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政治经济学的胜利

作者：卫建林 文章来源：中国合作经济学会调查与研究总163期


合作经济论纲

　　一
　　世界在新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霸权的蹂躏下被撕成碎片。社会在史无前例的文明废话的喧嚣中，陷入史无前例的贪婪、野蛮、抢劫、欺骗和道德沦丧的恶性循环圈。在几座孤岛般耸立的富人金殿和他们欢庆自己全球化终结性胜利的宴席四周，遍布着失业、贫困、疾病、死亡和绝望的呻吟。我们总是听到一种冷冰冰的嘲弄：这里也许存在着不公平，但是你们除了叹息、哭泣、愤怒，除了俯首听命、当牛做马、任由撕裂，已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别无选择”!

　　埋葬工人运动数百年来的成就，肢解工会和其他工人阶级组织，分裂和腐蚀工人阶级队伍，使工人成为仅仅为自己生存而同阶级兄弟进行残酷竞争的单个人，剥夺公共权利，在理论上贬低劳动、无限地抬高资本的历史地位，呼唤和培植自私、贪婪、损人利己与动物性、原始性、自发性，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形态上制造美国崇拜，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主旋律。

　　“别无选择”——这是一个和私有制同在的陈腐命题。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都曾经宣布自己的统治必定传之万世。关于雇佣劳动的天然合理和资本统治永恒性的话语，早已作为资产阶级的精魂，被它融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成为精致得密不透风、窒息人类创造力的学说。

　　但是，尽管蒙受苦难和羞辱，尽管这种苦难和羞辱已经构筑起仿佛不见尽头、没有边际的黑暗隧道，人民却总是踉跄着脚步，在有形和无形的镣铐中挣扎前行、摸索和创造。自有人类社会，历史从来没有凝固于仅仅有利于剥削者的任何一个“别无选择”。人民不会吞下他们只配永久受苦受难的“别无选择”。新的苦难成为历史运动的新的标志：人民在自己的历史教科书上扫荡着谎言，在自己劳动和自己奋争的基地上，再度建立着对自己力量的不可动摇的信任。

　　人民经由自己的胜利和失败，认识自然也认识社会，认识对手也认识自己。他们逐渐知道，使他们陷入苦难的不是几个恶人，而是一种进行统治的阶级和国家制度；懦怯退让使他们吞下苦果，单枪匹马的反抗又总是收获失败，团结是他们的惟一武器。这种团结，起初在很小的范围，目标也限于争取眼前的、局部的、零散的利益，然后才是地区的、国家的，是作为阶级的行动。——这不是一次性的、直线完成的，而是在螺旋式循环中经历曲折和起伏的历史进程。

　　资本全球化的凯旋，正在创造一种新的条件，把他们推进到前所未有的、足以使全球剥夺者闻之丧胆的地步：本来意义上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过去的失败和胜利，都仿佛成为更大胜利的序幕和预演。这个社会的多数，正在世界历史的本来意义上重新集结起来。他们的力量如细雨润物、潜移默化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和毛孔，而终将聚合为排山倒海、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他们正在改变世界的一切。历史属于他们。
　　合作经济，就是人民的一种选择。

　　二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除了把人区分为掌握生产资料从而掌握社会统治权的资本家和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还给人类制造一个资本主义市场。这个市场成为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天堂。被剥夺者的回应，是破坏机器、怠工、罢工和游行示威，直到武装革命夺取国家政权和创立新的国家政权及经济运行制度。同时出现的，是力图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市场经济范围内，依靠劳动者自己力量减轻剥削程度、维护自己利益的合作经济。
　　在试图用合作社方式改变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候，空想社会主义者失败了。1832年，欧文在伦敦创办的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仅仅存在一年多。1833年，这位菩萨心肠的改良家又在伦敦主持召开了合作社和职工会的代表大会，并通过一个使工人以和平途径掌握生产管理权利的计划，然而这一计划尚未付诸实施已经流产。

　　但是工人阶级局部改造旧制度的实践，却在默默无闻脚踏实地地进行中。
　　1844年，英国一个叫做罗虚代尔的小镇的28位工人，组织消费合作社向社员出售牛奶、面粉等日用品，减少中间商的盘剥。后来发展到购买土地和兴办加工业。他们创造的自愿、一人一票、民主管理、公平买卖、注重社员教育的“罗虚代尔原则”，很快在欧洲国家传播开来，至今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合作社原则。
　　马克思拒绝任何崇拜，惟独对于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人民的创造深怀敬意。在他高度关注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理论斗争的时候，工人阶级在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当时看来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创造性成果，也同样进入他的视野。罗虚代尔合作社出现以后20年，即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马克思在成立宣言中，把工人合作工厂称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立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

　　没有谁比马克思更清楚工人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根本意义。工人合作经济，只有在工人阶级享有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的时候，才能真正释放出它的社会能量，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府总是在其中进行收买并使运动受到阉割。但是马克思仍然高度评价自己时代即便广受掣肘的“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原则上的优越性和广阔前景，认为这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马克思论巴黎公社，说公社失败了，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公社的原则之一，即他1871年在《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20年后在该书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明确肯定的公社的一项法令：把已经关闭和停产的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按合作方式经营。

　　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曾经建议参加国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针对俾斯麦政府向轮船公司资本家提供年度补贴的决定，提出向工人合作社提供同样数额补贴的议案。他相信，如果给资本家赠款似乎是用来振兴工业，那么给工人赠款将产生更大的效果，“请你们把工人和资产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你们每从工人口袋里直接或间接地送给资产阶级一百万，工人们也就应该得到一百万；国家贷款时也应如此。”他说：“至于在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过渡时，我们必须大规模采用合作生产作为中间环节，这一点马克思和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最早也最科学地充分认识合作经济这一工人阶级历史性创造的真正价值的仅有的人。

　　三

　　列宁同样是从历史创造者的角度、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角度，分析他所处时代的走向和推崇劳动者合作生产的。他为缔造新生社会主义制度的短暂生涯，社会主义苏联70多年的历史起伏，在合作经济问题上留下具有深刻意义的遗产。

　　十月革命以后的最初年代，从沙皇时代就已经存在的工人合作社，主要控制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手中，在政治上采取一种不合作的甚至敌视布尔什维克和新生社会主义政权的立场。列宁一方面指出，一些合作社领袖被收买和腐蚀的情形，要求派进人员、扩大工人成分以改造“资产阶级合作社”；另一方面看出，即便为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握的、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小资本家的合作社，既然作为合作社，就会程度不同地存在群众主动精神。

　　这正是列宁关注的重心。他说，“合作社所做的工作无疑是在发挥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是它的一大功劳”，合作社建立在群众主动精神之上，“这点是最主要的”。因此，“合作社是资本主义社会建立起来的、我们应当加以利用的唯一的机构”。

　　他在逝世前一年指出，“我觉得我们对合作社注意得不够”，“目前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支持的一种社会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革命胜利初期俄国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这里既包含着十月革命以来俄国新政权某种政策反思的成分，也为其后苏联社会发展进行着重要的提示。

　　这就是我们从列宁身后世界历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进一步理解列宁伟大遗训的锁钥。

　　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共产党，在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进程中，很快消灭个体、私人经济，建立起全民所有制经济。它提高了苏联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和维护了国家安全。但是在严峻的国际环境和经验不足的情况下，特别是实现农业集体化存在着缺少耐心的教育、引导和等待的现象。这就使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历史创造精神的基础不够坚实，使自上而下的命令主义得以发生。正是在这里，繁衍出滋生官僚主义和僵化窒息的条件。

　　这种状况到勃列日涅夫时代已经相当明显。国家运转主要靠官僚集团支撑，上层结党营私、权力膨胀、昏庸腐化。人民群众被排除在国家和企业的权力之外，不再认为自己居于主人翁的地位，而当时执政的这个“共产党”，本质上也已经不同于列宁、斯大林的共产党，不再是代表他们利益的党，他们犯不着继续保卫和维护这个党。离开人民等于取消党，再一次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

　　随着苏联解体、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苏联人民奋斗牺牲建立起来、给人民带来极大利益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在私有化浪潮自上而下的冲击下，很快退回到个体、私人经济甚至具有殖民地性质的经济。
　　两种相反方向的历史运动，两种对立的政治立场，症结竟然殊途同归于群众主动性问题。前者急于实现群众的利益而没有为群众主动性的充分发挥、为群众经济和社会管理能力的充分提高创造足够的条件，相反，由此滋生繁衍的官僚主义不仅不能保证群众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而且由于挫伤群众主动性而蕴涵着导致历史停滞甚至倒退的因素。这就成为后者猖狂肆虐的一个历史前提；在这里，人民的权利被剥夺，人民的财产被抢劫和瓜分，重新沦为被压迫者、被剥夺者，加上新自由主义消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精神、分裂和腐蚀工人阶级的政策，群众历史主动性的再度勃发就不能不经历更多的磨难、需要更长的时期了。

　　对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来说最有害的、成为历史变革最大悲剧的现象出现了。这就是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

　　四

　　世界风云变换、政局起伏跌宕，但是工人合作社、农民合作社以及不同程度上体现着合作社精神的各种经济组织，却仍然遍布世界各国和几乎所有的行业。它普遍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已经相当广泛。从城市到乡村，从工业、建筑业、金融业、保险业、贸易、科学技术、教育、医疗、住宅业、旅游业、新闻出版到农牧渔林业的各个门类，合作社无处不在。

　　1895年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ICA），目前吸收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的合作组织，成为获得联合国咨询地位的最大非政府组织。在皈依新自由主义教条、私有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最近30年来，我们特别注意到四个方面的实例。

　　1．以色列基布兹的实例

　　以色列从建国就把“劳动征服一切”作为民族信条。基布兹是它的主要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其政治纲领，是建立人与人之间没有剥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经济平等、政治民主的制度。它的主要准则是：（1）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2）一切权利平等，管理人员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3）各尽所能，不准剥削，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必须劳动，没有劳动能力的成员由集体供养。这些信条、纲领和准则，既没有因为同美国的特殊关系而放弃，也没有因为它的政府实行为世界多数国家反对的对外政策而改变。尽管世界格局的变化使基布兹遇到困难，尽管基布兹的具体管理措施会有所改革，它却继续保持自己的原则存在和发展，成为以色列最大的农工商联合体。基布兹人口占以色列4%，其农业产值和出口农产品占全国总量40%，生产出全国小麦的50%、牛肉的55.4%、棉花的80%。按照一种政治色彩浓厚的提法，基布兹被看作资本主义汪洋大海中的“共产主义绿洲”。

　　2．俄罗斯和捷克的实例

　　笔者1999年10月访问距离莫斯科170公里的图拉州，在那里参观谢金诺区的普利什涅集体农庄。在俄罗斯社会混乱、经济衰退、人民生活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农庄所在市和区的负责人称，这个农庄虽然只不过保持着1990年的水平，却仍然是当地最好的农庄。

　　叶利钦强迫解散集体农庄，许诺给私人家庭农场优惠。但是国家陷入困境，私人农场也纷纷破产。在谢金诺区，90%的集体农庄保留着，和苏联时代相比，发展生产和提高物质文化生活的困难增加了，然而日子比私人农场好过。农庄有现代化的养猪场、养鸡场和奶牛棚。最漂亮的是有健身房、游泳池、篮球场的体育馆，有声乐室、舞蹈室、绘画室、舞厅、会议厅的文化宫。文化宫明亮宽敞的走廊，墙壁上张贴着他们的小演员在州和国家剧场演出和比赛得奖的照片。农庄的领导人说，他们的骄傲，就是有本区最漂亮的幼儿园。

　　农庄负责人说，现在车臣正在打仗，前线需要粮食。前几天，国防部的军官来向我们要粮食，说最好是小麦，哪怕给点土豆也好。我说，政府不是下令解散集体农庄、提倡私人农场，还要给私人农场优惠吗?去找私人农场好了。他们很尴尬。老实说，在无边无际的土地上，想要找到那些私人农场都很困难，何况他们根本拿不出粮食。我们的仓库里什么都有!但是需要他们拿现金。

　　1989年，捷克政局剧变，新上台的政府对合作社不是支持而是限制。然而合作社工作者以顽强的自立、自助、自强精神克服困难，使合作社事业顶住风浪，并且有所发展。

　　目前捷克有全国影响的合作社有四种。（1）消费合作社，有70个基层社，65万社员，办有110个批发商店，5000个零售商店，在零售市场占有率为9%，其中食品占有率为15%。（2）生产（工业生产）合作社，有450万个基层社，32万社员，产品有家具、工艺品、食品、纺织品、建筑材料、化工产品、机械、电器、玻璃陶瓷制品、电脑、照相器材、旅游用品等1000多个品种，占全国工业总产值5%。（3）农业合作社，现有900个，种植土地占全国耕地面积47.7%，产品占全国农产品67%。（4）住宅合作社，有70万社员，提供全国居民住宅的1/5。

　　3．阿根廷的实例

　　阿根廷危机以来，一些破产或停产的中小企业的职工接管企业，成立由职工自主经营的合作社，使已经破产的企业起死回生，很快恢复生产，也保住了自己的就业机会。政府对这类合作企业给予保护和扶持，在一定时期免征所得税，为其联系客户，提供技术支持。自主经营的合作社企业已经组成全国复兴运动。一些地方还出现工人“夺厂运动”，驱逐老板及其管理人员，自主组织起来，民主管理，继续生产。当传统原料供货商联合进行抵制的时候，他们得到原住民合作社的帮助。这种类型的工厂也已经召开自己的全国性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工人自我管理工厂联合会，与失业工人的义勇队全面合作，提出占领所有已关闭工厂，公开老板隐藏的商业机密；成立统一的工人基金；工人有权在任何时候撤换不称职的工人代表；要求国家银行对工人自我管理企业优先提供低息贷款。

　　4．巴西农村实例

　　巴西农业合作社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目前一些合作社已经成为包括农牧业生产、加工、仓储、贸易的产业集团，在创造就业岗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合作社对社员和员工进行培训，开办幼儿园、学校，建立医院、文化体育场所，有些还有自己的报纸和电视台。巴西每个州有合作社协会。全国也有代表性机构。

　　合作社特别受到无地农民的欢迎。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机械化，大量农民被农场主裁减，失去生活依托，成为无地农民。他们组织起来艰难斗争许多年，政府不得不把一部分土地廉价卖给他们甚至分给他们。但是重新分得土地以后，既无资金，又无农具，没有力量抗御自然灾害和参加市场竞争，仍然处于弱势地位，为生活所迫，又会失去土地，再次成为无地农民。在合作社，他们互相帮助，依靠集体的力量和建立一种民主平等的关系，就能够生活下去了。巴西将合作化确定为农业发展战略。

　　无论发达国家或是第三世界国家，社会发展程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组织程度。合作社是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缩小两极分化、增加就业、保护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已经并正在发挥积极作用。

　　五

　　合作经济组织在一些地方、一些时候失败，在另一些地方、另一些时候又会崛起，正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成为新自由主义废墟上的神奇的现实。
　　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巴黎公社、俄国十月革命到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世界人民的伟大实践和灌注其中的历史主动精神，标志着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的辉煌篇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统治世界的30年，成为人民群众历史主动精神遭受侮辱和践踏、日趋衰微的30年。新自由主义的最大罪孽，就是用垄断资本的利益、史无前例的强制和欺骗规范世界，企图在全球范围削弱和取消民族的、人民大众的首先是工人阶级进行历史探索和创造的主动精神。

　　但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最大罪孽的，还有它的最大错误，它的政界要人、将军、金融家、舞文弄墨的理论贩子和各色跟班，沉溺于欢庆胜利的盛宴而傲视人民，自以为一个苏联共产党下台和苏联解体，就注定人民主动精神在人类历史上的永久消失。他们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人民主动精神，这才是历史进步的永恒的、决定性的力量。

　　工人阶级创造的、已经存在160多年的合作经济，有着特别深厚的根基。资本主义全球凯旋的狂风暴雨，社会主义失败的凄风苦雨，都不能将合作经济斩草除根。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但是能够以多种多样的形式在不同民族历史与文化背景和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既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又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新自由主义动摇和肢解西方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倾覆社会主义政权和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在全球掀起铭刻着它的掠夺标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改革，但是也许只是一个小企业、一个村镇、一个城市社区，也许只是一种产业、一个生产环节，也许只有三五个人、一二百人，也许拿不出厚本的理论著作和规章条款，甚至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猖獗的时期和最猖獗的地方，合作经济仍然如巨石重压下的藤蔓，坚韧地存在着、产生着、生长着。

　　合作经济生命力、适应性和发展空间的秘密，来自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的勇敢的“手”和主动精神。不完善的制度压抑群众历史主动性，黑暗的制度扼杀群众历史主动性。但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离开劳动、离开劳动者的“手”而维持即便一天。这种“手”创造着社会物质财富，同时创造着摆脱压迫而自由劳动的社会要求。

　　在资本主义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把空前的灾难强加给人类的时候，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是这种苦难的最大承担者，也是走出这种苦难的历史道路的开拓者。

　　合作经济在资本主义的以色列的存在，在埋葬社会主义的俄罗斯和捷克的存在，在阿根廷、巴西这些饱受新自由主义摧残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再生，无论怎样弱小和不完善，但是毕竟传递着历史运动的一种信息：从社会底层和经济细胞激发和培育群众主动性，实现劳动者的不同形式的团结与合作，正在成为走出新自由主义乃至资本主义噩梦的一个新的起点。

　　六

　　20世纪90年代初，弗郎西斯•福山把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凯旋宣布为“历史的终点”。不过三五年的时间，这种不可一世的得意姿态和终点之说，就成为一种笑料。世界各地已经陆续出现各种文字的著作，从不同角度论证新自由主义终结、资本主义终结的主题。一种方兴未艾的思潮生机勃勃。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各国人民抵制、抗议新自由主义斗争基础上出现的，以替代新自由主义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作为研究对象的“替代学”。

　　它本身也歧见纷纭。但是甚至德国神学教授乌尔里希•杜赫罗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虽然以《圣经》为准绳，倡导“使教会生活获得新生”，也仍然从关注群众主动性提出问题。他主张在社区、地区和国家层面，“在自主、平等、参与性民主和团结的基础上建立分享资源的体系”。他本人就是名为“凯罗斯一欧罗巴”的争取经济公正的民间运动的创建者之一。神学成为人民呼声的一种渠道的另一个例子，是在拉丁美洲人民反对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奴役中产生广泛影响的“解放神学”。

　　更多的替代学著作没有杜赫罗这样的神学色彩。

　　詹姆斯•彼德拉斯的《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是萌生新的生产方式。他注意到，发生在巴西、巴拉圭的抢夺土地、农民合作社以及种植可可的玻利维亚农民，都与合作的生产方式有联系，并与城市工人阶级结盟。他说，占领一家工厂、市政大楼或一块土地，并不仅仅出于物质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为了肯定他们自己的自我价值、尊严以及自我管理能力”。

　　一位美国学者为自己的著作起名叫做《反对资本主义》。他以40万字篇幅论证的替代模式，就是经济民主或者说“工人的自我管理”。

　　衡量社会变化深度的真正标尺，在于工人阶级历史创造性和群众主动精神提高的程度以及他们从历史运动客体向主体转化的程度。人民的不幸是值得同情的，但是人民的解放从来都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把个人的意志强加给历史。马克思的告诫之一，是不要做“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甚至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也“不能强迫”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这就是无情的历史辩证法。

　　当新自由主义改革削弱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吞噬属于人民的巨大资源和财产的时候，当世界由于民族的和人民大众的创造力被剥夺殆尽而在垄断资本的镣铐下呻吟的时候，重新呼唤、培植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主动精神，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紧迫问题。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斗争，总是首先开辟他们身边的、存在巨大扩展空间的活动天地。一家工厂、一块土地也许微不足道。但是一旦由组织起来、团结起来的群众自己来管理，它就成为群众展示、发展、锻炼自己，提高历史创造性和社会管理能力的舞台。只要他们有了自己的运动——不管这种运动采取什么形式和达到怎样的规模，只要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运动，他们就会有这样的舞台。

　　从这里起步的历史运动，愈益社会化的劳动的实践，将必然地走向生产资料“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中”，走向“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走向“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的时代。

　　劳动把人类社会推进到2l世纪，使劳动政治经济学带着新的社会能量，注定在新世纪的历史活剧中扮演一回主角。

中国合作经济学会调查与研究总163期

制度创新的动力应该源于民众对公平正义的深度渴望

作者：田忠国

人民群众渴望自由民主，渴望公平正义，渴望自由民主不在是一种社会思潮，渴望公平正义不在是官面文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制度，实实在在的行为，一种保护人民群众合法人权的、基本的政治制度，一种平平实实真正为民众办事的行为，这种行为要体现在推进民主制度的建构上，体现在民主制度、民主程序在现实生活的落实上，体现在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而不是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否定中国的现实，否定人民群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否定人民群众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的合理诉求，否定民众智慧对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管理文化的巨大作用。这种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对人民群众的否定，是一种反民众的精英思想文化在中国的集中体现。

一、从反思历史吸取合理成份建构中国的权力制约制度

中国人提文革有两种倾向，一是全面否定，一是全面肯定，这两种倾向体现的不是中国人的理性而是中国人的非理性，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集中体现。有一位叫安舟的美国人，在他做访问学者的时候研究竟然是我们所不屑一提的文革，并且在深入剖析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寻找到了值得中国人深思的合理成份，这充分说明，中国人存在一个重大的以概念性为主体的思维障碍体系。以概念性为主体的思维障碍不破除（心智模式），中国人就没有能力，没有足够的智慧为中国未来的民主制度提供思想的智慧动力，因为，概念性主体思维模式是遮蔽中国人智慧的最大障碍，是遮蔽纯洁的智慧目光的深刻原因。坦率的说，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的智慧之光，被概念性为主体的思维模式遮蔽得暗无天日，陷入了永远在同一个零点上起步，永远在原地踏步走的发展之路。
这是中国人历史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现在与未来的悲哀。

中国能不能走上自强不息的崛起之路，关键要破除概念性为主体的思维模式，放飞真正的智慧到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无我无物的、思想的原野上空。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的思想解放不过是从这个笼子搬进另一个笼子，是从一个概念转移到另一个概念，如此而已。如果那样，请不要污辱思想解放这个美丽的字眼好了，因为思想解放是一种脱掉主体自由的精神放飞，而不是概念性转移。

有人对美国高度的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长跪于地，磕拜不起，大念美国的政治制度经，自由经济经，但就是看不到美国的飞速发展虽然与政治制度有关，但更与美国人无概念的自由思维有关，因为，无概念自由思维的结果只能通达于各种客观真理，展开无数条通向客观真理的不同路径，什么是美国的成功？我以为这才是美国成功的关键：无概念自由思维方式。正因为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反而用概念性为主体的思维方式解读美国，其结果只能是他自己的美国而不是一个真正的美国，这样学习借鉴的结果只能是一场巨大灾难在中国的疯狂舞蹈。仰视，使高大的思想者变成思想的矮子，审视，使平凡的思想者变得伟大。美国人就是这样从平凡走向伟大的，而中国人却自春秋以降，从伟大降为平凡，一路下来，自毛泽东始，一改仰视为审视，无概念主体自由思维显得狂放不羁独行宇宙，暴发出无与伦比的创造活力，但自毛泽东以降，又从平凡降为庸俗，从庸俗降为低劣的自我摧残成太监了，并且意欲把全部中国人摧残成太监。

仅仅从思维模式上，从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情感上，从为民众的价值立场上，中国人也该向毛泽东学习的吧？要学习、借鉴，就是为了学习错误的东西？错误的东西中就没有正确的了？如果按照错误的东西就没有正确的、东西这样的逻辑，是不是人类各类成果都应该全部否定？这样低级的错误只有中国人才会犯，只有对中国未来不怀好意的人才会故意犯如此低级的错误。
中国人，看看自己的思维模式吧！

二、人民群众对自由民主的渴望来源于对公平正义的深度呼唤

中国几千年的国家管理文明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集权式管理文化的发展史。在这样的管理文化中，有的只是权力拥有者善治于民的集体性思维，这种思维模式推导出的管理模式只能是这样的：最高权力拥有者管着一批下一个等级的权力拥有者，下一个等级的权力拥有者又管着再下一个等级的权力拥有者，在权力递减的到下一个等级的权力拥者时实际起到的作用是权力的递增，只是范围的缩小而不是权力的缩小，或者说在范围缩小的过程中实际起到了权力扩张的作用。维系集权延续的只有一种理念：善政。集权式权力等级结构导致的结果只能是权力与利益一体化，而权力与利益一体化的直接结果只能是催生权力欲望。最高统者明白，权力欲望是埋葬整个权力结构的火海，所以他们就劝告为官者要节欲自好。

但事实证明，历史往往走向了愿望的反面。
因为，集权式权力欲望不是放置在玻璃瓶中，所有的民众都能清楚的看到权力欲望的蠢蠢欲动并给予有效的节制，而是深藏在集权式的结构深处。我国建国后依然沿用了集权式等级权力结构，虽然执政宗旨完全改变，但集权式等级权力结构的内在动力却依然如故，催生官僚阶层。这是集权式权力结构必然产生的结果，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它就那样存在那里，并且继续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比如说铁三角的形成，比如说铁三角对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无忌掠夺，比如说自掘坟墓似的经济发展模式，比如说贫富差距的拉大，比如说消费与投资的严重失衡，比如说富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疯狂恣肆，这一切的一切，都源于集权式权力等级结构的权力与利益一体化。

面对强大的铁三角，面对这个制造铁三角的集权式权力等级结构，在法律上被剥夺了维护自己合法权利的民众，在无奈与助中，深切渴望自由民主制度的诞生，因为他们清楚，只有自由民主制度，才能还给他们之所以为人的一切权利。因为，在他们生命深处，渴望这个社会恢复公平与正义！

三、让现有的民主制度跑起来

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也明确规定保护人权，但就是没有可以操作的法律和程序，成了关在笼子里的梦想的小鸟。这个小鸟不论多么美丽，多么动人，但它就是飞不起来，跑不起来。造成小鸟飞不起来跑不起来的原因，除了我们缺少可以操作的法律文本和运行程序外，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至今还是集权式等级权力结构。这种结构不打破，人权的小鸟就只会被闭在笼子里，因为，这样的权力结构足可以打破所有美好的梦想。
要让这只美丽的小鸟飞起来跑起来：

（一）、建立公民社会组织，在动态有序中完成增量民主

动态有序的前提是公民社会组织，但现在的问题是，至今对建立公民社会组织有一丝一毫的开禁，如此下去，公民社会组织怎么建立？还是按照过去的老路，由政府指定性建立政府的公民社会组织？如果是那样，还是本质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组织么？我个人以为，所谓的公民社会组织，是民众自发组织的民众民主团体，是公民自己组织，自己选举产生的社会组织。

（二）、建立公民社会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平台，展开民众维权对话机制

假如公民社会组织建立起来，但是没有与政府的对话互动平台，结果最大的可能是引起根本不该发生的騒动。所以，互动平台的规则设计与程序设计，就显得十分重要。但至今为止，未见任何地方开展了这方面的基础研究工作。

在民主化之初，一个是程序，一个是规则，只有这两个东西建立起来了权利在民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才可能运作起来。对于民主程序，我以为重点在于首先有公民社会自己的组织，再就是各个公民组织与政府的互动通道和互动平台。有了这些基本的民主形式，还必须有确保程序运作起来的规则。

没有民主程序的运作规则，就不会有动态有序的民主，而是混乱。对于民主程序的规则问题，有人可能以为先运作，之后再制定规则，如果那样，民主起始就注定了它的失败，因为，无规则的民主是大民主的基本形态。
制作民主程序的运作规则，在运作过程中总结提高，才是民主化开始的正确选择。但是，有了民主程序的运作规则，还必须有组织的宣传到各个公民组织，宣传到个人，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怎么做。因此，这就要求在起草民主程序的运作规则时，一定要坚持用民众的语言说民众民主的事，一定要坚持程序明确，规则清晰，让每个认字的人都可以读得懂，不认字的人听得懂，绝对不能搞成学术报告。

（三）、向中级层次的民主形式过度

如果说建立公民社会组织和建立互动平台，开展维权式互动活动还仅仅是民主社会的低级层次的话，自由竞选人大代表和各级政府官员，就成了民主化过程必须向上挺进的中级层次。在这个层次过程中，还仅仅是人权的、基本的、政治化的体现，是公民通过公民社会组织主要的活动方式，那么，高级的民主社会形态，必然会成为全体中国人共同冲剌的高地。

在动态有序增量民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几个原则：

人权方面：
1、思想言论的无限自由。
2、行为的有限自由。行为的有限自由就是个体行为不得损害他人利益和他人的权利。
3、在法律赋予的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发生矛盾时，国家权力小于个人权利。
4、个人权利与责任完全一致。
5、鼓励或支持公民组织或个人创建各类媒体。

政府方面：

1、减少管理层级。取消市、县级。
2、乡镇独立自治。实施自由竞选。
3、以法律的形式改变政府职能，由过去的办经济，改为提供公共服务和监督规则的执行。
4、人代会实行自由竞选。
5、人代会审议政府权力的执行情况。审议财政执行情况。

以上几点，或许是创建民主社会的几个关键所在，而创建民主社会的规则设计，是考验中国人智慧的关键，也是我们能否顺利抵达民主社会的关键。
当然，每个公民还得培育自己的民主心态、民主思维模式、民主语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民主社会的主要标志是人人平等，尊重与宽容。用最少的代价获取更大的民主空间，是考量中国人政治智慧的主要标准。
2007-9-17

用制度为我国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作者：田忠国

今天是本月的二十八号，再过十多天十七大就要召开了。我猜想，十七大应该是我国纠正发展过程中的错误，确立正确发展路线、发展道路，继续深化改革的大会，也是一次确立我国政治经济发展核心价值观、确立为谁改革、怎么改革的大会。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避而不谈为谁改革、怎么改革的话题，深层次的根本原因是权贵精英利益集团为蒙上人民群众的眼睛自己大捞好处创造条件，导致的直接恶果是由权利腐败转变为制度腐败，直致用制度围困中央、围困中央政府。这样的教训，我们刚刚经历的教训，不能不总结、不记取，不然我们会重复犯此类低级错误。我一直以为，富有创造性的高级我们可以犯，但不能犯第二次，而重复犯低级错误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为，任何低级错误，买单的最终是国家，是老百姓。十七大之后我们应该干什么呢？

一、对改革问题要有个一篮子计划

改革改了近三十年，我们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岸在哪里？怎么过河仍然摸不着北，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悲哀。我们是一个大国，全国有十三亿人，因此，我们就更不能“摸着石头过河”了，“摸着石头过河”小孩摔尿窝窝玩可以，但拿小孩摔尿窝窝的方法管理国家，特别是我们这么个大国是绝对的不可以的。
一篮子规划也就是整体规划内容应该有什么？

1、政治规划

政治规划也就是民主政治推进规划。我们不可能像以前的改革开放一样，无限期的拖下去，而应该有个时间底限，也就是说，我们用多少年，达到什么样的民主目标，然后分步骤的一步步去落实。我们知道，我国大体上取得了这样的共识，一是动态有序、增量民主。二是从两头到中间，最后完成接轨，也就是说，先从下往上、从上往下的民主。三是党国英先生提出的“四个底线”。这三点应该是我们民主进程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只所以要坚持这个原则，重要的原因就是离开这三大原则推进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实现的。

（1）、从上到下的民主推进

从上到下的民主问题，人们主要从党内到党外这条思路上谈的，也有不少理论文章，但是，不客气的说，对那些理论文章我读了后真的不知所云。简直是云里雾里胡诌八扯一通。就这个问题，我谈点看法。

胡星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国家主席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我以为这是个很好的思路。如果按照这条思路思考下去，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条在民主化过程中，确保党的领导权的最佳路径。但是，我们应该用立法的形式确定下这样的路径：先开党代表会，党的总书记自然为国家主席兼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人大具有两种至高无尚的权力，一是立法权。二是对政府的监督权。全国人大在领导政府的时候，要必变过去的行政指令的领导方式改变为以立法的形式授予政府行政权。政府行使行政权时，超越立法授权的权力行为视为违法。立法授权的方式有长效和短期两种，长效授权为日常行政性事务的处理，短期授权是处理突发事件时的特别授权。在全国人大内部，应该设立两个独立委员会，一是宪法审查独立委员会，主席由全国人大委员长兼任。一是独立调查委员会。独立调查委员会成员可以不是人大代表，只是全国人大的工作人员。独立调查委员会行使对政府官员的独立调查法，并收受举报。在接受举报案件时，一要有时间限至，二要有对举报人的保护法律和保护措施，三要有答复。也就是说，对举报案件，是调查还是不调查，为什么调查或不调查的理由，调查后有什么结果。四要采取涉案人询问制，涉案人自举证制，如果涉案人拿不出证明自己有过或无过的有效证据，既被视为有过（中纪委的全班人马可以归到独立调查委员会）。

胡先生有个担心，就是谁来监督全国人大的问题，我以为全国政协可以担起这个责任。全国政协由过去的参政议政的责任，再增加一条：监督全国人大和政府的责任。但是，全国政协的参政议政和监督权，应该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也就是说，全国政协有哪些权力，必须经过哪些程序。比如说，在决策上，全国政协不具有决策权，但有抗诉权，同时还要规定，一旦全国政协的抗诉形成，全国人大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在相互监督权上，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权力是平等的，是一种相互抗诉关系，假如抗诉形成，又在某个时期内达不成共识的，可由法院裁决。

至于乡村与企业的民主建设问题，由于乡村和企业有着巨大的差异，应该有不同的路径实行民主推进。乡村可以在规则下直选村长，企业则应在监督制度和监督程序上下功夫，在制度和程序设计上，既要给企业领导者有充分的相对独立权，又要做到有效制约、有效监督，使决策尽量纳入客观实际的轨道。对于国有企业通过投资的方式（打水漂式的投资，其主要目的的是洗钱）捞好处的行为，要严厉打击，对决策失误，要追究责任。
我个人以为，在政治上，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的领导权不丢失，又可以推进民主进程。很长一个时期，人们谈民主的时候总是有概念，但缺少的却是韩少功先生所说的“施工图”。在韩先生的意思中，所谓缺少“施工图”，就是缺少可以操作的民主式权力制度、权力结构和权力结构中的民主运行程序。本文旨在引起人们对权力结构和民主制度问题的思考，至于是否可行，需要高层思索和探讨。

2、经济规划

主流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改革的整体规划问题，其共识一共有二点，一是我国的经济改革需要一个整体规划，二是不知道整体规划怎么弄。最后的结论是：宏观上弄不了，最好在微观上找突破口。微观的突破口照样是卖企业，卖光了再说。其实，造成主流经济学家经济改革在整体规划上摸不着北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原因，他们丧失了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体系，正因为如此，他们丧失了经济发展的价值判断能力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判断能力，最终导致了最近发生的欲放开金融管制等等闹剧。我以为，发展经济必须坚持：一、保护国家经济安全。二、环境、资源与经济和谐发展。以环境为核心，资源利用最优化、效益最优化，因为发展经济最终是为了人更好的生活，如果人连生活的基本环境都没有了，发展经济有什么用？三、制定正确的分配规则，在公平正义的前提下保持合理差异，创造和谐社会。四、以人民福祉为核心，突出有利于发展国家工业体系和科学技术水平，以科技创新引领效益最大化，抢占世界市场制高点，而不是呆在低端产品处不动，为别国输血。五、大力发展和谐经济、突出工业体系和科技水平的同时，发展军工科学，让军工科学推动民用科技的发展，而不是相反，因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和财富，需要强大的国防军事力量才能挣得来、守得住。

明确了这五大核心价值体系，规划就好做得多了，但做规划需要坚持这么几个原则：一是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的区域布局。这个布局一定得在国家主导下进行，如果按照主流自由经济学家的胡说八道，国家放弃主导责任，我国就永远无法实现工业体系的形成。克林顿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说，美国经济光自由不行，但光控制也不行。美国经济是这样，我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试想，如果一味自由，任何企业的趋利性，其发展战略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利润最大化，任何企业都不会站在建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的战略高度作为自己的决策依据。而国家的主导作用应该体现在立法制度的倾斜上，引导企业的逐利欲望朝国家战略目标上靠近，特别重点项目则由国家集中财力、人力搞突破。二是时间规划，急了不行，但慢了也不行，所以只能在客观规律中优化到最快最好。三是鼓励私有企业，大力发展自由经济，使其在活跃国内市场上发挥生力军作用。四是制定旨在提高民众收入水平的强制性规划，迫使企业在提高管理水平、科技含量上找利润，而不是任其剥夺民众合理的利益诉求和合理利益。

当然，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助推。

3、科学技术规划

不要以过去我们没有做过就否定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按过去没有做过就没有能力推论，世界上就没有那么多发明创造了。所以，所谓科学规划就是规划过去、现在没有的，在未来必须实现的计划。如果过去或现在有，未来只是实施，那叫实施计划而不是科学技术规划。钱学森先生敢干，于是我们有了原子弹，李国杰、胡伟武先生敢干，于是我们有了中国芯。大胆想象的东西计划为在某个时间段内实现，就是科学规划。科学规划应该在政治家主导下，有科学家做出规划。

二、对国际问题要有自己的定位和全局规划

国际规划问题，要有长、中、短期三个目标对自己的定位，有了正确的定位，再根据我国的文化战略、资源战略、无形空间战略和世界制衡战略，制定规划，一步步实现我国的强国之梦。
2007-9-29

中国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独立品格？

作者：田忠国

“站在世界上所有伟人的肩头，审视所有伟人智慧的同时，开始思索、开始仰望，仰望无边星空的同时开始启航、、、、 ”这是我写在博客上的一段话，没想到会引起网友的纷纷指责，说我狂妄，因为他们认为，既便我站在乐山大佛的肩上，也不过到乐山大佛耳朵下的水平，因为大佛的耳朵就有两米多高，也还高不过乐山大佛的头顶，而我则回复说，如果站在大佛头顶上的山崖上，就不是和大佛耳朵齐平的问题了（你也一样），而是远远的高过了大佛的头顶。既然有可以高过大佛头顶的地方，我何苦再冒那么大的风险往大佛肩上站呢？再说，一个人只要怀有普救天下的慈爱之心，世界上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这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不过，我真得诚心诚意的想告诉网友，一个人只要怀有普救天下的慈爱之心，世界上就没有他做不到的事。你来我往，以留贴的方式在网上争论了好几天，最后网友说，我不喜欢有野心的心。我只有苦笑着告诉网友，野心与志向无关，我只有志向没有野心，因为，我从来没有与人明争暗斗的习惯，从来没有与人一争高低的习惯，有的只是怀着一颗平等心、平常心、友爱心、尊重心和与人探讨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心，再说，与人争高低，明争暗斗，对我来说是一种无聊的自杀，因为那样只会浪费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精力，就为一块骨头争得你死我活太没意思。

说了这半天，其实我想和大家一起思索的是：面对这个世界，中国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个人品格呢？

一、要有坚定不移的信仰

一个人可以没钱或者钱少点，可以没有车子没有房子，但就是不能没有信仰，你坚信自由主义也好，坚信马克思、毛泽东思想也罢，或者皈依于天主教、佛教的门下，或者你自己建构了自己的信仰体系，都可以，但就是不能没有自己的信仰，因为，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信仰，就没有强大的精神动力、没有自己的价值倾向、没有自己的奋斗目标、没有自己的情感空间。信仰是精神动力的源泉，没有信仰就失去了精神动力、失去了奋斗目标、失去了情感倾向和价值倾向。

二、要有自信心

王占阳先生在“中国学者应有自信心”一文中说，“我们应当对自已有信心，对中华民族的创造力有信心，而不应当总是自惭形秽，不应当自毁自践，不应当任意地摧毁包括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自由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等等在内的任何学术资源，不应当走‘熊瞎子掰苞米’的‘学术道路’……”王占阳先生是针对学者说的，其实，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有自信心。自信心来自何处呢？自信心来自于信仰、来自于无边的宇宙和探寻真理的执著、来自于知识和消化知识为我所用的能力、来自于仰望天空时的不羁思索和审视大地时的猛然醒悟、来自于站在历史发展的哲学高度的历史情怀、来自于理性对世界万物的深情拥抱和冷峻的审视、来自于无我无物时的对国家与民众未来的怆然凝望、来自于对未来不解之迷的深情叩问、来自于自我建构的价值体系，但绝对不会来自于自私自利、狂妄自大、仇恨民众、只有洋人洋话无视中国的文化历史。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思想文化都具有非常复杂的多面性质，正因为它的复杂和多面性，一个人就需要比前人更强大的审视能力、分辨能力、吸收能力和整合建构能力，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因为某种思想中有错误就全盘否定，而某种被人奉为真理的思想就一定全是对的、全是正确的？事实上，世界上的任何思想观念，都可能存在对中有错、错中有对的复杂状态，面对这种状态，一个人的选择无疑是他智慧高低的表现。

三、要有不羁的无概念自由思维的方法

中国人看问题、思考问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还没有看到现实甚至离现实千里万里来，各种判断就铺天盖地而来，而那些判断，总是从本本到本本，从概念到概念，本本成堆，概念如山，但就是不见现实的影子，不见解决问题的办法，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历史文化呢，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中国的思想文化全是垃圾、全是废品、全是制造灾难和祸害的根源（比如有人对毛泽东思想），而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比如说被外国人也扬弃了的丛林法则、市场政治等等，一概不加分析的顶礼膜拜，以为找到了生他养他的祖宗，殊不知，西方国家经受了那些理论之益和之害之后，就在那些理论的基础上生发出规则理论，也就是说制度理论，有效的控制了丛林法则和市场政治对各种规则的巨大破坏作用，使人的欲望纳入到合理而又道德的有效释放渠道，成为社会发展优良的动力资源。面对这种种情况，我不由慨然，中国人，你到底怎么啦？

经过痛苦而又审慎的分析后发现，造成这种状态的是中国人主体的先验性思维遮蔽了他们聪慧的目光，而不羁的无概念自由思维却成了大多数人遥不可及的梦想。回望历史，我们发现，老子拥有不羁的无概念自由思维的方法，在中国历史上有了“道德经”，孔子具有不羁的无概念自由思维能力，于是就有了“论语”，毛泽东拥有了不羁的无概念思维，竟然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近代的如被人奉为我国理性楷模的胡适也是如此。哪位为中国的思想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人是带着概念性思维方法思考中国问题的呢？没有，一位没有，因此，一个人只有具有了不羁的无概念自由思维方法，在自己价值倾向的催导下，才能对历史、对对错、对世界上所有的理论观念、对现实和未来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

或许，我们的祖先伏羲，为了解脱后人思维的羁绊，给后人留下了没有文字，只有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发散式系统闭环结构思维图。但是，有谁拿他的苦心当回事了呢？到目前为止，我似乎还没有看到。

四、要有点为国为民、公而忘私、为民众的利益奉献一切的志向

为国为民、公而忘私、为民众的利益奉献一切是个极容易招来攻击的话题，特别是极容易招来丛林法则的信奉者们的围攻与谩骂，但我还是毫不犹豫的写出了这几个字，因为这是利他主义的基本准则。丛林法则的信守者们，请不要忘了，一个人如果自私自利成性，其结果只会遭到人们的唾弃，这是一，再说呢，没有利他，哪有利己呢？利他与利己是相辅相成的，是一枚铜钱的两面，中国有句最简单的话，就深刻的揭示了利他与利己的关系，一个人没有对他人的尊重，就无法获得他人对你的尊重。也就是说，利他是前提条件，有了利他，才会有利己，但你首先要做利他的事。对于这个问题老子有深刻的洞察，他说，无私者成其大私。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为社会、为他人无私奉献了，这个社会及他人就自然给予其超乎想象的回报，当然，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其前提不是为了回报，如果一个人只是为回报而无私奉献，结果也只能是一段时间后，看看没有任何回报就自动放弃了无私奉献的初愿。
持久的奉献精神来源于一种信仰，一种志愿。

五、要有点独立不羁的科学精神

想问题、看问题、谈问题，要有点独立不羁的科学精神，不要以为外国人说的话就是好，句句都是真理，中国人说的话全不好，全部背离了真理。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求根问底，就是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说美国人说的世界自由贸易好不好呢？应该说是很好，但问题是，他到别的国家可以自由贸易，别的国家到他那个国家就不能自由贸易了，对此类问题，要问几个为什么，理出头绪，看清美国人的目的。对于中国的权威们呢？你也不要轻信，以为他是中国的学者，拿着中国人民的钱，就一定会为中国人民办事，那也是不一定的。君不见，有人明明知道那个世界自由贸易是美国人为了美国利益制定的、带有经济侵略性质的法宝，但中国的学者却偏偏要与世界接轨，偏偏不讲对等式接轨，只讲不对等接轨，偏偏不讲美国人的目的，只讲世界自由贸易，结果是，美国的企业到中国来自由自在了，中国的企业到美国去完全没有自由了。天下人都知道，只有对等的世界贸易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离开对等就只有强者的自由了。

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大脑思考世界上的一切问题，讲究科学分析，逻辑推理，寻找到事物的本质规律，这就是科学精神。

六、要有点吞天纳地的襟怀

一个人小肚鸡肠，容不得不同观点、不同意见，只允许自己海阔天空的批评，容不得别人的一点批评，在思想理论界跑马圈地，拉帮结伙，以自由民主之名，行专制和精神暴力之实，这样的人搞出的理论，能有多少科学含量？能有多少真知灼见？所以，一个人，不论搞什么，都要有点吞天纳地的襟怀。吞天纳地不是要在某个领域当“皇帝”、当“老子”，而是和世界上所有有兴趣与你探讨问题的人，都以平等之心、尊重之心、民主之心、宽容之心，共同而又平等的探讨问题，不求观点一致，只求在探讨中得到启发，得到新思路、新思想，这样探讨争论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二千前的孔子都知道，和而不同是君子之风，同而不和是小人之行，现在的我们怎么就不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了呢？

七、要有点敢于挑战世界上所有权威、不畏强权的精神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他一生所发现和掌握的真理相对于整个宇宙真理来说也不过是很少、很少的一点点，但就是那么一点点发现，就成就了他的伟大，而且，按照“变是世界唯一不变的东西”铁律来看，昨天的真理，到今天就不一定是真理，今天的真理，到明天看也不一定是真理，明天的真理呢，到明天的明天看，可能又被新的发现否定了，但你不能否定的是，既便明天证明他今天发现的真理是错误，也丝毫不担误他的伟大，因为，正因为他的错误（没证明错误之前是正确、是真理）发现，才导致了今天正确的发现。比如说，丛林法则经济学的发现人和倡导人，他当时的发现推动了西方经济的发展，但历史事实证明，他的发现错了，这并不妨碍他的伟大，因为，如果没有他的错误，就不会有今天西方经济学的各类规则了。有人一提西方的自由经济学就眉飞色舞，高兴得手舞足蹈，以为得了个救命的宝贝疙瘩，一意要国家全部自由，殊不知，这个自由经济的核心是有限的自由，比如说美国，对美国有利的就自由，不利或者利小的就不自由。在美国国内，对于所有的企业，也是有规则的自由，而不是无限的自由。无限自由论者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美妙幻想而已。

八、要有一点世界情怀、世界精神

在理论上，世界自由经济和实际上的有限自由，使世界各国人民陷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处境：自由经济理论的鼓吹者使世界人民陷入了唯一的选择，戴着自由经济的枷锁舞蹈。

但同时醒悟了的世界人民不止要问：是谁背叛了追求自由经济的人们？背叛了他们？背叛了自由经济的信仰者？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因为这是个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是美国的国家战略利益。

在这个战略利益的主导下，世界各国都上演了一场疯狂的自由经济的活剧，但这场活剧唯一最大的得益者却是美国，因为，似乎世界各国都匆忙的为美国扩展无形空间大开方便之门。面对这种状态，人们似乎陷入了一个难以选择的两难选择：放弃自由经济？还是继续坚持？中国有句古话，叫“开弓没有回头箭”，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得坚持下去，但在自由经济的后边，必须加上“对等式自由经济”。至此，我想要揭开一个令美国政要不快的谜底：

满怀悲闵的世界情怀，按照对等自由的国际原则，在共同创造、共同承担、共同分享世界福祉的前提下，实现世界的和谐共荣。这，就是世界精神。

九、要有一点创造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的勇气

思想决定制度，制度决定机制，机制决定观念，观念决定心态，心态决定行为，行为决定未来。我曾经和朋友聊天时说，一个人不能从管理文本中看出一个国家或一个企业的未来，他一定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因为，一个国家或企业的未来，不是成就于明天之中，而是潜藏在今天的管理文本深处。因此，我想，中国人真得要拿出点大气、大度，拿出点非凡的智慧，拿出点勇气，在创造思想文化的同时，创造制度文化。或许，世界的上空，将会出现辉映日月的、中国人共同智慧的光芒！
2007-9-21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已相对落后

作者：ylcgrn
一、
NC工作机械是现在汽车基本配件制造不可欠的设备。NC工作机械、单晶硅的制造装置等电子工业用制造机械的出现，说明作为现代工业根干的电子及关联的新素材产业，已不是单纯组装技术水平，已经向中间生产物的生产阶段浸透、深化，当时中国的生产知识体系及社会的生产系统已经到达了相当的高度.......中国代表的电子工厂“北京电子管厂”，1956年由苏联的技术援助建立制造电子管，1962年后开始生产晶体管和二极管。北京以外，上海沈阳也开始了半导体生产。1970年，辽宁省的电子工厂生产量是66年的7倍，哈尔滨市电子工业产量，比65年增加了15倍，就连以前完全没有电子产业的青海、宁夏、西藏等边远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半导体关联工厂.......表征电子工业技术水准的计算机产业，1959年在苏联援助下制造第一台计算机。1967年制造了最初的晶体管大型计算机。与计算机关系很深的IC，与苏联同年，1968年开始生产。最迟到1971年，一定程度电子工业用制造机器出现后开始量产。LSI也开始进入试制阶段。从各方面考察，中国在70年代末，已经整备了高技术的基盘。……” 而现在中国的电子工业却远远落后。中国手机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芯片全是外国的。有关专家说，中国的手机业目前“毫无前途”。电脑的关键设备都是外国制造的。

到株洲、长春等中国铁路工业的摇篮去观察，大部分的技术突破都诞生在20年前，基干产业已经堕落如此，不全盘引进外国技术又有什么办法？

毛主席时代70年代末中国能制造大型喷气式干线客机，而现在中国却不能造。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人放弃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运输机的研制，转而天真地幻想和美帝国主义的垄断资本波音公司合作，结果1997年波音公司放弃了和中国的合作。中国航空工业黯然失色。

毛主席时代中国人能够研制世界一流的红旗小汽车。然而今天撇开中国汽车工业繁荣的虚幻，才发现，除了60年代研制出来的红旗，中国的大街上竟没有一辆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整车。连现在的红旗，身上也到处是外国的进口零部件。

基干产业的组织性协调性土崩瓦解了，个人的积极性再高，整个国家也不再具有开发高速列车、大型客机的能力，不能为繁荣的轻工业提供成套设备，曾经独立建造大型客机的工厂满足于为美国的波音制造飞机零件，曾经独立开发机车、铁路信号系统的铁路部门则引进日本的新干线。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今的中国，很不幸，中国的神5载人宇宙飞船还是70年代的技术，1975年中国就成为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中国70年代末可以独立生产大型喷气客机，现在却不能，大量的武器装备依靠进口。诚然，中国的家电、手机等许多轻工业等得到了大发展，但制造他们的工厂使用的是外国的材料、基本配件、机械设备，我们的高速公路修的纵横交错，却不得不应用进口机械修筑，就连设计路面路基所需要的基本技术指标，也必须从国外引进，这种“繁荣”反映的是外国基干产业的技术实力，反映的是中国自主基干产业的堕落与崩溃。

中国的武器装备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先进的作战飞机和驱逐舰、导弹都是来自俄罗斯，预警飞机要从以色列购买，还有很多武器来自欧洲等。而当时，中国1970年下水的导弹驱逐舰在世界首屈一指，核潜艇上所有设备没有一件是进口的，中国成为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战略战术导弹不比美苏差多少，特别是蚕式导弹世界闻名；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能自行设计生产喷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技术能力与苏联仅相差5年；1969开始自行研制预警机“空警1号”；1975年建成的7010相控阵预警雷达、110单脉冲跟踪雷达探测距离2000-3000公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超远程跟踪大型雷达的国家，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67年开始设计，1977建成下水的高科技“远望号”系列船其技术高度至今难以逾越。

核电站是重大的基础设备。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本来已能设计建造核电站，但后来能力丧失技术落后却从法国、俄罗斯要关键技术，还引以为豪。

二、
70年代末打开国门，看到国外的高楼大厦，光怪陆离的消费品，顿时自惭形秽，却没有看到消费品背后的深层工业实质，没有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展。于是彻底否定自己的工业革命和文化革命，重新拥抱传统，采取清末民国的发展策略，走上了去工业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不通向希望，但却是最容易走的一条路，加上30年高积累的底子，中国得到了暂时的繁荣。

去工业化先从农村开始，分工协作的人民公社解体，包产到户，调动积极性，重新回到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农村的组织资源被浪费了。然后是城市改革，减政放权，自负盈亏，产业结构间的协调配合瓦解，个人发财的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技术水平却停滞不前，中国的工业革命就此夭折。去工业化极大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发展，但是，政府把所有能调动的资源向消费倾斜，如军转民，砍掉大部分科技发展计划，大举内外债引进国外的消费品或消费品生产线，一味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工资。工业生产急剧向消费品生产倾斜，国民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极大改善。短期的生活改善掩盖了技术力停滞不前，迷惑了中国人对事物本来面目的认识。
正规制造业的相对萎缩意味着对制造业各部门熟练技工，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趋于下降，城市失业率急剧上升，而他们却曾经是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主体。其次，外资企业的大部份所从事的是技术简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导向型生产。即使从事高技术产品生产，虽然进口的产品零部件之技术含量高，但在中国的加工装配工艺的技术含量却并不高。因此外资企业需要的劳动力大部份是低工资的非熟练工。由于把物质刺激作为经济发展的法宝，调动个人积极性成为企业管理的唯一目标，中国的劳动力正转化成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人肉机器。与钢铁机器竞争效率的结果，90年代初以来，广东的打工工资只增长了68元，如果扣除通货膨胀、教育、医疗、住房等，实际所得大大下降。农产品的市场开放，中国农民也以血肉之躯与外国的农业机器竞争。近年来大学毕业生的真正就业率已经跌落到50%，且常常只能就职于秘书等技能简单的白领职位，文科理科学生基本失业，只有工科学生因为可以在流水线上当技术员而谋得一份工作，但工资也与从事简单劳动的日益接近。中等收入阶层整体上趋于被消灭，少数高层人物却能够从外国投资者手中分得丰厚的利润。社会收入两极分化，社会结构与拉美及东亚诸国接近，穷人买不起，富人买够了不想买，消费需求持续萎缩，价格年年走低，越来越依赖外国市场。

经过20年的经济增长，到今天，以钢铁、机械、电子和化学为中心的基干产业全线崩溃，钢铁业只能做粗钢，化学也只能生产初级原料，半导体产业早已消失，机械行业行将就木。中国几乎不能够独立设计生产现代化的工业产品，武器装备依赖进口，国民经济所需的各种装备也依赖进口，中国作为工业国家的基础已经瓦解了。没有基干产业的支持，所有的产业要么依附于外国，要么变成炒作者的泡沫。中国经过了百年轮回又走上了清末民国“水际制造业”的发展道路。使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依赖外国市场的发展模式，使中国的研发能力急速瓦解，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水际制造业”只需要高层管理者、高级官僚，和底层从事简单机械劳动的人肉机器，不需要多少有知识有技术的中间管理者和工程师者。人口的再生产也适应这种需求，教育产业化，使人肉机器的下一代还是人肉机器。即使大学毕业，也不能接受独立产业培训，还是人肉机器的候补。而高层官僚子弟和买办资本家的后代留洋镀金，从思想上与西方接轨，自然受外国资本赏识，回国继续作威作福作买办，为外国组织廉价劳动力生产。一个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在中国不仅有其政治氛围，而且在整个社会结构方面也已基本成型，因此很难逆转。中国的经济改革路径解决了精英阶层的经济需要，但却未能解决产业发展问题，也就无法改善大多数国民今后的生活状态。

三、
中国日本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有相似的消费品匮乏的历史，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日本经济企画厅1996年编的《战后日本经济的轨迹》---经济企画厅50年史，这么写到：经过50年的岁月，我们对先人肃然起敬。日本的电视专栏里，那是个清贫，但却又是拼搏奋进的火红年代。询问普通的日本人，为什么倾斜生产，而不是改善生活，回答那是国家的根基。中国则完全相反，正式文件中指责先人犯了错误，走了弯路。学者们不断论证当年发展基础工业如何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如果当时消费多些，现在的收入会增加几何。普通人则觉得少吃了几口饭，少穿了几件衣，不堪回首。对“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看法，普通日本人会异口同声回答：不行；而中国人则认为符合经济发展规律。造船很长时间不能改善生活怎么办？日本人的回答是：忍耐；中国人则是控诉。这反映了中国日本的文化差异，日本完成了文化革命，而中国却没有，特别是中国的上层阶级没有具备工业化思想。

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批判右派左派新国家主义

作者：佚名

一、批判右派

毛/泽/东讲，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满可以再加一个横批：历来如此。再过一千年，也还是有左中右。

今时今日，在中国进一步向资本主义演化的现实进程中，不同社会集团及其代表各自表述，在朝野中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派别。

当前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其结构既不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也不是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而是金字塔型。在金字塔顶端的是党内从资本主义化进程中受益的官僚集团和买办势力，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依附官僚、内外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右翼，他们是社会的主流，新自由主义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意识形态。近年又从中分化出新国家主义思潮。在金字塔底端的是工农和无业者，他们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官僚和资本家肥硕的臀部，偶尔通过网络唱唱反调。

知识分子右翼操纵舆论导向，表面上不可一世，实则不堪一击。他们忘了自己只是皮上的毛，忘了自己是老几，把尾巴翘得高高。朱学勤曾经问：我们要是掌权，你们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有这一天，左派将热烈欢迎。皆因改良派毕竟还有欺骗性，要打倒不容易，打倒他们可就简单多了。一次朗顾之争，他们已经是在民众中间臭不可闻了。连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待见他们，官僚集团也正在拿他们当替罪羊，正如1957年和1965年所做的那样。知识分子右翼脱离实际，清谈误国，最终也误了自己。

官僚集团虽然掌握大部分政治、经济和组织资源，但他们腐败无能，倒行逆施，已经完全耗尽了统治的合法性，而且内部分化亦极其严重。

官僚买办集团是最反动和最腐杇的，实行的是一条对外妥协、对内恢复精英统治的传统主义之路。

买办集团祸国殃民最甚，同时又最孤立。一个“宁赠友邦，莫予家奴”的政权，一个剥夺人民衣食，无视人民尊严的政权，人民是不会为之牺牲的！他们手握兵权，自以为得势，但时候一到，他们赖以存在的军队会掉转枪口对准他们。

部分官僚买办分子其实知道他们脚下是火山，但早已准备好护照，且将资产及儿女转到发达国家了。所以他们不怕中国乱，不怕中国这艘船沉，他们要把中国偷光抢光，毁尸灭迹，再到外国享受文明生活。

在官僚集团中，也有一部分人试图以三个代表否定革命，肯定剥削，借以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党本来就是靠革命起家，否定了革命，统治的合法性何在？如果新资产者上台，会将他们一脚踢开，甚至地主、资本家的后代也会算起五十多年前的旧帐来。

另外一部分人试图实行改良，甚至有向左转的倾向。而左派亦寄希望于左转。这是革命低潮时期革命力量处于劣势时的客观表现。另一方面，一些激进派不愿意看到改良派执政，害怕改良主义会将革命推迟数十年。


我支持改良派，假如他们能够有效缓和社会矛盾，求得数十年的安定，我自然拍手称快。因为革命只是手段，其目的也不过是追求国强民富而已。

可惜，中国这辆列车已经被引入资本主义的坌道，已不是任何个人力量所能阻挡的。改良派因其局限性，不可能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又怎能赤手空拳阻挡历史的火车头呢？事实上，江李也曾左转，但九二年的春风一吹，只好见风转舵了。新领导人也不会例外。能不能向左转，不是取决于他个人，而是取决于阶级力量对比。
我看，改良派所能起到的历史作用，只怕与他们的初衷相反。他们的改良将为左派提供更大的空间，使阶级力量对比向有利于民众的方向转变。他们还将使整个统治集团产生裂痕，最终激化矛盾。他们往火山泼水，却不知火山不但不会熄灭，还将会喷发。在历史上，革命往往是在统治集团实行改良的时候发生的。

二、批判左派

左派原本以党内的老派马克思主义者为阶级基础，“左王”邓力群是其代表，他们人数较少，政治势力已很小，政治基础日渐薄弱。后来又加入喝了不少洋墨水的新左派。

左派原本具有深厚的理论资源，但在实践斗争中往往显得苍白无力，其病在于，一，门户太严。左派中的毛派、托派、斯大林派以及新左派，往往各执一辞，门户之见甚深。二，根基太浅。对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的经典，左派中别说读通，读过的人亦不多。这是造成理论素养薄弱的原因。三，实践太少，以致被称为“书斋里的革命派”。革命的力量越是弱小，理论上的无谓的内斗越是凶，机会主义越是盛行。当前的左转论即是一例。
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化进程中，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中下层受到严重损害，甚至于大部分中产阶级也因为极其短视的住房产业化政策而沦为“房奴”，思想急剧激进化。而工农则日益绝望，据公安部报05年全国群体性事件达7万余起。
目前左派力量远远未有效整合。假若这几股势力合流，中国大地将天翻地覆。这是统治集团十多年来“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后果。

三、批判新国家主义

新国家主义由何新揭搘旗帜，杨帆等张大其势。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权，确为现阶段的中国所必需。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新国家的力量从何而来？没有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就没有新国家。难道我们能指望专横的官僚买办行行好，施舍一点权力不成？难道我们能指望骄纵的新资产者会出钱给我们成立工会不成？
官僚集团绝不会放弃权力的。因此，新国家主义只能是以部分改良派的民族资产阶级为统治基础，对内发展经济，实行专制。镇压左派，瓦解右派，分化整合官僚买办集团，以统一的国家力量，对外抗击新帝国主义。
新国家主义的前景可能性最大，也最危险。新国家主义掌握的各种资源较左派多得多，欺骗性又较右派大得多。民众很容易受民族主义所鼓动，新资产者是乐于托庇在国家强大的羽翼下。反对派或被镇压瓦解，或受其民族主义目标吸引。左派、右派、党内官僚买办集团和党内改良派搏奕的结果，很可能会没有一派取得彻底的胜利，最终是产生一个新权威政权。

新国家主义假如成为现实，将使中国人民数十年内不得翻身。当然，它最后的结果，也是走向自我否定。因为新国家主义是力量平衡的结果，而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不论新国家主义者的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面对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绝不是改良派和民族资产阶级能够解决得了的。

四、只要有人民就行

只有建立以工农联盟为根本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才能最大程度上整合民族的意志。也就是说，以工农联盟为根本基础，承认民族资产阶级地位，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抑制买办及外国资本对中国国有和民族产业的破坏性竞争，保护国家和民族产业、保护中国的市场和文化，使国家成为联合协调各阶级利益的“人民民主”政权。

而要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公正，除了寄希望于人民以外，没有第二条道路。
1968年7月28日毛召见韩爱晶等造反派领袖时，韩爱晶问了一个“有关中国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再过五十年，一百年，如果中国出现了分裂，你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他也说自己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局面那我们怎么办？”

毛回答说：“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林彪以及在座都消灭，全国人民是灭不掉的，不能把中国人民都灭掉，只要有人民就行，最怕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当年苏联工人农民眼看着苏联红旗落地，没有谁说一句话。我们现在也很悲观，因为民众的冷漠和无知。但是工人农民不会永远那么轻信，上街头看看就知道了。而造成民众左转的，不是别人，正是统治集团。

现在主流自以为得势，事实上确实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唯一能将其打倒的力量，就是他们自己。
所以，如果存在这样一种情势，令主流忘乎所以，蛮干胡来，硬走极端；如果能够诱使、逼迫其在条件尚未成熟之际进攻，那么，他们将不断制造对立面。而民众的愤怒不断积累，组织能力越来越强。如果是这样，那么主流越是强大，自己打倒自己的日子越是来得快。

这就如唐太宗打仗的办法，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论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兵士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一攻即胜。现在，主流经济学家已经制造出对立面，站到了民众的反面。他们已经给自己挖好了坟墓。他们越是疯狂，越是容易走向灭亡。

他们一定会走向灭亡。因为中国不比苏联，中国人口多，资源少，经济水平落后。越是落后的国家越容易革命。他们这样搞是行不通的。

主流往往是最好的教员，他们能起到左派所不能起到的作用，所以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多次说过，要感谢日本，感谢蒋介石。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今天我们也要感谢朱某人，感谢顾雏军，感谢张维迎的“吐痰论“，感谢焦/国/标说要一元钱卖掉中国政府，感谢美国人往中国使馆扔炸弹。他们的所作所为教育了我们。没有他们，我们还在做着盛世的美梦。如果中华民族得以复兴，至少有一半的功劳是属于他们的！

五、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

目前左派内部派系林立，暂时还没有一个能为大家所接受的核心(在理论上与实践中都没有)。目前左派目前也尚未提出一个既能全面总结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经验教训，又能较好把握时代变化特点，能有效整合反映现实各阶级阶层力量愿望的纲领方针。

左派要作好准备。留给我们的时间可能不多了。别看他们现在不可一世，然而在历史上，暴风雨转瞬即至，统治者土崩瓦解，这样的事情还少吗？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

没有理论不要紧，人的正确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许多事情觉得无法可想，但是来到群众中，要一百个一千个好的想法都有。现在左派人士与工农的直接联系是基本疏离的，以至于众多民间维权活动的背后支持主要为右翼所占据。这才是致命的。脱离了群众，也不可能有正确的理论。左派被人称为书斋里的革命派，甚至说成老人俱乐部，这样下去才是没有前途的。

在我看来，左派应以建立工农联盟为根本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为目标，致力于整合左派力量，团结工农、民族资产者和党内改良派，分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集中力量反对最腐朽无能、最反动的官僚买办集团和知识分子右翼，从而有效打击官僚买办集团和右派，造成有利于左派的力量对比，促进新的阶级结构的形成，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最终在最大程度上整合民族的意志。

如果我们不促进新的阶级结构的形成，不促进阶级意识的觉醒，那么我们民族的前途确实是令人悲观的。
政治斗争的真谛就是团结自己，孤立敌人。左派不应动不动就大喊革命，结果自己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在民族利益下，可以与其它集团合作，但不能对官僚集团的自我改革，包括HW新政抱有幻想。历史一次次地证明，官僚集团是不会自动放弃权力的。

对于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准备，对于牺牲要有准备。在历史上，往往是革命者苦口婆心说了许多年，而群众只是站得远远的。“叫人叫不着，自己顶石坟”，这是许多革命者的下场。当年鲁迅时代是这样，现在也不会例外。前面说到韩爱晶见了毛/主/席，正准备走的时候，毛又回来了，对在场的中央领导说：“我走了，又不放心，怕你们又反过来整蒯大富，所以又回来了。”“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们。”虽然如此，造反派小将还是被整得七零八落，甚至永不录用。这有什么法子呢？历史就如煤的形成，耗了许多材料，结果只有一小块。

六、尾声：前途光明，道路曲折
有个老农说：解放前，俺村里就有一个地主，俩富农，那时候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专家们当然比老农高明多了，他们温情脉脉地告诉大家：少数先富者会大发慈悲，帮助千千万万的穷人达到共同富裕。

我不知道别人信不信，反正我不敢这么乐观。因为现实是那么赤裸裸的摆在眼前。但我也没有那么悲观，没有悲观到认同“剥削越多越好”或者“搞一段资本主义”的名言。
在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革命都会出现倒退，革命的上升阶段如同烟花晚会一般缤纷灿烂，激动人心的历史事件接连发生。但是到了革命的低潮期，人民的情绪很快变得失望。因为人民对革命的期望值，总是大于革命成果的。而革命的得利者这时候也渴望稳定。在革命的低潮期，尽管革命的政治成果很快发生变化，但是，相对而言，革命的经济成果却能够得到较长久的保存。

总的来说，革命会有倒退，但不会退回原来的起点上。进两步，再退一步，历史往往是这样前进的。
1966年，毛-泽-东在写给江青的信中就看到，自己死后历史会倒退，右派会上台，会把他打得粉碎。但他同样也预言右派在台上不会太久。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倾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
结论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开始瓜分最后的肥肉外资蜂拥入股中国国有银行

(博讯2005年8月31日)
（博讯编者按：再次说明，中国政府禁止中国国民的私人企业涉足金融，但开始开放给外国人，这是一贯的对民族工业进行歧视的卖国政策。希望所谓的爱国人士注意这个做法。）
今年初，华尔街某银行一支劲头十足的团队飞往中国，考察投资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两家——中国工商银行(ICBC)和中国银行(BoC)。
经过一周会谈后，当这个工作小组的领队准备离开北京时，他的电话响了。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电话另一头是中国建设银行(CCB)的一位官员，他请这家外国投资银行考虑投资建行。建行也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之一，是工行和中行的主要竞争对手。
中国陷入困境的金融集团及其政界统治者们渴望在海外上市前，从外国竞争对手那里吸引资金和专业技术。这种毫无顾忌的渴望，正迫使各投资银行改变它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法。
中国开始将各产业私有化后，“表现最佳承销商”( bulge bracket)机构迅速了解到，要想赢得知名企业利润丰厚的股票承销业务，就必须趁早动手。在达成交易前的几年里，它们通过接近公司高层，举办宴会招待对路的政府官员，得以表明自己的承诺，以赢得备受觊觎的首次公开发行(IPO)业务。
一位资深的中国银行界人士表示，状喂⑿小按永床换嵩诮灰状锍汕凹父鲈掠茫溆改昵熬投恕薄?
股权购入的机会则留给了全球石油巨头等战略投资者，这些巨头花费数十亿美元，在中石油(PetroChina)、中海油(CNOOC)和中石化(Sinopec)等中国竞争对手首次公开发行前，就买进了它们的股份。
但投行近来花费数百万美元购进股份的行动似乎表明，在中国资本注入可以与先发优势一样有价值。本月，美林(Merrill Lynch)参与了由苏格兰皇家银行(RBS)牵头的财团，共同出资31亿美元买进了中国银行10%的股权。
据悉，瑞银集团(UBS)也即将买进中行约5亿美元的股份，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则在考虑对建行进行类似规模的投资。高盛(Goldman Sachs)和德国保险商安联(Allianz)一道，想买入工行价值20亿美元的股份。
所有银行都竭力否认，此类股权收购与股票承销权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它们声称，必须根据投资本身的价值对投资做出判断，因为首次公开发行承销费要比收购股份的支出低得多。但不成文的规则是，投入资本能使投行赢得首次公开发行权的理由更充足。
汇丰银行(HSBC)在中国交通银行(Bank of Communications)与平安保险(Ping An)首次公开发行前，分别对它们投资了17亿美元和6亿美元。在它们上市前，汇丰都如期被选为牵头顾问。与之相反，花旗集团(Citigroup)背弃诺言，没有购买建行股份，结果，花旗遭谴责，还被排除在建行5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发行之外。
分析师强调，中国金融业在私有化过程中地位特殊，因为各家投资银行既被当作顾问，也被当作战略投资者。
但中国各银行都渴望，外方能帮它们矫正数十年来政府指令性政策造成的财务、管理上的错误，这种渴望正在加大竞争压力。
例如高盛对工行的兴趣，就有扰乱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CSFB)长久以来，计划为中国最大的银行作顾问的危险，还可能是瑞士信贷积极游说参与建行上市的原因。
从高盛的角度来看，它与中国银行的稳固关系，受到了美林对中行投资的威胁，这种担心直到上周才得以消除，因为高盛上周获得了中行上市的股票承销权。
但对华尔街投资银行和它们的股东来说，关键的问题是，除了承销权，投资中国的银行是否有经济意义。
由于投资中行的苏格兰皇家银行，以及投资建行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等战略投资者在信用卡与按揭业务等领域成立合资企业拥有优先权，因此投资银行的地位也许与私人股本差不多。
高盛令其风险投资部门与工行进行谈判，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而美林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等其它投行也私下里承认，它们最大的希望是，在今后几年把持有的中国股权出售赢利。
鉴于中国海外上市企业的股票涨势喜人，这可能是个有利可图的战术。但这也加大了美国投行在中国的赌注和风险。
正如一家尚未投资入股中国四大银行的投行高管所说：“可以说这些就是私人股本投资，但它们能达到私人股本(初始投资20%至30%)的回报吗，也许还是把这些资本放到其它地方更好？”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_(博讯记者：张君)

西方银行为什么要加速进入中国

网络文摘
　　最近，财经媒体都以前所未有的版面和浓厚的兴趣来关注西方银行进入中国的故事。
　　西方银行看似“集中”的进入行动并非偶然的巧合，在2006年银行业进一步开放的前景下，随着政策底线的逐步提高，这样的财经故事还将继续演绎看似平静实则惊心动魄的篇章。

　　几天前，苏格兰皇家银行（RBS）首席执行官弗雷德•古德温（F red Good－win）宣布以31亿美元购买中国银行10％股权。而作为另一个“四大”银行之一的建行，则在近期向美洲银行出售了9％的股份，价值30亿美元。与此同时，工商银行与高盛的谈判也被一些嗅觉灵敏的财经记者掀起神秘盖头的一角：说的是，高盛旗下的投资子公司和德国安联保险公司即将就斥资约35亿美元收购工行9．9％的股份，收购价远远高于先前报道的10亿美元———尽管工行方面对此未予置评，但外资银行参股却是不变的趋势。
　　最新的消息更有意思，说的是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正与中国农业银行进行谈判，拟组建一家中国国内合资基金管理公司。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将成为与中国国内银行建立业务合作关系的第四家外国集团，这反映了该法国集团谋求开发中国巨额储蓄资金的决心，包括价值2．5万亿美元的存款。
　　英国金融时报就此评价说“与农行建立一家基金管理合资企业，将使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得以利用农行遍布中国的1．9万家分支机构。”
　　个中意味不言自明。
　　而在股份制银行方面，外资或有可能买下广东发展银行多达一半的股份，这笔交易如成为现实，意味着管理层首次把国有银行的控股权转让给外资。
　　这不是传奇故事———新桥资本现已取得了深圳发展银行的实际控制权。新桥资本是从深圳发展银行的四家股东（均为深圳政府下属的实体）手中收购该行股份的，从而取得了对该行的控股权。
　　深发展被外资控股不算石破天惊，而广发行作为国有银行，如果被控股就显示出管理层决心之大了。
　　出售广东发展银行的股份一事表明，考虑让西方银行在中国银行中持有更大比例的股份是可以预见的未来。而在这样的刺激之下，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银行将会产生更大的兴趣。
　　目前的政策是，单一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一家银行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但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中国一家银行中的总持股比例超过25％。而一旦外资在中国一家未上市银行中的持股总比例超过25％，那么就被算作是外资银行，在经营人民币存贷款业务方面就会受到限制。
　　但种种迹象表明政策或许会因为个案的情形不同而发生调整，而宏观层面的政策也将发生重要的变化。
　　西方银行为什么加速进入中国？
　　除了上面谈到的那些原因外，还有两个基本面的原因。第一，就国内而言，希望通过吸引外国投资者来帮助银行改善经营，尽管中国的许多银行拥有庞大的经营网络，但它们饱受不良贷款的困扰，资本结构失衡所造成的潜在风险巨大。此外，由于经济发展迅速，无论是居民还是企业，对更高水准金融服务的需求在不断提高，在这样的情况下，依靠外力在激活国内银行多年存在的存量僵死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好办法。
　　而在西方银行方面呢？他们自然是对中国金融服务市场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坦率地讲，目前国内银行只获得了金融服务价值链条中的很少一段，而更多的，能够产生更高价值的高端服务环节上还处于空白状态，其丰厚的投资回报率是会让所有投资者感到心动的。
　　苏格兰皇家银行为什么要进入中国？就是因为该行目前在亚洲几乎没有业务。作为外资金融业的迟到者，他们必须抢占一块足够的市场空间。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一位外国观察家就说，“无论迟早，他们都会来到这个（中国）市场的”苏格兰皇家银行的实践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脚。是的，他们真的来了。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银行在看似严格的约束条件下进入中国并不是图一时之利。只要看看汇丰控股在收购交通银行19．9％股份时候的协议就明白了：“如果监管环境发生变化，汇丰可以在2008年之后将持股比例扩大一倍。”其野心还真的不容小觑。

中国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是灵魂深处的民族自卑

作者：程不时

程不时先生为运-10副总设计师，运-10折翼是他一生的痛。

“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并不是部队士兵的损失，而是希望的丧失。” (博讯 boxun.com)


[英]利德尔•哈特《战略论》

——我不是唯意志论者，然而我也曾得知：世界各国大学中1/3以上的研究员和教授都是中国人——在创新力方面，中华民族并不缺乏智慧，中国人并不缺乏智慧。

——我们缺乏的是自由，是自强，是自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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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时：
推行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

自主创新的最大障碍，是来自灵魂深处的民族自卑。

所有现实条件的缺陷都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仍然有人认为在中国不需要鼓励自主创新，不能够自主创新。这不是用理性的争论可以说服的道理，而是出自一种更加深层次的观念，无可理喻，但在一些人心目中却是根深蒂固的，即对民族能力的一种自卑的估计。

反对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的人，当所有的争论都理屈辞穷的时候，最后亮出来的论点，就是出自内心深处的基本估计：“中国人不行！”

在社会的一般认识上，一种只重数量堆砌的“机械论”观点长期来泛滥，至今很有市场。在报刊上，甚至出现文章把“创品牌”和“看风水”相提并论，共同作为典型的“不靠谱”的行为。这种论者，认为单纯的数量生产，产一个便赚一个的钱，那怕只赚2元钱，多做一个便多赚一个2元。数量越大，收获是可以叠加的。但是搞开发创品牌，虽然开发得好可以赚98元钱，但远不是开发一个就成功一个，是“不靠谱”的，是自己掌握不了命运的，是像风水先生一样靠“闯大运”的。哪里像重复生产那么省心。外国人愿意创品牌赚98元钱的就让他们去赚吧，但这绝对不是坚持“机械论”观点的这种“正经人”认为自己应该办的事。

具有这种观念的人，首先觉得中国不需要自主创新。不是有统计数字指出，我国作为“世界工厂”，制造外国知识产权的产品，所获的利润只有极小的部分可以留在国内吗？他们认为：很好。中国原来就穷，能留下一点就很好了。我们情愿将绝大部分的收益拱手奉给拥有知识产权的外国公司。这不错了。没有他们，我们使连尾数也得不到呢！不要得罪了知识产权的主人，千万不要激怒了他们！我们该做的，就是忍气吞声，把这种局面再延续几十年，好好享受外国公司愿意让我们分享的这2%，我们应该认为这是完全正当的，是应该很幸福地消受的。

也许这样说会有人认为过度夸张了。不！这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一些非常重要的会议上某些人的正式发言。

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另一方面认为中国不能够自主创新。他们的典型论点是：“中国只有草鞋草帽可以作为工艺品而打入国际市场。此外，在一切高科技项目上，不要企图有资格与外国平起平坐地讨论问题。”

这种对中国人的自卑的偏见，显然并不高明。持这种偏见的，往往是一些对中国和西方文明都缺乏真正了解的人。但是这种认识却有相当的广泛性和根深蒂固的顽强性。20世纪有的老一辈科学家曾经说过，他的终身的工作，都在于“扭转中国人不行的概念”。但是时代进展到了21世纪，这个工作看来还需要人们认真做下去。

百年来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中，已经出现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明显掌握了现代知识文化的人群，在全世界都是一种触目的存在。而有些人则完全忽视中国掌握了先进文化的人们的存在，一直把全国人民看成愚昧的群氓。

当我们面临世界发展的形势，面对国际各种利益的竞争的时候，我们是承认中国在近代化的进程中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已经形成了中国自己的有思维能力和创造能力的科技队伍，还是继续忽视这支队伍的存在？这两种态度究竟哪一种更加对中华民族有利呢？应该做到真正的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以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行动，才会出现新的进步。

美国对华最优经济战略

作者：左大培
下述的“美国对华最优经济战略”，仅仅是我个人的判断。不过，即使美国当权者至今为止还没有拟定一个这样的明确的战略，它也确实是对美国最有利的经济战略。而且美国官方的种种活动都表露出在有意无意地实行这个战略的迹象。现将我推测的这个美国对华最优经济战略发表于此，让今后的历史事实来验证其真伪。

左大培 2007年9月6日



美国对华最优经济战略

美国近年来经常帐户逆差保持在占GDP的6%的水平，这笔逆差必须靠国外资金流入来融资。这样高的逆差在保持美国的高投资和高政府采购的同时使美国人获得了过高的消费，消除这笔逆差意味着美国的消费或投资或政府采购的大减少，因此美国的利益在于将这样的逆差永远维持下去。
而中国近十几年一直有显著的贸易顺差，近年中国的贸易顺差几乎完全集中在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上。同时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所形成的国内资金流出，又主要流向美国，形成中国持有的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美国为永远维持其贸易逆差，需要永远维持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格局：一方面中国对美国有巨额贸易顺差，另一方面又以流向美国的资金为美国的进口融资。

为达此目的，美国需要完成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使中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出口又高度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另一方面要迫使中国实行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的完全可自由兑换，“完全开放金融市场”，允许“资本在国内和国外之间的完全自由流动”。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完全可自由兑换后，美国从中国吸收金融资金就可以不依赖中国政府（中国政府以其外汇储备购买美元资产），而完全可以靠美国私人资本市场来吸收中国私人资金的流入；同时所谓的“开放金融市场”和“资本自由流动”又使美国企业可以任意收购中国盈利最好的企业，为美国人牟取尽可能多的收入。

一旦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完全可自由兑换，美国的金融机构就可以自由地进入中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利用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手法甚至操纵市场的技巧迅速地从中国的金融市场上赚钱并将其汇到国外，把亏本的结局留给中国的投资者。而美国这样赚取的盈利都用来为其进口提供资金，因而得到是真正的实际益处。
这是一种可能的前景，也是美国最希望永远维持下去的前景。

但是非常有可能出现另一种前景：国际金融市场对美元资产失去信心，不再购入新的美元资产。这种情况下美国本身就会进入一个艰难的时期。美国国内必须进行一场痛苦的调整，美元可能对所有的外币都大幅度贬值，或者美国出现比其它国家低得多的通货膨胀。这时其它国家的通货膨胀比美国高，可能是因为它们相对美国扩大了国内需求，导致国内物价水平上涨，削弱了其产品向美国出口的竞争力。这场调整的最终后果必定是美国消除其对外贸易逆差，而在这个过程中美元的实际汇率必定显著贬值。但是由于没有了外资和外国产品的竞争，美国资本的盈利率不仅有可能不下降，反而有可能显著上升。

这种对美国的灾难性的调整也将打击中国。美国消除其对外贸易逆差很可能导致它也消除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消失很可能意味着中国的对外贸易陷入逆差，因为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可能已经大于其整个的对外贸易顺差。这样的剧变是通过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剧烈升值而产生的，而这时的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主要表现为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升值。

由于中国的整个经济都高度依赖对美国的出口，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消失可能导致产出显著下降、就业剧减，而且最有可能的是，中国依赖出口的企业盈利大减，可能大批亏损和倒闭，再通过各种扩散途径导致中国国内的企业普遍盈利大减。此时中国如果已经实行了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完全可自由兑换，中国的私人资金所有者们就很可能卖出其人民币资产，将人民币兑换成外币包括美元，汇到国外去购买外国货币的资产，包括美元资产。

上述的调整过程不会很快完成，而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当危机深化到中国的私人资金大量变成外币资产流向国外之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就可能停止，人民币的名义汇率将可能反过来开始贬值。这样的资金流出可能导致耗尽中国的外汇储备。这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如果还不能消除中国对外贸易的逆差，中国就会在对外贸易已经陷入逆差的情况下发生国际支付危机，因为中国此时已经没有外汇储备。这时中国陷入的国际支付危机只可能用两个方法消除：或者是人民币的实际汇率进一步贬值，以平衡对外贸易，但是如果不能仅仅通过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作到这一点，作到这一点就要求中国国内出现暂时的通货紧缩和失业加剧；或者是中国必须变为真正吸入外资，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大批出售其资产包括企业的所有权。而在这整个的调整过程中，中国的就业会显著减少，投资和人民消费也可能大幅度下降。

到这场灾难性的调整结束时，美国可能没有了外国资金的流入和贸易逆差，也可能由于企业盈利上升而又有了外国资金的流入从而又有了贸易逆差，但是外国资金流入和贸易逆差的规模肯定会大大减小；中国可能变成贸易逆差并且不得不让外资进入控制中国，即使恢复了贸易顺差和资金流出，贸易顺差和资金流出的规模也会小得多，从而中国的产出和就业都会变小，受到巨大的经济损失。
当然，在国际金融市场不再购入新的美元资产而迫使美国开始其灾难性的调整之后，中国还有可能走另一条路，这就是通过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不大幅度升值，而坚持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不大幅度升值，由此而保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但这时的环境是美元对其它货币都大幅度贬值，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消失。在这种环境下，维持人民币对美元不大幅度升值意味着人民币对其它货币也在相当程度上贬值，这可能增加中国对其它国家的贸易顺差，而维持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又必定导致其它国家对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在美国经济衰退导致全球生产过剩严重的情况下，中国这样作必定招致世界其它国家对中国的不满和围攻，其全球政治和金融上的后果很难预见。
美国当然不愿意陷入这第二种灾难性的前景。但是即使陷入了这种前景，调整的结果也不过是使美国回到了没有贸易逆差的低支出状态。而美国当前实际的经济政策选择问题一直是，维持贸易逆差大的高支出状态，还是设法回到没有贸易逆差的低支出状态？维持贸易逆差大的高支出状态可以使国民有高消费，即使有一天这种状态维持不下去了，也不过是被迫回到没有贸易逆差的低支出状态；这样的政策对美国来说无论如何也比早早主动回到没有贸易逆差的低支出状态好，因此美国一定会设法维持贸易逆差大的高支出状态。

在这种考虑下，使中国的整个经济都高度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完全对美国开放国内的投资机会并且使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完全可自由兑换，就成了美国对华的最优经济战略，因为这有利于美国维持贸易逆差大的高支出状态。而对中国来说，如果使整个经济高度依赖对美国的出口，完全对美国开放国内的投资机会并且使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完全可自由兑换，就使中国只能有两个前途：要么永远维持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并将巨额资金输往美国，从而永远向美国人奉献产品，要么就经历一次自己损失惨重的危机和大衰退。

要想避免这样两个前途，中国就必须立即转向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重建独立自主的工业和经济体系，消除对面向美国的出口的依赖；必须抑制外资流入，禁止任何金融性的资金流入，回购产品主要销售于中国的外资企业。

缺少是非的改革在中国已成怪兽

作者：王力雄

是非判断对于社会和个人都非常重要，没有是非的社会是紊乱的，人生也找不到依据。理想、信仰、主义一类属于“大是非”，即使在强权即公理的社会，掌握“大是非”也抵得上百万军队。例如蒋介石消除军阀割据统一政权，很大程度就是靠“抗日救亡”的大是非。
当今中共失去了“大是非”，原本的理想只剩招牌，实际准则是唯利是图，一切为了权力，说法也只剩下“稳定”和“发展”。然而这种形而下的说法回答不了根本问题，因为稳定和发展有多种模式，没有理由非实行中共的一套。况且中国以往的不稳定和欠发展，中共也脱不了干系。
因为失去主义支撑，没有思想体系，当今中共无论面对西方意识形态还是毛泽东的基本教义都处于下风，只能强词夺理，成为笑柄。“三个代表”是自封，“与时俱进”是投机。而如果没有大是大非的承托，实用主义的改革最终会变成失控怪兽。历史上的伟大领导者之所以总是想方设法赋予改革以理想和哲学意义，为的就是能够保持对改革的驯服。
而进行递进民主制变革，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理想资源。在人民主权、大同社会、直接民主、全民参政、自治、联邦、族群等眼下各种政治制度皆望洋兴叹的方面，递进民主制可以独辟新空间，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相比之下，当前通行的代议制是一种缺乏价值支持的技术手段，递进民主制却有“矢量型求和”、“理性的逐层提炼”等诸多价值依据，能够形成自立于世界的新体系，且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脉络连接，保持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在继承社会主义传统的同时，跨入更高层次。


《递进民主——中国的第三条道路》系列连载

民主是中华民族振兴的要求与保证

作者：刘永佶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1/5，中国的民主对于人类的民主进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20世纪所取得的进步基础上，在21世纪加速民主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要求与保证，也是人类摆脱“史前时期”的重要环节。古代中国的集权官僚制是农业文明中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也正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制度，中国才得以保持农业文明的领先地位。集权官僚制在形式上看是君主制，但官的作用又是相当突出的，系统严密的官僚体系中皇帝只是最大的官，同时又要受官僚系统的制约。因此，不能简单套用孟德斯鸠关于君主制的定义来说明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从其特点来看，中国古代的集权官僚制是君主和官主的结合，或者是以君主名义的官主制。这种政治制度是在变革了封建君主制之后形成的，与之相应，它废除了封建领主的特权，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这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大三角”结构，具有明显的稳定性和系统性。因此，在没有强大外力冲击的情况下，集权官僚制是不可动摇的。虽然历史上有若干次因农民起义和异族进犯而导致某一王朝的灭亡，但结果也只是改换皇帝，官主制度依然。

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分析中国元、清两朝的统治时，发现如果用西方人的种族观念来解释元、清两个异族王朝，是说不通的。满洲人在全中国只占人口的2%，却可以统治98%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他通过对清王朝的探讨，指出：

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关系都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而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综合而成的，国家的集权程度很高，但文化却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当中。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家可能掌握在异族统治者手中，但中国的文化生活仍然得到了延续。（费正清：《传统与变迁》，第25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他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并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我将中国从秦至清这两千余年时间内的社会制度规定为集权官僚制，而非国内某些史学家按苏联人观点所说的“封建制度”，是经过10余年的反复探讨得出的结论。费正清的上述论证在一定层面上说明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西方的差异。

集权官僚制是社会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对社会的统治，保证了个体劳动的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因此，它的矛盾相比其他阶级社会要缓和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小农经济条件下，既不可能退回到旧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形成资本雇佣劳动制度。这样，两千余年的中国，就在这日益保守的制度中缓慢地演进着，一直到明朝末年，虽然一些知识分子认识到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束缚，但尚未找到变革的方向和途径。满洲人的统治，阻断了变革的思路。对于中原汉人已经相当陈旧、腐朽的集权官僚制，对于“未开化”的满洲人来说却是新的、先进的制度，为了统治多于自己近50倍的汉族人，清王朝所能做的，只有强化集权官僚制。这样，就使集权官僚制得以延续。也正是清王朝统治的二百余年，欧洲开始了由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的文化变革，与之相应的以重商主义导引的经济变革，又为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奠定了经济基础。到19世纪，英、法、美、德等国，都已展开了工业革命，并相继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本性要求不断地扩张以增加利润和增殖资本，于是，在18世纪还盛行“全盘华化”的西方列强，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足可以向中华帝国挑战，并侵入这庞大帝国的腹地。更为重要的是，列强在进行军事上的侵略和经济上的掠夺时，又将其文化带入这古老国家。至此，集权官僚制的根基开始动摇，面对内忧外患而焦虑的知识分子，开始探求救国方略，其中先进分子经过痛苦的抉择，不得不承认作为民族敌人的列强在制度和文化上的优越，“向西方寻求真理”。从康有为到孙文，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展开了一场文化和政治上的变革。

这场变革的核心，是以民主政治取代集权官僚专制。但对这一点的认知和实践，却充满了曲折。这里既有民主势力自身的思想、组织，以及斗争方式等问题，又有旧的统治势力从外部和内部的阻挠和破坏。20世纪的中国，是在民主运动中迈开其前进脚步的，而这种前进又因没有深厚的民主文化根基，以及受旧统治势力与外国大资本财团勾结的干扰，显得相当不稳和曲折。虽然如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却也以压缩的形式，经过了君主立宪、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都明显地失败了，后一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建立了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这初级的社会主义制度又遇到来自帝国主义和旧的统治势力的攻击，更来自那些“混进”民主运动中谋取私利者从内部的破坏，因此步履艰难。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中，认为防止“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是夺取政权后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任务。中国的民主政治，就是被那些以“人民公仆”身份出现的在公共权利机构供职者中的少数人所破坏，以至在社会主义民主的宪法颁布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宪法中规定的选举权、言论权、结社权等民主权利，依然不能完全落实。相应的，少数人以权谋私者的行为，则日益有恃无恐，在猖狂地侵吞国有财产形成其官僚资本的同时，又以各种理由，如“民主种族论”、“民主条件不成熟论”等，反对民主政治。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有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才是他们真正的克星！也只有全面展开民主运动，实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消除腐败和官僚资本。

这个道理，以权谋私者明白，广大民众也明白。但是，由于民主思想对中国来说迄今依然是外来的，不论是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其理论的论证都来自欧美国家，虽然其中有世界的一般性，但也有国度的特殊性。这一点，对于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说，是必须注意的。但由于救亡和建设的急迫性，中国人并没能对民主文化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特别是没有通过对传统官文化的批判，形成中国自己的民主理论。因此，在中国人的词汇中，民主的含义是模糊的，既不能明确区分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也不能对民主政治与公有经济的统一进行规定，而且没有关于民主权的系统论证。以致直到今天，一些人所积极鼓吹的“民主”，还是以财产私有权为根据的资本主义民主，孰不知这种民主已成过时的、保守的，在中国鼓吹这种“民主”，就和鼓吹对私有财产的自由竞争一样，不仅不能触动官僚资本，反而有助于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的民主运动，虽然遇到了挫折，但毕竟已经进行了一个世纪，它是不可能倒退的。既不能退回“君主立宪”，也不能退回资本主义民主，中国所应有的，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导引中国的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者的民主，也是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体现。每个国家的劳动者都可以，也都应该在概括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的同时，根据本国的特殊矛盾，对社会主义民主做出规定。当然，在这过程中，要学习外国先进的思想和经验，但这是从一般意义的学习，而非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在民主文化和民主运动中先行的一步，他们的思想和经验中包含着世界的一般性，同时也有国度和时代的特殊性。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世界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习外国先进民主文化和经验中的一般性成分的同时，还要注意其特殊性，更要分析本国现时代的特殊性，由此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即在特殊性中体现世界一般性的民主文化。

今天中国人民主的观念已普及，从民众到政要，都在谈论民主，并把民主作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如果说一个世纪前的中国思想界几乎没有人谈民主，就是当时最先进的“孙大炮”，也只能提出“民权”。当时的中国，谁个说出“民主”二字，必定犯下重罪。而今天的思想界，则几乎无人公开反对民主。但这并不等于民主文化在中国已居主导地位，其一，对民主的理解歧义纷乱，不仅有源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观和社会主义民主观的差异，更有将儒家“民本”思想说成民主，甚至有人把民主视为一种“工作方法”。其二，传统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仍普遍存在，有的对民主文化的抵制与歪曲，时而可见。

中国的民主运动，绝非只是思想界的议论，而是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它涉及文化、政治、经济各个层次。中国民主运动的任务，集中起来说，就是完善民主制，改革依然保留着的行政集权体制。与古代不同，今天的行政集权体制是在初级民主制之下的政治体制，但由于民主制的不健全，民主权威的不充分，不能掌控和监督集权体制，甚至会出现该体制中的少数人以权谋私和对民主制的干扰、破坏。在这些人的观念中，根本就不理会民主，也不认为他们所任职的公共权利是由民主权派生并控制的，而是把自己塑造成某种类似“天命”的观念的代表，或者只承认授予其官职的“领导”。这样，他们本人的私利就成为至高无上的利益，他们也就可以为了私利而为所欲为了。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很少受到制约。

强化民主权，健全民主制，确立民主权威，是改革行政集权体制的前提，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运动的重点。为此，首要的一点，就是探讨并形成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文化。这是有条件的，不仅宪法上规定了社会主义民主，而且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说明在中国探讨和论证社会主义民主，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应该的。这种探讨，必须在坚持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和原则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中国的现实矛盾，概括中国劳动者的利益和意志，同时要借鉴外国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的经验。第二，就是展开民主文化的大讨论，区别两种民主文化的差异，与那些仍坚持已过时、保守的资本主义民主的人论争，由此而使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更为明确和深入人心。第三，进一步从法律上完善民主权的规定，规范民主权所派生的各种公共权利机构的职责，规范在其中任职者的行为。第四，也是基本的一条，在民主运动的进程中，保卫和改革、发展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民主的立脚点和归结点，都是公有制经济，民主运动由此而发，也只有在改革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过程中，进行民主政治的改革，才能真正地在提高劳动者社会地位的同时，提高和发挥劳动者素质技能，由此而发展生产力。

中华民族的振兴，其内容就是全民族素质技能的提高，而民主运动和民主政治，则是提高和发挥全民族素质技能的内在机制。20世纪开始的民主运动，能否在21世纪得到进一步扩展，关系中华民族总体的振兴，也关系每一个成员的自由发展。

中國企業的貪污無處不在

作者：黃世澤

近一兩年，筆者不少朋友都會問無線IPCam怎樣安裝。所謂的無線IPCam，就是那些使用無線網絡的閉路電視系統。當然這些朋友很多是在中國內地設廠的，他們把工廠中下層管理工作下放給當地人，不會經常回廠監察生產狀況，但怕工人會偷東西，因此想用IPCam作遙控監察。

從上到下腐敗成風
筆者在提供IPCam報價時，往往同時問他們，基層工人有IPCam去監察，但當地管理人員的操守，又可以用甚麼來監察？
中國員工廣泛並公然收取供應商回佣的行為，才是不少公司的隱患。法國家樂福集團在中國的分公司，發現分店貪污嚴重，決定收回分店的採購自主權；改革之後，將生鮮貨品採購權收到城市採購中心手上，怎知又出狀況，現在要請求公安介入調查，但未知如何進一步改革下去。
現時真正問題在於，中國的社會道德風氣，已經發展至由高層到平民百姓，人人腐敗，不負責任。你以為給予管理人員優厚的薪水，他們就會不貪污？那就錯了；就算他們的薪水何等優厚，都不及得上貪污，以至炒作所得的收入。

沒有有效防貪機制
貪污的後果，可能是整間公司的前途斷送。就像最近港商玩具含鉛油漆事件，連自己長期信任的合作夥伴，都會供應不合規格的含鉛油漆；向公司管理層提供回佣的那些供應商，就更談不上有任何責任心。
海外抽查，發現產品不合規格時，外界只會指摘老闆們沒有做好內部監控工作，不會給予任何同情。
當然，在中國撲滅企業貪污，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務。中國既沒有像香港廉署般的防止貪污機制，可以就管理上的漏洞向企業提供改善意見。然而，對業務遍及全國的大企業而言，不斷向收權也不是辦法。像家樂福，把採購決策權收到城市採購中心手中，就城市採購中心有貪污，難道最後生鮮貨品都要集中在家樂福中國總部負責？搞得不好如果連中國總部都出問題，難道要由巴黎總部遙控嗎？這些IPCam看不到的企業之賊，才是最令人頭痛。
其實這種無處不在的企業貪污現象，才是「Made in China」近日變得如此聲名狼藉的主因之一。如果中國在這方面的貪污問題沒法解決，天下間有廉價勞動力的地方多得是，把廠搬到別處是遲早的問題。為了一時低成本，把公司的聲譽賠上，還得面對美國式集體訴訟，確實是很不值的一件事。

困扰中国社会的五个小问题

作者：佰骥

第一个小困扰，为在所有领域都发生不可逆转的腐败污秽，上至领导层的到处伸手，下至老百姓的习惯性行贿，只要有权力行使的地方就会出现权钱交换式的腐败。老百姓从既然你给我办了事，我就多少都要礼貌地表示一下出发，导致行贿成为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动作，一种习惯。不少权力掌握者从原先的默认暗示发展到现今普遍性地索取，甚至是以罗列出各种合法的名目索取，乡村为各种摊派等，城市为各种罚款及其缴费等，只要想得出还算合理的名目都可能出现在社会当中行使。具有全方位全领域的特点，从官官相护一直到卖官买官，从司法腐败到学术腐败，从教育腐败到医疗腐败等等，全方位全领域地被烂根。就我们亲眼看到，或者听说过不少人这样地描述，城市里最热闹的夜总会或者宾馆门口必定停放着不少的政府机构用车，腐败污秽已经成为了一种不用掩饰的，且名正言顺的交际方式。
　　
第二个小困扰，为地区之间的二极分化，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二极分化，人与人之间的二极分化，且这些分化被习惯性或者制度性地固定下来，具有人的观念到人为法定的痕迹，也就是说被潜意识里划定或者制度安排出各种社会身份的不同等级。比如进入不同区域需要做暂住证，比如上同样的大学，城市或者区域不同导致分数的要求也不一致，几乎在我国的所有城市，农民子弟在城市上学都非常地困难，他们受到制度性地歧视。不久前，我在新闻报道中得知，在我国的某些偏僻村落，某些省份交界之地，竟然存在着没有发给居民身份证的事件，这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居民就如同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他们不能外出，连做暂住证都不可能，一跨出自己熟悉的区域就有可能被抓捕起来。我常常想到，这些居住在这个国家里的黑人，他们及其他们的后代如何接受教育？如何得到政府照顾他们的应有福利（其实我们政府也没有福利能给予他治下的人民）？没有身份证明，那些黑人又如何去改变自己贫穷的命运？制度催生习惯，经济不平衡导致地区歧视产生，区域差别与制度都致使了二极分化的必然。我国目前的区域之间，人与人间的贫富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基尼基数已达4.8。
　　
第三个小困扰，为社会生存状态与资源分配不公平。机会不是给每一个人，这个是中国目前及其过去三十年来一直存在着的社会问题。某些人凭借手中人际关系就能够做到不劳而获，或者少劳多获，而同时某些人劳苦一生到最后都不足以维持生计。在生存环境上，有关系有背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比之靠勤劳致富的公民要远远地拥有优势权利。真正先富起来的大部分人属于在不公平竞争中产生。今年的统计资料中显示，中国当前的个体私人企业减少了810万家，这个数据足以说明没有背景的普通公民在当前竞争环境中的劣势地位。教育制度导致起点的不公正，某些家庭无法承担高昂的学杂费，所以被知识时代所遗弃。机会不公平，有关系、有背景者具有优先得到分配资源的权利。机会待遇不公平，竞争规则不公平，开后门走人际关系成为了中国社会的顽症。这些现象自然使得人们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正义性与公平性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怀疑甚至是否定。
　　
第四个小困扰，为环境的恶化，吃子孙饭，为经济发展不计后果。首先我们多少都在不同的场合听说过煤矿死人事件，此问题一直累禁不止，关键点就在于这些地表资源能够迅速致人暴敛财富，小煤矿一个接着一个地被炮制出来，地方政府为了拉动管辖区域内的经济，不愿意也无意愿去取缔这些对自己的政绩有好处项目，甚至出于私人的额外收入问题，也不愿意大力整治，所以公伤事故再多也无法根绝此类事故的发生。当金钱成为了这个国家唯一追求目标的时候，那么人们还有什么理由不把能换钱的东西都兑换成现钞呢？于是，某些出产地表资源的地区土地被挖得千疮百孔，耕地被煤渣矿末所湮灭，农民要么在此等到矿尽人亡，要么就是迁村。不少地区绿幽幽的山林被砍伐一空，直到变成秃顶山为止，整个中国由于滥开滥伐导致土地沙漠化以每年消失一个县的速度在恶化。同时工业污染导致南方某些水资源丰富的地区江河湖泊变成毒水，土地成为毒土，部分甚至连草都种不活。这样的经济发展趋势，最后必定导致我们的子孙后代将会无地表资源可以利用，也无耕地可供养活自己，甚至连干净的水都喝不上。小时候，我常去游泳抓虾的一条江，现在突突地往上冒油污，连水草都不能生存，水质黄中带黑，不要说鱼虾在此生存，就是人在水中泡上几个小时估计也得送医院。这样的发展是在拿我国的未来作赌注，在拼命地吃尽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靠子孙后代的资源来填饱自己贪得无厌的肚子。这样的富裕是虚富，好比是借高利贷致富，终于一天我们的子孙要还这个债，而且要还得当裤子。此种发展模式将断送我国的未来。
　　
第五个小困扰，为社会道德失衡，人们无法分辨某些行为的是非，无法预知人与人之间接触后将产生的后果，甚至无法预知消费后果。钱成为了这个社会唯一的追求，整个社会处于笑贫不笑娼的道德境界，为钱卖淫成为了一种说得出去的事情，马路上甚至可以看见当街杀人抢钱事件，小偷一群群挤在公车上，某些时候说他们偷还不如直接理解为抢。人们看到恶事，多数选择明哲保身，甚至任由歹徒当街杀人抢劫。医疗机构把没钱医治的人直接丢到马路上去等死，社会救济机构把求助的人轰出门外，某些公安机关面对求救求助声懒于应对，以至于歹徒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强暴妇女。文化产品少了宣扬正义的英雄事迹，多了纂改历史的戏说成份，岳飞可以被说成奸臣，慈嬉在知识分子的笔下成为了良家妇女。玩弄女性者可以毫无廉耻地吹嘘，我今天又干了几个，还能引得一阵羡慕与惊叹。这个社会的道德认知能力已经处于禽兽的边缘。人与人之间毫无诚信可言，满街都是假冒伪劣产品，随便在街上碰到个人都可能是骗子。到处都可能存在着谋财害命的陷阱，毒酒、假药、无营养的婴儿奶粉等。从人际诚信到制度诚信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失，掌握权力的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往往有法不依、执法不力，使很多法律条规都处于实际无用的状态，甚至能够堂而皇之地制定出维护小部分人利益的法律法规来，比如放宽、放轻对经济犯罪的处罚，市人大提议开发市中心拓建停车场，为有车族服务，甚至想出高薪养廉的变相多占多拿措施。试想，如果高薪能够养廉，那么给公务员制定一个特别婚姻法，每人可以多娶几位老婆，岂不是可以防止腐化了？人际诚信与制度诚信已经丧失大半，且正在迅速扩大与加剧这个国家的社会矛盾，这样的社会教育注定要失败，特别在道德教育上必定无所作为，现身说法，道德教育不可能与实际脱钩，也不得不导致失败。这些成为了社会一切不稳定因素及其进一步腐败堕落的根源。

中国疯狂"造城"之忧

作者：江亿
2007年1月8日
　　建筑业的快速发展也许有助于GDP的增长。但江忆指出说，过快的城市扩建是在浪费资源。中国需适度控制城建发展。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我们唯一可能走的现代化之路。而控制建设规模，应该是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主要标志。"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建筑面积在5年内翻了一番，由2000年的77亿平米增长到2004年的近150亿平米。增长速度超过了 世界银行在90年代中期预言的中国建筑总量10年翻一番的速度。房屋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均建筑面积也以极快的速度增长。
　　照此发展下去，中国的城市建设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在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和到2020年的发展规划中，我们可找到如下几个版本的描述：
　　——每年城镇新建建筑20亿平米，今后这个速度将维持下去，到2020年，还将建造300亿平米城镇建筑，那时中国城镇将拥有建筑面积450亿平米， 人均将达到54m2/人；
　　——每年新建建筑20亿平米，其中城镇新增面积10亿平米，按照这个速度发展，2020年，还将建造城镇建筑150亿平米，那时城镇建筑面积总量将为300亿平米，人均将达到36 m2/人；
　　——每年新建7~10亿平米，到2020年，城镇建筑面积增加100亿平米，达到250亿平米，人均将达到30 m2/人。
　　城市建设的飞速发展让市民的居住、办公和公共活动场所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同时还带动了钢铁、有色、建材等产业的快速增长。然而，发展过快可能导致的种种问题却不得不令人担忧。
　　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导致大量耕地被占用。从1998年到2005年，中国城镇占地面积增加了一半。目前东部部分沿海城市已经出现土地供给量紧缺，无地可建的现象。城市建设必定伴随着新建建筑和配套的道路、绿地等，如果综合的容积率按0.7计算，则100亿平米的新建建筑将占用土地0.214亿亩，若新建200亿平米建筑如果全部占用耕地，就将使中国耕地减少2.4%。
　　中国2005年钢铁制造用能2.5亿吨标煤，其中约70%用于建筑； 水泥制造耗能近1亿吨标煤，50%以上用于建筑；其他有色金属和建材类产品耗能近1亿吨标煤。用于城市建设的建材耗能就约为3亿吨标煤，占中国商品能源消费总量的约15%。从一定意义上讲，近三年能源消费增长的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就是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增速过快所致。
　　城市建设不可能长期高速发展下去，若发展到临界，一下全停，就造成大量生产厂的关闭，浪费大量生产设施并产生大量社会问题；而放缓建设速度，可以减少对这些生产能力的需求，大大缓解未来可能出现的"关停并转"的问题，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这样作对目前GDP的增长和就业会带来一定问题，但关键是怎样通过增加服务业和来缓解这些问题，而不能"杀鸡取卵"，为了短期的发展需要，造成长远的潜在危机。
　　建筑物使用过程消耗的能源占其全生命过程中能源消耗的80%以上。现在中国城镇建筑运行能耗由北方地区冬季建筑采暖能耗、住宅和一般公共建筑除采暖外的能耗、大型公共建筑能耗构成，占社会总能耗的20%~22%。建筑能耗由单位建筑面积能耗和建筑总量影响，随建筑总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中国将来城镇建筑总量增加一倍，建筑能耗总量很可能要增加不止一倍。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建筑运行能耗水平已经从其处于制造大国时期的20%~25%发展到目前"金融与技术"大国时的近40%。
　　由于中国城镇建筑存量5年中翻了一番，新建建筑比例很大，既有建筑中需要维修的比例不高，建筑维修费的付出在整个建设投资中的比例也并不突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既有建筑的大量维护维修负担就会逐渐浮现。据统计，英国1980 年的维修费占当年土建费用总支出的2/ 3，多数发达国家的维修费用一般占50%左右。中国二十年来由于各种原因，对 建筑质量控制不高，建筑寿命相对较低，城镇建设超常规飞速发展必然导致大量的新建建筑同时进入维修期。这将形成巨大的经济负担，甚至影响社会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社会的发展完全建立在大规模占用全球资源的基础上，高人均建筑面积是其资源与能源过度消费的突出表现。西欧的重建和发展是在二战后的50年代，由于当时美国已占有了世界上的大量资源和能源，欧洲社会的人均建筑面积仅发展到美国的60% 就基本进入平衡稳定的阶段。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兴起是在二十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此时全球资源紧缺问题已出现端倪，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走出了一条资源相对节约的新路。但是，相对狭小的建筑空间并没有影响它们的经济发展，也没有限制它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与亚洲几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目前城镇人均建筑面积都已经不低。即使每年增加1500万由于农村移民造成的城市人口的增量，每年只要再竣工5~6亿平米新建筑，就可以维持城镇人均建筑面积不低于亚洲发达国家水平。如果每年竣工10亿平米新建筑，则到2025年，中国城镇人均建筑面积就可以达到西欧水平，如果每年竣工20亿平米，则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均面积就将超过美国目前的水平。然而，中国的土地，资源，能源与环境条件能够容许我们在人均建筑面积这一点上达到西欧或者美国水平吗？高人均建筑面积一定要付出高额的能源代价、高额的环境代价和高额的维护成本，而并不一定意味着高工作效率高健康居住水平。因此，这种高付出而低回报的方式决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应该走的道路。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我们唯一可能走的现代化之路。而控制建设规模，应该是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主要标志。
　　目前中央把万元GDP能耗降低20%作为十一五的主要战略任务，如果城镇建设从目前的超过10亿m2/年逐渐降低到6~8亿m2/年，建材的市场需求就会减少2/3，建材（包括钢材）生产用能就会由目前的总能耗的20%降低到10%，这就可以对能耗降低20%的战略任务做出一半的贡献。
　　当城市建筑规模已经满足社会发展、经济活动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求后，继续盲目以增加城市建设规模作为GDP增长的主要渠道，而不及时实现生产结构的转型，将是 浪费资源、浪费能源，完全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危险之路。应立即停止超大面积豪宅的建设，把新建住宅的户均面积控制在90m2以内。控制我国每年新开工的民用建筑规模，从目前的超过10亿m2，在五年内逐渐减少到6亿m2 /年。
　　科学合理地控制城市建设规模，是实现中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江亿，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作为一名建筑环境工程专家，他在节能建筑、生态建筑等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用房地产投机搞垮中国

作者：黎阳 2007．8．14
　　中国正以近乎疯狂的速度“超大城市化”。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规模已经世界领先了，却仍在膨胀、膨胀、膨胀，扩张、扩张、扩张。随之而来的是典型的全球性的“大城市病”： 人满为患、拥挤不堪、房地产价格飞涨、交通阻塞、环境污染、毁灭耕地……
　　本来城市可夸耀之处是“集中”、“方便”、“效率高”。然而“超大城市”造成的客观效果却是“不集中”、“不方便”、“效率低下”——不错，诸如逛商店下饭馆之类确实“集中”、“方便”、“效率高”。但这类的“集中”、“方便”、“效率高”的背后却是其他更要紧的方面的“不集中”、“不方便”、“效率低下”：普通老百姓只住得起边远地区的地方，每天为上下班疲于奔命，日复一日为重复性的“来来往往”不知浪费多少人力物力时间资源。“家”的作用除了“睡觉”所剩无几，只有“生存”没有“生活”。要办事，得不知分头跑多少个地方；要出门，到处堵车；要找地方，到处建筑如同迷宫……一旦碰上了急事，只能听天由命。比如在现有的距离和交通条件，一旦出现侯耀文那样的突发性心脏病，不论是现送医院还是现请大夫，赶趟吗？
　　美欧日澳等是“城市化”的老资格了，其农村人口比例远远小于中国，绝大多数人都是“城镇居民”。但其城市，尤其是早已出名的大城市，如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哪个一直在无限制地扩张？规模早都基本稳定了。绝大部分人都在中小城镇。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是“中小城市化”而不是“超大城市化”。
　　无论是从“国际接轨”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特色”即中国国情的角度看，“超大城市化”都是违背经济规律的蠢事。然而现实却是“明知此事蠢，偏把蠢事行”——为什么？
　　“主流经济学家”跑出来说：这是市场需要，是价格规律作用的结果，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过去是“听天由命”，现在是“听市场由命”——只要把“天”换成“市场”，一个“崭新”的“市场教”就诞生了。）
　　从“纯理论”角度看，这似乎很有道理，从表面现象上看，好象是那么回事：那么多人拼命想买房，房地产焉得不热？然而实际情况呢？
　　房子盖得热火朝天不假。许多人热衷于买房子也不假。但更多的情况是大量的房子盖了起来卖不掉，卖掉的实际没人住。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好些人买不起还要拼命买，而且还要买超过自己实际需要的，砸锅卖铁也要买出个面子来。
　　这说明了什么？
　　1．“超大城市化”不符合普通老百姓的利益，却符合房地产商的利益。从社会的整体利益角度看“大城市化”是蠢事，从房地产商的局部私利角度看则完全相反。所以“超大城市化”并非当真犯蠢，而是房地产商的私利需要所致。房地产商能让自己私利的需要左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这是一般人办得到的吗？
　　2．大量空房积压，入住率不高，说明表面的“市场需求”是假的，人为制造出来的。能制造出虚假的“市场需求”，说明房地产商的实力之大。
　　3．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攀比的“买房热”实际是人为制造出来的。社会上宣扬炫耀买房的舆论广告铺天盖地，分析教导对房地产量力而行的冷静告诫被打入冷宫。房地产商能够长期操纵舆论宣传媒体，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制造时尚，左右人们的时髦和追求，可见其“软势力”之大。
　　4．按西方经济规律常识判断，大量的房子盖起来却长期卖不出去是不可思议的：银行一逼债，非破产不可，否则必出现泡沫经济、银行危机。然而在中国，这些“规律”却楞是不起作用：房子卖不掉，房价照样涨，房地产商照样狂，银行贷款收不回来照样还往外贷……这说明中国的房地产商不仅能“绑架”银行，迫使银行顾不得银行信贷常规，任凭房地产商长期赖帐不还，继续源源不断提供新的信贷，而且能够“绑架”政府，使政府不但不追究房地产商垄断市场操纵舆论损天下而肥自己的劣迹，反而还动用老百姓的税收为房地产造成的银行坏帐买单。能利用政府银行之力强行扭曲违抗经济规则，这是一般人办得到的吗？
　　5．《物权法》说到底其实是专为房地产制订的。别看《物权法》扯来扯去说了那么多，其实真正内容指的就是房地产。平时生活中仨瓜倆枣、锅碗瓢盆之类的“物权”能有多大争议？犯得上为之兴师动众制定个《物权法》吗？能让整个国家法制系统专门立法为己所用，中国的房地产商的面子够大的吧？
　　看来，房地产商的这个“商”字有点名不副实：有如此神通却仅仅称之为“商”，岂不是太委屈了？
　　不叫“房地产商”叫什么？能左右市场，左右舆论，左右银行，左右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左右国家法律体系，左右国家政府施政内容的，不可能是个别人个别机构，也不可能是个别集团个别阶层，只能是一个阶级——房地产阶级。
　　当然，把直接从事房地产的人一概简单划为“房地产阶级”也有点冤枉。在房地产中简单打工的不该算，而房地产行业之外策划指挥、配合协作、合伙分肥的却不能不算。
　　“房地产阶级” 既不管设计也不管施工，一没有技术力量二没有施工力量，没有高科技，连普通的施工能力也没有。他们根本不参与财富创造的过程，根本不创造任何财富，却能攫取惊人的暴利，跟制造商品创造价值的普通行业的赢利水平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比开“血汗工厂”压榨盘剥发财更快更省事。奥妙何在？简单得很：权力，而且只能是地方权力。“权力换暴利”、“暴力换暴利”。 在中国，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加暴力的支持包庇，没有以权力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休想玩得转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商上通“白道”，下通“黑道”，全靠“关系”周旋，全靠“利益”驱动。所谓“房地产商”其实是地方政权与房地产投机商结合而成的怪胎，代表着地方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发财的诀窍与核心内容只有一条：权力商品化。他们的全部活动内容说穿了就是利用权力“空手套白狼”，把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权力通过房地产这个“权力——经济利益转换器”转换成暴利。真正的具体的实际的房地产业务全甩给了包工队和设计院去干，自己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这样的“产业结构”举世无双：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是不通过房地产商就不能买房子也不能盖房子的？
　　房地产业是当代中国最黑的行业。房地产商和与之狼狈为奸的贪官污吏是当代中国社会最大的恶霸吸血鬼寄生虫。房地产阶级不创造任何财富，却暴利惊人。房地产几乎集当代中国社会一切丑恶之大成：贪污腐败、以权谋私、钱权交易、暴力事件、拖欠工资、毁灭农田、破坏环境、剥夺农民生计，制造社会难民、加剧贫富对立、黑社会势力、无法无天、专横跋扈、巧取豪夺、制造社会不安定因素……中国城镇的小民百姓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医疗产业化”的苦头，不一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教育产业化”的苦头，但必定每人每天都在吃房地产的苦头。可以说，今日中国不论何时何地，有房地产必有腐败，有腐败必有房地产；有房地产必有社会矛盾激化，有社会矛盾激化必有房地产；有房地产必有黑社会，有黑社会必有房地产。什么“橄榄型社会”，什么“双菱型结构”，全是“主流精英”糊弄人的胡说八道。强制征地、强制拆迁坑了“弱势群体”，房地产价格飞涨、制造“房奴”坑了“中产阶级”——吃完了“蓝领”吃“白领”，榨干了“弱势”榨“中产”。除了极少数暴富之辈，谁也休想逃过房地产阶级的这一刀：“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剥削”。房地产是当代中国的“邪恶中心”，对当代中国社会矛盾“贡献”最大，是中国社会不安定因素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房地产阶级就是这样把老百姓逼到了地方政权的对立面，破坏了政府与老百姓的关系。
　　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稳定房地产，制止房价狂涨，保护耕地。然而事与愿违，越限房价涨得越凶，最近简直如脱缰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这证明地方当局为了自己的私利已不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也就是说，通过房价对抗中央，甚至可以说是公然向中央权威挑战，给中央政府点颜色看：看谁说了算。这实际是在“逼宫”：“政令不出中南海”。也就是说，房地产投机瓦解了中央权威，促使地方政权对抗中央。这是一个极端严重的信号。第一，它表明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矛盾已经不可调和，地方政府的利益高于全局利益。第二，它表明中央政府实际已经丧失了掌控地方当局的经济手段。尽管目前中央政府政治上、军事上仍然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力，但在经济上则已经丧失了统治、支配地方的能力。这决不是小问题。经济上的分裂迟早导致政治上的分裂。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帝国四分五裂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军事上政治上的分裂，而是经济上的分裂。前苏联分崩离析，直接原因是俄罗斯、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夺取了中央政府的财权，拒绝上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恐慌，连工资都发不出，更不用说维持政府军队的开支，顿时人心大乱。纵有雄兵百万，武装到了核牙齿，却束手无策，乏力回天，眼睁睁看着整个国家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可见地方与中央财政分灶与国土分裂只有一步之差。如掉以轻心处理失误，李登辉鼓吹的“七块论”就当真有变成现实的可能。房地产阶级的房地产投机正是如此，通过制造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利益的分裂为将来国土分裂创造条件。它一手制造了老百姓和政府的对立，一手制造了地方政权跟中央政府的对立；既破坏了中央与地方的统一，又破坏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统一。“上抗中央，下欺百姓”。这难道不是对中国社会最彻底最有效的分化瓦解？
　　旧中国老百姓头上有“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如今中国老百姓头上其实仍然有三座大山，仍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今天的“帝国主义”并不直接出马，而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买办、“精英”，通过“全球化”、“与国际接轨”、“市场换技术”等间接压榨中国人。今天的“官僚资本主义”与过去的官僚资本主义没什么本质不同，只是戴上了一顶“先进生产力”、“新社会阶层”的漂亮帽子。今天的“封建地主阶级”就是“房地产阶级”，不折不扣的当代新型恶霸地主阶级：权力、暴力、暴利、腐败、黑社会、野蛮、残酷、专横……这一切与过去的封建地主阶级没什么两样。
　　毛泽东早就说过：地主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过去的封建地主阶级如此，当代的封建地主阶级——房地产阶级亦如此。
　　子弹头虽小，却能放倒大象——只要命中要害。千里之堤虽大，却能溃于蚁穴——只要听之任之。钢铁大桥虽固，却能自行解体坍塌——只要按照其固有频率制造共振。国家虽大，却能自行瓦解垮台——只要其经济崩溃。任何事物，只要能伤其关键，不管表面多么坚不可摧，毁灭往往并不象表面上看的那么难。
　　要制造经济崩溃，最有效莫过于制造金融危机。要制造金融危机，最有效莫过于制造证桊和房地产投机。
　　证桊投机涉及人数有限：股票证桊不是非买不可，惹不起躲得起。而房地产投机则不同，“人人有份，人人过关”，谁也休想逃过这一劫。
　　房地产离不开银行。卖房子的靠银行贷款，买房子的也靠银行贷款。卖房子的垮了银行要赔，买房子的垮了银行也要赔。房地产越热，意味着房地产占整个经济的比重越高，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越大，房地产占有的银行资金越多，银行相应的风险也越大。一旦出事，给银行造成的损失也越大，导致金融危机的后果越严重。
　　如果把全国的石油储备都放到一起，把全国的弹药都储存在一起，一旦失火爆炸，后果可想而知。石油如此，弹药如此，金融亦如此。不管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凡是含有“高能”的东西，无不具有两重性：有利与有害。控制使用得当便可造福，一旦失控便能致祸，所以必须严加控制，分散储存，决不能“把全部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石油储存不能过于集中，弹药储存不能过于集中，金融“储存”同样不能过于集中。这是常识。
　　房地产投机恰恰反常识而行之。房地产投机犹如美丽的无底洞，足以把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财富全引出来，汇集一处，便于强势者一口吃掉，聚而歼之。
　　房地产投机热提高了其他行业的成本：房地产价格狂涨既导致导致生活用房价格上涨又导致工商业用房价格上涨，既导致生活成本上涨又导致工商业成本上涨，既损害了普通老百姓又损害了其他工商业。更主要的是房地产投机热扭曲了市场需求，令人认为发展高科技不如发展房地产更赢利，争先恐后把资金资源从其他行业抽走发展房地产——抽别人的血肥自己，不折不扣的损人利己。房地产发烧，其他行业就休想有好日子过。
　　房地产投机挤占了大量资金，房子卖不掉房价还拼命涨，银行还不敢不继续贷款，政府明明知道还不得不容忍这一切。为什么？责任太大，风险太大，谁也吃不准如果采取断然措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万一导致房地产业崩盘，引发银行倒闭、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连锁反应，那后果谁也担当不起，所以不敢下狠手。结果：抑制房价，小打小闹的不起作用，伤筋动骨的不敢冒险，只能眼睁睁看着房地产阶级疯狂哄抬房价。房地产正是吃准了这一点，才敢肆无忌惮，公然耀武扬威。换句话说，整个中国经济都被房地产阶级挟持了，成了他们手中的“人质”。
　　那么怎么办呢？“主流经济学家”的“锦囊妙计”：把这个烂摊子甩给外资，或曰在“把这个烂摊子甩给外资”的名义下开门缉盗，引狼入室，把中国的经济金融命脉拱手相让给国际垄断财团。为什么？一种可能是本来就是靠人家“基金会”喂着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里应外合做贡献。另一种可能是推卸责任：明知问题由来已久，日积月累，危机四伏，但整天盘算的不是如何彻底解决，而是如何得过且过，自己在台上时别爆发就行。把外资扯近来，能挡一时是一时。即便挡不住，也至少可以多一个推卸责任的对象——“主流经济学家”干别的不行，浑水摸鱼上推下赖的小算盘可是精得要命。他们拼命做的不是根治，而是延缓，“饮鸩止渴”，“寅吃卯粮”。但矛盾只是被掩盖了，并没有真正解决。“蓄之既久，其发必速”。一旦爆发，势必天崩地裂。当年东南亚金融风暴表面上始于金融投机，实际始于房地产泡沫。正因为房地产投机必然导致巨额银行资金的凝聚，所以房地产投机是制造引发金融危机的最佳途径。
　　房地产投机的成果只有少数富人才能享受得着：盖了那么多漂亮房子，买得起用得成的人有多少？都是谁？而房地产投机的代价及造成的问题——毁田盖房、强制拆迁、腐化堕落、环境污染、交通阻塞、房地产价格飞涨导致生活成本、工商业成本飙升、损害其他行业、制造贫富两极分化、制造地方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对立，制造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对立，激化社会矛盾、分化瓦解中国社会……则全部要由全体普通老百姓来承担。换句话说，房地产投机是不折不扣的“劫贫济富”：代价广大百姓承受，好处少数富人独吞。
　　结论：中国的房地产阶级在用房地产绑架中国经济，用房地产分裂中国社会，用房地产瓦解中国政府，用房地产制造政府与人民的对抗，用房地产制造中央与地方的对抗，用房地产制造金融危机，用房地产制造经济崩溃，用房地产搞垮中国。它是一个只掠夺财富不创造财富、对中国社会只有破坏作用没有建设作用的极其腐朽、极其野蛮、极其反动的当代封建恶霸地主阶级。

吴敬琏左派右派两面派

作者：黎阳 2007．8．31．
鲁迅说过：“‘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样的翻着筋斗的小资产阶级，即使是在做革命文学家，写着革命文学的时候，也最容易将革命写歪；写歪了，反于革命有害，所以他们的转变，是毫不足惜的。”
岂止是作家文学家，其他人又何尝不如此。许多如今出名的右派自由派，当年可都是“左”得出奇的主儿。
——比如，是谁最先“发明”的那个58年“大跃进”中最有名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是毛泽东，不是刘少奇，不是邓小平，而是——胡绩伟。身为当时“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提出了这一口号，发了社论，狂热鼓吹主观唯心主义，“左”不“左”？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当时“左”的发狂的主，后来摇身一变就把一切责任全推给了别人：“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象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你发明鼓吹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算不算在内？不提。此公如今又成了“民主斗士”，开口闭口“党史从头起就应该改写”、“只有突破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统治，才能使我国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潮流，也是几十年的惨痛教训。新一代的党的领导人必须有这种觉悟”、“毛氏王朝那帮厉行专制独裁的当权人物，从根本上一错再错、错上加错地坚持一党专政的统治，把党内外真正抱有民主思想，真正有志於民主事业的各界优秀人物一批一批地打压、摧残下去，并在各种名目下的政治运动中，受到「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他们千百次所说的「无产阶级民主比资产阶级民主高千百倍」的所谓「列宁主义原则」，在理论上是伪科学，在事实上是大骗局”、“我把所谓社会主义道路比喻为‘古道’，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体制比为‘瞎马’，把毛朝末代的核心领导比作‘狂人’。大家看吧：骑着一匹瞎马，沿着古老道路坚持走下去的狂人，面临的已经是深谷绝壁！如果还不悬崖勒马，当然只能是粉身碎骨了”……从极“左”到极右，够典型的吧？
——又比如，当初是谁最先“发明”的“两个凡是”？就是那个“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号称“党内一支笔”的郑必坚——此公当年信誓旦旦“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如今则满脸谄笑向美国人摇尾乞怜：“面对这样的共产党……美国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而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佐利克则公开夸奖郑必坚：“我很高兴地认识这么一位有识之士。他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从“两个凡是“到“在中国经历巨变的时刻通过中央党校这个论坛影响了很多官员的观念”，算不算从极“左”到极右？
——更有名的应该算是吴敬琏。此公今天号称“吴市场”、“学者的良心”，当年呢？
吴敬琏女儿写的《我和爸爸吴敬琏》一书披露了以下事实：
吴敬琏“大义灭亲”，跟当了“右派”的父母坚决“划清界限”，毫不留情“揭发批判”。
吴敬琏“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总理、大闹打砸抢而闻名的一个组织）
吴敬琏积极参与了批判孙冶方。（1964年组织批判孙冶方，吴敬琏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学术模式（包括个人人身攻击）进行对孙冶方的批判。）吴敬链后又同样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师顾淮。
吴敬琏当初“左”到了家，教训老婆不许坐沙发，说无产阶级都坐凳子，你为什么要坐沙发？而吴敬琏更不止一次对全家人宣布：“一个人不应该有两件以上的衬衫。”他对女儿往铅笔盒、橡皮上写名字很反感，“不要把这么一点点小东西都变成‘私有财产’”
有人或许争辩说这些都是“文革”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事，不算数。那么“文革”之后呢？
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在十二大开过之后的1983年还在起劲地批判“市场经济”，大骂“从计划经济改变为市场经济”的主张是“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主义论战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反社会主义派的观点相似”。（吴敬琏：《论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属性和商品经济属性》，《工业经济管理丛刊》1983年第9期）
当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当年“大义灭亲”的“无良心”成了今天的“吴良心”；当年起劲批判“市场经济”的“无市场”成了今天“言必称市场”的“吴市场”；当年连沙发、第二件衬衫都斥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极“左”，如今则右得连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为国家证券委的评审委员，一方面担任推荐公司上市业务的券商董事：这种“制度性腐败”在西方国家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犯罪行为——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不过“左”也好，右也罢，其实都是表面现象。不管如何变来变去，其实“万变不离其宗”——谋私利。什么“学者的良心”、“理性思维”，全是信口开河；满嘴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的男盗女娼；说是为民请命，实际全是假公济私。普通老百姓愁的是买不起房子，人家愁的却是自家的停车场不够大，放不下五六辆汽车。俗话说“狡兔三窟”，人家护照随时都备上五六本，比狡兔更狡。所以说所谓“左”派右派其实全都是两面派。只要有利可图，需要“左”就“左”，需要右就右，根本没有一定之规。正如鲁迅所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所以外面虽然好像突变，其实是并非突然的事。倘没有应具的条件的，那就是即使自说已变，实际上却并没有变，所以有些忽然一天晚上自称突变过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不久就又突变回去了。”
有些人开口闭口骂批判“主流精英”的人是极“左”、“文革余孽”。其实真正的极“左”、“文革余孽”往往恰恰正是这些“主流精英”：当年闹极“左”，如今变极右，从头到尾一个两面派。不信翻翻这些人的老底子，历史地看，全过程地看，保证一目了然。
“左派”=右派=两面派不是什么新鲜发明，“古已有之”。既然如此，为什么偏偏总是这种人吃香？简单得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权的喜欢两面派，两面派怎么可能不吃香？
那为什么当权的喜欢两面派呢？只能有两种解释：要么是蠢货，要么自己也是两面派——看不出两面派而用之者是蠢货，明知其为两面派还偏要用之者则是更大的两面派。这就叫“臭味相投”。

中国的私有化浪潮

作者：左大培
（2007年7月）
迄今为止，全世界的私有化鼓吹者都没有作出任何无可辩驳的论证，说明为什么一定要把公有企业全都私有化才能增进人民大众的福利。可是尽管如此，私营企业制度的痴迷者们还是把中国拉向了私有化的道路。特别是最近20年中，坚持走资本主义化发展道路、追求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势力，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以新自由主义为思想理论武器，在中国也屡屡掀起了私有化的浪潮。

第一节 非理性思潮指导下的私有化行动

中国的私有化思潮是一种非科学、非理性的社会思想、心理逆流，不仅如此，它在最近20年中还转化成了裹挟甚广、混乱无序、破坏性很强的私有化行动。
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比主张私有化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要更走极端，他们习惯于简单地、绝对化地断定“国有企业一定没有效率”、“为了提高效率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这种断言性的说法本身就表现出，他们的私有化主张实际上来源于非理性的直觉。他们也从未提出过无可辩驳的论证来说明其私有化主张的正确性。
在最近20年的中国，为私有化主张提出了最著名的论据的有周其仁、张五常、张维迎等人。
周其仁断定“国有企业必定所有者虚置”；张五常则曲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说”，断言“人都是自私的，因此企业不归其经营者所有就不会有效率”。这些表面上很合乎人们的直觉的论点意在直接导出他们想要的结论：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特别是将国有企业变成由其经营者私有。
张维迎最初还曾经建立了一个模型，论证国有企业必定是“委托—代理链条太长”，因而效率必定低。但是这个模型根本无视了管理国有企业的真正有效率的方法——根据企业的利润来决定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去留和报酬，因为这样的管理原则将使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链条不再过长。后来张维迎对私有化主张的论证就日益接近张五常的思路。他曾经作出一个著名的分类，区分了“花自己的钱”还是“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还是“办别人的事”，将它们组合成四种情况，来说明在这四种情况下自私的人的行为后果。根据他的这种分类，人们会得出结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才有效率，为了达到效率，应当把国有企业都变成由其经营者私人所有。
他们这些论点的非科学、非理性，集中而突出地表现在王东京200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王东京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扼要地概括了周其仁、张五常和张维迎等人为私有化辩护的核心论点。在这篇文章中，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被婉转地说成了所谓的“国有资产转让”。
王东京的这篇文章声称要回答“国有产权为何要转让的问题”，它提出的“归总的答案是改善国有资产的运营效率”。该文说，“国企改革”实行过“利改税”、“承包制”和“股份制改造”，“效果均不理想。推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产权主体缺位”。“问题在于，虽然国有资产归全民所有，却并不是由全民支配。事实上，国有资产的支配权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而政府作为全民的代理人，再授权给企业经营管理者。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只对政府负责，而真正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局外人。”
“如果企业经营者能以全民福祉为重，恪尽职守，让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便不会出现委托－代理问题。但问题在于，按照假设，企业经营者是经济人。经济学理论表明，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要追求利益最大化。但同样存在有人们花钱办事的四种类型：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既讲求节约又讲求效果；花自己的钱办别人的事，只讲求节约不讲求效果；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只讲求效果不讲求节约；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既不讲求节约又不讲求效果。”“国有企业的企业经营者恰好对应第四种方式，则不难理解国有企业中更容易出现委托－代理问题。”
“实际上，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20多年，至今所取得的成效仍然不大，其关键的原因，即在于国家独资或一股独大。股份制改革以前，经营者用国家的资金办国家的工厂；股份制改革后，经营者则用国家的股份办国家的公司。二者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都没有动力注重节约和效果，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有企业表面上在改革，而事实上其内在的机制仍没有改变。近年来，非公经济迅猛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正是因为它是‘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有既讲节约又讲效果的机制。可见，国有企业要转变现有机制、建立新的机制，就需要打破国家一股独大的局面，让非公资本加盟。如果非公资本遭遇屏障，不能投资国有企业，则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不能多元化，企业机制就难以转变。从这个角度看，国有资产转让是合理的”。（王东京（2007））
这一套胡言乱言把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的思想逻辑倒表述得清清楚楚，也把他们观点的逻辑混乱表现得明明白白。他们为自己的私有化主张辩护时使用的理由，在逻辑上就讲不通。
这些人鼓吹私有化的理由是，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企业经营者“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必然既不讲节约又不讲效果；要既讲节约又讲效果就必须私有化，让企业经营者“花自己钱办自己的事”。
但是王东京用这个理由论证的私有化主张，却是“让非公资本加盟”“投资国有企业”。如果“加盟”的非公资本所有者并不自己来经营他“加盟”的企业，则这种企业的经营者仍然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恰恰按这些私有化鼓吹者们的逻辑，这种企业是不可能有效率的。
其实，经验事实已经证明，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主张“让非公资本加盟”“投资国有企业”，是要让“非公资本”的所有者来控制他“投资”了的原国有企业，作他“投资”了的原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即便真这样作的话，如果整个企业的资金并不是全部归“加盟”并经营着原国有企业的私人资本所有者个人私有，则该企业的经营者对于企业使用的不归他所有的那一部分资金、特别是该企业中还残存的国有股来说，也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恰恰按这些私有化鼓吹者们的逻辑，这种企业也不可能有效率；要使这种企业有效率，就应当让企业使用的所有资金都归这个私人经营者所有——而这也正是这些鼓吹“让非公资本加盟”“投资国有企业”的人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正是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先“让非公资本加盟”“投资国有企业”，再让私人投资者掌握企业的经营权，最终让这个私人投资者—经营者将企业的全部资金侵吞为自己个人所有。中国的许多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走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极而言之，只要企业没有完全变成由其经营者个人私人所有，特别地，只要企业还保有一部分国有股权，企业的经营者就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因此，想仅仅让私人资本所有者“加盟”“投资国有企业”，而不把这个企业变为完全归经营者私人所有，根本不可能解决企业中的人“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个“根本问题”。
从十几年前起，中国的私有化就大都采取了“实行股份制”的形式，许多人想通过“股份化”这条迂回的道路来实行私有化。可是这些人主张私有化的理由，却恰恰会证明股份制企业的没有效率。一个股份制企业可能由它的某个大股东经营，也可能由职业的经理人员经营，但是几乎在任何股份制企业中，都会有一大部分股份的持有者不参加该企业的经营。股份制企业的经营者对这些不参加企业经营的股东来说，也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即使企业的股东都是私人股东也是如此。这样，按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的逻辑，任何股份制企业、包括完全由私人股东出资的股份制企业，都也不可能有效率。
其实，就是在私营经济的领域内，任何私营的股份制企业的经营者，或私营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也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按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依据“花谁的钱办谁的事”的思维方式所作的推论，这些私营企业都不可能有效率。这也就是说，如果真要把企业经营者“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当作企业经营有效率的前提条件，那么即使把所有的企业都变成了完全的私营企业，也必定会有一大部分企业是没有效率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大企业都会是没有效率的，因为私营的大企业几乎都是股份制企业或由没有出资的职业经理人经营。
即使一个企业的资本金完全归其经营者私人所有，只要这个企业的经营中使用了借来的资金从而必须用其经营成果的一部分还债，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就仍然在相应的程度上“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我们在现实中经常听到负债多的企业抱怨它是在“为债权人打工”；经济理论上现在讨论的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资金市场中的“市场失灵”，其原因也在于，借债经营的企业实际上也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
总而言之，只要一个企业的经营中使用了不属于其经营者私人所有的资金，其经营者就必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这个企业中就必定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对任何私营企业也都是如此。但是，金融交易发达、企业经营者大量使用他人资金进行经营又恰恰是现代经济的特征，也是现代私营经济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即使是在私营经济领域内，现代经济的特征也同样是企业的经营者“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存在着委托－代理问题。
在从“花谁的钱办谁的事”方面寻找私有化的理由上，中国私有化的鼓吹者们还有一个最恶劣的手法，那就是抹杀企业中广大员工的存在，拒不把对于“花谁的钱办谁的事”的讨论使用到企业的广大员工身上。
实际上，在任何有许多员工劳动的企业中，企业的普通员工都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越是归私人出资者所有的企业，情况越是如此。真正彻底地按照中国私有化的鼓吹者们的逻辑进行推理，坚持“经济人假设”，坚持“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不可能有效率，那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任何私营企业，只要它不是纯正的个体户，而是在出资人以外雇用了多个员工，它就一定是低效率的，因为这个企业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
现代经济的特征之一是有许多大企业，这些大企业中有大量的员工在一起工作，一个私人所有的资金不能够满足这一个企业经营的需要。在这样的大企业中，不仅经营者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而且从其最底层的工人开始，几乎每个劳动者都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要消除“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的状况，让每个人都“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就等于要消灭现代的大企业，消灭整个的现代经济。
这些对具体情况的讨论并非是纠缠于细枝末节，而是触及了私有化问题的根本。
我们最近十几年中讨论的私有化问题，并不涉及是否让私人经营只宜于由真正的个体劳动者经营的企业，而是围绕着是否要将需要有大批员工一起工作的公有企业私有化。在这种有大批员工一起工作的企业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连企业的最高经营者也必定在某种程度上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就是在真正的私营企业中也是如此。对于这样的企业，无论如何彻底地将它私有化，也不可能使其经营者完全变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更不可能使企业中的每个人都变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要使这种企业中的人都变为“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想法。把“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作为私有化的理由，既不合乎实际，也不合乎逻辑。使企业中的人做到“花自己的钱办自己的事”这一点，绝不可能成为私有化的真正立得住的理由。
把“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经营者“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作为私有化的理由这一点，最典型地表现了中国的私有化思潮的非科学和非理性。但是，坚持在中国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势力却利用并煽动这种非理性的思潮，在最近20年中展开了裹挟甚广、混乱无序、破坏性很强的私有化行动。
中国最近20年的私有化行动打着“改革”的旗号，以“发展民营经济”实际上是发展私营企业为号召，其具体做法则是，借口对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和“股份制改造”，将公有企业变为少数人私人所有，特别是变为由企业经营者个人私人所有。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最高层领导至今也没有公开宣布实行私有化的经济政策，中国的私有化势力不得不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实行公有企业的私有化。他们借口实行“企业改革”，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将公有企业的改革片面地曲解为公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并冠之以“企业改制”的称号，在“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和“改制”的旗号下，大规模地、全面地将公有企业私有化。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种以“产权改革”和“改制”为旗号的公有企业私有化运动，在中国已经肆虐了将近20年。

第二节 私有化行动的舆论准备

为了给私有化的行动作好舆论准备，中国的私有化势力大造私有化舆论，使鼓吹私有化的谬论和荒诞口号满天飞。
他们为私有化制造舆论的第一步，是抬出“经济效益第一”的标准，抹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公有制经济的传统维护者主张保持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性质，保持公有制企业在经济中占优势的比例，中国的私有化势力则宣扬私营企业的效率高，政府为提高效率就应当鼓励私营企业的发展。为了形象化地表达他们的这种观点，中国的私有化势力还提出了一系列标语口号：
——“不求性质，但求作用；不求所有，但求所得”；
——“不看比例看效率，不看成分看贡献，不看规模看发展，不看性质看作用”；
——（对私营企业，）“你办厂，我就业；你发财，我收税；什么形式性质都无所谓”。
在形成了这样的舆论和风气的基础上，中国的私有化势力进一步制造出消灭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实行全面私有化的舆论。为了给他们的主张提供依据，他们提出了著名的所谓“冰棍论”、“烂苹果论”，说“国有企业就象夏天的冰棍，保持在手里的时间越长，化的就越多”；“国有企业是烂苹果，不可能按好苹果的价格卖出去”。以这样的“冰棍论”、“烂苹果论”为根据，他们编造出了形形色色的论调，以鼓吹彻底消灭国有企业，尽快实现全面私有化：
——“靓女先嫁，卖得越快越早越主动”；
——“产权至上，以卖为先”；
——“突出一个卖字，落实一个股字，抓好一个私字”；
——“差的送，好的卖，实行非公有化一步到位”；
——“国有企业改光了，就是改好了，改成功了”；
——“脱胎换骨，国退民进”；“退彻底”；
——出卖国有企业是“把（国有财产的）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
在这样的一片要消灭国有企业的全面私有化鼓噪声中，某些能够影响甚至决定经济政策的人就形成了一个基本方针，要消灭公有企业，对公有制企业系统地进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这种系统、完全地私有化“改制”的方针实质上是一种“无论如何也要私有化”的绝对命令，它要求将处于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公有制企业都变成由私人所有者控制。有些私有化“改制”的鼓吹者打着“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变为股份制企业”的旗号，但是实际上主张的仍然是将所有的公有企业都变为由私人股东控制。
在这一基本方针指导下，1997年到2002年间，中国除少数几个自治区以外的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单位的政府都正式宣布“今后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许多地区的政府还正式宣布要将企业的国有股比重降到绝对的少数，诸如30％以下。在这种系统、完全地私有化“改制”的方针指导下，一种“不管怎样也得进行私有化改制”的情绪笼罩了所有的公有制企业。这种“无论如何必须改制为私营企业”的气氛本身就诱导出一系列行动，它们必然给公有财产和职工利益造成骇人听闻的损害：
——在这种气氛下，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不再想如何搞好公有制企业，而是想尽快使公有制企业消失，甚至千方百计地要消灭公有制企业。这必然使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的经营效益进一步下滑。
——在这种气氛下，政府官员把完成私有化的程度当成了“政绩”，为完成改制任务而以一切不正常手段推动改制，各种损害人民财产和职工利益的做法因此产生。而在实际上，对公有制企业系统地进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这个基本方针本身就必定导致公有财产的贱卖。集中在短时间内大量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一方面由于时间仓促而必然造成操作上的一系列不规范行为，由此而压低公有企业的出售价格；另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大量出售公有企业所有权等于极大地增加了金融市场上的资产供给和资金需求，这本身就会极大地削弱资产出售方在交易中的议价力量，由此而压低公有企业的平均售价。波兰经济学家卡齐米耶日•Z•波兹南斯基的著作《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估计，由于波兰系统地实行完全的私有化，私有化进程中出售国有财产所得的金额只为其实际价值的九分之一！
这样，“必须把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的主张表面上好象是根据“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好”的判断提出的，实际上全盘私有化的主张却又反过来大大恶化了现有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由于“冰棍论”、“烂苹果论”促成了国有企业全盘私有化的主张，“冰棍论”、“烂苹果论”本身就成了将国有企业变成“冰棍”和“烂苹果”的主要因素之一。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因素也在起着将国有企业变成“冰棍”和“烂苹果”的作用，它们使现存的国有企业经营状况恶劣，继续不断亏损，但是这些因素中没有一个产生于国有企业的公有性质，有一些因素反而是由私有化的经济政策导向造成的。左大培的《不许再卖》一书的第15章第2节对此作了深入的讨论。
在上述因素中，有两个重要原因造成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劣和严重亏损：一个是在“改革”旗号掩护下的管理层经营腐败，另一个是国有企业的员工在法律上不能解雇，而私营企业的经营方式又根本不顾及员工的福利。
除了产生“冰棍效应”的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也使当时存在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这些原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市场经济中企业通常会发生亏损，而长期不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就会造成很高的企业亏损百分比；使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好的另一类原因就是虐待国有企业的政策。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亏损的比例高于60％，但是这不能证明中国国有企业没有效率。除了多年担负过高的税率这样一些政策性的问题外，造成当时大部分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因素，其实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很自然的因素，这个因素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任何关系。
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经营环境千变万化，突然的宏观经济冲击、行业特有的问题以及经营者的一时失误都在所难免。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常常会由于这些偶然的冲击而陷入严重的亏损以致倒闭。2005年发表的一份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非国有的所谓“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年，民营企业有60％在5年内破产，有85％在10年内消亡。这些“民营企业”的倒闭当然是因为它们不再能盈利，而这些不盈利的企业如果还经营下去的话，当然就会成为名符其实的“冰棍”和“烂苹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企业”也一样会成为“冰棍”和“烂苹果”。
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其实很正常，因为到那时为止，十多年中几乎没有再兴办任何新的国有企业，几十年中也没有关闭过多少国有企业，那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而20年前开办的国有企业也几乎百分之百存在到了那个时候。按中国“民营企业”的倒闭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存在的那些国有企业中应当有90％已经因为无法扭亏为盈而倒闭，它们当时还存在只是因为在那之前基本不关闭国有企业。那时国有企业只有60％多亏损这一点，只能说是证明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比私营企业有效率。如果非要用“冰棍”和“烂苹果”来比喻的话，应当说国有企业成为“冰棍”和“烂苹果”的概率比私营企业要小得多。
造成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亏损比例高的最后一个原因，是20多年来的经济政策系统性地虐待大多数国有企业。这种错误的经济政策表现于在20多年中一贯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而这种对国有企业竭泽而渔的政策，又集中体现在超比例地向国有企业收税上。诸如此类的经济政策一直在加重国有企业的负担，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的困境，它对国有企业的困境也要承担重要责任。
左大培在《不许再卖》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上述因素。这些论述说明，将国有企业说成是“冰棍”和“烂苹果”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有些人相信这种说法，是出于非理性的直觉和对某些现象的错误概括；而那些在中国鼓吹私有化的人宣扬这种论调，则是为以全面私有化消灭国有企业作舆论准备。

第三节 五花八门的私有化行动

在对公有企业实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下，中国最近十几年充斥着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企业私有化“改制”行为。一些地方的政府机构口讲“发展是硬道理”，却将私有化的企业改制当成了自己的中心工作；就是在规划当地的经济发展战略时，也往往是巧立名目，以改革、发展之名，行瓦解、摧毁公有制经济之实。
就发展经济来说，由于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中的“低信任度”，中国在发展现代的工业化经济上碰到了极大的困难。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中国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中国的传统私有制越发达，发展现代工业化经济的这些障碍反倒显得越严重。正是为了避开人际信任度低这样的社会文化和伦理习俗的障碍，中国才需要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以政府的力量集聚技术人才和资金，研究、开发、学习和采用先进技术，建立和经营大企业。（左大培：《不许再卖》，第16章）
但是中国的私有化鼓吹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发展经济变成了他们摧毁公有制企业的借口。在完全私有化的“企业改制”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下，他们打起“发展经济”的旗号，以种种鼓吹私有化的舆论作掩护，实行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私有化“企业改制”：
——他们鼓吹“淡化所有制观念，强化发展意识”，只把私营经济、引进外资作为发展经济的“生长点”，而把国有企业当“包袱”甩掉“卖”光，把城乡集体企业私有化；
——他们借口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化公为私，发展私营经济；
——他们利用权力，权钱结合，纵容甚至鼓励管理层收购，实行所谓的MBO，或暗转公有资产建立私营企业；
——他们逃避中央和人民群众的监督，采取“先作后说”、“做了再说”、“做了不说”，“不宣传，多批次地卖，退，静悄悄”、造成既成事实的欺骗手段，把公有制企业私有化。
——他们制造“非公有制经济比重最高的地区最先进，国有经济比重高的地区最落后”的舆论，鼓吹落后地区向先进地区学习就要“提高民营经济的比重”，从而尽快地将公有企业私有化；“私有化的程度不同，效果就不同”，推动各地区之间开展私有化的竞赛。
这样舆论与行动相互配合地推进私有化，结果是大大减少了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企业的比重，削弱了二者的主体地位。
在这样一种绕着弯子逐渐推进私有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极具中国特色的私有化方式。在最近十几年中，按这些方式进行的所谓“企业改制”绝大多数都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私有化，而且是只让极少数人或资本巨头掌控企业的“权贵私有化”。这种“企业改制”给公有财产和职工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按这些方式进行的“企业改制”都服务于贯彻一个基本方针，即要对公有制企业系统地进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
所有这些做法，都不仅严重损害了公有制经济和公有企业，损害了原公有企业职工的利益，而且还直接增强了新生私营企业主的经济实力，靠直接掠夺公有经济而养肥私营经济，不仅严重地扩大了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差距，而且破坏了起码的公平准则。

第四节 愈演愈烈的公有企业私有化之风

在对公有企业实行完全的私有化“改制”这个基本方针指导下，使用上述各种五花八门的私有化企业“改制”手法，中国最近十多年中刮起了不断升级、愈演愈烈的侵吞国有资产、出卖国有企业之风。
到目前（2007年）为止，还没有权威性的统计资料系统地说明中国的私有化进行的实际情况。我们只能根据自己听到的各方面的片断反映，来大致地估计中国的私有化的实际进展。
从统计数字上看，20世纪90年代初一度成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主力的农村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几乎不存在了，尚未倒闭的企业差不多都已经完成了私有化，尚能经营并且仍然保留了公有性质的原农村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寥寥无几。
普遍的估计是，属于县以下行政单位的国有企业也已经所剩无几。原来属于县以下行政单位的国有企业不是已经倒闭，就是完成了私有化。许多人都估计，尚未倒闭的原来的省属和市属国有企业也大多已经完成了“企业改制”，至于这种改制究竟将私有化进行到了什么程度，还是一个很难搞清楚的问题。
许多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实行了部分或整体的“股份制改造”并股票上市，这按西方国家的标准也是实行了部分的私有化。除此之外，中央直属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还没有实行私有化。但是，在2005年前后，中国的几个主要的国有银行相继实行了“股份制改造”并引进了“外国战略投资者”。按照西方国家的标准，这无疑也是部分地实行了私有化。
原中央直属、省属和市属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大型或中型的国有企业。因此，大致可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尚未关闭的原小型国有企业可能基本上都被私有化了，而大型和中型的国有企业中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尚没有完成私有化。
白重恩等人提供了一套有关国有工业企业私有化情况的统计数据（白重恩等，2006）。他们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工业企业数据库，时间跨度为1998至2003年。该数据库涵盖了全部国有企业和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每年的企业数目在16万家至19万家不等。那些在1998—2003年都有数据的企业共有61163家。白重恩等人把实收资本百分之百属于国有资本（国家资本金和国有法人资本金）的企业定义为国有企业。按照这个定义，那61163家企业中有17126家在1998年是国有企业。
白重恩等人认为这17126家企业中有1630家企业填报的实收资本数据可能有错误，因而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剔除了这些企业。在剩下的15496个1998年的国有企业中，有12630家（占81.5%）企业直到2003年都一直保持着百分之百的国有资本，而其它的2866家企业则在此期间实行了一定程度的私有化改制。
根据白重恩等人的分析，按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改制国有企业占1998年国有企业的比例排序，改制比例最高的三个省份依次是江苏（45.44%）、山东（31.38%）和四川（31.16%），而改制比例最少的三个省份依次是天津（4.23%）、贵州（5.36%）和西藏（7.14%）。按各行业改制国有企业占1998年国有企业比例排列，改制比例最高的三个行业依次是制药业（43.63%）、饮料加工业（36.00%）和化学纤维制造业（35.00%），而改制比例最低的三个行业依次是其它采矿业（0.00%）、烟草加工业（3.95%）、水的生产和供应业（3.97%）。
2003年以后中国还在实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制”，因此白重恩等人提供的上述数字当然不会是至今为止国有工业企业私有化改制的全部状况。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的情况到底如何，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待我们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后扩招时代大学生正承受大牛市巨大风险

作者：韩德强 文章来源：广州日报

韩德强1985年参加高考，如今已成为著名经济学家。
　　“研究经济学深入了，我开始批判经济学存在问题；研究管理学深入了，又开始批判管理学存在的问题，研究历史学深入了，自己又会开始批判历史学的问题。”作为中国当前最活跃的学者之一，韩德强并不热衷于他的头衔是“著名经济学家”之类字眼，相反他更为人熟知的是以“批判者”角色出现在舆论的刀锋浪尖，“中国学者反战声明发起人”、“郎顾之争”的拥护者、“中国良心学者”等称谓，往往成为那些领略了他笔下言词犀利，直入病灶的文章后对他的评价。
　　近日，在恢复高考三十年之际，记者采访了这位85级的大学生，记录了这位从小镇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的那段特殊成长经历。
　　人物简介
　　韩德强，1967年生，绍兴人，经济学博士。现任职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长期思考和研究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涉猎甚广。其代表作《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一书被社科院著名学者左大培称为一部“李斯特式”的力作，全面批评了西方的“自由贸易万能”观点。作过几十场学术演讲，由于学术观点独辟蹊径，自成一家，产生了较大影响。
　　1967年韩德强出生在浙江绍兴小镇上，父母既是工人也是农民，户口属于特殊的“社供应”(居民户和农户的中间状态)。尽管成长在“文革”末期，但从小韩德强就没受过太多饥饿之苦，唯一苦恼的是，韩德强从小胃口大，家里只能每月拿出大量的钱买几近天价1元1斤的黑市粮食。
　　“家庭对我的最大影响是自由和民主的教育。”小学至中学，韩德强连任班长，班中大小事务都要过问。从小父亲很少干涉他的决定，这让韩德强很小就习惯于管大人事，甚至质疑家族祭祀风俗的必要性。“那时跟父亲讨论祭祀的科学依据，最终让父亲同意自己不参与祭祀活动。”
　　中学：经历价值观念冲突
　　1978年以来改革呼声不断，但关心社会的韩德强却始终没法真正明白究竟什么是“改革”。直到1984年10月，正在读高三的他从报上看到中央经济体制报告发表的内容，“按照我的理解，改革就是通过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使社会利益最大化。”韩德强说，“这和我所受的教育并不一致。”这是韩德强最困惑的时期，街上原本大公无私的标语渐渐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所取代了，当身边人开始关心钱，把物质财富当作衡量成功与否的重要尺度，当1984年的春节晚会留给他满场“恭喜发财”的印象时，韩德强“特别想弄清楚是什么带来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念变化。”
　　于是1985年高考填志愿时，韩德强下定决心学管理，希望毕业后到国企去体验一番。那一年仅有北航向湖南招收管理学学生，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管理工程专业。
　　大学：直言质疑高校课程设置
　　1985年秋天，高考分数公布后，韩德强得知自己是北航录取的前几名，“比我分数低好多的几个同学，有的进了清华，有的进了北大。”
　　进入大学后，韩德强突然发现自己所学的管理工程专业离自己国企管理研究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远。韩德强开始怀疑自己所学的专业管理工程的作用，在他看来，“这种抄袭于西方的专业，却没有很好地延伸发展，最终成了一个教条主义的代表。”事实上，这种怀疑的精神，最终在韩德强的身上驻留了下来。此后，研究经济学，他质疑，研究管理学，他也质疑，研究政治学，他同样质疑。十多年来，辩论成了他学术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并让他在一次次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成名学界，2004年的“郎顾之争”只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亮点。正因为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学术精神，让刚满40岁的他成为年轻经济学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位。
　　面对面
　　后扩招时代大学生正承受着大牛市巨大风险
　　记者：你怎么评价高等教育30年的路？
　　韩德强：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并不成功，在教育目标、体制、内容、方法等体现教育产品质量问题时，收费的不断上升与教学质量的下降同时存在，恢复高考30年来，伴随扩招步伐，中国最早接受高等教育的那批学者显然成了牛市的最大受益者，而作为后扩招时代入市的大学生们正承受着大牛市的巨大风险。
　　高等教育目标
　　最大问题是目标发生了偏差
　　记者：反思恢复高考30年改革历程，结合切身经历和体会，你认为当前高等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韩德强：最大的问题是高等教育目标发生偏差，如果教育只是培养打工经济的打工者，跨国公司的装备员，那么今天大学都可取消掉，如果教育只是为培养留学美国作准备，那不如就直接办留美学校。我85级的高中同学里，最初考入大学的39人，大部分当时学的是技术。到2005年，只剩下两个搞技术，而且是在外国公司从事装备技术，假如当初走的是自主创新之路，那么20年后，科技进步的成果很可能在当初的那批大学生身上体现，而现实是，外部环境却使中国成了打工工厂，最初学技术的大学生只能选择其他的行业。这种反映在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往往也影响着教育的功能变化。
　　记者：你所说的经济结构变化最终对教育产生哪些影响？
　　韩德强：这种反映在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对教育的自主创新型要求转变成了依附型。由于是依附型，所以不需要深入技术研究，同时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最终结果是外部社会对教育、高等教育没有了要求，直接的反映是专业不对口、学非所用的情况很普遍，教师们可以年复一年地教授陈旧的知识，中国学生们不知不觉地学会混。
　　我骨子里对国家有着深厚感情，但是从利于个人成长而言，每当给别人推荐教育环境时，我感到困惑之余，只能无奈地建议朋友选择西方教育。同样科班出身的外国留华学生，研究热情和深入文献探求真知的精神，让我感受到，西方教育的严谨和负责。
　　高等教育体制
　　中国最大腐败可能在教研领域
　　记者：如何评价中国高等教育体制？
　　韩德强：高等教育体制突出的问题是大学行政化倾向越来越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里教授、博导的地位远比处长甚至校长风光，而今高校课题的决定权却掌握在领导的手上，这对教学和科研都是一个打击。由于行政主导，领导们往往无法直接评定教学成果，于是便引用美国SCI等国际期刊论文发表篇数来衡量教学成果，简化教学评定的指标，但是是否国外的刊物就真的代表国内学术水准？但这却产生了博导教授的成名秘诀：“通过模仿甚至抄袭国外热门前沿的研究观点，写出的文章往往容易发表，通过咀嚼别人嚼过的馍，最终好处是，职务有了，房子有了，学生能帮出成果，一不小心就养成了学阀。”一方面是院士、博导频频作假曝光；另一方面则是每年数以亿计的科研投入连水漂都不打就沉下去。在我看来，中国最大的腐败，很可能在教育和科研领域。
　　高等教育改革
　　目前教材陈旧老师认知滞后
　　记者：随着中小学教改的推进，有关高校课程内容的改革也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
　　韩德强：目前高校的教材普遍内容陈旧，老师往往都接触不到高新、前沿技术，他们的认知往往滞后于国际前沿很多年，这样教育出来的学生，也是知识陈旧的学生。
　　记者：当前大学里流行“任你玩四年”的不良现象，你认为，教师是否负有一定责任？
　　韩德强：在大学里“照本宣科”的现象很常见，特别是大量年轻教师，一方面教学经验、教学方法并不对路，讲课缺乏生动性；另一方面，受房子等经济问题困扰，成为大学教师中日子难熬的群体，于是用大量精力在校外兼职，自然对正常教学的关注就不够。
　　记者：相比过去大学免费的现象，你怎么看待贫困大学生就学难？
　　韩德强：农村生源比例下降已成为客观的现实。事实上，真正贫困的学生小学毕业可能就不读了，次贫困的初中毕业就不读了，真正能上大学的往往不是农村最贫困的群体，当然在大学，他们成了城市学生占多数的学生底层，也就是说，这种支付能力的不公，造成大量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就被淘汰。
　　高等教育收费
　　以此扩大内需的观点不成立
　　记者：究竟这种以扩大收费内需为理由的做法，是否达到预期的目的？
　　韩德强：以高校收费来扩大内需的说法实际上成了掩盖转移财富、扩大贫富差距的大通道。以一位来自小镇赴京上学的大学生为例，第一，大学收费并没扩大当地内需，而是将原本在小镇要花的钱转移到北京；第二，这个学费最终成了大学教师的工资，也就是说成了相对高收入者或是富人的财富。
　　记者：前面你谈到高等教育的种种弊病，你认为有什么解决办法？
　　韩德强：短期来看，首先本着教育作为公共产品属性的出发点，教育部、财政部应联手降低学费；其次，为提高高等教育性价比，应加强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评价的民主参与，同时通过对教师的质量评价，能给教师增加压力，使其提高教学热情；第三，应创造机会让大学生参与科研工作实践。
　　反思中国教育变迁，成功的高等教育应是教育家、教授办学，而不是官僚、科学家办大学，因后者并不真正懂得和在意学生的成长规律。(柳建云）

将极左帽子还给右派戴

作者：子虚

湘南子网友为了回应我的《一个政治哥德巴赫猜想——漫谈丁玲晚年的领悟》，跟贴了一篇旧文——《从南街村之争看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文中最末“更不能包藏祸心，搞形左实右的那一套”等语，使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极左”的帽子不应左派戴，而应该回敬给那些长期搞形左实右的家伙。

为了论证我的这一认识，首先应该给“极左”定个性。左派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右派是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对此，除了右派不愿承认外，其他人大概不会存在认识不一的问题。正如毛主席所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历史和现实政治生活中，左派队伍也是有派别之分的。在大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左派中有人偏右一点，历史上称之为右倾机会主义；有人偏左一点，历史上称之为“左”倾机会主义。对偏左一点的人，列宁更是给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称呼：“左”派幼稚病。文革前，为了将执行正确路线的左派与“左”倾机会主义或“左”派幼稚病相区别，人们都在左字上加个引号，即使在毛泽东思想经典著作和党的文献上也很少发现有称“极左”的，只有到了文革时期才产生了这个词。但是，从文革到今天，尽管左已经成为全党万年提防的主要危险，“极左”更是十恶不赦的滔天大罪，却谁也没有给它准确定义过，“极左”的实际意义只不过是右派强加给左派的别称。

凡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可能知道，文革中的造反派，无一不是顶着“极左”这顶帽子给打下去的。右派将真正的左派打成“极左”，除了制造镇压左派的借口外，在政治数轴上，他们也可以跟着左移一格，便于装扮成不偏不倚、一贯正确的中间派，甚至进而伪装成左派。可见，“极左”这顶帽子与左派是无缘的。

那么，历史上有没有“极左”人物、“极左”思潮、“极左”现象呢？有，肯定有，大大的有。这就是被毛泽东痛斥过的形左实右。毛泽东将某些人推行的路线定义为形左实右，言简意赅，击中要害，经典得不能再经典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从来就没有止息过，而且构成了新中国前进道路上的主旋律。党内代表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建国伊始就亮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底牌，企图与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毛泽东较量，但他们在三大社会主义改造这第一仗中就败下阵来了。他们从此自知不是毛泽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对手，于是便如同湘南子网友所说的，包藏祸心，以形左实右的面目出现，继续对抗社会主义道路。从此，中国便开始怪事不断：

——你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和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提高全党马列主义主义水平和社会主义觉悟吗？我就来他一个大抓“右派”，枪打出头鸟，将大批真心实意给党提意见的积极分子打下去，既叫你整风搞不下去，无功而返，又一劳永逸地钳制人口。看你还敢不敢再整党整风，整党员、整干部？看谁还敢对我走资本主义道路、搞特权提意见？

——你要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吗？我就大刮“五风”，一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极力把群众积极性打下去，全盘打乱你的部署，叫你三面红旗夭折，充分证明的我“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是正确的，你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让全党和全国人民跟我走资本主义道路。

——你要通过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吗？我就大办试点，大搞扎根串连，秘密调查，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大整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的运动，既不使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又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过关，以便继续推行走资路线。

——你要自上而上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吗？我就来一个故伎重演，像1957年反右一样，把敢于带头起来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的普通群众全部打成右派、反革命，对他们进行残酷的政治、精神和人身迫害。当50多天的白色恐怖被粉碎后，又组织保守势力，用武力对抗人民群众的造反，拼死一搏也要把文革打下去。

——你要农业学大寨，加速改变农村面目，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打好基础吗？我就又来一个故伎重演，像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刮“五风”一样，搞穷过渡，任意拔高生产关系；搞强迫命令瞎指挥，劳民伤财；搞浮夸，围绕粮棉“跨纲要”编造政绩，收过头粮，让一些地方温饱难继。当农民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时，就开始搞心仪已久的分田单。
可以说，以上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党内左右派斗争的一个基本脉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57年反右开始，党内右派采取的基本策略就是形左实右。其中政治上形左实右的开端是1957年的反右，经济上形左实右的开端是1959——1961年的“五风”，后来不论政治经济上的形左实右，都是这两次的继承，只是反映的程度不同而已。

但是，不管程度轻重，有三个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左”的面目出现，推行和掩盖右的实质。二是他们的“左”，都是矛头向下的，手段是相当残酷的，在前面冠上一个“极”，称为“极左”，是十分恰当的。三是包藏祸心，都是为了把毛泽东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搞乱，以便他们乱中取利，推行资本主义。这也充分说明，由党内走资派发展演变而成的党内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本阶级觉悟的自为阶级，因而比他们的老前辈——自发的资产阶级更狡猾、更残酷、更凶恶，同时也更反动、更腐朽。

党内右派犯下的上述“极左”罪行，近三十年来，都由他们控制的主流舆论甚至党的正式决议，全部推给了毛泽东，推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只要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从上到下扪心细想一下，包括今天的内搞腐败、外搞卖国，哪一件哪一桩不是同一伙人所为？因此将“极左”帽子还给右派是完全应该的，也到了该还的时候了。

2007.8.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