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涡中的中国文化

1，民族主义思潮

　　《文明的冲突》一书作者塞缪尔•亨廷顿博士认为，东亚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儒家等级观。他认为，“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其中亨廷顿博士引用一位著名日本学者的话说，“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这种看法，受到了它在现代以前与中国关系的长期经验的影响。”亨廷顿博士把古典儒家文化思想延伸为儒家文化区特有的思考方式，他认为，“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亨廷顿博士还认为，儒家文化区把长远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考虑，不同于西方国家着重把握眼前利益的思维方式。

　　权威等级，作为儒家文化“礼制”所强化出的中国古典皇权文化一种，经过了上世纪54运动与文革的洗礼之后至今并没有完全在中国人身上消失，此影响的遗留性还是有一定量的沉淀。再而，亨廷顿博士认为，儒家文化区习惯于国内政治反映于外交上的思路，值得我们思考。我对亨廷顿博士所提示的，权威等级、内外政治思考模式、长远利益这三个方面是否就契合现代中国状态犹为感兴趣。换句话说，此文将把内政、外交、文化、政治等统一于亨廷顿博士所认为的儒家文化的三个价值观来思考，以此剖析当代中国。

　　一般认为，中国自1842年开始为西方文明对之强烈冲击的开端，结束了在东亚地区为该地力量中心的位置。如果没有约二百年前西方大木帆船频繁串联起中国与世界，这个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庞大帝国，对于世界的认知就是以最文明的生活方式、最强大国力、最先进科学文化而自居。1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至19世纪结束，中国自产自销的封闭式经济结构与在该地区的政治辐射力被全面瓦解，过去长期服从于“天朝”等级制度下的卫星国开始分崩离析，其中日本作为东亚新兴强国开始超越中国，虽然周边国家超越中国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但这一次超越的影响远远不能同以前相比，冲击波触及到了中国一个二千年不变的主要力量源泉，儒家文化。这是该地区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格局，西方的加入与日本的兴起，改变了该地区的力量结构，这种影响不但在经济上更深刻体现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在19世纪中期以前，经贸上中国以丝绸、瓷器之类为主要出口产品，数千年的自给自足经济结构，使得中国对外贸易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这种贸易差距成为了西方进口而中国出口的单边贸易，一直维持到第一次鸦片战争，过后西方向中国以年均4000余吨的速度倾销鸦片，光鸦片贸易中国需年支付白银3000余万两，当时大清政府的全年财政收入约八千万两，而鸦片贸易的毒资已接近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这种贸易只能以消耗积累的方式来支付，不过数十年时间中国积累就已经见底。经济消耗的另一方面为战争赔款，大略计算，第一次鸦片战争签署的《南京条约》需中国赔偿英、法2100万元，《天津条约》签署赔付白银1400万两，并且抢走圆明园里大批珍宝，过后一把火烧毁了那个万园之园。日本第一次入侵台湾，签署《北京专条》赔付日本白银五十万两，甲午战争中国签署《马关条约》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三千万两，这笔巨款相当于日本当时7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辛丑条约》竟然要赔付西方各国计本息白银九亿八万两，中国人十年里面不吃不喝也赔偿不完。

　　接连地抵抗失败，与大规模的经济损失，使中国人不得不正视到自己已经处在文化、科技、军事等全面落后状态。《大棋局》作者布热津斯基博士这样说道，“自远古以来，人口众多的中国一直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和自豪的文明。这一文明在所有方面都是极为先进的：哲学、文化、艺术、社会管理技巧、技术发明和政治权力。中国人不能忘怀的是，到约公元1600年以前，中国一直在农业生产率、工业发明和生活水平方面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么，中国从辉煌的地位上跌落下来，在过去的150年中蒙受了种种屈辱，是一种畸变，是对中国特性的亵渎，也是对每一个中国人个人的羞辱。”

　　我完全认同布热津斯基博士的观点，如果一个人从呼风唤雨的辉煌顶点，被人以武力攻击、引诱吸毒等不文明方式，而沦落到一个任人鱼肉的地步，无疑这种心理落差将是非常地奇特，说之价值观被亵渎，身心被羞辱也毫不为过。在这种落差中，中国人普遍抱有一些异常复杂的情感，可以称之为畸变。我认为在一个半世纪里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与看世界的眼光，且一直就无法正常自己的心境，集中体现成某种偏激的观念，自尊与自卑并存心里，而这种心理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迈向另一个极端。究其原因，近代遭遇对中国人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人以一种极其偏激的方式被击败，自然这种方式也就引成中国人极其偏激的眼光。中国人被击败的方式是完全背离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之外，是以毒品，这种欲望难以解绝的药物，冲击了儒家的禁欲观。是以抢劫方式被洗劫一空，冲击了儒家以和平为主的道德观。是以日本过去屈从中国朝贡关系的国家入侵，冲击了等级秩序观。最后中国人发现，原来我们并不是天下的中心，我们只是一群人，所有遭受的困难原来都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而赔款与战败之后被群体性蔑视，冲击了儒家的“天下观”。中国人开始思考最终答案，“我们”的意识开始引成，儒家的“天下观”瓦解。

　　“天下观”是儒家的顶峰思想，天下是什么？明末清初的名儒顾炎武在《日知录。正始》中说道，“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也就是说，“天下”其实是一种道德观，当“率兽而食人，人将相食”的时候，人吃人的时候，天下就亡了。而构建起“天下”的是礼制，以礼构建的等级制度。长幼尊卑有序，子从父地往上推，亨廷顿博士笼统地归结为“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这个解释有误，应该是“天下”这个道德观高于国家，其实是“社会（公理）高于国家，国家高于个人。”而大规模地持续入侵与失败，过后的整体负担损失与被蔑视，把中国人的国家观提升到了第一位，为了保证不至于被整体蔑视与损失，必须把单个的利益归于一体，既然公理道德已经被强制性的鸦片贸易、掠夺、无罪状入侵等所打破，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再占据到第一个位置，国家利益随之上升到顶峰，“我们”这种情绪加深。“National”思想随之兴起，“National”这词具有“民族”与“国家”的双重涵义。“National”与中国理解的某些含义不同，中文的民族与国家为两个词，是有不同的含义，民族一词偏向于血缘种族，而“National”一词可以解释为国家。“Nationalism”民族主义有时也定义为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在中国萌芽直接原因就是中国近代所遭受到的被侵略、被掠夺、被蔑视的困苦，这是直接的催化剂，同时民族主义的萌芽把传统的儒家思想逐步地撞碎。

　　民族主义最早起源于欧洲，与西方用鸦片、掠夺、战争等方式迫使中国屈服相一致，在文化层面上，民族主义兴起就是最早的表现之一。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历史上的一种现象。它并没有以可辨认的形式存在于中世纪。”

　　《大百科全书》定义民族，“①指历史上形成的、处于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各种人的共同体。②特指具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人的共同体。”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种价值观念，即民族主义观念的第一个时期。由西方撒播，同时也成为了西方力量从地球各个角落急剧缩减的主要原因之一。民族主义是一种朴素的力量，它的内涵就是把“我们”集合起来。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我们”不是中文定义的偏向血缘的民族，而是“National”民族，偏向国家的民族，“Nationalism”民族主义也可以理解为国家主义。

　　近代，中国从推翻帝制救亡的革命到54反帝爱国运动再到举国投入的抗日战争一直到“在本世纪末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的口号，直至“和平崛起”论，所有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一种——民族主义。无论是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以至中国能够存在的所有团体组织，他们能够共同遵循，能够契合的唯一价值观——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唯一不变的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从推翻帝制直到改革开放一直都围绕着她转。可以这样说，近代中国就是民族主义史。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作为一种朴素的力量她可以融汇在任何现代政治学说当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也或是自由党还是纳粹党。说得简单一点，任何党派都不可能以不爱自己的民族而自诩，没有民族主义成份在里面的现代党派是不存在的。民族主义本身起点相当地低，要求并不高，爱自己的国家或者民族，她也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具有普世性，所以才会于上个世纪引成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共同信奉的一个价值观。

　　然而，她也并非与古今一些著名的政治学说没有冲突，如广泛的自由主义理念或者共产主义当然也包含着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甚至冲突在纳粹主义中。这一切其实并不难理解，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是一种中性理念，他可以有向上兼容的思想也可以有向下兼容的思想，但同时也会有冲突，那就是第一性的争夺。我一直认为民族主义难以引成自己一整套完整的政治学说，事实也的确如此，就如著名的民族主义研究权威卡尔顿。海斯所说，“关于爱国主义、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历史和属性的总体研究，至今在任何语言中都不存在。”

　　有人说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她能迅速凝聚出人们共同的情感，但同时又很容易伤到自己。在任何语言中没有总体研究的民族主义，是因为她无法发展，只能中性，向上很难达到人类普遍追求的崇高的理念，向下要沦落成罪犯。也就是说，他不可能成为第一性。物资与精神之争，它们可以完整表达出第一性与第二性争夺的某些特征。精神领域多数以高级的形态存在，没有精神领域人类就不会有崇高的思想品质，与向上的意志力。同时，物质是所有文明的基础，很简单的一个解释，如果人们不以物质为基础，那么就连起码的生存都将受到威胁。最后结论，物质与精神都不可或缺。此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其实也就是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之争。一切以物质为主，那么很容易落入到机械唯物主义，以精神为主那就是唯心主义。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以我们常听说的一句大白话来解释，那就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一起抓。”以儒家学说来解释，只有两个字，“中庸”。

　　民族主义成为第一性，那就限制住了政治学说向更高层次的发展，也就是限制住了向更高层次的精神文明方向发展。民族主义特性为“我们”，“我们”的利益，如果是“我们”那么无疑就有“他们”，一句民族或者国家利益至上，那也就是意味着“他们”利益至下。就以一个例子来说明，限制向大气层排放过量的二氧化碳，自然能伤害到了不少工业规模大的国家，同时却对地球环境有好处，对工业规模不大的国家也有好处，因为工业规模不大的国家排放量不会过量，自然留有增长的余地，而工业化大国的生产率会有所遏制或者增加了生产成本，自然也就相对降低了竞争力。工业化大国“我们”意识过强，就如美国认为履行《京都议定书》有可能会大幅降低美国GDP增长，导致了1997年6月25日美国参议院就以95票对零票通过了“伯德•哈格尔决议”退出《京都议定书》，放任向大气层排放二氧化碳，结果无疑就是加剧了地球环境恶化的速度与程度，这在道义上损害到了整个人类，所以在道义上过分有“自我”很难拥有高层次的政治说服力。当然，对于损害公理的事情多数也将损害到自己，如果由此地球冰河期提前到来，谁能幸免？这也是典型的双刃剑，伤害到了别人最终也将伤害到自己。

　　民族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以“我们”意识加强而引成，同时“我们”具有的“自私性”必定限制住了她向更高层次的发展。而她不能向下，向下就走近了带血缘部落色彩的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偏激与狂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兴起中可以一见，数百万犹太人被集体屠杀，而日本在亚洲起码杀掉一千万以上的中国人与其它他所认为的劣等人种。这就是向下堕落成罪犯的可怕，完全失去了人类的公理道德，甚至起码的人性。当然，这种超乎人类想像的狂妄与犯罪，结果就是讨到了全世界联合起来围殴，日本至今还有美军在他国土上驻军，且被剥夺了大规模武装的权利。同时，德国被一分为两，四十年后才结束国家分裂的局面。这又是一种双刃剑现象，自然伤害到他们自己是完全应得的，也是可以预见的。

　　任何带上血缘色彩的政治都将引起严重的恶果，从亚洲印度尼西亚的大规模排华事件，到欧洲前南斯拉夫地区，再到看不到结束时间的非洲部落冲突，非洲惨痛的经历使得前刚果总理卢蒙巴生前说道：“要民族主义，不要部族主义。”

　　虽然民族主义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了全球每个角落，但“自私性”限制住了她向上发展的可能，同时又有向下堕落的可能性，所以民族主义在向更高层次的道义发展上缺乏说服力，而向下就必然伤害到自己，从爱国或者爱民族统统转换成危害国家或者民族利益的结果。但民族主义本身是中性的，可以兼容在任何现存的政治学说中，关键她不可能成为第一性，只是附庸在其它政治学说当中，她被置于更高层次的人权、自由、平等、或者从全人类角度考虑的政治学说之下，成为了第二性甚至是第三性。

　　民族主义是中性的，也是极具张力与反弹力的政治力量。起源于西方，而又成为了埋葬西方殖民主义的有力武器，上个世纪中期一块块西方治下的殖民地，被这杆旗子扫荡一尽，自我意识加深的人们在这杆旗子下牢牢地被团结起来，引成了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并且埋葬了自己的敌人。

　　《大棋局》作者热津斯基博士说，“目前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主义与以往不同的只是它渗透于全社会之中，因为它吸引的人数之多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情感。这不再是一种基本上仅限于学生的现象。在本世纪初，成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先驱者的都是学生。中国的民族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群众性现象，正在决定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思想方式。”历史总是前进的，民族主义至少在今天还是不可或缺，但“自我”特性限制住了她向上发展，不可能完成一整套完整而向上的政治学说，她更象是一种朴素的情感，并不需要系统的理论支撑。她既可以向左走，也可以向右走，他们里面的左派与右派很可能在某一个时候反目成仇拔刀相对，所有的特性注定了民族主义不可能成为第一性。热津斯基博士那段话中提及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就拥有过无数类似的悲剧，为民族解放战争走在一起的两个同生共死的战友，在某一天一位成为了另一位的行刑者。当那位饱含着热泪，在另一位满是当初共同战斗中留下的伤痕上再补上一道的时候，那是如何的场景？一张两人相拥相抱的照片，一堆相同的军功章，成为遗物，是结局，也是民族主义者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