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涡中的中国政治

1，中国政治现状

　　文化与政治紧密地相连，弘扬那种文化就必然宣扬那种意识形态，维系中国二千余年封建帝国的基础就是儒家学说，他能够使得社会结构稳固，并且向周遍辐射，从而引成了一个不小的文化圈。宣扬任何思想价值观，首当其冲的作用就是维系政权稳定，打实社会基础结构。以过去的经验来看，社会与政权就如是蒸气锅，社会是锅里面的气体，政权为锅外面包藏气体的金属，制度或者思想价值观等之类为调节压力的装置，儒家学说以等级制度、皇权天授、民本思想等价值观平衡社会压力不时宣泄。以中国历史上封建时代的改朝换代来看，他们非常强调自己为正统的继承，继承了政权也继承了公理道德，这为新政权建立后提供了稳实的社会基础，但之前的战乱、饥荒却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间地狱般的惨状，尸横遍野违背于人性与公理，此状态也必被人唾弃。

　　从现代西方国家来看，近代西方国家熟练地运用了“制衡”与“政体轮替”的方式，使得社会整体结构不变，在“轮替”中化解社会压力。我们现在看到，轮替”方式要比“继承”方式先进不少，他起码不会产生战乱、饥荒等一些违背人性公理的悲惨事物，所以说民主制度也是一种很好调节社会压力的机制。他很容易使我想起了中国的传统拳术“太极拳”。这种拳术，“以柔克刚”，以“圆”化解外界来的压力，民主轮替机制就如是一个“圆”，外界来的压力击打在圆形体上只能使他加速旋转，也就是加速轮替速度，但并不会导致他根本性的伤害。我认为，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比他更好的政治体制，过去政权不是被社会爆发的压力所压扁，就是以血腥的暴力镇压平息社会压力。圆形体的政治机制成功化解了大部分的压力，这对双方都有利，这种政治体制倒非常符合中国的古典道家哲学思想。当然，受“圆”保护的里面是谁，那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机制本身来说，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先进。

　　我分析从新中国建立后到今天，从社会压力方面来看，现在政权受到的压力可谓是前所唯有。这里面涉及到两个主要因素，一就是文化思想方面出了问题，过去的意识形态消失，失去了稳定社会结构的作用，所有压力全部被集中到了物质基础上支撑。文化思想的力度不足以化解社会矛盾，只要物质基础这根支柱受到损害，整个大厦就将倾斜。比如，一次犹如美国30年代这样的经济大肃条，或者世界范围里面的投资热点转移。也可能发生中国经济命脉，优势聚变，“劳动力”成本提高或者劳动力供应无以为继局面。这些问题，任何一种发生都可以导致支撑社会压力的柱子崩塌。

　　意识形态唯利是图，削弱了文化思想稳定社会或者政权的作用，政权也必将承受此现象的成倍压力。现在中国所谓的稳定局面，只要经济方面出差错，一切就将混乱。这就是忽视了文化作用的后果，而在政治上也必将承受此灾难。

　　我在上面提到过中国封建皇朝改朝换代的一些特征，比如强调自己为正统，继承上朝留下来的公理道德之类，而在父传子的换代当中，更有突出一点血缘关系，因为里面涉及到一个合法性，你的继承是不是应该的？合理的？这些问题社会当中是要提出来的，也是要思考的。继承政权就不得不考虑这些，因为政权的目的需要维护自己的稳定，不能使得自己压力过重，以致于被社会压垮，尽量化解各层面压力，是政权最主要的任务。经济建设也好，意识形态宣扬也好，在政治上目的就是不让自己垮台。

　　中国前领导班子，在改革开放前后，为继承方面做了不少铺垫，比如摘帽子平反，大规模的补发工资等。这些就是继承上代的遗留问题，同时也继承了上代的建设成就，解决遗留问题就是统治合法性方向的努力。当初，不少进入统治层的人提议要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先生力排众议，以三分过七分功、不争论等这些措施平息这场纷争，他认为不高举毛泽东旗子在那个时候是要出问题的。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旗子还是需要不时地亮一下，因为里面还是涉及到统治合法性。之后，毛泽东思想，及其遍布在社会当中追随毛泽东的人，也或者前代滞留在统治层的毛泽东思想者，才慢慢被稀疏成引不起压力。

　　邓小平先生带领的领导班子继承了政权，以及其它一些上代的遗产，但有一点没有继承，那就是文化思想层面上的毛泽东思想。这里面就引成了后果，一就是在上面谈到过的文化思想被放任自流，出现了人们是非不分，道德接近崩溃的现象。第二点后果同样严重，关系到执政信用问题。其实深层来说执政信用也涉及到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

　　前代的意识形态与后代脱钩，就如是一个人在生活中言行不一。比如“为人民服务”的宣扬，从稀疏前代意识形态方面来看，这种宣扬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但其基础发生了变化。在宣扬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时候，要求党员带头先富，他成为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抵触，到底是为“人民服务”重要，还是先富起来重要，这就是一对矛盾体。前代的意识形态，要求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也就是说党员就应该比普通老百姓过得差。后代宣扬，认为党员应该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相当矛盾。

　　现在内外都有一种说法，说中国的现有信用体系已经崩溃，从高端的政府不能取信与民，到低端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导致这种偏激现象产生的根源说来相当复杂。以我认为，首先为意识形态的转换。自改革开放后，一切围绕着经济建设为中心，其中出现了大量的制假贩假的现象，且不少商品甚至带有谋财害命的性质，毒酒假药害死人的新闻常常见于报端，人的良心可以泯灭到制造假婴儿奶粉的程度，以残害未来来谋取财物。再而就是从改革开放后私有观念上升，就如举债不还的现像，从民间借贷到国家银行的烂帐坏帐一大堆，反正是吃亏别人，吃亏国家，只要不吃亏自己就是对。但为何中国的信用体系能够崩溃到这种无以复加的程度呢？我认为根子还是政府的榜样力量。我们时常看到电视上的反贪官员个个对腐败深恶痛绝严正厉词，但转眼这些人就以贪污罪被抓捕了起来，情景非常具有戏剧色彩。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政府官员言行不一给民间造成的恶劣影响，但这些都还是次要的，更可怕更具有榜样力量的是政府立足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前后矛盾，甚至对立，就如我上面举过的，“先富”与“吃苦在前”的例子。这是一个国家道德信用的最高端，是被人瞻仰的地方，而这个高度的信用丧失我用一句俗语就可以概括出来，经常听人们说道，现在中国是“挂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羊头卖资本主义（原始资本主义）的狗肉”。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因为这种信用在等级上是人们意识形态的最高端，是能够致使许多烈士与英雄为之流血牺牲的地方，如果在这个领域失去了信用，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再为之奋斗或者为之操守如一，自我意识将会占据到思想的中心位置。这里很容易理解，如果官员们丧失了为之奋斗或者需要操守的崇高信念，或者他们感觉到所谓的崇高信念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把戏，那么他们就不会再约束自己，况且我认为当政府在如此高端的领域进行诈骗的时候，上行下效，官员们自然也会产生出我骗一骗也无所谓的思想，且认为这种言行不一的作法是合理的，因为政府提供的整套言行不一的思想理论体系，为他们提供了诈骗的默契，也就是言行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必要一致，就如现在宣誓入党的誓言那般，不必要需要认真对待。党员干部看中央，而群众当然看党员，上行下效，结果就是全面地瓦解了中国的信用体系。

　　不要小看文化思想方面出现问题的后果，对于文化思想层面的意识形态，从社会到政权到外交所有的一切领域都将被深刻影响。当政工干部把前后无法连接起来的，甚至于出现逻辑断裂，矛盾百出的理论讲给别人听的时候，他这么能够有说服力？就以这一层来讲，思想意识形态不被更直观的金钱、私有欲所占据也是不可能的。

　　由此，当前积累出三个相当直观的政治问题，一是官僚层之中普遍性的贪污腐败现象，二是严重的二极分化，最后为社会生存状态与资源分配不公。这些直接涉及到社会中的每个角落，为人们广泛地接触与熟悉。

　　腐败层面，在所有领域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糜烂趋势，上至领导层的到处伸手，下至办事情而不得不走后门送礼，只要有权力行使的地方就会出现权钱交换式的腐败。从不计数目来看，人们成为了习惯性地行贿，你给我办了事，我送东西仿佛成为了一种礼貌性的表达，导致行贿变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动作，一种习惯。不少权力掌握者从原先的默认暗示发展到现今干脆索取，甚至是以罗列出各种合法的名目捞钱，乡村为各种摊派，城市为各种罚款及其缴费等，只要想得出还算合理的名目都可能出现在社会当中行使。具有全方位全领域的特点，从官官相护一直到卖官买官，从司法腐败到学术腐败，从教育腐败到医疗腐败等等，全方位全领域地糜烂。就我们亲眼看到，或者听说过不少人这样的描述，城市里最热闹的夜总会或者宾馆门口必定停放着不少的政府机构用车，腐败污秽已经成为了一种不用掩饰的，且名正言顺的交际方式。

　　在二极分化上，可分为地区之间的二极分化上，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极分化，人与人之间的二极分化，且这些分化被习惯性或者制度性地固定下来，具有人的观念到人为法定的痕迹，也就是说被潜意识里划定或者制度安排出各种社会身份的不同等级。比如进入不同区域需要做暂住证，比如上同样的大学，城市或者区域不同导致分数的要求也不一致，几乎在我国的所有城市，农民子弟在城市上学都非常地困难，他们受到制度性地歧视。不久前，我在新闻报道中得知，在我国的某些偏僻村落，某些省份交界之地，竟然存在着没有发给居民身份证的事件，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就如同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不能外出，连做暂住证都不可能，一跨出自己熟悉的区域就有可能被抓捕起来。我常常想到，这些居住在这个国家里的黑人，他们及其他们的后代如何接受教育？如何得到政府照顾他们的应有福利（我国为是世界上相当稀少的无福利国家）？没有身份证明，那些黑人又如何去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制度催生习惯，经济不平衡导致地区歧视产生，区域差别与制度都致使了二极分化的必然产生。我国目前的区域之间，人与人间的贫富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基尼基数接近于4.8。

　　最后为社会生存状态与资源分配不公平。机会不是给每一个人，这个是中国目前及其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存在着的社会问题。某些人凭借手中人际关系就能够做到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而同时某些人劳苦一生到最后都不足以维持生计。在生存环境上，有关系有背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比之靠勤劳致富的公民要远远地拥有优势。真正先富起来的大部分人属于在不公平竞争中产生。今年的统计资料中显示，中国当前的个体私人企业减少了810万家，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没有背景的普通公民在当前竞争环境中的劣势地位。教育制度导致起点的不公正，某些家庭无法承担高昂的学杂费，所以被知识时代所遗弃。机会不公平，有关系、有背景者具有优先得到分配资源的权利。机会待遇不公平，竞争规则不公平，开后门走人际关系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顽症。这些现象自然使得人们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与公平性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怀疑甚至是否定。

　　腐败、二极分化、不公平现象最后使得这个国家犹如是——火山待爆，我已经隐约感觉到它在这块大地上所发出的颤抖。《纽约时报》2005年8月24日刊文说道，“中国公安部近年统计，“群体事件，抗议和动乱，从十年前的10000件上升到2003年的58000件，到2004年的74000件。”去年，有二名记者写成一份长达数万字的报告，指出群体性事件参与者趋向无利益相关者参加。报告中指出，不属于直接当事人，人们为了宣泄心中的愤怒，而直接参加到事件当中。到2005年，群体性事件参与人数发展到超过400余万人次。从1993年的10000起，到2003年的58000起，十年里面增长6倍，如果以此类推，那么到2013年将达到3000余万人次。二十年后，到2023年就将接近二亿人次。好多时候我都不明白执政者是如何想的，群体性事件一出现多数选择暴力镇压收场。这种简单粗暴行为，可能已经被理解成为干脆果断。就以当前上访一例来说，人民有委屈几近达到伸冤无门的程度。据说，前年各地上访群众人次达一亿之众，有人开玩笑说，如果这一亿人次都赶到北京去，那北京几年就能够赶上纽约。但事实北京也并不欢迎这些群众，几乎各地政府都在北京派有常驻的“拦访”人员。最近正好是两会召开期间，我跟前几天在北京上访的一位西安老工人联系了一下，她说，“现在她根本不敢出去，在北京南站看到外地人就盘问，上访就抓。”约五天前，与我所居住城市邻近的十几位浙江失地农民去北京上访。没想到，得到的消息是十几个人全部被抓了回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政府那么地怕上访人员，能上访说明对政府抱有信心，是一种信任，认为政府能够替自己伸张委屈，堵能堵得了什么？抓捕回来，不让上访，只能是把上访群众搞成绝望，这种委屈将在心里埋一辈子，那是相当危险的事情，遇到一点火星就能够燃烧起来。只要不改变这种执政方式，二十年后二亿人闹群体性事件也是可以预见的，此种行为方式等于执政者自绝于人民。中国还能走多远？这个问题我想只要注意到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变化，而又热爱着他的人都会问。

　　当然，我也有朋友跟这样我说，“佰骥，你不爱国，你这么把事情描述得那么可怕，这些是个别现象，中国现在需要稳定，稳定才能成为强国。”听此言，真是令人哭笑不得。不错，中国需要稳定，需要抓住当前发展机遇期，中国在近代遭受的深重灾难，这种痛苦埋藏在任何一个热爱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心里。就如我所说，自推翻帝制之后，直至现今，民族主义是中国不变的思想，虽然不一定占据到第一性，但在中国人的心里是不变的，从开初的救亡走到现在图强，没有人会丢失这个信念，也不敢丢。但这个信念绝不能成为腐败、不公、道德沦丧等现象的庇护词，图强并不能成为把人变成禽兽的理由，更不能以摧毁我们未来作赌注，这不是在图强，是在自杀，杀害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再说，当一切弊端汇聚成普遍的，随处可见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表现的时刻，它就变成了历史潮流，真到成为历史潮流的那个时刻，我们也就将无能为力，只能眼看着这个国家再次进入历史“轮回”，靠喊稳定、图强可以说毫无一点用处，这些声音就如是蝼蚁之声被埋进了洪流之中，历史发展从来不会被呐喊所阻断，每当一个朝代走向崩溃的时候，喊得再高调的稳定、图强，统统将成了空气，被人潮所淹没。唐、宋、元、明、清走到末代的时侯，那个不需要稳定，那个又不在喊稳定，谁能说他们不想一心图强？但一切都为时已晚。

　　我说的是可怕，但这些难道不是事实？能够挽救我们政府与我们这个国家的，只能是睁开双眼，去寻找我们的未来，现在不过是在麻木中喊着“稳定”而死去，“图强”成为贪官污吏给我们注射的麻醉剂，这是对我们这一代人智慧与人格的羞辱。是被他们推进地狱，还是拉着我们的民族离开深渊，已经在你的眼前，就在当前这个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