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随意浪费资源了！

作者：新法家·翟玉忠

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战国时代，我们必须把工战作为最基本国策：经济上一切资源归工战，政治上显工战之士。



目前中国的房地产炙手可热，国家下卡紧土地，上收缩银行信贷，结果呢？全国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仍在上涨。中国人将令行禁止作为政治健康的重要指标，现在臂不能使指了，难怪国务院对房地产调控情况不满意。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早已是中国的政治习惯。可问题却远没有这样简单。

国家勒不住房地产缰绳的根本原因是庞大的房地产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他们已经有了干涉国家政策制定和影响政策执行的能力。中国古典政治学反对一个阶层主政，主张百姓均平，如果任凭这个利益集团坐大，不进行控制，将是很危险的。由于这个集团的影响，国家大量本应用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和国防建设的资源投入到了房地产上面，使经济发展失衡，国家竞争力下降。

曾和笔者合写《失去联想》一书，现任首钢企业研究所所长的王育琨先生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不无忧虑地写道：“当欧美强国甚至日本、韩国、印度这样的国家，都把财富集中到产业资本、教育资本、科技资本和金融资本上去的时候，我们的财富却砸向了不动产。中国人的魄力扭曲地展现：我们买来了意大利的几座大山，把雕刻出大卫的大理石整个搬到了中国；我们买断了印尼的原始森林，以至于发生了大规模的泥石流；我们抬高了钢材的价格，大幅度提高了铁矿石的价格，把许多国家的钢铁公司和铁矿石公司，从亏损倒闭的边缘拯救了过来。然而，这样却是以牺牲中国长久竞争力的方式。”

有人辩解说，没有什么产业像房地产这样能拉动GDP的增长，带动这么多相关产业和创造这么多就业机会，房地产热点也没有什么？你走上中国大中小城市的街头，就能看到房地产已经成为现代化的标杆，高楼大厦是城市现代文明的标志，为什么还要反对地方政府大搞房地产事业？

不错，房地产繁荣的确能带来GDP的增长，增长到什么程度呢？境外热钱都大量涌入了。原来吸引外资还有这条捷径，外资可以不请自到！一位关注房地产问题的专家告诉我，热钱的流入量很大，估计占到房地产资产的30%左右。这么多的热钱肯定会使房地产资产价格上涨。直到热钱有一天从中国疯狂撤走，这个好看的GDP泡沫破灭——就象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一样。

房地产也可以拉动诸多产业的发展，但那些产业多不是高端产业，而且水泥和钢铁那样的产业，高污染，高能耗。这样的产业只会使中国经济在低水平上运转，不会对提升国家竞争力有多大贡献。

至于创造就业机会，你看看那工地上民工的生活状况就会知道。城市房地产是为了带动农村房地产，好让农民也能像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农民一样人人都住上公寓。农民工那样的工资水平能住上公寓吗？信奉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先生们，你们认识市场这两个字吗？考古表明，连建造金字塔的埃及农民都有较好的待遇和体面的生活，社会主义中国的民工有吗？

作为一个财经评论家，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我对那些经济学骗子感到厌恶，无论他们多么有名！

当那些专家说这样的房地产至少还有20年的黄金时期时，我愤怒了！

如果按这种逻辑，慈禧修颐和园和搞“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才是最伟大的房地产工程，创造的GDP比SOHO肯定要多得多，慈禧女士不就是借用了点海军军费吗？听说人家在甲午战争前都还清了。比起那些拿着银行的钱（有的是社保的钱）在那空手套白狼的地产大亨们强多了。

再说慈禧女士（注意：只有在中国的房地产界，她才配得上这一称号）搞房地产可不容易，不像今天的房地产大亨们有那么多西天取经归来的经济学家保驾护航。老佛爷哪有那种福气，用上电灯电扇就不错了。

想当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后，慈禧女士就想美化北京，搞房地产，怎奈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譞、北洋大老李鸿章等反对，只好不了了之。中国自古就有耕战强国的传统，大清国运夕下的时侯，爱享乐的慈禧女士没有办法。

1886年，刚刚得势的奕譞为报知遇之恩，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名义上是恢复中华民族自汉武帝到乾隆时代耕战强国的传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雷颐先生曾撰文解释说，西汉时期，汉武帝为征伐云南滇池昆明国，曾在首都长安挖掘了一个大湖，名为昆明池以操练水军；乾隆皇帝以为母亲祝寿、兴修水利和操练水师之名，将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据汉武帝挖昆明湖的典故扩改为“昆明湖”，健锐营、外火器营曾在昆明湖进行水上操练。

就像今天的房地产大亨们再牛也不是汉武大帝一样，慈禧女士当然不是汉武帝，当然她也就不会操练海军了，所有来北京游过颐和园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只能仰天长叹：使海军经费按年如数拨给，不过十年，北洋海军，船炮甲地球矣！何致大败？

一百多年前，慈禧女士搞房地产的时候，中国的主要战略危胁还主要是来自东方海上，因为经过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浴血奋战，当时大陆上的战略对手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这与今天不同，在作者写本文的时候，将我们看作最大潜在战略对手的美国已经从四面八方包围了我们，中国在阿富汗战争后就陷入了美国越来越紧的战略包围圈中！

连印度也在投资上卡我们，最近还要对中国民用飞机设禁飞区，他们怎能用“老眼光”，以安全为理由对待我们信奉市场经济的国家，印度经济学家的市场理论水平怎这么差呢？同在一块大陆上，差距怎么越来越大呢？！请看如下资料：9月26日，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排行榜，中国居第54位，印度居第43位；10月21日，哈佛全球商业竞争力排名，中国居第64位，印度居第27位。

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战国时代，我们必须把工战作为最基本国策：经济上一切资源归工战，政治上显工战之士。不能再随意浪费资源了！资源应投入到国家安全最急需的教育、计算机、飞机、宇航等项目上，让研制中国大飞机的程不时夫妇住上北京建外的SOHO！刚刚从上海拜访程不时夫妇归来的一位工程师见面给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程老是国家功臣，他们夫妇（程老的妻子也是著名飞机设计师）住那样又破又小的房子里，太不应该！太不应该！太不应该！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这是在“澶渊之盟”一百多年后，也是在宋真宗决心要“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一百多年后，南宋诗人林升题在临安旅店墙壁上的一首诗。笔者每每读起它，总有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

脑满肠肥的房地产大亨们，用GDP邀功请赏的大员们，连同你们的经济学家、还有已经品尝到“抱抱团”美女的民工们，舞起来吧！

“夜色多么好，心儿多爽朗，在这迷人的晚上 ……”

如果长江最终毁了，四亿中国人怎么办？

作者：航亿苇
触目惊心 长江居然被污染

长江的污染越来越严重。长江及其支流、湖泊，滋养着4亿中国人！ 1998年全流域废水排放量为113.9亿吨，2001年为138.3亿吨，2005年为184.2亿吨，短短7年的时间，废水排放量增加了70亿吨。天哪，长江活脱脱成为城市下水道了。我们差不多灭掉了黄河、淮河等河流，难道真要灭掉长江才痛快吗？！

长江的污染越来越严重。长江及其支流、湖泊，滋养着4亿中国人！

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局翁立达教授告诉新华社王圣志等记者：“位于长江下游的上海市，符合饮用水水源国家标准的地表水只剩下１％，水质劣于五类的已占６８．６％；无锡市区内已很难找到合格的地表水。长江中下游地区有水不能吃的现象普遍存在。”

新华社的报道称：国家环保总局提供的环境统计数据表明，长江污水排放量呈快速增长之势。1998年全流域废水排放量为113.9亿吨，2001年为138.3亿吨，2005年为184.2亿吨，短短7年的时间，废水排放量增加了70亿吨。天哪，长江活脱脱成为城市下水道了。

热季促销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
※安庆石化每天有3600吨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

※无锡市一家位于太湖边的四星级饭店，挖了几十公里的引水管道向长江取水，同时又铺设一条几十公里的排污管道把污水再排进长江。

※地处南京长江上游段的江宁铜井镇一个小村镇——河口村，前后相距不到50米的距离，竟然“盘踞”着3个化工厂。在这3个化工厂的附近，植物难以生长，附近几户农家的菜也死光了，因为这里的水“太毒”了！更令人震惊的是，就是这样的“毒水”竟然不经处理就排入了长江。

※地处宜昌市区的湖北安琪酵母股份公司是一家生产发酵产品的著名企业。长江水资源保护局的监测表明，这家公司的污水排放并没有按照国家要求达标。监测数据显示，该厂排污口COD（化学需氧量）超过国家标准101-195倍，超标率为100%；挥发酚超标0.14-2.9倍，超标率为100%。最大流量为21600立方米每天，日均排放COD70-264吨。从其排污口流出的呈深褐色污水不断流入长江，并在长江近岸水域形成近百米长的黑水黄沫污染带。污水还污染了附近一条小溪，并发出强烈的腥臭味，对沿途居民生活造成很大影响。

※4万多座水坝、成千上万的水闸和堤垸，使长江即将变成一条"渠道化"的河流。这不仅导致许多河段干枯、生物多样性丧失，而且并未从根本上减轻洪旱灾害。

——这类报道、警醒不绝于耳，但仍不见长江各地真正重视起来。而长江流域“缺水”的大小城市，已达500座。守着长江没水喝，这已成了长江流域人民天大的笑话。长江流域污水总处理能力，不足15%，竟然远低于全国水平！很多工厂的污水处理设备，只不是应付检查之用，根本不正常运行。最令人痛心的是三峡大坝这样的工程，居然仍在死硬地吹牛皮，只讲好处而不讲坏处。

在国外，工厂向江河倾倒污水都是重罪，搞不好企业负责人要坐很长时间的牢，政府相关官员也可能因为一二件染污事件而下台甚至法办。可在我们可怜的中国，污染问题任处于放任状态。政府不作为，企业钻空子，为污染和破坏环境大开方便之门。

我们差不多灭掉了黄河、淮河等河流，难道真要灭掉长江才痛快吗？！

长征精神的核心

人民的利益高于天”是长征精神的核心
——“自我纠错”是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6年11月19日 苏铁山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演讲

（根据录音整理）

主持人：
今天我们请到了老红军之后，原国史学会的副秘书长苏铁山老师给我们讲第二次党课，内容是红军的长征精神，大家欢迎！

苏铁山：
同学们，首先我要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参加这样一个讲座。大家都知道，长征是一段非常悲壮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出现，不是无缘无故的，为长征这个伟大的事业献身的几十万人和硕果仅存的几万人，他们为了完成他们的伟大的历史使命，奉献了他们的一切，那个时候，正是处在中国历史的一个关头，他们勇敢的承担起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同学们都很年轻，今天我来的早一点，因为我喜欢到处走走，我特别愿意在大学里面走，到中学里面走，因为在这个地方，一方面校园非常美丽，这是个初冬的充满阳光的校园，也是落樱缤纷，树叶铺满草地，景色非常的美。另一方面，校园充满朝气。同学们没有到外面去玩儿，而是牺牲了你们的休息时间，和我一起来研究长征问题，来研究和探索长征精神，破解长征精神，我觉得这是因为同学们为完成你们的伟大历史使命。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呢，改革开放也已近三十年了，这三十年的历史过程，应该说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造成了大量的问题，出现了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这些矛盾和问题、危机，大家已经感觉到了，人民已经感觉到了，中央已经感觉到了，所以才有中央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样一个主题的提出，这也是一个历史的关头啊！下一步中国向何处去，，还是一个两条道路的选择。跟当年那些长征的先烈们，他们为了创造一个光明的中国 ，所作的那样的选择是一样的。所以今天同学们能够来参加这个讲座，听我这个红军的后代跟大家谈一谈我所理解的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把话说的全一点，叫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精神，我觉的同学们是准备承担起你们伟大的历史使命，因此，我向在座的各位同学致敬！表示感谢！（掌声）
我不准备一般的回忆长征的历史，因为长征的历史都在同学们的知识范围之内，大概都是清楚的，一些事情同学们也应该都了解，，所以一般的回顾，什么时间到什么地方了，打了一个什么仗，如何如何，我就不占更多时间了，所以我不准备从这个角度来介绍长征，我只是把长征的一些梗概在这里面作一个介绍，然后通过一些事情，和同学们一起把长征精神发掘出来，下面我就和同学们简单回顾一下长征。大家知道，伟大的长征是从1934年10月持续到1936年10月，整整两年的时间，共有四支红军从不同的根据地出发，走了不同的长征路线，最后到达陕北胜利会师。这四支红军，大家都知道：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还有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是最早到达陕北的，和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首先会师了。中央红军是1934年离开江西瑞金，离开于都河，突破了四道封锁线，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1935年的10月到达陕北。其他的各路红军，二方面军，是由红二、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团组成的，还有四方面军，都是从不同的时间出发，分别到达陕北的。这是一个梗概。红军长征最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呢？大家知道，在江西瑞金根据地最大的时候，是有几十个县，后来经过一、二、三、四次围剿，到了第五次围剿，红军的根据地由于左倾的错误缩小了，最后只剩下了几个县。蒋介石用它的堡垒政策一步步的逼近，由于当时中央的错误的军事指挥路线，使得中央红军不得不退出中央的红色根据地，开始了长征。湘江之战是长征开始的第一场大战，也是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中央红军在这一仗中由原来的八万六千人损失了五万六千人，只剩下三万人。长征在它未开始的时候及中央苏区最大的时候，那时红军的力量是三十多万人。当然，不仅仅是中央苏区。长征刚开始，各个方面军的总人数是多少呢？大概是二十万零六千人的规模。在长征途中，经历了无数的艰难险阻，打了无数的恶仗，蒋介石围追堵截，我们牺牲了许多英勇的同志，沿途也有很多人参加了红军，比如说，今天湖南的冷水江市，那地方有一个锡矿，在那个地方一次参加红军的矿工就有八百人；在遵义，一次参加红军的年轻男女就有好几千人。长征沿途，红军一共补充了多少呢？说法不太一致，大概有几万人到十几万人的规模。当四支红军都达到陕北之后，加在一起大概的人数是五万人多一点。而中央红军这支部队，经过五次围剿的残酷斗争，从中央根据地撤出的时候，是八万六千人，残酷的湘江之战之后只剩下了三万人。一路上所经历的无数的艰难险阻大家都是知道的，雪山草地，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等等，这支部队最后到陕北的时候是七千人！还有一说是八千人！牺牲是非常非常惨重的。湘江之战中红五军团的一个师，第三十四师，那时候的师不大，几千人，全部打光了，没有一个幸存者，没有一个人回来向中央的领导同志报告这个仗是怎么打的！谁也不知道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因为所有的人都牺牲了。当时的师长负了重伤，肠子都流出来了，被国民党生擒，把他放在担架上，这个师长不愿做俘虏，把自己的肠子拉出来，英勇的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以后在湘江十几年将近二十年，附近的老百姓没有人吃湘江里面的鱼。就是这样的惨烈的景象。当我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的心是颤抖的。我想问同学们是不是想到了，为什么有这些人，几十万人啊，英勇拼杀，把自己年轻的生命奉献出来，这是为什么？它的深刻的原因是什么？这些红军战士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年轻，十几岁，十四、五岁的有，十七、八岁的有，二十岁左右的是大多数，或者说二十岁以下的是绝大多数。当时红军的领导者，主要的领导者三十岁出头，就是这样一个年龄。是一种什么样的崇高理想，是一种什么样的伟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他们去完成这一切的？同学们知道，中央红军到了陕北之后，立足未稳，蒋介石就派了杨虎城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去围剿中央红军，因为蒋介石这个人从来都是要靠战争来排除异己。西北军和东北军不是他的嫡系，他首先用这两支部队去围剿立足未稳的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打的第一仗，张学良就惨败了。张学良非常感慨。同学们，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同学这次到军事博物馆去看这次长征的展览，有同学去过吗？（部分同学回答：有）我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留心到了，那里面有张学良的一段话，有同学看到吗？（部分同学回答：有）也有同学可能没看到。在这里我想用用这段话。张学良怎么说的呢？张学良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是个疲惫之师，还能把我的部队打败。因为大家知道，经过长征的红军，到了陕北，装备极差，破衣烂衫，和叫化子一样。营养很差，装备很差，但是却能够把张学良的装备很好的部队打败，张学良非常感慨，他问他的部下，问他手下的将领们，他说：我们都是带兵的，我们谁能把部队带成这个样子？走了两万五千里，还跟着你走，而且还能打胜仗，还没把部队带没了，带散了，我们谁能做到！？同学们，打个比方，比如说今天，你邀请你的亲朋好友，所谓挚爱亲朋，邀请自己的亲人，去做一件挺艰难的事，恐怕都不容易啊！是不是这样？当时，是怎么样一种精神力量凝聚起这样一个几十万人的队伍，开始的时候是几十万人的队伍，然后付出了惨重的牺牲，九死一生的牺牲，到达陕北。而且这个部队非常的团结，同仇敌忾。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些人能够凝聚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我是想和同学们共同的来破解这个历史之迷。当然，这个迷对许多人来讲已经不是迷了，他已经悟透了。但是对有些人来讲，他并不理解，说他们是傻瓜，流血牺牲干什么？有什么必要？我想，要理解这一段历史，还是要把这件事放到中国的整个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来看，才能看的明白。同学们知道，在十八世纪的时候，康乾盛世。到乾隆的时候，那时候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他的总的产值，所谓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这是1760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后来，由于西方整个的工业进步，到了1840年，就是七、八十年过来之后，从那时候开始，中国是大祸临头。1840年就开始跟英国人交火了，到1848年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吧，1856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是英法联军攻到北京来，火烧了我们的圆明园。1884年是中法战争，189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是八国联军又打来了，1931年是九一八事变，日本人又来了。首先是占了我们的东三省。民族的危机非常的深重。这就是当时中国大的历史背景环境。由于有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环境，中国的志士仁人们从1840年以后，就纷纷起来救国了。我随便说几个名字，随便说几件事。大家都知道林则徐，他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人。他也算是满清的一个高官，尽管是一个封建的官吏，但是他在抵抗外辱方面却是非常英勇。最后，他被反动的、腐朽的当时清王朝的贪官污吏们诬陷，后来被贬斥了，当时的皇帝也是极为昏庸。林则徐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一句话，最感人的一句话是什么呢？“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同学们都记得。为国家的利益生死可以不在乎，祸福不在话下，一切都无所谓。1894年甲午战败，很惨啊，败在腐败上。我们军舰的吨位当时跟日本军舰的吨位和火力差不多，应该说不相上下。当然他们的船快一点，有快速炮。我们的船慢一点，炮的速度慢一点，但口径比他们的大。但是我们败了，败的很惨。当然，甲午战争中，我们的水兵，我们的以邓世昌为首的将领们还是非常英勇的，但是仍然惨败了。甲午惨败之后，引出了个什么事呢？戊戌变法，对不对？戊戌六君子对不对？没有甲午惨败，就引不出这个事。那么，戊戌六君子，大家知道，康有为、梁启超。这里面，我认为最值得记忆的，给我印象最深的，使我的灵魂震动的，是谁呢？是谭嗣同。谭嗣同当时是什么态度呀？那时候谭嗣同是可以跑的，就是可以不死，可是当时谭嗣同他怎么样呢？他说：世界上凡是变法维新没有不流血的。社会要进步，总要有人付出，总要有人流血，那么好，要流血，要变法，从我谭嗣同开始。这就是谭嗣同。以后，他是被杀死在菜市口。后来，有许许多多的为了救国救民，做出他们英勇贡献的人。陈天华、邹容、秋瑾、孙中山，有往后的李大钊、陈独秀也算，尽管后来他犯了右倾的错误。再往后，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在上师范学校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有个新民学会，他和同学们，他的那些校友们通信的时候，他们那时非常的年轻，是个什么样的抱负？毛泽东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就是这样一个抱负。大家也知道周恩来，他在天津南开上学，他在那个时候，留给今天年轻人印象最深的话，就是“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大家也知道，1919年的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人惨得很呐。几年之后，是1935年 ，东北危机、华北危机，最后逼出来个一二九。所以当时的历史课题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处在危亡之中，要亡国灭种啊。不知大家是不是注意了一些影视中间的一些镜头，日本人在凌辱我们的劳工的时候，把青壮的小伙子，胖胖的，满身肌肉的，在东北、在华北让他们做苦力，最后，饿的是骨瘦如柴。在他们付出了沉重的劳动之后，就被饿死了。我们的劳工被挟持到日本之后，也是如此。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到了日本，最后也都是骨瘦如柴，多数死掉了。这就是亡国给中国人结果。同学们知道，日本人到中国来，无非是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占领你的土地和资源，另一个目的，就是奴役你的人民做他的劳工。对于不愿意接受奴役的人、不驯服的人，他们是要残酷的杀掉的。所以当时为什么说是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大家知道，在当时有一个图，把美国人、英国人、俄国人、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画成为各种动物站在中国的版图上，同学们应该都知道这个图吧。这是历史真实的写照。当时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要亡国灭种的现实。所以在那个时候，一代代的中国人奋起了，要救国了。里头的故事太多太多了，说不完。我只是简单的这么提一提。我提这些是想说明，中国工农红军这支人民的工农的武装，他的产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大的历史背景。我翻史料，翻到1931年，当时国民党的二十六路军被蒋介石派到江西去，想围剿中央红军，由于这支部队当时受过共产党的影响，许多共产党员在这支部队中作过大量的工作，是冯玉祥的部队，是参加过大革命的部队，这支部队后来在1931年的12月在江西的宁都起义了。当时，有一个革命烈士叫刘伯坚，同学们大概不知道，因为他在三几年就牺牲了，聂荣臻元帅是他介绍入党的，它曾经作过邓小平的上级，就是这个人，他为这支起义部队拟了一些口号，其中有：“反对日本人占领东三省，我们要打倒日本”。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这里面，我所谈到的是民族压迫和民族危机。所以，红军当时的产生不是凭空的。再有一点，三座大山，当然不仅仅是帝国主义，还有封建主义、还有官僚资本主义。这样的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太沉重了。实在是民不聊生啊。当时红军的口号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建立工农兵的政权”、“红军是为穷人找饭吃、找衣穿的队伍”。写在墙上的是这样的标语口号。所以，他又是面对旧中国的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为了争生存权，反对剥削和压迫的这样的一支军队。同学们，有了这两条，反对剥削压迫，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对外，不畏虎狼，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有了这两条，是不是可以团结起一支队伍来。这也是一个历史的真实啊。当时确实是由于这一点，使得那一代中华儿女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这里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在这里也需要跟同学们讲清楚，就是当时许多的红军的高级领导者们在旧中国都有所谓的高官厚禄的条件，但他们全部的舍弃了。同学们知道，周恩来当时是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林彪、罗瑞卿等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还有陈赓。贺龙后来当了什么呢？他当了旅长、军长。朱老总也是高官啊。他们在旧中国完全可以做人上人，过得比别人好。像贺龙，他完全可以去做一个军阀，但是他毅然的投身了革命。为什么？所有的那些人当时都是抱定着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要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要到北方去，要打日本。抱着这样一种精神信念，参加了革命队伍。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同学们知道陈赓大将，他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他曾经作过蒋介石的警卫连长，在东征的时候，有一次蒋介石落难，差一点完蛋，蒋介石本人准备自杀，是陈赓救了他的命。后来陈赓参加红军之后，负伤，以后到上海去治伤，结果被特务侦察到了，被俘了，被俘之后，宋庆龄去营救他，黄埔军校的后来成为蒋介石的高官的同学们去劝他，蒋介石本人去劝他，让他不要跟着红军走，让他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给他高官。陈赓都不接受。他为什么？他为了主义。这个主义是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是中华苏维埃的这个政权。而这个政权是工农兵的，是人民的政权。这个政权，对内，是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要消灭剥削和压迫；对外，是要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强权。在当时，就是要到北方去，就是要打日本！这就是陈赓的追求。还有一个人，叫周素园，这个人是红军在路上，在贵州的一个县，地名一下子记不起来了，红军到了那个地方，这个周素园原来是作过国民党的高官的一个绅士，后来他不满意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以后就辞官，在家里研读马列的著作。当红军到了那里之后，这个周素园怎么样呢？他马上就接受了红军的主张，以后红军在贵州、云南转战的时候，他就给龙云等军阀写信，告诉他们，说是你们不要和红军认真打仗，周旋周旋就算了。蒋介石当时除了他的所谓中央军之外，他还用了很多地方实力派的力量围剿中央红军。当时，地方实力派都有要保存自己实力的想法，周素园就利用了地方实力派的这样的一种心理，去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不要去打红军，让一条路给红军走。这是周素园当时起的作用。后来，红军要离开贵州这个地方了，贺龙要送他一些银元和黄金，让他到香港去避难，因为他的这些作为已经被国民党知道了，他在那儿留不住了，国民党的中央军来了之后，他一定会被杀头。周素园怎么样？他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跟你们走，因为你们是个替天行道的部队。后来，他就跟着红军走了，走到陕北的时候，他57岁。所以我想说，在那个时候，正是这样的一种感召力，精神上的感召力，才凝聚起了这样的一支队伍，他的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个人的一切都可以牺牲。这样的非常崇高的道义的追求，才使得这支队伍凝聚起来，这是一个最最根本的原因。如果说长征精神、红军精神，这两条是最基本的。等一会儿我还会谈到别的。还有一点，就是在红军中间，他们怎样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啊，那样一种平等的关系，他对人民怎么样呢？同学们知道，在红军长征的过程中间，由于长途跋涉，是要把大量的东西扔掉。有四个红军女战士，只有一条棉被，在走到一个偏远的山村的时候，晚上要宿营，这四个女红军要在一个老乡家里借宿，后来到老乡家里一看，一贫如洗，什么都没有，连床被子都没有。后来这四个红军女战士在第二天走的时候，把这床被子留给了这个老乡。这就是红军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有人为这个事发了感慨，他说：什么是红军啊？什么是共产党啊？就是在只有一条被子的时候，能够把这条被子分一半和人民一起盖，这才是红军，这才是共产党！（掌声）
同学们都知道“彝海结盟”的故事吧？就是刘伯承和小叶丹的故事。当时红军的部队走到彝族地区的时候，蒋介石很高兴，他知道彝族有武装，而且他非常的清楚，就是由于多少年来所形成的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矛盾非常尖锐，彝族对汉人很警惕，或者说很敌视的。汉人的军队要到这来，他们不知道是要干什么，是要抢他的东西？还是要占他的地盘？还是要抢他的女人？到底要干什么？当时红军是怎么做的呢？刘伯承是怎么做的呢？刘伯承要求自己的部队要“骂不还口、彝族打枪不还抢”，我们的红军战士被打死了，我们都没有还抢啊！这都是历史的真实。然后，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宣传中华民族这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的平等，汉人不压迫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汉人都是亲兄弟这样的理念，以后，使得彝族同胞理解了红军，信任了红军。后来，就有了小叶丹和刘伯承歃血为盟的故事。小叶丹派他的人护送红军一站一站的经过彝族的地区。红军到了藏族地区也是一样，同样的宣传民族平等的政策，汉人不欺负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和汉人是亲兄弟。我们这支部队是反对剥削压迫的部队，我们北上，是要去打日本。在藏族地区，有八大老憎，他们筹集了几万斤粮食给红军，这是红军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那么红军内部的关系是什么？红军内部的关系是人人平等的关系。你可以是官长，在军事上我服从你的指挥。在红军中也是有军团长、有师长、有团长，有营长、连长、排长、班长，这个层级关系有。但是人格上绝对平等，关系非常亲密，待遇上没有差别，或者说极少差别。同志之间是亲密的战友关系，有些故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心里还是感动万分。同学们知道，过草地、过雪山，从艰苦程度来讲，在红军长征中是最为艰苦的，一路上基本没有什么给养补充。在这个过程中间，红军的战士们，领导和普通士兵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大家都知道，当时有一些战马，战马的用途一个是驮伤员、病号，一个是驮实在不能扔的东西，比如说手摇发电机，因为中央红军只有靠手摇的发电机发出电来，电报才能响，才能跟各地联系。这个东西是无论如何不能扔的。还有仅有的一门炮，因为要靠这门炮派用场啊。其他的炮全扔了，只留了这一门。另外还有要带到陕北去的大概几担黄金，这是为了红军在路上要征集一些粮食，要买一些粮食。总之这是打土豪时打来的黄金。当时的战马除了用于这几件事之外，其他的全部杀掉。贺龙把他的战马杀了，当作红军的军粮，给战士们吃。在长征的过程中间，特别是在过草地的时候，有些事情不知同学们知不知道，一些战士实在饿的不行了，自己知道自己无法坚持了，便在头一天晚上，默默的把自己还能够穿衣服脱下来放在一边，用草盖在自己的身上，就在这天夜里他告别了人世。他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干什么呀？给战友们穿，因为他知道战友们已经衣不蔽体。还有一个故事，红军的一个伤员，他的腿坏了，在草地上是一会儿下雪，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刮风，腿坏了是怕水的，一个红军战友把自己的一块油布送给他。过了草地之后，这个腿坏了的战士要把这块油布还给那个战友，但是再也找不到了，这个战友牺牲了。出了草地之后，红军比叫花子还惨。到了哈达铺，才能够吃到一些粮食， 这时贺龙在做什么？贺龙马上买了一些粮食，买了一些饼，让一些比较强壮的战士把马上的重物卸下来，驮上粮食，回到草地去，去救那些还有一口气的战友，让他们吃点东西，再走出来。这样，又救出来一百多个红军。这些故事说明什么呢？说明红军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的革命的友情和战友情谊。那么同学们，你们想一想，北上打日本，对外不让虎狼，外争国权，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挽救民族危亡的追求，对不对？还有一个，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这是不是崇高的追求？有这两条，再有红军之间、官长和士兵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同志情谊，你们说，这会产生怎样伟大的精神力量？没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这支红军部队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战胜艰难险阻，打那么多的硬仗，付出这么惨重的牺牲，最后，还到达了陕北。当然，同学们知道，到了陕北之后，尽管开始红军很困难，但是，由于红军所坚持的主义的正确，是什么主义呀？是建立平等社会的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为人民服务的主义，是对外不让虎狼，外争国权的主义。在那个时候，由于这一点，吸引了大批的志士仁人，投奔到延安来。以后，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一百二十万的军队了。解放区、根据地也有九千万人口。天下归心这样的局面是怎么样形成的呢？正是由于当时的延安有这样的精神感召力，所以，才把那个时代的优秀儿女，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延安去，之后，她的为人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崇高的价值追求为全国人民所拥护，这样，才能够取得全国的政权。所以红军的长征精神和后来的延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那么，说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国共产党不追求任何的个人私利，她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是在一起的。同学们知道，我们说到群众和党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用过一个词，叫做鱼水关系。但后来发展到现在，在有些地方由于党风在一些共产党的不肖子孙的败坏下，有些人说到了今天成了水火关系。这样的事想起来很沉重。当时共产党得天下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真正的鱼水关系。我觉得这个表达本身还不够充分，应该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是母子之间的关系，人民是共产党、是红军、是八路军，后来的解放军，是他的母亲，而共产党、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是人民的忠义子孙，他只有对人民尽孝道的责任，而没有蜕化成特权集团的权利。（掌声）
同学们知道，党的历史上在1945年召开了七大，后来到了西柏坡，河北省平山县的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从西柏坡又到了北京，1949年开国大典。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时候，当时毛主席看到全国胜利，已经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了，已经完全没有问题了，但是他怕这个党腐败，怕这个党这个军队进城之后要学李自成，要腐败、要异化。所以，那时候主席提出了两个务必，对不对？同学们知道不知道两个务必？就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指的要坚持批评自我批评，要保证这个党有自我净化的能力。艰苦奋斗是什么？是反对腐败！后来毛主席离开西柏坡的时候，那时候他和周总理、任弼时一起走，他说了一句话：我们是进京赶考去，我希望我们要考个好成绩，我们不学李自成。怎么叫进京赶考啊？马上要取得全国政权了，是谁考他呀？是人民要考他！他清醒的很！李自成怎么跨掉的，李自成是因为腐败才垮掉的。毛主席非常清醒。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红军的长征精神的延续。
同学们，今天在这里我还要谈一件事，前些时候，中央电视台的几个频道分别采访了一些开国元勋的子女，是关于重走长征路。有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刘伯承元帅儿子刘太行、任弼时书记的女儿任远征、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健、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箭等等。在中央电视台的几个频道，在艺术人生栏目播出了。任远征是任弼时书记的女儿，她是在红军临过草地之前出生的。过草地时，是朱老总钓鱼给她的母亲，使得任弼时书记的夫人有奶水来喂养自己的女儿。任弼时同志是七大时选出来的五大书记之一。当时的五大书记是：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相当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因为同学们可能不知道任弼时是谁？我就多说几句。远征大姐后来是中纪委的干部。远征大姐在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后跟我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时，我还说了一段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还讲了“共产党要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错的时候，有不对的时候，要认下来，要改！要为人民的利益，为民族的利益，纠正了错误，这个党才有生命力！”这些内容，后来中央电视台没有给她播。后来，我有些高兴了，因为中央六台将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健的一段话播出了。陈知健说：“我认为红军的长征精神，其中还有一条，就是自我纠错的能力。”什么是自我纠错？就是自己有毛病了，有缺点了，有错误了，就去纠正它。同学们知道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红军打下遵义之后，这时已经把国民党围追堵截的部队甩了很远，这样才有可能在遵义修整一下，安安静静的开一个会，总结前一段的成败得失。在这个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德，这是德国顾问，博古，是王明走了之后，委托负责中央事务的人，这个“三人团”在会上受到了严肃的批评，还有周恩来作了深刻的检查。会议选举了毛泽东进入了中央的领导核心。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个通过党的会议，总结党的历史的经验，总结前一段革命遭受惨败的经验，周总理什么风范？他敢于检查承认错误，敢于去拥戴毛泽东到中央来，到军委来主持全局。尽管在当时，所谓的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周总理那里，党的最高领导人也不是毛泽东，从当时组织的形式来讲是这样的。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前面的一系列的出色表现，周总理是折服他的。所以，以后实际上在长征期间，尽管最后所谓的决定权是周总理，但实际上是周总理听毛泽东的。以后，红军的仗是越打越好。最后取得的全国的胜利决不是偶然的，这件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个党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同学们，你们是不是想过，过去有一句话叫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那么靠什么才能伟大、光荣、正确啊？我觉得要靠三条。第一条：就是她的主义要正确，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要正确。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天，就是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要高于天。这样的信仰，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信仰要高于一切。这是她正确的根据或者说核心和根本。第二条是什么？就是要看她为人民做了哪些好事。在战争年代，她为人民做了哪些好事？全国解放以后，她又为人民做了哪些好事？就是看业绩。第三条：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大家知道，在党的历史上，多次受过“左倾”路线和“右倾”的干扰，而且“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也多次取得了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后又被纠正了，才使得中国革命能够从失败中解脱出来，重整力量，走向胜利。所以这个党伟大、光荣、正确。长征精神我们说还有一条，就是自我纠错能力。
前两天，我见到陈知健，我对他说，几天前我看了中央电视台对他采访的播出之后，受到了启发，过两天，理工大学的同学们信任我，让我给他们做一个长征精神的讲座，我说，我要把这个意思讲给同学们听，因为我觉得，在总结长征精神和红军精神的时候，这一条至关重要，而且这一条对今天的中国非常有用。（掌声）
关于红军的长征精神，我想今天是不是就暂时说到这儿。下面，我想留点时间跟同学们交流交流，各方面的问题，我都愿意跟同学们交流，好不好。

主持人：下面现场同学有什么问题可以举手对苏老师进行询问。

同 学：苏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是怎样规划您的晚年的，您准备怎么样度过这一段时间，您对长征有这样深刻的认识。谢谢！

苏铁山：这个同学给我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样，对我自己，我就不得不说几句了。作为我，我觉得我这一生，既然是作为一个红军的后代，是人民养育了红军，我作为红军的后代，人民也养育了我。我的责任就是和人民站在一起，做人民希望我做的事，这就是我给我自己做出的安排。（掌声）
上一次到农大，也是同学们让我去讲，咱们理工大学的同学到农大去了，后来他们认为我讲的还行啊，所以很信任我，又邀请我到理工大学来讲，尽管我觉得我自己不一定能够讲好，但是我觉得我有一种责任，就是把我所了解的一些东西告诉同学们，是“是”、是“非”，是真理还是谬误，是有道理，还是没道理，让同学们去鉴别，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说完了。（掌声）

同 学：苏老师您好，我听了您讲的长征的精神，我很受启发，您说是信仰凝聚了红军的团结力量，我想作为我们大学生，请您对我们大学生的希望提一些要求。

苏铁山：我想先摆一个事实，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也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在今天，是什么样的人最使你们崇敬呢？同学们想过吗？我想说，这样的人一定是为公众的利益献身的人，为他们的幸福奋斗的人。古今中外，都是这个共同的规律。理工大学的同学，在座的同学们，你们都是天之骄子，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未来是你们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时候。我希望你们成为精英，但是，这个精英不要成为一个小我的精英，一个自私的精英，要做一个大我的精英，要做一个胸怀天下，胸怀世界，信仰利他主义，集体主义，这样的精英。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精英很多，在世界上，这样的精英也很多。要学他们。李大钊、毛泽东、鲁迅、周恩来、陈赓、刘伯承、贺龙、罗荣桓、任弼时，都是精英。在科学技术界，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詹天佑等等，多极了，都是精英。他们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中国人的尊严，为了人民的利益奋斗的精英。但是，我不赞成精英主义。什么是精英主义呢？精英主义就是自己要做人上人，自己要吃特等饭，要做特等车，要住好房子，要有奴仆，要前呼后拥。不要做这样的精英。在今天的中国，刚才我谈到了，实际上是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什么样的十字路口呢？就是中国现在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不和谐的状况，所以党中央才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那么这个不和谐，是什么造成的呢？同学们想过吗？所谓和谐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含义呢？我觉得，和谐，最根本的是两条，一条是政治公平，一条是经济公平。政治公平，指的是每个人的政治权力是平等的，不准许人对人的政治压迫；经济公平指的是不准许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进行经济剥削。没有经济上的公平，也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公平，因为它们是分不开的。或者说只有经济上的公平确立了，政治公平才能够真正实现。那么，今天中国社会如果说存在不和谐的话，实际上就是由于今天的中国社会这两个公平事实上没有做到。同学们知道，两极分化，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非常厉害了。一部分人很的富有，他们占有了很多很多的社会财富，一部分人却非常的贫穷。他们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形成了所谓新三座大山。许多的普通老百姓就业无门，求生无门。而有些人确是锦衣玉食，生活极尽奢华之能事。一平方米的房子十几万块钱，甚至还要更高。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次申办奥运，有一个奥运的口号：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是觉得真不准确呀！这个世界怎么能是同一个世界？实在是不同的世界呀！是食不果腹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住不起房的这是一个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宝马香车、是别墅、是锦衣玉食的世界，这分明是两个世界。那么这里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里的人，他们的梦想是一样的吗？他们的梦想是不一样的。我没有房子住，我就希望有个栖身之所，下雨了，我可以躲避风雨，天冷了，我可以在里面避避寒。没有饭吃了，我要争取吃顿饱饭，这是他的梦想。没有工作，我希望有一个工作，这是我的梦想。那些处于社会强势的人，他的梦想是什么？他嫌他得到的还不够多啊。他还在造舆论说他占有的还不够多呀。你看跟国外比一比，我的工资比他还低呢！这哪里是同一个梦想啊！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不能不提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社会上，造成这样严重两极分化的深刻的根源，我们是无法回避的，也是不应该回避的。当我看到你们年轻的面孔，看到你们求真知的眼睛，我不能不说我的心里话。那么当前的这种严重的两极分化，它是怎样的原因造成的？就是今天社会中间的少数人，有几个类型，他们取得了不应该得到的不合理的高收入。社会的剩余本来有限啊。这样所造成了在一次分配的时候，我们广大的劳动者，普通人所得很少，而少数人占有的非常多。所以才造成了基尼系数有的说是零点四五以上，有的说已经超过了零点五了。到底是多少？我也说不清。总之贫富的悬殊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我想，要构建和谐社会，大概在这个问题上不动手术是不行的！而且构建和谐社会，如果说要出真招，就是要向我刚才所谈到的那样的一些不应该得到高收入的人说不！这件事要中央做。如果做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存在可能性。如果不做，我只能叹息。
刚才同学们问我，我对同学们的希望是什么？作为我来讲，我已经退休了，属于我自己的日子，短了几年，长了十几、二十几年。在我研究了中国的这段历史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很清醒，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知道我自己应该赞成什么，反对什么。那么中国的未来应该说还是在各位的手里，所以i，中国的未来，如果说要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的话，要反对“右”的倾向。同学们，今天我跟你们谈“左”、“右”，我必须把“”左、“右”的真实含义告诉你们。“左”的真实含义是多数人利益优先，社会公众利益优先，这是“左”的含义，这是全世界都如此的“左”的含义。“右”的含义是什么呢？它的真实含义是少数人的利益优先，它的极致就是法西斯主义，就是用极端暴力的手段压迫、剥削多数人。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间发挥你们主人翁的作用，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构造一个公平合理的光明的中国奋斗！（掌声）

同 学：苏老师您好！首先谢谢您给我们做的报告。我有一个问题向问您：以现在中国的这种状态和性质，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会不会产生一种新的力量，而如果产生这种新的力量，我们的国家会怎样看待它，会给它以支持，还是给它以压制？谢谢！

苏铁山：这个同学提的这个问题很尖锐，尽管他提的很含蓄，但是它的尖锐，我已经听出来了。
应该这样说，历史的潮流从来都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新生的力量，特别是代表未来的新生的、健康的力量，最终是要成大气候的。就像当年的红军，你看他多么弱小，中央红军这一支到陕北的时候，只剩下区区七千人了。四路红军最后到陕北的时候，加在一起五万人多一点儿。但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就夺取了全中国。为什么他能夺取全中国？就是得道者得天下。这个道是什么呀？就是人民利益高于天的道。肖华这个人大家都知道吧，他是长征组歌的作者，长征时，他是一个小红军，建国之后，他是解放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他创造了“长征组歌”。“长征组歌”中有很多精辟的段落，其中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官兵一致同甘苦，刚才我已跟同学们说了，是什么含义，就不再重复了。“革命理想高于天”，什么是革命理想？我们现在经常谈理想、信念，但有些人并不去真正的思考，什么理想？什么信念？认为很空泛。实际上不是的，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个才是革命理想。有了这个理想，他就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只要奉行了这样的道义原则，这样的力量就是不可战胜的！同学，我对你问题的回答就是这样。（掌声）
刚才我只是谈了一部分，下面我还想表明一个意思，大家知道，红军的产生，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到了那样一个关头，需要红军产生了。中国工农红军通过他们的艰苦奋斗，通过他们为人民服务的道义追求，取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谁把共产党、把这支军队托到执政的地位上来？是人民这个水！这是共产党得天下的根本原因。如果这个党、这个军队能够保持这样的品质，就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不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那么他的生命就一定是长久的，因为他一定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反之，如果这个党、这个军队不能够克服自己内部出现的腐败问题，不能够纠正自己在前进过程中间的一些过失、错误或者是问题。比如说在今天，刚才我谈到的严重的两极分化，很多人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住不起房。再有，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这种思想从理论的一开始的提出，是不是错了。我们今天有没有勇气说它错了，纠正它。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勇气呀。有了这样的勇气，这个共产党才能够继续保持他的伟大、光荣、正确。当年，党中央的遵义会议，周恩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自己的责任，拥戴毛泽东。博古也承认了错误，主动退下来，以后也跟着共产党走，也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王明跑了，最后死在苏联。我前几年到俄罗斯，王明的儿子给我们做过翻译。这个党在今天，如果有勇气承认在这改革开放的近三十年间，虽然取得过很大的成绩，但也有很多的不足和问题，为了人民共和国，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应该有勇气。
今天，咱们这所学校叫理工大学，过去叫北京工业学院，是为国防尖端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大家都一定知道“运十”的事吧？(同学们回答：不知道)。简单地说，就是我们中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制造了大飞机，当时我们造这个大飞机的时候，应该说英法他们搞的那个“空客”也不过是刚刚起步而已。当时，美国的波音，前苏联的图波列夫集团的图104、图114、图134等还有伊尔系列的飞机，已经比较成型了。我们的大飞机呢，在那个时候应该说，尽管跟世界的先进水平还有差距，但我们自己的大飞机已经做出来了，而且试飞成功了。非常不幸的是，这个大飞机后来下马了。为什么下马？是当时的高级领导人作的决策。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这个决策大错特错。为什么？实际上从那个时候开始，如果我们一鼓作气发展到今天，我们的大型客机工业就发展起来了。那么多的聪明的大学生们都可以在这个领域充分的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现在，很多大学生毕业后没有事情做，有许多的高级的技术人才被外国人、被外资企业挖走了，去为他们服务了。我们自己的民族工业和品牌呢？如果我们搞了我们的大型客机，一方面，凭着我们的大型客机，我们可以把我们自己的整个航空工业很好的建立起来，我们就可以有大型军用运输机、空中预警机，就是用来整个国土防御的。我们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人口，我们可以把飞机出口到国外，赚取大量的外汇。我们的很多有为的青年，就像各位，还有北航的同学们，就可以在这个领域一展拳脚，为中华民族的航空事业贡献你们的聪明才智。但那个时候，非常的短视，下马了。简单的说，就是这么个事。今天，我们的很多学者们，为了“运十”这件事，痛心疾首。向中央一再的呼吁，要求重新把这件事恢复起来，据说，中央已经答应了。但是决心还不够大，勇气还不够大。我在这里想说，所有的错误的决策，我们要认下来，要敢于承认，这才是共产党的风范！
我给大家讲一件事：有一位长征过来的老将军，他是咱们国家军种的一个负责人。几年前，我去看这位老红军，跟他谈到我们的党，我说，这个党是靠为人民服务起家的，如果我们今天有什么错，有什么问题，要敢于认下来，威信只会更高了。周总理在党的历史上不止一次承认过自己有些地方做的不对了，特别在遵义会议，尤其感人，总理的威信由此降低了吗？没有！他的威信更高了。毛主席也多次做过自我批评。这位老红军后来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铁山啊，你不知道呀，要认了错，就要下台啊！”
博古认错了，下了台，周总理认错了，周总理没有下台，但是他愿意去辅佐毛泽东，这种风范是多么崇高啊！那么我们党的高级领导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自己有点错，认下来，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想啊，这个东西是对我们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一个考验。就是能不能保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一种风格和风范。我想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伟大、光荣、正确过，在今天，是不是能够继续伟大、光荣、正确，就在于今天的党中央，我们中央的最高领导集体，是不是有胆量，有水平带领全党、全国人民认真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对的，坚持；不对的，认下来，加以纠正。比如说，从实际上来看，先富后富的理论是真理吗？能够先富的人带后富的人吗？在当时，我说它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今天，我说它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愿望，或者说它是一个空想。敢不敢认下来？所以，我们共产党要继续保持她的伟大、光荣、正确，就要敢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无情的解剖自己。目的不是为了别的，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因为这是高于天的。我就说这么多。（掌声）。

同 学：苏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我对我们的党有些绝望了，我想问，您对我们的军队有什么看法？

苏铁山：这个同学刚才用了一个“对这个党很绝望”。我真是很理解你。说到这个问题，我其实和你一样沉重。谈到这个问题，就一定不能回避真、假共产党的问题。什么是真共产党？什么是假共产党？真共产党就是人民的利益高于天，民族利益高于天，没有自己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的，这是真共产党。如果特权化了、异化了，本来他应该是社会的公仆，人民的公仆，但异化为人民头上的主人，变成老爷了，这就不是真共产党，就变成假共产党了。同学们知道前苏联，七十年的大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轰然倒塌。怎么倒的？就是他已经不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了，他精英化了，特权化了，已经不是人民公仆了，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了，所以他才轰然倒塌。根本不是什么跟美国的军备竞赛不堪重负，也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不符合发展到潮流，这都是谎言。前苏联，它靠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把一个半资本主义、半封建农奴的落后国家，塑造成一个世界第二的超级大国，你们说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厉害不厉害！第二次世界大战，靠什么打胜的？靠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打胜的。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二次大战的时候，当时的苏联，钢的年生产能力是一千七百万顿，靠这一千七百万顿钢，造了那么多的飞机、坦克、大炮，最后打到柏林去，把东欧荡平，把德国法西斯打败。然后，回过头来，摧枯拉朽把日本关东军打败，解放了中国的东北。日本关东军的战斗力很强。你们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力量有多强啊！在斯大林时期，还基本坚持了劳动人民作为国家主人的基本社会特点，劳动者享受带薪假期，可以去疗养。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有什么特征啊？他有劳动权，有休息权，老了给你养老，病了给你治病。那个时候，前苏联 在斯大林那里是做得很好的。但是在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叶利钦、戈尔巴乔夫等等，他们把整个前苏联的这个党，这个政权完全异化了，变成一个贵族的党，特权的党，已经不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了，最后垮台了。所以，共产党的胜利，就在于是不是能坚持自己的宗旨和本质，这个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能够坚持了他就能够伟大、光荣、正确，如果不坚持，他就不会长久。这是一句说起来我心都流泪的话，但这却是真理，我不能不说。
同学们看过电影《张思德》没有？……好像看过的不是太多啊？有一个情况大家知不知道？今年电影百花奖的获奖结果，同学们知道吗？百花奖的选举结果是《张思德》这部电影获得最佳导演、最佳故事片、最佳男主角。这是今年百花奖的一个突出的亮点。这次百花奖除了群众投票之外，还有从全国选出来的，真正代表民意的九十九个观众评委，最后，《张思德》以绝对优势的票数当选。扮演张思德的演员吴军上台领奖时，说了一段话，他说：“我得奖，是因为张思德，如果我没得奖，因为我是我”。在看电视转播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这件事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人心在呼唤，在呼唤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人民大众认可《张思德》，是因为张思德是那一代革命者的化身，他是把人民利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群众认可的是高尚的人格。为人民服务才是人间正道。同学们，这个党，这个民族决不是没有希望，没有亮色，同学，不要完全失望！（掌声）

同 学：苏老师，您作为红军后代这个特殊的身份，您和您的那些朋友，能够通过怎样的途径给中央或党或政府有一些什么樣的影响呢？另外，您退休以后，有了更多的时间，那么对我们这些下一代，怎样进行爱国主义、历史主义、信仰的教育呢？

苏铁山：这位同学在这里提到了老革命之后这样一个群体，我想实事求是地跟大家说，就像老革命一样，本来是老革命，红军的长征干部，红军的英雄、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建国之后，这个群体分化了，有些人还继续的保持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追求，这是多数。有些人没有保持，实际上是背叛了这样的追求。就像过去的农民起义军一样，进了城了，天下是老子打下的，轮到我该做天下了。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想跟同学们说，有，确实有。这是这个党，或者说是这个社会复杂所在。但是我想说，第一代的，经过长征的第一代的领导人里面，绝大多数都是相当好的。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曾经到聂力大姐家，她是聂荣臻元帅的女儿，我到她家去，看到了一些她的老父亲留下来的一些遗物。我看到了一些令我非常感动的东西，比如说，聂帅使用的台灯，就是一个年轻人手工制作的非常简陋的灯，他一直用到去世。聂帅家的床、书桌、柜子都十分简陋。
前两年，在人民日报上，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送别”伴邹妈妈远行》，是怀念许光达大将的夫人的。这位老妈妈去世以后，家里办的丧事非常的低调。我到他们家里去时，她的邻居甚至不知道她已经走了。她的儿子只是通知了很有限的亲人。她的家里没有设灵堂，没有哀乐，没有家人以外的人送的花圈。她的孩子告诉我，老妈妈走之前说过：不要办丧事，不要让公家花钱，那都是人民的钱，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所以，她的儿子严格的按邹妈妈的遗愿，只在三O一医院的一个很小的只放了十几个花圈的告别室在“送别”的乐曲声中送走了九十岁的老妈妈。之后，她的儿子遵照母亲的遗嘱，将她仅有的几万元钱，一半交了党费，一半用在了整理许光达大将的传略。
我举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在第一代的老同志中，很多的人保持了老共产党员的艰苦朴素、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风范，保持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具有的品质。
同学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就只能先谈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东莞伟盈集团的劳工罢工抗争侧面反映珠三角的劳工运动

(博讯2006年11月26日)

毫无疑问正是广大劳工的血汗成就今天珠三角的经济繁荣。然而他们却依然如故地受到种种歧视。超时超负荷加班，拖欠克扣工人工资，打骂员工，生产不保障员工有安全的工作环境；这些大量违反劳动法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过度的压榨必然激起了劳工的反抗，此起彼伏的工人罢工运动在珠三角是越演越烈。正是基于以上种种不法的情事2005年东莞的港资企业伟盈集团的劳工进行了罢工。以争取自已的权益。
香港伟盈集团是一家家族企业。它的东莞生产基地主要有以下几家工厂：
生产手表和手表机芯的新精公司手表部，生产钟机芯的广宇公司机芯部和生产成品钟的广宇公司成品部，生产塑胶配件的注塑部，生产石英产品的泰山公司，生产化妆品的丝丽雅公司，及生产五金产品的冲压部和工模部。东莞生产基地共有员工三千名。 罢工之前的工厂状况：伟盈集团在东莞生产基地的管理本来就存在种种不法的问题。之前新精公司已发生过女工因超时超负荷加班而流产住院的事故。也发生过香港注塑部主管因工作争执殴打大陆员工激起职员工电邮抗议的风波，在香港吴总经理和国内高层管理人员陈总监庇护下反而将国内员工辞退。也在工模部发生过主管辱打工人的事情而引起工人集体罢工，同时有大批工模部工人因此抗议辞职。
伟盈集团为了通过客户美国沃尔马公司验厂的要求。设置了两种不同的工卡，以滿足沃尔马公司要求供应商的员工加班工时和工薪的标准。同时事前布置交代员工在沃尔马公司来人来车间抽查时如何回答问题。这些情形已经是让日夜加班的员工们议论纷纷。

伟盈集团下属的丝丽雅公司，泰山公司部分员工工资低于法定的最低工资标准。而广宇公司机芯部和成品部则因要赶香港交货期而经常不分日夜地加班。让员工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罢工的导火线：拖欠员工的工资是直接引起了员工的罢工。虽然伟盈集团广大员工的不滿情绪已压抑很久。但中国的劳工本质是善良。他们一方面是对劳动法和劳工保障不了解。另一方面是认为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相信明天会更好。
可是伟盈集团公司出台的又一轮减薪措施让他们觉醒了。这些生产线的打工妹日夜加班赚取的一点血汗钱人家也在算计着。不断地压低工价让她们明白过来了自已的权益要靠自已来争取。
罢工的酝酿：当伟盈集团的减薪措施出台并首先在广宇公司实施的时候，员工压抑已久的情绪如火山一样喷发出来。生产线上打工妹是群情激愤。一张不署名的传单在生产线的打工妹中人手相递。这张纸上揭露了公司高层人格的低劣和和公司减薪措施的无理，同时指出公司克扣员工伙食等种种不合理管理状况。并发出呐喊：行动起来争取自已的权益！
罢工的发生：早晨七点三十分。广宇公司成品部的员工除了少数几个年龄偏大的员工担心自已因罢工被炒后找不到工作而来车间，基本上是空空荡荡的。成品部的员工罢工了！
一时间，公司是闹得沸沸扬扬。高层管理是张皇失措的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策。他们摆出强硬的姿态。伟盈集团公司高层管理陈总监自以为是从北京高检反贪局退休下来被老板请来管工厂的。后台背景强硬。一方面要主管和拉长到宿舍叫员工上班。另一方面叫嚣招来防暴警察弹压工人，要揪出闹事的头来。伟盈集团公司这种态度再次激怒了打工妹。很快广宇机芯部的打工妹也坐在生产线停止了工作，她们也加入了罢工了队伍。注塑部的主管也报告车间员工也加入罢工行业。眼瞅着罢工工潮越闹越大，公司高层管理只好态度软下来，希望谈判解决罢工工潮。
罢工工潮的持续和谈判的过程：罢工进入第二天。成品部的打工妹进入车间坐在生产线上继续进行罢工斗争。公司高层这时发现找不到罢工谈判的对手。打工妹们众口一词说没有人组织她们罢工。公司只好收集她们反映的要求：加班时间太长。工人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停止减薪压工价的措施。改善伙食。。。。。。
这时有公司职员知道罢工前有人散发传单的内容。竟然秘告高层管理。公司公开贴出悬赏告示通辑组织罢工的工人领袖。但打工妹没有被吓倒，她们私下纷纷表示要是组织者被公安捉走或者被炒，她们将持续进行罢工斗争。同时将集资捐款支持罢工领袖。
罢工的结束和争取的权益：公司找不出罢工的组织者，只好同意接受罢工工人主要的要求。工人结束了罢工。
注塑部车间的员工劳保福利待遇得到保证，同时改良了高温恶劣的工作环境。机芯部员工不仅不减薪而且加薪的要求得到公司的保证。成品部员工同样争取到了公司加薪的保证。改良高温恶劣的工作环境。
同时集团公司东莞生产基地员工凡是工资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都得到调整。
一些没有参与罢工部门员工的工价也得到调高。
对此次东莞伟盈集团工人罢工运动的总结：这次罢工斗争基本上取得了成功。达到了争取工人权益的目的。 而且罢工的事前组织工作保密性好。在达成罢工斗争目标的同时保护了罢工组织者的利益和人身安全。
同时必须看到老乡情结在这次罢工中的影响。有些部门因主管下面很多员工是她的老乡。碍于情面，这些部门的员工没有参加这次罢工。她们的福利待遇也在这次罢工斗争中获得争取。事后她们说要不是因主管是她们老乡，她们早就参加罢工了。
在保护罢工组织者的同时没有人出面强有力的争取劳工的权益。如劳工反映的劳工合同及社保医保这些劳动法保障的权益没有能够争取到。
同时必须指出正是因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和切实保障劳工权益的组织和政府执法部门的不作为。才是劳工的权益受到伤害的更重要原因。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 boxun.com)

人生萬里長

作者：王羽侯

幼兒學步行 人生萬里長 舉手相扶助 心念勝豪強

前些時候，我偶然看到一件在現實社會中層出不窮的小事，很有一些感觸和人生的啟發。一位年屆古稀，行動不良的老太太，正在學習繪畫。有人不禁問道，「老太太，是什麼原因，在這個年紀，才開始學習繪畫？」老太太從容不迫地放下了畫筆，眼睛散發著柔和的光芒，慈祥地微笑着回答說:「我一直都喜歡繪畫，但是為了生活，從來沒有機會去追求我心中的願望和夢想。現在我年事已高，溫飽不是問題，兒女們都遠離我去，雖然覺得寂寞，但總覺得無聊的應酬，是一件浪費生命的事情。現在我能安靜下來，用我這一雙手，一筆一劃的刻畫出我心中的感情，一張一頁的表達我心中的意念，畫出人間的情，描出人生的愛，我覺得很安靜，很平和，很富足，很高興」。

老太太的生活狀況，是多少人的生活寫實。老太太的一番言語，是多少人對生命價值的了解昇華。一個老年人，從自己真實平凡的生活體驗中，不怨天，不尤人，依然對人生歌頌，對人性讚美，用有限的生命，盡自己的力量。她要用自己一雙粗糙的雙手，細緻地描畫出人間深刻真實的情和愛。這份精神，這份執著，這份心意，這份熱情，怎能不叫人感慨良深，肅然起敬？

如果我們試從另一個極端來觀察人生，又是另外一色景象。一個剛滿週歲的嬰兒，正在學習走路。嬰兒的父親，拖著嬰兒的一對小手，鼓勵著嬰兒的邁步向前。母親站在前方，手中搖動著發出音樂的玩具，充滿慈愛的呼喚著嬰兒的名字，耐心的等待著嬰兒完成三尺的路程。當小嬰兒搖搖擺擺的走到了目的地，父母在歡呼，爺爺奶奶在拍掌，小嬰兒也咧著嘴吧，坐在地上，跟著大家在一起傻笑，整個世界都被籠罩在幸福和歡樂之中。

好美麗的一幅人生圖畫！當我們慢慢的長大，幫助我們走路的父母親，也都隨著歲月的流逝，日漸衰老，日漸衰微，有些還可能到了寸步難移的光景。但是我們卻絕少看到拖著父母的手，耐心地等待著父母的困步艱難。為什麼我們沒有想到父母親幫助我們走路的情景？為什麼想不起自己幫助兒女走路時所得到的快樂？我們是一群健忘的萬物之靈，但無法否認我們也是一群冷血無情的動物。我們只援手支持自己的骨肉，對辛勞撫養幫助自己長大成人，行動不良的父母，都可以感到是痛苦的負擔和無奈的煩厭。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竟然把一幅美麗的人生圖畫，塗改成為一幅醜陋的人生景象。

看到小嬰孩的學習步行，難免使人想起了長路迢迢這一句話。人生雖是短暫的存留，但也是一條邁長，而且是必須走完的路程。在這條路程中，有著溫暖的歡樂，也有著寒冰的悲傷。我們要爬懸岩，要涉險灘，邁過平原，穿過叢林。我們受過傷，流過血，跌下來，爬上去。有些人為人生譜上了感人至深的詩篇;有些人給世界帶來了令人齒冷的笑話。從小嬰孩的學習步行，老太太的學習繪畫，我們應該想到一點人生的意義。在我們跌倒的時候，是誰扶起我們？當我們在無邊的黑暗長夜痛哭的時候，是誰不望補償，無私的點亮了小小的燭光，使我們重新勇敢的再次踏上人生的路程？是一雙手，可能是一雙烙印著人生痛苦的手，一雙從不計較報酬的手，一雙我們從不熟悉的手，把我們在跌倒中扶了起來。這一雙手，就好像父親拖著嬰兒的手，幫助著嬰兒的勇往直前。

為什麼我們不能更積極，在廣大的社會上，參加這伸出雙手，助人走路，引以為樂，引以為責，引以為榮的行列？

一視同仁

作者：王羽侯

一視若同仁 天下无糾紛 可憐韓退之 何故苦傷神？

我無意中在報紙上看到「一視同仁」這一句成語，引起了一些對人生的感慨。有時候我在想，一個人好像非要走了一大段的路程，身歷其境，才能了解到最基本最簡單的道理，卻原來是最困難最複雜的事情。人生最珍貴的事物，往往是我們已經擁有的平凡生活，而不是我們夢寐以求的海市蜃樓。一篇文字的價值，是真實誠懇的心靈交通，是普通人心中簡簡單單的一言數字，而不是講壇上洋洋灑灑的大塊文章。

「一視同仁」是指對人不分厚薄，無分等級，一般看待。這一句話，源出於唐朝韓愈(退之)先生的文章＜原人＞中的一句:「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韓愈先生是唐朝的文學家，哲學家，但是因為性情忠梗，在仕途上波折重重，沒有什麼發揮才能的機會。後來被貶到當時被認為是蠻荒之地的潮州。到了宋朝，同病相憐的蘇東坡，寫了幾個字，表揚韓愈對社會的貢獻和文人的風骨。這幾個字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中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師。』假設韓愈先生的性格不是忠耿率直，在仕途上很可能是萬里長風，今日的我們，便很可能看不到韓愈精警的文章，而韓愈本人，也早與草木同枯，不再是被大家尊敬的先賢。

「一視同仁」一句簡單的言辭，指出了一個人生的準則，一個為人處世的道理，一個生命的價值和理想。但是這一句話，在錯綜複雜的人生中，卻是一條困難重重的崎嶇蜀道。所有的人都會異口同聲歌頌這一條原則，但是真正能夠尊重履行這一條原則的人，卻是鳳毛麟角，少得可憐，而且還會遭受到社會無情的排斥和摒棄。自有人類以來，我們不斷的在改變我們生存的環境，我們開天劈地，我們填海翻山。但是我們卻長久的被控制在人性的枷鎖之下，低首稱臣，每況愈下。在歡悅激昂讚美人類的歌聲之中，我們是否聽到那持續不斷的悲聲，在訴苦，在哭泣？

有人說，人類是被名利兩個字牽著走的動物。從人生閱歷中，我們堅定的認為，財富可以給我們帶來地位，而地位可以為我們帶來名譽。我們遵守著這一條公式，戰戰兢兢，做為生存的坐佑銘石。這一個認為，在社會每一天裏，都能夠得到確實與殘酷的印證。久而久之，我們都從現實生活中吸取了豐富的人生教訓。對於有財富有地位的人，我們情不自禁的對他們表示敬仰，我們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我們為他們的名聲而震撼不已，我們為他們所受到的待遇羨慕而心動，即使這一批人在榮耀的背後，是一個無良的奸商，腐敗的官吏，墮落的妓女，口不對心不知廉恥的偽君子，真小人。我們從不計較這些小問題，而且以結交這些人物而感到驕傲，與這些人物建立關係而感到自豪，我們開始覺得自己的與眾不同，我們對這一批人付出了最大的寬容和妥協。在我們的腦海中，是否還能允許一絲一毫一點一滴一時一刻一視同仁這一個基本原則的存留存在？

財富加地位等於名譽的公式，應該取決於前兩者獲取的過程途徑。但是這兩者的失敗，也不一定便否決了一個人的價值。韓愈先生便是浩海無邊，恆河沙數，歷史人物中受人尊敬的一個。「一視同仁」是人生中一個最基本的公平原則，而最基本的公平原則，是人類一直追求的根本權利。

哲學家是理想的，也是寂寞的。但是他們的理想，是穿越了現實的世界，要改變人類的未來; 他們雖然有著難以形容的寂寞，但在寂寞的背面，卻是跳躍不停的生命動脈，散發著永存的火花。韓愈先生，一視同仁，從潮州的江河，影響到遙遠的汪洋，長流不息。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实质就是民主

作者：郭永丰
按照党中央胡总书记指示，建设马克思主义系统工程，也许作为普通老百姓的我们的参与也是很有必要的，以下便是我的一点体会和研究，希望与真正马克思主义者共同探讨和理论。

首先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没有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只有坚持一党寡头专政。本来，作为马克思本人，只要你读他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你就会发现，他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寡头垄断和专制的。虽然在其理论著作中，全部描述的都是经济学领域，可是，如果他寿命再长一些的话，说不定他就会写到政治学领域。即，这种由寡头政党或个人完全垄断政治市场的行为，实际与寡头企业完全垄断经济市场的行为没有本质区别，同样都是极其恶劣，没有多少人性的。当然也一定是他本人深恶痛绝，极其仇恨，非常反感，坚决所不齿的。

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等著作，虽然他只重点批判剩余价值和商品，但他的极其鲜明的旗帜和坚定不移的立场，就是完全反垄断，尤其是寡头形式的垄断。只要你认真思考细心琢磨，你就会发现，在其资本论也好，还是政治经济学也好，他整个的思想和灵魂，以及之所以把全部身心和意志贡献在这些专著上，其核心价值就是反垄断反专制，反任何形式的寡头垄断和专制的存在。

可以这么说，马克思主义是真正工人阶级争取自由、民主和人权被全面解放的斗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心一意为真正无产阶级服务的。并且，马克思主义绝对是追求和倡导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尤其是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民主、自由与人权。因此，马克思主义才在世界范围内受到所有只要是无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广大弱势群体的真正喜爱，以及彻底信服和追捧，否则，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也绝不会拿马克思的理论在短时间里就号召那么多劳苦大众一起来反封建反专制，并与之做着长期而又极其艰巨的殊死搏斗与抗争。这就是因为，马克思理论确实给他们树立起了真正解放全人类的坚定信念和必胜的信心。

而所谓的解放，就是让全世界所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充分享受到真正属于人类社会的平等、自由、人权、民主和法制，以及人人相互关爱的最平等、最讲人性和人权的最理想的高级社会阶段。

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只有取精存锐，并不断剔除其糟粕，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真正紧跟时代发展脉搏，而常胜不衰，永远发扬光大，永远都在为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服务，并永远且始终坚实地保障着广大弱势群体的权益不受来自腐败和官僚集团的随意侵犯与任意践踏，这才是真正正确而唯一要走的良性健康的发展道路。

我高度支持建设马克思主义系统工程。这应是先导，是旗帜，是航标，理论的先行，为实践划下更科学的路线图。

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一个真正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才会大有希望和将来。否则，一定是不堪设想的。
2005-12-5
本文发表于新华发展论坛

左转右转都是民之福——瑞典大选启示录

作者：茉莉
瑞典大选那天清晨雾气弥漫。有记者拍了一张大雾笼罩国会的照片，放在报纸头版，意味着这场选举迷雾重重胜负难料。投票的前一天，一位首次参加选举的中国姑娘问我，投哪个党派的票比较好。我说，你就随便投好了，这是瑞典，不管左右哪个党派上台，实际上都差不多。

◎ 右派上台世界一片惊呼

9月17日晚，不断跳跃的屏幕统计数字显示，左右派双方的选票比较接近。夜里11时，终于尘埃落定：由温和党、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心党等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获胜，业已连续执政十二年的社会民主党以些微差距输掉政权。

于是世界各报一片惊呼：“瑞典大选变天”，“瑞典‘社会主义’也垮了”“瑞典向右转福利求变革”，“瑞典最成功的社会模式‘向右转’？”……。

为什么一个人口仅九百万的小国，其选举会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是因为，七十余年来，这个小国创造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个社会制度——“瑞典模式”。今天，瑞典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达国家之一，它的人民享受着全球最优越的高福利。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有百分之九十四的瑞典人认为，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

作为“瑞典模式”的忠诚捍卫者，左翼的社会民主党长期执政，成绩不俗。但在过去七十四年里只执政过九年的右派，一夜之间咸鱼翻身，以四党联盟的力量夺得政权，这就震惊了欧洲。人们格外关注本次大选，是因为“瑞典模式”具有标竿意义，对欧洲以及世界都具有示范和冲击的效应。

◎ 右派继承左派的各项政策

一片惊呼的舆论普遍认为，这个选举结果表明：被视为福利典范的瑞典将要向“右”走了，因为瑞典人民已经不满这个模式。作为瑞典纳税人，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只是局外人一厢情愿的猜测罢了。

毫无疑问，不管在哪个国家，人民永远有不满，社会永远需要改革。但是，瑞典人的这次选择，并不表示他们真的打定主意向右转，也不意味着要抛弃福利制度。正如一切婚姻都会出现审美疲劳，一个政党执政久了，其领导人面孔也会有令人生倦的时候。那么，如果在野党中冒出一个清新的领导人形象，又提出一些诸如减少失业率之类的积极改革措施，选民们自然会产生“换个党做做”的心理。

那么，为什么右派联盟业已上台执政，而瑞典却注定不会向右转？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观察新政府准备实施的各项政策，并认识右派不得不继承左派政策的深层原因。

首先，让我们比较一下新旧两个政府的具体政策：

1），在税收方面。新上台的右派政府提出减税，但减税的额度将是微小的。从总体上看，瑞典人将和以前一样交很高的税。

2），在社会津贴和其他福利方面。虽然会减少一些失业金，但新政府承诺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其他津贴。

3），在对待瑞典强大工会和劳工法庭方面。新政府已经许诺，将以缔结强大的集体协定的方式，在劳工市场保护“瑞典模式”。

4），在对待堕胎和社会主义式的家庭政策方面，右派政府完全不会有所改变。与人们的预料相反，新政府支持男女平等政策，甚至准备采用一种特别资助的方式，让爸爸妈妈有更多的假期呆在家里带孩子。

5），在外交政策方面。新政府一如既往，绝不会让瑞典加入北约，因为这是瑞典人民一致赞同的中立传统。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新旧两个政府的政策差异如此微小，几乎在所有的重要政策上，右派政府都接受了社民党的政策。这一点，很难为信仰西方经典模式“华盛顿共识”的美国及欧洲他国所理解，更难为中国人所认识。

◎ “瑞典模式”不可挑战的原因

笔者试图来解释一下这个奇怪的现象——“右派继承左派政策”——背后的原因。

很多人认为，瑞典的高福利制度之所以能够坚持到今天，是因为这个制度保护穷人并且养懒人，因此获得穷人和懒人的选票支持。这个看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是全部的真实。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相是：正是中产阶级在支持福利制度中起了关键作用，否则，瑞典模式不会如此长期地维持下来。

为什么中产阶级要支持福利制度？我们不能说，瑞典的中产阶级都是主张财富平等、仁慈而高尚的理念人。单纯从经济人的角度看，中产阶级保护瑞典模式，就是保护自己的利益。

几十年以来，瑞典的中产阶级一直交纳高税，为了换取良好的退休金，使孩子受到有质量的教育，并获得有效率的医疗。在交完税之后，他们已经所剩无几，没有多余的钱购买私人保险。这个制度，即是个人与社会缔结的一个长期合约，任何有关减税的美丽承诺，都不能中止这个合约。由于中产阶级已经付出了高额的税款，他们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福利制度的回报，这个制度就必须继续下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新任瑞典首相的林费尔德。这位才四十出头的年轻首相，其成长时期正是社民党的福利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作为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林费尔德从一出生就享受儿童津贴，中小学时期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巴士和免费午餐，读大学时享受学习津贴。因此，尽管从父母的创业过程中，林费尔德看到高税收制度下企业家的艰难，因此参加右派党，但他绝不会彻底颠覆瑞典特有的社会模式，而只是要进行局部的修补。

事实上，经过长期在野和很多次选举失败，右派党终于认识到：福利制度在瑞典，几乎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社民党的政策是大多数选民所依靠的，凡是想要赢得选举的政党都不能挑战这一政策。右派党因此停止了不聪明的做法，于是，这次选举成为围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一次竞赛，左右双方较量的中心是：看谁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在完成了这个重大的思想转弯之后，右派联盟才获得政权。在选举前，林费尔德给选民吃定心丸，用很温和的语调告诉选民，瑞典现有的模式将会是安全的。他说：“我们要表明，我们喜欢现在的瑞典，不过我们也要显示，我们希望通过谨慎的步伐来进行改革的意愿。”

一些右派经济学家认为，上述这种右派上台继承左派政策的现象，是政客们为了选票而做的妥协，这将影响瑞典经济的活力与发展。但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问题：为什么瑞典在实行高税收高福利的同时，仍然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比较欧洲其他国家，例如法国、德国和意大利，它们的税收比瑞典低得多，福利也比瑞典差，但它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却比瑞典要恶劣得多。

◎ 为了人民幸福走向折衷

无独有偶，类似现象在加拿大也曾发生过。加拿大右派保守党在获得政权之前，经常指责长期执政的左派自由党，说他们给人民的福利太多了。2006年1月，哈铂领导的保守党终于上台，一上台就要实现他们在竞选过程中的承诺：不削减社会福利专案。结果，赢得大选的右派，并未使社会向右转。

在西方的政治中也有相反的情况，即左派继承右派的政策，英国就是一个典型例子。现任首相布莱尔是左派的工党领袖，他上台之后，却在实践上实行他的老对头——右派党的“撒切尔主义”，从而确立了一条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折衷路线。这条路线基本解决了“左”与“右”的矛盾。

为什么西方政治家都会向对手的政策转变？这是由他们的政治理念所决定的。不论左右，当今欧美政治家都异口同声地宣告：政府的政策不仅要让大众富裕，而且要让大众幸福。我们不能把这种说法全看成是讨好选民的说辞，而要看到其背后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这种“幸福政治理论”是建立在幸福心理学和绿色环保运动基础上的。人们早就发现“金钱买不来幸福”，一味追求金钱的社会，产生了许多令人头疼的问题。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莱恩在他的《市场民主制度下幸福的流失》一书中说，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应在分配政策上向低收入阶层倾斜。

获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在他的“前景理论”里探讨如何从制度上解决人的幸福问题，这一观点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新主流。福利制度是保障人的基本生存权，给人安全感的，实行这种制度的北欧国家，往往在各类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名列前茅。这一点毫不令人奇怪。

为了人民福祉，西方的左右两派正有互相补充的合流趋势。但遗憾的是，笔者辛辛苦苦拾起这些“他山之石”，却完全不能用来攻中国这块“玉”，因为民主国家左右两派的情况，完全不能和专制中国的现实类比。不久前，秦晖先生在中美欧学者“问题、前景与选择研讨会”上发言，谈“中国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的问题时，清醒地指出了中国的悲哀现状：

——“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11月号(11/14/2006 13:55)

看了《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法》，想哭！

作者：李昌平
11月1号，有几个媒体的朋友高兴告诉我，《农民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以下简称《合作法》）在全国常委会上高票通过了！我很快在网络上找到了《合作法》全文。我最关心的农民金融合作权被排斥在《合作法》之外了，我当时的心情就两个字，想哭！
我为什么高兴不起来，甚至想哭呢？
一、合作权是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权。
《合作法》迟到了20年小农是市场的弱者，需要合作才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换句话说，合作权就是小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生存权。这是基本的常识。中国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有20年了，20年后的今天，8亿农民才盼来了合作权。农民合作权迟到20年，农民是付出巨大代价了的。
从1986年开始，中国农民收入，如果扣除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工资部分，其增长幅度是递减的，甚至是负增长。道理很简单，随着经济市场化，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和营销、生产资料生产和供应等等，是单个小农难以进入的，这些领域逐步被资本家所控制。被剥夺合作权利的小农，只能获得农业生产环节越来越微薄的收益。假如没有1亿7千万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实际上是城市产业工人）的劳务收入返回农村，中国不知有多少小农早就破产了。如果依靠农民工的劳务收益维持小农家庭经营，农民工怎样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呢？城市化如何能够实现呢？
《合作法》迟到20年，表明我们漠视了小农及1亿7千万农民工的基本生存权20年，这不是一件小事，直接的后果是埋下了社会不和谐的隐患。
二、土地合作权被破坏，金融合作权被管制，《专业经济组织合作法》只是一支老孔雀。
成功的农民合作组织一般只有两种。一种是以土地合作为纽带的社区农民合作社，如大寨村；另一种是以金融合作为纽带的综合农协，如台湾农会。其他的合作组织，成功的少，失败的多，即使短期成功了，也难以持续。这是对世界合作社发展历史的总结性结论。
中国在2002年，出台了一部《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承包一定30年不变。中国农民在最初分田分地的时候，说好是5年小调整，8年大调整的，所以，一家7亩地，分在8、9处。现在，法律规定30年不能变，如果100个农民有90个要以土地合作为纽带，实行机械化耕作，专业化分工，只有几个农民反对，合作是难搞成的。这就是说，《土地承包法》破坏了农民的土地合作权，除了像大寨等数千个维持土地合作没有变的村社之外，其他的村子再想搞土地合作为纽带的社区农民合作社，已经是难上难的事情了。
2006年11月，千呼万唤地《合作法》出台了，可是这部法律却剥夺了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视农民金融合作为非法。那就是说，《合作法》不许中国农民建立以金融合作为纽带的的综合农协。
这也等于间接判决：中国农民合作只许失败，不许成功！
《合作法》出台前，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举措，是对8亿农民的关心和保护。现在看来，只是老孔雀开屏！
三、《合作法》的出台，标志着全国人大的权威性和代表性严重受损了。
《合作法》不给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主要的理由是金融部门不同意，金融部门不同意的理由是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我们知道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给了农民金融合作的权利，也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国家因为农民的金融合作而引发该国的金融危机。反对给农民金融合作权利的人举例说，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搞过“农村合作基金会”，全国近5万个“合作基金会”出现了数百亿的呆坏账，所以证明了中国农民不能搞金融合作。这样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90年代的“农村合作基金会”主体不是农民，主体是县乡基层政府，根本就不是农民的合作基金会。“合作基金会”的呆坏账更不是农民没有还，而是用于填补了县乡政府的财政亏损。而县乡政府的财政亏损，又是因为县乡政府的财权和事权不对等造成的。将这盆屎盖在农民的头上是不公平的。就算农民的数万个金融合作组织出现了数百亿的呆坏账，难道就得剥夺农民的金融合作权利吗？请问，最近十几年来，官办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了数千亿的呆坏账，是不是应该关门呢？几家国有银行出现了数万亿的呆坏账，为何财政还一直不停地为其买单呢？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70％以上，如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听金融部门的一面之词而剥夺70％多人民的金融合作权利，那全国人大的权威性哪里去了呢？如果金融部门没有游说全国人大剥夺农民的金融合作权利，是全国人大“独立”做出的这个决定，那全国人大的代表性就严重受损了！
四、《合作法》的出台，将中央一号文件置于非常尴尬的位置上了。
关于农民合作金融权利，200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这样表述的：“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有关部门要抓紧制定管理办法。引导农户发展资金互助组织”。中共中央农村政策，一向都是人大和国务院制定涉农法律法规的指导性意见，这是《宪法》授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体现，《合作法》的出台，破除了这个法定的惯例；中央一号文件，也一贯被视为农民手中的尚方宝剑。全国各地的基层政府在中央2006年一号文件的指引下，已经引导农民发展了数以万计的、以资金互助合作为纽带的经济组织，随着《合作法》的出台，这些合作组织都成违法组织了，中央一号文件还是农民手中的尚方宝剑吗？如果还是“尚方宝剑”，那依法治国不就是一句空话了吗？

告诉你谁是当今最大的贪官

作者：古镜
此公当属贪官之最
　　“失业”不叫失业，此公叫做“减员增效”。略微有点儿经济常识的人，也应当懂得这个“效，无非就是“效益”。也就是说，比如，一个人原来生产一件产品，通过科学管理和调动人的积极性，生产出两件产品，这多生产出的产品，就是增加的效益。所以，任何企业增加效益的方法都是靠管理、靠科学、靠人的积极性。而“减员”，充其量也只能是“节支”，在科学管理下，不可能一个人生产的产品比两个人还多。这是最基本的管理常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不过的常识，竟然出自一个自称懂经济高官嘴里，真乃让人笑掉大牙。其结果必然是企业亏损，这一点在他的任期内已经充分的证明了。然而，在企业亏损既成事实后，他竟然像无赖一般的破口大骂起了职工，什么“懒汉”、“特权”、“思想僵化”、“跳楼秀”等等。此公真乃是盘古开天地了。
　　“掠夺”不叫掠夺，此公叫做“下岗”。下岗职工自从进入国营企业，就一直执行《劳动保险条例》，他们将自己一生的劳动所得，90%以上都交纳了劳动保险金和职工住房储蓄基金。毛泽东说：“工人工资一个月50元，一年600元，还有7400元上缴国家”。（顾龙生编著：《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第1版第635页）。按下岗职工30年工龄计算，３０年×７４００元再乘以官方公布的３０００万下岗职工，再乘上最少10%的币值比。大家算一算有多少钱吧。此公只用“下岗”两个字，就掠夺了职工数万亿的劳动血汗。此公又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而这数万亿职工的劳动血汗，至今下落不明。按照吴敬琏老先生的说法，就是“阴差阳错”，“划转”变成“减持”了，种种原因“束之高阁”了。用老百姓的土话，就是不明不白的蒸发了。吴敬琏先生还说：“一件眼前能够做、也完全应该做的事情，是划拨部分国有资产来偿还国家对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隐性负债”。从2001年以前出台的“老人老办法”以及“货币化转”的系列政策看。也就是说，最少在２００１年以前，这笔钱还在，仅仅一年多的功夫，数万亿职工的血汗钱，就在光天化日之下蒸发了，此公真够得上是一个超级魔术师。
　　此公掠夺国民后，做贼心虚，用弄出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清官”闹剧。尔后就在下台的前一个月，又胆战心惊的弄出了一个“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看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上海的陈良宇形成是要依靠一定的政治经济气候的，是有踪迹可寻的。此公也是从上海起家的，同样是非法掠夺国民的劳动保险金和职工住房储蓄基金，而获得的第一桶金。

“全民腐败”亲历记

作者：郭少坤
“全民腐败”一词，还是我于90年代在中共的公安局供职时亲耳听一位共产党的资深老干部对我说的。记得当时我在和他谈到自89“6．4”后的共产党党内腐败和官场黑暗时，他不无愤慨地说：“岂止是全党腐败，现在是全民腐败。你看看这个社会哪里还有什么正气！？”
由于当时自己身在官场上的警察系统，只是忙于警务工作和官方应酬，对于共产党内的腐败现象（比如说公款吃喝玩乐、只报喜不报忧的假大空等）还是了如指掌并深恶痛绝的。可对于社会上和民间的腐败现象我还是缺乏了解的。即使在离开公安系统后，也只是为自己和老百姓的维权而疲于奔命，无暇顾及到更多的社会问题，因此，对“全民腐败”不甚了解。但是，今天高科技的成果、尤其是通过互联网信息的传播，使得我这个坐在家里也可以了解到更多的社会问题，并从中获益许多了。也因此，我通过网上和网民的聊天知到了令人吃惊的“全民腐败现象”而感到有责任把它记录在案。
前不久，我在ＱＱ聊天室和一个女士碰上，也可能是“异性相吸”的原理所致吧，我们聊了起来：

女：你的网名很好，叫松柏，你是不是很坚强不屈啊？
我：是的，我很坚强，否则早就被迫害致死了。
女：啊！有那么严重吗？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原来是警察，现在无业了。
女：啊！那么好的工作，你为什么不干了？
我：因为我在89年“6．4”（二个字无法连续发出）支持大学生反腐败，后来被公安局辞退了，又因为替家乡父老兄弟上访鸣不平被判刑了，所以至此。
女：哎呀！你太可惜了。你干么多关闲事，连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都管不了，你一个警察又能怎么样。这个社会已经腐败透顶了，你还看不透？
我：如果中国人都不管，这个社会不就更加腐败了吗？
女：更加腐败才好哪，早点烂掉早利索。你打字怎么这么慢啊？
我：我的眼睛残疾，一只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用一只眼睛用放大镜慢慢看着打字。
女：你的眼睛是怎么回事？
我：是因公负伤，而且一条腿也残疾了。
女：那你既然如此，公安局还辞退你，真不讲理了！
我：没有办法，和共产党讲理很难，谁让我们都不幸生在中国哪！
女：看你这样的下场，我得告诉我那当兵的儿子，千万别给共产党卖命，否则象你这样可怎么办？
我：告诉你儿子，只要不要有思想和只听党的话就没有事。
女：哈哈……
我：你儿子在什么地方当兵？
女：在山东济南市。
我：是吗？太巧了，我儿子也在济南市打工。
女：那太好了，希望我们加强联系……
这次聊天也就到此为止，不几日，我们又在网上相遇。
女：认识你很高兴，真没想到现在这个社会还有你这样的好人，现在的人都为自己着想，你也该为自己想想了。
我：我没办法好想，现在只能是活一天少一天，半百之人了，又残废了，还能干什么？
女：你家里安装空调了吗？
我：安装了，但是很少开，因为电费太贵。
女：这个好办，你还不知道吗？有办法可以让你省电费，现在老百姓都是这么干的。
我：用什么办法可以节省电费？
女：只要你花500元人民币，我就可以帮你找到电业局的电工，他们就可以把你的电表调到每运行十度电只有一度电的显示，也就是说你消费十度电，只需要交一度电的电费，而且没有人能够查出。这样一来，你可以大胆的使用电了。时间长了，你不就省出很多钱了吗？
我：这不是偷电吗？是违法行为啊！
女：哈哈！你还真是老夫子。现在很多居民都是用这种办法。当官的有钱消费，我们老百姓就不能想办法，管他的。你得改变观念了，反正社会上都是巧取豪夺。
我若有所思的说：“是吗？”
女：就是这样，你现在不太了解社会了，你别考虑了，保证万无一失。如果你想调电表，我马上就帮你找人。现在偷电的很多，抓不着就没事。
我沉思一下，说：“你等我想好了再说吧。”
女：那好，到时候给我留言啊。
我：谢谢！
过了很久，我也没有继续就此事和那位女士取得联系，因为对这种公然的偷窃行为我是绝对做不到的，尽管那位女士说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对这种缺乏基本社会公德和无视国家利益的事情，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的公民都很难做得出。显然，我是难以做到的。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社会却成了“普遍现象”。这不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腐败”现象的自然反映吗？！
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就曾经说过：“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经历过多少次政治教育的共产党人并没有从思想觉悟上自觉抵制腐败，才使得党内和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愈演愈烈。而缺乏法治观念的社会上的老百姓在不满和仇视之余，也只能是利用各种办法进行感情的宣泄和利益的谋取。从这种民间的“窃电”行为到大街上的“窨〔音”印“〕井盖被盗”之类极端低下的偷盗现象，除去突出一个“穷”字之外，整个社会的公共道德底线也到了令人担忧的临界点了。
中国的腐败成本非常之可怕。由于官场腐败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法律制裁，使得社会和民间采取上行下效的办法，用我过去曾经审查过的犯罪分子的话来讲，就是“当官的贪污是大偷，我们没有权力只能是小偷”。如此上下交恶，正气得不到张扬。这样的社会又怎么能不让所有矢志于中国进步的人士忧心忡忡呢？！
由于中国的国家社会主义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的：只要对自己有利，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偷抢横行、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盛行的社会。在丛林规则指引下，官民之间的互动陷入类似囚徒博弈的困境，构成个人理性与集体非理性恶性共生。其结果也只能是到今天总体下降沉伦的“官场腐败”和“刁民社会”一派难以言说的景象了。
也许，我的这些亲身经历和感受，就是对那为资深的老共产党人所感慨的“全民腐败”最好的例证和诠释。
（2006年8月30日）

萨特为什么拒绝诺贝尔文学奖

作者：黄中晶

　　《粤海风》（2004年第1期）上有柳鸣九先生一篇题为“且说大仲马移葬伟人祠”的文章。柳先生是法国文学专家，他对于大仲马移葬伟人祠一事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读后获益非浅。惟文中作为立论的例证，有一段关于萨特的评论，我觉得存在问题，先录之如下：“长期以来，法国人练就了一种技巧，一种艺术，那就是以自我有限的实力发挥最大的作用，花最小的代价造成最大的影响，乃至轰动效应的技艺，这种技艺在法兰西很多公众人物的身上都可以看到。且看，萨特196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却宣布拒绝领奖，来了一个‘缺席’，‘此时无声胜有声’，他的拒绝在国际文化界所造成的轰动与影响，远比他获奖一事来得更大，带给他更大更好的名声。”

　　柳先生这一论述不合乎事实，尽管无论当时还是后来不少人都是这样看待萨特拒绝诺贝尔奖的，特别是一些新闻媒介，更是将萨特的拒绝看作是有意抄作，有各种离奇的说法。看来舆论的力量是巨大的，“众口铄金”，连柳先生这样的专家也都认同了它们的说法。因此，对萨特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实真相作一个说明，也许并不是多余的。

　　事实应该是这样的： 1961年，萨特打算重写已经搁置七、八年之久的自传，书名改为“词语”。直接的原因是他这时没有钱用了。他已经欠了伽利玛出版社的一笔钱，这是作为预付款给他的。《词语》发表在《现代》杂志1963年10-11月号上，1964年1月伽利玛出版社出单行本。它的出版获得评论界的好评，虽然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如有的认为这标志着作者又回到文学上来了，有的认为这是作者自欺的新表现，有的认为这是对其童年的谴责，有的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彻底的悲观主义等等，但有一点是公认的，即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可以与文学史上的任何经典自传作品相媲美。正是由于《词语》的巨大成功，促使瑞典皇家学院把196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

　　1964年夏，一位意大利朋友来信说，他已获悉瑞典皇家学院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萨特；他让萨特准备一份授奖仪式上的演讲稿寄来。萨特面临着选择。他本人想拒绝这个奖；他的朋友中，年纪大一些的要他去领，而年轻的希望他拒领。最后萨特打定主意：拒绝这个奖。当报纸上落实了他获奖的消息后，萨特立即给瑞典皇家学院写了一封措辞委婉但意思明确的信，请对方取消这项决定，否则他会拒绝领取。萨特以为这样一来，对方会取消他的获奖人资格，谁知瑞典皇家学院根本不顾及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仍然把这项奖给了他。

　　得知这个消息后，萨特立即写了一个声明，由他在瑞典的出版商委派一位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在声明中，萨特说明了他拒绝的理由。从个人方面说，他的理由是：他一向否弃官方的荣誉，例如战后拒绝了政府授予他的荣誉勋位勋章。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而任何他可能得到的荣誉都会对读者造成压力，这是他不希望有的。签名为“让─保尔•萨特”，这是一回事；签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让─保尔•萨特”，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作家应该拒绝让自己转变成一个机构，即使是像现在这样在被给予最高荣誉的情况下。

　　从客观方面说，他的理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唯一可能的斗争是东方和西方两种文化的和平共存。他完全意识到它们的对抗必然会采取冲突的形式，但这应该是人与人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会谈，而不应该是机构之间的事情。因此他不能接受来自官方机构的任何荣誉，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即使他能够很好地理解它们存在的理由。例如，虽然他同情社会主义者，如果人们要授予他列宁奖──当然事实上没有──他也会理所当然地拒绝。

　　瑞典皇家学院授奖给萨特的理由是：“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萨特在声明中就“自由”的问题作了解说。他说，如果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在他和其他人签署“121人宣言”时给他这项奖，他将会十分感激地接受，因为这就不仅是给他个人，而且还是给他们为之奋斗的自由带来荣誉。在西方，人们把自由仅仅理解为一种抽象的东西，而在他看来，它意味着一种具体得多的自由──人们应该拥有不止一双鞋的权利，应该拥有肚子饿了就能吃饱的权利。对他来说，接受这项奖比拒绝它更为危险。如果接受了，就会使自己处于他称之为“客观上被利用”的境地。

　　由于拒绝诺贝尔奖，萨特又一次在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中引起轰动，尽管他自己并不希望有这种轰动。为了躲避记者，他来到波伏瓦的住处。不久，萨特母亲打来电话，她的住处紧靠萨特公寓，她看到一大群记者围在他的门前。过了一会儿，有人按波伏瓦的门铃，这是有些记者猜出萨特躲到这边来了。一直到凌晨两点，门铃声不绝。为了能得到一点清静，萨特走了出来，让这些记者拍了些照，简单地说了几句话。第二天早上，萨特一出门就被一大群记者和电视摄影师围住了，他们一直跟到萨特的住处。在要进门时，萨特回过头来说：“我不希望自己被埋葬！”

　　对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一事，尽管萨特在声明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新闻媒体是不会放过这个“反常”行为的，于是就有了种种荒谬的说法。有的说萨特是因为加缪先于他获奖而拒绝；有的说是因为波伏瓦嫉妒的缘故；还有的说是因为萨特太有钱了，根本不在乎这2600万法郎。实际上萨特正是因为缺钱花才赶着写《词语》这本书的。

　　还有一种说法是，萨特是为了出风头才安排了这场拒绝的喜剧。这显然是对萨特的恶意贬损。萨特事先写信拒绝就是为了不造成轰动。如果瑞典皇家学院改变主意另授他人，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萨特并不知道颁奖者根本不尊重获奖者本人的意愿。事情确实是荒诞的：正因为萨特拒绝了诺贝尔奖，拒绝了名声，他反而获得比得奖更大的名声，更加引起社会公众的注意。但这并非他的初衷，他也对这种“无意插柳柳成荫”的荒诞局面无能为力。

　　柳先生的说法与上述恶意贬损如出一辙，虽然我相信柳先生这么说并非出于恶意。不过一个法国文学专家对于萨特这一行为的评判，也许比一般新闻媒体对读者更加具有影响力，因为人们相信专家的话大概是不会错的。因此，像柳先生这样的专家，在对文学史上的重大事实作出陈述和分析时应该更加慎重一些，不要误导了读者，也亵渎了已逝者。

　　萨特之所以拒绝诺贝尔奖，除了他在声明中所说的两个理由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等级制度。在将近70岁时，萨特在他的口述自传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萨特认为，我们周围的多数人对荣誉勋位、诺贝尔奖和类似的东西过于看重了，而事实上这些奖不说明任何东西。它们仅仅符合等级制度给出的区别，但这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是抽象的存在，是我们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存在。他反对诺贝尔奖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把作家分成等级，把文学分为等级。

　　下面是萨特的一些原话：

　　“我的深层实在是超出荣誉的。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人，无论是给荣誉勋位还是诺贝尔奖金，都并没有资格来授予。我无法想象谁有权给康德、笛卡尔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等级。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其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

　　“我认为自己超出任何可能提供给我的荣誉，因为它们是抽象的，从没有对准我。我完全反对诺贝尔奖，因为它把作家分成等级。如果15世纪或者16世纪就有诺贝尔奖，我们就会看到，克莱芒•马罗得了奖，而康德没有得到它──他本应该得到的，但因为混乱或因为评审团的某些成员做了这事那事，这奖没有给他──当然，维克多•雨果可能得到它，等等。这时，文学好像完全被规定、安排在一种等级制度中。”

　　“我发表了《词语》，他们认为它值得一看，一年后就给了我诺贝尔奖。对他们来说，这就给了我的作品一种新的价值。但人们本该在一年前就得出这种结论。在我还没有发表这本书时，我的价值就要小些吗？这真是一种荒谬的看法。按一种等级制度的次序来安排文学的整个观念是一种反对文学的思想。另一方面，它又完全适合于想把一切都变成自己体系一部分的资产阶级社会。等级制度毁灭人们的个人价值。超出或低于这种个人价值都是荒谬的。这是我拒绝诺贝尔奖的原因，因为我一点也不希望──例如──被看成是跟海明威名次相当。我非常喜欢海明威，我个人也认识他，我在古巴同他见过面。但我完全没有想过我跟他名次相当或在对他的关系中应该排在何种名次上。这种想法我认为是幼稚的甚至是愚蠢的。”（[法]西蒙娜•德•波伏瓦：《萨特传》，黄忠晶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87、292、293页）

　　我想，在看了上述萨特自己对于他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缘故的解说后，我们不可能再有类似柳先生那样的误解了。不过，萨特九泉之下有知，一定会怪我多事，因为他并不在意人们对他的误解，而他被人们误解的地方也实在太多。

　　今年6月21日是萨特百岁诞辰，谨以此文作为对他的纪念。

不为民主打基础，高调纪念孙中山有何用？

(博讯2006年11月14日)
昨日，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共当局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活动，据境外各媒体报道，说这是历来北京举办最高规格的纪念孙中山活动。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其政治局全体成员，除了黄菊不明真相没有出席之外，全部倾巢而出。

对于这次会议，笔者仔细阅读了胡的全部讲话后，深深感觉到，此次会议主要是针对台海统一而来的。比如胡锦涛引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才使我们能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同意，便要受害。」

对于笔者而言，统一固然至关重要，可究竟如何统一，用什么样的方式统一，则是更为至关重要的。否则，这种通过以最高调的姿态纪念中国民主先行者的方式谈统一，实际也是毫无意义的。

也就是说，为了中华民族的统一与伟大复兴，摆在面前的路已经非常清晰而又极其明显了，那就是必须只有在民主的大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统一，实际也才能真正达到最完美的统一与永恒的和谐。否则，如果始终把中共一党之私高高凌驾于国法和人权之上，且坚决拒绝只要是强有力的任何形式的监督与制约，在民主政治全球化的大潮下，台湾已完全彻底地走向真正保障最最广大人民“当家作主”的今天社会，这又怎么能行得通哩？

并且，仅仅针对此，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自当选该党主席以后就非常清晰且极为响亮地向中共当局大声疾呼过多次；眼下，本来始终顽固坚守独立立场的台湾执政当局，民进党的重要成员也如此响应并大部分同意这种统一方式了。可是，为何中共当局就不能接受这种完全可以取得广泛共识的，实际就是两岸人民同一根本目标和志向的最符合人性的社会管理制度呢？难道说，仅仅为了中共一党之私，作为今日的中共党成员，尤其是绝大多数党官们，当完全堕落，全部变质，且极其腐烂不堪，实际这也是胡温本人亲口所承认的，就仅仅只为了保护这些已完全堕落为人民公敌和罪犯的贪官污吏们的切身利益，必须只有一味坚守党老大与党妈妈庇护的这种陈腐专制体制永远不放松吗？确实有这必要吗？难道这也是为两岸人民谋永福？

胡锦涛在纪念大会上表示，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重温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更能体会到他始终不渝地维护国家统一的重大意义。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

可在眼下，这在中共一党的专制下，仅仅只允许已成罪犯和人民公敌的党官，上级监督制约下级，下级监督制约百姓的专制监督模式，确实也能让全中国人民真正过上“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美妙日子吗？如果在中共一党绝对领导下实现国家统一，当把全中国人民沦落为中共党贵的奴才时，中华民族确实能够振兴吗？

尤其是，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台湾检察官陈瑞仁还能够不惧权势起诉成功第一夫人吴淑珍？这样一种对人民绝对就是福祉的全面展示，确实能在今日大陆演出吗？虽然眼下胡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实际也是依靠人民的力量，才好不容易把区区一个陈良宇搬倒，实际胡温已累得够呛，而这与已经完全民主和谐的台湾比较，又多么小巫见大巫啊。毕竟在今日中共官场，真正的硕鼠巨贪不但依然逍遥法外，而且还混迹于中共最高官场上无限风光、我行我素着。虽然广大人民极其不满，国际舆论早就哗然一片，但由于人民无权，人民不满只能归不满，国际舆论哗然也只能归哗然，而这到底又是为什幺？

党老大何时在中国不再自称自己为老大？党妈妈不再以暴力抢掠人民的权力为自家儿女私设庇护伞？党本身也只是一个社团，没有什么高贵显要之处，理应接受来自外界任何组织或个人的强有力的监督与制约。那么，就应在以下方法中任选一种民主化的最佳模式或道路，为中华民主大业早日打下最为坚实的基础。

第一、中共党员代表化，由于中共自称是最最广大人民最忠实的代表，那么，就应果真这样实践一下，让凡是被一定人数的公民推荐的人做中共党员，或公民代表，看看中共现有党员中还会剩下多少人是真正属于最合格的公民代表。

第二，就是由中共内部划分为两到三个派系，然后以某政党的模式循序渐进地发展起来，这就像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的模式，而建立纯粹属于美式的，但在理念上依然是属于走社会主义多党竞争执政的道路。

第三，必须允许在社会上另外成立一到两个新型大政党，在中共现有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合法有序开展组建工作。

第四，成立监政社团组织，在中共政府允许下，合法注册有序进行，代表全民心声和意志，义务高效监督中共各级政府官员非法的、不正当的以及所有不作为的现象等等。

固然，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在中共革命初期，其心态也许是正确的，其队伍也许也是纯粹的，但当发展至今，尤其把无数投机钻营势力大量且无限混入时，中共本身早就全部堕落，完全变质，沦落为纯粹的强盗、地痞、流氓和匪帮势力，这实际是最难避免的。所以，如果说彻底放弃中共对中国社会震荡太巨大，那么，就应接受以上的建议，早日为民主中国打下最为坚实的基础，让一党专制的邪恶制度本身真正有个最圆满的结局。

否则，这种为纪念中国民主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开展的最高规格活动，确实就丝毫没有意义。固然，胡锦涛为实现统一即便把苦心用尽，绝对也是徒劳的

我们为何只重富豪排名而轻社会责任排名？

作者：仲大军 文章来源：www.dajun.com.cn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11月8日
据美国《财富》周刊11月6日文章报道，今年全球第二届企业社会责任排名榜出来了，英国手机运营商沃达丰公司（Vodafone）超过英国石油公司（BP）排名第一。在这次排名中，欧洲企业比美国和亚洲企业更加靠前，石油企业排名下降，排名提高幅度最大的是大众公司，从第56位跳到第19位。对此西方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相比之下来看我国，当下社会最流行的是给财富排行，给富豪评地位，社会明星和明流多是成功的大公司，大企业家，而企业的社会责任无人问津。到底是需要花费精力为企业富豪排榜，还是为企业社会责任排榜？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社会风气如此热衷于财富排名？下面让我们作一下分析。
一、重富轻社的媒体炒作原因
我国的媒体每年都大肆报道外国媒体（如福布斯）为我国民营企业家制作的富豪榜，这种做法已经时兴了将近十年，但外国媒体从来没有为中国的企业家制作社会责任排名光荣榜。为什么外国某些媒体如此热衷于财富的评选，而忽视企业社会责任的评选？这其中有一定的原因，一是某些杂志热衷于财富这种具有新闻价值的评比，二是某些人只热衷于傍大款，而不愿做那些更费力气为平民大众服务的工作。三是当前的社会只有财富评价标准，缺少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
譬如，靠为中国富人排名而出名的那个外国人胡润，如果他去做企业社会责任排名，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获得较少的收益。而搞富人排行榜，一是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二是可以引起更大的社会影响，名利双收。在一个追求财富的社会，媒体和服务业与企业一样，摆脱不了挣钱的影子。这就是当下我国社会只重财富、富豪，忽视社会责任、企业责任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国的企业真的不需要强调社会责任了吗？最近一则报道透露，经审计部门检查，发现我国房地产企业严重地违法作弊，隐瞒收入，偷税漏税，从而导致这一行业暴利严重，由此产生大批的亿万富翁。难道靠这种手段致富的富豪也值得排名吗？这种财富和富裕也值得社会去崇拜、跟风吗？
二、重富轻社的历史和思想原因
当然，我国缺少企业社会责任评比和排名还有许多原因，一是在理念上整个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还比较淡漠，对现代企业制度的认识还比较落后，一些从事企业理论研究的学者在观念上仍然停留在旧的和传统的公司理念里，从而不断误导着社会。
譬如，在企业性质和目的这一点上，企业到底是仅仅为股东服务，还是为员工和社会服务？目前在我国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传统的企业理念就是为股东服务，股东利益至高无上，企业利润最大化至高无上。这种理念迎合了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需求，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改革转制中的国家，在这一阶段我国需要效益好的企业，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在国家政策上，就是不遗余力地扶植企业有实力去追赶国际先进，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上打拼。
因此，在这一历史阶段，国家将全社会的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标准定得比较低，将劳动权利规定得更低，为的是壮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国际比较看，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这一段经济发展时期，年工资增长水平高过美国的将近一倍，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其工资水平撵上了美国。东亚四小龙国家和地区，在整个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都伴随着较高的工资增长。但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近30年里，工资水平增长缓慢，远远跟不上GDP的增长速度。这种条件与环境使企业可以较多地积累资本，使一些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看一下每年的富豪财富就可以知道，中国富豪的企业资产增幅迅猛。曾经有记者问我，为什么中国富豪的财富增长这么快？我说这是国家政策造成的，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今天正处在一个从来未有的黄金发展时期。这是因为压在他们身上的社会责任很小，劳动工资水平较低，员工成本很小。由于这些原因，导致我国的资本收入大大高于劳动收入，并导致我国一些企业的迅猛发展和资产财富的急剧膨胀。这也是我国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的重要原因。
但这种情况是阶段性的现象，中国企业总要走上正规，总要追赶国际潮流，企业要发展，也要回报社会，反馈社会。企业规模和财富并不是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为社会服务和均富才是企业最高的宗旨。
但遗憾的是，当前我国许多企业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意识到巨大财富的积累是靠广大劳动群体牺牲自身利益换来的，很多企业家认为自己的成功完全是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和艰苦努力，自己无需对社会感恩戴德，由此造成这些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薄弱。
特别是，中国的一些企业家在认识理念上仍然停留在封建所有制的水平上，在观点上受封建所有制思想的影响很重。这也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关。传统的全民所有制和公有制一旦放弃，就在一夜之间一下子退回到传统的封建所有制。
什么是封建所有制？封建所有制的核心是老板独揽由全体企业员工共同创造的财富。现在我国存在着很多无限公司，员工都是打工者，在全社会低水平工资分配制度下，所有的企业利润都归老板所有。这种形式的企业虽然从扭曲的制度上说属于合法，但从法理上讲并不公平合理。老板攫取了大部分由全体员工创造出的财富，由此产生了我国越来越多的富豪。
三、重富轻社的经济和政治原因
从大的社会环境上看，一味追求GDP的发展模式，也造成了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漠视。在以GDP论英雄的环境中，规模、效益成了企业追求的首要目标。整个社会都在以规模、资产论英雄，在这种社会氛围下，必然产生财富崇拜，大企业崇拜，富豪崇拜。
看看当下我国的媒体宣传报道，除了企业家和成功的精英人物亮相于镜头，很少看到企业员工的身影，电视台和报纸的报道中没有普通工人和农民的拦目，更缺少对工会活动和职工维权活动的报道。好象这个社会只是为了打造财富，但不知是为谁打造财富。
当然这离不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经济增长上，在一个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时代，必然出现GDP崇拜、财富崇拜和精英崇拜。但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不断发展和各种社会问题的不断出现，我国政府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到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上来。因此，企业的发展目标和追求目标也要进行转变。这一转变的重点是加强对普通劳动群体的关怀，增进广大劳动群体的利益，加强对环境、生态和资源的保护。
为此，下一步要做的工作有，加强劳动权利的建设，譬如加强工会组织的作用，调整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关注企业员工的工作情况与生存状态，关注员工的收入与福利待遇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理论界已经开始重新认识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那就是为社会公众服务，为相关利益者服务。西方国家的评比活动已经为我国传输了好的经验，中国社会应当紧跟这样的世界潮流，将发展的中心和要义转到正确的和谐发展道路上来。
-----------------------------------------------------------------------------------
阅读材料：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受查
《财经》杂志 龙雪晴 季敏华
本刊记者于宁、苏丹丹对此文亦有贡献
2006.10.31 11:04
黄俊钦私人所有的“新恒基系”全部资产被查封，银监会参与摸查“新恒基系”及黄光裕所控“鹏润系”的整体银行贷款和负债
　39岁的黄俊钦正面临一项针对其早年贷款的官方调查；这项调查，也涉及他名气更大、财富更丰的弟弟，37岁的黄光裕。
　　今年国庆假期后，这对广东潮阳籍商人刚刚登上最新排出的“中国百富榜”，分列第二名及第20名，个人资产分别达200亿元和65亿元。在2004年和2005年，现年37岁的黄光裕更一度是榜上的“中国首富”。
　　就在国庆前不久，公安部启动了对黄俊钦私人所有的“新恒基系”的立案调查，查封其全部资产；曾先后效力于黄氏兄弟的“新恒基系”最高层于星旺等人被逮捕。
　　早前，银监会也参与了相关摸查；摸查目标，是“新恒基系”及黄光裕所控“鹏润系”的整体银行贷款和负债。包括黄氏兄弟在内的29人以及“两系”旗下的39家公司，被列入摸查名单。
　　初步官方调查结果显示，至少有13亿元的问题贷款在鹏润和新恒基之间密切流动，最终流向境外，形迹可疑。这些资金既构成了上世纪90年代黄俊钦兄弟创业期的“第一桶金”，在2000年之后也继续支撑其扩张。
　　这次立案调查的由头，与九年前发生的一起贷款案直接相关。贷款行是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就在今年国庆前夕，原北京中行行长、中国银行董事牛忠光被逮捕，黄俊钦本人也一度进入公安部监控范围。
“偷梁换柱”案
　　黄俊钦兄弟在20年前共同创立了国美电器。1993年二人“分家”后，哥哥转向房地产业，建立了“新恒基系”，在京城及东北拥有数栋著名的大厦；弟弟则独自经营“鹏润系”，国美电器、鹏润地产构成其主要资产。
　　如今，国美电器专卖店已遍布中国100多座城市，数量接近600家；鹏润地产也在各地频频圈地，并已在北京开发了多处大型住宅区。
　　多年来，对黄俊钦兄弟巨额财富的来源向来不乏质疑。此次官方调查显示，民营的“新恒基系”和“鹏润系”在创业阶段，涉嫌以违法或严重违规方式，获得北京中行的信贷支持。
　　目前可知的较早一笔问题贷款，由北京中行在1997年6月贷出，当年共贷出1.6亿元人民币及1027万美元。贷款人名义是北京静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静安公司），实则由黄俊钦操控。
　　静安公司由外资身份的静安物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下称静安控股）和北京一家国企持有，外资持股六成，公司拥有北京市北三环东路静安中心地块。1995年前后，京城房地产景气不佳，静安地块无力动工，外方股东有意转手。
　　约在1994年，实际由黄俊钦私人所有的北京新恒基房地产开发总公司（下称新恒基），挂靠在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名下，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1995年，黄俊钦等人以首创集团下属新恒基公司名义，与静安控股董事长邓南威接触，有意接盘静安控股全部股份。为维持该项目的“合资性质”，交易改由境外注册的香港捷成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香港捷成）接盘。当年6月，双方签约，邓南威与另一名股东梁湖南，将静安控股100％股权转让香港捷成，作价1800余万美元。捷成为黄俊钦的私人公司。
　　届时，黄俊钦及新恒基手头并无资金，仅承诺先进场施工，自找建设资金。双方约定在静安中心大厦建成后，黄俊钦以相应楼宇面积折抵股价款，届时方予办理静安控股的股权过户。
　　1995年下半年，静安中心破土动工，但资金很快告急，黄俊钦等人开始寻求银行贷款。1997年，黄俊钦和于星旺等人伪造静安公司执照、董事会决议及法定代表人邓南威的签名，以静安公司名义向北京中行贷款，当年贷款五笔，总计折合人民币2亿余元。贷款安排人，正是时任北京中行行长的牛忠光。
　　上述贷款主要转入香港捷成账户，后者再以投资款名义注入静安公司，另有一部分转入私人账户；直到1998年底，静安公司实际大股东邓南威、梁湖南二人方才知晓。令两位股东气愤的是，银行在此涉嫌骗贷案中，在发放贷款前必须核对借贷人的一切原始证照，“而且中行明明知道我们才是静安公司的所有者。”梁湖南对《财经》说。在他们看来，上述贷款发放绝非银行工作人员的疏忽，而是北京中行与黄俊钦等人的共谋。
　　自1998年底起，这两名加拿大籍华人屡屡上告；翌年，同样在北京中行内部人员协助下，黄俊钦等人将上述几笔贷款的借贷人变更为新恒基。
　　大力给予方便的银行内部人士正是当时的中行北京分行行长牛忠光。
勾兑中行
　　现年62岁的牛忠光已退休，历任北京中行信贷处处长、行长，中国银行总行董事，并曾于1999年负责筹办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牛忠光在金融界浸淫40年，人脉熟稔，颇有神通。
　　黄俊钦是通过北京女商人雷瑛与牛忠光结识的。现年45岁的雷瑛在北京开有多家公司，与牛忠光过从甚密，后者对雷瑛的生意频频关照，这在北京中行内部是公开的秘密。今年国庆前夕，雷瑛与牛忠光相继被捕。
　　1998年初，静安中心尚未竣工，黄俊钦等人故伎重演，再次采取篡改静安公司营业执照中法定代表人的手段，伪造“预售契约”，将在建中的静安中心首层、二层共计2237平方米的楼面，赠予雷瑛全资持有的香港中怡集团有限公司。
　　随后，雷瑛以中怡集团名义，将上述两层楼面作价1.17亿元租赁给北京中行，租期50年，用作北京中行静安支行的营业场地。这一昂贵的租价，相当于每平方米5万余元，甚至高出当时楼价数倍。尽管静安中心远未竣工，但双方租期却始自1998年，北京中行分数笔将1.17亿元租金悉数付给中怡。事实上，中行静安支行迟至2003年才搬进静安中心办公。
　　1999年下半年，静安中心落成，但黄俊钦迟迟不按约定向外方股东交付楼面。尽管静安公司股权因此不能交割，但黄俊钦事实上控制了这家公司，宛如主人身份主持楼宇的租售业务。
　　直至2005年末，黄俊钦才向邓南威、梁湖南两位股东支付1500万美元，将静安控股股权过户至自己名下。
　　另一方面，新恒基在开发静安中心时对北京中行欠下的近亿元贷款，也迟迟不曾归还。与此同时，黄俊钦兄弟利用与牛忠光等人的关系，以不同公司名义继续向这家银行贷款。在1997年－2001年间，上述贷款总额接近10亿元，其中4亿余元一直不曾还本付息。
　　相比哥哥，黄光裕与北京中行另有一番渊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尚不足30岁的黄光裕结识了北京中行年轻女职员杜鹃。杜鹃约在1999年前后辞职，之后为黄光裕打理在香港的业务，长期担任上市公司国美电器（香港交易所代码：0493）执行董事。
　　杜鹃在1999年前后嫁给了黄光裕，自此与丈夫共同进退。
贷款去向
　　即便在1998年牛忠光调离北京分行之后，黄光裕名下的地产项目鹏润家园，也在北京分行获得逾3亿元的按揭贷款。
　　经营电器起家的黄光裕约在1996年前后涉足房地产，成立北京鹏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京城开发的第一个楼盘是鹏润家园。该项目于1997年动工，资金紧缺，黄光裕一度欲将手中十余家国美电器连锁店尽数出手，以投入鹏润家园开发，但最终无果。
　　1999年，鹏润家园首期竣工发售，因户型设计偏大而销售缓慢，严重影响资金回笼投入后续开发。为此，黄光裕与北京中行内部人员谋定，以挪借来的大批身份证办理虚假个人按揭贷款，从北京中行贷出3亿余元。同时，黄将鹏润家园部分后续工程转手某合作者开发经营，由后者负责偿还虚假个人按揭。之前贷出的3亿余元现金，则由黄光裕转做他用。
　　当年参与贷款者，包括时任北京分行副行长李宝光、零售业务处副处长徐维联。如今，徐维联已因卷入对北京森豪公寓的虚假房贷案，于今年7月在京受审。此案尚未宣判。
　　时至2001年，同样在北京中行内部人的安排下，一家担保公司连续从北京中行获取汽车贷款。至2004年，三年间累积车贷金额高达4亿元。参与调查者称，这家担保公司事实上由黄光裕控制，“从北京中行历年对黄俊钦兄弟的贷款也可以看出，兄弟二人从来都是假借其他公司的名义从北京中行贷款。”
　　与鹏润家园当年制造虚假房贷相似，以车贷名义借出的4亿元现金被迅速转移。之后不久，作为贷款主体的担保公司则被转予他人，但事后的调查表明，接盘人对担保公司4亿元车贷的或有债务毫不知情。目前，其中2亿元到期车贷已经偿还，另有2亿元尚未到期，仍然挂在北京中行贷款科目下。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早年创业期间向北京中行的违规贷款，和其后以租房形式向北京中行套取的逾亿元租金，以及之后的虚假房贷和车贷，总计达到13亿元。这些贷款构成如今北京中行案的核心案由，而资金的最终去向至今尚未调查清楚。
　　参与调查者指出，对上述13亿元资金去向的调查难度颇大。因为贷款大多以看似不相关的公司名义贷出，贷款用途大多含混，其中更有大笔的无抵押贷款。这些贷款在“鹏润系”和“新恒基系”的庞大网络中频繁调转，“光是一个鹏润，就开立了上百个账户，查账就像走迷宫。”
　　初步调查显示，有部分资金被打入众多证券账户，更多的资金被转出境外。“如果不进行立案调查，而是单纯查账，可能这些贷款的主体都和黄俊钦兄弟的公司无关，最终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知情人称，“但北京中行的某些人自然心知肚明，这些贷款的真正使用人就是黄俊钦兄弟。”
　　直到2004年中国银行启动股份制改造，开始大量剥离不良贷款时，北京中行才开始落实上述问题贷款的真实债务主体。
转移债务包
　　2004年6月，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一齐参与了由央行及财政部主持的竞标，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以账面资产50％的名义价格，竞得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总计2787亿元不良贷款。
　　此前，在北京中行的不良资产剥离中，将黄俊钦兄弟历年来以其他公司名义贷出的部分贷款，明确至鹏润和“新恒基系”公司的名下，列为可疑类资产。这部分贷款总计4亿余元，随中国银行的整个不良资产包出售给信达，以账面资产23％计价。
　　2005年，信达曾将上述4亿余元不良贷款单独打包出售。四家竞标者中，有两家公司与黄俊钦兄弟密切相关，有消息说其法定代表人均为其母亲。其中一家公司以账面资产40％的价格中标，据称中标价与标底相差无几。然而就在交易手续接近办妥之时，银监会予以否决。
　　今年5月，信达再次公开招标出售北京地区不良资产包，在其中一个账面资产总计15.28亿元的资产包中，再次包含了上述4亿余元不良贷款，并在公告中直陈为“以某一从事房地产开发和商业零售业的企业集团债权为主”。这一资产包的招标，原定的提交报价日为7月26日，但最终未果；随后再启动第二次报价，至今仍无结果。
　　信达当年竞得中国银行资产包，承诺三年内处置完毕，否则将从自身资本金中抵扣。因此，包括前述4亿余元不良资产包在内的中行坏账，不可能无限期搁置，而需在2007年5月底前售出。消息人士称，这4亿余元可疑类贷款既无授信，也无明确抵押物，贷款用途不详，长年不能收回，“一般人根本不敢接，能接的人只有黄俊钦兄弟自己。”
　　“一旦他们以四折价顺利购回这个资产包，就等于用一个多亿抹平了四个多亿的问题贷款，不会再被追债了。”中行信贷部门一位经理人员说。
　　据闻，在眼下启动的北京中行案调查中，包括了对当初将4亿余元坏账剥离的追究。个中逻辑不难理解——既然贷款的最终债务人是黄俊钦兄弟，而后者近年来已积聚了亿万财产，为何还要久欠不还区区4亿余元贷款？北京中行为何要将其作为坏账剥离？
　　同样的问题，也曾令早年静安公司的外方股东感到愤懑——静安中心大厦早在1999年下半年即已建成发售，黄俊钦及其新恒基理应回笼巨额资金，为何又要长年拖欠1000余万美元的股权款？
“他们也许从来就没有多少钱。”参与调查者质疑道。
“原罪”危机
　　1993年黄俊钦兄弟分家时，无论是新恒基还是国美，都远未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
　　1993年后，黄俊钦开始倾力投入房地产业，之后几年，曾在北京先后建成鹏润大厦、静安中心以及新恒基大厦；其间，时时可遇早期民营资本介入房地产开发时面临的诸多障碍，并经历着严重的资金缺血。一位曾就职国美电器高层的知情人告诉《财经》，兄弟二人在鹏润大厦建设时期发生激烈争执，一度反目。鹏润大厦系黄俊钦所建，黄光裕购买其中部分，但迟迟未向哥哥支付楼款。“他当时实在没钱，非常艰难，而黄俊钦也很缺钱。”
　　约在1996年，黄光裕也开始投入房地产开发，当年启动了他平生第一个房地产项目——北京鹏润家园。自此，黄光裕的“鹏润系”开始成型，最上游是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下称鹏润投资），下设鹏润地产及国美电器。
　　然而资金匮乏依旧，以至于黄光裕日后要以虚假个人按揭方式，从北京中行套取资金。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黄光裕专注房地产业，将国美电器交给妹夫张志铭打理。未料国美电器从此蒸蒸日上，远远超越房地产，构成黄光裕的主要资产。
　　国美电器在1999年走出京城，在天津、上海、河北等地建连锁店。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数据，国美电器2001年跻身“中国连锁百强”第六名，当年底在全国拥有84家门店，销售收入逾60亿元。
在外界眼里，黄光裕兄弟的黄金时代正是始自2001年前后。这段时间，京城房地产方兴未艾，兄弟二人都不断购置地块。
　　与此同时，黄光裕所有的国美电器迎来了国内电器零售业的最好时光，“2002年到2004年间，是国美电器最赚钱的时候。”国美电器一位高层回忆说。
　　但最赚钱的时候或许正是最缺钱的时候，尽管早年的鹏润大厦、新恒基大厦、静安中心以及鹏润家园都已建成发售，但新的扩张——无论是房地产业的扩张，还是国美电器自身的扩张，都需要更多的资金。
“我们发现，黄俊钦兄弟从北京中行贷出的10多亿元资金，绝大多数已陆续通过建成的房地产项目回笼，但他们还是长期不还。”参与调查者指出，“这些资金大量转出境外，很可能被用于炒股和炒期货，或用作其他投资。”
　　2000年前后，处于最有钱也是最缺钱时期的黄光裕开始筹划境外上市。“最初目的就是为了融资，同时可以操作二级市场。因为投入房地产需要大量的资金，而民营企业其实很难获得银行贷款。”一位国美高层说。
　　黄俊钦兄弟早年勾结牛忠光等人牟取银行贷款，或为中国部分民营企业家的一种“原罪”模式。在上世纪90年代国内金融秩序远未建立健全、同时民营企业发展路径也远未规范明确之时，这种模式印着时代的印记。
　　如今，历史的一页已然翻过，早年的银企勾结模式在新时代也越来越难以复制和延续，被公认既聪明又富魄力的黄光裕开始转而谋求境外融资。他在2000年末最终锁定买壳上市，“壳”目标是香港上市公司京华自动化（香港交易所代码：0493）。
　　这之后发生的故事广为外界乐道——借壳上市最终成为黄光裕个人财富的放大器。2001年之后的黄光裕，正以中国乃至世界级富豪的姿态冉冉上升；他那位绝少出现在公众视线里的哥哥，也在悄然扩张着自己的资产。
　　时至今日，尚难确认公安部正在展开的立案调查会否最终触及黄光裕，也难以判断早年创业期的违规或违法贷款究竟是何情节，留下了多大的债务亏空，最终会给“新恒基系”和“鹏润系”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但无论如何，黄俊钦兄弟都面临紧要关头。
　　没有人知道，二人近年来急遽膨胀的“财富王国”是否真的足够强大，足以应对正在发生的“原罪”危机。

給胡锦涛上历史课，小排长断送大清江山

作者: 草民

我一向相信，任何一个有基本良知的人，都不愿意看到中国发生社会的动乱。但是历史的进程却往往不是按人们良好的愿望发展。社会的动乱总是以一些小事为开始的。在社会矛盾加剧激化的时期，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有时可能掀起惊天的大浪。
远的不说，就拿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政府大清王朝的垮台来说吧。

按官方历史学家的分析，当时的清政府是内外交困，摇摇欲坠，只待武昌起义来推翻它了。我学历史出身，当然喜欢看历史书，但是还是经常不能够同意历史学家的一些分析；特别是中国的官方历史学家的话更不能全信。

从政府的组织结构和清政府的统治能力来看，直到1911年10月，清王朝怎么也不象一个在两个月之内就会垮台的政府。它有完善的政府机构；有在当时世界上也算的上是现代化的军队；有一个到现在还值得称道的中央办事机构军机处；还有二千年的皇权观念为基础的人民。

可是如秋风扫落叶一样，昨天还是枝繁叶茂的，今天早上开门一看，天地依旧，但是黄叶却已是满地。

为什么？我经常问自己。

一个关于武昌起义的小的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愿也能引起所有不愿意看到中国动乱的人们的注意。

1911年10月10日当天的白天，湖北省的政府机构还在正常的运行，把三个企图造反的黨人（就是中学历史教科书上都说过的彭、刘、杨三烈士，现在湖北武昌的一条街道彭刘杨路就是为缅怀他们而命名的）砍掉了脑袋。到了晚上，湖北新军工程兵第八营里有几个老兵油子（其中就有熊秉坤）闲着无事在营房的一个墙脚里议论这件事情。这时，他们的哨长（相当于现在的排长）走过来了，见他们这么晚了还不睡，就骂了一句：这么晚了，想造反啊，作死！几个兵油子本来就对这个平时人五人六喜欢在当兵的面前作威作福的哨长一肚子的不满，听他这样骂，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时火起，对骂一句：造反就造反！拿出枪一枪就把哨长打死。于是兵变开始了。

这就是武昌起义最初何以发生的真实经过。后面的事，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而我想说的就是，武昌起义肯定不是一起有预谋的起义或者造反。起事的兵和造反的黨人也没有组织上的联系，理由是：一，黨人如果和湖北新军有密切关系，何必还要辛辛苦苦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制做炸弹，到新军的兵营里去，什么武器没有？二，如果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起义，那么在起义后为什么还要把黎元洪（湖北新军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军区的司令员或省武警部队的司令员）从床底下请出来？天下哪里有这样的事，造反了还怕权力不会用。三，同盟会的革命领导人孙中山是在几天后，才从美国报纸上得知起义爆发的消息的。而他从美国赶回国内，更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情。其他的革命黨领袖如黄兴等也是在起义爆发后才得知消息，赶赴武昌的。

其实就这三点就说明了，造反不是有预谋的，只是社会的矛盾激化而已！而且把黎元洪请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有很多意味深长的含意在内。它绝不是官方历史学家们说的革命派的不成熟，而是在兵变的当时根本没有革命派，至少是把黎从床下拉出的时候，兵变的性质还是兵变，拉出首长不过是为了更好的为自己找一条出路。也就是说增加和权利机构讨价的资本。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是如此的快，昨天还强大的不得了的政府在兵变发生后变得如此的腐朽和不堪一击，先是领兵的将领为了自己的地位而保存实力不全力进攻，再是原来观望的各省实力派纷纷改变了立场，用江湖上的话说，‘反水’了。到此时，形势就大变了，社会的动乱变成了革命。但却是一场不完全的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清政府是垮在了一个小排长的命里，他的一句小官僚常用来作威作福的话，不经意地居然点燃了一场革命的大火。遗憾的是，我至今也没有查到此公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生平事迹。

现在，我们看清楚了，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官府的人在草民心中是什么地位，平时一肚子的怨气已经无处可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理的出气的机会，于是小事变成了大事。后面的事也不用再说了。

治理国家是政治家的事，但是感受却是每一个人。让绝大多数的人感到有希望，让绝大多数的人感到公平，是政治家的的目标，是每一个官吏的职责。没有了如此的基础，以‘稳定’为理由来压倒一切其实就是一种不稳定表现。没有了公平和公正，没有了高效和廉洁政府，没有安居乐业的人民，一个现代化强国是不可能产生的。一个世纪的近现代史已经和将要证明这一点。

尽管我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但在这里我还是想假设一番。如果那个时候当政的满清统治者给老百姓一点点基本的公平和希望，尽力把大大小小的 ‘公人’们管紧一点，不要再纵容他们天天对老百姓作威作福，也许大清江山就不会以这么快的速度跨掉。因为老百姓面对的主要是基层官吏。如果这些人胡作非为，天天对老百姓作威作福，而又不会受到制止更别说惩处，那么这些人的行为就都是在拆政府的台，都是在各处点燃一场社会动乱的大火。

在一个各级官吏都天天在四处点火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的。因为这样下去，老百姓最终是要被逼上梁山的！而到了这样的时候，就不是稳定和不稳定的问题了。

中国本土企业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主体

作者：向文波 文章来源：新浪财经

2006年11月4-6日，由《中外管理》杂志社、北京中外企业管理培训中心主办的第15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在北京召开。新浪财经独家图文直播。以下为三一重工(17.11,-0.09,-0.52%)总裁向文波演讲：
　　主持人：
　　下面，我们开始今天下午最后一个内容，2006年大家可能发现一个公共很关注的事件，就是围绕着凯雷收购徐工，中国企业家终于以自己的声音首次就产业发展的走势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引起了社会激烈的论战，有人说这是一种觉醒，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一种落伍的民粹，中国企业一方面需要独立自主的创新和创造，一方面又要多快、好、省的全球性资源。下面，我们掌声邀请这场论证引发的主角向文波先生。 在向总演讲之前我也问您一个问题，最近您一直在呼吁阻止凯雷收购徐工的案件最近有了新的进展，就是凯雷大幅度下降了对于这个收购案持股的股权比例，徐工保住了半壁江山。您用一句话告诉我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向文波：
　　我的心情还是比较快乐的，我认为他的方向是对的。
　　主持人：
　　谢谢！下面开始您的正式演讲。
　　向文波：
　　各位嘉宾，非常感谢大家，这么晚了还在这里等待听我的汇报。
　　实际上我到这里来是接受一个考试，杨总给我出的一个题目，叫做“产业安全与中国创造”。杨总出题、我来作答、答的对不对，好不好，我心里没有底，最后请我们杨总打分。刚才江南春先生演讲非常精彩，给我很大的压力，他很幽默，但是我要谈的话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可能很难幽默起来。大家原谅。我想谈两个观点：
　　第一、我对中国创造的理解
　　现在中国创造是一个很新的话题，但是到底中国创造意味着什么？衡量我们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按照我们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觉得中国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至少要从这么几个角度考虑，或者是评价。
　　一，我认为中国所拥有的自主科技成果占世界科技成果的比例不能低于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例。我认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我们GDP数量很大，但是我们科技成果很低，这个不能说我们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创新型的国家。这个里面讲的就是我们经济的科技含量问题。
　　二、我觉得中国对外的外贸依存度应该在20-30%之间是比较合适的。现在大家知道我们对外贸易依存度是70%，不是我们不想，我们想世界的生意都给我们做是最好，但是这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大家已经看到了，中国企业走向海外，中国产品走向海外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越来越多的障碍。最近在世界贸易组织西方这些发达国家在围攻我们中国，欧盟最近公布他的对华贸易政策，
　　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又成为一个热点的问题。我们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频频受阻，我们的产品和鞋子被烧掉等等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在自己的寻求发展和强大的过程中间，过分的依赖国际市场，这是不现实、是不可接受、不可持续的。大家很清楚，中国现在的人口是13亿，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欧洲人口是7.5-8亿，美国3个亿，日本1.3亿，加拿大可能是3000万人口，韩国是4500万，澳大利亚不到2000万，加起来的人口还没有中国的人口多。如果我们开动这个庞大的机器，为世界提供低附加值的产品，世界现行的经济贸易体系都会摧毁，欧洲人可以躺在床上睡觉，我们中国人可以养活全世界。这是不现实的。现在美国外贸依存度只有25%，日本只有26%，美、日已经是高度国际化、市场化的国家了。我们站在中国向外看，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假如站在世界往中国看，也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我们这么过分的外贸依存度意味着我们国内的需求乏力，就是国内需求拉不动，需求拉不动的原因是什么呢？又是国内消费能力太差。消费能力太差是什么原因呢？国民收入太低。
　　农民工的问题是现在大家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我这里有一个统计数据，现在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是57%，在商业和餐饮业里面有52%，在加工制造业岗位有68%，在建筑业岗位有79.8%，农民工收入平均是700块钱，这700块钱还要被某些黑心的老板克扣、拖欠，还要我们敬爱的温总理去催。我们农民工的生活状况是很差的，他们一般必须承受长时间的工作，10-12小时，缺乏基本的生活保障，几乎没有什么福利。所得收入只可以解决一个人的基本生存问题，既不能解决发展问题，就是提升自己的技能，也不能解决抚养后代，就是为他自己培养接班人的问题。而我们经济发展是不可能长期建立在低收入、低素质的劳动力基础上的，我们的农民兄弟他们扛起了整个中国，现在还能扛得起整个世界吗？这种经济增长是不持续的。它会影响社会的和谐，而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的基础。
　　三、中国的本土企业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现在我们经济是高度依赖出口的，而出口贸易60%是来自于外资企业，高科技产品出口的80%是来自于外资企业，工业增加值的三分之一是来自于外资企业。所以，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已经非常高了。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主体性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本土企业，这里我不讲民族企业，否则可能有人讲我是一个民族主义分子，我对民族主义分子没有研究，但是听起来不是什么好词。我讲本土企业，我认为中国本土企业应该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这是现实的选择，与民族主义无关！因为中国是有两个基本的国情：一个国情是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有自己独立的文化、价值观点和政治制度，所以中国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政治大国。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与其它国家存在意识形态的冲突，所以我判断美国、欧洲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会一种长期战略，而不是一种权宜之计。第二国情是：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中国拥有13亿人口，在他走向强大的过程中，必须拥有和追求自己的全球利益。比如说我们对世界资源的依赖，包括石油、市场、矿产，这些都意味着对现行贸易体系和经济格局的冲击。中国的崛起需要新的世界经济和政治次序，基于这两点、我们自己的强国梦只可能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实现，别人不可能帮我们实现。为什么西方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为什么对我们进行武器禁运，如果真是市场化，我们中国又有钱，为什么外国人不把武器卖给我们呢。中海油收购优尼克，出价比别人高25亿美元，他为什么不卖给我们呢。中国有这么好的市场，我们希望市场换技术，对大家这么友好，为什么外国人还对我们进行技术封锁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至少从现在的现实来看，中国的强国梦必须是自己实现，中国的本土企业应该是中国经济的主体。
　　四，中国各行业的平均盈利水平至少不应该低于该行业的国际平均水平。作为一个创新型国家，如果你的产业积累、你的行业积累水平很低，不能说你真的已经成为了创新型国家。中国目前的这种只重规模不重效益的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GDP占全球GDP的比例大概是4%，但是我们消耗了世界石油资源的7.4%，煤炭资源的31%，铁矿石的30%，钢材的27%，氧化铝的25%，水泥的40%。我们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发达国家的5.9倍，美国的4.3倍，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是美国的26.9%、日本的11.5%。
　　这里面也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虽然是一个制造大国，但是我们利润很低，比如世界上四台笔记本电脑有一台在中国江苏生产，但是我们只赚了10个苹果的钱，要给微软交几十美元，要给英特尔交几十美元。尽管产出很大，但积累很低，相对资源利用效率自然就很低了！而中国又是一个资源缺乏的国家，中国的资源是无法支撑中国这种粗放式经济增长的，所以我们必须强调企业的盈利能力，我提了这么一个指标，就是平均盈利水平不能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第二、产业安全是成就中国创造的必要条件。
　　我们要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是创新的主体。
　　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我们做梦都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样尽快的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怎么样尽快的引进技术。我们尝试过以市场换技术，以项目换技术，我们也可以以其他更优惠的条件、政策资源换技术，但是收效不大。实践证明真正的核心技术，首先是用钱买不来的，发达国家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我们有钱也买不到。第二、我们是换不来的，开放我认为做的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们希望换来的技术并没有得到。拿来主义行不通，我们很多同志讲我们对外开放可以引进，搞拿来主义多好？谁不想拿来主义？谁愿意关起门来自己搞创新？因为拿不来，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人家的命根子，人家怎么会把他的命交给你呢。在我这个行业就有两个典型的事例，我们进入这个行业时有两个国有企业生产同样的产品，结果到现在两个国有企业全部退市，已经没有他们的声音了，他们当时走的是拿来主义的路子，就是和国外合作，合作过程中，第一，人家没有把真正先进的技术转让给你，第二、没有把真正没有把核心技术转上给你，你每产一个产品，必须买他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他把利润拿走了，自己赚的只是一点辛苦费，根本没有自我创新的能力，当你把这个市场打开之后，他的先进产品一下进入中国市场，一下把你打垮，你前期做的工作都是为他开拓市场，这样的案子已经不胜枚举。这种故事每天都在发生。所以，从现实来讲，我们中国人必须放弃幻想，必须靠自主创新实现我们的理想。
　　(2)，谁是创新的主体？我们讲企业是创新的主体，这是大家都很清楚我不重复，实际上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企业都是创新主体，真正大量的技术是在企业里面，而不是在政府的研究所里面。
　　(3)，我们讲引进消化这条路对中国是走不同的，引进消化有两个国家很成功，一个是日本，一个是韩国，他们是靠这种模式发展起来的。但是，大家不要忘记当时的历史的背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两大阵营对垒，美国是刻意扶植日本和韩国的发展，是有意把技术转让给他们的，但是他对中国实行的是技术封锁。再一个，就是世界发展的环境不同了，大家更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过去讲的引进消化的路对中国也是走不通的。
　　(4)、外资企业不是中国企业，有人讲外资企业是中国的企业，对这个观点我是极不赞成的，外资企业不是中国企业，我讲两点：第一，在经济上他不是中国企业，起码他交的税就比中国企业少！我曾经跟证监会的一个老领导交流，他说外资企业，你让他在中国上市，他不愿意，为什么呢？他逃避不了一个问题，就是关联交易，从经济上讲，外资企业是可以通过各种关联交易的渠道把利润转移出中国的。第二、从政治上看外资企业也不是中国企业，因为外资企业主不是中国的国民，他对中国没有公民的义务和责任，比如现在讲美国的企业，他首先必须服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打一个比方，如果美国对韩国实行经济制裁，在全球美国企业的产品是不能销售到韩国的，美国军火商也不可能违反美国政府规定卖给中国军事装备。如果徐工被凯雷控股，他就不能给中国生产军事装备的。他的先进技术不能向中国军事工业转移。外资企业必须服从中国的法律，这一点没错，但是他同时也必须服从业主所在国的法律，从这个角度讲也是有区别的。
　　外资在我们中国人们的心目中，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过去资本在我们的眼中是非常邪恶的，资本是带血的，但过去仇视资本是不的对的。现在，大家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好像外资就是活雷锋，他来就是帮助你实现现代化的，这个也不对。昨天香港《镜报》刊登了一篇在中国留学的英国学生的文章
　　讲了他在中国的离奇的经历，由于一幅标准的外国面孔，他经常莫名其妙的当作外商被邀请签合同，去一次给他1000-2000块的费用，并且请他可以以外商的身份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免费旅游，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外资就是外资，资本是逐利的，他是跟着利益走的，他既不是邪恶的，也不是活雷锋，但是现在在中国人现在的心目中，外资有点过分的被美化了。
　　二、产业是中国创新的平台，必须高度重视产业安全问题。
　　而我个人认为中国产业安全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从我们自己内部来讲，大家知道国有企业是我们中国经济里面的主体，大家都知道国有企业都要改制，现在有种改制思路很危险，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靠不住，国有企业卖国有企业没有什么意思，没有实现改制的愿望。国有企业又必须改革，MBO又行不通，这个逻辑推演下来，华山一条道，就是卖给外资。从国外的角度讲，国外资本加大了对中国产业整合的力度，因为外资是很敏感的，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潜力，看到了中国产业的价值。有的甚至提出了斩首行动计划，提出这个口号是触目惊心的，我想任何外资不会在其他的国家说我要收购这个国家所有的产业龙头，这个口号只有在中国提出来。背后是什么原因？就是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过程中间，而国有企业改革是一个重大机遇，外资看到了这个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过去我们政绩考核标准，把引进外资成为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来讲有强大的动力推动外资收购中国的国有企业。过去我们靠市场换投资，靠土地换投资，靠优惠政策换投资，现在靠优质的国有资产换投资，这些因素加起来不能不说中国的产业安全面临严重挑战。
　　徐工作为这么大一个国有企业，我为什么反对他被收购，一个是他的交易价值太低，现在有两个收购案大家关注，一个是苏泊尔(15.1,-0.18,-1.18%)，是做高压锅的，他的交易价格比徐工高，而他的盈利能力只有徐工的二分之一，他的销售规模只有徐工的六分之一，他的净资产不到徐工的一半，他的品牌价值徐工是80亿，他是15亿。徐工是中国机械制造行业的第一品牌，苏泊尔生产民用消费品，五金制品，无论是品牌价值、技术含量、盈利能力、企业规模两个企业都不是一个规模，在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前徐工卖给凯雷的价格要比苏泊尔卖给德国的公司要便宜。徐工并购一度被称为国有企业并购的新标杆，就是说卖的最好的。所以，我想通过徐工问题的讨论，达到加强国有资产交易的管理的目的，我们装备业的龙头，机械行业龙头只值20多亿人民币，我们整个中国装备制造业值多少钱？另外，我们有一万亿美元的储备，怎么花这个钱还是很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但是我们为了两亿美元，把国内机械行业第一品牌就这么卖掉了？我认为是不应该的。第二，我觉得徐工作为装备制造业的龙头，他由外资绝对控股，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装备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是外国人对中国进行封锁的技术，大家知道1983年发生日本东芝事件，东芝事件是什么原因？就是日本东芝向前苏联出口了一个精密设备，就引发出了一个政治问题。但是，现在我们要把自己的装备业龙头交给人家，那么未来中国创新依靠谁？如果是这种改革思路可以被接受和复制的话，产业安全是无从谈起的。所以，我谈产业安全问题，很多人讲是民主主义，我说是胡说八道，因为维护本国产业安全是全球的一种惯例，美国、日本、欧洲、加拿大都有自己产业安全的机制，但是中国没有。中国的经济处在转型过程中间，我们大量的产权交易要进行，而现在我们却没有与之配套的国家产业安全管理机制，这个问题你说有多么严重？所以，我也想通过徐工这个案子讨论，引起大家对建立国家产业安全管理机制问题的重视。
　　我想如果外资对中国的产业是加大兼并和收购的力度，一方面我们内部有强大的力量推动把国有企业卖给外资，一方面我们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产业安全管理机制，那么我们产业安全是不是危险？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我讲中国产业的安全现状是非常严重的，尤其严重的是我们产业安全意识还很薄弱，我提出这个问题以后，还有很多人不理解，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是在搞保护主义，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是保护落后，都不知道这个观点是哪里来的，怎么叫保护落后？还有人在讲不要对中国企业进行过多的保护，我不知道我们的保护措施在哪里？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长达几十年给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国家，在一次论坛上我讲，我说请你们告诉我，我们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空间在哪里？在中国企业走到海外过程中，我们受到反倾销调查，受到人家的抵制，在国内自己的本土不能享受和外资企业同等竞争待遇，人家比我们优惠，而中国企业又普遍的落后、管理、技术、规模、资本都不是和外资企业在一个数量级。我们靠什么去拓展自己的空间？我们靠什么壮大自己的民族产业？很多人都是国际主义者，每天沉浸在全球化的幻觉中，完全脱离现在的政治和经济现实，唱一些脱离实际的高调，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害的，我们应该从这个错误的观念里面觉醒过来！
　　我希望全社会能够高度关注产业安全这个问题，因为产业安全是我们实现中国创造的一个基础，假如真的像有些人说的外资企业也是中国企业，那么中国的强大就变成很简单的事情了，我们建议进一步的放宽条件，进一步的提供优惠措施，把世界500强都引进中国来，中国创新国家不就实现了吗？还要我们大家这么苦苦的努力干什么呢？另外，现在我们能够买到美国的波音飞机，空客也要到中国研制造厂，我们为什么还要搞大飞机计划呢？因为我们可以买到波音飞机，但是波音飞机的战斗机不会卖给你，他只会装备美国的军队，不会装备中国的军队。
　　如果世界真如某些人说的那么美好，真是那么市场化，政治和经济是没有关系的，国家是没有边界的，世界是大同的，大家都是世界公民，我讲的这些就都是错误的。
　　如果世界不是这样，那么有些人的观点就是错误的。
　　谢谢大家！

祈祷“大飞机”的悲剧不要重演

作者：向文波
为了确定美国工厂的厂址，去了趟美国。期间，有机会参观了美国波音飞机公司，还非常荣幸地坐在胡锦涛总书记曾经坐过的参观车上在波音公司转了一圈。
参观波音公司感慨良多，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建的一个新车间，该车间将用于生产新型号的波音787飞机，尽管该型号飞机样机还未生产出来，订货就达到了400多架，现在订货要等四年以后才能提货，每架飞机价格在3亿美元左右，折合多少件T恤、多少双鞋子，我就没有换算了。
车间里，还停放着两架货运飞机，机体上醒目注明一台供中国大陆，一台供中国香港。
看到波音公司介绍人一脸的自豪，我问：不知道波音第一任总工程师是一名姓王的中国人是否属实？他们回答说“是的”。王姓总工程师是清朝政府派出的留学生，因为当时中国内乱而滞留美国。回国后，他还弄出了能在水上起落的飞机，据说许多技术在当时是很先进的，解决了许多难题。
遗憾的是，国家多年战乱，没有给他实现抱负的机会，中国的飞机制造业一度中止。
遗憾的是，据说因为几千万研发经费，也许更多的是信心，还有“造飞机不如买飞机”的观念问题，我们放弃了大飞机计划，所以，中国的蓝天现在满天飞的是外国的飞机。听说某国曾经在为我国领导人定制的专机上装过窃听装置，不知道是否真实。
我国的航天技术居世界一流水平，那是因为我们坚持了；
我国的民用航空技术非常落后，那是因为我们放弃了。
伊朗的飞机一架一架往下掉，是因为美国经济封锁，得不到配件。委内瑞拉的飞机因为同样的原因，一架架战斗机成了破铜烂铁。
也许是因为残酷的现实，现在，我们又在重新启动大飞机计划，但我们已经错过了许多时间，并且，这样的工程恐怕只能由国家主导才能从头开始。我想如果当初我们能像发展航天技术一样坚持自主发展航空技术，中国的航空业必然是另一番景象！
目前，外国资本又在利用中国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改制的机会在中国展开“斩首行动”，有些人挖空心思，在各种堂而皇之的名义下，比如什么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国企改制，国际化等等，将民族多年积累形成的龙头企业贱卖，民族产业又面临巨大危险，徐工并购案就是一恶劣的先例。好在国家已经重视经济安全问题，我祈祷相关措施能够尽快出台并落到实处，祈祷“大飞机”的悲剧不再重演！

邱晓华为陈良宇辩护15次 曾庆红称其“有前途”

(博讯2006年11月10日)

十月十一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被中纪委“双规”，并宣布下台。邱晓华和上海市委、陈良宇有暧昧关系，在统计数字上作假谋取经济利益。邱被查出拥有近二千万美元不明来历的财富。

被曾庆红捧为有培养前途的高级干部

争鸣月刊记者岳山报导，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精通英、法、日三国外国语，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年仅四十八岁就已位居正部级，他被官场视为学者型风华正茂的少壮派官员，在海内外有一定的知名度。从二００三年以来，年年被评为双料优秀（优秀党员、优秀干部）的人物。邱晓华被曾庆红掌控的前中共十七大筹备领导组列为有潜质、有培养前途、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干部。由黄菊、陈至立、华建敏三人提名，邱晓华被列为下届八名准国务委员候选人之一，并于今年七月下旬，接受十七大筹备领导组贺国强面试，初步成绩“合格”。从今年初，邱晓华就已经列席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议，列席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专题会议。邱晓华的仕途一片光明，成为中共官场的一颗新星指日可待。但在今年三月份，刚刚由副局长扶正不过半年有余的邱晓华突然下台了。

二００四年十月，邱到上海搞统计调研，在赶返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他在虹桥宾馆寻欢作乐直到次日清晨，因赶飞机，慌乱中竟将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遗落在他下榻的衡山宾馆。上了飞机发才发觉坏事了，因为他的公文包里有四本护照、多本欧美、日本色情杂志。按常规，邱晓华不搞情报、内务工作，没理由使用各种假名护照。邱的这个公文包，后由上海市保卫部门登记公文包内物品后，由上海市驻京办事处送还给邱晓华本人。对此，邱对上海市领导很感激，并用实际行动报恩。

为陈良宇挑战中央宏调辩护

初步材料披露，邱晓华从二００五年一月至二００六年八月，在不同场合、会议上，为上海市委陈良宇挑战中央的经济宏观调控辩护，达十五次之多。邱晓华为上海市委、陈良宇反对中央的宏观调控发表了以下言论：“宏观调控不能一刀切”；“上海具有特殊性、特殊因素”；“上海楼价不能说高，否则会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市民有购房欲”；“宏观调控已经见到积极成效，现在不需要什么新的措施”，云云。邱并扬言他这些意见是经中央认可的。

黄菊、陈至立等人所以提名邱晓华为新届八名准国务委员之一，是对邱晓华支持上海的回报。

更为恶劣的是，去年十月、今年六月，邱晓华勾结上海市委办、市宣传部，借搞调研为名，编造了多个社会民意调查数据，为上海市委、为陈良宇歌功颂德，引发了社会的激愤。他编造的民调称：对上海领导工作的满意、好评达百分之七十三，而同期中纪委、中办到上海调研的结果，对上海市领导工作的满意度、好评仅为百分之十三至百分之十六；不满意、反感高达百分之七十六至百分之八十一。

中纪委上门宣布实施审查

十月十一日下午，邱晓华出席社交活动后返家，正整装准备赶赴参加外资集团在会所搞的派对活动时，被中纪委工作人员和特警找上门来。当中纪委人员向邱晓华宣布对其实施审查时，邱还耍了二下子：要求打电话和局内打声招呼。当即被阻止，说：不用你操心了。邱又提出要去厕所，又被阻止，说：忍忍吧！带走！邱接着叫嚷：到底有什么问题？生活作风是小问题嘛！有人要排挤、打击我！我刚通过中央的审核。

邱被送到北京卫戍区第五招待所接受审查。

邱晓华被双规的第二天，他继续表演，要求见何勇、李至伦、华建敏，并以絶食威胁。十月十三日中午，中纪委向邱亮出部分证据时，邱开始瘫倒了。

统计局干部大会上的掌声

十月十二日下午，国家统计局召开处级以上干部大会，由中组部副部长沈跃跃在会上宣布：邱晓华由于涉及严重违纪问题，被中共中央撤销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伏瞻接替邱晓华，担任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会场随即响起一片掌声，长达两分钟之久。

据新华社《内参》十月十二日报道：随着掌声，有干部表达：“局内干部早就盼着这一事件能早一日到来，虽晚了些，还不算很晚！干部提拔、晋升、考核机制陈旧，不改，还要坏大事！”有的更说：“这家伙（指邱晓华）五毒俱全，还评为优秀党员，上面够混账的！”

住宅抄出８５万美元　账户拥一千七百万美元

十月十一日晚，中纪委、检察院、公安部对邱晓华住宅查抄长达十小时。在大厅吊灯罩内抄到两本护照，在油画框内抄到两本外国入境签证。在睡床梦思床垫底层有八十五万美元现钞，都是百元面额，一百张一包用塑胶封好。在夹层书柜里有五百多本境外色情书刊。

邱晓华在北京、上海、天津，用假名开的九个银行账户已被封存，仅各种外汇，就高达一千七百万美元等值。业界都惊奇：统计局长哪来这么丰厚的“进贡”！

邱晓华统计数字作假谋利

导致邱晓华下台的另一个因素是：国家统计局八月中旬上报国务院的各项统计数报表，和国务院研究室、发改委、社科院调研统计数，相差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六十五；（一）国民经济总值（ＧＤＰ）和能源消耗量不匹配；（二）经济增长和就业率及物价增长不协调；（三）进出口增长额和税收额不相符；（四）外资流入和外汇增长不相符；（五）金融机构借贷和固定资产投入不相称。

今年上半年，省级地方经济增长、税收、进出口贸易额、就业率、固定资产投资、市场通胀等六大指数，有十二个省（区）、直辖市全部作假、渗水；有十五个省（区）、直辖市，在三至四个指数上作假。

毛泽东思想统治一切的年代，政治思想挂帅，凡有利共产党“光荣、伟大、正确”的数字，尽量造“大”；凡不利共产党“光荣、伟大、正确”的数字，尽量缩小或抹杀。今日，金钱欲挂帅，凡能捞到钱财、换取钱财的数字，都都变化。

温家宝最近在国务会议上怒斥：统计数字人为作假谋取利益，是严重渎职，是违法罪行。

丘成桐再批中国学界垄断现象扼杀后辈人才

中国新闻网

　　资料图片：二零零六年国际弦理论大会于六月十九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美国科学院院士丘成桐出席会议。丘成桐曾获有数学诺贝尔之称的“菲尔兹”奖，是当今活跃在国际数学前沿的领军人物之一。 中新社发 徐曦弋 摄

　　中新网8月29日电 世界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日前接受香港《亚洲周刊》专访时，再次痛批中国学界的霸权垄断现象扼杀后辈人才，并且直言中国学术腐败，“不是做学术，是玩权术”。
　　丘成桐曾连续三届被推选为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主席，其数学成就在华人学界颇负盛名。而同样广为人知的，是丘成桐一贯率直发言的作风，和他数次对中国学术界不良风气的批评。

　　“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

　　中国数学家朱熹平和曹怀东有关“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公布之后，网络上曾很快出现质疑声。

对此，丘成桐表示，这些人的姿态根本不是学术讨论，因为整篇论文长三百多页，一般的数学教授也需要至少半年的时间才能理解当中的内容。

　　他说，“网络上如此短的时间已对论文质疑，我肯定他们根本没有阅读这论文，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看不起中国人’的学术作风。而且这些评论没有留下个人名字，我怀疑有人恶意中伤。”

　　丘成桐认为，中国内地学术界对一个重大的学术议题一致反应冷淡，甚至排斥朱熹平，说穿了是中国学术界中的一些既得利益者担心这个成果动摇他们的地位，刻意把朱教授他们的研究成果压下去。因此，不排除是数学界的同行在网上如此不负责任地留言。

　　人际关系作用大

　　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丘成桐表示，这些人控制了科研经费的发放、奖项的评审、新的院士的提拔。他们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数学工作者的命运。所以，想要做一点研究的中国数学家，就要给他们面子。

　　丘成桐举例说，曾经有个数学家申请院士资格，其学术成就非常优秀，足够资格，但评审团却拒绝了他，理由竟是“人品不好”。

　　“数学研究与人品有关系？再说，这些人，他们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品格不好？”丘成桐忿忿不平地指出，“这正是中国学术界最大的问题，不是做学术，都在搞权术。”

　　他还举例，2002年，国际数学联盟在北京召开年会，中国数学会出面，负责安排中国的数学家在会上发表演讲。国际数学家年会的演讲人是对学术成就的很高肯定，但结果八个演讲人里，七个都是北京的。其他成就远远高于演讲者的数学家都没有机会发言。“朱熹平教授是中国国内最好的数学家之一，后来被哈佛大学用最礼遇的方式邀请做访问学者，但当时，竟然连年会的邀请也没有收到。”

　　学术风气很浮躁

　　丘成桐说，这些人势力很大，大学和博士生也要得到他们肯定，才能获得研究资金或学位。不少人为拿取博士学位，愿意付出一百万元，这利益可不少呢！他们早已把学术研究看成一门生意。

　　他表示，权力垄断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学术风气更加浮躁。很多教授的心思都不在学问上，都变成怎么搞关系、怎么不被排挤、怎么拿经费。有些省份比较富裕，比如广东省政府，愿意给学术研究拨款，大学教授的基本薪金也都不错。但是在北方地区，教授的基本薪金较低，国家的经费资助对他们来说很重要，他们也必须更努力地与有关方面及个人搞好关系。

　　“这些朋党关系真的埋没了不少人才，年轻的学者为了不得罪人，就离开中国到美国念博士。学术环境不好，学生毕业也都出国留学。这对未来中国的学术发展影响很坏。”丘成桐痛心疾首。(张洁平、谢智衡)

民主文化，历史进步的核心与原则

作者：刘永佶 该文选自《民主的权威》一书，中国经济出版社，定价38元，购书电话：010-62760856

民主已成为当今世界使用得最多的词，从布什以“民主”的名义，操纵现代尖端技术制造的“大规模杀伤武器”满地球去杀人，以执行其后台老板们控制人类的指令，到遍及世界的竞选，以至中国乡野中的村民委员会的选举，都有一个共同的口号——民主。而今天人类几乎所有的非宗教迷信的出版物，在论及政治和社会问题时，也都以民主作为标榜。民主的舆论作用之大，致使那些靠集权专制谋利的人，也不得不说几句“民主”的语句——当然，要从其立场对“民主”加以诠释，从而使“民主”与“专制”同义。
使用得最多的“民主”，也是歧义最多的一个词。不仅达官贵人与平民百姓对“民主”的理解有天壤之别，就是理论家对“民主”的定义和论证也大相径庭。“民”的范围是什么，“民”又如何作“主”？而“主”的含义如何规定，“主”什么，如何“主”？等等一系列问题，足可以使“民主”一词变成一个万花筒，它体现着现实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个人的利益冲突，集合着社会的矛盾与斗争。
我不奢望提出一个让所有人都赞同的民主概念的定义，也不希望所有人都认可本书的论证。我所要做的，也是我所能做的，只是从我所理解，而且包括我在内的“民”——现代劳动者的利益出发，概括劳动者的相关意识，对民主及其实现进行理论探讨。
民主首先是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范畴，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民主的基本含义就是“人民主权”。它是与君主、官主直接对立的。但“人民”的外延，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那里，有很大的区别。现代欧美思想家总愿宣扬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言外之意是将民主说成其种族的文化传统。这一点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不乏其进步性，但在今天，除显示其种族优越性之外，一个大的负面作用，就是给那些专制主义者以口实，他们依然在以民主的“种族性”来证明其专制的合理性。当然，雅典的“民主”政体在文化上是有很高价值的，但这种价值应属于全人类。而我们从雅典的“民主”中，恰可以看到那种将奴隶排斥在外的“民”，其“主”首先是一种阶级的专政，其次才是“民”之间利益的协调和斗争。
“民”的范围，决定了“民主”的外延，进而也制约了“民主”的内涵。这在欧洲近代的对选民资格的限制中，得到充分表现。突破这种限制的斗争，贯彻于两百年的历史，直到20世纪中期以后，才真正达到一国之内全体男女成员平等的选举权，但“民主”依然因复杂的体制和机制而被少数人所控制。虽然人类迄今尚未达到真正的、彻底的民主，但民主作为一种文化，却已提出并发展了二三百年。正是民主文化，使人类不断认识到各种形式专制的弊端，并逐步在它的引导下，争取平等和自由。
民主文化也是有其阶级性和阶段性的，但这并不排斥它的一般性，即与非民主的君主、官主的对立。这在孟德斯鸠那里就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关于将政体分为三类：共和、君主、专制，其中共和政体就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掌握最高权力”的政体，它与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是有本质区别的。孟德斯鸠并不明确中国的集权官僚制，他只是将中国的政体划归君主政体，没有看到中国官主的一面。而官主，在孟德斯鸠之后一个多世纪的中国，由于推翻了皇帝，而突显出来，虽然此时已经与资本结合的官僚统治也在宣称“民主”，但官僚资本的专制已成为现代化的主要障碍。
民主文化的产生，根本原因在“民”的素质技能提高，提高了素质技能的“民”不满足于其既有的社会地位，起而要求其权利，并要求掌握国家权利。此时，旧有的君主文化、专制文化、官主文化及其统治与“民”的要求就会尖锐冲突，其对社会进步的障碍作用日益明显。而代表“民”的利益的思想家们，则将“民”的要求概括成理论，在批判旧统治文化的过程中，将自己的理论传播于民众，由此形成与君主文化、专制文化、官主文化相对立的民主文化。
民主文化随着“民”的范围的扩大而扩展，而这种扩展，不仅扩充了其外延，也改变了其内涵，由此而形成民主文化的阶段性和阶级性，但并不排斥其一般性，而是民主文化一般性的具体表现，民主文化的一般性就体现于其阶段性的演化和阶级性的对立中。
总体说来，民主文化产生于欧洲的17、18世纪，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及与其同盟的手工业者、农民、小商人构成的“第三等级”反封建君主的社会势力意识的集中体现。它最初的萌芽可能要从路德宗教改革算起，基督新教“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逻辑的必然就是个性自由，这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历史地出现，进而就是要求平等和自由基础上的权利和民主。如果说17世纪英国的培根、洛克等人还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人身和私有财产的自然权利，那么18世纪法国的狄德罗、卢梭等，则明确提出了“人民主权”的主张。民主文化在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得以实践，由此达到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在实践民主文化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发展了民主文化，并展开了初级民主文化的矛盾与局限。
初级民主文化的主体，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初级民主文化作为其利益和意识的概括，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争取资本主义制度——由资产阶级主导的制度——的理论核心和原则。这也是那个阶段人类进步的核心和原则。但当资产阶级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并按其利益来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时，民主之“民”的范围，即有权参与掌控国家权利的人，是有财产、性别等严格限制的，其实质就是资产阶级中男性的“民主”。与古代雅典的“民主”中奴隶没有民主权一样，初级的资本主义“民主”中，雇佣劳动者和妇女也没有民主权。这显然是与民主文化的一般原则相违背的，民主制度中居然有绝大多数人没有民主权，初级民主制无异于少数大资本所有者的寡头专制。
然而，倡导民主文化的思想家们，在反封建专制时所说的“民”，是全体人民或共和制下的全体公民，“民主”是废除“君主”之后的全体公民主权。资本主义民主制与此相比，差别是明显的。而已占统治地位的资本雇佣劳动制，却在形式上将出卖和购买劳动力使用权的雇佣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处于平等的交易双方，这与他们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无疑是冲突的。雇佣劳动者因政治上的无权而导致经济上的权益受到损害，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经济权益，就必须争取政治上的权利。当然，政治上的民主权不仅是经济权利的体现和保证，更是劳动者作为公民平等、自由的标志。争取民主权，也就成了雇佣劳动者形成阶级势力，进而要求自由解放的集合点。
以19世纪30年代开始的英国“宪章运动”为标志，民主运动的主体已经是以产业工人为主的雇佣劳动者阶级，而资产阶级则日益走向民主的对立面，竭力维护以财产所有权为根据的“民主”——实则资本财团的寡头专制。以雇佣劳动者阶级为主体的民主运动，开始时是以卢梭的民主思想为指导的。卢梭的民主思想要求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上的不平等，这与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的孟德斯鸠的民主思想有明显的区别。迄今依然维持的美国式的民主，就是以孟德斯鸠的思想为基础的，而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则力图实践卢梭的民主思想。法国大革命虽然在行动上失败了，但其理论意义却一直延续至今。以雇佣劳动者阶级（马克思称之为“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主运动，曾以和平方式进行，但随着“宪章运动”提交国会的“请愿书”被否决，以及资产阶级愈益残酷的统治，雇佣劳动者更加认识到要以联合的力量争取自己的民主权，为此，不惜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继承了卢梭民主思想的一般性成分，并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的局限性与矛盾。马克思不再以抽象的“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为依据，而是承认孟德斯鸠的所有权概念，并对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进行了系统分析，将民主与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统一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民主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阶段性目的，也是使雇佣劳动者组成阶级的原则，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民主的具体形式。民主的制度化必须体现于公有制，是公有制的政治机制。马克思使民主文化提升到一个新阶段，在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导引下，民主运动具有了社会主义性质，从19世纪末开始，并于20世纪在全球扩展，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
民主文化作为近现代人类进步的核心和原则，是在欧洲兴起的，是基督教文化的矛盾冲突的产物。由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所引发的文化变革，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基础，而逐步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又必然要求废除封建专制，民主文化由此而生。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民主思想分别代表了资产阶级和平民的利益，这种区别最初还只是理论上的，但在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之中，其差异日益突出。在二百多年的演化中，民主文化不断充实和丰富，但分歧也更为显著。孟德斯鸠的将民主与私有财产统一的思路，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与原则。而在卢梭那里萌发，由马克思明确了的民主与公有制相统一的思路，则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核心和原则。这是民主文化的两个阶段，分别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劳动者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前一种思路因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成为保守、反动的，虽然在一些更为落后的国家它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能够体现人类进步核心和原则的，是后一种思路，几乎20世纪人类在民主文化和民主政治中所取得的一切成果，如废除选举权上财产和性别、人种的限制，强大的社会主义势力的形成及其反对资本统治的斗争，初级公有制在一部分国家的建立及民主原则在这些国家法律上的规定，都是以这种思路为导引的。
进入21世纪，民主文化在人类进步中的核心和原则更为明显，在坚持马克思民主思想的前提下，根据现实社会矛盾的演化，进一步概括劳动者的民主意识和要求，形成充实、系统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民主文化，是历史赋予21世纪的任务，也是l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关键。
y

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韩德强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开放与经济安全》讨论会上发言的修订稿
9月2日发言，9月27日修订完毕
　　王志乐先生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一、改变定义能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吗？
　　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判断标准却是一样的：一国经济安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竞争力，而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又取决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判断标准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关键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企业竞争力。王先生用中国企业有多少进入世界五百强为依据来判断。1996年中国只有3家企业，而2005年则有19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且销售利润率还高于世界五百强的平均水平。由此，王先生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
　　但是，王先生忘记了，中国进入五百强的都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国字号的电信、银行、石油业、电力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靠的是垄断中国的庞大市场，而不是世界性的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竞争力。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大而不强，甚至是外强中干，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这些企业都是在用跨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电力设备、石油开采提炼设备、银行信息系统在处理业务，其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是增强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好一点的，如联想、海尔、长虹、一汽等，这些似乎成长起来了的中国企业，究其实质，无外是微软、英特尔、松下、康宁、三菱、菲利浦、德国大众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拥有中国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的打压下，纷纷败落，或者放弃自主技术和品牌，而改换成门，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
　　对于这一进程，王志乐先生也不是没有认识，但他仍然坚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办法很简单，改变中国企业的定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只要服从中国法律，就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
　　这真是好办法！建议王先生劝告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改变定义：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日本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这样，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就不会再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挠了，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消失了。今后，国家统计局完全可以不再统计外资企业的活动了，外汇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关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国公司”四个字都可以取消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无论设在何国，都是当地的本国公司，又何来跨国公司呢？只是这样一来，王先生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变定义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按王先生的逻辑推论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国问题，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立的法就是中国法律。服从了，大东亚共荣圈就建立了，东亚全球化时代就到来了。
　　二、血汗工厂是中国的成功之路吗？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资流向全球，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跨国公司实现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控制，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的梦想，损害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成长、发展的前景，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陷入到“探底竞争”中，使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日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站到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呢？
　　对此，他有一种解释：“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嫉妒，说中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投向他们的外资都给吸走了。他们想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都进不了。”
　　显然，王先生认为，能给跨国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厂的道路，这是中国的荣幸。中国把别的国家的打工机会抢走了，这是中国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这种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样的结论，必须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自信，必须全盘否定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必须全盘否定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的爱国志士的努力，必须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变成“历史倒车纪念碑”。只有这样，才有理解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的说法。
　　三、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溃问题
　　撇开这些人不论，对于关心中国经济安全的中国人来说，谈一谈中国经济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什么是安全？或者，什么是不安全？一个人不安全，或者是内忧，某种严重的疾病正在发展；或者是外患，环境险恶，资源匮乏，亦可能有人要加害。内忧外患都可以致人于死地。同样，经济不安全，应该也是经济体系的内忧外患。
　　粗粗一列，中国经济的内忧有：两极分化，内需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银行巨额呆坏帐，对外依存度过高，外资控制了绝大部分技术和大部分产业，产业结构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布局过度向沿海地区集中，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经济的外患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上升，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外国资源方操纵资源价格，资源运输通道控制在它国手中，美国经济双赤字不断增长，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其中单项因素爆发就可以引起经济运行的不安；多项不安全因素同时爆发，相互激荡，足以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陷入动荡甚至崩溃。
　　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呢？难道目前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吗？
　　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安全到了最危险时期，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正如一辆快散架的、刹车失灵的破车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冲时，谁会觉得安全呢？中国经济是不是快散架的？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外资企业不断扩张、内资企业日益萎缩、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失业率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极不相称。大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和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数量过剩而质量不足。财政、金融体系腐败大案、要案、窝案频繁爆发，经济血液循环系统失血过多，流动不畅。这些是不是中国经济大车快散架的迹象？中国经济是不是刹车系统失灵？以前有人称，中国经济就像是一辆自行车，只能蹬，不能停。此说后来成了政府经济决策的基本依据。果如此说，则刹车系统失灵无疑。事实上，中央对房地产泡沫屡次进行宏观调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大利益集团化解，中央对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屡次进行调控，也是成绩不佳，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局。这不是刹车系统失灵吗？那为什么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呢？这是因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过剩，而中国的劳动力不但过剩，且价格低廉，缺乏罢工权等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又加上中国社会强控制下的稳定，这就是中国经济遇到了世界性的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尽头，是全世界制造业的岗位都转移到中国。然而，这显然会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抵制中国产品，使中国冲下坡的高速经济列车撞到内需不振、外需萎缩的巨大冰山。在我看来，内忧外患相互增强，造成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大震荡的危险已经近在眼前。对于一些短视的人来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现在没出大问题，经济就是安全的。但这样的人其实只是用一己、一时之限推论国家经济整体的安全，实在是“夏虫不可以语冰”！
　　四、做心脏和大脑产业还是做四肢产业？
　　与经济系统性崩溃的安全问题相比，其实就凯雷收购徐工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二位的问题恰恰又是更长远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徐工问题又可以化为：什么算国家经济的死亡？哪一部分死了就是国家经济死了？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希望，他们来做全球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四肢。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死亡了，但却出现了一大批四肢型的产业，为跨国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加工基地，出现了一大批高价推销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死亡了？抑或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安全了？
　　什么是一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产业？从实体产业的角度看，心脏产业是机械产业，是为各产业提供装备的产业，而机床工业则是心脏中的心脏产业。大脑产业是信息产业。国产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汽车、摩托车，其发动机是进口的，其集成电路还是进口的。这种缺心又缺脑的国货究竟是不是国货，实在值得怀疑。外国企业从中赚走了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品牌费、管理费，留给中国的只有低微的利润、税收和工资。中国的石化、钢铁、船舶、建材、电信、电力、航空等产业，几乎全套生产和运营设备都是引进的，零备件都是进口的。巨额利润流出本国不说，一旦发生战争，外国停止供应零备件，这些产业都可能停止运行，造成中国经济瘫痪、交通停顿，社会动荡。这样，中国经济的命脉就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而是外国人手中。
　　有人可能会反问，如果中国要控制头脑和心脏产业，那会不会与跨国公司发生竞争，会不会与发达国家发生冲突，会不会回到被外国从外部封关锁国的道路上？这个可能并不是没有，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前三十年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尽管被否定了，但如果没有这条道路所积累的研发队伍和生产技术能力，中国甚至可能都缺乏吸引外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发展一部分头脑产业和心脏产业，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与美国、欧洲或日本合作，已经有可能交替运用关税、配额、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税收和外汇等政策工具，在未来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中，逐渐形成自主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国至少拥有部分头脑和心脏产业，对世界开放相应的四肢产业，同时，中国也允许部分心脏和四肢产业掌握在他国手中。只有这样的对等开放，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安全有根本保证。美国再开放，绝不会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不会出售波音公司。中国再保守，也绝不会赁惜玩具产业、手表产业。
　　从实体产业加虚拟产业的经济整体看，心脏产业是金融业，而头脑产业则是设计业、媒体业、律师业、会计业、教育业、咨询业、投资业等。长期以来人们更看重厂房、设备、地皮等实物，而忽视设计、广告、管理、投机等业务的重要性。其实，后者调整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寻找的是市场和技术机遇，其利润远比实体产生更丰厚，甚至可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这些虚拟的心脏和头脑产业拿走了。当境外风险投资公司到中国市场上寻找投资对象时，当麦肯锡公司给中国企业做咨询时，当中国的媒体业跟着华尔街的调子起舞时，当中国的律师业、会计业接受美国模式时，当中国的优秀人才纷纷到美国大学留学时，当中国的银行接受外资银行的战略投资时，实体产业的利润就以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流出了国门。
　　五、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
　　更深层的问题是主体问题。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话，这个经济安全就非常严重。无论是系统性崩溃，还是做了四肢产业，对于工作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先生，或者工作在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先生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如果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的中国部分，以及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官僚和买办群体，那么，我可以同意说，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安全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纳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系统性崩溃带来的痛苦将是真实而持久的，在四肢型产业中从事低附加值、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实而持久的。因此，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就是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今天这个会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叫开放与经济安全。可是如果严格按照我们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的。为什么？当每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当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最大化了，还有经济安全问题吗？经济安全问题提出来，实际上说明在全球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强者、成了胜者，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弱者、成了败者。这是问题的关键。胜者控制着大脑和心脏产业，败者只好做四肢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败者地位呢？透过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就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是中国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过非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走了极端，损害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更进一步，中国成为世界打工厂，既抢走了发达国家蓝领和白领的工作机会，也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这个过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恐怕，正因为主流经济学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绝大部分没有到场。看来，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政治改革可以从抽样全民公决开始

作者：秋石客

改革开放喊了几十年，人们却很少认真地想一下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究竟要改什么、放什么。如果当初人们被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自我完善欺骗是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到了今天面对有目共睹的大量事实应该猛醒了。开革开放就像一股汹涌的浪潮，其背后的资改派弄潮儿手段虽花样翻新，但目的很明确，就是要改掉社会主义的一切。是不是如此？可以分析。秋石客认为，改革开放的历史，主要就是一部有计划、有步骤地改掉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让少数人掠夺国有和人民财富的历史，就是一部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一部引狼入室的历史。回想改革开放的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设计师们先是改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式政治路线，用折中主义的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四项基本原则应对，后来干脆连四项基本原则也放弃了。他们的战略目标就是彻底改掉社会主义，分两大战略，一个是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坚，另一个是攻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坚。为达此战略目的，一方面从组织上通过专政和退休的办法彻底清算执政党中的走社派，另一方面以妖魔化文化革命、进而妖魔化毛泽东来达到在意识形态上全面丑化社会主义的目地，为资本主义大唱赞歌，搞乱人们的思想，是非颠倒，把社会主义说成旧，把资本主义说成新，诱使中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然后先在经济战线有计划、有理论、有步骤地破除社会主义，推行资本主义，打着先富起来旗号培育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民族资本，妄图重建黑暗的旧中国。
请看设计师们是如何实现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之坚的。
挑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大讨论，否定了马、列、毛是社会科学真理的实践结论。用脱离历史发展条件的东、西方物质生活发展水平高低的比较，否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救中国的判断。在理论上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历史阶段论，证明中国必须补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课，证明只有资本主义才推动生产力发展。
他们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理论，认定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广大农村生产力不具备的条件下搞集体化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是扱左。根据当时农村生产力水平和农民的小农意识，必须实行单干，美其名曰联产承包，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强行推倒了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完成了在农村的封建复辟，用小生产代替了大生产，造成了今天三农严重问题的恶果。
在城市，他们无视公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巨大优越性，抓住一些效率问题大做文章。提出了产权概念，认为一切问题出在产权不明析上。由此引发出个人承包、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股份制、国退民进等五花八门的私有化进程，为权力资本和其他资本形成奠定了基础。
他们出台无严格规范的贷款政策，大力扶植私人资本，私人资本同权力资本相勾结，迅速成长壮大，毁掉了大量的国有和集体所有企业，民族资产阶级基本形成。
他们大量引进外资，以牺牲民族资源为代价，同国际资本相勾结，帮助国际资产阶级解除困境，共同鱼肉中国人民，买办殖民资本形成。
中国走资派领导下的官僚资本、买办殖民资本、民族资本并不满足于瓜分国有和集体资产，他们很快把掠夺对象扩大转移到人民大众身上。他们通过分配制度改革，造成悬殊分配差距，他们通过住房改革、医疗改革、上学改革、劳动人事改革，公然抢掠人民的各项福利，造成了天怒人怨，改革开放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面目终于大白于天下，宣布了资改派主导的改革开放的总破产。
资改派们并不以阴谋暴露为耻而收手，反而进行垂死性挣扎。妄图把土地、金融、外交、生产方式、产权、物权全部私有化，一口吃下最后的晚餐。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正值他们兴奋异常之际，却遭到了党内外泛左翼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有力阻击，一场反思改革，要求改革成果共享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党内走资派和新自由主义头面人物慌做一团。于是，他们密谋于西山，知恩不报，妄图把改革开放造成的严重问题嫁祸于帮了他们很大忙的共产党，说一切问题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造成的。恶狠狠地要攻政治改革之坚，说共产党不合法，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上台。为达此目的，用尽了他们手里的所有底牌进攻共产党，使共产党面临生死考验。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有两种选择，要么向资改派投降，改旗易帜，自动宣布死亡，与人民为敌，把中国引向黑暗；要么依靠广大党员，依靠左派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击，取得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二者必居其一。何去何从，以迫切地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我想，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决不会做第一种选择，而必然做后一种选择。
怎样才能解决令党和人民都头疼的资改派造成的烂摊子呢？思来想去，只能靠民主。
现在理论界有一股强风，叫民主。左派要搞公有制为基础的毛式大民主，右派要搞私有制为基础的美式民主，执政党也提倡建全民主制度。风虽强，落到实处却难，因为民主制不是一下子可以建立的，因此，可以先从简单的民主操作开始。
秋石客为此夜不能寐，忽生一计，何不用一下简单的民主抽样式全民公决呢？
中国主流精英说他们代表民意，他们制定的国退民进、房改、医改、教改等政策都美得很，比西施还美，胜过王昭君，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左派说他们强奸民意，丑死了，比东施还丑，胜过孙二娘。两种根本对立的声音弄的党中央都难分美丑了。因此，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公仆们有必要叫主人表个态，叫人民大众表个态，由主人定一下究竟美还是丑，如果美就千秋万代传下去，如果丑，就立马叫停。
全民公决就全民公决，为何要抽样呢？因为中国十三亿人，投票太难控了，因此，可以找一所大学或一个大厂、一个乡，表决一下就够了。现在的资改主流分子力量还是很强，反正顶不住，还不如行打桥牌常用的反客为主，来了先行宪政，要人民群众参与一下，决定重大政策去留，这倒是打倒新自由主义主流派及其政策的好办法。
细想起来，早有民主何至有今天这么多害人政策？资产阶级的垃圾在中国能兴风作浪，恰恰是不民主的结果。既然民主能解决许多问题，顺乎民心的党中央何乐而不为呢？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日

粮食丰收，农民犯愁！

(博讯2006年11月09日)

眼下又到了粮食秋收时节，苏南农民望着金灿灿的稻谷却犯起了愁。全球气候的持续变暖，给粮食亩产也每年带来增长，这本来是好事，可为何人们却犯愁呢？

苏南地区因气候温暖，水网密布，自然灾害罕见，故十分适合水稻种植，素有全国粮仓的美誉。可近年中共的大力敛财，其无视人间公德和良知的邪恶权本经济，以年代差落后的工业生产方式，不只让农民沦为时刻可能遭受伤残、甚至殃及性命的血汗奴工，更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中共多年来对环境的糟蹋，已令全国范围内找不到一条没有受污染的河流。巨大流量的污水进入近海，也对全球的海洋造成了破坏，对全人类造成了危害。工业企业密集的苏南地区河流的污染更是让人触目惊心，许多乌黑恶臭的河水着实让人起恶心。稻田的灌溉则用着这些受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严重污染的河水，长年累月，土壤也聚积起了大量的毒素，危害了稻谷。因此，往日香懦可口的苏南大米，如今变了味，也变了形。河水受污染十分严重地区的大米，烧成的米饭尤如泡饭，食之还有异味。当地产粮的农民大多把自己地里的粮食出售掉，然后去超市买米吃。虽然知道超市的大米也不大安全，可心想着各家高毒和低毒的粮食掺和了，总比自家地里的要安全些。往年秋收时节，稻谷还能卖个9毛或1元的，可今年因粮食口感更不对头，只能卖7毛了。农民们望着一堆堆金灿灿的稻谷便犯起了愁：气候变暖给亩产带来增长的同时，病虫害也跟着增多了，打农药从最早的两次变成了目前的十多次，这意味着成本成倍增加，这么低的价钱可不就是一年白辛苦，弄不好还得陪吗。凝望苍天，农民无语以对，低头跺地，内心是何等苦痛。

洋买办复活 国内企业自主创新遇阻跨国公关

作者：刘健 李永… 文章来源：人民网•天津视窗
2006-11-3 16:38:44
人民网•天津视窗11月3日讯：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在国内首家引进垃圾发电世界先进技术后，近来屡屡在消化再创新方面取得突破，实现设备基本国产化，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这与我国一些电力领域核心技术至今依赖国外形成鲜明对比。
但是，尽管价格只有国际同类产品的一半，但是在市场推广时却多次遇阻。重钢集团董事长董林最近谈到自主创新阻力时仍不禁感慨：“我们攻克了技术难关，却往往受阻于跨国公关！”
作为消减垃圾危害和解决能源短缺的可持续发展技术，垃圾发电在我国应用空间巨大。据有关单位估算，未来五年，各地用于垃圾焚烧发电处理的投资将达到6000亿元左右。面对这个“诱人”市场，重钢集团虽然具有技术领先与成本低廉的双重优势，却不断跌倒在外方设置的公关“隐形门槛”前。
董林说，重钢在竞标一些项目时，发包单位个别干部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比如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员与日本一家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横加阻挠我们中标。虽然我们难以掌握他被外方收买的直接证据，但从其到处帮国外公司进行市场公关的不正常现象看，说他已成为外方买办一点都不过分。
这类事件屡屡发生。重钢在竞争西部某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时，投资报价最低，项目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最后发包方为了排除掉重钢，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但理由十分荒唐：怀疑重钢建成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但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主要功能是处置垃圾，不在于发电量，而且以前重钢在重庆和福州的项目都达到了预计的发电量。最终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大增加，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董林苦笑着告诉记者，还有不少地区在招标时直截了当地说，你们不用白费劲了，我们就是要选外国公司。董林说：“我们作为重庆最大、全国500强企业，推动垃圾发电设备技术创新，内有个人利益封锁、外有跨国公司围剿，可想而知其他企业开展自主创新的难度。现在我们通过努力已经不害怕国外技术封锁，只担心国外公司通过商业贿赂买通‘关键人物’，限制国产设备。”
据介绍，外国公司在进军中国市场时，往往聘请了解国内外行情的“洋买办”，以年销售收入的2%至3%作为公关费用，让他们到处活动游说。众所周知，如果从国外引进设备，一些部门的“关键人物”可以借机经常出国旅游或把子女安排在国外读书或就业。这些人员被收买之后，从国外进口大量设备，进一步限制了国产技术和设备本来就有限的市场空间，推动自主创新将难上加难。
行贿正在成为跨国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的一个“潜规则”。相关资料表明，跨国企业在中国行贿的事件近10年来一直上升，中国近年内调查的大量腐败案件，其中相当数量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重庆社科院研究员胡玻认为，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
生了一个新的买办阶层，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严重阻碍了国内的自主技术创新。（本报记者:刘健 李永文 王金涛）
资料链接：什么叫“买办”？

“买办”一词，在汉语里最初是指明朝为宫廷采购物品的商人。到了清朝，“买办”一词运用范围扩大到一些官僚家族的采购人员。另外，人们也将为洋商采购物品的商人称为“买办”（英语沿用葡萄牙语，称为“Comprador”）。
五口通商初期，各个口岸，特别是新开的口岸，内地来的商人“与各夷语言不通，气味各别”，因而“向不与夷商对手交易”。在外商方面，也难以找到他们认为是可靠的商家。另外，一些旧有的公行人员在中外贸易中仍然保有很大的潜在势力，以致一些主要商品的供销市场在很大程度上为这批人所控制。外商在中国语言不通，信息不灵，中国复杂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也使他们头痛。外商不得不依靠一批特殊的中介人物——中国买办，才能顺利地同中国商人做生意。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航道开放，外国侵略者为了适应扩张势力的需要，开办了一些学校，培养了一些新买办，其中较著名的如唐廷枢、刘鸿生、梁彦青、毕鸣岐等。而在买办高额收入的诱惑下，中国社会封建营垒里的一些人，包括官僚权贵的子弟等，也跻身买办行列，而外商也乐于聘用他们。
就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重要商埠逐渐兴起了一支受雇于外国资本，来自多个社会阶层、人数庞大的买办队伍，在19世纪60年代时他们即已“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了。


来源：经济参考报 编辑：韦泉

-----------
云淡水暖：唯恐自主技术产业不死？——评“买办”二字终于见报
-

云淡水暖

长期以来，“买办”二字极少出现在公开发行的主流平面媒体和电子媒体上面，因为有点刺眼，恐还因为在某些“主流”看来与“开放”有那么点儿不“和谐”。但事情总是要辩证地看，有些事情太过分了，憋不住了，总有人会说出来，11月2日的《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一篇报道“国内企业自主技术创新遇阻跨国公关”，不知道是人民网还是原报纸还加了一个主标题“‘洋腐蚀’催生‘新买办’”，草民孤陋寡闻，这还是头一次在主流媒体上见到说“买办”，虽然加上了引号，但报道中所记载的事情，分明就是地地道道的如假包换的买办行为。
据报道，全国500强企业重庆钢铁集团在国内首家引进垃圾发电世界先进技术后，在消化再创新方面取得关键突破，实现设备基本国产化，并在重庆、福州等地建设、运行起垃圾焚烧发电厂。最具有竞争力的是，此国产垃圾发电设备的核心技术处于领先地位，而报价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1/2，技术领先，价格低廉，而且因为属于可持续发展的新兴环保产业，前景巨大，估计未来五年有过千亿的市场规模。
可是，此国产设备在国内就是难以“中标”，因为“发包单位个别干部完全成了外方代言人，在国产设备明明占优的情况下还大力支持设备进口。”，按照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原则，性能价格比优越的反而不能够取胜，这其中的问题就值得思考了。比如，重钢在竞标南方某市一个垃圾发电项目中，当地负责该项目的一名官员与日本一家公司关系密切，一期项目1000吨/天的处理能力，花了7.5亿元的巨额投资从日本进口设备。重钢只以日方近一半的价格参与二期项目竞争，这位官员在考察到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后，便想方设法横加阻挠重钢中标。这位官员到处帮国外公司进行市场公关，说他已成为外方买办一点都不过分。
岂止是“说”这位官员已成为外方买办那么客气，简直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买办嘛，3亿的国产设备，而且国产技术“无可挑剔”，却偏要买日本人7.5亿的，南方沿海有买办，西部也不遑相让，西部某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时，重钢投资报价最低，项目运转后预计收取的垃圾费也最低，但发包方为了排除掉重钢，违反国家相关规定找来一些评审专家否决了重钢，但理由十分荒唐：怀疑重钢建成的项目发不了预定的电量，这个项目交给了有跨国公司技术背景的公司，不仅投资大大增加，当地财政每年缴纳的垃圾处置费也要多出700多万元。
简直岂有此理，居然有“专家”也与买办沆瀣一气，打压国产技术和设备，“怀疑”也成了打压理由，为什么对洋人的设备就不“怀疑”？甚至有些地方的招标方明确告诉国产厂商“你们不用白费劲了，我们就是要选外国公司”，简直欺人太甚。而买办行为让国家和民族被迫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要知道，与外商或者跨国公司做生意，是需要付外汇的。这些外汇可能是千万农民工在血汗工厂中劳作10几个小时一条一条牛仔裤以微薄的利润换来的，买办们糟蹋起来却一点都不含糊。
人们的耳朵中这些年来充斥着“市场决定一切”、“看不见的手”、“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市场换技术”的种种喧嚣，但事实上往往反其道而行之照道理，国产厂商的最初技术就是引进的，并且在引进的基础上更加优化和廉价，完全符合“换技术”然后消化提高的轨迹。然后国产厂商按照“市场”规矩参加招投标，中规中矩，然而还是在“市场”中败下阵来，为什么呢，因为“市场”还有一个特质被有意无意地淡化了，就是“不择手段”，据报道，外国公司在进军中国市场时，往往聘请了解国内外行情的“洋买办”，以年销售收入的2%至3%作为公关费用，如果从国外引进设备，一些部门的“关键人物”可以借机经常出国旅游或把子女安排在国外读书或就业。这些人员被收买之后，从国外进口大量设备，…有人指出，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买办阶层，他们为个人利益不惜疯狂地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
这种赤裸裸的“洋贿赂”，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国会中和国会周边，就充斥着形形色色的代表某产业、某集团的利益掮客、说客，比如军火商集团就特别希望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强硬”，以便卖大量武器给台独集团，在西方“文明先进”的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商业贿赂并非不严重，以致于中国的经济学“主流”们把贪污贿赂看成市场经济“发展”的“润滑剂”。
如果不抱偏见地看，“跨国公司在中国通过商业贿赂的办法垄断市场、垄断技术，催生了一个新的买办阶层，”的说法毫不夸张，而这种“催生”颇有如水银泻地般的无孔不入。技术上最明显的莫过于中国的大飞机项目，今年的珠海航展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中国的大飞机预计未来5年内“完成设计”，而按照1980年代制定的“三步走”的“市场换技术”战略，中外合作主研发的国产大飞机应该早已在中国的天空飞翔了，“运十”的设计者之一程不时教授写道“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航空工业把振兴的希望寄托在‘MD-90’（麦道公司）和‘AE-100’（空客公司），这样的和西方合作的项目上。但最后得到的，却是来自长期的商业伙伴——波音和空中客车，赏给的两记重拳。‘三步走’发展战略就此彻底失败。”，而当时中国装配加工的20架MD-90飞机的原材料已经全部采购入库，按当时价格3000多万美元一架计算，库存价值5亿美元。中国民航一口咬定“我们不采购停产的飞机”，近50亿人民币，至今无人问津。这其中，就有已经在美国定居的前民航高级官员的“买办”贡献，也是一口咬定不要国产飞机，哪怕是用国外零部件组装的也不要。
早在1901年，梁启超先生就指出 “人之爱我何如我之自爱，天下岂有牺牲己国之利益，而为他国求利益者乎？”、“夫中国之财富，浮积于地面，阗塞于地中者，天下莫及焉。浚而出之，流而布之，可以操纵万国，雄视五洲矣。而无如商权、工权、政权，既全握于他人之手，此后富源愈开，而吾民之欲谋衣食者，愈不得不仰鼻息于彼族。不见乎今日欧美之社会乎，大公司既日多，遂至资本家与劳力者，划然分为两途，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中间无复隙地以容中等小康之家。今试问中国资本家之力，能与西人竞乎？既不能为资本家，势不得不为劳力者，畴昔小康之家遍天下，自此以往，恐不能不低首下声、胼手胝足，以求一劳役于各省洋行之司理人矣。”
一个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跨国巨头在物色“买办”的时候，很是了解中国的“国情”，专门恭请所谓“关键人物”参加其分支机构，委以“重任”，给与高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年薪，这些“能量”很大的“关键人物”自然给这些跨国公司带来无尽的利益，只是可怜了在夹缝中挣扎求存的国有、民族企业们，如此以往，难保自主技术产业不死！
“买办”二字赫然见报了，下一步该如何？

中国大陆平均每天买进六亿美元维持人民币稳定

【博讯2003年7月03日消息】 中国大陆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日昨表示，将维持人民币稳定。根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未具名官员及学者的消息指出，中国政府平均每天购进六亿美元，以维持人民币紧盯美元汇率稳定。
　　报导说，由于大陆企业多认为人民币可能升值，因此大举买进人民币，抛售美元，使中国的外汇存底，从今年三月底的3160亿美元，推升六月底的3400亿美元。中国目前的外汇存底规模仅次于日本。


　　中国大陆人民银行正考虑抑制外汇存底攀升，允许企业保留外币获利，同时开放民众购买外币，以舒缓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市场并不能自由交易，中国政府自1995年迄今，维持人民币兑美元在8.3人民币附近区间狭幅波动

将朱鎔基的罪行记入历史，公之於世

　1、朱鎔基在任5年，发行国债翻了两番，数字由6000亿元人民币窜升到18700亿人民币；外/债也翻了一番多。有学者估计，各种债务相加及国有银行呆/死帐，总共高达14万亿元人民币，超出我国居民储蓄（8万亿）6万亿，相当于我国一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40%。这可是一个吓人的天文数字呀！香港媒体没给面子，给他戴上一顶“赤/字总理的帽子。

　　2、有的学者说了实话，朱在任的这几年，拉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率、使中国在世界上“一枝独秀”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一是靠大量引进外资，二是靠借债。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在这大大小小的工程中，也养肥了一批资本家和贪官污吏，许多人称这些工程为“富/官工程”。朱的“新政”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3、朱的好心往往不得好报。就说给公务员长工资吧，朱是下了决心的，4年内，要给全国公务员的工资翻一番，于是，3年长了4次工资。可是结果呢？一来，公务员长工资拉大了干部和工农群众的距离，拉大了两极分化，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特别是干群之间，产生了许多没有想到的矛盾；二来，朱“以薪/养廉”的初衷不仅没有实现，反而勾起了一些官员发财的欲望，助长了腐败之风。

　　4、再说国企改革，朱也夸下海口：国企要三年解困。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国企到底解除困难没有呢？他说解/困了，可老百姓说，没有。国企不仅没有解/困，反而快搞没了。税/制改革把国企/拖/垮,改/制把国企/贱/卖给个人！

　　5、反腐工作他抓得怎么样呢？五年来，就整体看，党/风并没有根本好转，并且比5年前更为严重，已经到了天怒人怨、水涌覆舟的地步了。虽然他也抓了不少贪官，查了不少大案，湛江大案，厦门红楼等，但他自己控制着银行系统，而他的一子一女却在银行业中身居要职，毫不回避。比如他儿子朱/云/来于一九九四年在美国获得大气物理博士学位，然后又去弄了个会计硕士学位。后来在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公司当低级别的雇员，干了两年后，于一九九八年回国就成了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最高层的六名成员之一，而且逐渐成为说一不二的人物，其作用与其职位极不相称，破坏了公司的管理结构，造成管理混乱。而且，连他这个伯乐非常欣赏的爱将朱/小华、王/雪冰也相继落马。2001年，国家审计局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审查小金库，竟然查出违规金额高达几百个亿！上梁不正下梁歪，他身边都这样，全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朱退休后到上海视察，听取金融系统情况汇报时，金融系统的腐败和情况之糟使其两次晕倒过去。

　　 6、朱任总理的几年，年年喊精简，可是吃公粮的乡镇干部却越来越多。据上次“两会”透露，政府机关和行政事业单位有4500多万人，全国平均28个人养一个人，这可能还不包括几百万军队和几十万武装警。那就精简机构吧，改革开放以来中央连续几次大动作，机构是压缩了，国务院40个部委减到了这次人代
会上定的28个，可就全国而言，吃皇/粮的人数不仅没减，反而在增加。

　　7、撤乡建镇，并不是始自朱，但朱执掌国务院这几年，又大力推进了。乡改镇、县改市，虽然城镇数量大增，城市人口也大增，可是，除了沿海地区，全国大多数地区新建的市镇并未出现多少工业，许多农民虽然拿到了城市户口，却变成了既失去土地又无工可作的城镇贫民。

　　8、放弃粮食自给政策，粮食耕种面积连续减少，1999年减少940万亩， 2000年减少9000万亩，2001年减少3444万亩，据媒体报道，到2002年底我国农业可耕地已由1996年的21.1亿亩减到18.89亿亩，其中粮食总耕种面积只有15.9亿亩了，本来我国的可耕地就少，我国的人口占世界20%，而可耕地却只占世界的7%，经过这几年的折腾，就更少了。加之入世后关税的降低，外国粮食以及水果、蔬菜等农产品大举抢占我国市场，使粮食形势更为严峻。

　　9、正当美国侵略南斯拉夫的时候，人家俄罗斯的外长在访美途中，立即返回莫斯科，而我们的朱总理却急忙赶往美国访问，要知道这是一种象征啊。据说，他本人不愿此行，是政/治局集体决定他非去不可，这也罢了，可是，他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美国人面前说了那么一句遭国人唾/骂的话：我是来给你们消/气来了！这句话着着实实地刺疼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

　　10、他亲自主持签订了《中美/农业/协定》。从康熙帝逝世前三年（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始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再到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中国与外国先后签订了多达20多个条约，几乎每次签约，都是中国吃亏。中国人实在是吃亏吃怕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毛主席和周总理，中国再也不去吃这个亏了。最近，从一些资料看，这个协议，有些准入条款，连日本、台/湾都未答应的，我们答应了，我们对美国等西方国家让步太多太多了，确实有问题，可能又是一个吃亏的“条约”，它将给我国农业带来无穷的后患。有学者极言：《中美/农业/协定》把我国的农民给卖了。

　　11、朱有一个使他洋洋得意的杰作，那就是外汇储备。据报道，2003年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2800亿美圆。把外汇投到美国的举措，可能带来三种后果，其一，我们给美国打了“支援靶”，为“美国经常帐户赤字”，“弥补了差额”（英国《金融时报》评价说，“间接地为美国展示国力支付开支。“）；其二，由于美圆的连续贬值，造成我国的债券、投资和外汇储备缩水；其三，把我国的金融、经济的安全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给我国的经济、金融安全带来严重问题。多年来，我们在美国面前硬不起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不敢对美国侵略别国的无理提案行使否决权，除了外交路线方面发生了问题，与此种经济关系不能说没有联系.。

　　12、分/税制是朱一手促成的，这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的财政，但另一方面也使地方财政非常困难，最后把负担都转嫁给了普通的老百姓，导致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一九九七年到二00一年，国家税收连年以两倍于GDP的速度增长，二00一年，这个数字已经是同年GDP增长速度的三倍。许多国企就是在极高的税收下被拖垮了；农村的苛捐杂税更是了不得，许多地方种庄稼不赚倒赔，大量土地被撂荒，有不少农民被逼走上绝路！三农问题就是在朱任期快结束时出现并被李昌平提出来的。

　　13、在条件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下，为了尽早使中国进入彻底私有化的市场经济，匆忙加入WTO，接受了许多屈辱的条件。譬如在“入世”谈判中，在纺织品方面，有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的条款，中国做出了非常大的让步，可以说这个条款是歧视性的，也是对中国不公平的。中国经过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形成了一个具有
竞争优势的纺织业，而且这是低附加值的产业，关系着数千万低收入者的生计。而就这一点比较优势，却正因为这个条款，就在全球纺织品一体化刚刚4个月后，就立刻遭到配额限制。另外，作为中国最弱势的产业，农业在 “入世”谈判中作出了高于许多国家的开放承诺。

　　14、在朱主政的后期，由于许多扶强抑弱的政策的出台，下层百姓的生活面临巨大威胁，许多工人、农民的生活迅速恶化，于是群体性事件暴增，社会治安急剧恶化。

　　15、朱让烂透了的国营企业到股票市场发行股票圈/钱，用虚假信息给老百姓形势大好的假象，让人们购买这些国营企业的股票。当这些垃圾股票充斥市场后，再来一招"国有股减持"，试图圈进更多的钱，结果股市崩溃，那些相信政府鬼话的人血本无归。而那些背后操纵的银行、国营企业、官僚及太子党则大捞了一笔。

　　1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虽然为中国政府在世界上挣够了面子，也使以城市居民为主的中国人，尤其是垄断和权力资本享受了绝大部分好处，但却是以农民及其他低收入阶层进一步沦落为代价的。人民币的坚挺人为地限制了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就业渠道和工资上涨，直接打击和剥夺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的贫困阶层，是一次汇率管制所导致的突击性的财富由贫穷阶层向富裕阶层的转移。另外，人民币坚挺也导致了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17、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农民收入急剧下降。

　　18、朱所推进的住房制度改革，使普通百姓买房越来越难，使遭遇下岗失业的工人雪上加霜。

　　19、朱实行的医疗市场化，使医疗腐败盛行，老百姓的医疗保障严重倒退，普通老百姓看病越来越难，医疗成了富人的俱乐部。

　　20、教育产业化是朱主导的，其接替李主导国务院后，更是全面调整教育收费标准，免/费教育从此彻底结束，大学收费就是在其任期内两次全面大幅度提高。教育产业化使穷人孩子念书越来越难，大批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退学，许多家长因供不起孩子上大学而自杀。教育越来越成了富人的教育！另外，教育产业化也是教育腐败和教育质量下降的根本原因，中国的根基将可能被教育产业化彻底毁掉！——朱的教育产业化一开始就是目的明确的，那就是：把农民口袋里的钱掏出来！（亲口所说，大意如此！）

　　21、在朱任总理期间，贫富分化越来越大，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一九九七年后，中国农民收入的增长率持续下滑。农民工数量急剧增加，但农民工的权益却丝毫得不到保障。

　　22、资本主义国家有失业，但人家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是非常完备的，而中国在没有建立任何形式上的、更不用说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情况下，国营企业为了朱总理"扭亏增盈"的目标，对於无权无势的工人毫不含糊地进行裁员，造成数千万城市失业人口。这么庞大的失业人口没有生活保障，迅速陷于贫困境地，造成全社会的不安全感，直接打击人们的信心。从实行下岗失业政策后，到2002年，城市的失业率已经达到百分之二十以上，很多家庭出现了老人们用退休金供养下一代的反常情形！——人常说：没有不好的群众，只有不好的领导，而中国的下岗失业政策却是建立在“没有不好的领导，只有不好的群众”的基础上；连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以减少失业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之一，而中国的领导人却以增加失业作为自己的政绩！

普遍性压迫及其被遮蔽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读《都市里的农家女》
作者：石勇
　　自“打工”热潮兴起，世界一直注视发生在中国的最大一次国内人口流动：超过一亿的农民从四面八方涌入因户籍关系而不属于他们的城市。这种流动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性别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杰华（Tamara Jacka）的说法，在中国的“现代性焦虑”中，它一直被解读为从“贫穷”、“落后”和现代化的“边缘”进入到“富裕”、“文明”和现代化“中心”的一场运动。
　　但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农民涌入城市后普遍性地仍然被排斥在城市和现代化的边缘，他们以大大超过中国《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间为代价而获得的工资收入也低得惊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挣扎在贫穷之中。或者不如说，他们涌入城市仅仅是填充了贫民窟的队伍。在另一方面，被城市所“代表”的“现代化”面对他们时并不是一副“文明”的嘴脸。国家权力层面的制度性压迫、由户籍制度所支撑并弥漫在城里人精神结构中的歧视观念、政府对血汗工厂提供的保护，常常让他们处于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无助境地。
　　文明与野蛮的交融由此向我们描绘了一幅农民工在城市备受身心摧残，但在个体观念中却没有拒绝与这种交融“和平共处”的现代化的图景。那么，在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中，那些其存在最能体现传统与现代的纠缠、其命运最能体现农村打工者的命运、其精神结构最能反映这个时代变迁的农村打工女性的遭遇如何？这些“都市里的农家女”在城市的生存在诸如精英主义、女权主义、阶级理论、地域观念等“话语”的解读中是一种怎样的“形象”？她们的主体性建构是否遭到了城市经验的拆解？她们的话语与城市、现代性的话语的不对等关系揭示出了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什么样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杰华的《都市里的农家女》以人类学研究的视角考察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北京的一些农村打工女性。《都市里的农家女》力图在对这些妇女在城市生活的经历和故事进行分析时，揭示出中国社会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的复杂关系。
　　艰难的主体性建构
　　在以“文革”为主要时段的那些岁月里，中国的农民一度在虚幻的政治和道德优势中体验到一种虚幻的主体性。但这种被意识形态假象所迷惑的主体性在“改革开放”后便迅速瓦解。农民涌入城市，由于户籍的深刻制度与观念烙印，他们作为“二等国民”的身份便再清晰不过地暴露出来。事实上，他们在城里人的排斥和歧视中，已强烈地体验到城乡二元化体制下他们作为政治、社会资源的“他者”的耻辱性地位。从能把所有的社会阶层纳入社会的价值秩序并加以排序的话语体系上讲，已经没有一种话语支持农民这一身份。
　　很明显，不掌握任何社会稀缺资源的农民涌入城市，注定要遭遇主体性建构的精神撕裂。在充满优越感和居高临下的城市话语和精英话语中，他们要么是“没素质”、“不文明”的现实和潜在秩序破坏者，要么是贫穷、老实无知而必须让“有良心”的城里人同情的“弱势群体”。在极少数的个案中，他们又可以是具有“吃苦耐劳”精神而“打出一片新天地”的成功者——而这种刻意的塑造乃是以遮蔽城市对他们的普遍性压迫为前提的。杰华提到，这些话语大量泛滥于中国的诸多媒体中。像《农家女》、《打工妹》这样提供了让打工妹说话的机会并希望能帮助她们的媒体也不能幸免。
　　杰华考察了《农家女》、《打工妹》杂志和“打工妹之家”为打工女性在城市的主体性建构所作出的努力。一方面，这些既具有体制内背景（妇联）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公益组织特征的机构让打工女性发出声音、帮助打工女性维权、资助她们、对她们开展各种培训、组织她们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力图培养她们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但另一方面，她们所发出的声音被加以处理，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已失真而像是主流话语假借打工女性的另一种表达；在帮助、培训中，“城里人”及相对农村打工女性来说是“精英”的人有一个预先的“打工妹素质低”的假设，在这里实际上只是把她们视为必须接受城市的现代文明洗礼的对象，而并没有承认她们的主体性；无论是帮助打工妹的城市知识女性，还是那些所谓的“专家”，事实上对打工女性来说都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他们和打工女性在精神和情感上还是隔膜的；尽管《打工妹》在某个时期也将打工女性的命运追溯到了国家制度层面，撕开了主流的城市和精英话语的虚伪，但这种追溯不过是黑暗中微弱的火光。
　　总体上看，可以让杰华的问题得到回答：这些机构既让打工女性能够聚集在一起并表现了有关她们的利益和认同的主体性建构，但更多的只是简单地复制了主流话语的等级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参与了对打工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拆解。这似乎是一个无奈的困境，因为弱者只能用强者的游戏规则玩。强者对弱者的帮助固然看起来可以让弱者平等地参与游戏，但帮助本身已受到了强者的游戏规则的染指，即使它承认弱者的主体性尊严，游戏规则也已经对弱者的“主体性”进行了编码。因此，弱者必须丧失真正的自我认同而以强者的形象来认同自身。这不独发生在农村打工女性与城里人之间，也发生在落后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追问到启蒙的精英话语的深层逻辑。
　　到现在为止，中国的知识精英骨子里仍有很强劲的“启蒙情结”。或者说，基于百年来中国的现状，“启蒙”已成为中国知识精英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在一个人权屡被侵犯的社会里，知识精英感到有必要向普罗大众“布道”，用观念的扩散、聚合所形成的强大力量来摧毁这一统治结构。不仅如此，一些还谈不上是“知识精英”，只不过其受教育程度和社会地位高于底层社会的人，也参与到这样的“启蒙”之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指责一个非民主社会知识精英及相对来说地位较高的人以其较为“现代”的思想对普罗大众的影响。对弱者的帮助事实上体现了知识精英的良知。他们所阐述的价值理念也恰恰是这个社会所缺少的。但我们也有必要注意启蒙话语所形塑的一种不平等结构。
　　“启蒙”意味着一种思想的单向支配，启蒙者不仅获取了话语上的主体性，而且在道德上更比被启蒙者优越。这种话语结构一旦建立，启蒙者也就对被启蒙者拥有了可以评判其存在价值的权力，他也就必然对后者居高临下。很显然，被启蒙的民众可以被呼唤去追求尊严，但在这种启蒙语境中，相对于启蒙者来说他们并没有主体性的尊严。如果启蒙者不能从情感上将自己纳入与被启蒙者一样的存在结构中，问题就会暴露——后者只要还没有终结自己的身份，其主体性就无法真正被建构出来。
　　杰华观察到，农村打工女性在城市的经验一方面让她们强烈地感到被歧视的“他者”地位，另一方面因城市的主流话语（特别是关于城市与农村的价值排序）已影响到了她们的精神结构，无形中又让她们进行自我否定，对农村感到了恐惧，哪怕再穷再苦也要留在城里。这种精神的撕裂是相当难受的。如果她们在“他者”的现实处境中能够坚持自己的自我认同的话，那么尽管她们的主体性未能在她们与城市的关系中建构出来，但还保持着精神上的“自我”的完整——然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她们太弱小了。事实往往是这样：她们一方面在现实中“他者”化，另一方面被迫将具有侮辱性的城市价值观念吸收进入精神结构中，以这种实质上对自己构成否定的东西来构筑自己新的自我认同。由此，她们以一个“假自我”来支持自己的心理生存的过程便得以完成。只要她们无力真正成为城市的一员，“假自我”所带来的精神撕裂的痛苦就会一直折磨着她们。而这一点恰恰被给她们提供帮助并对她们进行“启蒙”的“城里人”所忽视。无论如何，真正的根子是在国家制度层面对打工女性的排斥和“他者化”，这是群体的一个普遍性的命运。精英话语将重点放在她们个人的突围和对城市的“适应”上而不是放在这一点，必然会在非法化城市对她们的压迫时，也遮蔽了这种压迫的制度性背景。
　　显得奢侈的女权主义
　　在“现代性”的长征中，中国滞后于西方并一直在西方的后面邯郸学步。然而世界共处于同一个时－空这一点又决定了“超前”并对应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思想潮流可以无视具体的社会语境而被引入中国——尽管它可能只对应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狭窄层面。社会学家孙立平等人所描述的20世纪末中国的“结构断裂”到现在进一步加剧，中国这个社会空间好象同时容纳了多种社会形态。在这个奇怪而斑驳，像是由不同的极不谐调的色彩组合而成的社会中，无论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等都可以找到它解释和规范的土壤。但是，如果一种理论只对应社会结构中的狭窄层面，忽视了更具普遍性的深刻的制度性和社会性背景，必然会对真正要加以解构的东西造成遮蔽。
　　杰华作为女性，研究的又是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的打工女性，其眼睛无论如何都闪烁着“女权主义”之光。按女权主义的基本理论，“社会性别”背后的制度和思想观念乃是“合法化”女性的从属地位并使她们遭受羞辱的根本原因。从而，争取“女权”就必须向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和规定了女性的角色的思想观念开火。在批评《打工妹》上的一些文章所传达出的主流话语时，杰华认为：“就像《农家女》一样，《打工妹》上的报道尽管对于阶级以及城乡不平等的制度性基础持批判态度，但是很少注意到社会性别作为中国社会的歧视和剥削现象的一种制度性基础的重要性。它们假设打工妹由于自身性别，比别的男性民工更容易遭到歧视、侮辱和剥削的风险。然而，打工妹作为女人的边缘化在这里不是被理解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等级制和权力关系被彻底性别化了，而是继续被理解为打工妹自身的一种弱点和易受伤害性。”
　　不能说这种女权主义的视角毫无道理。在中国，因性别差异而在不同的社会层面对女性的伤害一直存在。但是，如果把打工妹所遭受到的伤害归结为社会性别，归结为“社会等级制和权力关系”的“性别化”，则放跑了真正的凶手，并且也无法解释男－女、城里人－农村人这样的二元对立范畴在发生交叠时的关系划定。杰华想必忘了，社会性别尽管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分析范畴，但阶级、身份（城里人、农民、富人、穷人等）同样也是很好的分析范畴，并且，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性别这个分析范畴远不具阶级、身份那样的有效性。在女权主义的视角中，“女性”作为一个与“男性”相对的集体符号，被天然地假想为是一个共同体，然而，在中国的现实却是，一个城里的女人与一个农村打工女性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她与城里男人的差异。事实上，一个城里的女人和一个农村打工女性之间已隔膜到几乎找不到大家在非生理上的社会相似点。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并且无可否认的事实。别说其它城市女人，就连与打工妹们接触，并带着一种帮助打工妹的思想的那些城市女性，比如谢丽华、王老师等，她们基于骨子里的那种优越感也无法让打工女性感觉到她们是“自己人”。而导致这一切的，恰恰是“城里人”、“农村人”这样的社会差别。是社会的制度性安排和思想观念弱化甚至取消了女权主义的解释和规范权力。
　　杰华有意无意地在书中将打工女性当保姆所遭受的侮辱和包括性暴力在内的暴力伤害归结为社会性别。但是，打工女性当保姆遭受城里雇主的侮辱和伤害，与农村打工男性在建筑工地、血汗工厂里所遭受的压榨甚至暴力，在本质上完全是一回事。并没有城里女性和城里男性在相同的境遇中遭到像农村打工女性与打工男性那样的待遇，这一事实深刻说明侮辱和伤害针对的并不是性别，而是阶级和身份，是“农民”这样的一个庞大而零散的群体。远不能说农村打工女性当保姆是因为社会性别的差异，而只能说是生理性别的差异，因为以她们的体质从事某一工作的生理特点，根本不可能像男人那样在建筑工地等地方去接受别人对自己血汗的榨取。打工男性所被压榨的程度，丝毫不比打工女性轻。作为农民，他们只是根据生理性别而分别被以不同的方式加以侮辱和伤害而已，试图在他们中间制造一方必须对另一方的被伤害负责的话语泡沫，将会转移“追凶”的注意力。
　　事实上，杰华所引证的很多研究已经对她的女权主义视角提出了质疑。比如，根据一项研究，在北京调查的604名打工女性中，只有22.5％接受了母亲健康和计划生育教育，而城市居民中的女性则是100％。用女权主义的话语永远无法解释为何同是女人，城里人和农村人在享受国家必须提供的这些资源上存在这么强烈的反差。同样，不用非阶级、非身份的话语，我们也永远无法解释为何农村打工男性比之城市男性没有任何保障、他们的子女为何不能像城里人的孩子那样可以在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城里学校读书。无法否认，社会性别的差异会在权力关系中显示出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但是，这种以性别话语所审视的不平等比之阶级和身份差异在国家的制度性安排中的不平等，简直可以忽略。不是性别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而恰恰是国家根据户口对“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划分并在制度上给予不同的资源分配造成了打工妹在城市的悲惨命运——她们的悲惨不是因为她们是女人，而是因为她们是农民！在农民内部（正如在城里人内部一样），男人对女人基于社会性别的某种优势当然存在，但这与打工女性在城市的遭遇并没有多大关系。反映在打工妹个体身上的压迫因此不过是一个实行类似于“种族隔离”制度的国家所施加给作为制度性歧视对象的群体的压迫的一个缩影。
　　作为一个严谨而具有很强的分析能力、并善于从信息和材料中寻找有用论据的学者，杰华实际上也观察到了这样的现象：正是由于这种基于阶级、身份的普遍性压迫的痛切感受，打工女性们都没有认同她们与一般女人（特别是城里女人）共享的、跨越农村人／城里人或外地人／本地人之分的区别于男人的经验。事实上她们根本不可能具有这样的经验。和农村打工男性在城市遭遇的侮辱和伤害是因为她们是农民而不是男人一样，打工女性所遭遇到的侮辱和伤害也被体验为她们是农民而不是女人。那么，不掀掉城乡二元化体制这座大山，并清除一系列资源分配和法律保护上的不平等，针对农村打工女性来说的所谓的“女权”永远是镜花水月。阶级压迫和身份歧视在这里已经覆盖了女权主义的话语。在打工女性身上，作为一个农民和作为一个女人的这两种不同的存在属性具有不同的分量和遭遇，前一种才是开启她们命运的钥匙。在“农民”这一耻辱性的烙印仍然让她们陷入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境地中时，谈女权主义未免奢侈。
　　未形成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污名
　　既然阶级压迫（作为穷人的农民工）和身份歧视（作为农民的农民工）是农民工悲惨命运的症结所在，那么随之而来的逻辑构想就指向一种“共同体的抗争”。换句话说，如一般散沙的农民工普遍感受到的作为一个“农民”的身份及这种身份带来的命运应该成为他们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联系纽带，他们应该形成“天下穷人是一家”、“天下农民是一家”这样的阶级意识。在这里，“穷人－富人”、“农民－城里人”构成两对二元化的范畴。但是，在中国，纳入人们的认同体系的不仅仅有财产状况、户籍，还有地域、社会地位等，它们犬牙交错，相互渗透，在不同的层面体现出来，以致无法把它们加以分开。某个人在这方面与另一个人拥有相同的存在属性，但在另一方面他的存在属性却与这同一个人的存在属性是相冲突的。这种冲突使他们无法获得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体验。
　　比如，一个城市贫民，特别是下岗工人，与一个农民工之间无疑都同处社会底层，而且严格来讲都属于“工人阶级”，但由于一个拥有城市户口，另一个没有；一个享有可怜的福利，另一个毫无保障，他们之间远谈不上有共同语言。户籍，以及与户籍联系在一起的“本地人－外地人”区分、城里人歧视农民的观念等在他们之间挖开了一道深深的鸿沟。一个在城里做生意的富裕的农民，与一个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之间，尽管本质上“不是一路人”并且存在利益的冲突，但由于他们同是农民或来自同一个地方，这方面的认同干扰了他们认清背后的阶级关系。处境都很悲惨的农民工按理应该是最能体验到大家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但由于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地域认同常常会遮蔽甚至消解阶级认同。中国情况的复杂已很难让任何一种逻辑自洽的解释和规范话语自如地演绎。情况恰如杰华所说的，阶级在中国已被特殊主义和地方的等级制彻底撕裂了。她观察到：在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之间几乎不存在什么团结，并且两个群体之间争斗倒很常见，他们很少走在一起。但情况还要悲观，就是在来自不同省份的农民工之间，地域认同也干扰了阶级认同。
　　或许这种情况属于现阶段的特殊产物。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干扰阶级意识形成的地域认同等认同形式不会得到改变。但在目前干扰阶级意识形成的最大瓶颈莫过于城乡二元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内嵌于权力结构中的城市和精英话语对农民工的单向指涉并没有把城市工人当成“他们”中的一部分，而是纳入“我们”的范畴。城市工人无疑受到国家和制度层面的压榨（他们被驱逐下岗就是很好的证明），但他们无疑可以从城市对农民工的歧视中得到补偿。在农民工面前他们身为“城里人”的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们遭受的耻辱变得无足轻重。人们很容易地从他们身上发现对农民工的厌恶和轻蔑。而这一切恰恰是制度性歧视以及从话语上对农民工进行“污名化”的结果。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对城市工人的压榨并不客气，但却通过给城市工人以补偿的方式使城市工人在对农民工的排斥中认同于这一压迫结构。
　　不能说城市和精英话语对农民工的污名化只是农民工进入城市后，城市对他们的影响的反弹。事实上它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性歧视的一个逻辑结果。在城乡二元体制中“农民”已然是一种低贱、不卫生、不文明、贫穷的象征，在这个社会中价值排序极为偏低。这实际上在观念上已是一种污名化。事实上，只要一个群体在对社会资源的掌握上，依靠制度和观念的保证对另一个群众具有足够的优势，为了合法化他们对另一个群体的社会排斥，他们就必然会给这个群体以一定的去道德化。而他们的优势使他们获得了对这个群体进行“单向命名”的足够权力。在中国，给农民工加以污名化有多种功能：一是可以合法化城里人与农民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二是可以给城里人以一定的心理优势，三是可以通过这种“身份”的认定割断城里穷人与农民之间的阶级联系。这与一个国家煽动民族主义狂热，让被压榨的人也可以通过仇视外国或外族而获得补偿，转移甚至消除他们对国内压迫的怒火是一个道理。
　　杰华特别注意到了保姆被强加的社会污名。她认为，这种社会污名部分地产生于家务劳动低身份的联想，也因为这种职业与极端的贫困和奴役联系在一起。但她没有机会提到诸如《民工兄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出自官僚机构之手的给农民工进行污名化的“作品”真是一种遗憾。是女权主义的视角妨碍了她很好地在这方面进行观察。其实，对农民工的污名化几乎每天都在上演，无论是说他们不文明、不卫生，还是把他们假想成违法犯罪分子，已经成为城里人下意识的反应。城市对农民工的驱逐居然由此获得足够的理由。具体到打工女性身上，她们不是无知的弱者形象，就是“鸡”这样在道德上有污点的人。她们的存在似乎只具有这样的功能：要么只是在较小的层面上用来满足城里人对“我有良心”的自我确证，要么只是在较大的层面上成为满足城里人论证自己的存在价值并具有道德优势的一个比较对象。
　　有必要指出，在杰华对强加给保姆的社会污名的分析中，她提到，农村来的打工妹常常试图在她们乡下的朋友和家人面前隐瞒她们当保姆这一事实。表面看来，这似乎是社会污名也是农民“自我强加”的一个证据，但实际上恰恰反映了城市和精英话语对农民的彻底“观念殖民”。由于农民的劣势地位，他们没有掌握给他人“命名”的权力，在与城市的交往中，他们只能屈服于城市和精英话语，并通过城里人对自己形象的认定来判断自身。事实往往是，在价值排序上低的群体往往无从改变这一价值排序（除非像毛泽当年那样）而只能尽力通过对这种价值排序的认同而往上攀爬。这意味着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别人强加给自己的社会污名，为了心理上的生存必须把它合法化，并且用它来构筑自己的价值判断。这种被“观念殖民”的现实处境和农民工在城市所遭受的污名化都植根于他们作为“二等国民”的“制度性安排”中。
　　这恐怕才是农村打工女性，以及整个农民工群体在城市的命运的一个准确解释：他们既没有被承认是与城里人平等的权利主体，更没有获得在政治正义的角度上讲的公民资格。《都市里的农家女》触及了这些问题，这使得它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实际上可以在我们的解读中导向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的思考。从学术上讲，它对问题的敏锐和对资料的利用都让人佩服。它截取的虽然只是中国农民涌入城市的一个时间段，在它里面所呈现的农村打工女性的故事虽然也只是一个个片断，但透过它，在户籍制度未打破情况下农民工涌入城市后的处境，以及农民工未被承认为权利主体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征（比如血汗工厂）都呈现出来。
　　（《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澳］杰华著，吴小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4月版，定价：2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