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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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y 19, 2008

四川达州30名农民工成为震中最早的救援队

来源:羊城晚报
映秀镇医院,一栋新楼正在施工中。施工队有30人,都是来自四川达州的农民工。地震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冲进废墟救人、救药的,就是他们。 (博讯 boxun.com)

“他们至少救了1000人!”“他们是最早的救援队!”“他们是我们的英雄!”映秀人如是说。

“地震刚过,他们就冲进还在危险中的医院大楼里,成箱成箱地往外搬运药品。如果没有他们抢出来的这些药,地震后两天内的医疗救治根本没法进行。是他们让我们挺住了这两天,直到武警部队赶了进来。说他们救了1000人,说少了!”映秀医院院长周长富如是说。

搬运药品之余,30位农民工还分组进入一些危楼,向外抢救伤者。木工邓迁夫说,他们拿着铁撬棒,先向楼里喊话,如果楼里有人应声,他们就确定房间,然后拿着铁撬棒撬门撬石头。映秀人说,他们这样救出来的人不下50个。

小蔡就是这样被救出来的,她说,地震后她被埋在地下捱了十几个小时,“我自己都不抱存活的希望了,因为我喊了一天,嗓子都哑了,外边根本没有人路过。天黑了,我听到了他们在外面喊叫的声音,但我已经喊不出声音来,看到手边就有一条电线,赶紧拉了一下,电线被我扯下,掉在楼外面,听到动静,他们就过来把我救了出来。”

这些农民工,一次次地爬进楼房和废墟,寻找幸存者,帮着抬伤员,拉尸体。“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能坐视不管。”钢筋工张吉林匆匆跟记者说完一句,拿起铁撬棒又走向一座已经变形的楼房。 (鲁钇山)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川甘民工:还我血汗钱回家救灾!

请看博讯热点:农民、民工问题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19日 转载)

作者:愚夫
[日期:2008-05-19]
2008年5月19日上午,数十名上访者在陕西省政府门前打出横幅标语,标语上写着:"还我血汗钱,回家救灾!"这些上访者介绍,他们这一百多名民工,家乡都在四川绵阳、达州和甘肃陇南等地,这次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地震灾害,然而公司老板从去年8月欠他们的30多万元工钱,至今讨要不到,他们到陕西省政府和西安市政府上访多次,被推来推去,分文未得。他们无钱回乡救灾,心急如焚。

他们于2007年3月受雇于西安一家名叫"富强"的公司,在临潼建住宅楼,当时商定每月只发70%的工钱,其余30%待楼房竣工后支付。2007年8月工程竣工,民工迟迟得不到未付的工资,后老板说已支付给包工头了,这时民工们发现包工头跑得不知去向。这个包工头原本不认识这些民工,他是承揽了富强公司的这项工程后招募这些民工的。

民工们说,这是典型的拖欠民工工钱的惯伎,按照国家规定,民工们未领到的这部分工资,应该由政府有关监管机构在向用人单位收取的工资保证金中支付。

民工代表及电话:
高学斌 0-13289263903
高学超 0-13468928539
罗 云 0-13759940288
愚夫
2008年5月19日

长沙福利院强抢女婴卖给外国人母亲发疯下落不明!

周昌其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5日 转载)
我女儿被乡政府非法送到福利院生死不明 求青天为我主持公道、找回女儿

后来我又找到市、县妇联,妇联领导帮我联系到县纪委,纪委作了全面调查,并要求乡政府和福利院找回我女儿。两个月后,我到纪委打听,他们说:“你女儿已送到长沙福利院,我们又赶到长沙找过,但也没有找到你女儿。你小孩已被外国人领走了,找不回了。” (博讯 boxun.com)

见女儿找不回,我妻子精神失常出走,也下落不明。我从此开始上访求助找女儿。

  我是湖南省桂阳县白水乡紫河村二组村民周昌其(又写成周昌旗),1956年生。2002年,我的不满6个月的女儿周白水被乡政府非法送到福利院从此下落不明。几年来,我变卖家产一直上访,要求找回女儿,但至今未解决。万般无奈,只有向您求助。
  一、 祸起乡政府强要结扎费
  因家贫,我四十多岁才成家(未办结婚证)。2001年5月10日生下第二胎(即女儿周白水,还未上户口)以后,妻子周忠清带着小女在外打工。2002 年1月19日,乡干部把我妻子抓来结扎,当晚住在县林苑宾馆。乡长刘小武对我说:“明天你老婆要结扎,你必须交4000元钱。”我没钱,请求暂时打张欠条,要求先结扎。刘说:“不行,没钱我们不可能给她结扎。”当晚我在桂阳县城找尽了所有的熟人,只借到400元。第二天清早,我把钱交给乡干部。刘说: “400元是行不通的,必须把钱交清,才能结扎。”我只好再去借钱。
  二、 乡政府将我女儿送到福利院扣作人质
  待我借钱回到宾馆时他们都不见了,我就跑到计生委去问。一个老乡告诉我:“你老婆逃了。乡干部把你女儿送到福利院去了,你还不赶快去找女儿。”我马上到县福利院找女儿,福利院陈主任说:“你凭什么到这里找女儿,人又不是你送的。找你们乡干部去。”我只得回到白水乡。可是,乡干部已经放假回家过春节了。我又到桂阳县城寻找,三四天后才在街上碰到刘小武,他说:“你老婆早已逃了。”我问“她是怎么走的,那我女儿呢?”他说“你女儿有人帮你照看,比你抚养得好,你赶紧找老婆吧!找到后结扎,把钱交齐,然后再来领女儿”。我说:“快过年了,还是让我把女儿带回去吧。小孩放在人家那里不放心,生活费也负担不起,我的结扎费都没有交齐,这不是给我雪上加霜吗?”刘说:“那不用你管!如找到你老婆,直接通知我们把她抓来结扎。其他的扎后再说。”我只好到处找我老婆。
  春节过后,我好不容易在临武县找到了我妻子,并立即报告了刘小武。他要我出了200元钱租车去抓人。当天把我妻子抓到县计生委结了扎。结扎后,我就问刘小武:“我女儿该给我了吧。”刘却说:“你先把钱交齐,再来领你女儿(已交800元)。”我求他:“我给你们打张欠条,女儿还是让我领回去吧。”刘不同意。我说:“你们当时说只要我老婆结扎了,就让我把女儿领回去,如今你们却说话不算数?”他最后说:“你自己到福利院去找吧。”
  三、 县福利院擅自将我女儿外送长沙涉外福利院
  我把妻子送回家安顿好后就到福利院找女儿。陈主任说:“这几个月白水乡没有送小孩来。”我只好又跑到乡政府,刘小武说:“我给你打电话,半个月都不来领人,现在才来。”我说:“我电话都没有,你怎么跟我打电话?”刘气急败坏,拿起凳子来打我。在乡武装部吴部长等人的劝阻下,才没有打到我。我们的争吵引来了好多老百姓和乡干部围观。最后,刘说:“我们跟你协商处理。你暂时回去,待我们商量好再找你,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13975731362)。”过了一段时间,我拨通这个号码,对方回答:“错了,我不是什么乡干部。”我又到乡政府,刘小武却说:“半个月不给我打电话,也不见你的人影。”后来王书记说: “我带你到福利院去找。”我又到福利院,陈主任说:“怎么这么久不来领人,已经让别人领走了。”究竟被谁领走了,他们始终不告诉我。陈还威胁说:“你再不走,我们就打110了。”我只好又离开了福利院。就这样,他们把我推来推去。后来得知,福利院早在2002年1月31日(只养了10天)未告知乡政府和我、也未公告就擅自将我女儿送到长沙一涉外福利院去了。

  见女儿找不回,我妻子精神失常出走,也下落不明。我从此开始上访求助找女儿。
  四、我寻求多方救助,乡政府百般刁难

  2002年我在桂阳寻求法律援助,先后有三位律师替我交涉,而县政府部门和法院都推脱,说不好管这件事。
  后来我又找到市、县妇联,妇联领导帮我联系到县纪委,纪委作了全面调查,并要求乡政府和福利院找回我女儿。两个月后,我到纪委打听,他们说:“你女儿已送到长沙福利院,我们又赶到长沙找过,但也没有找到你女儿。你小孩已被外国人领走了,找不回了。”说看我怎么处理,我说就是要女儿。他们说已没办法找回我女儿,要乡政府和福利院补偿我几万元钱。当时达成了协议:第一乡政府承认错误;第二福利院写出检讨;第三尽量给我找回女儿;第四是给我补偿。我相信他们,在协议上签了字,回家等消息。
  一等又是一个多月没有消息,我只好又找到乡政府。刘小武明知我妻子出走没有下落,还说:“必须喊你老婆一起来处理!你一个人来还不行。”张书记说:“我们没有办法,随你怎么办,你向哪里告都可以,随便你!”
  我在万般无助的情况下向《经济日报》记者反应了我的情况。记者出面后,县纪委要求乡里尽快处理此事,补我6万元钱。女儿生死不明,与死何异?6万元就打发了。百姓的命就如此低贱?!我无奈还是在处理方案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乡里张书记也签了字按了手印。但乡里就是不给我钱。刘小武还故意刁难,要我找到老婆一起来处理。我说:“当着记者和纪委同志的面处理的,你们又说话不算数!”张书记说:“上次那记者是假记者,下次再来,我们就打断他们的腿。”乡里就是这样,不是推脱就是刁难,一直拖着不解决。
  五、 继续上访,但障碍重重
  2004年,我向郴州市委、市政府反映我的情况。市委副书记刘湘娥同志批示要求桂阳县委、县政府尽快妥善解决。县委督察室组织乡政府、福利院与我调解,说“小孩已找不到了,给予赔偿”。但刘小武仍坚持要我找回老婆一起处理,并只同意赔2万元;福利院则不同意赔。调解未成,督察室说向法院打招呼、要我向法院起诉。
  我便于2005年7月26日向桂阳县法院起诉,要求乡政府还我女儿。这回,法院倒是受理了。但法院设置重重障碍,说我没有结婚证和户口本、不能证明父女亲属关系,又说县纪委、监察局的调查报告不是证据,说我无权起诉,未经开庭就驳回了我的起诉。律师说纪委、监察局的调查报告本身就是一种证据(书证),而且比一般书证的证明力要高;该调查报告确认了我与周白水的父女关系;而且乡政府在抓计划生育、收结扎费及以后一系列的调解处理等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都承认周白水是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开庭质证就说不能证明父女关系呢?我原以为法院会主持公道,谁知走到这里我连要回女儿的权利都没有了!自己的骨肉被人抢走还无权要回,我真是欲哭无泪啊!
  我苦命的女儿啊,你在哪里!
  六、 苍天在上,为我主持我公道吧
  乡亲们说我女儿很可能被卖到国外做器官移植之用了。我听了心如刀割!几年来我一直上访,要求归还我女儿。为找女儿和妻子,我家已一贫如洗,我整日神魂颠倒、坐卧不安。而乡政府和福利院却总在推卸责任,百般刁难,不予解决。法院首先是不管,后来竟与乡政府和福利院串通一气剥夺我起诉的权利。面对百姓的疾苦,这些“公仆”如此冷漠无情,麻木不仁,毫无恻隐之心,一副无赖嘴脸,令人心寒!多少次我都想与他们同归如尽!但念及家中八十多岁的老母和不懂事的幼儿,我不忍撒手而去!我坚信还没到最后,桂阳这片乌云不可能永远遮住太阳!只要有共产党在,人间总会有青天为我主持公道!怀此信念,我现向您哭诉,寻求救助,盼望您在百忙之中过问此案,敦促有关部门迅速处理,令乡政府和福利院还我女儿,否则按《国家赔偿法》给我赔偿,对责任者严肃处理!不然,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周昌其 顿首泣拜
   2008年5月5日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务必防止灾区官僚发孤儿财

孤儿救护必须向全国民众公开透明, 不能借此机会屯货高价倒卖给洋人和富人,不能歧视残疾孤儿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id=2134742
批量收购弃婴:官僚让我汗颜!
文章提交者:bigtree2008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有一个福利院的中学同学突然打电话问我:你不是和**乡长很熟么?可不可以让他帮我收一些弃婴?……
我问:干什么?
他说:送外国去,有钱得的……
            
我:……
            
中国人有时候很无耻,用自己的罪孽来换取他人的同情已经过分,更过分的是用自己的罪孽来换取利益。
上网一查,真的有这种生意。
衡阳福利机构收买被拐卖儿童 23名官员被查处
新华网湖南衡阳2月24日电(记者 明星 黄兴华)24日,湖南省祁东县人民法院对湖南省衡阳市部分福利机构收买被贩卖儿童案做出一审判决。涉嫌拐卖儿童的 9名广东、重庆、湖南籍的犯罪嫌疑人,以及涉嫌收买被拐卖儿童的原衡东县福利院院长陈明,均被判处有期徒刑。犯罪嫌疑人、原衡阳县光荣院院长贺云目前在逃,警方正在对其进行全力追捕。 
  2005年11月,湖南省衡阳市公安机关破获一起福利机构跨省违法、违规收买被拐卖儿童的案件。衡阳市辖区内的衡南、衡阳、衡山、衡东、祁东、常宁6县(市)民政局福利机构违反有关法律和规定,从“人贩子”手中收买被拐卖的婴儿。 
  衡阳市部分民政局福利机构从婴儿贩子手中接收婴儿的行为违反了中国的《收养法》和民政部门有关文件规定,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影响。 
  湖南省民政厅厅长余长明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对于涉嫌犯罪的民政部门干部,犯到哪里,办到哪里,决不护短。同时派工作组赴衡阳,协助当地处理此案。中共衡阳市委书记徐明华多次召开由纪检、监察、公安、民政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专题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加大办案力度,依法严厉打击贩卖婴儿的犯罪行为,决不手软。 
  经查,2002年12月份以来,湖南省常宁市人段美林、段月能、段子林和重庆市大足县人吴代超、吴代群(均系亲戚关系)等人在广东省吴川、湛江等地从“人贩子”梁桂红、吴观德、刘志东等人手中购买婴儿,然后带回衡阳以每个婴儿3200元至4300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衡南、衡阳、衡山、衡东、常宁、祁东6县市福利院(光荣院)。 
  上述民政福利机构的相关人员明知段美林、段月能、段子林、吴代超、吴代群系婴儿贩子,仍从其手中收买婴儿,并伪造弃婴等证明材料为婴儿取名、入户,尔后又以涉外送养、国内收养等形式获取捐赠款。2005年衡阳市这些福利机构就从婴儿贩子手中违法、违规接收婴儿共78名。目前,这些婴儿的具体流向仍在进一步追查之中。 
  祁东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彭国生说,此案从广东“人贩子”到段氏家族、吴氏姐妹,再到福利机构违法接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婴儿拐卖链条。这个链条的社会危害性巨大,把人口当成商品,侵犯了婴儿的人身自由权。 
  祁东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时认为,被告人梁桂红等以出卖为目的,收买、接送或者贩卖婴儿,应以拐卖儿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梁桂红、段美林、吴代超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5万元人民币;吴观德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罚金3万元;段子林被判处有期徒刑10 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2万元;吴代群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2万元;段月能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5000元;刘志东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00元;张春爱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5000元。 
  法院认为,衡东县福利院院长陈明作为福利机构负责人,明知这些婴儿是被人贩子拐卖的,仍予以收买,应当以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追究刑事责任。法院判处陈明犯收买被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 
  为了严格弃婴收养的程序,整肃衡阳市民政局福利机构系统。衡阳市委、市政府的纪检、监察机关日前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规定,对衡阳市民政局局长欧迪赛、副局长李莲玉等23名责任人做出了严肃处理。其中,衡阳县民政局局长邓光阳、衡东县民政局局长周立群因工作失职,给予行政记过处分,并免职;衡阳县光荣院院长贺云、衡东县福利院院长陈明、衡南县福利院院长何红军、祁东县福利院院长管玉艳等人被撤职。(完)
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王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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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启动对成都市政府大楼的贪腐调查,鼓舞民心士气

中纪委立即进驻接管成都新政府大楼, 开辟为难民庇护所, 并对成都市主管官员实施双规, 彻查12亿贪腐大案, 赃款作为救灾和灾后学校建设经费
该杀的杀,该抓的抓, 鼓舞灾区和全国民众军人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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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腐渣学校必须发动民众追查到底,并株连贪官之九族!


马上开放 举报信箱\举报电话\举报论坛, 将每个学校的废墟照相存档, 绝对不允许毁尸灭迹!
还灾区民众一个公道, 不能让娃娃老师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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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调查地震局以及其上级主管的渎职罪

再不能任由地震局的所谓专家官僚自我夸耀吹捧下去了!
挑选社会贤达,国内外有公信力的人员组成调查团, 调查结果公告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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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万科的国有大股东立即废除王石的职位,让其深刻检查,向全国道歉
王石登山费用开销一览表
文章提交者:emperor007 加帖在 猫眼看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1999年5月,玉珠峰,海拔6178米,等顶, 合计花费256万.
     2000年4月,章子峰,海拔7143米,登顶,合计花费328万.
     2001年8月,慕士塔格峰,海拔7546米,登顶,合计花费365万.
     2002年2月,非洲乞利马扎罗山,海拔5895米,登顶,合计花费240万.
     2002年5月,北美洲麦金利峰,海拔6194米,登顶,合计花费235万.
     2003年5月,珠穆朗玛峰,海拔8848米,登顶,合计花费360万.
     2003年12月,南极最高峰文森峰,海拔5140米,登顶,合计花费205万.
     2004年1月,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峰,海拔6964米,登顶,合计花费226万.
     2004年7月,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峰,海拔5642米,登顶,365万
     2004年7月,澳洲最高峰科修斯科峰,海拔2228米,登顶,合计花费234万.
     2005年4月,滑雪抵达北极点,合计花费282万.
     2005年12月,顺利抵达南极点,合计花费355万.
   2006年12月24日,印度尼西亚 查亚峰,海拔5,030米,登顶,合计花费233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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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震区军事专家不幸身亡说起
今天报道, 有一些军事专家遇难, 20名左右院士和科研将军获救,但还有不少长眠地下

显然这次地震对军事科研投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 钱上可能是几百亿,人才就更不说了。
两个问题:
1.军事科研场所要分散, 不能过于聚集一处,不要怕麻烦,怕折腾,怕跑路
2.地震活跃带不允许建高密度和地下军事科研场所.必须把地震问题放到设计的头等重要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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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在地震灾区的气象问题上造假

大家仔细看13号汶川那张福卫2星图.卫星没拍到雨云.只有很淡的一点云.
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star=2&replyid=26901754&id=2248940&skin=0&page=1
里面有地震之后的卫星图片.

5月12日的卫星气象云图
http://www.duststorm.com.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21058

一个孤儿官僚们能赚到10万人民币到5万美圆左右

1.需求非常大: 因为有很多的不育家庭, 为了治疗不育花几十万都未必能好.
据说需求大于能提供数量的几十倍.

2.现在的官都是买的, 权能换钱,钱可保权, 明码标价, 你不腐败别人斗死你.

关于外国人领养国内孤儿,我知道一些情况,因为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做这个的,我听说一个外国家庭想要收养一名中国孤儿,是相当麻烦的,我甚至觉得比中国人收养还麻烦,首先在所在国提出申请后要经过当地政府非常严格繁琐的资格审核,那个审查估计跟我们的政审差不多,而且整个手续下来少则半年多则两三年,而且要先砸进去几万美刀,要是这次没成功,下次还得继续扔这么多钱,最后,中国这边最多也就是给他提供两三个孩子的名字供挑选,可以说基本上跟摊派差不多,在最后来中国把孩子带走之前,连小孩的面都见不到,所以这个收养还真不是一般家庭能玩得起的,最后能收养成功的都是家资雄厚背景良好的模范家庭,但是收养成功的家庭会非常自豪,因为现在收养一名中国小孩在欧美国家的上流社会是一件很时尚的事情,这些家庭收养成功之后,也确实在小孩身上投入很多心血,而且几乎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这些小孩的母语文化教育


每次坐南航广州-洛杉矶航班时,至少有十多对外国夫妻带着刚领养的孩子,其中有一些是第二次甚至第三次领养,带着7-8岁的中国孩子。

而且基本都是女孩子,如果我们相信专家的预测到2020年会有严重男女人口不平衡(男多女少)的话,更加不应该让外国人领养孩子而应该放松国内领养的限制。


记得有人写过文章, 说民政局的官僚歧视国内领养者

以前中央电视台有过报道 , 有很多官僚靠孤儿发财呢 领养一个孤儿都要给他们送礼的


3年前,在中央电视台,看一个专题深入报道,是介绍石家庄领养孤儿的黑幕.

记得有个想领养的家庭说, 要交给主管官员5万元(不是领养费,而是送礼)才能领到, 而且手续非常的苛刻, 说是官僚喜欢卖人头给老外, 因为外国人付的钱多.

刚才baidu搜索了以下,没找到, 有空把这个新闻报道找出来,.

到处都是潜规则, 都是黑幕 , 一切向钱看.


http://news.ifeng.com/opinion/200707/0723_23_162172.shtml

比如,殡葬行业几乎是一个冷得不能再冷的行业,但在最近几年中,行业腐败的消息却频频传出。一位在四川从事骨灰盒制作生意的人自揭黑幕:“骨灰盒的成本和售价比例大体为1比5,也就是说100元出厂的盒最少要卖500元。而一些高档盒的利润甚至会达到1000%,甚至更多。”在井冈山一些旅游景点,私分门票款的现象一度相当普遍。据说,除了大景点扫地的人,其余所有在这些景点工作过的人员,无一幸免地参与了私分作案。而类似现象,绝非这个地区所独有。孤儿院也是人们很难将其与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然而,在一些地方,孤儿院变成了摇钱树,甚至成了一本万利的生意。媒体曾披露,某孤儿院院长的座驾竟然是奔驰600。这说明,在我们现实社会生活中,腐败现象已经深深浸透到社会生活的一些边远角落。



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救助中国孤儿的固执“老外”

http://news.21cn.com/today/legend/2006/10/24/3011800.shtml

2006-10-24 16:41:15  21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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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民间》通讯2006秋季号 作者:郜璐莉】

什么是养育孤儿的最好办法? 从1995年起,他开始关注中国孤儿,并且,不仅仅是给予爱护,不仅仅是帮孤儿找到领养的家庭,他是要探一条在中国养育孤儿的理想之路。至今11年,他遇到无数困难和挫折,但绝不回头。除了对孩子的爱,还有一个原因,他自己解释──太固执。 现在,有400个孤儿在他的精心照顾中。

1995-2003:四处碰壁的日子



勃兰特?约翰逊(Brent Johnson)是个美国人,中文名叫章峻波。1990年,22岁的勃兰特来到山西大学留学,在那里,他认识了自己的妻子,也是后来事业的合作者斯瑞纳(Serena)。 1994年,他们回国结婚,然后,回到中国当英语老师,然后,他们偶然进入了中国的福利院。

“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去看看,看了很难过,我听说条件不太好,但没想到那么不好。以后我们每个星期去一次,接着每周两次……你看到那些孩子,你不能不帮他们。”

福利院接收的孩子中,除了因为传统观念而丢弃的女孩外,大多是病残婴儿,唇裂、心脏病、脑瘫、脊柱畸形……什么问题都有。国内有900个国营福利院,都由地方财政拨款。一些福利院财力不足,人手少,医疗条件也跟不上,更糟的是许多职工把照顾孩子纯粹当成一种“应付”,本就失去父母的孤儿常常得不到应有的关爱。一些地方病残孤儿的死亡率相当高,主要原因就是忽视。

夫妇俩去的第一个福利院的名字,勃兰特不愿意透露,但是他们在里面看到,50个婴儿和一个残疾并有智力障碍的女人在同一个房间里,这个女人可以随便抱起婴儿,接着就摔倒了;或者,职工把很热的奶瓶给了这女人,她就直接喂给婴儿。

勃兰特夫妇看不下去了,他们想做些事情,而不仅仅是每周到福利院帮帮忙。

最初,他们觉得这就是钱的问题,有了钱就好了,于是,开始在美国找钱,募集捐款。把钱送到福利院院长手上的时候,夫妇俩很高兴。 可渐渐地勃兰特发现,孤儿的条件似乎并没有多大改善,“钱不是最大的问题,这是态度的问题。”钱到了那个福利院,就被用于盖房子、建花园、给领导买车、送礼、增加职工待遇,真正用在孤儿身上的很少很少。

“有的人当福利院院长不是他自己有能力,是靠跟上级领导拉关系。他们对孩子不感兴趣,都是为了上级领导满意。为什么他们喜欢盖楼,因为可以让领导有面子。当福利院院长也是最难做的工作。我有一些福利院院长是好朋友,他们说实际上他们的钱是够好好照顾孩子的,问题是福利院是国营‘铁饭碗’,上级领导要求他们雇这个人招那个人,要管退休职工的福利待遇,不能辞退,所以这些人的工作态度跟普通职工不一样;因为知道不能辞退,院长也不能告诉职工你好好照顾孩子我多给你钱,如果你不好好照顾孩子我辞退你。”

看别人带不好孩子干着急,勃兰特夫妇就想办法把孩子接出来自己照顾,可是,两个人怎么照顾得过来这么多孩子呢!

这个办法显然也行不通。

接着,勃兰特跟山东烟台市的社会发展局签订合同,合作成立了一个孤儿院,下属福利院,合作方式是由勃兰特出钱并进行管理,由莱山区福利院派人当院长。可是,合作了两年多,这个看上去比较理想的项目,仍然没有成功,因为福利院派来的这个人,不管孩子,只管钱,“他请客人来看我们的孩子,然后告诉客人他需要钱,别人就给他钱,他把那个钱放进口袋,但是该花的钱都是我们花的”。

对于这一点,勃兰特倒还能忍受,因为自己的目的只要照顾好孩子,但是最终让他不能容忍的是,这个院长发现给钱的人对残疾的、不好看的孩子不感兴趣,就不让勃兰特收残疾孩子。对勃兰特来说,要收的就是最需要帮助的孤儿。

于是,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不仅走不通,还扯上一场官司。

当初的合同中约定,如果双方合作不成分开了,谁花钱买的财产就属于谁,所以车、家具、玩具、衣服、厨房设备等就得还给勃兰特,这个院长不但不还,还向勃兰特要钱,因为他知道勃兰特在美国做了活动,收到很多捐款。勃兰特知道他只会把钱揣进自己腰包,当然不给,这院长就说:“不给我就告你。”

勃兰特可没被吓着。他找了一个律师,带上资料,说明情况,结果律师说:他不能起诉你,而你倒是可以起诉他,因为合同很清楚,他应该把财产还你。

于是,勃兰特就起诉了。“6个月以后,法院判了,说我起诉错了,我应该起诉他的领导,所以我又起诉。”

一年半以后,勃兰特终于赢了。

“我起诉的目的不是要钱,是为了正义。”勃兰特坚持起诉的原因不仅仅因为一点固定资产,是那个院长做的事情太让他气愤,“他有两三次,有孩子扔在我们的门口,是残疾孩子,他不要,就叫职工开车到火车站,又扔了。你用我们买的车,和我们的职工,是我们给的工资,把孩子送到外面扔了,这个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跟我们的目的完全是矛盾的”。

合作失败,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对很多人来说,你有爱心,领个孤儿来养,或者,帮助孤儿被人领养就好了,现在美国人领养的孤儿中,就数中国孩子最多,为什么要做这些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勃兰特说,我们是爱孩子,但是也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强烈;我就是固执,我生气,这是不太难的事情,为什么做不好? 接下来,勃兰特又走了一条路,在山西支持一个没有注册的孤儿院。

这个孤儿院是由天主教会办的,勃兰特给他们钱,并且帮助他们解决医疗等困难。但是,“我们又碰到了问题,孩子在孤儿院里照顾得不好,不管你花多少时间,多少精力,支持孩子,发展孩子等等,还是不行”。

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这回是观念的问题。勃兰特虽然是出钱人,但并没有管理权,不能要求别人这样做或者那样做。那个地方在农村,缺水,缺电,孤儿院认为孩子是孤儿,对他们的照顾不能超过村里有家的孩子,要不然就影响村里人的态度。比如洗澡的问题,冬天孩子每个月洗一次澡就好了。但勃兰特无法接受,而且国外的捐款人也不答应这样照顾孩子,他们要求每两天,至少每个星期洗一次澡。孤儿院坚决不同意,因此这个项目也掰了。

2004年-今天:家庭寄养的探索 从1995年起,除了回国读研究生,勃兰特一直呆在中国,最长的时间有两年没有回过家乡。这些年里,勃兰特虽然总是做着不成功的项目,但一直在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救助孤儿。经过七、八年的实践,他发现,孤儿院并不是救助孤儿的理想方式,不要说人手、管理上的缺陷,就算孤儿们得到了最好的照顾,但在心理上,他们永远没有家的感觉。

去过孤儿院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那些孩子特别希望有人抱,那种对爱的渴望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任何孤儿院都不可能一个保育员看一个孩子,顾不过来的时候,孩子难免有被冷落的感觉,心理上,不知不觉就埋藏着阴影,为了得到关爱,有些孩子学会了看人脸色。记者曾去过一家孤儿院,各方面条件都非常好,保育员很爱孩子,孩子们也很活泼,但是,无论你和他们玩得多么开心,只要一见到提着礼物的新来访者,他们会立刻撇下你,而且忘了你,拼命上去打招呼。

勃兰特觉得,孤儿应该在家庭的环境中得到照顾。这其实不是什么新鲜的想法,因为在他自己的国家,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初就取消了孤儿院,代之以家庭寄养的方式,一些社会部门或民间机构都有寄养家庭的名单。勃兰特的妻子斯瑞纳家就是一个典型的寄养家庭,二十几年中,先后有十几个孤儿来到这个家。斯瑞纳的母亲不工作,专门带孩子。当然,他们每月可以得到固定的资金作为孩子的生活、医疗费用,但这并不是主要的,而是因为斯瑞纳的父母非常爱孩子。这是一个热闹的家庭,除了自己亲生的三个儿女,除了寄养的孩子,他们还领养了一个美国孤儿,两个韩国孤儿。

勃兰特真的这样做起来了。

他现在的模式是,在城市建立固定的儿童之家,然后在条件较差的地区寻找那些病得最重的、最弱的孩子,接到城市进行治疗,由儿童之家照顾,待康复以后,送回当地,但是不回福利院,而是放在寄养家庭,即使这个家是暂时的,也能让他们得到家庭的温暖。而且,很多孤儿不久就被人领养,有了永远的家。

从2004年7月开始到现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勃兰特就建了9个儿童之家,加上在寄养家庭的,勃兰特名下照顾的孤儿有400个。这么快的发展速度,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儿童之家的孩子都是正在进行治疗的,需要24小时监护,所以,每个月大约要花在每个孩子身上300到400美元。在寄养家庭里,每个孩子每个月的费用是100美元,包括医疗、吃饭、服装、管理。有的家庭同时照顾四五个孩子。除了这种单纯的寄养家庭,最近勃兰特又开设了一种教育寄养家庭,就是除了生活上的照顾,还要负责孩子的教育,勃兰特会招聘有学历的教师去给孩子们上课。这样的家庭中,每个孩子每月要200美元。

这些钱都得勃兰特支付,那么,这些钱是从哪儿来的呢? 它们全部来自美国的一个基金会:China Care,关爱基金会。说起这个,就不能不提到勃兰特与这个基金会的邂逅了。

China Care:It took one child

关爱基金会的创办人叫马特?达里奥(Matt Dalio),是一个正在哈佛大学读书的美国年轻人,2000年基金会成立的时候,他才16岁。这个基金会的目的是要帮助中国孤儿获得生命中的爱,要让美国家庭有机会提供这种帮助,同时,提供帮助的人生命同样受到深刻影响,积极传递对他人的关爱,对社会的责任。 为什么一个美国年轻人会做这样的事情?马特11岁时,曾经在北京体会了一年中国男孩的生活,他住在一对中国夫妇家里,进入一个中国人的学校,学习标准中国话。不管是那个中国家庭,还是那所学校,都让马特觉得亲切,这一年,马特变得有一点儿中国化,他产生了一种对中国人的爱和感激。此后,马特开始关注中国孤儿的困境,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给了他第一笔钱。

刚开始,马特也和勃兰特一样,以为只要给孤儿院钱就好了,后来才明白不只是钱的问题,于是,他决定在中国做自己的项目,但还没想好该怎么做。这个时候,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勃兰特,正准备尝试发展家庭寄养。

勃兰特写了一份项目计划,回到美国筹款,遇到了马特,一拍即合。 马特决定,关爱基金会的资金由勃兰特来管理和运作。

关爱基金会的口号是:It took one child,意思是它救了、照顾了、或者说帮助了一个孩子。

为什么只是一个孩子?这就是他们的理念,因为孩子是一个一个救的。世界上有那么多孤儿,有那么多病残的孩子,不要因为帮不过来而感到绝望,也不要为此而无所作为,因为,你照顾了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拥有了完整的生命。

2004年7月,第一个儿童之家在太原开门,接收的孩子立刻转到北京做手术。此后,又陆续在包头、济南、东莞、北京开设了儿童之家。北京最多,有4个。

这些孩子基本上是两个姓,若姓党,那就是来自民政部门办的福利院。若姓天,就是来自教会孤儿院,姓天的孩子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没有户口。

让“孤儿院”温暖人心

与一般孤儿院不同的是,儿童之家都设在住宅小区,租民房。勃兰特的想法是,让周围居民看到这些孩子,意识到有这样一些孩子需要关爱,这是每个人的事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不只是他们外国人的事。他想潜移默化地培养人们的公民意识。 在北京顺义区玉祥花园,记者随便在小区里走着,迎面碰上一个女孩,正是儿童之家的数学老师——大一点的孩子需要接受教育。她刚大学毕业,原是普通学校的老师,因为姐姐在儿童之家工作而来到这里。勃兰特的工作给了她深深的触动:“一个外国人做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关心自己的同胞?也许我们没有他们有钱,技术高,但都不是问题,而是有没有这份心去做。”

小区居民大多知道这里有个外国人开的“孤儿院”。天气好的时候,保育员常常推着孩子出来散步,最初居民们总是好奇地询问,时间一长,都能叫出孩子的名字了。

记者问他们对一个外国人做这件事情的看法时,他们大多回答“只要不添麻烦,开就开吧”,“这些孩子多幸运,有外国人来帮他们”。也许,居民们现在还没有勃兰特所期望的意识,但变化已经在慢慢发生。儿童之家的影响越来越大,因为他们租好些房子,他们有很多孩子,他们雇了周围几十个姑娘媳妇当保育员,他们每天要在小卖部买一大堆东西。最近,已有居民对寄养家庭显示了兴趣。

儿童之家的孩子都需要特殊照顾,保育员分三班倒,早班中班7个小时,晚班10小时。勃兰特对她们要求非常高,希望她们不仅仅是来挣一份工资,而是来爱孩子。这一点,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了体会到了,她们说,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有些保育员的子女都长大了,在这里工作,重温一下抱着孩子的感觉。

并不是这里的保育员天生特别好,勃兰特告诉记者,他不知道换了多少人了,现在留下来的只占总数的五分之一,有大约五分之四的人被辞退。他不能容忍一点儿不负责任的态度。为此,最近勃兰特又碰上了麻烦:一个上夜班时睡觉而被辞退的保育员写了封举报信给劳动局,说在一个美国人那里工作的几百个职工都没有签劳动合同。

劳动局派人来调查了一番,写了一个通知,要求布兰特必须带营业执照、公章、合同等,到办公室汇报。可问题是,勃兰特一样都没有,连他自己都没有劳动合同。这个机构根本就没注册!不是不愿意,而是政策不允许涉外非营利性机构注册。勃兰特只好给有关系的朋友打电话,请他们帮忙疏通。在朋友的帮助下,勃兰特跟劳动局官员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劳动局官员从不相信变成了理解,知道勃兰特做得不容易,有很多困难。

对勃兰特来说,要做好事业,一定要跟政府官员打好交道。正巧,因为奥运会的即将到来,顺义区工商、税务等部门都开始重视英语学习,他们请勃兰特去教,布兰特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慢慢来,慢慢来

勃兰特的中文说得很好,跟他说话,不时听到这一句:慢慢来,慢慢来。 这是他遇到困难时的习惯用语,也许是性格天生,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磨难练就的耐性。 眼下,他已经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帮助孤儿,关爱基金会的事业也发展得很快,可是,仍然有很多让他头疼的事。

第一个就是注册的问题。因为没有注册,照顾那400个孩子的协议全部以勃兰特个人的名义签订;因为没有注册,钱全部汇在他个人名下。万一他有一点坏心眼,或者,像那次举报事件一样,万一他出了什么问题,整个机构的事情全部完蛋。 所以勃兰特打算到工商局注册一家公司,让基金会委托这家公司来管理孤儿。办公司就得交税,但工作本身又是非营利的,勃兰特准备挣点钱来交税,做企业管理是他的特长。他说慢慢来,情况会好的。

还有一个更大的困难是寄养家庭。把孤儿放在合适的寄养家庭是关爱基金会最主要的工作,按照勃兰特的理想,寄养家庭都应该在城市,因为城市的教育、医疗条件都好;这些家庭里的“爸爸”、“妈妈”也都是因为爱孩子、因为关心社会而接受这些孤儿,不仅仅是为了那一二百美元。但实际情况远远达不到这种理想。现在大约有一百个寄养家庭,多数在农村。城里人房子小,生活节奏快,很少愿意成为寄养家庭。

“找到城里的寄养家庭不太容易,很多家庭不感兴趣,觉得孩子是麻烦,需要做很多工作,又不赚钱,为什么接受一个别人的孩子。我的想法是,寄养发展到将来就是,人应该接受,为什么做这个,不是为了我和自己的家庭,是为了这个孩子,也是为了这个社会。我们北京的寄养还没有成功,最成功的是在包头,因为那个家庭爱孩子,钱不是最重要,所以我们给的孩子他们都喜欢,那点钱是一种感谢。”

勃兰特承认,在目前的寄养家庭中,大约只有5%是出于对孩子的爱,95%的家庭还是以赚钱为目的,但勃兰特不着急,毕竟有了5%。现在留在寄养家庭的孩子大部分是脑瘫,正常的孩子不久就被人领养了。在山西洪洞一个村有50个寄养家庭,照顾的孩子大部分是脑瘫。那些能够接受脑瘫儿童的家庭有赚钱的想法,勃兰特非常理解。

“谁也不愿意照顾一个脑瘫的孩子,我也承认很难带,也没有什么感情交流,为赚钱我也没有意见,慢慢来,慢慢来。” 勃兰特说,自己的宣传工作其实也没有做好,很多人不了解孤儿的情况和家庭寄养这个概念。据他估计,社会上可能只有10%的人会因为爱孩子而接受孤儿在家中寄养,但是这个10%已经是很大的量了。 勃兰特很有信心。

关于中国孤儿的背景资料:

2005年9月29日,《我国孤儿的现状与面临的困境》调查报告公布,这是55年来第一份由民政部牵头组织的对全国孤儿的摸底调查。调查显示,全国18周岁以下父母双亡及事实上无人抚养的未成年人共计57.3万人,其中超过三成没有得到经常性的制度救助,超过一半需要救助。而在占总数绝大多数的农村孤儿中,得到的救助比城市孤儿要少得多。

全国仅有约6.9万孤儿生活在儿童福利机构中。29.3万人得到了国家制度性救助,其中5.3万人得到城市低保救助,12.5万人得到农村五保救助,11.6万人得到农村特困户救助。除此之外,全国尚有20万,即接近总数三分之一的孤儿没有得到经常性的制度救助。在很多地方,救助的资金仅具有象征意义,最高不足当地正常儿童生活费的四分之一,最低甚至不足十分之一。如果把这部分孤儿包括在内,全国需要救助的孤儿占总数的55%,超过30万人。

在城市孤儿得到的低保救助中,其标准随当地经济水平高低而不等。大致每月100元——300元左右,而农村孤儿的救助水平还要低得多,最低的每月不足50元。

据了解,到2006年,大约有6万个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所领养,现在每年都有5000至8000名中国孤儿被美国家庭领养。

隋文帝为赈灾拒食酒肉一年

作者:越楚中人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共和国总理迅即赶赴第一线,指挥军民不惜一切代价,日夜拯救埋在废墟中的幸存者,其情其境无不让人泪流满面。国难当头,举国行动,捐钱的捐钱,献血的献血。
但令人揪心的是,我们不少都市中的人们仍沉溺于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那些无聊的娱乐八卦依然充斥于荧屏、网络。由此,笔者想起了隋文帝杨坚,为赈济灾民,杨坚曾拒绝饮食酒肉近一年。
据《隋书•高祖本纪》、《资治通鉴》记载,开皇十四年(公元594)夏,京师长安发生地震,关内各州大旱,百姓闹饥荒。杨坚派遣左右侍臣察看老百姓的疾苦,看看百姓们每天吃啥?侍臣拿回百姓充饥的豆屑杂粮给杨坚,杨坚便在朝堂中让文武百官逐一察看这些食物,自己流泪痛责对不起百姓,宣布“膳不御酒肉”,坚持拒食酒肉近一年,以示与民同甘苦、共患难。
杨坚还命令所有省府州县,一律给公廨田,以所收地租充作办公经费,各级官吏不允许经商做买卖,与老百姓争利。一直到这年秋季,关中旱情未了,杨坚便亲自带领关中受灾百姓前往洛阳地区谋生度荒。他严令负责侦察的卫士不得随便驱逐威胁百姓,让男女老少夹杂在自己的仪仗侍卫之中。遇到扶老携幼的,杨坚便牵住马避让,对他们嘘寒问暖后才离去。走到路况较差的地段,只要见到有挑担子的逃难者,就马上让自己的侍卫扶助。
《隋书》上说杨坚“每旦听朝,日昃忘倦”。一年四季坚持每天清晨听理朝政,值到太阳偏西还不知疲惫,足可见其勤于朝政至忘我的境地。杨坚关心百姓疾苦,为防备灾荒之年,于开皇五年开始诏令各郡、县都设置“义仓”。开皇十四年,齐州剌史卢贲在百姓饥荒时关闭“义仓”不让粜粮给老百姓,杨坚立即将其革职为民。
杨坚自己生活却节俭朴素,所乘车驾及日常用品,旧了坏了都随时修理再使用。平常用膳不过一个肉菜,在后宫总是穿着洗旧的衣服。有一次,杨坚闹肚子,便想自己配制止泻药,须用寻常的胡粉一两,而宫中平常不用胡粉,四处寻找,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杨坚曾想赏赐柱国刘嵩的夫人一件织成的衣服,宫中也找不出来。杨坚以身垂范,因而天下之人都以节俭为荣。隋开皇、仁寿年间,男子都穿绢布衣,不穿绫绮;衣带饰品用的不过是铜铁骨角所制,没有金玉之类的装饰。由此,国家财富日增,开创了“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的“开皇之治”。
一个封建帝王尚能如此,国人中那些面对国难当头,仍生活在歌舞升平中的人们,难道毫无一丝羞耻感吗?

老师张臂护4学生自己死了

博讯网
四川大地震,传出许多牺牲、救人的感人事迹,德阳市东汽中学遇难教师谭千秋,地震中张开双臂护住四个学生……
新华网报导,13日23时50分,救护车的鸣笛声响彻汉旺镇——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的救援人员在四川省德阳市东汽中学的坍塌教学楼里连续救出了四个学生。
一名被救女生刘红丽的舅舅对媒体说:「我侄女是高二一班的学生,要不是有他们老师在上面护著,这四个娃儿一个也活不了!」「那个老师呢?」「唉……他可是个大好人,大英雄噢!」说著,刘红丽舅舅的眼圈红了。他告诉记者,那是一位男老师,快50岁了。
13日一早,设在学校操场上的临时停尸场上,记者从工作人员手中的遗体登记册里查到了这位英雄教师的名字——谭千秋。他的遗体是13日22时12分从废墟中被扒出来的。据报导,谭千秋被发现的时候,他双臂张开著趴在课桌上,身下死死地护著四个学生,四个学生都活了!
「那四个娃儿真的都活了吗?昨天晚上就听说有个老师救四个娃儿,我哪里知道就是你……」张关蓉扑到丈夫遗体上放声恸哭。张关蓉仔细擦拭著丈夫遗体:脸上每一粒沙尘都被轻轻拭去;细细梳理蓬乱的头发,梳成他生前习惯的发型。谭老师的后脑被楼板砸得深凹下去……
当张关蓉拉起谭千秋的手臂,要给他擦去血迹时,丈夫僵硬的手指再次触痛了她脆弱的神经,张关蓉轻揉著丈夫的手臂,恸哭失声……。 就是这双曾传播无数知识的手臂,在地震发生的一瞬间从死神手中夺回了四个年轻的生命,手臂上的伤痕清晰地记录下了这一切!
2008-05-14

Sunday, May 18, 2008

黎光寿的四川抗震救灾日记

作者:黎光寿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四川抗震救灾日记
黎光寿
(作者为乌有之乡抗震救灾志愿队一队队员)

5月13日星期二阴

四川地震的消息一直都还在震撼着我的心灵,我希望直接到四川去,看一看灾害的状况。但对我来说,问题是我的杂志已经很久没有给我发工资了,出刊也不正常,去看灾区没有人跟我买单,我一切都需要自费,这对于我来说还是一笔不小的经济负担。

晚上接到范景刚打来的电话,说是要组织一个救灾队到四川,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当即就答应了,唯一的要求就是我没有路费,这是一个客观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事情,范答应了我的要求。

小范说的出发时间是14日或者15日,让我尽快做好准备,随时能够出发。我将消息告诉了杂志的总编。他一再给我说没有必要去,因为救灾是政府的事情,动员身边的朋友们去献血捐款就行了,没必要亲自跑到灾区去,弄不好去援救别人的志愿者成了需要别人援救的人,反而增加了地方的负担。

我不是太赞成总编的观点,因为从新闻的角度来说,在这样的大型灾害到来的时候,最好的新闻应当是步入第一线,了解到灾情的真实。而从救援的角度来看,一个地方遭受了这样的灾害,前往援救是一个公民或者说是一个国民的责任。所以尽管总编反对,但我还是决定前往。

回到家以后的事情就是搜集尽量多的关于四川地震的消息,将几天以来漏看的新闻一一细看,看一看是否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我看到的消息是死亡人数的进一步增多。胡总书记还说“灾情就是命令”,正好需要我们能够付出努力了。

5月14日,星期三阴

什么时候去四川?怎样去四川?一直是今天我在考虑的事情。中午十一点时,终于确定了去四川的时间,下午三点半去四川,乘坐火车,从重庆绕道。这是我们在四川汶川遭遇7.8级大地震之后我们从个人的角度所能做出的一个选择。

紧接着就是繁忙的准备工作,电脑里图片太多,所占空间太大,需要删除一些图片,最后发现其实很多图片都已经转移完毕,只需要直接删掉即可。另外需要处理的就是移动伴侣,路上如果电脑不能工作的时候,或者没有带电脑的时候,数码伴侣可以存放图片,比移动硬盘好用。不过删除数码伴侣所花费的时间将近一个小时。

两点十分才出了家门。打车到西客站。时间已经很紧,只能走南三环。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终于到达了西客站。我们是先头部队,需要去探路,以便后方的朋友们可以运送物资过来。另外我们还需要为其他的朋友开一条路。
下午三点四十,我们所乘坐的火车T9次才开出北京西站,一路上我们只知道目的地是四川,并不知道我们到四川的什么地方,我们所带的物资也不齐备,有的人因为繁忙,没有带食品,我们的队伍也没有名称。

因为宝成铁路受阻,我们的队伍绕道重庆去成都。我们的队伍一共有16个人,一起坐火车的有5个人,另外11人从北京乘坐火车到河南南街村,然后由南街村派一辆车送5000袋方便面和我们的11人15日到成都。

我们在车上讨论了我们队伍的名称,我们的队伍叫“抗震救灾志愿队”。范景刚一路上都在联系购买还没有准备好的物资,主要有雨布、雨鞋、食品、药品、帐篷、被子等,我们还特别提出需要一台20千瓦的柴油发电机,以便于我们补充电能。还要两个电水壶,以随时可以喝到开水。

我们的救灾方式主要是到成都以后,与有关政府部门联系。根据政府部门的需求确定我们的工作方案,同时展开宣传,让更多的朋友到成都来。我们的救灾小组将分为10人一组,按照部队的编制,按照班、排、连的形式来进行编组。根据情况分布到四川的各个受灾地区。

我们的讨论很热烈,直到熄灯的时候都还在讨论。大家认为这是中国青年第一次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勇挑重担的行动,是促进中华民族觉醒的一次行动,不管我们能够做什么,重要的是我们是否有这个勇气和态度。

我们的活动将分为前方和后方,前方深入救灾第一线,将努力做到我们能够做的工作,后方的人员将进一步动员我们的朋友向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募捐行动捐款捐物,拥护国家的救灾行动,促进抗震救灾的顺利进行。

2008年5月15日星期四 晴

上午我们在火车上讨论救灾时,吸引到附近一个年轻人凑过来了。听说我们是奔赴灾区参加抗震救灾的志愿者后,他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情况。他的老家就在灾区,他叫曾水林,是绵阳市的安县人,家是安县塔水镇油房村三组,家里还有三个妹妹,一个爷爷和一个奶奶。爷爷在山上寺庙记功,逃过一劫,奶奶送孩子去上学,也没有受灾。但家里房屋全倒了。

曾水林告诉我们,他们村里一共有5个人死于地震。具体是怎样死的,都还不太清楚,他非常希望赶快到家,尽快了解到灾情。他告诉我们,成都实际上受灾不是很严重,建议我们直接到绵阳地区,进入北川,那里是重灾区。
曾水林在北京从事安装工作,1987年生人。妻子在重庆合川居住,他告诉我们他的行程是,先在广安下车以后,就去合川看妻子,第二天从遂宁乘车去绵阳,然后再包车到安县。但后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说是家里没有粮食吃,小孩饿得都在哭。他当时决定从广安下车以后,直接包车去合川,与妻子会合以后购买食品连夜回家。
我们跟曾水林一起讨论救灾事情,有了这条线索,可能很快建立一条联络线,将从外界募集的物资和灾款送到急需的灾民手中。同时我们受到启发,其他后续附赴川的志愿者可以灾火车上主动联系老家就是灾区的人士。临到小曾下车时,我们给曾水林捐了300元,让他马上拿去购买一些食品带回去。曾水林告诉我们可以派一个人跟他一道去安县。我们最早也有这个想法。但经过讨论以后认为,我们此路队伍人数少,很多情况还不清楚,不宜再分,四川的中心在成都,我们需要在这里建立一个联系点,以接待全国各地的朋友。我们决定暂时不去安县,先去成都,但和曾水林保持联系。

我们在火车上讨论,在成都建立联系点以后,希望全国各地和成都的朋友们与我们一起联系,共同参与救灾活动,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主要是募集资金,在四川本地购买,然后再通过志愿者给灾区送粮食。

我们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能够给我们募集资金,我们好购买粮食,希望成都的朋友们能给我们提供交通上的方便,或者给我们做向导,把我们带进灾区。我们还计划在重庆到成都的火车上做一些工作,让更多的朋友能够给我们提供灾情信息和实际帮助。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得到成都或绵阳的朋友们能够联系我们,争取一起行动,为抗震救灾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在火车上我们还与同铺的尚先生进行了良好的交流,他非常赞成我们的行动。他在北京某公司工作,此行去重庆出差。他很想参加我们的行动,就先给我们捐助了五百元钱,待处理完事情后拟再联系我们争取参加一同行动。
下午到达了重庆,重庆的朋友们很热情。在重庆火车站迎接了我们以后,送我们到重庆北站,但重庆北站开往成都的火车不开了。重庆的朋友们把我们的火车票退了,给我们买了去成都的长途汽车票。傍晚六点,我们坐上了去往成都的汽车。

到达成都以后,我们和成都中医药大学的刘老师联系上,我们跟随他们来到成都中医药大学。他今天已经去成都团市委告知我们要去的消息,结果没有获得报名的机会,他得知的消息是有关方面希望具有专业技术的志愿者前来,普通的志愿者已经饱和。他转述了有关方面的一个意思,来成都的志愿者如果带有物资前来,那么就给开绿灯。
但具有专业技术的志愿者包含有哪些人呢?一个学生告诉我们,专业的志愿者包括专业的搜救专家,可以指导部队战士怎么搜救,另外就是专业的医疗救护人员,可以立刻救治伤员。刘老师是我们的志愿者,但他给我们提出要求,一是自己在灾区找工作,二是我们的工作是政府工作的补充和帮手,不应当给政府增加工作量。

刘老师还告诉我们,在成都的一些大医院,都已经住满了来自灾区的灾民,成都市体育中心也住满了灾民。我们觉得,对于灾民,有两项工作我们可以做,一项是调查灾民的需求,另外一项就是为灾民做一些信息沟通的工作,就是通过志愿者,登记灾民的信息,公布到网上,让灾民的亲属能够找到他们。这是一个突然的想法,觉得有很大的空间,南到雅安,北到广元青川。

我们开会时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队员认为应当去第一线调查了解一下情况,回来再作决定。很多人比较关心的就是直接到震中的映秀镇。希望到震中去了解情况。有一个同学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已经被送到成都的灾民是最幸运的灾民,政府应当会对他们有所关照,他们不会有什么困难。

我们觉得明天有几项工作要做,一是要到团市委去报到,不管团市委是欢迎我们还是拒绝我们,我们都应当去见一面,了解一下双方的需求,并且告诉他们我们的计划,争取他们的支持;二是我们利用上午的时间走访医院和体育馆,了解灾民的需求,好做倡议,我提出希望做一个问卷调查,但遭致大家的反对,认为我是实证主义;三是下午进入都江堰灾区了解情况,接触灾民,了解灾民的需求。

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就是告诉我们的朋友尽快尽量多地募集资金物资,我们再根据调查了解到的需求购买物资分发。从今天在火车上了解到的情况来看,灾区主要缺乏药品和食品。但我们不是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没办法决定药品的种类和数量,直接购买食品是一件很有必要的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们将在未来几天的调查了解中获得。
我们还确定了一个灵活的工作原则,就是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进一步调整我们的计划,让我们的计划更加符合灾区的需求。有一位北京的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看到乌有之乡网站上有一个成都志愿者饱和的信息,询问我关于灾区志愿者需求的情况,他希望能够到成都来,他说:“我们的志愿者也很棒”。我让他先跟乌有之乡的李哲联系,由李哲统一安排,他似乎不太乐意。

我们的工作站就设在成都医科大学校园里,第一天休息就在学校的操场上,自己搭帐蓬,节约费用,大家也方便讨论一下我们将来的工作。今后一段时间的工作和生活都将在这里进行。

四川抗灾日记(二):我们找到了志愿者

5月15日星期五晴

今天凌晨在新浪博客上看到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号召青年参加四川的抗灾活动,我给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的王先生发了一个短信,告诉他成都还需要志愿者。我发短信的时间,是凌晨4点左右,王先生居然也回了短信。
今天一大早我们就去了成都市团市委,希望报名担任政府的抗灾志愿者。我们的思路是,希望将我们的志愿活动纳入政府的轨道,爱国也要在政府的框架内来进行。但是成都团市委门前的志愿者太多,人挨人人挤人,成都团市委已经将志愿者的登记点放到了团市委门前的大街上,一东一西两个点。一个点接收的是个人报名,另一个点接收的是团体的报名。

我们上前去看了招收志愿者的条件,主要招收具有专业技术能力的志愿者,其中招收退伍老兵、医疗卫生和陪伴的志愿者。而具体的方法就是登记了以后等待团市委的电话。我们到团体登记处登记了团队志愿者,就离开了登记场地。

在成都市团市委门口,有一队穿着红色服装的志愿者站得整整齐齐堵住了大门口。意思就是不让外人进去,以免干扰工作。我去登记志愿者的时候特别提出,能不能吸收我做站岗首大门的志愿者,结果登记人员只是轻轻地笑了笑,并没有理会我。

我们5个人准备分成两队,一队去都江堰,另一队去医院看望灾民。我和学全的任务是去都江堰,看一看这个地方的受灾情况。我们去都江堰的想法是碰到一个在公益界非常著名的周忠民老师而产生的,周一直给许多组织做志愿者,查访了许多贫困学生的资料,监督了许多学校的修建,这次地震周老师又走上了寻访灾民的道路。我给周老师打电话,他告诉我他的计划是走访汶川的灾民,无论如何要走到映秀镇,然后在看情况是否进入汶川。
我原计划搭乘周老师的车,和范景刚分开以后,我给周忠民老师打电话,周老师说他的车已经无法坐人了。我们便在成都团市委门前游荡,发现有一队大学生,他们似乎来自很多学校,我们走上前询问,他们告知来自成都市的几家高校,本次是临时组团,昨天已经去机场搬运了一天的东西,今天他们的任务是到茂县,那里只有几个被空投下去的解放军战士,已经好几天了,肚子都已经饿得不行了。但是离开公路以后要步行70公里,这对于平时缺少锻炼的大学生来说却非易事。

有个小伙子跟随大学生,一直在一旁悄悄地蹲着,看样子很疲惫。一个大学生向我们介绍,那位小伙子已经去过了一个政府没有去过的村庄,看到了许多没有看过的情况。

我们去跟小伙子谈,他叫刘磊。曾经参加过前一天的去绵竹汉旺的行动。那里还没有解放军,也还没有任何的救援人员,许多群众已经没有粮食和水了。他们去给群众分发了水和粮食,希望我们能够参与这样的行动。
我们对参与这样的活动非常感兴趣。我们希望看到具体的情况,看一看在边远地区受灾的情况怎样。我们谈论以后大家都觉得很好。决定合作做一点事情。我们在现场招募志愿者,一下子就来了几十个。

我们到了我们的联系点的校园内,我们寻找了一些骨干,在一起开会,而刘老师购买了馒头给另外的人吃。我们开会分了9个组,分配了各自的任务,结果我们回到最初的集中点的时候,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了。

我分配到的任务是负责宣传组,宣传组主要的工作是搜集信息。我和彭玉霞一起到省医院去看望灾民。
我看望了四个灾民,我对它们进行了访谈。

黄静,19岁,都江堰白沙人,在都江堰舍羊打工,做美容。美容店里一共有10多人,地震发生的时候,员工全部都跑出来了,黄静跑得慢,头上被砸伤了。母亲叫武兴华,来医院陪同,家里的房子已经烂了,墙都裂了,瓦片都已经落下来了。

现在生活不困难,家里的菜籽还没有收,田也还没有坏,主要就是房子。是修建紫平铺水电站的时候,从山上搬下来的。

武兴华有个弟弟武兴友,岳父母在映秀镇草坡居住,到现在一直还没有联系上。岳父一共是三兄弟,分别是张云高、张云祥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有一个被打死。他让我们帮助寻找映秀高中的张桑、杨乐康,两人当时在映秀高中读书,到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邹宣鲜,21岁,新疆人,在江油工业学校上学,还有2年才毕业,当时在一个水泥厂实习。地震发生的时候正在宿舍睡觉,马上叫上铺的人,她下来了以后又拐进去,躲到门背后。小邹在过道里跑,下楼梯的时候楼梯的墙壁倒了,就没有办法下楼梯,过了一会儿就被压下来了。身上被压了一块石头,醒来的时候右脚没感觉了,脚趾头骨折了,就在实习处的医院住院,叫武都医院。全班死了三个同学,伤了5个同学,现在衣服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缺。

沈桂华:女,74岁,都江堰中兴镇人,住在紫平铺上边,农民,地震以后,房子垮了很多,家里人都出来了,我看到房子一摇就往外跑,但年纪大了跑得慢,左手左脚都断了,在采访的时候左脚正在流血。

宋建阳:都江堰向我中学数学老师,发生地震的时候正在上课,进行半期考试的考题讲评,给学生更正错误。房子从摇到垮只经历了大约3秒钟的时间,我觉得不对,就喊学生快跑,一些动作快的已经跑了几步了,全班49个同学全部被压在学校里边。我被救出来时,才知道死了104人,救出68人。现在最重要的是灾后重建,所有人要住宿、吃饭,已经有80%垮塌,很多人看到我还活着,哭得很伤心。有一个孩子,没有受伤,妻子也没有受伤。

彭玉霞采访了四个病人,以下是她的访谈:

绵竹遵道
吴天禄夫妇,60岁左右,昨晚7点被送到省医院。
现在最需要的是联系到自己的亲人,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大儿子罗新民,小儿子在江苏打工,女儿罗新蓉。
在他们家乡,房屋98%都已坍塌,会有定点定时发放物资,但几乎没有救援部队。

某女士,重伤,40岁左右,12日地震当天被送往省医院接受治疗。家住都江堰中医院附近,顶楼。

灾难发生后仅仅十几秒时间房屋严重跨塌。当时儿子在楼下网吧上网,意识到地震后从二楼跳出,发现自家房屋正在跨塌,第一时间冲到楼上,寻找母亲。当时母亲摔倒在一地板上,四肢被压住不能动弹,但是还可以呼救。儿子寻着母亲的呼救声确定了方向,有两名路人自愿帮忙救助,、一起救出了被困母亲,事后两名好心人不留姓名默默离开。这位女士在路旁安全处躺了7,8小时,医护人员及时赶来救援。直到16号,女士满是沙子的眼睛才可以睁开。
这位女士的儿子在当时还帮助一个小女孩救出一位受困的老伯。
女士再三重复自己对今后的期望。希望政府帮助他们重建家园,希望今后的住房一定要提高防震技术,希望政府对住房相关政策的立法,司法,监管方面加强力度。

王军,卧龙人士,30多岁,联系电话028××××××××(家),028××××××××(单位)。地震发生时正在建筑工地施工,意识到地震发生了,跳入河中,从河中逃往安全地带。据他说,当时石块大块大块的滚落下来,道路都被堵死了。因为逃跑及时,只受了些轻伤,医护人员赶来后即被送往省医院接受治疗。现在最希望的是与父母取得联系,父亲姓名王文征。受灾地区紧需水,食物,医护人员。

老太太,60岁左右,都江堰人士。当时她在市场买菜,围墙倒塌砸伤了腿部。在灾难中已经失去了小儿子和一个孙子。小儿子在上班,地震发生后周围五,六幢房屋顷刻倒塌,儿子就在中央。老婆婆哽咽得说不出话来。采访没有再继续下去。

晚上,我们决定我们的队伍往绵竹方向出发,出发的时间是16日临晨一点,我们希望将路上的时间放在晚上,白天好做信息收集和发放物资的工作。

黎光寿四川抗灾日记三,我们在夜色里向灾区出发
作者:黎光寿
5月17日 星期六 阴 成都 凌晨

在昨天确定了我们的工作目标和工作团队并作了相应准备以后,今天的工作就是去灾区看灾民。
我们出发的时间初步确定在零点整。出发的目标确定在德阳市绵竹县汉旺镇。这个决定的依据是5月16日和刘磊的谈话。当时刘磊告诉我们,他在5月14日到达汉旺镇以后,发现了许多村庄人民解放军兼顾不过来,政府的救援队也兼顾不过来,他去看望灾民的时候,发现很多灾民没有饭吃,我们因此决定跟他们合作,从而产生了今天活动。
刘磊还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很黑很瘦小,也很精干,说话办事作风迅速,不拖泥带水。这个人叫谢将,据说是个特种兵,原来在武警部队,本次地震灾害发生以后,他积极地参与了救灾的工作。他曾经跟随其他人到了绵竹等地,看到当地灾民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心里特别着急,就到处找人一起送物资到灾区去,目标就是到政府没有去过的地方去,因为那些地方更需要我们的救助。

这是我们的工作方法之一,因为我们刚刚到成都,在跟官方联系之后等待官方通知没有结果的情况下,直接到灾区给灾民送食物和水是我们参加抗灾工作的第一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摸清灾区的情况,然后再进一步做出决定,好指导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我们的队伍一共有42个人,11辆车。除了我们在街上招募到的志愿者以外,其他人都是成都市的有车族,他们出人出车出油,我们就出物资,一起去送给灾民。我们的队伍最开始计划有十几个特种兵,但因为时间问题难以协调,特种兵没有跟我们一起行动,我们就是一批民间的志愿者。我们还有几个医生,在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可以给灾民治病,同时也可以给我们自己的队伍提供后勤保障。

今天的活动目的地经过了多次调整。最开始我们和刘磊、谢将商量的解结果就是到绵竹去,具体的地点就是在绵竹县汉望镇找一些还没有受到政府关注的村庄,把粮食发给当地的老百姓,让当地百姓能够有粮食吃,能够度过最艰难的时期。后来接待我们的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广元市的平武县,说是那边受灾十分严重,有个在成都的当地人愿意带队前往,在当地也有人可以接待。

两个方案的异同之处在于,两个点我们都不熟悉,合作对象都是初次合作,目的地也都只有一个大的方向,不具有可操作性。两个点相比,绵竹县比较近,从地图上看,虽然有山区地形,但基本上还比较低。而平武县要去的地方距离干线公路还比较远,虽然也有一条县级公路通往当地,但公路是否通畅就是一个还没有消息的事情。并且从干线公路到目标点大约有32公里以上的距离,对我们来说真的不具备可操作性,风险也很大。经过权衡以后,我们选择了去绵竹。

我们的出发时间的确定也是根据刘磊和谢将的介绍确定的,他们说白天去灾区,路上交通十分拥堵,去一趟要花上半天的时间,最后留给大家工作的时间很短,建议是晚上去,到了当地还没有天亮的话,我们就可以在原地休息,等天亮了以后再行动。

临出发前,我们点名,结果队伍集合速度比较慢,有一个男孩抓住一个女孩的手,不让她到现场去,说是刚刚从灾区回来,路上很容易碰到泥石流,不愿意让女孩去。女孩也来说我们团队负责人的工作,希望大家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不要去,或者等待天亮以后再去。但是司机们不愿意,他们认为,既然已经确定了的事情不能随意改变,带队的王师傅表示,他在前一天才去了我们的目的地,不会有安全危险。

团队负责人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不知道究竟是怎样作决定。王先生问:“你们去过灾区没有?”团队负责人说还没有,王先生又问他:“既然没有去过怎么知道那边的情况呢?具体事情你要去到以后才知道。”团队负责人终于不再言声。

我们出发的时候是凌晨1点10分左右,成都大街上白天车水马龙景象在这时都已经进入寂静状态,我们的车队可以算是这个夜间的独特的亮点之一,一共11辆车,浩浩荡荡地往前走,出了成都市区,乘着沉沉的夜色,奔向我们的目的地——绵竹汉旺。

绵竹县是本次地震受灾非常严重的地区之一,德阳市发生的许多伤亡事件,许多都发生在这里。但具体是什么情况,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只有靠到实地去调查了解,再作决定。

在出发三个半小时以后,我们到达绵竹县汉旺镇,这里的夜一片漆黑,没有灯光,公路两侧只有青蛙的叫声,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空气中有一股酸腐味,我怀疑是否就是地震后尸体的酸腐味,而我们的医生,则早已把口罩给戴上,更加速了我头脑的运转。

我们在一片开阔地上停下了车,1号车司机让我和谢将等人分别一个车一个车地通知,所有人原地吃东西休息,待天亮以后再出发前往受灾严重的村庄,了解信息和分发物资。

黎光寿四川抗震救灾日记四:一个92岁的受伤居士无人治
作者:黎光寿 2008年5月17日上午星期六阴

在大家睡觉的时候,我一直睡不着,我不知道天亮以后能够看到什么东西。因为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见到地震造成的灾害是什么样子,而从我们刚刚到达休息地所闻到的气味来想,会不会是满目凄悲,一点感觉也没有,一点概念都不敢思考。

天快亮的时候,我发现休息地旁边有几个高大的黑飕飕的影子,似乎就是一座城堡,也像一座小小的山。后来,有一盏灯亮了起来,我才知道那是帐篷。

早上五点半,大地上也开始听到了公鸡的叫声,天色渐渐明亮,周围的景物逐渐明朗。我们休息的地方是一个大型的环岛,右边的空地上有两个帐篷,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吃奶的孩子走出帐篷,和我们车队的志愿者进行攀谈。在我们休息的左边,是一条很宽的公路,越过公路,有一排房子,走到那排房子的背后,发现有一面都已经被震掉了。在我们的正前方,大约200米开外,就是一排排的军车。

我们跟抱孩子的妇女进行攀谈,这位妇女说,目前的救灾活动主要集中在清平乡一带,而此前谢将和刘磊所言的九龙已经有部队进入,伤员都已经被接走了。我们到公路旁边的隔离带里找到了一位老人,询问他关于九龙的情况,他听不见,向我们介绍了他在另外一顶帐篷里的儿媳。

我们找到老人的儿媳,她告诉我们,昨天已经有一些志愿者送了粮食去了九龙片区的农村,现在开始有了一些粮食,但是否缺乏粮食我们并不清楚。我们决定继续朝九龙方向出发。

大约六点钟左右,我们的车队向九龙片区出发。沿途都是被震坏的房屋,所见到的老房子都已经被震成了废墟,新建的房屋也没有幸免于难,所见到的新房屋也稍有完整,我们走了大约30多公里的路程,只看到3栋墙面上比较完整。许多人在路边随便用雨布搭了帐篷避雨。

我们停留的第一个地点是绵竹县金花镇玄郎村的居住点,该居住点有1100多人。据该居住点村民介绍,发生地震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平时我们都说地震之前鸡鸭牛羊会有异样反应,可是这次一点都没有看到任何反应”,“地震发生那天,幸亏我们都上坡去了,要是发生在晚上,可能现在连人都没有了”。

这个村据说是一个非常美丽的村,在地震发生前,德阳市曾经投入了1000万元改造了村庄,装备将这个村作为重点旅游村开发,而原计划竣工验收的日期正好是地震发生之后的5月15日,地震的到来让这个村的美丽梦想化为了泡影。

地震发生当天,该村两村委都要求全体村民搬迁出原来的地方,到现在的居住点居住。村民就用雨布搭建了简易的帐篷遮风避雨。14日,民政局才送来了救灾帐篷,全体迁移出来的村民才有了比较好的临时居住条件。目前,该村1000多人居住在62个帐篷里,每个帐篷住16个人。

一个年老的村民比较担忧目前的居住条件,认为目前帐篷里居住的人太多,容易引发疾病。而我们的医疗队的医生也证实了老人的观点。我们的医生对该村村民的治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一共为30多名村民进行了诊疗,发现这些病人不同程度地有腹泻、咳嗽、头晕等症状,咳嗽有痰,痰里有颜色。医生认为,如果没有正规医疗队的进驻,以及没有居住环境的改善,不能保证不发生大的疫情。
该村目前的吃饭问题是用集体做饭来解决,一共有三个集中做饭点。我到其中一个做饭点参观,一名妇女拿着一个长柄铁勺,给排着长队的村民舀稀饭。有村民表示,目前成都的一家酒店和村里有联系,派了一名志愿者给该村做一个月的饭,做饭所需的大米、蔬菜和水、燃料均由那家公司提供。

该村的饮用水主要是矿泉水,原因是居住点附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水源。洗脸和洗脚用的水到附近的一个取水点去舀,但该取水点不适合饮用。

村民还拿512地震和1976年发生在该村的一个地震相比,“1976年地震发生之前,政府都作了预报,并且搭建了帐篷我们都住了进去,可这一次一点征兆都没有。”村文书卿达富说,现在主要缺乏药品、口罩防疫病,“过去的规律是地震后有瘟疫,现在必须要防止”。

村民们非常关心的是另外一个地方的灾情,那就是在清平乡伐木场挖矿的工人。该村一名在该矿的人介绍,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井下,地震来临的时候只是摇了摇,他还没有什么事。后来他出来以后,发现地面上的许多房屋都塌了,有些工人也死了。现在村民非常担心该矿的安全,“那里有1000多人,地震到现在已经有6天了,内外交通还是没有打通,我们担心他们没有饭吃”。

离开了这个村以后,我们到了九龙镇。九龙中心小学的悲剧也是附近村民们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据说这个学校有200多个学生,有14个老师,地震发生的时候,只有1个体育老师和一个正在上体育课的班没有受损。另外有4名老师逃脱,被埋的学生抢救出来20多个,其他的全部遇难。另外一个说法是这个村死了13个老师和160多个学生。而九龙镇的官员死了5个。这些消息都没有经过当地权威部门的核实。

在九龙镇不远处,有一个宝净庵,是一座四进四出的庵,有3个居士,在这次地震中,一个居士被压死,另有一个92岁的老居士释仁妙,是该处住持,在本次地震中被埋在废墟下,经过了另外一个住持释圣和4个小时的努力,才挖出地面来。

我们的队伍经过该处时,突然发现了坐在椅子上的老人,我们的医生下来给老人进行了检查,发现老人左小腿前部有一处明显的外伤。经询问得知,老人左小腿、腰和头部受了严重的内伤。我们的医生进行检查以后认为,老人需要到大医院治疗才能康复,否则会有生命危险,我们的车队决定,将老人接回成都治疗。

在宝净庵所在地的村庄,有一个60岁的妇女看到外人就在流眼泪,她叫尚志秀,丈夫原来在宝净庵里帮忙记功,在这次地震中被砸死,“挖了4天才挖出来,都已经臭了”。老人有三个儿子,其中有2个在北京挖煤,一个在成都打短工。地震发生以后都没有回家来。她说她已经不想活了,三天都不想吃饭也没吃饭,现在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

我们在寻访的时候发现,在公路边的村庄,都已经有政府和其他组织送来的粮食、食品、水和其他物资。连续走了好几个村都是这样。这使得我们的队伍在10点钟的时候发生了一次争吵。这次争吵的原因是一个村的干部半路截住了我们,他们说他们的村庄在远离公路的地方,政府发放了一些粮食,但平均下来每人只有三斤米,而当时我们的计划是继续寻找困难的村子,对找上门来的村干部也没有完全报以信任。结果有的车队成员认为我们走了一大早上,所走的村庄都已经被政府和其他组织关注过,而我们的物资还没有发出去,现在有人找上门来说了自己的情况,我们却还要继续寻找。

未等我们辩解和反应,11辆车中的8辆已经掉头跟随村干部拐进了一条小路。随后,我们也将剩下的物资集中到一辆面包车上,拐进了那条小路。小路山有五六个村庄,全都被震成了废墟。我们看到,有一个村的村委会帐篷里,还有一堆的牛奶。而在另一个村的村口,则放着我们先前的车队发放的物资。

尽管前边有8辆车,但大部分的物资在我所在的面包车上。我们在公路上到处寻找,看到小路就拐进去。我们到一条小溪边上,汽车实在不能开了,在公路尽头的两边,分别有两个很小的寨子,人数加起来大概有不到20家左右。
我们开始分发物资,分发的原则是老人、妇女、残疾人、孩子优先,即多给一部分食品和物资。药品也按照需要分发。许多人说,我们是第一批到他们村里的人。

黎光寿四川抗灾日记五:在成都经历了一次余震
作者:黎光寿
2008年5月18日 凌晨 星期日 雷阵雨

自从5月15日夜晚到达成都以来,余震每天几乎都在发生,只是我没有感受到。
最早感受到余震影响的是5月16日下午两点多钟,当时我接到一个朋友的短信,说是有4个新闻记者在震中地区的余震中以身殉职。我想到了我四个在灾区采访的朋友,他们在中央级媒体工作,四川大地震后,他们先后都来到震中采访。我给他们分别都打了电话,均显示无法接通,又一次感觉生离死别距离自己那么近。不过后来给他们的电话都打通了,新闻上也没有报道有记者死伤,我一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但由余震造成的死亡每天都在发生,有的是解放军战士,有的是当地人,形形色色的人,只要深处震中地区的人,只要遭遇余震,都有可能成为不归客。因此,到成都以来,三天的时间,都没有享受过床的稳定和被子的温暖,两天睡到室外,一天睡到车里。

昨天晚上我们搬了家,住到一个朋友家里,在我们进门的时候,朋友总是要求我们把大门打开,好迅速逃生。我们这个时候才感觉到余震对成都人的心理影响达到了什么样的惊慌程度。

昨天晚上11点钟左右,我和我的伙伴们照例准备到一个街心花园搭帐篷。我们看到时间还早,就准备先开会讨论我们的工作。一点钟左右,我们讨论正酣,突然感觉周围有玻璃等物品落地的声音,随后就是人们的喊叫,再后来就看到人们从大楼内迅速跑到了大街上。

一定是余震来了。我们在街心花园里还是没有任何的感应,我们准备继续我们的会议。可是天却变了,一时间狂风大作,吹得我们所在的街心花园的小树几乎要折腰,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电闪雷鸣和瓢泼大雨。

我们迅速跑到一座高架桥下躲避,高架桥下已经站了很多人,有两家人还直接在地面上铺上了被子睡觉,我看着孩子的身形,感到一阵子的悲哀,感到人类在自然界面前的渺小。

我们把自己的被子也铺在地上睡觉,不过害怕的是如果再来地震,高架桥掉下来怎么办?有人自我安慰地说,高架桥应当有抗震的要求,能够抵抗一般的小地震。但又有人提出,万一是施工单位搞的豆腐渣工程怎么办?回答是听天由命。

我从来没有度过这么一个听天由命的夜晚,两只眼睛紧盯着高架桥上的大梁,心想应当把头放到大梁掉下来砸不到的地方,以避免大梁掉下来把自己的头砸个粉碎,但想终归是想,也没有具体的行动,唯一的感觉就是听天由命。
今天上午,来自北京和山西的5名志愿者又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能够从事组织工作的队伍增大到11人,我们的力量进一步增强。我们还听说,来自上海的一位热心志愿者不仅人过来,而且还捐了3万多元,我们让重庆的朋友拿那些钱购买足够的物资,晚上的时候再送到成都来。

我们开会,建立了本次救灾的领导小组。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是一处在成都市内的办公地点,这个办公地点能够存放我们购买的送往灾区的物资,能够在没有地震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地方,能够让我们上网,及时搜集和处理有关地震灾害的问题。如果有朋友愿意,请给我发短信联系。

晚上,我们继续准备下一个点的物资发放和调查活动,这个点距离成都大约有200公里左右,受灾情况特别严重,新闻媒体关注很少。前几天我们在火车上所听到的孩子们没有粮食吃的声音再次想起,眼睛里浮现的是孩子们没有粮食而身体无力的镜头。

如果今天晚上能够成行,明天将进一步向朋友们讲述。敬请您进一步从本博或者乌有之乡网站关注。

左派尽职救人右派尽职骂人

作者:王希哲
川北大灾难。中国的左派在尽职救人。这“救人”是广义的,有加入解放军救援
大军在第一线拼死拼活救的,有在全国全世界各地发动和带头捐款捐血,奔走呼
号,凭借网络现代手段鼓舞救灾的全民士气,来“救”的,形成了在爱国爱民旗
帜下的新兴的广泛的左翼民间组织民间社会总动员,它的意义,很多人看到了,
甚至西方社会不少敏感的人看到了。不多说。

右派呢?右派也很尽职。右派的职责就是骂。他们站在灾难的旁边拼命地骂,恶
毒地骂,挑拨矛盾,制作谣言,转播谣言不遗余力地骂。他们在海外骂,不少还
化了马甲潜入国内网站去骂,然后转贴出来,说“你看,国内网友比我们骂得凶
呢!”但他们忘了,这恰恰可以表明了中共治下国内舆论的开放已经达到的程度,
当局甚至已经能够容忍网上的这样稳定群居的敌对势力的长期存在和对他们的挑
战进攻了。

极右派们幸灾乐祸恨不得天塌下来,根本不希望救人。反共才是一切。而大力救
人在国内国际的形象改良可能对共产党统治合法性有利。他们必须破坏。他们为
自己的破坏救灾制造合法性,就是传说所谓“天谴”:川北地震让中国人成千成
万人死了,是因“人神共怒”的“天谴”。中国人该死,“死得还太少”(右派
原话),为什么该死?因为天要灭中共,可恨中国的老百姓却没有响应“天”的
号召起来灭中共,甘当“顺民”,就该遭“天谴”了,就该统统去死了。

也有右派感到此说露骨,出来辩解说,他们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反对救人。
不是幸灾乐祸?不是反对救人?既然中国人去死是“天谴”,是“天”意所在,
此灾何其有幸!此祸你如何不乐?你还救什么?去救,就是违背“天”意,就是
逆“天”!就是你们天天骂的1958年口号“人定胜天”,本身就该死了。
可喜还有一种右派,开明型的右派。他们不像极右派那样由于对中共的仇恨而对
中国人民也心怀刻毒怨恨。他们希望中国国内外的右派能成为建设性的反对派。
建设性的反对派可以坚决批判中共的制度和政策,要求改革,但在中国人民的大
灾难面前,要对人民有最深的爱心,可以暂时搁置政治意见的争执,一致努力救
灾。现在就要全力鼓励、支持和鞭策中共政府及解放军救灾的一切积极有效行动,
政府行动不当不力当然可以批评,但不要去攻击、造谣、反对,更不可对人民的
痛苦幸灾乐祸,视为“天”对中国人民的惩罚,要中国人“死得越多越好”。
这一派,现在有刘晓波、刘路、张成觉等代表。于是,他们立即在极右派的攻击
下,成了“投共”分子和“拥共”分子。

但我是赞赏和支持刘晓波们在这件大是大非立场上表述的意见的。
右翼民运现在必须分化也一定要分化。一定要有真正站在中国人民中间与他们良
性互动的建设性反对派出来。刘晓波们的意见显示了这种分化已经在发生。国内
民间社会组织力量以川北救灾为标志正在大规模崛起,空间正在扩大,地位正在
提高。贝苏尼说对了,“什么是革命?这才是真正革命性的变化。中国的NGO成
长壮大,形成与政府的互动关系,是民主转型的开始。 ” NGO们未必都是左翼
力量。他们今天积极参与救灾相对破坏性的极右派他们是左翼,明天他们很可能
还是体制内批判共产党制度的右翼。但反华反中国人民的极右派不可能领导他们,
他们也不可能接受极右派,只有右翼建设性的反对派才可能结合他们,影响他们。
让极右派们去继续尽职扮演他们不但对中共,也对中国对中国人民仇恨型的、敌
对型的、破坏型的角色去好了,中国是需要他们的角色的,他们毫无理性,肆无
忌惮的攻击,对弊病万端的中共官僚政府总还有刺痛警醒的作用,光有温和的反
对派还真不行。但他们与全中国如此大多数人民一次又一次地为敌,格格不入,
注定了他们在中国的未来不会有任何的地位和前途,真心为国为民的建设性反对
派现在不与他们明白划清是非界线,就实际要为他们背书,最后只能为他们政治
殉葬。这些极右派虽然已经形成网上势力,但除了一两个头面人物,大多不过是
匿名鬼影,他们极端得很,又精明得很,他们垄断了“民运”,却又无需对自己
言论负责任。建设性反对派公开人物不与他们划清界线,便要向他们的言行负上
责任而为之陪葬,何必?他们是什么人?太不值得!
2008年5月16日
xz7793@yahoo.com
(本文发表于首页时事•历史•军事, 已被阅读53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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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尽职救人,右派尽职骂人》共13件评论
1. 匿名游客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1:47 am
人大要做的是废除物权法重回公有制,其余的交给专业人士处理好了,地震引发的房产纠纷将导致新的动乱,这可不是好玩的,重庆是首倡土地私有的钉子户成都受其连累而已,废墟上重回公有制是天意,这是这样大规模灾难后的唯一出路,更大的自然灾害和经济金融危机还在后头,人口红利窗口也马上就要关闭了,还有更为严重的将成为各类骚乱之源的性别比问题
==
嗯,多难兴邦,殷忧启圣,FF最圣明乐,无论身处天涯还是命在旦夕不管火把兜圈子或不兜圈子都能与朝廷保持一致想朝廷之所想急朝廷之所急魂梦系之即使“属纩在即,瞻望无时,长辞圣明”也要“无任依恋之至”(李中堂遗疏)
至于民运么主要是四川人太多,象本网的陈破空高寒王希哲以及郑义胡平伍凡封从德等等缠斗不休的难胞都是四川人,要他们合在一起搞个募捐同乡会恐怕都困难,民初四川各路军阀自相残杀无止无休直到鬼子进村,而且四川离西藏太近。不过习惯了就好乐,理解万岁不是
2. 1qaz :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1:57 am
王希者是那一派?
3. 本欲观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1:57 am
算了吧,,,
4. A Chinese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2:03 pm
这标题大有问题!!!
说的好:政府不是用来感谢的,而是用来要求的!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Mainland/2008_5_17_11_37_23_372.html
农妇当面直接向胡总讨水
论坛/昨天胡总例行向灾民讲话,周围官员们演技很好,然而在讲话结束时,一个女性声音低低而又清晰地说道:“给我们弄点水来”,从来在灾难中,受援者只有感谢的义务,而没有质疑要求的权利,至少在公开层面,对于民众而言,这几个字无异于另一个地震。政府不是用来感谢的,而是用来要求的,因此,有网民公开在网上将之称为"灾难中最伟大的声音"!
5. yizhefriend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2:20 pm
俺不明白这些人骂GCD的目的是什么。给俺的感觉是他们除了骂GCD,就不会做别的什么事了,是专业的骂GCD人士,是吧。那俺就理解他们,也就再不会看他们的文章,因为俺关心的是民族,是国家,是制度,与具体的个人,例如GCD,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当然有间接关系。如果他们只会骂GCD,而无立国,利民,的理念,那就没有共同语言了。
6. letitbe :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2:23 pm
好人就是左派坏人就是右派,当权派就是左派下台的贪官就是右派
7. 淡妆 :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2:26 pm
分析得有道理
8. dalai: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2:27 pm
有希望和意义的民运应该是”真正站在中国人民中间与他们良性互动的建设性反对派。”
9. 天香 :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2:31 pm
中国不怕骂,越骂越强大!
10. 无毛挡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2:58 pm
王希哲可以回国救人吗?  如果不能,就别宣称左派右派的。
只有逍遥派和当权派,呐喊派和虎威派 
要我看王希哲这一派,属于民族暴力呼应派。没呼应来政府的暴力,呼应来对民族的暴力
11. 匿名游客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2:58 pm
老王出来晚了点儿,现在正需要你这个领军人物的声音。不然有点儿良心的都在忙着
救灾捐款,右派们趁机挑拨离间,兴风作浪,幸灾乐祸,以为他们可以得逞了。总
有一点不明白,怎么没有一个右派敢向你公开挑战?
12. 刘茗: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1:10 pm
我知道只有老王敢不断向右派点名公开挑战,却始终没有一个敢出面应战的
13. 匿名游客的评论
May 17th, 2008 at 2:15 pm
典型的傻比,就怕有人质疑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没有什么奇怪的

从汶川地震看中国军队的长处何在?

作者:工农老哥
  据说,这次的救援部队经过60多个小时才调集完毕,三十多个小时才有30几个人到达汶川。理由是道路被破坏,部队进去不了;天公又不作美,下雨,空降难度太大……对所有这些借口,真是不敢苟同。
  据说,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发生的唐山大地震,5点钟北京军区就出动了两批直升机反复侦察,7点钟就拟定出救援方案,7.30分,接到命令的十万部队跑步从四面八方奔赴唐山,11点就有一个装甲师进入震中地区实施救援,23点,十万解放军全部在命令规定的时间内陆续进入唐山指定位置,立即进行紧急救援。当天,在唐山废墟上,在没有雷达、没有指挥塔的情况下,在美国、日本认为不可能起飞和降落的情况下,平均三分钟起降一架次飞机,全天最多起降过360多架次飞机,由直升机、飞机运送出去得到及时抢救的伤员达五万多人,令世界各国空军目瞪口呆。
  据说,中国解放军就是两条腿厉害,可以跑得过国民党的汽车轮子。1949年天津国民党守军司令陈长捷认为,共军离天津还远,没料到第二天早上醒来,天津就已被解放军包围得铁桶似的;原以为最少可以守三个月的天津,不到36个小时就解放了。
  据说,长征时期的林彪就更厉害。毛泽东给他下达命令:一军团必须在24个小时内赶到240里外的泸定桥投入战斗。那也是在四川境内,沿途都要翻山越岭,地面有敌人阻击,天上还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但林彪的一军团硬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并拿下了泸定桥。
  据说,上甘岭战役,美军每秒钟投下6枚炸弹,一天投下三十多万枚炸弹,上甘岭平均标高被削低2米,美军认为上面不可能还有活人。可是,美军一冲上去,又被我志愿军打退。
  据说,在战争中强调困难和客观原因——毛泽东时代的部队,没有任何人有这种才干……
  于是本杞国人以为,每个国家的军队有每个国家军队的长处。发达国家军队的长处就是军人个人文化高,部队机械化程度高;中国军队的长处则是陆军干部战士能够吃苦耐劳,有两条令人胆寒的飞毛腿。在山地丘陵作战,美国人根本不是对手。中国是一个多山地、丘陵的国家,要能在本土狠很打击敢于来犯之敌,中国军队的长处不能丢。汶川地震说明,中国军队学习外国,叫嚷什么信息战、电子战……结果外国先进的东西没有学到手,把自己的长处学丢了。这是典型的邯郸学步。本来象汶川地震这种情况,正需要发挥中国陆军的长处,靠两条飞毛腿翻山越岭赶赴灾区实行救援,一面抢修临时机场,用随身携带的电台与航空部队联系配合,进行营救,效果比现在不知要好多少倍,要使多少伤者、遇难后的饥饿者免于死亡。

Saturday, May 10, 2008

一把火燒去了人間正氣

作者:王羽侯
悼念柏楊先生 (1920-2008)

枯筆孤軍抗頑強 言行一致大文章 帝王蒼生何差異 唯智仁領導航

著名作家柏楊先生在台北病逝了。遺體將會火化,骨灰將會灑在綠島的四週。我的第一個反應,就是一把火燒去了人間正氣!

柏楊先生在封筆的時候說:「不為帝王唱讚歌,只為蒼生說人話」。一句簡簡單單的言辭,是何等的胸懷壯闊,豪情萬丈!這是一句每個人都應該做到的事,但是千萬人中,卻只有柏楊先生,仗着一支禿筆,誠心誠意,終生與頑强對抗,孤軍作戰,衝鋒陷陣,貫徹始終。這一句簡單的言辭,洋溢着他的真誠,放射着他的正義,隱藏着他對人生的盼望。這是一個必須具有傲骨正氣,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文人士的氣質。這是一種發揮着吾行吾素,執善固執,毁譽不計,堅持不捨的精神。放眼世界,沒有骨頭的文人,卻總是前仆後繼,絡繹不絕,無處不在,無時不在!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柏楊先生,但是卻看過他不少的著作,特別是他的雜文文集。雜文在文學上的地位最低微,但卻是最能影響人心的文字。在六十年代的台灣,柏陽先生的專欄刋登在《自立晚報》,每天一文。柏楊先生在雜文中把自己描述成一個手停口停「爬格子」的老頭,用嬉笑怒駡的諷刺筆調,以喜怒哀樂的真實感情,寫出了令人深思反省的文章,冠之以矛盾諷刺感概彌深的名字,諸如《不學有術集》,《笨鳥先飛集》,《水火相容集》等等。雜文用社會日常發生的事情為經,以「以事論事」的態度為緯,對當時的腐敗政要迎頭痛擊,對社會上的不平大力鞭撻。他的精辟分析,他對人性的深徹了解,他的正義公平和從不絕望的吶喊呼號,羸得了小民百姓的愛戴和尊敬。但在同時,他也親手為自己修築了一條直達牢獄的快速通道。當時的柏陽,應該是四十多歲。但是他對人性深刻的了解,就算是己經年屆花甲,甚至是行將入木的人,都會感嘆敬佩不已,使人深深的感到思想閱歷的可貴,文章超越時空的價值。

柏楊先生是一位具備了大智慧富感情有勇氣的作家。但他同時又是一個十分天真甚至愚蠢的普通人物。柏陽先生的雜文,的確影嚮了許許多多的小市民,但是它卻改變不了當時的社會,和未來的社會質素。有一些看了柏楊先生雜文而感動得痛哭流涕的朋友,當自己變成導至不平事件的主人翁的時候,柏楊先生的文章,根本便拋諸腦後,重蹈復轍。我們可以很感概很悲觀的歎息,這就是社會!這就是人生!這就是人性!但是柏楊先生卻依然抱着樂觀盼望的態度,通宵達旦,伏案窮書,一直把自己寫進了牢獄。柏楊先生太天真,太幼稚了。但是這種天真和幼稚,卻是社會上一件最稀有的珍寶,是大家對柏楊先生永遠尊敬的基石。

柏楊先生在綠島入獄之後,午夜夢迴,開始在寫作上有了巨大的轉變。雜文愈來愈少,歷史評論和分析愈來愈多。柏楊先生的歷史基礎非常堅固,這是他的興趣,在獄中更做了許多考據的工作。這一段時期,最重要的是翻譯《資治通鑑》的艱巨工作,而譯本中最有價值的地方是柏楊先生附列的分析和評論。但是在這些歷史評論和分析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的看到,柏楊先生是通過另一個渠道,希望大家能夠分享歷史遺留的教訓和智慧。一個人不一定要治國平天下,但必須從個人開始,從小苗發芽,改變人性,改良社會,維護公平,美化人生。

與其說柏楊先生是一個著名的作家,不如說他是一個人性的工作者。與其說他是一個勇士,不如說他是一個負傷的殘兵,孤寂的把自己的鮮血,一點一滴的灑在人心和社會,滋潤和灌溉人類的靈魂。與其說他是一個觀察敏銳,智慧超越的人,不如說他是一個不畏强權,愚不可及的愚公。柏楊先生一生的等身著作,身體力行,為蒼生說人話,是發自內心,而付之行動的人性楷模,非智仁者不能實現。

人類都有一個共同的歸宿,就是在不同的時間,與草木同枯。問題是有些人終生在做有意義的事情,有些人卻從不了解和追求人生的意義。一些人的逝去,是輕如鴻毛;一些人的永别,是重於泰山。但是一把火燒去了柏楊先生,一把火燒去碩果僅存的人間正氣,這一個世界,是有情有義,公平公正?還是善惡不分,殘忍悲哀?

讓我們為一個終生維護公平正義的君子致意!讓我們一個具備了智仁勇的文人戰士祈禱!讓我們從柏楊先生言行一致的人性楷模學習!

柏楊先生,您老一路走好。

辽宁省本溪市发生高官子女抢官风潮

博讯电

http://bbs.chinacourt.org/index.php?showtopic=274684

本溪市委几位常委为提拔其子女,将原团市委三位书记全部调走,市纪委书记高成竹、总工会主席王桂

馥、市政协主席统战部长(原市委常务副部长)李明,将三个子女一夜之间提拔为团市委为书记、副书

记,其中高成竹之子高亭公务员身份都不是,而且他们几个均为本溪知名的纨绔子弟,参加工作仅为两

年,有的入党才一年,仗持其父母势力,参加工作才两三年就变为局级副局级,消息传出后,本溪舆论

哗然,老百姓认为共产党是腐败,但没想到这样腐败,更有的老百姓说,本溪人民已经容忍了买官卖

官,但干部子女集体抢官,国民党时期都没见过,本溪在全国也算出了名,现在的共产党干部连最起码

的廉耻都不要了,

见本溪日报四月十四日版

付:
本溪市双推双考选拔领导干部公告(第七号)
在推荐报名和推荐提名、面试考评和组织考察的基础上,经过市委组织部部务会和市委常委会差额票决,

“双推双考”选拔共青团本溪市委书记、副书记、市中心医院院长、市公安局局长助理工作目前已经产生

各职位拟任人选。根据中共组织部《关于推行党政领导干部任前公示制的意见》、《本溪市党政领导干

部任前公示制暂行办法》和关于本溪市“双退双考”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实施意见》规定,现将拟任的领导

职务人选公示如下:

孙鸣镝(其母为市总工会主席王桂馥),男,汉族,1979年5月生,2005年3月参加工作,2006年6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全日制研究生学历(澳大利亚巴拉瑞特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现任南芬区

政府副区长,拟任共青团本溪市委书记、党组书记。

高亭(其父为市纪委书记高成竹),男,汉族,1981年8月生,2004年参加工作,全日制大学学历(加

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经济学专业,学士学位),现任明山区对外贸易经济局局长、招商局副局长、高台

子镇工业办主任、拟任共青团本溪市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李浩然(其父为市统战部长高明),男,汉族,1978年12月生,1999年8月参加工作,2002年12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全日制大专学历(东北财经大学,会计电算化专业),在职大学学历(中央广播电视大

学,法律专业),现任明山区金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拟任共青团本溪市委副书记、党组

成员。

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4月10日以前电话、信函、亲访等方式向市

委组织部反映(双休日正常受理)。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和信函应署真实姓名

周昌其寻女再拷问中国福利院的婴孩经济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5月08日 转载)
周昌其寻女事件现在得到关注,网友发誓说要帮老周找到他的女儿。
除了天涯网站和网易博客上数以万计的网友在怒骂那些乡干部,西班牙电视台和荷兰电视台的记者准备去郴州采访。
很感谢北京的一个网友,他写信给他的美国朋友,希望能够帮助周找到他的女儿。 (博讯 boxun.com)

了望东方周刊的黄志杰记者去了长沙市第一福利院,试图找到孩子流向的线索,但被该福利院拒绝。但孩子的唯一线索只有这个福利院才能提供。
去年,我曾写信给郴州市委宣传部长,希望郴州能够给出说法,但至今没有下文。之前,郴州呼吁媒体不要公开报道一些“负面信息”,他们承诺内部处理好。
我想郴州健忘了。
孩子到底在哪里?我们这个国家的孩子可能会遭遇什么,我不得不翻出我曾写的一组《衡阳福利院的婴孩出口生意》,详见博客下列四篇文章。
周说他不一定要从国外要回他的孩子,他愿意相信如果孩子在另外一个国家,可以生活得很幸福,至少可以避免像她可怜的父母一样遭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说他只想知道他的孩子在这个世界的哪个角落,是不是还活着,现在是一个怎样的模样。
无数夜里,他似乎见到了那个孩子,他说,每次他都号啕大哭起来。
很多网友发誓说一定要帮助老周找到他的女儿,那么,我们一起努力吧。

附: 周昌其寻女

编者按:有一个叫周其昌的郴州父亲找到我,他给了一份令我无法平静的材料。


我女儿被乡政府非法送到福利院生死不明
求青天为我主持公道、找回女儿
我是湖南省桂阳县白水乡紫河村二组村民周昌其(又写成周昌旗),1956年生。2002年,我的不满6个月的女儿周白水被乡政府非法送到福利院从此下落不明。几年来,我变卖家产一直上访,要求找回女儿,但至今未解决。万般无奈,只有向您求助。
一、 祸起乡政府强要结扎费
因家贫,我四十多岁才成家(未办结婚证)。2001年5月10日生下第二胎(即女儿周白水,还未上户口)以后,妻子周忠清带着小女在外打工。2002年1月19日,乡干部把我妻子抓来结扎,当晚住在县林苑宾馆。乡长刘小武对我说:“明天你老婆要结扎,你必须交4000元钱。”我没钱,请求暂时打张欠条,要求先结扎。刘说:“不行,没钱我们不可能给她结扎。”当晚我在桂阳县城找尽了所有的熟人,只借到400元。第二天清早,我把钱交给乡干部。刘说:“400元是行不通的,必须把钱交清,才能结扎。”我只好再去借钱。
二、 乡政府将我女儿送到福利院扣作人质
待我借钱回到宾馆时他们都不见了,我就跑到计生委去问。一个老乡告诉我:“你老婆逃了。乡干部把你女儿送到福利院去了,你还不赶快去找女儿。”我马上到县福利院找女儿,福利院陈主任说:“你凭什么到这里找女儿,人又不是你送的。找你们乡干部去。”我只得回到白水乡。可是,乡干部已经放假回家过春节了。我又到桂阳县城寻找,三四天后才在街上碰到刘小武,他说:“你老婆早已逃了。”我问“她是怎么走的,那我女儿呢?”他说“你女儿有人帮你照看,比你抚养得好,你赶紧找老婆吧!找到后结扎,把钱交齐,然后再来领女儿”。我说:“快过年了,还是让我把女儿带回去吧。小孩放在人家那里不放心,生活费也负担不起,我的结扎费都没有交齐,这不是给我雪上加霜吗?”刘说:“那不用你管!如找到你老婆,直接通知我们把她抓来结扎。其他的扎后再说。”我只好到处找我老婆。
春节过后,我好不容易在临武县找到了我妻子,并立即报告了刘小武。他要我出了200元钱租车去抓人。当天把我妻子抓到县计生委结了扎。结扎后,我就问刘小武:“我女儿该给我了吧。”刘却说:“你先把钱交齐,再来领你女儿(已交800元)。”我求他:“我给你们打张欠条,女儿还是让我领回去吧。”刘不同意。我说:“你们当时说只要我老婆结扎了,就让我把女儿领回去,如今你们却说话不算数?”他最后说:“你自己到福利院去找吧。”
三、 县福利院擅自将我女儿外送长沙涉外福利院
我把妻子送回家安顿好后就到福利院找女儿。陈主任说:“这几个月白水乡没有送小孩来。”我只好又跑到乡政府,刘小武说:“我给你打电话,半个月都不来领人,现在才来。”我说:“我电话都没有,你怎么跟我打电话?”刘气急败坏,拿起凳子来打我。在乡武装部吴部长等人的劝阻下,才没有打到我。我们的争吵引来了好多老百姓和乡干部围观。最后,刘说:“我们跟你协商处理。你暂时回去,待我们商量好再找你,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13975731362)。”过了一段时间,我拨通这个号码,对方回答:“错了,我不是什么乡干部。”我又到乡政府,刘小武却说:“半个月不给我打电话,也不见你的人影。”后来王书记说:“我带你到福利院去找。”我又到福利院,陈主任说:“怎么这么久不来领人,已经让别人领走了。”究竟被谁领走了,他们始终不告诉我。陈还威胁说:“你再不走,我们就打110了。”我只好又离开了福利院。就这样,他们把我推来推去。后来得知,福利院早在2002年1月31日(只养了10天)未告知乡政府和我、也未公告就擅自将我女儿送到长沙一涉外福利院去了。
见女儿找不回,我妻子精神失常出走,也下落不明。我从此开始上访求助找女儿。
四、我寻求多方救助,乡政府百般刁难
2002年我在桂阳寻求法律援助,先后有三位律师替我交涉,而县政府部门和法院都推脱,说不好管这件事。
后来我又找到市、县妇联,妇联领导帮我联系到县纪委,纪委作了全面调查,并要求乡政府和福利院找回我女儿。两个月后,我到纪委打听,他们说:“你女儿已送到长沙福利院,我们又赶到长沙找过,但也没有找到你女儿。你小孩已被外国人领走了,找不回了。”说看我怎么处理,我说就是要女儿。他们说已没办法找回我女儿,要乡政府和福利院补偿我几万元钱。当时达成了协议:第一乡政府承认错误;第二福利院写出检讨;第三尽量给我找回女儿;第四是给我补偿。我相信他们,在协议上签了字,回家等消息。
一等又是一个多月没有消息,我只好又找到乡政府。刘小武明知我妻子出走没有下落,还说:“必须喊你老婆一起来处理!你一个人来还不行。”张书记说:“我们没有办法,随你怎么办,你向哪里告都可以,随便你!”
我在万般无助的情况下向《经济日报》记者反应了我的情况。记者出面后,县纪委要求乡里尽快处理此事,补我6万元钱。女儿生死不明,与死何异?6万元就打发了。百姓的命就如此低贱?!我无奈还是在处理方案上签了字按了手印,乡里张书记也签了字按了手印。但乡里就是不给我钱。刘小武还故意刁难,要我找到老婆一起来处理。我说:“当着记者和纪委同志的面处理的,你们又说话不算数!”张书记说:“上次那记者是假记者,下次再来,我们就打断他们的腿。”乡里就是这样,不是推脱就是刁难,一直拖着不解决。
五、 继续上访,但障碍重重
2004年,我向郴州市委、市政府反映我的情况。市委副书记刘湘娥同志批示要求桂阳县委、县政府尽快妥善解决。县委督察室组织乡政府、福利院与我调解,说“小孩已找不到了,给予赔偿”。但刘小武仍坚持要我找回老婆一起处理,并只同意赔2万元;福利院则不同意赔。调解未成,督察室说向法院打招呼、要我向法院起诉。
我便于2005年7月26日向桂阳县法院起诉,要求乡政府还我女儿。这回,法院倒是受理了。但法院设置重重障碍,说我没有结婚证和户口本、不能证明父女亲属关系,又说县纪委、监察局的调查报告不是证据,说我无权起诉,未经开庭就驳回了我的起诉。律师说纪委、监察局的调查报告本身就是一种证据(书证),而且比一般书证的证明力要高;该调查报告确认了我与周白水的父女关系;而且乡政府在抓计划生育、收结扎费及以后一系列的调解处理等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都承认周白水是我的女儿。为什么不开庭质证就说不能证明父女关系呢?我原以为法院会主持公道,谁知走到这里我连要回女儿的权利都没有了!自己的骨肉被人抢走还无权要回,我真是欲哭无泪啊!
我苦命的女儿啊,你在哪里!
六、 苍天在上,为我主持我公道吧
乡亲们说我女儿很可能被卖到国外做器官移植之用了。我听了心如刀割!几年来我一直上访,要求归还我女儿。为找女儿和妻子,我家已一贫如洗,我整日神魂颠倒、坐卧不安。而乡政府和福利院却总在推卸责任,百般刁难,不予解决。法院首先是不管,后来竟与乡政府和福利院串通一气剥夺我起诉的权利。面对百姓的疾苦,这些“公仆”如此冷漠无情,麻木不仁,毫无恻隐之心,一副无赖嘴脸,令人心寒!多少次我都想与他们同归如尽!但念及家中八十多岁的老母和不懂事的幼儿,我不忍撒手而去!我坚信还没到最后,桂阳这片乌云不可能永远遮住太阳!只要有共产党在,人间总会有青天为我主持公道!怀此信念,我现向您哭诉,寻求救助,盼望您在百忙之中过问此案,敦促有关部门迅速处理,令乡政府和福利院还我女儿,否则按《国家赔偿法》给我赔偿,对责任者严肃处理!不然,我真是走投无路了。
周昌其 顿首泣拜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再论不追究原罪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作者:康新贵

一、近闻全国工商联主席胡德平、重庆市委书记汪洋、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先后皆日:对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对富豪暴发致富的“第一桶金”决不清算!①铿锵有力、落地有声,似乎已成定论,别无争议。
不追究“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奈何独青睐民营企业家——资本家乎?青睐资本家,无非是资本家有资本而居于社会上层。须知当今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中产阶级、劳动者四个阶层②,除劳动者阶层外,余皆为社会上层,犹以国家管理人、资本家为最贵。民营企业家之“原罪”, 必有国家管理人之同谋,资本家独享此特权而将国家管理人排斥在外,必招致大乱。

愚以为复之以“刑不上强势阶层,礼不下劳动者”,始为相宜。斯如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以休矣。不追究“原罪”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乱其心,使人窦生疑念,心既乱则天下乱;不追究“原罪”而“有法必依、依法治国”,自相矛盾,“刑不上强势阶层”,名正则言顺。诚如此,当为陈良宇、陈希同平反且官复原职乃至晋级加爵以抚其心、成克杰当昭雪以示天下、王宝森被逼自尽理当追为烈士而立碑。唯如此,方上下有序,使人惟服天命、各归其位。

然如此,中国将逆世界潮流而动,恢复之封建乃至奴隶制。且不论国人如何之谤怨,外部列强虎视眈眈、伺机而动久矣,犹以美国为最甚,今有如此之良机,想必不会失却;台湾阿扁,亦独立有名,国之大难矣。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87条至89条日:“第八十七条: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 (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

(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第八十八条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第八十九条 :追诉期限从犯罪之日起计算;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犯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在追诉期限以内又犯罪的,前罪追诉的期限从犯后罪之日起计算。”

此为《刑法》之时效制度。如张三于公元1980年暗杀李四,未被发觉,司法机关也未立案、李四家属也未报案,至20年后,如于公元2001年始被发觉,则张三免受追究刑事责任,如需追究,需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效而仿之,如民营企业家之“原罪”已超过追诉期限,则自无追究之理。如此,刘延东、汪洋、胡德平之辈则不必煞费苦心、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日“不追究原罪”;未贪污受贿之官僚亦不必深感懊悔而不似成克杰之辈;庶民亦不必大虑复之封建乃至奴隶制而被列强入侵而不得做顺民;崇尚西方民主而幻想“依法治国”之名流亦可继续坐而论剑、传道授业、稳穿了白领、稳坐了中产的转轮椅。此为上策,皆大欢喜,不亦乐乎。
呜呼,《刑法》万岁!读《刑法》,始知国之大陆亦有人。甚幸、甚喜!不知公等今安乐否?

参考文献:
1.施晓渝 《呼吁全国人民抵制刘延东、汪洋、胡德平的讲话》 网络 《左翼联盟》 2007年1月1日;
2.康新贵 《当代中国社会分层与劳动者阶层分析》 网络 (学说连线) 2005年12月15日
作者:康新贵
邮箱:kxglawyer2005@126.com

反思改革开放,合资的北京现代只有四个轮子和电瓶是中国制造

作者:闻章
如此合资?北京现代只有四个轮子和电瓶是中国制造

2008年05月04日 原载:《中国青年报》

  在自主创新的大语境里,有些东西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不断充实的证明,其中就包括,关键技术是引不来的,引不来的东西只能靠自我创造。而就是这一任何人都可以脱口而出的简单道理却涵盖着对中国企业的微妙批判以及对未来的一份期盼。
  扫描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发展路径,我们很容易发现一种“三段式”的运行轨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自主开发。可问题的要害在于,我们总在做第一段,一次又一次引进,而第三段总是遥不可及。结果是深深陷入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怪圈。
  以中国的汽车工业为例,中国所能实现的开放为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所不可企及,以至于人们在今天的中国经济版图上很难找到地道的民族汽车工业,而即便是我们花费了如此的代价,却同样没有“引进”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反而连已有的创新能力都丧失殆尽。汽车工业中外合资已经20年,90%的轿车市场已经让给外方,而绝大部分合资企业没有开发过像样的新车型、新发动机。汽车产业之所以被称为“工业的火车头”,是因为它可以带动装备制造、钢铁、电子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但如上海大众,连货架、扫地用的清洁机都从德国进口,其他设备的进口不言自明。北京市与韩国现代合资生产索纳塔后,只有四个轮胎和一个电瓶由中国制造。

  最大的赢家当然是合资企业中的外方。德国大众在中国合资生产的产量只占全球的14%,但是其利润80%来自中国。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在美国国内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赚2400美元。本田公司在广州生产的雅阁牌轿车,售价高出日本国内价格六成左右。但是,令人更难以接受的是,在合资汽车厂中,不但中方,整个合资厂都没有开发、设计权,中国似乎与汽车产业的高利润无缘。
  放眼全局,我们当然可以将问题设想得并没有上述那么恐怖。的确,技术引进本无原罪,可问题的核心在于,引进的最终目标是消化吸收与创新。而就是这一清晰的流程,中国企业却并不能完全贯彻到底。其主要原因是国内很多企业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十分贫弱。据专家分析,我国目前每花1元钱引进技术,只用0.07元进行消化吸收,而工业成长时期的日本、韩国,是花1元钱引进技术,但花5~8元钱进行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沉醉在“以市场换技术”的美梦之中,可当我们今天猝然醒来时,发现昨天的天使已经变成了眼前的魔鬼。据权威机构调查,外国企业在计划进军中国市场的前几年,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向中国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交相应的专利申请。一旦他们的产品、技术投放市场,这些专利申请正好对相关产品和技术形成有效保护。从思科起诉华为侵犯专利案、美国一电池公司指控南孚等24家企业侵权案以及影响至今的DVD专利收费案等系列纠纷,无一不在告诉人们,以技术为要素的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竞争的一把利器,中国制造业已进入了一个“多诉之秋”。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技术引进单行线上越走越远的中国企业也在逐渐地失去自我。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75%的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机构,50%的企业一年都不开展一次创新活动。另据统计,大中型企业的研究开发经费只占销售额的0.39%,即使高新技术企业也只占0.6%。而根据国际经验,技术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例在1%以下的企业是很难长期生存的,比例为2%左右的企业仅可以简单维持,只有比例达到5%的企业才有竞争力。
  对于拿来主义保持最充分话语权的鲁迅先生曾说:倘若以欺瞒的心,用欺瞒的嘴,则无论说A和B,还是X和Y,都是一样的。套用鲁迅先生的逻辑,我们也可以说:倘若企业无视自主创新,但要引进技术,则无论是合资生产,还是贴牌经营,都是一条十面埋伏的险途。(闻章)

改革三十年经济增长的巨大环境代价

作者:江涌
——中国经济安全系列之十二

原载《世界知识》

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花了大力气用于改善环境,这个奥运年的春天,感觉北京的环境有了明显改观,感受也好了不少。但不久前看到一则消息称,一些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外国选手因担心中国的食品安全,而要自带食品;更有甚者,担心中国的环境污染,打算在奥运期间将于韩国居住。凭直觉,这有很大的炒作成分,当然不排除顺手摸黑中国一把,那是习惯成自然了。但是,人家之所以能够炒作与摸黑,恰恰是因为中国快速经济增长暴露出的环境污染问题实在是太严重了。

国在山河破

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三十年间,中国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如变魔法似地从地下呼唤出巨大财富,这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也应当看到,如果将现有的成绩全部归功于改革开放,那不仅是对作出巨大贡献的前辈的不公,而且也与事实不符。匡算现有财富总量当有三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这一两代人自己创造的,但不要忘记,是在前辈留下的基业上创造的;一部分是前人创造的,如土地、矿山等,我们只是将其货币化而已;一部分说起来应当很羞愧,是对后人财富的透支与贴现,是对资源环境的破坏而变现的,我们的后人将付出沉重代价,为我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埋单。
多年来,我们习惯比成绩,展示我们光鲜靓丽的地方,而对我们时下不光彩的地方,往往讳莫如深。这不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光明磊落的风格,也不是中国人固有的求真务实的态度。这些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是发达国家的2-3倍,但是单位能耗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则是发达国家的30倍。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奇迹将会很快结束,因为环境跟不上发展的步伐。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持续张力下,中国已有三分之一的土地遭受过酸雨的袭击,七大河流中一半的水资源是完全没用的,四分之一的居民没有纯净的饮用水,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不得不呼吸被污染的空气。在中国,大凡经济成长比较快速的地方,环境污染通常都比较严重。本人没有做过统计分析,但凭研究经验与直觉,得出“中国的地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本成正比”的风险并不很大。

水污染。目前,中国的江河水系70%受到污染,可谓“一江污水四处流”。流经城市的河流90%处于严重污染状态,城市90%的地下水被污染,30%的工业污水和60%的城市污水未经处理。在中国2万多个自然湖泊当中,75%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不久前,被报道的江苏太湖、云南滇池与安徽巢湖的污染只是“抓典型”而已。这并不表明,没有被大量报道的湖泊就没有污染,或污染比这三大湖泊要好。江河湖海水系相连,除了大陆被严重污染,中国的海洋也难以幸免。素有“天然鱼仓”和“海洋公园”美称的渤海,如今已失去美丽的容颜,海域污染程度位居四大海域之首,渤海正在成为“死海”。专家预计,即便从现在着手整治,渤海生态的全面恢复也要花费200年。非政府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称,中国现在是太平洋最大的污染源。

大气污染。目前,中国城市空气污染超标一般都在2-6倍,大量燃煤与汽车保有量迅猛增长则是主因。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其中近70%来自煤炭的燃烧。2006年,中国消耗了大约24亿吨煤,比美国、印度和俄国的总和还要多。中国境内排放的二氧化硫和颗粒物分别有多达90%和50%是燃煤所致。颗粒物给人们带来呼吸疾病,而二氧化硫排放造成的酸雨洗刷着中国1/4的国土和1/3的耕地,导致农业减产,建筑物腐蚀。不久前,从英国回来的老师与一帮同学相聚,笑谈中国的大气污染时称,中国有十三多亿“人工吸尘器”,中国空气有望会变得更干净。然而,国际能源机构的专家警告:除非中国重新考虑使用各种能源来源,采用环保前沿技术,否则在25年内,中国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有成员国总量的两倍。是啊,十三多亿中国人在努力清洁空气的时候,还会呼出二氧化碳。

固体废物污染。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居民生活的便利化与现代化,产生着越来越多的生活垃圾、工业垃圾和其它特殊垃圾。由于地方注重经济增量、关注形象工程,因此垃圾随意堆放现象普遍。城市每年产生的近2亿吨垃圾中,只有不到20%的垃圾是按照环保的方式处理的。2/3的城市陷入生活垃圾包围之中,不仅侵占大片土地,而且严重污染了周围的土壤和水源。急功近利不仅使我们忽视垃圾处理,而且还大肆进口洋垃圾,主要是废弃的塑料和电子产品,洋垃圾一度成为中国进口三大“商品”之一。垃圾业已成为中国城市的一个沉重包袱,但是倡导循环经济的专家却认为,“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垃圾是地球上惟一增长的资源”。例如,一个年产1000万吨的钢铁厂,利用产生的“废弃物”和副产品,可发电120万千瓦,生产水泥300万吨,还能消化120万吨废钢铁。看来,“科学发展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土壤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物污染还带来一个严重污染,就是土壤污染。据不完全调查,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其中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中国的国情决定了粮食将长期立足自给,但是土壤污染给粮食与食品安全带来巨大挑战。据估算,中国每年遭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在农作物中积累,并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最终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还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而对生态安全构成威胁。

饮鸩止渴的灾难

环境污染危害居民生命健康。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显示,在全球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2007年3月,世界银行发布《中国污染代价》报告认为,中国每年约有75万人因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过早死亡,其中有35万至40万人因为城市严重空气污染而早亡,30万人因室内空气污染而早亡,另有6万多人因水质较差患上严重腹泻、胃癌、肝癌和膀胱癌而早亡,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区。《中国污染代价》报告据说是在中国有关部门干预下,曾进行了大幅“瘦身”。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中国有关部门进行干预的理由是巨大的因污染而死亡数字会引发中国社会的不安。这个理由真是莫名其妙,不仅是对中国大众知情权的蔑视,而且这样的“鸵鸟政策”显然不是解决中国严重环境问题的有效办法。

环境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不断下降。环境污染使生态恶化的范围在持续扩大,程度在持续加剧,危害在持续加重,由此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能力在持续减弱。生态环境整体功能下降表现为:水生态恶化、草地退化、土地沙化速度加快,水土流失严重;农业和农村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有害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锐减,遗传资源丧失,生态安全受到威胁。目前,全球陆地生态系统共有十大类——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落叶阔叶林、针叶林、红树林、稀树疏林、草原、高寒草甸、荒漠与苔原,中国皆有分布,而且是世界上唯一囊括全部十大类的国度。然而,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十大生态系统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退化过程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森林锐减、荒漠化扩大外,那些过去较少受到破坏或轻度破坏的高寒草甸、温带草原和红树林也出现了严重退化。相关专家警告,中国在生态环境建设中,“边治理边破坏、点上治理面上破坏、治理赶不上破坏”的问题突出。

环境污染危及社会稳定。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文化素养的提高,中国民众越来越关注整体生活品质,环境意识越来越强。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步伐加快,民众的民主素养与维权意识在不断提高,对环境破坏表达不满由言语越来越多地上升到行动。由此引发的地方性抗议活动或“群体性事件”的数量日益增多。据环保总局统计,2005年全国因环境污染引发冲突达51万起,相关投诉日益增多。同样,由于发展战略与社会政策存在偏差,发展成果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富裕阶层,环境污染则越来越集中到弱势群体。富人在富裕过程中制造污染却不承受污染,也不支付治理污染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环境不公平。社会不公导致环境不公,环境不公又加重了社会不公,由此形成恶性循环,增加了社会不和谐。山西一些煤矿业主,乱挖烂采,污染了当地环境,自己赚个脑满肠肥后,却不在当地居住,到异地买高档别墅,炒热了北京的楼盘,甚至炒高了北方沿海的房地产。

环境污染损害国际声誉。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就是要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改善长久以来贫穷落后的形象,借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然而,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不仅污染了中国的山川河流,也污染了中国日趋良好的形象。国际媒体不断渲染,中国行将超过美国成为温室气体最大排放国。“中国制造”的污染性排放物和灰尘被季风带到了遥远的美国,并且给沿途的韩国和日本带来了明显的危害。中国排放的污水不仅污染了自己的长江、黄河,而且也污染了发源于中国的湄公河、布拉马普特拉河和萨尔温江等许多大河。“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中国正在东南亚、非洲与拉美等地开发自然资源,由于一些相关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从而对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了破坏。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显示,中国已是世界上非法砍伐木材最大的进口国,中国进口木材中的约50%属于非法砍伐。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中国有生存与发展权,有合理利用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的权利。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也有义务来保护全球的资源环境,以实现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令经济增长失去实际意义。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环境难以承受的底线,快速的工业化正将中国环境推向危险的临界点。环境退化和污染已经并且仍在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环境专家曾估计,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点源”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2006年中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为2567.8亿元,比上年增长7.5%,占当年GDP的1.23%,达到历史最高。但是,世界银行计算,目前中国每年GDP的8%-13%都在支付环境成本。而且对已被污染的环境实现恢复,需要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经济增长的目的是改善人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然而,污染的食品与污染的空气、污染的水与污染的一切,都在吞噬着经济增长的成果。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更多的是名义与政治价值,已没有多大实际经济意义。

污染主因在“官僚主意”

长期以来,中国将环境保护问题一直当作一个专业问题,认为只有相关专家才有会关注,才有发言权。但是,随着环境对经济的制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与学者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问题来探讨,即如何克服环境约束,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种理解仍然停留在社会精英层次,从而也就制约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随着社会大众对环境问题越来越广泛关注与积极参与,中国环境保护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政治社会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要求中国在发展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则将环境问题进一步提升到文化伦理层次。中国国民与中央政府对环保的高度关注正在赢得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赞誉。

在我们仍争论、探讨环境是否需要保护、如何保护时,中国的环境却持续恶化,大约每两天就发生一次严重环境污染事故。2006年,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能耗降低4%、污染物排放降低2%两项硬性指标,着实令人鼓舞,然而当年这两项指标都没有完成,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面前异常尴尬。环境问题之所以在当前中国如此突出,影响如此严重,原因众多,但主要在于一些政府官员与相关企业惟利是图、漠视环境。

廉价的甚至是零价的环境。设想,一吨灌溉用的黄河水还不到一小瓶矿泉水价格的十分之一,人们怎么可能去节约?长期以来,中国众多地方在进行项目论证时,几乎不考虑环境因素。一些被发达国家唾弃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拒绝的高消耗、重污染项目,总能在中国成功通过,而且还待若上宾。实际上,环境不仅仅只有经济价值,还有社会价值,甚至良好的环境本身就是价值,一种天然或自然价值。环境服从的是自然规律,经济增长合乎的是经济规律。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能弥补环境的破坏。中国需要经济增长,也需要环境保护,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初始,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效用会逐渐递减,环境保护效用则逐渐递增。环境的价值应当被重新认识与合理评估。

膨胀的地方利益。在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为“改善生活”,增加地方税收,当然还有解决就业,往往努力招商引资。在地方利益诸侯群起竞争的态势下,不断进行“割喉战”,不断进行“冲向底部”竞赛,不断降低投资门槛,引进高消耗、高污染的项目。一些地方甚至公开打出“谁跟招商引资过不去,就是和人民过不去”的标语,将企业主提高到了“救世主”的地位。原料药的生产企业是污染程度最高的化工企业。根据发达国家的法律,这些企业已无立锥之地,但是却被中国请了进来。如今,中国很荣幸地成为世界上原料药出口的最大国家,全世界有80%以上的药品都依赖中国的原料药。如此,外资污染了我们的沿海,而后在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之下,南方污染企业“北上”,东部污染企业“西进”,整个中国由此真的成了“大染缸”。

扭曲的政绩观。“发展是硬道理”被片面甚至被肆意理解,近乎在所有的地方政府那里“经济增长是硬道理”,“提高GDP是第一要务”。如此“人间天堂”成了“世界工厂”,“世界工厂”在制造出无穷污染的同时,也生产出众多高官,“XX模式”如此被无限效仿,无限发扬光大。正是巨大的政治利益强烈驱使着地方政府在环保问题上态度暧昧,甚至直接加以抵制。国家环保总局统计,全国地市级建设项目环评执行率只有40%,部分地区县以下企业仅为20%。当中央反复强调“人与自然和谐”以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时,我们很多地方仅仅是“嘴上哈哈,纸上画画,墙上挂挂”。

肆虐的行政腐败。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现行的官僚体制造成了中国的环境污染。他讲的是官员扭曲的政绩观,没错,但是只对了一部分。实际上,由于利益的驱使,由于“天高皇帝远”,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政府官员与企业主合谋获利由来已久,结成坚固的利益联盟。因为环境污染无价,投资可以获取暴利,于是疯狂兴建大型电力、化工、煤矿、造纸等工程,企业主获得巨大利润,地方官员也得到巨额回扣,实现共赢。对于受到“外部不经济”伤害的民众,地方官员当然袒护、庇护企业主,甚至不惜动用警力来维护“社会治安”。因此,在“政绩”与地方利益的背后,还有赤祼裸的黑利。环境污染不仅伴随着犯罪,而且环境污染本身就是犯罪,“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当然是犯罪。

错误的发展战略。长期以来,中国选择了由政府来主导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一系列的经济发展战略都是由政府制定,而很多战略没有经过周密论证,或民主性地听取多方意见。汽车已经超过了工业粉尘,成为中国城市环境的头号杀手。据估计,2005年城市大气污染中有80%都是由汽车造成的。不仅是环境,更主要是中国的有限耕地,都难以甚至无法支持汽车家庭化。但是,同样出于短视,中国从2003年开始就已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消费国。在成为汽车大国的同时,“自行车王国”称号逐渐终结了。如今,中国自行车工业已陷入持续萎缩,所生产的自行车大部分用于出口,为世界的环保事业作出贡献。

最后,不得不提及的是西方国家的道德风险。西方历来以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著名,在环境问题上同样表现出类似的帝国主义本色。环境问题是全球问题,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打开了人类环境的“潘多拉匣子”,不仅给清洁的地球泼了第一桶污水,而且几百年间从未停止过泼洒。当发达国家用泼污水的方式创造了足够财富后,便用“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等一系列言之凿凿、光怪陆离的理论,引导发展中国家也如法炮制地去泼洒,这样就把高消耗、高污染的产业成功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然后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干净的产成品。由此,发达国家终日徜徉着蓝天白云、青山秀水,让发展中国家整天沐浴着臭风酸雨、乌烟粉尘。而当发展中国家用血、用汗、用泪换得一丝生存发展机会的时候,他们则举起环境保护的大旗,拉响全球暖化的警笛,要刚刚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文明"的西方人太不地道了!

北京奥运的开支有望突破五千亿

作者:知情人
北京奥运的开支,当年筹备时的预算为三百亿,至2008年3月底初步估计,将逾四千亿。
但根据目前情况,五千亿人民币也煞不住闸。

三百亿也好,四千亿、五千亿、八千亿也好,令官僚们在西方大国面前可以炫耀的天文数字的GDP,每一元钱都是人民的血汗凝成。但是,官僚们花人民的钱,无论多少钱,人民却没有任何发言权。
官僚们心里发毛,于是把人民的思想都控制住,让百姓都不反抗,就成了官僚们每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 奥运使国人无法喘气儿
北京奥运被官僚们列为二OO八年四大工作的重中之重,其实其它三件大事也和奥运无法分割开来。一个是权力争夺的「两会」,一个是自吹自擂的所谓「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重要的就是如何把矛盾突出、危机四伏的社会渲染成「和谐」社会,实在「和谐」不了,就镇压。

● 奥运开支预算逐年升高的原因
奥运开支预算逐年升高的原因,一个是刘淇、陈至立等贪官污吏们的无度侵吞,另一个更重要的耗资原因是,要摆平逐年升高的官僚们生存危机。
当年取得奥运举办权后,成立北京奥运前期工作筹备组,组委主席是刘淇,筹备组所提交的预算,包括场馆设施、奥运村、交通配套、辅助设施、有关人员培训等开支,约为二百八十亿至三百亿,并虚报奥运期间能带来四百亿的直接收入,可以提高奥运年国民经济增长百分之一点二至百分之一点八。这个筹备组计算的是桌面上的正常支出,并没有把自己疯狂搂钱计算在内,这笔暗室的花销才是大头儿。

● 雅典奥运开支八十亿美元 北京奥运五千亿人民币

2007年贪官挪用侵占社保基金情况表!
北京奥运筹备组委主席刘淇曾洋洋得意的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中国具有独特价值的创新理念和风貌」。确实独特,从取得奥运举办权到现在,存在个人账户上的不说,仅仅「正常」挥霍,刘淇一人就用了近二十个亿人民币。
据争鸣杂志5月刊报导,二OO二年十一月,奥运相关开支预算已改为六百亿至六百二十五亿。二OO三年七月,把预算改为九百五十亿。二OO四年九月,提升至一千一百亿至一千二百五十亿。二OO五年一月,提升至一千五百亿至一千六百五十亿。二OO七年十月,初步统计,已投入各项开支,近三千四百七十五亿。二OO八年三月底统计,已突破四千亿大关。

作为「保密」的有关基础设施的设计,如地铁、机场、航站、体育场馆等,刘淇都聘请外国专家、顾问公司,仅这项开支,就高达一点四七亿美元。

又如:建筑用钢材,以高于市场价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四十,从日本进口,而相同规格、质量的钢材,中国至少有三家公司能供应,而且还出口到欧洲,价格仅是日本的百分之四十。而保卫安全费用、配套工程开支、设施建筑保养维修等经费,还需陆续向中央伸手。

据北京奥运会筹备工作组最新估计,奥运会相关开支费用总额,将达到六百五十亿美元,相当于四千五百亿人民币(以一美元兑七元人民币计算),但财会人员私下表示,到奥运结束,六千亿元人民币不一定打的住。而二OO四年希腊主办的雅典奥运会仅仅开支八十亿美元。

● 官僚独裁制度的「优越性」
刘淇说:「为了把奥运办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的和谐奥运,我们不能过于计较财政上开支,也能支付得起这份开支,不要算经济账。」拎着国库钥匙、挥金如土的刘淇说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出事后,车夫的尸体被人用白布盖住!
刘淇当然不需算经济账,但老百姓不能不掰着手指头算来算去。最近有一个活生生的惨烈例子,5月2日下午5时许,在广州黄埔区红山广新月台附近,一名40多岁的湖北男子人力车夫,在拉客途中两脚还在向前飞奔时,竟然猝死。当时他(死者)拉了一个乘客,突然车无故停了下来,乘客下来一看车夫没了反应,就报了120。等救护车赶到现场时,确诊人已经死了。随后医院的工作人报警并把他从人力车上抬下来。

此时此刻,刘淇的高见实在让国人见识了官僚独裁制度的「优越性」。
近日,习近平在奥运领导小组会上对经费一再超支发出警告说:虽然晚了些,但是发现问题、找到原因,就必须提出,加以警戒和纠正。必须制止「超开支、超规模、超常规、超豪华」状况的继续。

为何各路诸侯惯于慷国家之慨,兴建「面子工程」,作为自己的「政绩」,而无阻无挡?为何无论谁对经费一再超支,违抗宏观调控的官僚们发出警告也毫无作用?为何越烂越恶越贪的官僚越升官、越如鱼得水?

中国的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

海外学者
2008年4月
  「二○○八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这是温家宝总理二○○八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两会」记者见面会上的坦白。这一坦言的实质是什么?它掩盖着什么?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研究。
  二○○八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我在深圳接受了韩国央视(KBS)的采访,两名韩国记者先生(一为摄像师)在一位中国翻译小姐的帮助下,与我进行了九十分钟的访谈,主题是:为什么二○○八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中国经济当前的主要危机是什么?我的答案是:温家宝只说了一半实话,他没有说出「二○○八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的真正原因。其实,今日中国经济的病态根源,并非什么「二○○八年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美国的经济衰退对中国有影响」,而是在于中国经济的总体特征是「伪现代化经济」,因而其创造的三十年「三顺差」的「中国奇迹」,其实质是「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目前的主要危机是「透支经济」难以继续透支,「土匪经济」带来群体维权事件遍地开花,升级为社会动乱隐患。
  「伪现代化经济」两大特点
  一、我发现的「伪现代化经济」,有两大特点:(一)虚伪──政府的内部统计信息与对外公布信息皆不能与实际真相信息对称。政府和民众皆没有真正充分的知情权和表达权。由于政府有意无意地带头说假话,逼得全国企业界也都在上演「皇帝的新衣」,互说假话,诚信丧失,最终是政府对民众「两本帐」,企业对政府也是「两本账」,政府报假政绩,企业做假产品;政府以美妙的口号胡弄公众,企业以虚假的广告欺诈顾客,假话假货横行,泛滥成灾,全国山河一片假,国在山河破。「听不到真话,说不出真话」,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谎言大国」,危及世界,不断出现「食品安全危机」出口国外的严重事态。陕西省林业厅制造「周老虎」事件是中国政府执意虚伪的经典──明明已被专家验证为「纸老虎」,但中央政府就是拒不予以公开证伪,任凭假祥瑞继续欺世骗民。
  (二)反共生──一个健康的现代化经济环境,应当是建立在一个开放多元自由民主共生的宪政体制之上,让任何思想任何文化任何意见任何团体都能在不危害他者的前提下自由生存。但中国相反,始终一党专政,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是出现「鲦鱼效应」──全国人民只能当群居的个体弱小鲦鱼,只能以?权者为首领,即使在领头的鲦鱼因脑后控制行为的神经病态,行动紊乱,其它鲦鱼也仍像从前一样盲目追随──中国的政治机制一直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人大是花瓶,政协是「食客」,没有反对党,没有及时有效的纠错机制。「反共生」病态目前最明显的经济恶果是造成了中国生态环境严重污染,让亿万人民缺水,缺空气、缺阳光,缺安全健康食品。中国人的基本生存环境比三十年前大大倒退!
  「爆炸式发展」出现「三顺差」
  二、所谓「中国奇迹」,实质是「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GDP呈两位数「爆炸式发展」,出现「三顺差」──「经常项目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及「国际收支总平衡账误差与遗漏顺差」(「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商品输出,「资本项目顺差」意味着资本输入,而「误差与遗漏顺差」则意味着前两者比账面反映的更大),中国政府一再通过御用学者宣称出现「盛世中国」的「中国奇迹」。海内外不少人也不明真相地表示赞同与歌颂。近日海内外出现了一个「中国奇迹」的研究热。
  「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生活在中国底层的百姓深知,所谓「中国奇迹」,实质是「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主要构建了一个「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的平台。
  中国「透支经济」机制是由一种非民主的极权体制造成的,由「只对上负责的政绩工程奖励制度」进行操作,即中央鼓励地方官员创造急功近利的经济成就(GDP和税收等指标)和表面的社会稳定(信访量、案发率等下降),然后奖励其升官发财,妄图以眼前的经济财富掩盖深层体制弊病和长远的社会矛盾冲突。
  「透支经济」的透支方式
  其「透支经济」的透支方式主要有──(一)通过破坏生态透支「子孙饭」──因种种污染工业,今日中国已没有一条干净的河流、湖泊和田地,全国面临净水危机。专家认为,今日中国取得的一些财富,需要明天花费百倍的代价去治理,是一种得不偿失的高利贷「透支款」。
  (二)通过假话大话空话套话透支政府信誉和商业诚信──政府为了表示自己有「科学发展观」,不断开出「以民为本」、「关爱民生」、「求真务实」、「和谐社会」等空头支票,实际上?是如「大跃进」时的「赶英超美进入共产主义」一样的浮夸风,一再无法兑现。比如,在二○○七年春?肉价格开始疯涨时,温家宝总理一面多次承诺尽快降低肉价,一面否认这是通胀的迹象,称为「结构性上涨」,结果一年过去,全国不仅?肉价格继续狂涨而且出现食品物价带动通货膨胀的恶果。
  自古治国之道在于取信于民,但今日中国政府一再失信于民。透支政府信誉让政府的红头文件等同「狼来了」之寓言。
  「土匪经济」的主要路径
  中国的「土匪经济」主要路径有──(一)放纵特权人物和黑道人物非法敛财,如许多?行圈地和拆迁的开发商,如深圳各住宅小区的「业主管理委员会」实际上都被开发商暗中控制把持。
  (二)通过廉价劳力和血汗工厂进行原始积累──如黑砖?之类黑奴事件层出不穷,如矿难屡禁不止,如华为的员工高自杀率,如股票市场的高印花税让国家税收和全体股市经营者的利润相等。
  (三)政府随意撕毁法律合同。如广东省委为了确保乌纱帽,在二○○五年「梅州矿难」之后,不顾许多煤炭企业具有国家合法生产许可证和安全生产证,?行关闭广东所有煤矿煤炭企业,宣布退出煤炭市场,导致工业电价和民用电价与煤气价格非正常暴涨,导致「春运」更加紧张,造成广东省二百多家各类煤炭企业的关闭,至少五六十万人失业,几百万人生活受到直接影响……
  在这种「土匪经济」思维下,广东近年出现大批工厂撤离、倒闭,许多小店关门,抢劫升级到个体户,治安严重恶化。众所周知,一些「银行卡」的透支额度是有底?的,超过了规定就无法再透支;而「土匪经济」的残酷掠夺,在民众维权意识觉醒后,也走到了尽头。因此,当二○○八年中国因自然生态环境极度污染已无法再继续时,中国的「透支经济」和「土匪经济」也就无法再维持「中国奇迹」了。这才是温家宝总理哀叹「二○○八年将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的真实原因!
 

国有企业应当建立民主的管理制度

作者:瞩远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就已经将国有企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写入宪法和法律。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六条规定:“国营企业(1993年修改为国有企业)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四十四条又规定了厂长的产生可以采取 “企业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但是,多年来我国改革并没有把这项工作列入试点范围,职工选举制度形同虚设。据调查,由职代会选举上级任命的:在79年以前占13.9%,在80-84年占11.4%,在85-93年占7.8%,在94-99年占7.5%。(资料来源: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见《人民日报》 2000年05月22日 第十二版)所占比例逐年减少。这种制度不改变,国有企业改革就很难走出困境。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又重申:“坚持和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 
 
一、建立民主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   
社会制度进步是否,主要从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生产力发展状况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就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而言,建立民主制,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民主是富强之本,世袭是穷弱之源。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创立,改变了以往剥削制度那种庸碌无能的贵族靠世袭把持国家政权的局面,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自由地发展,使生产力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规模发展起来。但是,正如资产阶级所揭露的政治权力世袭一样,资本主义对私有经济的经营所有权采取的世袭制,致使哪些经营无方的资本家也获得了决策权,导致经营失误、企业破产,与它的政治民主制度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实现从单一的民主政治体制向与民主经济体制并存发展的转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美国经济学专家大卫.P.艾勒曼想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建立民主经济制度,以解决上述的冲突,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私有制与世袭制是相互依存的,没有私有制就不存在着世袭制,没有世袭制也就不会产生私有制。只有公有制才与民主制相适应。我国在政治上已经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又创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这样的民主才是完善的民主制度,社会主义的中国才会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 
 
就生产力发展而言,民主制经济比股份制经济更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股份制经济的形成,一方面能够充分发挥生产力中物的因素——资本的效益,促使人才投靠资本,加快了生产力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股份制是按资本的多少而不是按才能的大小来确定经营者,谁的股份最多,谁就是董事长,这种“以资定才”、“认财不认才”的社会制度又抑制了人才的发挥,与市场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竞争机制不相吻合,不是理想的经济形式。  
实行民主制,是目前世界上公认的选配优秀领导人才的最有效的手段。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通过民主选举,能够把人才引入竞争机制,促使优秀的企业领导人才脱颖而出,有效地制止人才外流,促使资本向人才型企业投入,最大程度地发挥生产力中人才的效益。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这种人才优势当然比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的资本优势更有效地发展生产力。  

二、建立民主的经济体制,能够真正解决政企不分难题  
困挠国企改革的一大难题就是政企不分。这个难题解了20多年仍今没有解开,其原因就在于连结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脐带(即企业法定代表人)没有剪断。20多年来,我国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多种改革试点,如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股份制经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唯一没有试点的是企业领导体制,仍旧由政府委派。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对企业领导人的任免来控制企业,企业还是要依附政府,受政府支配。如股份公司,董事会的主要成员多为行政委派,甚至有些董事也由行政人员兼任,股份制有名分而无实质。这种领导体制不改变,政企怎能分开!  
实行民主管理,就是国家运用法律的手段、民主的方法直接产生企业法定代表人来行使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职权。这种管理体制不仅能够彻底解决政企不分问题,而且还符合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因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代表了国家的利益,民主体现了工人阶级的共同意愿,符合我国的政体。这两者的结合,就能实现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矛盾的统一。通过制定《国有企业组织法》来民主选举企业法定代表人,就把连结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脐带剪断了,政企也就自然分开。政企分开后,政府就要从原来的控制企业领导权为主转为控制企业财产权为主,以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通过改革,形成国家通过法律授权给企业经营、由政府来监督的格局。 
 
三、建立民主的经济制度,有利于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发展 
 
当前,由政府来决定企业领导人的体制存在着两大问题:  
一是不利于国有企业的发展。容易出现损公肥私,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容易使企业领导人只对政府负责而不对企业负责,只关心自己的位置而不关心企业的前途,造成企业的决策者与其经营效益相脱结。 
 
二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市场经济必须要建立企业破产制度,国有企业破产,按现行的管理体制,主要责任在于企业领导,职工是没有什么过错的,要求职工下岗,他们当然会有意见。这样容易产生职工对政府的不满。 
 
通过建立民主的经济体制,由职工来民主选举企业法定代表人,可以充分发挥广大职工的作用,获得了最深厚的群众基础。如果出现企业破产,职工也要负责任。职工下岗,就谁也怨不了谁。这样就能够把广大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发展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促使职工关心企业,注意企业领导人的选拔,促使企业领导人与职工共同把企业搞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的民主制度,不同于前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前南斯拉夫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归社会所有,国家难以对其进行监督,造成了集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实行的民主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和政府监督下进行的,已经保证了全社会人民的利益。

Sunday, May 04, 2008

穷途末路话改革

作者:梦回谢桥

如果说毛泽东是“胜利地建立了一个失败的政权”,那么邓小平就是“兴高采烈地发动了一场怨声载道的改革”。
我们不能习惯于一种孤立的思维。对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我们太需要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加以评估了!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来表达对改革的赞美,恐怕是由于受到邓小平的“猫论”的深刻影响,并让我们误入歧途。
我们不妨反躬自问:是健康重要还是财富重要?相信更多的人会选择后者。
邓的改革之所以说它怨声载道,正是由于这场改革不过是拿“健康换财富”。好比一个通过卖自己和家人的肾而取得百万家财的富翁,腰包是鼓了,预期寿命肯定是短了。这样的成功,无疑意味着更大的`不可逆转的失败。把它放在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我们将看不出任何积极的`或者进步的意义。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我们到底为改革支付了什么样的成本,或者说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变化?
一。改革的自然成本
1。土地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日暂枯竭;
2。自然生态万劫不复;
3。环境污染日甚一日。
二。改革的社会成本
1。社会道德丧失殆尽。惟利是图`见利忘义`投机取巧`言而无信`是非不分`漠视生命成了国人固定的品行,成为中华大地的另一风景。
2。失业人口逐日增加。由资产重组`国企改革造成的工人大量失业和人口自然增长形成的就业压力正威胁着所谓的“和谐”。
3。大量农民失地和返贫。所谓我们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农民依然存在温饱问题。
4。绝对的贫富悬殊。包括两个方面--
A。国家的财大气粗和人民的贫穷落后;
B。官僚阶层和次官僚阶层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他们不择手段的盗窃了改革成果,而最广大的民众却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的成果。
5。恶政`恶官肆虐。所以才倡导“新三民主义”
6。“贪污`腐败遍地开花,清正廉洁无处安家”。如果用硕果累累来赞美“反腐”,那么贪污`腐败就没办法在汉语里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了。
所有这些,都是跛足改革造成的。

我们当然希望邓小平的改革初衷是好的。但基于一党乃至一己私利而推行的跛足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政治家如果试图领导社会变革,那么他就必须有一种期待,有一幅蓝图,或者说有一定的理论准备。但是邓小平没有,他以“猫论”以及“摸着石头过河”来掩饰急功近利的焦噪;以前无先例`外无借鉴为籍口来开脱跛脚改革的高成本;以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颠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这种集“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之大成的政治谋略,现在已经被证明是短视的和徒劳的,这样的改革进入死胡同是必然的,是任何人也无法回生的。
在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类似一场经济领域的改革决不会产生如此广阔而深远的影响。但在崇尚一元价值的中国,人们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统治者更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其唯一正确`一贯正确的形象是不允许人们怀疑的,而自由思想却往往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如果说在个人独裁登峰造极的文革时期,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只能透出一种声音,那么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二十七年改革中,极度有限的语境依然不能传出“主体意识”以外的疑问。毛泽东的“错”成全了邓小平的“对”,于是邓小平成了唯一正确,并且不容挑战。而改革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在满足了人们物欲的同时,竟然能起到“一白遮百丑”的奇异效果。
邓小平当然有理由骄傲,因为是他使GDP直线上升。但我们也有理由不满,因为他应该做得更好,但是他没有。他为了避免人们对改革以及由改革带来的重大社会问题的争议,要求人们“只做不说”,但结果却自觉地变成了“做错了也不能说”。尤其是涉及政治改革的话题,一律被视为敏感话题而遭到禁止。在这个自我标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参政已然为不明不白所代表,议政竟然也只是个别人的特权。人民除了对一次次颠来倒去的英明决策坚决拥护之外,剩下的就是坚决贯彻`坚决执行。于是传媒照例向中外宣布: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但是现在,摆在中共第四代核心面前的,是单一经济改革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矛盾,是由小问题到大问题继而量变而成的难题。二`三代似乎是功成名就`并且全身而退了,那么第四代核心呢?是等待某个遥遥无期的`所谓成熟的时机呢,还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可是要成就功名,中国社会将以什么样的代价成全你?
改革难题之一:谁能重构道德大厦?
如果说改革的自然成本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先进生产力加于纠正,社会成本中的某些方面也可以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去解决,但要重建根植于民心的社会道德,却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超大工程。“猫论”的内涵或许有“治标”之功,但智慧的中国人却把它的外延无限扩大,结果使本来就工于心计的中国人变得更加恬不知耻。单纯的惟利是图本来也不可怕,但当人们的私欲膨胀为“无利不图”时,就可能是灾难了!见利忘义也一样,为大利而舍小义可以理解,如果为区区小利而弃堂堂大义,那作为人在人性面前就什么也不是了!
更为可怕的是自上而下的诚信缺失。而始作蛹者,竟然就是我们的人民政府,以及受他们严格控制的宣传舆论。在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一级政府不说大话`不说好话`不说假话!同时,也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普通老百姓会不吃这些大话`好话和假话的亏。中国老百姓一直是本性善良或者无奈善良的,在他们看来,政府官员贪了也就贪了,无官不贪嘛!但你干嘛还要骗人?而且这种骗竟然还是赤裸裸的骗财!骗你买个“农转非户口”然后取消城市户口的优惠,骗你买个企`事业单位的工人身份然后下岗,骗你集资修路然后说集资不足那资变成酒店消费的发票。。。。。。还有最近几年轰轰烈烈的拆迁`征地,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欺骗`欺压百姓的事简直数不胜数!可是我们的宣传工具都说了些什么?哪一天不在说好?哪一天不在说人民感谢共产党`感谢改革开放?哪一天没有可爱的公仆在执政为民?哪一天没说中国人民享受着最广泛的民主同时人权状况世界第一?政府喉舌上的中国已经是天堂了,而现实中的中国天怒人怨。
重纪律轻自由的中国人天生就是格外依赖政府的,当然也就格外相信政府了。在资讯被绝对垄断的年月,政府`媒体说什么只能是什么。可是在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政府还想象从前那样蒙混过关,我们的媒体依然吹破天不脸红,恐怕已经是不可能了。现在,当人们发现政府都可以骗人,都不敢`不能相信了,那么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
我们都说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作为社会理想并付诸实践虽然遭遇失败,但他们却成功的把共产主义信仰播种在淳朴的中国人民心头。反观改革开放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还有什么信仰?唯一崇拜的就是金钱!为了钱可以不要命,有了钱可以买别人的命!钱能通神,也可以使唤鬼,而且是两个:一个推磨,一个看着鬼推磨。
中国有句成语叫“上梁不正下梁歪”,面对全面“歪”了的“下梁”,难道仅仅哀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就心安理得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检查一下“上梁”?同时问一问:如果不是“上梁”“歪”在先,“下梁”会无缘无故地“歪”吗?恶政`恶官之下,良民也会变成刁民,而善政`好官治下,刁民`甚至恶棍也会转化为良民。
基督教徒主动到上帝面前忏悔,因为他们时时觉得自己有过,同时要上帝帮自己消除恶念;中国人本来也有拜神的习俗`有敬畏的对象,可是被共产主义者视为封建迷信而给予无情打击。于是破除了迷信并且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人只好犯事后再向菩萨求助,而且要拉菩萨下水,让她包庇自己,成为自己的同案犯。同时他们视逍遥法外为能耐,因为有收受贿赂的菩萨做榜样,所以也用不着担心恶有恶报。
把宗教污为精神鸦片,于是中国人把政治家的政治理想当春药。不曾想这春药其实是假货,只产生精神上的冲动而无实用效果。在道德层面,被原以为最可靠`最值得信赖的人欺骗和愚弄--尤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和愚弄--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雪上加霜的是:这种罪恶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还强逼人们去赞美`去讴歌,天使在这样的环境也毫不例外要堕落为恶魔。
面对妖魔附体的中国人,谁能为他们重新构建道德大厦?
改革难题之二:谁能缩小贫富差距?
这里,笔者先列举几个事例:
通过上面两则事例,我们或许可以对目前中国广泛存在的贫富差距作一个基本的判断。这种情况在所谓发达地区也不例外,那里仍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而且成千上万中国穷人的穷,是绝对的穷。
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消除贫富差别,未来世界也必定会存在这种差别。无论共产主义者向人们描绘的理想有多么美妙,人类社会决不会走向“个体无差别`人人无私欲”的“等待死亡”的末路穷途,因此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适度的贫富差别,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同时又是必须!
和大多数民主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并不是在自由市场下公平竞争带来的,而是腐朽政治促成的。在中国,一方面是权力以最底成本使当权者迅速致富并且越来越富;另一方面,被少数人垄断的权力不仅强行剥夺无权者致富的机会,而且还要由无权者承担权力和权贵资本的操作成本!生活在这种权力如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的现实体制下,中国老百姓想不贫穷都难!同理,权贵们掌握着这样的权力,想不富也难。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别不仅是现实存在,而且必将进一步扩大。此时的中共领导人喊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口号,企图以政策层面上的调整来扶贫抑富。此举如果出于无奈还可以原谅,但若是“真心实意”,那就可以说是白痴所为了! 首先,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愿意“和谐”的只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权贵和权贵依附者,而依然贫穷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怎么可能甘心就这么“和谐”着?
其次,也是最困难的,那就是国家将采取什么措施,去改变目前这种极度不合理的“倒T字形”结构?“八荣八耻”能有效克制那些富人贪娈的欲望?“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也许是出于善意,但请别忘了中国的官场还有另一规则:中央的“原声”可能是甜的,往下过滤一次是酸的,再过滤一次就是苦的,三次以后便发臭了!所以这场运动不劳民伤财已属万幸,更惘论让农民脱贫。

第二部分:
如果把中国的贫富差别看成是一个结,那么它差不多是一个死结。原因有二:

一。错过了把它平稳过渡到合理程度的时机;
最佳的时机应该是八四年到八九年。这五年已经日甚一日的暴露出单纯经济改革的弊端,但权贵们摄取财富的量和速度相对有限,尚属“不正之风”。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尚未膨胀为资本,也没有与富人们结成紧密相联的利益同盟,人民对中共政权还有期待,直到89年的街头[广场]表达[有一点中共始终没能认识到:正因为人民心存希望,才会走向广场]。
如果这一时期的邓小平能以他在党内外的威望顺应民意,迅速纠正不对称的改革,给所有中国人同等致富的机会,果断启动政治民主,哪怕他失去权力[如戈尔巴乔夫],照样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尊敬和发自内心的爱戴,中国历史也将有他精彩的一页。
可是他选择了武力。对于这场灾难,无论精明的邓小平本人还是善辨的中共政权以任何理由为其开脱,都改变不了它罪恶的性质。
更为可怕的是,这场灾难不仅葬送了改革的[思想`政治和经济的]成果和前途,而且还阉割了中国人的头脑,扑杀了中国人的良心,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从此,中国人的瞳孔由园变方,直接堕落为金钱的奴隶。
另一个尚可勉强平稳过渡的机会,或许是九二年邓小平南巡直到他逝世的九七年。“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应该算是他的觉醒,但是同样的错误他不幸犯了两次。在他的声音使经济复苏的同时,由于权力更加集中`更加不受约束,加上官民在六。四之后唯一例外达成的共识--一切向“钱”看,经济利益不容置疑地进一步向权贵们倾斜,下层民众只是分到其中的一小块蛋糕。但相对于此后掀起的`以“国企改革”`“资产重组”`“国退民进”等等为主题的改革大潮,以及由此导致的国有资产为权贵们和依附于权贵的富人们所彻底瓜分,这些利益盗取者也并没有形成现在这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时期如能以民主的绳索,勒紧贪婪的勃颈,不失为把贫富差别平稳过渡到合理程度的一线生机。
坐失了这两次机会之后,中共为缩小贫富差别所要支付的成本,将大大的超过人们有限的想象。

二。既得利益集团既不会妥协更不会合作

谁都知道,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中,权贵们的私产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黑暗的,依附于他们的富人们往往被边缘化。如果我们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私产比作一条大象,那么权贵们拥有的就是象腿和象牙。
要缩小贫富差别,无非是两种手段:一扶贫致富,二“劫富济贫”。
由于贫富差距是一种比例关系,那么把“绝对的穷”扶持到“相对的穷”,尽管没能缩小原来的差距,但如果“相对的穷”能够满足人的一般需要,并让人有“幸福感”,做到这一点也算是成功的。但在自然资源严重不足,生产规模相当有限`劳动力市场整体供大于求`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几十年内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扶贫”不可能解决这一对矛盾。
剩下“劫富济贫”这一招。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主要包含的是权贵们的利益,而
为缩小贫富差别进行利益调整的权力又掌握在他们手里,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不可能割下自己的肉来填饱别人饥饿的肚子。显然,“劫富济贫”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在经济学意义上,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现代生产要素中最抢手的要素:资本!结合中国的现实政治,他们这种允许由权力操作的资本所能够获得的利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前面已经提到,权贵资本一旦进入社会生产,其操作的成本是由民众承担的,结果无非是富的更富`穷的永远穷--因为在权贵们看来,老百姓处于饿不死的状态才最有利于他们统治!
现在我们退一万步:假如明天就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并且以和平的方式过渡到民主社会。那么将出现什么情况?按照民主的规则,我们完全没理由阻止既得利益集团带上他们的资本加入到民主的行列。可是在“贫”的一方--中国老百姓看来,他们这不是两头讨好吗?缺少民主启蒙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理解民主的宽容和大气吗?谁敢保证他们不会认为“恶无恶报”是一种不公平而失去理智?
再退一万步:假定人们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尚能保持理性,但民主决不是摆在面前的满汉全席,抬手就可以吃到山珍海味。民主只能提供给我们吃到满汉全席的更多`更大的机会。民主同样需要热情`需要劳动,不同的是:在民主的阳光下付出的劳动,必定会得到合理的回报。人们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了吗?如果老百姓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明天的民主就得准备好为昨天的独裁买单。
不过“办法总是比问题多”,笔者眼中的死结,说不定有人偏就能够轻而易举的解开。
改革难题之三:谁能清除腐败?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极权如果不产生腐败,那就是极度的不正常。腐败对于中共来说,是另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反腐必将直接瓦解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动摇他们的执政地位。反腐形同自杀。
有人以毛时代官员的“清廉”来证明独裁政权不是天生就腐败的,并胡说什么腐败是因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这当然不值一驳,因为生活在资本主义民主世界的政府官员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包青天”。何况毛时代的官员一样腐败,那时候能够成为公职人员`能够成为工厂工人的,不都是有一定权力背景或者以不同形式`代价贿赂权力[比如性贿赂]的人吗?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度贫乏,才不象现在这样引人注目。
更为可笑的是,网上愤青常常紧跟无耻喉舌拿民主选举中的贿选丑闻来攻击民主,说什么民主一样腐败而且虚伪。殊不知在独裁国家,即便人们巴望着有人拿钱来贿赂自己,也只是一相情愿,因为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贿赂“当了家做了主”的人民,反倒是人民必须贿赂官员--如果你试图办成一件哪怕是被你贿赂的官员百分之百应该办的事。
产生腐败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原因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补充一点:既然是独裁政治,那就应该实行“干部职务终身制”。那样的话,腐败的广度和深度或许不会恶化成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那是因为有一条腐败链和一张腐败网。

所谓腐败链,就是由各级权力结成的`环环相扣的腐败系统。比方说科员贿赂科长,科长贿赂处长副处长,依此类推,直到最高领导,这就是腐败链。不管拿任何一级腐败了的权力作为反腐的突破口,结果都将牵扯到腐败链全体成员的利益。
腐败网就更加错综复杂了!围绕某个权力,所有利益直接相关者或者间接相关者,都会制造`交换一起或数起腐败。它可能涉及到一定区域内社会各团体`各阶层,权力系统中的各部门和共党所谓“条条`块块”的共同利益。反腐如想穿破某个网眼,这张网将无情地收紧再收紧。
如此坚不可摧的腐败世界,它根本容不下清廉。任何人想洁身自好又想保住权力,都将是这个腐败世界的天敌,都会被他们无情地淘汰出局。
表面上看,中国大陆党内有反腐机构,政府有反腐部门,法律有反腐条款。说它不反腐,很容易被认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可是我们从根本上`整体上看,它确实是不反腐的。你只要问一下“谁在腐败?”然后就会有答案。制造腐败的是共产党,而政府是共产党的,法律也是共产党的,反腐当然就是反党。那又为什么会揪出一些腐败分子?原因很简单:一是不守规则;二是露了马脚;三是树立形象;四是安慰国民。
有一个事实非常有趣,同时也非常隐密:杀一个腐败分子,客观上是保护了一群腐败分子;查处一个腐败案件,客观上是保护了一群腐败,并且提高了他们的技术含量--被查处的每一个腐败案件,都可能变成他们的反面教材,给他们的自主创新提供实验数据。
我们也常常可以听到落地有声的一句话:对于腐败分子,要“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手软!”可是靠谁去发现?被揪出来的腐败分子中,有几个不是群众反复多次举报才去查处的?群众又能发现几个?
公共道德的蹦塌,权谋政治的黑暗,使中国官民都不再为“亢蒙拐骗`男盗女娼”等等一切恶行害羞`不再担心有良心的谴责。在他们看来,钱是唯一可靠的东西,发财成了人生唯一的理想。而当官能够发财,并且是发横财,那么选择当官就是走致富路,买官就是投资--一分投资,十分回报,不想当官就是傻冒!
官位之所以有如此超常的诱惑力,正因为权力尤如印钞机。而中国人的迷官情结,可说是源远流长--
历史上,武则天的吏治是近似血腥的。她给所有自以为有能力做官的人提供做官的机会,但这些朝廷命官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每有一个新官上任,旁边就有人就说:又来了一个刀下鬼,黄泉路上又多了个伴。可是要做官的人还是一拨跟着一拨。
而现代中国人迷官,说疯狂也决不过分。一如民间篡改的裴多菲的名句: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做官故,
两者皆可抛!
为圆发财梦而求官,是个人动机不纯;唯媚官`贿官方可保官`升官,是国家吏治腐败。所有这些一旦形成“全民共识”`“官场铁律”,再高明`再严厉的统治手段,也将徒叹奈何。

结语:
毛泽东之后,精明的邓小平及时而且充分地利用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民对物质文明的迫切愿望,对单一的计划经济作了个小小的调整,便大大的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国民经济也由此持续好转,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这就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毛时代无法比拟的,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人们也因此喊出“小平,您好”的感激之声。
但是,当我们准备为邓小平的改革作为评功摆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一双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眼睛,会把一点若隐若现荧火当成普照万物的太阳的。极度贫困的中国人由饥饿和半饥饿状态变为基本温饱,当然会对给以他们这种机会的人感恩戴德。这,就是善良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善良。
但人不是家禽,喂饱就了事。人有思想,不仅会对自身的生存状态作纵向的回顾,也会作横向的比较。当国门打开,西方世界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原来“水深火热的阶级弟兄”并不存在,他们正享受着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置身于高度自由的政治生态,强烈的反差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麻木的心灵。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仿若隔世的理念再一次直入中国人的骨髓,挠得中国人全身发痒。国人不再甘心做专制的奴隶,不再承认统治集团的特权。
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民主意识的空前觉醒。政府本来可以`而且也应该因势利导,乘机平稳的溶入世界潮流,却不幸以流血的“六。四”告终。

第三部分
八九作为一个分水岭,如果说此前的时代精神是以空虚和迷茫为特征,那么此后的中国人还真的就是“精神饱满”,只是里面塞满的全是恶德`恶念。如果我们把“恶德`恶念”看成是“母细胞”,把“恶政”看成是培养基,那么它发育出来的当然只能是恶官和刁民,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恶社会。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最大的败笔。
现在,我们终于尝到了它的恶果:
--除非具体到`细化到每一个个体,否则任何关乎全民现实利益和预期利益的社会活动,甚至国家行为,都无法唤起群众的参与意识,特别是主动`自觉的参与。
无论从表面上看中国社会有多么繁荣,但在社会学层面,我们的基本国情依然是“穷的脱贫无路,富的为富不仁;为官只谋私利,为民但图自保”。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官民合谋`全民共建而又同声谴责的腐败世界,以及我们为改革所付出的自然的`社会的其他一切代价,都一致向我们表明:人们所期待的人道`公正`有序的理性社会,正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的社会隐藏着巨大的矛盾。
细胞生理学上有个有趣的现象:只有在[细胞]膜两侧出现正`负离子浓度差时,才产生兴奋。浓度差越大,兴奋性越强。当然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如果我们作哲学思考,那么大致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原理:[内部]矛盾越大,由此引发的变化就越强烈,反之亦然。
面对中国社会潜流涌动的现实,一如高明的医生面对外强中干的穷病人,明明知道某个关键器官有个致命的肿瘤,温文尔雅的汤药解决不了,传统的`刀刀见血的外科手术虽然可以拿掉这个肿瘤,但保不了这个器官,看来这回这个穷病人是死定了!可是感谢现代医学,它给病人带来了唯一的希望:器官移植!遗憾的是,这希望同时又是个难题:病人没钱。
没钱就只有死路一条。谁叫你不幸生活在中国?
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34;2005年己达到了0.463,连续12年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位。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社会动荡,这多少说明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经不起经典社会主义的检验。
市场经济作为自由经济,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可以发育成健康的巨人。但是在专制体制下,未必不会成长为那位外强中干的病人。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个人资本的自由竞争,而中国的现实政治,是权贵挥舞着资本参与一场毫无悬念的所谓“竞争”,用赌场术语该叫作“通吃”。并且,这场“竞争”的出场费,还是由广大民众负担的。
同样,既然我们不能放弃权力垄断,既然公权还是私授,既然权力不需要监督或者实际上监督不了,那么“职务终身制”甚至权力世袭制反倒可以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同时大大地减少腐败。“59岁现象”是一个明证,老百姓的黑色幽默更是集中反映了民意:白养一只肥猪是必要劳动,白养一群肥猪就是残酷剥削了!
木桶可以挑水,竹篮可以买菜;如果我们异想天开的用竹篮去打水,那一篮子水必定会很快流失。装的越满,流得越快,终归还是一场空。。。。。。

[全文完]

此文于2006年06月05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