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民主論壇

仇恨源於争夺,幸福起於分享,公正是秩序的基础。 人类文明的进步来源於对公正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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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Canada

Sunday, March 29, 2009

官僚专制不是社会主义

作者:向东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其实是以一句话拉开序幕的,那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它激起很多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梦想,他们都想成为先富起来的一群。经过廿多年疯狂的折腾,尘埃落定,我们现在面对的是这样的现会状态。
中国似乎有一小部分人改变了物质贫穷的命运,但在精神上,在文化上,这部分人却更贫穷了,贫穷得不敢面对历史和现实,贫穷得要指鹿为马,贫穷得被西方列强扇了巴掌踢了屁股还一个劲地叫大哥。
但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农大众却全方位地比毛泽东时代更贫穷了,他们失去了有保障的工作,失去了免费的医疗,失去了将自已成绩优秀的子女理直气壮地送进大学的权利,更失去了批评自已顶头上司的责任与权力。邓小平的一句``不争论”更是剥夺了全国人民的政治权利!将中国推回到帝皇时代。什么叫不争论?那就是有权的人说什么是什么,说圆是圆,说方是方,说黑是黑,说白是白,指鹿为马,挂羊头卖狗肉,说一不二。老百姓敢有异议,轻则砸了你的饭碗,再不服精神病院监狱的伺候。为了搞加工出口外向型经济,将中国搞成世界血泪工厂,沿海城市急剧扩张恶性膨胀,使超负荷的生态失去平衡,山河失去自洁能力。生活在如此环境中的人们,不论高低贵贱都被迫呼吸污染的空气,喝污染的水,吃有毒的食品。
贫穷与富有的标准是什么?幸福与痛苦又应该怎样去衡量?在一个人民连自已的领导人是怎样产生都搞不清楚的国家,在一个人民不敢谈论政治的国家,在一个政府当局要极力对自己的人民封锁消息,钳制互联网,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国家,我们的进步从何而来?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我们高高在上,拿着高薪的共产党员卢光霖们是这样对劳动人民喊话的:``大家有工做就行,别提那么多要求了,搞什么最低工资标准?由市埸决定就好。”请问,经过三十年,我们的工人农民是富有了还是更贫穷了,枉论政治权利,医疗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居住的权利。就算是劳动报酬的权利,都处在一种什么状态?卢光霖们已经给出答案。卢光霖们的共产党还能叫共产党吗?
面对着资本主义深刻的经济危机,身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温家宝呼吁世人面对危机要有信心,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重要。我不禁要问,要对什么有信心呢?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信心?这就是今日中国共产党上层权贵集团走资本主义道路走晕了头的有力证据。证明他们要执迷不悟,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动摇。
就在我奋笔疾书这篇文章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的人民正在伦敦走上街头,抗议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公不义,他们抗议道:各大公司,大银行的高层管理者平时给自己发高薪,发抡劫性质的红利,到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出了大乱子,就把下面的员工大批解雇,这公平吗?他们提醒世人,正是靠剌激鼓励消费来维持运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造成了全球气候的变化。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道路将把人类带向毁灭。在法国和美国,在危机面前,人们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这次经济危机,暴露了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上的空白。在崇尚私有制的西方,经济制度的不民主,金字塔式由上而下行使权力的制度使公司高层得不到任何有效的监管,到搞出大乱子,却要下层员工承担后果,被一批一批地解雇。在美国,发生了夫妻同时被解雇后一时绝望回家枪杀七岁、五岁、三岁的三个儿女然后开枪自杀的家庭悲剧。亦发生了被解雇员工一时火起回家拿枪到公司把公司总裁和人事部经理就地枪杀的社会悲剧。在富有革命传统的法国,则发生了两百多被解雇员工劫持公司总经理两天以谈判解雇条件的事件。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在2008年的第四季度亏损了617亿后频临破产时接受了政府1700亿美元的注资没几天,AIG就拿出1亿6千5百万给公司高层发奖金,结果引起美国朝野各界上到总统国会议员下到失业员工的共同愤怒。一致要求将发出去的钱追回来。这次经济危机,让人看到西方民主制度在经济领域的缺陷。这类似于中国改革后出现的没有广大职工参予监管的厂长经理责任制。在西方各国,这埸经济危机引发的各种事件让人隐约看到西方社会正在蕴酿着一埸深刻的社会革命。事情怎样发展,还有待观察。
唯独在号称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巳经告别了革命的共产党员温家宝却在声嘶力竭地要求人们要对资本主义制度有信心。这不是太讽刺了吗?看看三十年改革把中国共产党的权贵上层改成了什么样子。高高在上,唯利是图,讲一套做一套,背信弃义,彻底剥夺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同时将自身的政治经济特权无限制地膨胀,大肆挥霍劳动人民的血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并百般呵护唯恐新生的资产阶级成长不起来。打左灯向右转不认为蠢还自以为聪明,一副倒行逆施的反动派嘴脸。
人类社会的进步由两个力量推动,一个是科学技术,一个是民主理念和制度。科学技术帮助我们解决人与自然界出现的问题。民主理念和制度帮助我们解决人与人之间出现的问题。各国之间的竞争讲到底其实就是科学技术和民主制度的竟争。哪个国家能够用最低的成本最有效地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那个国家就领导这个世界。
高呼改革的三十年,看不到垄断了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有任何的创新精神,不是从外国捡回正在被别人扔掉的破烂,就是在故纸堆里挖掘已经在多次革命中被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所打碎的陈旧观念。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向旧时代的倒退。在解放思想一阵高过一阵的呼叫中,我们看到了社会向压迫有理,剥削有功的回归。三十年来,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发展就是硬道理,而人们是否需要问一句,我们要的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发展。
今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好象已经忘记了共产党成立时的宗旨和所要追求的理想。那是无数先烈宁愿牺性生命都要追求的东西,那能就这样轻易忘记。在此,我希望那些只知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人还应该知道,官僚专制、贫富悬殊,男盗女娼、贪腐横行,言行不一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用耗尽资源,污染环境、践踏劳动人民的人权去承全小部分人的一时暴富不单不是社会主义,而且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取决於谁能更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千主义万主义,为全人类争取到最大的自由和平等才是真主义,有了自由和平等,博爱才会降临。
三十年倒行逆施的改革在一些一厢情愿地将资本主义想象得无限美好的人们的误导下走入歧途。但是,梦想总要被现实击得粉碎,三十年美梦成恶梦,中国人交了这么一大笔学费学到了什么?我想最深刻的一条应该是:官僚专制不是社会主义。

中国的财富都到哪里去了?

作者:袁剑
  2004年8月27日,美林集团亚太地区副总裁马蓉在“2004年中国财富管理论坛上”发布最新报告:2003年中国百万(美元)富翁已经接近24万,比上一年猛增12%。这个增幅不仅大大超过中国9.1%的经济增长率,也顺利地为中国赢得了又一项世界第一:全球百万富翁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
正如这份《全球财富报告》的名称所要显示的那样,美林显然是想借此说明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这个特别能够满足虚荣心的头衔也正是许多中国人特别想得到的。而这种虚荣心由一个国际投行巨头所赐予,则更显得其确凿无疑。然而,就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报告发布前几天的8月24日,在离我的住宅不到30米的地方,一位46岁的男人跳楼自杀了。原因是:他每月300元的下岗工资已经无力支付他女儿的学费。几乎是在同一天,南京市区的另外一个小区中一对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或许,我们很难将上面两起悲剧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因素,但不管如何,贫困以及贫困所带来的人类尊严的丧失肯定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自90年代中期以来,此类悲剧事件屡见不鲜,已经很难成为轰动性的新闻。但上面两起自杀悲剧的独特性在于,它发生在中国南京——中国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这说明,由于贫困所导致的自杀现象已经开始向中国的城市蔓延。这个趋势与近年来中国不断攀升的自杀率相吻合。很清楚,这类耸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已经不再是中国下层阶级出于生存恐惧所杜撰出的预言。
  如果美林的《全球财富报告》渲染的是一个财富不断膨胀的中国,那幺,上面两起自杀事件则以令人难忘的方式呈现了另外一个中国——一个马尔萨斯式的古老世界。千真万确的是,它们同时发生在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想在一部分人的暴富和另外一部分人的绝对贫困之间建立必然的因果关系,但这种几乎天天发生的让人难以安枕的人道主义灾难,却不能不让我们去思考:在中国财富分配的黑箱中究竟发生了什幺?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大约20450亿元资产,也就是说,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这些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证券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亲属仅在海外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他们拥有6千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在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达20多万人。
一、滚烫的土地
及至1990年代初期,阶层分化和贫富悬殊,还仅仅是徘徊在书斋中的不详推测。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幽灵开始悄悄步出书斋,啃噬中国社会。短短的十多年之后,贫富悬殊已经变成一只巨兽,成为中国社会挥之不去的噩梦。反应在资料上就是中国的吉尼系数在1990年代之后开始急速攀升。从改革前的0.28急剧攀升到0.46左右。据长期研究这一问题的中国学者杨宜勇等人预测,2005年,中国的吉尼系数将迅速逼近0.47.对此,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堪称世界最高!”。在所有对中国吉尼系数的估计中,杨先生的估计并不是最严峻的。有更严峻的估计判断,中国的吉尼系数在近几年已经超越0.50.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快步进入贫富差距最为严重的国家行列,成为所谓“收入差距悬殊”的国家。由一个整齐划一的平等社会,转瞬之间完成天壤之别的角色巨变,是中国1990年代创造的又一个世界级奇迹。不过,与那幅已为世人熟知的经济奇迹的炫目图画相比,这个奇迹带给我们的却要阴暗得多。在这幅图画中,在绝望中挣扎的底层与志得意满,奢侈挥霍的上层构成了中国颜色的两极,仿佛来自不同世纪的人群突然聚集在一起。“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曾是这个民族对两极社会最深刻的历史记忆,不幸的是,21世纪的中国真的在开始演绎这种历史记忆的现代版本。的确,当人们发现中国的官僚们动辄用下岗工人一年的工资轻松的打发一顿饭局,同一个小区中的人们收入可以相差数十倍甚至上百倍,为数众多的不幸“落伍者”在生存底线上下沉浮的时候,我们相当确信,中国现实中贫富悬殊已经极具爆炸性,它远远不是冷静客观的吉尼系数可以描述,它正在展开的,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历史活剧。有必要询问:中国人20多年创造的财富究竟跑到哪里去了?
有理由相信,中国在1990年代尤其是1990年中期之后出现了严重的分配问题,而这个分配问题的性质已经与改革前期截然不同。这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经济分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零和博弈现象。中国经济学家特别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改革,但实际上,这个令人愉快和怀念的时光已于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当人们仍然沉浸在改革初期代给我们的历史幻觉之中时,中国改革和经济增长已经为一种新的逻辑所取代。这个逻辑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长是以另外一部分的绝对损失为代价的。这与我们1990年代中后期所观察到的现实相当吻合。在这一时期,一部分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开始在绝对水平上恶化,但非常不协调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富豪也不断涌现。这表明,部分中国人不仅被排除在经济增长的果实之外,而且还受到了蓄意的剥夺。
检视1990年代中国的财富流向,中国的贫富分化实际上有迹可寻。这首先表现在财富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与毛泽东时代通过统购统销,人为压低农产品价格对农民实施的剥夺不同,改革时期农村财富向城市的转移主要是通过以下三种途径实现的。一是深入农村基层但实际上代表城市利益的官僚体系对农民所进行的收刮,这一点由于各种发生在中国农民身上的残忍事件已经广为人知。但事实上,在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最为著名的剥夺却可能是最不重要的剥夺。第二种途径,则是通过对流入城市的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来实现的。通过对数量庞大但政治权数几乎为零的农民工实施制度性剥削(压低、拖欠工资、户口限制、子女教育歧视、公共医疗的不平等分配等等),城市获得的财富数量相当惊人,有学者估计,仅仅压低工资一项,城市地区就从农民工身上每年卷走财富4400亿。在中国吸收农民工最多的房地产行业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出奇的低,就是这种财富转移的一个力证。财富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第三种途径,是通过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来实现的。这种财富转移一直存在,但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加剧,在最近几年中,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突然提速而进入高潮。城市化和工业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土地的巨大升值收益,这本来是中国农民融入城市化进程的一种巨大的潜在资本。然而,在现行农村土地征用制度下,城市当局可以用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上征用土地,然后高价出手,其中差价可以达到几十倍之多。中国国土资源部一项调查说,在浙江省上虞市,“2000年土地出让收入为2.19亿元,其中征地补偿费只有591万元,仅占卖地进账的2.7%。”有资料估计,近三年来仅此一项,城市就从农民手中取得9300亿元。
而这些土地收益除了被官僚体系中饱私囊之外,全部流入了中国农民完全无权享受的城市基础建设之中。如果将历史时期拉长到整个改革开放时期,通过土地流入城市的财富就更加惊人,统计表明在近20年以来,农民承包地被征用的数量达到9800万亩,以每亩地农民被剥夺财富10万元计,那么近20年,农民光通过土地征用被剥夺的财富就接近10万亿。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改革前23年通过“剪刀差”从农民那里剥夺的8000亿。不过,中国农民的损失不是用静态的数字可以衡量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关闭了中国农民进入现代化的大门。完全可以预料,对农民工的剥削以及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剥夺,将是未来农村财富向城市转移的主要形式。作为中国弱势农民所拥有的要素,剥夺了农民劳动力权利和土地权利,也就彻底剥夺了农民在未来市场活动中最重要的两种潜在资本。这就从根本上将中国农民排拒在经济发展的果实之外。而这一剥夺可能导致的更加危险的后果在于:它剥夺了中国农民以主体身份(而不是客体)参与现代化的可能性。这等于人为的制造了一个庞大的社会底层。在这个意义上,后面两种隐蔽的财富转移要比第一种形式远为紧要。因为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尤其是土地的丧失),换言之,农民的财富损失可能是永久性的。
有受损者,就一定有受益者。这两年,夹杂在“经营城市”的喧嚣之中,某某或某某的朋友突然成为亿万富翁的故事又开始绘声绘色的流传起来,其中大多数都与土地投机相关。这与1992年之后的市井故事具有结构上的相似。与此对应,中国城市中又出现了一次高温度的繁荣。不过,深入在这背后的土地故事,我们就不难了解这种城市繁荣是建立在什幺样的基础之上。
中国的贫富悬殊首先表现在城市与农村贫富悬殊上。这种差距在1978年到1984年的短暂时期一度缩小,不幸的是,这个短暂的历史现象将中国改革者麻醉了长达20年之久。与中国众多改革者们的想象不同的是,改革之后财富在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转移实际上并没有停止,而是以更隐蔽的方式、更大的规模、更加迅疾的速度在持续进行。知道这一点,我们就丝毫不会对中国城乡差距持续刷新世界之最的事实感到惊讶了。
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为缓解城乡差距做出了不少的努力,但这些措施基本上都是短期性的治标之策。2004年之后,中国各省政府纷纷推出减免农业税的试点,以提高农民收入,降低城乡差距的爆炸性。但诚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这并不能消解中国农民人力被剥削、土地遭剥夺的困境。2004年10月,中国四川省汉源县发生中共建政以来最为严重的农民暴动事件,其起因就是土地问题。我们不能确定,具有明显古典“农民起义”性质的汉源事件,是不是预示着农村土地财富转移过程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时期,但它的确将这个问题上升到了一个相当紧张的高度。如果不能将土地升值收益以某种形式(例如以各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成立土地基金)转换为农民的投资,从而在根本上解决农民在现代化中的主体性问题,中国的城乡分配差距在未来十数年中将长期处于燃点状态。
二、向市场阶级寻租
财富在城乡之间的转移只是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财富在多数人和少数人之间的转移,或者说财富从社会不同阶层向官僚利益集团汇聚。这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完成。一是官僚利益集团对市场阶级的剥削。改革以来,由于市场化将绝大部分中国人口卷入其中,形成了主要依靠市场交换获得收入的庞大人口,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市场阶级。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中国改革以来的绝大部分财富。然而,这些财富中的相当部分却流入了官僚利益集团的口袋。
以北京的出租车行业为例。有记者曾经计算过,如果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按照中国现行《劳动法》规定的时间出勤,每月收入约6450元,但其成本却达到7000元,这意味着出租车司机工作一个月下来,不仅不能盈利,还要倒贴550元。如此,为了维持生存,出租车司机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愿”延长劳动时间,“今天拉10趟,明天就拉11趟”,以至于北京出租车司机的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13小时以上。基于这个原因,有人将出租车司机比喻称“现代包身工”。那幺究竟是什幺让出租车司机们沦落为“现代包身工”,简单的答案是成本。然而,在北京出租车司机的7000元成本中,“份钱”却占到了4800. 而在这4800元的“份钱”中,出租车公司及其相关利益者获得的特许权收益(净利润)达到3300元之多。很清楚,这种特许权利润流向了围绕出租车管理部门以及出租车公司所形成的利益集团手中。“份钱”的确是一个相当形象的名词,它象征着官僚利益集团特许人们进行市场活动所收取的那一份租金。有人曾经计算:北京近20万出租车司机每年要为官僚利益集团创造特许收益261.6亿元利润,而他们所获的工资则仅仅为60亿左右。这种劳动力收益与特许权收益的对比,无疑是触目惊心的。
这种对市场阶级的剥削不独于北京,也不独于出租车行业。另外一组资料可以从宏观上印证这种深重的剥削。根据仲大军先生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在2002年中国10万亿的GDP中,“城乡居民分得5.6万亿元,而其中工资总额只有1.2万亿元,其余的4.4万亿元都是通过非正式的分配渠道流入个人手中的”。这本来应该分配给劳动者但却流向了少数人群的4.4万亿中,有多少是属于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特许收益,我们不得而知,但肯定不是一个小数目。劳动收入阶层的收入与“其它”收入如此悬殊,难怪有人直指,中国存在一个负价值的白领阶层。白领是一个打击面相当宽泛的说法,在中国,这个负价值阶层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官僚集团及其市场代理者。
在中国西部的四川万源市——一个每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元的贫困县级市,官方为了举行一场所谓“纪念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的演出,竟然集资2000万元。所谓集资,不过是以红头文件的形式强行向下摊派价格奇高(最低150元)的门票而已。在这个贫困县,普通公务员的工资不过区区400多元,而在这次演出中出场的一位明星获得的酬金却达到42万元之多。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财富是如何通过政府权力向少数人手里集中的。
像上述北京出租车行业的市场特许权收益以及万源的集资演出等等案例,虽然纯属敲诈勒索,但毕竟是“半合法”的。相较于此类对市场阶级的“半合法”剥夺,财富向少数人转移的另外一个通道则要赤裸裸得多,这就是在中国泛滥成灾的官员腐败。有学者估计,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及其代理者每年所获得的法外的“腐败收益”高达1万亿左右,占到GDP的10%以上。与上述对市场阶级的直接剥削不同,腐败收益主要是通过对国有存量及流量资产的侵吞,通过对财政资金的巧妙贪污,通过对属于社会公众的银行资产的盗窃而来。这种腐败收益是通过“负性”的政治机制来实现的,而其代价则表现为“中性”的银行坏帐和日渐深重的税收负担。2004年,仅181家中央企业申报核销损失就达4000亿之巨,占中央企业净资产的10%以上。毫无疑问,这些在企业损益表上表现为损失的财富相当大部分已经转变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个人收益。在中国,各类“化公为私”的技法虽然层出不穷,但大多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出笼的,以至于有人愤激而讥称:“改革即分赃”。对于此类假改革之名行分赃之实的手法,大多数人早已了然于心。需要指出的是,当权贵们的盗窃和抢劫在事实上合法化的时候,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官僚上层汇聚,就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
  在解释“中国人为什幺勤劳却不富有”这一问题时,华裔学者陈志武先生的回答是:中国现存制度设置了高昂的交易成本。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案例是这个解释一个非常贴切的例证。不过,陈先生的观察中遗漏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勤劳而不富有。事实上,部分中国人的富有已经达到让发达国家都瞠目结舌的程度。在美国,在澳洲,来自中国大陆的神秘富豪在置业时一掷千金的故事早已不是什幺新闻。一位在华尔街顶级投行服务的朋友曾经告知,一位自称“没有什幺钱”的中国大陆客户一次拿出的理财金额是1000万美金。这给这位去国多年见识过不少发达国家富人的朋友留下了极其深刻甚至是具有震撼性的印象。如果说,大部分中国人的贫穷是因为制度为他们设置了昂贵的交易成本,那幺同样的道理,少部分中国人的速富则是因为制度让他们的交易成本降低到了几乎为零。进而言之,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一手为中国市场阶级的交易活动竖起了高高的壁垒,另一手却放任和鼓励内部人进行盗窃和抢劫(在科斯的世界里,这实际上是交易成本为零的一种至高境界)。这无疑是科斯定理在现代中国一种最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演绎。一边是交易成本为零,另外一边则是交易成本高昂,在这种不平等的条件下,中国不出现急剧扩大的贫富鸿沟那才真是咄咄怪事。在中国,少数人贪索敛聚,富可敌国的故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演一回。今天,当中国人自以为自己的时代充满了现代性的时候,我们却从那一扇从未封闭过的后门回到了过去。
三、宁赠友邦
在一次会议上,有一位公司领导人向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发问:“中国的一些城市提供免费的水电给外国投资者,新加坡政府能否在地产出租和水电费方面也同样给予一些减免?”吴作栋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不能进行这种以提供不计经济回馈为基础的竞争。假如我们要求新加坡能源公司提供免费的水电,新加坡能源公司从哪里取得资金?它会向政府拿钱。然后,我们再和另一个人在很不经济的基础上竞争,最后,我们就破产了。”吴作栋强调说,“政府必须计算过后,使竞争在一个可行的长远的基础上进行。”
  与吴作栋的“吝啬”相比,中国的政府官员就要显得阔绰和大方得多。在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中,贱卖土地(几乎相当于白送),减免税收直至水电增容费用的免收,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竞相使用的手段。这颇有点像货币的竞争性贬值过程。甲市将开发成本20万元的土地以每亩5万元卖掉,乙市就可能以3万元卖掉。在中国某城市,地方政府甚至以“优惠政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为口号。当有记者问该市领导“优惠政策有没有底线?”时,这位领导的回答与吴作栋总理的回答同样干脆:“没有”。
  两种回答虽然同样干脆,但却将那位中国地方官员的荒唐衬托得一览无余。不过,放在中国的具体背景中,这位官员的荒唐却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对于这位掌握了辖区土地控制权的地方官员来说,土地是一种无价格的要素,却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闲置资源”(至于为什幺会这样,则是一个需要篇幅讨论的问题,在此不赘),但如果卖掉,哪怕再廉价,土地价值就进入了核算体系,就能导致GDP的净增加,然后引进投资,又可以增加一次GDP.这样算起来,廉价卖地甚至白送,就是一桩合算的买卖。不过如此一来,流进来的是短期的GDP,流出去的则是真实的财富。很难确切的计算这种以“优惠政策”的名义送出去的财富,但考虑到中国一年6~700亿美元的FDI,数目恐怕相当惊人。按照摩根斯丹利的经济学家谢国忠先生的测算,这些优惠政策所带来的财富损失相当于人民币升值20%。送出去那幺多土地,土地自然就越稀缺,国内居民用于住房的土地价格自然就越是高涨;送出去那幺多税收,加诸于国内居民的税赋自然就越重,贫困阶层的社会保障和福利的资金来源自然就越少。在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很容易推论,任何财富流失都将最终传递给中国的弱势阶层。
  除了对“友邦”的直接馈赠之外,中国向外输出财富的另外一个通道是对“家奴”的出口。在持续增长了26年之后——据称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了不起的经济奇迹之一,中国的劳动力工资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和日本的1/50.经济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的将此理解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所谓比较优势,但大量来自中国出口工厂中的新闻报道则证实:这种所谓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自由使用奴隶的比较优势。据《华尔街日报》记者王必得(PETER WONACOTT)发自中国南部的一篇报道称,在那里的一个中国出口工厂中,许多工人每天经常要工作18个小时,而他们每月的工资起薪仅仅为32美元,这甚至比当地极不人道的最低工资标准还要低40%。显然,无论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还是与出口产品的总成本相比(劳动力成本经常只占出口产品总成本中的10%),中国的劳动力价格都被严重低估了。不管这种低估的原因是什幺,严重低估的劳动力价格都意味着财富的巨大流失,对中国这样一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体而言,就尤其如此。生产越多,出口越多,财富流失越大。无法估计中国由于劳动力价格低估所造成的财富流失,但以中国现在每年5000亿美元左右而且还在不断增长的出口规模来看,这个流失不仅巨大还会越来越严重。人力资本之所以是一种最重要的要素,乃是因为它是可以重复使用,最能动的要素。如果将“人”贬低为一种自然资源(甚至“贱”于自然资源),并作为一种值得炫耀的“比较优势”加以出口,不仅是一种最大的财富流失,也意味着这个经济体长期竞争力的丧失。从历史的常识出发,我们似乎从来还没有看到过那种依靠虐待本国人民就能够发达起来的国家。然而,问题的诡异之处在于,这种以财富流失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经济,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这很可能说明,无论在经济结构上,还是在要素有效率的组合上,中国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引进外资、加大出口,在中央政府那里是一种国家战略,而在地方政府那里,则成为扩张地方财政能力和创造政绩的最快捷手段。在整个改革时期,只有在外向型经济方面,中央和地方始终保持着高度一致。两股力量合在一起,终于使这个战略扭曲到不计成本的地步。
四、锈蚀的团结
  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中国虽然形成了以一个以市场交换为主导的财富创造机制,但具有强制性分配能力的政治结构却纹丝不动。与计划体制相比,市场机制的财富创造能力成级数放大,于是,传统政治结构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差距也就同步呈现级数放大效应。这毋宁是说,中国的政治体制不仅没有阻止贫富分化,而且主导和加剧了这种分化。这实际上是中国1990年代后期以来贫富剧烈分化的内里乾坤。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由旧式政治结构主导的“新”的分配机制趋于定型化。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这个机制初步发作的社会后果。也就是说,今天中国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偶然现象,而是一种体制化的结果。在这种体制中,那些被排斥在正式的政治分赃结构之外的庞大人口,随时都有可能被抛离于游戏之外,而这个体制为他们设置的“保障”竟然是一种仅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标准。中国各省设立的所谓“最低保障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近乎残忍的标准。如果中国的政治领导人以及精英阶层继续对这种危险的社会分化熟视无睹,一遇天灾人祸或者经济危机的洪流,中国庞大的底层人口将径直被驱赶到只能铤而走险的生存绝境。事实上,一个社会贫富分化的危险性从来不在于富人有多富,而在于穷人有多穷。当有人一点都不脸红地吹嘘自己在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时候,中国为穷人确立的贫困标准竟然是每年每人收入637元到882元。这个标准只是世界银行每人每天1美元标准的1/4左右。撇开世界银行的这个“国际标准”不谈,任何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可以想象,一年637元到882元的收入,离饿死还有多远?而这正是当今中国贫富问题最为凶险之处。在中国的都市人口及上层精英那里,经济繁荣不但习以为常而且理所当然,但在那些主流媒体看不见的底层那里,生存危机却无时不在,随时都可能不期而至。分化至此,这个社会实际上已经非常脆弱。不幸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却仍然生活在“繁荣永无止境”的幻觉之中。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极其险恶的程度,并且马不停蹄地不断刷新经济史的记录,中国经济学家邹恒甫甚至转引民间调查机构的数据认为:“考虑到高收入家庭有隐匿收入的倾向,有些民间调查机构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0.59.”按照一般的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就属于分配极不平等的国家,中国0.59的基尼系数很可能意味着一部分人已经陷入人间地狱般的生存灾难。对于亚洲的经济奇迹,克鲁格曼先生曾经有形象的描述:亚洲的奇迹主要是靠汗水而不是靠灵感创造的。如果这个说法的确是准确的话,那么以血汗浇灌中国经济神话的“汗水阶层”应该是最大的受益者。然而,结局却非常讽刺,他们获得的回报被压缩到了仅仅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最底线。
更加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中国的贫富悬殊正在以代际的形式向下迅速传递。位于中国城市武汉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一名贫困女生,2004年一年的饭卡消费记录只有8.35元。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之中,没有人发现这位女生是以捡剩馒头才能勉强度日的。这个故事曾经震惊了许多人。然而,这个看上去似乎十分极端的故事并不孤单。有资料披露,从1998年到2002年的四年间,中国首都某大学月生活费低于150元的贫困生的比例从16%激增到41%.作为新一代人的一个抽样群体,大学生中的贫富差距不仅反映了1990年代末期以来整个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急速扩大的现实,也是对中国社会未来阶级图景的一种勾画。如果这个趋势持续下去,那么未来的中国社会将肯定不是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温和,而是更加暴烈,更加激进。
中国严峻的贫富悬殊问题,并不仅仅只是在危机时刻才会显示出它的政治打击性,经常的情况是,它只是给一个脆弱社会结构的最后一击。而在这之前,它往往会以一种不那么具有爆炸性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在中国,它就是消费能力的长期低迷。自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为“原因不明”的内需不足而深感困扰。表现在宏观上,则是消费率长期低于正常水平。更为反常的是,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没有追随经济发展而提高,反而不断显著下降。到2003年,中国的消费率已经下降到只有55.4%的超低水平。这个数字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0.1%,而且也远远低于发展阶段相似的印尼、菲律宾等国。现在,那个“不明”原因终于开始浮出水面,许多人开始恍然大悟:中国内需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源自于中国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源自于中国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几乎没有消费能力的底层社会。这个在改革时期创造了最多财富的底层,被不由分说的剥夺了应得的份额,成为在消费上无足轻重的阶级。
  在一个国家,当GDP的1/4供养着99%的人口,而1/3的GDP却被仅仅1%的人口占有的时候,这个国家低得离谱的消费率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之谜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逆向异动的服务业比率(这个比例在2003年是33.1%,只有世界平均水平64%的一半左右)也就很好理解了。因为穷人是消费不起什么服务的。对于中国低迷的内需和畸形的经济结构,一向喜欢发表惊人之言的中国学者王建解释到:“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王建虽然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更具有中性色彩的“就业结构和产值结构的矛盾”,但在我们看来,它与收入差距指的几乎就是同一回事。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分配结构的失衡在先,消费率的低迷在后。分配结构决定了消费结构。在如此低迷的消费率之下,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便惟有像吸食鸦片一样地不断提高投资率(包括不计成本地吸收FDI)。这进一步扭曲了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关系。而提高投资率虽然能够在短期内维持速度,但会形成更加庞大的过剩产能,而为了推销这些过剩产能,就只能以剥削本国下层人民以及掠夺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用极其低廉的价格向国际市场倾销。这又加大了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依赖程度。可见,中国目前建立在畸高投资率,畸高外贸依存度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极其脆弱的恶性循环过程。而其总源头,则是中国国内财富分配的极端不均衡。换句话说,中国怪异的产业结构不过是中国国内异常分配结构的外在表现。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主要以政府主导的高投资率已经被推至极限位置,低劳动成本以及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所谓比较优势也已经被挤压至极限位置(中国2004年几乎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民工荒”现象说明的就是这个问题),这提醒我们,持续了2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一片喝彩声中正在迅速冲击它的终点。而最近两年中国经济令人诧异的强劲表现,很可能就是这种模式盛极而衰之前的最后一缕光芒。深刻而痛苦的经济调整近在眼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在中国,这种经济调整将首先意味著作为源头的分配结构的调整,意味着与分配结构共生的政治结构的调整。没有这种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就很难有实质性的调整。在20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分配结构按照官僚集团的政治“意愿”被不断深化,已经相当体制化。对这种分配结构进行外科手术,无异于又一场革命。近20年来,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誓,要调整中国的经济结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从增长模式来看,他们非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且让中国经济深深的卷入了一种无法退出的结构锁定状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还远远没有理解这样一个隐蔽的线索,即:在相当程度上,政治结构决定了分配结构,分配结构决定了经济结构。严重的贫富悬殊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结构畸形只是政治不平等经过一连串中间过程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最后结果。当现存的经济结构无法支持进一步的经济增长的时候,经济对政治的倒逼效应就会开始。这种倒逼效应是以激烈还是以温和的方式展开,则取决于政治结构的适应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无法乐观。
  严重的分配问题不仅仅从经济结构上扭曲着中国经济,也同样从动力上瓦解着中国的经济增长。20多年以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杜撰了一个非常牢固的谎言。他们将平等和效率描述为一对天生的敌人,言之凿凿地认定,平等会导致效率损失。仿佛平等多一点,效率就会少一点。这个可疑的理论假设不仅非常流行,而且被官僚权贵们蓄意解释成,只要是效率的,那么抢劫和盗窃就是应该允许的。它甚至被含蓄地推倒了这样一个极端:不平等是经济增长的条件。按照这个逻辑,为了达到经济增长,我们不仅应该容忍不平等,甚至应该主动地去制造不平等。然而,早在四十年之前,缪尔达尔就在《亚洲的戏剧》中断言:“均等化的增加将比在西方国家更多的帮助发展,而不是阻碍发展”。而中国学者秦晖也曾经以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为例证,雄辩地证明过,公正和平等是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是中国早期农村改革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秘诀。事实上,凭借常识,我们也能够推论:一个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游戏规则一定会比一个建立在不平等基础上游戏更具有效率。其中道理非常简单:平等可以增进信任,信任可以促进合作。没有潜在的基本信任作为基础,合作不可能,竞争也不可能,甚至连社会本身都不可能,更遑论从这种竞争或者合作中取得效率了。抽去了正义,一个社会就从核心处被抽去凝聚力,被抽去了团结。如果大多数社会成员不能从他们置身的那种秩序中获得他们认为基本公平的回报,他们就不可能信任这种秩序,而当他们不信任这种秩序的时候,这种秩序就绝对不会是有效率的。除非他们受到了某种强制。而强制的秩序,不管是计划形式出现的,还是以某种受到操纵的市场形式出现的,都不可能表现出长期的效率特征。相反,它所激发出来的破坏性则可能是长期的。在中国,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无处不在的政治腐败所培育的,正是这种对社会信任具有毁灭性的阴暗文化。这种文化足以消解任何一种合作或者竞争秩序,从而使它们趋于无效。在当今中国社会,对在改革中确立的竞争和合作秩序的普遍不信任情绪正在广泛蔓延,逃避、消解、抵抗这种秩序的现象随处可见。就此而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最基础的源头上遭到瓦解。令人奇怪的是,当严重的不平等已经将中国社会锈蚀、离析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中国经济还可以高速增长20年甚至50年”的高谈阔论却仍然在被四处传播,我们很难理解,这些“中国奇迹”的传教士们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
 
 

面对这个农民工的遭遇,请问,是谁又把人变成了鬼

作者:库爽生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在一个时段,我临睡之前总是担心,担心自己在梦中变成了鬼。因为,这个社会,又开始有人活着的时候就变成鬼。  
这个残酷的事实,一直在啃噬我的心灵。读报的具体时间我忘记了。湖北宜昌市城区有一份发行量颇大的报纸《三峡商报》(宜昌市委机关报所属子报),在头版用很大篇幅刊登了一篇通讯,并配发一副图片:一个40多岁的宜昌市五峰县的农民工,苦着黑黝黝的脸,一副叫人揪心的哭像——欲哭无泪状,面前放着一厚叠“钞票”:这就是他在煤矿井下拼着老命、冒着生命危险辛勤劳作一整年的“年薪”报酬。不过,这钞票在人间是不能购买粮食和蔬菜的,根本不需要验钞机,没有哪个超市的营业员把它当流通货币——因为,那根本就不是人民币,更不是美钞欧元,那是什么呢?匪夷所思:那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时候,人们用来寄托对已逝前人的追思的“冥钞”。这不是人间的钞票,而是阴间的纸钱。  
原来,这位中年打工仔,在外省一家私营小煤窑矿井底下为矿老板挖了一年煤碳,吃的是猪狗不如的伙食,下的是牛马难及的苦力。年终结账,矿老板算给他8000多元钱的“年薪”——8000多元呢,对于来自偏僻乡村的农民工,是一个比较殷实的收成。再加上种地的收入,该过一个喜庆红火的春节啦!矿里一个头儿亲手在矿井阴暗处把钱面交给他,当他的面数了钱的张数,都是百元大钞呢,并千叮咛万嘱咐,叫他小心谨慎,社会太乱,不要把钱在外面现眼。他遵嘱当即牢牢缝在内裤里面。揣着一笔“巨款”,他满怀希望乘坐上了到宜昌的火车。一直到出了宜昌火车站,见有警察在徜徉,他以为安全了,忍不住把他的“年薪”拿出来“欣赏”,不禁大吃一惊:那一扎钞票,只有外面一张是人民币,里面全部是为阴间的鬼魂造的冥钞。他顿时瘫软在地……  
故事很简单,却极残酷。我的脑海里,立马浮现出革命话剧《白毛女》的主题: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如今,我们的共和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谁,又在把人变成鬼?  
我曾经气愤地对人讲过这个残酷的故事,他居然笑了:这只是个例。  
是的,这个农民工的遭遇也许是偶然的,但是,当我联想到一系列关于黑砖窑、包身工、血汗工厂的报道,这“偶然”里面也有“必然”啊!解放前,白毛女喜儿不也是个例吗?当时国内也没有听说有几个白毛女呀。可是,在旧社会,穷苦的劳动人民受欺凌受侮辱受剥削受压迫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个例,作为艺术形象,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也有典型意义。  
警惕啊,朋友们!我们的天下,还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的第一行,还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还是领导阶级啊!我们岂能让“把人变成鬼”的悲剧在我们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重演!  
在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在睡梦中冒一身冷汗,以鬼哭一样的腔调惊叫出声:不……  
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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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为山开
改革的结果,真的是让人害怕。
2009-3-26 10:35:48
3分
gnohe
应该把这一扎冥钞送换他的黑老板和黑老板后面的黑官!
2009-3-26 10:32:16
3分
chxwd
我只想哭,可我没泪了
2009-3-26 10:27:50
3分
chinabbs
修宪也快了
2009-3-26 10:23:59
3分

中国需要政治进步:改变落后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方法

作者: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在中国政法大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

2009年3月15日
大家开了一天会,取得了很多的成果,特别是对“敌意事件”一词进行了慎重的斟酌。我是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才知道“敌意”这一提法的,昨天才写起一篇文章发到会务的邮箱中。我认为于建嵘先生和单光鼐教授刚才的担心和解释是没有必要的,就好象抚摸政府神经一样,生怕“敌意事件”这一词汇吓着政府,我认为没有必要,不要修饰今天的现实,现实是什么就是什么。学者不要矫正、解说甚至歪曲现实,爆发了什么事件就是什么事件,不要因为政府神经紧张,我们就换几个温和的词语,就能改变这种现实,要实实在在,政府现在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
我认为目前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已经足够了,对社会动态都有足够的了解,所需要的是更深入的认识以及聪明的智慧,即社会产生敌意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些产生敌意的根源?用什么办法才能既保证社会平稳,又化解了社会积怨,缓和了社会矛盾,使中国的政治改革走出一放就乱的历史宿命?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的需要是前所未有的政治智慧和方式方法。
谈到敌意,敌意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大家有非常多的阐释,敌意就像空气一样,就像每天要呼吸的空气,如果生活在充满敌意社会氛围里头,这个社会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一个社会尽量减少这样的情绪。我把敌意定位于情绪,因为敌意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剧烈非常明显的矛盾冲突,仅仅是一种情绪,如果这种情绪长期蔓延的话,对社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要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情绪,解除心理上各种障碍,不仅仅是减少恶性爆发事件,不仅仅是解决泄愤性的事件,平静生活中连敌意都没有是最好的。
我们要深刻地研究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敌意,敌意在加深加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改革30年之后我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今天讲三点,当前敌意存在的三大原因,第一个表现是官民对立,官民之间的对立。第二个敌意产生在社会贫富分化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一种对立情绪和敌意。第三,思想文化战线,知识界群体仍然在分化和对峙,特别是改革30年,围绕改革争论,围绕前30年后30年各种各样的思想争论,也产生了对立,今天的思想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中国当前的社会中,内在的矛盾对立和敌意情绪大体就在这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哪一方面最严重?我认为都非常严重,但官民之间的敌意应当是首位的,但三者同样重要。
为什么官民之间的敌意和对立情绪、愤恨情绪越来越严重?就是我们的改革,改革30年,改出来一个权力更加庞大甚至更加特权的政府,改革方向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调整和扭转。
我在这里是直言不讳的,不能因为有些话领导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我这个研究中心就是为政府做政策建议的,我们非常多的观点、意见都是给政府做决策参考的。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利益上,改革30年来,政府部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政府部门的条件越来越好,社会保障福利各方面都好,并且政府对资源的掌握依然很大。
有经济数字可以说明,过去国企的利润只占GDP的1%多点,现在已经上升到7%,2007年中央大企业的利润达到了1万多亿,垄断利润是非常多的,与民争利,导致官民之间的对立。
特别是下面的一些地方政府,侵民扰民严重。我这几天被外地上访的人和外地电话所缠绕着,福建晋江和江苏述阳的农民土地被侵占,有的亲自上访到北京,地方政府对农民侵犯的程度是非常厉害的,不仅仅是中央垄断企业,攫取庞大的垄断利润,还包括地方政府贪官污吏对当地的群众的侵扰。
据上访的群众说,纵观晋江历史,进行历史性的比较,最坏的政权也没去抢占民房民地,最反动的政府都没有这么干的,但是今天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打着发展的旗号,横行霸道。
由于政府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越来越大,导致现在的政府已经非常专横,有些官员已经无法无天,这种制度造成官员的素质太差了,就是政府说得算,老百姓算什么,哪有一点尊重民权的意识,民权越来越薄弱。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我们今天的政治都是一大倒退,连皇帝倒了之后的程度都达不到。因此,我不得不尖锐地提出来,不要怕领导人听了不高兴我们就不说了。
由于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导致现在非常多的政府官员骄横无比,目中没有法没有民,专横霸道,这和毛泽东时代焦裕禄式的干部差得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今天出现怀念毛时代的现象?福建晋江的上告农民说现在黄世仁南霸天又回来了,很多群众用很朴素的语言表达社会现实,这样一种官民对立和官民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事实。要改造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官权泛滥的状态,必须根本上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改革落后了30年。到现在迟迟不动,这次人大会一再提出来,不搞多党制,不搞西方的政治模式,我也赞同,我们可以不搞多党制,但是必须要搞民主化,在一党专制下照样可以搞民主政治。
社会间另外一种敌对情绪就是贫富差距,这种矛盾相对于官民之间的情绪要弱一些,官民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的。贫富间的敌意也是存在的,这些年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特别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衡,穷的穷、富的富,社会拉开较大的差距,因而出现了群体对立甚至敌视,甚至很多社会学者也谈到,中国的阶级对立再次形成等,很多社会学家都指出这种情况,这也成为一种事实,贫富群体的敌视,对社会生活也是很不利的。
第三,当前思想文化界严重的对立,当前社会思想存在很大分歧,改革30年之后,中国社会突然产生巨大的分裂和矛盾,左的、右的、中的,各种思想涌现出来,并且在这种分歧中看不到什么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改革又失去方向。象李白说的:多歧路,今安在!
我们今天的改革又在重新寻找道路,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国社会还形成一个共识,我们现在的改革又失去了共识,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改革向何处去,中国怎么走?正是在这种分歧下,出现了左右之间的严重对立。现在闹得比较厉害的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派群体,胡星斗教授最近向乌有之乡发起的批评,但遭到极其激烈的反击。回应中充满着谩骂声,多少年前阶级斗争时期的语言都出来了。
这样的对立和敌意状态,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改革的分歧。走到30年之后,忽然感觉失去了共识,要重新寻找我们的道路,不管从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上,包括思想文化层面,甚至认识方法,我们的哲学,都需要重新创建。这表明中国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抓经济、不抓思想文化、不抓政治建设的改革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口,在这个时候需要广大的学者、官员、社会民众都静下心,好好对待冲突和分歧,面对重重冲突和分歧,找出新路来。
学者们的分歧还好一点,最多是打打嘴仗而已,而那些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是最难过的。那些整天面临着拆迁、征地的市民和农民,可想而知他们是多么的痛苦!他们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被扒房和被拆迁的居民们,他们是最痛苦的,他们的生活就是在煎熬。江苏述阳的农民天天有镇政府干部上门来强迫签字,出让土地。有些农民不开门,干部就翻墙进来,强制签字。
我们要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在民生方面忍受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深入研究社会敌意问题,我们的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希望我们的会议能真正拿出好的思路、有见地的看法,提供给社会和政府,走出一条新路。
主持人卢建平:
非常感谢大军先生,几年不见,发言还是这么慷慨激昂。我们今天安排两位点评人给今天会议留下宝贵自由发言和相互交叉讯问的时间,这是我对皮艺军老兄提出一点批评意见,虽然大家对问题高度关注,做了精心准备,要求发言者积极,但是给人感觉,就是一个敌意不断地累计,但是得不到释放,这样是很危险的进程,所以我建议,这一节在感谢两位点评人自动放弃之余,我们珍惜他们给我们提供宝贵、难得的机会。

仲大军第二次发言: 中国的政治改革用不着搞什么竞选和多党制,只提高一下政治文化和方式方法就可以了。
当前我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方法落后到极点,但有人总以此自居。就以中央电视台新址大火这件事,元宵节晚上着了这么大火,没有一个电视台现场报道。从世界横向比较来说,哪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对这种时件能不现场报道?我们不但不报道,甚至连网站上放照片都不让,这是什么做法?这种愚昧的做法使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反感心理?除了对我国落后的新闻文化产生敌意之外,还能有什么?
那几天,我的邮箱收到大量的信件,对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着火都是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国家的公共财产遭到这样重大的损失不仅不感到痛心,反而拍手称快,幸灾乐祸,原因何在?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写文章时也谈到这种现象,民心是随着世界文明一齐进步的,固步自封,跟不上世界潮流,只能遭人遗笑。
还是政治文化落后的原因。我国可以不搞多党制,可以不搞西方式的政治选举,但要搞新闻民主,新闻公开!要搞信息透明!世界上今天有这么多好的政治方法和手段,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借鉴?什么时代了还搞得这么愚昧?
中国人今天是有对比的,谁先进,谁文明,一比较就感觉出来了。9.11美国世界贸易大楼被撞的时候,那第一时间香港的凤凰卫视就现场直播了,我因为住在新华社的宿舍,能看到凤凰卫视,所以那天晚八点多钟就看到美国世贸大楼着火了,凤凰卫视从晚上8点多就开始转播,一直到9点多,一直在现场转播,我亲眼看见世贸大楼在浓烟和大火中坍塌下去。
可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着火了,火光映红了北京东边半个城区,出了这么大的一档子事,那天晚上不管是北京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没有一个现场报道的。只有北京电视台5套和3套打出了一行字幕,这些电视台的记者们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能直播?为什么要瞒着人民?都什么年代了,还搞愚民政策!这件事最典型地显示出一个国家的政治水平和政治文化,如果整天这么搞愚民政策的话,老百姓能没有敌意吗?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用不着搞什么竞选和多党制,只提高一下政治文化和方式方法就可以了。

仲大军第三次发言: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
公安部的李慧先生做了激情洋溢的发言,我们为公安战线有这样杰出的人才而高兴,李慧先生的发言题目是“社会敌意的消解机制”,我的理解是,李慧先生从公安战线本部门的角度,谈了如何消解敌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自身做起,公安部门这些年也遇到很多问题,如袭警、杀警事件,所以消除敌意是公安部门的重要任务。如果社会各个部门都能做好本职工作,这个社会就和谐了,敌意就消除了,这也是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重要的是落实。
通过李慧先生的发言,我们知道公安部门这几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大家都很高兴。通过学习香港、学习国际经验,公安部门的管理、干警的方式方法都在改善,中国的确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方式方法。如果我们是经常出国的人,到国外感受一下,就会知道国内国外做法多么不一样,说到底我们的落后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落后,很多落后是在方式方法上。方法方式的调整也不难,但要宏观微观一起入手。
讨论了这么半天,如何消解敌意,单单从微观去做非常难,成本很高,我认为干什么事要寻找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办法。我们必须站在最高的高度来解决问题,从高处入手,基层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高度就是政治文化,只要我们国家高层的政治方式方法进步了,改变了,下层的不满情绪和敌意情绪就可以迅速消解。
我们刚才讲了贫富差距、特权和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产生敌意的根源。但今天社会的不满还不仅仅是由于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而是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在世界大的政治文化环境比较下,我们的社会每天都在进步,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标准都在提高。在封建社会见了皇帝都要下跪,今天见了官员不仅不下跪,还要觉着他是个服务员,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整个社会认知的标准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民的要求标准在提高,所以当今的中国政府要不断改进落后的政治手段、落后的政治模式,否则就要产生不满的情绪。
这就叫与时俱进,政府管理的方式方法手段要与时俱进,中央电视台着大火,我们的媒体无动于衷,仍然不报道,仍然采取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时期的模式处理,人民群众能满意吗!这是政治文化的落后,方式方法的落后!我也主张共产党一党制,因为一党制照样可以搞新闻开放和新闻自由,照样可以搞政治民主,在一党制的模式下,可以有很多内容。
前几天我在日本,半夜两点多钟在房间里看美国CNN实况转播英国首相布朗在国会的激情演讲,一讲两个钟头,也不拿讲稿,即兴演讲,人家的政治家真正是选出来的,那演讲水平,滔滔不绝。英国的议员们也非常绅士,他们鼓掌不是坐着,一鼓掌都站起来,非常虔诚,整个演讲现场充满了虔诚和激情。
他们的政治领袖怎么诞生的?是选出来的,不光是官员还有议员,都要经过民选,有民众的支持和赞同,所以才有发自内心的虔诚和支持。
我们政府官员身上有这样的东西吗?我们的官员是怎么来的?中国有这样的政治文化吗?上个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晚上半夜里在房间里看电视,看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实况转播。盖特纳走马上任美联储主席,但要通过国会参议院这一关,一个个参议员轮流质问、讯问,盖特纳一一解答。在这种形式下,官员称不称职,合不合格,大家一看就知道。
中国改革开放引进了外国这么多物质文明,为什么政治文明不引进一点!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政治文明?为什么在私天下的政治传统中迟迟走不出来?根本的原因是缺少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和氛围,老百姓有什么怨气和不满?社会有什么不能顺畅!我们的社会还会充满着敌意吗?
我们的会议要落实到一个主题上,那就是中国必须政治进步,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敌意。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政治进步。两条腿走路,国家才有希望。如果仅仅追求GDP和物质财富,在这样落后的政治方法中,在这样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下,在贪污腐败的风气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经济矛盾和利益纠纷。经济矛盾必然空前剧烈,最后导致政治危机。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要复杂化,也不要纠缠在小小的词汇上,“敌意事件”一词该不该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在概念上纠缠。我们选择语言都是为了正确地描述社会现实,哪个词语能正确描述社会现象,反映社会的问题,我们就使用哪个语言。
我们开了一天半的会议,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有这么多部门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出不少重要的思想观点。我想这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消解社会敌意的最好的方法。参加这个会的学者们、法律界人士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大家要齐心协力,解除这个国家的火药味,解除社会的定时炸弹,创造一个人心舒畅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中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美元泥坑的?

作者: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针对中央电视台这样一条字幕消息而写的:中国将在6月份召开“全球智库会议”,邀请二到三百名外国智库专家来华献计献策。中国如此热中于外人,冷落本国的民间智囊,这种做法说明了什么问题?现在需要好好想一想了。
2009年3月22日
3 月18 日,美国政府决定要向美联储发行3000亿美元的国债,6个月之后,还要再发行8500亿的国债。这一做法终于暴露出美国已走上了靠滥印钞票来度过危机的穷途末路。
此举动可以看出,美国政府目前向社会已经发不出国债了,首先是民间没有人买,银行都面临着倒闭,更没有买的。向海外募集也无人响应。 日本欧洲早已收紧了钱袋,只有中国出于被迫无奈拿出了一两千亿增购美国国债,这对于资金缺口高达数万亿美元、嗷嗷待哺的美国简直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只有向美联储这一可以印制钞票的机器发行国债了 ,也就是国家财政部向中央银行发行债券。
走到这一步,中国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那就是投到美国的1.7万亿美元的巨大金融资产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美元大贬值和美国高通货膨胀中化为泡影。
仅仅是在几天前,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还忧心忡忡地希望美国对中国在美国的庞大资产能负起责任,美国政府也立即回应让世界各债权国放心,但话声刚落,美国便使出这最令世界恐怖的一招:开动印钞机。
美国为什么印钞而不出卖家产?
消息传来,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中国人突然明白了美国危机严重到什么程度,突然意识到美元大幅贬值的未来,也突然意识到自己外汇储备的危险。
这种结局我早已料到,并且在去年秋和今年2月份凤凰卫视的一虎一席谈节目中清楚地表达出来。但即使到了今年二月份,与我当场辩论的袁钢明教授等人还对美国充满信心,大唱赞歌,说什么购买美国国债是最安全的。现在,这些老兄可能都傻眼了。美国人怎能这样干呢?
很多中国人想不通,美国怎么能这样干!美国为什么不选择别的负责任的办法而选择这样损人利己的办法呢? 美国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的家底还是仍然很雄厚的,变卖点家产也是可以过日子的。夏斌先生前天在中央台经济信息联播做评论时说,美国最好是别印钞票,而是靠出卖值钱的家产来度过危机。夏先生真是想得美!人家美国会这么傻吗?人家会把最有价值的高科技卖给你中国,会把好企业卖给你吗? 人家能让你中国拿着美元钞票到美国大肆收购吗?人家掌握着印美元的大权,能傻乎乎地靠出卖家产度过难关吗?
严酷而无情现实终于给中国的好学生们上了一课。看看这几天中国主流学者们的种种表现,除了幼稚就是可笑。倒是饱受攻击的张维迎教授今天在钓鱼台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向斯蒂科里茨先生提了一个有水平的问题,美国今天为什么不忍着度过危机?也就是说,既然没有钱了,就老老实实地省吃俭用,一点点度过难关。但美国人愿意这样干吗?美国甘心象中国人这样过紧日子吗? 美国人甘心悄不做声地趴下去吗?中国学者怎么光凭自己的想象和愿望去要求美国!
这件事情告诉人们一个严酷的事实,当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际准则都是把本国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的,任何国家都会不惜一切手段保护本国利益的。基于此,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能寄希望于别国的高尚、仁慈和守信。而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多年来的发展丝毫没有一点防范意识,中国的君子们一腔情愿地将本国巨大的资产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美国,决没想到这笔资产会有什么风险。
总之,美国近来的表现很是给中国学者上了一课。中国人怎么也没想到,历来令主流学者们亦步亦趋的美国今天能落到这个下场,怎能干出这种事情来。 等待中国的只有每天在惶恐中过日子了。美元一贬值,中国人就眼看着自己多年积攒的外汇财富一点点缩水吧。辛辛苦苦搞了二十多年重商主义发展,耗费了这么大的代价,到头来积攒下的一点家底还要被人家坑光。这已经不是什么今天才能看到的前景了,而是前些年里我一再呼吁警惕的事情。 早在两年前,我就撰文指出,中国在这一场大变动中,至少损失10万亿人民币。这一断言很可能要不幸而言中。
但为什么我多年的警告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政府没有引起任何注意?这个问题值得深思。这除了与这个国家的体制有关,还能有什么原因!官本位至高无上的官僚体制平日里除了蔑视民间、崇洋媚外还能干什么?
中央电视台昨晚的一条字幕里又打出这样的消息:某某部门决定在今年6月份召开“全球智库会议”,准备邀请三百名外国专家学者前来中国献计献策。
难道中国的学者都死光了吗?为什么本国的民间智库被冷落一旁,为什么对北京大军智库这些年来不断发出的警告和预测不予理睬,而整天围着外国人的屁股转?这和清末的中国状态有什么区别?
这些年里,中国官方的主流学派深陷西方思想的控制,一直是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中国政府高层在这么一批人的簇拥之下,哪有一点清醒头脑。直到今天落到个被绑架、被玩弄的境地,后悔也晚了。看看温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几乎已经要向美国摇尾乞怜了。
从去年底中美两国高层会谈,王歧山对保尔森提出美国要保全中国在美资产的要求,到今天温家宝在记者会上通过外国记者转达中国的担心,从去年中国还向美国继续购买了近2000亿美元的国债,到今天眼看着美国开动印钞机,中国正在一步步落入美元陷阱。
人们会问:中国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一地步?怎么会悄无声响地把1.7万亿美元之巨的国民财富搬到美国?中国是怎样走上了这样一条把经济命运掐在人家手里的被动之路?中国社会今天不进行检讨能行吗?人们不进行反思和问责能行吗?
美国已经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了吗?
反过来我们仍然要问一句:美国已经山穷水尽和穷途末路了吗?我认为没有。美国通过采取赖帐政策,不仅可以赖掉背负的巨额外债,还可以使国内经济迅速活跃起来。美国实力仍然保存,美国决不会老老实实地还债而丧失自身的实力。
但是,很明显,迎接世界经济的将很可能是经济萧条后的又一波通货膨胀。一股价格上涨之后,中国会突然发现自己手中已经所剩无几了。中国储蓄的国民财富在美元等外币一场大变动之中,最终会 贬值得所剩无几。
我们现在依然在家里庆幸,甚至有人在对美国幸灾乐祸。但美国真得会垮下去吗?严酷的现实早晚会给中国幼稚的好学生们上一课,但是,很可能等他们清醒过来之后,民怨也沸腾了。
这就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道理。中国最缺乏的长远战略研究,特别是缺乏经济发展方面的长远战略研究。一味固步自封的官家体系,已经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的智力发展。中国政府垄断模式再也难以继续下去了。
中国的民间智库并不是天生的愿意批评政府,而是实在看到问题严重了,才不得不表达自己的担心。只要看看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多年来的不断提醒,就知道我们为什么一直在焦虑。
中国是怎样一步步陷入美元泥坑的?
官家体系束缚中国的智力发展
自2002年以来,我中心便呼吁中国政府适当放弃“创汇”战略,适当升值人民,避免摄入太多的虚弱货币----美元 。但中国就是不敢迈出人民币升值的一步。2003年就该升值,但一步错,步步错。2003年未能及时升值,结果导致国际热钱看到人民币有升值的投机机会,便于2004年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直到2008年,国际热钱滚滚而来一发而不可收。这一场对人民币的狙击目前还处在静伏阶段,等到美元大幅贬值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时刻到来,这笔潜伏的巨大的国际热钱早晚会行动的。中国就准备迎接这场早晚要到来的货币大战吧!
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这句话提醒人们要及早地预见到危险从而避开危险。但我们的政府管理者从来没有理会来自非官方智库的警告,外汇当局不但不警惕美元的危险和购买美国债券的危险,反而背着国人将如此巨量的外汇置于美国。若不是美国方面公布出中国在美的资产数目,中国的民众将会一点都不知情。
这种体制和这种做法难道今天还不该反省吗?否则我国怎能落到今天这种尴尬的境地!
大家可以看看这几年里我们所做的事情和写的文章,从2003年我中心在北京远洋大厦召开发展战略新思路会后,我不断地写文章揭示这方面的问题,但中国的发展对此没有任何警醒,而是一步步走入一条危险之路。由于在2003年那个重要的关头,中国未能把握住发展的方向, 没敢果断地实施人民币不断升值的策略,以致于后来怎样挣扎都难以摆脱被动局面。
这种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不能老犯这种错误。现在我把这些年来我们的文章列出来, 大家可以回过头去看看,中国的民间学者说得有没有道理。为什么中国的主流和官方对此置之不理?现在只能用毛主席当年的一句话来揭示这其中的原因了:“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
下面发出几年来我对这一问题阐述的文章。大家可以通过这一篇篇文章,清晰地看到我国是怎样一步步走入一条危险的陷阱的。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最早指出了中国过度外向型发展的问题,并在2002年底就特意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但当时我这种思想根本得不到学界和政府的响应。直到今天当中国经济发展受到重大损失的时候,人们也许才会认识我们会议的意义。请大家再看看这篇文章,早在6年前,我们实际上就把问题讲清楚了。
资料一: 这些年刊登于本网的文章
仲大军: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发展战略,2003,1,16,
仲大军:走出“顺差至上”的认识误区,2003,2,25,
仲大军:中国:如何建立新的贸易平衡?2003,12,26,
仲大军:中国外贸损失有多少?-创汇思维的恶果,2004,8,4,
仲大军:走出重商主义的中国外贸前景,2006,8,28,
仲大军:中国:汇率调整还是国内成本调整?2005,7,28,
赵丹阳:低价竞销出口而付出的沉重代价,2004,9,25,
赵丹阳:外向经济偏好对国民就业的挤出效应,2005,1,21,
仲大军:人民币升值越早损失越小,2005,1,22,
仲大军:重商主义发展战略对中国的利弊得失, 2005,1,8,
仲大军:《重商主义在中国的完结》,2007,5,23,
仲大军:《中国要有应对国际热钱的新思路》2007,7,9,
仲大军等:《警惕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崩溃》,2008,4,4,
 
资料二:
2003年1月远洋大厦会议内容
(请点击查看)
中心消息:中心召开“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
2003年1月10日上午,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与《中国远洋》杂志社在北京远洋大厦1218会议室召开了“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主持了会议 [照片],刘福垣、石小敏、王建、温铁军、蔡昉、王小鲁、汤敏、左大培、杨帆、侯若石、李培林、江时学、高粱、顾海兵、袁钢明、杨继绳、王勇、胡江云、姚永玲、林大建、张彤等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的内容和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的文章《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引起了国内理论界和政府高层高度重视。具体内容请看“《研讨会记录》”“仲大军文章”。[ 照片1照片2,]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
经 济 与 社 会 观 察
第一期,2003年1月15日
[编者按:2003年1月10日,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在北京远洋大厦召开“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这是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给会议提交的主题报告。此文对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出口贸易以及人民币汇率提出了全新的看法。]
[2003:中国发展战略新思路研讨会文章]
中国应深刻反思重商主义
----对调整我国发展战略的一点思考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3年1月6日
一、中国应通过提高环境成本来调整产业结构,摈弃短视的发展战略,
20多年来,我国传统的外向型重商主义发展模式 和不计成本的创汇战略存在着重大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廉价地输出了国内宝贵的资源,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在这场进出口贸易交换过程中,中国的经济资本大量增加,但自然资本损失惨重。目前全国已形成几大块生态危区,南水北调便是一例,华北地区水资源的匮乏已成定局,我国不得不通过花费上千亿元的水利工程来调整资源配置。东北三省的黑土地是经过几亿年植被腐化形成的一层地表黑土,在世界上也只有乌克兰和美国的中部各有一块。但经过近几十年里毁灭性的开发,我国的黑土地水土流失严重。如果不加大这一地区的生态保护成本,一味追求廉价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几十年后这片黑土地便将岩石裸露。我国的羊毛羊绒产品生产对西北地区的沙漠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西北地区的生态恶化正在越来越严重。
至于说治理环境污染的成本更是巨大,每年一两千亿元的治理投入,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发展的成果。总起来看,将环境代价计入成本核算,中国的贸易成本是巨大的。从比较优势来讲,我国许多出口产品都是在一种比较劣势下生产的。为了更廉价地出口,不惜破坏和污染生态环境。
提高中国的环境成本已经迫在眉睫,国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保护措施,例如,对于某些产品不实行出口退税,通过税收政策降低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增加这一类产品的环境成本。目前,我国要认真检查一些出口行业的真实成本,譬如丝绸、皮革、农产品等,把漏掉的环境成本找回来。通过关税调节,来合理利用国际资源。通过比较优势来淘汰中国那些不具竞争力的产品,剔除那些赔本赚吆喝的出口产品,最后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的的目的,这样做,从表面和时间上看,可能影响到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利益,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久生存与发展。
总起来看,我国目前还未摆脱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特征,即靠资源来换取技术和服务产品。这种贸易的特征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移山添海式的出口,目前我国的大理石、水泥、生铁等出口已经位列世界前茅。这种贸易的另一种特点是:初级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着价格的不平等,初级产品国家要以更多的劳动和资源换回所需的产品。如果发展中国家不能及时扭转这种贸易结构,最后的结果便资源枯竭,贸易后继无力。目前,这种资源型的出口已经使非洲一些国家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我国近些年来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不断上升,加工贸易比例已经较大,但还要注意环境和资源方面的代价。
二、古今重商主义的比较----正视外汇追求的代价
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国家的重商主义其本质是节衣缩食,其目的是富国强兵,但君主们眼中所盯住的主要目标是黄金。通过出口,赚得国外的黄金。有了黄金,便可以招募和雇佣士兵,进行战争。不过,一味猎取黄金,即使在重金属货币时期,重商主义也具有极大风险。因为当黄金多了的时候,金价也会贬值。当西班牙把拉美的黄金大量输入欧洲时,黄金便大幅贬值。
如果一个经济体在从事出口贸易的同时,相应地进口必需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出口对于任何经济体都是有益的。但如果出口仅仅是为了积储黄金或美元,那么这种追求就极其危险。
今天我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了以美元为目标的重商主义。在80年代,创汇还是为了进口,但到了90年代下半期,创汇更多地是为了抵御风险。西方金融“大鳄”制造的金融危机,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为了防范和抵御西方的金融狙击,发展中国家要额外地积储外汇,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本国资源的输出和浪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做了贡献。
如此来看,古今重商主义存在的风险是一致的,那就是目标货币---黄金或美元的贬值。美元在今天是明显被高估的。一旦贬值,发展中国家所储存的美元财富部分将化为乌有。特别是今天的世界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和重金属货币的使用,在这样一个汇率浮动的货币体系下实施重商主义,危险较大。所以传统重商主义的目标必须改变,那就是从紧盯黄金和美元变为重视实物进口,尽可能掌握实物财富,而非货币财富。重视进口的实质是有效利用外部资源,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但这必须增加国内的需求,也必须有人民币升值的配合。
加大国内需求的途径除了大上国债项目、增大投资外,还有提高低收入人口的消费能力,通过减税和增大货币供给等手段,迅速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国内消费适当提高几个百分点。2003年以后,中国的国债投资内容应当向人力资源转移,即加大公共教育的投入,提高中国的“软力量”。要适当纠正过去见物不见人的投资思想。没有国内需求的启动,中国就难以改变历时已久的外向型经济。但是要想真正启动国内的需求,没有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是难以完成的。因此今天我们要在认识上进行一场彻底的反思。
中国极待均衡发展,中国极待对内发展。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越来越难以靠出口来拉动经济。中国必须通过对内发展来拉动内需。为此,中央应认真考虑对农业税的减免,考虑对农民的补偿。借助外部资源发展内部是中国今后的唯一出路。
特别是要尽可能地避免分割发展,反对奢侈经济。市场经济的竞争结果将是贫富分化和两极分化,贫富分化的结果将出现奢侈消费。中国极待重新审视自己的外部需求,哪些外部需求是由于固有的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两极分化和新的贫富分化导致的?如何通过国内调整收入分配来调整对国外的进口需求。
清朝洋务运动时期,清廷为了进口一艘德国的铁甲舰,不惜花费几十万农民的劳动,付出堆积如山的农产品,去换回一条军舰。按当时的物价计算,几百个德国造船工人的劳动相当于中国10万多农民的劳动。这种贸易是以大量资源输出为代价的。但由于买舰是国防需要,尽管代价极其高昂,清政府也要购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有许多这种进口需求。我们把这一类进口需求归结于发展或国防需求。这种需求尽管代价极大,有时也必须付出。
但今天我们要避免另一种需求,那就是奢侈需求。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便要消耗西方的高档产品。为了进口这些高代价的奢侈品而付出通过大量资源和劳动输出换回的外汇,这种行为对发展中国家极其不利,作为城乡二元结构比较严重的中国,尤其要警惕这种贸易目标和外部需求。
总起来说,任何贸易战略都是由这个国家的发展目标决定的。如果其发展目标是扩军备战,那么,所有的资源最后必然向军备方面聚集。如果目标是高科技、某些工业部门或沿海大城市,那么资源必然向这一领域聚集。如果是以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减少城乡差别、破除二元结构为目标,资源的配置又是一个样。中国今天要深刻检查自己的追求目标。
三、认识“进贡经济”的事实----中国应当平衡进出口贸易
当前,人们把美国的消费当作是对世界经济的一种贡献,我国出口的增加要感谢美国人的大量消费。但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美国利用美元和强势美元,廉价地赚取世界资源和劳动。
国外有研究表明,自1974年以来,美国生产率增长了70%,但是如果除去进口效应,很多部门生产率增长仅在0.1%之间。这也就是说,除去进口国的贡献,美国生产率增长并不大。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美国没有任何突出的生产力繁荣,但却有一种进口繁荣。这种繁荣不是由美国经济的惊人增长所推动,而是由生产这些财富的低收入国家借给美国的债务所推动。
在重商主义和金本位制下,不断积累贸易剩余的国家积累大量的黄金,从而可以用来支付未来的进口。然而,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体系下,外贸盈余积累的是美元这种未来具有不确定价值的不可兑换货币。而且,这些美元标价的贸易盈余不能转换为出口国自己的通货,因为它们需要储备起来以防止全球金融市场上对该出口国通货的投机性攻击。
当出口国将经常项目盈余投资于美元金融资产时,由于出口的货物多于进口,该国经济从出口中得不到好处。该国将真正的财富拿去换取的是一堆货币符号。除非该国进口等量的货物来平衡贸易,这笔外汇储备才有价值。如果出口国不能平衡贸易,就必须把贸易盈余投资到美国的债券上。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大约有1000多亿美元投资在美国国债上,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美国经济的繁荣和世界经济的一荣共荣。
90年代,美联储巧妙地利用强势美元和高利率来吸引国外资金,回笼大量美元。美元霸权可以使美国通过印刷美元钞票来反通货膨胀,但却导致了美元债务的泡沫化。目前,随着局势的变化,美元泡沫正在破灭,美元贬值的趋势已经显现。中国必须早做防范,及早调整以出口为导向的发展战略。
由于贸易不平衡是由过高估价的进口国货币和过低估价的出口国货币所推动的,因此,这种不平衡的单向流动贸易可能由于两种结果而结束,一种是出口国耗尽了它的资源,难以继续,另一种是进口国的贸易赤字水平已经达到过高的程度,出口国不愿意再接受进口国的债务。如果持续实行这种不平衡贸易,那么,出口国便要承担环境污染、低工资、低福利以及日益增长的贫困这些恶果。
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美元铸币收入的事实。目前,在世界各国的外汇储备中,美元的比重占到60%以上。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1998年,美国发行的现钞有2/3在境外流通,在新增发的美元中,大约3/4被外国人所持有,有7个国家的美元存款占货币供应量的比例超过50%,有12个国家这一比例超过30%-50%。至于说比例在15-20%之间的国家更多。目前中国的美元存款已达1300多亿,约占总货币量的10%。
美元作为载体货币的事实,使美国获得了可观的造币收入,即纸币的面值与印制成本之间的差额。据估计,美国每年获得的铸币收入能占到其GDP的2.5%,那就是两三千亿美元。美国在获得铸币收入的同时,还得到了其他国家为了获得美元而出口的廉价商品。
美国每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进口的急剧增长。新兴经济体不断使自己货币贬值以补贴和扩大出口,从而偿还以美元标记的外债,这样就使美元债务相对于当地货币来说更昂贵了。美国廉价地进口商品缓和了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尽管美国的货币总量在不断扩大。在这一活动的背后,是美国人以较少的劳动成本换回了较多的商品货物。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巴西前所未有的300亿美元货款,其实质是为了挽救持有巴西债务的美国跨国银行。这将迫使巴西在货币贬值40%的情况下,出口更多的财富以偿还300亿美元的债务及其利息。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当年都发生过这种事情。发展中国家每一次货币大幅贬值,都是一次国内资源的巨大流失。
目前,西方学界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这种观点认为:由于几十年来全球贸易是将财富从穷国向富国转移,然而这种不平等的贸易转移是不可持续的,目前,这种财富转移正在出现危机,近两年全球贸易萎缩便是例证。这种贸易萎缩将导致世界性的经济增长放缓。那些依赖出口维持增长的经济体要清楚地知道,近年来的出口下滑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周期现象,它很可能是多年不平衡和不平等贸易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出口成为国内发展的补充而不是破坏的国家,才可以不受大环境的影响。针对这种形势,中国要特别注意不要将财富转移出本地区,应该停止追求掠夺性的竞争优势,转而向平衡贸易发展。
四、人民币应当适当升值
中国正在成为借贷国家,大量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的存在,其实质是向国外输出资源。这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到今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将达到近3000亿美元。明后年照此形势发展,外汇储备可以迅速达到4000亿美元。今天中国的重商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呼应了西方大国的“进贡经济”。
但是,由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外汇储备的风险日益显现。中国外汇储备的积累,其实质是中国向世界大量出售本国产品和资产,外汇的获得是以出售人民币资产或劳动为代价的。外汇储备的增加,意味著本国资产比例的减少和他国资产比例的增加,意味着GDP内国外经济成分的增加。在外汇储备高增长和外国直接投资大量进入的时候,仍然低估人民币,是本国资产流失的表现。
特别是外汇储备是资产和财富的货币形式,在当今世界各国货币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掌握大量的货币财富具有极大的风险。2002年一年的时间,美元对欧元已经贬值18%。因此,货币财富必须尽量转化为物质财富。肉只有烂在锅里才是肉。
重商主义必然导致人民币升值,因此,人民币升值不可逆转。我在1995年就明确提出“人民币进入升值时代。本币升值是中国这一类国家的必然规律。1994年汇率并轨时人民币被严重低估,因此,尽管经受了1994和1995年国内高通货膨胀和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依然没有贬值,而且逆势升值。今天,强势人民币的时代已经到来。强势人民币和人民币升值的实质是更多地利用国际资源,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中国在这一发展阶段急需外部资源来整合国内资源。这一战略调整的核心是谁来借贷的问题。从发展阶段来看,发展中国家最好是借债国家,至少不应该过早地成为债权国。
在外来投资不断增加的情况下,中国已经具备了利用资本项目帐下的顺差来弥补经常项目帐下的逆差的条件。中国应适时收敛历时已久的“创汇”战略,应当尽快改变其资产、产品和劳动在国际上的低廉状况。中国的资产和劳动应当适当升值。以贫穷和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竞争力不值得提倡。
五、中国的资产在不断升值
由于世界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多的外国资本进入中国,更多本国资产被外国资本购买。近几年里,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增加,这正是西方资本购买中国资产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自己的资产卖个好价,如何使本国的资产不在人民币被低估的情况下被购买,这是当前中国极其注意的事情。
中国的劳动和资产的低廉是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的,也必然在一定历史阶段得以调整。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其无形资产及有形资产都在不断升值。但由于多年来我国坚持弱势人民币政策和低估人民币政策,这使外资在产权交易过程中有可能低价收购我国的资产。因此,中国在调整进出口贸易政策的同时,必须调整货币政策和资产价格。
中国的资产升值应通过货币手段和资本市场来调整。货币手段的内容包括:适当的国内通货膨胀,适当的汇率调整即本币升值。但由于我国的货币政策近几年来囿于传统观念,因而在需求方面显得相对保守。近年来国内出现的通货紧缩,除了内需不足等原因外,货币政策上的保守也有一定影响。
由于中国经济的不断商品化和货币化,中国货币量的增长完全不能按传统的手段去平衡。特别是在有了股票等资本市场之后,货币量与实物经济更是拉开了距离和想象空间。股市和虚拟经济的出现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货币政策。
人类社会在股票市场之前,一直生活在实物经济里,货币量与实物量基本上保持着平衡,当平衡被打破时,便有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发生。在这一时期,货币量与实物保持着密切的对应关系。钱多了,物价就涨,钱少了,物价就下跌。但自从有了股票市场,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货币与实物的对应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一时期,由于剩余货币聚集资本市场,使世界经济暂时避免了通货紧缩。股市和债市无形中成了一个储存剩余货币的储水池,特别是当世界进入一个生产过剩的年代,产品供应的过剩使物价根本没有上涨的空间,并且还在不断地下跌,剩余货币只有在资本市场上大肆炒作。这就是欧美日股市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狂涨的原因。不过日本和美国都由于没有经验而陷入了泡沫经济的泥坑。泡沫经济最大的危害便是透支消费和过度投资,过早和过度消耗了经济实力,造成经济浪费,最后使经济发展后继无力。
股票市场的出现,使各国的货币供给出现了难以把握的现象。钞票发行多了也不发生通货膨胀。股票资产的买卖与实物商品的买卖不同,它是一种抽象的资产价值符号和虚拟的价格。因此,它可以有较大的升降空间。
中国目前正行进在虚拟经济的初期阶段,而日本和美国已经处于虚拟经济的末期。中国不能因为日本和美国陷入泡沫经济的泥潭而止步不前。事实上中国可以更好地借鉴日本和美国的经验,趋利避害,消除目前的货币瓶颈。中国目前没有通胀之虞,并且适当通胀有利无害。中国仍然有大量的实物资产有待于货币化和商品化。因此,中国的货币供给政策不应当保守。
以购买力平价衡量,我国的有形和无形资产都相对廉价于发达国家。也就是这种廉价,使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占有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随着国力强盛,发展中国家应扭转这种不对等的交易。
六、本币升值的利弊分析----日本和阿根廷的教训
本币升值是节衣缩食的重商主义发展中国家的规律。那么,本币升值对一个国家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们可以从美国、日本和阿根廷等国家的经历中得出结论。
80年代初,里根政府实行美元坚挺政策,使美元对日元的汇率从1978年的1:175上升到1985年的1:250。日元疲软导致日本的往来帐户上出现了巨大的盈余,而美国却是赤字累累。1985年9月,美、德、法、英等7国财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开会,联手干预日元。日元至此开始了升值之旅,到了1988年,日元已从250兑换1美元上升至120兑换1美元。由于担心强势日元会引起经济衰退,日本政府不断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低利率使日本的资金变得便宜,于是日本企业便大肆借债和发行股票。在头脑过热的同时,股市和债市上也激发出一片投机热潮。在这种情况下,外国资金也来凑热闹,大批的投机资金涌入日本,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一浪高过一浪,股市指数在4年之间上涨了三倍。1989年,当投机热潮达到顶峰时,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开始回落,国外资金开始大批撤退。自此,日本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泡沫消化整理时间。
现在回顾日本的经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是第一个被国际游资重重狙击的国家。现在有许多人把日本的灾难看成是本币升值导致的,这是错误的认识。日本的教训主要在于资本市场的过度投机和资产高度泡沫化,导致日本人在资金过剩的情况下显示出过分自负和盲目的海外投资,仅1989年日本的海外投资就达到1700亿美元,8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海外投资达到4000多亿美元,海外净资产一度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后来的结果证明,日本的海外投资大多是不成功的,正是这些投资浪费,使日本深陷债务泥潭。
最近有报道说,日本内阁府一分报告透露,日本的国家财富已经连续4年下降,现已降为2906万亿日元。仅2001年日本的国家财富就比前一年下降了52.6万亿日元。造成日本国家财富连年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土地价格骤降,日本今年的土地价格比一年前又缩水了88万亿日元,为1455万亿日元。要是与1990年底日本土地价格最高峰时的2454万亿日元相比,日本的土地资产缩水了40%,也就是说1000多万亿日元化为乌有。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当年的资产升值和泡沫经济是多么严重。
中国今天如果吸收和借鉴了前人的经验,完全可以避免本币升值的负面影响。中国与日本最大的不同是有着广大的腹地和内需,本币升值可以给国家引进更多的资源,加大国内的建设,而不是将资源输出国外。但是,中国要有准备应对人民币升值后可能出现的两种情况,一是日本当年的那种情况,即资源外流,海外投资。二是引发国内消费过热或投资过热。中国和日本都是东亚节俭型文化的国家,很可能不会象拉美国家那样因消费而出问题。而是可能因为投资错误出现问题,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特别是在产权多元化的情况下,中国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还值得研究。
我们再来看阿根廷的经验教训。阿根廷奉行的是伊比利亚天主教文化。这种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鼓励人们消费,因此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对外资依赖很大。从经济发展水平上看,阿根廷的经济结构水平比较低,但社会福利水平却比较高。1998年为例,阿根廷的储蓄率为17. 4%,不仅低于拉美19%的平均水平,而且还低于巴西的18. 6%、墨西哥的22.4%和智利的25%,更是低于韩国的33. 8%。在这种情况下,阿根廷只得靠外部资金来扩大再生产。
1989年梅内姆上台时,阿根廷的通货膨胀很厉害。于是,1991年出任经济部长的卡瓦略制订了著名的“兑换计划”,使汇率固定在1万奥斯特拉尔=1美元的水平上,1992年1月,奥斯特拉尔被比索取代(1比索=1万奥斯特拉尔),比索与美元的汇率定为1:1,外汇的买卖不受限制。事实证明,这种特殊的固定汇率制在降低通货膨胀率方面是十分成功的。1994年,阿根廷的消费物价仅上涨了3. 9%,90年代末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在这一期间,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阿根廷,1991-2000年10年间,阿根廷共吸引了8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还有大量的外国银行贷款。这种情况使阿根廷在90年代取得了较快的发展,1991年和1992年的增长率分别高达10. 6%和9. 6%,在1991-1998年的8年间,平均增长率达到5. 8%,高于拉美3.5%的平均水平。
但这一期间,由于美元的不断坚挺和高利率,使与美元挂钩的比索不断升值,特别是受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大批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后,比索的币值被明显高估。这导致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收入增长缓慢,特别是当巴西货币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对巴西的出口受到很大的影响。由于阿根廷庞大的财政赤字和沉重的外部债务负担以及外来投资减少,1999年起,阿根廷经济陷入了困境,财政收入每年减少20%,失业率高达18%。到了2002年,金融危机最终出现。
通过阿根廷的案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货币升值和不及时调整汇率带来的危害,但阿根廷是另一种本币升值的例子,与日本还有很大不同。阿根廷主要是国内政府财政债务过高,外债太多,国民储蓄率太低,出口竞争力不强。日本是虚拟经济太过分,未能及时平衡贸易,未能将日元升值后获得的好处注入国内建设。
总结这两个国家的经验,中国完全可以扬长避短,中国人民币升值的优势在于存在着大批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广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国民储蓄率。综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奉行节俭文化和借鉴了他国经验的中国,在人民币币值适当升值后,基本上不会影响外资的进入和出口的竞争力,更不会重蹈日本和阿根廷的覆辙,相反,人民币的适当升值可以使中国获得更多的国际资源,或者说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留在国内发展。只要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后获得的好处返回国际市场,增加对外部市场他国产品的需求,这样就会既拉动了他国经济,也给自己国家谋了福利。实际上人民币升值加中国内需拉动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双赢。
在当前一片升值论、贬值论和稳定论的争论当中,我们的头脑要清醒。要有自己认识问题的主线和角度,思想不要被一些利益集团的声音干扰或混淆。
 
 
发件人:"capitel" 2009-03-22 18:16:30 +0800 收件人: "zdjun" 抄送:标题: 每一张美元上都沾满了中国工人农民的血汗
每一张美元上都沾满了中国工人农民的血汗
披星戴月
2009.03.21
当地时间18日,美联储宣布,将在今后6个月内购进最多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同时进一步购入7500亿美元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和1000亿美元房贷公司债券,而对于中国而言则是有苦说不出,尽管温家宝总理恳求美国善待我国外汇储备和美国国债的话音刚落没几天,美联储大开印钞机,以实际的行动拒绝我方的要求。可以看得见的是随着1.5万亿美元涌入市场,导致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本金和收益率双双下降,外储将严重缩水,所谓加入WTO的成果(外汇储备年年创新高)眨眼间就象潮水退去后留在沙滩上的裸泳者,简直是一丝不挂,让人惊呆。  
常言到:忘记历史就是最大的背叛。君不见,当年加入WTO,主流经济学家和官僚买办一鼓吹,举国癫狂,似乎协议一签,人人都是世界公民,人人都将是“中产阶级”,美国人有的,我们也会有的,满眼都是“机遇”,偶尔有些主流经济学家假惺惺谈点“挑战”,而看到“陷阱”的一些有识之士则被完全剥夺了话语权。回过头看,加入WTO,其实就是加入以美国为庄家的赌场,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庄家的钱也可以随便赚,除非你来坐庄,不过,对不起,别自不量力,民运台独藏独疆独钓鱼岛南海,随便捏你一下,你就受不了,还得乖乖地陪庄家玩。现在中国的外汇,就象赌徒手里攥着的筹码一样,想换点有用的东西,庄家还不允许,所以当中海油竞购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时,不得不面对美国人强大的压力放弃竞购,如果真要购买个波音公司或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那肯定要被修理一顿了。美联储这一大开印钞机,表明了庄家失去耐心,掀了牌桌,直接跟所有赌徒说,一块钱筹码从今天开始只能兑半块钱了,什么市场原则,现在只有拳头原则。 
美联储大开印钞无耻地侵害了中国的利益,赤裸裸地掀开了所谓 “民主、自由、市场”——美国梦的面纱,也打了原先鼓吹加入WTO中国“精英”们一个响亮的耳光。现在我们不禁要问,这10年来,你们精英们不是说,加入WTO融入世界,可以把中国人民的蛋糕做大,那你们现在就做把大的蛋糕拿来。你们拿来的是什么样的蛋糕?偌大中国,江河断流,湖泊枯竭,草原沙化,森林消失,土壤板结。现实中敲骨吸髓的资本家正用民工的如河血泪和矿工的如山骨灰加盖自己的殿宇,你们难道就听不到上千万被迫卖淫少女在哭泣?难道就听不到上千万下岗工人在哭泣,难道就听不到上千万孩子和老人在哭泣?
19世纪,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每一根枕木下都埋着一个华工的尸骨,每一颗道钉上都沾满了华工的血汗”。21世纪的中国,可悲的是在“精英”们的忽悠下,“在美国联邦储备局的每一台印钞机下都躺着无数中国工人农民的尸骨,每一张美元上都沾满了中国工人农民的血汗”。  

中国政治经济的危险性在哪里?

作者: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编者按:这是仲大军先生应《华夏时报》约稿而撰写的文章,放到本网后,内容又有所增加。文章除了评价中国应对危机的手段的对否,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中国面对的危险。而这些危险,目前国内是很少议论和认识到的。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风险很大,而应对的危险的方法如果不对头,那么危险就会更大了。因此,当前的中国应当从这两方面认识问题。]
2009年3月18日 星期三
提要:中国必将成为这一波美国金融风暴最大的受害国,但这一严酷的前景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始终不愿想象,也不敢承认。美国是不愿让中国顺利崛起的,这场彼此利用的合作与婚姻随时随地都面临着危局。无论是南海洋面上中美两国船只的对峙,还是美联储哗哗开动的印钞机,都是中美两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搏杀。这种搏杀已经到了快见分晓的时候了。但中国方面始终是一厢情愿,充满幻想,缺少战略性的应对策略,以致于今天陷入如此的被动,巨大的国民财富由美国操纵着,小辫子捏在人家手中。未来事态一旦恶化,中国面临的必将是国内外双重的挑战。特发出此文以示警醒!
近一段时期,人们经常想象中国政府还会出台哪些刺激经济的政策,在这些想象中,更多的思路是中国将放出更多的货币,上马更多的项目,把经济搞得红红火火。而在我看来,一味使用这种纯经济的刺激手段,很可能是饮鸩止渴。
实际上中国更需要思考的是另一种调控手段,即利用均衡财富的方法来活跃经济,使大多数的穷人也有钱消费,有钱创业,这种大众消费带动起的经济增长,恐怕要比纯粹的政府国债项目效果更好。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思路,原因在于这些年里,我国利用低人权优势制造了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政府赚取了大量外汇,资本和精英群体积蓄了巨额财富,但一般民众的消费能力却没有相应地提高,以致导致当世界金融危机来临时,国内产能过剩,内需严重不足。在这种时候,如果不注意调整财富的均衡配置,仅仅靠政府加大国有部门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很可能既消耗的宝贵的资源,又会产生民生等社会问题。
一、我们有必要对经济增长数字看得这样重吗?
3月初,我在日本东京时,住在新宿闹市中心的王子饭店,楼下就是庞大的地下地铁站商业区,东边是灯红酒绿的歌舞妓町,西边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大厦。天天行走在地铁、商店和街道里,周围永远是密密麻麻的人群,餐馆和商店里永远是熙熙攘攘的消费者,傍晚时分,路边总是一堆堆喜气洋洋的年轻人。
我常常在想:“这是经济严重衰退的日本吗?” 看当时日本的经济数字,2008年最后一个季度经济增长同比下降了12%!一些企业纷纷裁员,即使不裁员的也大多停产半停产。但是,在经济状况变得如此糟糕的情况下,日本人照样吃喝玩乐。那琳琅满目的商店,那精美的商品,一点也没有萧条冷清的迹象。
饭店里常常是宾朋满客。到东京的第一天晚上,朋友带我到一家老字号饭店吃饭,排队等了半小时。最后一天我离开东京时,朋友请吃饭,又在一家饭店前坐着等了半小时。这就是经济衰退中的日本。日常生活丝毫没显示出衰退。这种现象告诉我们:GDP增速和人民群众生活往往是有很大出入的。GDP负增长不一定带来消费负增长。GDP下降不一定就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
鉴于此,我常常怀疑:中国有必要对经济增长数字这样敏感,这样在乎吗?即使我们的经济出现了负增长,社会生活又能坏到那里去呢?最多是一些大项目停止建设了而已,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并不会有多大影响。
坦率的说,按我的判断,2008年最后一个月和今年第一个月的GDP肯定是负增长,只不过统计局没有报道而已。但在这两个月里,中国人民的生活受到多大影响了吗,有多大改变吗?完全没有。你就报出个低增长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家还不是照样该吃该喝吗?
中国和日本一样,是个高储蓄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从本质上说是不怕经济危机的。这样的国家本来应该有较强的抵御能力。所以,经济危机爆发它几年,这些国家也完全可以猫起来过冬,靠吃老本也可以过上几年。
明白了这个道理,统计部门就可以大胆地通报经济运行数字,不要把经济数字神秘话,恐怖化。经济工作者们一定要把GDP与国民实际生活水平区分开,完全没有必要死死盯在一个数字上,好象GDP增速掉下来天就要塌了。这种思维是错误的,甚至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看看我国消费占GDP多大的比例,就可以知道维持我国一个象样的消费水平大约需要多少财力物力了。这些年里,我国的消费比例已经降到了GDP的35%左右。以去年30万亿的GDP来算,消费仅仅需要11万亿的国民产值就够了。也就是说,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只需要十几万亿的产出就够了。往年一大半的GDP都是投资和出口。投资尽管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关联度往往不是很直接。有些投资完全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无关,但这样的投资往往消耗相当大的GDP。
而出口对人民生活更是关系不大,出不去少挣点外汇就是了。挣那么多外汇有什么用?还不是埋在美国整天提心吊胆吗?谁敢肯定这么多年来积累的国民财富还有多少可以保全?因此,在经济衰退时期,将一些与国民生活关联度不高的经济活动即投资和出口撤下来(还包括一些投机性的虚拟经济),社会仍然可以维持一个不错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这也就是我的看法和判断:今年的经济增长即使降到零增长,对我国国民生活的影响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目前,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速度都降到了零以下,中国有什么必要非要保持8%以上的高速度。按我的看法,2009年保持个百分之三四的速度也可以。
我完全不同意流行多少年的一种看法:中国经济增速如果低于8%就要出问题。这种说法多少年来一直象魔咒一样束缚着政府以及经济界的头脑。但是它到底有多少道理,它是何等得陈旧,从来没有人质疑过。所以,保8成了人们言不由衷的一种意识,不由自主的一种行动。我们思维能力的低下在这一点上清楚地反映出来。
由于我们对数字有着不正常的恐慌症,于是,在对危机的应对上就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反映和紧张动作,而这些反映最大的可能是消耗危机时期本该保存的国民体力,因为我们谁都不知道这场严冬将有多么漫长。
二、我们真有可以大量动用的资源吗?
我发现我们的同胞至今缺少一种与狼共舞的思想准备,即与世界各国一起在经济危机中共沉浮的思想,我们总有一种超然的置之度外的盲目心理。的确,三十多年来的省吃俭用,我们积攒下了不少储蓄,但这些储蓄有不少存放在不安全的地方,并时时刻刻经受着消失的威胁。
譬如,我们购买的各种美国债券资产,这些资产目前既不能撤离,还要为了维护这些资产的安全而不断地向里输入。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增持美国国债近2000亿美元。但出于对美国经济的担心,目前国际资金已经开始从美国流出,最近的一个月大约有1500亿美元流出美国。
我估计我国目前在海外的国民资产至少有2万亿美元,光是在美国就有1.7万亿。这些国民财富有些已经很难拿回来了,有些仅剩下帐面财富的意义。我们购买的美国国债,现在不但不能抛售,还要为了保全它而不断地往里投入。至于购买的将近4000亿美元的美国“两房”债券,据说现在已经可以抛售了,但能抛出多少还不可得知。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发展过程中,走向了一条被绑架的道路。
即使可以收回这些海外投资,但结果也可能是贬得一钱不值。美国政府目前已经黔驴技穷,在没人买国债的情况下,只有滥印钞票一条路,最近,美联储目前已经大开印钞机,狂印美钞9万亿美元。美国的这种做法,后果只有一条,那就是日后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其他国家所掌握的美元资产大贬值。中国人民辛辛苦苦攒下的两万多亿美元外汇储蓄,早晚要贬没有了的。
国内目前大约47万亿元人民币的金融资产中,大约十几万亿不是本国所有,甚至有五六万亿元是国际热钱。这一笔可动用的资源也存在着可流失性。据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的报告,2009年1月,我国的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与2008年第4季度相比出现了显著变化,短期国际资本流出可能达到350亿美元。另外,由于美元对欧元大幅升值,这种估值效应会导致以美元计算的外汇储备存量缩水。2009年1月,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额为-279亿美元。
资本帐户开始净流出,外汇储备不再增长,而是减少,这都是从未有过的新现象。假如这种现象成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常态,我们就要反向思维了。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所储备和所拥有的金融资源,有些是难以动用的,有些是随时可能流走的。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时代可能已经完结。所以,我们在动用刺激经济手段的时候,头脑一定不能发热,一定不要认为我们还有多少储备的弹药。如果说某些地方政府在上起项目来对宏观情还况茫然无知,上边的人就不能被他们的热情所左右了。
在我看来,目前的中国不仅不是财大气粗,而是随时随地都要战战兢兢。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对外部情况的盲目之上。然而,对外部情况的缺乏研究和清晰了解,正是我们今天如此被动的原因。
早在7年前,我就呼吁中国要警惕美元这种虚弱的货币,不能再一味地搞创汇战略,要适当升值人民币,适当地增加进口,避免持有太多的危险货币,但我那时候的呼声没有任何人理会,整个中国政府和主流学派完全沉浸在陈旧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里面。
等到发现问题,再采取应对措施已经太晚了,外汇储备不可遏制地迅猛增长,国际热钱大量涌入,人民币面临着一场狙击已经成为事实。现在,这道铁幕已经高高悬起,何时落下还不可得知。我们的外汇储备实际上处在一种虚胖的状态,人民币丧失了2003年升值的最佳机会。发展的结果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虽占世界第三位,但人均GDP值极小,宏观上是GDP大国,在人均值上却是极端贫穷的小国。这就是在发展过程中多年来不适当升值本国货币的后果。现在等大批的马后屁学者再来总结经验时已经太晚。
我们今天和今后的危险在哪里?那就是一旦将钱花光后,外人抛售人民币,你怎么办?存在国外的钱要不回来,国际热钱又在用脚投票,这种情况一旦发生,经济就真的要发生大问题,今天我们到底有多少这种防范意识?
我的朋友杨新英先生曾经说过,“美国的问题是用刺激消费的办法去推动经济增长,大量使用投资银行的价值发现方法和商业银行的信贷创造手段,通过无限贴现和透支每个人未来的方式来刺激消费者提前消费自己的未来。中国的问题则是用刺激和放纵投资的办法来拉动经济增长,大量使用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方法和金融行业的信贷放纵手段,通过无限放大公众的未来和高估机构的未来的方式来放任消费者消费公众和机构的未来。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花别人的钱都会因没有责任约束而可能挥霍无度,而花自己的钱则会因约束硬化责任明确而精打细算。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潜伏的危机将比美国少不了多少:美国最多是个人和企业破产,而中国则可能是政府和社会的破产!”
中国人有个毛病,就是不敢把丑话说在前头,总要象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总是夸奖孩子如何好。这样一种文化给民族和国家带来的往往是被动和巨大损失。假如中国政府和中国主流早早接纳了我的意见,我国的今天不会搞得这样被动。
所以,对于我国目前来说,最需要防范的是过早地消耗了体力。新英兄说得非常好:“我们都毫不怀疑我国政府在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大资源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也相信按照目前的财政与金融境况,支撑经济两三年的增长没有太大问题,但我们极其关注这两三年的增长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人民公社大食堂刚开始的时候大家也觉着没有问题,都能不负责任地吃个肚儿饱,但一年后就开始了大饥荒。这就是过早动用资源的案例。如果今天的所作所为是以牺牲持续增长为代价,那么,人们是否想过:过度使用政策流动性和严重透支个人未来会造成什么后果!通过大量使用公共财政的直接投资方法和金融行业的信贷放纵手段,通过放大公众未来和高估机构的未来,放任消费和刺激经济,这种方式存在着一定的危险性。全球经济在经历了美国式的崩溃之后,还能再经受一次中国式的崩溃么?”
我们必须要敲响警钟。因为我们目前所依靠的美国那堵墙太不牢靠了。美国政府负债十几万亿美元,企业和民间负债几十万亿美元。美国今天的情况是有钱人不拿出钱来,政府只有发行钞票。等钞票印多后,必然是一场美元大贬值。这种前景并没有什么复杂的,但我们就是不愿这样认识,并且,政府宣传部门还不让媒体报道反对购买美国国债的意见。我在凤凰卫视的发言就不敢放到网站上。六个现场嘉宾,偏偏没有我的视频。但现在形势的发展,完全应验了我的预言。
我曾在凤凰卫视节目里说过,中国要准备壮士断臂。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战略家的眼光,是一眼看到底的应对方略。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是我们今天应有准备。但是,这种思路政府清晰吗?有充分的准备吗?
三、V字型之后又会怎么样?
从去年第四季度到今年三月份,我国经济走了一个急剧下降然后回升的V字型曲线。这说明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发挥了效用,但这次曲线回升后又会怎样走?会不会再次掉头向下?
中国今年的外贸如果比往年掉下三成,那就是大约三万多亿的GDP要放空。如果硬要填上这个窟窿,就需要刺激起三万亿的内需。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填不填这个窟窿?
仅靠目前出台两年四万亿的刺激经济计划,恐怕这个窟窿填不满。那么填不满怎么办?继续启动第二套刺激方案吗?如果看了我上面的陈述,人们可能会谨慎起来。
我的意见是明确的,中国没必要再出台第二波刺激方案,即使出台,也要以民生和消费为主导,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就可以了。中国决不能过早地耗尽体力。中国必须要与世界共沉浮。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我们当然也看到经济衰退时期资源要素价格的低廉,如果有能力,最好趁着国际市场价格低落的时候尽量多利用一些外部资源。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上些投资项目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增大消费,多买些便宜货,也是合算的。这主要取决于实力。如果中国的确有实力,我们决不反对在外国经济衰退之时中国大干快上和大手笔消费。
但外部发展的形势,都很难让我们有放松的感觉。美元很可能结束短暂的升值期,欧洲许多工厂目前都处于半停产状态,重启国际经济必然有一场货币币值的大变动。美联储研究人员已经在发表美元贬值未必对美国经济有害的文章。这一切说明,美国正在为美元贬值做准备。
中国需要做什么准备?国际上的货币战争已经是阴云密布。国内的形势也令人担忧。今年1月以后,消费物价CPI同比已经掉下来了,但连续三个月大量的货币发放(总计3.5万亿元),使人不能不担心通胀的再度抬头。这对那些低收入和没收入的社会群体更是雪上加霜。
如果国际市场的价格回升,国内CPI马上就会翘头。这应当是一场默不作声的经济博弈。中国要有长期的作战准备,但目前看国际市场的价格短期还难抬头,中国有利用国际市场低谷价格的机会。
总起来看,我国经济下一段的运行要看两个方面,一是国外经济形势的演变。西方的金融泡沫还在继续破灭。据一些研究机构测算,这场诞生在美国的金融风暴已经使全球50万亿美元的财富泡沫化为乌有,并且全球金融资产的价格还在进一步下跌。随着一些对冲基金投资人不断赎回资金的浪潮,对冲基金行业有可能出现大规模清盘破产。美国股市跌到5000点是早晚的事。
而在国内,这一波刺激经济的手段主要放在投资方面,这在某种程度上会更加强化政府主导的投资结构和国有企业的逆淘汰机制,使投资效益出现问号。单纯的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主导型的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投资拉动,很可能既消耗了弹药,又没有实际经济效益,并削弱我国未来的抗风险能力。
因此,遏止经济衰退,还是要以广大民众的基本需求为标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即使经济增速降到5%以下,这种调整与发展也是合理的。但是,仅有经济手段恐怕还难解决当前的经济问题。任何经济危机时期往往都伴随着政治和思想的变动。在这个时候,如果不重视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改善,甚至一些税制的改革,经济问题便可能变成社会问题。
说到底,我的调控思路顺序是:先民生,再建设;先消费,再投资。这不失是衰退时期最稳当的选择。我的目标是,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达到5%应当是最合理的。即使我国的经济运行曲线再次掉头向下,也没必要大惊小怪。我们今年必须对W型走势有充分的心理准备,
但说到消费,最难平衡的是消费能力。不解决目前我国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不缩小我国较大的贫富差距,任何刺激经济政策都会事倍功半。当然,这个问题涉及的已经是改革思路以及发展共识问题了。没有政治水平的经济学家只能是最蹩脚的经济学家,可惜目前我国大多数的专家都是单一型的专家。
政府今后还会出台什么样的刺激经济方法,无非是从经济到社会两手而已。而其中的宗旨就是劫富济贫,要让雨水流入穷人田。
最后我想总结的是,中国必将成为这一波美国金融风暴最大的受害国,但这一严酷的前景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始终不愿想象,也不敢承认。美国是不愿让中国顺利崛起的,这场彼此利用的合作与婚姻随时随地都面临着危局。无论是南海洋面上中美两国船只的对峙,还是美联储哗哗开动的印钞机,都是中美两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搏杀。这种搏杀已经到了快见分晓的时候了。但中国方面始终是一厢情愿,充满幻想,缺少战略性的应对策略,以致于今天陷入如此的被动,巨大的国民财富由美国操纵着,小辫子捏在人家手中。未来事态一旦恶化,中国面临的必将是国内外双重的挑战。特发出此文以示警醒!
( 仲大军: 北京西城区温家街2号, 邮编 100031。)
 

知识分子的天职囚禁权力和邪恶

作者:苏中杰
文化者和知识者,不一定是知识分子,但有可能成为知识分子。所以,关于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我曾在《浅说知识分子》(2001年7月《四川文学》一文中这样定义:
良知和公正的坚守者;历史和社会的批判者;思想和精神的开拓者;真理和智慧的传播者。
此文草于1999年,当时说是“浅说”,并非伪谦,而是感到有些空泛,不太具体,还有待于深化。这几年,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随着知识者和文化者越来越丰富的表演,认为这个定义还应该加上一条:权力和邪恶的囚禁者!
加上这一条,既能说明知识分子的本性和天职,又能使前面提出的总任务落到实处。因为什么是良知和公正,以及对社会历史、思想精神和真理智慧的肯定与否定,容易陷入公婆之争,而用能否对权力和邪恶戴镣上铐来鉴别是不是知识分子,则同小葱拌豆腐一样清楚。
权力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要是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明白自己的天职,也就无所谓知识分子了。先从一种历史观来看。《世界历史沉思录》一书作者雅各布·布克哈特(瑞士)说:“不管一个国家的起源如何(也不管这个民族的政治理想如何),只有当它把暴力转化为力量的时候才可能获得其生命力。”这就是说,国家的根基是暴力。所以他接着说:“国家从来就与善无关,它只是权力操弄的对象。”“而权力,在本质上就是邪恶的”。 其次从社会管理来看。管理是通过权力进行的,而凡是有权力伸延的地方,都必然有邪恶的足迹,有的地方之所以没有发现,一是因为邪恶可能潜隐在深层,二是因为监督的铁门钢栅挡住了邪恶的脚步。再从经验和人性上看。当你把实现自己权利的权力交给有关社会管理者的以后,就意味着厄运会随时到来:只要有一丝空隙堵塞不严,管理者都可以在一瞬之间把众人交给他的公权变为私权。这就是说,权力是水,无堤坝之拦必然成为洪灾,不是福而是祸;权力是电,没有输电安全设施,用电器没有绝缘体,必然伤人或起火,没有利而反有害。综上而述,对于权力来说,不要存在任何幻想,因为人一旦拥有权力,就等于与邪恶和平共处,友好往来,所以其人品道德靠不住,思想水平靠不住,功高盖世靠不住,承诺许愿靠不住,正如学者林达引用美国公民的话说:总统是靠不住的!看穿了这一切就可以说,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是管制权力的结果;而知识分子在管制权力的过程中,对权力的本质认识得最清楚,是囚禁权力的警长。
这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传播真理和智慧,创建思想和精神,批判历史和社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囚禁权力!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自己的良知,实现社会公正,从而造福社会。按说,囚禁权力,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是权力的警察,之所以称知识分子为囚禁权力的警长,是因为知识分子的本性和天职决定了他们是监督权力的领队人;他们同广大民众一起,组成监禁权力的力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每时每刻都在为权力建造监狱,修补残损狱墙,打造镣铐。作为警长,他们还时刻向社会发布关于权力的活动信息,让民众警惕。他们是社会精英,但不搞精英主义,他们之中的任何人一旦进入权力层,也成了监囚的对象。
只有这样,才是知识分子;否则,就不是知识分子!
这正如松树就是松树、梧桐就是梧桐、荷花就是荷花一类的自然种属不同一样,这样区别什么是知识分子,在于社会种属的不同,其特点和属性是有目共睹的,不是以口说为凭的。
记得1998年,央视请来了一位姓李的教授谈高校收费。这个李教授当着全国听众斩钉截铁地说:“我认为,把高校学费提高到5000元,一般家庭是可以承受得起的!”后来,这样的教授越来越多,尤其是无德、无知、无耻的“主流经济学家”。近些年,此类专家学者中,论证各类收费合理的,论证瓜分公产合理的,论证不该建立社会保障的,论证应该牺牲几代人来实现美好未来的,论证应该先有一部分人受穷的,论证应该向全民收取“呼吸税”的,论证如何强化权力的,多如牛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论证没有沙尘暴就没有中国的,论证堵车说明经济繁荣的,都被称之为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这个词弄臭了,很有必要区分一下。
有人说,我有知识,有文化,又当了官,所以我是官员兼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兼官员啊。这是不可能兼起来的。如上所述,权力是水,知识分子是堤;权力是电,知识分子是绝缘体。水不可能防自己,电不可能绝缘。官员就是官员,是知识分子和民众防范的对象。你即就是说可以“自律”,是“清官”,那也不行,因为民主的铁则是相信制度而不相信人的,还是要把你当官员看的,除非你告别官场,完全改变立场。
有人说,我有知识,有文化,而且没当官,那我就应该是知识分子了吧?那不一定。这要看你的知识和文化是用来为官员掌权服务的,还是用来为民众管制官员服务的。如果是前者,你只能是不在编的幕僚或衙役,如果为了官员的利益不惜歪着嘴唱歪调,那你就只能是走狗!
有人说,我有知识,有文化,而且没当官,我只是用我的文化知识为政府工作。我们说,任何政府,都是需要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来为他工作的,你不当官,只为政府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其本身没有错。但是如果要区别你是不是知识分子,那就要看你如何为政府工作了。如果你出的点子,提的建议,所影响的决策,都是在削弱或限制政府的权力,那当然是知识分子;如果你在处处为官员寻方便,给民众添麻烦,限制民众的权利,扩大政府的权力,为腐败找机会,修围墙,那你就是权贵的帮凶,是知识分子的对头!
有人说,我是新闻编辑,记者,没有当官,我应该是货真价实的知识分子了吧?那也不一定。这主要看你为谁说话。为权力,还是为民众?为政府,还是为纳税人?这二者是根本不同的利益实体,关系是对立的。如果你是为前者说话,不但称不上知识分子,而且成了世人所厌恶的耻辱者。也许你在新闻未独立的环境下感觉不到,你到日本或是美国看看,新闻媒体和从业人员,以用防贼的态度对待官员为荣耀,认为是兴业之功;以讨好官员为耻辱,认为是败业之罪。读者也是这样,哪家报刊接近官方,便嗤之以鼻。
有人说,我是诗人,我是小说家,我是艺术家,我该算是知识分子了吧?那我倒先要反问:一些人以其文化才能努力为专制服务,比如擅长于写作和演说的文学博士戈培尔为希特勒立下汗马功劳,小说家浩然以《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巧饰“三面红旗”之祸殃,作曲家李劫夫为“语录”谱曲宣传红色文化,都能算知识分子吗?在他们从事的专业内,可以说他们是这个家或那个家,但是从知识分子的属性和天职来看,他们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你能用你的诗句,用你笔下的故事和人物形象,用你的歌声或画笔,反映权力横行之下人们的痛苦,反映为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斗士们如何英勇不屈,张扬正直与善良,鞭挞黑暗与邪恶,或是以润物细无声的雨露滋育、净化、圣化人们的心灵,从而让与权力横行格格不入的素质、品行和人格得以健全,让傲视权力的尊严挺立起来,那么,你不但在你所从事的领域里是专家,而且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因为你是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英勇的公民——监督权力的警察——而充电和提供精神营养。
需要说明的是,一个人是不是知识分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知识分子,也可能成为官员,站到权力者一方,为权势者说话,比如主张提高税收,提高学费;有的官员也可能成为知识分子,站到民众一边,提出限制权力的主张;有的知识分子虽然没有当官,也曾为制约权力做出过大量努力,但经不起权力所给的实惠诱惑,便或多或少地移出知识分子的本来立场而向着权力了;有的人虽然也为限制权力出过一些力,但由于骨子里本有的奴性,有时就难免向权力投去媚眼;有的人在限制权力上,表现得并不是很有骨气,比较软弱;有的人,看样子似乎是知识分子,声望也比较高,平时表现出对集权的不满,可是向官方出的点子,尽是与老百姓作对的……人性之复杂,在知识分子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但不管如何,对于知识分子的天职,谁尽到一分,我们就要肯定一分。
当前的世界正在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全面民主,要么深化专制。 把知识分子定义中加上“权力和邪恶的囚禁者”一条,能让我们看得更清。
 
 
 

土地私有化不能容忍

作者:江西李建军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一、土地承包权资本化就是走向土地私有化   
   
近三十年来,一些人利用社会主义改革之机,大肆鼓吹或推行私有化(买办化、半殖民化),私有剥削和帝国主义买办经济已经占中国经济份额的60%多!  
现在,还是这些人正在策划和实施一整套土地私有化的阴谋:  
1、推行由土地承包权的资本化、私有化。  
首先,违背农民意愿强行推行单干。随后,走资派、右派参加制订出台的《物权法》宣示:使用土地的农民永久地获得公有土地的“占有权”,农村集体丧失土地的占有权。接着,大肆鼓吹和推行土地承包权的资本化,并扣上一个土地承包权流转的帽子欺骗党和人民,但实质上就是土地承包权的资本化、私有化和土地地租收益的资本化、私有化。  
现在各地已经在推行这种承包权资本化、私有化的流转----即市场交易了。一旦土地几经流转后,永久的私人占有权就会转化为永久的实际私人所有权。全面实现剥削阶级的理想:土地所有权的全面私有化。  
如,凤凰网09-03-16 19:09:“浙江正式推行土地承包权的资本化”。我看后深感忧虑和悲愤,在校内网我的状态中留言道:浙江正式推行土地承包权的资本化,这是土地私有化的第一步,是全面复辟私有剥削制度的前奏,打倒走资派!  
QQ网友09-03-18 20:48给我发来一音频文件,听后才知,华中科技大学吴毅,别有用心地鼓吹:土地永佃制(永远个人占有制),说白了就是要实行土地永远私有。  
中央 党校 教授徐祥临2008年10月10日,做客新华网时说:“土地承包权流转并不意味向土地私有化方向走”。明摆着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就是向土地私有化走,还要否认,这是为土地私有化当说客。  
凯迪网络等各类网站有有一系列鼓吹土地私人占有权的资本化的文章。  
为批驳土地承包权的个人永久占有、土地承包收益的资本化、私有化,我曾写过日志:《081019由承包、到占有、到流转、到私有是精英设想的农村全面私有化的全过程》http://blog.people.com.cn/blog/c3/s93544,w1224412234014211
《081016要坚决制止土地非法流转行为》  
http://blog.people.com.cn/blog/c3/s93544,w1224137321577421
2、鼓吹和推行宅基地资本化。  
鼓吹和推行:私人可将宅基地抵押到银行贷款,这实际上是由宅基地私有化,走向土地的全面私有化。如,中国经济时报, 2008年05月22日 08:13国家行政学院韩康:启动农村宅基地的市场化改革。  
经济参考报2008年07月31:南京农民宅基地确权“破冰”, 探路城乡建设一体化。  
搜狐网 2008年09月03日 12:00,厉以宁建议:“试点宅基地抵押融资”。  
网易网2008-10-09 07:42:18,厉以宁:南方都市报(广州) :“开展宅基地及住宅抵押试点”。  
为批驳宅基地资本化和私有化的谬论,我曾写了日志《090107国内外窃贼下一个目标就是窃取公有土地!》http://blog.people.com.cn/blog/c1/s93544,w1231391296713481  
3、直截了当明目张胆鼓吹土地私有化。  
如,360doc网 08.12.29 北京邮电大学许志永:中国农村的土地应该私有化。  
中国新闻网2008-09-28 11:05:13:厉以宁:林权制度改革要走超越农业承包制之路。  
大道网 2008-11-23 刘军宁:“土地,不是国家的,不是执政党的,而是每个中国公民的”;  
凯迪网络2008-10-15 19:38:42,童大焕:农民物权不容以集体的名义肢解。  
凯迪网络huangsi2001: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  
凯迪网络2008-10-3 12:14:33,henanyanlin1:土地私有的理由;  
为斥责明目张胆鼓吹土地私有化的言行,我写了日志《090203警告鼓吹土地私有的敌人多行不义必自毙!》  
http://blog.people.com.cn/blog/c3/s93544,w1233662867573881
……  
虽然,右派、走资派和阶级敌人鼓吹和推行土地私有化花样翻新。但是,不管骗子手法如何千回百转化,其最终的目标只有一个: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私有剥削经济,全面垄断中国,全面剥削和奴役中国劳动人民!如果如其所愿,中国将回到动荡战乱的深渊。  
   
二、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容忍土地私有化  
   
1、鼓吹和推行“土地使用权的私人资本化、私有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八条:国家保护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指导和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权的个人永久占有、土地承包收益的资本化、私有化,严重侵害了土地所有者集体经济组织的权益,削弱、动摇、破坏了公有经济,削弱、动摇、破坏了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加速了全面私有化的进程,违反了宪法!所以,推行土地承包权的个人永久占有、土地承包收益的资本化、私有化,就是违反宪法,要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对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的领导干部和执法人员也要追究责任。  
2、彻底私有化将彻底动摇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农村单干分散后、三级所有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接着被废除,然后,以改制和抓大放小为名对公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席卷全国。现在,私有剥削和帝国主义买办经济已经占中国经济份额的60%多!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基础已经动摇了!  
如果唯一仅剩的大额公有资产----土地,也要如私有经济绝对为主体的浙江省、如厉先生们所愿的由土地使用权的资本化(私有化)走向土地彻底的私有化,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基础就彻底动摇了!没有公有经济基础的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吗?  
3、彻底私有化将彻底动摇我党执政的阶级基础。  
中国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农民阶级是统治阶级。可是,在剥削阶级捣鼓下,八亿农民单干分散后又被阴谋家捣鼓得村民自治了!现在农民这个统治阶级却在自己统治的国家里搞起自治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共产党的敌人鼓吹农民自治,实质是要让农民与党和政府离心离德,企图让共产党丧失农民这个力量的源泉。  
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和工人农民成为弱势群体。随着公有经济被窃贼窃取,私有剥削经济超半数,中国数千万公有企业的工人下岗了,农民自治了,成了背井离乡的打工仔了。工人和农民由领导阶级下降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阶级了。如下岗女工饿死床上五年无人过问、下岗工人的女儿自杀献肝给父亲治病、贫困农民自杀前先杀死自己的年幼儿女省得他们留在世上吃苦遭罪……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就出现在我们的身边。  
各级各类权力机关,资产阶级的代表在上升,无产阶级的代表在下降,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严重的削弱。我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已经动摇。  
如果仅剩的土地还要实行私人占有权的资本化、私有化,然后土地在市场流转中被资本家和地主垄断,农民成为雇农,我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将彻底动摇。  
4、土地私有了对不起革命先烈。  
如果我们的党经济基础继续被私化,阶级基础继续被丧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会复辟资本主义,共产党就会变成实质上的私产党,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如前苏联一样,在阶级和民族敌人的进攻下,一夜间改旗易帜,社会主义就会死亡,人民就会休克!如果真的这样了,何以有脸面对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所以,共产党人不能容忍土地私有化,不能容忍全面复辟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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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剑作歌
毛主席的伟大之一,就在于: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拥有了土地)合作化,集体化!(用集体化帮助农民个人保护自己对土地的拥有)).现在好了,把土地硬从农民手里抢走!土地一失,中国必乱!中国必衰!只有给西方列强再当一次奴隶了.
2009-3-26 10:52:25
3分
kalaly
那作者说说土地该怎么办?就这样单干下去,让土地荒废掉?现在的农村土地已经荒芜不少了,不要睁眼说瞎话,总得有个解决的办法。
2009-3-26 10:50:05
3分
chang19431103
容忍私有化就不是真共产党
2009-3-26 10:28:46
3分

南海疆域丢失,中国不敢用兵是必然的!

文章来源:米尔军情网
2009-3-16
  3月10日,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不顾中国的反对,正式签署“领海基线法”,将中国的南沙部分岛礁和黄岩岛划入菲领土。“领海基线法”的签署,标志着菲律宾侵占南中国海海域由实质占领到法理占领。
  南海诸岛是我国固有疆域。东汉杨孚《异物志》对南海诸岛就有“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的记载。清朝政府将南沙群岛标绘在权威性地图上,对南沙群岛行使行政管辖。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南海油气资源的被发现,南海诸岛开始被周边国家侵夺。
  1970年和1971年,菲律宾派兵占领3个南沙岛屿,到1975年增至6个,现在已达8个。越南目前已经占领29个南沙岛屿。马来西亚则于1983年和1986年占领了弹丸礁、南海礁和星仔礁,至今总共占有5个岛礁。文莱、印度尼西亚也宣布8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传统海疆为其“主权”所有。为扞卫主权,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上世纪70、80年代,发生过军事冲突。
  1989年以后,因国内政局维稳的需要,中国政府于1990年针对南中国海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希望以此来维护中国在南海的权益。但是,南海周边国家认为中国这一政策,恰恰暴露了中国国内的困局和政治上的软肋,在中国“搁置争议”下,越南、菲律宾等国就放开手脚“自己开发”,逐步把中国从南海的利益链条上踢了出来。
  如今,无论中国政府的抗议多么强烈,民众的主权意识有多高涨,南中国海被侵占和丢失的客观事实已经摆在了中国政治家和国人面前。期望南海周边国家良心发现,将已占领的海域归还中国,无异于痴人说梦。
  笔者在此不想去讨伐那些侵占南海疆域的国家,因为口诛笔伐没有实力的保证和支持,是毫无任何作用和意义的,与政治家们的抗议如出一辙。笔者在此从中国自身角度来剖析,中国为什么眼睁睁看着南海丢失而无动于衷,是什么原因导致如今中国在南海的被动局面。
  南海疆域的丧失,有其外部因素,但这决不是主要的原因,关键问题还是出在中国自身。内因才是南海疆域丧失根本所在,其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政党利益的局限是南海丢失的关键。一个正常国家,国民利益是放在首位的,因为国民利益是国家利益的根本,保证了国民利益就保证了国家利益。但在中国绝非如此,中国是政党利益为核心。为了政党利益,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都不重要,甚至可以打着维护国家利益和国民利益的旗号,极端维护政党利益。所谓的“稳定”,不是民众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稳定,恰恰是政党利益的稳定。在畸形的稳定下,才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荒唐政策出台,导致他国在南海争夺上有恃无恐。南海疆域的丧失,就是国民利益的丧失。
  其二,高层大局意识观的欠缺也是南海丢失的主要原因之一。高层的大局观,其实是政党利益问题的延续。高层的核心任务,是保证政党的统治,维护其政权基础,其大局意识也难以跳出政党意识的局限,不可能站到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高度上来。高层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核心地位,是不敢贸然在疆域争议上用兵。如果中国在南海上与外国动手,高层的权力核心就要受到动摇,转而移向军方权力核心。目前的高层军事把控能力是最薄弱的环节,一旦有战争,军方的权力核心势必就会凸显出来,动摇某些人的权力核心。于此,鄙人大胆断定,无论中国政府抗议多么强烈,以目前权力态势和政体机制,没有任何一位高层有决心一战的真实意愿。
  其三,目前国家没有真正的军队,南海的丧失是必然。中国的军队属于政党,说得直白一点,目前的军队是政党的保安,不是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利器。军队没有国家化,军队就不可能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服务。军队存在的困惑,这也是体制因素的困惑。现在的军队除了透过政党向民众索取丰厚的福利,在保家卫国上,一直以来就停留在口号的强大上,而不是行动的强大上。同时,军队的封闭运行,中国军队的装备和实力到底怎样,不但民众是没有底,估计就是军方高层信心也不足,否则也不会一天老耍嘴皮子功夫。没有底气就没有打仗的决心和信心。
  其四,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左右国家政权核心,围绕政党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强硬的主要障碍之一。一旦发生战争,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受到最大冲击,利益集团在综合平衡下力求主和而不是强力主战绝非偶然。纵观中国历史,既得利益集团的如果没有受到外来威胁,是不可能主动出击的,只想守着一亩三分地不受侵害。当前对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形成威胁的是国内民众,民众对利益再分配具有强烈的意识。一旦发生战争,受到冲击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有可能导致利益甚至其权力的重新分配,这绝不是既得利益者所期望的。历史上舍弃国土求安宁,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蒋公曾经提出的“攘外必先安内”,我们至今还坚定不移的执行着。
  其四,从国民心态与计生政策束缚了中国扞卫领土的手脚。很多人难以理解,为什么计生政策成为中国扞卫领土的短板,这与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缺失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国民对于保卫疆域国土,更多是来源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原始冲动和激情,但是真要动手实干,这完全是两回事。多年来,由于国家在计生政策上未作调整和修改,大部分家庭就是一个子女,要把独子送上战场,国民心态就会有一个骤然转变。社会保障的缺失,孩子就是父母的基本保障,一旦失去孩子这一保障,国民的心态变化是难以预估的。无论战争的大小,给中国社会造成的整体冲击不可小觑,任何一个政治家都得权衡利弊。即使年轻人有心杀敌,其父母如何甘心孩子充当炮灰呢?
  其五,中国一直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自居,认为完全可以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断绝南海周边国家从实际占领到法理化合法占领的梦想。其实安理会的否决权不过是中国维护南海疆域主权的自慰器,南海周边国家如果真把你当老大,还敢去占领吗?捏准你的就是缺乏勇气和政治体制的致命缺陷。你当你空头老大去,我拿到南海实际占有的控制权那才是真正的实惠。某些所谓的专家还在拿安理会那张否决权来意淫遏制南海疆域丢失幻想,不仅让人感觉其无知和愚蠢,更是透出中国政治的总体悲哀。
  南海疆域的丢失,在很长时间段是难以改变的现实。在这问题上,有大国博弈的因素,但主要还是我们自身的决策和中国内因的必然,造成南海的今日困局。威权体制,说白了就是强人机制,当有一两个强人出现时,这个国家就表现出超凡的能力,这就是当年毛泽东、邓小平为什么能够叱诧风云、笑傲江湖的原因。但是把一个国家寄托在某一两个强人的身上,这个国家随时都会处在危险之中。强人无法保证自己万岁,也无法保证自己永远清醒和正确,更无法保证威权的永恒持续。
  中国不敢在南海用兵,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必然。中国短期内拿不出有效解决南海海域争端的办法,挽回中国在南海上的损失,势必有人和政治团体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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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作者:苏中杰
在盛行酱缸文化的中国,有些进步的东西登陆之后,经过被感染,毒化,挤压,扭曲,腐蚀,霉变,诱淫,和权力交配,就生出一个个怪胎,丑胎,坏胎,恶胎和鬼胎。自由主义就逢此遭遇,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即令人侧目的伪自由主义。
伪自由主义有着不可饶恕的罪恶!
自由主义发展到当代,已由历来各领风骚的众多派别,经过各代大辩论,大容纳,大提炼,大整合,从其终极价值出发,形成了比较严密的、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体系,在制度、路径、经验、办法和道德伦理等各层面,得到了世界性认同,并由自由民主世界的实践所证实。比如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不可分开的整体性,以及这个整体性同社会正义的不可分割性,同社会道德的关连性,都已是自由主义的ABC。谁如果说他在非民主制度下能搞起一套市场经济,那会被当成智商不全的低级骗子而嗤之以鼻的。可是伪自由主义者,尤其是以一大批“精英经济学家”为主体的伪自由主义者,声称自己让当权者占有公产是为了搞市场经济,同时又把权贵掌控市场的经济格局说成市场经济,把贫富严重分化说成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把提高学费、水电费和春运火车票价说成是市场经济原则的需要,把大掏民众腰包说成是“与国际接轨”。伪自由主义协助权贵对民众进行残酷掠夺,同时,又以“改革”和“市场经济”为权贵高唱颂歌,为掠夺之下的一切罪过开脱。这个时时犯罪并时时为其罪过开脱的过程,惯穿于整个的“改革”过程。
自由主义思想,是完全独立于体制之外的,是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者。而伪自由主义,在现实的要害问题上,和体制内的声音是一致的,和传统意识形态在现实中的聚焦点是重合的,和官方话语和意志是亲密而又投机的。关于改革言说便是其例。其实,中国的社会改革(不是行政改革和“党内改革”)只有两个,一个是1989年以前的那个虽然激动人心但还只是口头上和纸面上的改革,一个则是小岗村的分地到户。其他所谓的改革,主要内容是权力在经济领域里的扩张,是以权力为手段使社会财富朝极少数人手中转移。对这样的改革,人们就有必要,而且有理由进行质疑。但是且慢,你质疑不得,因为“改革”已被意识形态化了,同“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社会主义教育”和“文化大革命”等各次政治运动一样,谁有意见,谁就是态度问题,立场问题。“反对改革”成了个大帽子。这当然是官方话语,经常出现在其报告和相关文章里。而伪自由主义对付改革的质疑者,正好用的也是这顶大帽子,动不动就说“这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从而把质疑者当成了政治反对者,企图一棍子打死。谁要反对他们协助权贵抢劫公产,掠夺民众,他们就说谁是改革的“阻力”,谁就是要倒退到“计划经济”和文革年代。正因为他们有媚上、媚官、媚权、媚势的良好表现,有压制他人的意识形态为强大后盾,所以始终拥有强大的话语权。当他们遭到忍无可忍的社会公义批评时,他们就斥责别人“站在道德制高点”说话,是“诛心之论”。但是,他们没有看自己是站在政治制高点上的,和杀人差不多。
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即不是所谓的穷人和富人的矛盾,而是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因,在于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而不是贫与富斗争的结果。解决贫富矛盾的办法,是通过对统治权力的制约和囚禁,从而建立起点公正的发展平台,制定略倾向于穷人的政策。自由主义的伟大也就在这里:只拿权力是问,不以贫富论理。因为前者解决了,后者就好办了。而伪自由主义者不是这样,他们不敢抬起眼皮正视强权,要么对社会不公从不发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要么用阶级矛盾掩盖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说当下“穷人要打倒富人”,所以,“要保护富人”,“把富人打倒了,穷人要永远受穷”,所以,我们的口号是“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此论者一方面向富人(权贵资本主义下的富人主体必然是权贵)媚笑,一方面演戏,欺骗穷人。他们脑子中根本没的“政治防贼论”和“权力制约论”,而全是阶级斗争论,可是还说别人要搞阶级斗争——把民众的维权和民主要求,视为阶级斗争。特别是关于穷人要“动乱”之说,几乎等同于提醒权贵时时准备镇压维权力量、力图囚禁权力的社会正义力量,即民主力量。没有比这更卑鄙歹毒的了。在大量的乱七八糟的鼓噪中,统治权力与民众的矛盾不见了,因而统治权力更强了,扩张性更大了,使中国一路狂奔,顺利步入权贵资本主义。如果查看他们这些人的实际身份,不难发现他们是高级官员的幕僚和顾问。据余杰亲眼所见,这些声名显赫的家伙,从京城到地方的时候,一般都是当地党政要员陪同,警车开道、威风八面。余杰还披露,这类人以善于敛财为荣,一场报告会开价数十万之巨,听众多是政府官员和富豪老板。(余杰:《追问知识分子的良知》)对照来看,关于他们“人是好的”、“动机的善良的”之说,不攻自破。
自由主义“人人生而平等”的价值观和崇高追求,是通过起点平等和社会公正来实现的。如果在起点不平等、社会不公正的前提下,比如当下中国,让百分之四的人掌握了百分之九十的社会财富,那么百分之九十多的人,特别是穷人,发出的不满之声就是正义的了。可是当下伪自由主义眼中,“为穷人说话”就意味着保守,落后,可耻,甚至反动。他们认为中国的贫富之差,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为穷人说话就是否认市场经济,就是要回到“计划经济”和文革时期,就是开历史倒车。他们还认为,为穷人说话,就是“民粹主义”,就是煽动“义和团情绪”,就是助长“暴民行为”,什么又要“打土豪,分田地”了,什么“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维阴魂不散”,又想搞当年的“大锅饭”了。还值得一提的是,“左派”,他们的政治目标虽然是想恢复毛秩序,不能认可,但他们批判社会不公,不能说没有正义性。但是“左派”这个词,因为和文革与暴政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已几乎成了“恶人”的别称。伪自由主义在反攻时,便时常用这两个字诬蔑对手。总之,凡是历史中的破坏性行为和“共运”恶名,能想起来的就都加过来,一切脏水能舀起来的就都泼过来。在思想贫乏的中国,许多人,特别是不少单纯的、阅历有限而又愿追求正义的年轻人,初见自由主义,有一种新鲜感和冲动欲,在接受历史和“共运”反思成果的时候,在不分对象、不分历史阶段、不看现实环境的情况下,被他们利用,被他们引上伪自由主义贼船,在阴差阳错中随着他们叫喊。在他们引导下,形成了一股打击正义、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滔滔逆流。而这些伪自由主义,口口声声反对文革语言,反对戴帽子,可是他们打压穷人维权时所用的上述语言,却是货真价实的文革语言和帽子。他们根本不会明白,自由主义的主张是,社会各阶层,无论贫与富,都可以对自己的利益进行表达,而在社会不公正的时候,弱势群体的表达更为重要;他们只明白一个关键:现实权贵的利益至高无上。
歪曲自由主义各种概念的内涵,也是伪自由主义惯用的伎俩。比如宽容,本来是指各种不同意见都有表达自由权而言的,就是允许不同意见的存在,保护反对者和异议者的权益。但在伪自由主义手中,宽容成了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谁要对权贵和邪恶表示不满,谁就是不宽容,宽容成了对权势和罪恶的放纵。再如理性,本来是指符合逻辑的、科学的态度,这同一针见血的判断和基于正义的感情是不矛盾的。但在伪自由主义手里,理性也成了对付民众维护其合法权益和争取自由的大棍棒。社会批评说你们这样搞的改革,是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就写大块文章:《要理性认识中国改革》,把批评者推到非理性一边。民众喊冤叫苦,泣血呼吁,要求司法公正,他们说,你们要理性嘛!在他们的理性大棒下,锐利的透析和正义的呼喊都成了愚众的盲动,反衬着伪自由主义的高贵智慧和圣人面孔。再比如不属于战术范畴的妥协和让步,本来是宪政民主条件下一种政治智慧,指各合法利益阶层(注意:合法利益阶层!)在实力相当的相争过程中,各自让出一步,以成全其更大利益,从而不因小而失大。但伪自由主义的做法是,要求民众向权贵妥协和让步,向权贵专制下的各种邪恶妥协和让步,把面对非正义力量应使用的战术同面对合法利益阶层的政治智慧混淆起来,把对权贵和邪恶的妥协让步提高到价值高度。谁要是不这么做,谁就不是“理性”的、“温情”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喧嚣,已有多年,近日《凯迪网络》上突如其来地又出现一篇题为《妥协,让步,温情——理性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的文章,是不是伪自由主义同五毛的合作,存疑。
伪自由主义,还善于玩弄诡辩花样,制造逻辑陷阱。如中国何去何从,讨论时,选择应该是多元的,在逻辑上存在着多个选言肢:要么搞文革前的计划经济;要么搞权贵资本主义经济,要么搞民主制下的自由经济。但在他们的欺骗宣传和坦护罪恶的诡辩中,隐藏“搞民主制下的自由经济”这个选言肢,用剩下的两个选言肢组成二元矛盾逻辑:要么搞文革前的计划经济;要么搞权贵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宣传为“市场经济”),非彼即此,两不相容。答案是:既然不能回到文革,那么,只有让权贵瓜分公产才是合理的、正确的、唯一出路。他们用这个招术,把反对者推入逻辑陷阱:你要反对他们名为市场经济的权贵资本主义,他们就说你要回到文革前,搞倒退。这个用白骨和血泪实践着的逻辑陷阱,为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也给中国当代哲学界带来奇耻大辱。此外,他们还有两个常用的诡辩花样。一个是偷换概念。比如中国的房产商实际是官商,贪婪残忍,臭名昭著,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可是,当记者就此特意问他们对房产商的看法时,他们闭口不说“房产商”这三个字,而是绕个大弯子,大赞中国企业家的伟大贡献,以此把房产商囊括进去,记在功劳簿上。实际上,“企业家”是集合概念,该集合所具有的属性,其内的分子“房产商”不一定具有。这正如说“中国人是聪明的,张三是中国人,所以张三也一定是聪明的”一样荒唐。老奸巨滑!其二是偷换论题背景。比如他们说,中国房价不算高,该涨!学费不高,该涨!水电价格,也该涨!春运火车票,更该涨!他们谈这些论题,自设的现实背景是市场经济,说一定要按市场规律办事,似乎这里没有权力介入,结果必然是公正的。但是,在廉房不建厕所问题上,他们就不说市场经济了,而是换一个背景:怕有钱人占有,只好让廉租房不建厕所。逻辑陷阱的歹毒和诡辩的花样,直接显现出以权贵利益为中心的可耻嘴脸。
如同装神弄鬼,又像巫婆神汉一样神神秘秘,进行滑稽、可笑而又愚蠢表演,是伪自由主义的另一特点。他们主张把公产送给权贵,参与制定领导层收购政策,一肚子鬼胎,不少人都看出来了。可是,他们一个个却装扮出救世主的模样,似乎是在实现一个扭转乾坤、改变历史方向、拯救苍生的宏大理想,不是大智慧者和大圣贤者,是不可能理解的。别人责难他们,他们就说别人是“反智主义”;别人要是质疑,他们的回答只有三个字:“你不懂!”即就是他们的专业同行进行质疑,他们也将其打入“反智主义”行列,也用这三个字:“你不懂!”别人有什么不懂的?不就是“以产权换特权”、以剥夺民众来“实现私有化”的歪招嘛!不就是用权力打劫嘛!不就是以“辉煌的目标”来遮盖罪恶的手段嘛!以为他人都是蠢猪,看不出来?普通人拿你们没办法,舆论被你们掌控着,何清涟们没有说话的地方。这批巫婆神汉借助官方提供的平台,经过一翻装神弄鬼的表演之后,很快成了“精英经济学家”, 很快就在政协、人大等荣誉机构和各类学术机构中享有一般学者得不到的位置,并在诸多大型企业和公司中担任“战略策划”和“独立董事”,中央、地方的电视、广播、报纸(可悲的是,还有比较进步的报纸也参与其中),像请天下第一风水先生一样,把他们当成“求师问道”的最高神圣,对他们那套浅薄、无知、混乱、邪恶的东西,进行现代化的和智慧的包装,让全国人接受他们的愚弄。结果,这些家伙的名字一个个在社会上如雷贯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当代中国不可逾越的高人,超人,智人和改革的中坚,谁要是对他们提出批评,不管如何有道理,首先遇到的责问是:你敢批评某某某,你读了多少书?好好学些年头再说吧?此种无知和迷信,加上既得利益者、成批黑心老板以及为其服务的小金领和大白领有目的的吹棒和声嘶力竭的维护,便形成了一股通过维护伪自由主义——“精英经济学家”来维护权贵资本主义的滚滚浊流。其实,再高深的经济学,化为政策落实到老百姓头上后,马上简单化了,明了化了:刀刀见血!有的说这是“卖路钱”,有的明确说“要牺牲几代人”,这不是魔鬼语言吗?
伪自由主义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特征,就是极力反对网络文化,甚至视之为仇寇,与官方对待自由媒体一样,恨不得除而铲之而后快。他们公开叫叫嚣,网络是垃圾场,配合对网络的打压;说“要坚决顶住网络舆论”,当作洪水猛兽而防之。公允地说,网络的确有不少不能恭维的东西,但这并不是应该打压的理由。人人都应有表达权,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首要的问题不在于说的对不对,而在于能不能说;人类就是在争取大家都能说话的奋争中前进的;真理就是在大家都能说话的环境中发展的;人们的情操是在言论自由中逐步净化的;人权是以说话权来体现的。网络为言路逼窄的中国民众,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表达平台,在中国,应该是科技力量落实人权的小小起步。伪自由主义仇视网络的原因,从直接的利害关系上看,是藏龙卧虎的民间社会通过网络批评,揭穿了他们这批“精英”贪婪无耻的德性、巫婆神汉的招数和江湖骗子的伎俩;从价值追求上看,则在于他们反人权的本性。
给自己身上贴个闪亮的标签,手上打出一个诱人的旗号,欺骗社会舆论,也是伪自由主义以售其奸的重要手段。他们贴给自己的标签是“改革者”,他们举的旗号是否定文革,否定计划经济。饱受文革和计划经济之苦的国人,怎不喜欢这样的标签和旗号呢?然而,历史的经验却是,否定满清者,未必拥护共和制度,否定文革者,也未必是为了搞宪政民主。这不过同历史上的改朝换代一样,谋私者是借用对前朝的不满力量来实现其政治经济目标的。事实也证实这一点,权贵资本主义者也是否定文革的,但他们否定的内容与民主主义者是不同的。他们只否定文革使他们失去手中的权力,要把权力再拿到手上;而民主主义者否定文革,则是其极权制度,是要限制和囚禁权力。前者当权力到手,可以以权劫公,用经济浩劫代当年政治浩劫的时候,对文革的“反思”也就被禁止了,成了言论禁区。所以,以后关于文革如何不好的言说,只能用于“今昔对比”,比出改革的成就,以掩盖权贵的掠夺。由此可见,伪自由主义对文革的否定,目的十分明确。还有,他们中的个别人,有时也喊几句民主口号,其言说的深度和广度,比延安对准国民政府的民主言说差十万八千里,不过是淡淡的、心不在焉的敷衍而已。可是,尽管是淡淡的、心不在焉的敷衍,在相信口号的国度,也能成为一种迷人的旗号,让不少人误认他们为民主派,从而当成“自己人”,并为他们协助权力劫掠公产的罪恶辩护。他们的上述欺骗之所以能得逞,是因为国人手中的一个照妖镜还没有举起来:透过你的标签和旗号,看你说的,做的,学术方向和思想进击目标,是不是给权力上镣铐。这个照妖镜举起来之后,那些家伙的五脏六肺就可以看清了。但是,很可惜,没有言说的自由,这个照妖镜就难以普及。
看伪自由主义的上述表现,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伪自由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的特种部队!
权贵资本主义在其建立的过程中,固然要大批武装力量对付下岗工人和失地农民的维权行为和上访活动,在拆迁中要出动警力打击各种反抗行为,平时要用国家机器保护抢到手的财富。但是,没有这支特种部队,权贵资本主义是建立和发展不起来的。因为伪自由主义发挥了枪杆子所没有的力量。
读完本文,有人也许要问,当代中国有没自由主义者?回答说,有,只是太少。如秦晖和何清涟们,贺卫方、李劲松、莫少平们。秦晖和何清涟们同上述伪自由主义有直接的对照性:秦晖的“低人权”论,具有正义和智慧的穿透力和爆破力,颠覆了“辉煌成就”。何清涟,是经济学界反击权贵资本主义最早的巾帼英雄!上述那些司法界人士,被民间舆论称之为社会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
我们相信,历史是公正的,它知道鲜花应该献给谁;我们相信,历史也是无情的,它知道应该把谁推到历史审判台前,钉到历史耻辱柱上,而且一个也少不了!
 

Sunday, March 22, 2009

温家宝演累了

作者:梁京
温家宝今年会见各国记者,精神大不如前,注意力欠集中,反应也不够敏捷,不但没有留下信心十足的印象,反而让人感觉他内心很累。毕竟,这已经是他的第七次表演,新鲜之感全无,加上六年的劳碌岁月,温家宝显出疲态,在情理之中。 不过在我看来,温家宝打不起精神,应有更深刻的原因。最深刻的原因,就是温家宝今日所处的大环境与当年朱容基相比,已大不相同。如今咨询之发达,民智之开化,非昔日可比,敏感的温家宝应该明白,靠总理的独角戏来撑起一个国家的面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胡温执政六年,时间虽然不长,但中国和世界却经历了一场空前的信息革命,这场信息革命彻底改造了人类获取资讯和知识的传统渠道,颠覆着以上智下愚时代的各种政治游戏。事实上,中国正在出现一种前所未有的上愚下智格局∶民间社会的敏感人士,汲取资讯和知识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当权者和当权精英。一年来,胡锦涛和温家宝都象征性地与网民进行了第一次网上交流,说明他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变局的压力。此次人大会议前,温家宝在和网民交流时,一定听到不少尖锐的问题,他知道今天的百姓已经不大容易被“忽悠”了。
金融危机的爆发,揭示了胡锦涛和温家宝再也难以自欺的一个冷酷事实∶他们执政六年,错过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良机,那就是奠定全民社会保障的基础。过去六年,中国经济获得空前的发展机会,完全有财力实现这一重大的社会改革,但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和无能,由于他们对官僚和国际资本利益的屈从,中国把大量农民工血汗积累的财富,白白送给了富国。中国如果早把两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半,投入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农民工,也不至像今天这样脆弱,中国经济的内需也不会如此不足。温家宝现在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当金融时报记者提问农村依然贫困的中国为什麽要借钱给富国的时候,他真正刺到了温家宝的痛处。温家宝答非所问,回避了问题的实质,说明他深知这一问题的敏感。
今日的中国,多数老百姓并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把如此巨大的财富转移给富裕的国家,他们有限的金融知识以及他们的生活常识,让他们很难理解这样奇怪的经济现象。但是,温家宝心里一定清楚,中国底层民众不能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而让西方富裕国家分享中国二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是中国领导人无能的明证,是胡温时代抹不去的耻辱。

历史将如何评价自己,显然是温家宝越来越经常想到的问题。如果温不是一个自大狂,他没有理由对这个问题感到乐观。胡温“新政”下的这一轮高速经济增长,是中国官僚和富人的财富增长最快的时代,也是中国相对贫困发展最快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借用最新一期《南方周末》的语言,这是中国“政治道德败坏,社会价值观分裂”发展最为快速的时代,因为胡锦涛以空话治国,温家宝以真情作秀,导致“中国官方话语与私下非议相异,言语与行动背离”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常人的意义上,胡锦涛和温家宝都不是坏人,他们对弱者存有几分真正的同情心,但是,作为国家的领导,他们信奉的奴忠哲学,给这个国家带来的是一场巨大的道德和文化灾难。胡温时代,正是中国社会矛盾与危机快速发展的时期,他们以维持稳定为名,系统打压各种支持正义和公正的社会力量,把社会良心当作社会公敌,而让贪官和各种黑势力如鱼得水,大行其道。正是在当前治下,官僚贪腐和黑恶势力勾结一体,成了气候,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制造了极大障碍。
事到如今,无论是胡锦涛更圆满的空话,还是温家宝更真情的表演,都不能亡羊补牢,况且,温家宝已经演累了。中国唯一能期待的,是民智开化和资讯发达时代的危机能催生一代敢作敢为的政治领袖。
 
 

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

高智晟律师自述遭绑架经历(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2月09日 转载)

高智晟 我费尽周折终会面世的文字,将撕去今日中国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执政者”那超乎常人想像的心肠本色。当然,这些文字也是将给今天共产党在全世界的那些“好朋友”、“好伙伴”带来少许不快、甚而至于难为情——(如果)这些“好朋友”、“好伙伴”们内心对道德及人类良知价值还存有些敬畏的话。

今天,暴富起来的共产党,不仅在全球有了越来越多的“好朋友”、“好伙伴;”而且把“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这种颠倒黑白的口号喊得气壮如牛。对中华民族人权进步事业而言,这两者无一不是灾难性的。

2007年9月21日夜20点左右,当局口头通知说让我去接受例行的改造思想谈话。行在路上,我发现较往常比有了些异样,平时贴身跟踪的秘密警察们拉开了较远的距离。行至一拐角处时,迎面扑来六、七名陌生人。我的背后脖胫处被猛然一击,眼前感到整个地面飞速向我砸来,但我并未昏迷。接下来,感到有人纠起我的头发,迅速套上了黑头套,被架上了一辆凭感觉是两侧面对面置有座椅而中间无椅的车上。我被压迫爬在中间,右侧脸着地,感到有一只大皮鞋猛然踩压在我的脸上。多只手开始在我身上忙禄,由于他们对我一家的绑架频繁,故而照例在我身上未搜得对他们有价值的东西。但我感觉到了此次与以往绑架的不同。绑架者抽下了我的皮带将我反绑,我爬在车中间,估计着有不低于四个人的脚踏在我的身上。大约四十分钟左右,我被拖下了车站立着,裤子已掉至脚脖上的我被推搡着进了一间房屋,此前一直没有任何说话的声音。

我的头套猛然间被人扯下,眼前一亮的同时,辱骂和击打开始了。“高智晟,我操你妈的,你丫的今天死期到啦,哥几个,先给丫的来点狠的,往死里揍丫的”,一个头目咬呀切齿吼叫道。这时,四个人手执电警棍在我头上、身上猛力击打,房间里只剩下击打声和紧张的喘气声。我被打的爬在地上,浑身抖动不止。“别他妈让丫的歇了”,王姓头目吼道(后来得知之姓王)。这时,一名个头一米九以上的大汉抓住头发将我纠起,王姓头目扑过来疯狂抽打我的脸部,“操你妈,高智晟,你丫的也配他妈穿一身黑衣服,你丫是老大呀,给丫的扒了”。我迅速被撕的一丝不剩。“让丫的跪下”,随着王姓头目的一声吼叫,后小腿被人猛击两下,我被打扑跪在地上。大个子继续纠住我的头发迫逼我抬头看着他们的头目。这时,我看到房子里一共有五人,四人手持电警棍,一人手持我的腰带。“你丫的听着,今天几位大爷不要别的,就要你生不如死,高智晟我也实话告诉你,现在已不再是你和政府之间的事啦,现在他妈的已经完全变成个人之间的事啦,你丫的低头看一看,现在地上可一滴水都没有,呆会儿地上的水就会没脚脖儿,你他妈一会儿就会明白这水从哪里来”。王姓头目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开始电击我的脸部和上身。“来,给他丫的上第二道菜”,王头目话落,四支电警棍开始电击我,我感到所击之处,五脏六腑、浑身肌肉像自顾躲避似的在皮下急速跳躲。我痛苦的满地打滚,当王姓头目开始电击我的生殖器时,我向他求饶过。我的求饶换来的是一片大笑和更加疯狂的折磨。王姓头目四次电击我的生殖器,一边电击,一边狂叫不止。数小时后,我不再有求饶的力量,也不再有力量躲避,但我的头脑异常的清醒。我感到在电击时我的身体抖动的非常剧烈,清楚地感到抖动的四肢溅起的水花。这是我在几小时里流出的汗水,我这时才明白“呆会儿地上的水就会没脚脖儿”之意。

这种深更半夜折磨人的活计对折磨者似乎也不轻松。天快亮时,他们有三人离开房间。“给丫的上下一道菜,呆会来换你们哥俩”。王姓头目示意留下的俩人将一把椅子搬至房中间,将我架起来坐在上面,这时,其中一人嘴里刁上了五支烟,用火点着后猛吸几口,另一人站在后面用力抓住我的头发,压迫我低下了头,另一人开始用那五支烟熏我的鼻子和眼晴,这样反复多次。他们做的很认真,也很有耐心。待到后来,我除了能偶然感到泪水流下来滴在大腿上的感觉外,已完全不再在乎眼前这俩个人的忙碌和我有什么联系。过了约两小时左右,进来两人换下辛苦用烟熏我的那俩位。我的眼睛肿胀得什么也看不清。新进来者开口说话了:“高智晟,耳朵现在还能听到吧?算你点背,这帮人都是长年打黑除恶的,出手狠着呢。这是这次上面专门精心给你挑选的,我是谁你听出来了没有?我姓江(音),你去年刚出来时跟你去过新疆”。“是山东篷莱的那位吗?”我说。“对,你记忆不错,我说过,你早晚还要进来,上次去新疆我看你那个样子,我就知道你再次进来是早晚的事,你看你在警察跟前目空一切的德性,不让你再进来长点记性能行吗?给美国国会写信,你看你那一付汉奸德性,美国主子能给你什么?美国国会算个鸟。这是在中国,这是共产党的天下,你算个屁,要你的命还不像踩死只蚂蚁一样?不明白这点还出来混,你要敢再写那些狗屁文章,政府就得表明个态度,这一晚上你该明白了吧?”江不紧不慢地说。“你们这样用黑帮手段残忍地对待一个纳税人,今后有何颜面面对十几亿国人?”我问他。“你就是个挨打的东西,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在中国纳税人算个狗屁,别他妈口口声声纳税人纳税人的”,江正说着,这时又有人走进来的声音。“甭他妈的跟他练嘴,给丫的来实在的”,我听出来者是王姓头目。“高智晟,你这几位大爷给你准备了‘十二道菜’,昨晚才给你伺候了三道,大爷我就不爱罗嗦,后面还要让你丫的吃屎喝尿,还要拿签子捅丫的“灯”(后来才明白是指生殖器)。你丫的不是说共产党用酷刑吗,这回让你丫的全见识一遍。对法轮功酷刑折磨,不错,一点都不假,我们对付你的这十二套就从法轮功那儿练过来的,实话给你说,爷我也不怕你再写,你能活着出去的可能性没有啦!把你弄死,让你丫的尸体都找不着。我他妈想起来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一个臭外地人,你丫的在北京张狂什么呀,哥几个再他妈练丫的”。

在接下来几个小时的折磨中,我出现了断断续续的昏迷,这种昏迷可能与长时间的出汗缺水及饥饿有关。我光着身子躺在冰冷的地板上,神志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断。中间感到数次有人剥开我的眼皮用光晃我的眼睛,像是在检查我是否还活着。每至清醒时,我闻到的全是尿臭味。我的脸上、鼻孔里、头发里,全是尿水。显然,不知何时,有人在我头上、脸上撒了尿。 这样的折磨持续到第三天下午时,我至今不知当时那里来的巨大力量,我挣脱他们,一边大喊天予和格格的名字,一边猛地撞向桌子。我当时大叫孩子名字的声音今天回想起来都感到毛骨悚然,那喊声极其凄远及陌生。但自杀未能成功。感谢全能的上帝,是他救了我,我真切地感到是神拖住了我。我的眼睛撞得流血不止,我倒在地上,至少有三个人坐在我的身上,其中一人坐在我的脸上。他们大笑不止,说我拿死来吓唬他们是提着耗子吓唬猫,这样的事他们见得太多啦。他们一直继续残忍地折磨我到天黑,我的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我能听得出,折磨我的人轮换着吃完饭后聚齐。其中一人走至我面前抓住头发将我纠站起来问:“高智晟,饿不饿?丫的说实话”。答曰:“饿得快要不行啦”。“想不想吃饭!得说实话”,又问。我又答曰“想吃”。话落,不低于十几个耳光的一阵巴掌打得我一头栽倒在地。有一只脚踩在我的胸上,我的下巴被电警棍猛击一下,打得我疼得大叫。这时,有一根电警棍塞到我的嘴里,骂声也一同而至:“你丫的头发怎么这么不经纠?看看丫的这张嘴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还不是要吃饭吗?饿,丫的配吗?”但电警棍塞进嘴里后并没有用电击我。正不知所故,王姓头目发话:“高智晟,知道为什么没废掉丫的嘴吗?今晚上几位大爷得让你说上一晚上。甭跟大爷们扯别的,就说你搞女人的事。说没有不行,说少了不行,说的不详细也不行,说得越详细越好,几位大爷就好这个。大爷们吃饱喝足了,白天也睡够了,你就开始讲吧”。“操你妈,你丫的怎么不说呀,丫的欠揍,哥儿几个上,王头目大叫”。大约三支电警棍开始电击我,我毫无尊严地满地打滚。

十几分钟后,我浑身痉挛抖动得无法停下来。我的确求了饶:“不是不说,是没有”,我的声音变得很吓人。“哥儿几个,怎么搞得呀,伺候了几天怎么把丫的伺候傻了?给丫的捅捅‘灯’(生殖器),看丫的说不说”。接着,我被架着跪在地上,他们用牙签捅我的生殖器。我至今无法用语言述清当时无助的痛苦与绝望。在那里,人的的语言,人类的感情没有了丝毫力量。最后我编了先后与四名女子“私通”,并在一次一次的折磨中“详细”描述了与这些女人“发生性关系”的过程。直到天亮,我被抓着手在这样的笔录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半年内让丫的变成臭狗屎。这事儿整出去,你身边的那些人会像饿狗碰了一嘴新鲜屎一样高兴的。”王头目大声说。

(我出来后得知,就在第二天,孙*处长即把他们“掌握的”我乱搞男女关系“实情”告诉了我的妻子。 耿和告诉之: 其一,在给高智晟的为人下结论方面自己不需要政府帮助;其二,若过去纵有其事,在自己眼里,他实在还是那个写三封公开信的高智晟)。 经这次折磨后,我几乎时常处在没有知觉的状态中,更多的是没有了时间知觉。不知过了多久,一群人正准备再次施刑时,突然进来人大声喝斥了他们,让他们都滚出去。我能听得出,来者是市局的一位副局长,此前我多次见过之。至少在我认知的层面上对之有好感,人较为开明、直率,对我和我全家有过一些保护。当时我的眼睛不能睁开,但我整个人已体无完肤,面目全非。听得出他也很愤怒,找了医生给我作了检查,说他也很震惊,但说这绝不代表党和政府的意思。我问他谁的意思能如此无法无天,之无以对。期间,我要求送我进监狱,或送我回家,他没有作答。最后他将折磨我的人叫进来声斥了一阵,命他们给我买衣服穿,晚上必须给我提供被子,必须给我饭吃。并答应尽全力为我去争取或回家,或进监狱。这位局长一离开,王姓头目对我破口大骂:“高智晟,你他妈现在还在作梦想进监狱,美死你,今后你再甭想进监狱,只要共产党还在,你就再也没有进监狱的机会,什么时候也别想”。

当天晚上,我又被套上黑头套昏沉沉地被架到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在那里又被他们无休止地折磨了十几天后。有一天,我突然又被套上黑头套后,被人架着按着头,九十度弯腰跑步至一辆车上。 上了车,我的头被人按低至我的裆部,路上一个多小时,真是生不如死的痛苦境地。到了地方后约一小时才取下黑头套。对我实施肉体折磨的五人中不见了四人,换来的是出狱后贴身监督我“改造”的那群秘密警察。对我肉体的折磨至此而止,而精神折磨一直持续。我被告知要开“十七大”了,在这里等候上面的处理意见。期间一些官员时有来访,变得温和了许些,也开始允许我洗脸刷牙了。也有官员提出能否用我的写作技术“骂骂法轮功,价钱随你开口,知道你有这能力”。我明确告诉来者,“这不只是一个纯技术问题,这是一个困难的伦理问题。” 到后来一看没有动静,又来说“写法轮功的文章困难的话,也可以表扬表扬政府嘛,多少钱都不成问题。”最后是“写点东西说你出狱后政府对你全家很好,是受了法轮功和胡佳等人的蛊惑才一时糊涂写了给美国国会的公开信的,要不然,这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你就不能可怜可怜你的妻子、孩子吗?后来作为交换,我写了一份说政府对我全家关心倍至,是受了法轮功和胡佳的蛊惑我才写给美国国会公开信的材料。回家前,我又被带到西安给胡佳打了一次电话。

大约是中秋节夜里,此前因耿和的以自杀抗争,当局让我打了一次劝慰电话。通话内容都是由当局设计好的(我回来后得知,耿和所说的内容也是设计好的)。当局还录了相(当时我还有一只眼睛无法睁开,录相中逼我说是自伤的)。十一月中旬回到家得知,家中部分财产再次被抄,这次抄家连一个字的纸条都没有。

我在这五十多天里遭遇到的肉体及精神折磨所谓骇人听闻。期间有过许多奇异的感觉,诸如:有时候能真真切切地听到死,有时又能真真切切地听到生。到第十二、三天后我完全睁开眼时,我发现全身的外表变得很可怕,周身没有一点正常的皮肤。皮肤完全呈重度乌黑色。 被绑架期间,我每天“吃饭”的经历,定会让那些在纸上操英雄主义枪法的义士们大跌眼球。每至饿致眼冒金星时,他们会拿出馒头来.每唱一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即可得一个馒头。我当时的心理底线是除非万不得已即设法活下去。死对我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太过于残酷,但绝不脏污灵魄。在那样野蛮的氛围里,人性,人的尊严是毫无力量的。如果你不唱,你不但会被饥饿折磨,而且他们会无休止地折磨你。但当他们用同样的手段逼我写批法轮功的文字时,即未能如他们所愿。但以这种方法让我在写有这次政府没有绑架我,也没有酷刑折磨我,政府一直对全家关爱倍至的笔录上签名时,我是作了妥胁的。 而在这五十多天中间,还发生了一些为人类政府记录史所不耻的肮脏过程,更能使人们看到,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人,为了保卫非法的垄断权力,在反人性的恶行方面会走得多远!但这些肮脏的过程我不愿再提及、或许会永远如是。在每次的折磨我的过程中,他们都会反复威胁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把这次的经历说出去,下次就会在我的妻子,孩子面前折磨我。大个子每一次都抓住我的头发告诉我:“把这次的事说出去了,你丫的死期就到了,几位大爷随时找你败火”。这样的警告不知被重复了多少次。这些东西的心里也清楚,这样的残忍暴行并不十分伟大光荣正确。 最后,我还想再说一句不太讨人欢颜的话,即我想提醒今天共产党在全球的那些“好朋友”、“好伙伴”们:共产党对国内人民愈发蛮横及冷酷的十足底气,是被我们和你们一同给惯出来的。 2007年11月28日于被警察围困的北京家中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中国需要政治进步:改变落后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方法

----在中国政法大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9年3月15日
大家开了一天会,取得了很多的成果,特别是对“敌意事件”一词进行了慎重的斟酌。我是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才知道“敌意”这一提法的,昨天才写起一篇文章发到会务的邮箱中。我认为于建嵘先生和单光鼐教授刚才的担心和解释是没有必要的,就好象抚摸政府神经一样,生怕“敌意事件”这一词汇吓着政府,我认为没有必要,不要修饰今天的现实,现实是什么就是什么。学者不要矫正、解说甚至歪曲现实,爆发了什么事件就是什么事件,不要因为政府神经紧张,我们就换几个温和的词语,就能改变这种现实,要实实在在,政府现在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
我认为目前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已经足够了,对社会动态都有足够的了解,所需要的是更深入的认识以及聪明的智慧,即社会产生敌意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些产生敌意的根源?用什么办法才能既保证社会平稳,又化解了社会积怨,缓和了社会矛盾,使中国的政治改革走出一放就乱的历史宿命?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的需要是前所未有的政治智慧和方式方法。
谈到敌意,敌意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大家有非常多的阐释,敌意就像空气一样,就像每天要呼吸的空气,如果生活在充满敌意社会氛围里头,这个社会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一个社会尽量减少这样的情绪。我把敌意定位于情绪,因为敌意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剧烈非常明显的矛盾冲突,仅仅是一种情绪,如果这种情绪长期蔓延的话,对社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要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情绪,解除心理上各种障碍,不仅仅是减少恶性爆发事件,不仅仅是解决泄愤性的事件,平静生活中连敌意都没有是最好的。
我们要深刻地研究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敌意,敌意在加深加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改革30年之后我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今天讲三点,当前敌意存在的三大原因,第一个表现是官民对立,官民之间的对立。第二个敌意产生在社会贫富分化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一种对立情绪和敌意。第三,思想文化战线,知识界群体仍然在分化和对峙,特别是改革30年,围绕改革争论,围绕前30年后30年各种各样的思想争论,也产生了对立,今天的思想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中国当前的社会中,内在的矛盾对立和敌意情绪大体就在这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哪一方面最严重?我认为都非常严重,但官民之间的敌意应当是首位的,但三者同样重要。
为什么官民之间的敌意和对立情绪、愤恨情绪越来越严重?就是我们的改革,改革30年,改出来一个权力更加庞大甚至更加特权的政府,改革方向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调整和扭转。
我在这里是直言不讳的,不能因为有些话领导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我这个研究中心就是为政府做政策建议的,我们非常多的观点、意见都是给政府做决策参考的。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利益上,改革30年来,政府部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政府部门的条件越来越好,社会保障福利各方面都好,并且政府对资源的掌握依然很大。
有经济数字可以说明,过去国企的利润只占GDP的1%多点,现在已经上升到7%,2007年中央大企业的利润达到了1万多亿,垄断利润是非常多的,与民争利,导致官民之间的对立。
特别是下面的一些地方政府,侵民扰民严重。我这几天被外地上访的人和外地电话所缠绕着,福建晋江和江苏述阳的农民土地被侵占,有的亲自上访到北京,地方政府对农民侵犯的程度是非常厉害的,不仅仅是中央垄断企业,攫取庞大的垄断利润,还包括地方政府贪官污吏对当地的群众的侵扰。
据上访的群众说,纵观晋江历史,进行历史性的比较,最坏的政权也没去抢占民房民地,最反动的政府都没有这么干的,但是今天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打着发展的旗号,横行霸道。
由于政府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越来越大,导致现在的政府已经非常专横,有些官员已经无法无天,这种制度造成官员的素质太差了,就是政府说得算,老百姓算什么,哪有一点尊重民权的意识,民权越来越薄弱。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我们今天的政治都是一大倒退,连皇帝倒了之后的程度都达不到。因此,我不得不尖锐地提出来,不要怕领导人听了不高兴我们就不说了。
由于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导致现在非常多的政府官员骄横无比,目中没有法没有民,专横霸道,这和毛泽东时代焦裕禄式的干部差得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今天出现怀念毛时代的现象?福建晋江的上告农民说现在黄世仁南霸天又回来了,很多群众用很朴素的语言表达社会现实,这样一种官民对立和官民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事实。要改造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官权泛滥的状态,必须根本上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改革落后了30年。到现在迟迟不动,这次人大会一再提出来,不搞多党制,不搞西方的政治模式,我也赞同,我们可以不搞多党制,但是必须要搞民主化,在一党专制下照样可以搞民主政治。
社会间另外一种敌对情绪就是贫富差距,这种矛盾相对于官民之间的情绪要弱一些,官民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的。贫富间的敌意也是存在的,这些年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特别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衡,穷的穷、富的富,社会拉开较大的差距,因而出现了群体对立甚至敌视,甚至很多社会学者也谈到,中国的阶级对立再次形成等,很多社会学家都指出这种情况,这也成为一种事实,贫富群体的敌视,对社会生活也是很不利的。
第三,当前思想文化界严重的对立,当前社会思想存在很大分歧,改革30年之后,中国社会突然产生巨大的分裂和矛盾,左的、右的、中的,各种思想涌现出来,并且在这种分歧中看不到什么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改革又失去方向。象李白说的:多歧路,今安在!
我们今天的改革又在重新寻找道路,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国社会还形成一个共识,我们现在的改革又失去了共识,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改革向何处去,中国怎么走?正是在这种分歧下,出现了左右之间的严重对立。现在闹得比较厉害的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派群体,胡星斗教授最近向乌有之乡发起的批评,但遭到极其激烈的反击。回应中充满着谩骂声,多少年前阶级斗争时期的语言都出来了。
这样的对立和敌意状态,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改革的分歧。走到30年之后,忽然感觉失去了共识,要重新寻找我们的道路,不管从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上,包括思想文化层面,甚至认识方法,我们的哲学,都需要重新创建。这表明中国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抓经济、不抓思想文化、不抓政治建设的改革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口,在这个时候需要广大的学者、官员、社会民众都静下心,好好对待冲突和分歧,面对重重冲突和分歧,找出新路来。
学者们的分歧还好一点,最多是打打嘴仗而已,而那些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是最难过的。那些整天面临着拆迁、征地的市民和农民,可想而知他们是多么的痛苦!他们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被扒房和被拆迁的居民们,他们是最痛苦的,他们的生活就是在煎熬。江苏述阳的农民天天有镇政府干部上门来强迫签字,出让土地。有些农民不开门,干部就翻墙进来,强制签字。
我们要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在民生方面忍受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深入研究社会敌意问题,我们的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希望我们的会议能真正拿出好的思路、有见地的看法,提供给社会和政府,走出一条新路。
主持人卢建平:
非常感谢大军先生,几年不见,发言还是这么慷慨激昂。我们今天安排两位点评人给今天会议留下宝贵自由发言和相互交叉讯问的时间,这是我对皮艺军老兄提出一点批评意见,虽然大家对问题高度关注,做了精心准备,要求发言者积极,但是给人感觉,就是一个敌意不断地累计,但是得不到释放,这样是很危险的进程,所以我建议,这一节在感谢两位点评人自动放弃之余,我们珍惜他们给我们提供宝贵、难得的机会。

仲大军第二次发言: 中国的政治改革用不着搞什么竞选和多党制,只提高一下政治文化和方式方法就可以了。
当前我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方法落后到极点,但有人总以此自居。就以中央电视台新址大火这件事,元宵节晚上着了这么大火,没有一个电视台现场报道。从世界横向比较来说,哪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对这种时件能不现场报道?我们不但不报道,甚至连网站上放照片都不让,这是什么做法?这种愚昧的做法使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反感心理?除了对我国落后的新闻文化产生敌意之外,还能有什么?
那几天,我的邮箱收到大量的信件,对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着火都是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国家的公共财产遭到这样重大的损失不仅不感到痛心,反而拍手称快,幸灾乐祸,原因何在?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写文章时也谈到这种现象,民心是随着世界文明一齐进步的,固步自封,跟不上世界潮流,只能遭人遗笑。
还是政治文化落后的原因。我国可以不搞多党制,可以不搞西方式的政治选举,但要搞新闻民主,新闻公开!要搞信息透明!世界上今天有这么多好的政治方法和手段,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借鉴?什么时代了还搞得这么愚昧?
中国人今天是有对比的,谁先进,谁文明,一比较就感觉出来了。9.11美国世界贸易大楼被撞的时候,那第一时间香港的凤凰卫视就现场直播了,我因为住在新华社的宿舍,能看到凤凰卫视,所以那天晚八点多钟就看到美国世贸大楼着火了,凤凰卫视从晚上8点多就开始转播,一直到9点多,一直在现场转播,我亲眼看见世贸大楼在浓烟和大火中坍塌下去。
可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着火了,火光映红了北京东边半个城区,出了这么大的一档子事,那天晚上不管是北京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没有一个现场报道的。只有北京电视台5套和3套打出了一行字幕,这些电视台的记者们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能直播?为什么要瞒着人民?都什么年代了,还搞愚民政策!这件事最典型地显示出一个国家的政治水平和政治文化,如果整天这么搞愚民政策的话,老百姓能没有敌意吗?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用不着搞什么竞选和多党制,只提高一下政治文化和方式方法就可以了。

仲大军第三次发言: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
公安部的李慧先生做了激情洋溢的发言,我们为公安战线有这样杰出的人才而高兴,李慧先生的发言题目是“社会敌意的消解机制”,我的理解是,李慧先生从公安战线本部门的角度,谈了如何消解敌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自身做起,公安部门这些年也遇到很多问题,如袭警、杀警事件,所以消除敌意是公安部门的重要任务。如果社会各个部门都能做好本职工作,这个社会就和谐了,敌意就消除了,这也是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重要的是落实。
通过李慧先生的发言,我们知道公安部门这几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大家都很高兴。通过学习香港、学习国际经验,公安部门的管理、干警的方式方法都在改善,中国的确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方式方法。如果我们是经常出国的人,到国外感受一下,就会知道国内国外做法多么不一样,说到底我们的落后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落后,很多落后是在方式方法上。方法方式的调整也不难,但要宏观微观一起入手。
讨论了这么半天,如何消解敌意,单单从微观去做非常难,成本很高,我认为干什么事要寻找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办法。我们必须站在最高的高度来解决问题,从高处入手,基层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高度就是政治文化,只要我们国家高层的政治方式方法进步了,改变了,下层的不满情绪和敌意情绪就可以迅速消解。
我们刚才讲了贫富差距、特权和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产生敌意的根源。但今天社会的不满还不仅仅是由于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而是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在世界大的政治文化环境比较下,我们的社会每天都在进步,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标准都在提高。在封建社会见了皇帝都要下跪,今天见了官员不仅不下跪,还要觉着他是个服务员,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整个社会认知的标准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民的要求标准在提高,所以当今的中国政府要不断改进落后的政治手段、落后的政治模式,否则就要产生不满的情绪。
这就叫与时俱进,政府管理的方式方法手段要与时俱进,中央电视台着大火,我们的媒体无动于衷,仍然不报道,仍然采取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时期的模式处理,人民群众能满意吗!这是政治文化的落后,方式方法的落后!我也主张共产党一党制,因为一党制照样可以搞新闻开放和新闻自由,照样可以搞政治民主,在一党制的模式下,可以有很多内容。
前几天我在日本,半夜两点多钟在房间里看美国CNN实况转播英国首相布朗在国会的激情演讲,一讲两个钟头,也不拿讲稿,即兴演讲,人家的政治家真正是选出来的,那演讲水平,滔滔不绝。英国的议员们也非常绅士,他们鼓掌不是坐着,一鼓掌都站起来,非常虔诚,整个演讲现场充满了虔诚和激情。
他们的政治领袖怎么诞生的?是选出来的,不光是官员还有议员,都要经过民选,有民众的支持和赞同,所以才有发自内心的虔诚和支持。
我们政府官员身上有这样的东西吗?我们的官员是怎么来的?中国有这样的政治文化吗?上个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晚上半夜里在房间里看电视,看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实况转播。盖特纳走马上任美联储主席,但要通过国会参议院这一关,一个个参议员轮流质问、讯问,盖特纳一一解答。在这种形式下,官员称不称职,合不合格,大家一看就知道。
中国改革开放引进了外国这么多物质文明,为什么政治文明不引进一点!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政治文明?为什么在私天下的政治传统中迟迟走不出来?根本的原因是缺少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和氛围,老百姓有什么怨气和不满?社会有什么不能顺畅!我们的社会还会充满着敌意吗?
我们的会议要落实到一个主题上,那就是中国必须政治进步,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敌意。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政治进步。两条腿走路,国家才有希望。如果仅仅追求GDP和物质财富,在这样落后的政治方法中,在这样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下,在贪污腐败的风气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经济矛盾和利益纠纷。经济矛盾必然空前剧烈,最后导致政治危机。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要复杂化,也不要纠缠在小小的词汇上,“敌意事件”一词该不该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在概念上纠缠。我们选择语言都是为了正确地描述社会现实,哪个词语能正确描述社会现象,反映社会的问题,我们就使用哪个语言。
我们开了一天半的会议,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有这么多部门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出不少重要的思想观点。我想这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消解社会敌意的最好的方法。参加这个会的学者们、法律界人士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大家要齐心协力,解除这个国家的火药味,解除社会的定时炸弹,创造一个人心舒畅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只要有信心废纸变黄金

作者:黎阳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http://www.wyzxsx.com

2009.3.18.
“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对极了。譬如股票,没人信就不如废纸,有人信就贵过黄金——只要有信心,废纸赛黄金。推销股票头一条就是“增强信心”:只要让人们对老子代理的股票信心十足,立刻“点石成金”——不,“点废纸成金”,发财大大的。可见“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
其实不光玩股票的得靠“信心”吃饭,一切从事唯心的东西的,如玩宗教的,同样得靠“信心”吃饭。
科学与宗教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不怕不信与就怕不信:
科学的东西不怕你不信:不信可以验证给你看。验证所需要的条件明确又具体,结果可以重复。义和团不相信洋枪洋炮能打死人,以为画符念咒登坛上法就能刀枪不入。那时跟他说破了嘴皮子恐怕也没用。但到头来大家都信了:事实胜于雄辩。而宗教则惟恐你不信。不论哪种宗教,开宗明义第一章一定是要人们无条件相信某人或某神。而凡是“神显灵”之类的证明基本上都是指不定从哪儿冒出来的稀罕玩意,无法重复验证。传教的天天忙忙碌碌,绝大部分气力都花在这个“信”字上,无非千方百计叫人们觉得信了有什么好处,不信则会有什么灾祸。就是求签问卦也一定要先来上一句:“诚则灵”。对于所有的宗教,最要紧的都是一开始的这个“诚心相信我主(或我佛、安拉、老子、大成至圣先师衍圣公文宣王、圣母玛丽雅…)”、“信心比黄金和货币还要重要”……对此一定要无条件盲从,不能怀疑,不得质疑。这么起劲在“信”字狠上下工夫也情有可原:宗教一旦没人信,这个教就算完蛋了。生死攸关,当然要全力以赴。一旦“信”字关一过,皈依某教,入我门来,剩下的用形式逻辑一推论差不多都一样。无怪乎形式上往往相似。
2.不在乎不信与容不得不信:
科学的东西验证了还不信也不打紧,无帽子也无惩罚。要说有什么惩罚也是因为违反了客观规律,自己惩罚了自己。不承认牛盾三定律一点不犯法。一口咬定地球是方的也无罪。不相信高压电能打死人,硬要捅电门玩玩,倒霉的只是自己。宗教则不然,最忌讳的就是不信,尤其是叛教,也就是对教义有了二心或疑心。犯了这个忌非惩罚不可。至于惩罚有多厉害那就要看这个教当时当地有多大势力了。起码来点精神谴责:“人不诚”、“心有罪”、“灵魂沉沦”、“极左”…总之比别人矮一等,你就等着忏悔祷告做检查去吧。再厉害些,那花样就多了:杖责、饿饭、劳役、逐出教门、宗教裁判所、火刑BAR-BE-QUE…
3.顺应世界与改造世界:
科学的东西一般只是指出:这个世界是怎样的,或在什么条件下会是怎样。宗教则总是说:这个世界应该是怎样的,而且不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该是这样。人们可以运用科学规律因势利导,趋利避害。但要依着宗教,就得按照教义改造整个世界(其实只是改造人)。不论是十字军东征还是不准吃猪肉,是男尊女卑还是“普世价值”都出自于某种教义。至于为什么,信这个教的和不信这个教的答案可以完全不同。
4.不限于人类与只限于人类:
科学规律不仅适用于人类。鸟飞鱼跃,无不在应用某种自然规律。宗教则绝对只限于人类。从来没见过有谁给牲口传教的。
5.客观与主观:
科学的东西一般只考虑客观上的东西,跟主观如何没什么关系。不管是“龙颜大悦”还是“龙颜大怒”,地球都照转不误。宗教则不然,必定强调立场、动机、心地、态度之类主观上的东西。一念之差便足以区分出天使与魔鬼,君子与小人,改革与反改革…
6.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
经过验证的各种科学理论流派一般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相对论并没有消灭经典物理学,只是完善丰富了它。宗教则无不认定只有自己才是绝对真理,其它宗教一概都是邪门歪道伪神仙,至少也属于二流货色,够不上嫡系正宗。“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宗教则是“教无第二”。虽不一定明确提出要消灭异教徒,但在捍卫教义的正统性、“纯洁性”方面却绝不含糊,没有半点调和的余地。不信上帝、不尊孔孟、不颂安拉、不敬佛祖、反对改革…名称虽异,性质却同:教中头号大罪。
不时听到评论,说这个教宽容,那个教凶残。其实翻翻历史便可知道残酷迫害异教徒的事并非某教的独家专利,而是几乎人人有份:宗教裁判所、十字军东征、穆斯林圣战、消灭犹太人…原以为新大陆的宗教文明些,看了些资料才知道有那么个时期,只要村里“上帝的仆人”宣布谁是女巫妖魔,老实不客气架出去就烧了。“说你是鬼,你就是鬼,不是也是”。要是穷翻起老帐来,恐怕谁的裤裆里都不那么干净。要控诉此类暴行,古今中外有的是文章可做。不过只谴责某一个宗教的暴行是一回事,而谴责一切宗教暴行则是大大不同的另一回事。前者往往是狗咬狗,无非是说你那个宗教坏,所以该我这个宗教来当政;而后者才有资格说要伸张正义。
科学与宗教区别如此之大,“增强信心”的方式自然截然不同。
科学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一就是一,二就是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宗教用教义说话——教义高于一切。是黑是白是对是错全看是否符合宗教的需要。如果事实与教义矛盾,那就不免“忽悠”:隐恶扬善、指鹿为马、散布“利好”消息、隐蔽不利消息、瞒天过海、歪曲事实、闪烁其辞、曲解误导……逮住耗子就是好猫,“忽悠”出信心就是高手。
不过这一切都是低层次、小儿科:鬼鬼祟祟直接撒谎,“技术含量”低了点。武林高手光凭内功就能摘花飞叶杀人于无形,“忽悠”高手凭手中权力就能颠倒黑白制造出“信心”来——藏着掖着让别人不知情,然后再“忽悠”出人家的信心来“点废纸成金”不算本事。当众说瞎话,硬把黑的说成白的,“忽悠”出人家的“信心”来“点废纸成金”才真了不得。
比如对于以下这一系列事实:
——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外股票投资损失可能已超过800亿美元
——中国四成国民财富投向美国成最慷慨的“穷国”、“从未有任何一个穷国借这么多钱给一个富国,美国也从未如此依赖一个国家政府所提供的资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地缘经济研究中心新近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截至2008年底,中国持有的外汇资产总规模达到2.3万亿美元,其中七成为美元计价资产,规模约为1.7万亿美元。“平均每个月,中国通过购买美国国债和机构债,为美国提供了维持其贸易赤字将近一半的资金。”(2009-02-06环球时报)
——中信泰富炒汇巨亏155亿
——中国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亏损228亿人民币
——国开行对外投资巴克莱银行亏损120亿元,竟还要增资
——金融海啸年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缴纳2000亿学费
——中国金融界又暴卖国丑闻——中央汇金公司将建行60亿股三折卖给美国银行
——中行巨资收购海外基金1年不到亏95%或清盘——中国银行控股的瑞士对冲基金公司Heritage Fund Management(HFM)管理的一只投资中国市场的基金,在今年年初到10月底期间损失了95%。
——东方航空2008年在航油套期保值业务上出现62亿元的巨额浮亏,
——中国国际航空套期保值业务本公司2008 年12 月31 日燃油套期保值合约公允价值损失扩大到68亿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上海航空(600591)今日公告,公司航油套期保值合约于2008年12月31日的公允价值损失约为1.7亿元(未经审计)
——中国远洋套期保值出现巨额浮亏53.8亿元。
——黑石单季亏损8亿美元,中国巨额“投资”或将血本无归
——中国钢铁业为此放开肚皮“吃”进9000万吨“高价”铁矿石,其最终减值损失可能达350多亿元;而为阻止“两拓”合并成功对中国产业安全形成威胁,中铝公司投资力拓并成为最大单一股东。140亿美元的投资浮亏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44亿元)。仅这两项相加,中方已为“两拓合并”付出了约900亿元代价。在付出900亿元人民币惨重代价的同时,由于铁矿石价格疯狂走高,中国民营钢厂纷纷减产50%,最终使得铁矿石价格崩盘,这让中国大钢厂与贸易商手中的9000万吨矿石豪赌算盘落空,导致中国钢厂陷入全行业亏损。
——从去年10月的6124点,到今年的最低点1664点,中国股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速降过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下跌幅度超过72%,市值缩水最多时达到22万亿
——十八年不遇大股灾人均亏损13万
……
如果实事求是,那么从上述一系列事实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我只看到一个结果:中国如今跟外国的金融交往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全是中国赔本,而且赔大本,赔老本,堪比满清的对外作战——战无不败。如果不总结教训找出原因而是依然故我,那必将屡战屡败,中国老百姓的血汗再多也不够赔的——这种前景如何能“增强信心”?
然而如今“增强信心”的“科学”手段却令我大开眼界:有了“亲民”的大虎皮,谁在乎赔了多少亿?主流媒体对上述赔本只字不提,仿佛完全没这回事。“两会”号称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只见忙着操心“四天半工作制”、“中华元”、“女人节”、“通过赛马、赛狗、斗鸡刺激消费”、“把私人飞机产业作为重要的消费点”、“废除简体字”之类,对如此巨额的国有资产根本损失不闻不问,叫你以为一切平安无事呢——美国华尔街的金融骗子麦道夫搞庞式骗局的诀窍就是保住投资人的“信心”,这才能让人家源源不断继续往里投钱。不过麦道夫的道行还不到家,所以挂了。相比起来,“信心增强法”还是“国粹”棋高一着。
不仅如此,人家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大力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海外投资”——把“屡战屡败”改成“屡败屡战”,就这么简单一个前后次序颠倒,立马显出了“信心”,前赴后继,根本不在乎老百姓血汗。真是铁笔赛千钧,功力何等了得。
还不止这些呢。
——别国在抛中国在买:中国2009年1月再买122亿美元美国国债——“今年1月,外国投资人购买美国国债净增加107亿美元,而中国净增持122亿美元,也就是说,假如中国没有购买,外国投资人1月份实际上是净卖出美国国债。”“美国财政部近日发布的公告显示,截至2008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金额由此前的6962亿美元,调高至最新的7274亿美元”
——财政部就今年2000亿地方政府债券有关问题进行详解(2009年03月18日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http://finance.people.com.cn/GB/8986302.html
不是口口声声说缺钱吗?“我有难处啊,政府今年拿不出那么多钱”、“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达到90%,但是目前大病统筹的标准只有100块钱,今年计划120块钱,报销的额度又比较小。即使这样,8亿多农民国家负担100块钱,就要1000多亿”——拿到国外放债的两万多亿美元相当于多少人民币?不止100个1000多亿吧?如果用来搞大病统筹,平均每个人能摊多少?有钱借给美国人,没钱办中国的事;一边向美国放债,一边向中国老百姓借债;宁可把几万亿用于向美国放债,也不用于中国的“扩大内需”、“社会保障”;有钱宁借给美国人,不借给自己的地方政府,还要另外打老百姓腰包的主意——对美国多么有信心啊。如此信心,简直堪为万世楷模。
更能体现“信心”的表现:“中国军工企业首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级管理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国防机密都对外公开,而且“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此胸怀,如此“信心”,简直能让信心不足的人羞死。
有了这种“增强信心”的高招,当然能无往而不胜。
比如,如果认真按照问政于民等娓娓动听办事,那好些重大决策,如那些大规模赔钱项目、央视“春宫楼”、“事业单位养老改革方案”、“中国军工企业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高级管理者”之类早该不知几次征求意见了。实际呢?不声不响干了就干了,赔了就赔了,普通中国老百姓连知道都不知道。特别是动辙成百上千亿的金融国债项目,连消息都要“出口转内销”,靠美国财政部的报告给出统计数字。“两会”对此装聋作哑,好象那是美国人的内政——可见中国的权力机构对经办人和美国人多么放心,多么有信心。
有了这“增强信心”的法宝,今年别说“保八”,就是“保九”都不在话下——到时候需要八就是八,需要九就是九,必定“伟大胜利”——“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哪用得着怕什么“信心不足”?
======================================= 黎阳声明:本人放弃对此文的版权。只要不违背本文主旨,任何人均可转贴,可散发,可抄袭,可复制,可被冒名顶替,可被任何媒体拿去用,可被任何人引用到任何文章中且不写出引文出处,本人分文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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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书星
你们这些穷鬼、愚氓!穷叫唤、瞎吵吵什么?现在早已是“中美国”时代了,我们“公仆”的子女有多少不是美国公民?我们和子女的财产有多少不在美国手里攥着?有多少来自不易的资本不是与美国资本在一个锅里摸勺子?如果美国经济垮了,不是要了我们的命吗?不是让我们断子绝孙吗?对美国能见死不救吗?要知道“救人如救己”,连这点共产主义原则都不懂,还“左派”呢,狗屁!
2009-3-20 10:34:47
3分
bestego
好,我到处去转载了。
充分领会黎阳同志的意思。
2009-3-20 10:20:37
5分
盼中华崛起
屡战屡败导致的巨额损失看着触目惊心啊!谁来负责?!
2009-3-20 10:15:32
3分
党莫修
感谢黎阳,真是黎明的阳光,让我们的心霾尽散,不再幻想。原先只听说美国人生活水准高的不得了,哪知道是靠政府向外借债给他们高消费呀?无怪小布什那么混蛋,美国人还不赶他下台!因为布什处了个大傻瓜战略伙伴,在源源不断地给他送银子。他不仅提高了本国人的生活质量和水准,还可以大搞先进武器打伊拉克。我说伊拉克挨打咱们政府为啥权不表态,原来咱们是支持美国这么干的!善良的中国人啊,怎么干这样为虎作伥,甚至丧尽天良的事呢?可悲的是中国的老百姓还在勒紧裤带,被蒙在鼓里,等待“先富带后富”呢!
2009-3-20 10:11:37
3分
金猴千钧棒
卖国贼们,那么有信心买国当洋奴呀,罪该万死罪不可赦!!!历史耻辱柱上给你们留着位置!!!
2009-3-20 9:48:42
5分
xtid0529
有良心的中国人,说真话。黎阳老师,支持你!
2009-3-20 9:26:18
3分
guoping
象这样的批露文章能在人民网上发表就好了,这样才真的叫科学发展观,我们才真的有信心了。
2009-3-20 8:51:11
5分
永不忘记
怒!怒!怒!除了怒还是怒!我们当今的买办精英脸皮之厚是无与伦比啊!拿着人民的血汗钱去舔美国爹的屁股!这就是黑猫白猫论的结果!汉奸不除,国无宁日!
2009-3-20 8:26:59
5分
仇恨燃九城
这让我想到了披着羊皮的狼,就像12年前那个满嘴清廉的那个人,也是忽悠了不少人啊
2009-3-20 8:05:09
5分
keli
信心就是让老百姓继续受骗深信不疑,任凭他们胡来
2009-3-20 7:50:15
3分

当以天下智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作者:黄梦男
一,中国有究竟有多少问题?
温总理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9月9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北京郊区潭柘寺中小学校看望师生时如是说)。当然如果发现一个问题都很重要,那么发现若干问题远比发现一个问题更重要了。做为中国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祖国更加富强。为了这个目的,我发现了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若干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其实这也不是笔者发现的,我只不过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而已。中国目前的问题主要如下,当然这仅仅是笔者所能发现的:
医疗问题,教育问题,能源问题,外汇问题,银行问题,高房价问题,环保问题,沙尘暴已经刮到济南了,户籍问题,社会伦理问题 例如包二奶,经济腐败问题。民主法制建设问题,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社会不公平问题,矿难问题,社会治安问题。
媒体问题,媒体主要作用是起着舆论监督的作用,而我们的媒体除了娱乐以外,真正揭露出几起腐败案件呢?做为中央电视台中国最大的媒体,都老是在一些小问题上做文章,像成克杰、胡长清案件报道均是在结案后才报道的,有几件是中央电视台揭露出来的呢?央视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电视台,报纸等媒体也是一样的。
证券市场的问题,中国股市已经亏空了一万个亿,现在正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目前中国股市仍然不振,人气底迷的证券市场严重影响中国的资本证券化的进程,严重制约中国民族经济的振兴。
正是认识到了中国整个社会问题重重,国家在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改革的效果又如何呢?前不久,国家有关研究机构课题组提出“医疗改革基本不成功”的结论。其实又何止是医疗体制改革不成功呢?无论是证券市场的股权分置改革,还是开始于村级的民主选举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教育体制改革,或者是目前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几个是成效显著呢?难道这不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吗?原因何在,是不是我们只想治标而忘记了治本呢?
二,中国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如果从发现问题的角度,以上的问题不算少吧?如果继续发现下去问题会更多的,多年以来我们的政府一直在解决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呢?为什么问题越来越多呢?其实我们始终是在解决问题的枝节,而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源。问题的根源又在哪里呢?上面的问题表面上多如牛毛,其实我们总结一下,这些问题是很容易理出头绪的。比如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媒体问题,证券市场问题,汇率问题等这都在于行政过渡干预上,这些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政治体制上。国家垄断医疗,医疗形成区域垄断这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产生;国家垄断教育,这使得教育体制越来越僵硬,收费越来越高;国家垄断媒体,这使得媒体越来越庸俗化,从而以难以发现政治体制的弊端;国家以往垄断证券市场的新股发行,这使得证券市场成了圈钱市;国家以往对汇率的管制,导致汇率的市场化机制的形成出现困难,国家垄断银行,导致银行业普遍效率不高,呆坏账严重……。所以所有的问题根源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体制。
凡事都有轻重主次之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医国比医人医病重要。“鱼”只能满足一时之需,而“渔”却让企业有谋生的本钱。鲁迅弃医从文,孙中山弃医从政。为什么?因为 :“医病不如医人,医人不如医国”。科学、经济、政治哪个重要呢?当然政治重要!一个高效率的证券市场,不愁没有芭非特诞生;一个经济持续繁荣的国家也不愁没有伟大科学家的诞生,一个政治稳定的国家,同样也不愁没有伟大经济学家的诞生。文革时期中国有经济学家吗?有大科学家吗?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政治环境,所有的科学和经济都是空谈,即使建立起来一样会被轻易破坏,中国2000年的朝代更迭就是明显的例子。而只有好的政治体制才能有好的政治环境。有好的政治环境,才有繁荣的经济,才能有更高的科技。所以说好的政治体制才是国家兴旺的最关键所在!
解决问题要从问题的源头解决,核心问题不去发现,只在枝节问题上努力一切都是枉然。所谓“擒贼先擒王,挽弓当挽强”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从源头上下手。中国问题的源头就在与政治体制。
三,“言论自由”是发现问题最好的办法
爱因斯坦说,“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要难一万倍!”其实发现问题很简单,只要国家摆脱对媒体的垄断,实现言论自由中国什么问题都能发现。其实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也很简单,只要言论自由,什么样的智慧就都出来了。因为大智慧来自民间,只有人民的智慧才是无穷的。
怎么样发现问题和怎么样解决问题,只要放开言论自由都就解决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怎么做,由谁来做的问题了,这就涉及到用人机制,涉及到权力如何分配,权力如何交接的政治体制问题了。这就是我所说的核心问题。医疗问题,教育问题,环境问题,法制问题……这些所有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在政治体制上。所以解决中国问题的重中之重就在这里!
言论自由就要放开国家对媒体的垄断,言论自由了所有的经济腐败,就在广大人民的监督之下了。言论自由,什么样的政策是不合理的大家就知道了。要发现国家的所有问题,要解决国家的所有问题,首先是要从言论自由开始。最近看了张正春《新中国最大的失误是什么?》的文章,文中说的“一切凌驾于学术研究的思想领导都是极其危险的和注定要失败的,一切拒绝批评和监督的文化霸权和科学霸权都是幼稚的和腐朽的!”这也是要言论自由的!
四,建立合理的政治体制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前提
合理的政治体制是对每个人都有益的,不合理的体制对所有人都是不利的。否则美国第一任总统华胜顿就选择帝制了。我们看到封建中国的帝制,这是不合理的体制,他对统治阶级自己的伤害都是巨大的,封建社会的皇族多数会因权利之争被杀,因为帝制的不合理,以至于有皇帝竟然说:“愿来生来世,不生帝王家”。
人类社会最大的内耗是什么,是战争、是政治动荡,历史上所有的自然灾害对人类的催摧残远远没有人类的政治动荡对自己造成的伤害大。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国家就不可能稳定。不合理的政治体制即使是稳定的,那也是短暂的稳定,或是伪稳定。所以建立和完善国家的政治体制,他绝不是一代人的机制,他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关键。
当然政治动荡会造成社会最大的内耗,所以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必须要以国家的稳定为主,就是我们党说所的“建立和谐社会”。中国的政治体制合不合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怎么改革?这都是应该在确保国家稳定的前提下,引导全国智慧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而为了国家追求一时的稳定,禁止舆论对政治进行报道这是不合理的。是缺乏信心的表现。一个国家的国民都不关心国事,那么这个民族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只有每个国民都认识到政治的重要性,这个民族才会兴旺。一个国家要富强,其国民必须要关心国事的。
美国之所以富强,我们看看美国民主选举时,每个国民是如何的关注国家的政治就知道了。而现在的中国呢?我们的国民关注的又是什么呢?更多的是关注《小燕子》、皇帝戏、武侠剧,我们关注超级女生,我们关注芙蓉姐姐。我们关注自己的小资生活。追捧芙蓉是无聊无奈的选择,一位清华学子谈到这个是这样说的,“我们的智力和热情处于人生顶峰,但是没办法用适合我们年龄和身份的方式去关心时政。”为什么?还不是缺少对国民关注政治的引导。清华学子都无法关注时政,何况平民百姓了。所以放开舆论,让老百姓都关心自己国家的政治,才是富国强民的根本所在啊!
五 ,当以天下智慧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洋洋洒洒写下了四千多个字,该做个小结了。其实笔者的观点很简单。面对人类的高速度发展,面对世界文明的竞争,我们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思想文化都必须应对未来的考验和挑战!中国必须深入变革。中国的改革应该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主,为先。建立一个合理的政治体制,这是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有了好的政治体制,才有好的用人机制,才能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才有好的政治环境,才能稳定的发展经济和科学。而如何成功的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应该引导舆论关注,要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发掘天下智慧,解决天下难题的最好方法。更是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借助天下人的智慧进行,而不是简单的凭借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智慧。如何顺应时代的潮流,如何能够使改革成功,这必须保证核心权力的稳定,确保驾驭改革的能力。言论自由也是国家发现不稳定因素,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 
 
 

我们需要有良知的政治家

作者:智敏
今日的中国,有没有政治家?还真不好说,只是能上前台的,必是共产党的政治家,那我们就对他们说说政治家的良知。政治家的良知,一般来说有这二条:1.以天下为己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2.以为人民谋福利,改善民生为己任。以这二条来要求我们的政治家,能合格的有几个?
今日的中国,贫富差距之大,令人不寒而栗;腐败如鬼魂一般,充拆于社会每个方面;官员的贪腐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现在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最发达的时代。置身于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政治家们应该为人民做些什么?才能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30年的改革开放,资改派在共产党领导的旗号下,把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改成民众没有话语权,工人没有罢工权,一句话, 改革三十年里,只有权力和特权的自由,缺少平民大众的自由,只有利于少数特权和精英群体,它使中国的强势集团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缺乏自由权利的社会大众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中国官员的贪腐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你们在想些什么?不感到失职!
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亿万富翁和贫民的差距,这是你们的宗旨吗?你们认为合理吗?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数万亿的国有资产被瓜分,你们不感到痛心!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数千万工人失业,你们先锋队的作用在哪里?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 面对近亿农民失去土地,你们为他们说话了吗?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一二千万女性以卖淫为生,你们的良心在哪里?我们想问问政治家或官僚们:面对近万亿的公款消费,行政成本,你们不感到浪费?
这些问题长时间来一直压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上,人们一直在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么政治家的良知呢?你们有什么良策吗?卢麒元说得好:“危机终于给予了中国政治家创造历史的机会。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要有一点反潮流的精神,要敢于走自己的路。最低限度,我们不能丧失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的历史正在走向明天,人们期望着政治家,人民呼唤着政治家,开辟一个美好的新社会,而不是维持现在这个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基尼系数0.5以上的社会。当然,这些话很可能是白说了,那么我们只有期待民间的有良知的政治家了!
 

下岗工人舌战群熊论房市之一

作者:胡静波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下岗工人舌战群熊论房市之一  
   
   
主持人:关于房价是不是过高的问题争论已经很久,这次我们邀请了经济学家、房产开发商、地方政府的代表来讨论这个问题——目前我们中国的房价是不是真的太高,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房价不但影响民生,还直接和我们能否尽快走出经济危机。这次我们还特地邀请了一位上海地区的下岗工人作为消费者代表,虽然他不能代表全体消费者,但是他能代表消费能力比较低的一个阶层。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讨论给大家展开一个新的视野,给政府的宏观调控提供新的思路。下面我想先请经济学家谈谈市场上商品那么多,为什么大家给予房价问题这样特别的关注?  
   
经济学家:从文化角度讲,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房子是家的一部分,房子小往往就是家的不完整,不幸福。从最近发生的经济危机来看,危机的发生直接于房子(危机产生与次级债和“两房”危机)有关,而且,走出如何走出危机,我们对发展住房建设寄予很大的希望,因为住房建设的投资额大,乘数效应也很大,投资一亿能产生5亿的GDP,能带动钢铁、水泥、建材、建筑机械等等很多行业,能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所以促进内需,改善民生,住房是很大一块。  
   
主持人:那你觉得怎样才能促进住房消费?现在住房销售情况不好,很多人都在抱怨房价太高?  
   
房产开发商:不是太高,是太便宜,你去看看纽约、巴黎、东京和我们的香港,那里的房子是什么价格?国际竞争力强的城市房价都高,竞争力低的城市都便宜。我看北京的房价每平米10万差不多。房价是国际竞争力的标志。  
   
下岗工人:‘婊’你娘的‘子’,你为什么不说高血压、糖尿病是有钱人的标志?!人有了钱应该要得上这个病。房价一高,投资者的进入成本就高,就会削弱竞争力。  
   
房产开发商:我不想和你说话,买房子本来就是少数人的事。  
   
经济学家:问题不是出在太高,或是太低,而是最近不涨。你看看2001-2003年,房价涨得快,于是买的人就多,房地产业发展就快。  
   
主持人:那你认为有什么办法促进住房消费?  
   
经济学家:首先是政府要支持,那时候为了促进住房消费,政府搞了买房退税,很大程度促进了住房消费,房价一启动,群众性住房消费就起来了。  
   
下岗工人:退税是穷人补贴富人。为什么要有调节税?就是为了缩小贫富差别,税金入了库就是全民所有,就应该全民共享。如果有人缴过100万的调节税,现在买一套50万的房子,是不是等于要把房子白送给他? 银行对购房贷款实行利息7折优惠也很荒唐,银行存贷利差一共才多少?为什么一定要补贴富人!?  
   
经济学家:这里的问题你不懂,虽然银行赚不到钱,甚至会亏一点……  
   
下岗工人:就你懂?!最近房子卖不出,开发商有破产的危险,银行贷给开发商的钱就有坏帐的危险。银行7折利息贷给购房者,让大家消化掉存量房,这样,银行的劣质客户就换成了优质客户,减低风险。可是,就算存量房都能卖出去,可是新房源开工吗?不能开工的话,你前面说的什么乘数效应怎么发生?对走出经济危机有什么好处?银行家也应该想一想,你们拿了那么高的工资,也应该有点责任感!只看见眼前的利益不看见风险?银行是‘国家大老板’控股的股份公司,反正不是你这个董事长的钱。你知道吗?只要房价大幅度下跌,照样有人断供!  
   
某地方政府官员:最后一句有点道理。一旦楼市大落、房价大跌,有些家庭的资产就会大幅缩水,部分贷款购房的家庭甚至会变为“零资产”、“负资产”,并可能因此引发大量“断供”事件,甚至拖垮银行。而且,“负产阶级”怎么可能消费?  
   
下岗工人:“负产阶级”和消费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负”的是不动产的名义价值,不是现金。你是不是贪官我不知道,但是你最好不要怎跟着他们起哄。据说樊纲曾经说过,“经济学家就是替利益集团说话的”,我很同意他的话。现在流行个说法,叫“屁股决定脑袋”,以前叫“什么阶级说什么话”,现在的经济学家都是有钱人雇佣的。经济学家我只敬服马克思,凭他那宽阔的脑袋的思维能力,深邃的目光对事物的洞察力,凭他写下的那厚厚几十本大洋书的能力,他完全可以在资本世界里发大财,可是他选择了替无产者说话,结果自己也活活穷死。别的经济学家,还有那些老是叫嚷要住房涨价的人,我操你娘!  
   
主持人:我也敬服马克思。但是你骂人不好,马克思替无产者说了那么多话,他骂粗话了吗?漫骂决不是战斗!  
   
下岗工人:对不起。这是个坏习惯,我顺口就说出来了。其实我内心并不想操他们的娘。好了,对不起,我再也不操你娘了。  
   
主持人:你又骂人了。  
   
下岗工人:我没骂。我没说操,我说不操你娘。  
   
房地产开发商:不谈这些,我们不和他一般见识。但是这位老兄的下岗可能和爱骂人也有点关系。  
   
下岗工人:你能让我到你的工地干活吗?挖土,搬砖都行,我希望我能改善一下房子。  
   
房地产开发商:挖土,搬砖的不可能买房。我们的销售对象不是挖土,搬砖的工人。买房的永远是少数人…...  
   
经济学家:在国外也是少数人买房,美国有很多人就是喜欢租房子,在纽约租房打工,刚住了1年,又搬到洛杉矶去了。这是个习惯和观念的问题,你听听,现在有多少人在叫买不起房子?你又看见有几个人因为没有房子而睡在马路上?其实房价问题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严重。  
   
下岗工人:刚才那位政府干部说了,房价跌了,人们的资产就会缩水。大家都认为有钱人怕资产缩水,没资产的人当然不怕什么东西缩水;没钱的人怕“升水”,尤其怕房价“升水”,无论房价发生怎样的变化,总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房价包括买房和租房两个部分,买房和租房的关系就是批发和零售的关系,你说美国人喜欢租房,其实这也是美国穷人的无奈,中国人也“喜欢”租房,全国几亿农民进城不都像你说的美国一样吗?上海住一年,北京住一年,广州住一年……,一面打工一面走,一路吉他一路歌,很有点罗曼蒂克,30年工做下来,全中国的风土人情都熟悉了。农民进城做工,1000元工资,300元用于租房,还有700元“拉动内需”,如果房价涨一倍,租金要不要涨一倍?这样他只有400元来“拉动内需”了。那么他的工资要不要同步涨300元?不然没法过日子。马克思不是说过吗?劳动的价格等于他的生活成本加上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  
住房价格涨了,店面价格要不要涨?店面的租金要不要涨?我曾经开过一个饺子店,用了3个四川小姑娘,每月房租是2000元,发掉工资,除去成本,每月能赚2000元。后来房东要把房租涨到4000元,我只有两条出路,我先走第一条,饺子涨价,每碗5元涨到7元,物价上涨,营业马上下降,GDP没变;我只能走第二条路,关门大吉。我和3个女孩子都失业,其中一个女孩子到“洗头房”去工作,听说赚了很多钱,我们四个人创造的GDP总量还是没变(大笑)。  
店面涨了,楼上的写字楼要不要涨?周遍的工厂房要不要涨?写字楼、工厂房如果不涨,那么市场规律将逼得它们都改建成住房和店面。经营成本、生产成本、工人的生活成本都上去,只有房东老大爷赚钱。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都吃亏,只有食利者得利!这样的社会有前途吗?工厂的房价和工人的工资上去了,他盈利空间缩小,倒闭的可能性就增大。有家工厂倒闭了,关门一清算反而赚钱了,因为厂房是他自己的,这不是黑色幽默吗?开厂不赚钱,倒闭反而赚钱了?这样,有厂房的人不是要抢着倒闭吗?
虽然买房和租房,住房、店铺、写字楼和厂房都分属不同的市场,但是它们间有很密切的关联度。  
   
某地方政府官员:所以我们要稳定房价,防止大起大落……  
   
下岗工人:稳定你奶奶!房价大起的时候你不来稳定,现在要跌了,你来稳定了?刚才经济学家不是说了,“首先是政府要支持,买房要退税,房价一启动,群众性的住房消费就起来了”。我看房价跌了才好,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都得好处,房东老大爷也不亏,房子还是房子,房价缩水了,面积不会缩水。  
   
房地产开发商:(笑)痴子望天塌,穷人望屋塌。如果你有房子就不是这样说了。  
   
下岗工人:我是上海原住民,当年旧房子动迁时给了我30万,我加上10万,买了两套,一共100平米,打算一套儿子住。现在房子值140万,我也是货真价实的百万富翁,如果房价如任志强说的那样涨到10万,那我就是千万富翁了。虽然我成了富翁,可是我还是没办法增加消费,我不可能扒下几块砖来用于消费,同样,由于房价缩水而成了“负产阶级”的时候,我的房子不可能缩小面积,也不会影响我的消费能力。但是我还是希望房价跌,跌到4万才爽,我再贴8万把房子翻两倍。当然跌到4万不现实,回到40万还是应该的。如果回到40万,我再贴20万,把房子换大点,这不?消费上去了。建筑工人也有活干了。你看,有百万资产的有钱人也希望资产缩水(笑)。  
   
某地方政府官员:如果你是贷款买房的,情况就不一样……  
   
下岗工人:我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如果约定每月还三千,还是三千,有什么不一样?假定我买房100万,借贷60万,现在房价无论是涨到300万还是跌到60万,房子还是这个房子,你说我能怎么样?还是继续还贷啊,断供了银行要来收房子的呀。  
   
某地方政府官员:如果跌到40万呢?你只要付40万就能达到现房,而你面临的现实是必须再付60万才能得到你现在的住房。你将作怎样的选择?你一旦断供,你自己遭受损失,银行也跟着下水。  
   
下岗工人:你好歹也是做干部的,马克思说的“危险一跳”你知道吗?商品只有到了消费者手里才“安全”了,已经卖到我的手里了,我还能怎样?如果我手里有现金40万,我就断供,买新房子去,可是如果我有40万现金我会发生60万的贷款吗?  
   
经济学家:还有许多投资者,房价跌得太多,市场要丧失信心,他们会断供。  
   
下岗工人:你不必关心房产投资者,他们都是食利者。你应该多关心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如果你要关心投资者,那么请多关心营造商,而不是捂房投资的炒房团和开发商,很多开发商甚至从来没有投过资,他们先搞到征地批文,然后找银行贷款一部份,预售得款一部分,就这样搞起来了。  
   
经济学家:其实我并不担心房价会大跌,我甚至觉得还会涨,为此我甚至还和人打过赌……  
   
下岗工人:(笑)这次你输了。  
   
经济学家:是。这和股票一样,价格的短期涨跌是没法预测的,但是大趋势是肯定的,要涨。供求关系决定的,城市里的土地会增加吗?不会。人口在增加,存款总额在增加;30来岁的要结婚,24-5岁的在往30赶….,这是刚性需求。  
   
下岗工人:请不要用忽悠性语言。你刚才说的“刚性需求”,这和“需求”的定义一样吗?我不懂经济学,不能用很精确的语言来定义“需求”,但是我知道所谓需求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要,我就很“需要”几套别墅,可惜没有钱,这能算需求吗?你说的“刚性需求”就是不管买得起买不起一定是需要的,并且一定是会去买的,是吗?如果是这样来定义刚性需求,那么我来告诉你,世界上符合刚性需求这个定义的只有两样东西:裤子和粮食。大米涨到100元一斤我也买,哪怕每天只买半斤;裤子的重要性排在粮食前面,人的尊严比生命重要,“据统计”,你看我也会用经济学家的语言说话,据统计,古今中外,99%以上的饿殍是穿着裤子的。  
   
经济学家:难道结婚用房不是刚性需求?  
   
下岗工人:婚房不是,没有钱就是没有钱。你起先不是说了,“你看看,有几个人睡在外面”,他们可以在家里睡觉,当然也可以在家里结婚。我们当年都是这样,我在大房间里搭了个阁楼就结婚了,父母睡在下面。  
   
经济学家:那是过去,现在有那个女孩子肯嫁给你?  
   
下岗工人:如果只是很少数人买不起房子,那他只好打光棍;如果多数人买不起呢?有多少光棍就有多少剩女,她们也只好将就了。就像做生意,哪个老板不想把商品卖得贵点?商品卖不掉,老板只好降价。哪个女孩子不想嫁个家境好点的?有钱人嫁不到,她也只好降低标准了。当然开发商不一样,他们不会轻易降价。  
   
主持人:开发商和其他商人有什么不一样?  
   
下岗工人:他们会绑架了银行来要挟政府,还会贿赂个别腐败份子来为他们办事,不是有官员说了“谁降价就处理谁”。还是讨论“需求”问题,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住房“需要”,并不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需求”,你想,上海内环和外环之间的房价是1.5万元,买一套70平米的房子,加上装修要110万,一对小青年要储蓄多少年? 随着房价上涨,“需求”会下降;随着人口增长,需要会越来越强烈。你看,刚才我们讨论的供求矛盾,现在成了社会矛盾。球踢给政府了。  
  
某地方政府官员:我接这个球。政府不但要救济生活有困难的,同样要照顾到住房有困难的。现在正在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  
   
下岗工人:这个政策是行不通的。廉租房政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在上海,能得到廉租房的必须是有上海户籍的原住民,人均居住低于X平米,人均收入低于X百元,没有高于X万的存款和资产,没有其它住房,等等,如果给予符合条件者以廉租房,那么原来的住房是不是收掉?如果不收,他就有了其它住房,他就可以将房子出租获利;如果收掉,他今后收入增加了,你怎么收回廉租房?他会同意给你收掉吗?他对动迁的预期利益远高于廉租房。你知道上海一共需要多少廉租房?一共需要投入多少资金?今后的管理成本是多少?政府财政有多少?再来说说经济适用房。同样是房子,经济适用房为什么能便宜?偷工减料,说得好听点是降低标准……  
   
房产开发商:不,住房是百年大计,我们不会降低质量标准。在表面装饰方面可以采用便宜点的设计,但是这省不了几元钱,如果这样能解决问题,我们做开放商的也不用担这个骂名。  
  
某地方政府官员:少收,甚至不收土地出让费。  
   
下岗工人:这就对啦,你既然能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少收、不收,那么为什么不能对商品房也少收、不收?你这“两房”政策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房价贵就贵在土地上,如果对所有的房子都少收、不收,那么也就不用建“两房”了。  
   
某地方政府官员:如果不收,国有的土地会不停地流失,无偿地成为业主的使用权土地;而且土地的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土地的价值不在房价上表现出来,将有很多的国外投资者来买了我们的房子而白白占去土地。各地方政府也需要收入,土地出让收益大幅减少,相应地城市建设、城市管理和民生保障资金也会大幅减少,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  
   
下岗工人:土地有偿使用是必须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开发商和炒房团炒高房价,然后国土资源管理机关抬高土地出让金,炒房团以此为根据再炒高房价,事实上国土资源管理机关也已经沦为职业炒手。政府要有这样的机制,限制炒作。各级政府的收入主要应该建立在生产、流通和消费领域的税收里,而不应该建立在土地出让费里。刚才说了,土地是有限的,政府的收入建立在有限的土地出让费里,和我们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长期而持续地发展是相悖的,土地卖完了,最终受害的还是老百姓。而生产、流通和消费可以良性互动持续发展。   
你们“三拍式干部(拍胸脯,拍脑袋,拍屁股)”就是不喜欢辩证法,这个“两房”政策就是从香港和新加坡搬来的,他们是什么情况?是特区城市和城市型国家,人口封闭,困难户相对固定,这个政策能行。中国大陆地方大,城乡差别大,人口流动大,在建国后的一段特殊时期,为了稳定和发展制订了城乡分离的户口制度,这个制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流动正在逐步改变,最终城乡户口将一体化。如果城乡户籍制度统一了,又有这么好的住房保障制度,那么全国至少有一亿农民进上海,所以“两房”政策将阻滞户籍制度改革的进程。  
   
房地产开发商:哈哈,我说了吧,高房价有利于提高城市人口素质。道理一样啊,如果大家都能买得起房子,同样都会进城。  
   
下岗工人:请先给你说的素质下个定义,据我知道在上海买房子的人中间有很多素质很差的人,贪官们喜欢异地购房,产证上只有姓名和身份证号码,谁也不会去查他们的真正身份。大家都能买得起房子,那是不可能的,再便宜也总有人买不起。如果,就如你说的北京、上海的房子要卖10万元,那么谁来伺候住这样贵的房子的人呢?你叫那些扫马路通阴沟的住在哪里呢?我国几亿人口的大移民,城市里没有形成贫民窟,这在世界上是没有的。房价贵就贵在土地上,贫民窟也是要占土地的,政府该的工作是,要在贫民窟还没有形成之前,在贫民窟的土地上盖起房子,让农民工买不起也要租得起。  
   
房地产开发商:他们租不起吗?现在睡在街上?  
   
下岗工人:现在房子还不到10 万。虽然租得起,但是他们已经很少有余钱来“拉动内需”了。如果实现了你说的目标,贫民窟就盖起来了。如果只是一个农民工盖了个窝棚,可以派城管去赶他,抓他,甚至打他,成千上万的贫民窟盖起来了,你怎么管?要动乱的。  
别以为动乱是穷人的专利,经济危机本身就是动乱,房地产业往往是金融风暴的百慕大,也是金融危机转到全面经济危机的快速通道。要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通道也在这里,我们中国…….  
   
主持人:我看今天的讨论就暂时到这里,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住房问题,关于讨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今后有机会专题讨论。谢谢各位。  
(请关注第2次住房问题大讨论——房地产业是金融风暴的百慕大,也是走出我们率先经济危机的快速通道)  
   
上海下岗工人 胡静波   
2008年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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