于2006-4-14 20:34:47发表评论说： 不知道这篇大作的目的是什么
也许他在担心共产党的前途，但是一个抽象名词的消失根本不会引起任何担心：具体到个人只要能见风使舵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阵地不在我还在，今天早上我加入共产党，晚上就不能加入国民党？当着你的面胁肩谄笑，背后仍然可以反戈一击，共产党如果倒台，杀共产党员最多的肯定是共产党员。
这些人上台就没有好处？我就不这么看，让他上台，看看狗争食，咬得不可开交，对人民不是个教育？没有天下大乱就没有天下大治。天下大治是用事实教育人民的结果，只有人民受到教育，才能培养民主精神，民族才有希望。
• 会员达歌于2006-4-14 18:47:13发表评论说： 只反赃官不反精英
这些精英有那么大能耐吗，文章只敢反精英不反皇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