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力雄
(全文 六万二千字)
目录
(1)：新疆课题
(2)：身份
(3)：深入维吾尔人
(4)：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5)：兵团老战士
(6)：兵团是否违法
(7)：秘密文件
(8)：被跟踪
(9)：我们出了人命？
(10)：哈密被捕
(11)：编织罗网
(12)：审讯
(13)：恐惧
(14)：我出卖了一个人
(15)：自杀
(16)：在医院
(17)：正式拘留
(18)：安全厅看守所
(19)：犯人
(20)：新疆的主要危险
(21)：开发能否稳定新疆
(22)：民族主义是双刃剑
(23)：汉维“代表”的谈判
(24)：自治是关键
(25)：失去人权方知可贵
(26)：被“发展”
(27)：出狱
(28)：给江泽民写信
(29)：反省
(30)：尊严之路
1999年初我在新疆被关押，至今已经两年。那段经历我一直没有公开，即使朋友问也是简短地敷衍。我那样做，不是不想说，而是不想遮遮掩掩地说，要说就全盘托出。但是全盘托出，需要等待一个合适时间。现在，时间到了。
1、新疆课题
写完《黄祸》以前，我应该归类为写虚拟作品的作者。《黄祸》虽然仍然是小说，我在写作过程中却一直被其中的真实牵引并且震撼。正因为如此相信《黄祸》中的真实，那以后我不再写小说，完全转到了研究现实，以及如何避免发生黄祸上。
1998年我出版了谈西藏问题的书——《天葬》。我研究民族和边疆问题是出于这样一种认识：中国避免黄祸唯有政治改革，而政治改革首当其冲的挑战是民族问题。民族问题能否解决，决定著政治改革是否能成功，甚至是否能开始。因为若不事先就消除国家分裂的危险，专制权力就会以此为拒绝政治改革的理由。这理由恰恰可以迷惑很多中国人。未来中国若发生动乱，法律乱了可以重建，经济乱了可以恢复，再乱也是“肉烂在锅里”，而领土分离却可能覆水难收。历史上已经有外蒙古独立和被沙俄占去的领土。中国现实的民族问题——尤其是西藏和新疆问题——是有可能再一次带动这种分离的。西藏新疆占今日中国百分之四十以上面积，中国经不起那种分离。所以某种程度上，中国的政治改革能不能进行，民族问题成了一个前提。
我做完西藏问题，并没有想马上再进入新疆问题。Q在这时出现。他是个颇具魅力也颇有建树的人，忧国忧民礼贤下士的风格足以使我们成为朋友。他提出支持我去研究新疆问题的建议。他主持的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可以向我提供经费，不附加任何条件，完全按照我的意愿研究，成果也属于我。也就是说我只多了花钱的自由，不会失去任何自主。这倒是吸引人，我还从来没有用别人的钱搞过研究。新疆问题是我一直关注的，迟早会去搞，碰上这么好的条件并不容易。我因此动心，接受了他的建议。
我同时也看好Q的研究机构。那应该算当时中国最活跃也最有成果的一个体制外研究团队。Q虽脱离了官场，却仍然有把研究成果送达权力层的渠道。虽然“递折子”的方式往往被视为依附权势，但是按照Q的看法，在祖国处于危机中，仍然“爱惜羽毛”是一种自私和不负责任。毕竟国家向何处去更多被权力决定而非被知识分子的清高决定，只要还有能够影响当权者的机会就不应该放弃。
不过，我和Q之间存在一些分歧。虽然我们都把“为人民”当作出发点，我们的“人民”概念却不相同。在我看来，他的“人民”是整体性的宏大概念，我的“人民”则是个体化的，由具体的个人组成。按照他的人民概念，为人民是可以不在意牺牲个人的，而按我的想法，没有空洞的人民，为人民首先是为个人，牺牲具体的个人就是在牺牲人民。不过只要不是掌握权力的人，这种区别只体现为理念不同，毕竟我们有更多的共同点。Q的资金加快了我开始新疆课题的进程，否则我是不会在99年寒冷的1月就向新疆进发的。Q给钱不需要繁琐手续，只问要多少，他的不同意见是认为我要的太少，一定加倍给。这种古风做派使我心存激赏。
2、身份
去新疆做研究，身份去是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搞研究如果缺少身份，所有信息都会对你封闭。我离开“体制”20年了，没有任何归属或头衔，档案都不知去向。Q的课题组不属于体制，本身就没有身份。他也许有一些别的渠道，但不适合给我用。我除了不是体制内的人，某种程度上还属于“异己”。
想来想去，我唯一一个与体制有点关系的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我在80年代加入作协，当时主要也是为了找身份。那时我正准备搞一次开车环绕地球的旅行，后来没有成功，以后和“作协”再没有过联系。这次我先是托人去问“作协”领导人，能不能给我开去新疆采访的介绍信，作协领导人一明白要开信的是我，便从大包大揽变成推脱。我明白走上层路线是错误，应该直接从基层办，因为基层的人不知道我是谁。于是我带著十多年没用过的会员证去“作协”。接待我的基层工作人员态度挺好，按照作协章程，他们应该帮助会员完成创作采访，于是我一口气开了三封介绍信——一封给新疆，其他两封给宁夏和甘肃（我准备把西北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那时我由衷地感到了“组织”的温暖。在我来看，这几乎是作协唯一值得存在的理由，也是我加入作协这么多年得到的唯一一次好处。
即使是唯一一次好处，我也是记住的，照理说人不该以怨报德，然而“作协”后来的表现实在令人难以继续沉默。即便是毛泽东时代，所提也是“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现在的作协领导人，要的只是为权力集团、甚至就是某个当权者服务。不久前我已经宣布退出“作协”。
3、深入维吾尔人
1999年的元旦刚过，我先去宁夏找一位多年的回族朋友A。1984年我在黄河漂流时和他认识（他送我的救生衣在漂流途中救过我的命），当时他是黄河上的水手，现在成了私营企业家。钱虽然挣了不少，然而总是怀念当年浪迹天涯的时光。听到我要去新疆，便要和我同去。正好我的研究中包括回族，他可以提供很多帮助，当然我也愿意和他重温在高原荒野以酒当歌的早年。于是我们约定在银川汇合，开上他新买的一辆桑塔纳2000上路。
我们在宁夏回族地区一路走村串镇，看当年回民起义的战场，参加开斋节礼拜，深入百姓人家，听贩毒者自述。进入甘肃，左宗棠的行军大道在古长城和祁连山之间绵延不绝，走过古代那些声名显赫的郡城要塞，仅是那一个个地名都足以让人沉浸于历史。我们在横扫的风雪中进入新疆，那里冰天雪地，广阔无垠。
新疆一直是我神往之地。这一次是我第五次到新疆。前四次有两次是自己开车走，走遍了新疆所有地区。不过以前只是为旅行，没带任何研究目的。我们直奔乌鲁木齐，住进市中心一家名叫“鸿春园”的旅馆。我让A自己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自己留在乌鲁木齐，成天奔波于政府部门、研究机关、出版社和书店，以“文学创作”的身份把凡是有关新疆的文字尽可能搞全——这是我此行的第一个目的。以后我将用几个月时间在北京阅读和消化那些材料，为夏天再来新疆实地采访做准备。我此行的第二个目的是结交维吾尔族朋友。研究新疆问题，只在汉人圈子里打转是一种荒谬，但这种荒谬正是目前中国研究新疆问题的现状。进入维吾尔人的圈子，并不意味只是和维吾尔人打表面交道，那容易，而是能不能进入他们的心，对汉人而言，那可不是一般的困难。
维吾尔人与汉人之间的相互敌视我早知道。虽然我数次到新疆，走了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与维吾尔人打过稍微深入的交道。1993年我准备开车去维吾尔人聚居的南疆，所遇到的汉人无不警告我维吾尔人凶险，汉人在那里如何不能保障安全。我为此专门去新疆军区了解情况。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结果那次我放弃了去南疆，因为若是遵守那“三不”，我不知道去的意义还有什么。
在新疆旅行和在西藏旅行，最大不同就在身处民间时的感觉。在西藏，和藏人普通百姓打交道时不需要有担心，他们亲切友好，不会因为你是汉人而表现敌对。在新疆却常有恐惧之心，汉人一般不敢单独下乡，不敢置身于维吾尔人中。当然有很大的成分是被传闻误导和夸张，属于自我惊吓。但的确也可以感受到维吾尔人对汉人的敌意。如在乌鲁木齐的维族餐厅吃饭，只要我离开一块同往的维族同伴，遇到的眼光就常有不友好的，有时还会遇到挑衅。但是回到维族同伴身边，立刻毫无问题。只要一个维吾尔人向其他维吾尔人介绍“这是朋友”，他们个个都会变得温和有礼，让你放心。
这就是我必须结交维族朋友的原因。按照我的计划，准备夏天去南疆采访，要进到维族百姓中间去，了解他们对新疆问题的看法，那靠自己硬闯是行不通的，必须有维族朋友引路。我这次到新疆，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在这里。只为收集资料，通过北京的渠道，不跑这一趟也能做到大部分；而要找维族朋友，则必须亲自来，不是来采访，是要喝酒、谈心、取得他们的信任。
接待我的军官以非常强烈的口吻告诫，一辆车最好不去南疆，如果一定去，要遵循“三不”原则，即在维吾尔人聚居区不停车，不过夜，不接触（这也正是军区的人遵循的原则）。 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维吾尔人对汉人的不信任根深蒂固。尤其是在民族问题上，他们为什么要信任一个属于压迫民族的人，为什么要告诉你他们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引你去见他们的亲友？这样做是不是在引蛇入室？我被他们接受，主要是《天葬》一书。他们认为应该帮助我写出一本谈新疆问题的《天葬》。一位维族朋友说，考托福填表时，表上列出的0-99个民族条目中竟然没有维吾尔族，他只能在“其他”一栏上打勾。由此他意识到，虽然他的民族有近一千万人，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世界却不知道，更不要说明白有新疆问题。
经过一系列的接触、谈话、餐厅和酒吧里的彻夜长饮，我逐渐扩大朋友圈子——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柯尔克孜人。他们帮我计划夏天的旅行，各地的接待，陪同、翻译、车辆等。有Q提供的资金支持，有这次布下的关系网，我相信我可以完成一个出类拔萃的研究，效率也会比写《天葬》高很多。
相反是在汉人那里，我却找不到这种友情。虽然我动用了与新疆有关的所有资源，请各方面朋友给我介绍关系。但是到了新疆，却发现人们多数表现冷漠，似乎疑虑重重，不愿意沾惹是非，也不认为新疆的问题需要由我来搞。我只接触了其中的两个人，而他们都和我后来发生的事情有关。
4、我对一次请客的猜测
我在新疆接触到的两个汉人，其中一个是某机构驻新疆的L。是由一位原来在其北京总部的朋友介绍。朋友说已经先给L打了招呼，L是他当年的小字辈，应该会给面子。以L的职业，肯定非常熟悉新疆情况，即使不说那些他认为需要保密的事，也应该能给我很多信息和启发，因此是我最重视的关系。但是当我到乌鲁木齐后给他打电话，却没让我看出北京的朋友有什么面子，他推脱工作忙，听不出一点愿意和我见面的意思。对此我虽失望，也不奇怪，没有官方身份的人遇到这种情况是寻常事，我已经习惯，于是我把他从联络名单中勾掉了。
出乎意料的是几天后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表示要请我吃饭。我在感谢之余，心里不免内疚，觉得错看了他。我按照约定时间到他的办公室，想和他推心置腹地聊聊。但是他面色凝重，让我感到刻意保持距离。他没有给我和他独处的时间，立刻招来另外三个年轻人，让他们一块与我们出去吃饭。他解释几个年轻记者常在下面跑，了解情况多。我当时没有在意，感觉这种安排也挺有心。不过我还是免不了奇怪，为什么整个过程只有别人讲话，他自己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传递出的“场”让我有一点不安，似乎对我有一种排斥。照理说我还完全没有机会与他产生不容，如果说他是嫌我占用了他的时间，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再找我，为什么又主动邀请呢？若是只因为北京朋友的面子，我直觉上不太相信，北京那位朋友已不在官位，因此看不出对他有什么份量。
如果我是个懂得分析直觉的人，可能对心里的这些疑惑还会仔细想想，或者会由此引起警觉。但我不是那样的人。我只是谢谢他请我吃了一顿饭，知道我们从此再不会打什么交道。让我重新想起这个人是在我被捕以后，审问者问我每一个接触过的人，惟独只字不提我和L的会面。正是这种不提让我感到奇怪。照理说L所在的部门无疑是他们认为的“要害部门”，惟独把他漏掉不合常识。
比较容易解释通的，只有L请我吃那顿饭是被布置的任务。L在事后已经汇报了一切，他们因此不再需要问。当我在监狱里无所事事的时候，半带消遣地勾画出那一幕情景：秘密警察从窃听电话中知道我与L接触（听说我一到乌鲁木齐监视者就住进了隔壁房间），于是想通过L对我进行更多了解。他们去L的办公室，亮出安全部门证件，客气地请他给予协助。我相信L并不愿意做这种事，否则他不会对我那样生硬，但是他不敢拒绝。虽然他所属的机构牌子硬，他本人却是新疆本地人，家人亲友都在新疆。在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新疆，安全部门的权力超越一切，成为无人不怕的阎王殿，拒绝与安全部门合作可能会给自己或家人带来麻烦。于是按照秘密警察的布置，L约我吃了那顿饭（不知道饭钱是由谁报销）。对他而言那只是应付一件讨厌的差事，多拉几个人一是可以做见证，二是可以避免由他直接向我“刺探”（那种感觉多半不舒服），在大家东拉西扯的过程中，可以汇报交差的东西也就自然可以得到了。
当然，这些情形完全是猜想，可能永远也无法证实。我担心这会是一种玷污了L的妄想。我将会非常乐于为我的错误向L道歉。但即使L真是像上述猜想的那样做了，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后来的经历告诉我，特务政治无孔不入，谁都可能在一念之差中被卷进去。
5、兵团老战士
我在新疆接触的另一个汉人J是一位“兵团老战士”——他这样称呼自己。“兵团”的全称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一个遍布新疆的庞然大物，总人口240万，职工近百万，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人。新疆到处都有它的“团场”，很多地名就是其下属单位的番号。兵团是个正省级行政单位，与新疆自治区平级。它有自己的“领土”、城镇，设有公安、司法、检察机构，有独立的户口造册、结婚登记处、监狱、科学院、银行、保险公司等，完全自成体系，不受地方政府管辖。我在过去写的一篇文章里称其为“新疆自治区内的汉人自治省”，邓小平将其视为“稳定新疆的核心”（1981年邓视察新疆时所言），而那些主张新疆独立的人则视兵团为武装占领军。无论是研究新疆问题还是解决新疆问题，兵团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J是一位对兵团充满感情的老军人。他对兵团的现状感到焦虑。兵团原本的职能是屯垦戍边，是个以政治任务为主的准军事化组织。六十年代中苏对抗期间，新疆的中苏边境纵深10-30公里地带全部由“兵团”接管，迁走所有老百姓，建立起一条链状的边境农场带。四百多个兵团的民兵连常年进行边境值班巡逻，形成一道“反修防修”的“血肉长城”。寓兵于民的兵团是不吃军粮、不穿军装、不要军饷，拥有百万兵员而且永不退役的“驻军”。当年兵团的主要首长张仲瀚这样形容他的队伍：“一旦有事，能做到不分昼夜，不分山川，不用向导，运用自如，召之既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然而兵团却远非一个合理的经济组织。在“政治第一”的年代，经济可以服从政治需要。自打中国把重心转移到经济，尤其是实行市场经济以后，兵团体制的不适应就日益严重地暴露出来。兵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典型产物，亦是一个全能型的权力机构。它担负沉重的政府职能，必须兴办大量社会事业（仅担负的退休职工就有三十多万）。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许多人把它看成一个“四不象”的怪胎——“是政府要交税，是企业办社会，是农民入工会，是军队没军费”，即是对它嘲讽性的形容。市场只认经济规律，只懂竞争，注定不能与政治目标兼顾。若想真正实现向市场经济转轨，除非义无反顾地抛弃过去遗留的政治结构与约束，然而那也就失去了兵团存在的理由。事实上，兵团的军事化使命今日在其基层已经名存实亡，“屯垦戍边”大部分也只剩下口号。
J认为必须让最高当局知道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不能仅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兵团和衡量兵团的得失。兵团的根本作用是在巩固主权，主权高于一切，什么都要服从这个最高原则。如果兵团垮了，散了，那是分裂分子做梦都想而实现不了的，却是由我们自己去实现，是不可饶恕的犯罪！历代中央政府都对西域屯垦实行特殊的优惠政策，今天为什么不能，为什么不该？！说没钱，那些腐败分子们每年喝掉的酒相当于一个杭州西湖，吃掉的宴席价值上千亿，怎么就有钱？用到捍卫主权上就舍不得？！
我和J做了两次长谈，被他的真挚深情和忧国之心打动。他的观点有一些是我不同意的，虽然我深知兵团对稳定新疆起到了何种作用，但我也知道兵团的确已长成一个怪胎。它是帝国时代的人造产物，缺乏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相应法律、文化、经济与人文基础，只能靠政权的意志维系。当政权的专制程度高、人为性强时，兵团可以被塑造为有力的治国工具，当社会走向多元化和法制化之时，它落入一个四处掣肘、动辄得咎的困境并不奇怪。改变这个局面，要做的不能是退回帝国时代，继续给它营造往昔的环境，输送专制与人治的养料，而是去找出一条现代文明社会的安定边疆与和睦民族之路。
6、兵团是否违法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面临的困境是非常复杂的，对其进行改造也非常困难。正因为兵团不是一个法制产物，缺乏制度支撑，因而难以达到平衡状态。半个世纪中它要不断随形势变化调整自己，在不同的夹缝中拓展空间，做各式各样的局部修补。虽然那些具体应对中不乏令人称绝的聪明，但是经年累月，众多局部的拓展和修补层叠盘错，却变成了整体的畸形，而且牵一发而动全身，越修补越难作整体改变，越难做整体改变越得小修小补，从而更加层叠盘错，陷入更严重的畸形，困境也越来越深。
我直觉意识到，搞清兵团的状态和问题的征结，首先应该从兵团的法律地位著手。例如中国宪法对行政区域的划分没有兵团，但是兵团却有上百块“飞地”分布在新疆全景，总面积达到7.43万平方公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98年年鉴》），有240万属于兵团户口的居民，而且存在著一个新疆州县各级政府无权管辖、由兵团垂直领导和任命的政权体系。在中央政府下发的各种文件上，除了“各省、市、自治区”的抬头，还要单独加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俨然它就是并列的一个省。新疆本是进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自治区，却在这个自治的区域内插进上百块另外的“自治的区域”，形成对原本自治区域的割裂。这在法律上怎么解释？能不能解释？
再如宪法规定地方政府首长、法院院长和检察长都要同级人大选举。但是像石河子那样的城市，1950年只有几十户人家，完全由兵团从无到有建成，现在人口达到20多万，是兵团农业第八师的师部所在地，同时又是新疆自治区正式建制的区辖市。兵团把石河子视为自家财产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法律无法那样认可。折中的办法是目前搞了个“师市合一”体制，农八师的师长同时担任石河子的市长。这本身就是矛盾——作为师长，应该由兵团任命，作为市长，应该由石河子市人大选举，到底按照什么来执行？兵团当然坚持自己的任命权，但对地方从法律角度发出的质疑却无法做出言之有据的回答，只能靠中央摆平。而中央的摆平同样缺少法律根据，从长远看是无法坚持下去的。同样，兵团自身的法院系统和检察系统也面对这个问题，过去都是兵团各级党委任命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现在进入强调法制化的时代，如何面对与法律的冲突，一直是兵团的困境。
兵团对此往往用政治说法来应付，专制社会的政治是可以超越法律的。每当遇到冲突，兵团就会本能地到中央去拉大旗做虎皮。其中最现成的说法就是新疆的主权稳定。
与早年充当抵抗“苏修”的前线不同，今天新疆最大的危险已被说成是民族分离主义。J这样说：“兵团的作用就是保证新疆这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永远姓‘中’！”我不怀疑J对此的真诚，但这无疑也是兵团解决自身与法律冲突的护身符。尽管以此为由可以让兵团一时得以回避矛盾，长远看却会使兵团更深地陷入自我封闭和对外冲突，使其无法理顺关系，筹划久远，无法以开放的姿态与当地社会结合。因为这种强调和强化兵团充当新疆“看守”的思路，相伴的必然是要把新疆地方和当地民族当作被看守的对象，兵团因此不可能不成为新疆人民与当地政府的异己者，受到当地少数民族的敌视，遭到地方势力抵制和拆台也就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理清兵团与现行法律的冲突，搞清楚它目前在以什么方式回避和解决这种冲突，其中什么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资源，什么是继续制造麻烦的源泉和产生隐患的温床，在我来看可以作为研究的切入点。我知道这个研究将很麻烦，首先要去研读那些叠床架屋的法律、规章和文件，从中找出逻辑路径和现实接口——这一最基础的工作就已经让我望而生畏，那必定要求投入太多的精力。但是既然已经看出这是一个切入点，我在收集材料时就开始有意识地注意与此相关的文字。
7、秘密文件
对于没有体制内身份的研究者，看“文件”——这个词在中国往往专指党政部门的内部文件——是最难之事。一个偶然机会，我在兵团某办公室的书架上发现一本文件汇编。那是一本装帧简陋的32开书，厚厚一本，是兵团内部印刷的。上面汇集了从中央到新疆自治区针对兵团的有关文件，涉及各方面内容。如果能得到这样一本文件汇编，我可以省掉太多的事。让我喜出望的是，当我试著索要的时候，那办公室的负责人爽快地答应。也许是我的迫切之心过于外露，就在我生怕人翻悔，拿起就想溜时，办公室另一人突然抛出一句“内部文件不能外传”，搞得那负责人只好又把他的慷慨收回。当时他还尴尬地向我表示抱歉，但是若能知道后面发生的事，他一定会感谢手下人的及时提醒。
那文件汇编的封面上的确印著“秘密”二字，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一是既然做研究就需要看到秘密，何况自以为是为国家来解决问题，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二是中国一向把什么都搞成“秘密”，印著秘密的东西反而到处能看见，让人也搞不清什么是真秘密，什么是假秘密了。
自从发现那本文件汇编，它成了我心里的一个事，很想拿到它，不是简单看一遍，而是有一本。因为从法律角度切入研究，必须依据精确无误的文本，琢磨每一个字，而不是靠笼统模糊的想法。笼统在法律面前毫无价值。于是问题就变成了这样，研究能不能搞下去，相当程度就取决于能不能得到那本文件汇编。
在我去见J的时候，事先已经打这个主意，我相信以J的身份，应该会有那本文件汇编。果然，我在他家的沙发上刚一坐定，马上就在他身后的书架上发现了已被我记在心的那个不起眼的书脊。
我能和J接上头，是他过去一个老部下给写了信，再加上作协的介绍信。他没有下层机关人员的官僚气，只要感觉出你真心关爱新疆，问题也能问到点上，就会视你为知己。他的谈话排山倒海，精彩纷呈。当然，他也不是信口开河，他讲的很多话隐含著要将其传到北京决策层那里的愿望。他似乎把我当作一个可能的中介。虽然我没提到任何与上层有关的渠道。但我这个作协的人兴趣太明显地与文学无关，因此就难免显得有点神秘，让人可能联想起一些“特派”之类的角色。J话中有话地向我感叹，从北京看新疆，会比从新疆看高得多，远得多，深得多，中央领导人应该学古代那些贤明君主，不用多，派几个人下来搞点“微服私访”，就能打破地方的粉饰太平，了解到真实情况。
当我提出借那本文件汇编看时，他爽快地答应，没有丝毫顾虑。我接受了在兵团办公室得而复失的教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随便翻翻，没有透露复印的打算。
为复印我又费了一番心思。虽然满街都是复印的地方，钱也不是问题，但是我记得不久前一位台湾记者就是在乌鲁木齐复印或传真稿件，被店家举报稿件中有对中央领导人的议论而被警方抓起来。我若上街复印一整本文件，当然更逃不过乌鲁木齐人民的火眼金睛。后来是辗转在私下做的复印。
再一次见J的时候，我还回了文件汇编。由于担心复印的文件丢失，我把它放在随身包里携带，而没有随通过邮局寄的材料一块走。就这样，我心满意足地认为完成了此次到新疆的任务，对正在身前身后张布开的罗网，没有丝毫察觉。
8、被跟踪
事后想起，我感到奇怪。似乎在新疆被捕前的一段时间，我的所有关于自身安全的感觉都关闭了。以前可不是那样，往往通过直觉我就能意识到危险，而且可以在事后得到证实。照理说此次到新疆没有理由放松警惕。一年前我刚出版了《天葬》，同时对外公开了《黄祸》作者的身份，可想已经被记帐。1999年又是国内政治转为进一步强硬的当口，我来新疆的前两个月，刚有数人因为筹组民主党被判重刑。可是我为什么没有一点警惕之心呢？
事后想起临到新疆前我在北京与两个外国人的谈话，不禁有点羞愧。我那时对他们这样解释中国的政治——今日中共已经比过去聪明，虽然他们在打击底层造反者时依然强硬，但却可以容忍持不同意见甚至充当反对派的知识精英，因为从农民转变为知识官僚的共产党已经懂得，与他们不那么一致的头脑能够产生更多思想资源，是可以为他们所用的。我说那话的时候，暗中是在为自己属于知识精英以及能为当权者所用而沾沾自喜的，似乎只要把自己与底层造反者划分开，就可以被恩赐表达不同意见的特权。我想我对安全的敏感在新疆之所以失灵，可能就是由这种肤浅认识造成的。我后来所遭遇的一切，都应该被看作是对这样一种特权心理的讽刺与警醒。
我虽然从未把自己当作权势集团的人，但却自以为我的研究对高层有可能产生影响，也愿意有那样的效果。因此当J暗示我可能有“钦差”身份时，我并没有特地向他说明不是。可想而知，带著那样一种自我感觉，难道我还能注意身后有没有盯梢，旁边有没有密探，电话有没有窃听吗？我把每日行程都做详细记录，每天整理采访谈话，所有的文字、录音磁带、联络地址都摊在旅馆房间里，丝毫没去想在我每次离开时监视者就会大摇大摆地进去尽情查看。
一直到我离开乌鲁木齐，什么事都没有。后来我明白，那是安全部门的工作习惯。只要你在他们掌控之下，他们就不会著急抓你，会监视你到最后一刻，为的是看还能不能发现更多的线索。新疆如同一个口袋，向东的出路只有两条——或者说只有一条，因为从若羌翻越阿尔金山的路远在千里之外，且偏僻荒凉。几乎所有出入新疆的汽车都走乌鲁木齐到兰州的公路。在新疆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新疆方面设了一个关卡，对新疆安全厅来讲，那就应该是我最终不能逾越的界线。
开车穿越天山，听著喜多郎的“西域”。A在旁边座位上沉睡。我喜欢在孤独中欣赏窗外的雪山戈壁。一辆日本产的越野吉普车超过我，逐渐又被我超过，丝毫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后来我知道，那车里坐的就是正在跟踪我，并且准备抓捕我的秘密警察。他们就像猫捉老鼠之前那样，正在玩味著我这个没有知觉的猎物。
快到吐鲁番，那辆日本吉普车快速超车先进了城。在乌鲁木齐跟友人电话告别时，我说的还是要在吐鲁番过夜。八十年代初我曾在吐鲁番住过一段，很想故地重游忆一下旧。我在电话里询问了吐鲁番宾馆的情况，因此监听了电话的警方不仅知道我将住吐鲁番，还知道会住哪家宾馆。他们急速超过我，大概是去我将入住的旅馆安排监控。然而他们没想到，吐鲁番让我太感失望，长久怀念的异域小城荡然无存，变成了一个平庸俗陋的丑八怪。为了不败坏回忆，我甚至不要再多看它一眼，车都没停，一踩油门就永别了吐鲁番。后来听说，准备抓我的人等不到我的踪影，可让他们著实忙乱了一阵。
傍晚时我们到达哈密，在城边找了家旅馆住下。吃完饭A留在房间看电视，我去逛黑夜的哈密城。在迷宫般的小巷中我转了又转，两三个小时才回到旅馆。A仍然躺在床上看电视，不过说刚刚来了一帮警察，说我们的车有问题，把车开到交通大队扣下了，让明天去听候处理。我出去看了看，车的确不在，知道不是A捉弄我。我和A讨论会是什么问题。那车是我到了银川后A才买的。当时若等待办完一切手续，上好牌照，至少得十天。我们都不想等那么长时间，就打主意利用新车的“移动证”。所谓“移动证”是供新车从购车地开到用车地的证明，我们当时把用车地写成乌鲁木齐，那样不办牌照也可以上路。然而来的时候可以蒙混，现在又反著往回走，当然就成了问题。如果交通警追究这一点，只好认倒霉。但也仅此而已，多出一份麻烦，没什么了不起，可以解决。
后来在监狱里我曾幻想，如果那晚我能产生警觉，有没有机会逃走？我可以雇辆出租车到星星峡，也就200公里，用不了三小时。在到达关卡前下车，趁著夜色从戈壁滩上绕过关卡，步行30公里到甘肃的马莲井，从那里搭车去内蒙或是青海，捉迷藏的余地就大得多。当然那纯粹是一种精神游戏，既然我当时丝毫警觉都没有产生，也就没有了后悔的理由。何况还有A的车被扣，我肯定不会留下他单独面对麻烦。
9、我们出了人命？
第二天，1999年的1月29日，我们先去交通队。像中国各地的交通队一样，里面挤满了人，烟气腾腾。人们比赛著谄媚警察，托关系说情走后门的人络绎不绝。警察个个都是大权在握的样子，傲慢冷漠，说不上话。我们努力了半天，得到的回答只是让我们等。我们的问题在哪，没人给我们说明。
正当我楼上楼下乱走不知该找谁的时候，一间办公室内突然有人打招呼，一个看上去像个当头的人向我招手。我的感觉就好像是突然找到了组织，总算有归依了。那人和别的警察不一样，和蔼可亲，对我的一连串提问，他娓娓道来地解释：昨天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辆载有两个人的摩托车被一辆超过的轿车别了一下，造成摩托车翻下公路，驾驶员当场死亡，另一人受伤。据现场目击者说，超车的轿车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无牌照，跟我们的车一样。我说不可能，我们的车没有别过任何摩托车，你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车上没有任何痕迹。他说出这种事不一定非得直接接触，对你们而言，有可能只是超车后回轮太快，一个小小的操作不当，但是被超的车做了一个幅度过大的躲闪动作，就可能冲下公路，造成事故。因为出事的时候你们已经在前，速度又快，因此你们可能都不会察觉发生了事故。
他这番话说得很圆，我无法辩驳，尤其他也说了也没有认定事故就是你们造成的，但是因为死了人，也报了警，总得把事情查清楚，所以只能麻烦你们在这里呆一段时间，配合查清问题。他为耽误我们的行程表示歉意，对我接著就事故时间、地点等问题，也耐心地一一做了回答。我问他姓什么，他回答姓薛，还跟我扯了一会家常。
随后我在交通队门口张贴的警察照片中想找到这位亲切的警官，但所有警察中只有一位写著姓薛，职务是交通队的指导员，而照片上那张脸却对不上号，不是他。刚才他的确是在指导员的办公室里叫我，中间有一个到交通队办事的人从门外进来，很熟悉地叫他“处长”。交通队怎么会有处长呢？不过我那时没有对此深想，我的思维完全缠绕在我是不是杀了一个人之上。那是比什么都大的事，使我受到震动。我无法遏制自己，非要去想那是一个什么人，他的家人正在怎样的状态。而且我越是回忆昨天的情景，越是好像真地看到我开车超过了一辆摩托车，连那骑手的棉帽是什么形状都在眼前。是我造成了他的死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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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提审和一些特殊事情，看守所的“管教”每天只有两个时间露面。一是送饭时间。院子铁门上有一个一尺见方的小口，平时从外面锁住，送饭时打开，大铁勺“□□”敲几下，我们就得以最快速度冲出去领饭。送饭的也是犯人，“管教”只是在旁边看著。还有一个时间就是每天晚上查房。那时一般几个“管教”同时进到牢房里，带著枪，手拿电棍。不过也是例行公事，除了在酒喝得多时容易找点事，多数时间都是看一眼就走。
“管教”进牢房时，犯人必须起立站成一排。我虽然不知道要求这样做的根据是什么，但也入乡随俗，包括经过任何一道门都必须说“报告”（被提审一次可能得说七八个报告）。我一般不认为在细节上较真有多大意义，和基层人员对抗也不聪明，因为他们只是执行者，他们改变不了你的命运，却有能力给你制造很多麻烦。总体来说，狱警对我态度不算坏，有的还可以说挺好，所以对背监规、写“思想汇报”一类的要求我也照做。出狱后我曾把背下的监规录成电脑文件，遗憾的是后来发现没能保留下来。现在能够记住的只有不许犯人之间交谈案情和传授对付审讯的方法；不许穆斯林犯人祈祷、守斋、宣传宗教；不许攻击党和政府；不许讲黄色故事；及时揭发同监犯人的不法行为等。那可以作为一个挺有意思的文本进行研究。
按照常规，看守所一天两顿饭，基本永远是每顿两个馒头，菜也几乎总是一样——早上是胡萝卜丁咸菜，晚上是土豆汤。要想改一点口味，得花钱定中午的加餐。每份加餐8块钱，大部分时间是“拉条子”（新疆的一种炒面），偶而是米饭和菜。看守所对供应加餐很有积极性，因为可以赚钱。每份加餐的成本应该不超过1块钱，因此有很高的暴利。从加餐中赚的钱归看守所，用不著上缴。听说以前看守所还推出过“大盘鸡”（新疆一种做鸡的方法）。外面一整只鸡的大盘鸡只卖20多元，看守所里四分之一只鸡就要卖40元，而且好的部位还都叫“管教”们近水楼台先得月了。所以尽管“管教”们热心地推销，两次过后就再没有人定了，看守所的生意也就没做下去。我听了倒是有点遗憾，因为我当时很馋，哪怕40元只能吃到四分之一只鸡，我也愿意。
“管教”克扣伙食一直是犯人不衰的抱怨话题。春节期间包了一顿羊肉饺子，我也被叫到食堂参加包饺子。我们尽量把每个饺子里塞进最多的馅，因为分饺子的时候是按个数给。但明明包的时候饺子鼓鼓，煮好以后却都瘪下去。因为包进去的并不是肉，主要是羊油。那种饺子即使是在胃里缺油的情况下，吃不了几个也就会被腻住。老犯人对此的解释是春节给犯人吃肉是国家规定，但是好的部分都被“管教”吃了，剩给犯人的只有羊油和杂碎。
(19)：犯人 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少数民族，也有汉人。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少数民族犯人都是政治犯，而汉族犯人几乎都是经济犯。照理说经济犯不归安全厅管，但是因为公安系统与社会上联系太多，腐败严重，能量大的犯人即使被监禁起来，也能在公安系统内部找到渠道，与外界相互沟通、串供或影响案情。而安全系统跟社会的联系少一些，安全厅的看守所也相对隔绝，因此一些大案要案的办案单位就把犯人送到这里委托看押，籍此切断犯人与外界的联系。
另外有些汉族犯人是通过关系转进安全厅看守所的，图的是这里的条件比公安系统看守所好，犯人也相对文明。这两种汉族犯人几乎都不是普通百姓，或是高官，或是巨商，即使是在监狱里，他们的模样也能看得出原本在外面的威风。尽管安全厅看守所相对廉洁，他们也能获得比较特殊的待遇——亲友可以探望，私人物品可以拥有得较多，外面送进的食品和营养品也比较丰富。
因为钱在被捕时被扣押，我进看守所的头两天什么都没有。同牢的一位前官员给了我一包煮牛肉，虽然那已经放了多天，美味仍让我难忘。我当时心中打算为那包牛肉将来还他一头牛（后来出狱给他寄了500元钱）。他的床铺下面整个是个箱子，里面简直就是个市场，什么都有（当然是就犯人眼光来看）。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时间，我甚至尝到了在外面都没有吃到过的马肠子、库尔勒香梨等风味食品。不过没有多长时间，我的情况也好起来。办案者对我在生活方面的要求基本都给予满足，反正我有钱扣在他们手中。祁师傅开车去按我开列的单子买食品，后来甚至买来了我要的英语字典和教材。
与我们这些汉人相比，少数民族犯人的境况要差得多。他们大多家不在乌鲁木齐，又多是底层百姓，没有在安全厅内部疏通关系的能力。家人来看望不让见，东西也送不进来。同时他们多数没有钱。今天中国的监狱，有钱能使处境改善很多。然而新疆的确是这样，以民族划分人群，少数民族群体的收入比汉族群体低得多。汉人不用想就可以出手的“小钱”，对少数民族往往就是难事，不是花不起就是舍不得。所以有些买不起加餐的少数民族犯人长年只能吃看守所供应的营养不足的两顿饭。他们如何能长期支持下去，我无法想象，因此我在提出购买食品时，总是要清真食品，那样就可以与同号的穆斯林犯人分享。
还有一点使少数民族犯人处境更难——他们都是政治犯，而他们的政治往往与新疆独立或是反对汉人统治有关，因此他们在以汉人警察为主的看守所中，是被真正当作敌人的。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已经瓦解，过去被视为丑陋的行为诸如贪污受贿等，现在都见怪不怪成为可以理解之事，只剩下一个民族主义被不断强化，充当当局整合人民思想的手段。在民族主义的持续煽动之下，新疆汉人几乎个个仇视有独立倾向的少数民族，大汉族主义的叫嚣之声到处可闻。在安全厅看守所这样的地方，警察们自然会认为他们面对的都是真正凶险的敌人，对那些分裂主义者进行打击和镇压也都是理所应当的。
我见到的所有“管教”，其中只有一位是维族，其他都是汉族。那位维族“管教”的名字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但我在当时比较注意观察他。他沉默寡言，不苟言笑，看上去非常内向，不像平时见到的维吾尔人那样外向开朗。他对犯人的态度冷漠，然而也不耍威风。他对维族犯人从来只讲汉语，不讲他们民族的母语，好像他们不属于一个民族，或者是他已经加入了汉族。他也从来不对维族犯人有任何照顾与怜悯。但是我想他回到家里，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讲的一定是维语。深夜时分，也许他会想起被他看管的同族人。我想他的内心不可能没有痛苦。一个连本民族语言都不敢随便讲的人肯定是受到极大压抑的。我认识一些在汉人中间混得很好的维人都常感觉受到侮辱，因为新疆汉人只要不注意身边还有维人存在，歧视和侮辱的话就常常脱口而出。包括对某个维吾尔人表示好感时，他们最好的赞美就是说人家“一点不像维族”。在看守所这样的汉人圈中，那位维族“管教”每天不知道得尝受多少这种有心无心的侮辱，但只能压在心底。
除夕之夜，外面的农村和附近的米泉县城鞭炮响成一片。在牢房的院子里看得见周围夜空被烟火映成彩色。那时汉族犯人大都免不了伤感，有的情绪波动很大。但是在维族犯人眼里，他们多是罪有应得。维吾尔人之所以要独立，很大程度上不就是为了摆脱这些异族的贪官污吏吗？相对而言，维族犯人对我是另眼看待，因为我属于少见的进到这里却不是贪官污吏的汉人，而且我的罪名和他们一样，都是“危害国家安全”。
(20)：新疆的主要危险
中共曾经针对新疆问题发过一个著名的“七号文件”，其中有这样一个关键的定性——“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这句话在句式上模仿当年毛泽东所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只是把矛头从外部的国际关系转向了内部的民族关系，成为近年中共治理新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基础。
治理新疆的思路变化，有其复杂的演变，不能一言论定。然而明显的一点是，如果把新疆的主要矛盾定为“分裂主义势力和非法宗教活动”，就等于先天地把生活在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分成两个集团，并且使他们之间互相对立起来。因为无论是“分裂主义势力”还是“非法宗教活动”，都是针对当地民族的。首先汉族肯定不会要分裂，其次汉人很少信仰宗教，尤其不信当地民族的伊斯兰教。所以把分裂和宗教问题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就会导向一个必然的结果——汉族理所当然地成为依靠力量，而当地民族则成为需要警惕并加以看管的人群。于是就会发生所谓“预期的自我实现”——汉族把当地民族当作防范对象，当地民族最终就会真地被推倒敌对一方。在我看来，这才是目前新疆最大的和主要的危险所在。
回顾半个世纪的历史，即使毛泽东时代曾对新疆当地民族进行过残酷镇压，但由于那时在意识形态上成功地以“阶级”取代了“民族”，新疆的民族关系也没有恶化到今天的情况。虽然不能证明当年广为流传的维族农民库尔班大叔骑毛驴去北京感谢毛泽东的故事是真，但是我的确亲耳听过老辈维吾尔人讲述当年的民族关系和他们对汉人的好感。六十年代在乌鲁木齐，公共汽车上的汉人见到少数民族会主动让座，少数民族去北京时更是到处倍受欢迎。他们那时把汉人当成老大哥，认为汉人到新疆真是来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然而这十多年的时间，民族关系的恶化速度惊人，程度也特别严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汉族和当地民族隔阂越来越深，彼此越来越对抗。甚至在同一个机关宿舍大院里，小孩子都以民族分成不同团伙，互相之间只打架而不在一起玩。
这种民族关系恶化主要是由汉人引起的。汉人总是以统治者的眼光看待当地民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997年新疆出过爆炸事件后，公共场所要求检查来者随身带的包，对汉人只是马马虎虎地看一眼，纯属走形式，对当地民族的人却检查得非常仔细。这种明显的民族歧视很快蔓延到整个中国，无论在哪个城市，看见新疆少数民族模样的人，警察动辄就要拦住盘问，出租车司机不给停车，店家也特殊防范。
一位乌兹别克族的教授讲他去上海的经历，那天深夜才下火车，正赶上大雨滂沱，雷电交加，他跑进车站附近一家私人小旅店，已经全身湿透。店主是个里弄老太太，只因为看他长著新疆人的面孔就拒绝他住，说是按照市政府规定，新疆人只能去一家指定的回民旅店。他当时实在按奈不住，大发雷霆，说你们上海当年来新疆几十万人，我们收下了，给你们吃和住，什么都不要，今天我到你们上海住一夜，我是给钱的，你们都不让，你们上海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他发誓从此再不去上海！
中国内地城市对新疆人的歧视伤了很多新疆人的心，仅这一件事就足以把很多新疆人推到汉人对立面。既然你们像防贼一样防我们，我们为什么还要在一个国家？罪犯哪里都有，怎么能因为新疆出了恐怖分子就把所有新疆人都当成罪犯。汉人犯罪的更多，为什么不对汉人采取那些对新疆人采取的措施？西方社会有种族歧视，但要隐蔽得多，至少不敢像上海那样赤裸裸地实行种族隔离，然而都可以让那么多去过西方的中国人变成民族主义者，新疆当地民族的人为此憎恨汉人一点也不难理解。
原来新疆民族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怎么去清真寺，自从把“非法宗教活动”定为新疆的主要危险并且进行打压后，反而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去寺院。政府在伊斯兰的斋月发布文件，禁止学校老师和学生封斋，然而封斋的人一定会比不发文件之前增加很多。原本那些“民考汉”（即少数民族学生去汉语教课的学校上学，并用汉语参加考试和升学）的家庭，现在又让自己的孩子去上本民族学校，同时开始为自己汉语比本民族语言好而感到羞愧（过去会为此感到自豪）。今日新疆，“逆反”一词总是能最充分地得到体现。
新疆汉人和当地民族的不认同，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时间的使用上。新疆的地理位置和北京相差两个时区，新疆人民代表大会曾为此通过法令，在新疆实行乌鲁木齐时间。然而去看当地人的表就会发现，新疆汉人的表一定都是北京时间，而当地民族的表则一定都是乌鲁木齐时间。所以在新疆约时间，一定要视对方的民族身份来认定约的是什么时间。当地民族与汉人约时间，双方也必须先说清到底是北京时间还是乌鲁木齐时间。这种区别反映出双方的取向，汉人更愿意和北京保持一致，不把当地法令放在眼里，当地民族则坚持强调自己与北京的不同。
汉人总是自觉不自觉把自己摆在镇压者的位置，就连兵团那些临时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农工，对镇压当地民族的任务都兴致高昂，摩拳擦掌地请战。中国内地大量发生的民事纠纷或刑事案件，若是发生在新疆，往往就会被那些企图从一切事物中发现“不稳定萌芽”的人政治化，提升处理的层次，导致事情越弄越大，最后会使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政治案件。民族之间原本没有那么大隔阂，就是因为不停地念叨分裂，结果就会真地开始发生分裂。新疆本地民族把三四十年代统治新疆的汉人盛世才视为刽子手，从而把在新疆实行强硬政策的中共书记王乐泉称为王世才。然而乌鲁木齐一位汉人出租车司机看见我手拿一本刚从书店买的《塞外霸主盛世才》，立刻热情地表达对盛世才的敬佩，告诉我“那时的政策才好”。新疆当地民族对屠杀过大量本地人的王震恨之入骨，新疆汉人却对王震崇拜有加。这种彼此完全相反的认识眼下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然而在历史观点上的对立从来就是冲突与分裂最深处的根源。它表现的是民族之间人心的分离，比别的分离都更为本质。
目前中国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西藏和新疆）的治理表面上看行之有效，控制有力，局势稳定。两个“封疆大吏”——新疆的王乐泉和西藏的陈奎元（刚刚调任）所用手法如出一辙，遥相呼应，受到北京嘉许。然而其征结所在是日益失去当地民族的人心。失去人心的稳定只能是维持一时的稳定，是以失去长远稳定为代价的饮鸩止渴。所谓“失人心者失天下”，今天的表面稳定正在为未来的冲突埋设炸药。尤其对新疆，未来的冲突可能会非常暴烈。宗教的不同使新疆当地民族与汉族的对立比西藏更为激烈，继续按照今日中共的道路把新疆民族关系向敌对方向推下去，用不了多久，就会彻底丧失掉重新转为良性互动的可能，只能恶性互动不断激化矛盾，把双方越推越远，变成不可挽回。那样一种危险的前景，目前已经在边缘，而一旦进入那种不可逆的进程，新疆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或车臣。
一位维族青年的话一直让我无法忘怀。当我问他想不想去麦加朝圣的时候，他回答那是他的梦寐以求，但是他现在不能去，因为可兰经中有这样的教导，当敌人还在占领家园的时候，不能去麦加朝圣。他没有把话说下去，但是已经不言而喻。为了他梦寐以求的愿望，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为把汉人赶出新疆而战斗。
而另一些汉族知识分子——包括北京一些最高层次的知识精英——则更让我感到震惊，平时他们都是一副改革、开明和理性的形象，然而一谈到新疆问题，从他们嘴里竟可以那样轻易地迸出一连串的“杀”字。如果靠种族灭绝就能够保住中国对新疆的主权，我想他们可能会眼看著几百万维吾尔人被杀光而不动声色。
(21)：开发能否稳定新疆
当下北京解决民族问题的思路，除了强硬镇压，另一手就是发展经济。按照他们的想法，只要发展了经济，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族分裂就会没有市场，宗教影响也会被世俗化消减，民族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解决。这两年轰轰烈烈掀起的“西部大开发”，相当程度就是出于这种思路。1994年以来，北京一方面在新疆民族问题上采取强硬路线，一方面大幅度增加给新疆的财政拨款（1994年29.5亿元，1995年52.3亿元，1997年68.4亿元，1997年是1994年的2.3倍）。从绝对数上看，北京给新疆的拨款比给西藏的拨款（1997年为34亿元）多一倍，是全国各省市区得到中央拨款最多的。
无论从其公布的数字，还是在新疆的实地感受，都能看出近年新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民族问题却没有如北京希望的那样变小，当地民族的人心仍在渐行渐远。以经济发展来稳定新疆的思路所犯的一个基本错误就是，民族问题的本质并非是经济的而是政治的，企图在经济领域解决政治问题，本身已经是一种倒错，何况政治高压还在继续不断地加强，民族问题怎么可能指望得到解决？
退一步，即使仅从经济角度谈，只要政治问题不解决，资金的投入和经济开发的规模无论达到多高程度，都不一定能够取得效果，甚至效果会相反。例如北京一直标榜给了新疆多少钱，可是当地民族马上会反问新疆被抽走了多少石油，那些石油的价值是多少？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号工程是“西气东输”——即是把新疆的天然气采出后输送到中国内地。新疆人对此质疑究竟是开发西部还是掠夺西部，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只要人心保持对立，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经济上所做的一切——不管从北京的角度认为那是出于何等的好心——都免不了会被插上殖民主义的标签。
我相信北京高层的出发点会是真心希望通过“西部大开发”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经济差距，改善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使少数民族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比汉族更多的好处，从而减少少数民族的离心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结果一定是反过来的，汉族无疑将拿走最多的好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差距更加扩大，少数民族的不满因此只能进一步加强。北京拿出大笔的钱，最终得到的结果可能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甚至比原来更糟。
之所以我敢这样断言，一是新疆有660万汉人，占新疆总人口的近4成。新疆权力资源、经济资源和知识资源的大头都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有足够的能量在任何一次新分配和新机遇到来时攫取超过当地民族的利益。举一个最简单的方面为例，新疆的经济和中国内地结为共同体，完全依赖中国内地，那么仅一个汉语的使用，就使当地民族处于极大的劣势。不要说那些与中国内地做生意的项目，就是找新疆本地的工作，汉话说得不好或不认识汉文都会在很多场合成为被淘汰出局的第一理由。在今日新疆，凡是在高层次的工作环境，会看到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汉族，而底层的工作环境，如煤矿、砖窑、水泥厂的车间等，主要人员都是少数民族。
我认识一位搞语言学的朋友，不久前做的一个科研课题是设计少数民族汉语考试的分级。那是要让汉语考级如同英语考级一样规范化，还要颁发级别证书。他向我征求意见时，我说他的设计如果推行，将来少数民族找工作就得拿著汉语级别证书，门槛就会更高。他认为那是经济发展的必然，我请他设想一下如果我们汉人在中国找工作都得取决于日语水平考级，我们会是什么感觉？少数民族在这方面是一样的心理，可不是仅仅用经济二字就能包容的。
新疆的失业很严重，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青年，经常找不到工作。新疆的汉族青年至少还有一个内地可去闯荡，少数民族青年只能在家呆著。我在新疆旅行时，经常能看到城镇和村庄街边到处是少数民族青年成群而聚，闲聊或是打闹。看著那种前景，你不由得会产生一种恐惧，一个社会有这么多青年无事可做，不能把浑身精力升华释放的时候，另一方面却在不断地积累仇恨，社会最终会发生什么样的危险，实在是很难预料。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了多少美好的说法，在开发资源是由汉人掌握、而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状况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时候，水往低处流，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毫不奇怪的。 不过这里的确有经济自身的规律在发生作用。如工程招标肯定只能给最符合标的的公司，而不会考虑公司老板是什么民族。任何经营者首要追求的都是利润和效率，而不是公正和平等。既然能招到讲汉语的职工，为什么要去招只会讲维语的职工，然后还得给他们配备翻译？新疆不少农村有这样的情况，当地民族的农民嫌种地辛苦却得不到多少收入，税费又重，宁愿把自己的地转包给内地来的汉族流民。汉族流民善农耕，有市场意识，种同样的地，所得不仅能够交足当地政府的税费，自己还有可供发展的利润。当地政府自然欢迎这样的流民，他们给当地经济带来活力，也给地方财政带来收入。随著时间，这种流民的经营规模逐步变大，成为地主，遇到问题和纠纷也有钱进行摆平，建立起自己的庇护网络，他们也就在当地长期扎根和发展下去了。有些看法认为这是政府一种有计划的殖民，是汉人经济上对当地人的剥削掠夺，不能说完全没有这样的成分，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更重要的还是经济规律自发地在起作用。
不管当前的“西部大开发”被赋予了多少美好的说法，在开发资源是由汉人掌握、而竞争能力又被汉人垄断的状况仍然是一种现实的时候，水往低处流，经济上的好处最终大部分被汉人所得是毫不奇怪的。当地民族只会被蛊惑人心的宣传吊起胃口，然后被现实的落差推入更大的失衡与不满之中。
我和维族朋友在饭馆吃饭的时候，维族朋友对我说：“你看，在这种小饭馆里吃饭的，99％是维族，99％是自费，而去那些大饭店大吃大喝的，99％是汉族，99％是公费，这说明的是什么？！”少数民族的很多失落正是源于这种直观的对比。的确，在新疆的高档消费场所，很少看得到当地民族的人，呆在那里几乎就跟在内地城市一样，周围都是汉人，说的都是汉语。
当然，肯定也会有一部分当地民族的人能从发展中得到好处，但他们不会是普通百姓，而是权贵，他们不是因为属于当地民族的一员而得到好处，而是因为属于权势集团的一员得到好处。他们只能是数量很小的少数。专制制度使权力在中国不受制衡，产生腐败是绝对的。从这个角度看，从所谓的“西部大开发”中得到好处最多的，只能是权贵阶层，底层百姓即使能顺便沾到一些光，然而布满他们视野的，只能是比原来更为扩大的两极分化，进一步衬出当权者的强取豪夺和自身的沉沦失落。那时，“阶级仇”和“民族恨”叠加在一起，“西部大开发”的结果可能会在西部产生更强烈的社会不满和民族敌对。
(22)：民族主义是双刃剑
进监狱倒是给了我一个在外面不可能有的机会——能见到维族的政治犯并且能进行比较深入的交谈。冬季看守所没有劳动，一天到晚呆在牢房，反正没事可干，只有用聊天打发时间，同时我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名使得维族政治犯对我比较信任，我们彼此谈了很多话。
我原来总是试图说服少数民族朋友，不应该把他们受的苦难看作是民族压迫，因为汉族也一样在受压迫。中国各民族的苦难根源都在专制制度，改善苦难的处境不是在各民族之间进行兄弟残杀，而是团结起来去改变社会制度，共同建设新的民族共同体。我对维族狱友说，并没有因为我是汉族，就改变了我们关在一起的命运（今天我还会举另一个例子——并没有因为法轮功是汉人所搞，就避免了被镇压和取缔）。但我还是同意维族朋友的意见，如果说以前的年代各民族是受到共同迫害，90年代后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则明显超过了对汉族的压迫。而且在新疆，汉人往往与政府站在一起，成为对当地民族进行压迫的同盟。
在这方面，新疆是最突出的。西藏虽然也有民族问题，但因为西藏的汉人比例小（西藏自治区1999年的汉族常住人口的人口比例为2.83％），形不成与当地民族对抗的群体，所以压迫主要体现为政治压迫而非民族压迫。新疆汉人占总人口比例将近四成，很多人都是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把自己摆在统治民族地位，政府也把汉人当作制约当地民族的力量。不同民族之间所受的信任和待遇明显不同，因此对当地民族而言就构成民族压迫。
民族问题从政治压迫变成民族压迫，是一种危险的变化。因为如果面对的是政治压迫，只要对政治进行改变，压迫就可以解除，各民族团结建设共同的新社会也有可能。而如果少数民族认为他们不仅是受专制权力的政治压迫，而且是在受整个汉民族的压迫，政治的改变就不会让他们认为能解决问题，他们对出路的选择只能是民族独立，与汉族彻底分开，压迫才能最终解除。这对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即使中国改变了政治制度，少数民族仍然不要留在中国，反而会借转型期国家控制力的衰弱加紧独立，那一方面会在中国缩小民主力量的发言权和生存空间，提供滋生法西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土壤，另一方面势必造成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恶性互动，最终演化出暴力冲突和民族仇杀。
不幸的是，新疆的情况正在向后者发展。为了对其专制统治赋予理由，中共把民族主义当作进行蛊惑煽动的精神工具。其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新疆的确起到了把汉人拉在中共一边的作用，但同时也在把当地民族推到了敌对的一边。那种敌对不仅是对中共的敌对，还是对整个汉族的敌对。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双刃作用——得到它好处的同时也必然得到它的坏处。而坏处是长远的，最终会超过眼前得到的好处。我一直奇怪中共的一厢情愿，居然可以指望一个“中华民族”的人造概念把五十六个民族统一成一个民族，再以民族主义的鼓动使整个中国按照它的指挥棒一致对外。然而只要“中华民族”的概念不被其他少数民族认同（那是可以肯定的），被鼓动起来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只充当政权的武器，而是每个民族都可以对其为我所用，都可以用民族主义煽动和凝聚自己的人民，并将其作为追求少数民族分离和独立的根据。
作为一个权力集团，中共在权力运作方面有极高的造诣，可以说中国几千年的权术文化，被中共继承和发展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高度。旁观中共的权力运作，我眼前常出现那种椅子杂技的表演场面。那表演是把椅子一张接一张架起来，上面有人在做倒立、滚翻等技巧，越架越高的椅子摇摇晃晃，全靠上面的人掌握平衡，保持不倒。今日中共也达到了这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椅子已经架到了不可思议的高度，仍然还能维持平衡。然而平衡不会无限止地维持下去，椅子也不可能无限止地继续架高，总会到一个时刻，所有椅子哗啦一下垮掉，那时架得越高，垮得就会越狠。对它必将垮掉，我毫不怀疑，唯一不能确定的只是什么时间而已。
中共的道路之所以越走越窄，很大程度在于人文精神的丧失。中共执政的半个世纪，人文教育被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人文传承几乎被彻底割断。即使是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新生代官僚，也都是单一化的技术型人才，有知识而无心灵，崇拜实力蔑视弱小。他们能够依仗的只有权力体系和权谋手段，擅长的唯有行政与强力，动辄挂在嘴边的加大力度、严打、重典等，一时似乎有效，却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饮鸩止渴。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权力集团无法面对诸如文化、历史、信仰、哲学那些更为深入广泛的领域和具有终极性的关怀，解决问题的方法虽然诡诈却异常单薄，只能局限于应急救火、平息事件。而民族问题恰恰首先是一个人文方面的问题，必须具有人文的灵魂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之道。从这个角度看，今日中国的民族问题日益走入死胡同有一种必然，而且展望未来，也难以指望中共能对此产生突破，因为人文的复兴绝非可以召之即来。
(23)：汉维“代表”的谈判
我和同牢的维族青年E成了兄弟一般的朋友。我们经常谈的话题说起来会让人觉得可笑，虽然我们都是身陷囹圄的犯人，可是却在扮演各自民族的代表，进行的是未来怎样解决新疆问题的谈判。
“谈判”一般背著别的犯人进行，有时我们会在狭窄如笼的寒冷小院并肩踱步，一谈就是几小时，只有当武警持枪的身影笼罩在头顶时才陷入沉默。我们不是把“谈判”当成打发时间的游戏，非常认真，也有争论。例如我强调搞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最终一定伤害到维吾尔人自己。我以达赖喇嘛为例，一时看他的非暴力主义不如恐怖主义影响大，但今天那么多汉人迷恋西藏文化，信仰西藏宗教，汉地出版了那么多有关西藏的书，西藏成了汉人精英的时尚，这一切是与整个藏民族奉行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分不开的。在这种背景下，达赖喇嘛关于解决西藏问题的政治主张也逐步开始得到汉人的理解。相比之下，只要是跟穆斯林有关的题材，汉地出版社一概不敢碰，因为以往的教训使他们知道，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极端反应，造成事件。今天，维吾尔民族到底是怎样的情况，维吾尔人到底是怎么想，汉人几乎完全不了解，这与上述文化沟通的中断不能说没有关系。汉人轻易不敢去新疆城市以外的地区，连我这样习惯闯荡的人也不敢独自在维族地区旅行。这或许是出于一种误解，但正是因为新疆发生过的恐怖活动和激烈行为，造成了汉人认为维吾尔人普遍具有攻击性的看法。两个民族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对此汉族固然应该负主要责任，维吾尔族的精英也需要自省。我在海外遇到流亡维吾尔人，他们在对话前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说“新疆”两个字，只能称“东土耳其斯坦”，否则免谈。而那种要求等于是彻底关掉与汉人对话的大门，因为哪怕从习惯而言，也不可能让人把用了几十年的称呼顿时换成另一个，何况汉人对此还有认识上的巨大差异。面对差异，不应该立刻要求论定是非，不妨给互相之间一个理解和变化的时间。如果你就是不给他时间，汉人也不会求著你给，他也干脆不理你了，那难道对维吾尔人有利吗？毕竟在实力上是汉族强维族弱，弱小民族更有利的武器因此应该是道义而不是强力，是对对方人心的争取而不是一概而论的仇视与排斥。从这个角度看，达赖喇嘛的和平主义远比暴烈的恐怖主义更有力量。
E也批评汉人的国家主义。为什么你们汉人提起国家统一就认为是不可怀疑的公理？为什么汉人可以有自己的国家，别的民族就不能有？你们反对专制，追求民主，但是少数民族的民主你们是否尊重？如果少数民族的民主就是要求独立，你们是用民主的方式对待，还是用专制的手段解决？汉族精英动不动就用国家需要来为统一辩护，什么台湾岛链是中国通往太平洋的门户，西藏高原是中国腹地的屏障，新疆是中国未来的生存空间……然而国家是什么，国家只是一个概念，真实的是组成国家的人。也就是说，你们汉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考虑少数民族的需要，或者干脆牺牲少数民族的需要，这是否就是你们要求保持统一的实质所在？
我接受E对国家主义的批评，我原来对民族问题的思考也没有完全抹掉国家主义色彩，这次新疆入狱的经历让我开始对此反省和清除。我表示，国家的概念应该退后，民族的概念也同样应该退后，因为民族和国家一样是抽象概念，真实的存在只是具体的人。对我们来讲，重要的不是国家，也不是民族，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一个个母亲、妻子、丈夫和儿女，怎样能够让他们每个人都免于恐惧和匮乏，获得自由和尊严，才应该是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从这个角度，统一不是目标，独立也同样不是目标。如果维族和汉族能够和平地分离，各自追求适合自己的生活，我不反对，问题是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如果不能的话，如果分离一定带来冲突和流血，造成战争、恐惧和匮乏，我们就应该考虑是否可以在不分离的情况下，同样使各族人民获得自由和尊严，那就成为比独立更好的选择。
对此常会听到少数民族朋友这样说，只要汉族同意少数民族独立，少数民族绝对不会去和汉族发生战争。汉族民主人士应该做的是说服汉族人民同意少数民族独立，那样就不会有战争发生。对此，问题还是能不能做到？谁能说服十多亿汉人同意国家分裂？这里我打乱一下时序，谈一段后来的经历。2000年秋天我在波士顿参加一个中国不同族群人士的聚会。主办者把会议安排在一个林中修道院。每个人住的房间都有十字架上的耶稣昼夜俯视，圣经摆在床头。参加会议的都是知识分子，算得上各族群最有理性的代表，然而冲突的激烈还是使我感到震惊。在那会上，少数民族人士也同样要求汉族民主人士说服汉族人民同意少数民族独立。我对他们说，我因为写了《天葬》被你们视为朋友，但是在这个会上，我同样被你们视为具有父权意识和大一统情结，你们可以想一想，让十多亿汉人都能达到比我更被你们满意的程度，无保留地同意一半国土分离出去，究竟有没有那种可能呢？ 当然，我并不认为汉人的大一统情结是合理的，我只是说它已经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如果不能让它立即消弭于无形，就不能不正视。即便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民主，十多亿汉人也完全可能以多数票要求政府动武制止少数民族分裂。民主并不意味民族问题的解决。如果中国的少数民族足够强大，有和汉族进行战争的实力，最终打出个民族独立的结果，也算是一种“不自由毋宁死”的选择。然而所有少数民族的人口加在一起，也不足汉人的十分之一，军事和经济的实力相差更远，战争结果必然是少数民族的牺牲更大。因此我认为，战争不应该是少数民族考虑的选择，相反正是因为要避免战争，少数民族就应该放弃独立。
这样的逻辑可能会使一些少数民族朋友感到有讹诈的意味。人之所以是人，就在于考虑的不仅是利害，更重要的是尊严。如果把民族独立视为尊严的唯一体现，就应该是即使死也不放弃。不能活著得到尊严，就通过牺牲得到尊严。对此我非常理解，我自己也曾试图以死捍卫尊严，因此我才对新疆的前途格外担忧。
新疆是这样一个地方，维吾尔人800多万，汉人近660万，哈萨克族130多万，回族80万，柯尔克孜族和蒙古族各十几万，民族混杂，互相制约。从各自的背景来看，虽然新疆汉族的背后有十多亿人的中国，后援强大，但当地民族的后援也不可小觑。如当地7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而新疆接壤的8个国家（新疆是中国接壤国家最多的省区）有5个是伊斯兰国家，那些国家又通往中亚、西亚和阿拉伯等更广大的伊斯兰世界；当地5个民族属于突厥语民族，毗邻的伊斯兰国家也多属于突厥民族，他们的背后又有土耳其那样强大而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祖国”；新疆还有6个当地民族是跨界民族，且毗邻国家就是他们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塔吉克、蒙古、俄罗斯等。新疆当地民族很清楚只靠自己对付不了中国，因此从来都在世界一盘棋中考虑问题。当我听到新疆少数民族人士如数家珍地谈论周边国家、伊斯兰世界和国际社会时，经常为他们的广阔眼界感叹不已，自愧不如。我相信汉人未来在新疆面对的，一定不仅仅是当地民族，而是变量众多、错综复杂的力量。汉人搞定新疆绝非轻易之事。
安全厅看守所里有一个维族犯人，其他犯人私下里都叫他“国防部长”。我没见过“国防部长”，但一进看守所就开始听人讲他，他已经被传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是在参加车臣独立战争时被俄军俘获引渡回中国的。他之所以去为车臣打仗，是因为他们都是穆斯林，打的是圣战。那么将来维吾尔人若是打起了脱离汉人异教徒统治的圣战，其他国家的穆斯林——那些剽悍的高加索人，善战的阿富汗人，富有的阿拉伯人……会不会也一样会投入呢？
即使不考虑外力的介入，新疆本地的民族仇杀也会达到相当暴烈的程度。因为新疆的汉族和当地民族的力量基本势均力敌，当地的穆斯林民族的人口比汉人多（二者比例约为10:7），但是汉族掌握更多的资源，诸如武器、财富、技术和中枢位置等。如果双方不是势均力敌而是力量相差悬殊，冲突烈度反而可能会低。例如西藏汉人量少且不扎根，一有动乱迹象就会早早撤回内地，很少有人愿意留下坚守，种族仇杀的规模反而不会大。势均力敌却是最容易导致冲突升级的。新疆汉人一是人数众多；二是早在新疆扎根；三是集中聚居，尤其是在城市（如乌鲁木齐的汉人占到72.7％）和兵团——这决定了他们轻易不会撤离，即使是内地一时不能支援，他们也有保卫自己的力量。
仇恨调动起来是没有止境的，仇杀一旦开始就会走向盲目和疯狂，残酷程度将难以想象。波黑的民族构成特征和新疆有相象之处，但波黑的人口规模只是新疆的三分之一，照样打了那么多年惨烈的战争，流了那么多血，震动了整个世界。波黑是新疆的前车之鉴。如果我们不及早地想法防止，未来有一天新疆成为更大规模的波黑，可能性完全存在。那时被夺走的生命可能达到十万百万，每个民族都会流很多血，各民族孤儿寡母的哭声将会震动新疆的大地。
对那种前景，不仅是我担心，当地民族的有识之士也一样担心。在上海被拒绝住店的那位乌孜别克族教授对我说，中国将来肯定要出事，中国民主化之日，就是新疆血流成河之时，他一想起那种前景就害怕，因此他一定要把孩子送出国，不能让他们留在新疆。
(24)：自治是关键
我和E用了很多时间讨论如何避免未来新疆发生流血冲突。让我感到欣慰的是E也认为追求独立是不现实的，同时对新疆当地民族也不见得有利。我们之间的共识是，新疆问题的出路是当地民族实现名副其实的自治。
维吾尔人有一个政治笑话，说李鹏管理经济遇到了困难，去请赵紫阳复出继续为党工作，赵问让我担任什么，李说管经济的副总理，赵立刻拒绝说，我又不是维族！这笑话是讽刺不让维族掌握实权的状况。讲这笑话的维族朋友解释说，上海人到北京去当官你们都要骂“上海帮”，新疆的实权都被汉人把持，我们又怎么会满意？
其实不光官位多数被汉人所占，像新疆气象局那样的单位，一千多职工中维族只有三十多个；如果强调气象局是技术部门，需要懂专业，那么不需要专业人员的基层单位，如维族聚居的阿克苏地区，行署粮食处三百多职工中也同样只有二三十个维吾尔人……当然，用哪个民族的人只是自治含义里的最低条件。在西藏的各单位中，藏人干部职工经常是占多数的，但同样不能叫自治。即使民族地区的官员全部都由当地民族担任，并且掌握著实权，也不一定就是自治，因为关键要看那些官员是怎么产生的。如果都是由北京任命，自治就依然徒有虚名。只有官员是自下而上地产生于当地人民，自治才算开始具有真实的基础。
在民族地区走得越多，我越感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好处。那种好处是对双方而言的。以往经常谈的只是自治对当地和少数民族的好处，对此需要改变一种错误看法，似乎地方所得就是中央所失，少数民族所得就是汉族所失。事实并不是这样，自治带来的不是零和结果，而是双赢。
目前北京每年给西藏和新疆一百多亿元的拨款，还有各种其他好处，却换不来相应的感谢，反而无论是经济发展慢，城市建设差，道路不好，商品缺乏，生态恶化，犯罪增加，只要有问题，责任似乎就都在北京。给钱不但成了该给，如果没有不断增加，或者是增加幅度不够大，得到的就会是抱怨。少数民族地区的官员一谈有什么要求就是要钱，问他们何以能够伸手张口就要钱，他们反会对这种问题感到奇怪，如此要了几十年，已经是理所当然。
官场是这样，民间也有类似情况。乌鲁木齐的山西巷是维族区，那里的居民不执行政府的扫雪规定。家家户户只是把自己门前的雪往路中间扬，说路是共产党的地方，不归自己扫。每年临开春由军队进行“爱民劳动”，把路上一冬的积雪运走。一位新疆农业银行的维族干部告诉我，有些维族懒汉生活非常贫困，但是政府拨款为他盖了房子，他却立刻又会把房子拆掉，为的是卖木料换酒喝。新疆农村有相当数量给个人的贷款发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正是政府包办一切的结果，无论是个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还是官场的懒惰和无责任感，根源都在这里。
如果让当地人民进行自治，推举自己的政府，选择自己的决策，他们就会是而且只能是自己负起责任，出问题也要由自己承担，再也怨不著别人。这样一种结果，当地人民高兴，中央政府省事又省钱，何乐而不为呢？
以一个例子说明。1991年我在拉萨，因为原有电力跟不上拉萨规模扩大和用电增加，几乎天天停电，人们怨声载道。当局那时决定在离拉萨不远的羊卓雍湖建设一座新电站。然而羊卓雍湖是藏人的神湖，藏人认为建设电站对神湖造成惊扰和破坏，反对的呼声很高。对此，当局认为自己做的是好事，藏人的所说的神湖是迷信，于是坚持把羊湖电站建成了，前后施工8年，花了18亿元。今天的拉萨再也没有停电问题，然而藏人一边享受著羊湖发电带来的光明，一边骂著花了钱搞建设的汉人统治者，民间还流传汉人借施工之名挖走了埋在羊湖下的宝贝，国际上也把羊湖电站当作北京不尊重西藏文化的实例。在这种问题上，为什么不能把思路变一变呢？何必由北京决定什么对藏人是好事或坏事？对于少数民族的选择，是迷信还是科学并非最重要，那是人家的文化，关键看人家愿意怎么样。如果让我考虑羊湖的问题，莫不如让拉萨人以投票方式选择究竟是愿意忍受缺电的不便，还是愿意建设电站。投票结果若是不赞成，那就省下18亿元；若是赞成票更多，反对意见也就没有理由再把矛头对准北京，而中央政府那时拿出18亿元建设电站，也就成为对藏人的真正帮助。
国际社会一直有关于北京正在消灭西藏文化的批评，流亡藏人更是以此作为对北京的主要控诉。然而传统文化的衰败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哪个民族都无法回避，包括汉族自己也不例外。西藏传统文化是否能抵抗得住全球现代化进程，即使是达赖喇嘛亲自统治西藏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么北京何必要去自己背这种骂名，成为费力不讨好的挡箭牌呢？让西藏自治，让藏人去面对两难，进行选择，承受来自各方面的矛盾，自己旁观评论，岂不是藏人高兴，国际满意，自己减轻负担，又可以充当仲裁者？这才是对中央政府而言最聪明的做法。只要是国防和外交在中央政府手里，主权能够得到保证，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怎样自治，都不会有大碍。
有人可能担心资源的问题，真给了少数民族地区自治权，当地的资源——如新疆石油——国家是否就没有权力开采了。对此应该认定一个前提，即开采资源是需要对当地人民给予合理补偿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打起国家旗号就可以无视一切。然而对资源补偿并不会使国家难以承受。现在国家每年给民族地方的拨款，在那时就可以转换成这种补偿。双方变成了明算帐。以后就不必一个说我无偿给了你多少钱，另一个说你无偿拿走了我多少东西。一切都按交易规则来做，那对双方的关系肯定是更有利的。至于国家和地方的权益怎么分配和保证，可以在历史基础上通过协商以法律确定。国家拥有武装力量，掌握著最大的资源，根本无需担心民族地方真正自治后会发生失控。只要严格遵守和执行法律，一切都不会脱离掌控，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有这个自信。
不过所谓自治还只是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自治，具体内容是什么，在新疆怎么实行，都需要有十分深入的思考和设计。新疆实施自治的复杂性在于它是一个多民族混居地区，尤其是近七百万汉人怎样融和进新疆的自治中是一个大难题。新疆本地民族之间虽然也有诸多矛盾，但若不考虑汉人，他们之间共同的伊斯兰因素和突厥因素可以用来进行整合，然而有七百万汉人在新疆，强调伊斯兰和突厥因素就会导致以汉人为敌和排斥汉人，成为民族冲突的根源。
我和E在这个问题上花的时间最多。监狱里有无数的时间，人的耐心因此特别强，可以不厌其烦地在每一个细节上反复质疑、讨论和推敲，并且乐此不疲。目前世界上那些现成的模式——西方民主制、政党政治、议会选举等，都不能应对新疆未来的局面，甚至会加剧矛盾。在这方面我们的看法一致，只有找到一条不同以往的新路，才能使新疆问题走出困境。
E对我提出的“逐层递选制”表现出很好的理解和接受，这使我感到欣慰。和目前的其他自治概念都不同，逐层递选制是一种“全细胞自治”结构，它的自治是一层套一层的，自治之中还有自治。其实以往各种自治形式都非真正的自治，只是地方相对于中央的自我管理，对内仍然保持著统治结构。一般来讲，统治结构只能容纳一个统治集团，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相互对立的两个阵营，不管哪个阵营把握了统治权力，都意味另一阵营是被统治的，因此这样的结构特别容易发生冲突。而在逐层递选的结构，任何一个单元、任何一级层块都是自治的，不存在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集团，也没有一方对另一方的压倒优势。各方因此比较容易保持宽容和平的心态。同时，这种自治也给不同族群的自行组合提供了可能。在每个自治体内部，相互都不用担心对方干扰，也无从发生冲突。每个自治体可以奉行自己的原则，流行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成员。而自治体之间的交往则是在逐层递选的更高层块上由当选者进行的。那种高层交往富于理性并善于妥协。直到时间提供了足够的过渡，造成异质与分裂的根源已经淡出，社会就会逐步进入到相互融合的状态。
我无法在这里详细论述我们那些具体讨论。我当时尽可能地做了一些笔记。因为监狱当局经常搞突然袭击式的检查，为了防止笔记被他们当作“反动思想”的现行反映，我把笔记冠上了一个“古希腊城邦制度讲义（复习提纲）”的标题。看上去，似乎是我在默记过去上过的什么课，以及写下的一些心得。所用词汇都经过变形，谈的似乎是遥远的古希腊。
在监狱里，我得到了很多新的想法，对新疆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角度，对当地民族也有了新的理解。从这个角度，这次坐牢倒成了一个收获。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开始真正走进了维吾尔民族的内心世界。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做到的，即使在入狱之前，我专程来新疆结识维吾尔族朋友，自以为和他们有了很多交流，其实还是在他们之外。因为那时我还是以一个研究者的心态来看他们，把他们当作对象来观察。是监狱使我和他们的心贴到了一起，卷进了他们的共同命运，与他们承受起一样的苦难，和他们产生了血脉之间的融和。是的，自从我的血流在了新疆，新疆就不再是一个概念，当地民族也不再是隔岸相看的对象，而是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机体，会让我感到疼痛，让我感到目眩，也会让我感到情深意长，绵无绝期。
E的名字用维吾尔语发音，声音很像是一种气体和液体混合起来在耳边发出的汩汩流动，我用他的名字做了一首小诗赠给他，不过这里只能暂时隐去他的名字：
我割断了血管
血流轻快地歌唱：
××××
××××
你好！
××××
(25)：失去人权方知可贵
被抓以前，跟维吾尔人谈话总能听到“人权”一词，那时我是在抽象的意义上理解，也认为他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政治上表达不同意见，人权是个通用词汇，如此而已。直到自己尝受到被剥夺人权的滋味，才切身体会到人权的真实意义，以及它对人有多么重要。
今天中国的缺乏人权和毛泽东时代有所不同，那时政权以阶级斗争为武器，强行进入全部国民的个人的生活，剥夺所有的私人空间。今天阶级斗争已经难以为继，政权失去了同时进入每一个私人空间的能力，所以那些“安分守己”的公民（尤其是社会上层人），平时可以不太感受人权方面受到威胁。然而今天的政权仍然保留著与毛泽东时代完全相同的一点——只要它愿意，随时有能力侵犯任何个人，个人则没有任何能力在它面前保护自己，只是一粒任凭碾压的草芥。
对我而言，一旦被抓，立刻就如掉进一个黑箱，被切断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得不到任何信息，也得不到任何援助，只能听凭摆布。而对方是一个庞大机构，人员众多，资源无限，信息畅通，你如何有能力和它抗争呢？
进了看守所，同牢房犯人偷偷摸摸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照著法律条文帮我分析可能受什么指控，判多重的刑。那本刑法是我在里面唯一的法律知识来源，也是判断自己未来命运的唯一依据。然而只要外面一有响动，同牢犯人条件反射式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刑法赶快藏起。他解释说让“管教”看见就会被没收。我奇怪监狱难道不是最该让人读法律的地方吗？他嘲笑我的文人气。犯人如果明白了法律，就会给办案增加麻烦，犯人什么法都不懂才容易摆布。刚入狱的时候，他也曾要家里送法律书，结果都被看守所截下。这本刑法是以前的犯人传下的，怎么拿进牢房的已不可考，平时总是被藏在隐秘地方。我听罢不禁笑了起来，我是因窃密而犯法的，关到牢里却仍然在窃密，所窃的秘密就是中国的法律——这是多么黑色的幽默。
虽然有那本宝贵的刑法，却帮不了我太大忙。从那些条文中，我可以确定自己罪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据说中国刑法去掉了“反革命罪”是一大进步，但是“危害国家安全罪”看上去却更加宽泛，比“反革命罪”所能包括的内容还多。它的条文模糊，难以界定。在相关的十二条条款里，可以被安在我身上的看上去有好几条。那种语焉不详的词句——如“与境外机构、组织、个人相勾结”、“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煽动分裂国家”、“以造谣、诽谤或其他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境内外机构、组织或者个人资助境内组织或者个人……”、“为境内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解释的灵活性几乎可以随意扩展。怎么掌握那种灵活性是由当局说了算，想重可以重到判死刑，想轻也可以轻到无罪释放。其间属于“合法”范围的权力究竟有多大，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那时已经做好了被判刑的准备，不知道的只是被判多少年。关于我请不请律师的问题，同牢犯人的意见不一样。赞同的意见是，虽然律师不会改变大的结果，但是有可能争取到少判一两年。为了一两年的自由，请律师就值得。按照他们的经验，钱是少花不了的。因为新疆本地没有敢接政治案件的律师，只有从北京请。每次来回飞机，住旅馆，打车，再加上各方面的打点应酬，还得找熟悉新疆情况的助手，不考虑律师酬金，光是开销至少也得十万八万。不赞同的意见说，对一般的刑事案件律师可能有用，但是政治案件不是按照公检法的一般程序就能判的，肯定事先通过政法委（政法委是共产党内的一个机构，中国的各级公检法归同级政法委统一领导，所以公检法独立办案是徒有虚名），政法委定下来判你几年，法院绝对不会判成另外结果，所以请律师没有用，钱肯定是白花。
维族犯人一般都不请律师，除了知道律师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是因为没有钱。这将是中国通往现代化之路的另一种障碍，法治难以实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多数人请不起律师。大量地颁布法律不等于就是法治，所谓“国家越糟法网越密”。法律大量地脱离现实，与社会脱节，不为人知，难为人用，结果是人人都可能触犯法律。一方面在法不责众的情况下法律失去权威，从而进一步不被执行，另一方面人人犯法等于赋予了权势者新的迫害武器和寻租工具。如果人人都可以被法律惩治，那么惩治谁不惩治谁就成为最大的权力，法治也就成为新的专制。
我决定不请律师，除了相信律师不会对我的案件起作用，我还有一个打算——要把法庭当作讲台。法庭受审是唯一能让我对外讲话的机会，我必须要利用。而且那些话只有我自己讲，任何律师都不可能替代。
后来出狱时，我看到海外舆论把我的罪名说成了“泄密”，并且为我进行辩护，说我一直在体制之外，不可能掌握秘密，因此不可能有什么“泄密”。我当然感谢海外舆论对我的声援，但我认为我到底有没有犯法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按照现行的法律，可以把我定为犯法，因为我复印的材料上的确印有“秘密”二字。然而问题是谁给了他们这样的权力，可以任意把公共信息以“秘密”二字进行封锁和垄断？共产党总是宣称国家属于人民，如果真是那样，了解共产党如何治理国家就应该是人民最基本的权力，治理国家的信息就应该是最开放的信息。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谁去了解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窃密”，谁说出一点这样的信息就会被判为“泄密”。人民的知晓权被彻底剥夺，这是什么法律？是出自专制权力的恶法！对于犯这种法，我既无愧疚也不后悔。既然我选择了写作为业，我职业的功能就是要让人民知晓。对我来说，人民的权利是最高法律。这最高法律有权蔑视一切恶法！我“窃密”也好，“泄密”也好，都是恶法之下的罪名，也都是恶法所逼，因此只要是恶法不变，我过去这样做，将来还会要这样做！
当我在笼子一样的小院踱步默想法庭上的自辩时，经常会感到热血沸腾，甚至盼望立刻走上法庭。我向同牢犯人仔细了解新疆服刑的情况，如何下煤矿，如何烧砖窑，受苦的程度，生存的艰难，虽然对那种前景不寒而栗，但是在心里，我已经把自己未来的相当一段生命定位于新疆的苦役。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结果会是另外一种。
(26)：被“发展”
春节后审讯重新开始，我发现了一个没有想到的变化——审讯突然变得简单起来，不像刚被捕时那样步步紧逼和布满陷阱。我当初回避回答的问题现在不再继续追问，或者即使问也在表面，似乎只是走个形式。审讯者们好像因为春节喝了太多的酒而变得智力迟钝，失去了开始时那种精明、洞悉和令人畏惧的手段。我觉得多日绞尽脑汁做好的准备变成多余，甚至有点为失去较量的机会而遗憾。这种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他们从来就这水平，只不过是我的恐惧把他们的能力放大了？还是因为我的自杀使他们担心，不敢施加太大的压力？想来想去，大概不会那么简单。还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们已经搜查了我的住处，正在对成果进行整理，准备更集中的火力对我进行突破，现在不过是“战前的宁静”；另一种可能就是他们对我的案子在整体上如何处理变了打算。
对后两种可能的猜测又开始把我搞乱。前一种可能是让我已稍有平息的恐惧再次泛起，因为我思考出的不过是一些针对人和事的说法，只要那些说法能自圆其说，并且不可对证和不可追问，就可以过关。然而他们从我住处得到的是白纸黑字和电脑文件，就会使自圆其说的难度增加很多。我如何能用头脑再现那容量高达几个G的电脑硬盘，把上面成百上千的文件、邮件及其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全搞成无懈可击的自圆其说呢？就是让电脑来做也是一个大工程啊！但是想到后一种可能，不禁又让我萌生希望，会不会是他们终于认识到抓我是搞错了，已经不再准备给我定罪判刑，目前的继续审讯只是走个过场，结果将会是我被安然释放呢？摇摆在对这两种可能的想象中，如同在交替地进行冷热水浴。
不过我还是强迫自己放弃幻想，把头脑集中到再现家里的电脑硬盘和成堆的文件上，虽然那是个令人近于绝望的工作，毕竟耽溺于空洞的希望毫无意义，把时间精力放在实际一点的事上，即使不能全部做到，也是做一点算一点，比不做强。 一天晚上，又一次被提审。我以为跟以往的审讯一样，进了审讯室却发现那场面有点怪。除了专办我案子的几个人，K处长也在，坐在中间。最奇怪的是连祁师傅也坐在一旁，平时他从不在审讯场合出现。这次K处长给我介绍，祁师傅并不是个只管开车的司机，而是一位科级侦察员。今天祁师傅到场，是因为平时祁师傅对你不错。为了你更好，我们今天要给你一条出路。 K处长把他的话加了不少修饰，我听了好一会才全部明白。所谓出路，其实就是要我答应将来为安全部门工作。没错，我表示过在国家安全方面可以和他们合作，但那只限于研究，我一直做的就是这方面的研究。我不爱党但是爱国，我会对祖国和人民负责。
然而显然他要我做的不是研究，具体做什么，他没有说，而且表示不重要，他要的只是我的一个承诺——同意和他们合作。“也许很久都没事，甚至不会跟你联系，只是偶然有需要，才会请你帮一点忙。”K处长轻描淡写。 我一时没有说话。当我在医院急救的时候，我曾对K处长说了当年容国团自杀前说的那句话——“我爱荣誉，胜过生命”。他是对人能够有这样的心态全然不相信呢？还是因为习惯了权力可以控制一切，因此相信只要权力在手，就可以任意改变人心呢？ K处长看我沉默，把选择摆到我面前——现在我还没有被正式逮捕，但拘留期马上要过，是否进行逮捕也马上要定。
如果我同意他所说的，他们可以不把案子交给检察院，也就是不进入法律程序，自行了结。如果我不同意合作，他们就将按程序上报检察院批准逮捕。我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齐全，检察院肯定批准（检察院从来不会不批安全机关申请的逮捕）。那样就进入法律程序，也就不再是安全部门一家的案子，最终就一定要搞出个法律结果。在法院进行判决之前，他们还有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对我继续侦查，那时他们会好好研究我的电脑和文件，其中所有问题都要搞清楚。如果发现了新的违法，将对我数罪并罚。如果发现还有其他人共同犯罪，也要进行同案处置。说完这些，K处长又给我描绘了一番新疆监狱的恐怖情景，强调地告诫我，那可不是你们文人能呆的地方。 K处长虽然是个维族，但是他很懂得汉人那套攻心方法，运用自如。他的话的确使我感到动摇，“不干”两个字几次就在嘴边，始终没有说出口。
我当然知道我肯定不会去真为他们工作，我的动摇在于头脑中产生的另一个思路——这是不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 如果是，又应不应该利用呢？ 我长时间地沉默，一直没有表态。已经到了深夜，K处长说明天再听我的回答。临走前祁师傅劝我好好想一想，要为自己想，为家人想。此时再听他这些话，我在以往对他的感激之心之上开始加上了一些猜测，他过去对我那些关怀，究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好，还是出于在案件侦破中被分配的角色呢？ 那夜我几乎没睡，翻来覆去地想。这毫无疑问是个机会。至少可以让我脱离监牢的黑箱，和外面世界恢复沟通，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也可以让我做这样几件事：一是母亲、还有义父夫妻几位老人本来都指望我照顾他们的晚年，如果我做不到了，至少应该见他们一面（说不定是最终告别），为他们的未来做一下安排。
不尽这个义务，我难以安心；二是虽然我为那些可能受牵连的人想好了不连累他们的说法，但如果他们在被安全警察调查时口径和我不一样，就会形成“各个击破”，能出去做一次“统一口径”，可以确保他们的安全；三是能够出去一段，至少可以获得信息，进行活动，增加营救自己的机会。哪怕只是重新看看我的电脑备份，也会使对付将来的审讯容易一些。 还有一个理由，似乎不应该成为理由，但对我当时的心态却挺重要，就是指望能利用这个机会换个监狱。在新疆服刑，除了条件差和苦，最主要的是给家人负担太大。能换到北京的监狱服刑，我在这方面的心理包袱会轻得多。我若先是假装答应下来，先回北京把该做的事做完（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家己被搜查），再告诉他们答应是假的，那时再把我重新收回监狱，是不是审判和服刑的地点就可以换成北京了呢？ 想清楚这些都不难，让我辗转反侧的不在这儿，而是到底应不应该做这个假？
那不在于是否可以把假承诺当作计策来用，邓小平当年信誓旦旦写下“永不翻案”的保证书，上台不也照样不认？让我犹豫的是即使是假装，毕竟也是一种屈服，哪怕只有几天，也是我的人生上的一笔。要不要让自己书写的历史有这么一笔？应该不应该？值得不值得？ 仅以理性衡量，似乎没有问题，又不是真去为他们做什么，只当是调侃他们一下，却能解决重要的实际问题，为何不做？但我怎么也无法消除一种心理，那跟实际问题无关，就是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对，不应该，却说不出不对和不应该在哪。 几天前在牢房偶然看到人民日报（犯人可以不定期地看到过期报纸）有一篇报道，韩国几名五十年代入狱的政治犯因为一直拒绝在悔过书上签字，被关押了四十多年，一直到新上台的金大中总统特许他们免于签署悔过书，才解决了释放他们的障碍。
我当时问E，签个字只是手指一动，立刻可以自由，而不动那一下手指的代价是四十年监狱，换了我们会怎么选择？我们都为此长时间地唏嘘感慨。我不怀疑那几个韩国政治犯出了狱反而会陷入茫然，因为他们坚决不悔过的就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和对北朝鲜的向往。然而我还是非常非常尊敬他们，因为精明、理性、识实务那些品质在我们周围和我们自己身上都不缺乏，缺的就是这种至死不渝的坚定。 不过想是这样想，我最终还是用理智说服了自己。那理智似乎足够充分——你不能为一时意气放弃对家人的安排和对朋友尽责的机会，做那种看似高尚的事，实际却是一种自私的洁癖。我无法确定我的选择是不是也属于已经腐蚀了整个中国国民精神的实用主义的一个变种，我当时已经有点想不清楚了。
第二天继续谈，我表示同意他们要求的合作。他们对此并不出乎意料，也许他们以前就没有见过拒绝这种交换的。杨科长让我写一个保证书，实际完全是他口授，我一字不动地听写。因为不允许我留下底稿，我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记住保证书的内容，大致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要为他们提供帮助；将来如果有新帐（可能就是我拒绝提供帮助），我这次犯的事就作为老帐加在一块处理；包括一些很具体的内容，如我在外出去每一地之前都得向他们请示，写每篇文章都得让他们审查等。我冷眼看著杨科长一板一眼地琢磨词句，他们真觉得有资格提这些要求，并且真地认为我会照他们说的做吗？最可笑的是还要求我不许跟安全部门的其他机构接触，哪怕是北京的安全局也不行。
我差一点就问：如果是安全部长呢？看来他们之间也在互相玩把戏呢。 杨科长口授完毕，请示K处长，再让我修改和抄写，最后按上手印。好啦，他们大功告成。表现出心满意足的模样，挨个传看我写的保证书，只有祁师傅没动。我在一旁观察他。杨科长第一遍叫他的时候，他说他不用看，但是第二遍叫他的时候，他接过保证书，跟别人一样仔细地读了起来。对此我当然不会奇怪，但内心深处的确感到了一点惋惜。 后来又要我写一份悔过书，那是了结案子的必要程序。对于已经写了保证书的我，不过是小菜。共产党一直保持一种滑稽的文字崇拜癖，似乎只要是写成文字的事就成了真的，不会再变。
经过那么多次运动，它的档案库里堆满了千万吨这种朝三暮四、充满谎言的废纸，为什么它在这方面仍然没有稍微聪明一点？不过我还是避免亲笔写下恶心的话，只是谈了一番法律和我在法律方面的失误，表示以后要好好研究法律，言外之意是再不让他们抓住。然而那不过是一种自我安慰的阿Q心理罢了。
(27)：出狱
离开看守所时天下小雪，天阴得黑沉沉。我和E等狱友告别，彼此神色凝重。我没有告诉他们我做了什么，“管教”站在一旁监视。走出看守所大门之前，我对看守所所长说了句“下次再见”。警察们都笑起来，认为我是在搞幽默。
我并没有马上自由，被软禁在一间招待所，有人昼夜看守。按照K处长所说，他们还需要跟我谈几天话。第二天中午K处长设宴。送我去赴宴的警察炫耀地告诉我那是江泽民曾经下榻的饭店。席间有人拍摄K处长跟我碰杯的照片，其他警官也来合影。我想那些照片都会放进安全厅的档案。K处长大概认为这样一种反差会给我打动，对我说你昨天还是阶下囚，今天就是我们的座上宾，这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我回答说，没错，从此我就成了你的线人。这样的回答使他有点尴尬，他做出不屑表情，反问你以为你做得了线人？他的意思是我现在还不足够卑贱，得一直沉沦下去才能达到充当线人的水平。他虽然只是一个处长，口气中却总有决定他人命运的霸气。这也难怪，多少人从他手里走进监狱和刑场，命运的转折甚至生命的存亡全取决于他怎么下笔。我俩坐在一起各打鬼胎，想一想也很有意思，我是个汉族，为维吾尔人的问题来新疆“窃密”，他是个维族，为汉人政府抓我审我还“发展”我。不过，不考虑他的工作，他身上还是有一些维族人的优点，比汉人更为直率坦诚，不太玩弄小伎俩。
吃完饭回到软禁我的招待所，一切突然开始加速进行。他们忙著办理有关释放的手续，原来说还要进行的谈话也没了。杨科长这回是主动督促我给北京打电话，告诉家人明天我就会到家。这反而让我产生猜疑，为什么突然变成急于把我赶快扔出去呢？后来知道，正好就在那两天，海外传媒开始密集报道我被抓的消息。当局大概是希望我尽快出狱能起到平息舆论的效果。
当晚K处长到软禁我的房间，告诉我北京市安全局来人到乌鲁木齐接我，第二天一早我们一块飞北京。我不知道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变化，这回不再说不许我与安全机构的其他部门接触，而是煞有介事地说“今后你就归北京局领导”，听得我毛骨悚然。
我和K处长做最后谈话时故作深沉，引用了“革命导师”的话。我说：“斯大林说过，没有进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希望有过这次经历，从此成为一个完整的人。”K处长神情异样地盯了我一会，看得出已经感觉对我没有把握。
第二天，1999年3月13日，我被捕后的第42天，北京安全局一位处长和他的助手带我上飞机。我做好准备下飞机后可能还会被带到北京安全局的什么地方继续受审，然而没有。飞机降落时那位年轻精明的处长告诉我可以自己走了，不要让人看到我们在一起。此时我说要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休息，然后才能和他们谈话。算起来我在外面一星期应该能办完所有事，就可以再回监狱了。
(28)：给江泽民写信
回到家里，我给家人讲的第一件事就是出狱是暂时的，很快我还得回去，让他们先有一个思想准备。海外媒体的消息很快，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来源是什么，我刚刚到家就开始报道我已经被释放。在分析我被释放的原因时，普遍把原因归为我母亲给江泽民写了信。
回家后知道，我母亲的确为我的事给江泽民写了信。按道理，这是他们之间的私事，本不应该由我来讲。但至今凡有提到我的地方，往往都把这一条捎上，有人因此认为我是有恃无恐。所以，我需要对此稍做解释。
海外媒体说我父亲是江泽民的老上级，其实是捕风捉影。我父亲与江五十年代都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但当时一汽有六万职工，如今都可以说与江是同事。我们两家当时就没有什么来往，江离开一汽后更无任何联系。倒是我的义父在一汽工作时与江关系稍近，后来彼此也见过一两面。我被捕之后，是我义父给江写信，同时捎带转去了我母亲的信。但是他们的信都没有得到回音，至今也没有证明起过作用。我在新疆牢房里从没想过这种关系能帮什么忙，更不要说在以往写书时指望受到他的保护。
对于我要宣布保证书作废，家人都表示支持，但他们还是建议先写一封给江的信更好。万一我这次出来有那种作用，说不定还能因此避免再回监狱。
一个星期很快过去，当我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两封信——一封给江，一封给新疆安全厅K处长——也都写出了草稿。第一封信口气比较缓和，描述了事情经过，表明了我宁可重回监狱，也不会去搞“秘密工作”，也表达了当然更希望能够不回监狱。一位朋友像编辑一样审查一番，从中删掉了有“刺激性”的文字。按理说我应该在这里附上两封信的原文。我曾把所有关于新疆入狱的文件放进电脑一个专门子目录内，包括出狱后趁保留记忆时默写的监规、给新疆安全厅写的保证书等。我把那子目录设置为隐藏状态。可是准备写这篇东西的时候，却发现隐藏的子目录仍在，并且可以显现出来，目录里面却是一片空白，一个文件都没有了。我一直没有想通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说黑客可以趁联网之机侵入别人电脑，把电脑中的文件取走和删除。然而谁又会是那黑客呢？
时间太久了，已经很难记得起我在两封信中的具体言词。现在能够记住的，只有当时在新疆牢房墙上看到的一首诗。那是不知何时的犯人用维吾尔语写下的（因此才能够留下）。E给我翻译出意思，深深打动了我。我在给新疆安全厅的信里，用汉语把它写出——
朋友说我这样做会死
我听了便笑起来
审判者说我会因此被打进地狱
我说那我就去习惯地狱的生活
给江的信先发了两天，等到该发给新疆安全厅的信时，家人和朋友都劝我不要发了，有给江的信就可以，已经可以表明我对所写保证书的废弃，何必再去惹安全部门。也许我不再惹他们，他们也不再来抓
长春一汽集团最新推出的红旗世纪星轿车在广州举行投放仪式。
我，这事就可以这么了结了。我当然希望事情能够就这样了结，谁也不愿意再进监狱，可是万一江收不到我的信呢？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给他写信。或者他即使收到却没有理睬呢？如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没有寄出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就等于没有收回我所写的保证书，那保证书因而就不再是假的，而成了真的。这种结果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在这一点上，必须做到非常明确，不能有半点含糊，因此不管可能带来什么结局，我都必须把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发出去。只有发到那里的信才会被放进我在新疆的案卷，和那份保证书放在一起，它们之间才构成一个完整状态，才能对我这段历史做出一个明确交待。 我直奔邮局，用挂号寄出了那封信。我当时行色匆匆，其实是怕我自己被家人和朋友说服。我问邮局的职员，回答是信要一个星期寄到，我想再加上他们的研究时间，应该还有十天左右。于是我开始做准备，收拾好回监狱需要用的物品，买了不需要鞋带的鞋和不需要腰带的裤子——监狱不允许有任何带子，买了适于劳动而且耐脏的衣服，准备了英语教材等。监狱里睡觉不允许关灯，我特地翻出飞机上用的眼罩，免得每天用毛巾遮眼才能睡觉。我把那些物品装好一个包，可以随时提起就走。剩下的就是等待了。我还不加节制地吃东西，为回监狱积累宝贵的脂肪。
(29)：反省
发出给新疆安全厅的信后，时间一天天过去。其间北京国安局那位年轻处长约我见过两次面。两次我都准备被带回监狱，然而都没有。他们谈的是另外的话题。虽然很客气，我们之间却进一步摆明了分歧。我表示我愿意为国家安全做事，但国家安全不是党的安全，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在上，党的安全在下；那处长却立场鲜明，对他们而言，党的安全是第一位的。我真有点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叫国安部，应该改名为党卫军才对。另一次见面是在法轮功包围中南海之后，他来询问我《黄祸》中所写的气功和法轮功有没有关系。我告诉他法轮功相当程度上正是限制正常宗教发展的结果。从那以后，大概是我寄给新疆的信被转到了北京，他们就再没有跟我联系。
那段时间我心理矛盾，一方面盼著能这样就过去，不再回到监狱；一方面又觉得如果不重回监狱，我的自由好像就是靠“卖身”而得，无法轻松坦荡地享受。很长时间我难以面对友人，因为解释不清。他们都认为是母亲的信使我得到释放，我也只能任他们那样想。随著时间不断延长，越来越表明事情可能真会就这样过去。家人悬著的心逐渐放下，我的神经也慢慢松弛，然而内心却有另一种痛苦同时增长。
有一度，那痛苦曾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动摇了我做人的信心和对人生意义的信念。我无法摆脱灵魂拷问。如果事情真如我设想的那样，出来一下再回监狱，那是占了便宜，写过的保证书和悔过书也都一笔勾销。然而事情就这么无声无息地完了，不再有下文，白纸黑字的保证和悔过就成了无法改变的存在，成了我的人生记录和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虽然我给新疆安全厅写了信，但那不足以使自己得到安慰。不管有多少条理由，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的软弱。
某种程度上，悔恨也有一部分来自投机心理。有时不免会想，如果我出狱真是别的因素起作用，“发展”我只是新疆安全厅附加的一个讹诈，即使不答应，他们最终也得放我，如果真是那样，我的“计谋”就只是白白弄脏自己。一种对没看准赌注的悔恨长久挥之不去。然而在理智上我很清楚，这样的投机心态要不得也没有意义。如果我当时以投机心态押宝在一定放我，最后却没有放，那照样会后悔。靠投机得到的赢不是赢，这次赢了下次还会输。我要反省的不是押宝的成败，而是在人生关头到底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决定，是以功利为标准，还是以道德为标准？按照功利标准，我的选择没错，理由充分，结果也挺好。可是我为什么不感到满意，反而感到痛苦？正是在那种心态下，我真正理解了康德的名言——“头顶是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人生最终面对的不是功利，是永恒和终极，功利得失不能充填人的心灵，必定烟消云散，而人生的根本是要由道德支撑，并且由道德进行评判。
我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我的人生失去了道德的圆满，生命中留下了无法弥补的道德缺憾。正是这一点使我失去人生自信，感受到人生支点的动摇。每当我读到别人在狱中坚贞不屈和英勇斗争的经历，都不免产生自惭形秽的感觉。
我出来后，经常有人问我在里面有没有受虐待。我难以回答。是受刑才算虐待，还是关押本身已经属于虐待？不过如果只是对我进行关押和审讯，我可以理解。虽然那是恶法，但也是法，只要是按法律办事，恶也有它的道德和道理。然而胁迫我变成它的爪牙，那就已经不仅仅是恶，而是邪恶。邪恶是没有任何道德和道理的，只有不择手段的卑鄙和吞噬一切的残暴。我打心底里憎恨邪恶。
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正碰上一个法轮功信徒在离我住处不远的街上自焚身亡。我虽然一直反对镇压法轮功，但也不奇怪专制政权对异己实行镇压。镇压只是恶，还不是邪恶。而在第二天（2000年2月17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焦点访谈》，事先不告诉自焚者的母亲真实情况，先对那母亲进行采访，然后再由警察通知她的儿子自焚身死，当场拍摄那母亲的震惊和嚎哭放给全国观众。这就是泯灭人性的邪恶！在邪恶者的眼中，这世界根本没有人的存在，所有人都是供其任意摆弄、使用和销毁的工具。
邪恶者可以一时得利，长远却会毁于它自己的邪恶，因为它的邪恶必定不断制造自己的敌人。我在监狱时曾幻想，假如真出现中共电影中常见的那种镜头，突然铁门打开，某党代表亮相，进来握住我的手念白：“同志，你受委屈了！”我不敢说我会涕零，但我肯定会感激。我的被关被审可能就此一笔勾销，而且还会感觉该给它回报。然而它没有，它把我从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抓进去，要变成一个见不得阳光的爪牙放出来。可以说，是新疆的这次经历彻底斩断了我和中共在渊源上的相联。在此之前，不管我怎么批评中共，根源上和它仍有相连之处。以往游离于中共之外，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有“未遇明主”的因素。一旦中共出现愿意推动中国政治变革的领导人，说不定我还真会去甘当“智囊”或“幕僚”。
其实我的新疆之旅，已经开始有了一点那样的味道。如果按照宗教信仰者的思路，也许可以把我这次被捕和其后的经历看作是神意的安排——神看到我有可能成为权力的工具，便用这一惩戒来改变了我的轨迹。
(30)：尊严之路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曾想出一个洗刷自己的极端方式，以去安全部“自首”的方式，宣布在新疆写的保证书是假，要求重回监狱。当然我克制了那种冲动，因为太有做秀之嫌。但是从那时起我就做出明确决定，必须把我经历的一切全部公开，只有那样，我的内心才能得到宁静。当时没有马上做，而是拖到今天，主要是不想让家人受直接刺激，同时希望给他们做好没有我也能安度晚年的安排。做到这一点，需要时间。
有些人对过去的事不愿再提，认为重新揭开疮疤没有意义。然而历史不是只要有意遗忘就不存在，不管你说还是不说，历史就是历史，成为历史就永远不可改变。人需要反省，而反省首先就在于正视历史，敢说真话。这样的反省决不是庸人自扰，可有可无，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敢讲真话，那社会就既不用起义，也不用革命，再强大的专制暴政也会顷刻瓦解。中国之所以能够如此长久地维持专制统治，很大程度就在于专制者成功地做到了让人们不敢和不愿讲真话。
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付出的代价会有多么沉重。然而专制权力就是这样，怕它的人越多，它就越强大，人们反过来就会更怕它。要打破专制，就必须突破这种循环，而突破只能从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开始。监狱的日子不好过，但是监狱总要有人去，自由是从监狱开始的，追求自由也就不能回避监狱。
朋友说我这样做会死
我听了便笑起来
审判者说我会因此被打进地狱
我说那我就去习惯地狱的生活
每当我默念这首诗，我都会感到力量。现在，我已经重新准备好监狱用的物品，装成可以随时提起就走的一包，等待著“专政工具”们的光临。
Q曾安慰我，经过新疆的这番审查，我从此对官方而言就清白了。然而，我对官方清白了，对民间却变成了不清白。我并不指望写这么一篇东西就可以洗刷自己，效果甚至可能是相反的，我会为此承担更多的丧失——同时丧失官方目前对我的容忍和我在民间舆论中目前尚好的口碑。然而即使如此，我也必须做，去接受该有的后果，因为是自己写下的历史，就必须由自己承担该承担的一切。
当然，我这样做也不全是牺牲，也有对我而言的必要和好处。从新疆回来，我断绝了任何与官方牵连或可能牵连的事，主要出自一种心理原因——只要不把新疆经历公开出来，与官方的任何关联都不能让我避免当爪牙的感觉。然而，自由应该是没有忌讳的，包括不刻意回避与官方合作。有了那种刻意，就已经有了预先设置的不自由。安全局那位年轻处长约我谈法轮功的时候，包围中南海的事情刚刚发生，高层还没有制订出如何对待法轮功的决策。那时我已经预见法轮功无法消灭，迫害有助其向正式宗教发展，会出现宗教殉难者等，这些后来都得到证明。那处长希望我把看法写出来，并向我保证可以通过直接渠道送达高层。他态度恳切，但是我拒绝了。拒绝的原因就在于我曾写过的保证书。为了保证那保证书的确是假的，就必须回避与官方——尤其是安全部门——有任何合作，否则那保证书就成了真的。后来看到当局的决策出台，在镇压路上越走越远，双方互动导致法轮功的激进化、政治化和国际化，成为未来中国一个危险的因素。我想当初如果把看法写出来，哪怕能产生一点作用，开端的些许差别，也许就能导致后面分道甚远的走向。这样做不是对当局效忠，而是对祖国与人民尽力，也是对人道主义的尽责。我没有做，其实正是失去了自由的表现。如果要重新获得那种自由，前提就是要把我在新疆的这段经历说出来。
有人说我写《黄祸》改变了西方国家对中共的态度，因为惧怕《黄祸》描写的中国崩溃，西方把推翻中共的战略变成了帮助中共稳定中国。我无从证实《黄祸》起到过这样的作用，不过我可以承认，推翻中共的确不是我的目标，甚至我愿意与中共进行更多的合作。中国现在就像在悬崖边上摇晃，如果跌下悬崖，那是无法在中间停下的，只能一摔到底，粉身碎骨。相比这个前景，其他一切都排在次要。如何能把中国从悬崖边上拉住，才是首当其冲的问题。我不否认中国之所以到了悬崖边上，正是中共所为的结果，我也决不支持要避免黄祸就只能维持中共统治的逻辑。相反，我写《黄祸》不是为一党专制提供理由，而正是用极端的描写发出告诫，不改变中国的专制政治，黄祸才是最终一定不可避免。而中国发生动乱和崩溃，承受最大苦难的是中国人民，不是统治者。为了避免人民的苦难，我们不应该拒绝任何可能。中共如果能自身发生转变，将是中国人民的最大福音。即使目前还看不到任何一点这方面的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争取那种前景。
现在回头再看新疆的经历，距离和时间使我超越当初的激动与痛苦，开始感受到蕴含深层的收获。它让我在为尊严斗争的过程中彻底反省，把摆脱对权势的依附变成自觉；它使我设身处地体验到少数民族的情感，清扫掉我内心深处的国家主义残余；我以自身的经验理解了人性脆弱，从而有了更多对恐惧与屈服的宽容，以及有了对专制暴政加倍的憎恶；生死边缘走过一遭，使我万事看开；我在那时向上帝祈求的勇气，正在润雨无声地渗入我的灵魂；我不认为从此就会没有软弱，但肯定可以更少恐惧，更多坚强，让我以更勇敢的姿态，去面对仍然张狂于这个世界的邪恶
(《新疆追记》全文 全文完博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