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刻不容缓 ，谁来制止影响今后几代人的大出卖

请有爱国心的朋友，将这篇帖子转发到所有的地方！
警惕中国装备制造骨干企业被吞并
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 高梁 研究员
　　装备制造业是工业的核心和基础，综合国力的根基。一国装备工业的发达程度，是国家工业和科技水平的标志。

　　当前，在我国改革开放中有一个不良倾向，各地方把吸引外资作为促进经济发展、推进国企改制的主要途径。在地方政府鼓励下，跨国公司乘机加紧并购我各地方的行业排头兵企业，他们凭借“500强”的位势和公关能力，廉价收购我国骨干企业的优质资产、独有品牌、核心技术和制造能力，将其纳入合资企业，力图控制企业经营权，最后逐步迫使中方退出，最终达到消除潜在竞争对手、垄断我国市场、压制我国技术进步的目的。
　　如果听任国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工业的核心和关键部分被外资控制，国家将失去对工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主导权，我国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基础将被侵蚀殆尽，中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方针将失去前提。
　　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不能以牺牲国家的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开放必须坚持自主互利原则，不能让民族工业伤筋动骨，不能危及国家安全。事实证明把引进外资作为“产权改革”主要途径的做法是错误的，应立即纠正。
　　一、跨国公司加紧并购我国骨干企业，形势严峻

　　我国装备工业共有186个门类，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5.5万家，从业人员1500万人，2004年实现工业产值5.1万亿元，增加值1.4万亿元，利润2650亿元。
　　装备工业的主体是机械加工业，门类多，产品相关性强，行业分工细，相互替代性弱。多年来，国家在各主要工业行业都培养了若干重点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不在“大企业”之列，但它们是多年国家投资和行业努力的结晶，代表了我国制造业的前沿水平，是我国工业和科技自主发展、追赶国际先进水平的基础。体制改革中，原部属装备制造业的骨干企业多数放到地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增长很快，但大量依靠进口装备。我国投资占GDP的40%以上，其中设备投资占投资总额的40%，进口设备占设备投资占2/3以上，也就是说进口装备占GDP的10%。我国100%的光纤制造装备，80%以上的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和石油化工装备，70%的轿车制造、纺织机械设备、数控机床依靠进口。重引进轻消化吸收，陷入了“引进—落后—引进”循环。大量进口装备养肥了跨国公司的同时，削弱了本国的装备工业。
　　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核心企业多数是地方国有企业，因多年受到进口装备冲击，国家支持不足，缺乏研发资金，与发达国家差距不断拉大。国企困难确实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受到“国内竞争国际化”的超前市场压力，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也是我国振兴装备工业必须重视解决的问题。
　　当前，跨国公司打着“帮助国企改革”的旗号，正瞄准我们体制机制的弱点和竞争实力的差距，觊觎我国机械行业排头兵企业，实施并购计划。在我国机械工业重要零配件、整机及重大装备领域，出现了一系列合资合作事件，且有蔓延之势。《中国工业报》最近报道的八个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
　　在工程机械行业，美国卡特彼勒在收购山工后，又把目光转向柳工、三一重工和厦工。厦工集团资产总额近40亿，去年销售总额42亿，主导产品轮式装载机市场占有率行业领先，刚刚完成了1.34平方公里的工业园建设和技术改造，多年形成了销售渠道和服务体系。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股份获得成功，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提前形成。
　　原大连电机厂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肩负着引领国内中小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重任；原大连第二电机厂曾是机械部生产起重冶金电机的排头兵企业。1996、1998年，两个电机厂分别与外商（新加坡威斯特、英国伯顿）合资，被外商控制了经营权和购销渠道，连年亏损，巨额隐蔽收入流失境外。外资掏空了合资企业后，收购了中方全部股权，仅3年就完成了“合资、做亏、独资”三部曲。合资不仅没有达到国企解困的初衷，还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一半以上职工丢了饭碗，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国家多年培育的行业技术自主创新的平台被瓦解破坏。轴承的定点厂。2001年，西轴整体与德国FAG公司合资，德方占51%的股权。在德方资金久不到位、德方人员垄断决策权的情况下，宁夏要求西轴“从招商大局出发，坚决把合资工作搞下去”。连续三年亏损后，德方全部收购了中方股份，从此西部最大的轴承企业落入外方手中，同时拿去了中国铁路轴承25%的市场份额。后嫌利润太薄，德方竟停止生产铁路轴承。
　　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惟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其产品占中国市场份额的95%。1997年，美国跨国公司约翰迪尔与佳联合资，到2004年改为独资公司，约翰迪尔遂取代了原佳联在农机市场的地位，我国失去了在大型农业机械领域的自主发展平台。
　　无锡威孚是国内柴油燃油喷射系统的最大厂商。在国家出台提高汽车排放标准的法规后，2004年，德国博世与威孚成立合资公司，博世占2/3控股地位，从此威孚只能生产欧Ⅱ以下产品，欧Ⅲ以上全部由合资企业生产。国家投巨资长期培养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技术人员全部被收进合资企业，使威孚失去了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主导权，使我国原本就不强、但尚能与跨国公司较量的技术队伍，少了一支主力。由于博世控制了销售渠道，新公司将P型喷油泵产品的销售单价由7000元提高到13000元。
锦西化机是中国著名的化工设备生产基地，其透平机械分厂的石化装置维修能力很强，拥有一支通晓各国装置的技术型、专家型队伍，国内独家，国外少有，多次承担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在葫芦岛市政府主持下，锦西化机被迫拿出透平分厂与西门子合资，外方占70%的控股地位。自此锦西化机失去了自己核心竞争力的源头和惟一的利润点，面临存亡考验。这一合资案对国内化工装备制造行业带来巨大震动，影响到相关核心企业——沈阳鼓风机（集团）、陕西鼓风机（集团），也在和跨国公司谈合资。
　　杭州齿轮厂是中国最大的传动装置、粉末冶金制品的专业制造企业之一，主导产品是船用齿轮箱、汽车变速器、工程机械变速箱。在其大股东杭州市萧山区的主持下，今年年底前将与某外国公司签订合资合同，外方控股70%。合资如实现，杭齿将失去最具优势的产品和研发力量，且不得自主开发与自己三大产品相关的技术。企业的著名品牌将销声匿迹，多年积累的技术成果将尽数收入他人囊中。杭齿所承担的军工研制任务立即面临危机。
　　常州变压器厂在国内生产变压器的企业中，排名第八。该厂领导职工多年奋力拼搏，克服困难，开发了一系列新产品，效益不断提高。但在“国企就是搞不好，必须产权改革”的大环境中，常变逃不脱改制命运。政府两次给他们选择日本东芝和TMT&D当“婆家”，但管理层和职工希望愿意选择国内企业。常州市已对常变挂牌出售，东芝正加紧行动，志在必得。
　　在仪器仪表领域，行业龙头企业身不由己，大多已被跨国公司盯住。
　　目前，到底有多少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龙头企业已被跨国公司并购、多少行业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还没有全面统计，但很明显，这一现象正在持续发生且愈演愈烈。
　　许多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多年，形成了很强的公关能力。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般为了“维护投资环境大局”，忍气吞声，任由洋人恣意妄为。由于地方政府主要考虑本地的GDP、税收、社会稳定、招商引资等问题，不太关心骨干企业对全局的战略意义，甚至不惜牺牲本国权益，对外商的种种苛刻要求步步退让。上列八个案例中，佳联、西北轴承、大连两电机厂已经成为前车之鉴。上柴揭露了卡特比勒恶意并购企图、终止合资，是惟一例外。
　　“目前中国装备制造业正处于危险的临界点。在合资问题上，政府没有明确的相关政策法规，舆论导向不清晰，行业协会缺少有效的管理手段，地方政府对重点骨干国有企业往往采取一卖了之的做法，这对国家关键行业的发展极为有害”（王声堂，中国齿轮专业协会秘书长）。
　　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趋势和主要并购手段
　　外商对华投资中，制造业一直是主要领域。2002年新设立的外资企业，74.44%在制造领域（商务部外资司）。“近年来约70%的外资并购为战略性产业并购，即全球布点性质的长期投资，这类并购的直接后果就是使中方失去对行业龙头企业的控制权，而导致外资企业将对整个行业实现垄断”（光大证券沈学军）。
　　外商投资的领域，正在从轻纺工业向我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渗透；从组装加工向整机、研发等上游延伸，从单个产品向行业的系统产品延伸。投入规模动辄几千万、上亿美元。
　　外商独资趋势增强。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共4.1万家，其中外商独资占65.6%，2004年外商投资企业约4.3万家，独资占70%（陆燕荪）。外商独资更容易形成行业垄断，压制民族产业的发展，这在我国缺乏竞争实力的高新技术产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种种迹象表明，跨国投资并购绝不是盲目决策，他们已经辨识出中国装备工业的根基和命脉所在，了解龙头企业及其优良资产的情况，他们选择并购对象是经过精心策划，按计划实施的。
　　概括地说，跨国公司针对我骨干企业的并购方针是“控制、吞并、垄断”，具体策略是“合资、拖垮、独资”。整个就是洋人主演的国企改革“吐痰论”流氓行径！
　　1 合资对象：主要选择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15%。
　　2 政府公关：外方利用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弱点（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和急于招商引资的心理，和地方政府搞好关系，然后“通过地方政府官员对中国企业施压，以达到逼企业就范合资的目的。”（西轴）。
　　3 霸王条款：跨国核心技术和最赢利的部分），收编控制我方技术研发部门；②要求控股、独资；③压低中方股权估价；④控制企业经营权（总经理、财务主管职位、独揽零部件购置及产品销售权）；⑤外方派驻人员拿高薪；⑥大量裁员，逃避下岗员工的补偿和社保费用。其中④⑤两项通常成为合资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
　　4 拖垮蚕食：外方步步进逼，实现对合资企业的完全控制，连年制造账面亏损让资产缩水，再提出“增资扩股”建议，拖垮中方意志，迫使中方出让全部股权。
　　三、地方政府在吸引外资和国企改制中的种种问题
当前在改革“攻坚战”中，一些地方政府竞相出售国企，而且“只能将国企产权转让给民营企业或跨国公司。如果转让给另外的国企，一些地方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跨国公司一般是首选，因为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杭州市政府干部说：“国有企业必须进行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现在MBO走不通，民营企业又很少能与杭齿这样的企业相匹配，剩下的只有合资这条道路。”

　　尽管一些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差，但地方政府总把他们看做“包袱”、“冰棍”，最好趁有效益时赶紧出手，免得将来出难题。卖给外资政治风险小，而且你不让步别人让步，于是各地争相出台土政策吸引外资，尤其以引进“500强”并购国企为荣，以此炫耀本地的“投资环境”。
　　地方有关领导往往亲自主持合资谈判，但他们不很熟悉行业状况，关心的政绩大于关心国家产业安全。企业常常被排除出决策过程，只能听命于政府，接受苛刻的合资条件。同时在出卖国企时存在严重低估资产价格的问题。
　　一是按账面净资产估价。我们在谈判企业产权定价时，剥离“不良资产”成了标准程序。但“不良资产”与“精华资产”原本是共生的，前者本是后者成本的一部分。把“精华资产”抽出来单独定价出售，实际上构成资产低估，剩下的“不良资产”或破产逃债由中央核销，或地方财政补偿。跨国公司不承担“改制成本”，最终丢给全国人民或本企业职工。
　　二是无形资产。跨国公司不断地呼吁中国尊重知识产权，但在收购中国企业时却并不尊重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不计算中国企业的无形资产。
　　所有国家都不会轻易允许出让本国工业体系的核心部分。IBM和尤尼科收购案，尽管是私营企业公开竞价出售，但美国政府仍以“威胁国家利益”进行审查，强行阻挠与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经济问题一旦牵涉国家利益，都是政治问题。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世界政治形势正在日益复杂化，我们却敞开大门，贱价出售自己的宝贵家底，毫无安全观念。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疼”!
　　四、重点国有企业被外商并购的严重后果
　　大量事实说明，跨国公司来并购国企，决不是帮助国企脱困和转制，相反可能饮鸩止渴，后患无穷，因为跨国公司投资的目的，是为消除潜在竞争对手、控制我国市场和产业。
　　对大连电机合资案，市政府和企业各方面反映强烈。行业标兵企业被没有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外商拿走，国家花了大力气的投资转眼就没了。“合资让外方钻了空子，油水让给人家，包袱让政府背，企业家和职工白干了几十年，债务逃废，税收流失，留下了个说不清道不明的独资企业，这就是结局”。
　　“我们往往就是这样轻视自己的力量，盲目迷信外商，以为合资包治百病。结果怎么样？其实外商对中国企业根本没有感情，用一点钱就把中国企业收购了，钱赚够了就走人。即使不走人，也占据了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大部分市场，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在剩下的有限市场里死拼。……这样失败的合资，丢了民族品牌，实在得不偿失。”（周鹤良，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名誉理事长）
　　西北轴承合资案，我们一没有得到技术，连自己原有的产品都丢了；二没有得到税收，合资企业是亏损，变独资后也拿不到多少税；三没有增加就业，反而因外资裁员背上包袱。德方公司所用的水、电、气和上游产品都得由西轴一直提供下去。西轴顾了“大局”，让出了优势产品和品牌，留下了包袱，自己失去了绝好的发展机会。这个结局对于宁夏来说是一个净损失。
　　合资使我们失去了培育自主品牌的机会。杭齿并购案，“外资坚持控股，很明显是要杭齿和前进两大品牌，以及这些品牌占有的中国机械传动产品市场，它想以杭齿的市场份额为基础打垮中国所有的本土品牌。同时还会获得杭齿在四五十年积累下来的优良资产、研发力量和大批熟练技工。”
　　著名品牌是客观形成的市场防线，意味着多年的技术积累、产品差异性和消费者忠诚。我国饮料行业8大饮料公司已有7家被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收编；轮胎橡胶的多家大企业被外资收购并形成垄断；当年著名的活力28、熊猫洗衣粉、扬子冰箱、红梅音响、北冰洋汽水早已被外资并购消灭。
　　随着越来越多的行业骨干企业被跨国公司吞并，我国多年艰苦创业形成的制造能力、研发队伍和熟练技工队伍被打散，再难恢复。这将对行业自主创新能力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同时也削弱了政府贯彻产业政策的能力。行业排头兵企业是国家组织新产品开发的牵头单位（如原大连电机厂是“矽钢片热轧改冷轧技术”的行业攻关集成单位），也是贯彻产业技术进步政策的基础。被外资并购后，行业联合研发就失去了依托。
　　国家的装备工业是国防实力的基础，一些技术实力雄厚的行业骨干企业还承担军工科研制造任务，一旦被外方并购，军品研制功能只能中止。
　　我国工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高附加值的部分如果被外资控制，就会形成“外大内空”，被锁定在国际价值链低端。失去了对骨干制造业的控制权，国家的经济独立和政治独立的根基将被侵蚀殆尽。
上述严重问题，至今还没有引起有关部门充分的重视，相反还有人以“融入全球化”的错误理由，鼓励这一趋势。
　　五、对过度开放问题，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
　　尽管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但我们现在对开放问题还缺乏明确和一致的战略思路。
　　吸引外商投资，办“三资企业”，是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合资究竟能不能解决国企改制问题，在什么条件下合资可以利大于弊，是值得认真反思的。
　　第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引进外资是蜜饯，还是双刃剑？
　　许多人在对外开放问题上，片面强调全球化的“机遇”，同时有意回避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竞争国内化，我国企业处于绝对劣势的基本现实。我们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竞争、吞并、垄断行动，以及对我国工业核心体系的威胁，既缺乏清醒认识，更缺乏战略上的预案。
　　特别是巨型跨国公司，极具实力和攻击性，是我国核心工业的可怕对手。现在狼已经进屋了，还在举国欢呼“接轨”、“双赢”。就是“与狼共舞”也得先搞清“主体”：是谁与狼共舞？人与狼对舞还战战兢兢，羊倌如果欢迎狼和羊“共舞”，就是请狼吃羊。连“产权”都送给狼了，哪来的“双赢”？
　　一般认为，吸引外资、办合资企业的主要目的是：①补充企业资金不足；②引进先进管理和技术；③提高竞争强度、激发企业进步；④促进国有企业产权多元化。但是，“总结国大多数合资公司的结果是：中国企业基本上是被外资利用，因为合资的合同条款不利于中方，导致外资绝对主导合资企业；合资无法达到引进技术的目的，我们的合资企业多数从事非核心部件的配套生产，即使是从事核心部件生产，也多由外方技术人员占据核心岗位；国家及地方没有得到税收增长的利益，合资公司享受“两免三减”税收优惠，还以关联结算（高价进口设备零部件、低价出口产品）控制合资公司不盈利或少盈利”（文宗瑜，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第二，“只要在中国土地上生产、交税、解决就业，就是中国企业”吗？
　　这里不争道理，只讲事实。据机械制造业估计，业内不成功的合资案起码占30%-40%。据分析资料，全国目前48万家合资企业，年亏损额达1200亿元人民币。在相当一部分合资企业中，故意把账做亏损，把收入转移到境外总部。
　　一些案例表明，国企被外方控股后，上交税费还不及贱卖国资损失的零头，通常还把一半以上的职工赶走下岗。国企原来的人员债务等遗留问题丢给由地方，对地方经济发展留下长期的损害。
　　第三，合资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我国的技术进步？
　　机械制造业专家指出：在战略高技术领域，西方一贯采取对华封锁遏制的政策。在一般技术领域，我们希望通过办合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水平，但外商为独霸市场，多采取技术保密措施，不愿意与我技术合作或转让技术。韩国现代到北京合资，所用零部件均来自韩国本土企业或是韩国在华合资企业。外商独资化，使这一目标更难实现。目前西方反华势力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不论是通过许可证贸易还是通过合资，引进技术的难度越来越大。而且中国“入世”后，已基本取消了针对外商投资的股权、技术转让等限制条件，期望通过合资提高技术，就更不切实际。
　　国家的科技进步只有立足自主创新，大力消化吸收先进技术，才能在开放中立于不败之地。多年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把自己技术进步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自己技术落后，搞研发、消化技术又辛苦又费钱，眼前看不到效果，不如“引进外资、拿来技术”，“用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入”。但他们不明白，我们可以买产品，买专利，买图纸，买设备，但永远不可能买到这些凝结在产品和专利上的技术能力，因为能力来源于组织内生的学习、实践和积累，学习是不可能由别人代替的。科学技术是支持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科技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但科学没有坦途，没有捷径，必须不畏艰险去攀登崎岖山路。企图在科技领域取巧，是骗人骗己。只顾眼前成本收益，惧怕艰苦学习创新，用懒汉思想和洋奴哲学来指导国家发展战略，就是误国误民。个人安于当打工崽事小，一个国??和命运当儿戏。惧怕陷入“自主创新陷阱”，??仅拿不到先进技术，反失去了自主的能力和意志，成为跨国公司的俎上鱼肉，永远被锁定在“发展中”位置，国家的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能把招商引资作为国企产权改革方案的首选吗？
　　企图通过引进合资“实现国企产权改革”的主张，是鼠目寸光，牺牲全局和长远利益，换取眼前局部利益。一些搞改革的人颠倒了改革和发展的关系，不理解“改革是为了提高国家竞争力”这一宗旨。改革是要付出代价，但决不能以牺牲国家根本利益作为代价。如果“产权改革”是为了把人民血汗的结晶——国家骨干企业的产权、控制权奉送给洋人，就要考虑这种“改革”的本质是什么了。“卖国有企业仅仅是国有资本形式的转换”的说法也是错误的。企业本应是创新的主体，“主体”都给了洋人，将来靠谁自主创新？靠什么振兴我国装备工业？
国企改革过程中，国企的包袱问题只能在发展中逐步解决，需要的时间可能比我们现在能够意识到的更长。目前国企改革的关键是决不能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就轻易抛弃发展的基础和能力。否则包袱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只能转化为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可能动摇国家工业和科技的根本。
　　六、国家不能放弃工业管理职能
　　中央政府管理工业功能的缺失，是当前骨干企业在改制、合资过程中出现种种混乱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装备制造业的主体是机械工业，它的排头兵企业及重点企业，比其他工业行业多得多，也不可能相互代替。国家不可能像管钢铁、石油行业那样，抓住几个大集团，就能控制住全行业。
　　计划经济时期，工业部负责监督管理工业企业、协调工业经济运行。改革后，各工业部撤销，其行业规划、协调功能由行业协会承担。但在我国，行业协会的能力远未得到发挥。实际上，现在没有专门的权威机构对行业发展、产业安全、技术进步负起领导责任，中央政府对出售企业和工业资产也没有审核机制和明确程序。
　　一般地说，后进国家发展工业都具有自上而下的特点。我国工业化初期以计划经济体制起步，是符合落后国家发展工业的客观要求的，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奠定了相当的物质基础。
　　在发达国家，各工业行业占据着产业链和技术的高端，行业内巨型企业居于世界市场的强势和领袖地位，自然具有行业协调的能力。而我国工业处于弱势地位，处于弱势的分散的企业正处于跨国公司的竞争和吞并的威胁下，单打独斗。而我国政府恰在此时却放弃了行业管理协调的责任。如果过分强调国内竞争、忽视产业的整合和联合，我国各产业就成为一盘散沙，就难逃被跨国公司各个击破和吞并的命运。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不能仅仅缩减为“资产管理”，把企业活动变成资产平衡表上的财务数字，而把工业发展所具有的技术和组织内容一笔勾销。工业企业承载了中国工业技术的能力和发展潜力，需要国家进行具体的指导和管理，如产业规划、配套、运行协调、技术攻关推广等，在中国企业还没有成长到与发达国家企业具有相当竞争力之前，政府决不应放弃对工业支持和管理职责。
　　重要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不是可以随便买卖的商品。装备工业的各排头兵企业多是原部属企业，即使下放地方，经过了国有资产的划拨程序，地方政府仍然不拥有对这些企业的完全财产权。因为当时国家建设这些重点企业，是出于行业发展的考虑，承载着国家几十年积累的优良资产、企业组织能力、研发队伍、熟练技工队伍以及产品品牌，是国家装备工业赖以生存发展的产业平台，具有不可替代的配套职能和技术进步职能。象杭齿、锦西化机、大连电机、威孚这样的企业，一旦合资，就在原产业链中失去一个掌握核心技术的组织平台，造成全局性的影响。
　　七、在对外开放中必须坚持自主互利原则
　　解决目前我国装备工业的种种紧迫问题，首先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切实理解贯彻中央关于“把自主创新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的方针，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第一，要端正对开放政策的认识，纠正在开放和国企改革中的一些错误做法。开放、引进是必要的，但必须是在自主基础上的开放引进。必须划清自主型开放和依附型开放的界限，划清平等互利原则和无原则取悦外商的界限。我国的引进工作，应该从原来弱势地位时期的被动引进，向立足自主、有条件、有选择引进的转型。“融入全球化”、“全方位开放”是错误的口号。“再开放也不能裸体上街”。
　　在引进外资中，要注意不能让我国民族工业伤筋动骨。被动地让出市场不可能“换”来技术，只有保持对企业的控制权、保持学习消化创新的行动能力，才能从开放中让国外优势资源为我所用，得到开放所带来的潜在利益，实现“双赢”。如果失去自主互利原则，失去自立自强精神，把开放当作目的本身，最终将丧失自己的核心利益。
　　保持自主性，首先要有自立自强的精神和敢于挑战强手的气概。“中国企业比起那些国际一流的大公司，各方面都存在巨大差距。但我们不能被人家吓住，并就此放弃对于自主能力的培育。没有技术可以学习，没有经验可以积累，没有资金可以逐步筹措……但是如果没有了自信，没有了勇气，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就没有了希望，中国工业的自立自强就被抽去了脊梁。”（杨青，2005）
　　第二，建议国家组织专题调研，尽快采取必要措施，出台相应政策法规，立即刹住向跨国公司贱卖国企、无原则追捧外资的歪风，改变目前国有排头兵企业被外资并购的失控状态。
　　1 建议尽快公布各工业行业的排头兵企业名录，由国家有关部门集中核准管理。
　　2 保持核心竞争力和技术学习主体的关键，是不能整体被外商收购控股。建议禁止外资与行业排头兵企业整体合资，或收购其核心业务。特别是企业拥有驰名品牌的，或承担国防科研生产定点任务的部分，不得与外商合资。
3 取消对三资企业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尽快实现两税合一的改革。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是改善投资环境，保护民族产业，保证各种经济成分在同一起跑线竞争的起码条件。
　　4 加大对若干重要领域排头兵企业的支持力度，支持和保护企业的技术学习和研发活动，增强中国企业的谈判力量。
　　5 国企改革不能一刀切地要求“产权多元化”，也不应该规定产权改制期限，要以提高效益和长期赢利能力为标准，条件成熟一个改一个。
　　6 着手建立审核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程序和规则，把个别企业的并购案置于行业发展的战略视角下考虑。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对合资并购案，行业协会有权力和责任提出意见，提交政府职能部门决定。在处置国有企业资产的过程中，必须尊重管理层和职工的意见。
　　第三，提高与外商合作谈判的水平，切实维护我方权益。
　　1 企业的合资谈判必须吸收企业负责人参加，合资并购决定必须得到企业管理层的同意。
　　2 合资合作中必须有明确的目标，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权益。要从正反两方面论证合资的必要性，组织专家论证，避免长官意志独断专行，把合资的利、弊、风险及风险规避研究清楚。
3 组织精干负责的谈判班子，包括财务、技术、资产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等企业专家，优秀的懂行翻译、法律顾问等。明确规定谈判班子的成员将来不进入合资公司工作，由企业妥善安排。
　　4 在合资谈判中，不能够轻易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要坚持控股，实在不能达成控股目标，也要坚持由中方担任总经理，并且要有合同的起草权，以防止外方利用合同起草权，列出大量约束中国企业的刚性条款。
　　 5 重视资产评估。聘请公正负责的资产评估机构，要有企业各有关部门人员参加，防止企业资产被低估、国家利益受损。不仅要关注自己的有形资产，更要勇于坚持将自己的专有技术、市场份额等折算为无形资产，还要考虑到中国企业潜在的技术与市场价值。
　　6 要认清跨国公司的典型战略战术。国有企业往往存在一些弱项，如冗员、缺乏资金、需要技术升级等，迫切希望出让市场和产权，换来技术和资金。但跨国公司不是来扶贫的，而是以合资作为进入并占领中国市场的手段。中方若对他们的真正目的把握不准，不仅无助于解决自己的问题，还可能雪上加霜。现在到了实事求是正视以往教训的时候了。
刘高倬在演讲中介绍了中国近代工业化发展的艰难历程，从振兴民族工业的高度，重点阐明了坚持自主创新，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涡扇支线客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他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深刻论证了中国航空工业发展坚持自主创新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做出了“中国制造”不等于“中国创造”， 市场换不来高新技术，先行者必然遏制后来者发展的精辟论断，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在经历了挫折和失败之后，进一步理清思路，奋力闯关，在世界民机产业占一席之地指日可待。

东北下岗工人生活现状纪实

作者：佚名

　　沈阳市铁西区是中国工业厂矿最集中的地带之一，这里密布着沈阳市８０％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绝对数超过１０００家。保工街、卫工街、轻工街、重工街……铁西的大部分街道，都是以“工”命名的。这里曾经创造了光荣和奇迹。
　　时代流转，当国企为改革付出代价时，铁西尤痛。７５万人口的铁西，成为中国下岗失业者最集中的地带。“下岗职工累计１５万、失业人员５万。”这是该区劳动局的最新统计数字。今天，事关下岗者命运的中国社会保险改革，又在铁西率先拉开。所以，倾听下岗者的声音，无法回避这个地方。
　　１２月１６日，本报记者来到铁西，开始了为期五天的采访。　　　
１２月１６日　第一感觉
　　夕阳的余辉笼罩着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站在昔日红火的建设大道上，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这里的落魄。
　　沈阳实业电机厂门口，厂名中的“沈”字已经大部脱落，“业”仅仅留着左右两点。厂房空空荡荡的，里面的大部分窗户玻璃已残缺不全。寒风吹打破窗，发出一阵阵的呜咽声。
　　记者紧接着在沈阳大拖拉机厂的职工宿舍楼经历了一幕“电梯惊魂”：记者从这座高楼上拍照返回时，电梯在六层戛然而止，旋即迅速下滑，快到底时才停住。记者余悸未消，问同梯一位老人：“这电梯没人修吗？”
　　老人苦笑说：“这是老毛病了，几乎每天都要犯。厂子黄了，哪里还有钱修电梯？”
　　这就是铁西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而这样的工厂在这里比比皆是。据沈阳有关部门统计：目前铁西区的国有工业企业中，六成以上亏损。人们普遍认为这只是“保守”的数字。
　　夜幕降临。记者乘坐的出租车从厂区驶入家属区————铁西工人村。出租车司机于光顺告诉记者：“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这里曾经是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住宅区。所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说的就是这里。”
　　还没到晚上８点，工人村的街道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人了。楼群中灯光昏暗，一片寂静。于光顺解释说：“工人都下岗了，谁还有心过什么夜生活？”
　　在街上惟一可看见的灯火，是几个卖水果的小贩在摊头点的小灯泡。当我们的车子驶过时，摊主冲着我们大喝：“鸭梨！五元钱六斤！贱卖！”
１２月１７日　柴米油盐　
　　对李长江的采访，是在他家的地上进行的。
　　这位沈阳轮胎厂下岗职工的家里，没有沙发和椅子。惟一的折叠凳被大家推来推去，谁都不肯坐。１５平米的房间中，除了一张碎木拼成的床之外，别无家具。用来盛放衣服和日常用品的，是墙角的两个旧纸箱。
　　李长江今年５１岁，１９９８年下岗，按政策只能领两年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金，现在已经拿不到一分钱了。
　　沈阳市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金”为每月２４０元，由单位负责发放２４个月。但如果厂子困难，就不能按时拿到。此后如果生活难以维持，可以到民政系统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每月２０５元。
　　李长江为那２０５元奔波过。但街道的人一查，说不行，因为在他家的角落里，还蹲着一台电视————２０英寸、最老式的那种，那是他的亲戚送的。“只要家里有电器，就不够特困的资格。”老李跟记者解释说。
　　李家三口的日常生活主要靠他爱人祝淑荣的退休金维持。每月月初，当祝淑荣领到这２４５元后，就开始精打细算：５０斤大米，５５元；一袋面粉，５０元；５斤豆油，１４元……余下的钱，会买一些便宜菜。对于五元一斤的猪肉，他们已经两个星期没问津了。
　　冬天来了菜价要涨。祝淑荣来到市场，一口气卖了８０斤白菜、５０斤萝卜。
　　给这个家庭雪上加霜的是，祝淑荣有严重的颈椎病。十月初，是她今年惟一一次走进医院。但她拿到处方后，马上“逃”了出来。
　　她跑到药店，舍弃了药方中最贵的“大活络丹”，用身上仅有的５０元钱买了些便宜药。
　　这种办法在这里是很流行的。所以铁西的药店特别多，兴工街中段不足５０米的范围内，就有４家药房。
　　“你们没有医疗保险吗？”在街头一个下岗职工聚集的地方，记者问。
　　“扯啥呢，你！”一位中年男子不满地回击，“厂子连生活费都发不出来，还医疗保险个球！”对这个“幼稚”的问题，人群随即传来一阵哄笑。
　　下午，记者在街上转了转，惊奇地发现这里几乎买不到中档的“红塔山”香烟，烟摊小老板对此的解释是：“这烟太贵，卖不动，所以干脆不进货。”
　　而在工人村农贸市场，猪肉每斤比沈阳别的区少５角钱，鸡蛋每斤少２—３角钱，百姓的购买量也很小。
　　“但这不是好事。”农贸市场负责人担心地说，“长此以往，这个市场会逐渐萎缩的。”
　　到了晚上，这里的一些男子开始喝廉价白酒，在劳动公园，在街头巷尾，偶然还可以看见一些吆三喝四的闲人。当地一位记者曾就铁西治安状况做过调查，发现这里的案发率在沈阳位居前列，甚至出租车司机在夜间都不敢拉客去铁西。
１２月１８日　女人的坚强
　　早晨８点，工人村农贸市场的大门打开了，４００多个摊位的主人陆续拥入。他们中八成以上是下岗职工。
　　“一到冬天，我们就遭罪了。”摊主牟义美对记者说。１９９８年，她从沈阳重型机械厂下岗后，一直在这里经营水产。
　　此时沈阳的最低温度是零下２０度，刮着三四级风。而相当一部分摊主要在每日凌晨三点赶到附近的批发市场进货。微薄的收入让他们不舍得打车，在严寒和黑暗中骑车前行的滋味可想而知。
　　今天牟义美患了重感冒，坐在农贸大厅里直哆嗦。这里没有暖气，温度与屋外一般无二。但她坚持不点电炉子，她说电炉子太耗电。
　　牟义美把双手插进大套袖里，那里揣着“土暖气”————一只热水袋。她平时穿３７号鞋，但现在是４２号，因为套了六双袜子。
　　在冰冷的水泥台前坐了两个小时，牟义美才迎来第一个买主。对方狠狠地杀价让她难以接受，但又不肯放弃生意。最后，一斤虾以１８元成交。买主在临走时又往篮子里抓了一只，为此两人再次争吵了起来。“你要不给我，我就不要了！”买主的话让她不得不屈服。她把头伏在冰冷的水泥台上，对记者说：“这样我是要亏本的。”
　　尽管沈阳市有规定，下岗失业者做生意可以“减免一年工商管理费”，但条件是：这个下岗职工必须是首次自谋职业。而对很多经营者来说，他们自己出来做生意，是在几次不成功的打工之后。于是，他们就要交齐各种税，要交工商管理费、摊位租赁费。还有卫生费、报纸费、消防费……合起来，每月要数百元。
　　随着铁西企业的不断兼并破产，越来越多的的下岗职工拥向小生意场。人们之间开始了惨烈的竞争。工人村市场门口新开的早市，抢走了人们的不少生意。
　　“现在，每月最多赚六七百元。”牟义美的收入，代表了工人村农贸市场摊主们的水平。
　　但失去工作的人仍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于是，铁西区惟一一家官办职介所永远是人满为患。
　　“每天都要接待１００多名下岗职工，根本忙不过来。”职介所所长阎晓明说。她接受记者采访时已是中午１２点，但求职大厅里依然人头攒动。
　　在工人村附近的一些路口，则出现了若干个自发组织的劳务市场。徘徊在那里的求职者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诸如“水暖工”、“电工”等自己擅长的活计。下午两点左右，气温回升，是他们最扎堆、最活跃的时候。
　　当记者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他们就注视着你、追着询问你：“要不要人，要不要人，干什么都行！”
　　黄昏，记者在工人村巧遇李长江————那位轮胎厂下岗职工。“我的车丢了，那是用大家凑的２００多元买的。”他的语气满带悲伤和愤恨，“我真想剁了那个小偷！”
１２月１９日　“并轨”　
　　在铁西劳动局的办公室里，就业指导科负责人张兴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再就业工作，是希望与困难并存。”这位基层工作者说，“缺乏资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难题。从表面上看，都说是‘一把手工程’、‘民心工程’，可停留在开会和新闻报道，上面的实际支持还远远不够。比如说铁西区的就业经费，市里是一分钱都不拨的，全部要我们自筹。为什么我们区只有一家职介所，而且规模那么小，因为没钱。”
　　已在劳动部门任职多年的张兴国，经历了沈阳的安置下岗者的四个阶段：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３年，称为“青年自谋职业”，当时下岗迹象刚刚出现；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称“再就业工程”———因为下岗人数猛增，“工程”浩大；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０年，转为“再就业工作”；而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则把重点放在了“并轨”上。
　　２００１　年７月８日，国家社会劳动保障部部长张左己在沈阳宣布：为期三年的社保体系改革试点工作，在辽宁省正式启动。其中一项核心内容就是“并轨”————此后，下岗者将直接拿“失业保险金”。保险金由社会保障系统发放，个人可享受２４个月。所以，下岗职工不再担心因企业效益不好，领不到“养命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社会化改革，也被列为“试点”的核心工作。对于铁西乃至沈阳全市７０万下岗职工来说，这无疑是个福音。
　　临近中午，记者又来到沈阳市劳动局。办公室主任潘国华告诉记者，沈阳的“并轨”工作正在进行中。省里要求２００１年年底完成３０万人，截至当日，任务已完成过半。
　　另据沈阳市政府透露：从２００２年起，政府每年将筹集２０００万元扶持下岗者。其中的１０００万用做下岗失业人员的再就业培训经费；另一半则作为他们自谋职业的小额贷款。而当天沈阳电视台的节目中，也传来了改造铁西的好消息————明年，有关部门将对铁西进行重新规划，要打造“东方鲁尔”。而铁西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就是一笔财富。
１２月２０日　希望与爱　
　　这里很多下岗职工都爱听刘欢唱的那首歌：心若在，梦就在，从头再来。
　　早晨８：００，牟义美照例摆开水产摊。虽然她仍要面对寒冷和病痛，但精神还算不错。“还有１０天就是元旦了，春节也快到了。”她盘算着，“每年到这个时候，虾呀、鱼呀都能卖个好价钱。”
　　李长江则赶往一个朋友家，朋友答应支援他３００元钱。马上，他又能骑着新三轮去拉活了。
　　工人村九马路的劳务市场里，那些胸前挂牌的求职者们，依然在寒风中倔强地等待着雇主。有人来了，有人来了！他们一拥而上。
　　而沈阳北方大厦里的劳动局官员们，仍在为２００１年年底完成３０万人的“并轨任务”忙碌着。
　　“我没力量想太远的事情，但日子得过下去。至少，为了我的孩子。”一位下岗母亲的话让人振奋。
　　而在李长江家徒四壁的屋里，几盆麒麟掌————一种类似仙人掌的植物————枝繁叶茂。“这花儿好活。”李长江说，“即使来年咱交不起供暖费，暖气停了，它也冻不死。”确实，希望并未因失去工作死去。而抗争本身，就是一种希望。　

市场经济下中国工人的遭遇

作者：安尼塔

一、引言
　　中国的快速经济发展正为全世界所瞩目，被称之为“最新的亚洲奇迹”。有人还预
言，到21世纪中国经济将居世界经济之首。然而，他们通常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千
千万万的普通人民，其中主要是工人和农民们，并没有从这种经济繁荣中获益。问题不
仅仅限于工人们得不到他们应有的份额，更严重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人连最基本的劳动
权利都没有保障，1995年上半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劳动法也形同
空文。
　　有关中国的人权的著述基本上都没有提及劳动权利。即使在偶尔提到的时候，标准
的提法也是"劳动权利与人权"－－其言下之意是劳动权利并不属于人权的范畴。本文将
用实证说明，劳动权利也是一种人权。必须制定更为严格的劳动标准来保障这些权利。
在阅读下述有关中国工人的遭遇的描述时，请不要忘记中国只不过是工人权利得不到保
障的众多国家中的一个－－而且中国并不是最糟糕的。
　　本文是以过去5年里笔者研究中国的工业关系时所积累的资料为基础写成的。这项研
究包括大量浏览中文资料，每年到中国走访工厂，对几十名政府官员、工厂经理和工人
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访谈，以及在1996年对中国5个城市50家工厂中的1531名职工进行的
问卷调查。
　　　　　　　　　　二、劳动权没有保障的中国工人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成千上万非国有企业的工人是劳动权被践踏的主要受害者。他
们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农村，即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中的所谓“民工”。这部分工人的总
数约有1亿4千4百万，相当于城市中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工人的人数之和。他们构成了中
国新兴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劳动大军。正是他们，常常被誉之为中国经济成功的奠基
石。
下面是1995年二十多名工人联名写给官方工会报纸的一封信：
编辑同志：
　　我们是广东省肇杰鞋业有限公司的员工。公司随意克扣员工工资、扣
压押金、无端打骂侮辱我们。
　　肇杰鞋业公司是一家合资企业。公司派人到四川、河南和湖南等偏僻
农村招工，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也是他们的招工对象。
　　我们这些外乡人到这里后，方知上当。现实与招工说的不一样，想走
已不能，因为押金和暂住证都不退，务工的工资也不发。这家鞋厂养着100
多名保安，还设巡逻队，员工想逃插翅难飞。想走的唯一办法是说服主管
批准辞职。一个河南籍员工要辞职，但主管不同意，他翻墙跳出去逃走，
被火车轧死了。就是这样，每年仍约有千名员工宁肯不要押金和工资，以
及被扣下的暂住证，也要离开这里。打骂体罚员工是家常便饭。罚员工站
在凳子上示众、晒太阳、面墙思过、立马步等。员工们常要从早上7点干
到深夜12点，许多人积劳成疾。员工平时不准出厂门，出厂须有主管的签
字，工作时喝口水都难得到恩准。
　　　　广东肇庆市肇杰鞋业公司杨双齐、李晓华等20余人（签名）
　　《工人日报》在征得广东省政府同意后刊登了这封信。随后由省劳动局和官方工会
联合进行的调查证实信中所写均是事实。
　　本文引用这封信是因为它典型地反映了中国的三资企业中劳动权被违反的状况。需
要注意的是，在乡村企业和私人企业中，最近几年甚至在国营企业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这种违反劳动权的现象。
　　1、民工的权利没有保障
　　如信中所述，在中国城市中工作的农民工就象其他国家的外籍工人一样被打入另册
。他们与城市居民的地位相差悬殊。中国的户口制度严格限制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流动。
当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福利和子女上学、就业等方面的服务，都与农民工无缘
。他们不能在城市拥有房产，不能带家属到城市来，甚至连在城市居住的权利都没有。
他们是当地居民歧视和看不起的对象。当城市不再需要他们的劳动力的时候，他们随时
可能被赶回原籍。
　　农民要离开家乡到外地去打工必须先得到地方当局的批准。到城市后又得向当地派
出所申请暂住证。如果找到了一份工作，他们必须和雇主签定合同并上报当地劳动部门
审批。警察会定期突击检查民工的暂住证。他们随时可能受骚扰、羞辱和虐待，被关进
收容所然后被遣送回原籍。因此，暂住证就象前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通行证一样，对
民工们非常重要。这些民工大多住在拥挤的工厂宿舍或简易宿舍里，在动荡不安和受剥
削中暂度时日。中国的这种对民工的歧视与种族毫无关系，但是这些为了给所谓“自由
”劳动力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而采取的控制机制、这种制度所基于的经济逻辑，以及民
工们所受到的欺辱和歧视，都与种族隔离制度不无相似之处。
　　2、人身奴役与强制劳动
　　中国的户口制度为人身奴役和强制劳动提供了温床。肇杰鞋业公司的职工在信中所
描述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的这种“新种族隔离制度”下，民工要获得工作许可
必须先交一笔钱。如果民工交不起这笔钱，工厂可以替工人代交，结果使得民工就象签
订了卖身契一样。同时，由于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市场，雇主可以随意规定雇佣条件，并
要求工人付一笔相当于其半个月到一个月工资的钱作为“押金”从而使工人的奴役地位
更难摆脱。如果该工人被解雇，或未经许可而辞职，他将损失这笔押金。在有些地方，
厂方干脆每月从工人工资中扣一定比例的金额，说是到年底再发给他们。结果，虽然有
些工厂的工作环境及其恶劣，但工人们为了不损失押金和工厂拖欠的工资或奖金，不得
不继续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工作。在有些地方，例如肇杰公司，工人的暂住证和身份证必
须交由厂方代为保管，这样未经厂方同意他们便无法辞职回家或另找工作，甚至平时上
街也可能因为警察检查身份证而遇到麻烦。
　　这种“新种族隔离制度”把所有的不平等待遇加之于工人身上。只要工人被上述任
何一种方式所束缚，厂方就可以确保职工人数的稳定。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违反了《国际
人权公约》的第四条：“任何人都不得受奴役或被迫作苦役”。在《废除奴役制补充决
议》第一条第a款中又进一步阐述了这一原则。该条款认为利用债务束缚强迫人劳作类似
于奴隶制度和奴役行为。禁止强制劳动或奴役也是世贸组织谈判的社会条款中的核心标
准之一。国际上对中国的强制劳动现象的批评通常指的是犯人和劳改犯的强制劳动，但
是中国的户口制度实际上也造成了人身奴役的后果。
　　3、难以维持生存的低工资
　　无可否认，确定一个国际上通用的”公平“的工资标准是很难的，因为各国的发展
程度和物价水平相差悬殊。事实上，正因为这一原因有人反对在世贸组织谈判的社会条
款中包括最低工资标准。在没有一个全球性的标准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判断中国工人是
否得到了“公平”的工资？这里我们只使用中国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一标准是中国
各地按照当地情况和物价水平由地方政府制定出来的。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中国政府在城市地区制定了最低工资标准，并且在《劳动法》
中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强制性的。在1997年，深圳、北京和上海每周工作44小时的最低
工资分别为420元（54美元）、290元（36美元）和315元（39美元）。这一标准总的来说
比越南1997年的最低工资标准（45美元）还要低，而中国的物价水平比越南要高得多。
　　尽管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很低，厂方仍然千方百计地试图把工人的工资压得比
最低工资标准还低。例如，据广东省工会的一项调查，在被访谈的工人中，35％的人回
答说加班没有加班工资。如果按照实际工作时间计算，有32％的工人的工资水平低于法
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虽然工资单上的每月工资看起来都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其实这多半
是靠长时间的加班加点挣来的。每天加班2、3个小时，每月只有1、2天休息时间，对这
些工人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福建省莆田市工会的官员曾颇为自豪地告诉笔者，1996年
他们经过与外商（主要是台商）谈判为工人争到每月休息2天的权利，但这实际上连《劳
动法》的要求都没达到，因为劳动法规定每星期必须至少休息1天。能够按正常的工资水
平或稍高的工资水平拿到加班工资，对工人来说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在有些地方，工人
加班根本没有加班工资。甚至在许多第一流的台资、港资和南韩投资的工厂中，工人的
工资也高不了多少。笔者曾走访过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家模范台资鞋厂。该厂有约40000名
职工，生产阿迪达斯、耐克和蓝宝等名牌运动鞋。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月600－700元人
民币，差不多是当地最低工资（350元）的2倍。但是为了拿到这份看起来很“高”的工
资，工人们每月必须加班约80小时（尽管《劳动法》规定加班时间每月累计不得超过36
小时）。如果按照法定的加班工资标准进行计算，这些工人的平均工资实际上也不过刚
刚达到最低工资标准。在这些地方，工人不仅没有享受公平工资的权利，甚至连休息权
都被剥夺。
　　根据在中国进行的研究和对印尼、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的类似研究，最低工资显然
是这些国家的政府用以在维持劳动者的生存的同时亦向国际劳动力市场廉价倾销本国劳
动力而确定的最低劳动力价格。不幸的是，这一价格常常成为国际投资者愿意支付的最
高价格。而且，只要有可能，他们甚至连这一价格都不愿支付。
　　这些工厂的工资制度都有严格的扣工资、扣奖金和罚款的规定。许多工厂公然违反
国家劳动法规随意制定本厂的规章制度。违反了这些规章制度就要罚款。不仅迟到、旷
工（甚至包括因病误工）和工作中的失误要罚款，甚至一些与生产无直接关系的行为，
如上班时谈笑、下班后到处闲逛、忘记关灯或宿舍不整洁等，都可能导致罚款。结果，
工人每个月挣的工资，经过东罚西扣，拿到手时可能已经是所剩无几了。这种罚款制度
使得工人们成天处于提心吊胆之中。有些工厂没有详细的工资单，工人们连自己究竟该
拿多少工资都要象做猜奖游戏一样去猜。很多工厂还采用所谓的“秘密工资”制，规定
不得向其他工人透露自己的工资水平，否则也要罚款。这项制度的目的是不让工人的不
满蔓延，以防止出现集体抗议行动。
　　4、恐吓、体罚和限制人身自由
　　虽然象肇杰鞋业公司那样雇佣100多个保安来监督2700个职工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工厂雇佣保安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工厂雇佣的保安是由专门的保安公司提供
的。这些保安公司通常都与警察和武警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有些保安人员本身就
是警察，他们上班时是警察，下班后就到工厂当保安。这些保安通常随身携带着电警棍
和手拷。这种工厂内部雇佣保安人员的做法对于恐吓和控制工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甚至官方的《北京周报》在一篇文章中也承认，有些地方在处理工潮时过度使用警察
力量：“问题是公安部门出于自己的考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派警察去处理，结果
使得劳资关系更加紧张”。
　　除了雇佣保安进行恐吓之外，有些工厂还进一步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来限制职工的
人身自由，例如限制工人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有家工厂甚至规定一天上厕所超过2次者
罚款60元，比工人2天的工资还要多）。许多工厂规定不许结婚，不许“谈恋爱”，当然
更不允许怀孕。
　　工人如果违反了这些规定，轻则扣工资、罚款，重则受体罚。体罚和限制人身自由
的情况在台商和南韩投资的企业中（与中方管理企业相比）更为常见。这为笔者对不同
所有制形式的50家鞋厂中1530名工人的问卷所证实。例如，在台商和港商企业工作的工
人中，有81％回答说上厕所要受限制，70％的人回答说上厕所需要管理人员同意，但在
中方管理企业中则没有发现这种情形。该问卷的另一个发现是，所有企业都存在程度不
同的体罚现象，但在来自亚洲的外资企业中体罚现象更为严重。这类企业中有30％的工
人在问卷中回答说有体罚现象发生。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经常进行体罚的工厂都是
由台商管理的。
　　在所有这些违反劳动权的现象中，最严重的是忽视职业卫生与安全。中国和香港的
报刊对此已有大量报道，如缺乏安全保障、矿井事故率高、工厂失火、爆炸，设备老旧
不安全，工伤致残事故，接触有毒物质没有防护措施和补偿等。笔者在研究鞋厂时发现
，制鞋业普遍在通风不良的车间里使用有毒的胶水，而工人们竟连手套和面罩都没有戴
。
　　成千上万的农民工为了挣钱养家糊口而纷纷涌向城市，为城市劳动力市场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人工机器。正如肇杰鞋业公司的民工们一样，他们可以拼命加班加点直到人类
身体的极限。这种“新种族隔离制度”的作用，就是要在有工人逃离最不堪忍受的工作
环境时，仍然有大批的新鲜劳动力补充进来。因为胶水有毒，中国的国营鞋厂一直给刷
胶的工人每天不到10美分的“营养费”。在非国营企业，刷胶工人连这点可伶的营养费
都没有。而且，厂方也没有试图去改善车间的通风条件，只是在工人的中毒症状变得明
显之前给他们换个岗位。
　　同样可怕的是一些工厂的极高的工伤致残率。在宁波的一家工厂，一年之内有30个
工人失去了手指、手或手臂。这家工厂甚至还开出了一份“价格”表：死亡或失去双手
的，赔偿人民币15000元；大拇指人民币3000元；小指750元。在厦门的一家只有600职工
的刀具厂，4年中竟有142人工伤致残。所有这些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我们必须把劳动
权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权来加以捍卫。
文章录入：晨观 责任编辑：晨观

珠三角用工环境再调查 老板工人都活得很痛苦

作者：陈婧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本报记者 陈婧 发自东莞
　　25岁的车缝工黄满(化名)决定跳槽。
　　21日下午他来到东莞长安镇沙头胜某制鞋厂门前等候。厂区大门口悬挂着“本厂长期招聘工人”的红色横幅。门口的长廊上站着十五六个来应聘的青年男女。人事科会在14：00把他们逐个叫进去面试。在黄满看来，大厂的吸引力是比较正规。黄满说他期望的薪水是1300元/月，按月结算工资，一周休息一天。
　　小作坊仍让人无法忍受
　　一年前黄满曾在长安镇厦边一家小厂做车缝工作。据黄满介绍，尽管有两个月工资达到了“很高”的1583元，但他绝不愿再忍受：每天工作从7：30持续到22：30，每月休息一天。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工厂半年才集中发一次工资，每月只发200元生活费。
　　在东莞，像黄满一样渴望进大厂的工人不在少数，东莞最大的制鞋企业——裕元厂雇用工人达到五六万。在某大厂工作了8年的方先生说：“这两年的变化非常大。”他介绍说：2005年开始，集体合同变成了个人合同——即每个人都与工厂签订合同。“而在以前，我们连合同什么样都没有见过。”
　　在大型工厂，工人的平均收入大约在1000元左右。投保采取自愿的原则。“如果工人愿意投保，企业大约需要拿出65元/月给工人购买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工人则每月大约支付20元。”
　　另一些大工厂则为工人设立了图书馆、医务室、运动场所等，在职工宿舍安装了热水淋浴。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5年4月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下称《报告》)指出，他们调研的1000个用人单位中大约60%拥有上述设施。
　　胜百吉制鞋厂王太平说：“如果不履行国际人权标准，国际品牌就不给我们订单，如果国际品牌不做好人权检查，NGO(非政府组织)就会找他们麻烦。”据了解，耐克(NIKE)、阿迪达斯(Adidas)、彪马(PUMA)曾因虐工事件遭到NGO的公开责难。
　　耐克劳工权利督察李丽(lily)肯定了上述说法。她的工作是来往于珠三角各地检查那些申请做耐克的代工厂和正在给耐克代工的企业是否符合国际人权标准。“仍有大量的小工厂不符合要求，”李丽说，“有时让人感到压抑。”
　　在一些小工厂，四五十个工人在一个小车间里劳作，为了省电，老板关闭了通风设施，空气令人窒息。在大底车间(制作鞋底的部门)由于温度很高，即使冬天，壮小伙们也是挥汗如雨，皮革与汗水混合发出的味道异常难闻。
　　大企业早就抛弃的含有甲苯、二甲苯、二氯甲烷的腐蚀性黏合剂，因为价格便宜和黏合效果较好，在小工厂普遍使用。因为缺乏劳动保护，工人的手红肿不堪，到了冬天还会裂开。为了自我保护，工人双手戴上两层塑料袋。而他们的工作时间也大量延长，每个月只有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被允许休息。
　　如果被劳工督察询问，那些工人的眼睛里会流露出惊慌不定的神色，回答时吞吞吐吐，内容却千篇一律。“显然被人威胁并统一了口径，”李丽说，“厂方出具报表通常也造假。”她表示这样的企业不可能获得国际品牌的订单。
　　高工资中的加班“水分”
　　根据《报告》，1995年珠三角劳工的月平均工资为380元， 2003 年上升到700 多元，2006 年抽样调查平均月工资达到893元(含加班费，不含食宿补贴)。
　　《第一财经日报》调查发现，很多东莞工人的月工资超过1000元，但其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是加班费。
　　比如方先生，在鞋子行情好的时候每月能挣到1200元，其中基本工资为800多元，加班费大约在400元左右。加班时间通常在周一、周二和周三的晚上，每晚大约2小时。一个月加班时间不超过36个小时。但是连月来由于订单不足，所有的加班都取消了，方先生每月只有800元，几乎存不下什么钱。
　　SAI(一个制定人权标准的国际机构)中国项目主管马英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由于加班严重超时，尽管工人的工资表面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但是如果按小时计算，他们的加班工资少得可怜。
　　刘芳曾在东莞高埠镇的一家制衣厂就职。她每月的基本工资只有400元，如果保证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4个小时，她一个月能领到810元工钱。算下来加班费不到1元钱/小时。
　　效率永远放在第一位。李丽说，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加大劳动强度，是所有的工厂必用的招数。按照裕元厂的流水线设计，劳动强度是920人1小时必须完成480双鞋子。贴底车间的小伙子们每小时必须贴30双鞋底。在该工序，工人需要很用力地用拇指按住鞋头，让它和鞋面贴合。由于工作强度太大，他们的拇指指端变型，显得特别肥大。
　　东莞市劳动局副局长黄惠屏表示，虽然企业表面上大都执行了东莞574元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上企业逃避最低工资的方式更加隐蔽。主要体现在加班费的问题上：部分企业以计件工资为借口，提高劳动标准，造成工人工作量加大或被迫加班完成正常工作；有的基本工资达到要求，但加班费的计算基点低；有的表面上调高了工人基本工资，同时提高了伙食费用，增加工资扣除项目。
　　“企业主给员工下跪”传说
　　尽管工资提高，但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工人特别是女工的流动率非常高。目前，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出现用工不足情况，小厂的情况则更为严重。为了留住工人，一些企业主要求工人必须抵押身份证或者数百元现金作为保证，工人工资6个月或一年结算一次。尽管如此，还是无法阻止工人跳槽的欲望。
　　“每过半年，很多厂的劳动力都要重新换一次血。”李丽说，“2005年，虎门曾发生过企业主给工人下跪的事件。因为机器空转将使成本增加一倍。”
　　“在加工贸易的链条上，每个人都活得很痛苦。”21日，江门一家制衣厂老板张先生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张先生的厂大约雇用了500多工人，在珠三角“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企业中，这个厂只算中小规模。
　　“每天工作14个小时，除了安排生产任务，干得最多的就是和银行应酬，想多搞点资金，”张老板说，“搞不到资金，工人的工资就要延迟发放，原材料也没法采购。”
　　张老板的厂很小，资金也有限。他没办法从国外直接拿到订单，只能从国内大企业手中接转手的订单。“通常转一次手，要剥去10%的利润”，他坦言，像他们这样做加工贸易的小企业，“如果不从劳动力身上想点办法，将无利可图”。
　　江门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为474元/月，但是张老板厂里的工人人均工资每月大约700多元。他对记者直白地表示：“说实话，最低工资标准一涨再涨，我能承受的最高限度是800元。”2006年7月1日,深圳特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将达到810元/月。而广东省新一轮的最低工资标准将于今年下半年出台。
　　像张老板这样的小企业主在珠三角非常普遍。根据《报告》，有46%的企业表示没有能力提高工资，其中79.3%属劳动密集型企业。
　　记者观察
　　企业淘汰加速
　　目前，珠三角企业在加工贸易中获得的平均利润在3%~5%左右。石油、铜等原材料价格上涨了数倍，同时土地和劳动力工资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产品出口的价格几乎没有变动，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薄。
　　据记者调查，一双彪马出品的运动鞋在美国的平均售价约为75美元，中国厂方的售价大约是2.44美元，其中每生产一双鞋花在工人身上的所有成本是0.77美元。
　　“在加工贸易中，整个中国都在为国际巨头打工，但却处于利益分配的最末端。”广东社科院研究员丁力此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国际贸易上，我们连讨价还价的勇气都没有，”张老板说，“因为中国人不做，订单就会流向印度、越南、泰国、巴基斯坦。”据了解，每一件衣服的劳动力成本，越南大约比珠三角便宜3~5元人民币，而越南法律允许工人每月加班时间的最高限度为100小时，而中国《劳动法》的相关规定是36小时。
　　如今，张老板的同行大部分开工不足，有的已经倒闭，而另一些人则频繁地前往广东落后的粤西和粤北，有的前往中国内陆和东南亚城市考察，希望能在那里找到一块落脚的地方。
　　胜百吉制鞋厂半年前刚刚建成了新的厂房和职工宿舍，但是高级助理张水云表示很有可能会继续搬迁。她说：“成本上升与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企业的压力非常大。”裕元厂则从去年开始加大在越南和泰国的投资，并逐步将中国厂几百名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转移过去弥补当地劳动力素质不高的缺陷。

外资入股国有银行谈判内幕

作者：沈茂华 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北京讯）中国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首次对外详细披露国有商业银行引入外资谈判的具体内幕，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定价过程中的折扣和溢价因素，以及外资坚持要在董事会占有一定席位，并参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和内审委员会等缘由。
　　谢平参与了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谈判的全过程。他说：“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行的转让价格里包含着许多制度因素，我们没办法找一样东西做参照系数，只有在谈判桌上才能体会得到。”
　　谢平发现，在数笔谈判中，海外投资者最常使用的价码是那些历史和体制因素给国有银行造成的问题，而这又恰恰是中方感到最无力辩驳的地方。譬如社会保险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无不是超级航母，每家银行都有数十万员工，更有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数以万计的退休员工，外方不愿意承担高额的社保经费支出，把它作为谈判时的折扣因素。
坚持在董事会占一定席位
　　因此，在完成的投资交易中，战略投资者往往强调董事会各委员会章程、职能和议事规则，坚持要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定席位，并参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内审委员会等。美洲银行甚至表示，要派50人免费到建行工作。
　　中国国内银行近年案件频发也是备受攻击的薄弱环节。一位银行高管告诉记者，由于一段时间内案件频发，原本热情洋溢的潜在投资者纷纷退却，他们与战略投资者的谈判也险些破裂，对方毫不掩饰地说：“我们的董事会问，为什么要用几十亿美元投资一个这么多丑闻的银行。”
　　政府干预也成了外方的打折条件。“历史上有很多政府干预的例子，即使汇金再三解释，以后银行搞好了，政府不会干预银行业务了，但外方还是不信任，要打折扣。”谢平说。
要求价格折扣
　　此外，税收制度、劳工制度等与国际通行做法不同，让外资“看不懂”的事情，也都成了他们的折扣点。
　　谢平坦言谈判非常艰苦，压力十分大，“在市场经济不到位的时候，有许多模糊地方，按照标准市场经济准则价格看，不得不承认有制度性折扣。”
　　除了以上的五重制度性折扣因素外，外方不能控股的政策限制也成了中方谈判的弱项。投资者愿意在控股的情况下出较高的价格，否则就要求价格折扣。
　　他说，国有银行可以溢价的地方是“网络、品牌和客户”。国有商业银行在这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令外资银行自叹不如，这既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又是他们希望参与合作的最大动力。
希望与国有银行合作业务
　　在数笔谈判过程中，外方无一不希望在业务上与国有银行合作。他们感兴趣的内容包括信用卡、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私人理财、保险、外汇业务等各个方面。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几乎每位外资战略投资者首先提出的业务合作就是信用卡，甚至希望办信用卡合资公司。
　　保险也是卖点之一。外方看中了国有银行网络健全，能为分销他们的保险提供渠道，故强烈要求在保险领域进行合作。
　　 几家大银行引资落幕之前，中国金融市场热情的参与者——花旗可说最热门人选之一，而最终空手而归的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其中缘由终于在谢平的此番演讲中寻到踪迹。
　　其一，部分国外投资者过早的投资行动现在成了束缚。他们早先已参股其他小银行，并与之签订排他性条款，待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行等大银行开始引资时，又求助于人民银行、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希望通过协调有机会再次参股。
　　对此，谢平形象地打了一个比方：“你必须先与他离婚，才能与我结婚。”
　　其二，一些投资者与汇丰谈判时，本身在中国已有多家分行，不符合监管机构“竞争回避”的引资原则。事实上，从目前的引资结果不难看出，除了汇丰，其他凡是在中国有大量分支机构或参股小银行的国际大银行都未能参股大银行，参股中行的苏格兰皇家银行、淡马锡控股，参股建行的美洲银行都是在中国网点极少、业务发展不多的银行。
　　反稀释条款也是定价时富有弹性的谈判空间。 所谓反稀释条款，即给予投资方一个期权，承诺在未来他的股权被稀释时，他还能以某一价位购入老股或新股，如果达不到这个比例，大股东还要转让一部分股权给他，以保持他拥有一定的股权比例。
　　谈判的另一个焦点在于锁定期。投资方往往不希望锁定期太长，而汇金公司则希望锁定期越长越好。
　　谢平还透露，谈判过程中，汇金向投资者做出了多项承诺，包括财务数据的真实性、政府不再干预、账面值保护、买回保护及其他营业合法性等。
　　中行和建行的引资基本完成后，人们发现他们都对投资者做了相同的承诺，即今后每股净资产不能低于入股价。举例说，如果投资者进来是以2004年12月31日的每股净资产为价格基础，三年后发现价格比入股时还低，汇金就会给予补偿。
　　还有一项重要承诺是，如果两家银行三年内首次公开售股上市不成功，汇金就向外资买回所售出股权。
　　但谢表示，汇金也有些不能承诺的条款，比如“外方希望得到保证，银行未来几年不良贷款不能高于某一数字，但汇金不能承诺”。
（摘编自《21世纪经济报道》）

老红军后裔：今天要学会说不

本刊记者 黎光寿 发自北京

对于革命者来说，最初革命的时候对住房的想法差不多都可以用“居者有其屋”来概括，中国革命成功57年了，这个最初的革命理想实现得怎样了呢？是和原来的理想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本刊记者采访了原老红军之后、曾经担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秘书长苏铁山。
今年两会前夕，苏铁山在北京组织了两次活动，让几位全国政协委员及老革命后代周秉德（周恩来侄女）、董良辉（董必武之女）、任远征（任弼时之女）、刘太行（刘伯承之子）、罗东进（罗荣桓之子）、胡木英（胡乔木之女）听取来自民间的声音。
以下是本刊记者整理并经当事人认可的记录，但并不代表本刊观点。

居住问题是个大问题，它关系着社会安定和安居乐业。首先是安居，然后是乐业，这是一个大问题，是关系到人生根本性的大问题。
说到居住问题，你就首先看 “安”字，它是一个宝盖下边加上一个女人的“女”，宝盖的含义就是房子，女人呢，有了女人就意味着家庭的完整。有了房子和女人，一个完整的家庭就构成了，社会细胞就建立了。有了这样一个社会细胞，社会才能够走向安定。
南泥湾的359旅后来在王震将军领导下解放了新疆。进新疆后，毛主席给他们任务就是屯垦戍边。一批大老爷们，都老大不小了，怎样屯垦戍边？王震就在全国招女兵，这批女兵到新疆后就和兵团战士成家了。十万大军才在戈壁滩上安顿下来，然后一代一代兵团战士在那儿落地生根，才有了今天新疆的安定和谐。
从历史来看，凡是有志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人，这样一些人，都是把解决人民的居住问题当成他们的社会理想。最典型的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孙中山的老三民主义和后来的新三民主义、天下为公、“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也包含着解决人民居住问题的理想。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思想，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吸引许多知识分子到延安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说得稍微细一点，这种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平等社会，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地方住、没有剥削和压迫。他们牺牲了个人的利益，为了大众的利益在奋斗。“取得政权以后自己要住多大的房子？”他们想都没想。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居住条件很简陋，但是他们朝气蓬勃。
建国初期，干部的居住条件还是比较差的。开始，军一级和兵团级的干部，也不过就是100多平米的房子；师一级的干部，就是住两、三间房，几十平米。后来国家的分配制度从供给制逐渐发展到“薪金制”，干部从一级到二十几级，工人分八级，等级就逐渐拉开了。
后来有了住房标准。团一级的干部也就是几十平米，师级干部也就是几十到一百多平米，军以上的干部就是一百多平方米。再到后来，住房的标准不断提高，正部级干部大概二三百平米，相应的军级干部住房也就200多平米，标准整个提高。
80年代，有一批革命老干部离退休。师级干部的住房最开始也就是九十到一百平米左右，后来团级干部就达到了这个标准。现在处级干部的住房从条规上仍然还是90平米，相当于部队团级干部的水平。但从实际居住情况来看，许多干部都超过了相应的职级居住标准。这样，参加革命晚的干部就比建国前参加革命的离退休较早的同级干部居住条件好。而有关方面对此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尽管这感觉有些不公平，但咱公平的说，这些老同志基本上都住着国家的公房，通过房改都把房子买下来了，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现在真正面临大问题的，是后来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的住房问题成了主要问题。如果他们当时不在国家机关或者国营大厂工作，而是在基层或者街道的一些小厂，当时没有条件建房也没有享受到公房分配的这些人，他们的居住成了大问题了。
住房是一面镜子，我们通过住房的面积和豪华程度，把能够把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社会矛盾看得清清楚楚——有的人住着高级、豪华、舒适的房子，他们的主卧室、主浴室、大浴缸、按摩盆，还有游泳池、阳光屋、按摩床，都是高级的，无与伦比；另一方面，有些人处于城市边缘地带，自己捡了一些砖头或者木棍、木板搭了一些简陋的窝棚，还要经常受到有关部门的清理。
造成这些分化的原因正是对市场迷信和私有制迷信的结果，对按资分配放纵不管的结果，这样对社会财富的占有就形成了严重两极分化。住房在这样一种大氛围中间，进入两极分化的过程。有些人住的房子非常非常豪华，一套房子不止，有几套房子，甚至有别墅；而有的人干脆分不上住不上。这个不平等越拉越开。
随着大学扩招，大学生就业问题进一步尖锐化，越来越不好找工作，而且他们的生活水平还连年不断下降，这些年轻人的居住问题越来越难。他们如果跟父母住在一起的，现在还有地方住，但是要结婚成家的时候，要搬出来单独立户，就面临了住房问题。
很多年轻人远离父母，到遥远的地方去谋生。他们的收入被不断压低，住房问题成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据我所知，他们的工资从100、200元开始，北京80％的年轻人的工资都1500块钱以下，月收入在1500元以上的也只占20％。他们要吃饭，要穿衣，要打电话，要坐公交车，要租房子住，非常艰难。他们没办法买房子。没有房子，他们又怎么谈恋爱。这么点的收入怎么结婚，又怎么抚养下一代，又怎么敢生孩子？明天怎么办？
中央提出来要建设和谐社会，那我们的当局者就要思考，这个社会如何才能够安定，这个社会如何才能够和谐。年轻人属于我们社会的精壮力量，他们不知道明天在哪里，社会如何安定？
作为一个老红军的后代，我觉得我父辈们非常了不起。他们参加了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他们的革命理想是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当然包括了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目标。他们把这副重担交给我们这一代人后，社会上有些人放弃了革命先辈们建设理想社会的追求，迷信市场，迷信私有制，追求按资分配，使社会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实际上是革命先辈们追求的社会理想成了空想。我觉得需要做深刻的检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一年钢的生产能力是1700万吨，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我们今天每年生产好几亿吨钢，这个生产能力和过去相比是天地之别。这些生产能力只要能够公平分配，每个人基本生计问题是不难得到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你按照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和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来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呢，还是按照为少数人谋利益、少数人利益为先的价值理念来组织和安排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
有些人占有很大的房子和私家花园，甚至有些不仅占有一套，还有好多套。整个社会资源和财富就这么多，中国的土地就这么少，农田就18亿亩，自然给我们提供的条件也就这么多了，有的人占有过多，必然导致其他人占有的少，甚至干脆占有不上。所以要解决这一个问题，必须对过多占有的人——说不。
要对过多占有的人说不，就先要对造成这个社会后果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说不，就必须对私有制迷信和市场迷信、按资分配理论说不！那些积极推行这些理论并排斥其他理论的社会精英，应当对今天的社会后果承担责任。

中国危机或现端倪

冼岩
在刚性体制（“专制”之别言，学渊注）的压抑下，中国社会一直潜伏着危机。人们关心的是：危机会不会被引爆？它会以何种形式爆发？当前，危机的可能引发方式似乎已现端倪，其具体表现就是遍布全国、层出不穷的政令不行、有法不依，中央为此焦头烂额，却似乎又无可奈何，只能一再要求各地方、各部门“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中国是个政治社会，全社会的有序、有效运行，端赖于政治系统的效率。近年来从宏观调控步履维艰，到违法用地愈禁愈烈、房价顶风逆长；从矿难频仍、对事故的瞒报屡禁不止，到助学贷款只打雷不下雨、违规贷款如失闸之洪、单笔个人房贷竟然高达四亿，无不显示出这架机器已经出现问题，最典型的症侯就是上令不能下行，上下各行其是。

在“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下，下级不可能公开挑战上级权威，最经典的做法是阳奉阴违。阳奉阴违并非新鲜事，它与现行体制如影随形，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即一直存在。以毛泽东之无上权威，对此也捉襟见肘，最后只能寄希望于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于是乃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其结果是事与愿违，上下同历浩劫。（下一次文革就毋须毛主席亲自发动，还没有牛鬼蛇神，就可以专打共产党了，学渊评）

毛后，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权威逐代递减，凭籍个人威望从上而下施压以期上下一心已越来越不可能。邓小平的高明在于，他敏锐地看到了“以力服人”不可持久，于是代之以“驱之以利”，即顺应人性、将中央目标与地方乃至官员个人利益调节到同一方向上，以利益来调动个人积极性。这是法家管仲的治理精髓，即顺人性之流而导之。自邓小平开始，利益导向就取代政治权威与思想道德教育成了中共高层驱使整个官僚系统有效运转的主要手段，其它如自上而下的纪律约束，等等，都只是辅助手段。这是共产党政权由神性回归世俗的标志，也应该是改革二十多年来，官僚利益快速膨胀、官僚阶层成为最大获利阶层的主因。（“利”之穷尽，则无可为也，学渊评）

“驱之以利”奏效的前提是有利可驱，并且能够将个人的牟利冲动调节到与中央政府目标一致的方向上。邓小平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放权让利”，恰好能做到这点。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这一目标在放权让利的背景下又能够为地方政府带来巨大利益，同时为官员个人权力的设租、寻租创造条件。这样，中央、地方、个人三方积极性汇合于“发展经济”这一方向上，对中国经济形成强大驱动力，乃至创造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二十多年的“中国奇迹”。无论是外出招商引资，还是在地区内部为投资者提供税收、金融、地价等方面的政策优惠，直至压制劳工，为投资者清除阻力、优化环境，地方官方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甚至可以说，官员个人的积极性比政府部门高、地方的积极性比中央高，中央基本上实现了管子所描述的“顺流而下”治理境界，这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乃至而今高烧难退的主要原因。

当下危机的产生，是因为有两方面的原因迫使中央目标发生了变化，从而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要求发生偏离。一是国外对“中国制造”的接纳已近限度，外向型道路越来越难走，中国经济只能调转目光向内，变单纯的GDP增长为强调“科学发展观”；二是国内民众对贫富分化的容忍已近极限，建立在劳动力低成本基础上的增长方式已经危及社会稳定，公共政策必须更多兼顾公平。无论是强调环保、节约资源的科学发展观，还是重视公平与社会保障底线的和谐社会论，都是对原来经济增长方式的修正，都会损及原来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在这种新的调整方向上，中央目标与地方及官员个人的利益发生分歧，三种力量不再作用于同一方向，这是近年来由中央到地方“政令不畅”现象凸显的主要原因。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曾在大会上怒斥下属地区瞒报矿难死伤人数、甚至毁尸灭迹，但与此同时，并未见山西相关官员因瞒报而遭惩罚。可见瞒报不但符合下属官员的利益，也符合同为地方官员的山西省委书记的利益：张宝顺其词若有憾焉，其心或实喜之。（油价翻了几番，昨闻铁矿石再涨20%，美国就要用玉米酒精开汽车，中国的玉米要喂人；洪水滔天，邓小平都不管了，学渊评）

政策调整必然带来利益调整，包括官僚体系内部利益格局的调整。在此轮调整中，自身利益能够与中央目标保持一致的，不是地方政府，而是诸如审计、环保、国土、生产安全等垂直监管部门，这是近年来上述部门能够不断扩权的主因。在新的利益格局下，监管部门及其官员是中央政策调整的主要支持者，而地方政府及其下官员则依托中央不可能放弃的“经济发展”目标与前者相博弈、相抗衡──中央调整的只是增长方式，作为支撑政权稳定的主要手段，经济增长这一目标不会改变。

由此可见，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中国政权体系内部的利益格局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或许将导致一系列政治经济的变化，直至成为中国社会进程的分水岭。

一，由于政权体系内部不再目标趋同、上下一心，中央需要同时兼顾相互冲突的多重目标，而地方与部门也分别在不同目标上与中央或保持一致或发生对抗。每一目标都有体系内的支持者与反对者，支持与阻挠方在大多数时候都难以取得压倒性优势，政治较量与利益博弈将在不同层面、不同问题上反复进行。

二，官僚体系内部的利益分歧很可能成为软化政权效率的慢性毒药。当“驱之以利”的法宝不但不能导向上下齐心反而导致利益冲突时，官僚体系的内部整合就失去了最有力的手段。从历史经验看，这很有可能成为中央政府由强势政府沦落为弱势政府的分水岭。中国未必没有可能重新回到昔日一盘散沙的状况，这也是当下许多亚非拉国家的现状。

三，这种趋势当然会表现在政权机器的整体效率上。正如人们看到的，当前的政策调整进展极不顺利，与追求GDP增长时的上下协力不可同日而语。很多时候、很多地方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而已经着手的调整又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其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无论是政策调整还是传统的经济增长目标，两方面都不如人意。

四，“驱之以利”策略的后果之一是官僚阶层的利益膨胀，在社会分配中切去最大一块，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造成实质性伤害；由于权力缺少制衡，这种利益膨胀与伤害且呈日渐扩展之势。在这种深压重负下，社会之所以还能维持基本稳定，没有引发危机，完全是因为经济保持了一定增长。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纵然大量经济增长成果被官僚所攫取，其他群体仍然有可能分得一杯羹；政府也因此可以有更多手段来缓解最棘手的矛盾。但利益分歧将使政府效率降低，使中国经济的这一最强助跑器丧失动力，政策调整前途未卜，中国经济很可能不再能保持近2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势头。一旦经济增长减速或停滞，各种被经济增长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浮出水面，政府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会削弱，中国前景堪虞。

五，一旦经济增长停滞，根据历史经验，强势集团必然要利用种种优势转嫁损失，最终使损失大部分由最无力承担的弱势群体来承担。苦难之不能承受，必然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社会可能因此崩盘。要避免这种绝境，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调节功能。但当下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调节能力有限，中央政府有两条生命线，即社会稳定与财政税收。社会稳定关系政权基础，财政税收是国家机器运转的动力油，没有税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政权机器运转不起来。这两条生命线都有一端握在地方政府的手中，成为中央的软肋、地方的撒手?。只要祭起此二个法宝，地方及其官员就能官冕堂皇地阻挡来自中央的利益调整要求。

利益博弈并未影响政权系统形式上的运转，它只是影响其运行效率。这种利益博弈甚至不会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因为中央政府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所组成。对于中央一些要员来说，个人羽翼的丰满比中央政令的畅通更重要；对于地方官员来说，阳奉阴违不仅意味着更多利益，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升迁机会。在资源有限、且多个施政目标相互牵制的条件下，真正“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可能意味着一事无成、捉襟见肘，阳奉阴违反而有可能在某方面有所建树。纵然这种建树未必有利于社会，但绝对有利于个人的考核、升迁。

综上所述，如果说经济增长的停滞将标志着社会危机的开始，那么政权内部的政令不通或许就是经济效率下降的前奏。中国危机，已现端倪。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中国反腐前途渺茫

冼岩

进入炎热六月，随着气温升高，中国反腐败的势头似乎也在高涨。一桩桩腐败大幕被揭开，一个个显赫高官遭查处。从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的相继落马，到福建省工商局长周金伙的畏罪出逃，反腐败在中国又展现出新一轮强风暴。但随着相关案情的有限披露，人们对中国官场的腐败、黑暗也更感触目惊心。如此严重的腐败、如此横行无忌的贪官，竟然能窃居高位如此之久，查处如此之难，这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腐败在中国已成顽疾，就在刘志华的上下左右，可能还存在多个刘志华；当前中国反腐之于腐败，只如杯水车薪。
在腐败治理上，中国有着先天性体制缺陷。在现行体制下，官场各种势力相互牵制，反腐进程只能取决于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决心。根据已经形成的权力交接程序，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最长任期为两届十年。其中前4、5年是权力的转移、磨合与稳固期，不但难有大的攻坚动作，还必须完成一系列的利益妥协与交换，新的最高权力才可能站稳脚跟。剩下来只有5、6年时间，很难想象执政者会启动需要付出长期努力才能见效的大动作，更难设想他会主动掘开自己脚下刚刚稳固成形的权力基础，不惜权力格局动荡，也要将反腐进行到底。 (博讯 boxun.com)




这是一种只适于守成、不适于攻坚的体制模式。在这种体制下，反腐需要避开有可能引发权力震荡的雷区，因此只能有选择的作些点缀，以期敲山震虎、杀鸡儆猴。上行下必效，既然反腐在最高层也必须顾及羽翼，只能有选择地进行，那么在权力体系内部，各条条块块的小权力中心当然也会将这种“选择性”复制下来，并且进行到底。于是，反腐在中国就成了真正高难度、高技巧的风险操作：它必须绕开各种雷区、必须避免触及大大小小权力中心的利益，必须在夹缝中觅路而行。如此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腐败分子只要后台够硬、保护伞够大，就可以横行无忌、高枕无忧，因为他们已经成为够份量人物的“羽翼”，已经被屏护到反腐所不能触及的雷区。万一有个别“楞头青”敢于触雷，必然会承受整个保护网的雷击，其结局遭遇可想而知——即使在严格的新闻控制下，媒体也不断有反腐人士惨遭恶意报复的报道，结果大多不了了之。
在这种潜规则下，正如癌细胞是人体内最有生命力的组织一样，腐败也成了最能适应这种体制的官场生态形式。腐败可以通过利益纽带将不同职位的人整合在一起，可以通过利益输送扩展关系网，使个人能量不断放大。越是善于腐败，在当下的政治生态下越能占据优势；越不善于腐败，越易陷入劣势与困境。个别无视潜规则的反腐斗士，就象濒临灭绝的稀有生物一样，表现得与环境格格不入，难以生存，不断被“物竞天择”所淘汰。
为避免触及权力格局或切身利益，各级权力中心都会将反腐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他们拒绝几乎所有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权力监督，因此反腐只能自上而下，在权力体系内部可控制、有选择地进行。也因此，这一轮的反腐大动作，也被外界解读为与明年十七大权力布局相关的外围博弈。
从最近当局对相关信息的严密封锁，并一再要求媒体只能使用新华社通稿、不能自行采访报道，可见“反腐限于自上而下的党内渠道”仍然是既定方针。没有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力量介入，自上而下的反腐仍然只会是被潜规则挤压在夹缝中的道具。自下而上的监督也并不能根绝腐败，所以在民主国家也有可能丑闻不断；但它能够将腐败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不大可能发生象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那样，以高于市场40%的价格公开向下属单位分配其儿子开发的房产，并在该房产售完以前，冻结相关地区内房产项目审批的“拍案惊奇”。台湾陈水扁因其女婿涉弊案而身陷困境，就是民主制有利于遏制腐败的证明。
自上而下的监督也并非对腐败全无制衡，据报道，中国每年都要查处为数不少的贪官污吏，它也能将腐败限制在一定的程度范围内。只是这张天网过于松疏，这种程度范围过于宽大，大多数贪官在这种反腐声势下还能够活得有滋有味，腐败对社会的损害也与民主社会不可同日而语。就是这种宽严、松紧之别，可能决定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未来。
反腐在中国之难，迫使惊才绝艳如朱容基，纵然有了不惜粉身碎骨勇闯地雷阵的决心，最后也只能出师未捷，无功而返。不仅如此，朱旗下的大将也不断有人因腐败而落马。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生态下，旗下大员的频频落马，并不说明朱下属的官员更腐更黑，而只说明朱没有为他们提供保护伞，没有尽到“老大”之责。这是官场最忌讳的“自剪羽翼”行为，仅凭此点，朱就有理由赢得世人敬重。反腐败难就难在大人物的重重护翼、腐败分子的重重保护伞，这是由政治权力的需要与利益相关共同打造而成的官场人脉。如果中共大佬都能如朱容基，爱惜羽毛，不惜自折羽翼，反腐败可能易如反掌。但正如不可能奢望人人都是雷锋，也不可能指望官官都如朱容基，迄今为止，这些还只能是美好幻想。
人性不可期，中国要走出腐败困境，只能引入体制外的力量，借外力冲破当前官场潜规则的暗网。至少要借用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在“反腐揭黑”上一定程度上放手；而不能象现在这样，连批评报道科级干部，也须省级部门认可。如果操作得当，这种做法可以极大提高执政者、执政党的声望，挽回民心，甚至有可能借此形成全社会的政治整合、重建政治认同。但是，这样做的风险也不小，如果操作不当，可能引起政权内部反弹，甚至引发全社会的潜在危机。只剩下几年任期，其间还内外挑战不断，本届政府将作何抉择，不难预知。
因此，中国反腐的前途渺茫。民众对一些现象早已麻木，熟视无睹。在这种情况下，对现行体制的政治认同难以想象，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将始终如影随形。一旦经济增长的能量被消耗殆尽，现行秩序将失去支撑性力量，社会危机触手可及。
在人类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总有不少的难关险阻，历史就是不断的斩关夺隘。中国能不能挺过此劫，不得而知。 (博讯 boxun.com)

国家大势总体论

黎阳
第一部 关于是与非
　　“精英”们这么着急“豁免原罪”，说明了什么？
　　第一证明“作贼心虚”，对未来毫无信心。否则何必如此迫不及待？
　　第二证明假改革碰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有人开始急着安排后事了。　
　　假改革最致命的问题是对付不了这个因“假”字而带来的道义危机和伦理矛盾，无法从理论上证明既得利益者们既得利益的合法性。　
　　假改革说到底是让少数人以种种冠冕堂皇的借口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据为己有。这个过程如此迅速，如此明目张胆，如此数额惊人，以至于无论如何无法证明这些既得利益者的财富来路正当，也就无法证明这些人保持这些财富合法，更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如果是公有制，私人拥有如此庞大的财富就不合法。要霸住这些不义之财，就必须承认私有制合法。但如果承认私有制本来就合法，就等于承认毛泽东领导的土地改革、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等等全错了，就得承认原来的地主、资本家才是自己盗来的公有财产的原始合法主人，就没有理由拒绝人家的后代要求物归原主。这样一来到手的鸭子还得拱手让人，还是保不住那些不义之财，白辛苦一场。总之，不承认私有制就无法保住自己的不义之财，彻底承认了私有制同样还是无法保住那些不义之财。真是进亦难，退亦难。“精英”们只好拼命先证明当初搞土地革命、公有化没错，因此不准当年的地主资本家及其后代再来索赔；然后再证明现在实行的私有化是“新公有制”，因此窃国大盗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是“与时俱进”的合法之举。然而这么折腾来折腾去越折腾逻辑越混乱。窃国大盗们既无法利用封建主义的伦理道德证明自己是“奉天承运”、“命系于天”、“血统高贵”、“祖上积德”，所以应该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又无法利用资本主义的伦理道德证明自己是通过“优胜劣败”、“自由竞争”、“祖传遗产”而合法拥有这些原来属于公有的财富；更无法利用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证明自己是出于“为人民服务”的需要，所以要合法占有大家的公有财产。结果无论用哪一种主义的伦理道德都无法证明窃国大盗拥有这些不义之财合法合理，于是只好来了个“原罪豁免”，干脆不讲理了。《水浒》中“没毛大虫牛二” 的逻辑是“我没钱，但我偏要你的刀”；大喊“不争论”的“改革牛二”们的逻辑是“我没理，但我偏要这么着”。而这样一来实际结果是既不能理直气壮全面恢复私有制，又不肯当真坚持公有制，而是来了个不伦不类的“新公有制”，说是私有制吧它留了个尾巴，不敢承认土地不动产的所有权永久私有，免得私有制时代的主人的继承人登门索赔；说是公有制吧它又主张不管是不是赃款，谁捞到手的东西就是谁的，免得公有制时代的主人的代表将来查帐追赃。但这一来实际引发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它实际运行的结果是谁有权谁就保得住赃款，谁没权谁就“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等于确立了把财产跟权力直接挂钩的原则。但不义之财能因权力来而来，就能因权力去而去。“世袭罔替”的封建社会尚且“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现实世界权力场中的权力变化更快。当能轻易换成钱的国有资源如土地、现金、资产等已经被基本瓜分完毕时，当权力场的后起之秀们无法象其前辈那样轻易发财时，很自然会把目光转向捷足先登、油水捞足又失去权力保护的既得利益者的身上，要求重新瓜分，来个“黑吃黑”。既然一切都是权力说了算，失去权力保护的不义之财就成了猪身上的肉--为它人而长。跟“精英”们的鼓吹“豁免原罪”的预言恰恰相反，先富起来的人尤其靠腐败才得以敛财的一伙最积极的事不是如何投资，而是如何转移财产。既然根本没能耐靠真本领从事良性竞争，那离开了腐败就立刻寸步难行，就不可能有长远打算，就只能得了手就赶紧溜。否则如果当真在国内投资，那老板该如何要求雇员？廉洁奉公？他自己就是偷盗起家的，这样的要求别人谁会当真？学他的样也照偷照拿？那他的买卖还怎么维持得下去？总之，假改革即便得了手也解不开因假而来的伦理道德死结，而只能依靠腐败和权力来维持既得利益。越腐败，权力买卖越广泛普遍，经济利益跟权力的勾结越紧密，权力的不稳定对经济活动的干扰越直接，就越难以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生产关系以转入良性竞争。所以假改革的既得利益者们才如此惶惶不安，如此急着闹“原罪豁免”。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提出“原罪豁免”的“精英”们是以什么身份来说话的？以“经济学家”的身份？他本人就是暴发户、当事人。以“负有原罪”的身份？贼有资格当自己的判官吗？这又暴露出“精英”们的另一个伎俩：以双重身分搞诈骗。　
“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服务。“企业董事”的责任是为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服务。“经济学家”兼“企业董事”则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为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的招牌，利用社会对学者的信任为自己利益最大化服务。同样在电视台说一个企业形势大好，股票看涨，如果是以企业董事身份这样说，那就会被认为是商业宣传；如果是以“经济学家”身份这样说，那就会被认为是“专家意见”，“学术研究”，效果截然不同。如果实际以董事的身份却以“经济专家”的名义如此说，那就是利用双重身份误导诈骗。企业发行股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要求公众能了解企业的方方面面，企业利益最大化要求只让公众了解企业光明的那一面。经济学家兼任企业“董事”，为企业利益就不应该说对企业不利的消息，为社会利益就不应该隐瞒对企业不利的消息。顾了这头就顾不了那头，无论如何休想两全其美。这绝非用“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类就能糊弄过去。同时具有利益矛盾的双方身份，即双重身份，在美国被称为“利益冲突”（conflicting interests），属于非法。美国法律规定竞选公职人员必须先公开个人财产，当选总统及内阁成员上任前必须卖掉手中股票，在职期间必须通过专职的投资公司而不准直接参与投资项目，不准在私人公司兼职等等，目的就是防止公职人员因持有某公司的股票而在决策时故意作出对该公司有利的决定，为了避免双重身分，为了避免“利益冲突”，为了确保公正客观，为了确保社会利益最大化。这跟当事人的人品良心之类主观愿望上的东西毫不相干，因为这是商场的客观规律。“精英”们不是要“与国际接轨”吗？为什么碰上这种防止利益冲突、让公职人员社会精英一心一意为社会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国际轨道”就顾左右而言它呢？　　
　　俗话说：“医不自医”。为什么？因为客观规律是“关心则乱”，“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旦自己的生死利害牵涉在内，谁都不敢保证自己的专业判断能保持客观，能力能正常发挥。所以只要条件允许，自己或最亲近的人要看病都尽量请其他医生，实行自我回避。这是常识，也是既对自己负责也对专业负责的职业道德。司法领域有回避原则，规定凡是涉及工作人员个人利益或亲属成员的案例必须回避，同样是为了保证其公正客观，确保办事人员的自信力与公信力。商场里亦是如此。处在旨在企业利益最大化的位置，就不可能同时真正再去旨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处于旨在社会利益最大化的位置，就必须回避个人利益跟任何企业挂钩的局面。用“经济学家的良心”之类来搪塞更是笑话。商场里“是朋友就不做生意，做生意就不是朋友”。中国人传统的为友之道是不占朋友的便宜，而经商之道是必须赚钱。遵朋友之道不赚钱就算不得经商，遵经商之道赚了钱就算不得为友。有取必有舍，有得必有失。一入商场无情可讲。主观愿望代替不了客观规律，口头保证更代替不了客观制约。“经济学家”们不会不知道这些常识吧？知道还要兼职“董事”捞外快，还要用“经济学家的良心”来赌咒发誓保证不误导公众，不影响自己为社会利益服务。这是真演戏还是假天真？一身而二任，实际是董事的身份，学者的名义，利用人们对立场超然的专家的尊重信任偷天换日，蓄意误导。这本身就是没良心的事，还恬不知耻谈什么“经济学家的良心”，实在令人作呕。　　
　　另一种双重身分的例子是一方面当中国经济决策的“智囊”，一方面长期领取外国“基金会”的资助津贴，充当人家的特别雇员。一面以中国“经济学者”的身份参与中国经济的决策活动，一面以外国经济利益代理人的身份悄悄让制定的政策有利于外国企业而不利于中国企业。这是一种变相的“学术汉奸”、“学术卖国”。
　　原罪豁免”之类论调充分暴露出假改革的虚伪和无法克服的内在困境，也顺便撕开了改革“精英”们以双重身分招摇撞骗的面具。　　
　　“精英”们闹“原罪豁免”既没能让普通老百姓认可窃国大盗们的不义之财从此合法，也没能让窃国大盗们就此安心把赃款留在国内，反而不打自招承认“先富起来”的人们许多确有“原罪”，还自我暴露了自己利用双重身分招摇撞骗的伎俩。总之是“割驴XX敬神—驴也整死了，神也得罪了”。　　
　　“中国落后的原因是闭关自守。只有开放才能进步。”“闭关自守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必须‘用市场换技术’，用‘合资换技术’才能引进先进技术”。　　
　　新中国并没有闭关自守。不是中国不开放，而是别人不准中国开放，对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封锁禁运，连中国出口的酱油对虾运输过境都不准，使中国想开放也开放不成。实际上中国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仍然竭力打破封锁，尽可能对外开放，否则早就收回香港了。中国的自力更生是别人逼出来的，现在“精英”们却来了个倒打一耙。这是不折不扣的歪曲历史。其实中国历史上也并非从没有开放过，否则鸦片、梅毒、棉花红铃虫、小麦黑穗病以及后来的乙肝、艾滋病等等还传不进中国来。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开放不开放，而是不知道该如何开放，该开的不开，不该开的乱开。封建制度下的中国解决不了开放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只好干脆来了个因噎废食，闭关锁国。现在中国对外开放，仍然必须解决好该如何开放的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否则必然会在全盘开放和闭关自守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跳。比如现在说是对中国的封锁禁运撤消了，但中国要引进有利于强国的东西一定限制重重，而要引进有利于“全力建小康”、提高消费水平的东西则必定毫无困难，一帆风顺。中国人自己对此难道不应该引起警惕吗？难道不应该想想该如何开放吗？难道不应该对人家主动塞过来的东西和死活不肯给的东西认真思考，分析原因吗？　　
　　上海大众“桑塔那”合资了二十年照样一贯制，中国市场倒占了不少。也不知道这么大市场换到了人家什么技术，靠合资又引进了多少技术：发动机技术？底盘技术？铸造技术？零部件制造技术？装配技术？更不知道这些技术在中国什么地方发挥过什么作用？除了帮助德国大众公司赚钱之外增强了中国多少国际竞争实力？合资来合资去，中国道路上的小轿车满眼都是外国名牌，独缺中国自己的。韩国“现代”汽车没搞合资，坚持自己干，即使开始产品问题不断、被西方讥为“垃圾车”也仍坚持不懈。不过十几年工夫，现在“现代”汽车已被美国人评价为质量改进最快的汽车，去年销售额已直逼日本“本田”（HONDA）。对这样鲜明的对比，当初大声疾呼 “市场换技术”、“合资换技术”的“精英”们个个装聋做哑，那副知识渊博、忧国忧民、慷慨激昂、拍着胸脯担保的劲头不知哪里去了。同是亚洲“发展中国家”，同是儒家文化圈，同是对外开放，同是“市场经济”，韩国人能办到的事为什么中国人办不到？是中国人劣等吗？不是中国人劣等，而是谋私利的假改革致使中国的“肉食者鄙”，致使主管的官僚劣等，相关的“精英”劣等。劣等得整天吃人饭，不说人话，不干人事，不拉人屎，所以“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难怪拿破仑要说“狮子统率的绵羊军队强过绵羊统率的狮子军队”。　　
　　有些合资独资项目从中华崛起的角度来看很蠢，甚至简直有害无益。比如牙膏、洗涤剂、可口可乐饮料之类软饮料产品等，既非国内无同类产品，又无要害核心技术，还只能内销。每合资一项，中国同类企业就被打垮一批；每增加一个合资机构的工作机会，就意味着一大堆中国工人在下岗。用如此大的社会代价换来了什么样的“先进技术”？增加了中国多大的竞争能力？增加了中国多少出口？不象中国的产品利润全归中国，合资的产品利润大头都让外国人拿走了，从中国人整体的角度来说是肥人亏己，得不偿失。有些合资项目用人家的技术每收入一元，就相当于向人家奉献了不知多少元。人家可以拿了这钱去开发更先进的技术，仍然比你先进。于是形成一个引进、开发、再引进、再开发的无限循环怪圈。绕来绕去绕得一些中国人自己都弄不明白到底在干什么，“引进先进技术”引到什么时候才算完。如此合资，如此“引进先进技术”对中华崛起有何价值，有何意义？但事实是这样的合资企业不但存在，而且十分兴隆。对此可能的解释只能是：1．主管的官员被收买了，故意吃里扒外；2．国有企业已经被家贼偷得奄奄一息，亏损又亏损，成了烧钱的无底洞。国家投资全打了水漂，根本不敢再往里扔钱。企业连简单再生产都维持不下去，更无力开发新产品，不得不通过合资借助洋人的开发成果维持局面。3．窃国大盗们需要利用“合资”的招牌营私。贼偷了东西就要销赃。窃国大盗们把靠坑蒙拐骗到手的国家利益卖给外国客户最合算。第一人家财大气粗，能出高价；第二弄成个国际项目一旦事发想推翻都不容易；第三可以让对方不声不响把不义之财让直接存在国外，人不知鬼不觉地彻底逃避国内监督；第四可以“以物易物、补偿贸易”，让对方用安排自己子女亲属出国定居来代替直接的“现钱交易”，来个“曲线受贿”；第五可以“放长线、钓大鱼”，跟国外直接挂上钩，为自己将来脚底抹油叛国外逃多留一条路。一个“引进先进技术”的口号，一个“开放合资”的名义便能带来这许多个人利益。如此合资表面上似乎很蠢，其实那只是蠢在国家利益，而对个人利益而言非但不蠢，而且是处心积虑、深谋远虑的精明打算。从谋求中华崛起的真改革角度看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东西，从谋私利的假改革角度看一目了然。两种改革目的不同，立场方法结论完全针锋相对。　　
　　什么叫“先进技术”？先进只是相对于落后而言。即便在今天，相对于大刀长矛，“三八大盖”也够得上先进资格。但如果改革的目的是中华崛起，避免挨打，则“先进技术”必须相对于对手先进才有意义。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先进技术”？使中国人不落后不挨打的关键技术，能提高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力的核心技术，让中国人比别人更先进的要害技术。这样的“先进技术”引得进来吗？合资也罢，购买也罢，最多引进别人比自己先进、但比人家落后的技术。“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谁的看家本领肯倾囊相授？比别人更先进的技术别说人家不给，就是想给，人家自己都还没有的东西怎么给得出来？现在世界各国都搞“全球化”，搞“与国际接轨”，搞合资企业，搞“引进先进技术”。搞来搞去，现在世界上生产CPU的有几家？生产大型飞机的有几家？生产高级路由器的有几家？生产核装备的有几家？生产电子战装备的有几家？生产高级合成材料的有几家？搞高能微波、激光武器等新一代战略武器的有几家？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曾用市场或合资换到过这样的技术？合资也罢，市场换技术也罢不是不能搞，不是不能引进一些相对于自己的目前先进的技术。但必须心中有数：现在引进是为了将来不引进。只有学学韩国的“现代”，坚持创造自己的铭牌，自己开发先进技术，才能“肥水不流外人田”，避免替别人开发先进技术付帐单。这才是要害工业要害产品的发展方向。现代技术发展得那么快，如果按常规引进，还没来得及消化吸收完就已经落伍了。美国人流行一句话：“如果是家具，百年以上的是古董。如果是汽车，十年以上的是古董。如果是时装，一年以上的是古董。如果是电子产品，市场上卖的已经是古董。”越是尖端技术越要靠自己开发才有可能最终赶上，只靠引进必将永远落后于人。为了最终超越对手，只得到相对于自己的过去的先进技术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真正的核心技术最终要靠自己独立开发，要靠建立独立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要靠自己创新。归根结底还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具有战略意义的核心技术绝不能用常规经济法则来判断合算与否。必需不惜代价，不计成本，独立自主全力开发。1960年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两弹一星”似乎违背了“经济规律”。如果当年主张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精英”们当家，一刀砍掉了这些“不合算”、“力不从心”、“风险太大”的项目，那今日中国有何“镇山之宝”？中国的和平有何保障？那些玩弄“经济规律”的专家们又能到哪里去卖弄？“运十”等大型客机项目下马时再困难，比得上1960年困难吗？几十年过去了，中国花了几百亿美元买客机，自己大型飞机的研制队伍今何在？生产能力今又何在？要搞战略空军，战略轰炸机何来？国外买得到吗？即便买得到，多少钱？第几代？有多大威慑力？要搞快速反应部队，大型运输机何来？国外买能买得起多少？一旦战损能及时补充吗？当年的一念之差，代价是上百亿的资金，几十年的辛勤，以及历史的机遇。鲁迅说：“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因为她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的。”中国能造自己导弹卫星，造不了小汽车，能造核潜艇，造不了大型飞机。为什么？一个是“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一个是“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飞跑时再下地”。两种态度，两样结果。　　
　　如果中国只打算“建设小康社会”，那靠“引进先进技术”就够了；如果中国要“全面现代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那在要害的核心技术上就只有依靠自己。归根到底取决于是哪种改革：真改革还是假改革。　　
　　“建设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行了，为什么一定要赶上超过别人呢？”　　 　　
　　中国历史上不仅曾经是小康水平，而且是世界先进水平。但落后了，挨打了，一切辉煌都打没了。如今不实现现代化，不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建成了小康社会也保不住。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不再挨打，就必须赶超。首先在精神上不能甘于人后。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自甘落后。自甘落后意味着精神上垮了，承认自己天生低人一等。这等于自我否定，自甘下贱，甘当劣等。　　
　　种族主义者鼓吹人有“优等民族”与“劣等民族”之分。不管其“理由”如何，要达到的效果是“优等种族”任意支配“劣等种族”，“劣等种族”甘愿被“优等种族”任意支配。人们谴责种族主义时往往只注意自称“优等种族”的一方，却忽视被称为“劣等种族”的一方，想不到世界上有的民族里真会有人自认劣等，甘愿任人支配。这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的的确确是现实存在。　　
　　何谓“优等”？就是高人一等，支配别人。何谓“劣等”？就是低人一等，任人支配。如果一个民族处于任人支配的地位，就会被认为是低人一等，即劣等；而如果处于支配别人的地位，就会被认为是高人一等，即优等。处于低人一等、任人支配的地位就是处于劣等地位。但处于劣等地位的民族并不意味着就是劣等民族。只有处于劣等地位而又心甘情愿永远处于劣等地位、不思反抗的民族才真正算得上劣等民族。因为种族主义者的种族“理论”要达到的效果正是如此：让被说成是劣等种族的人心甘情愿地处在任人支配的地位，接受被说成是优等种族的人的统治。甘心处于劣等地位的民族等于在精神上彻底接受了种族主义者的结论，自然怨不得别人称之为劣等民族。这跟虽处劣等地位却不忘反抗的民族完全不同。人可以抓住老虎，可以把老虎关起来展览，甚至可以训练老虎登台表演，但人决不敢对老虎象对牛马那样任意役使，毫无防范。这就是处于劣等与属于劣等的区别。换句话说，一个民族如果心甘情愿处于任人支配的地位，那就是自愿当“劣等”。只要自己愿意当“劣等”，那就真是“劣等”。“劣等”不“劣等”取决于自己的选择。别人强加于的“劣等”不算数，自己心甘情愿选择的“劣等”才算数。
　　云杉女士在其充满悲壮的作品《追我魂魄》中引用了一句话充满悲壮的话：“人可以落魄，但不能失魂。一个失魂的人就会成为被人摆布的木偶，他的命运会比死亡更悲惨。”这正道出了处于劣等与属于劣等的区别。　
拒绝当劣等、拒绝任人支配的人可能失败。但只要不甘心失败，就没有丧失摆脱劣等的希望。“兵家胜败寻常事，忍辱负重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即便奋斗失败不幸身亡仍然可歌可泣，因为这是以英雄而非劣种的身份载入史册；“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个民族只要不甘任人支配，只要不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哪怕处于被支配的劣等地位也仍然不是劣等。即便国土被占领，但只要还有人在反抗，哪怕只是试图反抗，征服者就不得不重兵防范，就不能毫无顾忌放心开发。这个民族就跟象牛马那样无须防范、可以随便支配的劣等民族不同，就不是劣等。　　
　　中国近代因落后而挨打，而处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中国人于是分化为两类：“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甘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甘心中国任人支配，任人宰割，一再反抗，不懈努力，力图改变中国的劣等地位，使中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摆脱落后。这样的中国人永远不是劣等，而是“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甘愿做奴隶的人们” 不承认落后会挨打，一口咬定中国人天生落后，永远先进不起来。中国过去挨打并非因为落后，而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欠揍。鸦片战争是中国人禁烟惹来的。甲午战争是中国多管朝鲜的闲事招来的。八国联军是中国闹义和团闹出来的。抗日战争是中国反日情绪失控引起来的。台湾问题是中国抗美援朝带来的（尽管美国干涉台湾在先，中国出兵朝鲜在后）。只要中国人有足够的“智慧”和“新思维”，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就不会挨打。中国每次挨了打都换得“先进西方文明”的进一步传入，得到了“先进生产力”，于是才进步。只有彻底熔入人家的世界才能真正紧跟“新潮流”。中国没有殖民地的经历实在缺一课，迟早应该补上。总之落后不要紧，傍上洋大款就立刻先进了。挨打是好事，挨了打就老实了，不敢再招惹是非，从此天下太平，有了“和平发展的大环境”。中国想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是痴心妄想，白费力气，应该老老实实“全力建小康”。这样的中国人举止言谈从头到脚充满了标准的任人支配的奴隶风范，是不折不扣的劣等。　　
　　“甘愿做奴隶的人们”是不是犯傻，没事干了想当劣等？恰恰相反，是聪明过头了。人家的心思是整个民族当奴隶有什么要紧，只要自己能当上奴隶总管就行了。虽然在主人面前是劣等，但在奴隶面前却好歹高一等。依靠外国势力对付同胞比冒险辛劳对付外国势力既方便安全又有利可图，完全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一切原则。这样的小聪明还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跑到美洲时，不少美洲的印地安人部落酋长们也是这样想的：这些外来户武器精良，能征惯战，何不请他们帮我对付其他的印地安部落来扩大我的统治呢？于是竞相合作。然而到头来那些“算盘精”的印地安人酋长们一个个下场如何？他们的部落今又安在？现在整个美洲竟是谁人之天下？小说《辛德勒的名单》里有这么个情节：一个犹太玻璃工人心甘情愿替纳粹当警察头目，组织犹太警察配合纳粹搜捕自己的同胞送进集中营，并跟纳粹党卫军痛饮狂欢共叙“友谊”。然而等自己的犹太同胞都抓完之后这些犹太警察们立刻被党卫军全部枪决，所谓“友谊”全成了笑柄。这样的情节并非虚构。当年纳粹德国统治区和死亡营里都有犹太人自愿或被迫跟纳粹合作对付自己的同胞，其最终下场也都一样。面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强者想耍小聪明“迎外以安内”，即便得意一时，最终又能如何？终究逃不脱身为劣等的命运。　　
　　甘当劣等就得心甘情愿承受劣等待遇，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到“南京大屠杀”这样成龙配套的待遇。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人对当劣等挨打的滋味记忆犹新，在“奔小康”与“中华崛起”之间毫不犹豫选择了“中华崛起”。现在一些中国人对当劣等挨打的滋味没什么感性认识，也不屑学习历史，因此对“奔小康”兴趣盎然，对“中华崛起”不以为然，变成了“甘愿做奴隶的人们”。如果这些人有南京大屠杀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挨打经历，立场定不相同。换句话说，“甘愿做奴隶的人们”之所以“甘愿做奴隶”往往是因为欠揍，缺少当劣等挨打的感性经验，缺少反面教员来上课。　　
　　总之一个民族是不是“劣等”别人说了不算，自己说了才算。劣等不劣等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选择的；不是先天的，而是后天的；不取决于外因，而取决于内因；不取决于物质条件，而取决于精神因素。同一个民族内自甘劣等的就是劣等，不甘劣等的就不是劣等。甘愿永远处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不思改变的人就是自甘劣等，因而就是劣等；不甘处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力图改变赶超的人就是不甘劣等，因而就不是劣等。这叫咎由自取，各得其所。
　　近代中国任人宰割、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是毛泽东结束的。中国人在没有毛泽东之前是任人支配，被当成是“劣等民族”，有了毛泽东之后就不是了。中华文化在没有毛泽东思想之前被认为是“弱势文化”，也就是“劣等文化”，有了毛泽东思想之后就不是了。世界上那么多思想，唯独毛泽东思想告诉中国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从任人支配的劣等地位中挣脱出来。毛泽东思想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来绝不消极被动任人支配，绝不投降认输，而且绝不靠匹夫之勇乱碰乱撞。中国人想不当劣等人，除了毛泽东思想外无可倚仗。否定毛泽东的中国人，必然否定中国人民，必然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拥护，必然不得不依靠外国力量维护自己的地位，必然走向甘愿任人支配的道路，必然最终不由自主滑向“劣等人”。否定毛泽东思想的中国人，必然丧失主动进取的精神力量，必然看不到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希望，必然在西方的强势文化前毫无抵御能力，必然对西方的一切顶礼膜拜，必然只会继承中华文化的一切糟粕，必然最后自我否定，承认中华文化是“劣等文化”，甘心情愿当“劣等”，必然同样不由自主滑向“劣等人”。这是一条客观规律。商场有商场的客观规律，官场有官场的客观规律，战场有战场的客观规律。既然是客观规律，那就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人在商场身不由己。人在官场身不由己。人在战场身不由己。中国人在优等劣等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规律上同样身不由己。总之，否定毛泽东的中国人，只能迟早会变成“劣等人”；在排斥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继承的中国文化，只能是充满糟粕的“劣等文化”。中国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或迟或早都会认识到这条规律，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找到共同目标。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不愧优秀，敢于想象实现中国全面现代化，敢于赶上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敢于从根本上让中国永远摆脱落后挨打的劣等地位。“甘愿做奴隶的人们”甘当劣等，但求小康足矣，安敢妄想其他？　　
　　“九．一一”后美国掀起了国旗热。美国电视台报道说美国人买的美国国旗是中国造，出口价1美元。而当时美国市场零售价是十几二十美元。就是说在这样的经济格局中国人创造的财富90%以上被别人拿走了。这就是经济领域内的落后挨打。你靠廉价劳动力竞争，就只能接受这样的结果。这就是经济上受制于人的劣等地位必然的结果。甘心永远处于这样的地位就是甘心劣等。不甘心就必须穷则思变，在承认目前这个劣势现实的同时想办法走靠高技术、高附加产值产品过日子的路。一句话，是心满意足于那10%、靠它“奔小康”，还是不甘心那90%而发愤“中华崛起”；是情愿继续这样的经济领域的落后挨打，还是不甘落后、不甘挨打，这就是“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甘愿做奴隶的人们”的区别，是中国人中优秀与劣等的区别。经济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亦然。　　
从现在的国际环境的演变趋向来看，如果中国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这个战略决策上措施不力，沾沾自喜于“奔小康”，甘愿在技术经济领域当“劣等”任人支配，很快就会面临生死存亡紧要关头，那时就悔之晚矣。　　
　　 第二部：关于进与退
　　“中国正处于从来没有过的和平环境中，应该抓住这个历史机遇”。“苏联是被军备竞赛压垮的。中国应该吸取苏联解体的教训，不搞军备竞赛，安心经济建设，不应该把资金浪费在军备竞赛上。”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并非“军备竞赛”，而是内部“精英”们的假改革、真破坏，外部“超限战” 的蓄意误导，自身领导长期脱离群众、丧失人心，加上一系列的决策失误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精英”们一口咬定“军备竞赛压垮苏联”，无非是想吓得中国把国防现代化扔一边去，放松开发跟国防密切相关的尖端技术，从此只引进不开发，永远受制于人。这也算新一轮的对付中国的“超限战”。中国的确正面临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历史机遇”，但并非“精英”们所断言的那种“从来没有过的和平建设”的历史机遇。
　　苏联解体，冷战以美国的全胜而结束。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的格局被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所取代。整个世界由那以来开始经历着两大调整：美国战略目标的重新调整，以及国际关系准则的重新调整。　
美国的战略目标一直在不断调整。当美国以德国日本为主要战略目标时，便毫不犹豫地跟意识形态的敌人苏联结为盟国对付德日。一旦战胜德日，美国又毫不犹豫地把战略目标转向了苏联，跟昔日的死敌德日结盟对付昔日的盟国苏联。美苏关系迅速恶化，短短几年便演变成“冷战”。为了对付苏联这个战略目标，美国毫不犹豫地放下了朝鲜战争的旧仇跟中国接近。苏联刚刚解体，美国立刻批准向台湾出售F-16先进战斗机，毫不犹豫地把战略目标转向了中国。美中关系气氛顿时开始变味。当美国认为国际恐怖主义对美国的安全威胁更直接时，又立刻毫不犹豫地放松了对中国的压力，联合中国共同反恐。与此同时，美国一方面推行“阿拉伯民主改造”计划，一方面紧锣密鼓加紧NMD（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毫不犹豫地为有朝一日彻底废掉中国的核反击能力而快马加鞭。美国的战略目标的转换就是如此娴熟老练，一气呵成，毫不犹豫，毫不留情。美国公开宣布其21世纪的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国世界独一无二的超强地位。换句话说，谁被认为过分强大而可能危及美国的超强地位，谁就会变成美国的战略目标。
　　“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也一直在“与时俱进”。鸦片战争时代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没有什么“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之类。实力就是一切，没实力就活该倒霉。弱国无外交，也无主权。对弱国什么国际关系准则都不存在。否则人家也不会公开向中国贩了毒还倒打一耙，打上门来要中国赔偿毒品损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主张战后“非殖民化”，让殖民地国家尽量都独立。这一是可以把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几乎剥个精光，大大有利于美国资本的全球扩张。二是可以利用“民族自决”的名义为日后瓦解苏联及其它不喜欢的多民族国家打下伏笔。英国国力已衰，再也无力维持“日不落帝国”的统治，不得不同意，甘心从“大英帝国”沦为“小英格兰”。苏联想借机跟美国争夺中间地带，顺水推舟同意了美国的主张。于是有了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与此相对应的“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类国际关系准则很是时兴了一阵。“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对抗，都需要争取中间力量，因此在不涉及自己战略要冲的地方也大致认可了这些准则。但也不是没有条件。随着“冷战”局面的演变，美国要求的条件越来越高。首先是不许站错队：倒向苏联阵营的就是敌人，倒向自家阵营的就是哥们，中立的就是不仗义，非打即压，给点小鞋穿。慢慢地光站队还不够，又陆续划了好些圈子：人权，自由，民主，经济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知识产权……等等等等。好些原先被认为是主权范围内的东西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国际问题，国家主权的概念悄悄地被一点一点地架空了。到后来国内抓罪犯一不小心就会变成“迫害人权”，闹出个国际事端来。等苏联解体，美国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一些原先“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吃不开了， “人权高于主权”、“先发制人”等理论陆续付诸实践。如今美国是说打谁就打谁，别人谁也管不了。联合国管不了，美国的西欧盟国也管不了。法国反对美国攻占伊拉克，美国火冒三丈，硬打下来再来个“惩罚法国”，不准法国公司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顺便还来了点“去法国化”，将国内传统的“法式炸薯条”(French Fries)“正名”为“自由炸薯条”(Freedom Fries)。如今能对美国政府有所制约的只有美国选民。但只要美国没有陷入越南战争那样的旷日持久、代价沉重的泥潭，美国选民对美国政府的海外政策并没有多大实际约束作用。现在“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其实已经变了，变得颇有点鸦片战争时代强国说了算的味道了。
　　当中国已被美国调整为其战略目标的时候，当“人权高于主权”、“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已经变成国际关系的现实的时候，心醉神迷于“中国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和平环境”、一心一意“埋头搞建设、全力建小康”，好笑不好笑？讽刺不讽刺？人家用温水煮青蛙，让你不知不觉“软刀子割头不觉死”；面临灭顶之灾的大嘴蛤蟆“精英”们却还当是在洗温泉浴，美滋滋泡在锅里悠然自得，还自鸣得意地说：“我这是在‘蹈光养晦’呢！”
　　中国希望“和平崛起”，虽说是“和平”，但终究是“崛起”。很难说美国能否对此网开一面。如果人家不肯高抬贵手，就得小心人家“先发制人”到自己这个“战略目标”头上来。能遏制这种情况发生的最关键因素是什么？第一是毛泽东时代抗美援朝打出的国威军威，使世界认识到中国人不再是一盘散沙；第二是毛泽东时代的“两弹一星”及由此发展起来的战略威慑力量。这一切使美国选民认定跟中国冲突会代价惨重，由此制约了美国政府。至于中国的常规武装力量，既然中国自己的作家中将、空军副政委都公开不屑一顾而宁愿当“美国迷”，美国人即便原来很顾忌，现在也会大打折扣。一旦人家认定中国人又回到鸦片战争时代的一盘散沙状态；一旦人家的NMD部署成功，有所顾忌的情况必然起变化。一盘散沙自然不堪一击，NMD成功就意味着把中国的战略核武器缴了械，那时人家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先发制人”了。由此可见，中国崛起的唯一历史机遇一是必须避免重新变成一盘散沙，二是必须赶在美国NMD及下一代新战略武器研制成功之前抢先拿出自己新一代的战略“杀手锏”武器，使之不敢轻举妄动。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跟美国的NMD及其下一代新战略武器抢时间赛跑。这个历史机遇有多少年不好讲，也许几年，也许十几年，反正不是无限期。
　　据一些学者推测，现在世界石油供应只够维持几十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头几名的石油进口大国。一旦石油供应断绝，结果不言自明。除非中国能获得长期可靠的新石油来源，否则必须在几十年内开发出大规模使用替代石油能源的技术。也就是说，由于石油问题，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被限制在这几十年内。
　　当美国战略目标开始转向中国时，当国际关系准则开始变化时，当中国最多只有几年到几十年的崛起历史机遇时，中国的那些“出过洋”、“凭理论搞战略”的“精英”们都在干什么？欢呼冷战结束、欢呼天下太平、欢呼中国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和平大环境”、断言“中国应该吸取苏联的教训，让国防建设为经济建设让路”、“全力建小康”、“军队经商”、“军转民”、“先富起来”、“行政创收”、“全球化”、“与国际接轨”、“战略伙伴关系”（对付谁？）、抱着人家粗腿高唱“我的太阳”、“消气外交”……
　　从苏联解体到使馆挨炸猛醒之间足足八年。这么长时间内，“精英”们面对中国时间有限的崛起历史机遇及战略方向硬是找不着北。虽然成批生产了一大堆“精英”、“院士”，但学术界的腐败越来越凶，许多要害科技领域的真实水平跟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一些关系重大的项目，如预警机项目，俄罗斯输油管项目等则一拖再拖，人家急时自己不急，等自己急时人家不干了。如果是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早就完蛋了。　
　　再看看“只游过江、没出过海”、据说只是“凭直觉搞战略”、“先天不足”、“有局限性”的毛泽东又是如何面对历史机遇的？　
　　虽然阿拉伯国家不断有人试图重新统一阿拉伯世界，但无一成功。不仅因为阿拉伯国家分裂已久，更因为其他大国根本不愿意世界上出现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控制了世界石油命脉和战略要冲的阿拉伯国家，因此费尽心机利用矛盾让阿拉伯国家不断你争我夺，征战不休。所以虽然阿拉伯国家号称同文同种同根生，但实际根本统一不起来。换句话说，阿拉伯世界重新统一的历史机遇已经永远失掉了。而中国如果不是毛泽东战胜了“蒋委员长”，“蒋委员长”统治下的向美国“一边倒”的中国必将让美国势力直接紧逼苏联，必将使苏联感到“卧塌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苏联必将不会容忍美国势力如此逼近苏联腹地边境；必将会死死霸住其从雅尔塔协议中捞到的旅顺基地及中长铁路等中国主权，必将采取一切手段来平衡美国在华势力。中国必将变成美苏直接争夺的前沿阵地，必将四分五裂，必将“军阀混战，天下大乱”。有超级大国的干预，谁也不敢保证中国一旦被分裂会不会步阿拉伯世界的后尘，从此再也统一不起来。而分裂的中国必将战祸连年，局面决不会比炮火连天的中东地区更和平，那还谈得上什么“和平崛起”。毛泽东领导中国人仅凭着一穷二白的底子统一了中国大陆，使中国避免了阿拉伯世界那样的分崩离析的命运，收回了雅尔塔协议强迫中国丧失掉的、除蒋介石公开放弃的外蒙古之外的一切主权，完全凭自己的努力，让军阀混战、四分五裂、衰败危亡中的中国大陆重新统一，重新崛起。这就是毛泽东抓住的历史机遇，打破雅尔塔协议的格局、从两大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硬抢出来的、极其罕有的统一中国大陆的的历史机遇。　　
如果不是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把美军赶到三八线，美国大兵压境，中国还没开始搞和平建设就不得不把东北工业全面内迁；一旦稍有风吹草动就不得不根据“中苏同盟条约”的规定允许苏联出兵东北。一旦苏军常驻东北，中国的东北同样会变成美苏较量的前沿阵地，中国的主权完整势必难保。毛泽东决策抗美援朝，既把美国势力驱除到三八线之南，又避免了苏联军队进入中国领土，还使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以一个无人胆敢小看的强国姿态出现在世界上，从此真正得以独立自主，奠定了中国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持续至今的和平的大环境。这就是毛泽东立国之初便抓住的一个历史机遇，让中国人百年来头一次享受到强国滋味、树立起强国信心、受惠迄今、维护了中国根本利益的极其宝贵的历史机遇。
美国进攻伊拉克的主要借口是伊拉克要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美国如今的战略是“先发制人”，想打谁就打谁，特别要打私自搞核武器的。现在谁要是没得到美国允许搞核武器，美国就要干预，从经济制裁到“先发制人”无所不用其极。换句话说，非核国家能够自主发展核武器而不招致外来强力干涉的历史机遇已经过去了。中国抢到了这个历史机遇，发展了自己的核打击力量，有了“镇山之宝”，因此谁也不敢轻易对中国搞“先发制人”。 但如果不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1960年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仍能顶住一切压力，力排众议，坚持“两弹一星”项目，中国能抢到这个历史机遇吗？要是当时也象“运十”下马那样拼命算表面经济帐，强调经济效果、风险、困难、把握等等，然后得出结论让“两弹一星”“先行下马，将来再说”，中国现在将是如何，历史将会如何？毛泽东、周恩来等在新中国最艰难的时刻硬是挺了过来，把中国变成了核大国。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情况下抓住的历史机遇，使中国人迄今赖以免除核讹诈的、重新崛起必不可少的历史机遇。　　
（“精英”们很喜欢说“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已经过时”。然而即便假定这样的“理论”成立，却岂不是等于同时又承认了毛泽东抓住了人民战争“过时”前的“历史机遇”，利用人民战争统一了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援越抗美的成功吗？岂不是反而从反面肯定了毛泽东善于抓住历史的机遇吗？）　　
　　毛泽东、周恩来手下那些从没“游过江”、更没“出过洋”的“土八路”们同样善于抓住转瞬即逝的历史的机遇，改变历史进程。　
　　1950年4月，四野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执意要在谷雨前发起海南岛登陆作战。他指出：因为我军渡海工具基本上是没有动力的风帆船，必须依靠谷雨前的季风才能过海。如果在谷雨前的五天内(4月20日前)再不发动海南岛登陆作战，攻打海南岛就要往后再拖整整一年。1950年4月16日，韩先楚置个人生死和军事荣誉于度外，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在金门失利的阴影的重重围绕中，冒着丧师琼州海峡的极大风险亲率40军、43军四个师数万人乘坐风帆船跨海进击海南岛。仅仅几天，国民党名将薛岳率12万之众苦心经营的“伯陵防线”土崩瓦解，被侵华日军惧称为“长沙之虎”的黄埔高材生薛岳被经常写错别字的韩先楚将军撵出了海南岛。海南战役之后仅仅一个多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台湾战役被迫无限期推迟。如果不是一代名将韩先楚力排众议，用自己的一切做抵押，利用最后可以利用的五天时间打下海南，中国就将有两个台湾，而失去最后一个出海口。这就是韩先楚将军透过扑朔迷离的团团迷雾抓住的、奠定了中国收复整个南海主权基础的历史机遇，仅仅五天的历史机遇。　
　　1950年11月志愿军发动的第二次战役把麦克阿瑟的“圣诞节总攻势”变成“圣诞节总溃退”，使美军从此在朝鲜由战略进攻变成战略防御，被称为“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战役”。据双石著作《开国第一战》记载，此役西线战场成败的关键在于38军及时穿插到位，断敌退路，一连抓住了三个至关重要的五分钟：先敌五分钟抢占三所里；在上级的命令电文中把“龙源里”误译为“龙泉里”的情况下仍能根据实际情况准确判断出上级的真实意图、先敌五分钟抢占龙源里；先敌五分钟抢占松骨峰（书堂站）；然后以顽强的防御守住了阵地，确保了战役的胜利。由此不仅打出个“万岁军”，而且改变了历史。这就是“万岁军”在一连几天几夜不吃不睡、连续行军、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情况下用“小米加步枪”从飞机大炮坦克堆里硬抓出来的历史机遇，一个由缺一不可的三个历史性五分种组合而成的历史机遇。
　　看看屡屡眼明手快抓住了转瞬即逝的历史机遇的毛泽东及其精兵良将，再看看在历史机遇面前团团转了好几年还在乱碰乱撞、“摸着石头过河”的“精英”，英明愚蠢，高明低劣，不言而喻。　　
　　允许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剩下的时间本来就不多，又被“精英”们浪费了好几年。如果还不猛省急追，任其继续瞎折腾，那中国崛起的历史机遇必然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谋私利的假改革尽管乍一看似乎闪闪发光，也可以风光一时，但给中国实际带来的尽是长远的致命内伤，任其发展必将导致中国崩溃。它诱迫中国人只顾自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不管将来。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既不可能象一些气候炎热、到处有可以充饥的“面包树”的非洲国家那样，可以“吃饭一棵树，穿衣一块布，发展靠援助”；也不可能象地广人稀的俄罗斯那样，光靠卖资源卖军火就饿不死人；更不可能象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靠对外侵略扩张、大规模对外移民来解决“优胜劣汰”下来的“剩余人口”和“弱势群体”问题。在中国如果不搞统筹兼顾、均衡安排而胡搞什么“优胜劣汰”、牺牲“弱势群体”、任其自生自灭，那动不动就是上千万上亿人的生死存亡问题，稍有差池就要出人命、要出大乱子。“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水能载舟，亦能复舟”。这是中国多少代的历史教训，凡头脑稍微清醒的人都不敢对此掉以轻心。但腐败中人则根本顾不上这一套。假改革导致腐败。腐败自有其腐败的客观规律，一旦腐败起来什么也限制不住。指望一边腐败一边自我克制无异于指望木头一边燃烧一边冒冷气变空调。历史上中国每个朝代开国之初无不绞尽脑汁制定出各种防止社会矛盾失控激化的规定，但所有这些规定无不随着社会逐代加深的腐败而变成一堆废纸，直到腐败得无以复加的王朝末日来临。腐败猖獗的地方一切是非黑白全部颠倒，人们完全被私利私欲驱使支配，丧失了一切责任感和自我克制能力，如同癌细胞一样毫无节制地疯狂吞噬周围的一切，直到整个赖以生存的承载肌体承受不住这种疯狂破坏而死亡。尽管假改革的“精英”们个个说得娓娓动听，其实全是借口和欺骗。正如鲁迅所说：“我看中国有许多知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却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这个“糟”就是“中国崩溃”。假改革承认个人私利高于一切，造成人人身不由己只能顾自己眼前私利、顾不了长远共同利益的大环境。没有了长远的共同利益就没有共同目标，没有共同目标就必然离心离德。离心导致分裂，分裂导致崩溃。现在中央说话还有多灵？“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国企拍卖”之类的话倒是一说就通，执行得飞快，效率出奇的高；而“不准拖欠民工工资”、“不准搞‘政绩工程’”、“不准铺张浪费”、“不准搞‘小金库’”、“不准造假帐”、“不准随便征占农田”等等三令五申收效如何？以前还只是阳奉阴违软磨抵制，现在干脆明火执仗公开对抗。你说“经济过热”“宏观调控”，我偏公开宣布我这里不热，还需要大干快上，反过来要追究“宏观调控失误的责任”。如果不是假改革谋私利造成的利欲熏心压倒一切，哪来这么大的胆子，这么大的劲头？这难道不是分裂的前兆，崩溃的警报？假改革的真后果改革“精英”们不敢讲，但李登辉及一些心怀叵测的外国人则毫无顾忌，直言不讳来为自己人打气。李登辉最大的战略赌注就是假改革必将导致中国崩溃，而他们真正的战略目标正是中国崩溃。所以即使中国同意台湾“独立”，他们也决不会就此罢休，一定会进一步要求肢解中国，因为只有中国崩溃了“台独”才能放心。人家心中有数，知道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一旦中国走上谋私利的假改革之路，便犹如被挂上了人家精心设计好的传送带，接下来的事就由不得你，一切都会自动发生。正因为李登辉嗅出了中国假改革真腐败的气味，所以才会如此死硬猖狂，才敢宣扬“中国七块论”，才敢公开议论如何肢解中国。李登辉之流和其他一些心怀叵测的国家几年来的软硬兼施，轮番表演，核心目标无非是想方设法让中国别忽然回过味来从假改革的死亡传送带上跑了，跑到真改革的道路上去，那就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中国不粉碎改革骗子们的假改革就无法避免崩溃命运，更无从崛起。为此中国人必须：
　　1．真正明确改革的根本目标：求中华崛起，还是只谋私利？目标不同，立场、方法、路线、前途截然不同。　　
　　2．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决不盲目相信未经实践反复检验过的理论，尤其不能迷信只有理论而无大量成功实践的“经济学家”，更不能让这种人掌握改革决策大权。手握大权的纯“理论家”往往最可怕，因为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让自己的理论去接受实践的检验，而是让整个世界来适应自己的理论。即使明明不切实际也死死抱着自己的教条不放。象王明博古那样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明明已经碰得头破血流，老本都快输光了，却仍然一意孤行。总之历史早有明训：只知理论、不懂实践的“拗相公”一旦大权在握则天下必危。
　　 3．杜绝利用双重身份误导诈骗。最简单的办法是在一切场合补足具有双重身份的“精英”们的一切身分，而且要标明其谋私利的主身份。就是说，亦学亦商者，按商人看待；亦中亦外者，按外方代理人看待。比如，不再简单提“经济学家XXX”，而要说“XX公司名誉董事XXX（兼XX大学教授）”。同样，不再简单提“XX专家”，而要说“X国XX基金长期收益人XXX（兼XXX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这样人们就不容易被误导。
　　 4．认真看待反诈骗的战略重要性，严厉打击假改革的学术骗子和行政骗子，建立有效的反诈骗体系。　
　　诈骗是和平时期最广泛、最频繁、最致命、危害最大、最防不胜防的破坏行为。小至破家，大至灭国，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破坏活动能有这样大的威力，对社会的一切都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一整套严密的反诈骗系统，单凭当事人的直觉、本能和经验，只靠少数人匹马单枪、单打独斗根本对付不了已经发展成集团性犯罪的国家级诈骗行为。对付诈骗的最有效措施是建立全面的问责制，用周密严格的责任系统来对付各种诈骗。
电视片《复活的军团》介绍了《吕氏春秋》上阐述的秦朝兵器制造的管理原则：“物勒工名”，意思是：器物的制造者要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以便追查责任。这套办法使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仍可以从一件具体的出土秦代青铜兵器上得知当时出了问题该找谁负责：全国总负责人：相邦--“吕不韦”；工厂厂长：工师--“蕺”；车间主任：丞--“义”；制造工匠：工--“成”。两千多年前的老祖宗就发明了如此严格严密有效的责任制，使人不敢不负责任，不敢偷工减料。这种 “物勒工名”、责任到人头的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今天的反诈骗体系。具体的物质性的“硬”产品要“物勒工名”，抽象的非物质性的“软”产品同样要“物勒工名”。制订政策法规要有决策问责制，执行政法规要有行政问责制。要问责首先得知道具体谁负责，名字都没有出了事找谁去？有了问题现再查名册一是来不及，二是便于推卸责任。现在颁布一个具体管理条例、立功受奖办法之类都登个头版头条，而象企业改制，国有企业拍卖，“国退民进”等等涉及上千万人生计、上万亿国有资产归属的大问题，早已超出 “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试验范围、已经属于全面铺开推广的大改大动等这么大的事却既不见人大立法，也不见大张旗鼓公告天下，几个“红头文件”一发不声不响悄悄就给办了。这一切到底是谁负责？根据谁的理论？哪条理论？谁提议？谁审议？谁拟稿？谁会签？谁批准？有没有人从中捞取好处？一切有关人员的个人财产跟所办事项之间有没有对应变化关系？出了问题该谁负责？怎么负责？对那么多当事老百姓而言这一切都是糊涂帐。别说等两千年后再查帐，两年后的帐就查不清了。堂堂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这种管理法如何称得上“现代化”？要是真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不给假改革的诈骗犯以可乘之机，就必须学学老祖宗秦朝的办法，决策时就来个“物勒工名”，把一切参与决策的人的具体姓名一个不漏地记录在案，张榜公布，让全国全社会都来监督决策人和执行者在全过程中个人财产变动情况，判断这些人是否从中牟利，是否有诈骗行为。如果有营私舞弊行为则属于诈骗无疑，必须依法查处，再冠以骗子之名，重要岗位永不录用，谁用就按骗子同谋论处谁。就拿京沪高铁工程项目为例，有主张自制为主的，有主张买法国技术的，有主张买日本技术的。不管将来怎么决策，只要坚持“物勒工名”这一条就容易使最后决策比较符合中国最大利益。所有参与决策和谈判的人的姓名情况都要一一记录在案供全社会监督，并要求其保证其决定符合中国最大利益，保证个人没有从中捞取私利。如果最后决定是买日本技术，则参与决策的人要立下“军令状”，保证日本决不会因台湾和领海问题跟中国战争、更不会拿高铁项目从中国赚的利润制成武器反过来打中国，否则甘愿被以叛国资敌罪论处。有这套办法，敢以身试法的骗子数量必然大大减少，即便侥幸得手也容易秋后算帐，以警效尤，有效防范未来可能的诈骗犯罪。“物勒工名”的原则是事先录以备考，出了事对号入座追查责任，决不允许事后临时抱佛脚敷衍。除非一开始就居心不良、处心积虑有意识地准备将来逃避责任，否则没有任何理由拒绝在决策、行政领域内实行“物勒工名”的人头责任制。　
　　图强国的真改革和谋私利的假改革分别代表了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中国人正在这两种改革的斗争中探索思索。分不清这两种改革的本质，就只能在两种命运之间摇摆颠簸。只有认清谋私利的假改革的真正危害并坚决摈弃之，中国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真正不再挨打，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崛起。

午夜夢醒

作者：王羽候

昨夜夢魂中 情深意更濃 醒來忽頓悟 人生漸解通？

昨天夜裏，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在夢裏妻子陪伴着我，一同回到我原來的學校，因為我要為論文答辯。夢中的我，畢業之後，一直為着生活忙碌，早已把論文答辯的事情，置諸腦後。這件事情一直在耽擱，轉眼之間，已經變成了白頭天寶的舊事了。我寫了一封長信給教授，希望他可以為這件事情作一個安排。教授收到信後，十分高興，告訴我他雖然已經退休多年，但一定會為這件事情盡力。

教授在校方安排之下，重新回到以前的實驗室，親自迎接我的來臨，和我討論論文的內容。在我眼前的教授，現在已經白髮蒼蒼，拄着拐杖，使我無法想像當年那一個中年勤奮的科學工作人員。我忍不住對教授說，教授，你老了。教授停下筆來，凝視着我，笑着對我說，生命是一個過程，當年的年青學生，又在何方？我們兩個人相視而笑，在時光的消逝下，我們已經變成了另外的人，但同時，我們又是原來的自己。

教授把我帶進了答辯的禮堂。使我驚訝的是，我的當年同窗，在知道這件事之後，都特別遠道而來，聆聽我講述論文的內容。我當年最好的一個朋友，還化妝成年青時代的模樣，坐在前排，為我打氣。這些同窗的出現，使我十分感動，把我完完整整的帶回已經消逝的學生時代。我情不自禁的擁抱着他們，衷心的感謝他們對我的支持和鼓勵。其他的教授都十分慈祥的祝福着我，希望我的答辯成功。如果說這是一個嚴肅的學術考試，不如說這是一個温馨的朋友聚舊。在掌聲中我開始了論文的敍述。我感到很輕鬆，笑着對大家說，教授給我的題目太難，使我想了幾十年才敢答辯，引起了聽眾的一片掌聲。望着正在為我放映幻燈片的妻子，我又向大家報導，說後來我結了婚，一早就忘掉了還有答辯這一件事的存在，這次把妻子一同帶來，就是給大家帶來一個明證。這一句話，又引起了聽眾的一片掌聲。

我開始解釋甲分子和乙分子反應的理論和過程。如何從熱力學的定律而選擇温度和壓力的條件。為了使甲乙分子的化學反應加速，又從甲乙分子的特性，選定了催化劑。最後更選定了主要產品的丙分子的提純方法和其工業應用。我特別要求考試委員們給我十五分鐘的時間，讓我解說一下這一項研究與人生的關係。我解釋說，所有的人，都是甲乙分子，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價值。但是他們的聯手，卻產生了丙分子。丙分子不單有即時的效用，更可以作為產生更多重要物品的基礎。但是甲乙分子的結合，並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需要研究，需要環境，需要催化，需要努力，需要程式化工業化，使理論變成事實。

我的講述已經超越了論文的範圍，但是卻好像引起了大家極大的興趣。我講解完畢之後，整個禮堂一片沉靜。我正準備走下講台，忽然之間，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來，都大力的鼓掌喝采。在掌聲中我從夢中驚醒，身旁的妻子卻依然在睡夢之中。她偶然的移動了一下手臂，與轉換幻燈片的動作一模一樣，使我在忽然之間，有所領悟。

我的夢，似乎是反映着我對一些一直想去做，但一直沒有完成的工作的一點悔意。人生中有許多令人後悔的事情，我們讓機會在手上靜静的溜去。夢中的文憑或許是一種無形的安慰。但是夢中更重要的啓示，是重視過程的價值，而不在乎成敗的結果。假如說我們真有一點成績和成就，也絕對不是一個個人的力量。教授的輔助，同窗的鼓勵，父母的艱辛培育，妻子對我從不褪色的信心和永不疲勞的支持，沒有了這些人，我又怎麼可能會在夢中接受那無形的文憑？使我漸漸領悟人生的價值？用這篇文章來表示我由衷的謝意？

午夜夢迴，往往會帶來傷感和惆悵。但是這一個奇怪的夢，卻在夢醒時，帶給我喜悅，樂觀，積極，鼓舞和力量。

四時佳興

作者：王羽候

心靜自然平 何事不從容 春秋連一線 人物古今同

北宋時代著名的理學家程顥先生，曾經寫過一首詩，叫做「秋日偶成 」。這一首詩中的句子在戲曲上常被引用，使我們幾乎忘卻了句子的原文出處。「秋日偶成 」是一首七言律詩，原文是「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程顥先生這一首詩，寥寥五十六字，但卻是寫盡了人生的感慨，人生的了解，人生的體驗，人生的價值。從一個看來漫不經心的起筆，歸納到人生的態度，是一首言簡意駭，虛實相連，氣象萬千，不可多得的佳作。首句應該唸成「閒來…無事不從容」，而不是「閒來無事…不從容」。當一個人無欲無求的時候，他的所作所為，才能自然從容，才能按着良心，公公正正的把事情做到盡善盡美。這一句灑脱飄逸的起筆，卻帶着千軍萬馬的威力，使人在剎那之間，感到當頭棒喝。在人生的路程上，無欲無求的環境，並不是時常存在。而無欲無求的精神，也不是人人具備。當環境不存在的時刻，而能真正以這種精神面對人生世事的人，更是難能可貴。程顥先生的第二句「睡覺東窗日已紅」，平淡自然回歸到大家都能了解到的「心安理得」。兩句平平凡凡的句子，猶如一個淡抹自然的美女，在人間出現，使人深思難忘，印象深刻。

第三四句「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是一個人生修養的境界。如果我們真能做到心平氣和的層次，我們才能真正了解到在這個複雜的世界上，有着許許多多美好的事物，歌頌着人生的美麗和善良。當我們看到巍峨的高山，應該感受到堅定崇高的理想;當我們看到浩瀚的大海，可以領悟到宇宙的無窮和自我的微不足道。當我們看到一望無際的沙漠，應該聯想到人生的艱苦和寂寞;當我們看到百花爭艶，應該思考到自我的努力向前。春夏秋冬的各有特色，又何嘗不是人生的經歷?又何嘗不是人生的過程？山川河嶽，日月星辰，鳥語花香，春夏秋冬，時時刻刻都在我們的面前，問題是，我們自己能不能，肯不肯靜下來去深思細想，去了解它們對生命的意義？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是進一步對人生的了解。人生的價值並不一定是一個形體的表現，而思想卻可以做出風雲的變動。形體和物質的價值，在歷史上一直是人性的枷鎖，使到我們輕視和忽略了無形的精神價值。文明的進步，使到我們的生活更加舒適富足，但是也帶來了一定的負面，造成了文化的衰退和生命的貧乏。「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這兩句中的淫字，大概是取自＜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表示不為富貴動搖的意思。一個人如果真能身體力行，做到這一個地步，無欲無求，怡然自得，便不愧天地，是一個有操守有原則的英雄豪傑。

程顥先生的「秋日偶成 」是一首難得的佳作。這一首詩中，沒有一個罕字，寫得自然流暢，沒有一點修飾的匠氣，一氣呵成，從人生連到萬物，又從四季回到人生。我們都知道詩中的字眼，都掌握了文字的工具，但是我們卻寫不出詩中的意境和深度。這是因為我們缺乏了程顥先生的胸襟和修養，程顥先生對人生的了解，程顥先生對人生的領悟，程顥先生對人生的價值。沒有了詩人的內涵，縱然有詩的形態，又有什麼意思？

文字的最高價值和境界，應該是對心靈的影響，而不是詞藻的堆砌和嘩眾取寵。一個出眾的演奏家，是憑着樂器，從心靈而演奏感情，感化人心。一個出色的畫家，是藉着一枝畫筆，描畫心靈的感受，引起共鳴，因而對社會做出貢獻。在二十一世紀，我們有着史無前例的工具和環境，但是我們卻缺乏了運用工具的內涵。程顥先生的「秋日偶成」，不能不使人由衷的讚歎和敬佩！

人生关键词

奧地利心理学家威尔海姆.赖希说,”人生是爱、工作和知识”。知识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所以人生关键词可稍加改动，成为”学习、工作和爱”。人的一生是学习的一生，工作的一生，爱的一生。而爱应该是广义的爱，博大的爱，其关键词除爱情外，还包括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爱世界文明。
鲁迅也有其人生关键词：”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他说，凡是”敢于来阻碍这三事者，不论是谁，都要反抗他，撲灭他”。不过他也补充说，他所谓的生存不是茍活，温饱不是奢侈，发展不是放纵。他还希望”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并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变态和强暴。

打着左转灯向右转?

作者：佚名
中国是一个很压抑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很放肆的社会。压抑是说人的个性压抑，说话要转弯抹角，办事要察言观色，小心翼翼的，总之不是那么开诚布公，好像活得很费劲。另一方面，放肆是权力的放荡，没规没矩，不管你是谁，只要手里有那么一点小权力，就可以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违法乱纪更不待言。这个情况非常不正常、不自然、不正确。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中国改革开放到今天，搞到矛盾百出，对立紧张，我看原因就在这里：胡锦涛先生的治国方略是打着左转灯向右拐，嘴上说什么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表面上好像左的不得了，但做的事情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推行的政策是右得不能再右了。这种怪现象在全世界独一无二，外国人常常觉得不可思议，好像中国人习惯于跟自己过不去，简单的事情如果不弄得莫名其妙、云里雾里的，好像就辜负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智慧了。殊不知人类最伟大的智慧就是实事求是，最高明的政治策略就是直白或实话实说。

实在说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事情并不特别复杂，情况也不是那么困难。但是，中国领导人最喜欢说中国的国情如何复杂，问题如何严重等，在我看来，有一半的复杂是矫情矫出来的复杂，有一半的问题兜圈子兜出来的问题。当前，中国最大的矫情就是这个“打着左转灯向右转”，最严重的问题是各级领导跟着胡锦涛先生在那里兜圈子、政府空转。为了这个矫情以及兜圈子的需要，中国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

难道胡锦涛先生不知道这一点吗？非也。我觉得主要还是胆量与气魄的问题。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是，小聪明多的人胆量小，精明过头的人缺乏决断力，上帝往往这样搞平衡。胡锦涛先生为什么要打左转灯？因为他不敢不打左转灯，算来算去这样最安全。但他为什么又要向右转呢？因为他不敢不向右转，因为这样最少风险。中国现代化这辆车是停不下来的，慢也慢不下来，但问题是，胡锦涛先生这样开车的办法，左右失调，是最容易翻车的。

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胡锦涛先生这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名不正言不顺”，倒也无伤大雅，但它会坏事，导致中国社会的混乱，这就严重了。因此，要搞好改革就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有鉴于此，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深层矛盾，第一要务是领导人有话直说，有屁直放，不要在那里兜圈子，少来这一套。

其次，老百姓也要努力，毛泽东有句话，叫做发扬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看用不着这么严重，发扬一点麻雀精神就够了，七嘴八舌说自己的话，不要鹦鹉学舌重复主子的声音，有这一条就够了。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三十年前的情况了，不至于说一句最高当局不中听的话就会有牢狱之灾。所以，老百姓把压抑什么、放肆什么调整一下，并非做不到。也就是说，个性不妨放荡形骸一点，不要刻意压抑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不是违法乱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老百姓的个性多一分放肆，当权者的权力就多一分压抑。不能让权力太放肆、太嚣张了，特别不能让当权者舒舒服服地胡作非为。把这一“放”一“压”搞对了路，中国就会进步。

中国大飞机项目面临深陷名利场风险

2006年06月07日 15:10 《商务周刊》杂志

　　当大型飞机项目被列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后,这个一度被尘封的高技术项目,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话题。但“全民大讨论”并没有让历经沧桑的大飞机项目有更加清晰的未来图景，一系列涉及大飞机的新闻事件在媒体粗放式的历史回顾中，演变成了情绪化的争吵：意气、误解、猜忌甚至谎言、诋毁……充斥在大飞机这块“无主之地”。
　　在垄断寡头市场挤压的阴影下，部门和地方利益的纠葛中，中国大飞机项目大有深陷“名利场”的风险。
　　□主笔 宁南 记者 谢鹏
　　全球航空制造两大“寡头”的“盛宴”再次摆在了中国。
　　“目前，在中国内地运营的863架飞机中，有534架为美国波音飞机，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是2/3；按照目录价格计算，中国从美国购买飞机的总费用累计接近400亿美元。”3个多月内“吃”下100架大飞机订单的美国波音公司心情非常好，其中国区总裁王建民在一个公开场合自信地告诉《商务周刊》，“我们计划年内再从中国拿到20架飞机的订单，至少出售120架干线飞机，确保中国市场的领先地位。”
　　波音惊人的“胃口”直接刺激着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食欲”。5月9日，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将自己的好消息告诉了《商务周刊》，“中国民航总局已经确认空客A380主起降机场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和广州白云机场。”据空客预计，到 2009年，这种550座双层超级“巨无霸”在中国起降每周将达1000架次。而且，在中国市场率先抢占到超级大飞机先机的空客，许诺可考虑将首个欧洲以外的飞机组装线设在中国，从而挑战波音的地位。按照该公司中国区总裁劳伦斯•巴农给《商务周刊》的展望，“空客将以最进取的工作，把目前21%的中国市场份额在最短时间内提升到50%”。
　　仅2005年，中国各家航空公司就向波音、空中客车两家国际民机市场的垄断“寡头” 订购了442架飞机，目录价格高达2000亿元左右。尤其是去年年底，中国“一口气”与空中客车公司签署订购150架A320系列飞机的框架协议，震动了全球航空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5年国内各大航空公司利润仅16.5亿元，甚至不够买一架空客A380。尤为尴尬的是，偌大的中国市场继续保持着中国自主技术大飞机“0”的记录。一时间，中国民用航空市场俨然成了跨国飞机制造商的“狩猎场”。
　　与此同时，2月9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年)》，把大型飞机项目确定为“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一。这个被看作度量民族自信心强弱的“标尺”，在国人饱受寡头垄断郁抑的情绪下，几乎一夜之间成了社会舆论的焦点话题。
　　但“全民大讨论”并没有让历经沧桑的大飞机项目有更加清晰的未来图景，反而在众说纷纭中变得更为扑朔迷离。尤其是年初以来，一系列涉及大飞机的新闻事件更让这种混乱一度在某些媒体粗放式的历史回顾中，演变成了情绪化的争吵。
　　这是一个光怪陆离、飞沙迷眼的春天。中国民航总局一位政策研究人士向《商务周刊》讲述了自己观察到的困惑：“当前国家和老百姓都能齐力支持自主创新，对航空工业来说是多年未遇的发展契机。但这种支持集中到大飞机项目上，却成了一片混乱。”
　　“该说话的一言不发，不该说的滔滔不绝；内行指责外行满嘴乱说，外行讽刺内行不思进取。”在他看来，意气、误解、猜忌甚至谎言、诋毁……充斥在大飞机这块“无主之地”。
　　“中国大飞机项目，不仅笼罩在垄断寡头市场挤压的阴影下，不仅无奈于部门和地方利益的纠葛，更有可能迷失在国人简单的热情和‘一夜暴富’的情绪中。”这位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大型飞机专项的“专家”官员最担心的就是，“千万不要让大飞机项目变成了‘名利场’”。
　　项目“拉锯战”
　　整个春天，尽管关于大飞机的讨论在社会上一浪高过一浪，故事的主角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和第二集团公司却一言不发。期间，中国一航拒绝了《商务周刊》的采访，并从侧面暗示，“任何关于大飞机项目的采访一律不接受”。而中航二集团本已同意接受采访，但在原定采访当日上午，却突然通知记者取消采访，理由亦是“大飞机项目不方便谈”。
　　中国一航和中航二集团是由原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于1999年7月拆分后组建而成的特大型国有企业，中国一航主要包括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西安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上海飞机制造厂和金城集团有限公司，主要生产歼击机、轰炸机，其中上海飞机制造厂是以制造大型民用飞机为主的骨干企业，1970年代研制了中国第一架150座四发喷气客机“运 10”，并于1980年试飞成功；1980年代与美国麦道公司合作生产MD-82飞机；1990年代合作生产国产化率达70%的MD-90干线飞机。此后，上飞还曾与空中客车谈判进行100座的AE100项目，但旋即外方宣布退出谈判。中航二集团则主要包括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陕西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昌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洪都(原来南昌飞机制造公司)等企业，以直升机、运输机、强击机、教练机为主，其中同在陕西汉中的陕飞和汉飞生产的运8系列飞机是目前国产最大的多用途中程中型运输机，而哈飞生产的运12则是目前中国唯一获得英、美适航认可的机种。
　　4月27日，经过一番努力，《商务周刊》终于接触到了某航空制造部门一位了解整个中国民用飞机发展和决策全过程的业内人士。
　　“现在，很多人对民用飞机、对航空工业微词不少，甚至很难听，但是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其中的心酸和艰难。你们谁知道这里面涉及的国家的政策、政府的决策、国际政治的平衡有多少？”这位研究人员指出，不像军机在管理和决策上相对简单，民用飞机发展涉及的利益关系过于复杂。
　　他举例说明航空制造企业在变幻不定政策面前的脆弱：“航空产业承受的政策风险非常多，项目干一半，上级下令下马，前期的工作就都白做了。‘运十’是这样，立项有国务院、中央军委盖章的正式文件，项目下马时候什么文也没有，就没了。 AE100项目也是这样。但这种风险都得航空工业自己来承担。”
　　他认为，此次大飞机项目上发生的利益纠葛，更使这个国人注目的科技重点专项面对过高的政策干预风险。
　　作为主管国家科技发展进步宏观战略和布局的部门，国家科技部是最早、最坚定力主上马大飞机项目的权力机构，也是反对“市场换技术”、坚持自主研发的“急先锋”。去年3月20日本刊刊登后引起广泛关注的北京大学教授路风所著《中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基本上代表了科技部的观点。作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制定的主导者，把大型飞机项目确定在“未来15年力争取得突破的16个重大科技专项”之中，科技部也起了关键作用。
　　但同时，此举也拉开了大飞机项目的利益争夺大门。“道理很简单，上升到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就有了利益庞大的资金分配和行政审批。而且，自主创新已经确定为国家发展战略意志，这个项目更具有巨大的政绩投资潜力。”该航空工业系统人士认为，这是大飞机项目成为“唐僧肉”的关键背景。
　　一直“孤军奋战”的科技部今年年初遇到了一个“同盟者”——国防科工委。1月4-5 日，在2006年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上，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金壮龙讲到“十一五”期间国防科技工业的总体要求、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时，提出“适时启动大飞机的研制”，由此引发了大飞机讨论“热潮”。
　　但事实上，国防科工委与科技部的看法也有着明显差异。几乎所有媒体和大飞机项目支持者只关注了以上的引语，而没有注意到金壮龙对民用航空工业完整的表述：“航空工业以支线飞机为重点，适时启动大飞机的研制，重视发展通用飞机、民用直升机和转包生产，初步实现民用飞机产业化。”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在布置2006年八项重点工作的会议上，也提出“抓好支线飞机研制”。也就是说，国防科工委现阶段支持重心仍然是ARJ21支线飞机道路，即先上支线再上干线大飞机，所谓大飞机项目的“适时启动”，更像是一种响应。
　　所谓ARJ21支线飞机，是中国一航于2002年开始研制的新型涡扇支线飞机项目，该机型是70—110座级、以涡扇发动机为动力、满座航程为2000海里的中短程支线飞机，预计2009年前交付客户。
　　对大飞机项目上马与否权重更大的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则在态度上都坚持认为“马上上自主研发的大型干线客机有难度，现在还不具备条件”，主张把已经投入成本的ARJ21支线客机项目“搞到底、搞成功”。发改委一位官员向《商务周刊》解释说，“搞大型民用飞机是个‘无底洞’，国家政策和财力鼎力支持没有问题，问题是这个项目还是一张白纸，甚至怎么搞仍然还是‘鸡飞狗跳’。这个时候，谁敢做预算、谁敢投资？”他认为，中国民用航空工业的能力和市场现实，现阶段还不可能“一口吃成胖子”，而且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搞大飞机不能不考虑国际政治环境和国防建设的现实需要，更何况ARJ21已经铺了一大摊子了”。
　　但“自主创新”这面“大旗”带来的压力甚大，以至于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也不得不妥协一步，开始提出“尽快先上大型运输机”，发展军用运输机和民用货机，同时对大型干线客机组织攻关，用几年时间完成大飞机项目。这个思路就是：“一次立项、两个机型、军民统筹、系列发展”。
　　具体讲就是，大型飞机现在作为国家科技专项可以一次立项，但这个项目应该有两个机型，一个就是大型运输机，一个是大型客机。其中，大型运输机指军用运输机和民用货机，军用运输机又可发展专用飞机，比如预警机、侦察机飞机的载机(目前专用飞机的载机用的都是国外飞机)，而且国内的货机需求大，发展起来容易成功。而后再是干线客机。因此这种思路的“军民统筹”，指大型飞机项目应该全面满足军用运输机的需求、民用货机的需求、民用客机的需求。“系列发展”则指在此基础上满足大型飞机方方面面的需求。
　　“但现在这个思路在高层意见很不一致，分歧非常大。”那位航空制造部门研究人士告诉记者，由于国内民机发展在体制上深陷在纠缠不清的利益“漩涡”中，大飞机项目之争正在演变成一场利益“拉锯战”。
　　“大飞机不能搞成形象工程！”
　　在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支持下，作为中国大飞机项目必然的承担者，目前中国一航认为，发展干线飞机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正在进行的ARJ21新支线飞机搞成功走完。“新支线飞机是整个中国民机走完的第一步。”上述航空业内知情人士告诉记者，“ARJ21去年年底把图都发下去了，现在4个厂(沈飞、西飞、成飞、上飞)正在全面生产，到2007年年底就要总装完成，2008年首飞、取证(适航证)，2009年建国60年之前交付客户。”
　　他介绍说，ARJ21新支线客机是70-90座飞机，后续还会发展到105座机。 “这期间，一方面将通过ARJ21的商业化运作理解、把握和熟悉市场；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对150座以上、70-150吨大型客机的关键技术进行攻关和准备。”他认为，中国航空工业目前最缺乏的是商业化运作的经验和能力，“这方面急功近利不得”。
　　“当然，现在大型飞机的立项，非常必要，也非常及时。”但在他看来，这个过程应该先启动大型运输机的研制。他不否认，对大型运输机的研制，中国一航2002年年底就已经摸透了国外关键技术，技术攻关、预研和人力资源配置的准备工作比较充分，“如果现在立项，飞机可以马上进入研制、发图并进入详细设计阶段，6年左右就可以拿出大型运输机，包括军用运输机和民用货机”。
　　之所以如此，按照他的解释，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市场”二字。“对大型飞机立项，应该有明确的市场定位，那种‘不管卖得出去卖不出去只要造出来就行’的办法，在现代市场化环境下根本行不通。”他坚决指出，“民用大飞机不能搞成形象工程。”
　　事实上，中国航空工业在民机发展上吃过最大的亏正是市场。在这方面，无论是两大航空制造集团还是发改委和财政部，都经历过深刻的教训。某主要进行农用飞机研制的单位一位工程师为《商务周刊》讲了一个业内人所共知的故事。
　　“我们为了要卖飞机，就得找一个买飞机的。谁来买飞机？通用航空公司经营非常困难，没钱买不起飞机。怎么办呢？我们就向发改委呼吁，向农业部呼吁，宣传农林航空非常重要，造林飞播非常重要。”于是，在发改委支持下，运作下来一笔钱，作为政府采购的形式买飞机给通用航空公司用于农用航空，解决了飞机的买主问题。
　　“但光有飞机不行啊，还得运作飞机的运营成本，谁来承担？”他告诉记者，现在农田都因为承包分割为小块，飞机灭虫面临收费难的问题，“财政部说市场经济谁得益谁收费啊，但100亩地要杀虫子，里边有30亩地的人坚持不洒药自己就行，这个钱怎么收？收不上来就没法干。于是我们又去运作，协调财政部在农业部、林业部的预算中增加一部分费用，用来支付。”
　　“我们是一个制造商，我们卖飞机就行了，但整个过程我们全要运作，组织人大代表在人大会上呼吁，组织政协代表给政府提提案，帮着发改委向国务院写报告，在财政部上上下下协调游说。”他哭笑不得地说，“为了卖产品，整个开拓市场的事全是我们干，怎么使用产品我们得教会用户，用户买不起产品我们帮他找钱来买产品，用户使用产品牵涉到下一方面的市场，我们还得帮他来解决市场运营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把这飞机卖出去。”
　　“发展产业不是搞试验室，必须有规模。咱们国家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试验室能造出来，但是成产业、成规模却非常难。”因此，虽然不属于同一系统，但这位工程师非常理解中国一航的苦衷，“他们现在第一位的问题是怎么把这架飞机(ARJ21) 造出来，还没有遇到在市场化条件下怎么把这架飞机卖出去。中国航空工业实际上造飞机已经很难，卖飞机还没有走到大规模商业营销的地步，甚至可以说还没有任何一架大型民用飞机经历过商业渠道的营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一航的思路可能是比较现实和理智的。”
　　这一点，中国一航也非常清楚。上述那位研究人士感慨地告诉记者，“搞民机不像搞军机，军机我们第三代战斗机和特种飞机都能搞出来，但民机不一样，民机是老百姓用买票来否决你，不买你的票你就完了，出一点事故你的名誉就扫地了。”
　　最令其倍感压力的是中国民航市场的高标准竞争。“中国民机市场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民机没有‘全运会’和‘省运会’，上来就是‘奥运会’。”他介绍说，目前中国市场早已是国际竞争了，“波音777进来了，A380进来了，波音787进来了，两大寡头在中国几乎是什么最先进最贵就向中国卖什么。”而他在美国考察却发现，美国航空公司现在甚至还大量使用很破很旧、在国际市场上不成气候的波音 727。
　　“反观中国市场的消费心理，老百姓只愿意买宽大豪华飞机的票，航空公司只购买最好的、最舒适的、最安全的飞机”。在他看来，这就是当前中国航空市场的现实。
　　为此，中国一航格外小心地走民机市场化道路，采取了国际上通用的商业化模式研制 ARJ21，在上海成立了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以股份制形式由一航以及西飞、成飞、沈飞、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试飞研究院等14家企事业单位组建。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作为ARJ21项目法人主体，对该机进行研制、组织生产、获取中国和国外试航证、销售以及售后服务工作。
　　现在，在新组织体系下，中国一航将原来设在西安的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和设在上海的上海飞机设计研究所合并，组建成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飞机设计研究院，把中国搞民用大型飞机的两股力量合并，研制我国首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支线飞机。4月28 日，经过国防科工委专家评审，历经27个月图上研制后，ARJ21-700转入全面制造阶段。
　　然而，大飞机的立项依然处在“拉锯战”中。尽管在政府部门不占上风，但在舆论上，上马干线大飞机的观点在气势上完全压过了“先支后干”派。
　　中国一航一位不愿意公开身份的人士告诉《商务周刊》，“不否认我们有自己的利益判断，尤其是作为一家正在向市场化、商业化变革的军工企业，我们不得不考虑成本和效益。”他坦言，科技部对自主创新的坚决态度，在军机上自主创新实现突破的中国一航对此深表赞赏和认同，但他强调：“科技部可以只考虑技术，可我们不但要考虑技术，还要考虑市场需求。”事实上，这一点也是财政部和发改委考虑最多的问题。
　　“而且，脱离开军品需要单独发展大型民用干线飞机，不但财力达不到，而且也不适合当前国家现实需要。”这位人士几乎是向记者剖白到，对大飞机的渴望，谁也没有中国航空工业这么强烈，“但因为民机工业的特殊性，其竞争完全是彻底的全球化竞争，在高度垄断的环境下，不是谁想进入就进入的”。他坚决反对单纯从技术看待大飞机，单纯从国内市场角度看待大飞机的竞争。
　　双寡头的“绞杀战”
　　目前，中国民机市场被波音、空客“双寡头”垄断的局面，实际上就是全球民机市场的缩影。按照中国一航民机部部长汪亚卫向媒体的解释，民机市场是全球垄断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特别是干线飞机，美国的波音公司和欧洲的空客公司已经完全瓜分完了全世界市场，绝不允许任何第三家进入，不管是西方公司还是东方公司”。
　　中国一航总经理刘高倬总结了中国民机制造和国际合作20多年的经验，得到的结论是：“对属于高科技领域的航空工业来说，占据领先地位的先行者，为了保持其对技术的垄断地位和丰厚的利益，是不会愿意让后来者轻易与自己分享这块市场的，这是现实，也是一种必然。”
　　这个事实几乎完整地展现在近40年来的国际航空工业市场争夺史中。
　　1月31日，加拿大庞巴迪宇航公司宣布：“目前的市场情况表明，现在启动C系列大型干线飞机计划为时尚早，公司将把C系列飞机i项目的人力和物力转移到支线飞机和涡桨飞机业务上，以满足支线航空对于80—100座飞机的未来需求。”这则小消息背后隐藏的含义是，这家世界第三大民机制造商企图冲击干线飞机市场的努力终于“胎死腹中”。
　　庞巴迪公司一直活跃在波音、空客不太关注的支线飞机市场，占有20-92座支线飞机市场的41%份额。2003年年底，不甘心干线飞机“双寡头”垄断局面的庞巴迪决定研发以110座的C110和130座的C130为基础的C系列飞机。这家公司把C系列定位于大支线小干线飞机，其研制总裁是从波音公司“挖”来的原737项目总裁，并联合英国搞C系列，2年多投入大量资金和上千人研发团队，甚至一度邀请中国参加。
　　C系列使用了大量类似于波音737 和A320的干线飞机技术，直接进入了与空客A318和波音737-600的竞争地盘。此举马上遭到波音和空客强烈反弹，在两大“寡头”的影响下，全球没有一家发动机制造商和航空公司“敢于”拿出实质动作支持C系列研发，庞巴迪公司的计划成了“空中楼阁”，不得不黯然“撤火”。这也标志着目前全球挑战波音和空客垄断的航空制造力量基本“灭绝”。当《商务周刊》就此采访庞巴迪公司时，原本同意就此发表意见的中国市场负责人，最终也在总部要求下取消了采访。
　　其实，在波音、空客垄断阴影下，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失败代价并不算高。近20多年来，面对波音、空客的垄断挤压，包括开发出运十的中国上海飞机制造厂在内的许多航空制造企业，或破产，或被兼并，或退守小型飞机市场，均是一败涂地。其中，遭遇最为惨烈的就是印尼飞机工业公司。
　　印尼被誉为“千岛之国”，岛与岛之间非常需要航空运输。在苏哈托时代，印尼决心全力发展自己的民族航空工业，领军大旗交给了在德国学习飞机制造的B•J•哈比比博士。这位后来官至印尼总统的航空专家，一手建立了国营印尼飞机工业公司(IPTN，努桑达拉公司)。
　　在哈比比的主持下，印尼飞机工业公司从西方大量引进专家，同时派出大批工程师到西方学习航空制造，公司鼎盛时期员工近2万人。倾印尼举国之力的印尼飞机工业公司，先是与西班牙合作研制了30-50座的CN235，全球销售表现不错。而后，印尼飞机工业公司独立研制出70-90座的螺旋桨飞机N250，这一当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机型，得到了印尼11亿美元国家预算的支持。亚洲金融风暴前，世界航空界提起支线飞机“后起之秀”，代表者就是印尼。
　　但就在N250试飞超过上百小时、国内订购量达到上百架、还差一年就可以取得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联合航空局(JAA)适航证的时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印尼经济瘫痪。随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印尼经济，对印尼经济诊断后得出的病因之一就是：印尼政府把国家很多财富投到航空工业，干了力所不能及的事。最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答应援助印尼，但附带条件之一就是“一分钱都不能往飞机上投”。
　　印尼飞机工业公司随着亚洲金融风暴被冲垮了，其优秀人才大部分都被波音、空客吸收。事后有西方媒体披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背后，其实也有波音和空客的“黑手”。印尼当时在N250的基础上提出要搞一个110座的N2130，这雄心勃勃的一步，实际上就是想参加到大飞机俱乐部里去。对波音、空客而言，这无疑是吃“禁脔”的“大逆不道”之举。
　　尽管相互间竞争激烈，但对待后来者，波音、空客却很能团结一致，无论东方、西方，无论是敌是友，只要敢于挑战其大飞机市场禁地，格杀勿论。科技实力超群、紧跟欧美路线的日本，曾经也在航空工业尝试搞出了60座的YS11支线飞机，虽然技术成功，也生产了182架飞机，但在波音的挤压下失败，日本政府最后损失了330亿-360亿日元，自此完全退出民用飞机的独立研制。同命运的还包括荷兰 110座的福克100和德国70-80座的多尼尔728。现在，荷兰福克公司1996年已经破产，日本航空工业则一直是波音和空客的“打工仔”。
　　因此，100座以上飞机一直是世界民机市场“禁飞区”。波音、空客可以允许外来者有限度进入狭窄的支线飞机市场，但其主持的大飞机市场坚决不容染指。《商务周刊》了解到，中国掀起的大飞机项目议题，已经引起了波音和空客的高度关注。
　　今年“两会”期间公布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后，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和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金壮龙在公开场合宣布“十一五”要启动民用大型客机。对此，波音和空客的态度非常明显，通过许多渠道暗示将全面封杀中国与大型飞机有关的所有技术的输入。
　　波音公司当即推翻了原本商议好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签署的“中国和波音公司加强航空工业合作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将原本中国公司转贸生产由目前6000万美元左右提高到3亿-5亿美元规模，改变为5年时间上升到1亿美元左右。而且波音 777项目根本没让中国进入，既使只拿到两个很小合同的波音787项目，尽管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和商务部的批准，但也被美国国防部以“民用飞机里面有技术可能转让给中国”为由取消。甚至，波音近期向一位访美的某航空制造部门负责人询问中国大飞机项目一事时，放出风来说，其波音737下一代将全面覆盖90- 240座的飞机。
　　空客公司封杀的态度同样蓄心积虑。空客公司同意考虑将A320在中国组装，选择的地点是航空制造技术一片空白的天津或珠海，而非中国航空工业力量雄厚的上海和西安。而且合作企业选择的是几乎没有大型飞机制造力量的中航二集团，而不是具有民机研制实力的中国一航。即使在华合资成立的一家航空维修和改装企业，合资单位选择的也是上海航空公司，而不是飞机制造企业。
　　航空工业的“国际政治学”
　　近期，中国一航总经理刘高倬在中国一航内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民机产业》的文章，提出了他对民机产业的认识，文中指出：“国外民机制造商常常为了降低成本而采用民机零部件转包生产实现全球采购，也经常为降低研制成本和扩大市场，采用风险合作的研制方式吸收国际合作伙伴，但飞机设计和制造的关键技术和研制民机的知识产权始终掌握在主制造商自己手中。”
　　刘高倬写到：“过去，由于我们对民机产业的这一特征认识不足，曾冀望于通过引进国外生产线的方式和参与欧美航空强国民机研制项目的方式，发展我国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机产业。”但结果是，“我们尝试了与美国合作生产MD90，并没有得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民用客机。接着又尝试与欧洲合作研制AE100，也无果而终。”
　　这个“老航空人”的结论是：“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制造并不等于中国创造；市场换不来技术，核心的航空技术是买不来的；对航空工业这样的高技术产业而言，对产业核心技术的控制权决定着一个国家在该产业中的市场利益，因此该产业的领先者肯定会采取一切措施阻挡后来者的步伐。”
　　这确实是痛定思痛后的清醒之语，也是对全球化语境下对世界航空工业“国际政治学”的精辟解读。航空工业是典型的高科技产业，凝聚了人类大量的高科技成果，其显著的特点是高投入、长周期和市场相对集中，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十分巨大。这也是欧美国家不惜付出长时间的高额代价，将航空工业列为国家重点扶持行业的原因之一。
　　因此，对工业发达国家来说，航空工业无一例外地被列为国家的战略性产业，它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大局，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由此，其中的政治因素是不可避免的。在涉及这类产业的发展与国际合作等重大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会非常慎重，没有人会真心培养出自己的竞争对手。“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刘高倬说。
　　从这个角度讲，仅靠波音、空客自身力量绝难形成目前对全球航空制造市场的完全垄断，其背后都有着不计血本的国家意志和国家力量的鼎力支持。这在两大航空巨头的生存、发展和形成垄断的整个发展史中，已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诠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部长郭励弘告诉《商务周刊》，“空中客车公司今天的成功绝非偶然，它曾历经了长达25年的亏损。在欧洲统一的战略目标和相关国家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空中客车公司才成为能与波音公司相抗衡的世界航空巨头。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支撑如此长时间的巨额亏损。”
　　作为老霸主的美国波音公司也一样。1991年，空客公司为了反击波音公司对自己获取政府补贴的控告，委托美国咨询公司阿诺德•波特公司对美国政府大量补贴波音的情况进行调查。在最后形成的《美国政府对民用飞机工业的支持》报告中，可以清晰地看见美国国家意志和力量是如何源源不断地扶持一个企业成为世界航空工业的垄断霸主。
　　这份关于波音的“黑材料”显示，美国政府主要通过美国国防部研究与发展计划、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研究与发展计划以及美国税收制度三条途径支持美国民机工业。仅1976-1991年的15年间，美国政府对民机工业支持的金额为 180亿-220.5亿美元。如果民机工业从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研究与发展中得到的收益以美元现币值计算的话，总支持金额高达334.8亿- 414.9亿美元，这还不算美国政府通过税收制度给予的资助。
　　报告的结论是：“美国政府的支持在确保美国民机工业取得关键性技术进步方面，在确保其在世界市场上今日的竞争地位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曾经在1960年代垄断国际民机市场的波音707，有超过90%的技术转移量来自军机KC- 135、B-47和B-52；波音747大量技术则得益于C-5A，参加747飞机设计的100名工程师是C-5A方案论证小组成员。
　　当然，航空“政治经济学”的资金支持还只是“常规武器”，政府扶持更隐蔽、杀伤力更强大的还有分别由美国联邦适航局(FAA)和欧洲联合适航局(JAA)颁发的适航证。适航证是一架飞机生产、销售、运营的前提条件。按照目前国际航空市场的“游戏规则”，FAA和JAA颁发的适航证是一架飞机生产、销售、运营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没有FAA和JAA的适航证，任何先进的飞机也只能飞制造国和购买国的国内航线。一张小小的FAA和JAA的适航证，就足以“掐”住一架飞机进入国际市场的“喉咙”。
　　俄罗斯民用飞机制造业就是如此被打垮。“冷战”结束前，前苏联的民用飞机可以不理会西方的FAA和 JAA体制。苏联解体后，尽管俄罗斯继承了实力雄厚的民机制造工业，但由于美欧的适航证“武器”打压，连俄罗斯自己国家的航空公司都不买俄罗斯飞机，俄罗斯大型飞机制造、特别是干线飞机制造基本上垮掉了。
　　因此，不论是现在的ARJ21，还是争议中的大飞机项目，同样要遭遇这个垄断霸主操纵的“鬼门关”。事实上，在如此险恶的国际竞争环境下，已经有人开始从这个角度向中国航空制造商暗示——如果中国想动造大飞机的心思，则耗费巨资研制接近成功的ARJ21，将无法拿到美国和欧洲的适航证——尽管ARJ21从设计开始就完全按照中国民用航空总局CAAC、美国联邦航空局FAA和欧洲联合航空局JAA的适航条例进行研制。对这样的威胁，你可以很愤怒，但你很难不忍气吞声。
　　透露这一信息的业内人士直截了当地告诉《商务周刊》，“不懂世界航空工业‘国际政治学’，就没有资格谈大飞机。”
　　道路之争
　　在这种深刻和复杂背景下，审视目前中国大飞机道路之争，能够找到的现实感和理性色彩可能更多。
　　现在，在大飞机问题上纠缠的包括“干(线)支(线)之争”、“东(上海)西(汉中)之争”、“军(机)民(机)之争”，甚至国际合作和自主创新等等争议。诸多纷争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民用干线飞机走以谁为主的研发道路？
　　尽管航空体制改革已经在旧体制中打下了市场化的“大楔子”，但军工体系依然是目前非常主流的飞机研制的体制载体。以军工体系为核心的道路，常常会以技术攻关的方式，在甚少考虑成本的思路下实现项目突破。过去的“两弹一星”和现在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军工道路“举国之力办大事”的成功典范。中航二集团研究室一位专家告诉《商务周刊》，他相信，如果还是这样的操作方式，完全可以短时期实现中国大飞机梦想，“运10实际上就是不惜资金、不考虑市场情况下实现的”。
　　对此，路风教授在其《我国大型飞机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批判说：“军工体系的组织原则、管理体系和技术文化都不适合民用飞机市场的竞争。特别是航空军工生产习惯于前苏联/俄罗斯的设计规范和技术轨道，难以实现民用飞机所需要的技术突破。”他具体指出，在过去的十几年中，航空工业的管理经历了一系列的演变：航空工业部(有几年是航空航天工业部)→航空工业总公司→中航一集团和中航二集团。尽管经历了这样的演变，但这个体制仍是从原来的主管行政部门→工厂/研究所的传统体制直接继承过来的。
　　在他看来，设在北京的两个集团公司本部仍然是行政机关，下属制造企业也仍然是从计划体制继承下来的大工厂；工厂和研究所仍然是“两张皮”，它们之间的协调也仍然需要依靠上面的行政机关。“这种体制的一个弊端是无法分清企业的边界在哪里：设在北京的‘婆婆’并没有能力去开发大飞机，而真正从事设计、制造和营销大飞机的单位又没有决策权。”他指出，既然这种体制下过去没有搞成大飞机，现在也不可能搞成。
　　因此，路风建议应该由独立于这个体制之外的组织来执行。这就是大飞机研制的第二条道路——脱离军工体系“另起炉灶”。
　　按照路风教授的思路，关键是组建一个根据现代商业原则和现代企业制度运行的公司来执行大飞机项目。路风认为应该具体遵循的原则是：其一，独立决策的管理层，在国家战略目标和任务的框架下，公司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不对航空工业的行政部门负责，也不对当地政府负责，只对国务院或其他中央权力机构负责；其二，公司的设计、总装、营销活动一体化，即设计、总装和营销必须是公司的有机构成部分，这些部分与公司总部是行政关系而不是“法人”之间的关系；其三，公司的内部流程必须以产品开发(飞机设计)为龙头，真正实行高技术企业的组织原则，首先开发出大飞机，然后实现开发项目的产业化，开发出产品的同时，使公司能够成为竞争性企业；其四，公司的目标是开发出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在规定年限内绝不允许外资染指，避免外资对中国技术学习过程的任何控制，在新企业成长起来之后，再由有关决策方根据当时的情况决定是否通过上市对外资开放。
　　“这个思路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路风教授可能没想到，这条道路不但的确独立于目前的航空制造体制，更独立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现实体制。”中航二集团研究室那位专家苦笑着说，“‘路风方案’的书生气太浓厚了。”
　　他告诉记者，中航二集团事实上是大飞机项目上利益和话语权最少的单位，他从一个航空工业体制研究者的中立身份认为：“体制的问题实质是利益各方平衡的问题，关键是如何组合出一个作用正面的利益结构。不能说利益结构有问题，‘跳出红尘外，不在五行中’就完了，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跳出来的可能，体制好与坏还得在其中生存。”
　　而且，他认为路风这个思路即使看不上军工体系，但也没有真正独立出来，“比如，它仍然需要行政命令完成公司的设计、总装、营销，而且这个公司只对国务院或其他中央权力机构负责，难道说具体工作脱离航空管理部门由国务院直接指导？”
　　“在仔细看完了路风教授的报告后，尽管我敬佩他的爱国热情，但情感过浓会直接影响一项研究的科学和理性，甚至造成判断和分析的情绪化和简陋。”在他看来，完全脱离开现有的航空制造企业和其运行的体制基础，开发大飞机项目，实际上是“空中楼阁”，“你不可能凭空再造出一个航空产业链来”。
　　这位研究专家比较赞同路风教授对军工体制弊端的批判和对大飞机项目商业化运作方向的支持。“老实说，没有谁比我们航空制造企业更想从军工道路弊端中走出来了。”他介绍说，1990年代初中期，因为我国军事战略调整，军品订单全面减少，航空工业一度惨淡到难以为继的地步；1990年代后期台海问题加剧，军品任务增加，又给航空工业带来繁荣。这种冷热无度让中国航空制造企业非常渴望走出单纯军品生存，让民品壮大起来，“两条腿”走路。
　　中国一航常务副总经理杨育中曾在该公司内部刊物中指出，“搞民机非常难，除了飞机本身的技术难度，还有重要一点就是它特有的商品属性，这是它自身的规律，如果不尊重这个规律，按照军机思路去搞，必定会失败。”因此，在大飞机项目的“影子工程”ARJ21支线客机项目上，中国一航突破各种阻力，组建了商业化项目公司——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事实上，这就是大飞机研制的第三条道路——军民结合互补的商业化道路。而这也是目前波音、空客所走的道路。
　　军事经济学院训练部研究员赵建元告诉《商务周刊》，世界发达国家军事装备技术中， 85%采用军民两用技术，而纯军事技术只占15%。冷战结束后，各国军费开支锐减，无力承担庞大的军事科技工业基础，而民用科研经费却在大幅增加。民用研究发展投资的持续增加和民用科技费用飞速进步，又为武器装备研制提供了更广泛的技术储备和工业基础。他说：“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关键技术实现军民融合，成了国际潮流。”
　　在军品任务依然繁重和一时仍然难以依靠自身能力独立于军工体系的大背景下，这种思想显然深刻影响着正从单一军工型向科研生产经营型转变的两大航空工业集团。《商务周刊》从中国一航的一份文件中看到，该集团的发展思路是：“坚持军民结合、寓军于民，促进军民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因此才有了该集团大飞机项目“一次立项、两个机型、军民统筹、系列发展”的思想，以及中航商用飞机有限公司的探路。
　　但是，这条道又不断遭到批评，甚至包括中航商飞公司内部部分管理层。最被诟病的就是运行体制。原中航商飞副总设计师、工程部部长周济生认为，中国一航虽然企业化了，但仍属管理机关，“事实上，中航商飞最初成立时就存在先天不足，它有15 个股东，除了一个小股东属于中航二集团，其他股东都是中国一航和它的子公司，这使得ARJ21项目实际掌握在中国一航手中，中航商飞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真正自主负责的企业”。有专家认为，目前中国一航依靠其行政权力调动下属的飞机设计所、制造厂运作ARJ21项目，使这些设计所和制造厂只对中国一航的行政命令负责。甚至有人指责说，在中国一航影响下，中航商飞无法自主任命飞机设计师，5年时间换了好几任。与此同时，25亿元项目资金已近告罄，正在再次向国家申请35亿元资金。
　　所有这些信息也显示出，第三条道路即使比较务实，但由于体制惯性，中国航空制造商操作商业化民机项目依旧捉襟见肘。这恐怕也是决策高层对大飞机项目迟迟难以下定决心的关键因素。
　　“某种程度上，正是中国航空制造企业难以在体制上自我革命，在民机发展屡战屡败中吸取教训不力，对民机发展没有扎实详细的全盘思路，难以获得决策层的信任，从而制约了大飞机项目国家意志的实现。”中航二集团那位专家沉痛地告诉记者。
　　大飞机的“蛋”为什么“孵”？
　　根据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尽管目前在中国内地运营有863架飞机，但未来20年里中国民用航空市场将需要补充近2600架飞机，购买价值近2000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市场是中国民机工业乃至航空工业起飞的绝好机会。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将机会变成现实，仍然充满了矛盾。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其实就是为什么要上大飞机？
　　中国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廖全旺，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给记者讲述了其中的逻辑。
　　“中国为什么要搞大飞机？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提出？国家意图到底是什么？”他告诉记者，要发展大飞机，尽管有市场、有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的支撑，但短期内中国的技术能力和商业操作能力差距甚大，“难道仅仅是为了填补空白，争食民机市场”？
　　廖全旺认为不这样简单。改革开放后，国力所限，作为军工的航空工业一度停滞不前，渡过了一段非常苦难的日子。但前苏联解体后，尤其是波黑战争让中国决策层开始认识到，面对复杂的全新的国际局势，中国的和平发展离不开强大的国防支持，而航空工业是建设和巩固独立自主国防的重要基础。现代局部战争的实践表明，航空武器装备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都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世界军事大国把航空武器的发展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美国的国防预算(装备采购)中1/3以上的投资是用于飞机项目的。也因此，以军品为主的中国航空工业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岁月”。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航空工业市场化变革的过程中，不论是国家还是制造商都发现，从国内市场到国际市场，军品的市场深度很有限。
　　军机发展空间虽然有限，但航空装备能力又非常重要。两次海湾战争已经证明，关键时刻航空装备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可一个悖论是，只靠国家非市场化的投入和支持模式，发展的活力和前景又难以长久。“所以，真正有发展空间的是民用航空。”廖说，民用航空可以起到寓军于民的作用，这也是欧美发达国家航空工业长盛不衰的经验所在，“也就是说，只有构建出一个军民互动的航空工业体系，国家需要的军事航空才可以谈得上可持续发展”。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制造大飞机的着眼点并非只是发展民机工业，而是着眼于军用和民用的持续健康发展，尤其是对国防工业有着潜在和深远的意义。廖全旺告诉记者，“如果对之能够理解到这个层次，就不是站在民用航空谈民用航空，碰到任何问题和困难都不在话下。比如，即使空客和波音对我们搞大飞机再怎么样阻挠，我们也会坚定地走下去。”
　　那么，现在发展大飞机是不是时机？廖全旺的分析比较独特：“对于大飞机项目，舆论指责航空工业本身不积极，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到底怎么定位这个项目。”
　　目前支持上马大飞机舆论的主要观点之一是，大型飞机作为“现代工业之花”，是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制造能力、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的集中体现，航空工业是国家战略性产业，是衡量一国制造业先进水平的“制高点”。廖全旺同意这一观点，但他认为，也要考虑到“工业之花”必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能够开花和结果，“如果达不到这个地步，就开不了这个花，即使开花结果也可能是苦果。为什么现在担心波音和空客的制约？就说明目前中国的工业水平、科技水平和综合国力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水平”。
　　廖全旺更看重航空工业作为尖端技术发展的“引擎”作用。历史已经表明，先进航空产品的研制生产有力地促进了冶金、化工、材料、电子和机械加工等领域的技术进步，从而在技术层面上提升了国民经济发展，“国家把大飞机项目列入国家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的重大专项，就说明国家意图之一是为了让它带动科技发展。”他认为，这就像美国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虽然“星球大战计划”花了很多钱没有搞成功，但是它极大推动了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大量技术在许多产业里孵化，带动了巨大的产业升级。日本曾作过一次500余项技术扩散案例分析，发现60%的技术源于航空工业，而且带动的出口和就业相当惊人。2000年法国航空航天工业营业额1627亿法郎，其中出口占75%，外贸顺差达640亿法郎。 2001年欧盟航空航天工业直接从业人员有43.6万人，而由航空航天工业带来的欧洲就业人数达到120万人。
　　2002年版《美国航空航天产业未来委员会最终报告》也指出：“航空航天工业是美国经济领域内一支强大的力量，是全球市场最有竞争力的部门之一。航空航天工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以上，并提供1500万个以上高质量的就业岗位。航空航天产品提供比其他任何生产部门都高的贸易盈余。”
　　“我们对大飞机的投入，可能没有‘星球大战’那么多，甚至离成功还很遥远，但是政府科技的投入在此科技专项上的成果，将会在别的行业产生成百上千倍的辐射带动作用。”廖全旺说，从这个角度看，大飞机本身的商业成功，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科技专项额外的“红利”。
　　2005年，中国政府科技投入占整个GDP的1.3%，按照国家规划，2010年这一数字的目标是2%。科技资金翻番的增长要想带来丰厚的回报，航空工业无疑是一块“高产田”。廖全旺认为，经过近6年军用航空工业高速发展，整个航空工业有了坚实的基础，现在通过大飞机项目带动中国产业技术升级，“应该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现在，最让廖全旺担心的是航空工业目前多头管理的体制，难以将国家意志注入民机工业的发展中。按照目前体制，直接参与航空工业企业的部门有国资委、国防科工委、总装备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等等。这个问题集中到民机工业发展和大飞机项目上，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了“不是一航、二航应该怎么做的问题，而是各部门怎么管航空工业的问题”。尤其是当各个部委意见不能统一的情况下，即使体现国家意志的重大科技专项工程，也不得不面对“五马分尸”的局面。上述中航二集团研究室专家认为，ARJ21项目碰到一些问题难以解决，主要原因在于找不到支持部门，决策层次不够高，最后变成了中国一航一家企业的事情，提升不到应该的战略高度。
　　《商务周刊》了解到，由于项目投资规模大、周期长、系统复杂、协调面广，现在已经有人提出对大飞机项目使用三峡工程的管理模式，成立一个高层的领导机构保证项目实施，像国务院三峡建设工作委员会那样，由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连续几届政府上百亿、几十年地持续推动。然而，这个建议仍然处在“画饼”状态。
　　廖全旺认为，无论怎样变革管理体制，航空工业尤其是民机工业的发展，国家和政府必须通过国家意志做最关键的事情。比如，政府应通过体制或机制变革，使中国的航空工业在发展大飞机项目上形成合力，使国内航空公司关注、支持、参与大飞机项目的发展，让政府、航空工业、航空公司的力量联合起来，办大飞机这件中国人民最期待的大事。如能如此，就没有我们不可逾越的障碍，就没有我们不可战胜的困难。
　　“如果政府塌下心来坚决搞大飞机，它们要制裁，我们也可以联合中国航空器材进口公司、中国一航、中航二集团以及三大航空公司5年不买你飞机或者推迟交易。国家把这些利益联合起来跟它们竞争，才有可能摆平阻碍。”上述中航二集团研究室专家说，“这才是美国人航空工业‘战无不胜’的精髓经验。”

发帖时间:2006-6-7 22:33:44
作者:李爱吃
编辑 删除 引用 第2楼

数年前的运十之争的必然结果


Re: : 中国大飞机项目面临深陷名利场风险 --- tripod

作者: 造汽 R , Jun 08,2006,02:45

完全是猪头上几只虱子在打架，猪一被宰，还挣个P，这么说是有典故的。
运十现象不死，搞飞机是白日梦。
神经病吧，一点可怜的家底还要人为地分，
航空这点厂，拉一个集团还凑合，偏莫名其妙地分，
除了滋长窝里斗（主要是一集团内部西上之争），
结果除了气死几个老头，什么也没有！铁道部也莫名其妙分什么南车北车，
最后也是一个完蛋！ 谁的主意？不管是谁，某人要
负责，就是那个拉上祖孙三代跑磁悬浮给人家做广告的主！
ARJ这种不符合现阶段中国市场的东西，就是为了搞黄大飞机
才出笼的，当年欺骗了许多热血业内人，总算可以搞点东西。
跟拿磁悬浮来捣乱正经的中国高速动车组的研发，一样一样的。
完全是恶搞。
不动大刀割掉点什么零碎儿，看来不行了。
我的说法我说有根据，爱信不信。

日法德争食京沪高铁上千亿元大单

博讯新闻网编者按：可能是因为朱镕基的离任和德国关于磁悬浮铁路安全问题的诉讼，京沪高速铁路的磁悬浮派没什么声音了，多花上千亿元买进不成熟技术的可能性比较小了，但是耽误了5年时间，而且上海浦东还在花30亿元造一条短短的磁悬浮试验铁路。还有三峡大坝、南水北调之类的宏伟工程。政府有两个钱了，烧得慌。长官意志、政绩工程，祸国殃民，于今为烈。
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已经进入决断时刻，即使轮轨技术已占上风，日本、法国、德国三方人马仍纷纷使出浑身解数，争食这块上千亿元的大单。 (博讯boxun.com)

据中国大陆经济观察报报导，七月初由日本相关机构和企业界人士组成的「中国高速铁路日本联合会」，再度前往中国大陆，进行第九次新干线技术推介。由于得到了中国拒绝采用德国磁悬浮技术兴建京沪高铁的资讯，日本对于建设这条「中国新干线」的构想寄予厚望。日本驻北京大使馆的服部真木就表示：「近半数的日本驻华使馆工作人员都在忙这件事」。
而就在日本虎视眈眈的积极抢攻京沪高铁这张大单时，法国ＴＧＶ、德国ＩＣＥ也没闲著。法国和德国同样向中国大陆提出了许多建设优惠条件。法国ＴＧＶ发言人称：「我们一直关注京沪线，肯定会积极争取这张定单。」但是据报导，法国政府的支持并不像日本政府那样强烈，法国人似乎更热衷于向中国推销空中巴士飞机。至于德国，由于此前更希望把磁悬浮介绍到中国，得不到政府更多支持的ＩＣＥ，在筹备阶段就已经落后。
由于二００八年北京奥运会的接近，以及二０二０年上海将举办世界博览会，已经讨论八年之久的京沪高速铁路问题，到了必须决断的时刻。
报导披露，铁道部原来的「高速铁路办公室」的门牌，已经改成「高速铁路建设办公室」。而铁道部科学研究所知情人士则透露：「选择日本新干线的可能性将超过百分之九十，尽管需要高层拍板，但实质性论证工作早已经结束，剩下的只是程序方面的审核。」
虽然采用轮轨技术的倾向已经日益明确，但是在中国官方没有正式宣布放弃磁悬浮之前，德国磁悬浮高速列车国际公司（ＴＲＩ）仍然残留一丝希望。该公司北京代表处的市场行销总经理吴永新即说：「此项目的成败不是由公司力量决定的，因此不到最后一刻官方消息出台，断言结果如何仍为时过早。」但是，中方决定倾向采用轮轨技术的消息，已使ＴＲＩ的母公司之一的蒂森克鲁伯，成为德国法兰克福证交所当日跌幅最大的股票。
报导说，中国大陆铁道部力主高速轮轨技术方案，打赢了一场价值四千亿元的「嘴仗」，却「失去了五年时间」。因为「如果没有磁悬浮介入，京沪高速线应该已经在建」。
高速轮轨派的代表、曾经担任铁道部副总工程师的周翊民即指出，长达五年的技术方案争论「事实上回到了最初的出发点」。五年前，周翊民在他的报告中就指出，中国至少在十年内谈不上开发出具有自主智慧产权的干线高速磁悬浮技术和进行系统设计，「现在盲目提出建设京沪磁悬浮实在是毫无可行性根据。」
不仅如此，京沪高速线的问题，更深一层的意义是，它是进入中国高速铁路网建设的「通行证」。目前在中国大陆七万一千五百公里的铁路总里程中，只有一万多公里的快速铁路，而时速超过三百公里的高速线路「则为零」。中国大陆正在计划发展并且推广高速铁路，例如连接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北地区的高速铁路正列入计划。依据一家法国谘询公司ＢＴＩ的预测，这其中蕴藏的市场机会超过一兆元，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单的项目。
至于在更大的范围里，日本还希望把中国大陆的高速铁路，纳入计划中的东亚新干线铁路网之中。据称，早在一九九四年，日本就已著手制订了一份「东亚新干线铁路网」的建设计划书。这一铁路网的起点为东京，然后在对马海峡建一个海底隧道，连接韩国，并通过朝鲜半岛再连接中国，然后从中国大陆一路南下，终点站为香港。
报导说，「中国目前的态度直接关系到这一东亚新干线铁路网计划的成败，而其背后深刻的战略意义也将是不容忽视的部分。」（台北中央社12日电）

吐血力谏：京沪高铁的忧思

前言：
　　本人是一个高科技企业的技术总负责人，本不属于“愤怒青年”，但是，随着越收集京沪高铁的信息，就越发现此事对我们来说陡显重要。 (博讯boxun.com)

　　根据有关部门官员讲，京沪高铁交给日本人基本确定，可能性超过90%，剩下的只是走一下签定程序而已。事情已经到了十分紧迫、不得不说的时候了。
　　京沪高铁仅是中国高铁规划中的示范性工程，若首先采用了某家技术并获得了成功，别的线路决不会轻易再换其它厂商，搞工程的朋友应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假设京沪线采用了日本新干线的方案，那么在未来近30年的中国高铁建设高潮期，第一批8000公里的高铁路线肯定会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到那时，全中国的几纵几横高速铁路上将奔驰的是充满东瀛味十足的日本机车。不但对国内机车产业链是一个毁灭性打击，多少国企、职工又要失业，（内需、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吗），而且此国民经济命脉会长期控制在险不可测的日本人手里，把日本经济拉出徘徊十年的泥潭，而我们则陷入受制于人的经济、政治等的泥潭。
　　此事已经超过纯技术层面，而成为关乎国家民族全局的战略性事件，一定要慎重考虑啊！ 　　
以下从几方面论证此事的紧迫与重要。

　　京沪高速铁路项目的由来
　　专家认为，京沪地区GDP占全国总量的40%，从地理上看也是链接京津，长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的枢纽，此线的客运货运已经饱和，分流客货的京沪高速铁路项目势在必行。经济学家李京文估计，京沪高铁每缓建一年，国家就会损失200亿的收入。
　　但急于建设，其严重后果更难以估计，这在后面会详述，特别没有必要为赶在2008奥运会与2010上海世博会前完成，中国为这种好大喜功的面子与虚荣心得到的惨痛代价还少吗？另外，不要认为咱们为奥运会主动付出的比前几次别的主办国多，就会博得国际喝彩，记得今年3月，国际奥委会高官访问北京，他们提出的要求不是要增加场馆项目、基础设施，而是相反，要求为了节省开支，能利用已有的就不要再新建，不要为主办国增加过度的负担。一切从实际利益出发，这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国的决策者们，该为国家、百姓的切身利益考虑一下了，否则，在国际上耻笑于人、国内误国误民，甚至成为国家与民族的千古罪人。

　　国内高速铁路技术研究现状：
　　铁道部对京沪高速项目进行了十年的研究，在1997，1998年左右完成了初步设计，主张以300公里/小时的轮轨式高速铁路技术建设1300公里的京沪高铁。只待政府最后批准。
　　其实早在1995年，轮轨式高速铁路技术“中华之星”的核心技术研制成功后，铁道部就已经开始了对京沪线未来高速铁路技术方案的论证。“当时铁道部都认为在京沪线上使用轮轨技术是最佳选择，并且主要技术要国产化”。但是，1998年何祚庥等三院士的“发难”引起了轮轨和磁悬浮之间的较量，由于种种原因，铁道部被排除在上海磁悬浮铁路试验之外。
　　据报道，“中华之星”被称为铁道部的“争气项目”，已达到20世纪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其矛头就是对准磁悬浮。
　　“中华之星”同样令人惊叹的还有它的速度，在测试过程中，它的最高时速达到了321。5公里，是迄今为止国产速度最快的列车。几个月后，我们就将有机会乘坐这样一列高速、安全、舒适的火车，沿着国内第一条客运专线铁路到达秦皇岛，时间是两个半小时。
　　而日本新干线是70年代的技术，到现在技术并无特别领先之处，而且其设计思想部分老化，是不是其也想象“夏利”车一样，把其即将淘汰的生产线粉刷一下，再高价卖给中国，这种事情日本人绝对能做的出来，象“三菱问题车”“大葱事件”等，哪一样不暴露出日本人凶险的嘴脸。（注：三菱重工是50年前为日本制造侵华武器的主力 、50年后把三等品的问题车销到中国、并且每年重金赞助国内反华右翼的企业，――以该企业为主要技术提供与获益者的高铁技术正在极力向中国推销 ，以挽救其巨额亏损的穷途末路，背后狼子之心！） 　　据我所知，高速铁路技术最重要的是其火车头，现在经过多年的发展，逐步的提速，国内对高速铁路机车（火车头）已经有比较充分的研究、与制造经验，并且在实际应用中获得良好社会经济效益，我们的“中华之星”与国外的差距基本不大，部分指标甚至超过国外同类，经过努力完全可以赶上国外，培养成为我们继造船、机电等出口拳头项目后又一核心竞争力产品与产业链，而急于让国外技术特别是日本技术建设，不但是对国内已经成型的自有知识产权高速铁路技术的毁灭性打击，如同当年为与波音合作毁我运十，公元胶卷与富士控股合作，结果被日本强制购买比国际价格高出4倍以上的日本原料，并故意搁置公元商标，结果这一当时国内胶卷行业的优秀企业，没有几年便破产，令国人扼腕叹息。
　　另外，铁路技术还有其特殊之处，其后备维护工作量巨大，而且时间动辄以10年计，我们不掌握关键技术，让日本从中任意高价买其设备、耗材，其不是拿国人民众的血汗钱长期为日本供血。因此，眼前，日本人要价低，其凶险用意决不可以善意估之。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鲁布革水电工程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第一个工程，在国际招标中，众多施工单位，惟独日本要价最低，当时，我方都以为日中友好，日本技术又高，工程交给了他，没有想到，日本人利用开放之初，我们懂国际招标的人很少，利用合同漏洞大肆掠夺、索赔，一改合同签定之前和蔼样子，举个例子，当时合同中要求提出中方提供通往施工场地的简易道路，咱们以为就是普通临时道路，日本人当时也没有异议，但施工结束后，其却提出临时道路不平，使得其车辆磨损，索赔了我方数百万美圆。此事是本人大学时的老教授亲口告诉我们的，他当时作为国内了解国际招标的为数不多的人亲自参加了对日谈判，多少年过去，每当他听到学生与日本人打交道时，都会谆谆教导“要提高警惕”。
　　京沪高铁仅是中国高铁规划中的示范性工程，若首先采用了某家技术并获得了成功，别的线路决不会轻易再换其它厂商，搞工程的朋友应该对此有深刻的认识。
　　假设京沪线采用了日本新干线的方案，那么在未来近30年的中国高铁建设高潮期，第一批8000公里的高铁路线肯定会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到那时，全中国的几纵几横高速铁路上将奔驰的是充满东瀛味十足的日本机车。不但对国内机车产业链是一个毁灭性打击，多少国企、职工又要失业，（内需、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吗），而且此国民经济命脉会长期控制在险不可测的日本人手里，把日本经济拉出徘徊十年的泥潭，而我们则陷入受制于人的经济、政治等的泥潭。
　　铁路是一个国家的命脉，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我们以后面临的周边环境不容乐观，在此问题上的选择应慎之又慎。大家应还记得中国援建非洲的坦赞铁路，由于技术和管理的需要，中方人员至今仍参与全线的工作，当然我们对此没有任何其它非份之想。上世纪初，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控制中国的铁路。

　　总之，本人提出以下问题供决策者参考：
　　首先，京沪是否真正需要再建设一条豪华高铁？西部、西南多少急需要铁路投资的交通瓶颈？到底哪一个更有实际意义？ 　
　其次，如果真正需要建设一条豪华高铁，技术上也要以自己为主，且不说此项技术我们的基础已经相当充分、极以后高铁产业链带动效果，光为大批的交通、铁路系统科研院所、施工单位带来的众多的工作机会，本身就是对当前失业、经济的内需贡献。
　　第三，真的需要立即建设一条豪华高铁，不得已需要外国技术，首先德法，不到万不得已、或者说就是到万不得已也绝对不能使用日本技术，引用918网上一话，那叫：以血饲狼。

　　本人提出以下基本思路供上层决策者参考：
　　3到5年内，首先建设容西部、西南急需要铁路投资的交通瓶颈，同时交通、铁路系统科研院所联合攻关，解决高铁大部分技术难题，3到5年后，技术基本解决，同时京沪豪华高铁的需求也基本比较现实（虽然有经济学家估计，京沪高铁每缓建一年，国家就会损失200亿的收入。但是事实是多少，很难估算，就象三峡工程，投入产出能否如预料很难计算，而把这部分钱投入到别的交通、基础建设项目上同样可以带来可观的收益，此机会成本经济学家们应该会算，因此，京沪豪华高铁必须“近期决定上马”的说法不足为据），则动工修建京沪豪华高铁，设备等立足国内，形成产业链带动效果。――退一步讲，即使那时我们没有完全掌握京沪高铁，但技术实力也回比现在高出不少，再于国外讨价还价也有很大的回旋余地，就象胶卷，若我们没有乐凯，富士之流恐怕回漫天要价，国人那点可怜的血汗钱被虎狼凶险之日人掠去，可悲甚至可怕啊。
　　（技术上对我们已经没有原则性难度，争口气吧，再做一个詹天佑！不被人以技术挟持!既然花了5年时间讨论使用哪用技术，何不再花3~5年时间自主研发呢詹天佑的铜像现在依然站在京胶铁路的旁边，我们不希望见到未来的京沪高铁旁边跪着任后人唾骂的铁人！） 　
　希望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铁道部及有关部门决策者能见到此文，此事已经超过纯技术层面，而成为关乎国家民族全局的战略性事件，一定要慎重考虑啊！ 　
　夜不能寐，提笔夜书： 　　倭人再入中华日， 沿路常跪三铁人！ 　　路――（京沪高铁） 　　作者E-MAIL:star-d@163.com，欢迎指正。 (博讯

中国核电“空心化”之忧 核电在战略上被边缘化

本报记者 安明静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沿用了“以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老提法，也没有提4000万千瓦核电建设的目标
　　●“统一核电技术”使核电引进谈判延期，直接影响了中国核电发展的中期规划目标
　　●在全面引进技术的策略下，除去可以计算出的高昂费用，对中国核电发展最严重的打击是自主化技术研发被忽视
　　●如果坚持全面引进国外第三代核电技术，中国核电发展难免不重蹈汽车产业的空心化命运
　　3月22日，中国国务院会议原则上通过了由国家发改委撰写的《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确定了“要积极推进核电建设，要统一发展技术路线，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坚持自主设计和创新，注重借鉴吸收国际经验和先进技术，努力形成批量化建设先进核电站的综合能力”的决议。
　　规划中提到的“统一发展技术路线”成为核电界关注的焦点。敏感的问题在于，发改委是否仍将坚持采用引进国外第三代核电技术建造阳江、三门两家电站？消化吸收后用这样的技术再批量建设其他核电站？我们的“坚持自主设计和创新”的说法是否仅体现在消化吸收的过程中？果真若此，中国核电将难免走上类似汽车产业的空心化道路。
　　漫长的核电技术引进谈判不但拖延了中国核电的发展，引进的决策更像是一个陷阱，使中国第四代的自主研发完全被边缘化。更重要的是，第三代并非四代核电技术的必然之路，两者在方案和概念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中国引进国外三代技术对于发展四代核电没有任何帮助。而第四代才是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真正认可的、能满足21世纪核电发展要求的“新一代”核电站。
　　西屋背后，东芝在想什么？
　　自去年俄罗斯退出竞标之后，中国核电引进谈判就在法国法马通和美国西屋公司两大核电巨头之间进行。核电界瞩目的中国三门、阳江核电站的技术引进谈判越来越扑朔迷离
　　3月28日，两年一届的中国国际核电工业展今年迎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展览。美国西屋公司占据了一号馆最显著、面积最大的展台。
　　“中国核电技术引进的招标早就有结果了，听说负责谈判的中国国核计已经在1月28日将西屋的方案上报给中国政府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境外核电设备供应商在展会上告诉记者。
　　自去年俄罗斯退出竞标之后，中国核电引进谈判就在法国法马通和美国西屋公司两大核电巨头之间进行。一位接近法国法马通公司高层的知情人士则表示，不知道标底已经揭晓，法马通在2月份接到中方通知，说标书有效期将延长至今年8月底。
　　西屋已经胜出谈判的说法近日来一直在核电界流传。若果真如此，那中国核电今后的发展将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日本。因为2006年2月6日，日本东芝公司以高出竞争对手1倍的价格，耗54亿美元巨资将西屋公司纳为己有。
　　东芝在完成对西屋的收购之后股票价格一路下跌，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收购带有冒险性质，其行为已超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基本原则。
　　1999年英国核燃料公司(BNFL)收购西屋时仅花了12亿美元。
　　在收购西屋的同时，东芝公司近期又在半导体领域扩张投资近20亿美元。一个公司在短时间内连出巨资，搞战略性扩张，显然其行为已触动了企业大忌。东芝的大手笔确实令人生疑。
　　从日本国内需求看，其核电设施要到2030年才需要更新设备。以生产半导体为主业的日本东芝公司不惜血本收购西屋，难免令人产生其背后有政府支持的疑问。
　　在记者多方的打探之下，一位中方参与谈判的人士否认了西屋已经胜出的传言。他透露：“因为价格以及技术转让等方面还需磋商，评标仍在进行，目前没有任何结果。而且评标过程没有时间限制，不存在什么有效期。”
　　国内核电界一些人士担忧，东芝控股西屋公司，中国再向西屋引进技术，意味着日本人将掌握我们核电发展的命脉。尽管目前得出这样的结论有些武断，但如果中国仍坚持技术全面引进的策略，必将造成中国核电发展的空心化局面。
　　中期规划将成泡影？
　　在“统一核电技术”的思路下，核电引进谈判的延期，直接影响了中国核电发展的中期规划目标。不仅三门和阳江两个电厂在等谈判结果，几个已选好厂址的业主也在等待批文
　　早在2003年初，获国务院通过的一份国家计委[(计)2866]号文件，确定了要以“秦山自主模式”为主，“积极发展核电”，并且提出了2020年实现4000万千瓦核电装机容量的目标。然而文件发布后不久，原定的“秦山自主模式”在执行时却被“整体引进国外技术”、“统一技术路线”取代。决策者认为，应该先对外招标引进国外比较先进的第三代技术，然后再按照技术转让的条件消化后自己建造其他新的核电站。
　　在上述思路的指导下，2004年9月，中国开始将三门和阳江共计4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面向国际招标，要求是必须采用第三代堆型。并且由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公司组成的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筹备组主导此次国际招标。
　　从截标日2005年2月28日正式算起，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谈判结果仍然不明朗。
　　自2000年以来，也就是在国内电荒严重、煤价高涨、国际油价扶摇直上的情况下，发改委坚持没有批准任何一个核电站的建设项目。直到2005年，外界盛传引进谈判由于价格以及技术转让条件难以谈拢而陷于僵局，发改委批准了秦山二期与岭澳电站的扩建。
　　不但已经具有开挖条件的三门和阳江两个电厂在等待引进谈判的结果，几个已经在山东、辽宁、福建等地选好厂址的业主也在等待发改委选定技术后准予电站立项的批文。
　　“如果这些新项目等待三门和阳江技术引进并且消化之后再开工，中国核电的4000万千瓦中期规划目标无论如何也完成不了。”一位国家核工业部人士称。
　　但据其透露，一个值得欣慰的消息是，可以与美国三代技术相体并论的中国压水堆CNP1000技术，其初步设计目前已经审批通过，预计明年将可成熟。
　　“如果发改委放弃用引进的技术来建设新电站，一方面采用秦山二代技术进行翻版，一方面采用我们即将成熟的CNP1000技术，要在2020年完成4000万千瓦的核电装机容量倒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他说。
核电在战略上被边缘化？
　　今年两会讨论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沿用了“以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老提法，而且也没有提4000万千瓦的目标和“十一五”的核电指标
　　在提交今年两会讨论的“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第十二章能源部分有关核电的阐述只用了不到四行字，不但回避了以核电发展促进能源结构优化的新思路，沿用了“以煤为基础多元发展”的老提法，而且也没有提4000万千瓦的目标和“十一五”的核电指标。
　　“这个规划只反映了能源结构长期存在的现实，并未指明对能源战略性优化的方向和道路。是否暗示着三年前还是核电的积极推动者被推进中的困难吓得已在准备后退了？”原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全国政协委员钱积惠在今年全国政协会议的小组讨论中指出。
　　中国目前核发电能力只占总发电能力的2%，与国际上的平均水平16%相比差距非常大。核电集团总经理康日新认为，中国核电站总发电量如此之低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起步比较晚，第二是建设过程当中没有发展规划，就是打打停停，建完一个以后再来讨论下一个，或者在下一个在建的过程当中再往下讨论。
　　尽管核电站的建设起步晚，但中国对核电技术的掌握却相当早。“核潜艇的核反应堆与核电站反应堆堆芯技术基本相同，如同大卡车和小汽车的关系。”钱积惠介绍。
　　一个令人难堪的事实是，法国核潜艇1970年下水之后，便开始将此技术转为民用核电站，目前法国核发电占总发电能力的78%。
　　中国的核潜艇下水仅比法国晚了一年。但第一个核电机组1985年才开始建设，而且并未采用自己的技术。曾经成功研发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中国核动力研究院，直至秦山核电站二期建设项目批准，才被允许参与核电技术的投标。
　　国电总公司高级顾问周小谦曾撰文称：“我国核电发展慢，不在于资源，也不在于投资和技术，而在于思想认识，在于体制，在于能源与电力发展方针与政策上的不当。”
　　第三代技术是一种陷阱？
　　更重要的是，我们试图引进的所谓第三代核电技术，只不过是美国人精心营造的一个有利于商业推销的概念
　　钱积惠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当代核电技术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不断有技术改进，可以分出几个阶段来，但他们都属于当代核电技术的范畴。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官方文件和正式的表述中，从未有二代三代的提法。”
　　法国核电巨头法马通公司核电业务副总裁鄂斯特去年10月28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承认，三代技术是美国人的炒作。
　　在过去几年中，美国人频繁在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中使用二代三代的概念，他们的这种划分也被很多核电界人士所接受了。
　　西屋公司称自己的AP-1000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经过美国核管会认证和批准的三代核电站技术，比现在运行的核电站安全程度提高100倍。
　　但该技术至今未被任何一个国家所采用。在2005年芬兰核电项目的招标过程中，美国西屋公司最初也是以此技术参与投标，却在中途突然退出。
　　据当时外电报道，西屋退出芬兰项目时对外宣布的原因是考虑到价格方面没有竞争力。也有文章指出西屋是出于对这项新技术的成熟性没有足够把握。
　　引进国外第三代压水堆技术能够实现我们所追求的“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目标吗？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名誉院长杨岐认为，这场国际招标面临巨大的技术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技术风险方面，美国和法国的三代技术目前都没有参考电站，给工程的具体实施带来很多不可预测的因素。技术转让尤其是核心技术转让不可能全面实现，比如设计的软件，只给目标程序，不给源程序，没办法作任何变动。
　　另外，资金成本方面，法国法马通公司去年与芬兰签约的第三代百万级千瓦核电站的合同价格达30亿欧元，每千瓦造价2300美元左右。法马通副总裁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因为芬兰的人工成本以及高寒气候的原因，对中国的报价肯定会低于芬兰。但尽管如此，秦山二期的建成价格也只有1300美元每千瓦。而且秦山二期国产化设备比例只有55%左右。以后设备国产率提高，这个价格还将进一步降低。
　　如果以每千瓦800美元的差价计算，一台百万千瓦的核电机组的差别就是80亿美元，按照2020年核电装机容量4000万千瓦的任务，自己研发建设比引进技术所节省的资金将达到2400亿美元！
　　对于那些对国产技术“放心不下”的人们，钱积惠表示，拿出可以节省的钱的1/10，足够有选择地买外国的技术咨询甚至专利技术，让他们为我们打工，用这种形式来正确执行“中外合作”的方针，应该足以使我们的领导决策者和业主们放心。而不是全面引进国外的技术，让我们的人员为他们打工。
第四代才是“下一代”？
　　被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可的“下一代”核电技术，与当代核电技术相比，是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包括方案以及概念完全不同

俄罗斯能源部部长赫里斯坚科在2006年3月宣布，目前正在研制更安全的核电技术以及第四代核反应堆技术。目标之一就是部分取代以煤发电，极大地减少电力工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在俄罗斯核能发展战略中，核电在国家电力供应中的比例将从现在的16%提高到2020年的21%-23%。
　　“现在所谓的第四代核电反应堆技术才是被国际原子能机构认可的‘下一代’核电技术。”钱积惠说。
　　钱积惠曾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担任了10年副总干事之职，期间一直主管国际核能的和平利用工作。他介绍，国际原子能机构一直致力于推动革新性核电站的研发。认为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开发成功会大大加大世界核电的复苏。新一代核电站应该在核安全性、经济性和尽量减少核废物以及防止核扩散性方面，比起当代来有一个质的飞跃。实现了这一飞跃，才称得上核电更新换代的技术革命。
　　美国能源部曾在2000年5月召集了多国核工业部门、科学院、国家实验室、国际组织和非国际组织约100名专家举行会议，确定了能够满足21世纪核能需要的第四代核电机组的5个特征要求。
　　一是发电成本可以和本地区其他能源竞争；二是投资成本约为1000美元/千瓦。建造周期少于3年；三是不发生堆芯严重损伤事故，不发生需要厂外应急措施的事故；四是采用高燃耗的燃料，产生最少的放射性废物量；五是可以杜绝商业核燃料循环产生的材料作为核扩散的手段。
　　上述五个标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下一代核电技术的表述基本相同。
　　核电第四代的发展目标是明确的。中国作出全面引进国外三代技术的理由之一，也是希望能够引进并消化之后，站在更高的技术基础上开发自己的技术。
　　但关键问题是，由美国提出的六个第四代核反应堆的堆型，与当代核电技术，不论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都没有任何关系。
　　钱积惠指出：“第四代核电技术并不是在第三代技术基础上的延伸。它与当代核电技术相比，是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包括方案以及概念完全不同。第三代技术不是第四代的必由之路。”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一边根据秦山二期的技术改进后建设自己的新核电站，一边加紧研发自己的第四代。”这是钱积惠自2003年归国后便一直四处奔走呼吁的建议。
第四代标准：科学还是政治？
　　在美国准备发表有关第四代核电堆型标准的文件时，也发生过类似的辩论，但最终被美国能源部的官员否决掉了。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目前国际核电界研究的第四代核电反应堆堆型主要包括革新和安全的压水堆以及高温气冷堆等六个堆型。
　　中国多数核电机组均采用了压水堆技术，但目前国内还没有关于第四代压水堆设计研究的正式立项。
　　而高温气冷堆的研究，清华大学核研究院则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由欧洲主办的一份国际权威核电期刊Nuclear Engineeringand Design(NED)2002年10月第218期的一篇文章，正式将清华大学核研究院的高温气冷堆认定为第四代核电反应堆。
　　早在1994年，清华大学核研究院便成功进行了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核安全演示，被当时参观的美国人称为“一个安全性上的真实神话”。因为在任何事故情况下，包括丧失所有冷却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人为的和机器的干预，这个反应堆都能保持安全状态。
　　当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美国核学会前任主席克达克先生对清华核研院的这一安全演示给予极高评价：中国这个满功率运行的球床模块式实验反应堆是目前世界上惟一的一座，它的技术及安全水平已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美国希望从这个实验堆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但根据美国人2000年主导发布的第四代核电反应堆的堆型标准，高温气冷堆必须达到1000度以上并且产出氢气。这两个条件是清华高温气冷堆所不具备的。
　　2005年9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钱积惠向美国代表团发问：“为什么美国能源部提出要超过1000度的超高温气冷堆作为第四代的候选目标之一？而不把当前南非和中国正在筹建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当作是可以最先实现的第四代？”
　　美国能源部的代表解释是：“达到1000度的高温气冷堆才可以生产氢，而美国对于进入氢能时代有极大的热情。”
　　钱积惠辩论：“我们现在的第四代讲的是核电站，不应该把能否生产氢作为判别的标准。”
　　会下，美国一位参与撰写第四代核电文件的专家告诉钱积惠，在美国准备发表有关第四代核电堆型标准的文件时，也发生过类似的辩论，实际上美国国内的专家也认同钱的意见，但最终被美国能源部的官员否决掉了。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美国专家引用能源部官员的话说。
　　那么，中国核电引进到底符合谁的利益？又是谁误读了政府关于自主创新发展核电的文件？

中国核电产业应警惕被日本企业控制

寇庆民
光明观察刊发时间： 2006-4-3 http://guancha.gmw.cn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3月22日，国务院会议通过了由国家发改委撰写的《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明确了“要积极推进核电建设，要统一发展技术路线，坚持安全第一、质量第一，坚持自主设计和创新，注重借鉴吸收国际经验和先进技术，努力形成批量化建设先进核电站的综合能力”的核电发展方针。“统一发展技术路线”会不会废弃中国业已掌握的核电自主设计能力，并使中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新一代核电技术边缘化，成为业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国际金融报的报道说：“引进的决策更像是一个陷阱，使中国第四代的自主研发完全被边缘化。更重要的是，第三代并非四代核电技术的必然之路，两者在方案和概念上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中国引进国外三代技术对于发展四代核电没有任何帮助。而第四代才是被国际原子能机构真正认可的、能满足21世纪核电发展要求的“新一代”核电站。”
国内自主创新产品遭遇市场瓶颈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取得研发初步成功的产品不能投放市场，就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研发过程，研发投入也得不到回报。最重要的是使形成自主研发能力的目标功亏一篑。长此以往，更没有企业愿意投资于自主研发，只能一代一代地以高昂代价引进国外技术。
笔者曾在《核电自主化及高速铁路技术自主化》（光明网网友栏目）一文中写道：
"近日，我国核电自主化取得有标志意义的进展，国产化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的初步设计已通过专家审查。这意味着打开了我国自主核电技术走向批量生产的大门。而对工业技术来讲，批量化生产才是研发成功的标志。这一突破被列入中国2004年科技十大进展。
接着看报道，不禁捏了一把冷汗，报道称“由于国外先进的第三代核电技术的引进建成大概要在２０１２年左右，在这段时间之前，我国必须自主建设一批有竞争力的核电项目，这为百万千瓦级国产核电机组的发展提供了市场空间。”
如果国外先进技术“引进建成”的快一些，自主核电技术的市场空间很可能就被封杀了。这是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经千辛万苦研发的技术，在批量化生产的前夕功亏一篑，被国外先进技术全面封杀于摇篮之中。"
据报道，最新的进展是：我国经过引进消化吸收的过程，终于具备了60万千瓦商用堆核电站的设计能力，60万千瓦商用堆核电站完全具有商业应用价值，然而由于有关方面把目标瞄准国外90万，100万千瓦的更新技术，从而使中国已掌握的设计能力有可能被弃之不用。中国核电的自主能力能够达到工业应用标准，但在提高技术标底值后，就有可能被屏蔽于国内市场之外。
现在看来笔者还是为核电自主技术“高兴得太早了点”。
核电引进是瞄准了国外第三代技术，实际上我国的高温气冷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核电发展的正确战略是：把我国已掌握的核电自主设计技术投入工业应用，使我国核电设计队伍在实战中积累经验，壮大力量，并使核电集团此前的研发投入（包括消化吸收的投入）得到回报，以鼓励自主创新；同时加大对新堆型（如高温气冷堆）自主研发的支持。这样才能避免永远跟不上的尴尬局面。
引进技术应遵循"一次引进"原则：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并形成自主设计能力后就不应再引进，而应在此基础上自主研发新一代产品。韩国在创新政策中规定：对战略性的重大技术，只能引进一次。日本为引进技术制定了严格标准，包括引进的技术不能阻碍自主技术的发展；以及不能扰乱现有的产业秩序；政府以“一号机进口、二号机国产、三号机出口”作为技术引进的审批标准。日本企业也遵循着：“引进零部件能解决问题的就不引进单机，引进单机解决问题的就不引进成套设备，对工艺和技术的引进重于对设备的引进”的原则。
我们与其花费重金多次引进技术，还不如引进韩国的“一次引进”原则和日本支持自主技术产业化的做法。韩国核电技术起步比中国晚，但现在韩国也有了世界一流的核电技术，而中国仍然处于依赖进口的思维定势之中。这种思维定势不打破，即使自己已有了世界领先的技术，仍然会面临在国内市场将其边缘化的危险。而原来消化吸收引进技术后形成的自主设计能力，却有可能被弃之不用。
从目前中国已具有的自主设计能力和储备的新一代技术来看，核电自主创新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是最优路径，中国通过秦山二期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等项目，已完全掌握60万千瓦商用堆核电站的设计技术，更先进的中国压水堆CNP1000技术在短期内也即将成熟。现在这两种技术都需要产业化，进行规模化工业应用，这是后进国家通过技术引进实现创新和超越必不可少的一步。
自主化技术商业应用取得的回报，又可投入到新一代技术的研发中，这样就可以形成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现在中国的新一代核电技术高温气冷堆技术已具有良好基础，其安全性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被称为安全上“真实的神话”，这一技术正需要得到来自国家和工业界的有力支持，以加快其产业化步伐。
如果从丰富中国核电设计建造经验的角度出发，从发达国家继续引进技术是有益的，但可以是根据自主设计的需要引进相关技术，或者把引进的技术限制在单个电站的水平上。绝不可用“引进技术”及“统一技术标准”这两个杠杠封掉自主技术的生存空间。
据报道，美国西屋公司已经被日本东芝公司收购，从西屋公司引进核电技术，等于从日本公司引进技术。核电是重要的战略产业，如果中国的核电产业被日本企业主宰，中国将无国家安全可言。
有专家指出，中国核电之所以发展缓慢，关键制约不在技术，而在思想认识，在体制和方针政策上。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心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则可少走许多弯路。
自主研发，看似艰难，恰是捷径。热衷于一而再再二三地引进技术，看似捷径，恰是弯路。因为当你跟着别人的技术路径追踪时，可能已经不知不觉地绕了弯路，而更可惜的，会是放弃通过自主研发完全能走通的一条捷径。
中国的核电发展，是走上自主创新的“捷径”，还是落入重复引进的“陷阱”，值得关注。
相关链接：
1中国核电“空心化”之忧（国际金融报2006年03月31日第五版)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6-03/31/content_4367790.htm
2核电自主化及高速铁路技术自主化（光明网网友栏目2005年1月23日）
http://www.gmw.cn/content/2005-01/23/content_167091.htm

清洗民族工业 跨国巨头以掠夺式并购"入侵"中国

中国经济周刊文章　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跨国巨头正在对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开始一轮强权、廉价、掠夺式并购：绝对控股，拥有并限制使用原中国品牌，拒绝接受不良资产，中国企业只作为其全球化战略下的中国生产基地，全面整合中国民族产业使其成为跨国巨头自己的包括生产、采购，以及物流、营销、金融等的一体化大公司……

　　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外资并购看作是一场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运营演习”，那么今天的外资并购更似一场“廉价掠夺”。因为此时形式上的相近几乎被实质的差异取代，而此前的固步自封可能已演变成了今天的“投怀送抱”。 (博讯 boxun.com)

　　如今，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正在接受一场外资并购风暴的冲击，民族工业的大旗亦面临在“廉价掠夺”的并购浪潮中摇摇欲坠，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企业所追求的百年老店目标，正经受着外资“入侵”的考验……

　　2006年新年伊始，中央就提出了建立“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大力提倡“自主创新精神”。但是，作为创建“创新型国家”主力军的行业龙头企业，却正面临着被某些跨国巨头以“资本运作”的合法途径而清洗出局的危险命运。


　　特彼勒的中国野心

　　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正在中国展开一场并购扩张风暴，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几乎都被列入其并购计划中；对于卡特彼勒发起的这一并购风暴，业界人士认为其 “扩张野心”在于：整合并吃掉中国整个机械制造行业。

　“合作意向书”中的强势与霸气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卡特彼勒计划并购的谈判对象几乎囊括了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几大龙头企业：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等。

　　“收购龙头企业还只是卡特彼勒在中国扩张野心的一小部分，”某分析人士说，“目前，美国卡特彼勒进入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其目的已不仅仅是占领中国市场，同时也意图把中国的装备制造业纳入其全球产业链，从而形成更强有力的的资本吞食。”

　　该人士的观点似乎并非空穴来风。在《中国经济周刊》得到的一份美国卡特彼勒公司在2003年提交给国内某企业的“投资合作意向书”中，卡特彼勒有如下要求：合资要在卡特彼勒全球战略下进行，并服从卡特彼勒的全球战略；卡特彼勒要求拥有品牌，强调全球一体化，限制使用原中国企业品牌；将把该企业建成具有能生产卡特彼勒产品技术的企业，成为其在中国的生产基地……卡特彼勒还同时宣布，要在中国投资100亿美元，建立“既包括生产、采购，也包括物流、营销、金融”的大公司。

　　对此，国内同行认为，卡特彼勒不仅仅是要占领中国市场，而是要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市场和资源，从根本上消灭其潜在的竞争对手——中国机械制造业的龙头企业。

　　作为中国机械制造业龙头之一的厦门厦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集团），是卡特彼勒的重点目标之一。

　　并购“厦工”悬案：

　　外界压力下放缓并购步伐

　　刚刚进入2006年，中国机械行业内就盛传，厦工集团总经理王昆东正在就并购事宜与美国卡特彼勒公司进行谈判。一方是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另一方是中国的行业龙头企业之一，所以，此消息备受各方关注。

　　据了解，厦工集团是中国500强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企业，是具有40多年生产工程机械产品丰富经验的国有独资集团公司。公司资产总额近19亿元人民币，员工6千多人。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与设备，关键工艺技术水平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

　　有数字显示，近几年来，厦工集团发展很快，生产能力和规模在国内机械制造业中首屈一指。如生产基地从5万平方米的生产场地发展到近200万平方米的工业园区；具备年产装载机2万台，挖掘机2000台，叉车3000台，小型工程机械2000台，桥箱2万台套的生产能力，特别是日产装载机70台的能力让厦工轻松地站在了年产2万台装载机的门槛上。

　　但业内人士分析说，在此大好发展势头的同时，目前厦工集团也开始面临着某些现实困扰，如受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性影响，工程机械市场也表现出了特有的典型周期性，而这种周期性又与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增减息息相关。近几年，由于民间资本进入建设领域，特别是重大项目建设领域，市场的内生需求逐渐增大，自2001年以来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出现了连续几年的高需求高增长；而2004年4月开始的宏观调控，使工程机械的市场急剧降温，“这种低迷状况可能会延续到2006年年底。”该分析人士说。

　　也就是说，当厦工集团刚刚把产能提高到最高状态时，国内需求市场却由热变冷了。

　　就在此时，美国卡特彼勒公司找上了厦工集团。

　　据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卡特彼勒与厦门市政府以及厦工集团的接触从2005年年初就已经开始，双方曾多次进行谈判。

　　“到目前为止，不良资产问题仍是双方谈判的焦点。厦门市政府希望卡特彼勒能接手厦工集团的不良资产，而卡特彼勒却不愿意。同时，在控股权和品牌问题上，卡特彼勒提出控股、控品牌。”该知情人士介绍说。

　　在竞争对手面临困境时重拳出击，这是乘虚而入还是乘人之危？是商海战术还是商家大忌？这显然是商业与道德两个截然不同领域的命题。

　　无论外人如何议论和评价，现实却是：尽管卡特彼勒提出的并购条件苛刻，在此次厦工集团改制的谈判过程中，至今尚未出现能与卡特彼勒匹敌的竞争对手，“如果不出意外，卡特彼勒胜出的可能性很大。”上述分析人士判断说。

　　厦工表示要与跨国公司抗衡

　　卡特彼勒对厦工集团的这次收购，被人们称为是一场强者与强者之间的对决。

　　厦工集团是中国500强和中国机械工业100强企业，也是中国工程机械行业最具影响力的企业之一，其“厦工”牌装载机市场占有率稳居国内同行首位；卡特彼勒更是来势凶猛，作为全球最大的机械设备制造商，在世界500强中排名第77位，公司2004年的销售额就达302.5亿美元。

　　“但卡特彼勒在中国的经营业绩并不好，如2003年在华业务仅为40亿元人民币，不足中国工程机械市场总产量的1/20，更是其全球市场营销中的微末之数。”业内人士分析说。

　　所以，随着中国建筑业的高速发展和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对于卡特彼勒而言，中国市场无疑充满巨大诱惑，卡特彼勒也开始加快实施其在中国的扩张战略。

　　该人士还分析说，卡特彼勒熟悉中国国情和国有企业，并且善于打政府牌，同时又具备行业霸主的实力与野心，作风强悍。

　　“卡特彼勒在中国诸多的并购中，收购厦工集团甚为关键，一旦卡特彼勒竞购厦工集团成功，就基本上确立了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促成它在中国装载机市场的垄断地位必将提前形成，并将使我国装载机行业几十年积累的竞争能力和自主品牌随之消失。对行业的影响将十分巨大。”对国有企业并购重组研究颇深的经济学家白津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不无担忧地表示。

　　尽管外界对卡特彼勒并购厦工集团予以极大关注，但当事人似乎并不愿发表看法，甚至采取回避行为。如记者在致电厦工集团了解双方谈判进展时，其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回应说：“卡特彼勒并购厦工集团是没有的事，我们作为企业的员工都没有听说这样的消息。”

　　厦工集团的态度与业内传言及媒体报道之间为何会有如此大反差？相关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分析说，厦工之所以否认并购一事，可能是公司感觉到了某种压力，不排除地方政府施加的压力。作为沿海城市的厦门在搞了20多年的开放以后，当地经济的发展基本是靠外资拉动的，正因如此，当地政府对于外资拉动经济增长给予了高度认可。照此推论，地方政府利用行政力量推动厦工并购案也在常理之中。但问题是，并购事宜一经披露，不料想却质疑声四起，给地方政府也带来了很大压力。

　　卡特彼勒能否成功并购厦工集团，目前看还是一桩悬案。不过，在2005年11月24—25日厦门举行的“2005年第四届中国工程机械发展高层论坛”上，厦工集团董事长王昆东做了主题为“打造工程机械民族品牌、加快振兴我国装备制造业”演讲，王昆东董事长在演讲中说，面对跨国公司的强势介入，厦工的应对措施是：立足自主创新，努力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使之成为推动装备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实施名牌战略，努力打造一批民族自主品牌，使之成为与跨国公司品牌抗衡的利器；自立自强，努力培养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使之成为支撑我国装备制造业的脊梁。

　　外界评论说，王昆东董事长的发言透露了厦工的“心事”，即厦工集团对跨国巨头对国内企业并购的企图已经高度警觉，厦工集团作为国内工程机械业的排头兵，有决心和勇气振兴民族装备制造业。

　　对卡特彼勒来说，厦工集团的确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要想像收购山东工程机械公司（下称山工机械）那样合算的买卖，并非易事。

　　卡特彼勒的一单好买卖：

　　低价并购“山工”

　　卡特彼勒在中国大陆的投资，最初始于1995年，当时它与徐州机械工程集团共同设立了一家合资企业，但直到2003年，它在中国市场的业务也不理想。因此，要想实现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资源和市场的目标，选择并购之路才是捷径。

　　于是，在2004年5月，卡特彼勒开始对国内老牌企业——山东工程机械公司进行兼并重组。

　　据了解，有40多年历史的山工机械，年生产能力5000台，销售额10亿元人民币，在中国装载机行业中排名第七，总资产约6亿人民币，资产负债率较高，净资产仅436万元。

　　“此次并购谈判的细节至今没有公开，据说原因是交易额低得可怜。”某知情人士对《中国经济周刊》透露说。

　　2005年4月，山东省外经贸厅公布：“3月10日，卡特彼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和卡特彼勒（香港）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30.8万元人民币和43.6万元人民币，以股权并购方式获得山东山工机械有限公司30%和10%的股权，成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项目投资总额620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436万元人民币。

　　也就是说，卡特彼勒用不到200万元人民币收购山工机械这家销售收入10亿元、国内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份，顺利地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而收购山工40%的股份也只是卡特彼勒的一期并购，卡特彼勒提出有权在未来3年内随时收购山工机械的剩余股份。也就是说，其余60%的股份将在适当时机收归美商的氅下。

　　这是卡特彼勒首次整体收购中国企业，此并购案也是卡特彼勒在华并购战略的第一个实质性战果。对卡特彼勒来说，这应该是“做了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美国的卡特彼勒公司从1995年与徐州工程机械集团建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起，就着眼于对中国工程机械的整体并购战略。在完成对徐工的部分控股之后，又兼并了山东工程机械厂。最近，又在试图通过控股投资方式，收购厦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同时，还在谋求并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这一布局得以实现，等于‘通吃’了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经济学家白津夫向《中国经济周刊》表达了其担忧和警告。

　　事实上，白津夫的担忧并非危言耸听，业内人士也认为，卡特彼勒在中国的目的很明确：不仅是要控制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它要吃掉的是整个行业。而卡特彼勒在中国庞大的行业整合计划，对中国工程机械业的生存已经构成了巨大威胁，因为中国目前只有厦工、柳工、三一重工等为数不多的工程机械强势企业，如果没有了他们，中国自己的民族机械产业可能就是名存实亡。

　　据悉，目前卡特彼勒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11个生产基地、2个研发中心和1个培训中心，包括（卡特彼勒）徐州公司、上海发动机公司、山西铸造公司、天津亚实履带公司等。对于垄断利润的追逐决定了卡特彼勒这个大型跨国巨头不会停下自己攻城掠地的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卡特彼勒在中国的并购计划才刚刚开始。

　　（资料）

　　我国装备制造业

　　龙头企业被并购案例

　　像卡特彼勒这样力图以资本运作方式“吃掉”中国工程机械龙头企业的外资并购案例有不少。

　　2005年10月25日，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被美国凯雷投资集团以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85％的股权。此前的1995年，美国卡特彼勒已经与徐工设立了合资公司；

　　在油嘴油泵行业，德国博世公司收购我国油嘴油泵行业的排头企业——江苏无锡威孚有限公司后，我国的油嘴油泵行业几乎全部被跨国公司并购、控股，经过多年建立的技术中心被撤销、合并；

　　在轴承行业，四年前全国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西北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就已经与世界第三大轴承公司德国faG公司合资，两年后合资公司变成了德方独资企业。由于合资，西北轴承让出了经营了多年的铁路货车轴承的品牌，失去了占中国铁路货车轴承25％的市场；

　　在化工机械制造行业，占举足轻重地位的“锦西化机”，已与跨国巨头西门子合资，业内人士对这种合作的未来判断是：锦西化机的透平机械核心技术被西门子拿走，国内大型化肥设备的维修要看西门子的“脸色”。

　　此外，我国重点行业的一批龙头企业——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潍坊柴油机有限责任公司等也都被跨国公司紧紧“咬住”不放。其中，德国的“zf”公司正在谋求控股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杭齿是我国船舶配套的中高速柴油机、齿轮箱及工程齿轮箱的行业排头兵生产企业，并承担一定的军工任务，如果被外商整体控股，其对军品生产的影响比较大。

　　另有消息称，中联重科、山东临工等企业的相关谈判也正在进行中。可以说，在地方政府的推动下，国内的龙头企业正在逐渐地被纳入外资企业的旗下。

　　（辅文）

　　国企改制时如何应对掠夺式的外资廉价并购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王红茹/北京报道

　　“本轮外资并购，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法往往是掠夺式和廉价式。”经济学家白津夫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必须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收益必须超过15%，这三点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目前在中国收购活动的基本要求。”

　　在如此不平等条款下完成的并购，其结果必然是，中国民族工程机械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逐渐消失；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领域和高附加值如果被外资控制，行业发展必将出现“外大内空”的危险景象。

　　国企改制要不要外资并购

　　其实，跨国巨头大举并购国内行业的龙头企业并非偶然，已经成为新一轮国际并购重组的一种新趋势。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企业并购重组就已经开始发生了战略性转变。20世纪8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降低和分散经营风险，90年代的并购重组主要是为了扩大企业规模和实现一体化经营，而进入21世纪后的并购重组则主要是以提高核心竞争优势为基础的战略并购。这种并购突出以市场为导向、以高新技术为重点、以增强竞争能力为目标、以强势企业联合为特征，加剧了资源向优势企业的集中，进一步推动了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也改变了国际投资方式。因此，跨国巨头大举并购中国行业龙头企业的行为正是这一战略并购的具体表现。

　　拿机械制造行业的外资并购为例，如果说传统的合资并购仅仅是为获得进入中国市场“许可证”的话，如今的合资并购则已经明确为：将国内工程机械企业纳入跨国巨头的全球产业链，通过合法途径实现对中国机械制造市场的垄断。

　　面对如此国际购并的大环境和大趋势，中国的国企改制如何选择？外资并购还行得通吗？

　　经济学界对此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国有企业就必然会出问题，只有选择产权改革才是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本之策，而产权改革最好是将产权卖给外国公司，据说在国资委内部也有很多人持这种声音；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让跨国公司并购并不是唯一解决不良资产的出路。如果国有企业发展前景良好，过去体制上的弊病应该趁现在的大好时机尽快扭转。成立国资委的目的就是使国有企业真正有出资人的代表，用市场管理的方式，割断过去国有企业多重的行政命令关系，通过实施出资人的办法，使国有企业焕发活力。这本身就是为了使国有企业产权清晰，能够适合市场经济环境。

　　“现在不少人认为国资委的任务就是应把国有企业灭掉，我认为这种理念是非常错误的。这还要看企业的结构，比如搞服装的、搞食品的、搞零售的，历史证明，这些行业让国有企业来管理绝对不行；而象矿山、铁路、电力、国家电网等，让私人去搞也是不行的。所以，不能笼统地说国有企业是行或者不行。我们国家是一个工业和科技竞争力相对落后的国家，面对全球化竞争，不能让产权都私有化，没有了民族工业，国家经济独立就等于是零。”国家发改委体改所研究员高粱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明确表示，国企改革的目的不是要把国有企业灭掉或卖掉，而是要做强做大民族工业。他认为，现在中央提出自主创新，如果这些品牌消失了，创新的主体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创新。

　　现实的问题是，中国加入wto以后，面对开放的国际市场，各个产业都面临着外部的挑战。要想保护民族产业，企业不良资产等财务漏洞能否自我填补？如果填补不了，企业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又如何活下去？

　　“如果要对产业进行保护，在遵守wto法律范围条件下，财政要有支持力。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的确面临两难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中国当前核心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改革。中国如果不改革只保护，死路一条；如果不改革就开放，中国民族产业到最后难免全军覆灭。

　　强势垄断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近年来，《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利用外资改组国有企业暂行规定》和《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涉及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法规和办法相继出台。这标志着中国政策的闸门已经打开，外资并购中国企业已不存在任何制度性障碍，外资可以并购的目标企业涵盖多种组织形式与所有制形态的中国企业上市公司、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

　　不过事实证明，跨国巨头们在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潮中，几乎都将关注目光集中投向国有企业改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地方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对某些国企来讲，合资绝对是一条出路。国企必须改制，否则后面方方面面的事情都无法解决。”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指导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在扭曲的政绩观驱使下，草率选择让跨国公司并购龙头企业的方式来参与其改制。

　　“这是当前国企改制中的一种不正常的倾向，如果原国企产权部分或全部转让给另外的国企，则被地方政府一些官员认为‘改制不彻底’，‘改了也等于没改，改来改去还是改到国企的饭碗里’。而跨国公司的财力、技术、品牌等更容易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同时还可兼收‘引进外资’的‘政绩’。”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一语中的。

　　从近年来外商投资情况看，外商独资企业比重上升很快，从1985年的0.66%、1990年的不足20%，上升到1999年的38.5%；而从2005年1－10月份利用外资的情况看，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实际利用外资比上一年同期分别下降11.76%和42.83%，而外商独资企业和外商投资股份制企业同比却增加4.27%和43.63%。

　　从正式对外披露的30多起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案例来看，来自美国企业的并购案件最多，占30.2％；欧盟企业次之，占27.3％；来自东盟国家和香港的企业都占9.1％；日本企业为2例，占6.1％；加拿大、印度等各1例，占3.1％。

　　“跨国公司利用资本运营控股并购我国企业后，通过对我国产业尤其是战略性产业的控制，将可能垄断或图谋垄断国内一些产业。外资控股并购最大的负面效应就在于它可能导致的垄断。”白津夫分析说，如果外资并购造成垄断，外商不仅控制国内市场，制定垄断价格和瓜分市场策略，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消费者利益，而且容易制约内资企业成长和技术进步。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意识到了外资对行业形成威胁的负面影响。国家发改委研究员高梁于2005年12月底在《联合早报》上撰文称，“应该反思过度开放的问题”，制定相应对策，给脆弱的国内工业以喘息之机。

　　（辅文）

　　国外法律如何约束外资并购

　　★文/王红茹

　　不只是在中国，全世界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跨国并购，这使得世界各国的监管机构对此极为关注，各国纷纷制订有关法律对其不当行为进行约束。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一直实行严格的管制，包括制定完善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审查程序，实行积极有效的行政和法律干预等。可以说，美国是全球第一个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的国家。

　　美国的并购法规体系主要由两部分法规组成：一是国会规制并购行为的法律，二是政府规制并购的行为准则。美国在上世纪30年代就制定了《反托拉斯法》，还设立了外国投资委员会，对重要行业的跨国并购进行评估和审查。从我国联想集团并购ibm的pc业务受到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审查，以及中海油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海尔并购美泰公司等，均因美国政府干预而失败的事例可以看出，一直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美国，对重点行业的并购和垄断也实行了严格的审查和限制，为保护本国的产业而建立有关限制性措施，给跨国公司对其并购造成困难。

　　在德国，《公司法》规定跨国收购中，当一个人收购德国公司25%或50%以上股份或表决权时，必须通知联邦卡特尔局；当收购产生并加强市场控制地位时，这种收购将被禁止。

　　在加拿大，目前，任何超过2亿美元的并购协议都必须经过加拿大政府批准方可生效。

　　此外，韩国已经出台帮助国内企业抵御外资恶意收购的新规则。这项在2005年3月份生效的新规则规定，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的投资者，在公开控制公司经营权的意向后，5日内不得行使投票权且不得继续购入股票。韩国公司成为收购目标后，可以增发股票或发行债券以对抗恶意收购。如果投资者在柜台市场公开收购某公司5％以上股份，目标公司可以发行可转换债券或其他证券以进行自我保护。

　　据《中国经济周刊》了解，对于外资并购，我国有关部门在2003年出台了《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首次对并购导致过度集中的审查问题作出了规定，提出防止外资并购造成市场过度集中。但从已经实施的30多个审查案例来看，尚没有运用权力作出禁止合并的决定，而且审查制实际上成了备案制。虽然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规定了禁止外商设立独资企业和外商控股的产业内容，但可操作性不高，目前并没有单独制定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而是把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与其他的外商投资产业政策等同视之，对于哪些领域允许外资并购、哪些领域鼓励外资并购、哪些领域禁止外资并购，主要靠部门内部掌握，缺乏全国统一、透明、公开、操作性强的产业政策和产业导向。

　　“在欧洲、拉丁美洲等国家都有相应的限制性法律制止外资并购本国企业。我国的国有企业在市场开放条件下，面对外国公司的竞争压力，如果没有经营能力，企业自身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不得不开放股权。而在开放股权上，我国法律又没有明确条文禁止其接管。如果有相应的法律条款规定，外资肯定不会进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国家没有出台相应的法律，规定哪些产业要进行保护。

　　“这轮外资并购，中国不但不限制，而且还在鼓励，任何国家都在限制重要的工业、金融等不能随便允许外人随意并购。我真的为中国捏把汗。”高粱义正词严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外资经过前20年积累对中国投资环境认同后，试图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瓜分掉中国的市场。如果这种瓜分真的得以实现，意味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衰亡，“照此下去，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中国民族工业的百年老店？”

　　（评论）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新特点和我们的对策

　　★文/北京科技大学教授 白津夫

　　外商并购投资是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新趋势，也是目前我国吸引外资的主要形式，对于盘活国内存量资产、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应当引起注意的是，外商并购投资集中在我国关键领域的重点企业，其意图已不完全是商业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战略指向。

　　外商并购投资的新特点

　　一是并购的条件越来越苛刻。控股权、控制销售权及财务权、品牌使用权上，外商都提出明确的控制要求。其中在控股权方面，表现得更为迫切，包括最初以参股、相对控股实施并购的跨国公司，现在也在谋求通过增资扩股实现绝对控股。今年上半年，在引进外资中，属于增资和并购项目明显增多，如四川省外资企业增资和外商并购投资额同比增长185%，占全省外商投资总额的56.5%。

　　二是整体布局、全行业通吃。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从过去单向选择，发展为有计划、有步骤的战略行动。从跨国公司比如美国的卡特彼勒对我工程机械行业的并购可见，其整体布局意图明显。

　　三是重点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目前，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实施的近乎于是“斩首”行动，专门选择行业的排头兵企业作为并购的重点，利用国有企业改制和地方推进国有产权改革的时机，加快了并购的步伐。并且不遗余力、不惜血本，意图通过拿下行业排头兵企业，控制战略制高点，实现对整个市场的操控。

　　四是在华并购成为跨国公司的“联合行动”。对我行业排头兵企业的并购，既有跨国公司的单个行动，也有跨国公司间的合作之手，其“联合行动”不免要有“合谋”之嫌。其中既有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也有与投资公司或基金的相互配合。例如在美国卡特彼勒大举进攻中国机械工程行业的同时，美国凯雷投资集团遥相呼应，2005年10月25日，凯雷投资集团以3.75亿美元（约合30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了徐工集团85％的股权。如此“绝配”，显然不是简单的巧合。而实际上，凯雷投资的最初收购设想，就是希望转手卖给卡特彼勒公司。但由于在收购协议上有“不许把徐工转手卖给竞争对手”这样的限制性条款，凯雷投资只能暂时作罢。然而，凯雷投资作为风险投资机构退出是迟早的事，当徐工在境外上市，凯雷投资完全可以通过慢慢卖掉所持的股份的方式退出。届时，国际竞争对手通过资本市场实现对徐工机械的控制则是顺理成章的。

　　五是采取分步到位策略。对有的重要企业的并购不能一步到位的，跨国公司往往采取分步走的策略，通过逐步渗透、迫使中国企业逐步就范。有时，为了得到一家合资企业，跨国公司在与中国企业进行合资以后，就采取让其陷入亏损的办法，直到将合资企业的中方拖垮，中方愿意将整个企业拱手相让，合资企业最后变成了外方独资企业。西北轴承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家企业在拿出铁路轴承这一块优质资产和德国某公司合资后，一步一步地失去控制权，最后不但丢掉了合资公司，而且丢掉了有竞争力的高端主导产品的市场和制造资质。

　　积极应对跨国公司战略并购的措施建议

　　一是确立明晰的产业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战略产业，整体规划产业发展和企业改革，对于战略性产业和重要企业，外资进入的方式和深度要有明确的界定；对于涉及到战略产业和重要企业的并购重组，必须坚持国家战略利益至上的原则，在服从战略利益的前提下考虑企业的商业利益，避免以牺牲战略利益、长远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眼前利益。

　　二是积极推进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当前，在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国有企业改革重组过程中，更要处理好开放与共赢的关系，既要努力扩大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加快结构调整和重组改革，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规模和水平；又要在开放中保持自主和理性，要树立合作共赢的意识，在对外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不能再搞那种“一厢情愿”式的招商引资，更不能以牺牲自主去换取合作。只有在合资合作中保持自主、发展自我，才能实现长期的合作共赢。

　　三是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正确把握当前国际资本流动的趋势和特点，积极稳妥地推进外资并购发展。既要进一步创造有利于外资并购投资的环境，努力使并购投资成为我国吸引外资新的增长点。也要加强对外资并购的引导，规范其发展。同时，要以《公司法》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为依据，推进企业依法改革、规范改制。在企业并购重组过程中，要严格履行程序，理性选择适于企业实际的合作伙伴、合作形式，不能盲目资本化运作，防止以搞运动的方式推动企业改革重组。

　　四是创建多部门联合并购审查机制。重大并购重组活动，要经过专项评估和论证。对于战略性产业和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企业，在实施并购重组过程中，必须通过专项审议。同时，建立并购中的国家经济安全预警机制，防范潜在风险。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