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社会主义？

作者：爱因斯坦
一个既不是专门研究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的人,却要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发表意见,这是否适当呢?从一些理由来看,我相信是适当的。

首先让我们从科学知识的观点来考查这个问题。天文学同经济学好象并没有什么根本的方法论上的差别:这两个领域里的科学家都企图发现对一类范围有限的现象普遍适用的规律,尽可能地弄清楚这些现象的相互关系。但实际上,这种方法论上的差别还是存在的。在经济领域里,由于所观察到的经济现象时常要受到许多很难分别开来估计的因素的影响,使得要发现普遍规律就很困难了。此外,从人类历史上所谓文明时期开始以来所积累下来的经验—正如大家都知道的—在很大程度上决不是完全由经济性质的原因所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历史上多数大国都靠征服别的国家而得以存在。征服的民族在法律上和经济上自封为被征服国家的特权阶级。他们夺取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并且从自己的队伍里派出教士。教士控制了教育,使社会的阶级分化成为永久的制度,并且创立一套社会伦理准则（a system of values）,从此以后人民在他们的社会行为中就在很大程度上不自觉地遵守着这套准则。

但是历史的传统可以说是昨天的事；无论在哪里,我们实在都还没有克服索尔斯坦•月,布伦(Thorstein Veblen)所说的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the predatory,phase）。可观察到的经济事实都属于这个阶段,甚至我们能从这些事实推导出来的规律,也不能用到别的阶段上去。既然社会主义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克服并且超过人类发展的掠夺阶段,所以处于目前状况下的经济科学就不能说明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

其次,指引社会主义方向的是一个社会-伦理目的。可是,科学不能创造目的,更不用说把目的灌输给人们；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但目的本身却是由那些具有崇高伦理理想的人构想出来的,只要这些目的不是死胎,而是有生命的,并且是生命力充沛的,它们就会被许多人所采纳并且向前发展,这些人半不自觉地决定着社会缓慢的进化。

由于这些理由,在涉及人类的问题时,我们就应当注意不要过高地估计科学和科学方法；我们也不应当认为只有专家才有权利对影响社会组织问题发表意见。
前些时候以来,曾有过无数这样的论调,说人类社会正经历着一种危机,它的稳定性已遭到严重的损害。这种情况的特征是:个人对于他所属的集体,不论大小,都漠不关心,甚至有敌对情绪。为了说明我所讲的意思,让我在此讲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不久以前,我同一位有才智的并且是好脾气的人讨论下一次战争的威胁,我认为下次战争会严重危害人类的生存,我说,只有超国家的组织才能防止那种危险,我那位客人却无动于衷,而且冷言冷语地对我说:“您为什么要那样强烈地反对人类的绝灭呢?”
我深信,在短短一个世纪以前,还不会有人那么轻率地讲出这样的话。说这话的人,他曾努力想达到自己内心的平衡,但无结果,并且多少已失去了成功的希望。这表示了在这些日子里多少人所遭受到的痛苦的寂寞和孤独。它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真没有出路吗?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容易的,但却难以给它们作出有任何把握的回答。不过我还是要尽力去试试看,尽管我非常明白,我们的感情和努力时常是有矛盾的,模糊不清的,不能用简易的公式把它们表述出来。
人既是孤独的人,同时却又是社会的人。作为孤独的人,他企图保卫自己的生存和那些同他最亲近的人的生存,企图满足他个人的欲望,并且发展他天赋的才能。作为社会的人,他企图得到他的同胞的赏识和好感,同他们共享欢乐,在他们悲痛时给以安慰,并且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只是因为存在着这些多种多样的、时常相互冲突的努力,才能说明一个人所独有的性格,而且这些努力的特殊结合就决定了个人所能达到的内心平衡的程度,以及他对社会福利所能作出贡献的程度。这两种倾向的相对强度很可能主要取决于遗传。但他最后表现出来的个性,它的形成主要取决于人在发展中所处的环境,取决于他所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结构,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传统,也取决于社会对各种特殊行为的评价。对于个人来说,“社会"这个抽象概念意味着他对同时代人以及以前所有各代人的直接关系和间接关系的总和。个人是能够自己进行思考、感觉、奋斗和工作的；但在他的肉体、理智和感情的生活中,他是那样地依靠着社会,以至在社会组织以外,就不可能想起他,也不可能理解他。是“社会”供给人以粮食、衣服、住宅、劳动工具、语言、思想形式和大部分的思想内容；通过过去和现在亿万人的劳动和成就,他的生活才有可能,而这亿万人全都隐藏在“社会"这两个小小字眼的背后。
因此,个人对社会的依赖,显然是自然界的一个不能抹煞的事实—蚂蚁和蜜蜂也正是那样。可是,蚂蚁和蜜蜂的整个生活过程,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也都是由遗传下来的不变的本能所决定着的,而人类的社会型式和相互关系却是非常不固定的,容易改变的。记忆力、重新组合的能力、口头交谈的才能,已在人类中间造成了一种不听命于生物学上的必然性的可能发展。这种发展表现在传统、制度和组织中；表现在文学中；表现在科学和工程成就中；表现在艺术作品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影响生活,为什么自觉的思考和愿望能够在这种过程中起着作用。
人在出生时,通过遗传已得到了一种生物学上的素质,我们应当把它看作是固定的和不变的,这种素质包括那些作为人类特征的自然冲动。此外,在他的一生中,他也得到一种文化上的素质,这是他从社会中通过交往以及其他许多类型的影响而取得的。这种文化上的素质,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起变化,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个人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近代人类学通过所谓原始文化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随着主要的文化型式和社会中占优势的组织类型的不同,人类的社会行为可以相差很大。那些企图改善人类命运的人就可以以此为根据,建立起他们的希望:人类不是由于他们的生物学的素质而注定要互相毁灭的,或者要听任那残酷的、自作自受的命运来摆布的。
如果我们问自己,社会结构和人的文化面貌应当怎样改变才能尽量使人类生活感到满意,那末,我们应当经常意识到,有些条件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如前面所提到的,人的生物学本性实际上是不会变化的。此外,最近几个世纪来技术和人口的发展所创造的一些条件,也已扎下根来。在定居人口比较密集的地区,要为他们继续生存生产必需的物品,极细的分工和高度集中的生产设备都是绝对必要的。个人或者相当小的集团完全自给自足的时代—回顾起来,它似乎多么地有田园风味呀—己一去不复返了。只要稍微夸张一点,不妨说:人类甚至在目前就已经组成了一个生产和消费的行星公社。
现在可以扼要地说明我们时代的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牵涉到个人对社会的关系。现在的个人比以往都更加意识到他对社会的依赖性。但他并没有体会到这种依赖性是一份可靠的财产,是一条有机的纽带,是一种保护的力量,反而把它看作是对他的天赋权利的一种威胁,甚至是对他的经济生活的一种威胁。而且他在社会里的地位总是这样,以致他性格中的唯我倾向总是在加强,而他本来就比较微弱的社会倾向却逐渐在衰退。所有的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全都蒙受这种衰退过程。他们不自觉地做了自己的唯我论的俘虏,他们感到忧虑不安、孤单寂寞,并且丧失了天真、单纯和淳朴的生活乐趣。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
照我的见解,今天存在着的资本主义社会里经济的无政府状态是这种祸害的真正根源。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一个庞大的工商业界,它的成员彼此在不断地拚命剥夺他们集体劳动的果实,这种剥夺不是通过暴力,整个来说,而是严格按照法定的条例去进行的。在这方面,重要的在于认识到生产手段—那就是生产消费资料以及附加的生产资料所必需的全部生产能力—可以合法地是,而且大部分已经是个人的私有财产。
为了简便起见,我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把所有那些不占有生产手段的人统统叫做“工人”—虽然这并不完全符合于这名词的习惯用法。生产手段的占有者有条件来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工人使用生产手段生产新商品,而这些商品就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个过程的关键是在工人所生产的东西同他所得的报酬(两者都用实际的价值来计量)之间的关系。在劳动合同是“自由刀的情况下,决定工人的收入的,不是他所生产的商品的实际价值,而是他生活的最低需要,以及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就业竞争的工人数目的关系。甚至在理论上,工人的报酬也不是由他的产品的价值来决定的;了解到这一点,是很关紧要的。
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部分是由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是由于技术上的发展和不断增长的分工促使更大生产单位的形成,从而牺牲了较小的生产单位。这些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关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来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把选民同立法机关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充分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广播电台、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达到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
因此在以资本的私人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中,最常见的情况是以两条主要原则作为其特征:第一,生产手段(资本)是私人所有的,所有者以他们认为是最恰当的方式来处置它们；第二,劳动合同是自由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尤其应当注意到,通过长期艰苦的政治斗争,对于某些行业的工人来说,他们已取得了形式上多少有点改善的“自由劳动合同”。但从整个看来,今天的经济同“纯粹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多大差别。
经营生产是为了利润,而不是为了使用。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凡是有能力并且愿意工作的人总有就业机会。“失业大军”几乎一直存在着。工人经常受到失业的威胁。既然失业的和报酬微薄的工人提供不出有利可图的市场,消费品的生产就受到限制,结果造成巨大的经济困难。技术的进步经常产生的是更多的失业,而不是使劳动负担普遍有所减轻。追逐利润,加上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使资本的积累和利用不稳定,从而导致日益严重的不景气。无限制的竞争导致劳动力的莫大浪费,也导致个人社会意识的消沉；这我在前面已提到过了。
这种对个人的摧残,我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最大祸害。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蒙受其害。人们还把夸张的竞争姿态教给学生,训练他们对好胜喜功的崇拜,以作为他们未来生涯的一种准备。
我深信,要消灭这些严重祸害,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同时配上一套以社会目标为方向的教育制度。在这样一种经济制度里,生产手段归社会本身所有,并且有计划地加以利用。计划经济按社会的需要而调节生产,它应当把工作分配给一切能工作的人,并且应当保障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幼,都能生活。对个人的教育,除了要发挥他本人天赋的才能,还应当努力发展他对整个人类的责任感,以代替我们目前这个社会中对权力和名利的赞扬。
然而应当记住,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还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
本文选自许良英等编：《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

前所未见的中央权力被架空

作者: 佰骥

公元前221年，中国由各诸侯割据的局面被秦王赢政结束，由此建立了世界上最早也是最为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一座宝塔型权力结构在中国行使了二千余年。直至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之下催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至1949年，确立我国为民主集中制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而中央政权成为反应与行使人大所赋予的权力，成为行使我国人民民意的机构。中央行使的权力是人民民主赋予的权力，由底层反映民意至高层，由高层往下层层落实，可谓界线分明。事实是，除出中央政权腐败透顶的历史阶段，被人民所淘汰与抛弃外，而在其余时段，结构上中央权威在中国二千余年中央集权历史中具有不可动摇性。所区别为，封建王朝权力结构为皇帝在塔尖，而新中国权力结构为人民在塔尖。
近年，这种权力等级结构在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成为二千年来所罕见，未曾有过的事例。全国地方政权群起挑战中央权威，大有想把中国分裂为二千余年前诸侯割据的趋势。在1949年前，在中国近代最动荡的日子里，军阀割据尚被讨伐，或被武力也或是被行政统一，总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向统一的方向发展。而在今日，全中国的权力结构竟然正在走向分裂，走向挑战中央权威的方向滑动。现实导致中央政令不通，地方各自为政，反腐乏力，上令得不到执行，甚至阳奉阴违。很多被上级部门判定违法事件，当事人不但没有被处理，而类似事件反而大行其道，这一切都说明中国正在滑向分裂与割据，如果这一滑向的苗头没有被有力制止，那么我国将迎来一个灾难深重的时代。
中央一直在强调腐败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导致“亡党亡国”，而另一方面中央权力被架空，又何尝不会导致“亡党亡国”呢？中央大力治腐，态度不能说不坚决，手段不能说不强硬，但腐败现象还是层出不穷，继续恶化。归根到底就是中央政令不能贯彻到下面，下面阳奉阴违。除出腐败，地方各自为政，警察成为地方的私有武装，媒体成为宣扬地方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能导致中国完全分裂，帝国主义把中国大卸八块的梦想，就此倒有可能实现，此结果令人汗毛倒竖，不寒而栗。
上个月，十二月五日至七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连开三天，安排三次大会五次小会。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强调，“当前深层次矛盾所在、党内的深层次矛盾，就是中央政令不能畅通，各自为政、多中心。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就是经济发展、广大的人口占８０％或以上的人民，不能得到应有的利益的保障。”指出要以“全局”、“大局”为重，点明当前的“全局”、“大局”存在着危机，“多中心”倾向严重制碍中央政令的通达。胡锦涛主席在《进一步开创良好的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促进和谐社会》的主题讲话中指出，“必须严肃、认真地克服、解决好各自为政、阳奉阴违的多中心的问题。要严肃、认真处理好地方和中央、地方和地方之间关系。要严肃、认真处理好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关系，短暂的、短期的利益和中、长期利益的关系。要严肃、认真处理好２０％或稍多人的利益和８０％以上人的利益的关系。要严肃、认真处理好非正常、非合法所得利益和正常、合法所得利益的关系。”
此次会议从经济工作转向以地方“各自为政、多中心”为主题，可见事情的严重性已经引起中央高度警觉与危机感。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指出，“根本的问题是相当部分党政部门、领导干部没有把“三农”问题摆正位置。某一天政局出问题，“三农”将是其中最主要因素之一。”何谓政局出了问题？中央已经深刻意识到地方政府对全国政局不利的前景。
国内危机与矛盾积弊如山，中央政令不畅，地方已经完全被地方政府所左右，要解决“各自为政”的局面中央已经接近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地步。其中“亡党亡国”的危机腐败首当其冲。据说，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看到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报告，指广东省人民币大额及可疑资金交易涉及金额6300亿元人民币、大额外汇资金交易超过220万单、可疑外汇资金交易超过65万单，涉及资金超过1200亿美元后，发呆坐着，手不停地颤抖着。秘书站在他身旁长达半小时，不敢打扰他的沉思。最后曾培炎终于打破了沉思，连说：“完了，完了！这不是贪，而是家贼的公开掠夺！”
中华民族深重的危机已经到来，内贼与外贼相互勾结公开掠夺，我们还能走多远？我国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世界第一，而日本、韩国也用三十年时间成为了富裕国家，而我国在经济增长最快的三十年后，却仍旧是贫穷国家，这里说明了什么？有资料说，我国每年被腐败消耗的资金达全年财政收入的5分之1，是我国全年教育投入的数十倍。这样下去我国就是再发展30年，仍旧将是一个贫穷国家，所有的积累全被内贼收刮与消耗一尽。同时内贼勾结外贼，疯狂掠夺我国资源，以断子绝孙的方式大量开发矿藏，廉价变卖给外贼。让明显是中国人创造的利润去给外贼分红，比如某些国有垄断企业国外上市，赚的是中国人的钱，利润却与外国人分。至今已经到了分银行、分金融的地步，我们还能走多远？有人说，中国是滴血的GDP，成千上万同胞死在工伤事故上，光矿业每年就将近活埋万人。工人农民吃苦受累，从黄土地、血汗工厂中创造出的财富，就这样被人掠夺一空。中国已经又到了救亡的地步，这说法毫不夸张！
胡锦涛主席说，“当前深层次矛盾所在、党内的深层次矛盾，就是中央政令不能畅通，各自为政、多中心。”也就是这个原因导致腐败猖獗，越反越烈，中央再大的反腐力度，也不能够上下一致，下达基层，政令被地方政府阻挡、违抗、甚至扭曲。家贼不除，国之不国，“亡党亡国。”
在上个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各省（区）、直辖市、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无一例外地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教条式习惯性地表态，“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自觉地与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中央政令畅通”，“顾全大局，维护全局利益、构建和谐社会”，会议在高调中闭幕。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表态中，还突出了“坚决打击分裂主义、一切恐怖主义的活动！”
而笔者认为，这是软刀子搞分裂，架空中央权威，拿胡锦涛主席的话来说，“各自为政、阳奉阴违的多中心的问题。”以我观察，中国所有的地方政府基本完成了控制本地区的公检法，包括媒体也成为了地方政府的喉舌。中央权威事实已经被架空，以我来看，现在能够完成中央反腐任务的，不是地方上的公检法，或者媒体的舆论监督，这些机构已经被地方政府所控制，失去了应有的作用。至今中央政府能够掌握的只剩下三大力量，一是军队，二是居民会一帮忠诚的离退休老同志，三是高校学生。只有合理与适当地动用这三大力量才能挽回中央权威被架空的趋势，才能达成反腐的目的，否则绝无可能制止腐败的发展，除掉一帮子无孔不入的家贼。
动用军队不是让人民军队武装反腐，而是显示过去红军的任务之一，成为宣传队，分成小股队伍，走入老百姓当中进行宣传，与居民委及其各高校相结合，成立反腐小组，由士兵、老同志、学生组成数百万个反腐败小组，遍地开花调查腐败，监督公检法执法过程。最坏的打算，就是启动军事管制机制，由反腐小组接管公检法。我们的军队与地方上涉及与勾结的利益不是很多，相对是独立的单位，而我们的老同志有相当的觉悟，学生大多数怀有正义正直之心与地方利益涉及不多，勾结更是不可能。就这三大力量还是中央能够调动与控制的力量，我认为根据目前形势，不动用中央能够控制的力量，已经无法达成除家贼、反腐败的目的，也不可能达到维护住中央权威的目的，只有忠诚、纯洁、正直的力量才能维护住中央的权威。换句话说，中央至今还有能力打一场反腐的人民战争。时不可待，我分析认为，将来三大力量也有被腐朽与瓦解的危险，军队涉及地方利益会深入，难以保持独立与忠诚，有觉悟的老同志随时间过去会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学生这一块的力量，靠这支力量能否完成反腐与维护中央权威的任务笔者感到怀疑。现实让我认为到了时不可待的关键，将来中央将无法再整合出这样的力量。
军队具有组织能力，有武装支持，而老同志冷静理性，我们的学生有热情与正义感，此三种力量的结合能够保持住合理行动范围与平衡，这样的结构使得人民反腐战争具有了相当的胜利保障，也是目前中央唯一可以放心的忠诚力量。也许会影响一年或者二年的经济发展，但比之这将近三十年来，经济增长率世界最快，却还是贫穷国家，而日本与韩国发展三十年成了富裕国家，相比之下，中国结果发展之缓慢，令人简直匪夷所思，我认为一年或者二年的经济代价还是能够接受，否则“亡党亡国”之日屈指可数。最后，就是我的想法不成熟，或者不可实行，我也在此呼吁中央尽快动用自己能够直接动用的一切力量挽大厦于即倒。

佰骥稿于2007年1月10日

从样板戏之争说到江青这个人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作者：太行老农
来源：新浪网
　　最近样板戏在京城和许多地方演的很火，于是就有了样板戏著作权之争，说来可笑，当年批判“四人帮”，样板戏是江青的一大罪状，什么“全民只看八个戏”“三突出”“高大全”…。大家都拼命和样板戏撇开关系，说那是江青一人搞的。到了现在，哼哼唧唧的传统戏曲没人看，大家回归看充满英雄主义精神的林海雪原、红灯记、沙家浜…。无论春节晚会还是酒席宴前，街头小巷，卡拉OK，人们都能听到“穿林海，过雪原…。”于是大家又为争著作权打破了头。人啊，怎么都这样？
　　八十年代，当“样板戏”被打入冷宫禁演的时候，文学大师汪曾祺（现代京剧《沙家浜》的编剧）就说过公道话：“江青对于样板戏确实是‘抓’了的，而且抓得很具体，从剧本、导演、唱腔、布景、服装，包括《红灯记》铁梅的衣服上的补丁，《沙家浜》沙奶奶家门前的柳树，事无巨细，一抓到底，限期完成，不许搪塞。有人说‘样板戏’都是别人搞的，江青没有做什么，江青只是‘剽窃’，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对于‘样板戏’可以有不同看法，但是企图在‘样板戏’和江青之间‘划清界限’，以此作为‘样板戏’可以‘重出’的理由，我以为是不能成立的。这一点，我同意王元化同志的看法。作为‘样板戏’的过来人，我是了解情况的。”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中也说：“艺术创作实际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要求意见一致。现在回过头来看，江青的意见也有一些高明之处，因为她毕竟是懂艺术的，应当承认她在戏剧艺术方面是行家，也会唱京剧，又搞过戏，演过电影，能够发表一些比较中肯的意见。”
　　京剧改革这件事，江青确实是首创者，这点我们应该实事求是。
　　说到这里，我们就想，江青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2005年第6期《随笔》刊登一篇徐强的《纸上蓝苹》，文中这样写道：（节选）
　　在布衣书局淘到一本旧书，名为《“四人帮”资料汇集》，1976年11月“哲学社会科学部文学研究所图书资料室”编印，收录了张春桥和江青两人20世纪30年代公开发表的部分文章，封面注明“供批判用”。
　　……时间的作用真是奇妙。它可以淡化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使那些曾经的伤痛，渐离渐远，仿佛从来未曾存在过。就像我现在翻阅蓝苹的文章，竟然看不出里边的“反革命本质”，也读不出什么“野心”与“阴谋”。我把这些文字编织成的“蓝苹形象”，称为“纸上的蓝苹”。也许郁风说得对：“蓝苹远远还不是江青”……
　　纸上的蓝苹，是一个勇于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的女人。今天恐怕有很多读者还不知道房龙是谁，但是蓝苹知道。她读了房龙的书，得出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实在就是一部争自由的纪录！”舅舅送给她一只名叫“金铃”的小雀子，小雀子关在笼里，失去了自由，不吃也不睡，过了一夜就死了。蓝苹感叹道：“一个雀子尚且为求自由死了，那么人尤其是受着重重的束缚的妇女，当然更应该勇敢的去争取自由了！”她在上海的生活，大概就是她心目中的“争取自由”的生活。她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体会最深的是娜拉和卡嘉邻娜。她说“我和卡嘉邻娜之间就好像隔离了几千里的路程”，而娜拉，却几乎就是蓝苹的化身：“把娜拉的话当作我的，把我的情感作为娜拉的，什么都没有担心，只是像流水似地演出来了。”卡嘉邻娜是被男人抛弃的女人，娜拉则是抛弃男人的女人。
　　纸上的蓝苹，是一个道德高尚，热爱表演事业，而又不乏自知之明的女人。她说：“一个人如果专靠着美貌，或是一点儿聪明去做一个演员，那是危险的！”“一个演员要是只能扮演那种比较适合自己的角色，那就谈不到演技。那只是一种自我的表现而已！”她反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演员实行的“愚民政策”，这种“愚民政策”认为演员只需要表演才能，而不需要社会实践，不需要对社会有正确、深刻的认识。蓝苹说，“我们不仅需要健全的身体，还更需要健全的思想和意志；因为演剧再不是一种纯娱乐的东西，而演员也不是一种玩偶；我们的演剧应在我们这个苦难而伟大的时代中充分地发挥出它的社会效能”。她清醒地意识到：“生活的糜烂——这糜烂的生活是演员的艺术之最大的敌人，它毁灭着演员本身及他的艺术。一个演员在目前这样社会中，是很容易走上糜烂的道上的，这一半是由于那恶劣的环境促成的，不过演员个人的自暴自弃也是重要原因。”这些文字，虽然谈不上精炼，但是其间所展现出来的境界，竟是如此高远。如果不看姓名，我想，除了用“德艺双馨”来赞美作者之外，没有人会想到这些干净的文字乃是出于一个肮脏的女人之手。
　　纸上的蓝苹，还是一个同情底层民众，关心国运兴衰、民族存亡的女人。《垃圾堆上》捡垃圾的小孩“小宝”，看见墙那边“穿得很美丽的外国孩子”正在拿苹果喂狗，“口水延着嘴角流了下来”，于是想走过去，结果却被外国人设置的电网电死了；《南行车中》通过火车上的对白，从侧面反映了义勇军英勇抗日的事迹，以及他们家属的悲惨遭遇；《农村演剧生活》则记录了在左翼戏剧运动中，演员们为了宣传抗日而不畏艰辛，深入农村为群众义务演戏的一段生活。读了这几篇文章，再读蓝苹悼念鲁迅的文字，我丝毫不觉得奇怪，也没有感到矫揉造作的痕迹：“当我挨到了棺材前的时候，突然一种遏止”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深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那么一下！’”“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最后一滴血！”在另一篇文章中，蓝苹则从争取个人自由上升到了追求民族自由的高度：“我们现在不但要使中国的卡嘉邻娜能够活下去，而且还要英勇的，和男人们共同去背负起民族革命这个伟大的任务，因为只有在整个民族自由解放的时候，我们妇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纸上的蓝苹，是一个多么充满激情，多么富有革命精神的坚强的女性形象啊。………。。
　　蓝苹曾在文章里多次表示，她不会像卡嘉邻娜和阮玲玉那样选择自杀。但是，她终于还是自杀了。1991年6月4日，新华社电讯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据说她写在床单上的惟一的遗言是：“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你来了。”消息传出，北京人淡淡地说：“江青早已是死够了，打不值得打，死了也不值得庆祝。”（郁风《蓝苹与江青》）………
　　以下是网友“惊思”在人民网的文章《鲜为人知的江青的另一面：才女与革命者》（节选）：
　　江青是一个极左的人，她的左也并非是后来才左的。1933年2月，19岁的江青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3岁的时候，她就从上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在老鬼的《母亲杨沫》，里面有一节提到了江青，其中有一段说：“1937年7月江青到达西安，找到了正在西安负责党的妇女工作的徐明清，提出了去延安的要求，自然受到了徐明清的欢迎。不过她还是谨慎地询问了江青的详细情况，得知她没有正式的组织介绍信，就让她去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决定。其后，邓颖超同志得知此情况，专门找江青进行了了解，看了江青所演的一些电影和戏剧的照片集，确实比较进步。后经博古同志批准，同年8月，江青才和其他青年一道乘八路军办事处的卡车去了延安。”
　　就这样，这个大上海的女电影明星，为了革命，放弃了繁华的都市生活，走进了黄土高原的山沟沟，开始了另一种火热的生活。
　　后来江青所犯下的罪行，党和政府已有结论，我就不再说什么了。
　　我只想再说一点，她终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自杀时仍然是以一个革命者的姿态与这个世界绝别的。不管这种姿态在现在人们的眼里看上去有多么可笑。
　　好了，读到这里，我掩卷深思，江青的悲剧也许正是我们民族的悲剧，我们确实需要有一种正视历史的态度，我们的民族需要一种向上的精神。

话说江青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时间：一九九一年六月四日。
　　是日，中国当局向世人公告，全文如下：“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
　　5月14日死的，6月4日才公布，真是怪事。
　　而这位据说一直死心不息的野心家，1976年没自杀，80年代没自杀，反而在1991年，民众开始反思改革、怀念过去之际自杀，也是一大怪事。
　　时间：1981年12月24日
　　开始法庭辩论。
　　首先由公诉人江文发言，他说：“经过第一审判庭的六次法庭调查证实了本庭所指被告人江青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罪证是确凿的。其主要犯罪行为有……”。
　　接着江青发表辩护词。她继续说：“我和毛主席结婚已经三十八年了，我怎么能够反对毛主席呢？当初华国锋抓我的时候就捏造了许多谣言，这些东西现在提都不提了。为什么？不敢见人嘛。你们捏造的这些东西和国民党当年对我的丑化和攻击有何不同？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历史来证明的。战争年代撤离延安的时候，留在前线追随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个，你们都躲到哪里去了？！”
　　江青继续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对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像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篡在你们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作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设想变成现实罢了。”
　　江青这些话是天真之论。谣言本来就是政治的一部分，古有“大楚胜，陈胜王”；今有“要吃粮，找紫阳”之类。80年代初，我还很小，但记忆中已经听过关于江青的一些谣言，比如说她每天给毛翻身，恨不得毛早点死。现在当然知道是谣言，当时却信以为真呢。
　　下面江青讲到了要害：“判决书的核心就是咒骂文化大革命，可是，他们为什么不敢讲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一起决定的、制定的、发动的？哪次中央会议邓小平他们提了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这就是我给你们讲的一点点基本事实。”
　　“你们开了这个头，好，后人就会群起而效之，你们将来也逃脱不了这样的下场。就是现在不会这样，将来也免不了这样，这是你们首先挑起来的。”
　　一九八二年七月七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的《案件复查通报》第一号上，刊载了《关于徐明清同志是否包庇江青问题的复查结果》一文，指出：“徐明清同志在延安给江青写的证明材料并未证明江青在上海北新径有党的关系，与其他同志所写的证明是一致的，是实事求是的；徐明清同志在关押审查中被迫写的交代材料在宣布自由的同时，即申明推翻了。……徐明清同志没有包庇江青的问题，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报告中央上述各项报告，已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一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同意。”（摘自叶永烈《江青传》）
　　实际上，这也就间接地证明，所谓江青“自首叛变”问题，完全是华国锋、汪东兴等人栽赃陷害。如果按照他们审判江青的方式，对他们的这些人也应该按法律治罪。
　　虽然法律往往是不公平的，但历史最终是公平的。不出十年，当年以非正常手段抓捕和审判江青的人，就被人以非正常手段赶下了台。
　　平心而论，江青四人帮确实犯了错，也犯了罪。但刘邓敢说自己没有？正如国外政治家所说，毛江都没有下令杀过人，邓呢？五七年死的人还少吗？八九年死的人还少吗？中共历史上有谁动用二十万大军镇压反腐败的学生和市民？
　　而且罗列的四人帮罪名如此之多，比如说江反毛，甚至要害死毛，这可是胡说了。至于郑君里等人的死，目前的严肃史料没有表明这与江有关。说毛死后江等要起事，证据只有张的一纸日记，比当日说林彪要杀毛更荒唐。至于将告状事件作为头条罪名，难道政治局委员有意见不可以向党的主席反映？难怪要笑掉国外人士的大牙了。
　　四人帮所作所为，大体上不超出毛的意旨，也不超出整个文革派的意旨，现在说得好像什么都是他们做的，这公平吗？
　　几个政治局委员以军事政变的办法去抓另外几个政治局委员，然后得胜者召开军事法庭对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进行审判，这能说得上合法吗？
　　林彪、四人帮并案审查也很不妥，谁都知道林江有矛盾，林还杀了那么多造反派。
　　纵观这次法庭斗争，可以说江青没有给丢脸。这个人毛病是很多的，然而立场没有动摇。她的性格也有历史原因，由于出身贫寒，再加上有个脾气暴躁的父亲，从小养成了敏感、尖锐、倔强、叛逆的性格。在上海没少受周扬之类左翼文人的欺负。一朝得势，有做得过头之处，不利于团结。
　　另一方面也要指出，这是赤裸裸的阶级斗争，不会因为江青的性格而有所改变。在高层领导人中，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挨过整，有家庭的、个人的仇恨。但更主要的是，他们担心，如果这次不杀江青，今后可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因此，主张判死刑的人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然而，在审判的过程中，许多国家的的元首和政府首脑给中国政府打来电话或电报，呼吁中国不要判江青的死刑。许多世界妇女组织的代表到中国驻联合国机构门前，举行游行，呼吁全世界的妇女人士对营救江青给予关注：江青是中国著名的女政治活动家，也是世界著名领袖毛泽东的遗霜，她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败北，由于她在国际上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我们认为不能对她采取像一般的刑事犯罪案件那样判处死刑。保全江青的生命是维护妇女参政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
　　世界一些维护人权的组织也发出各种信件，致函中国政府：我们要求中国领导人考虑世界上大多数政治活动家的意见，保全江青的生命这是中国政治走向文明走向进步的标志。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虽然一些卓越的政治家被剥夺了生命，许多人在这场运动中丧生。但是，没有一件证据表明，是江青亲自下令处死他们的。实际上，那些人的死亡，和江青并没有直接性的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也没有对任何的反对派采取过杀人的判死刑的先例。如果现任当局对江青采取处死的刑罚，那将在中国开辟一个对政治家实行杀掉脑袋的先河，这对将来中国走向民主政治是十分的不利，我们希望中国领导人三思。
　　还有一些外国人高举“特赦江青”、“不要杀死江青”的牌子，到中国外交部和一些行政机构门前举行示威，递交有关信件，反对对江青和其他政治犯判处死刑。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政治这个东西应该光明正大！
特别是文革和批林.批四人帮以来，
到处是流氓加诬蔑的烂言,刺刀加高压的专制。
那里还有一点大公无私.理想正义.光明磊落的影子。
应该是有什么批什么。
胡说八道只让人厌恶。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说得好,中国的社会就是愚民政策,以前的教育就是:文化大革命时,什么屎都是四个人帮着拉的.哈哈.............

文革真的是动乱吗？

我一直憎恶一种态度，即“审判失败者”。当然，与此对应的是依附强势、依附胜利者。我认为这种姿态是可耻的。这不是挺身抗暴，而是打死老虎。如果你是打死老虎还装成是武松，就更丑陋。我拒绝这样一种审判失败者的立场；但这不意味着我就要选择去拥抱相反的那样的一些逻辑。人们要的是旗帜鲜明的表态无外乎是重回冷战思维。面对今日中国这种思维是暴力，是遮蔽。要回答今天中国的问题，就必须回答历史中的很多问题；而这些回答应该是批判性的和质疑性的；但绝不能是简单的否定，更不是审判。我们应该进入历史，清算历史也清算自己－－戴锦华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原作者：不详（青山居？）

　　对于受到文革冲击的人来说，想理智地不带任何偏见地评价文革，是不可能的。而现在对文革的评价，是在权利争斗和思想混乱的年代，匆忙地进行定性的。历史证明，由历史的当事人来评判历史，是很难公正的，哪怕他很想公正。时间和现实才是历史的最好裁判。
　　1981年做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能不能经受历史的考验？为什么作出这个决议以后，就不再讨论这些问题了？否定一段历史以后，就不再提“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难道这20多年可以不用实践来检验吗？难道这个讨论只是工具，达到目的以后就丢了？为什么记者提到以前的历史，就简单地把问题推到《决议》中而不再回答？也不再辩论？那么复杂的历史是几句简洁的结论可以总结的吗？
　　同样，对20多年来的历史，也不是我们这代人可以评价的。我说的评价是指那种定性的、不容辩驳的评价。秦始皇2000年了，也没有统一的最终结论呢，何况我们这个时代？根据文件说《决议》征求了上千人的意见，可是大家看看《邓小平文选》，决议主要的内容都是这个里面的，一锤定音，胡乔木作为政治局委员参加的讨论也不过是聆听罢了，根本没有讨论的余地。
当然，必须申明的是，我反对文革，反对建国以来许多左的错误。但是，这不等于我同意现有的对历史以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和态度，不等于我愿意否定前人的艰难探索。
　　在这里，我不想展开来谈论。但是，我想提出几个问题请大家思考。
　　一、文革是动乱吗？
　　《决议》中正式给文革取的名字是“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我认为文革不是动乱。众所周知，动乱是社会基本利益冲突或政权内部发生矛盾冲突而累及社会的产物，即动乱的前提是政治危机或者社会危机。动乱一般是自下而上的，很少自上而下的。作为当政者，谁都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发生危机或者动乱。文革却是自上而下的，是毛泽东发动的，文革爆发前有这样动乱的征兆吗？当然是没有，不存在这样的矛盾基础。文革前是一片火热的建设景象和学雷锋的风气，产生了王进喜、雷锋等英雄人物和“东方红”的大型歌舞剧，社会非常平静，经济已经完全好转，共产党的声望如日中天。虽然有“四清”运动和1965年的一些政治运动在前，但是，根据现在所有的回忆录都可以看出，文革的发生是突然的，任何人都对文革的爆发没有思想准备。当时新华社记者出国半个月回来，才知道国内正在兴起文革运动，而且对于文革怎样发展，怎样进行，都是不知道的。因此，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思想和社会的全面革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动乱，不是因为大家对现实不满而爆发的动乱，而是由党主导的乌托邦的革命。这和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和手段的运用失误，是直接关联的。
左的错误从1956年以来就存在，以至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深，导致文革，对这个评价，我认为是对的。当然，我认为当时全世界都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人类理想的探索，它的弊端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美国和西方世界当时正是内外交困，整个西方是动荡的。毛泽东说“敌人一天一天烂下去，我们一天一天好起来，”这个话是有充分根据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当时的历史资料和报刊。美国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被打死，以后又陷入越战和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长期的经济危机中。当时的美国出动军队镇压各种运动是经常的。美国社会一直到卡特时代才平静下来。本世纪美国最滋润的日子就是克林顿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大大缓解。但是，在以前那样一个时代，社会主义被广泛认为比资本主义优越的多，而且是“埋葬”的关系，左的错误使我们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不论怎么说，动乱这个性质是不准确的，它没有反映问题的实质和根本。即不是由社会矛盾才产生的“文革”，而是毛泽东自己打碎了他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体系。至于他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还是要深入研究，无论是正面还是反面，都可以得到宝贵的经验。
　　二、文革是权力斗争的结果吗？
　　本来不想再评论这个观点，因为实在是太幼稚了。在那个时代，毛泽东就是代表革命真理，这是所有人根深蒂固的意识。毛泽东如果想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就可以了。威信如此，无须他法。而刘少奇从1964年就开始在中央检讨了，到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已经排名第八了，根本不需要发动文革。从文革发生前后来看，刘、邓连丝毫反抗都没有，有的只是检讨，发动文革的正式决定即“5.16通知”本身就是由刘少奇主持通过的。何来权力斗争？在那个时代，谁想取代毛泽东是不可能的，除非他是疯子。即使是现在，谁想取代谁吗？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认为毛是对得起刘的。毛泽东曾经多次扶持和挽救刘少奇，30年代就开始培养他，1945年七大时刘少奇排党内第二，就有很多人反对，还是毛做工作。开国大典刘少奇把刚结婚的王光美带上天安门，引起中南海工作人员和领导干部中的广泛议论。（因为江青和毛结婚十几年了，还参加了转战陕北，毛也不许江青上天安门）。1953年中央财经会议大肆批刘，被毛制止，批了高岗。为了扶持刘，毛泽东把国家主席让给他，在许多领导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坚持在国庆节的人民日报上并排刊登两个主席同样大小的照片，并表扬他说“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以树立其威信。但是四清运动中，毛刘分歧明显，毛认定如果继续让刘接班，必将改变党的路线，变成修正主义，因此刘多次在中央检讨，1965年其地位更加岌岌可危，搞掉他太容易了。就象后来林立果对亲信所说的，毛的威信实在太高了，要搞掉谁，只需要一句话。其实，刘也是很左的，老婆搞出个“桃圆经验”就是左的经验，刘派工作组进清华大学，几天内把一千多个师生打成反革命，并逼着几个学生自杀。文革时群众对刘那么恨，不是没有道理的。当然，对刘少奇的死毛泽东有责任，他把刘交给了林彪。“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周恩来，如果打开当时的档案，则“洪桐县里无好人”了。据说80年代初，应邓颖超的要求，中央销毁了一批文革档案。刘少奇的死，的确是一大悲剧。他的死，是阶级斗争理论发展至极端荒唐的结果。
但是，文革中许多干部被折磨成那样，也没有说过一句对毛不恭的话。文革结束以后，受到冲击的老干部对毛泽东本人并不抱怨，相反，仍然敬仰有加。因此，并不是权力斗争导致了文革。
如果由此怀疑毛的品格和动机，我认为，只有小人才会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是小人。自己肮脏，以为别人也和自己一样肮脏。现在有些人甚至对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也开始诽谤了，说他发的电报都是商量语气，是因为毛怕承担责任。对于这些人说什么好呢？毛的一切思想和行为，如同他的文章和诗歌，坦坦荡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何怀疑和诽谤都是可耻的，如同狂犬吠日。一个有私心的人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的爱戴的。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去世前对自己的子女都没有任何的安排，但毛去世后，老婆被判死刑自杀，唯一的侄子毛新远被抓进秦城监狱，从此不知音讯和死活（他的罪行那么大吗？不过在毛泽东耳边说过一次“坏话”罢了），毛的子女成为高干子女中最可怜的一批人，一度连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而其他老干部子女不是从政就是经商，成了太子党。这些也实在做的过分了。1976年毛并不想打倒邓，刚树起来的人怎么会乐意去免掉他呢？免掉他也会影响自己的威信，何况毛当时已经病入膏肓，免掉他对于毛泽东是极其痛苦的，但是没有办法，毛担心自己死后其他人不是他的对手，因此才下决心免掉他，免掉以后毛泽东专门叮嘱汪东兴给邓安排秘密〈Γ苊馑娜税镎宜穆榉常嗾也坏降耍档诵∑绞ё倭恕Ｒ虼苏獯蔚说囊患胰嗣挥惺艿饺魏纬寤鳎鞘艿街苊艿谋；ぁＮ蘼廴绾危侵赜霉说模渲拔窈腿拥衬诘诙蟠蟪母镆郧暗牡匚唬皇钦獯沃赜茫院蟮耸俏薹ㄈ〉媚敲匆俗⒛康牡匚坏摹Ｃ鼋鲆蛭废叩奈侍饷獾袅怂６诿ナ酪院螅巳凑庋源囊患胰耍翟诤摹?
　　三、文革造成的混乱是十年吗？
　　从理论上讲是十年，但是从实际来看显然不是。从1966年下半年检阅红卫兵到九大，是闹的比较厉害的时期，九大标志文革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就基本平静下来了。真正闹得厉害的就是一年多。“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极端做法只是流行了很短一段时间，却成为永远的笑话。其实中国整个70年代是十分平静的（虽然思想大批判和文革理论仍然实行）。70年代，日本代表团访问中国，对中国当时社会的平静留下深刻印象。在很多文革中长大的人群当中，70年代没有乱的感觉，社会秩序和治安都很正常，学校里面正常上课，还有集中午睡，放学排队，还有绿豆汤以及为防止感冒喝盐水、打各种预防针等等，红卫兵、红小兵只是一个荣誉（取代了少先队）。有对双胞胎，1968年她们的妈妈从湖北把她们带到青岛，一路上都是遇见帮助她们的人，绝对没有现在这样到处“兵荒马乱”的感觉（现在各个地方到处贴着“抢劫可当场击毙”的恐怖标语）。造反派不是为了个人权力，也没有任何人从中发财，而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些概念现在人是无法理解的。各派造反组织都是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斗争，属于纯粹的政治狂热。珍宝岛事件就是中国军人手拿“毛主席语录”和苏联军人斗嘴仗开始的，然后身体碰撞（就象孩子打架），但是那时的人就是这样思想很单纯的。“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这就是那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就象我们现在认为赚钱就是根本一样，这样你就好理解当时的人们了。“五七”干校也不是为了迫害干部，就是干部参加一段时间的农业劳动。毛泽东70年代初期也叫李纳下放到干校，难道他也想迫害自己的孩子吗？所以，十年文革的说法不符合事实，说是十年动乱更是以偏盖全。
四、如何评价文革时期的经济社会成就？
批判四人帮的时候说，他们把中国经济搞到“崩溃”边沿。这些话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四人帮根本就不分管经济，发几篇文章就可以冲击得那么厉害？伊拉克被制裁那么多年，现在也是说它的经济处于崩溃边沿，难道1976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和伊拉克一样？
　　实际上，文革时期工业和农业迅猛增长（具体可见报表），十年平均是7%，仅比最近十年低1--2个点。中国的高科技均是文革时期奠定的基础，外交的辉煌更加不用说，国际上“三大角”的形势就是文革时形成的。“三个世界理论”一直被国际社会引用至今。一大批中小城市和主要产业就是在文革时期发展起来的。比如湖北沙市（沙市现在很糟糕），以前连纽扣都不能生产，到了文革结束时，拥有纺织、印染、机械、电子、化工、橡胶、化肥、农药、仪器仪表等几十个门类的工业企业，这些都是白手起家干出来的。没有这些，以后什么改革连平台都没有。办过企业的人知道，创业要困难得多。
1976年以前的文学艺术成就，更是最近20年所无法相比的。近20年来，没有一部真正有影响的小说，没有经典的芭蕾舞、歌剧、话剧、交响乐，电影成就也比不上以前，戏曲没有创新，有的只是流行文艺，而这个根本不是代表国家艺术水平的东西。
　　国防方面，氢弹、驱除舰、卫星、核潜艇、航空工业（水上飞机、歼7、歼8）都是文革时期发展的，大型客机到1981年在上海试飞（后来取消此项目）。水利、水电站等发展巨大。1991年和1998年抗击洪水，难道不是主要依靠以前的水利设施吗？70年代初国际形势好转，中国就马上开展了经济技术合作，引进成套化工和纺织设备。社会方面，农村医疗卫生在文革中有了根本变化。如果否定了这些东西，我们国家还有什么可以说的？
　　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独立自主”，所以我国的经济都是实在的，自有的。现在的GDP有一半是外国人的，不要看进出口增长多大，很多都是外资的。广东一个镇有几亿美圆的出口，你又有什么高兴的？那是日本公司产品，他利用你的劳动力，你无非是出卖劳动力罢了。我们是在利用外资吗？不，我们是被外资利用。综观发达国家，没有哪个国家是靠外资发展起来的，日本、韩国从来没有这样把经济交给外国，大规模引进外国企业。引进外资主要是一些落后的小国家，如东盟等，他们可以做外国的经济附庸，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长期这样发展，等于殖民化在加深。上海经济那么“庞大”，除了造船以外，还有什么自己可以拿出来骄傲的产业？无非是给别人筑巢罢了，自己还高兴得要命（建房子修路，只要投资，谁都可以）。建国50年了，还要拿已经崩溃的大国（俄罗斯）的二流武器撑门面。外交上的被动就更加不用说了。
有人说，现在思想比那时自由多了。是的，的确如此。但是这也是不好比的，时代毕竟完全不同了。现在到处都是妓女，有什么言论不能说呢？但是，你发表一篇反对现在领导人的文章看看抓不抓你？文革时你对书记、厂长可以写大字报，你现在有这个权利和胆量吗？宪法已经取缔了这个权利。过去有走后门，但是没有腐败，现在呢？我实在不希望大家这样比，拿现在的长处比过去的短处，或者拿过去的长处比现在的短处，都是没有意义的无聊事情。
　　以前的成就是靠觉悟和热情取得的，现在的成就是靠利益驱动取得的。大家知道，人们对金钱的追逐也同样是经济发展的极大动力，善和恶都能够创造历史。这两个动力所带来的思想和社会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我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就，这20年的成就是很大的，主要是人民生活提高了，国家经济实力增强了。但是我们要看到以前的成就，也要看到现在的不足，不能够轻易否定前人的探索和艰辛。随便举个例子，没有大庆就没有现在中国的发展。所以，否定了过去，也就否定了中国人民艰苦奋斗的历史。
有人说：中国由邓小平执政是其大幸。这是笑话。邓不是缺其不可的人，不象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但是，没有邓，别的领导人一样带领中国发展起来，也许还更好些。邓有功劳，但是如果说其错误也是多多。知道整个80年代的民怨吗？6.4的历史悬案是怎么造成的？因为有所谓南巡讲话，邓又香了起来。难道南巡那些话别人说不出来吗？以前主张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学者早就被批为自由化了。6.4以后那种情况下，谁敢说话？只有他能说，他才是真正的皇帝。垂帘听政，一个中顾委主任逼迫党主席下台，以后又玩弄两个党总书记、两个国家主席于手掌之中。说邓是“第二代集体”的核心，本身就是错误的。无论是按照宪法和党章，核心都不应该是他。这不是破坏宪法到极点吗？1987年学潮时，邓“召见”（中央文件原文用词）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在邓家里开会的文件传达吗？哪里有半点民主的味道，比毛泽东厉害多了。毛泽东毕竟是身在其位。邓安排接班人的方式和毛有什么区别吗？1977年邓支持西单民主墙，因为那里经常有大字报呼吁他复出。但是复出以后，有了批评他的大字报，马上就关闭了民主墙，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当时宪法里赋予人民的权利。也就是说利用了民主派。算了，这里不评价他了。现在随便怎么侮辱毛泽东都可以，没有任何风险，但是批评邓是有很大风险的。其实，我很佩服邓，他也没有私心，也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也是了国家好。我说的意思是，谁都有错误，邓在文革前做了10年总书记，政治局会议的精神都是由他带领书记处去落实的，以前的错误他没有份吗？高级领导人随便犯个什么错误都是大错误，因为其影响大。一个清洁工，想犯历史错误也没可能。我想，还是毛主席说的对，对于历史问题易粗不易细，否则会有很多纷争和说不清楚的东西，影响团结。有些人杜撰了很多历史上的人物“对话”，拿来卖钱。稍微有头脑的人可以分析一下，除非当时有记录，你能够记得自己5年前的某次对话吗？每个字和每个感受、环境也记得吗？当领导人日理万机的岁月里，每天不知道会见多少人，处理多少事情，说多少话，他能够全部记得吗？可是有的人把几十年前两个人之间的对话，开会的情景一一描述，甚至能够知道别人的私下对话。有这个可能吗？不要说几十年前，大家可以自己试验一下能否记得自己5年前和某个领导或者朋友关于任何一件事情的对话，把它写下来。这样你就知道哪些是骗子，那些有真实的成分了。
　　五、以前的生活为什么比较贫穷？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在短短三年内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还打赢了朝鲜战争（有人说是打平了，但是如果把中国和美国的装备倒一下？美国人早就被赶下大海了），清除了危害几千年的匪患和落后残余，社会的清明是自古未有的，真正是万众归心。没有失业，连国民党残留的几百万党政人员都养下来了，历史上有哪个政权那么宽容？一直潦倒的文人再也不会为生活发愁了。所以，应该说吃饭问题50年代就基本解决了（温饱标准不同），这也是外国人感到惊讶的地方。
但是总的来说，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提高不快，原因有3个：
一是因为国家的工业化需要高积累，我国当时的积累率一直在30%以上，最高达到39%，严重地挤压了人民生活（苏联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也是由于高积累）。比如我国1953年就装备了3000作战飞机，1956年开始自造飞机，1958年就装备了5000架（歼6属于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飞机），这些没有高积累是不可能实现的。1978年后，由于欠人民生活的债太多，国家开始还债，首先是加工资，为什么人们喊出：邓小平让我们富了？这是拣了毛泽东的便宜（因为毛泽东反对单纯的物质刺激）。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当时的高积累，中国的工业化将没有基础。再说，轻工业见效快，有市场就可以搞。当时降低积累率时，一些领导人就说：“分光吃光，没有希望。”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军转民时，军工企业受到空前打击，研制飞机导弹的企业甚至去烧砖来维持职工的生活。总之，降低积累率必然会使得人民生活提高起来。这也是取得人心的一个最好手段。
　　二是过左的经济政策，限制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到处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意识形态的斗争绝对化、普遍化了。对中国人创造力的发挥起到严重阻碍作用。
　　三是人口增长过快，对生活是有影响的。1956年中国有6亿人口，20年后的1976年有8亿，增加2亿。当然，再过20年，也就是1996年中国就有了13亿人口，净增5亿。从绝对值上讲，后者增长更多。不过建国以后人口的增长有很多是战争以后的现象（战争以后人口通常急剧膨胀），人口政策的失误不到10年时间。
　　当然，有些人的比较方法也有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能够上网，有电话，有电冰箱、复印机等等。这些真是不值得一驳，猪脑袋才这样比。网络、手机这些是90年代才有的。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家用电器的逐步普及也仅仅是6、70年代的事情（中国在70年代前期电视机已经普及到各单位了，我1972年就看到上海生产的彩电了，当然色彩一般）。复印机在80年代也是很稀罕的东西。当时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何况时代不可能完全相比，中国人掌握电视机的生产也是90年代以后了（芯片和显象管仍然是外国的产品或者技术）。技术进步主要是由于80年代新科技浪潮带来的，怎么能够把不同时代条件下的东西拿来比呢？何况我们现在真正掌握多少核心技术呢？
　　六、文革真的出现“全面内战”吗？真的是不要党的领导吗？
　　“全面内战”是毛泽东提出的，毛泽东晚年的语言特点就是浪漫加实质，有时比较离谱。全面内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内战，而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的全面较量”。如果想打倒走资派，只需要发个免职文件就可以了，何须发动文革，费那么大的事。又比如毛泽东多次说感谢蒋介石、感谢杜勒斯做反面教员等等，也说感谢日本侵略，使中国人民觉悟起来取得胜利。这些意思其实很清楚的，是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事物的反作用。稍微有头脑的人也不会想到毛泽东是真的感谢日本侵略。可是这句话居然引起好多别有用心的人的歪曲。所以，认识毛泽东，特别要认识他晚年的一些语言特点（他还说投了尼克松一票）。文革当中造反派曾经提出“踢开党委闹革命”，但是那时夺权以后分“旧市委”和“新市委”，共产党的威信并没有丝毫受损，实际上党更加神圣了，因为文革本身就是党领导的。文革取得胜利，当然党就更加伟大了。大家从九大电影中就可以看出来。入党是当时人们追求的最终政治生命。踢开党委是指踢开走资派，而且也只是很短一段时间内造反派说过这个话，以后就没有这样说了。到处都是“党领导一切”、“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党的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而是增强了。
　　因此，根本不存在全国失控的危险，根本不存在独立的政权体系。有人把80年代以后的学潮和文革时不要党委等同起来，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七、对毛泽东的崇拜是文革宣传的结果吗？
　　对历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看法。毛泽东从来就是受到人民拥护的，毛泽东的威信从“朱毛红军”开始就建立了。“朱毛”这个说法是国民党报纸首先提出来的，后来成了习惯。但是党内文件似乎从来没有这样提过。“朱毛”说了比较顺口，而并不是指朱德的官比毛大，或者影响比毛大才排在前面的。因为如果说“毛猪”就不好听了。毛在遵义会议不久就掌握了党和军队的绝对控制。1936年斯诺到延安采访，主要就是采访毛。当时的“总负责”张闻天就告诉斯诺：“我们党的领袖和发言人是毛主席”（见《西行漫记》1970年版的作者注释）。实际上这个“总负责”不是一个职务，只是一个临时分工，既没有任命，也就没有罢免，而后就没有提了。有人说这个“总负责”直到1942年毛泽东任政治局主席时才正式完结，甚至编造出“交权”的情节，完全是胡说。这些人肯定连《西行漫记》都没看过。如果张是领袖的话，西行漫记就不会是那个样子了。当时张闻天是何许人外界还不知道呢，知名度很小，至少军队里不太认识他。《西行漫记》中斯诺就预测到毛将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苏联医生在延安给中央领导人看病，深深感到毛泽东是强有力的当之无愧的领袖，是其他领导人无法比拟的。
　　对毛的崇拜是从军队和民间开始的，当时国统区人民痛苦不堪，而解放区人人安居乐业，没有土匪，没有失业，也没有妓女，官兵一致。1942年陕北老百姓就自动送“人民救星”的牌匾给毛泽东，农民自发唱出的“东方红”就诞生了。而当时中国的宣传机器掌握在国民党手里，都是对共产党的谩骂。党内也从来没有搞过个人宣传。据有些人回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40年代初老百姓就叫开了。因此，毛泽东的威信首先是从军队和老百姓当中取得的。见过毛泽东的人很少不承认他的伟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如粱漱溟）去了延安后个个被毛泽东所倾倒，连驻延安的美国观察团的大部分成员也为毛泽东的魅力所征服，从而使他们失去美国政府的信任。
　　因此，对毛的崇拜是历史自然产生的。而且，树立毛主席的权威也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否则党就没有一个核心，无法凝聚党心、民心。但是领袖不是自封的（王明就是自封的），而是在斗争中自然产生的。我们知道，老百姓对当政者出自内心的歌功颂德是不容易的，一般都是骂当官的，就和我们现在这样。所以，取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不是那么容易的。随便问一个老人，他们对毛的感情真是令人感动。一个留学生去年到贵州调查，贵州的农民一谈起毛主席就是哭，就是流泪。去年拍《长征》电视剧时，藏族同胞看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无不热泪盈眶，拿出食物给摄制组的人吃，坚决不要钱。导演深有感触地说“不拍长征，不知道毛主席的伟大。”这些难道是宣传能够得来的吗？现在我们的宣传机器铺天盖地，你会去崇拜他们吗？越宣传越恶心。又有人说，个人崇拜是封建残余。那就更荒诞了，综观世界各国，个人崇拜还少吗？最普遍的就是明星崇拜。因此，不能够简单的下结论。文革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是庸俗化了，并没有增多人们对毛的崇拜，只是更集中的表现出来了。由于极度的个人崇拜，造成了很大损失，这个教训值得记取。但是不等于说毛的威信是宣传的结果，也不等于人民把毛当作神，而是对领袖的热爱。去年一个老军人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毛主席对于他们是不是象神一样的崇拜心理？他回答说：“怎么会呢？他是我们的领袖，是我们最亲的人，老百姓有心里话都想和他说。怎么会当作神呢？”什么“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简直是扯淡。
　　世界各国对毛的评价与中国截然不同。世界对毛的尊崇是我们不敢想的。尼克松、基辛格在90年代在接受电视采访时从来都是尊称毛主席，而我们国内官方称呼毛泽东同志。一些人则称呼“老毛”，把蒋介石却叫“蒋先生”。所以现在世界上对毛最不尊敬的是中国人自己。瑞典有个政治家从1977年毛主席纪念堂落成以后，每年都要来中国瞻仰。80年代初期，面对反毛的现象，他焦急地说：“中国的年轻人要记住毛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此事人民日报登载）。
　　当然，文革当中对毛的崇拜的确带来很大危害，民主决策被破坏，虽然有“大民主”，但那是胡闹。有个经济学家说：“人民对老一辈革命家的错误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有丰功伟绩，但是对新领导人的错误就不会那么宽容了，有一点错误都不能接受。因为，历史已经提供了很多经验给我们了。所以，现在领导人的担子不容易挑。” 80年代中央作了个《党内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是领导人不再称呼职务，一律称呼同志，个人说话不再称呼“指示”，但是大家看看现在的报纸吧，都忘记这个准则了，只有称呼毛泽东的时候才叫“同志”。
　　八、毛泽东思想真的是全党的集体智慧吗？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论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宝贵结晶”。他们的根据是毛泽东总结的这些思想，是全党实践的结果，其他领导人也有自己的贡献，有些经验也是很多人一起创造的。于是，这个说法就延续下来了，并影响了人们的思维。
这个话表面上看起来合理，其实是似是而非，经不起起码的推敲。本人经常研究毛泽东选集和党史，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首先，任何思想和学说都不是孤立产生的，总是源于人的实践活动，这个在《实践论》里面有阐述。所以，毛泽东思想当然是产生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这些思想活动。
　　第二、有实践并不必然会产生思想。即使产生了思想，也不一定是正确的思想。判断错了，思想也错了，正如毛泽东晚期那样。
思想和学说体系的形成必须通过人的思维，进行分析、推理、归纳、判断，得出结论，这是需要站在历史前沿的人，并具有很强写作能力的人，才能够完成。比如，长征到陕北后，你们看见谁去系统地思考、总结中国的战争规律和历史教训？只有毛泽东。如果他不去思考，或者不去写，党内就根本不会有成熟的系统的军事思想。这个不是谁叫他写的，而是他作为一个伟大人物自觉的行动，写出来以后作为指引方向的指针。很清楚，没有毛泽东，当然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毛泽东思想。其他人根本写不出来。
　　第三、毛泽东的思想真的有很多人参与进来吗？没有。大家都很清楚，毛泽东的文章全是自己动笔的，看文笔都知道。不仅如此，他还不断告戒各级领导也要自己动笔。他写的文章或者代替中央写的文件，由于高瞻远瞩，在中央讨论时从来没有修改过，这是很多人回忆中也谈到的。最近发表的“关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前后”一文，很清楚的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是毛泽东对一些新来解放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中暴露的一些资产阶级思想作了调查，找很多人谈话以后才写的，博古看了以后兴奋的要命，催着尽快发表，产生了很大反响，连国统区文艺界也争相传看，从而诞生了党的文艺路线。朱德也在那个会议讲了话，那完全是军人的大白话，根本没有理论可言。所以在这个里面，根本没有什么集体智慧的结晶。大家可以看看其他领导人的选集，都是谈具体工作，没有理论，更没有理论体系，和毛完全无法比。
　　第四、有人说，如果没有其他人的实践和讨论，难道都是毛泽东一人的功劳吗？这个话问的没有道理。如果按这个说法，马克思的学说就是第一共产国际集体智慧的结晶了，列宁的学说就是俄共（布）的集体智慧了，因为没有巴黎公社、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这些思想嘛，难道俄国的思想家还少吗？对列宁学说就没有一点贡献？你写一篇小说也是集体的结晶，因为你是根据社会生活写的嘛，发表时编辑还帮助你改，还要审稿，大型作品还要反复讨论、修改。就好象你踢了一场足球，踢完了以后你写了篇感想文章，你能够说这文章是球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吗？这不滑稽吗？打了一场仗也是这样的道理，有人在战斗后总结了经验教训，难道就变成集体智慧了吗？这是中国人贪便宜心理的表现，有好处就捞。为什么这20多年来那么丰富的实践却没有理论呢？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那不是理论，他的书属于口头政治，没有理论的东西，说了以后，别人就开始论证、宣传。
　　所以，除了毛泽东代中央起草的一部分文件以外，毛泽东的思想就是他自己独立观察中国革命的结果，而这个思想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所接受和宣传。否则，大家就不用研究毛泽东了。世界任何政治或者思想人物里面，也找不到什么集体结晶的说法。
　　毛泽东去世以后，有些人觉得毛泽东思想不能够让毛一个人独吞，所以说什么集体智慧结晶，那意思就是说，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我的思想，只是不好意思明说罢了。《决议》当中还专门举了几个例子，说这个人对这个问题提过这个建议，那个人对那个问题提过那个建议，简直是分功劳一样。反正毛泽东正确的思想，大家都有份；但是毛泽东的错误呢？对不起，那是毛泽东自己的，因为他后来“独断”嘛。可是不要忘记了，即使毛泽东真的独断，你为什么不反对呢？有些人一直是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为什么从来不说话？明哲保身嘛！这是一个革命家应有的态度吗？所以这些人，得到那些，却必然失去这些，只想给自己贴金，污水都是别人的，那怎么可能？毛泽东如果真的独断的话，就不用发动文革了。
另外，《决议》中把毛泽东的晚年和以前的思想割裂开来也是不合逻辑的。从思想史上很难看到一个人的思想会截然分开的。当然，毛泽东晚年的确有很多不同于50年代的思想，但也应该结合起来研究。
　　九、彻底否定文革的后果
　　对于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不否定文革，他就无法出来工作。但是，彻底否定是会有很大政治代价的，也许这个代价当时看不清楚。
首先，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积极参加的。彻底否定文革，就表示一大批人要重新评价，因为这些当时在台上的人都是极力拥护文革的，我认为投了赞成票的人都有责任。我非常佩服九大时对刘少奇决议唯一投反对票的那个女党代表（她后来并没有受到排斥）。这个票是你代表人民投的，为什么有意见不投反对票呢？如果你是怕政治错误，那就更加证明你的政治品格有问题了。包括邓本人，大家可以看看他的检讨书和给毛泽东的信，为什么其女儿毛毛在她回忆父亲的书中不提这个事情呢？检讨、取得信任、翻案，这难道是正当的人们应该做的吗？ 从逻辑上讲，如果毛泽东犯了那么大的错误，那么所谓“敬爱的周总理”又怎么能敬爱的起来呢？因为毛的每个指示都是周去积极落实的，从来没有半句反对意见。正如许世友喝酒时说的：“现在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了，我当时在台上，我是打而未倒。在文化大革命中，没倒的肯定犯错误。”
　　事实上，文革的发动、组织都是经过中央的决议，有合法程序。即使是刘少奇的问题也是逐步升级的，先调查了好几年，有了大量的人证物证，才专门作了个决议。不象逮捕四人帮，一个晚上搞定，然后宣布取得胜利。江青的心是狠毒，但是比她毒的多的是。逮捕江青的那天，她还在和工作人员一起摘苹果呢，这是在准备政变的人吗？逮捕他们的理由是根据光明日报发了一篇“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实际上他们既没有军队，也不掌握警卫部队，都是秀才，王洪文早就没有实权，怎么敢动手？当然，先抓起来就什么都好说了。据说陈云对此不以为然，并说今后党内再不允许搞什么粉碎了，一律通过组织程序解决问题，人家也是选上去的嘛。头一天你投票选举他们，第二天就抓他们。这样的宫廷活动开了先例以后会搞的人人自危。从以后调查的情况看，没有充分证据说明四人帮在准备政变，只找到王洪文的标准照，然后把他分管的民兵武器拿了一部分出来作为证据。其实我认为林彪（他是管军队的）确实有政变的企图和行动，但是四人帮的打算是想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取得多数，而绝对不敢政变。我并不是说四人帮好，但是什么事情都应该合理合法。最伟大的人和最坏的女人结合，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毛的画像挂在天安门，他的老婆却被关了十几年自杀了，难道这不是悲剧吗？还有什么比这更离奇的故事吗？（关押毛的亲属比文革中任何政治人物的关押时间都长）
　　第二、彻底否定文革就必然牵涉到文革前的历史。那么整个党的历史就给抹杀了。要知道，中国是1949年解放的，而不是1978年解放的。现在的情况是，连80年代都不宣传了，只宣传13年。这样割裂历史的宣传，对党真的有好处吗？否定了党的历史就必然对现在有好处吗？人们为什么老是要生活在否定之否定当中呢？一下子把文革抬得那么搞，一下子踩到脚下，人民的思想难道是木偶吗？如果这样，思想道德意识的混乱就是必然的。这20多年来，经济在发展，据说取得了伟大成就，但是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威信却节节滑坡，这不是事实吗？其实，现在人们对共产党的感情还是以前的。这20多年，根本没有建立什么感情。彻底否定文革，就会使后人无法正确理解党的历史，无法理解当时党的领导人，也无法正确评价毛泽东，而只是从无限夸大的错误和全盘否定中来认识他们。80年代以后长大的人一说到文革就以为整个十年都是戴高帽、游行抄家、泼墨水，以及造反派一些极端的口号。把毛泽东自认为平生两件大事之一的文革理解成这个样子，这是对待历史的态度吗？
　　第三、彻底否定文革必然就犯了新的错误，即没有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这对于现实是没有好处的。现在我们奉行的理论，和以前一直奉行的理论已经找不到共同点了。这怎么解释中国革命？怎么解释党的革命历史？从而使人们对共产党的合法存在产生疑问。因为这是一个选择题，肯定现在的理论，即为有钱人的理论，西化的理论，则必然否定过去一切。如果连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否定了（事实上已经否定了），那么几千万人的血真的是白流了。中国1840年以来就没有值得肯定的东西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共产党的错误。唯一值得肯定是1978年以来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究竟会如何？现在还没有历史的结论。
实际上，文革不是动乱，而是政治运动。动乱危机的产生是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们的社会、经济、政治、民族危机是越来越深刻（文革当中没有民族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按照邓的话来说，就是几亿人往外跑。因此，真正存在动乱危机的是现在，是需要我们领导人拿出勇气和魄力的时候，不应该再把责任推给过去。就象克林顿不能把责任推给里根、布什不能推给克林顿一样。改革还要坚持100年不动摇，也就是说还要继续革1978年以前的体制和思想的命，这有些好笑，毛泽东用20年（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到去世）建立的体系，已经用24年（1978到2002）来改革它？有这样改革的吗？改的时间居然长于建立的时间？还没改好？干脆重新建好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仅仅用了三年罢了。实际上改革是每个政府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做的，也就是施政，为什么一定要说改革呢？是改掉毛泽东的东西，还是改掉后来建立的东西？何必强调如此？反正现在没有几个人懂逻辑。
　　十、对文革的应有评价
　　从客观和现实的需要出发，我认为对文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做法应该否定，但是，文革虽然是领袖发起，但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我们党的一次巨大而痛苦的探索，应该肯定文革中取得的进步（把氢弹、卫星等文革的成就说成是反对文革的结果，这是多么荒诞） ，大力宣传建国30年的伟大成就。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的主要部分。至于现在的政策变化，则可以说是适应新形势的结果，这样不是既照顾到左派又照顾到右派（左中右永远存在），既照顾到历史又照顾到现在了吗？也比较实事求是，对于党的形象也有好处。当然，对于文革和文革以前的错误也一定要指出来。总之，客观评价文革和毛泽东，对于党是有好处的，也不必搞得象现在这样把文革作为一个“准禁区”，有了决议就不管了。又彻底否定它，又不许建文革博物馆，怕影响党的形象，十分难办。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很多东西不是一个决议能够决定的，关于刘少奇的问题也是有决议的，不是平反了吗？总之，时间会判定一切。但是我们不能等时间来判断，否则，国家会遭受痛苦。我认为，肯定文革成就，肯定毛主席的功绩，只会使人民高兴，增加各民族的凝聚力，不会影响现在和以后的路线和政策，因为时代不同了。
　　现在的人只记得邓小平的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可是他的思想还是很广泛的，比如纪律和理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发展是硬道理，但是钱不是万能的，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哲学、文化、价值观、安全、尊严、发展战略以及政治的感召力，仅仅靠冷冰冰的钱是解决不了这些问题的。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说过：如果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真的就是走了斜路了。还说：如果贪污遍地，到处乌烟瘴气，即使经济搞上去了，又有什么意义？看看现实，想想这些话，不值得崇拜邓的人深思吗？
　　写这篇文章，只是即兴，所以显得很乱。我不是为文革招魂，相反，本人是“六.四”那年毕业的，我从激进的叛逆者变成了冷静的思索者。我是主张西化的，文革不能重演，我非常了解反右和文革的危害，文革主要的3年中（1966到1969）暴露出的野蛮的政治狂热、人权迫害、政治行为的歇斯底里、对文化艺术的摧残以及政治理论的乌托邦，是我们党犯的极大错误。如果我写那个罪行，可以写几本书。但是，我对文革从激烈的抨击转到冷静的思考。因为如果我们从这个大教训中得不到有益的东西，岂不是白白付出了代价吗？判断一个事物也不能够用非好即坏的二维思维。如果文革真的那么完全是坏的不能再坏了，为什么亿万人民还主动参与呢？为什么一直到1980年才作出结论呢？当然，人的思维走入误区的时候是很难转头的，人民也是会犯错误的。既然是人民创造的这个历史，当然历史的责任要由大家来负。如果都责怪到毛泽东身上，老子一点问题都没有，那么就等于我们这个民族什么教训也没吸收到。
　　我担心一本糊涂的历史帐，会成为导致真正动乱的根源。民国否定了前清，共和国否定了民国，改革否定了文革，100年来，人们总是生活在这两个极端的政治架构和理念中，为什么我们不能在历史中找到有益的东西呢？在这样的架构中，任何社会价值观都会崩溃。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2-13 2:23:00编辑过]

　 　　



毛泽东在被攻击中愈发奕奕生辉光彩夺目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作者：听光
　　从历史上看，毛泽东的革命的一生似乎总是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斗争，而毛泽东思想也正是在各种各样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任何事物，没有了斗争也就没有了生命，生命就体现在斗争的运动之中。
　　在解放前，来自国民党蒋介石的攻击总是少不了的，并总想能除掉共产党而后快，当然，历史的结局表明，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笑到了最后。除了与国民党的斗争之外，共产党的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斗争，这是符合辩证法这一客观规律的；长征前，已为历史证明正确的毛泽东的主张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落到下风，没有被党接受，结果就是中国革命在实践中遭到了客观规律的报复，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长征中，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得到基本的确认，虽然要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虽然依旧有各种各样的新的思想斗争，但历史证明毛泽东思想最终带领人民走上了成功之路。
　　解放后，建立了新中国。关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关于如何实现中国工业化这些新问题上，同样发生了思想斗争。一种观点认为要先充分发展新民主主义，通过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实现工业化，然后在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一种观点认为要利用当前的有利时机先过渡到社会主义，然后通过全民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促进以实现工业化。前一种观点有两个问题，一是在当时的国际条件下，中国根本不可能通过旧式资本主义扩展的方式来推动中国工业化，此路不可能行的通；二是如果放任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壮大，那么再次实施社会主义革命时，必然造成中国社会的剧烈震荡，重新发生战乱也不是不可能的。
　　而毛泽东采取的第二种方式，不仅使中国和平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而且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人民群众体会到了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有效地团结了人民的意志、凝聚了人民的力量，进一步共同艰苦奋斗，终于实现了中国的工业化。正是由于前人们勒紧裤腰带的拼搏精神，才为后人们打下了这铁打的江山。但令人痛惜的是，一些人竟然对前人们的这种牺牲精神大加挞伐，并以此作为攻击毛泽东时代的借口，一些年轻人也跟着人云亦云地贬低那个时代；同样令人唏嘘的是，一些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们也竟然相信了这些鬼话，开始抱怨咒骂自己的历史，将那个火红的年代描述成罪恶的年代，他们自己竟然也蔑视自己曾经火热的青春，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曾经抛洒的热血和汗水的意义。
　　历史是一个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人类也不断地循环更迭，生命也是不断地交替变更。历史赋予了毛泽东时代的人们的历史使命，他们必须抛弃太多的个人享受，他们必须为这个民族的未来奉献他们的青春，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牺牲精神啊！任何人如果不愿意承担这种责任，他无疑就是中华民族的叛徒。到了今天，他们的一些后人们怎么能一边在前人栽的树下乘凉，一边又毫无良心地充满恶意地挖苦这些前辈呢？什么叫作“忘本”？这就叫做忘本。
　　如果人们一定要指责或谴责什么的话，那么真正应该遭到痛斥的倒是那些今天巧取豪夺前人们积累的血汗的所谓精英们，这些所谓的精英们骗夺了人民的财富后，反而倒打一耙，将这些为民族创造了财富的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什么样的人真正应该遭到诅咒，现在不是一清二楚了吗？
　　毛泽东生前为中国革命，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中国人民的幸福付出了全部的心血。如果说解放前来自敌人和对手的攻击，还有机会在毛泽东在世时，通过打倒反动派，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来给予驳斥。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后，对于来自敌人和对手的攻击，人们又如何给予驳斥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历史的真实面目一点一点地揭开，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对于毛泽东的各种攻击就层出不穷，直至今日似乎还没有结束的样子。不知道一些年轻人是否原意动一下脑子：在几乎一边倒的情况下，一个人被对手攻击了几十年，攻击者不仅无法鸣金收兵，而且还在挖苦心思，有时候甚至杜撰谎言故事，不惜运用各种文字技巧继续攻击。对于这种欲罢不能的情况，这种现象本身不就是一个值得人们去思考分析深思的事件吗？
　　针对毛泽东的攻击，一般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西方的和平演变者及其豢养的各种打手走狗。一般来说，来自敌人的攻击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一般而言，敌人攻击的对象正是他们害怕的地方，正是他们恐惧的地方。那么在中国近代史上，是谁令西方最为头疼，又是谁多次令西方颜面扫地呢？不是别人，这个人正是中国的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
　　那么在毛泽东去世后，为什么他们还不罢手呢？毛泽东的人虽然去世了，但毛泽东留下了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只要中国人民不放弃毛泽东精神，不放弃这种自强不息、浩然正气长存的精神，那么中国就依然是不可能被战胜的。所以，和演者必须不断地攻击毛泽东和他的思想。只要否定了毛泽东，就相当于否定了共产党的一大段历史；只要否定了毛泽东思想，就相当于否定了中国人民战斗的精神力量；如果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完了，那么和演不就成功了吗？
　　二是一些曾经在毛泽东时代遭到了冲击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批判一个旧封建剥削思想、旧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打倒一个旧社会，而构造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为公思想、为人民服务思想、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过程中，在新的思想对旧的思想的冲击中，难免会有一些人遭到斗争，其实这些都是历史的必然，无非是具体冲击到什么人而已，但总会有人遭到冲击，这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相信将来的历史研究者会更多地着眼于历史运动的主流上去，更多地关注人类历史的整体运动规律上去，而不是天天津津乐道于某些所谓的故事上去。不过在这里可以简单就某些故事给大家提个醒，那就是当你们看到某些人大讲特讲某些故事时，不妨思考一下，这些故事真的只是毛泽东时代独有的吗？另外，还要看到他们所讲的故事里所谓的受害者的立场是什么？大家不妨看看今天那些恐惧毛泽东的人，他们是和人民站在同一战线吗？
　　三是一些对历史并无一定的了解，而只是人云亦云的一些人。这些年的非毛化活动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一点效果，第三类人就是这个运动的俘虏。这类人通过非毛化的一定时间的洗脑后，已经暂时形成为某种惯性思维，他们也学着先入为主地变相曲解毛泽东。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人云亦云地加入非毛化的行列的人，的确不是一件值得到处炫耀的事情。多读一点历史，多动脑筋自己思考一下，可能得出的结论会更客观一些。
　　其实也不能完全说非毛化的东西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东西作为反面教材就好得很嘛。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非毛化的运动，使一些人有机会从多角度看到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处。
　　在攻击毛泽东时代的事情上，无非是些什么思想改造运动、反右、大跃进、文革等事件翻来复去地捣腾，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任意解释，而常常置历史事实于不顾。
　　这里就不妨说说文革发动的两点原因吧。
　　在文革前，中国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平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确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经济制度，期间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的制定，就从法律制度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但中国是一个长期遭受封建剥削思想毒害的国家，人民不仅多数是文盲，而且没有参加政治活动的习惯。社会国家管理长期由一群所谓的精英把持着，人民群众则长期被排除在外，显然这种情况的存在是非常不利于人民行使他们的民主权利的。而如果没有来自群众的自觉参与国家政治活动，那么精英们就可能习惯地官僚主义化，最终就会脱离人民，从而走进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思想的泥坑里，并配合西方和演者搞复辟。
　　关于这一点苏联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前，俄罗斯本来是帝国主义阵线里很薄弱的一个环节，最后在列宁的领导下突破了这个薄弱点，最终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正因为俄国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它的资本主义还来不及充分的发展，它的民主习惯也不是充分的。当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苏联也没有在国民思想解放和民主建设上做很多工作，所以它的民主并没有很好地发展。正是由于这个缺陷，结果苏联承袭了过去的庞大的官僚体系，官僚主义非常严重。历史的发展也表明，他们不仅没有化气力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后来反而继承了沙俄时代的帝国主义思想，发展成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常常随意侵略别国。官僚主义者最终是为自己服务的，而苏联人民也无法有效地去监管他们的国家，于是精英们终于走上了一条复辟之路，终于遂了和演者的心愿。
　　同样的，新中国也是建立在一个很差的经济政治基础上。虽然说中国在法律上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但在文化思想上进展缓慢。如果任由这种情况蔓延，中国的结局就和苏联没有区别了，甚至可能走到它的前面。
　　关于文化思想问题，虽然毛泽东搞了一些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学习，还有几个文艺上的批判运动，但这些运动规模都很小，影响力有限，而广大工人农民还远远未能受到教育。所以，对中国而言，需要一个规模更大，效果更广泛的运动来改造国民性，最终将人民塑造成为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中国人。
　　文化革命主要在两个方面展开，这也是两个原因所在。
　　一是在教育系统。在60年代后，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里，出现了一种非常怪，但又很正常的现象。那就是，中国的教育系统正在培养起一群旧式的精英出来。在学校里，工农群众的子弟羞于谈论自己的出身，害怕别人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工人农民。而高干子弟们更是自命为天之骄子，认为自己是当然的国家接班人。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忧心忡忡，所以后来提出一个“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问题。所以说文革在学校发动是很自然的，当然后来的“上山下乡”也就更自然不过了。生命轮回，老革命总有离世的那一天，当然需要合格的新革命来接班。所以说锤炼年轻人是一项意义非常重大的政治任务。此举在一段时间内有效地中断了旧式精英产生的途径，既便后来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但学校已经不可能完全回到旧有的精英模式下了。此举使中国社会由精英模式一下子大踏步地跨越到平民模式，虽然还未彻底完工，但这个趋势目前看来是很难逆转了。而一个社会能不能演化为平民社会，则是一个国家能不能最终建成一个民主法制国家的关键前提。
　　二就是官僚系统的改造。关于这一点大家近年来都深有体会了，所以说毛泽东对其大动手术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此举彻底地使中国的大多数的工人农民都卷入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中来了，在运动实践中，工人农民受到了比千万遍说教更有效的教育。通过运动，他们解放了思想，官员也不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在这样的运动中，工农大众得到了高效的民主思想熏陶。
　　彻底地“唤醒民众”，这就是文革的目的，中国人今天的任务就是再接再厉，将国家建设成为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
　　这就是文革的真正意义所在。相信有心人已经在今天感受到了这种巨大的冲击力。这种力量初始还不起眼，但已经逐渐汇起一道洪流。今日中国的特权阶级何以变得举步为艰，何以感到阻力重重，原因就在这里。人民的力量一旦唤醒，任何逆人民利益而行的举动，最终必将为人民击得粉碎，必将在人民的唾弃中，仓惶地遁入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
　　踏着历史的波浪一路行来，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进行了一次全方位地革命，为中国的未来发展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也就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打下了最坚固的基石。
　　毛泽东时代正是中国走向波澜壮阔的伟大复兴的转折点和起步点，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伟大意义所在。
　　“毛泽东”三个字其实已不仅仅代表毛泽东本人了，其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象征，他留下的毛泽东思想更是中国人民前进的指南，在毛泽东旗帜的指引下，中国人民一定能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一个青年人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作者不详）
　　毛泽东诞辰１１０周年的日子就要到了，别人怎么样我不便评论，只说说我自己吧，说说一个青年人对于毛泽东的认识过程。
　　我是１９９９年开始上网的。在此之前，我由于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已读过不少有关文革、反右的文章和书籍，得到的印象是：毛泽东所领导下的中国似乎除了政治运动就再没有其他生活内容了，成就更加谈不上。
　　因此，我很快也学着“主流话语”的腔调，鄙视毛泽东，痛批毛泽东，抱怨他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似乎我比毛泽东高明不知道多少倍。
　　甚至，我还学着那个李锐的调调，骂毛泽东“祸国殃民”，把曾经当过志愿军的老岳父气的热泪横流。
　　但可以说，正是老岳父的热泪第一次在我的脑海中埋下了一个问号：为什么家庭出身不好、从部队回地方工作后的几十年里也“挨过不少整”的老岳父，至今还对毛泽东怀有如此强烈的正面感情呢？
　　此后不久，我开始上网了。在网上冲浪过程中，我开始接触到一些以前不曾接触过的关于文革、关于毛泽东的文章。幸运的是，那时还不像现在，没有这么多“网奸”兴风作浪，混淆视听。我所看到那些文章也主要发表于海外网站上，有些文章直接就是国外学者写的研究报告。这些文章、报告真仿佛一下子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对毛泽东以及他的时代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
　　这些认识包括：
　　毛泽东所接手的中国是怎样的一个中国啊？没有石油，没有重工业，连火柴甚至都没办法生产！而在全国人口中，几乎９０％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也不过３５岁！而东南富庶地区的财富又几乎被蒋介石集团洗劫一空，劫持去了台湾！
　　就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还没等建设，美国人就打上门来了。换成今天的一些人，也许就学了卡扎非上校，“识时务者为俊杰”了。但毛泽东不是卡扎非，从１８４０年起受尽洋人欺压的中国人也再不肯弯下自己刚刚挺直的腰杆，于是我的父辈们他们“拿起枪、跨过江、打败美帝野心狼”！
　　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一支由无数农民组成的军队，在毛泽东的统帅下，竟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数十个盟友所组成的联军从鸭绿江边打回３８线以南，并从此再无法越雷池一步，即使其他一切都不谈，仅凭此一点，就足以令我对毛泽东敬佩无比！
　　接下来，美国人自然恼羞成怒，与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西方世界勾结一体，开始了对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封锁。
　　然而在铁桶一般的封锁中，毛泽东率领他的同伴交出的是怎样一份建设成绩单呢？大家还是自己去看美国耶鲁大学莫里斯教授的那本书吧，我就不引述了。不过我可以提示大家几个问题：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什么时候爆炸成功的（如果没有原子弹，我们今天和伊拉克会有多少区别呢）？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什么时候上天的（今天令“胎毒”如坐针毡的２炮部队就是在那前后成军的）？中国第一个大型油田是什么时候发现开采的？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是什么时候下水的？中国第一个“村办工厂”（也就是咱们现在熟悉的所谓“乡镇企业”）、“校办工厂”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中国１９７８年以后“需要进行改革”的成千上万“国有企业”都是谁留下来的（这些国企至今还没被蛀虫们掏干，足见其底子之厚）？中国人９０％以上接受了初等以上教育是什么年代实现的？中国人均寿命超过６０岁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所以，我想说，认为毛泽东时代除了政治运动就是政治运动，其他乏善可陈的人，如果他不是道听途说，上了国内“主流话语垄断势力”的当（如同我１９９９年上网以前那样），就一定是别有用心（最近在强国论坛看到关于“网奸”的文章，对此有深刻剖析，大家可以自己搜索一下看）。
　　至于说什么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更是奇谈怪论，逻辑不通。对抛出这种论调的人，我不禁想问：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那样一个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是谁带领中国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超过１０％、具备了向现代化强国发起冲刺实力、美苏２个超级大国皆不敢小视的伟大国家？难道不是毛泽东嘛？！怎么，毛泽东一死，这一切就忽然都和他老人家不沾边、只剩下“过”才是属于他老人家了呢？！把毛泽东时代的问题统统放大，肆意渲染，然后全都记在毛的名下；把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统统撇开，闭口不提，或者干脆记到别人身上，请问，这是谁家的逻辑？！
　
　当然，毛泽东在抓建设的同时，也搞过不少运动，其矛头主要指向领导干部、知识分子，还有阶级敌人。但这些运动需不需要搞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今天干部队伍的顽疾——“腐败问题”吧；看一看今天一些“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以及这个“家”、那个“家”，看看他们的寡廉鲜耻吧（最新的例子是刘涌案，大家肯定印象深刻）。在看过这一切之后，我们难道还会认为毛泽东“两手都要抓”、“永保江山不变色”的思路、策略有什么错嘛？至少我个人认为，没有错，只有憾！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毛泽东没有把他该做的工作做完，给了一些人“反戈一击”的机会！于是，几乎２０多年，我这个岁数的人，差不多只听到一种声音，就是那些所谓“挨过整”的大小的“官僚”、“知识分子”诉苦的声音，清算的声音！而有关伟人的真像却在民间和海外流传…。
　　不过，我有一点感觉不知道对不对，以前在国内热衷于诉苦、清算的相当一部分人（除了李锐等少数老糊涂了的），通过这些年对现实生活的比较感受，其中很多人已对毛泽东时代开始了再反思、再认知，早已不再一味“非毛”了。倒是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接过了他们的枪，并把主要阵地转到互连网上，开始了新一轮对于毛泽东的围剿，而且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他们为什么要围剿毛泽东呢？因为理由很简单：第一，毛泽东穷其一生，都是站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一边，为普通百姓谋公平谋幸福，人虽已逝，其思想、风范或许仍然挡了一些人发财的路；第二，毛泽东穷其一生，都是敢于和一切强权作斗争（无论美国还是苏联），为所有被不义所压迫者谋翻身谋解放，斯事虽远，其精神、影响势必仍然妨碍了一些势力奴化中国瓦解中国的企图。因此，诽谤毛泽东、丑化毛泽东、至少是淡化毛泽东，对于某些人和势力来说就成了重大战略任务！这种围剿，对于瓦解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涣散中国人的精神凝聚力、消除中国百姓对公平正义的渴望等等，“功莫大焉”！
　　但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毛泽东的业绩、毛泽东的光辉也绝不是一群卖国求荣的网奸所能遮掩。至少，我是再也不会上他们的当了！毛泽东，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中华古往今来第一人！
　　仅以此拉杂之文，献给伟人毛泽东！并为自己曾经的无知，向他老人家表示深深忏悔。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毛主席万岁。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楼上，少点空洞无物的口号。说出你的看法和感想。

[讨论]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很久没有看见这样好的文章了."判断一个事物也不能够用非好即坏的二维思维"说的真好."写这篇文章，只是即兴，所以显得很乱。"说的太谦虚了,我很想看到本文作者更多的好文章.

中国官场十大丑态

作者：老钟
中国官场十大丑态
　　由于官员是自上而下任命，又不受群众监督，因而百病丛生，沉屙难医。鲜有职业道德，常见职业恶习。试描绘如下：
1、身不由已
官场乃是非场、名利场。进入当官场，就得改变自我，入乡随俗按潜规则办事。这个潜规则就是首长意志高于一切，团体利益高于公众利益。谁坏了规矩，就会成为众矢之的。久而久之，大家只能合眼放步，随波逐流。虽然有些执掌大权者也想恪守道德贞操，可他们被无数人绞尽脑汁算计，躲了初一，躲不过初二，迟早会被他人牵着鼻子走。
2、魂不守舍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岗位的工作很无奈。衙门闲人多公事少，于是大家身居蜗室，魂飞天外。想发财、想升官、想出国、想吃喝、想勾引异性……惟独不想岗位职责。这也怨不得他们，因为买官卖官猖獗，社会价值体系颠倒，谁还会把钻研专业、创造实绩当真？
3、言不由衷
官场盛行套话、空话、假话、废话。写出来引经据典，说起来头头是道，听起来天衣无缝。明明是假，可大家都一本正经象办实事一样认真。只要在公开场合，除了格式化语言彼此竟相顾无言。于是编来抄去的文字游戏，虚与委蛇的外交辞令便成了进入官场的必修课。
4、心不在焉
有道是“在其位，谋其政；食其禄，忠其事”。然而国际国内无数经验教训让众多官场中人心存疑虑，总感到自己坐的是无底轿，生怕有一天面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局。于是表面应付工作，暗中准备退路。
5、名不符实
自吹自擂的高调标榜，与人前背后的普遍下作形成强烈反差，大权们变幻莫测的脸谱连他们自己都认不清哪个是真实自我。他们深知自己办的事大都上不了台面，更清楚自己在民众心目中有几斤几两，担心当众受到质疑出乖露丑。于是把官衙封闭的如临大敌，“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6、力不从心
进入官场如同身陷蜘蛛网，迟早会被打磨的棱角全无、才气全消，理想抱负再无踪影。即使萌生一些想法，待碰了N多钉子之后，大都心如止水。于是明白，自己周而复始地忙忙碌碌，多是为了保住饭碗做自欺欺人的无用功。有了自知之明后，大家纷纷成了泄气的皮球。
7、食不甘味
进入中国大陆官场起码的实惠是混个肚圆。有公款吃喝垫底，有公权力寻租，官员们当然是不吃白不吃。由于白吃白喝成了中国大陆身份、地位、能力、价值的体现，因此所有官员都要用足权力拼命吃喝。官员无不以赶场吃喝为荣，以吃新、吃奇、吃贵攀比炫耀。可接踵而来的是，官场成了脂肪肝、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的重灾区，不少官员面对佳肴美酒再也没了胃口。
8、夜不能寐
一般人都以为，利用职权伤天害理获取不义之财的人睡不安生。其实不然，官员头一两次受贿还真是心惊肉跳。时间一长便心安理得，反而是没人送礼浑身不舒服。真正影响他们的睡眠的是，如何把权力运用到极致，以榨出更多油水。因为他们明白，“天不变，道亦不变”。处在共荣共损的圈子里，他人都会自觉成为自己的保护伞，不拼命捞才是傻瓜。
9、悔不当初
社会上之所以千军万马争考公务员，就是因为进入官场能够“先天下之乐而乐”。权力无监督，业务无考核，有新“四项基本原则”（ 注：“四项基本原则”：工资基本不动，老婆基本不用，吃喝基本是请，消费基本靠送。）作保，中国大陆公务员已成为古今中外最幸福的群体，何后悔之有。如果说后悔，也不乏其人：下级后悔高估了上级觉悟――不敢送礼；上级后悔错判了政治形势——不敢收礼。
10、罪不容赦
我敢说，在中国大陆，在掌握实权的岗位，没有几个高官敢站出来，让公众清点家产，以证明自己清白。我还敢说，如果随机抽查，恐怕实权高官都得判刑。不过，这都是乌托邦幻想，当局断然不会进行这样的试验。但是，如果对腐败现象听之任之，难免重演载舟覆舟悲剧。如今彻底清算官场腐败的声音越来越高，腐败问题不解决，说不定哪一天会引发社会多米诺骨牌整体倒塌。
要想知道更多内幕消息或评论，请经常访问 http://blog.sina.com.cn/u/1272487700

老邓让共产党中掌权的那部分人先富起来了

(博讯2007年1月21日)
-- 谈谈共产党是如何被香港港商的糖衣炮弹打败的

作者： 艾华
记得很多年前, 一位中共元老的孙子对笔者是这样说的:”老邓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那么这部分人是谁呢? 当然是我们了, 这天是共产党的天, 地是共产党的地, 江山是共产党打下来的江山, 我们不先富起来, 难道能让那些王八羔子先富起来吗?”, 由此笔者相信这样的想法在在共产党内是很普遍的, 而且共产党走向全面灾难性的腐败局面也由此而始.

七十年代末期大陆刚刚改革开放, 港商开始纷纷涌入大陆做生意了, 那时候大陆的经济还处于文革末期那种困境, 全国上下都在大搞不正之风, 人们在经历了文革洗礼之后, 无论办什么事情, 人人都在走后门, 但是当时的共产党领导干部, 再怎样走后门, 也还没有涉及金钱上的腐败行为, 最多是吃吃喝喝而已; 老百姓们能托到关系走进领导们家里求办事的, 也不过带上一点”手信”, 无非是几斤水果, 几合高级饼点而已, 主要是靠关系人的交情; 可是当港商们涌进来走后门的时候, 事情就起了质的变化了, 那是逐步升级呢, 笔者亲眼看见的, 一位老八路资历的外贸局局长, 港商送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就被搞定了, 一个电话进口批文第二天就下来; 老局长的儿子说, 老爸很喜欢呢, 枪林弹雨什么没经历过, MD, 外国这些玩艺儿, 可就是新鲜呀! 嘿, 那时的港商们, 生意越做越多越大, 钱自然是大大赚到了, 于是乎, 糖衣炮弹的份量也就越来越重了, 邀请到香港考察, 给红包, 还买好了免税回国的三大件名牌家电; 于是乎, 开始与上了钩的官们互相勾结做更大的买卖了, 笔者的老师(以前的归国侨生)在1978年单程签证去了香港之后, 书生一个, 年纪又近五十了, 好不容易在加油站找了个活糊口, 可是在国内有一个大学同学当了某省的宣传部副部长, 负责筹建该省的电视台, 所有的进口设备生意都给我老师做了, 我老师告诉我, 加拿大的供应商报价价值18万港元的, 老师报给老同学就是18万美元; 整个省级电视台的进口设备啊, 能不发达吗? 自然以后老同学儿子去美国留学的一切都包下来了! 一位香港富商曾对笔者说过, 他说凡是做生意的人, 就怕与那些不贪钱的人打交道, 因为对方不贪钱的话, 那是很难做成生意的; 诸如此类的真实故事实在数不胜数啦!

实际上回去大陆做生意的港商, 几乎没有几个不对共产党的大官小官, 以至具体办事的工作人员进行各式各样的贿赂, 直至现在. 因此也可以说, 是港商们的糖衣炮弹打败了共产党, 共产党官场走向全面性腐败也是由此而始, 因此而积重难返. 如果以香港廉政公署的执法标准在大陆实施的话, 这些回来大陆做生意的港商们, 大概没有几个能跑得掉的. 笔者看了香港杂志”动向”07年元月份期刊内的一篇文章, 谈及大陆的腐败对香港的影响, 觉得很片面,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共产党政府走到全面性腐败的今天, 说到底, 港商们也是罪不可恕的!

总之, 胡锦涛接下的是一个超烂的烂摊子, 无论怎么倡导构建和谐社会也好, 加强反腐败打击腐败分子也罢, 事实已经证明了, 以共产党至今为止的各种反腐败手段, 就算反到政治局委员, 常委, 都已经是无济于事了, 唯一可行的办法, 就是尽快在中国建立一个完全像香港廉政公署那样独立的反贪系统; 否则, 亡党亡国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情, 那时候, 共产党不仅不是你们自己所标榜的”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而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 是”全世界人民的大灾星”了!

人民民主是个好东西，“精英民主”是个坏东西

作者：黎阳 2006．12．29．
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准确。应该说：“人民民主是个好东西”。
当年满清“八王议政”，连皇帝都敢废，算不算“民主”？
站在只以那八个王爷为“民”的立场看，当然算：其他一切人都不是人，就那八
个王爷才是人。“八王议政”让所有算人的人一个不漏地开会公决而不是皇帝一
个人说了算，这还不算“反独裁”？这还不算“民主”？这多“发扬民主”呀！
但如果站在以全体老百姓为“民”的立场看，当然不算。因为这不是“民主”而
是“王主”——王爷才有资格享受的“民主”，其他人一概没份，何来“民主”
？
“八王议政”的“民主”仅仅是八个人的“民主”，够条件沾光分赃的太少太少
了，除了那八个王爷谁都没资格，当然没几个人肯承认那叫“民主”。
“王爷民主”不行，那“改良”一下，换个花样行不行呢？扩大“受惠面”，不
一定非王爷不可。不妨把“八王议政”里的那个“王”看成一个代数变量。在“
八王议政”里这个“王”的代数值本来为“王爷”。现在把它的代数值从仅仅代
表“王爷”放宽到代表“公”、“侯”、“伯”、“子”、“男”诸爵、“贝勒
爷”以及一切沾边“血统高贵”的金枝玉叶，继而更进一步，代表一切改良了品
种的“贵族”——“精英”，而那个“八”呢，也同样可以看成是一个代数变量
，代数值本来是“八”=8，现在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 ……“民主范
围”于是从八个人扩展到八十、八百、八千、八万、八十万、八百万、八千万…
…“八王议政”的含义便从“八个贵族王爷议政”变成了八千万“精英老爷议政
”。哇，数量比原来“八王议政”的八个人多了千万倍，还不算“民主”吗？
站在“精英”的角度上看，这回当然算“民主”，“民主”极了——感觉跟“八
王议政”里的那八个王爷一样，好得不得了：别看中国人口十三亿，但占人口绝
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不过是“阿猫阿狗”、“弱势群体”、“会说话的工具”、
只配当牛做马的畜生……总之是人但不算人，不配享受人的权利，不配过问国家
大事，不配享受“民主”。只有我“精英”才算人。“民主”只能是“精英做主
”，普通老百姓没有任何“资格”。所以就应该只有“精英”才有“话语权”，
只有“精英”才有资格决策“改革”，只有“精英”才有资格决定中国的一切—
—如此“民主”多么美妙！
但是且慢，中国人口是多少？十三亿。八千万比十三亿，1比16．25，即6．15%。
换句话说，如此“民主”是把93．85%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排除在外的“贵
族民主”。站在以全体老百姓为“民”的立场看，这算什么“民主”？不过是“
八王议政”改头换面而已，不过把八位王爷才有资格享受的这种“王爷民主”有
所放大，变为“精英民主”而已。占人口90%以上普通老百姓照样不算人，对民主
照样无权过问，无权享受——“GDP决定一切”，“下岗”，“买断工龄”，取消
一切社会福利，强制征地，强迫拆迁，房地产投机，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
内外勾结盗窃国有资产，肆无忌惮包庇鼓励贪污腐化……决策所有这一切时听取
过普通老百姓的任何意见吗？一个人自己的命运，全家老小的生死，连个说话的
机会都没有就被“精英”们不声不响随心所欲剥夺得精光，被玩弄于股掌之上，
连上访告状都不允许，如此“民主”不过是只有占人口不到10%的“精英”才有资
格享受的“精英民主”，跟普通老百姓毫无关系——“知情权”、“话语权”、
“决策权”一样都没有，还“民主”？“民主”个屁！
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准确。全体人民都有权享受的“人民民主”才是好
东西，占人口不到10%的“精英”才有“话语权”、“知情权”、“决策权”的“
精英民主”不是好东西，是坏东西，坏得不能再坏的坏东西。
“精英”与“民主”从根本上就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东西。民主的基础是什
么？是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民主。同班同学之间为什么容易民主？人与人关系
平等。老子跟儿子之间、老板跟雇员之间呢？你“民主”个试试？
“精英”这个词本身就意味优越，意味着高人一等，意味着不平等，意味着以能
力的差异为借口偷偷摸摸制造人权的差异。张维迎说过，精英必须是“想干大事
的人”、“能被委以重任的人”、“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
即便卖猪肉，那也是北大人在卖猪肉，一定与众不同”的人，总之是一群现代化
的贵族活神仙，放个屁都不同凡响、别有风味。如此满脑子的自命不凡，你能指
望他跟普通老百姓平起平坐讲平等？
民主意味着平等，“精英”意味着不平等。说“精英民主”简直如同说“灼热的
冷”、“寒冷的热”、“砍掉脑袋的健康长寿”一样，根本自相矛盾，荒谬绝伦
。不过这正是当代中国一大特色，人们早就见怪不怪了。不信请看：
——对杀人犯讲“程序正义”，对“原罪”讲“宽容不规范”：又要“程序正义
”，又要“宽容不规范”，究竟是“程序”、“规范”和“正义”重要，还是“
宽容”重要？这不是自己煽自己大嘴巴又是什么？
——干完了盗窃国库压榨百姓等勾当，再成立个“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还专
找“聚英厅”聚会招摇过市，硬把最见不得人的丑恶说成“光彩事业”。如此颠
倒黑白又如此明目张胆，简直是对当代社会最绝妙的讽刺。
——号称“人代会”，却只见官、学、商，不见工、农、兵。“人民”的范围不
声不响从“全体中国人”变为不足10%的“某些中国人”。那其他90%呢？
——号称“共产党”，却充斥资本家。“共产党不共产”，还要继续叫“共产党
”；叫着“共产党”，却整天忙活“物权法”、“宽容不规范”、“赦免原罪”
。——谁在共谁的产？
——一边鼓吹“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叫嚷“不争论”：天下有“不争论”的
“民主”吗？而且不是“不争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而是“不争论”几十年
！几十年“不争论”的“民主”算什么“民主”？
“不争论”比“不准争论”还厉害。“不准争论”是明火执仗压制别人的发言权
，“不争论”则干脆连发言本身都取消了，起码的民主门面都不要了：管你有意
见没意见，管你想说什么，反正我一概不听，想怎么干怎么干。你说不说都一样
，说什么都一样，老子就是不理不睬把一切都变成既成事实，看你怎么着？一边
独裁、专制、无赖，一边高唱“民主是个好东西”，天下还有比这更讽刺的对照
吗？
“不争论”，那是非曲直怎么办？“用实践和历史来回答”——好熟悉的调子呀
，“在哪里，在哪里见过你？你的声音这样熟悉？”噢，想起来了，《第三帝国
的兴亡》里记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场面。英法德的外交官们向对方宣战
时就是这个调子：“让历史来裁判”。现抄录原文如下：
“汉德逊（英国驻德国大使）说道：‘究竟是谁的过错，让历史来判断好了。’
里宾特洛甫（纳粹德国外交部长）也反唇相讥道：‘历史已经证明了实际情况究
竟是怎样。’”
……
‘那么法国就会成为侵略者了，’里宾特洛甫说。
‘这问题让历史来裁判吧，’考仑德雷（法国驻德国大使）回答说。
在柏林的那个星期天，所有参加最后这幕戏的人仿佛都有意要诉诸历史的裁判。
”
（摘自《第三帝国的兴亡》第三篇：“走向战争的道路”第十七章“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开始”）
看来说“让历史来裁判”不是什么好兆头，因为这意味着无理可讲了，“图穷匕
现”了，要靠暴力解决问题了。等历史做出裁判，几千万人已经死了。这个代价
是普通老百姓受得了的吗？现在又玩“不争论”，又要“让历史来裁判”，等历
史作出裁判，国有资产早偷光了，老百姓早被坑惨了，中国社会早四分五裂了，
窃国大盗们早捞足逃跑了，你再裁判出个是非曲直来又有个屁用？这个无赖算盘
可是打得不赖。
有理不怕争论。“真理越辩越明”。怕争论的必定理亏，知道一争论准输。明知
没理还要一意孤行，结果就是“不争论”。最坚决最彻底的“不争论”拥护者非
贼莫属：做贼自有“贼道理”，但这“贼道理”见得了人吗？能拿出来跟人争论
争论吗？见不得人，经不起争论，贼还非做不可，结果可不就是“不争论”？一
方面决不跟人争论做贼对还是不对，一方面明知没理但照样做贼不误。可见“不
争论”是贼的最爱。一旦贼当家，必定“不争论”。
所有这一切都是“精英民主”的产物。所以说“精英民主”是个坏东西。
“精英民主”有什么特征规律？
规律一：是民主就不论“精英”，论“精英”就不是民主
如前所言，民主意味着平等，“精英”意味着不平等。所以不管是谁，不管以什
么为借口，只要搬出“精英”来，那必定在搞假民主，“贵族民主”，“精英民
主”。也就是说，是民主就不论“精英”，论“精英”就不是民主。
规律二：“民主、学术权术工具”定律——“民主”和“学术”都不过是“精英
”的政治权术工具。
“精英民主”总把国家管理这个政治问题说成“学术”“专业”问题，从而“证
明”非经过专业训练的“精英”不能过问国家管理，以便把普通老百姓排斥在外
。
事实呢？政治无“专业”。否则不是“总统专业”、“总理专业”、“部长专业
”毕业的一概不够“专业”标准。如果是那样，那还搞什么政治，干脆直接让皇
帝、王公、贵族执政算了，人家那才是“历史悠久”、“正统正规”的“政治专
业户”，不比这半路出家的“精英”更“专业”？
为什么“精英”硬要把国家管理、体制改革这些政治问题说成“学术”“专业”
问题？一句话：权术。如此才能把“民主”和“学术”变成权术工具，变成“精
英”们玩弄政治阴谋的利器。
“精英”们用“民主”来夺取自己的话语权，用“学术”来剥夺别人的话语权。
自己还没有插嘴的份时必定鼓吹“民主”好拱进去；一旦话语权到手必定强调“
学术”好把别人都赶走。“民主”是“精英”夺权的工具；“学术”是“精英”
独裁的工具。权力没到手时必定讲“民主”，权力到手后必定讲“学术”。只要
一看“精英”们吆喝什么就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吆喝“民主”，那就是
权还没到手，正急着夺权；鼓吹“学术”，那就是权力到手了，正急着独裁。这
个时候“精英”们决不会高唱“民主”，而是叫嚣“不争论”、“正确观点不需
要投票”、“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
根据这个定律，“精英”们一撅腚就能知道他们想拉什么屎，百发百中。
规律三：“真话、头衔反比定律”——头衔越多，真话越少，“好话不挂衔，挂
衔没好话”。
留意一下“精英”们的文章、演讲之类便可发现一个铁规律：不管内容如何，头
衔必不可少。
靠头衔拉客从来是“精英”的一大特色。凡“精英”，写文章做报告必定加足头
衔。《地雷战》是“不见鬼子不挂弦”，“精英”是“不说假话不挂衔（挂头衔
）”。挂的头衔越多，真话越少。如果“挂满衔”——全部头衔都挂上呢？那就
是讣告——只有讣告才需要全部头衔一个不拉。讣告的特点一是头衔多多益善，
一个也不能少；二是内容只有一样：此乃死人也。文章到了这个份上，就成了“
讣告式文章”，遵从“讣告文章定律”：只有头衔，没有人话——都不是人了，
自然不说人话，当然更没有真话。所以只要看“精英”的东西标出的头衔多少就
可以判定里边真话多少：头衔越多，真话越少。满篇头衔，那就是“讣告式文章
”，一句人话没有。难怪“精英”们挂满衔的文章读起来跟讣告一个味儿，净是
坟丘子的霉味，没半点生气。当代中国除了死人的讣告之外大概就数“精英”们
的文章署名头衔最全，所以一不小心就能把“精英”的文章署名读出讣告味儿来
。例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
”、“美国伊里诺依大学博士、银河证卷首级经济学家左小蕾”、“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院长、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人民日报副总编马立诚”、“著
名经济学家、XXX大学教授、博导、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XXX”、“原《解放日报
》评论员，《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以1991年底至1992年初的‘皇甫平系列
评论’而闻名”……
好东西需要靠头衔来推销吗？越是名著，就越不需要给作者冠什么头衔。人们提
到《红楼梦》、《三国》、《水浒》、《西游记》、《西厢记》等等名著时是关
注作者的姓名，还是关注作者的头衔？即便有头衔，谁又在乎？人们说到《战争
与和平》的作者时是在乎托尔斯泰呢还是在乎托尔斯泰伯爵？提到《毛泽东选集
》、《鲁迅全集》，人们想到的是作者的名字，还是作者的头衔？
“精英”们呢？不过是一群识俩外国字的文化骗子，卖弄文字游戏跑江湖招摇撞
骗还凑合：叫“婊子”不好听，就叫“性工作者”；叫“资本家”不好听，就叫
“民营企业家”；叫“专制独裁”不好听，就叫“不争论”，如此等等。但动起
真格的来让他们用真才实学证明自己就抓瞎了。民主是大家平等，以理服人，靠
摆事实、讲道理吃饭。“精英”们摆不出事实、讲不出道理还非要别人听自己的
，自然只能靠哄、骗、吓，只能靠头衔证明自己：“理不够，头衔凑”，让对方
不是因为自己有真理而服从，而是因为头衔而服从，因受误导诈骗恐吓盲目迷信
而服从。换句话说，精英亮头衔=黑社会流氓“拔份”：哪个山头，第几把交椅，
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天王盖地虎、宝塌镇河妖”地“盘海底”一番，最后“
不争论”。否则为什么把头衔抬得那么高，离了头衔就不能混呢？
从这几大规律看“精英民主”，难道还不坏吗？
所以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不准确。应该说“人民民主是个好东西，‘精英民主
’是个坏东西”。

最大的不平衡就是劳资权利的不平衡

——仲大军先生元月14日乌有之乡讲座简讯
“中国目前最大的不平衡就劳资权利的不平衡！”这是仲大军先生元月14日在乌有之乡举办主题为“中国政治与道路选择”讲座时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这个结论在听众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仲大军先生是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社会评论家、批评家、专栏作家、政府和企业顾问，他是应本站的邀请前来做这次讲座的，前来听讲的主要是大学生，也有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共约200余人。
仲大军先生首先用“经济高增长，财富大漏斗”这样一句话形象地概括当前中国的经济形势。他说，我国是世界罕有的高经济增长的国家，所取得的建设成就常常令发达国家的人们惊讶，譬如北京奥运场馆水立方游泳馆的建设，堪称世界一流。但是，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由高投资拉动的。前几天统计部门又公布出新数字，2006年我国在建的投资项目共计32万亿元，比2005年的25万亿元的盘子又多出7万亿元来。
仲大军先生指出，虽然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但国民财富分配得却极不均匀，国民生活状况存在很大差异。特别是通过国际比较，人们发现我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较大的财富漏斗。比如，日本和韩国，经济高速增长期还不到20年，每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也没有中国高，但这些国家很快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日本在50年代至80年代这一时期，工资增幅每年超过美国70%，工资水平只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便追上了美国。而我国的发展，对于大多数工人农民来说，经济发展的成果象是一个黑洞。改革近30年了，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的生活状况没有多大变化，许多的人甚至生活在贫困线上。这么高的经济增长，所创造出的国民财富到底都到哪里去了？
仲大军先生认为，中国存在四个巨大的财富漏斗：第一是大量出口，使资源和国民财富廉价外流；第二是大量的吸引外资，也使利润大量地外流；第三，特权与腐败产生的巨额灰色收入总是想方设法外逃；第四，还要算上国企的低效率和低效益，浪费着大量的国民财富。
仲大军先生强调指出，财富漏斗之所以能够存在，原因虽然有很多，但这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劳工的权益相对于资本的权利太不平衡，劳动者没有团结权、话语权，更没有罢工权，农民工的权利更是得不到保障，导致“资本收入远远大于劳动收入”。综观整个西方经济史，连遭到马克思痛斥的西方血汗工厂时期，英美国家的劳动收入也大于资本收入，可我国今天的劳动收入竟小于资本收入，这不能说不是我国特殊的国情。现在国民消费所占的比例比1960年代“三年困难”时期所站的比例还要低，许多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但这却是一个无庸质疑的事实。
仲大军先生最后总结说，社会进步的标志，不应该仅仅是GDP的增长，而应该是政治文明的进步，政府不能被利益集团所俘获，劳动者的权利应该得到法律的保障，中国的改革没有权利的发展仅有经济的发展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未来应该跳出不是极“左”就是极右的窠臼，应该沿着理性、宽容的方向改造国民性，这样中国才会真正有希望。
演讲结束后，仲大军先生还热情地和听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认真回答了大家提出的各种问题。

中国不配做我们的对手，中国没有资格!

(博讯2007年1月07日)
[本文作者系日本著名学者“小林次郎”，原文照录，只是其中的几个错别字随手给他改正了过来，不一一列举。本人不完全认同这位日本学者的观点，但是，作为中国学者，本人从来没有感受过这位日本人所感受到的自豪感。张耀杰点评于2007年1月7日。]

我是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学习中文的，因为这样可以阅读原版的《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中国名著，我也喜欢读台湾南怀谨先生的书，尤其是《大学微言》对中国的历史分析非常独到高深。
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第一次到中国，当时北京的生活水平非常低，让我想起父辈描述的日本十九世纪末的情况。以后我几乎每年都要去中国，因为消费水平极低，而且有利于我开展研究工作。我到过中国的全部省份，甚至包括一些偏僻的边远山区，这样我可以全面多视点地了解中国，我相信我比大多数的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情况。我的汉语水平非常优秀，我的中国话比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加拿大华人阮次山说得好，他带一点“加拿大口音”。
日本人喜欢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旅游观光，一方面是开阔视野，一方面是收集我们研究所需要的信息，哪里有日本需要的市场和资源，哪些是日本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哪些是日本需要关注的科技和前沿领域。这种意识深深埋在日本人的血液中，不需要政府教育，因为每一个国民在第一次吮吸祖国母亲的乳汁后就深深地把对国家的爱植入内心。
我知道中国人对日本的“情绪”比较激烈，这些人的反应越激烈越说明他们的无奈。没有国家精英的领导，人再多也是乌合之众。我们一点也不担心中国人的情绪问题，我在中国通常受到非常礼貌的接待，无论走到哪里，中国人都非常客气地对待我，因为我来自日本——一个强大、富足的国家。日本一点也不担心中国，因为中国本身存在的问题非常非常多。中国的教育体系非常不平等，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大学入学率很高，但在中国其它地方是另外一个样子。一个学生考600分可能上一般的学校，如果在北京或者上海等地，考500分就能进入好的大学，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权利都是如此，其他还有什么能让日本担心的呢？这样中国人就自然地被分为三六九等，彼此之间自动产生隔阂，产生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偏见，人们如果住在受益的地区就会洋洋得意，但大多数地区的人只能默默承受命运的安排。目前中国一直没有改变教育不平等的趋势，因为这样官员和富裕阶层可以搭乘特殊区域人民的“教育优惠”列车，这类人的子女通常都能进入北京上海这样的享受优惠的特定城市。所以中国的教育是劣胜优汰，而不是优胜劣汰。中国的官员非常聪明，这样人民也无法具体指责某一个人。
历史上中国就有地域和乡土情结，中国曾经出现过战国七雄和五代十国的局面，所以中国人怀有深深的祖籍情结。中国实行了五十多年的户口制度，把中国分为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分为农村和城市两个社会，更加深了中国人之间的割痕，社会因此失去凝聚力。所以日本不会担心中国，中国没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我一直相信中国会自己把自己打倒。日本民族是非常优秀的民族，我们的一草一木都是金子，我们的每一位国民都是日本的生命，无论科学家，教师，政府人员，还是企业家，每一个日本国民都会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的信息，每一个人都以生为日本人而自豪，即便像秘鲁总统藤森这样的一国之尊，也以能成为日本人而感到骄傲。日本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67％，但我们不会砍自己的一棵树，也不会开采自己的任何矿藏，我们的邻居中国会把大量的廉价优质的木材和矿藏卖给日本，因此我们的木头筷子和碗做得非常精致，当作艺术品一般来加工。我们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大和民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有能力和日本一搏。
日本不会承认二战中的过错，因为日本人民很自信，我们有能力对付一切的威胁，包括美国的威胁。日本也不承认在南京发生的事件，如果有外国人对此感兴趣，我们会默契的做出回答：“那是过去的事情，日本当时也是受害者。”这种默契是我们对国家的责任，我们会自觉维护国家的利益。我们的历史学家几十年来始终如一地刻苦研究这一段历史，跑遍了世界上所有收藏有关记载这一段历史档案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我相信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比中国人深入何止百倍，我们详细研究每一段历史，才能在未来更具权威地解释这一段历史。中国没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在二战的时候，中国只是日本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日本非常有信心占领中国，事实上比我们预想的更快，日本的目标是占领整个亚洲，然后是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日本就具备了和美国竞争的地域和资源优势，从而建立起大日本帝国。实际上当时日本的攻势非常奏效，日不落帝国——英国，在缅甸的三万军队被日本一万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在整个亚洲没有一个国家打击过欧美国家，只有日本能够做到。
中国人没有资格做日本的对手，日本经济规模不止是中国的四五倍。我们在海外有强大的经济产业规模，我们相信自己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十几二十倍。但我们不需要声张，我们只要做好自己该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国策之一就是为人民和国家做好每一件具体的小事，这一点我们和中国截然不同，在中国人看来这是缺乏宏图大志，只重眼前利益，但我们不如此想，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关心每一个日本人的眼前利益。在我看来中国人很自卑，即使取得一点点的成绩也会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宣布，好像在说：看，这是中国研究出来的成果。他们甚至会带领我们这些访问者参观自己的前沿技术，目的是让人们相信所言非虚，外国同行们往往心存默契，激将中国人道：可能吗？常常中国人会拿出更多的东西给我们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都缺乏自信心，他们常常借助外国的媒体来驳斥或者支持自己的观点，包括引用我们日本的媒体。千代田能收到中国的电视节目，甚至有好几个地方电视台的节目。中国的电视台非常多，但节目非常枯燥，节目的对象主要是中国民众，至今据我所知中国没有一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媒体，比不上日本，更比不上美国，在国际媒介领域日本远远领先于中国，日本的信息诚信度也远远高于中国。美国的媒体非常有大国的气势和视野，很有效地传播美国的价值和战略观点。日本也一样，在这方面日本不断地完善自己的媒体文化，打造自己的国际媒体形象，追赶美国。从而为日本在国际上争取更多的支持者、友好者和同情者，我们清楚：广泛的友好同盟对日本非常必要。同时日本用媒体优势和我们的同盟者联合起来，共同打击日本的对手。
中国只不过是一个弱小的大国而已，他不敢得罪任何一个国家，哪怕是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国。中国的势力比人们看到或听到的都要低，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主要是国内脆弱的市场，和有利于国外投资者的投资环境。在其他方面理智的国家并不把中国当作强国，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更称不上强国。我们在经济泥潭中慢步前进的时候，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引起我们的任何羡慕，因为日本知道中国永远超越不了日本，中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它面临的风险和问题也会越大，一些棘手的问题已经如我早前的研究，开始在中国出现。
在整个亚洲，在国际舞台上强大的国家除了日本，另外一个国家是新加坡，而不是中国。
1997年起我在印尼的雅加达工作，目睹了1998年5月份的暴动过程，通过我住的酒店的窗户，能看到当地华人被洗劫的情况。据我们大使馆的人员介绍有几百名华裔女性被当地人强奸、毒打和虐待，男人则被砍掉了脑袋！我坐的汽车也被抢劫者盘问过，问我们是不是华人，当我们用日语回答时，他们挥挥手就把我们放行了。在印尼富有的外侨并不是华裔，而是我们日侨，所以找替罪羊的说法是华人的自我安慰，当地人之所以选择华裔开刀——因为组织发动袭击的人明白，不会有任何人为这些被害者做主。事实上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至今也不知道谁是最终的主谋，也不会有人再去过问，这一切将成为历史，无论中国的大陆，还是台湾都不敢得罪印尼。当时，只有新加坡竭尽全力地帮助华裔，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到处都是从印尼逃亡出来的华人，新航为此加开了一倍班次，来救援被洗劫的印尼华人。长期以来新加坡一直是印尼华人的避难之地，也是华裔心目中的天堂。别说华裔，印尼甚至不允许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乘飞机离开，尽管当时印尼和香港之间的航线还没有取消，中国使馆的全体人员只能登上汽车，长途跋涉从泗水港乘船到新加坡。可笑的是一些华裔还在希望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为华侨提供适当援助。
我们日本外务省早前就提醒日本侨民及旅游者不要出席大型聚会，不要外出。政府举行了紧急会议，讨论撤出在印尼的13600名日本侨民和大约7000名观光客，日本政府非常担心日侨的安全，防卫厅为撤侨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并且及时展开各种情报搜集及分析工作，确保万无一失。必要时将派出专机和自卫队机，选定五处机场起降，我们自卫队的C-130型运输机在五处机场均能起降。所以我们在印尼的日本人和侨民一点也不紧张，紧张的只有日本政府。
中国也有所表示，因为中国刚刚收回香港，必须至少在表面上做出应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已注意到印尼局部地区近日出现了一些骚乱，对此表示关注，作为印尼的近邻，中国希望印尼能继续保持社会稳定和民族和睦，以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表声明，表示对在印尼的中国公民包括香港同胞的处境表示关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将全力以赴为华侨提供领事保护和服务，发言人强调在5月14日一天有179名香港公民向使馆登记，均没有受到袭击，使馆人员正试图前往港商工厂与被困港人联系。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虽然设立两条热线但无法应付需求。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发言人解释说，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只有25名工作人员，电话线只有五、六条，供不应求，连公署方面也无法打入。发言人说，25名使馆人员已经是不吃不睡地在工作，部分人专职接听求助电话，部分人在机场为滞留港人“买”机票，发言人强调使馆派出专车拯救了70多名处境危急的港人逃出险境。他还继续解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即使使馆专车也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去，他呼吁港人一定要理解。
美国国防部表示如果有必要，准备为想离开印尼的美国人提供军事保护和支援。美国大使馆敦促侨民离开雅加达，并安排两架波音747包机，协助侨民撤离。
马来西亚派遣了两架空军运输机前往雅加达接运侨民。除中国大陆以外，台湾籍侨民有32000人准备撤离，台湾长荣和华航增加专机前往雅加达，由于雅加达机票难求和哄抬票价，长荣航空指示印尼职员，对无现金支付机票的台商、旅客、侨民，可先登机，回台后再补交票款。国泰航空公司改派波音747客机飞行，每日增加200个机位，协助滞留在印尼的港人返港。
据我了解，华裔自1995年起，一直是印尼的主要投资者。但在印尼他们连三等公民都不是，我听说在棉兰有很多华人子女被绑架，女性被强暴。有一间华人经营的时装店被抢劫后，店主11岁的女儿更被强奸，然后施暴者还以木棍插入女童下体，女童最终不治身亡。后来我开车去过华人的聚居区和商业中心，无一例外，整条街整条街地被洗劫一空，到处是断壁残垣。就是中国人记忆中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我在参观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自己作为日本人是多么的幸运，因为这是活生生的暴力事件，而不是电影剧本，那些以前在影视镜头中看到的砍刀砍头的镜头就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住的城市，非常震撼人的心灵，至今我都不能忘记。
这是六年前发生的事，是发生在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印尼的事。我之所以为日本人说这些，是要日本人民明白，你生为日本和日本血统是多么的幸运，因此每一个具有日本血统的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来报答自己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但并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强大的国家必须是从经济，教育，人文，科技，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在综合实力方面根据我对中国的了解，日本至少领先中国100年，中国的局部地区的发展在经济层面上已经缩小了这一距离，但大多数的地方依然落后。中国在六年前的表现是其实力的一次反映，那么对于60多年前发生的事，也只能留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因为除了中国，这一历史已经被世界遗忘，包括我们日本。即便是在今天的台湾，日本也有极大的影响力，虽然日本统治台湾的时间很短，但日本在台湾人的心中种下了深深怀念日本的种子。而对于中国，他们却不知道检讨自身，不问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当我们关心每一个拥有日本血统的生命时，无论他是不是日本国籍，他已经把日本深深地埋入心田；对于中国当他漠视那些逃命的华裔时，他们的国民，那些拥有中国血统的人，无论他住在何处，他们的心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远离中国，这一点中国永远不会明白。而这正是中国人多力弱的原因，也是台湾人更向往日本的重要原因。
所以中国没有资格成为日本的对手，日本的唯一的对手是美国。我们目前的低调不是因为日本弱小，而是因为日本内敛，内敛是日本的优秀传统，只有内敛我们才能在那些大国吵吵嚷嚷的时候发展自己的力量。有一天，当我们集聚了足够的力量，那么即便是美国也只能和日本平分世界的利益。这不是梦想，这正在变为现实。 (博讯 boxun.com)

揭破中苏社会主义衰落之谜

作者：闲言
对中苏社会主义试验最终被西方资本主义“不战而胜”的原因探讨，各种研究已经多如汗牛充栋。中苏由二战后的强势扩展，到1970年代开始逐渐收缩，直至中国转型、苏联解体，其兴也勃，其衰也忽。如果从具体的政治、经济形势入手，其因可说错综复杂；但如果以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相观照，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社会主义经典理论虽由马克思开创，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是从列宁开始；因此，中苏真正奉为正宗的，其实是列宁主义，而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座标，那么后来的社会民主主义固然是修正主义，列宁主义同样是修正主义，双方都只各取了马克思的一半。所以，中苏事实上只搞了半截子社会主义，它们在经济上是社会主义的，在政治上却是专制主义的，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原则。既然偏离了当初的设计，当然不能再期望产生设计所预期的功效，而且必然要遵循不同的演变逻辑。
上述道理虽然简单，却颠覆了官方正统的意识形态，所以体制内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这种结论：开再多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搞再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工程，都无济于事。马克思设计的社会主义，其实质是“公有制+民主”。不仅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而且执掌国家权力的代理人也必须由全民选举产生；只有这样，经济资源及其权力、利益，才不会象中苏那样，被执政集团内部的少数人所把持、垄断。
民主的实质是通过一些自下而上的程序安排，改变官民之间极其悬殊的力量对比，使民众具有一定能力可制衡官权力，限制或压缩官侵民利、以权牟私的空间。所以即使民主制的范围受到局限，例如西方古代的“贵族民主”、近代的“有产者民主”或“白种男人民主”，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纵然大多数人被排除在民主权利之外，其利益要求难以得到体现，但毕竟官权力本身已受到限制，不再那么横暴，对社会的攫取与伤害有限，于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只剩下按资源占有的不同状况所划分的不同阶层之间的“阶级矛盾”。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的主要矛盾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西方以参与者有限的“等级民主制”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官权力，官民矛盾沦为次要，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而中国由于官权力缺少制衡，一强独大，其利益独立于社会所有阶级之外，官民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西方在近代以前的中世纪，官权力与特权阶级合而为一，这一现象使以西方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马克思对历史产生了错觉，误将阶级矛盾解读为自原始社会以后一切人类社会的主要矛盾，误认为官民矛盾也只是阶级矛盾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
马克思曾经严厉批判资本主义民主，认为它只是资产阶级剥削的遮羞布。但马克思对民主的这种判断有一个前提，即资本主义民主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制导致社会力量对比不均衡，乃至力量悬殊，这种力量与信息的不对称必然扭曲民主，使资本主义民主沦为“金权政治”的一种形式，沦为为强势群体服务的阶级斗争工具，沦为马克思眼中的“假民主”——在马克思那儿，资本主义民主对官权力的一定制约已是既成事实，它并没有完全解决官民矛盾，何况马克思还认为官民矛盾的实质也是阶级矛盾，所以他并没有将官权力受到制衡归功于“资本主义民主”。但在马克思所肯定的基本价值中，民主、自由皆在其中；只不过马克思所认同的，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社会力量对比均衡条件下的“真民主”。由于立足于官权力已受到制衡、对民主的需求已不那么迫切的西方现状，马克思自然将对应于官民矛盾的民主价值置于对应于阶级矛盾的平等价值之下，所以他成了共产主义者。
因此，如果以马克思主义的标尺来衡量，中苏当年的社会主义都只走了半截，经济上实现了公有制，政治上仍然是私有制（专制的实质是权力私有制，权力被少数人把持、垄断）。政治与经济脱节，这是中苏社会主义衰落的根本原因。专制虽能创造高效于一时，但政治垄断必然滋生出党内的特权阶层；他们将不断从自身利益出发，挑战“社会主义均利于全民”这一方向与目的，从而使社会不断陷入“阶级斗争”的内耗，最终将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消耗殆尽。
苏中两国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毛泽东，都曾借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管理，资本家持股参与分配的“公私合营”方式。但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后，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入另一种隐蔽形式：名义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但经济权力实际上被少数人以国家和全民的名义掌控；名义上的主人“全民”，事实上并不在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垄断了经济资源代理权的人，他们实际享有着资产的使用权、处置权以及一定程度的收入享受权，成了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即特权阶层。毛泽东当年说“党内有个资产阶级”，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成立。
这种隐形的国家资本主义，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实现形式，但却是一种半截子的实现形式。如果说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那么中苏式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与政治权力专制之间的矛盾”，而不是什么搞笑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政治与经济的长期脱节，不但背离了马克思的基本设计，也使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不但不具有优越性，反而呈现劣势。
或许当年中苏的领导人并非不明白马克思的真意，但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例如战争年代的传统，外部列强的威胁，内部“反动势力”的挑战，以及执政集团的既得利益，等等），最终只搞了半截子社会主义，即经济社会主义；并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假民主的嘲讽，作为自己拒行社会主义真民主的依据，且量身定制出一种高度“集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在1956年、1966年的“大民主”尝试，可能有着进一步完成社会主义、将马克思主义进行到底的理想化意图，但因为客观的反弹力量太大，不得不中途夭折，甚至反转。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当年对黄宗羲的民主承诺，并非是打妄语，只是他也最终没能扭转历史的惯性。
这是历史的无奈，也可以说是当时中苏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并未成熟。在马克思的原始设计中，“物质极大丰富”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其实，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不需要这种条件，无产阶级只须掌握国家政权即可，所以列宁提出并践行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但如果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民主，却可能需要上述条件——只有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条件下，政治民主才不会因为外部竞争的压力等客观原因而不得不被牺牲掉。
由此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还只存在于书斋之中，它还从未在人类实践中得到过全面验证，现在断言其优劣还为时过早。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前进行社会主义实践，即使政治、经济两条腿齐动，也将面临许多难题。难题之一是怎么解决公有制条件下的“激励相容”问题，无论是社会保障的高度发达，还是对贫富分化的高度限制，都会降低对效率的激励；难题之二是怎么处理决策的民主与效率之间的矛盾，这可能涉及怎么确定民主的适用范围：是只在中央一级选举，还是遍及各级政府？是只在政府机构搞民主，还是遍及包括企业在内的各种经济、社会组织？
上述两个难题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都不成其为问题，就一国内部而言也不是问题；但在全球化竞争的压力下，它们却成了攸关社会主义成败的关键。

中国富人最缺什么?

“上流社会”的贱民=中国富人最缺的是什么?

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就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

60多艘豪华游艇云集上海，亚洲最大的游艇展粉墨登场。此次中国国际游艇展由“人头马”等四大欧洲奢侈品品牌共同赞助，显示出海外相当看好中国富人在游艇方面的消费热情。(4月8日新华社电)中国在亚洲远不算是个富国，温饱问题尚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但是，中国富人的消费，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不仅美国的许多豪宅已经为中国人所拥有，而且中国本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

富了常要摆阔，举世皆然。以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的富人真论财富还无法和发达国家的大款相提并论，要斗富是斗不过人家的。

然而，奢侈品的消费却超前了好几步。中国的富人，愿意在其拥有的财富中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奢侈品消费。这是为什么？

考察中外富人的文化行为，可以看出，中国的许多富人只用财富界定自己的地位，缺少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因此就没有任何精神传统对其穷奢极欲进行制约。

这一格局之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17世纪以后，欧洲的一些平民新贵通过经营实业成为富人后，首先面临着和贵族争夺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问题。贵族的地位是世袭的，不完全以财富来界定，甚至以经营实业为耻。平民发财后，经济上和贵族比肩，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却远不如贵族尊贵。特别是在英国，购买贵族爵位不易，仅仅凭借财富，无法赢得社会的尊重。

到18世纪中期，英国的平民新贵已经成势，在经济上举足轻重，在社会和文化上不甘再居贵族之下。于是，他们就必须通过自己的财富，向社会证明为什么自己值得社会尊重。在传统的观念中，贵族之所以“贵”，不仅是因为他们有钱，而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统治的社会承担着一种家长式的责任。于是，这些新贵就拼命展示自己的财富是如何比贵族的权力更加有益于社会。他们明明知道投资于土地不赚钱，但还是大量购买土地，并运用自己的经营技巧，在土地上指导佃户试行新技术，促进农业革命；有的则为故乡修建基础设施，从事福利事业；有的则通过在本社区广泛行善，成为公共领袖，被选为下院议员，拥有了政治权力。

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要创造一种与贵族不同的自我认同，向社会证明：他们代表的新阶级，比贵族更高贵，对社会更有益。虽然他们致富后在生活方式上极力模仿贵族，但是在经济上获得了对贵族的明显优势后，马上就发展出自己的新格调：节俭。他们模仿贵族修建乡间别墅，却明显突出朴素的风格。他们日常的生活开销，也是体面而节制。他们甚至在媒体上刻意炒作贵族的奢华，并用自己勤奋、简单的生活方式与之进行对比。一句话，他们要向社会证明：把财富和权力放在他们手里，比放在贵族手里对社会更加有利。他们的财富，有道德的目标。而贵族的权力则没有。这种节制、负责的上流文化，特别是在一些新教国家，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着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

在美国社会，人们谈一个体面的富人，很少谈他或她住什么房子、怎么花钱。人们谈论的，是这些人都捐了什么。

中国一直没有贵族阶层，以官为贵。敛财斗富，在古时的官场上日甚一日。如今的一些富人，不但继承了这种斗富的劣根性，攀比的对象也还是国外的大款。可惜，他们根本不知道文明国家的大款是如何生活的。最近一个对美国百万富翁的研究竟发现，这些百万富翁大多数开平民车，用旧家具，甚至选的电话公司也常换，为的是找个便宜的服务。这种几个世纪培养出来的上流社会文化，是中国的大款一两天学不会的。他们现在之所以瞄准国际的奢侈标准斗富，恐怕还是因为他们的行为方式在国际上不被自己的同类接受，于是更要争着入人家的圈子，非要花钱给人家看：“老子和你有什么不一样？”殊不知，越是这样，自己就越成了文明的上流社会的贱民。
(博讯 boxun.com)

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工人维权与左右之争

(博讯2007年1月08日)
作为一个维权律师和致力于从思想和政治正当性上推动维权运动的宪政学者，我一直在弥合民间思想领域左右之分。长期留下来的左右观念分化了维权运动的知识分子，而实际上，左右立场只是对具体时局的判断和进路不同，在大的问题和方向上基本一致。可以在行动中合一。一旦在维权运动中，知识分子从立法者转向维权者，就把他们的权力意志从争夺话语霸权的狭窄空间腾挪开来，从天安门前奔向田野。从内斗转向合作，这样实现了民间力量最大化。维权运动在改革终结之后的时代里，扮演着市场经济的角色。市场经济能够把不同宗教，不同信仰，不同主义的人团结在一起做生意，形成和谐�?
�?002�?月份第一次带动反对信息产业部和新闻出版署的《互联网出版暂行条例》的网络维权开始到今天，我诧异地看到右派知识分子居然对工人维权一点也不关心。以代表整个民族和改革时代的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右派，把工人维权之外所有维权都包揽起来，唯独对工人维权视而不见。而以代表工人阶级的左派学者，一开始只在嘴巴上"良心和平�?quot;。我就用右派维权的道德勇气在世纪沙龙论坛等地方刺激他们，在�?004年十大维权人物》中表扬他们的领袖人物。后来他们也开始考虑维权，一些学院中的左派学者可是介入，一些行动派，例如施晓俞如今介入工人维权已经很深。颇为奇怪的是一贯以领导阶层著称要掌握政治领导权的左派学者，仅仅关心工人维权。如今的格局颇为明显，以维权律师为主体的维权右派，是"不管部部�?quot;，工人维权之外的维权都管。而左派就专盯工人维权�?
左右之间的有志之士还是还是要打破这篱藩，例如近几年活跃于工人维权领域的施晓渝。他嘱托我给西安整流变压器厂维权写篇文章。去年他参与的重庆特钢工人维权，就有一些右派人士参与其中，我本来也想以律师身份参与但未果�?br> (博讯 boxun.com)

工人维权

根据西安整流变压器厂维权职工的介绍，西安整流变压器厂是六十年代创立的大集体企业，职工（包括下岗退休）一百多人，以女工为主。职工靠捡拾拆迁的废砖头盖起了厂房，在八十年代生产经营还不错，有了相当的积累�?994年，主办机关西安整流器厂派张平安任厂长。张平安到厂后，独揽大权，先后逼走两任党支部书记，无故辞退厂工会主席，变卖厂里汽车，将4080克黄金私自转移到他的老家贮藏，将盈利大的产品转包给外人生产，将一个好端端的工厂搞得发不了工资，又以种种理由辞退90%的工人，不给办理劳动保险等手续，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
全厂职工向主管机关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另派厂长，而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决定不再派遣厂长，决定由该厂民主选举厂长。经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西整字[2004]93号函批准，在西安市公证处的现场监督下，该厂于2005�?�?5日召开企业职工大会，集体罢免了原厂长张平安的厂长职务，选举高爱莲为厂长（（2005）西经字�?135号公证书}）陕西省国资委也承认了该厂民主选举厂长的合法性（陕国资字�?005�? 9号文）。但张平安拒不执行厂职工大会的决定，不仅执意把持企业的账目、证照、印鉴，而且强行拆除该厂配电房等设施，造成该厂停电断水，致使该厂新的领导班子无法开展工作，企业生产完全停顿，职工生活陷入困难�?
该厂女工孙礼静（60岁有严重青光眼病为残疾人，因带领工人维权被扣发工资）多次带领职工进京上访，要求国家国资委支持该厂工人的民主选举。该厂职工多次向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报告，要求其兑现诺言，承认该厂职工大会的民主选举结果和撤消张平安的厂长职务，但西安西电电力整流器有限责任公司长久以来对该厂职工的合理合法的要求置若罔闻，推诿搪塞，不予履行其法定职责，而且�?005�?1�?日由公司田书记亲自带领一干人员到该厂表示公司支持张平安开展工作，逼迫该厂职工服从已经被罢免厂长职务的张平安的领导，遭到该厂职工的严辞拒绝�?
2006�?�?日，公司保卫处处长带领很多保卫人员砸该厂的大门，并扬言要抓厂内职工�?006�?�?2日，四辆警车到厂内进行所谓的法制宣传，吓唬工人。该厂职工生活陷入极为困难之中，有两名女工因无钱治病而自杀，有三名职工无钱治病病死在家中，有的家庭离婚破裂�?br>
工人亲生女主管局二奶


集体企业与国企一样，都是宪法重点保护的资产，可是重点保护的偏偏流失，越保护越流失。因为流失的原因是内贼，是主管部门，而不是外贼。剥夺工人的集体企业财产权和剥夺工人私有财产的强盗和土匪，不在山上，而在政府大院里面。集体企业产权比国企清晰多了，但是还是主管局的禁脔。集体企业是工人亲生女，如今的下场是被抢去做主管局二奶。产权是靠政治权力来保护德，如果政治权力来抢夺，那还有什么抵御的办法�?
主管部门与监督部门之间，首先还是官官相护�?我原来在福州做律师的时候，在福建古田办过一个类似集体企业古田造纸二厂的的案件，福建宁德中院在与当地古田县委协调未果得情况下，最终判决职工方败诉�?
可是说中国工人今天的贫困是政治性贫困。为什么不让分享国有企业增值的成果，甚至工人自己亲手创造出来的，也要供别人抢。这里有一个潜规则在于维护政体的安全，就是要民穷官富。民穷就不容易提出分享政治权利�?br> 集体企业做大了就是为别人做嫁衣？我们就可以从未来的必然结果来为当前经济体制的变迁定性：以国企为例子，从90年代初全民所有到国有，这是取消全体国民对国有资产的抽象所有权，而每一个国民的那种权益也在神不知鬼不觉地没了，国有就是特权集团将真正意义的所有权人赶走了，私有化就是把所有权人赶走以后的分赃�?
在工人看来，工人对集体资产的这份权利是自然权利，它是"约定俗成"的，是经过时间考验�?quot;预期"利益�?quot;预期"也就是信赖利益，正是基于对政府的信赖，全体工人才将集体资产交给国家管理，并要在将来的时间内获�?quot;分红"，是永久享有产权，而不是应该被政府官员以及同伴抢走的�?


平等精神之增长和以理维权

目前的工人维权，其对政府的合法性评价是中央政府是好蛋，地方政府是坏蛋，从地方到中央，越往下，越腐败，越黑社会化，越往上，越清廉，越青天大老爷。从工人本身来说，以及胡温的亲民政治来说，现在中央政府的权威，没有十来年的时间，还不会倒塌。中央政府的权威，是最后一捆稻草，最后一段希望�?br> 从封建王朝末年的历史来看也是一样。当豪强的实力过于强大的时候，皇帝总是站在人民一边，打击豪强。可是都是虎头蛇尾，最后皇帝还是陪同豪强一起埋葬�?工人上访维权，工人总是在怀念毛泽东和期待中央来收拾地方�?
为什么工人维权在怀念毛泽东中进行，我认为这样的精神景象，并不是能够通过批判能够解决的。对毛泽东的怀念，对毛泽东式强人的呼唤，其背后有一种现代性的东西，也就是平等感的增长。这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兴，逆之则亡�?br> 作为一个贵族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也承认民主和平等是一种不可抵挡的天意。所以我们应该把对毛泽东的怀念与平等感的增长区分开来，前者不过是后者的载体，当我们没有提供适当的载体，那么毛泽东自然而然成为载体。所以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工人崇拜毛泽东，而是我们如何提供一个制度的替代物�?
在中国，平等感的增长，与士大夫知识分子地位的沉浮成反比。从秦政以来，除了士大夫是进入政治社会的，而其他阶层都在政治社会之外，尤其是农民可以说是处于黑暗之中。科举制度通过几位少数机会的公平竞争，只能带来"一线天"：也就是极少数的人才能上升到政治社会?而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一切社会资源，财产、地位和荣誉，都由政治社会中的权力来支配�?br> 其他阶层积攒了数千年的对士大夫阶层的怨恨，在人民主权确立的时代中终于爆发，1895年的立宪，在人民和皇帝之间插入一部宪法，人民主权开始确立1905年于是进一步废除科举。这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举动，两千多年来士大夫对人民基于自然的统治被废除了。五四运动从精神上废除了儒家的文化法权。要翻身作主的人民跌跌撞撞来到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士大夫阶层的底层精英乡绅也被消灭了。再到文革，知识上现代化的知识分子，又再次被毛泽东打断脊梁骨�?
在此我并不做道德判断，我仅仅在描述历史现实背后的精神龙骨。一个不道德的举动背后，并不见得没有积极的意义。就像法国大革命虽然血腥，但是却开启了现代历史的大门， 完全来自农民阶层，还残留农民集体记忆的工人在1949年似乎是首先解放起来的政治力量。要翻身作主的心理能量是极为强大的。在毛泽东时代，通过政治参与、开会等等方式来体现它，表达它，抒发它。毫无疑问，在一种癫狂和神迷之中，人民民主专政是可以高度代表人民的。当然这种心理时间很短暂，就像海洛因一样高潮一阵子就结束。后果也很严重�?
现在工人维权是不可能从这种集体记忆中走出，集体记忆的力量是本能的力量，别想用理性批判短时间内解决之。工人维权中的毛泽东旗帜和以理维权，是必须直面的问题。 经济改革并没有如期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相反加剧了贫富差距。精英的自由和民众的平等没有融为一体，自由就如同泼在煤中的水，本来是降火的，结果导致火势越大。贫富差距和精英的优越感将唤起广大民众新一轮的平等要求。
西安整流变压器厂工人维权资料 http://www.cn190.com/adslbbs_list.asp?cid=1

主流经济学家露出专制的尾巴

作者：陈永苗
经济自由能带来政治自由么，这一近30年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我的帖子《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被删了，被中国改革的网络大本营中国改革论坛（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index.asp）删除了。4月8日，我以id煤火在中国改革论坛理论前沿栏目发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就消失了。这个文章能够在传统纸媒上发表，也能在世纪学堂和猫眼看人等网络论坛存活下来。这个论坛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下面的，是主流经济学家的网络大本营，我的文章贴在这些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文章的下面，因为全力反对他们，就如羊入虎穴，一口就被吃掉了，尸骨无存。
最近主流经济学家的权威，作为网民公敌，陷入了网民战争的海洋。于是其专制的尾巴就露出来，凶相毕露，满脸横肉说“不能让网上言论左右国家政策”，“政策的决定不应该投票”，老奸巨滑的例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呼吁北京当局用邓小平的不争论，从道义制高点使用国家暴力来压制网络舆论。甚至当左派乌有之乡网站批评了张维迎亦遭到了关闭。

加尔布雷斯在《经济学作为一种信仰体系》（载《经济学、和平和笑料》）中说，一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不断受到并非空穴来风的指责，认为他已经不是科学，而成了一种信仰体系。它不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而是用来排除对政治经济集团及其经济学不利的思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之中说，自英格兰被资产阶级政府后，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不再是某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他对资本是有利还是有害，政治上有无害处那样。
加尔布雷斯还说，过去被接受的经济模式，往往并不反映现实，而是用来转移一切迫切的社会问题，因为权势集团怕触动这些社会问题引起的政治后果。此时，经济模式以及经济学所起的作用乃是政治作用。
我在写杨小凯林毅夫之争的《经济民族主义》时候，就看到了改革开放的主流经济学是马克思经济决定论的继子，所以主流经济学可以被当局收养，并且安排使用。既然父子，主流经济学为专制服务就毫不奇怪了，当网民要颠覆他的继子地位时，与当局一样，所有的《历史的先声》什么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全部成了放屁，主流经济学就差没借用他老爹的枪杆了。
是不是自由民主的信徒，并不是看他嘴巴上有没有挂着口号，而是当自由和民主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时，放弃自我把自己献身于神圣价值，还是逆天而行，悍然取消民主。纳博尔在《政治的罪恶》中说：“只有当取得政权的人将他处在反对派地位时所表明的自由原则付诸实施时，才有可能相信他的自由主义的真诚。”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新专制主义，我只能这么说。
[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博讯 boxun.com)

忧中国新变局批全球化浪潮

作者：亚洲周刊

忧中国新变局批全球化浪潮
作者批判全球化追逐廉价劳力的寻底竞赛，
中国藉国际资本涌入而繁荣，但须克服痛苦后遗症。
本书作者、经济学家王小强的名字，对许多人而言，并不陌生。王小强曾留学欧美，担任过中国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获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经济系博士学位。这本《史无前例的挑战》，是作者探索五百年国际政治的本源、总结中国改革二十六年教训得失新思考的结晶。
冷战结束，人类迎来资本自由流动的全球化时代，但也如批评者所指，道德上的中立，精神上的空泛，令全球化很快异化为一种「超级唯物主义」，也被学界讥为「自私自利的教条」，缺乏对社会正义、爱国情操、道德、伦理的关怀。全球化中成功人士的故事，藉好莱坞电影传遍天下，「教育」穷人「世界上有钱有势的阶层富得如此正确、欺人『有理』」。但全球化的「败笔」却鼓舞了幻想破灭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更别说那些盲目狂热的左右翼分子了。
崛起的中国与美国一道，成为藉全球化获益最大的国家。但中国面临痛苦，挑战压力来自西方世界，更来自中共执政能力与合法性的凭证。全球化是雇用廉价劳力的「寻底竞赛」，哪里能一再压低工人工资、无情延长工作时间，国际资本就涌向那里。据中国美国商会调查，在华美国公司七成五盈利，其中四成二的利润率又超过它们在全球的利润率。书中更披露，纺织业的时工资，瑞士是三十五点三三美元，美国是十五点七八美元，波兰是三点八美元，中国沿海是一点七六美元，而中国内地则是零点四八美元。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国家标准，是本国囚犯生活标准的四分之一；仅用几千元就能买断一个国有企业职工几十年的工龄；人命赔偿一至五万元。作者问，「全球五百强能不来吗」？「中国煤矿爆炸能不频频发生吗」？「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保障职工权益，收拾人心」。
中国正处于发展的拐点。作者认为，邻国的经济值得记取，俄罗斯遇到苏联解体后的进一步衰退，幸亏总统普京以「民主倒退」、「取消基层直选」救国家于分崩离析。作者联想到中国，万一没有了党中央的统一组织纪律、统一调配干部的权力，地方大员一手遮天、集体犯案，该发生多少起上世纪湖南「驱张（继尧）运动」式的颜色革命？
湖南当年反腐败、反封建的驱张运动领军人物是毛泽东，该运动后来又延烧为地方自治运动，确是不折不扣的颜色革命。作者的忧患意识也是机敏的历史感，但在分析上却有「倒因为果」之嫌。无论在北洋时代还是在中国当下，地方大员胆敢一手遮天、集体犯案，就因为他们权力的来源不是民主选择，而是中央任命或拥兵独裁。缺乏透明度与民意的上级任命，也是催生颜色革命的「祸根」之一。
书中还批评当今世界的「美国化」。各国的顶级精英几乎都有在美国一流研究所念过几年书的经历，即使是在「有深厚学术传统、又有民族自尊」的法国也不例外。北美、东亚和欧洲的非政府组织聚会，「像极了美国一流大学的同窗会」。但世界各地却出现「熟悉美国、羡慕美国，进而憎恨美国」的浪潮。这是全力推动全球化的美国始料未及的。全球清醒人士都看到美国成为政治独断、经济强大、文化诱人的唯一超强大国，终究不是人类的福音。（殷天展）
（刊登于：《亚洲周刊》第二十卷五十一期，2006年12月24日出版，第62页）。
大风出版社
***********************************
电话：+852 25508911
传真：+852 25508711
http://www.strongwind.com.hk
Email: info@strongwind.com.hk

《史无前例的挑战》
作者 : 王小强
出版社 : 大风出版社
ISBN : 988-98078-4-X
定价 : $58
乌有之乡有售。售价60元。

中国不再做世界加工厂

综合消息：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见图）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强调，中国不能再扮演世界加工厂的角色，不能再“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他认为，广东推出种种环保措施是必要的，珠三角的港资企业必须进行技术改进和产业升级，以适应新的环保要求，“不能光是埋怨，埋怨也没有用”。

作为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广东的污染也是最严重的。广东最近推行多项环保措施，包括罚款、强制要求增加脱硫设备等，令珠三角的五万港商面临淘汰危机。《星岛日报》专访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以及学者、港商探讨这场环保风暴，将一连两日刊登。

46岁的潘岳，上任之后叫停三十多个大型违规电力项目，力主圆明园环评项目，推出绿色GDP核算报告，掀起了环保风暴。他在中国政坛以尖锐敢言著称，被视为少壮派政治明星。潘岳在北京接受《星岛日报》专访时明确肯定广东整治污染态度积极，同时也支持推出这些环保措施。

他说，港资企业对广东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自身也获得了大量利益。由于不少港资企业是劳动密集产业，比如电镀、皮革，在珠三角造成了大量污染，甚至影响到香港的蓝天白云。广东推行环保措施整治污染，是“势在必然，港商要适应新的变化，增加对社会的责任感，不能光是埋怨，埋怨也没有用。”

他指出，港商的痛苦是可以理解的，但摆在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必须有所作为，改进技术，不能只靠低成本运作﹔二是迁移到粤北甚至其它省份，“但是无论迁到哪里，内地的环保要求也在提高，因此从根本上还是要产业升级。”“中国不能再扮演世界加工厂的角色，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潘岳说。

他指出，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业生产第一大国，主要依靠资本投入和廉价劳动力，“用二十年的时间取得了西方一百年的经济成果，西方一百年的环境问题也在中国二十年中集中体现，我们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不然短暂繁荣的背后必定是漫长的严冬。”

“中国在上一个五年计划，所有GDP指标都是超额完成的，但是环境的主要指标一项都没有完成，都是欠了帐。”潘岳说。

中国每日耗水量世界第一，污水排放量世界第一（美国的三倍），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尤其是松花江污染事件已经引起全球关注。潘岳认为，全世界历史上的战争要么为了意识形态，要么为了资源，西方国家担心十三亿中国人的崛起将消耗资源，因此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是有疑问的。他强调，中国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走“绿色崛起”之路。

（博讯记者：万感） (博讯 boxun.com)

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

第五届绿色中国论坛10月27日在北京开幕。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论坛上做了题为《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的主题演讲，潘岳在演讲中把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提出了“公平的环保促进社会的公平”这一概念，全面地体现了我国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下是演讲全文：

　　一、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
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是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中央还提出，要紧紧围绕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五大执政能力，以科学的态度去落实科学的思想，以创新的精神去发展创新的理论，以完善的制度去保证长期的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核心内容。
人的需求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人的动物本能，社会属性的本质是精神性的，是利己与利他的高度统一。社会主义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更要改变人的需要，使人们从自然属性中逐步解脱出来，从注重物质生活转向注重精神生活。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未来社会价值体系的核心概念。它将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促使人类重新审视自我，重新评估历史，重新定义幸福。仅仅发展生产与扩充财富并不等于就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并不等于就与人类的进步方向相一致。人类现代文明的最高表现是人性的进化，即人与自然的相融。
人与自然的和谐必然促进人与人和谐，而人与人的和谐必然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社会和谐不能一味地追求经济赶超，不能无原则地取消斗争，不能扼制人对物的合理占有。社会和谐是人道社会主义，包含着尊重自然的基本诉求；社会和谐是对资本主义竞争理论的彻底修正，与马克思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追求一脉相承；社会和谐是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自觉调控，使全体人民在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和谐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它提倡在全社会建立一种自我克制、自我超越的生活方式。
社会和谐必然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公平，就是在平等的规则下，人人享有同等的机遇和权利，以达到最终资源分配上的公平。从政治学角度看，就是执政党要保护人民基本人权，保障社会多元化、防止社会分裂化；从社会学角度看，就是执政党要调节各社会成员间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缩小社会收入贫富差距；从经济学角度看，就是执政党要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
经济发展绝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市场配置虽然可以增加社会财富，但无法解决社会不公。社会不公一旦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就会酿成社会动荡，发展的成果也将毁于一旦。我们执行让一部分人与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不能忽略社会公平，这将使我们难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更会引发深层的体制矛盾。
社会公平不是平均主义。中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根深蒂固。中国近代的经验教训表明，扼杀社会效率就等于扼杀民族活力。因此，强调社会公平，只能保证机会均等，而不能强调收入均等。收入的差距，只能依靠国民收入再次分配。以牺牲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来换取所谓均等的做法不能重演。中国今天的现代化之路，是20多年前中国人的共同选择。发展不能停。需探讨的是发展观念，需改革的是发展方式，需评价的是发展结果。
我们不能以为只要经济发展了，政治就必然稳定，危机就必然化解，社会就必然和谐。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将更大。我们在和平年代最重视经济发展，其次是社会问题，再次是环境生态。经济形势一日一变，社会形态一年一变，环境生态十年一变，但它们产生的实质影响正相反。经济危机可以通过宏观调控加以化解；社会危机需付出巨大政治成本才能平息；而环境危机一旦发生，将变成难以逆转的民族灾难。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发展后劲都跟不上，是因为取得的大部分效益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帐，为滞后的体制而付帐，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帐。
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环境生态，与体现人与人和谐的社会公平，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当未来30年人口总量、劳动就业和老龄化三大高峰同时来临时，当我们仍按照拼资源拼消耗的方式去增大经济总量时，当我们仍无法解决城市工业化与二元结构、就业的矛盾时，当经济受益者与环境承担者因分属不同群体而使社会矛盾激化时，加快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显得非常迫切。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推动全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即是说，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对自然的回报相平衡；当代人发展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本区域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区域发展为代价。
(博讯 boxun.com)

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

潘岳：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在财富论坛上的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嘉宾：大家好！
　　很荣幸能够在这样一个讲台上来谈中国环境问题，首先我要说，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什么“隐约逼近的危机”，而是一个已到眼前的危机。我们一直说要搞好环境造福子孙后代，实际上是我们这代人能否安然度过的问题。 (博讯 boxun.com)

　　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曾在不同的场合赞誉过中国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GDP年均增长8%的奇迹。然而，这种增长是以资源和环境更快速度的损耗为代价的。一年前我参加了一个评价中国年度高利税企业的会议，排在前面的全是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中国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劳动效率仅为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
　　50多年来，中国人口由6亿增长到13亿，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从600多万平方公里减少到300多万。45种主要矿产15年后剩下6种，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赖进口。我们三分之一的国土已经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经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症……如果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走下去，随着15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翻两番，污染负荷还可能增加四至五倍。
　　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比方讲技术落后、地方保护主义、环保法律与体制不得力……但今天我只讲一点，就是中国的环境问题也不是一个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源是我们扭曲的发展观。
　　我们一直有一个思想上的误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就等于发展，只要经济发展了，就有足够的物质手段来解决现在与未来的各种政治、社会和环境问题。然而现实是，如果政治文明不跟进、社会发展不协调，环境保护不落实，经济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制约，因为经济发展取得的大部分效益是在为所欠的生态债而付账，为滞后的体制而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而付账。
　　很多人认为，中国可以模仿发达国家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发展上去了，有了钱，回头再治理污染也不迟。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结构比发达国家紧张得多，发达国家可以在人均8000-10000美元的时候改善环境，而我们很可能在人均3000美元时，生态、社会和政治危机会交织在一起提前来到，我们那一点点经济成果根本无法抵挡。
　　然而，我们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拿我自己做例子。两年前我还在宏观经济部门研究经济发展。几年前，也是在一个类似今天的场合，我得意地告诉国内外媒体“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我全然没有意识到， “世界工厂”的代价也许就是“世界垃圾厂”。这确实是我、以及大多数同僚们当时真实的思想状况。如今，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主要指标是当地的GDP的增长，各种发展规划都没有考虑生态环境的情况而被制定出来，无数制造业也是在没上环保设施的情况下建造起来的。
　　政治问题必须在政治的高度上解决。正如胡锦涛主席前天晚上的致词中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已在2004年提出了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一次战略性转折。但正确的理念如果没有坚实的制度框架，对那些大部分仍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初期的地区而言，很容易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我们今天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可持续的制度框架。
　　第一项工作是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绿色GDP核算体系。今年3月份，在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的主导下，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重庆和四川等十个省市已经开始了绿色ＧＤＰ的核算试点。
　　第二项工作是在浙江、四川、内蒙等三个省开始进行环保指标纳入官员政绩考核的试验。考核内容包括执行环保法律法规情况、污染排放强度、环境质量变化和公众满意程度。
　　第三项工作就是调整行政规划区域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即是根据不同地区内不同的资源、人口、经济，环境总量来制定不同的发展目标与考核标准，让生态脆弱的地区更多地承担保护生态而非经济发展的责任，为此就有了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城市对乡村、富裕人群对贫困人群的生态补偿机制来平衡各方利益。
　　第四项工作，我们要实行循环经济战略并大力开发新能源技术。循环经济一方面可以循环利用废旧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生产链条的延长来增加就业机会。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在10—20年内仍以煤为主，我们现在可以大力开展煤的清洁使用技术，但长远来看，只有新能源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舍得花费最大成本去投资新能源的开发，并利用价格、税收、财政等政策，激励新能源走出实验室得以普及。在推广循环经济和新能源的过程中，政府也必须同时调动起私营部门的积极性。
　　长久以来，环保投入一直由政府财政拨款。专家计算，环保投入至少达到GDP的1.5%，中国的环境才能够有所改善；然而，中国的环保投入一直在GDP的0.5 %左右徘徊，直到1999年才勉强达到1%。中国的循环经济和新能源战略是仅凭政府财力绝对无法完成的任务，我们必须引入市场多元投资的机制。2004年，中国的环保产业的收入总额目前为2500亿人民币以上，2005年预计将达到3000亿，5年后有可能达到5000亿左右，这种发展速度，相信在座的各位商业精英会意识到，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在此，我们也鼓励跨国公司参与到中国循环经济改造和清洁能源开发上来。一些世界著名环保集团如法国威利雅水务、英国泰晤士水务等已经进入了中国环保市场。我们非常欢迎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带着你们的技术和资本，到中国的环保产业来投资。你们的这些努力，不仅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环保事业做出贡献，也为全球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借鉴。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提供法律与政治上的保障，来支持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如今，环境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紧紧纠缠在一起。中国生态环境最恶化的地区往往是贫穷的西部地区，这些地区为发达地区输出资源、承担生态破坏的成本，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导致贫穷和污染交合的恶性循环。目前，这些地区还有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生活垃圾露天堆放，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可以说，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的不公加重着社会不公。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到环境污染威胁的民众与知识分子们，正在以各种形式来寻求参与政府的环境决策。
　　如何对待公众的环保参与，政府必须明白，公众参与环保不是施舍，而是宪法赋予的权力。我们有义务去回应和保障。环境关涉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但和其它领域相比，它的政治风险较低，因此较易达成社会共识和共赢，是探索社会主义民主和公平的最好切入点。因此，我们需要设计一套更加开放透明、更能集中民智代表民意的环保参与机制。
　　一个月前，国家环保总局召开了中国第一个完全公开的圆明园听证会。这个听证会从公布消息、征集与会人员以至听证本身，都是完全公开和遵照国际惯例进行的。会上争论十分激烈，很多学者、市民和非政府组织都对相关部门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都通过互联网和电视媒体的现场直播展现在几亿观众眼前。换到几年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为了推进环境决策民主化进程，也为了进一步对社会主义民主进行探索，今后对重大环境事务还要举办公开听证会。环保总局还在寻求通过立法程序推进环境信息公开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并对非政府组织进行业务培训与行为规范，帮助他们更专业地参与环境事务。
　　我想我的发言时间可能已经到了。最后我想说，谁想在中国长久发展，就必须了解中国的文明内涵。“人与自然和谐”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核心内涵，这使中华民族延绵了几千年。近代一百年来，我们学习西方的传统工业文明，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有沉痛的教训。未来呢？中国未来的文明内涵是什么？正是可持续的、绿色的、民主的、公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来源：人民网 (博讯 boxun.com)

用政治手段解决政治问题

作者：萧武
昨天，陈永苗把他新作的《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给我看。很感谢他的信任。
　　修辞
　　作为一个策论，这个一万多字的长文直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是的，策论需要直白，需要大白话。因为策论的预期读者是很明确的，不需要打太多掩护，不需要曲曲折折，不需要欲说还休，需要的就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勇气。但是，对一个策论来说，光直白是不够的，尤其是当面对的都是被作者当成“自己人”的时候。
　　其实这里面的道理是不难明白的。更多的时候，最容易误解你的其实恰恰是那些被你视为“同志”而非敌人的那些人，被你当成“敌人”的那些人，却可能更加能充分地理解你的用意。同样的，更多的时候，而那些故意的误解和歪曲却最可能来自于“自己人”，没有人比他们更懂得怎样用你的矛来刺你的盾。当你自以为很真诚地向“同志”敞开心扉的时候，你也给那些等待机会攻击你的人亮出了自己的命门所在。
　　真正危险的敌人不是那些在明处的人，而是那些藏在暗处等待机会下手的人。他们没有说话，不会给你任何预兆，他们最懂得什么叫韬光养晦，他们会选择在恰当的时机一击即中。因为，这种攻击行动在本质上就是一次赌博，是你死我活的，他们没有退路。越是强大的人，越是容易死在自己的同志手上。而且，你的血喂养大的孩子正是那些背叛了你的理想的人。想想今天的自由派与64一代的关系，想想邓与毛的关系，或者想想今天的你与张维迎，应该是能看出点什么来的。
　　权贵资本主义
　　张维迎不是策士，也不是知识分子。策士的兴趣是向有权的人说实话，知识分子的兴趣是在书斋里打死老虎。这都不是张维迎的兴趣，他的兴趣用前几年很流行过一阵的话说，是给“民营企业家”们做所谓的“教父”。我的看法可能要更简单些，他只是一个枪手。
　　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今天已经成为了一个现实，这是有眼睛的人能看得见的。永苗对权贵资本主义的控诉我几乎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的保留。权贵资本不仅窃取了49年以来全中国人的劳动果实，更窃取了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果，包括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所有改革的成果今天几乎都已经变成了权贵资本势力的特权。
　　但是，我们需要厘清的是，权贵资本是怎么产生的？这是我们的分歧所在。
　　对永苗来说，也许会比较习惯于用极权政治来描述49年到76年的政治和社会状况。这我能理解，但我愿意用一个更加中性的说法，官僚机器。
　　权贵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个逻辑的结果，而不是意外现象。从1954年开始采取全套斯大林主义模式开始，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走向今天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从前的国家资本主义在1980年代转化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1990年代转化成了权贵资本主义。这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逻辑过程。从一开始官僚机器压制工人农民的自由结社要求到1889年的事件，直到最近出现的种种情况，官僚机器的逻辑从来都是一以贯之的，从来没有手软过。如果你愿意接受，其实也包括文革期间官僚集团组织的种种对造反派的打压和文革结束之后的清算。你们愿意提到的林昭、张志新到西单民主墙，到1989年，再到今天，这里的逻辑都是始终贯穿如一的。
　　当然，对于官僚机器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不用我多说。
　　政法系
　　我无从得知是什么让你对政法系有这么大的信心，竟然认为政法系是中国的未来所系，也许是维权运动中政法系的亮丽表现和出彩表演？
　　是的，启蒙死了，这个判断我同意，而且我以前就讲过。连带的，人文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他们最后的挽歌，也是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告别仪式。那之后的人文系基本只有娱乐功能，没有政治和社会功能。你做过媒体，大概很清楚，名作家们的事迹，尤其是新生代的作家们的消息一般都是发在娱乐新闻里的。念念不忘启蒙的人文系除了打死老虎和画饼充饥，从来没有什么真本事。
　　财经系也死了。吴敬琏、张维迎是财经系的旗帜，他们的恶名远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财经系被习惯性地叫做经济学家，其实这是一个误会。中国从来没有过经济学家，更不用说合格的经济学家了。经济学只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框架，但是财经系成功地将它变成了一套符咒，试图用它来为中国包治百病。到今天应该已经很清楚了，财经系已经完全倒向了权贵资本主义，成了枪手。
　　政法系会比人文系、财经系有更出色的表现吗？我认为不会。八十年代得势的人文系试过了文化，九十年代红火的财经系试过了市场，问题都没能解决，反而弄出了不少新问题。政法系手里的刀凭什么比人文系、财经系更锋利呢？文化没能解决的，市场解决不了，法律同样也解决不了。人文系、财经系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中国的问题必须是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其它问题，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必须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
　　所以，我赞成革命自由主义和宪政爱国主义。但是，需要提醒的是，革命自由主义与宪政爱国主义必须相互策应，任何一支单兵突进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就象下象棋，孤军深入只是早些送死罢了。

　 　　


人文系的八十年代与“人文精神再出发”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作者：萧武 2006-4-4
　　任何立足当下的历史反思都存在某种诉求，在过去“小气”的划分中，这诉求是明确的，比如在蔡老的《神圣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晰的感觉到作者的精神诉求和认同目标，可是现在，这样赤诚地袒露很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迂阔地划分，大家审慎得不敢轻易点头和摇头。伴随“可能性”的增加，我们的话语在逻辑层面不断滑动的余地也越来越大，我所担心的大约是这滑动带来的磨损。
　　又看了一遍上次的讨论，很喜欢这段，尤其是“我们的话语在逻辑层面不断滑动的余地也越来越大，我所担心的大约是这滑动带来的磨损”这句，以前还真没这么想过。
　　为什么“大家审慎得不敢轻易点头和摇头”了？也许这里有前三十年的实践的“失败”所带来的挫败感，也许还连带地影响到了“大家”对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信心，或者还有诸位留恋不已的1980年代的启蒙主义残留会时不时的出来活动一下。
　　其实我一直挺喜欢朱学勤的一个说法的，80年代的文化热带着很强烈的“虚火过旺”的特征。但是，中国的问题也许不是文化问题，也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所谓的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试图通过向文化、经济和法律的迂回来解决政治问题，未免有些失之于迂阔。
　　其实1989年的事情已经宣布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宣布了一个方案的失败。套用朱学勤的一个说法，人文系失败了。
　　到了1990年代，迂回的主要路线已经从文化转移到了经济上，于是经济学家取代1980年代的作家和诗人、经济学取代了哲学和文学。人文系只好退回书斋，再套用朱学勤的说法，搞“书斋里的革命”。当“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已经成了习惯的时候，迂回原来的目的已经被慢慢消磨掉了，剩下的迂回本身成了意义，成了为迂回而迂回了。有目标的迂回终于变成了无目的的漫游。
　　为什么诸位总会觉得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状态是积极的、向上的、蓬勃生长着的，而九十年代就没有这般给人以希望的品质？
　　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那么难于理解的，1980年代的迂回、“文化热”是目标明确的。而九十年代是人文系已经被妥帖地安排到了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分工的小橱窗里的时代，人文系熟稔的“文化”与“精神”这些概念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几乎毫无帮助。每个人都在梦想着发财致富，每个人都在指望着一夜成名，那些革命年代里灌输给人文系的理想主义气质在这个年代除了被人鄙视，几乎找不到地方落脚。
　　我一直觉得，给“人文精神讨论”做总结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关于张承志的种种争论。当张承志几乎声嘶力竭的表白和坚守都能在这个年代被当作一个吸引眼球的POSE和秀的时候，人文系还能说什么呢？当拒绝崇高、渴望堕落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的时候，除了躲进书斋继续“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人文系还有什么办法？
　　面对乡镇企业的兴起与衰落，面对“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口号，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所象征着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的全面降临，面对房产拉动的经济增长，面对下岗人数日益扩大和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人文系几乎毫无办法，除了谴责还是谴责。而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恰恰是最不相信道义的力量的，它更相信谁的拳头大谁就更可靠，谁的钱包鼓谁就是大爷的逻辑。经济学家们说得还要露骨，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别跟我讲道德。人文系能有什么办法呢？
　　人文精神失落了！人文系惊呼。不过，有趣的是，人文精神失落的时候，人文精神的生意却出奇地好。
　　我不知道学术界是把人文精神大讨论的结束点放在哪一年的，但我印象里一直是在1996年。恰恰是从这一年开始起，以“人文精神”自我标榜的各种讲座的书在全国各地都成了最热门的畅销书，《在北大听讲座》似乎直到今天还没有停止，还在大发人文精神财。可悲的是，“人文精神”的生意与人文系无关，只与那些聪明的书商有关，与习惯了到处走穴的名人、“科学家”们有关。看着这一幕，人文系都有什么感想呢？
　　人文系过去了，财经系登场了，到今天我们才渐渐明白过来，财经系的那些名人们其实都不过是枪手而已，于是政法系跃跃欲试，准备要登场了。这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政治场域委实说得上精彩刺激，好一个“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
　　也许是已经看明白了这演员轮换演出背后的逻辑，又也许是找到了商业社会里的多元主义命门，居然有人提出了“人文精神再出发”的说法。可是，究竟是怎么个再出发法，是回到三十年前的那一夜重新开始呢，还是直接从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分工小橱窗里往外跳？“再出发”是不是意味着对前一次的出发的否定，是不是对前一轮的死亡宣布？关于这些，迄今还没有明确的说法。
　　也许还应该补充一个问题，这一次是重新迂回呢，还是正面冲击？这也许是比别的问题都更重要的问题。
　　很抱歉，下午有些头晕，拉拉杂杂就想到这么多，就一个意思，希望在线讨论的话题能够继续下去。

（附）陈永苗：给改革一个死刑判决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革命自由主义之一
作者：陈永苗 2006－4－6
　　序言：改革之后，我们就没有了历史？
　　革命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现代社会人们要干的活，首先就是革命，把现代社会从古代社会隔离开来。从1849年到1978年，中国人只干了这件事。被共产党折腾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1978年在邓小平的指引下，用改革取代了革命。改革是世俗化的革命，是从马上的政治乌托邦下降到嘛下的黑沉沉浸透无数人血液的土地上。改革是革命的一个替代品，如今现实已经证明改革并没有完成它的使命，那么替代品就要被真品取代。
　　著名学者福山大言不惭地宣布历史已经终结，如今遭人耻笑。邓小平为1978年以后的时间烙上一个烙印：改革，可是难道时间因此永远凝固了么？1978年后的20年，30年，50年，100年，200年，300年都是改革的时间么？因为改革，历史就终结了不成？
　　在改革的大道上，不是前进，就是后退，难道就不能跳出改革大道强大磁场么？改革算一个社会契约，共产党当局和底层老百姓协商同意用改革取代革命，如今缔结契约的基础情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更。
　　脚下的大地已经沉沦，底层老百姓再也无法忍受改革骗局。邓小平先经济后政治的路径，难道就是终结历史的唯一道路？就没其与身俱来的先天缺陷？先经济后政治的路径，也仅仅是权宜之计。既然是权宜之计，就是有所取舍，厉害权衡。如今可以看到这个路径中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制定时间表，很容易被拖延而造成了革命。从最大可能的历史结果来说，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不过是为了新的一场，更加血腥撕杀的革命。
　　改革和革命进行龟兔赛跑，如今快到了终点。改革已经倒在血泊之中，死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枪下，而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穷人反对只对他不利的改革，光付出没有收获的改革。全国怨声载道，说明已经对改革彻底丧失了信心。
　　“改革军号”皇甫平自己空穴来风的“改革不可动摇”呐喊，即使假设说有当局的授意，那也是最后的挽歌，夕阳西下最后的挽歌。
　　改革之后虽然用革命一词烙印下铁血一般冷酷无情，并不是没有了历史和时间。已经抛了太多人的头颅留了太多人的血的革命，让人们恐惧害怕。但是并不会因为恐惧和害怕，革命就消失了，历史就变得温暖如春。
　　改革共识能否修复
　　改革几乎都是一池污水，而且污染源头不可治理，污染还是继续扩大。继续维护改革话语，其政治结果与其意图相反的。因为专制黑洞的存在，越改革，革命的火药库越大。而且已有的改革成果的毁灭指日可待。
　　从大清帝国末年和俄罗斯帝国晚期的改革历史来推论，当局不会作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政府机构管理方面有可能下些力气。按照十一五规划，顶多是政府机构改革，真是急风症碰上慢郎中。绝大部分的人已经相信：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大可能，有的是只唱空城计，指鹿为马虚假立宪。
　　即使目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可以力挽狂澜于既倒？权贵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改革，如果要深化，按照既有的政治结构，除非这些政治体制改革对他们有利，否则他们不会同意，就搞不下去。也就是要老百姓“吐血”支持改革，去赎买，去喂饱权贵资本主义无底洞的贪欲。但问题是，即使用全部已有的东西去喂他们，他们不会满足，也未必会同意。
　　如果有所推进的话，还是按照有利于权贵资本主义的原则来，按权贵资本主义的需要渐渐放松。权贵资本主义获得的政治权利，会进一步用来剥夺和压迫底层老百姓。例如结社自由的大门，是向权贵资本打开的，权贵资本们可以利用结社自由组成商会，用于压迫工人；对工人关闭，不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对抗权贵资本家。还有户籍制度的放松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最早向农村高学历高科技人才放开，无非是为了劳动力。为发展经济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具有这种特征。
　　正如经济学论证的，权贵资本家是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会在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中滥用改革主导权，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例如改革国际惯例就是专挑自己有利的，否定掉不利于自己的。那也就是说，目前在权贵资本主义主导的模式下，即使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能修复改革共识，反而使断裂越来越大。
　　即使权贵资本主义妥协步入了民主政体，权贵资本家的优势没有消失。他们拥有强大的财力，物力、智力来操纵议会，可以利用民主手段来巩固不合法的局面，将有的利益格局固定下来或者甚至进一步扩大。将已有的蛋糕分完之后，还会把中国变成“纳粹中国”，用底层老百姓当炮灰到国外抢。
　　对于底层老百姓来说，从1956年以降是一连串不利的事件。在改革的话语下，是吃黄连的哑巴，欣欣然参与改革，确是刀板上的鱼肉，总是被人想方设法在宏大话语（例如发展）之下蹂躏和剥夺。底层老百姓是食物链中的最末端—虾米。例如国企，一开始是全民所有，1982年暗中变为国有，把人民从所有权主体的位置上剔除出去，为如今的MBO进入个人腰包扫除了障碍。经济改革是权贵资本主义一项多宏伟，多巧妙的抢劫行动。
　　权贵资本主义总是操纵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例如国企改革中当财产流入个人腰包中，总是谈效率。我一直反驳他们的理由的是，当财产与底层老百姓无关了，那么效率再高，关老百姓什么事情，而且再次分配又很差，又不能从效率的提高中获得什么利益。还有例如依发展的名义搞拆迁或者民族商业主义，这些都是挂羊皮卖狗肉。
　　改革共识建立在相对公平之上。个人财富与个人财富的增长之间具有撕裂不了的连带关系，绝对是社会性的，不是个人的。先富起来是为了共同富裕，先富起来对尚未富裕起来的人，具有无条件的绝对的连带义务。所以当经济学家否认相对公平在维系改革共识之中的作用，有着其卑鄙的政治动机，就是为先富起来的人否定掉连带义务。例如当初国民财富100万，和现在国民财富到了100亿，老百姓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反而手中的房子和储蓄，通过拆迁和股市圈钱逐渐流失殆尽，而权贵资本主义却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福布斯排名榜，如何还能有改革共识和社会合作？先富起来的人继续富下去，而老百姓继续穷，要维系社会合作，必须均贫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承诺。
　　对相对公平的彻底撕裂，代表着改革共识的破裂，阶级冲突成为首要的政治问题，一个国家分裂成两个国家，内战的爆发指日可待。
　　张维迎2006年3月11日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说，理性思考要求我们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本着“向前看”的精神，也就是如何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把蛋糕做大，实现多赢，使全体民众和整个社会受益，而不是向后看，纠缠于历史旧账。
　　张维迎是一个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经济学家。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积累财富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让国家和民族更加富强。他们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但是如果这样改革继续下去，国家和民族不是更加富强，而是内战和内耗，也就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目标更无法达到。而且可以由此推论，这些经济学家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反而丧失了中华民族崛起的机会。即使内战被压制下去，没有爆发出来，没有良好的内部秩序的崛
　　起，也是“石墨式”的崛起，而不是“金刚石式”崛起，石墨和金刚石组成物质一样，但是由于内部结构不同，其坚硬程度相去十万八千里。为了转化内部矛盾，权贵资本主义会把中国变成了法西斯国家，从而造成中华民族的巨大浩劫。
　　民族和国家的富强，并不能用福布斯排行榜来衡量，上榜的人越多，内战的危险越大。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比单纯地积累财富更有意义。
　　请拿出一个良好的市场经济给我们看
　　当被抛入改革磁场之中，而且改革意识形态内化到人们的内心时，不管改革的结果是如何残忍冷酷，挫折打击是多么大，都无法熄灭希望之火，反而越烧越旺。挫折打击越大，成正比，希望之火越旺。
　　例如毛左派和吴敬琏都是这样的。毛左派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而中国的现实变的如此差，腐败如此严重，都是偏离马克思主义造成的，所以药方还是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之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吴敬琏使劲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使劲谈法制，大声吆喝什么“警惕借反思改革而否定改革”。意思是说，市场经济本来就是好的，但是到了中国变成这个模样，不能怪市场经济本身，而应该怪中国这个大染锅。
　　国际歌唱得好，从来都没有救世主。放眼全球，即使最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也没有好的市场经济。所谓好的市场经济是意志的幻象。
　　由福利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也可以以经济决定论为基础，从理论上推出一个宪政来。可是这种思路到了现实就扭曲，扭曲成带毒刺的无果花。看起来是鲜美的河豚，吃起来却会中毒。
　　由福利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的进路，既然作为改革的思路，就必须要考虑到其实验的结果，与理想中的图景差距多远。理想多美好，但是现实中结出毒果，这种方案肯定要被抛弃。
　　别瞎论证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从而给人们一个定心丸或者继续给人们打气，致使人们继续受骗而“希望”下去。如果要区分，就拿出一个来良好的市场经济来给我们看，而不是画饼充饥，让我们望梅止渴。
　　由福利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的进路，在一个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黑洞之中，理想中的立法，现实中变形了。区分理论途径和现实那是经济学精英才能做到的高难度动作，不要指望平民老百姓会去理性地区分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继续忠诚于并不存在的“梦中情人”。不管经济学上的论证如何完美，人们有理由恨乌及屋，对坏的市场经济的憎恨，完全有理由痛恨辱骂经济学和经济学家。
　　理性与直觉
　　只看到坏的市场经济，所以市场经济要为目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社资争论”有新的含义，与过去不同，不再是渴望中的自由主义和魔鬼一般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好的市场经济只有在经济学家的嘴巴上和梦中才有。虽然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绝大多数是拒绝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但是也不能用“好的市场经济”来一推了之。当下当坏的市场经济本身成为一种暗中阻挡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时，在老百姓心中，市场经济、经济改革和经济学家为目前的腐败和社会不平等承担罪名，并不冤枉。
　　有报道说，老百姓越来越对腐败漠不关心。在改革中屡屡受害的平民老百姓，就像一个痴情女子，被骗了又骗，终于绝望冷漠起来，终于把心背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还不会分裂成二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一个魔鬼统治的地狱王国，一个人民憧憬中幸福的王国？
　　都被害成了“祥林嫂”了，底层老百姓又没有人大和法院可以诉说，媒体又被当局控制之中，借助于网络发发怨气，辱骂几下子都不行，还被经济学家的理性镇压下来，说成非理性，说仇富破坏共同富裕，破坏改革，似乎就成了共和国敌人和犯罪。
　　在改革之初，先富裕起来的人其富裕是普遍利益，因为只有他们先富裕起来，才能带动老百姓共同富裕。邓小平说的很清楚，带动共同富裕是他们无条件的义务。这时候知识分子的理性与民众的直觉发生了对立，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尽管民众做出这样那样的牺牲，但是他们还是乐意的，知识分子的理性论证和说理给了他们共同富裕的希望，为了长期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是值得的。
　　可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一次又一次的剥夺，老百姓已经看的很清楚，权贵资本主义是不会让他们共同富裕的。改革顶多是让他们饿不死，就是保持一个饿不死活不好的水平。当老百姓濒临生存底线的时候，就放水养鱼，一旦存活下来，就开始收紧。国家计委在制定民间经济政策的时候，有一个秘而不宣的政策，就是不让民间争太多的钱。1949年之后土地改革给农民土地和后面收为合作社后来变为国有，除了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之外，还有就是政治控制方面的考虑。共同富裕了，钱多了，就要求政治权利了。国富民穷，当局认为是最稳定的局面。
　　当一种政策是良好的时候，其内部肌理是和谐的。当经济学家的理性和民众直觉处于你死我活的时候，就可以判决改革的死刑。这时候，应该站在那一边呢，也就是如何决断呢。
　　如何决断取决于对形势的判断，是还呆在改革磁场之中，还是跳出三界之外。如果是前者，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对理性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作了很彻底的表达，并不容易驳倒。张维迎的理性和精英论调看起来很不政治正确，但是在张维迎的内心，肯定觉得很委屈，觉得民众如此忘恩负义，自己作为农民的孩子，并没有私心，为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却遭受如此的误解和辱骂。经济学家的理性和民众的直觉的你死我活，外在评价和张维迎的内心自我评价形成的巨大反差，只能说明张维迎已经成为逆潮而动的反面人物，还对改革中的指点江山激扬国策的美好记忆恋恋不舍。
　　即使还呆在改革磁场之中，张维迎的理性能说服谁？只有知识分子。
　　为了对付极权主义，改革开放的自由主义思潮之中，早前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成为批判的武器。哈耶克认为，只有观念才能改变观念，但是哈耶克也认为这个也只有对知识分子有效。哈耶克想改变的是知识分子的观念，从极权主义的迷梦中挣脱出来。知识分子对民众有天然的权威，一旦知识分子的观念改变了，民众也风行草偃，也就变了。
　　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提到的，公共政策应该按照知识分子的理性，而不是民众的投票，民众不能理解自己的正确利益，需要经济学家的代为决定。当知识分子的理性或观念，和民众的直觉或道德判断，发生了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冲突，经济学家由人人尊敬的教授沦落为人人辱骂的野兽，这时候对民众有天然的权威丧失殆尽，如何用理性引导老百姓？张维迎说，知识分子要用理性引导老百姓，问题是老百姓都把张维迎当成祸国殃民的乱臣贼子了，还如何引导。
　　理性和启蒙并不是没有界限的，不是什么观念都可以启蒙。对于老百姓来说，有一些不可启蒙的自然正确，只有用利益才能说服。没有带来利益，反而丧失很多利益，理性说得天花乱坠，也是白搭。就是在不可启蒙的地方，张维迎想霸王硬上功。就是全部知识分子听张维迎的都拚老命维护经济革命，维护市场经济，甚至鼓吹政治体制改革，只会造成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对立。
　　张维迎想通过讨论形成共识，是在意淫，先不说诸神之争是不可解决的，即使全部知识分子赞同，民众也会对全部知识分子和理性开战，发生叛乱分裂成两个共和国。讨论形成共识，无疑就是想用改革意识形态的压力，压倒民众和为民众的代言人，迫使他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诉求。即使能够全民参与讨论，那也是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操纵之中。张维迎已经说得很清楚，还是要某某人领导改革。
　　张维迎也提到：对政府官员的既得利益如不补偿，他们就会以“暗补”（包括腐败、子女经商等）来代替明补。张维迎说去满足，去喂饱，用人血去喂饱，用生命去喂饱他们，他们吃饱了没有那么大的欲望了，就变好了。苛政猛于虎，如何可能按照官僚阶层的欲望来补偿，然后获得政治改革的机会？张维迎还是必须面对一个心理条件，从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隐性承诺：政府官员只能大公无私；到了改革时代，人们认为官员要那么多钱就下海去，要当官就是要大公无私。
　　张维迎的补偿论用人民授予的权力来敲诈人民，用人民的税款来进一步威胁人民。张维迎高举理性大旗和高谈赎买官僚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他用理性说服老百姓彻底放弃自己的利益，放弃抗争去满足权贵资本主义无底洞的贪欲。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才是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所在，否则权贵资本主义一发怒，一切都玩完了。
　　仇富有利于共同富裕，而不是不利于。因为经济学论证，人性是自私的，那么肯定不会同意共同富裕，那么只有政治对抗，只有维权，只有仇恨才有可能让权贵资本主义妥协下来。血酬定律才是有效的。
　　补偿论不是服从价值判断而进行的，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赎买强势方操纵公共政策和延误改革时机的权力，即消除改革的阻力。补偿论超越了底线，超越了改革的正当性，超越了原来的目的。
　　如果说张维迎的补偿论，不局限于对权贵资本主义的赎买，还涉及到对政府机构改革中将要裁减的一般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人员的补偿，也是有问题的。这种补偿不可能不是建立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是火上浇油。丁学良告诫说，过度持续不断给既得利益集团会带来持续的负效应，这一点在菲律宾等国家看得很清楚。即将颁布实施的《公务员法》将是政治社会稳定程度而划定公务员的圈子，如果政治形势稳定，那么事业单位人员将完全丧失体制中剔除出去的位置，如果政治形势不稳定，那么圈子划大一些。留在圈内的，工资大幅度上涨，剔除在圈外的，就丧失了体制利益。这样一来，就为当局带来来大量有知识有影响力的反对者。丧失体制利益的事业单位的人，他们看到有幸留在圈内的人工资大幅度上涨肯定心理不平衡。
　　张维迎是知识分子，还是幕僚？知识分子秉持的是正义，维护现代性的根本价值，他的任务是批判政府，而不是为政府说话。例如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管理问题，知识分子就不应该为政府去考虑，就应该严守迁徙自由的底线，至于如何解决底线以下的管理问题，交给幕僚去处理，这些管理问题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幕僚则是奴才，谁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经地义，即使出卖灵魂也没有人奇怪。张维迎明明就是一个幕僚，没有奶也自觉地拥抱权贵资本主义的大腿，还以民族和国家的立法者自居，觉得民众冤枉了他，冒充了知识分子。一个农民的孩子，会想方设法去论证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们应该想尽办法用所有的一切去喂饱一个恶狼，美曰其名理性的自私的经济人，是他一生的使命，我实在想不通。
　　权贵资本主义只有贪欲，哪有什么民族共同利益。他们的理性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何才是他们的利益最大化？就是让底层做包身工饿不死，如果饿死了，他们就没有劳动力了。也就是包身工饿不死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利益最高点，可持续性的长久的利益最高点。
　　民众凭什么听你的，张维迎们有足够的道义权威么？当张维迎大声叫卖理性和共识的时候，他们能够为权贵资本主义作担保么，他们能够拍着胸脯说，没关系，这些人都听我的，你们吃不了亏？要不然凭什么喊话？张维迎貌似公正，不过是祸国殃民。共识和理性，不过是一次一相情愿，沉湎于民众依赖知识精英的过去美好时光，错把杭州当汴梁，不知今昔何夕。
　　我小的时候母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记忆犹新。她说有一个古老的乡村来个一个巫婆，苦口婆心的劝村民向上，说自己能够指引他们上天堂，这些村民相信了，跟着巫婆来到很远的大山里，突然巫婆消失了，只看到一座美丽得如梦如幻的城池，城池的前面有两盏光明无比的明灯，城池的门口有一雄伟的的桥梁通道村民面前，于是村民一个一个通过桥进了城池。母亲最后说出来的话让我吃惊，原来这个城池修炼了千年硕大无朋的蛇妖化成的，两盏光明无比的明灯是蛇妖的眼睛，雄伟的的桥梁是蛇精的的舌头，巫婆是蛇精的化身，这些可怜的村民全部成了蛇妖的晚餐。那么张维迎是不是化身的巫婆，而权贵资本主义是不是硕大无朋的蛇妖呢？
　　流血革命
　　张维迎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谈到了暴力再分配的革命问题。毫无疑问，从1978年以来，整体上趋于保守，害怕流血。革命在保守主义思想史上没有正当性，更别说合法性。
　　保守主义想和革命“离婚”也离不了。革命是无可奈何的，不得不的。如果要发生，只能尽量少流血，很少能做到不流血。不能因为恐惧流血就从正当性上否定革命，这是极端走火入魔的保守主义。要自觉地拥抱“恶”，要正视革命。而不是目前的保守主义所渲染的，革命就是万丈深渊，就是世纪的末日。即使就是末日，我们也无可逃避，应该勇敢面对，不是手一挥高喊告别革命，革命就消失了。保守主义的启蒙，很容易造就一个安全的假相，让我们迷糊，而不知道灾难即将来临，也耽搁我们努力的时间。
　　除了在意识形态层面的革命之外，还有就是底层老百姓在生存底线以下遭遇死亡时的革命。这种革命如果知识分子不在意识形态层面给与支持，通常被定性为叛乱和骚乱。成王败寇，如果彻底颠覆成功，推翻了现政权，那么知识分子就会在意识形态层面来事后涂脂抹粉。
　　在人民主权的话语下，由极权主义民主向立宪民主，我不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不需要有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一个公法上的程序，或者普选和多党制政治技术的实施。也就是即使发生了暴力革命，也是类似英国光荣革命那样，没有宗教意识形态内容的革命。也就是我取消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权。相反我认为当底层老百姓在生存底线以下遭遇死亡时，根据天赋生存权原则，有权进行革命或者采取类似革命的政治行动。为了生存而爆发的革命是正当合法的。也就是说我赞成当无可奈何的时候，必须用暴力重新分配财产。这是我在2002年3月份在《湘江法律评论》上发表的《暴力革命中的财产权》中，总结历史上的革命得出的结论（http://www.libertas2004.net/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61）。
　　一个失去正义的国家，是黑暗的国家，是绝望的国家。这时候没有人能够用反思改革或者改革进入深水区提供的希望来给社会底层一个定心丸。这个定心丸经济学家的理性能够提供么，知识分子全社会的共识能够当饭吃么？经济改革把美好的憧憬打得粉碎，就造就了这样的国家。
　　对于严重的社会危机，知识分子能够用精密的学说去描述把握，而底层老百姓则只能宗教来表达其情绪。基督教和其他民间宗教的兴起，就是社会危机的体现，还有儒家知识分子自娱自乐的儒家学说，要脱胎换骨成为儒教，也是这一危机的产物。当美国从“劳动与民主”的共和国开始关心文化政治或文化认同的时候，就是其内部危机的症候。
　　儒家保守主义的复兴，到日后完全可能出现的“纳粹中国”，都是为了转移内部危机的政治举措。当改革共识破裂以后，就是前革命阶段。革命阶段革命是必然的，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告别不了革命，能否做到“冷革命”，例如广场政治和游行示威，而不流血或者少流血。
　　底层老百姓，尤其是农民，从土地革命开始，为了一小块土地为共产党流血卖命，建国后由为了毛泽东的疯狂，在大跃进和大饥荒前后死了几千万人，几十年的工农业剪刀差，各种各样的盘剥，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又被户籍制度所奴役，为了生存，不得不在矿井中卖命。现在已经已有的蛋糕就要分完了，权贵资本主义又谈什么中国崛起，难免学纳粹德国的资本家让德国人民去当炮灰一样，又要为国家利益和荣耀和一些小利益被骗去当炮灰。难道注定是当炮灰的料？注定是现代化祭坛的牺牲品？
　　人都是他妈生的，凭什么底层老百姓就要是现代性食物链中的小虾米？既然都要流血，为什么不流权贵资本家的血？少数人的血，比大多数人的血，是可以接受的，反正都要数人头，那就越少越好。如果流权贵资本家的血可以带来一个相对稳定的秩序，在都要流血的情况下，就是正当的。即使短暂，也是值得的。反正流老百姓的血更难带来结束治乱循环，一样要内战。凭什么就让我们农民在现代性之下去流血流泪，而且被抛掷在黑暗中，不得喘息呻吟说话。
　　既然农民都要白白牺牲，革命至少可以造就一小部分农民子弟成为帝王将相，如此农民整体上总比一无所有好；既然财产权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然后由进行分赃，既然注定如此邪恶，既然只有土匪和强盗，那为什么还继续做无辜而善良的农民？
　　权贵资本家如今不“放血”，那末未来就流血。要么就流血，要么“放血”，二者必居其一。
　　自由主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成？
　　自由主义是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之一，从1849年到今天，它贯穿于整个近现代史，不管是以其本真的面具，还是异化的，例如极权主义的面具出现。整个近现代史，是自由主义的辨证发展史。所以自由主义高于历史，高于时间，高于革命，高于改革。
　　1978年之后，共产中国由极权主义进入后极权主义，国家和社会开始分离，市民社会开始形成。借助于这一历史形势，自由主义浮出了水面，成为时代精神。
　　市场经济成为自由主义的春药，国家和社会的分离让自由主义觉得立宪事业触手可及，胜利在望。加上改革后的良好秩序与文革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带来暴死的危险反差太大，人们于是衷心赞美改革，妖魔化改革之前的时代，进入黑白分明的精神世界之中，要么社会主义，要么自由主义。改革时期是被救赎的时间，有天堂的阳光照亮着，于是人们在改革死亡的弥留之际还充满着希望，不见棺材不掉泪，死不回头。
　　即使情形已经恶化，自由主义不能沉湎于过去美好的记忆和希望之中。我碰到的很多老一辈或者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真诚而苦口婆心地比较文革和改革，他们的这种比较是自然的，脚踏实地的，坚实的。这些说法可以作为改革之初的正当性论证。但是在人们彻底对改革失望以后，改革已经成为历史骗局以后，这些说法很显然是不合适宜。
　　老一辈和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体验，我不怀疑他们是理性的。可是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例如理性如斯的哈耶克，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就陷入了迷狂，认为英国女王是当代最有智慧的人之一。还有例如我办的一个案件，一个无辜受到政府迫害的犯人，当囚禁了十年之后，当政府无可奈何释放了他，他走出监狱，最感谢的的是政府，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我这里的意思是说，老一辈和中年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理性，也可能蒙蔽了一些东西。
　　蒙蔽了什么？被抛入改革的强大磁场之中，他们总是说要珍惜当前的美好，可是这种珍惜的愿望，往往把坏的事情也往好的地方想，有可能结果造成了病情没有被及时诊断出来，耽误了时机，断送了病人的生命。
　　与他们不同，我们是文革后出生或者懂事的，没有他们那一代的沉重的生命体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就是容易看到改革中坏的一面，没有那多的珍惜和留恋，该告别则告别；坏的是也容易轻浮，轻视他们的生命体验，妖魔化改革。
　　如今的时代，并不是改革初期的憧憬，而是共识破裂后的火药味。不要喋喋不休地和我们诉说，当初关于改革的梦想和美好记忆。不管如何，对我们诉说，计划经济时代粮票如何，改革时代物质如何丰盛，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老一辈生逢改革，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推动改革，也是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在历史殿堂之中，可是也可能因此眼光被蒙蔽，走不出改革，看不到自由主义高于改革。对于他们来说，只能在改革大道上，要么倒退，要么前进，倒退就是社会主义，前进就是市场经济，此外别无门路。
　　我们并不是被改革磁场捕获的原子。对我们来说，后退到社会主义的“茶马古道”，还是前进到资本主义的“丝绸之路”，都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到了抛弃改革的时候了，我们需要另外开路。
　　有一点我们很肯定，就是我们没有陷入轻浮。我们要求的不仅仅那么多，例如告别粮票，告别计划经济，告别暴死的危险。我们要求的，是当局在社会契约中明白说的，亲口对我们父辈所承诺的东西，例如平等和政治权利，并没有节外生枝。这些是当局的历史债务，向他们讨债天经地义。很明显，当局不肯履行债务，撕毁契约，老早以前就“预期违约”了，我们父辈是老好人，居于善良的心思，良好的愿意，明知可能是骗局也委屈着。可是我们没有老一辈与当局从文革一起走出来的共同感，不是亲戚，也不是朋友，当局还债就是别罗嗦。
　　毫无疑问，自由主义附丽在经济改革之上的希望和美好记忆，内在地自然而然有一层是超越改革的诉求，那就是希望通过改革来成就伟大的立宪事业，经济改革仅仅是路径。关键在于羊肠小道也断裂了，自由主义就不应该是一个衰老的老人，靠记忆和喋喋不休的忆苦思甜来教诲我们，应该拿出自由主义鼻祖洛克他们的抵抗和公民不服从等维权精神来。
　　德国自由主义大师洪堡警告说，忽视影响到各项社会改革的必然性（notwendigkeit），将会导致这项改革试图传播的那些价值的解体。当市场经济刺激了自由主义者立宪欲望，豪情万状的时候，没有想到理性启蒙和目标，可能是提升当下现实，也可能因为距离太远而被当下现实诋毁排斥。财产权的启蒙和传播很大程度是后者。财产权是对自由主义者最诱惑的一次调情和勾引，但也仅仅是调情和勾引。
　　自由主义者应该反思自己，找回自己的政治性，把自由主义当作立宪政治的哲学，而不是自足、封闭的体系。自由主义者想借助于市场经济构建宪政的支柱或者基石的意图是伟大的，但必然是悲剧。经济改革整个就是把伟大的美好的毁灭掉的悲剧，整个看起来就像吸食海洛因一样，精神上飘飘欲仙，结果却是留下可怕的身躯和死亡。
　　所以光光坚守我们的目标一点也不放松，是不妥当的，容易成为有刺的玫瑰，不合时宜。
　　自由主义是一个危险的旅程，需要大无畏的勇气去搏斗，去遭遇吸纳它不喜欢的价值，去适当妥协适应不可改造的社会心理条件。所以要分清楚“应然”和“如何应然”是不同的，要区分韦伯所说的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不仅要坚守目标，还要考虑如何抵达目标。
　　立宪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那就是基尼系数不能太大，造成社会合作条件的丧失。自由民主和贫富有极大关系，在一个贫富极端分化的社会之中，不可能确立起来。毫无顾忌别人的感受，把目标赤裸裸地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反而功未成身先死。可以判定的是，自由主义把财产权作为宪政基石已经丧失了良机，已经被权贵资本主义糟蹋了耽搁了。反正我们现在没有了那种幸运，市场经济带来的自由和立宪的憧憬消失了。
　　用维权压到市场和启蒙
　　坏事都是权贵资本主义干的，而且还要当好人，把人冤枉杀了，还说是替天行道。权贵资本主义制造中国有历史以来最巨大的不正义，然后还谴责民众不理性，在抢光财产之后了，还要抢光民众的喉咙。从财产权到舌头，都要箍制。所以现在频频出击，左右开弓不仅封杀自由主义的网站，连新旧左派的一起干掉。
　　当底层民众不再抱有希望，还能用理性和共识来维系希望？还谈什么扯淡理性维权、理性讨薪。怨恨可以是理性和共识可以解决的？我很清楚地看到一个对立，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对立。知识分子指责民众不理性、叛乱、骚动，而底层民众指责知识分子道德败坏。民众处于哑巴吃黄连的位置，对于知识分子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这种对立，还表现为对革命作为财产权分配方式的正当性争论。
　　如果儒教攀上了权贵资本主义，那么还体现为基督教与儒教的宗教战争。基督教与革命、自由、平等在一起，而儒家与反革命、专制，提倡知识分子的政治领导权在一起。
　　权贵资本主义是改革的敌人，是人民的公敌，不是领导人，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国家，而且还要进一步摧毁国家，让国家陷入水深火热的内战之中。目前让他们放血，而不是补偿他们，进行公正的再分配才是民族和国家的普遍利益。为自己赎买是要命不要钱，至少要把基本的社会保障做起来。
　　权贵资本主义不干，就要姑息他们？否则改革就改不下去了？这样的改革不要也罢。因为即使满足了权贵资本主义无底洞欲望，那么也是极端扭曲的改革，不但不会带来和平、秩序，共同富裕，带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相反可能是一两百年的动乱和民族灾难。
　　改革开放是中国权贵资本主义于底层民众之间的“农夫和蛇”的故事。中国权贵资本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最肥的“寄生虫”，我们还期待它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一个良好的社会却是离不开精英，但是权贵资本主义确是扶不起的阿斗。他们唯利是图，没有民族责任感，不断背叛民族、国家，背叛改革，用宏大叙事甚至牺牲民族国家尽可能地让自己独食。其品质之败坏，责任感之丧失，在人类历史中数一数二。有历史感的政治哲学家从来都没有信任扶持过资本家，都是让他们自己长大起来去和专制作斗争，然后大力鞭挞他们。很奇怪会把这种麻脸婆看作美女，看作精英，看作主导力量。明明是一只中山饿狼，却看成领头羊。
　　张维迎的赎买论实际暗含了一个前提：权力结构既定。　从这一点来说，只不过他自认为通过一种委婉的、统治阶层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表述以达到曲线救国的目的。张维迎说，在当前有关改革的讨论中，一些人全然不考虑政策的可行性，不考虑政策的激励相容条件是否满足，习惯于用乌托邦理想蛊惑人心，对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害无益。权力结构正是改革要改掉的东西。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实现改变既定的权力结构，这是底线，也是改革的正当性来源，不能超越。如果权贵资本主义不干，那么不是去姑息他，而是去干掉他们，革掉他们的命。我们假设一下，如果现在用专制好于无政府来维护“高压锅”，到了“高压锅”爆炸一天岂不更惨烈，代价更重？所以应该放弃“权力结构既定”原则，应该用维权和基督教去建设公民社会，培养未来承受震荡的抗震力。
　　张维迎自觉拥抱权贵资本主义是一种情形，还有一种情况是不自觉的情形。很多知识分子如今越来越保守，与权贵资本主义共鸣，因为担心改革大船的沉没，恐惧革命的来临。在最危险的时候原来敌对的反而更容易抱成一团。这种抱成一团是基于无中生有的恐惧，自己把自己吓的，而不是理性。这些人不自觉地排斥来自不可缺少的反对派，不可缺少的对抗，不可缺少的维权运动。
　　政治就是政治，是硬碰硬的东西，政治力量的对抗博弈。权贵资本主义才不管道义，市场经济和启蒙的力量有限。市场经济和启蒙的曲线救国是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东西。　
　　从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的抗争例子来看，对已有的改革成果的保障，不是深化改革走得通，而是维权运动才能做到（）。维权运动是继续扩大改革开放已有的成果，只有从超越改革，才能保存改革的积极成果。维权运动才能为改革保留一些面子。所以需要的是对抗，而不是妥协，也不是赎买。
　　在革命尚未爆发之前，我们要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维权，一种遏制革命或者限制革命的现实行动。
　　政法系挽救自己
　　所谓的美国的共和和民主之争，局限在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在民主与精英之争，从网络上刘涌再审争论开始，我坚守司法和法律应该占据政治领导权的位置，政法系应该成为主导社会的精英，我并且认为自由主义要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时候，必须带上法律的面具（）。在司法以外的行政和立法领域，我赞同民主，赞同大众参与（）。共和主义和法治就是政法系掌握政治领导权，从而替代启蒙政党。
　　近些年作为改革开放主导的经济学知识分子，在现实的控告下，被送上历史道义法庭，遭受了无尽的辱骂。经济学知识分子的权威，丧失殆尽。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起主导作用的精英，从文人，到经济学家，到政法系，一个个沉沦。政法系褒贬不一，还没最后倒塌。
　　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代名词，要引导老百姓，首先要有权威。这个权威还不单纯理性能够提供的，更依赖于宗教、历史、习俗、神话。要引导是首先具有权威，如果丧失就要挽救，而不是自我美化。越自我美化，越自我辩护，其权威越低，这就是张维迎这几年来的轨迹。
　　由于改革的死亡，政法系逐渐被架上主导时代主持正义使命的火架。但是政法系的权威并不足完成这个使命，司法腐败和作为政治刀把子的历史负债，严重腐蚀了政法系的权威，所以政法系需要拯救自己。
　　政法系的自救，应该用全力参与维权运动，其前途不在于成为政界精英。在政界目前已有的成就，并不能走得太远，启蒙政党不可能让出政治领导权给政法系。例如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就在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就泼过冷水（）。
　　政法系的前途不在庙堂，而在公民社会，而在草根。政法系应该从其他启蒙知识分子立法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失败中走出，地位由高高在上的代言人变为走入民间的代理人。
　　政法系通过维权运动的自救，也可能遏制经济学家造成的历史灾难，从而也挽救经济学家，从而也挽救整个知识分子的声誉，弥合了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至今的冲突。不管是启蒙政党，例如国民党或者其后裔，还是80年代的新启蒙，都是一家人，而政法系却是根本的突破，根本的变迁，是现代性的瓜熟蒂落。
　　让改革去死吧，只有改革死了，才能保存住改革的积极成果。就像落叶必须腐化成泥土，才能新生。经济精英主导的改革倒下了，法律精英主导的维权接力举起了火把。
　　由改革时代进入民权或者维权时代：崭新的时代要开始了。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是的，启蒙死了，这个判断我同意，而且我以前就讲过。连带的，人文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他们最后的挽歌，也是一个退出历史舞台的告别仪式。那之后的人文系基本只有娱乐功能，没有政治和社会功能。你做过媒体，大概很清楚，名作家们的事迹，尤其是新生代的作家们的消息一般都是发在娱乐新闻里的。念念不忘启蒙的人文系除了打死老虎和画饼充饥，从来没有什么真本事。

　　财经系也死了。吴敬琏、张维迎是财经系的旗帜，他们的恶名远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财经系被习惯性地叫做经济学家，其实这是一个误会。中国从来没有过经济学家，更不用说合格的经济学家了。经济学只是一个解释世界的框架，但是财经系成功地将它变成了一套符咒，试图用它来为中国包治百病。到今天应该已经很清楚了，财经系已经完全倒向了权贵资本主义，成了枪手。
　　政法系会比人文系、财经系有更出色的表现吗？我认为不会。八十年代得势的人文系试过了文化，九十年代红火的财经系试过了市场，问题都没能解决，反而弄出了不少新问题。政法系手里的刀凭什么比人文系、财经系更锋利呢？文化没能解决的，市场解决不了，法律同样也解决不了。人文系、财经系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中国的问题必须是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其它问题，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必须用政治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
　　人文系过去了，财经系登场了，到今天我们才渐渐明白过来，财经系的那些名人们其实都不过是枪手而已，于是政法系跃跃欲试，准备要登场了。这三十年来中国的文化政治场域委实说得上精彩刺激，好一个“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
　　比如《大国崛起》的推出，让观众血脉扩张，有回到大国臣民的超良感觉。现在是历史系在跃跃欲试？似乎都在忽悠。

　　看来政治问题还是回到政治手段解决。因为大家都在忽悠，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最终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质量，并不在乎谁崛起。“先富带后富”的教训太让人寒心了！

一百年的激荡与轮回

萧武:作者：萧武

1906年这一年，科举制已经废除，预备立宪尚未开始，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也不过是还在日本断断续续进行。站在今天看，几乎没发生什么影响深远的大事件，日子过得象往常一样缓慢。而对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也许谁都以为，那样的日子还会延续下去。

然而就是这一件，却发生了一件看似简单实际上却影响深远的事情。继1866年第一次向西方派遣使团以来，清廷第一次向西方派出了一个具有政治学习目的的宪政考察团。美国总统得知光绪派团考察美国的政治制度，特给光绪写信表示为考察团作出精心安排；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专门为考察大臣讲解日本宪法，英国和法国安排专家为考察团分类解说画家管理和宪政制度；德国则希望成为中国第一位学习榜样；华侨高呼皇上万岁，宪法万岁……

这意味着，自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已经撼动了这个国家的心脏，已经成了今天我们习惯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历史趋势”了。从此之后，无论是否愿意，无论是否彻底，谁都无法不承认，西方相对于中国的先进性已经成了既成事实。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今天的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了。但是那时的人们，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贩夫走卒还是卿士大夫，也许谁也想不到，此后的中国发生的变化之剧烈与迅猛。而且，这种变化诚如李鸿章所言，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其剧烈程度古今中外罕有其匹。不仅是器物、制度、思想，更有几千年来延续不断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衣食行走，概莫能外。

无论中国曾经有过多少次改写世界历史的机会，但这一次，是世界改变了中国。

中国永远都是“例外中的例外”。这一百年来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亦然。说彻底，说传统的断裂，中国其实远不能与印度相比，至今印度的官方语言仍然是英语，公元前七世纪的印度文明之于印度简直不啻于外星人之于地球人；若说保守，短短百年之间，中国人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相信仁义礼智信那一套“吃人的礼教”。一百年前的中国人的服饰、言谈、举止之于今天的中国人同样不啻于外星人之于地球人。若说不保守，那么让欧洲人觉得惊奇的一件事也同样值得我们惊奇，世界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至今仍然保持着自己的语言文字、文化典籍，还有与百年前大致相近的国家版图。若说不彻底，也许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象这一百年来的中国那样，曾经以水火不容的姿态猛烈批判过中国一切。

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有两场规模浩大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与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前后两场启蒙运动也许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全面批判传统，翻译和引进西方思想，向西方学习，以改变中国，极端处甚至不惜喊出“做三百年殖民地”的口号，即使一向来被认为是比较温和的说法，也是“中断”中国文化传统。

于是流风所及，欧风美雨遍地开花。纪年从天子年号改成了公元，衣服从长袍马褂换成了西装革履，礼节从跪拜拱手变成了握手拥抱，饮食也从五谷杂粮变成了牛奶面包。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小民百姓，还是读书万卷的文人学士们，离开了翻译来的词汇，几乎已经无法表达自己了。就与传统断裂的彻底性来讲，中国与做了三百年殖民地的印度也许区别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西方的启蒙运动从文艺复兴运动即重新理解古典开始，而我们的启蒙运动却以批判传统、否定经典开始，两相对比，不由得让人感慨万千。好在我们还有祖先们留传下来的典籍，有不绝如线的志士仁人一直在为中国的文化留一线血脉，只要后来的中国人愿意，接续文化血脉其实也并没有那么难。

繁华已成落叶，战士没于荒野，再回首已是百年身。站在今天回头来看，我们才明白，这一百年来一直在改变我们的那个“世界”，其实不过是欧洲；我们所谓的与世界接轨，其实不过是向西方学习。真正的世界，非洲、美洲、亚洲的大多数地区，其实都跟我们经历了同样的命运：被欧洲改变。没有有没有改变的问题，只有改变的早晚与多少的问题。换句话说，这个星球上以欧洲为策源地的一场地震影响了全世界，而中国不过是受到影响的一个地区罢了。

转眼间，百年已逝，时间已经转到了耶酥诞生后的第2007个年头了。短短百年，中国人又一次到了趾高气扬的时候了。如今的思想界流传最广的话与百年前的中国思想界大异其趣。一百年前，我们派人去西方学习，而这一次，我们自信，中国的重新崛起将会给全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一百年前，我们战战兢兢地与西方人接触，惟恐自己被改变得太多，而如今我们的主题已经成了“改变世界，中国准备好了吗？”真可谓“风水轮流转，今年到我家”。

对中国历史来说，尤其是对那些梦想改变中国的人们来说，百年从来都是个值得注意的轮回。灭掉了北宋、曾经不可一世的金国占领长江以北中国地区才一百年，就来了蒙古人；而蒙古人的运气也没比女真人好多少，从南宋正式灭亡，到最后从北京撤回蒙古高原，总共才94年。清朝也许是个例外，但对满族人来说，命运也许还不如蒙古。蒙古起码还在退出中原之后保留了自己的文化习性，而300年的内地生活让满族人已经完全变成了汉人。是以古人有言曰：胡人无百年之运。

有首歌唱得好，“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一百年过去了，如果说19世纪世界文明的主题是欧洲、20世纪的主题是美国，那么21世纪则是中国。从1906年派使团向西方考察宪政到如今，100年过去了，西方对中国的诸多改变，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实在是让人不能不怀疑。中国将会反过来改变西方，现在也未可知。反正西方是已经颇有些人开始忧心忡忡了，隔三岔五就会有几个人跳出来吆喝一番“中国威胁论”。

当然，如果这百年来我们只是在昏睡，那我们今天也没有资格谈什么“改变世界”、“充当世界文明主题”之类的话题。我们不仅没有昏睡，反而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正是因了他们的努力，中国终于在一百五十年的剧烈震荡之后开始逐渐恢复元气，振作起来。而一个有着十三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中国的崛起，对于西方来说，是从未遇到过的大事，这意味着对整个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的强烈挑战。

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中国崛起之后的世界将会如何？世人都在拭目以待。而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如何认识和理解过去的一百年。所以，我们在今天需要的不是忆苦思甜式的诉说曾经的苦难，不是张牙舞爪准备以牙还牙，而是整理这一百年的历史留给我们的遗产，审慎地选择未来的道路，将世界带往一个曾经被西方一再许多却从未实现过的“美丽新世界”。

中国的造假，从江泽民开始

江泽民“身世”

1﹒汉奸出身

江泽民的祖父是江石溪，父亲江世俊，母亲吴月卿。江泽民无兄，有一姐江泽芬，妹妹江泽南（泽兰）、弟弟江泽宽，在江氏家族中江泽民是长房长孙。

1915年，中医师江石溪在45岁当口突然弃医从商，后来曾受聘大达内河轮船公司，为驻扬州协理，生活富裕后迁居到有钱人居住的城内琼观街田家巷。

江石溪有子女七人，其中两人早年夭折；老六江世侯（即江上青）1928年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的行列，1939年被乱枪打死时才28岁，留下同岁的遗孀王者兰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江泽玲、江泽慧；老五江世雄文革六十年代末中风而死；老七江树峰是扬州大学教师，1993年11月在北京去世；老大江世俊日军侵华时堕落为卖国汉奸，成为江氏家族的耻辱。

不论谁当政，汉奸卖国贼都为人所痛恨。因而江世俊的儿子江泽民对父亲避之犹恐不及。江不但绝口不提亲生父亲，甚至在自己当中共总书记时，把情妇亲信都提拔成了高官，任他们大贪大腐，也不肯拉亲生兄弟姐妹一把，不与他们往来，几乎到了不承认他们的地步。

这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到邓小平去世后才被揭示出来。邓去世后，江泽民三权在握，他迫不及待的组织了一个专门写作班子为自己写传记。这个写作班子在走访搜集资料时费尽心思、不辞辛苦也找不到江能服人的政绩，反而了解到其大量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其中就包括伪造出身的问题。江泽民对这个写作班子非常恼火，命其立即解散。但人的嘴巴不上封条总有缝隙，江的丑事还是被陆续传了出来。

江泽民的父亲是江世俊。1940年11月汉奸汪精卫的日伪政府成立后，江世俊投奔南京，改名江冠千，担任南京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张爱玲的前夫）手下一员大将。胡兰成与周作人并称当时国内最著名的两大汉奸作家。胡兰成离开中国后在日本出了本《历史的漩涡》，书中特意提及江世俊（江冠千）和他共事的历史。

为了让长子将来出人头地，江世俊不但送江泽民去学费不菲的扬州中学，还送他去汪精卫伪政府办的伪中央大学读书，而且从小就送他去学弹钢琴。那个年代正是中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受苦受难之时，一般人连生计都难以维持，而这位阔少的父亲挣的大钱却是做汉奸换来的。江泽民没有辜负父亲的苦心栽培，不但弹拉跳唱，又歌又舞，还会京戏、越剧。

江泽民当政后曾回扬州祭祖，重修祖坟就动用了国库150万元。但记者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江泽民喋喋不休的只谈在他七岁时就死去的祖父江石溪，却小心翼翼的避免谈到为他苦心经营的汉奸父亲江世俊。

2﹒“烈士遗孤”

共产党讲究出身，动不动就问“阶级成份”。为了能够往上爬，从建立档案的那一刻起，江泽民就把比自己大15岁的六叔江上青的名字偷偷填在了“父亲”的栏目中，一来江上青闹过革命，二来已成“烈士”，盖棺不再犯错，所以保险系数达到了极限。江泽民就这么壮着胆把出身从“汉奸狗崽子”变成了“革命烈士子弟”。为此他往穷困的寡妇六婶王者兰家走动的勤了，手里总不忘拎着点礼物。

江泽民小学毕业后没考上著名的扬州中学，只考进江都县立初级中学，心中闷闷不乐。第二年，他凭藉着父亲的关系转入扬州中学就读。后来又在父亲的周旋下，伪中央大学送给他一个名额。江泽民耳濡目染，已经开始熟悉官场后门的权钱交易了。不过让他扫兴的是，最终取得抗战胜利的是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不承认汪精卫伪政权，所以也不承认伪中央大学，对江泽民在那里的学历也不予承认。因为尽管美国人库恩在《江泽民传》中把江泽民就读的南京伪中央大学称为“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但实际上那个真正最负盛名的中央大学，早已随国民政府迁到西南的抗日大后方去了，而南京这个所谓“中央大学”是汪伪汉奸政府后来拼凑起来的。

1989年，江泽民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不久，江苏的南京大学在整理旧学籍档案时，发现这位江泽民于1943年至1945年曾在南京大学前身之一的中央大学就读，并找到了他当年的成绩单和贴有照片的借书证。南京大学校方十分高兴，校友会赶紧给江泽民发了一封“认亲信”，但江泽民迟迟没有回信，令他们大失所望。看来江泽民不仅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对自己的学籍也唯恐避之不及。

上世纪90年代初，江泽民到江苏视察，特地访问了南京大学。南大校方在安排他的行程时，有意把江泽民过去住过的宿舍楼放在他的参观路线上。当江泽民走到这里时，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遥望当年的宿舍，若有所思。当时，所有的陪同者都停了下来，四周鸦雀无声。南大的领导没有胆量上前说一声，“这就是你当年在此求学的住处，现在仍完好无损”。江泽民也一改喜欢高谈阔论的习惯，只是出奇的沉默着……

江泽民出任国家主席后，出访时被称作“戏子”的本事都是当阔少时练就的，那时他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学弹钢琴、吉他等乐器。

而那时江上青的遗孀和女儿却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江上青次女江泽慧对《江泽民传》名义作者库恩回忆说：“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

江泽慧的话无疑把江泽民所有传记里的“过继”问题给否定了。1938年3月出生的江泽慧比江泽民小11岁，假定过继给死人也成立的话，那江泽慧在江泽民“过继”时才一岁。如果江世俊夫妇真如传记中所描绘的那样好心接济着弟弟的遗孀，为何江泽慧说11岁之前“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既然江世俊夫妇知道弟媳妇连孩子都养活不了，就应该收养那两个亲侄女，怎可能好事没做倒忍心把自己儿子送过去跟着一起“绝食”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江泽民是江家的长子长孙，他还有一个姐姐江泽芬和一个弟弟江泽宽。在中国的社会伦理传统和子嗣继承规矩中，如果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长子长孙是不可以作过继的。

江泽民杜撰出的生动有加的过继仪式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除了那些穿帮的西方礼仪（比如13岁的江泽民起身拥抱比他只大十几的江上青遗孀什么的），库恩在其《江泽民传》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这当然只能是一个笑话。江世俊随后便效忠于汪精卫的日伪政府，而江上青是中共烈士，不知江上青的“万恶的敌人”包不包括汪精卫的卖国政府？江上青是1939年死的，那时共产党未成势力，还被叫做“共匪”，汉奸江世俊避之惟恐不及，怎么可能把儿子过继给死去的“共匪”？

江泽民的堂妹江泽慧接受库恩的采访，谈到江泽民所谓的“过继”时更是“精彩”：

“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库恩特地注释，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事实上，扬州人管妈妈叫“姆妈”（“姆”读第一声，“妈”读第四声）或“阿母”（ “阿”读第一声，“母”读第四声）。绝没有叫妈妈为“娘”的。扬州几十年前倒是还有人说到老婆时用“我娘子”，但无人管母亲叫“娘”的。这段描写更证明江泽民从来没有过继给江上青的遗孀做养子。

江泽慧还对库恩说，“要理解江泽民主席，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这种肉麻的话，江泽慧也说得出口。江上青成天在外闹革命，同江泽民相处无多，江家其他人又素对江上青的革命不理解，江上青被捕后，江家营救江上青的法庭说辞就是 “上青仅仅是个被勾引而误入歧途的青年”，而且江泽民还只是个10来岁的小孩子，江上青能对他有什么影响?

自从江泽民成立的写作组调查出他篡改出身后，江惊恐万状，利用手中的权力急着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传记等等，利用一切机会大篇幅的反复述说自己在13岁时过继给了已成“烈士”的江上青。

2002 年10月，在江泽民的授意下，由其亲信、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长春在省委组织部管辖的刊物《广东支部生活》上刊出了一篇文章，大谈江泽民的“过继”问题。令人捧腹的是文章的第三部份：“烈士夫人誓育遗孤”──由生父江世俊悉心栽培的江泽民转眼成了“遗孤”！别小看这期杂志，发行量竟高达近两百万册，远远超过当时发行最红火的《南方都市报》两倍，其重点旨在告诉读者“江泽民是烈士遗孤”。

一个月后，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上，为江泽民漂白出身有功的李长春就被提拔进了政治局常委会。一年后，2003年11月29日，《中记传媒网》发表消息，根据《中央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意见，《广东支部生活》被宣布停刊。

李长春为了升官真下了大工夫，而库恩那本中文版的《江泽民传》里居然说“过继”是有法律手续的。但遗憾的是三十年代还是宗族长手握决定权，过继儿子不需要法律证书。

3﹒顺藤攀爬

当然，江泽民自己偷偷篡改出身还不行，其出身还必须得到王者兰一家的认可。江泽民知道物质投资是必要的，就开始到六婶娘那里去走动，但绝不空着手，总是拿着些让母女都惊喜的礼物。人是有感情的，感情培养起来，看见什么事就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况江泽民谎报出身也只能使王者兰一家有收获而无损失。

对于江泽民来说，只在档案材料里有一个“烈士子弟”出身远远不够，并不是所有的“烈士子弟”都能飞黄腾达，没人提拔也不行。于是江泽民便时常搜寻、打听哪位高层干部曾和江上青认识。

1982年，任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的江泽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张爱萍有一段在皖东北特委工作的经历，这让他欣喜若狂。自那天起，江泽民开始搜集张爱萍的爱好、特长。当他发现张爱萍爱好书法时，就有了一个投其所好的主意。

一次会议结束，张爱萍忽听身后有人喊道：“张副总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国家进出口管委会副主任江泽民。此前，因工作关系，他们曾有多次接触。江泽民匆匆几步走到他的身边，紧张地问道：“您还记得江上青吗？”张说：“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惜，他英年早逝。”江泽民脸上顿时露出耐人寻味的表情，声调提高了八度，说：“他是我的养父！……”张爱萍震惊得半天没回过神儿来。

张爱萍和江上青（原名江世侯）的相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江上青曾受中共党委派至皖东北特委与张爱萍一起工作过，遂成朋友。1939年江上青28岁遇难时，张爱萍正好29岁。江泽民知道张爱萍喜好书法，就找了一个“为江上青墓立新碑”的理由向将军求字。这一举动既让王者兰母女三人感动，又在张爱萍面前坐实了江上青“养子”的名份。

众所周知，因汪道涵的竭力推荐，江泽民当上了上海市长，这当然与江泽民自称是江上青的“养子”有直接关系。抗战初期，也就是所谓的“国共合作”时期，江上青曾经是汪道涵的顶头上司。那时共产党员江上青负责安徽国民党的地方政府及地方武装统战工作，取得了国民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的赏识。江上青将中共派的一批上海、江苏等地的地下共产党员安排到盛子瑾下属的各个县里担任行政职务，汪道涵就是其中的一个。

当江泽民得知汪道涵和江上青的关系后抓住不放，一口一个“恩师”，在汪的提携下，江泽民仕途极顺，一路攀升。但在江手握党、政、军大权之后，去上海接见这个、会见那个，就是不理汪道涵，被上海人大骂“良心被狗吃了”。

和汪道涵、张爱萍建立了关系之后，江还不满足，他决不肯放过任何一块能够铺垫通往官场高层的垫脚石。

在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期间，江泽民直接讨好赵紫阳的机会不多，只能用迂回战术，先讨好赵的秘书。于是，江曾经拉住赵氏的一个秘书强认“老乡”的丑事一度在中南海里传为笑谈。中共前中央军委领导人之一洪学智上将是安徽金寨人，江泽民在他面前主动谈及自己的祖籍是安徽，借此与洪学智攀上了“老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下什么菜碟，这已经成为江泽民闯荡官场的最大特点。

4﹒“一荣俱荣”

随着江泽民的官职不断提升，他愈发恐惧出身被揭穿，不仅从不提及自己的生父，甚至还故意冷落自己的亲姐亲弟，掩饰与他们的关系。江的亲姐被划为右派，遭遣送回家，不得不靠每月8块钱艰难度日。只因怕汉奸出身曝光，江泽民对亲姐姐竟伸不出亲情之手。而据库恩在《江泽民传》中透露，那时候江泽民每个月都分别寄10多块钱给他的两个堂妹。堂妹江泽慧自己也说“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

江泽民住进中南海后，两个堂妹更是“鸡犬升天”。“扬州世明双语学校”，是扬州目前最大的也是条件最好的学校之一，该校不但有幼稚园部而且还有中小学部。该校名义上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的名下，但幕后老板是江上青的大女儿江泽玲，该校的官方网站上有江泽民的题字。同时，江让银行给江泽玲的儿子邰展无抵押贷款做生意。

江泽民更毫无顾忌的提升江上青的二女儿江泽慧。据官方报导，江泽慧从安徽农业大学一个普通教师窜升到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安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不久火箭般升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成为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现有头衔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常委、科普工作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际竹藤组织董事会联合主席、中国花卉协会会长、中国竹产业协会会长、中国林学会理事长等职。

江上青去世时，大女儿江泽玲才三岁，小女儿江泽慧一岁零四个月，对“父亲”只是有概念而形像模糊。江泽慧姐妹俩心里明白，中共的“革命烈士”多了，并不是哪个烈士子女都能高升。父亲江上青没有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死后自己连饭都没得吃，而江泽民利用了父亲拼命钻营，攀上了汪道涵那根高枝儿，抱牢了张爱萍这条粗腿，顺藤往上爬。如果没有堂哥篡改出身，江泽慧姐妹连想都不敢想会有今天这样显赫的地位。父亲这块“革命烈士”招牌也只有在堂哥江泽民的手里才最大限度的赚出利益来。所以她们自觉自愿的“自律”，在任何情况下都和江泽民的说辞保持一致。

不过人被捧晕的时候也会失口爆大料。有一次，几个知己和江泽慧侃大山，有人说：“你真好命，摊上江泽民这么个好哥哥，你才有今天。”江泽慧撇撇嘴说：“你说反了，是他好命，摊上我们这个好家庭，他才有今天。没有我们家给他撑着，他还不是黑五类？”有人小心地问：“他不是过继给你妈做儿子了吗？”“那个时候我们多困难啊，我妈还盼着有亲戚把我们给收留了呢？怎么可能过继别人的孩子，而且那时候他们家有钱，我们家没钱，他们那时候理也不理我们，后来用得着我们了，……谁沾谁的光啊！我们心里都有数。”

看看江泽民编的成长历程，实在是自相矛盾。为了淡化汉奸色彩，他说在中小学就很革命，热衷爱国运动，其实他大部份时间是在父亲的培育下拨弄琴棋书画；到了上大学时，号称爱“革命”的他并没有真正“爱国”，去追随南下的中央大学，而是去了日伪政府的南京中央大学，江泽民说是他要走“科学救国”之路；要“科学救国不理政治”吧，但现在出的传记里又说在校期间是积极参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还入了党，而且还是当时上海中共活动的积极份子。库恩在江的传记中，描写了很多江泽民在校期间参与的所谓“革命活动”，这些都无从考证。但是，那时发生过一个众所周知的中共领导的“6.23”反蒋大示威。1946年6月23日在上海由中共的周恩来、吴学谦、乔石、钱其琛等领导发动了一场300多家单位的5万多人参与的大游行。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任何文字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泽民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执行了地下党分配的什么具体任务。

江泽民的“革命经历”，不过是怎么样对自己有利，就怎么去编。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