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民主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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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July 29, 2007

女军官阚玉泽的“第一次”

作者:过关
这是一个令人心里酸酸的女军人的故事,没有一点甜蜜可言,故事恰好发生在我的身边,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我的熟人,我把它记录了下来,但愿能给今年这个炎热的夏天带来一丝轻微的凉意。

阚玉泽是我们营区后勤部的干事、中尉协理员,今年27岁,作为副连职的干部,27岁的年龄面临着服役的顶点,或者再提上一级,到上尉正连职,还可以继续服役下去,或者军衔和级别都提不上去,只能卷铺盖走人,从部队转业回家去。
阚玉泽是浙东南温州地区的人,具体哪个县,我记不清了,也许是青田、也许是平阳、也许是苍南,总之,好像与邻省的福建不远,是一个山很多,也很贫穷的县,特别是浙南的口音十分难懂,阚玉泽在她普通话还不流畅的时候,说过几次,虽然没搞懂是哪个县,我也不好再问了。阚玉泽说她小的时候,跟家里大人去过许多次邻省的福建集市,当然不是坐车,是挑担背筐翻山越岭。阚玉泽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敢情她是乡下人,农村人卖点自己家里的农副产品,总要到集市上去卖,浙江这边的集市贸易税收费用稍为高点,农民们承受不了,宁可担着担子走远一点,到福建那边的集市去卖,不就是多卖几个钱嘛。

在阚玉泽最初的入伍档案和后来的军官人事档案里面,她从来没有上过学,她所有的文化知识都是自学来的,所以在干部履历表的文化程度一栏里,她都填写着“相当初中”、“相当高中”和“相当大专”,以后她从军校毕业,才心安理得的填写上了“中专”,再以后,她又参加了地方干部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之后,一科科攒齐了那一科所规定的12门单科合格证书,领到了党政干部专业的毕业证书,从此才在履历表上正大光明的填写上了“大专文化”。尽管与那些本科的男女军官们相比,在学历上还有不足,但作为一个从浙东南农村来当兵的女娃子,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在阚玉泽的个人自述中,她是头生女,也是独生女,在她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也许是因病,也许是因为什么事故,那时她还小,说不清楚,就知道父亲突然死了,母亲撇下了她,改嫁到外地去了,她是跟着祖父祖母长大的,因为家里贫困,一天学堂也没有进过,她是拣了邻家大孩子丢弃不要的旧课本,自己一点点学起来的。祖父在土改后上过几年学,就当了她的启蒙老师,在学会简单的识字、算术之后,她就无师自学,自己跟着捡来的那些旧课本一步步学起来的。

祖孙三人的过日子,阚家是伺弄花草的好手,靠养花卖花为生,自己有一块不大的花圃地,也重点稻谷和菜地,凡是有一点好吃的东西,祖父祖母都优先让着这个没有父母的孙女先吃,所以阚玉泽没有被饿着,长大成人之后,阚玉泽一米六五的个子,身材消瘦,腿脚十分利落有劲,给人的印象像一只羚羊。阚玉泽自己也知道,她不是美人,从小太阳晒得多了,脸上、身上总是偏黑,以后参军后坐机关好几年也捂不白,但她的鼻子眼都很适中,五官端正,眉目清秀,耐看,在我们司政后机关大院里不比其他城里来的那些女孩子差。

阚玉泽年满十八岁那一年,我们部队到浙东南的几个县去征兵,我们军事领导机关二百来人的警通连要在那几个县里分别招收二十几个女兵,四十多个男兵,去征兵的最高领导是我们即将退下来的机关政治部副主任史旭贤,副师职干部,手下那些团营连的接兵干部自然以他的意见为准,那一次,当地的县乡镇政府好吃好喝自不必说,还派车接送他们在当地游山玩水,附赠许多当地盛产的土特产品。至于送没送红包我不知道,但每年这种情况还是有的,无非是让你格外关照当地某些人子女的情况,优先留在机关大院,或是送去学开车、学点技术,做个机要、收发工作什么的,不去到连队受苦,弄得好,遇上入党提干的机会,朝里有人关照,总比那些农村娃子要强得多。

我们这些机关的老兵都知道,被派去主持今年征兵工作的史旭贤是个正派人,是全机关十个参加过战争的老战士中的一个,机关将他派了出去是为了让他回避一件“更新”的大事。那年春天,政治部的老主任被调任集团军副政委,留下的主任位置,由现任的两个副主任里“二选一”,担任正主任。史旭贤的资格较老,当这个副主任已经三四年了,由正团提拔为副师也已经两年多了,他的作风正派,工作能力也强,从上到下的群众基础好,都是异口同声公认的,但他一个最大的弱点是“上面没人”,没有人为他说话,被调走的老主任虽然赏识他,但也是拿他做一个极为合手的兵刃来使用的,知道接替自己的这个位置不由他说了算,要由上面来决定,当他被调去到新的集团军走马上任的时候,他向机关党委郑重声明:史旭贤是个好人,给他几个轻松的肥差,再让他转业,否则对不起他。

说句良心话,在作风正派和“人性化”这方面,我们人民解放军要远远的好于地方上的各个机构和部门,那一次,机关党委正是这样做的。

史旭贤走了,到浙南去接新兵,部队的机关党委为的是在他不在机关的当口,提拔另一个正团职的副主任刘世领来接替政治部主任的位置。刘世领年轻,比史旭贤小六七岁,又是政治学院研究生的学历,比史旭贤的大专学历要强多了,最重要的,是人家刘世领在“上面”有人关照,调走老主任,不过是为新主任腾出位置,这个主任的职位是到不了史旭贤的手里的。按照惯常的干部提拔规律,新主任上任,是副师级别,另一位资历老的副师职副主任再留在原位也不合适,不利于新主任开展工作,只能挪开,也必须挪开。然后从部队里再提拔一名团政委来任新的副主任,也许从上级机关里也会被调来一名新副主任,至于接新兵回来的史旭贤,会被调到机关的某个副师职级别的办公室过渡两年,养一养,然后是选择从部队退役还是转业,就由史旭贤自己说了算了。

依我的话说,这就是缘分,没有史旭贤的这次接兵,也不可能发现在当地农中打工的农村女孩阚玉泽,没有阚玉泽的来当兵,何来我这一段女军人佳话。

史旭贤去接兵,他没有住在县城里,也没有住在乡镇大院,而是自愿选择住在了当地农业中学的校舍里,在二十七年前他应征入伍之前,他就是广西农村农业中学的一名住校学生,这次机关派他出来,他清楚知道原因是什么,当兵的时间长了,上级机关里也会有同情他的“耳目”,虽然主持不了他的升迁,但透个消息还是可以的。在部队,军龄满二十年就可以申请退役,然后由军队养着,工资待遇一切照旧,这就是当军人的好处,当他看到地方那些有着三十年工龄的老工人和知识分子被迫下岗,马上沦为一无所有的赤贫阶级的时候,他的心里充满了同情。他恨恨的想过不止一次,当年让我们在前线打仗流血,牺牲了那么多的好战士,难道说就是为了让眼前的这些人下岗,养肥了一小群暴富的狗男女吗?

每天白天,他属下都在为征兵工作四处查看,唯独他落个轻闲,独自留在农中里同那十来个教员朝夕相处,他甚至想自己选择退役下来后,也到这里来当个教书先生,有何不妥。浙南的乡下雨多,这所当地的农业中学又都是破旧的老房子,漏雨的地方实在不少,农中找来了几个当地农民,来修缮糟破的屋瓦和要倒塌的墙扇。来修房的是当地无法出去打工的农民,不是年纪大了,就是身体不行,干活的那几个人里,一个消瘦的青年格外醒目,因为在那几个上了岁数的农人当中,只有这一个面目清瘦的“后生仔”,他自然腿脚利落的要里外多照应一些,勤跑一点。史旭贤注意到,这所农中的教师们似乎也认识这个青年,提前将归拢不要的一些旧书报、教科书、废旧本子包扎好了,在干活休息的时候交给了这个青年人,青年人仔细装进一个旧口袋里,准备干活后带回自己的家中。

在青年人低头仔细抚摸书的那一瞬间,见多识广的史旭贤猛然发现,这个细腻的动作只有女人才做得出来,这个青年人应该是个女孩子,她女扮男装是为了外出打工方便,少一些麻烦。史旭贤一问身边的那些教师,果然如此。教师们说,他们认识这个女孩子十多年了,也算是老朋友了。

史旭贤问:“她是你们这里的毕业生吗?你们这么熟悉她。”

“哪里,”教师们不约而同的叫嚷起来:“她要是能来上学就好了,她从来没有上过学,可是学到的知识比我们这里最好的那些毕业生们一点不差,前两年我们就让她参加了毕业生班的毕业考试,成绩几乎都是优良,可惜她从来没有注册过入学登记,我们无法发给她毕业证书。真是可惜了这女孩。”

“她今年多大了?征兵的适龄青年里面怎么不见有她?”史旭贤好奇地问。

这回是农中教师们一齐哄笑了:“出去能为国当兵,这样的一个大好事情,怎么会落到她们家的头上。不过从她最初来学习的时间推算起来,这个女孩子好像今年正好十八岁了。”

史旭贤的心里突然冒上一个念头:“你们跟她熟悉的人去问问她,愿不愿意出去当兵?只要体检能合格,我们就把她接到部队去。”

这十来个农中教师们一下子愣住了,他们猛然间醒悟到,住在他们这里的这个上校军官是这次来接兵的最高首长,让谁当兵,他是有这个权力的。在场的教师中,两个年轻的女教师一下子蹿了出去,找屋外干活的那个女孩子,女孩子来了,摘下草帽,一头的短发剪得十分齐整,尤其是一双大眼睛,黑亮亮的。这就是阚玉泽当年来警通连当兵的事情经过。

听到是接兵的最高首长史旭贤介绍自己的熟人、农村姑娘阚玉泽参加征兵体检,自然是一路绿灯,处处关照,当地的县乡干部、包括武装部干部,都以为农村姑娘阚玉泽是接兵首长史旭贤的什么远房亲戚,手续办得很快,阚玉泽的体检也毫无问题,只是在新兵登记的时候在文化程度一栏里费了点周折,部队原则上是不要文盲的,有了农中那些老师的推荐,阚玉泽在文化程度一栏填写的是“相当初中”,阚玉泽就这样当兵出来了。她留在农村的祖父祖母作为军属,当然要享受些许照顾,但是她们全家人都没有想到,以为阚玉泽当兵三年,总还是要回来的,没想到一干就是十年,而且还考上军校,被提了干部。

阚玉泽她们七八十个男女新兵来到警通连的时候,是经过了三个月的新兵集训大队后才来的,个个像掉了十来斤肉,脱了一层皮,听老主任史旭贤说,这二三十个娘子军当中,只有阚玉泽没咋地似的,还那个样。

自从接兵回来,机关大院政治部新一套政工班子的干部配备基本就绪,史旭贤被安排在了机关老干办、全称“老干部办公室”,担任副师职的办公室主任,手下有一男一女两名干事,他虽然没有了行政大权,但有那个老主任的身份在那里摆着,身后又有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的一二百名军师团级别的离退休的老干部作坚强后盾,他在机关大院上下的影响反而更大了。这在一些机关大院发生的大小事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

史旭贤是广西人,可太太却是贵州人,当史旭贤在团里任副政委的时候,他太太办的随军,在我们部队驻地的军人服务社当售货员,以后服务社经营范围扩大,她当了经理兼党支部书记,额外提一句,除了史旭贤的太太,那些团以上领导的官太太们,每一个能在军人服务社干得长久,都是作为一个过渡,找到正式工作之后就离去了。史旭贤有一儿一女,都很争气,考上了大学,又都很不争气,没有一个在部队里干的。儿子大学毕业,商贸管理专业,以后随公司去了越南,在让史旭贤流过血的老对手那边做生意;女儿学的是金融会计,毕业后被中银招纳,在香港中银的一家分支机构坐柜台。

史旭贤没有了家庭负担,又在闲差的位置上,正好“领导”那一二百名老干部们监督部队的军事现代化的正确发展。偶尔,顺便看顾一下从新兵大队集训完毕、分配到警通连的阚玉泽,从一个农村女娃子意外的被招兵来到部队,他史旭贤有责任保护这个没有爹娘疼爱的孩子。其实史旭贤的顾虑未免多余了,从小失去父母的阚玉泽,完全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

阚玉泽一到新兵大队,立刻在新兵中如鹤立鸡群,崭露头角,阚玉泽能吃苦,手脚麻利,文化虽然与其他的高中女生不相上下,但她对上级的命令领悟快,接受力强,尤其在女兵当中从不哭鼻子,不娇气,没有任何的委屈怨言,给带兵的连排班长们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我刚从基层团队调到机关司令部做作训参谋,新兵阚玉泽的事情竟然传到了司令部的上层,可见阚玉泽的影响确实不小。

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这批的二三十个女兵都被分配在了警通连,虽然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有意调去几个女兵担任机关的勤杂和机要工作,阚玉泽也在内定要调去的几个女兵当中。但后来谨慎还是占了上风,最好不从新兵中直接挑选进机关的女兵,让她们先到基层干一段时间,锻炼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然后再调上来,对将来的机关工作会有更大的帮助。

警通连,顾名思义,就是警卫连和通讯连的统称,在前几年军队缩编之前,这是我们机关下面配属的两个基层连,一个专司驻地大院的警卫工作,另一个专管辖司政后机关连通基层各部队的通讯线路,除此之外,原本还有个后勤连队,管理包括大小食堂,干部灶、战士灶、养猪场、养鸡场及副食农场的一切事宜。几年前部队缩编,后勤连的两百多人划归地方编制,成为“职工”,警卫连的男兵和通讯连的女兵合并,各有两个五六十人的大排,两套不同业务的管理班子,这支两百多人的警通连就这样延续下来了,直到今天。

警通连的战士实行的是三三制的轮换政策,每年有百分之三十服役到期的老兵复员回家,同时接收来百分之三十的新兵蛋子,这样在部队里,随时总是能保证有三年的老兵、二年兵和当年的新兵各百分之三十,另外百分之十呢,要留给从士兵中提拔的士官们。通讯连是个技术连,要保持有百分之十的四年士官到十年左右的高级士官继续留在连队里,解决技术和教授帮带新兵的问题。

到了警通连,管理通讯女兵的指导员这才发现,阚玉泽的真实年龄只有十七周岁,这并不是她刻意隐瞒的,而是浙南那个地方的农村实行虚岁,乡里户籍登记的民政员不熟悉这个情况,也没有细问,就为阚玉泽填报上了十八岁的年龄,来到警通连,照例要详细核对出生年月,这才发现了阚玉泽的真实年龄。但既然收进来了,阚玉泽也表现得不错,特别是身体状况、文化智力都跟得上,自己也有意愿要留下来,于是就留下来了。

新兵分班,阚玉泽从浙南偏僻的乡间农村出来,普通话不好,无法分到话务班,于是被分到了机务班,负责电话及通讯线路的维修保养工作。机务班是男女混合班,一共二三十人,有几个老兵留下来改成的职工,也有几个服役从几年到十来年的技术士官,从最初的一级士官到机务班最棒的那两个四级士官,剩下的十来人,都是在服役期间的列兵、上等兵、下士和中士们,当然是男多女少,连同阚玉泽,机务班一共才有六名女兵。机务班女兵承担的日常工作,大都是留在工作室里检修旧电话机和那几台有线、无线的控制设备,更多的时间,还要学习和钻研技术,所以被选进机务班的男女战士,几乎都是清一色的高中毕业生,只有少数的几名中专、职高的文化程度,阚玉泽能分到机务班,就像是丑小鸭来到了白天鹅中间,她除了夜以继日的苦学文化技术,还能有什么呢?

机务班要这几名女兵,纯粹是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那几个话务班都是清一色的女兵,每逢当值的话务班出现点自己无法解决的小技术故障,都要及时招呼机务班的战士前来维修。你们知道,部队里嘛,为了尽量减少男女战士之间的接触,总是会有一些成文的或没有文字的繁琐规定,这样,到话务班去频繁检修小毛病的任务,总是由机务班的那几名女兵来执行的。只有当机务班的几名女兵遇见了自己实在无法解决的难题之后,才由技术士官和老职工出面,前去维修。当问题严重到非技术士官和老职工不得不出马的时候,那也一定都是些“大活”,非兴师动众不可了。

阚玉泽是在入伍的第二年,她刚满十八岁的时候入的党,也在那一年,听说连里的领导上找她谈话,要她到机关的机要部门去工作,这是几乎所有女兵都梦寐以求的良好机会,能和首长们接近,能认识那些年轻有为的参谋干事,又从此不必风吹雨打,等等等等,好处无限,可是阚玉泽居然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她喜欢学习钻研技术问题。说心里话,警通连也不愿意放她离开,阚玉泽那次进机关的机会被她人占了。

入伍的第三年,阚玉泽不负众望,成了机务班的女兵班长,士兵中士军衔,一个熟练的技术小权威,警通连野营打靶训练,机务班班长阚玉泽掌握的一手95式5.8毫米班用轻机枪的熟练射击,连老兵都感到吃惊。因为表现出色,阚玉泽几次受到表彰嘉奖,年年荣获优秀战士的光荣称号。那一年,针对台海的紧张局势,我们照例要举行全集团军的秋季大演习,在黄海东海的结合部地方,我们集团军的七个师折腾得轰轰烈烈,那一次,调到指挥排的阚玉泽在配属给她们的三辆通讯指挥车里,时刻服务在“红军”指挥部的身边,随叫随到,演习结束,那年初冬的全军总结表彰会上,阚玉泽荣立三等功,最重要的,是她被推荐参加当年的全国军校统一招生考试。

参加那一次的军校考试,对农村女孩阚玉泽来说,有如从丑小鸭向白天鹅的转变,她在报考表上填写的文化程度是“相当高中”,但她心里清楚,她学到的文化知识是不系统的,为了更有把握,一举成功,她不敢报考大本类、大专类的军校,只是选择了一个两年制的指挥学校,毕业后出来担任少尉军官,军队干部的最低等级,而且不会被提拔到很高的军衔和职位,但阚玉泽已经很满足了,她一丝不苟的参加了考试,如愿考上了中专类别的军事指挥学校。时间一晃过去,佩戴了两年陆军学员的红色肩章,阚玉泽终于毕业了,按照规定,她仍然回到原来所在部队的警通连,但此时,当年跟她一起入伍的同伴们大都已经复员回去,还不满22岁的阚玉泽成为一杠一星的少尉排长。

从军校毕业回到警通连的那个年底,参军将近五年后她第一次探家,回到了浙南老家。她惦记把她抚养大的祖父祖母,也惦记她自小就熟悉的那个花圃。受到祖父祖母的熏陶,她从小也喜欢伺弄花草,喜欢琢磨着嫁接出什么新的花草品种特别是兰花品种,当年,城里的花草商贩开着带棚架的面包车来山里收购花草,对年纪幼小的阚玉泽随便嫁接出的花草品种总是赞不绝口,花了略高出其他花草许多的价钱买了去,让阚玉泽小小的欢喜一场,只是专门的嫁接花草在工夫上太不合算,花出的时间和精力太多,成功率及成活率都不算高,虽然商贩给的价钱不低,但仔细算算,业余干点还行,专门干还是不太核算,还不如出去给农中修房帮工,一天还能挣个二十来元钱,阚玉泽就把她喜爱的嫁接花草放下来了。

这次回家,年迈的祖父祖母高兴的不得了,连当地的县乡村干部也觉得吃惊,当年本县一块出去参军的五六十人,只有阚玉泽一个人考上军校当了军官,这在乡里是个了不得的喜事,有多少当地暴发的乡镇民营企业家们都瞄上了这个有出息的军队女娃。几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委托的说媒人踏进了阚玉泽家的老房,沉寂多年的阚家一下子热闹上了。

阚玉泽的祖父祖母对孙女说,当初孙女在闲暇时为解闷而嫁接的几株花草,参军时扔在了花圃的角落,这几年来长大了,无意中被上门收购花草的商贩发现,给了两三百元一株的高额价格,比一般几元、十几元一棵花草的价格要高出十几倍,老两口因思念远去的孙女,所以一直没有卖掉,近两年来,商贩们不弃不舍,紧盯不放,这几株嫁接过的花草价格也一路攀升,达到五百元一株。老祖父高兴得说:“孙女,这些钱都是你的,你看着卖,听人说,如果自己拿到那些大城市里,还能卖到七八百、上千元一株呢。这可是你的嫁妆钱呀。”

阚玉泽说:“爷爷,部队不比乡下,不能早婚,也不能做买卖的,我还不满22岁,现在考虑结婚还太早,把那些说媒的都回了吧。”

这次阚玉泽探亲过后回部队的时候,用一个祖父亲手编织的竹提篮,把她在参军前不经意间嫁接的两小株花草带回了部队,放到了自己的宿舍中去。作为排级干部,她和另外的两名女尉级军官同住一室,她在竹提篮的底部布满了肥沃的泥土,精心照料她参军前的得意之作。

阚玉泽的少尉排长生涯干了两年,24岁的时候被授予中尉军衔、副连级,担任警通连女兵们的副指导员,那一年,她参加的党政干部专业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通过了六门,正好一半,第二年,不管她愿意不愿意,她被调进机关的后勤部门,担任后勤部营房处的协理员,专职负责整个营区的绿化工作。这一年,因为职务的便利,她有了自己个人单独的一间宿舍,还在后勤部那栋漂亮的大楼里有了自己的办公室。

人们都知道,中国的军事机关,向来分为司、政、后三大系统,能够进到相对稳定的机关供职,是几乎绝大多数男女职业军人的最惬意的选择,在这里接触到首长的机会最多,能够展现出自己才华的机会也最多,如果有幸被某个首长看上,受到提拔使用、甚至破格重用,等待你的,将是一个辉煌的前程。即使你不太能干,没有那样多的才华可供你展露,你仍然可以用自己的优越条件,比如长得精神、挺拔,嘴甜会说话,你还是有机会成为某个首长的儿媳或乘龙快婿,从另一个渠道确保你的稳妥前程。

啊,这是我这个机关老兵的一家之言,不必当真,对我来说,坐机关的生活虽然安稳,但不适合有个性、好动的人和喜欢带兵的人的长久呆下去,呆的时间略长一些,你就会感到自己的肌肉逐渐松弛,骨骼僵硬了,腿脚也懒了,当你再下到一线部队的时候,你跑几步就会气喘吁吁,心跳个不停。总之,每个职业军人都会有适合自己发展的最佳途径,只是你要选择的对才行,当你被某个部门的领导看上,点着名非要你不可的时候,那你的命运就由不得你了,除了服从,你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不要忘了,你首先是个军人、是个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的军人呀。当年阚玉泽面临的情况也是这样。只是她喜爱花草树木,所以这个绿化工作她做得很好,每年后勤部系统通令嘉奖的干部名单里面,总会有阚玉泽的名字。

坐机关以后,没有那么多的女兵需要关照,阚玉泽的时间一下子空闲了许多,闲暇的时候,除了读书,她最喜欢的事情是逛花草市场,每逢五一、十一及中秋这几个重大节日和传统节日,阚玉泽都要指挥着警通连的执勤战士,将许多盆鲜花布置在营区的入口处,中心是一个盛开的大花篮,两边是布满标语口号的大花坛,这些盆鲜花,有些是自己培植的,有些则是要从花草市场上订购来的。我们这个军事机关坐落在一个东部沿海中等城市的边沿,经济发达,市民的购买力近十几年来有了很大的增长,花草市场的兴旺发达就是一个有力地证明。在电视塔下面的四季青花草市场,是全市几家花草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从熟悉的乡音中,阚玉泽认识了自己的老乡,一个长得方方正正的矮个子老板叶昭明,他正是在这个大厅里做花草生意中的一个的。

作为本地花草生意的商人,三十多岁的叶昭明在本市已经作了近十年的花草生意,在这个花草大厅里有一个四十多平米的大摊档,由他们两口子来打理,孩子给留在了浙南的老家,由老家乡下的爷爷奶奶来照看。出于同情,阚玉泽照顾过他的生意,每逢年节会从他这里购买不少的鲜花,由开车同来的战士们搬运到车上,但同时也会从其他的几个摊位上购买不少的鲜花,为的是搞好军民团结,一碗水端平。

叶昭明以前曾经也会下乡到附近花乡去四处收购,近两年来不同了,他不再东奔西跑,而是由本市的农科院花草培育基地来供货的,他根据自己的销售状况,不定期的到位于郊区的农科院花草培育基地去挑选出合适的品种、数量,定下供货合同,交一定的定金,然后由农科院的送货小厢车在第二天的上午准时送来。农科院花草培育基地是很负责任的,他们的一个热心的技术员,时不时来到叶昭明和其他销售商的营业地点,巡视一圈,及时提出可供改进的管理意见,有时也同来买盆栽花草的市民们现场交流,为市民们提供些在家里管理盆栽花草的宝贵经验。不用说,这样一来进一步促进了盆栽花草的销售,市民、销售商、农科院都各得其所。

市农科院常来的那个年轻人是个高级农艺师,当年二十八岁,名叫乔雪松,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的园艺专业,三年前拿下硕士学位后,自愿应聘来到了这个东海之滨的美丽城市,他看中的,是这里较为发达的经济环境和较为适中的自然气候环境。当年,乔雪松是作为本地的人才重点引进的,他一来到这座城市,面临他的工作岗位,一个是市园林局,另一个是农科院。乔雪松当时静静的想了一下,市园林局的官味太浓,而且只能为城市里服务;农科院则不同,他还可以为广大的农村服务,于是他选择到了农科院,跑乡串村,城里园林局进行园林规划改造,也会聘请乔雪松与会磋商。

市农科院是个贫寒的苦单位,只能靠市里的财政拨款为生,作为高级技术人员,乔雪松每个月只有死工资一千五百元,没有一分钱奖金,为了改善农科院的收入状况,在乔雪松的倡议下,开办了这个花草培育基地,靠向销售商批发花草积累资金。乔雪松是光棍,家在北方,他在本市周末没有任何的去处,一周五天为农科院忙,逢到周末那两天,受销售商的邀请,他也会常到市里的各个花草市场转悠一下,指导指导。就这样,乔雪松偶尔也会同身穿便服的阚玉泽见面,随便搭两句话。

在乔雪松的眼里,阚玉泽一看就知道是个皮肤黑黑的乡下人,头上的长发梳成辫子,在城里人当中很不入流,那身显得稍短的蓝色便服土得“掉渣”,乔雪松曾经偷偷的观察了一下阚玉泽的背影(他是绝对没有当面打量阚玉泽的那个胆量的),看见阚玉泽消瘦的身躯腰板笔直,后脖颈子上毛茸茸的发稍格外引人注目。在很长的时间里,乔雪松都以为阚玉泽是某个花草柜台雇用的农村姑娘,只不过很喜欢钻研花草知识,而且也懂得实在不少。

在阚玉泽的眼里,乔雪松中等身材,貌不出众,戴一副不时髦的眼镜,穿一身更不时髦的蓝外衣,瘦瘦的、弱弱的,像一个早晚辛劳的农村教师。在阚玉泽的心目中,乔雪松也许是因家境困难,每逢周末都要到市里来推销自己培植的一些花草,出于礼貌和同情,阚玉泽会时不时掏钱买上几盆熟悉的花草,虽然都是最小盆的,值不上几个钱,但也是一点心意。每当回到部队的营区,她几次动员身边的男女军官也来购买上几盆花草,美其名曰“扶贫行动”。顾及到乔雪松的脸面,她从不当着乔雪松的面来购买盆花。

作为销售盆栽花草的中间商,叶昭明极力避免的是让买方和供货方直接见面,把中间商给甩了,所有销售环节的中间商都是如此,所以即使看到乔雪松在和阚玉泽言语交谈,他又清楚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但他从不捅破这张窗户纸,为的是留住阚玉泽这个有长远商业价值的长期客户。

作为中尉副连级军官,在2006年9月的军队工资调整之前,阚玉泽每个月只有九百多元的工资收入,如果跑野外、下基层、到部队,还会有三百多元不等的岗位津贴,阚玉泽的军队同事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自嘲为他们已经沦为了中国的贫困群体。在2006年9月的军队工资调整之后,阚玉泽的工资几乎翻了一番,每个月基本工资一千四百多元,再加上军衔、军龄、职级补贴,她能达到将近两千来元。阚玉泽虽然是年轻女性,但她没有女性的美容嗜好,她基本上不逛商场超市,不买任何的美容化妆用品,穿衣吃饭军队都包下了,除了买一点牙膏、浴液、洗衣粉,她想不到自己还能有什么更多的开销,她来自农村,家庭贫困,养成了她一向俭省的好习惯,但只要是部队组织为希望工程捐款,或是帮助某个急需钱用的志愿兵家庭,阚玉泽总是能毫不吝惜的拿出数百元、一千元,相当她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收入,去帮助身边那些需要钱的人们。所以阚玉泽的人缘很好,这有目共睹的。

在我们这个大军事机关里,司政后各系统的优秀青年军官不少,有的人也确实看上了身材苗条、相貌端庄、为人严肃正派的阚玉泽,有心追求者不下数人,阚玉泽对他们也都有好感,但并没有对哪个人具体表态。不知道阚玉泽是怎么想的,她总是在不断的学习,进取,不停的在工作,有关自己的个人问题她似乎从没有在考虑,直到有一天……

我在前面讲过,接替我们政治部主任的,是一个年龄偏轻的后起之秀刘世领,刘世领上任副师职的政治部主任的时候,还不满四十周岁,一个不满四十周岁的上校军官,仕途上也将是前程无量。时间过去了八年,正好是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刘世领果然又高升了两级,成为集团军的少将副政委、兼我们这个军事机关的政委。只是好事哪里能让他一个人都占了呢,去年夏天,刘世领的夫人去游千岛湖,因为雨后车速太快,在山路上翻了车,一直翻扣到百米高的山下。刘世领中年丧偶,但他的悲伤很快就存不住了,因为上门说亲者络绎不绝。其中条件优越的年轻女士,如体貌俊俏的演员、医生、教师们不乏其人。想不到刘世领连见都不见,立马回绝,在大家都以为刘世领不忘旧情,还沉浸在对夫人深深的悲痛之中的时候,刘世领悄悄的对手下最亲信者吐了实话,原来他看上的是年轻的女军官阚玉泽。

诸位也许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政委是党的代表,体现的是党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军队干部的提拔、使用和任命,党委、特别是党委书记有着至高无上的决定权。讲到这里你也许会明白下面要发生的故事情节,不等刘世领发话,自愿充当这个红娘,以博得刘世领好感,以便得到提拔重用者,大有人在。于是,在阚玉泽刚到26岁的时候,围绕着她的、各种身份的说亲者们不约而同的都出现了。

听说政委有心要同阚玉泽结成百年之好,原来几个有心追求阚玉泽的青年军官,一个个旗帜鲜明地退出来了,为的是要在刘政委的耳目前面洗清自己:我可不是那个阻碍刘政委百年之好的绊脚石。

你想,即使是公平竞争,刘政委哪里能同他们竞争自己的年龄呢,他没有一点优势可言。但是他并不担心,俗话说,要相信组织,组织的力量是无穷的,假如组织真的想促成这门亲事,如果一旦发现有哪一个青年军官不知天高地厚,胆敢从中作梗,同刘政委“叫真”,组织马上会调他到最偏僻的山沟里去,哪怕为他单独安排一项训练或工程任务,让他在深山老林里呆上半年、一年,挖山洞、修战备工事,直到将他做转业处理为止。

那些时候,后勤部的一位主要领导,主管干部的副政委看到阚玉泽已经拿下了党政干部专业的全部十二门大专科目的考试,得到了毕业证书,代表组织上向她表示了祝贺,一边将准备好的厚厚一摞《星火燎原》和革命回忆录,让阚玉泽抓紧学习。同时意味深长的对阚玉泽说:“这些革命回忆录中间夹着纸条的地方要先读。”

阚玉泽将这些书抱回了自己单独居住的那间宿舍,等到翻开书一看,原来都是过去战争年代里那些革命领导人是怎样在延安、在解放区、在部队里找到自己的对象、即革命伴侣的,书中介绍的老革命干部,有邓小平、陈赓、贺龙、陈毅、……都是十分熟悉的党政军国家领导人。这些婚姻形成的过程,也无非是领导人看上了,于是组织出面做工作,顶多拖延上一段不长的时间,于是还是由组织出面,仓促完婚,于是生米煮成熟饭,你在数十年后一看,这些“组织”婚姻生活的还都挺幸福。

阚玉泽心里清楚,现在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时代不同了,社会也向前发展了,但“组织”里的那套老章程还压根没有作丝毫的转变,为她做媒的军衔颇高的那些上司当中,并不都是笑眯眯、甜蜜蜜的说服劝诱,也有旁敲侧击的声音,一位营房处的副政委、戴着中校军衔的瘦子对她说:“领导上正在考虑提拔你为处长助理,决议已经通过了,不久就要对外公布。处长助理是正连职,到时候你也会被提为上尉军衔。现在你都看到了,如果万一你同刘政委的婚事不成,你阚玉泽得罪的不仅是刘政委一个人,还将包括很多的一些说过媒的人们,那时,你阚玉泽将无法继续在这里呆下去了,你只能脱下军装,复员回家去。”

如果婚事成了呢?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刘政委在部队里的辉煌前程和重大影响至少能有个二十来年,你阚玉泽可以马上被提为上尉,以后数年一隔的提级,能少了你吗?少校、中校、上校,运气好的话,你还能做到大校,从一个营级单位的副教导员,教导员、副政委、政委,这些一路向上的政治阶梯无需你来操心,组织都替你安排好了。你看,正反两方面的对比都同你讲的个明明白白,剩下的,就看你个人的态度了。

那年冬天一晃就过去了,阚玉泽从26岁眼看到了27岁,这是她从军的第十个年头,小姑娘变成了大姑娘,大姑娘又眼看着要变成了老姑娘,阚玉泽必须自己要做决断了。风言风语的小道消息也传到了干休所的老干部那边,当初接新兵的老主任史旭贤早已退下去好几年了,这几天特地托人悄悄捎话给阚玉泽,自己的终身大事,还是要她自己拿主意的好,不要受什么外人的干扰,更不要考虑什么政治的因素。机关的往日那些笑脸相迎的熟人,现在则是不同的态度,不是陪着笑脸,远远避开,就是主动凑过来讲着怪话:“阚协理,什么时候喝你和刘政委的喜酒呀?”

这一声声的讥笑,无形中激发了这个山区女孩子的硬骨头:这是我的第一次,我凭什么要给你这些当官的,我为什么也要走当官这条路呢?我偏要不走你们指向的这条路,偏不嫁给你刘玉领,大不了是个回家去,顶多再回去务农。我是种田的出身,现在又多了不少的阅历和知识,种田又有什么呢?还有你们这些没骨气的军官,你们怕得罪了刘玉领,坏了你们的前程,我不怕,我非要自己找一个如意郎君,把我的第一次给他。

想到不久的将来也许要用钱,阚玉泽从自己宿舍的窗台前提出自己养植多年的那两株嫁接花草,到四季青花草市场,让老乡叶昭明给估个价,如果价钱差不多,就干脆给卖掉,当时正是在军队实行工资调整的前夕,各级军官们如果没有自己的外快收入,也就是说,没有自己的灰色收入,大都是穷稀稀的。

这是真话,不是玩笑。在2006年的9月份以前,真实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是搞作战训练的参谋,少校正营职,军校大学本科毕业,十一年军龄,月薪是一千三百元;妻子在军区医院,副营职的文职干部,每月一千一百元,抚养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在经济发达的这座沿海城市,已经感到紧巴巴的,勉强够用。幸亏我们还无需买房,住的是营区宿舍楼,每个月只交房租、水电、煤气、电话费、幼儿园就行了,吃饭吃食堂,周末自己开伙,前提是不赶上出差、值班、下部队。可那些部队负责装备、设备、工程,医院的行政领导、药房、后勤,哪些干部不是肥肥的,开着小车,周末休养,节假日出去旅游,唉,不提他了,看来职务性的腐败,很难监督和预防,虽军队也不能免矣。

看到阚玉泽带来的花草,叶昭明的初步定价是一千元,说还要请农科院的乔雪松给看一下,向喜欢奇花异草的有钱客户给推荐一下,说不定能卖出更高的价钱。看到阚玉泽一副愁眉不展、无精打采的样子,老乡叶昭明用周围人听不懂的家乡话,向阚玉泽打听事情的原委,阚玉泽把自己遇到的难处说了,还说,看来以后无法再来照顾叶昭明的生意了。一听说阚玉泽不愿意当那个现成的官太太,叶昭明两口子大吃一惊,在今天几乎已经变得到处都在唯利是图的世界里,居然还有人不贪恋权势金钱,而且还是位女性,是他们所熟悉多年的浙南老乡,面对阚玉泽这样的女中豪杰,这能不让人吃惊吗。

浙南人、尤其是浙南的山区人,都有一种豪侠之气,我随部队拉练,在浙南闽北的大山里布置对台海前线的战备工事的时候,不止一次领略过浙南山里人的豪侠之气,这同那些在商品经济中对金钱看得很重的一些浙江人有着原则的区别。叶昭明两口子就是这样的人,在商业圈中生存,难免以牟利为重,但一旦激发了他们的豪侠之情,他们就会把金钱看得很淡,为朋友两肋插刀则是第一位的。听到了阚玉泽的全部打算,要为自己找一个称心的对象,叶昭明说:“这不是有一个现成的人选嘛,你保险满意。”

于是,叶昭明向阚玉泽详细地介绍了农科院乔雪松的个人情况:三十岁,大你阚玉泽三岁,研究生毕业,是个事业型的书呆子,所以一直未婚,也没听说过有女朋友。他是苏北人,早就对你感兴趣,也有好感,多少次在我这里打听你的具体情况,出于商业秘密,也出于对你的负责,我没有向他透漏过你的真实情况,但看得出来,他是那种愿意舍弃自己现在的工作岗位,和你到浙南老家的任何地方的人,有他这门园艺技术,这又是你的爱好,你们何愁不能自己打拼天下,还怕会饿死吗?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那两株嫁接的花草就是他们的穿针引线之物。那一个周末乔雪松正在郊外城乡接合部最大的花卉草木市场里转悠,为他们一些要改良的花木寻找合适的母本,转眼间,看见原不在这个市场里经营的叶昭明站在墙边在向他招手,矮矮的个子带有一种严肃的神情。乔雪松感到好奇,从摆满地的花木盆栽中一步步挪了出去,与叶昭明见了面。

叶昭明说:“乔哥,我收了两盆嫁接过的花草,都成活许多年了,价钱不低,请你去看一看,给拿个主意。”

乔雪松答应了,乘着叶昭明那辆微型面包改装的厢式货车,来到四季青花草市场,这里比起乱糟糟的城乡接合部那个花卉草木市场要清静了许多。看到这两株自己嫁接的盆栽花草,乔雪松十分诧异,行家们是没有这么干的,因为成活率极低,也没有意义,他向叶昭明推断,眼前的这两株活体,一定是在数百次、甚至上千次失败后才成功的有限的几株,所以价格定在一千二百元比较合适,那些居住在本市的大款大腕,会有不少人出钱来购买这两株奇异的花草的。

估价完了,乔雪松意犹未尽,最后还补充说:“可惜了这两株花草,到了那些大款大腕们的手里,没有了专业人士的伺弄,顶多能活上两三年,这些嫁接过的花草看着新奇,其实是很难伺弄的。”

叶昭明带着诡异的神情问:“你知道这两株花草是谁嫁接的吗?是一个你十分熟悉、也常来往的人呀。”

“是谁呢?”乔雪松从自己身边的那些行家们中猜了几个,每猜一个,叶昭明就摇头否决,乔雪松说:“莫不是你们这些卖花的人吧?可据我的观察,你们这些卖花的人里面,还没发现有专业伺弄花草的行家呢。”

叶昭明笑着说:“我知道你就猜不出来了,还是我告诉你吧,嫁接出这两株花草的人,就是我的那个小老乡,你们很聊得来的那个女孩子呀。”

“是她?”乔雪松诧异地问:“我多少次向你打听她打工的摊位,你不就是支支吾吾的不肯说嘛,我在全市这些家花卉花草市场反复搜索了多少趟,从没有见到过她的身影,她到哪里去了?是回家了?”

叶昭明两口子哈哈大笑了起来,觉得这事有门,能成,于是对乔雪松说:“不是我们当初不对你说实话,只是那个女孩子是个现役军官,也是我们多年来的老客户,商业秘密嘛,当时你们如果接上了线,每逢年节,他们部队的大卡车都开到你们农科院去拉货了,我们这些中间商还吃什么,这也是私心在作怪呀。再说,人家是个女孩子,为了人家的安全负责,说不定还会有什么军事秘密,哪能一下子就告诉你呢。现在不同了。”

说着话,叶昭明将阚玉泽的详细情况作了个介绍,然后对乔雪松说:“人家女孩子对你有意,你自己也老大不小了,如果同意对方的想法,我就安排你们见面,把事情摊开,只是不知道你有什么意见?”

“我还能有什么意见?我早就求之不得呢。”乔雪松高兴得涨红了脸,一口气说:“说实话,我真的早就看上她了,我以为她是个打工的,我寻找她,就是为了找到她带到我们农科院去,以后就在我们身边打工,不用远去。”

“哎呀,太好了,不谋而合呀,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就这样定下来了。”叶昭明两口子哈哈大笑,突然间,叶昭明想起了什么,收住笑脸:“对了,我忘记告诉你了,阚玉泽面临转业,她的目标不是要留在这个城市里,她还想回到浙南的老家,问你能不能同她一起回去。”

“那有什么不能,不就是一个本市农科院的高级农艺师嘛,舍掉它就是了,靠我这身本事,走到哪里还不能混上一碗饭吃。”乔雪松豪迈的说。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那一年的十一期间,这是我们军队进行工资调整的第一个月,我们这些穷当兵的,荷包里终于多少有点鼓了起来,由当年接阚玉泽当兵的老主任史旭贤出面,我们几个史主任过去的老部下,拚着自己的前程来为阚玉泽和乔雪松的婚礼祝贺,婚礼搞得规模虽不大,但很实在,史旭贤不愧是我们的老主任,他考虑得很多、也很细,结果把干休所的老政委、老军长都请来了,看看这位不愿当副政委夫人的农村女孩阚玉泽,是一个何等了不起的女军人。

十一年前我从军校毕业刚分到部队的时候,史旭贤是我们团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了一次大演习搞穿插,作为副连长带队的我,擅自改变了行军路线,更隐蔽的提前完成了作战任务,当时的团长则气得要给我处分,史旭贤作为团政委,阻止了团长的做法,并经详情报告给了主持大演习的集团军演练指挥部,那一次,我不仅没有受到处分,还荣立了三等功,在大演习总结报告会上对全集团军讲评。现在,十一年过去了,我记忆犹新,老主任又在为一个素不相干的浙南农村女娃子撑腰了。

以后的故事,无需我多说了,阚玉泽结婚的消息传出,政治部的干事们是挑着大拇指为她开出结婚介绍信的,当然,那些司政后机关的中青年军官们,表面上不说什么,心里也一定在高挑着大拇指,对阚玉泽赞叹不已。老主任史旭贤私下里对我们说,一个外表纤细柔弱的女军人,却比那些男军人有见识,要硬气,这真是一个阴阳颠倒的时代。

实际上,正如那些官场老手所预言的,阚玉泽真的没被提升为上尉处长助理,她被宣布在当年转业的干部名额中,我们军人刚刚调高了工资,与社会的公务员和公职人员拉平,她只拿上了一两个月就被终止。我们听说,以前部队的转业干部,虽然回到家乡都分配了工作,进入了地方企业,但不久又都下岗了,这些年来,那些下岗的转业干部没少回到原部队来诉苦。可部队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吸取了这个教训,阚玉泽没有选择转业,她的家在农村,她选择了复员回家,复员费比转业费要高出不少,一个从军十年的女军官,就这样挺直了脊梁,离开了我们的军营。那一次,老主任史旭贤率领着我们这些十几名团营连级的军官,一直把阚玉泽和她的新婚丈夫送上了回乡的火车站。

阚玉泽的新婚丈夫乔雪松可真是好样的,别看人家没当过兵,但骨头比许多当过兵的人都要硬,他很守信用,说到做到,不顾农科院领导的一再挽留,真的辞去了高级农艺师和研究室主任的职位,随妻子一同回到浙南乡下老家。

你没有看到当时我们在火车站是个什么阵势,在火车就要出发的那一瞬间,老主任史旭贤一声命令,我们十几个中校、少校、上尉的军官一齐列队立正,向在车厢里的阚玉泽夫妇行举手礼。是我们向刘政委那一伙官吏示威吗?不,是我们向我们当中最勇敢无畏的军人在致敬。

大约在一千年以前,中国军人的老前辈岳飞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如今,不爱钱、不怕死的武官是什么样的,你看看阚玉泽就知道了。

几个月后,我也接到了调动命令,以正营的同级别资历,回到我原来的老部队担任团里的副参谋长。在司令部干部部调配处接受此项命令的时候,干部部的老部长对我说:从机关刚下到部队的同志,一般都不能担任正职,要先熟悉一下本团的情况,半年到一年后再接任正职。

你看,这个话说得够明白的了,半年到一年之后,我将以副团职接任团参谋长一职,这是领导上的关怀和信任,我能有什么可说的。只是人是个贱命,在机关坐办公室久了,肌肉松弛,骨骼僵硬,下到部队,一切要从头开始。

干部部的领导还说,要我尽快熟悉情况,担负起重任来,明年春夏交接的时候,根据台海紧张形势的需要,部队要在浙南雁荡山、披云山一带进行野营拉练,这虽然不是什么军事演习,但也要重视起来,这可是夏秋之际全军陆海空三军进行东南大演习的前奏呀。

可我想的是,在这次野营拉练期间,我一定会约上几名老战友,抽出空来,去看看我们的女英雄阚玉泽,真的,我真的从没有见过这么勇敢,这么有骨气、有远见的中国军人。

市场化改革不能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

作者:张宏良 (2007年7月19日接受价值中国网采访,以下是全部内容)
问:市场经济的概念是什么,中国经济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多远?
答:什么是市场经济,这是目前最需要弄清楚的一个问题,市场经济至少应该是等价交换的经济,至少应该是买卖自愿的经济,至少应该是交换双方权利平等的经济,至少应该是财产分明的经济。可是中国精英集团搞的所谓市场经济,完全是把官僚权贵占有的各种资源“变现”为个人财产的一种权贵经济,是少数人凭借政权力量剥夺多数人的抢劫经济,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生活,除了农贸市场是等价交换、买卖自愿、权利平等和财产分明之外,哪里还有丝毫市场经济的影子!
  首先,就拿当初全面建设市场经济时期的“法院三个不受理”来看,当时朱溶基为全面推行市场经济改革,规定各级法院三类案件不予受理,即拆迁诉讼案不受理,国企改制诉讼案不受理,股票诉讼案不受理。为什么不受理?因为这三类案件人神共愤、天理难容!
  先说拆迁诉讼案,扒房子占地要给钱,这是全世界连希特勒都没有突破的文明底线,当初德国为净化国家公园扒农民的房子,农民不太愿意卖,最后只能用高价才买了下来。可是在实行胡温新政以前的中国,或者是开发商带着武警法院,开着推土机强行扒房子圈地,或者是开发商带着一辆辆满载流氓打手的大卡车,采用野蛮残暴的暴力手段赶走房屋中的居民和田间地头的农民。为了防止失去房屋土地的老百姓去法院告状,便规定法院禁止受理拆迁案,把老百姓真的逼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求告无门的可怜境地,老百姓将此称之为“房吃人”,古今中外哪里有过这样的市场经济!主流经济学家们解释说,当初英国也有过“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暂且不说搞“羊吃人”“房吃人”对不对,至少当初英国圈地运动圈的是自己的土地,而中国开发商扒的是别人的房子圈的是别人的土地,所以当初英国“羊吃人”吃的还有些道理,而中国的“房吃人”则没有任何道理。世界任何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几十年老百姓都能富裕起来,为什么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富裕起来,工资占GDP的比重反倒下降到10%的世界最低?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房屋土地增值的财富被开发商和地方政府拿走了,这一块财富是其他新型工业国家老百姓富裕起来的主要部分。
  再说国企改制诉讼案,市场经济的最低要求应该是财产明确,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公有财产就是公有财产,私有财产就是私有财产。可是中国在国企改制过程中,打着产权改革的幌子,运用政权力量强行把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化”为极少数管理人员的私产,美其名曰是“管理层收购”,可130多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卖光了,至今国家财政也没有收到一分钱,至少没有公布收到过一分钱,130多万企业卖掉却没收到一分钱,这哪里还是买卖,完全是凭借权力进行抢劫!况且中国法律规定工人是企业主人,如同房主是房屋的主人一样,有哪个国家的市场经济能允许把人家房主赶走不花分文地占有人家的房子?主流经济学家解释说,按照“科斯定理”,谁效率高谁就有权利占有资产,资产是谁的并不重要。这是典型的“西门庆理论”,因为西门庆比武大郎能力强,所以就有权利占有潘金莲。有人曾愤怒地质问那几个主流经济学家:是不是我比你性能力强,就有权占有你的老婆?话虽粗俗,却点到了要害。
关于第三个不受理,股票诉讼案不受理就更荒唐了。证券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最高形式,是平等和效率相结合最完善的形式,是市场功能最充分的市场。可是在中国却变成了一个封建大杂烩的搅拌机,居然同一公司的股票具有不同价格,国家买一个价格(国家股),企业买一个价格(境内法人股),外国人买一个价格(境外法人股),中国人买一个价格(公众股),同一张股票根据买主的身份不同而价格不同,这种荒唐现象别说是市场经济了,就是封建社会都极其罕见,封建社会也只是人有等级,物还没有等级,我们的证券市场上却是连人带物都有了等级,稍有廉耻的人都不好意思把这说成是市场经济,只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才会不知羞耻的说是市场经济。比等级制更荒唐的是中国证券市场法律规定,受害者无权向欺诈者索要自己被欺诈的资产,对违轨者的处罚仅限于罚款,并且是从非法所得金额中拿出其中很一小部分作为罚款,如杭萧钢构大股东违轨获利28亿,罚款只有20万,相当于其违轨获利的万分之一,这种罚款与其说是打击倒不如说是分成更加准确,至少对受害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警察也是这样,抓住小偷后只取一少部分作为罚款,剩余大部分仍归小偷所有,这个社会将混乱成什么样子!监管部门抓住欺诈者不赔偿受害者,受害者诉诸法院又不受理,在客观上使受害者除了自杀和杀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世界上有这样的市场经济?资本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连资本市场都如此荒唐无度,又怎么可能形成市场经济!
  其次,再拿举世瞩目的中国超低价劳动力市场来看,劳动力市场是衡量一个社会剥削文明的主要尺度,所谓盗亦有道,黑道有黑道的文明,剥削有剥削的文明,一个社会剥削文明的发展程度就是由劳动力市场来衡量的。中国超低价劳动力对资本的吸引程度,远远超过“秦淮八艳”对天下嫖客的吸引程度,国际资本潮水般涌入中国,就是奔着超低价劳动力来的。为什么中国劳动力便宜?是中国人天生命贱?不是,是强权把中国劳动力价格强行压到了价值以下,一是通过立法强行压低劳动力价格,二是地方政府动用武警等专政力量强行压低劳动力价格,并且这两种手段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典型的说明,就是修改宪法,把罢工自由连同四大自由从宪法中全部删除掉,而自由罢工和自由建立工会,是工人抗衡资本、形成合理劳动力价格的主要手段,没有罢工和工会,就不可能形成真正的劳动力市场,不可能有合理的劳动力价格,所以就出现了超低价劳动力,甚至是零价劳动力,拖欠不发工资就是零价劳动力。特别是把罢工定为违宪,违宪又是重罪,导致工人只要反抗资本(罢工是工人唯一的反抗手段)就会遭到地方政府的镇压。
  第三,再看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市场经济不仅私产之间有着明确界限,公与私之间同样有着明确界限,也就是说,进入市场交换的只能是私产,任何人都不能把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拿到市场上交换私利。可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把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变成了最大的暴利产业,一是把自然资源变成了暴利产业,全国名山大川都设卡收费,这是历朝历代政府都没有干过的事情,长城泰山又不是你建造生产的,你凭什么设卡收费?要收费也只能收外国人的,道理很简单,名山大川、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的共同财产,作为主人看一下自己的财产都要花钱,这还有天理吗!你政府不遵守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上行下效,全国就都不遵守了,整个市场甚至整个社会自然就乱了。二是把纯粹社会福利事业变成了暴利产业,教育医疗在古今中外历朝历代都是福利事业,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却把教育医疗改成了暴利产业排行榜的前三甲!
  比公共资源和公共事业市场化更可怕的是权力的市场化和信仰的市场化。权力的市场化主要有三种买卖方式,一是乌纱帽的买卖,据说买卖乌纱帽已成为目前最大的暴利产业,甚至超过贩毒的暴利。二是各种市场准入资格的买卖,比如买一个上市公司资格是5千万,买一个书号是2万,随着行业的规范化管理,市场准入资格买卖所创造的GDP比重越来越大,形成巨大的经济泡沫,这是包括东南亚金融危机、南美金融动荡在内的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经济泡沫,是比不良金融资产更可怕的经济泡沫。三是违规处罚权的买卖,随着伪劣假冒产品和环境污染的增加,买卖违规处罚权正在成为中国最大的市场,据7月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太湖蓝藻事件之前国家投入治污资金已超过了1百亿元,本来能够治理好,之所以治理没有见效,就是治污专家们担心污染消除后自己的财路也就断绝了,要保住自己的财路,就只能设法保住污染。连治污专家都千方百计扩大污染增加财路,你说治理污染还有什么希望!
  比权力市场化更可怕的是信仰的市场化,主要表现为利用人们的宗教信仰来赚钱,全中国的寺庙道观最显眼处都摆一个巨大的钱箱子,名为功德箱,意思是有钱就有功德,没钱就没功德,少林寺一柱高香六千八百元,只要交足了钱,无论你是贪官污吏还是流氓劫匪,统统会得到庇护保佑,全国的贪官污吏都奔向寺庙道观,献上自己部分赃款,全国的和尚道士都在用仙佛换钱。可以说,宗教的堕落是一个民族最后的堕落,是最可怕的堕落,权力的腐败堕落还可以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宗教的堕落则是除了大灾大难的天谴之外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当然,象至尊大师宗喀巴拯救藏传佛教、路德和加尔文拯救基督教那样的宗教改革,也能够解决宗教的堕落,只是目前中国不具备产生宗喀巴大师的条件。
  你说中国距离真正的市场经济还有多远?客观地说,现在不是距离远近的问题,而是真搞市场经济还是假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主流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他们搞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来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根本不搭界的两种事物,精英集团非要把他们搅和在一起不可,目的很清楚,单纯的搞社会主义或者市场经济,他们的利益都很难满足,单纯搞社会主义会失掉金钱,单纯搞市场经济会失掉特权,只有把两者搅和在一起,才能既有权又有钱,所以他们需要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需要一个能够把特权变现为金钱的经济,这里说的特权,不再仅仅是指常规意义上的官员权利,而是越来越多地包括学术特权,在知识经济时代,学术特权比政治特权市场化的利益更大,这也是中国知识精英越来越走向历史反面的经济根源。

问:市场经济不等于自由经济,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和约束来保证市场机制的顺畅运行,中国的经济在这方面还存在哪些制度缺失?
答:我理解你这里使用自由经济的含义,是指不能为所欲为的乱来。不过,市场经济就其本质来讲,的确是自由经济,只是关键的关键在于,这种自由必须是买卖双方的自由,而不能是单方面的自由,中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比如我们上面讲到的股市,违规者有非法获利的自由,受害者没有获取赔偿的自由;开发商有扒掉居民房子的自由,居民没有进住开发商家里的自由;老板有非法占有工人财产(拖欠工资)的自由,工人没有非法占有老板财产的自由;商家有制假售假造成消费者损失的自由,消费者没有造成商家同样损失的自由;医院有将贫困患者拒之门外造成死亡的自由,患者没有追究医院刑事责任的自由;学校有高额收费获取暴利的自由,学生没有拒缴学费的自由等等。正是这种单方面的自由,导致了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混乱无序。一个正常的市场必须是双方都有自由的市场,对方的自由就是自己的风险,风险不仅会给自己造成损失,还会给对方带来利益,为了避免自己损失和对方获益,大家就都不敢轻易违规。
  让违规者风险大于收益,让受害者收益大于风险,是市场经济几百年来十分成熟的管理经验,也是一个健康社会的基本管理经验,无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是现代市场文明最发达的美国,在管理上的共同特征,就是设法让违规者的收益无限小,让违规者的风险无限大,并且要让受害者获得额外收益,让维护公平举报者和打击违规者获得惊人重奖。只要处理好收益和风险的关系,市场就能正常运转,美国证券监管就是很好的实例,大家都知道美国证券市场是全世界最干净的市场,其实也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原则就把世界上最大的市场管理的干干净净。
  一是发动群众监管,美国法律规定,凡是举报股市违规者,以违规资金的20%奖励举报者,并且不用自己举证,由被举报者自己举证,这意味着你发现一个违规庄家立刻就发了,足够吃一辈子,大家都想发现违规者发大财,违规者很难藏身。可是我们前些年出了一个打假英雄王海,很快就被立法部门、政府部门、商家和媒体联合消灭了,最荒唐的是王海状告天津劝业场厕所收费违规,天津法院的判决结果是劝业场退还王海一人3角钱,官司打了2个月,胜诉的王海只是收回了多收的3角钱,类似的判决向整个社会宣告了违规者的伟大胜利。所以说,中国市场秩序的混乱,伪劣假冒产品的泛滥,绝不是管理方法和管理经验的问题,而是在制度和法律上人为设计的结果。
二是有罪推定原则,就是被中国知识精英咒骂了30年的司法原则,有罪推定也叫举证责任倒置,就是由被告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清白,证明不了就是有罪,其哲学依据就是“富人天然有罪论”,要证明自己无罪,就拿出证据来。2000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代表美国股民状告300家券商,300家券商就是害怕举证而主动赔偿了股民30亿美元。还有德国一家养鸭场发现鸭子出了问题,又不知道是谁家饲料的问题,干脆把全国饲料厂告上了法庭,所有饲料厂都要举证,要想避免高额举证费用,就会互相举报主动查出“真凶”。如果中国现在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消费者可以随时状告商家厂家,由商家厂家自己证明和消费者的损失没关系,证明自己产品服务没问题,所有的验证费用由商家厂家承担,还会有这么多伪劣假冒商品和有毒有害食品吗?就中国人的主动性来讲,我想肯定不会超过三天,所有伪劣假冒产品和有毒有害食品会消失的干干净净。所以,今天的伪劣假冒和有毒有害产品,同样是人为的制度设计,尽管设计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但是其危害已经使发展经济失去了任何积极意义。
  三是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是保证美国市场文明的一大法宝,源自于中国改革前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处理,把事故分为两种不同性质:道德问题还是一般责任问题,根据不同性质决定不同处理方法。如果是一般责任问题,则属于事故性赔偿,该赔多少就多少;如果属于道德问题,则启动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对于一般公司来讲就是破产,把全部财产赔偿给对方,对于超级跨国公司来讲也要伤筋动骨。98年美国通用汽车案就是典型,一家三口开通用车出了车祸,其中女儿受伤,通用公司因为无视设计缺陷可能给消费者造成的危害,被美国加洲法院裁定属于道德问题,惩罚性赔偿43亿美元。43亿美元即使对于通用汽车这种大公司来讲,打击也是足够沉重了,足够记取一辈子。还有世界五大会计事务所之首的安达信公司,就为一次做假账主动拿出20亿美元赔偿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司法部的饶恕,最终被逼破产。
  四是信用档案制度,和以往中国档案制度的作用一样,一旦有了道德污点无论走到哪里都抹不掉,小污点难受一阵子,大污点难受一辈子,搞跨英国巴林银行的尼克*里森就是典型,法律在经济上和事业上判决了这位金融天才的死刑,永远失去了重新站起来的机会。我们中航油公司总经理陈久霖,就是因为在新加坡市场上隐瞒了一笔期权交易的信息,被新加坡判处4年徒刑还挨了鞭打,至今还在新加坡监狱里,所以新加坡市场才和美国市场一样的干净。
  其实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运行和管理制度已经很完善了,我们搬过来就可以了,根本不存在所谓制度建设的探索问题,目前中国市场的混乱表面看上去好像是制度缺失问题,实际上是制度的反向设计问题,是人为的反向设计,目的是维护权贵资本集团的利益。这就涉及到一个政治伦理问题,一个政治道德问题,过去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体制问题制度问题,其实质是为掩盖政治伦理和政治道德问题。比如过去一直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叠床架屋地制订各种法律法规,无所不包地对市场进行各种规范,结果市场秩序不仅没有好转,反倒越来越恶化,法制建设的唯一成果就是形成了权利的日益市场化,法制建设变成了权利市场化建设,浙江一个小小的车管所所长就能拥有100多个情妇,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法制建设,那个车管所长是不可能养得起100多个情妇的,市场加法制,就使他通过权力的出售拥有了源源不断的金钱,这就是中国的贪官污吏拼命高喊法制建设的奥妙所在。
  反过来看一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就会发现,人家的市场经济不是法制经济,而是道德经济,是伦理经济,是诚信经济,包括法制本身都是以道德为根本,以道德为标准,法制的法不是指社会法,而是指自然法,什么叫自然法?就是我们老百姓平常讲的天理良心。法律一旦违背了天理良心,就会成为作恶的工具,就会成为逼良为娼的恶法,中国搞法制建设法制经济的悲剧根源就在这里。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司法领域一直就是腐败最严重的领域,所谓法制建设也就变成了用腐败最严重的领域去治理腐败不太严重的领域,结果只能是所有领域的腐败都越来越严重。现在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应该纠正过来了:道德为本,法律为用。法律是强制贯彻社会道德观念的工具,舍弃道德搞法律,法律只能成为作恶的工具,一部《水浒传》都在讲逼上梁山的道理,被什么逼上梁山的?就是被恶法逼上梁山的,恶法统治是一直是中国社会历史上最大的悲剧。

问:苏联的休克疗法给国家带来了经济寡头和政治寡头联盟的社会毒瘤,原因在于在改革前,苏联几乎没有市场经济的框架,缺少民间私营资本,因此国家也不存在市场交易的对象而最终导致了权利主导型的私有化。但中国已经有了酝酿了二十多年的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日益壮大,那这些民营经济是否具备了承担起市场化产权改革的条件?
答:这个问题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历史结论:前苏联的改革是失败的,并且失败在没有私有化上,中国私有化的发展将有可能使改革走向成功。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就是改革成败的标准是什么,是用GDP增长来衡量还是用人民利益得失来衡量?如果用后者来衡量,我们应该说今天俄罗斯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国改革是失败的。
  第一,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所有国家的产权改革都没有剥夺老百姓的福利和保障,甚至整个东欧国家都没有一个国家剥夺老百姓的福利和保障,虽然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了,但是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免费住房全都保留下来了,即使在社会最混乱最困难的时候,前苏联包括东欧国家的老百姓都没有出现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现象,而与此同时中国老百姓失去了全部福利和保障,每年全国有5百万左右的老百姓因看不起病死在家中(每年死亡8百多万,其中60%死在家中),大学费用10年增长20倍,如果不是胡温新政全力纠正,别说老百姓上不起大学,甚至连中小学都越来越上不起了。所以,如果从GDP的角度也就是从权贵资本的角度看,中国改革是成功的,前苏联改革是失败的;但是站在人民的角度也就是站在老百姓的角度看,以俄罗斯为代表的改革是成功的,特别是再站在资源环境站在子孙后代的角度看,俄罗斯改革就更加成功了,而中国改革完全是一场资源浩劫。
  第二,从发展方式看,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联国家不仅没有剥夺老百姓的存量资产,其增量资产的大部分也都流入了老百姓的腰包,被世界银行称之为与中国完全不同的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即经济增长的大部分越来越多地变成了老百姓的收入和福利,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俄罗斯经济增长的70%都进了老百姓腰包。而中国去年工资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0%,其中再扣除公务员和国有垄断企业的高工资,一般老百姓所得就更少了,就这世界最低的工资比重还要负担高额教育医疗和购买高价住房等本来属于社会负担的福利保障,中国老百姓的这些沉重负担是俄罗斯老百姓没有的。为什么俄罗斯的资源最丰富,劳动力素质世界最高,国际资本却很少去俄罗斯投资?因为俄罗斯的劳动保护很完善,在那里任何外资都不可能压低工资甚至以拖欠名义不发工资,更不可能通过牺牲子孙后代的环境资源牟取暴利。
  第三,就政治寡头经济寡头来讲,人类为什么要反对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就在于政治寡头用国家政权和媒体力量来压制社会,强迫人民通过自杀性的法律;经济寡头运用垄断力量掠夺整个社会财富。就这一点来说,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联国家的寡头危害作用还不是很明显,至少在政治上俄罗斯找不到一部类似中国《证券法》《物权法》等专门保护特定利益集团的法律;在经济上俄罗斯的电信、银行、水电煤气等行业没有实行高价垄断;俄罗斯的大学和医院没有成为暴利产业。倒是在对外资经济方面,俄罗斯的寡头的确很厉害很霸道,比如对付中国投资就充满寡头式霸道,中国商贩为俄罗斯刚刚开辟并完善了贸易市场,马上就翻脸把中国人赶走了;用铺设输油管道为诱饵从中国获取了巨大利益,几年过去了,直到现在也不见下文;中国汽车物美价廉,在俄罗斯办厂是天然双赢,可就是拖着不办。不仅对中国,即便对欧盟等西方国家,俄罗斯的政治寡头和经济寡头也十分厉害。
  第四,关于产权改革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企业最终演变成官僚集团占有制,官僚集团占有制是比私有制更加落后的生产关系,最终导致了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所以改革官僚集团占有制是对的,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有两种改革途径,一是恢复全民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性质;二是私有化。前苏联和东欧选择了先恢复全民性质,然后再私有化的道路,即把国有资产的资产证券平均分给全国老百姓,然后听凭市场去自由组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型的经济寡头,我经常开玩笑说,前苏联和东欧的老百姓最后在社会主义的葬礼上才第一次真正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拿到了国有资产证券。虽然前苏联的产权改革从本质上来讲同样是对人民的抢劫,但是至少它搞了一次“起点公平”,就算它的产权改革也属于流氓强暴,但至少它是拿到结婚证以后的强暴。
  反观中国的产权改革完全是一场历史欺诈,用主流经济学家自己的话说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方向性改革,而不是目标性改革。什么意思呢?就是目标是去天津而不说去天津,只说去通县,到了通县再说去廊坊,到了廊坊再进一步就到天津了。等到了天津即使你明白过来也都晚了,已是既成事实了。”最初看到这个说法我很震惊,人要堕落到何等程度才会如此不要脸地炫耀欺诈行为!既然你改革都可以搞伪劣假冒坑蒙拐骗,那商品就更可以伪劣假冒坑蒙拐骗了,中国伪劣假冒坑蒙拐骗的根源就在于此。改革精英不仅是这样说的,事实也是这么干的。先欺骗社会说我们不搞“起点公平”,我们搞“终点公平”,什么叫“终点公平”呢,终点公平就是把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产权先集中送给少数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等把全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改革到少数人手中以后,立刻搞了个《物权法》,用法律形式把欺诈到手的公有资产锁定为少数私人的合法财产,这时候大家才发现“已经被骗到了天津”,但是一切都晚了。
  第五,关于民间私营资本问题。毫无疑问,民营资本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是抵御外资侵略、壮大国家经济的重要力量。但是,就目前中国来讲,根本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营资本,民营资本应该是凭借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资本,应该是民间独立发展起来的经济。可是中国的民营资本,除了街头卖冰棍等小摊贩之外,无一不是依附权贵发展起来的,它们或者是权贵直接凭借权力形成的资本,或者是勾结官僚以各种方法抢劫的国有资产和公有资产,或者是贿赂官僚、权钱交换形成的资本,总之,没有一个是完全凭借市场力量发展起来的资本。这也决定了中国的民营资本不仅不会成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积极力量,相反,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巨大腐蚀力量。目前中国超越隋末和古罗马的极度奢华,超越历史任何一个时期的极度腐败,几乎完全是由民营资本造成的,前些日子在颐和园一顿饭吃掉36万元的几个神秘食客,肯定不是官员的公款消费。由于中国民营资本的财富几乎都是权钱交换得来的,一是钱来的太容易,二是钱来的不踏实,所以才会惊人的大肆挥霍,如同世纪末一样的过一天算一天。为什么李嘉诚不挥霍,比尔盖茨不挥霍,巴菲特不挥霍,就是因为他们的钱是辛苦经营得到的,是完全从市场中得到的,所以倍加珍惜。可以说,挣钱的方法决定花钱的方法,花钱的方法反映挣钱的方法,全世界豪华奢侈品向中国的迅速集中,是对中国民营资本历史性质的最好说明。
  再从民营资本的政治态度,也可以看出中国民营资本根本不是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完全是权贵资本的存在形式。一般来讲,任何国家的民营资本都会天然地维护民族经济,因为维护民族经济就是维护自身利益,就是独占全国市场,所以民营资本都是天然的爱国主义力量,他们会或者自发地或者自觉地支持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当初上海滩黑帮老大杜月笙偷偷为共产党印制和运输《共产党宣言》,就是因为他看到共产党爱国。可是今天中国以左翼思想界为代表的一切爱国进步力量,为抵制外资入侵和经济的殖民化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却不仅没有得到民营资本的支持,反倒腹背受敌,遭受到民营资本养活的媒体及学者的政治诽谤和人身攻击,请问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中国历史上有哪个时期曾经出现过如此不爱国家不在乎本国市场被占领的民营资本?没有,只有中国。因为中国民营资本不是依靠市场发展起来的,是依靠权贵发展起来的,所以不在乎市场被谁占领,只在乎权贵被谁收买,所以,中国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营资本,有的只是各种形式的权贵资本。

问:前年的科隆-格林科尔案引发的“郎顾之争”,最后演变成一场沸沸扬扬的关于中国产权改革道路的“郎张之争”,对于这次大辩论您的观点是什么,它的背后是否蕴涵着更深层次的意义。
答:不是产权改革道路之争,而是产权改革性质之争,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说过就不再重复了。在此只是补充一点,所谓产权改革的性质越来越严重了,九十年代的产权改革,还只是“化公为私”的改革,目前的产权改革已经变成“化中为外”的改革,即正在把中国的财产改革成外资的财产。这是最可怕的现象,私有化并不可怕,它一旦超出社会承受的范围,大不了再来一次国有化就能解决,但是一旦都化到外国去,我们就连哭都找不到坟头了。目前中国28个产业中有21个已经被外资控制,可是最近2天商务部的领导却说外资并购中国还只是初级阶段,应该让外资继续大力并购中国企业,并且说全世界每年并购资金超过7千亿美元,在中国2006年只有50多亿美元,先不说世界那7千多亿并购资金的投资构成,就说2006年并购中国企业的这50亿美元。这位部长大人提出并购中国企业的外资数额不大的目的,是想说明外资控制中国的资金规模并不大,为进一步让外资并购中国企业提供论据。可问题的可怕恰恰就在这不大的资金数额上,外资用50亿资金就控制了中国的21个产业,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在把中国人民数十年艰苦奋斗创造的财富,以极其低廉的价格卖给外资,把那么多产业以区区50亿的价格卖给外资,不仅不感到痛心,反倒成为了要继续大卖特卖的论据,商务部到底还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商务部!
  以往产权改革把13亿人民的共同资产白白送给国内少数人也就罢了,当时白送的理由就是“冰棍理论”,“国有资产如同冰棍,不给私人就化了,私人吃掉也比化掉好”,无论这个理论有多么荒唐,至少财产没有流出国门,大家也就认了。但是面对外国人,无论我们的资产是不是冰棍,都不能白白送给外国人!即便真的是冰棍,也要让它化在中国人嘴里。可让人焦虑的是,我们纳税养活的一些公务员,偏偏又把“资产冰棍”白白塞进了外资嘴里,美国花旗银行并购广东发展银行就是典型实例。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出资60亿人民币收购了拥有3550亿资产的广东发展银行,不仅价格如此低廉,我们另外还由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一个3550亿的大银行加上180亿现金,却卖回来60亿,这还叫买卖吗!40元的兴业银行上市之前以2.7元的价格卖给外资,6元多的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分别以1.66和1.22元的价格卖给外资,仅这三家银行2006年差价损失就超过5千亿人民币,整个金融界损失超过一万亿,其他所有产业加起来损失多少,我没有能力统计,如果按照超过银行损失一倍这个最保守的估计,损失也在2万亿人民币以上,如此巨大的差价损失,我们得到的只有区区50亿美元,不到4百亿人民币!
  如此巨大的财富白白送给外国人,即便是殖民地也不过如此,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对此莫不痛心疾首,可是商务部官员却说这种并购对中国有好处,这种并购规模应该继续加大,并且这不是个别人的说法,商务部从部长到司长都在这样喊,真让人难以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不是反对外资并购,但是应该按照市场价格买卖资产,至少应该和中国老百姓花同样的价钱,像现在这样以不到十分之一的市价卖给外资,以高于外资数倍甚至十数倍的价格卖给中国人,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商务部官员说的“对中国有好处”的好处在哪里,实在看不出来。
  关于“郎顾之争”和“郎张之争”不是两场争论,其实就是一场争论,当时顾雏钧花5百万元请了国内一些著名学者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一起高喊“要善待民营企业家”,这边一起喊要善待,那边郎咸平要讨伐,于是上演了一出郎咸平单挑大陆整个主流经济学界的理论大战。今天来看这场争论,主流经济学家一个很不光彩的地方,就是一开始就运用法律手段和政治手段加害对方,而不是进行理论争论,直到现在主流经济学家也没有进行理论反驳,所谓争论其实是郎咸平单练,一方面是郎咸平的公开批判,另一方面是主流经济学家的谩骂和暗中政治陷害,他们联合起来给中央领导写信,说郎咸平“动机险恶,背景复杂,起到了李登辉陈水扁想起而起不到的作用”,强烈要求中央领导要像当年邓小平那样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争论。凡是经历过89年的人都知道邓小平的果断措施是指什么,平常主流经济学家天天喊自由喊民主,可是别人只是批评他几句,就要求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学术争论。政治陷害的同时,还进行法律陷害,要把指责他们拿钱的人送上法庭,幸亏是广东省检查厅及时搜查科隆财务部门,查获了他们签字拿钱的证据,否则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被送上法庭。你说这哪儿还有一点学术争论的自由氛围,从里到外都充满着血腥杀气。直到现在仍然不允许郎咸平进入北大讲课,不是官方禁止,而是控制北大学术领域的少数精英禁止,不仅是封杀郎咸平,所有在他们看来具有左翼思想的人都统统进行封杀,《经济学消息报》仅仅是发了著名左翼经济学家左大培的一篇文章,总编高晓勇就遭受到来自主流经济学家的巨大压力和威胁,在和厉以宁通话过程中高晓勇一怒之下把电话机摔的粉碎。
  可以说,中国30年来从来就没有过像样的理论争论,一直是右派精英的一统天下,最初是不让争论,说什么“不争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现在又是要求中央平息争论,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改革精英,暗中联合已经退休的没落政客,天天上中央闹,要求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争论,从今天知识精英的行为可以看出,中国的古往今来的思想镇压,其实并非来自官方,而是来自知识分子内部,所以无论这场争论最终结果如何,中国知识精英和改革精英的邪恶品质都将被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可以说,由郎咸平打响第一枪的反思改革运动,是当代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或许郎咸平本人并没有意识到他那第一枪的历史意义,但是历史荣誉的光环已经罩在了郎咸平头上,历史之所以把这个荣誉给了郎咸平,一是因为郎咸平是有良心的人,二是因为郎咸平是香港人。

问:你在文章中说现在的中国经济是知识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三方制衡的官僚买办经济,你基于什么原因做出这样的判断,这种官办经济又是怎样作用影响中国经济的?
答:现在还不能说中国经济就是官僚买办经济,中国的精英集团虽然控制了中国经济,但是还没有控制中央的政治路线,因此中国经济还只是在转型的十字路口上,政治和经济相分离,是目前中国新的国情特点,也是中国左派和右派分别寄予最大希望和最不满意的地方。可以说,中国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三种社会力量的形成已经不是个逻辑判断问题,而是一个基本事实。这种情况很有些类似早期欧洲那种皇权、教权和知识分子三足鼎力的局面,欧洲三权分立的历史就是从那时开始的。但是与欧洲历史发展完全不同的是,中国这三种社会力量不是相互制衡,形成民主的生长空间,而是互相勾结起来形成铁三角共同掠夺社会欺负百姓,这也反映出中国根本搞不了西方发达国家的集团政治模式,只能走大众政治道路。在中国,别说搞两党制不管用,就是搞上三党四党甚至一百个党,也仍然是联合起来欺负老百姓,当初的军阀割据不就是多党制衡吗,结果是老百姓血流成河,中华民族差点儿亡国灭种。
  所以,就目前来讲,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得需要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道理很简单,精英集团打着改革的幌子抢劫了那么多资产,只要有共产党在,他们就随时都会有被“共产”的危险,共产党共产党,本来就是共产的,只有打掉共产党或者把共产党改革成社会民主党,他们才能吃得香睡得稳,才能富的踏实。这种情况使目前中国出现了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那些在共产党领导下发了大财、开宝马坐奔驰的人,回过头来要千方百计毁掉这个党;相反那些被剥夺干净只剩一辆破自行车的人,却泣血呼号地在捍卫这个党。这很有点类似当初拿破仑称帝后的欧洲状况,当时拿破仑为保住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成果,毅然实行独裁当上了皇帝,欧洲所有最黑暗的反动集团都联合起来反对拿破仑,而那些贫苦百姓却扔掉斧头锄头山呼海啸般跟着皇帝闹革命,因为法国老百姓心里很清楚,无论你的旗号是专制还是民主,只要皇帝被推翻,他们的利益也就完了。目前中国也一样,一旦共产党这块牌子被砸掉,老百姓不仅不能夺回已经失去的利益,甚至连现有的利益也会彻底丧失。这是就铁三角的历史性质来讲的。
  就铁三角的形成过程和作用机制来看,铁三角最初是从双轨制发展起来的,所谓双轨制就是一个商品两个价格,计划价格很低市场价格很高,如同今天股票双轨制一样,外国人买很便宜中国人买很贵,由于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差价十分巨大,便出现了“官倒”现象,官员运用手中权力把资源低价批给商人,商人再拿到市场上高价变现,然后双方坐地分赃,形成了最初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中国民营资本的第一桶金就是这样产生的。由于“官倒”只是倒商品,虽然能发财但是速度比较慢,后来主流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知识精英便提出了产权改革这种可以迅速发大财的主意,也就是不再仅限于倒卖商品,而是连生产商品的企业一起拿走,如果说“双轨制下的官倒”还只是抢劫鸡蛋,那么后来的产权改革则是连下蛋的母鸡一起抱走,最初产权改革的对象还只是公有制企业,后来包括矿山、山林等自然资源也都纳入了产权改革的范围,越来越成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私有财产,一时间中国富豪纵横天下,奢华生活超过历史上最糜烂的皇帝,由于这一切都是由知识精英设计的,自然要分一部分利益给知识精英,由此形成了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组成的铁三角利益联盟。
  中国铁三角利益联盟的运作机制有两种模式:陈良宇模式和郑筱萸模式。陈良宇模式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利益联盟,即由知识精英提供抢劫理论,政治精英提供抢劫工具,经济精英下手直接抢劫,然后三家坐地分赃,形成利益共同体。上海最为典型,由上海滩那几个学术流氓和文化瘪三设计改革方案,政治精英陈良宇运用权力把资源交给经济精英周正毅张荣坤之流,周正毅张荣坤再把生产变现的巨额资产分个其他两个群体,据说目前已经查出的陈良宇集团的资产就达9百多亿!在这个利益铁三角中,经济精英利益最大,政治精英风险最大,知识精英风险最小甚至是零风险,每年都有许许多多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落马,可是至今没有任何知识精英出事,因为知识精英具有其他两类精英不具备的后台老板美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他们培育的中国知识精英集团倍加呵护,其中任何一个人出事都会立刻找中国政府严正交涉,当初百万大军京城戒严,可就是不敢动一个方励之,因为有美国人保护,最后只能乖乖按照美国人的指示将其送去了美国,甚至连一个普通的北大青年教师焦国标都不敢动,焦国标写了一个《讨伐中宣部》,美国之音连续广播三天,然后就由美国大使馆接去了美国,去了比北大还牛气百倍的哈佛大学。所以目前中国无论做多大官发多大财都仍然要千方百计弄一张文凭或学术头衔,主要就是能得到美国的保护。郑筱萸模式则是建立在家庭内部分工基础上的一种贪腐类型,属于通吃,由自己家庭成员分享全部利益,不给其他精英集团利益均沾的机会,集团内外都比较招人痛恨,案子一发就丢了性命。
  中国铁三角精英集团对中国社会发展巨大的历史负面作用,就是既打垮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没有培养出资本主义私营经济,而是创造了中国封建社会独有的经济怪胎——官办经济,其主要标志就是把中国国有企业变成了官办公司。国有企业和官办公司虽然表面上都是国家所有,但是其本质和历史作用都完全不同。国有企业是为社会创造财富的生产性集团,不以盈利为目的,主要功能是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提供人民生活福利,以往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这个功能最为完善,包括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有企业也都是执行这个功能。而官办公司则是掠夺社会财富的寄生性集团,采用垄断行业垄断市场垄断价格的方法,把社会各个角落的财富都集中到官办公司手中,然后再以高薪、期权、管理层收购等各种改革的名义,将其私有化为极少数个人的财富。官办公司犹如一座巨大的财富抽水机,一方面把巨大的财富吸管插入社会各个行业各个层面,拼命抽取社会财富,另一方面又通过私有化的管道集中喷射到少数人腰包,无论社会创造多少财富都能抽取的干干净净,从而决定了无论经济怎么高速增长,老百姓都会被牢牢锁定在贫困的牢笼中,没有丝毫翻身的机会,这是中国老百姓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越来越被压在新的“三座大山”下的根本原因。
  同时,官办公司也形成了腐败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官办公司的老总和政府公务员都是国家任命的干部,官办公司老总每年几百万上千万的收入,连周末都飞到国外去度假,那些掌握官办公司老总命运的政府官员不可能不腐败,况且大家都知道,中国官办公司完全凭借行业和价格垄断赚钱,与个人经营能力没有任何关系,即便在老总位子上放块石头来坐镇公司,垄断利润照样滚滚而来,让谁干不让谁干完全是凭借官运决定,所以只要官办公司老总每年获取上千万元收入,中国就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
问:你可以评价一下自建国以来各个阶段的经济改革么?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有可以依存的路线?
答:目前要想对中国建国以来各个阶段的改革进行比较评价十分困难,主要是没有通用话语的障碍,在中国改革精英那里,改革一词的含义已经被锁定了,被锁定为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系列变革,其他都不叫改革。因此从建国到79年期间中国发生的所有变革都不是改革,或者是灾难或者是浩劫,只有79年以后的私有化、下岗、剥夺社会福利等才是改革,久而久之,老百姓也接受了改革就是剥夺的概念,所以现在老百姓一提改革就打哆嗦,当官的动不动就用改革威吓老百姓,目前当官的最常见的口头禅就是“敢不听话?下一轮改革就让你回家!”可以说,在整个汉语词典里,没有任何一个词比改革让老百姓更加恐惧的了。目前中国许多名词都被锁定了特殊含义,很难再从一般意义上进行评论了,改革成了剥夺的代名词,精英成了骗子的代名词,小姐成了妓女的代名词,廉洁成了傻冒的代名词,爱国成了粪青的代名词等等,整个社会在是非善恶真假美丑方面完全失去了通用话语,这是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失去通用话语的现象,失去通用话语的社会是最危险的社会,没有通用的真理彼此还可以通过话语交流去寻找,而没有了通用话语则意味着话语交流已被堵塞,剩下来的就只有暴力交流了,所以没有通用话语比贫富两极分化更加危险。
  至于中国改革有没有可依存的路线,答案是否定的,肯定没有。但是,虽然没有可依存的路线,却有可依存的原则,一是毛主席生前一直倡导的人民利益的原则和民族利益的原则,二是去年中央六中全会提出的公平正义的原则。公平正义的原则,是现代所有国家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是人类文明不可突破的底线原则。最近针对社会日益高涨的公平正义的呼声,右派出现了一种说法,就是改革没有可依存的现成路径,因此发生的一切都是自然的合理的不可避免的,这是一种极端无耻的流氓逻辑,没有现成路径就可以胡作非为,如同说没有对象就可以强暴妇女一样的荒唐。不知道怎么干是一个经验问题,但是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则是一个基本品质问题,是一个文明底线问题,是一个人和野兽的本质区别问题。把工厂的主人赶出大门,然后宣布工厂为自己所有,这是一个改革路径问题?把人家一家老少赶出家门,扒掉房子盖高楼,然后再高价卖给人家,这是一个改革路径问题?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的价格掠夺和福利掠夺,也是一个改革路径问题?把成千上万亿资产转移到国外个人户头上,也是一个改革路径问题?把13亿中国人民数十年艰苦奋斗创造的国有资产廉价卖给外资获取个人利益,也是一个改革路径问题?把股市普通股民的资金几万亿几万亿地划到少数个人腰包里,也是一个改革路径问题?把罢工自由连同四大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从宪法中删除,这也是一个改革路径问题?抢了老百姓的东西,还命令全国所有法院拒绝接受老百姓诉讼,这也是一个改革路径问题?改革精英们天天叫骂改革前中国的封建因素,请问中国二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有哪朝哪代禁止过老百姓打官司?如果说中国改革的结果就是要退回到封建社会的政治文明以前,那这种改革还有什么进步意义!
  所以,你可以不知道改革依存的路径,但是你必须知道人类文明的底线;如同你可以不知道找对象的方法,但是你必须知道不能强奸;你可以不知道发财的方法,但是你必须知道不能抢劫;总之,你可以不知道做什么,但是你必须知道什么不能做。
  改革可以摸着石头过河,但是不能踩着老百姓尸体过河!

现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全都诞生在毛泽东时代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作者:天父
  前不久评选出的现代中国四项新发明,全都诞生在毛泽东时代。
  “新四大发明”评选活动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发起,从建国以来影响中国建设进程的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评选出中国当代的“新四大发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
  1973年,在袁隆平的带头下,终于完成了水稻杂交“三系”配套的创举,这一创举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水稻生产上利用杂种优势获得成功的国家,袁隆平以此为科学依据发表水稻有杂交优势的观点,打破了世界性的自花授粉作物育种的禁区,彻底推翻了西方学者几十年来关于“自花授粉作物没有杂种优势”的断语。
  1974年以后杂交水稻技术得到全国性推广,仅1974年至1978年,中国的水稻单产从三百公斤提高到六百公斤,在此后的二十多年中,因袁隆平和他的课题小组研究成果,成功解决杂交早稻“优而不早,早而不优”的技术难关,实现早、晚双季杂交稻的配套,促成了中国杂交稻的第二次大发展,形成一个多类型、多熟期、早、中、晚组合全面配套的新格局,为中国增产粮食三千多亿公斤。
  1975年9月,王选教授的高倍率字形信息压缩技术,字形的高速还原技术进一步成熟,并通过软件在计算机中进行了实现。
  1976年底,王选教授写出了“748工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方案说明”,王选教授的设计理念终于为人们所接受。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1975—1976年期间在封关锁国的情况下完成设计的!!!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科学家在世界上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标志着人类在认识生命、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中,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其意义与影响是巨大的。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生命的蛋白质。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多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
  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复方蒿甲醚仍是惟一被世界广泛承认并在世界广泛销售的中国专利药品,是中国惟一真正走向世界的药品。
  复方蒿甲醚的诞生,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7年5月23日,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指挥部署了“523项目”。这项以启动日期命名的重大项目,揭开了年轻的共和国研制抗疟新药的序幕。1972年,科研人员终于从青蒿里提炼出抗疟疾的化合物——青蒿素,并于1973年在云南和海南等疟疾高发区进行了临床试验。青蒿素是新中国研制的第一个化学药品,标志着我国新药研发取得历史性突破。治疗疟疾快速、高效、抗药性小的青蒿素,被国际社会誉为抗疟药研究史上的“里程碑”。它不但为我国消灭疟疾作出了贡献,也使世界抗疟事业翻开崭新一页。从此以后,我国科研人员在抗疟之路上不断奏响凯歌,他们在青蒿素的基础上又开发出蒿甲醚等疗效更强的衍生物。为克服疟原虫的抗药性再次“抬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专家们又将蒿甲醚与化学药品本芴醇组方,研制出新药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既有治愈率高的优点,也有延缓抗药性产生的特点,堪称抗药性疟疾的“克星”。
  从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是我国获国际社会承认、在国际医药界最有影响的两个药物之一。以青蒿素为主的联合疗法治疗疟疾,3天就可见效,较传统氯喹疗法减少了4天。临床应用30多年来,尚未发现疟原虫对其产生耐药性。
  世界卫生组织2004年初已经接受全球基金的拨款,拟在5年内每年出资1亿―2亿美元,为非洲国家从中国购买以青蒿药物为基础的联合用药,作为全球抗疟疾首选药物。
  1991年开始,中外双方相继在世界63个国家、地区和相关国际专利组织申报复方蒿甲醚专利,截至2002年,已获得包括中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欧共体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复方药物发明专利权,成为我国率先在国际上获得专利的化学药品,也是世界复方类药物中拥有发明专利保护国别最多、专利覆盖面最大的药物之一。
  管它什么受不受“迫害”,能出活儿,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不出活儿,无论如何,都是狗屁。
  现在,企业老板对待不出活儿,且又无团队精神的知识分子,就两个字:“滚蛋”!难道,这也算迫害?呵呵……

    


一叶飞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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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楼 一叶飞舟 2007-5-28 22:51:57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前不久评选出的现代中国四项新发明

语焉不详,能列出那些具体机构的评选吗?

    


喜来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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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楼 喜来乐 2007-5-29 11:41:48

“新四大发明”新鲜出炉“复方蒿甲醚”爆冷入选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来源:搜狐IT 2007年01月 24日11:13
  【搜狐科学消息】日前,“新四大发明”评选结果新鲜出炉,“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复方蒿甲醚”最终入选,至此,由“五叶神文化薪火工程之创造改变中国科技成果展”引发,并持续三个月的“新四大发明”评选活动正式落下帷幕。
  据了解,“新四大发明”评选活动由广东省发明协会主办,搜狐网发起,从建国以来影响中国建设进程的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评选出中国当代的“新四大发明”。
  截至12月16日凌晨,“新四大发明”评选有效投票数共计51442张,参与投票及各种话题辩论的网友已超过了10万人次。经过为期一个月的评审,之前不为网友熟悉的“复方蒿甲醚”最终被专家列入“新四大发明”,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副院长郭俊指出:“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自诞生至今,它已在世界范围内,各疟疾流行地区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它的影响力,一点都不亚于杂交水稻、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重要发明。”
  “‘具有原创性’、‘具有世界级影响力’、‘能产生社会效益’是专家评判‘新四大发明’的三大基本标准。”广东发明协会副理事长周兆龙表示,“‘新四大发明’最终的评选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能唤起民众对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关注,激发民众的创新意识。”
  “‘新四大发明’评选为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营造了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创造改变中国——建国以来影响中国建设进程的重大科技成果展”活动的主办方之一的五叶神品牌负责人认为,“新四大发明”仅仅是一次总结和回顾,对于中国科技事业来说,它代碜鸥叩钠鸬愫透】档奈蠢础?/P>
  长期以来,我国科普教育的核心内容停留在古代发明上,对现代科技成果介绍较少,虽然近年来已开始与时俱进,但效果不甚明显。从科学普及的角度来看,新四大发明结果的出炉,不但能促进现代科普知识的进一步推广与传播,它对弘扬创新文化也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
  入选理由
  1、杂交水稻:1973年,中国的袁隆平向世人捧出了“杂交水稻”这一震惊世界的答卷。这无疑是史书上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不多的中国,不仅解决了自己的粮食问题,还为亚洲甚至全世界粮食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巨大贡献。
  2、汉字激光照排:汉字激光照排技术,是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给出版印刷行业带来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大大提高了印刷出版业的效率。它在促进中华文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韩等国家的印刷出版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人工合成有蛋白质。过去世界普遍认为生命体是天然的,大都认为人工合成生命体是不可能的,是中国人首次让它变成可能。人工牛胰岛素的合成,是生命科学领域的重大突破,对于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影响是巨大的。
  4、复方蒿甲醚:复方蒿甲醚是第一个由中国发现的全新化学结构的药品,也是目前在国际上获得广泛认可的中国原创药品。截至2005年底已被26个亚非国家指定为疟疾治疗一线用药,它在疟疾这一高传染性疾病治疗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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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楼 ken 2007-5-29 13:56:46

震惊:现代中国的“新四大发明”……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谢谢喜来乐书友进一步提供的信息。

    


思考不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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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楼 思考不带立场 2007-5-29 18:48:49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那时侯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有信仰!有人文精神!现在几乎只剩名利权势了!
艾勃特.爱因斯坦曾将知识分子分成三类:功利型,兴趣型,信仰型,功利型最没出息,信仰型最有出息,爱因斯坦自己是信仰与功利和一的类型,因而成就非凡,指望通过科学来升官发财的则一无所获——这应该是对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传统的中国最切中要害警告——也是最说了也白说的警告


    


思考不带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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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楼 思考不带立场 2007-5-29 18:50:28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纠正!!爱因斯坦是信仰与兴趣合一的科学家


    


罗思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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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楼 罗思鼎 2007-6-5 14: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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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是有信仰、有信心,现在是什么?!各位思考.

从理想主义集体到利益集团

作者:洗岩  

据《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尽管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总体高于普通民众,但只有不到1/2的官员表示不相信“相面”、“周公解梦”、“星座预测”和“求签”之类的迷信形式;官员“迷信”的比例,甚至高于普通老百姓。人们有理由相信,实际比例远远高于官员们公开承认的数据。为此,5月1日《求是》杂志发表评论:“当前少数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一些党员不信马列信鬼神,值得高度注意”。
其实,官员迷信现象反映的并不是“党员干部对党的忠诚意识有所动摇,逐渐弱化”,而是说明党的意识形态对党员干部的约束已逐渐弱化。在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共产党是一个理想主义的集体。无数优秀党员在意识形态的感召下,在战争中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在和平年代大公无私、一心奉献。但在经历文革时期的社会与人心震荡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历经商品大潮的冲刷,共产党的理想主义色彩斑斓退尽。在社会群体利益分化的影响下,执政党内部也开始发生利益分化,一部分执掌权力的人逐渐形成利益集团。在利益分化的背景下,执政党按其成员的立场而言,已经由一个主要拥有政治利益的团体逐渐演变成同时拥有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的团体。指导一些官员行为的,已不仅仅是政治立场和行政指令,同时还有切身的经济利益。一些党员干部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讲原则,不择手段。由于“官位”是官员的最大利益所在以及其他一切利益的源泉,为“保官”、“升官”,部分官员将注意力集中到自己的生辰八字及风水迷信上,将党章所规定的唯物主义、无神论等“行动指南”抛到九霄云外。他们或者“走出去”,给祖坟迁一个“宝地”;更多人把“大师”请进来,在办公桌脚底贴一道“符”,挡一挡来自竞争对手的“煞气”。迄今为止,执政高层对这种明显背离党章的行为并没有制订明确的惩罚措施,只是在言语上表示“值得高度注意”。部分官员的迷信行为及执政高层的这种反应,共同反映了执政党本身的一种变化,即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本来是共产党最强的凝聚剂和强大工具,但在它滞后于变化了的社会现实后,丧失了道德感召力和现实动员力。当下,执政高层不但已意识到凭传统意识形态来凝聚社会人心难有可能,同时也放松了对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要求,转而只要求他们在关键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这种内部思想控制的放松,体现了党内集权程度的减弱、自由度的增强,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一种进步。但同时,这种放松控制也使得一些官员追逐私利的行为拥有了更大的操作空间。权力的价值在于使用,既然需要顾忌的东西越来越少,利用权力攫取利益就越来越具有某种潜规则意义上的内部“正当性”。贪腐的屡肃不清,官场生态的浑浊,在这里都可看到端倪。
由理想主义集体到滋生出利益集团,这或许是所有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后的必然变化过程。列宁早就精辟指出:人的精神不可能长期被意识形态左右,只有利益上的需要,才能持续支配行动。共产党人并非由特殊材料制成,他们不可能超越于这一人性的普遍规律。既然官员们的行为最终要由利益驱动,就必须对这些掌握了公共权力因而拥有巨大能量的人施以更多约束。仅仅是意识形态的教育例如“三讲”、“先进性”、“八荣八耻”或党内纪律已不足以将党员干部的行为约束在既符合党的长远整体利益又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上,必须有规范明确的法治手段,以及更多的党外监督即社会监督。
北京大学心理学教授王择青对媒体的一番话发人深省:“为什么有人能升官,为什么有人掉了乌纱帽,在一些官员看来,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自己不能掌控,就求诸鬼神,找寄托。”——正是由于在官员的升降奖惩方面没有建立规范明确的标准,或者有标准未得到认真执行,而且操作不透明,官员才求诸鬼神。如果政绩相同的人不能得到相同的升迁机会,贪赃枉法的人没有受到相同的查处和惩罚,人们凭什么相信冠冕堂皇的制度规定?他们必然要到公开的制度之外去寻找或人为、或神为的“真实原因”。不仅如此,当前执政党在人事组织工作上普遍存在的神秘作风及暗箱操作,除方便了一把手的乾纲独断外,也必然滋长党员干部的神秘主义倾向。
对那些试图祈福避祸的官员来说,鬼神的信誉其实并不怎么样。在澳门大师专程为沈阳市中院看风水两年后,原院长贾永祥被中纪委专案组“双规”,最后因贪腐被判处无期徒刑;尽管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天天念佛求神,也因受贿702万元被判死缓;湖南第一女巨贪蒋艳萍,脚上总系着两根“大师”从“神”那里帮她求来的“平安线”,却难逃死刑结局。只不过,由于另一方即公开制度的信誉也不能给人以信心,一些官员才不得已脚踏两只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果公开的升降奖惩制度能够真正得到贯彻落实,官员们就不会“不问苍生问鬼神”;如果人事组织及纪检监督的操作公开透明,不但规则标准公开透明,而且每一次的升降奖惩也公开透明,全社会就能参与监督,公开制度就会越来越深入人心,并逐渐获得权威。
这么做,唯一的受损者将是那些执掌大权的人——本来可以由少数人先期决定的事将变得不是那么好操纵。这或许正是在操作中总有一些环节不能公开透明,公开正式的制度在实践中往往被束之高阁,并逐渐丧失信誉,最终导致官场潜规则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的根本原因。
——《凤凰周刊》2007年第18期

礼的重新解说

作者:庞忠甲

这是拙作《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仁”的重新解说》和《中庸之道,其至矣乎--“孔门传授心法”重新解说》三文的续篇;也是试图重新解说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仁-中-礼”三位一体论(简称“仁学”)的系列文章完结篇。

仁,是体现“人之所以为人”,优化处理人际关系,贯彻人生“当行之路”的指导思想或信仰体系;旨在造就一种的内在自觉性,弘扬爱心(公心)以调谐私心,驱使人类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进步不止,经由比较合理、富庶的小康阶段,开创高度和谐、发达的大同社会理想境界。

礼则是仁主导下,善用中庸之道,承认和尊重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人类社会竞争体制和伦理关系所形成的人际地位和作用的差异,因时因地因体制宜,建立起来的应循行为规范;藉以发挥对人类活动的外在约束和制导作用,维护社会性两心(爱心和私心)调谐关系,落实行仁的目的。就好比从事工程建设,必要按照一定的指导方针,运用科学合理的技术方法,立足时空环境现实条件,制定一整套可操作的规范守则,才能得心应手进行设计、施工和运行,达成预定目的意图。

仁和礼的关系,可以说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内容是要通过适当的形式来表现出来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没有一定的礼,“徒善不足以为政”,行仁只是一种泛泛的概念而已。

作为形式的礼,必须出乎仁,否则,行为规范即便制订得面面俱到,巨细无遗,仍难免虚有其表,流于形式;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照样自私泛滥,两心失衡,灵性迷失,人之不能为人矣。

中庸之道是行仁的方法论。制订行为规范的礼,必须切合中庸之道,否则,或过头,或不及,称不上儒家定义的礼。反过来,礼又是中庸之道的守护神,礼的建立意味著“无过无不及”的求中之道的制度化,藉以形成“万变不离其中”的优化决策体制。子贡问:“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孔子回答:“礼乎!夫礼所以制中也。”(见《家语.论礼》)

“仁-中-礼”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其理至明也。

不妨借用前文解释调谐的意义时所用的关于土壤的例子,来比喻“仁-中-礼”三者的关系。

设想有一片土地,如果酸性过强(比拟私心走极端,不免衍生自私“毒素”),将造成农作物畸变,需要增加碱性(比拟爱心或公心)进行调节,方能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最佳条件。为此应当运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比拟中庸之道),根据作物特性、土壤成分、气温、湿度等环境因素,求解其最佳酸碱比例。如果用化学上常用的酸碱度指标PH值来表达,一般说来最佳PH值不大会正好等于绝对中性的7,也不可能过分高或特别低。不要以为碱性(比拟爱心或公心)越强越好,碱性过了头照样会造成一片荒芜、寸草不生的盐碱地,后果之恶劣,较之酸性过头有过之而无不及。比方说,运用正确的“求中”方法,得到优化解为PH值等7.8,此时作物生长达到最为令人满意的结果,这个PH值就是我们所称的“调谐”状态。那么应该怎样才能付诸实现呢?为此必须相应制订一整套科学合理的田间管理守则,包括选种、种植、灌溉、施肥、保温、检测等方面的应循规范(比拟礼),认真贯彻执行,方可获得酸碱调节得宜,作物成长茂盛的美好结果(比拟行仁的目的)。

孔子曾这样形容礼的重要性:“礼者,政之本也。”(《家语.哀公问政》)

这是因为“礼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盲人没有辅导),伥伥乎何所之?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以见?故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是故以之居处长幼失其别,闺门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猎戎事失其策,军旅武功失其势,宫室失其度,鼎俎失其象,物失其时,乐失其节,车失其轼,鬼神失其享,丧纪失其哀,辩说失其党,百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加于身而措于前,凡众之动失其宜。如此,则无以祖洽四海。”换言之,没有了礼,不是返祖回归丛林,就是天下大乱了。为此夫子强调为人“不学礼,无以立”和“不知礼,无以立也”。

礼,最初该上溯至原始社会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风俗习惯和“不成文法”,特别是借原始宗教神力规范的信条,包括敬神(天)之道,尊卑长幼之序,和区别对待不同名分人等的方式等等。至夏商之际,有了比较完善的祭祀仪式的礼。周人继承了部分殷礼,结合自身习俗,揉合改造发展成为周礼,从民俗、宗教领域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领域,用来治理国家,即所谓礼治也。相传这件大事乃周公主持完成,人称“周公之礼”。

广义地说,礼涵盖了人类一切行为规范,从一般举止礼貌、习尚规矩、宗教仪式、百业分工、交易常例、社会公约、政治制度、法律条款,各项制衡措施以至所有人际关系守则,是为治理社会、国家的准绳和手段。其中对于执政者的权力制衡功能,是“仁-中-礼”三位一体得以维持存在和荣耀不堕的最后保障,可以说是礼的最高形式。

孔子所处春秋乱世,权力制衡制度尚未具备起动条件,但儒家学说为未来发展有所准备,后文有专门说明。

孔子强调,“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是调谐优化的结果,也就是礼从形式到内容追求的目的。

孔子说过“仁者爱人”、“礼者敬人”,敬人就是爱人的外在表现,敬者,礼之所以立也。礼要求社会成员在恪守各自适当的名分的基础上,普遍懂得互相尊重之道---敬人,方能实现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调谐化的目的。敬人应当本著真诚的心态,至于虚情假意、繁文缛节,“巧言、令色、足(过分的)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论语.公冶长》)乃非礼之礼也。在工作上,孔子还要求“事思敬” (《论语.季氏》),“执事敬” (《论语.子路》),这就是严肃认真的敬业精神,儒家提倡的职业道德观了。

时值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乱世,身为民牧的高贵者大有人偏离了仁者应有的爱心,放纵自私贪欲,以周礼为代表的合乎“两心调谐”优化原则的礼治制度已遭废弃,或代之以的骗人的伪礼。孔子向他们大声疾呼以振聋发聩:“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

贯彻仁道,就要弘扬爱心,调谐私心,以防范自私;克制和约束自己的贪欲,践行礼法,是“原罪”的对症下药,自觉行仁的前提。悠悠万事,唯此为大乎!

“人而不仁,如礼乎?”“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是贯彻仁,即两心调谐原理的外在表现,离开了仁的原则,一切形式上的礼还有什么正面意义呢?中国后世的“吃人的旧礼教”作为维护封建统治阶层特权的愚民工具,既不仁又无视中庸之道,是自私蒙蔽和破坏调谐的产物,无论主事者把至圣先师名号叫得多响,举得多高,实质上是一种非礼之礼的伪礼。

仁爱内涵的公平原则,反映在行为规范---礼上,不是比而同之,而是承认合理的差别,尊重这种差别;同时给予一切人当然包括庶民以循正道求利的上进机会(将相本无种,更何况其他),其中包括受教育的机会(“有教无类”也)。儒家主要传人荀况在解释礼的观念时曾指出,固然要区别贵贱少长,但反对世卿世禄制度,主张“重在表现”,王公士大夫的子孙不守礼的要贬为庶人,庶人子孙能遵礼的则可升为士大夫,体现了不拘一格,机会均等的开明观念。这种机会的公平性,绝非一蹴而就,当随著社会发展进步,相应不断改革完善礼制,方能逐步推进至理想的美好的境界。

社会发展需要分工合作。如有劳心与劳力之别,则劳心者治(管理)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缴纳赋税供养管理人员),治人者食于人(被供养),是为天下之通义。(《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正犹农夫、陶冶以粟与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济,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岂必耕且为哉?(国家领导人是不必要亲自务农的)

在同一分工层次上,各人表现和贡献不同,应该得到不同的评价和回报。这就好象孟子说的“物之不齐,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粗细,犹其有大小也。若大屦小屦(屦:古时用麻、葛等成的鞋)同价,则人岂肯为其大者哉?今不论精粗,使之同价,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为其精者,而竞为滥恶之物以相欺耳。”结果只能是“相率而为伪,乱天下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

墨家批评儒家学说“爱有差等”,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说,抹杀人际待遇应有差别,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人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其实,人之爱其子与邻之子本有差等,爱你的至亲和爱你的敌人恐怕更难等同起来。墨翟要求对陌生人如同自己的父亲,恐怕只能导致对自己的父亲如同陌生人。如此所谓“爱无差等”,只能是取消人性利己的进取心的存在,最终否定了人的灵性创造能力的有效性,其不切实际相当于后世的乌托邦之想。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孔子不赞成这种貌似非常大方高尚的欺人之谈,答曰“何以报德?以直(秉公办理,不挟私嫌)报怨,以德报德。”

或人之言,表面厚道,实则怨、德之报皆不得其所也。孔子反对一味逆来顺受,不讲是非原则地以德报怨,如此无异纵容坏人,鼓励邪恶;也不提倡那种以怨报怨,怨怨相报,去做出跟对方一样令人厌恶的坏事。孔子主张以直报怨,这个直,就是秉公办理,不挟私嫌,是为儒家循中庸之道导致的应有明智结论。

后人往往以为儒家主张“以德报怨”,其实此话出自《老子》第六十三章:“大小多少,报怨以德。” 以讹传讹,大谬不然也。

由仁及礼所赖的中庸之道,是一种优化决策之道,绝非简单平均折衷“和稀泥”的“乡愿”之道或走极端,不应当提供绝对平均化,或只讲爱心(公心)不讲私心的制度。这个道理常被误解或曲解,为此不厌其烦,反复说明,学者所宜详玩也。

行仁的原则,即弘扬爱心,追求两心调谐的原则,是万世性和普世性的;而礼这个形式,就要按着中庸之道与时俱进,因时因地因体制宜,不断修正,不断发展,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礼不仅把万物之灵和野兽以及无生命的东西从形式上区分了开来,更是为了造成一种有利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带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必要社会环境条件。

礼实际上是对人类行为自由度的调控,其主要功能在于约束;从自觉遵行的规矩到强制制衡的法律,包括对统治权力的制衡功能,都是不同形式的约束作用,都以贯彻两心调谐为目的。随着社会发展进步,礼将由无到有,由简到全,逐渐达到繁复高峰,然后在通向理想化的大同社会的高级阶段,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这种约束终会越来越少,终要由繁到简。

制衡是具有强制执行能力的制约手段。不同于一切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机制;它是一种平行或高于被制衡对象的否决力量,其中对统治权力的制衡功能,可以说是礼的约束作用的最高形式,也是仁的最后守护神。

“权力制衡”不容统治者掌控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力,以避免严重决策错误,防止不可挽回地腐化堕落;否则,无制衡绝对权力一旦失却自制,就可能凌驾礼制之上,随意颠覆两心调谐大原则,造成无穷无尽的人祸浩劫。

中国的礼于夏商周三代逐步成形,孔子皆尝学之而能言其意。夏礼已远,当时虽有夏朝后代杞国在,不足证也;殷礼尚有殷人之后宋国保存,但非当世之法;周礼乃时王(本朝)之制,内容详密,有“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汉书.艺文志》)之称,到春秋乱世时虽有散失,但仍为当时所用。孔子以为“周监于二代(意为周借鉴、继承、发展了夏、商二代的成就。监同鉴),郁郁乎文哉!”声望崇高,号召力强,大体尚未与春秋时代现实脱节,因此说:“吾从周”(《论语.八佾》)。

尊重周礼,目的是“古为今用”,以复古之名行改制之实也。孔子在周礼的框架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进步性的改革,例如反对杀人殉葬、贵畜贱人、昏君独裁、横征暴敛等旧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孔子反对旧日对庶民阶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作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破除了“礼不下庶人”的旧传统,把原来作为贵族专利的礼,推广到民众中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纳入礼的范畴,实现道德礼仪上的平等;“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章句》)也。孔子也反对形式主义、繁文缛节、铺张浪费的各种礼仪。鲁人林放问礼之本,孔子告诉他“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那种执礼极端化的名流典型,同不把礼当作一回事的另一极端一样,也都不为儒家所认可,“伯夷隘(狭隘),柳下惠不恭(简慢),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不取)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强调“克己复礼”和改进礼制之际,必须反问:周礼虽然可赞可遵,何以经不起时间考验,乃至每况愈下,陷于“礼崩乐坏”之境?

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就是缺少了那最后守护神---“权力制衡”。

孔子在编篡和教授《尚书》中,对于历朝由治生乱的无奈,想必有过深刻的思考。夏禹、商汤、文武周公等,都大讲特讲为君之道,为政之道,亦即治国之道。那时聪明、杰出的政治家们接受了权力腐化恶果的惨重教训,早已懂得必须以代表人民利益为己任,谆谆告诫自己和接班人:“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栗栗危惧,若将陨深渊”,切防“弗克庸德,慢神虐民”,方能“钦崇天道,永保天命”。可惜的是,这种领悟及其带来的善愿,只能在政权草创伊始或大乱大难之后,执政者脚跟未稳的特定环境条件下,产生短暂的“作善”效应。一旦地位巩固,握有绝对权力的执政者及其既得利益集团出于强劲的自私“原罪”冲动,就会沿著腐化堕落的不归路迅跑起来。他们总是自封为天命永远合法统治者,相信自己手中依靠强大武装力量为后盾的生杀予夺大权,足以对付被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想不到无权无势甚至手无寸铁的弱者,一朝“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就会以翻天覆地般的摧枯拉朽超级强势,把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种事态终结了禹、汤后人暴君桀、纣的政权,而且从此无休无止地循环重演起来。

西周“敬德保民”指导思想陈义极高,贤相周公将德政原则制度化,不厌其详修订礼法规范。文武周公主持开创的西周特色政治文明,突出强调“以德配天”,衍生了敬德、明德、容德、怀德、承德、秉德、率德、用德、奉德、昭德、慎德、敏德、成德、好德、勤德、显德、崇德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德字号名目。“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也,把“天人合一”、“事在人为”的德治思想发挥到了空前极致。 在《尚书》中还有《无逸》这样的好文章,记载著周公反覆告诫成王,务必吸取历史教训,懂得自我监督等大道理。只可惜始终不见“权力制衡”这个守护神踪影登场,结果还是无济于事,摆脱不了前朝覆辙的宿命。

时值天下无道的春秋乱世。孔子在鲁国的政治改革失败后,痛切体认鲁国君臣都失掉了本分,没有一种矫正机制的恶果,于是在礼的范畴提出了“正名”之说。

孔子受卫国国君邀访,很想在那里展开一项从正名著手,谋建权力制衡,防范越位危险的政治试验。赴卫途中,弟子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以什么为优先)?”孔子告诉子路:“必也正名乎。”又说明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人际关系存在互为条件的要求,人际尊重必须是双向的,在下者固不可僭越,在上者尤不可滥用权力,诸如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一切人和事都要按照礼规定的名分行事。

毛泽东曾在他的书信中提到,孔子的“正名”说中,“名不正”前面最好加上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参见《毛泽东书信选集》)这样,正名的意义就更为完整和确切了,特别有助于戳穿种种巧立名目、有名无实的不实之名。今日世界,多少国家,徒有宪法之名,作为宪政精髓的“权力制衡”功能尚在乌有之境,宪法成了专制政治的遮羞布;仁政德治也者,尽管表面文章极一时之盛,总是镜花水月、空中楼阁罢了。

“正名”之说突显了“礼”的制衡意义,特别突显了对上,亦即对权力阶层制衡的理论依据。真正落实“正名”任务,唯有建立、健全“权力制衡”体制。

关于“正名”说的内容,可以孔子强调的“尊尊”和“亲亲”为例作一说明,其中“尊尊”之说不啻“权力制衡”观念的导论。

尊尊,用现代语言来说,常常理解为下级服从上级,否则社会秩序无从建立,国将不成其为国了。但尊尊本意不止于此。孔子主张人的言论行动应与其身份地位相符合,也就是说为尊者,要使自己符合尊者的准则。尊尊之最当为对君主的尊重,因为君主治理国家,臣民应当听命效力,但这不是没有条件的。

孔子主张“事君尽礼”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主同样必须接受礼的约束,君若无礼,臣也就无忠。君主如有过错,臣应犯颜直谏,《论语.实问》中说“勿欺也,而犯之”。要坚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君主坚持错误,臣子也可以抛弃他另投明君,即“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去无道,就有道”,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自己正是这样离开鲁国的。孟轲说得更明白“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所以“忠君尊王”当以明君贤王为条件。君主失道应受批评,匡正,犯大过而不知纳谏,就该予废黜,换人取而代之。孟轲曾当面向齐宣王指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听者为之“勃然变乎色”也。(当时孟轲主张由君亲贵卿产生取代人选)至于对付极端无道暴君,《周易》有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轲在同齐宣王对谈时,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有没有)?”轲答曰“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就是说,不得已而革无道暴君的命,顺天应人,正当合理也。

历朝帝王欲求长治久安,避免覆亡厄运而不可得。儒家提供了一条思路,那就是贯彻“正名”说的“尊尊”观,不容许违背仁政德治原则的君王沿著绝对腐化的不归路把国家民族带进灾难的深渊,要加以监督、限制,直至罢免“易位”的主张。这个由监督、限制,以至“易位”的“尊尊”保障体系,显然绝非君主的自觉自律举措而已,特别是“易位”程序,意味著必要形成某种可以向最高统治者说“不”,而且说了一定算数的“权力制衡”机制,方才行得通。

可见儒家的礼治思想本质上不仅不支持绝对权力,而且蕴涵超越时代历史局限性,萌发“权力制衡”机制的进步契机;如果同儒家的“君贱民贵”的民本思想配套渐进,这不就是由“权力制衡” 导向民主政治的光明之路吗?

其实卫国的权贵和鲁国的季康子无非一丘之貉;请孔子访卫,沽名钓誉而已。如所周知,后来孔子在卫国未能有所作为。

儒家没有来得及找到一个试点的机会,却在暴秦一统天下之后惨遭赶尽杀绝的毁灭性打击。汉以后王权与伪儒合流,形成了“政教合一”型超稳定统治架构,实际上阻绝了神州大地发展“权力制衡”机制的可能性,铸就了治乱循环,因循往复,社会停滞不进的悲情命运格局,这是后话了。

关于亲亲,重要的是孝恕悌道。孝(爱父母)悌(爱兄弟)的意义不仅是一种强烈的私人关怀而已。前文的思想实验中已经指出,爱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一个人如果连父母兄弟至亲都不爱,难道能指望此人去爱社会大众吗?所以《论语》载有,“君子务本,本立则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而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在政治上当能尊重管理体制、顾全集体大局,是为稳定宗法制度、贯彻礼治的道德基础。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精确地指出,“(儒家认为)孝是引出其他各种德的元德,有了孝,就是经受了考验。”

亲亲本意也是有原则的。孝悌两者,儒家更重视孝。孔子认为孝是由父母对子女的慈爱引起的子女对父母真诚无伪的敬爱之情,会自然地在态度上表现出来。不应该把孝作为盲目的强制行为;否则即使形式上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为父兄提供饮食)”,也不算得孝。孔子从来不赞成不问是非地盲从父母之命,但主张拿捏态度“事父母几谏(几,微也。几谏,就是柔声怡色地提意见)”,“谏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则复谏” (《论语.里仁》)也。《孝经》尝载,曾参问孔子“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夫子答道“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证诸“正名”说,君臣、父子,地位虽不对称,其权利和义务却是对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分君臣、父子,地位高下,同此一理,这里对应著人权范畴神圣的平等原则。

孟轲的弟子桃应出过一道熔亲亲和尊尊于一炉的有趣难题:“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舜的父亲)杀人,则如之何?”孟轲回答“执之而已矣(抓起来就是了)。”弟子又问‘然则舜不禁之?’回答说“夫舜恶得而禁之(舜怎么可以去禁止呢)?夫有所受之也(执法者有所受命,非敢所私,虽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废之也。)。”弟子再问“然则舜如之何(那么舜还有什么办法救瞽叟吗)?”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草履)也;窃负以逃(偷偷背著他逃亡),遵(循)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章句上》)

这是说,为士者但知有法,天子之父也应守法;为子者贵为天子,也不可以徇私枉法动用权力包庇父亲的罪过。桃应提出了一个假设性问题:舜在这种窘境下,有什么办法保护父亲免受罪责吗?孟轲对于桃应的假设性问题的回答,显属假设性的揶揄性质。在孟轲理想化了的虞舜盛世里,设想那皋陶主持下“有所受之”的司法部门具备可以抗衡王权的制衡力量,舜没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绝对权力,因此推出了这样的答案:舜若要包庇犯了杀人罪的父亲,唯有不在乎抛弃王位,偷偷背著瞽叟逃跑,终其一生躲在杳无人烟的海滨自得其乐一途了。

这段对话中,孟轲指出,王者无权包庇亲属,否则唯有丢掉王位、犯法逃亡、终身躲藏。后世伪儒当道下,竟有许多学者说成孟轲主张(“教唆”)舜这位圣君,不惜犯渎职包庇窝藏罪以尽孝道,以为孟轲把孝道夸张到了可以置国法和王权于不顾的地步,可不滑稽突涕?

伪儒力倡愚孝以为愚忠张本,对于古书上的记载,必尽其曲解、篡改和杜撰之能事,因此在尊儒大帽子下,后世文献中关于论孝道的论述及其注释,颇多错乱矛盾现象,乃至演化产生“二十四孝”之类丑陋荒谬的愚孝愚民愚民怪物,与儒家本意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另外因为文字错漏或标点符号阙如,也容易产生一些误解或曲解。

《论语.子路》载有这样一则故事:

好龙又怕龙的叶公,给孔子出了一道两难的题目:“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他的熟人当中有个正直的人,其父偷了人家的羊,儿子出来作证。)让孔子评说表态。孔子若反对为父罪作证,叶公会说违背了正直原则,如果肯定儿子作证行为正确,又可嚷嚷违背了孝道。

孔子反问道:“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通行本中,最后有个语气词“矣”,按文意应取消,或改为问意词“欤”。)”(我熟人当中的正直之士难道不是这样处理是非问题的吗?倘若父亲为儿子隐瞒罪过,儿子替父亲隐瞒罪过,如此互相包庇,还有什么正直可言?)孝道岂是正直原则的破坏因素,孔子怎会上了此公圈套?

古汉语不讲究标点符号,不用问意词“吗”,后世伪儒把疑问句的反义变成了正意,断言孔子无限夸张孝道,把包庇犯罪的“父为子隐”和“子为父隐”认做了“正直”。明眼人不难看出,以说谎、伪证包庇父罪,即便曲解之为孝心,又怎能称得上“直者”呢?以父子互隐罪恶为正当,难道没有君王、国法、民意和天意的地位了吗?诚如《孝经》明言,陷父于不义,又焉得为孝乎?如此解释非但于理不合,而且语意牵强,迹近笑谑矣。

十七世纪欧洲民主先驱洛克(John Locke)以为:“就约束儿女不得从事任何可以损害、冒犯、搅乱或危害其生身父母的快乐或生命的事情,使他们对于给予他们以生命和生活快乐的父母,尽一切保护、解救、援助和安慰的责任,任何国家、任何自由都不得解除儿女的这种义务。然而这决不是给予父母一种命令子女的权力,或一种可以制订法律或任意处置他们的生命或自由的权威。应该尊崇、敬礼、感恩和帮助是一回事;要求一种绝对的服从和屈从是另一回事。”这段话代表著西方立足两心调谐原理的孝道伦理观,与儒家孝道本意所见略同也。

尊尊和亲亲都是双向的。尊者、长者犯了错,不能无限照顾、迁就,都应有礼法可治。把上面两个故事的原委解说清楚,是为“正名”正名的必要,也是正确理解孔子“礼治”学说的必要。

至此,还要澄清一下礼和法的关系。

上文提到,广义地说,礼涵盖了人类一切行为规范,从一般举止礼貌、习尚规矩、宗教仪式、百业分工、交易常例、社会公约、政治制度、法律条款,制衡手段以至所有人际关系规范。什么是法?法就是礼的内容当中被权力机构规定为强制执行的那部分。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主要指惩治犯罪的刑法而言。礼包含了法,法是礼的一部分。提倡“克己复礼”,当然包括“克己守法”。

礼是仁的执行手段,首先要强调关于仁的觉悟和自觉遵守的方面;所以礼的内容包括大量在强制执行的法以外,那些多要靠著自觉性来贯彻的行为规范---可称为狭义的礼。不管是刑法或其他一切法,如果没有仁为思想基础,没有那些应当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狭义的礼)为前提,就是非礼之礼,或非礼之法,失去了“仁-中-礼”三位一体意义上的有效性。“徒法不能以自行”也。

为此孔子说过,“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居尊上之位者)以德教民,而以礼(狭义的礼)齐之。其次以政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以不用刑为期盼)。”“圣人之设防,贵其不犯也。制五刑而不用,所以为至治也。”“必教而后刑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禁)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若是三年,则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则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是以威武而不试,刑错而不用。”反之,“乱其教,繁其刑,使民迷惑而陷焉,又从而制之,故刑弥繁而盗不胜也。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孔子家语.刑政》)因此,将法同礼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是不可思议的悖论。

战国后期,儒家传人荀况有鉴乱世罪恶滔滔,强调用法的重要性,当然是“君子时中”的必要。但他的弟子李斯、韩非之流投奔秦国后,弃仁、礼、中庸若敝履,承接前期法家商鞅衣钵,强调对立的绝对性,主张强凌弱,大制小,用严刑峻法,镇压臣民,以恐怖主义治国术投暴君之好,当起了青出于蓝的所谓后期法家。韩非在他的书中说:“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主张“以公灭私”,消灭民众的自我意识,使顺服君主为代表的伪公。为了这个目的,他以为软刀子不中用,所以建议:“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是以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乐以刑杀为威”的千古一帝嬴政(秦始皇)心有灵犀,必要引为知音,“恨不能与子游”了。这些彻底反“调谐”,否定仁政,逢君之恶、荼毒生灵的所谓法家也者,得逞于一时,多以作法自毙留名后世。他们的“法术势”治国术,相当于专制人治体制下的国家恐怖主义帝王术,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法治相较,此法非那法,风马牛不相及也。依靠这个法家路线在极度两心失衡中乘势崛起的秦皇朝,自许万世大业,结果顷刻烟飞灰灭。

自西汉独尊儒术以还,法回归到了礼的范畴。儒家的礼被扭曲为“唯上”的“三纲五常”,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君王,可肆意施行法家暴政也不算违礼,从此不再有法家独立地位的必要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展批孔运动,竭力贬低和否定儒家学说,颂扬法家的反人性恐怖主义帝王术,以为彻底镇压反革命和创新改革的先师,生造杜撰儒法斗争奇谈,意在影射‘当代大儒’,显然无视历史,离题万里了。据悉现在还有人把中国秦代法家当成反对人治、堪与现代法治遥相辉映的进步力量,岂非“假作真时真亦假”了吗?

关于法家这个概念相当驳杂。后世有人将管仲,子产等改革家也列为法家,其实他们与商鞅、李斯、韩非等公认的法家代表人物有本质上的区别,此法家非那法家也。此处从略。

近世民主潮流浩浩,世界民主先进或追随民主的国家,奉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倾向于将各种调谐人际关系形成的规范性成果,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礼,尽可能通过立法形式确定下来,作为全体社会成员必须共同遵循的准绳,形成所谓“法典化”的礼。现代国家从根本大法宪法而下,除详备刑法外,反托辣斯法、税法、征兵法、公司法、劳工法、移民法、治安法到垃圾分类回收办法,包罗万象,有增无已。迄今为止,人类还处于礼(包括法)由简到繁的发展阶段,许多礼的内容和应用,多要经由法律的形式表达和实施,礼和法常常难解难分。但无论法律如何合乎中庸之道,何等完备详尽,唯有立足于对仁的观念的理解和信仰之上,这个法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贯彻;否则,人类的灵性创造能力,在不仁的自私恶性驱动下,钻法律空子,设计各种对策,“虽有刑法,民能勿逾乎?”终会视法律为无物的。离开了仁,以法律为万能,依靠越来越繁琐的法律堵塞各种漏洞,结果总要事与愿违,甚至法虽繁多,社会愈乱。今天许多国家,面临信仰危机,惊呼犯罪泛滥,并非因为法律欠备,要害就在于信仰基础动摇或索性付诸缺如的缘故。“仁-中-礼”三位一体,法即是礼也。

从两心调谐原理出发,引申解说,融会贯通“仁-中-礼”三位一体人间正道经世致用系统工程内涵,可见孔子的礼治思想不仅与现代法治和宪政观念一脉相通,而且提供了立足两心调谐原理的社会管理或治国之道的完整指导原则,时至今日,仍有发聋振聩、指点迷津、纠治时弊、引领改革、开创新途的无尽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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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孔门真儒从大本大源开始,不仅阐发了仁,中,礼的原理,更且融会贯通,把三者集合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即所谓集大成者也。

孟子曾形容集大成为“金声玉振”。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者,终条理也,语出古之《乐经》。古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称为一小成。八音之中,金(钟属)、石(玉磬也)为重,故为众音之纲纪。奏乐开始时,先击钟鸣金;曲终时,击磬以收其韵。其间脉络贯通,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仁-中-礼”三位一体,兼全众理,德无不备,比拟“金声玉振”也;用现代语言说,就是相当于系统工程的意思了。

最后,还要把一个仁字的本义,狭义和扩义作一交待。

仁-中-礼,三位一体,构成了儒家学说的主体。其来由和要义已见诸上面的循序推论之中。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前面说过,儒家大力提倡的仁,本义在于弘扬爱心,调谐私心,引导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人间正道顺畅发挥;相当于“两心调谐”精神的高度概括(只用一个“仁”字)。

就仁的全面的本义而言,从“仁者人也”出发,包括了“仁者自爱”,“仁者爱人”以至两心调谐原理导出的全部德目。

前已提到,通常人们谈仁,多侧重强调弘扬爱心,即所谓“仁者爱人”也,这就是狭义或常义的仁。

为了最大限度精炼语言,孔子有时将仁的涵义扩而大之。一个仁字,把行仁的要素(贯彻仁的方法论--中庸,和行为规范--礼),亦即三位一体的“仁-中-礼”统统包括了进去。这就是扩义或广义的仁了。

在《论语》中,广义的仁名下全部德目有四十八条之多,清单如下:

和、爱、善、恕、中、庸、礼、义、忠、孝、悌、友、恭、敬、诚、信、慈、知、正、直、廉、俭、洁、勇、敏、惠、亲、温、良、谦、让、宽、谅、恒、齐、顺、庄、肃、毅、贞、质、决、明、柔、聪、清、愿、睿。

不难看出,这些德目可以细分为归属于本义的仁,以及中(庸)和礼三者名下,有些还是兼祧性质的。这样去认识,就眉清目楚,容易理解了。后人发现《论语》中提到仁字一百零九次,几乎每次都有不同说法,以为仁的内容庞杂费解,往往就是有了这个本义、狭义和广义的缘故。

那高悬庙堂之颠的“仁-中-礼”浩浩乎圣贤之道,都是常人可以思议,可以理解,可以执行,甚至可以凭著一片诚心在自己脑子从头推导出来的人生应循共性指导原则。正如孔子指明:“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众人之所能行者也,故常不远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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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义”的解释

孟轲讲义特别多。后人形容孔孟之道,往往以“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忠孝仁义”等德目相称,仁、礼、义三字动辄相提并论;但许多人一直弄不清义和仁、礼的区别和相互关系,颇感困扰,因此在突出“仁-中-礼”三位一体之际,有必要试对这个义字解说一番,以此作为这四篇配套文章的结尾。

有人说“仁者爱人、礼者敬人,义者助人”,可谓得其三昧,但欠明白。

先从字义说起。义者,意义也;义者宜也,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义者,与羲同源,羲就是牺牲的意思。

儒家学说中的义,指高度自觉并且直接体现仁心的高贵品行,故“仁者义之本”。义行者,就是体现仁心,弘扬大爱大公,通常以利他、助人为特色的杰出行为,这种行为具有高度合宜的意义,且多有勇于自我牺牲精神的表现。唐代学者韩愈在《原道》中写道,“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就是这个意思。义人者,就是能将仁心自觉化为实际行动,不以现实礼法水平要求为满足的仁者。

义的原则性是稳定的,但要认定义的具体表现,或者说什么样的行为才称得上义,其内容“变动不居”,多创造性,非条文所能规定,同礼一样要随著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因情境不同而异。至于墨翟称“古者民之生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那是墨翟为了否定义、否定儒家学说的过甚其辞了。基于“君子时中”、“所贵者权”的中庸观念,“义者助人”这个原则不变,但在什么情况下以什么方式助人,即助人的具体内容是因时而权变的。春秋时期广受敬仰和歌颂的义人如游侠、刺客,在今天法治社会,怕要被视为恐怖主义份子而不以为然的。义者敬贤这个原则不变,但谁是敬贤的对象,应该怎么敬法,即敬贤的具体内容必然也是因时而变的。

义和礼,都出乎仁,但两者有区别。礼是一种有章可循的行为规范;义则为良知的自觉主动行为,不仅敬人,进而助人;它本身不是规范,但具有超乎规范的启示和影响力量。义行总是超乎现行礼法要求的水准以上,因而经常被视之为当时德行的楷模。有了义人以义行示范带头,才会有礼的诞生。代代相传的礼出自义,礼就是义行在一般水平上亦即社会性普及意义上(常人应该做得到)的规范化成果,经由自觉和强制相结合贯彻实施。《左传.桓公二年》也把义和礼的关讲得很明白“义以出礼”也。

义行的这种超越性,常常要求敢于牺牲的道德勇气,所以孔子说,“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但若离开了义而去发挥勇气,则未必是美德了,“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 (《论语.阳货》)也。

关于礼和义的相互关系,可以解释为:义是体现人之所以为人,自觉贯彻仁的原则的表现,义确立了礼,礼出于义,义高于礼。所以孔子说“君子以义为上”(《论语.阳货》)。孟轲尝形容仁和义的关系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章句上》),甚至认为 “大人(品德高卓的仁者)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章句下》)这就说因为义高于礼,为了取义,可以不必拘泥于既定的规矩即礼。当然,这不是说可以不重信和果,若不合于义而不信、不果,则妄人尔。

杨朱的“为我”说否定了仁,所以说“为(唯)我害仁”;墨翟的“兼爱”说否定了礼,所以说‘兼爱害义’。

孔子的言论中,谈义不多。孟轲在孔子失败之余设法改进说词,以求进一步打动各国君主,连篇累牍晓以君子大人之义,有所谓“义利之辨”,给后世留下了仁义并举的印象。对于领导国家和人民的执政者,应当要求他们具有君子优秀品质,高度行仁觉悟,发挥义人的表率作用;但不能把义作为一种普世性的要求,否则就过了头,偏离了中庸之道。《说文解字》称“义,己之威仪也。”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为不胜威仪的楷模人物。

西方学者在研究儒学时,常常为了个义字费尽脑汁,不知道如何厘清义和仁、礼的关系。美国加州大学的赫伯特.芬格莱特(Fengarette, Herbert)在他的著作《孔子:即凡而圣》(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第一版) 中称仁和礼为“理智的常规”,突出仁和礼的核心地位,是一个很好的提法 (作者称礼是人类经验历史积淀所形成的人性的表现,礼的践行可以使人性在社群的整体脉络中趋于完善。而人们纯熟地实践人类社会各种角色所要求的礼的规范,最终便可以从容中道,使人生焕发出神奇的魅力。) 相形之下,义是由仁而礼可能达到的高度的示范,具有超越常规的性质。因此,就普遍的社会意义而言,儒家学说的核心仍是“仁-中-礼”三位一体。

(全文完)

作者联系电邮:paulpang21@yahoo.com

有关键接: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3-06-19791.htm

《“仁”的重新解说》
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4-12-19911.htm

《中庸之道,其至矣乎--“孔门传授心法”重新解说》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4-13-19913.htm


参考书目: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庞忠甲著,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中庸之道,其至矣乎―“孔门传授心法”重新解说

作者:庞忠甲

中──中庸之道,是处理一切问题的共性优化决策方法论,也是贯彻仁道即实现两心调谐化的优化决策方法论(见上文)。

为了在人际关系范畴弘扬爱心(公心)以调节私心,或处理好包括人和环境,以及万物万事之间的一切问题,都要求在事物的极端之间找出符合当时当地具体条件的优化实施方案,庶几达到最佳调谐效果。实现这个目的,必须遵循一种寻求“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答案的优化决策方法论,这就是後人称为“孔门传授心法”的中庸之道了。

“中”在这释义为正,本意“当为矢着正也”,就是箭射中靶的,达到正确的结果。庸者用也、常也。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以走极端为非也。所以也有人称之为“中正之道”。

中庸之道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优化决策之道,广泛适用於日常生活,经济活动、工程设计,以至治国安邦的人生悠悠万事,前文举的一些关於应用科技的例子适可以佐证此理精湛中肯。英译中庸之道为“黄金中道”(Golden Mean),实至名归也。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公元前384-322年)也有类似中庸之道的主张(Mesotes)。他考察各种德行,以为都相当於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而极端皆为谬误或罪恶。例如勇敢是懦怯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庸之道完全不是有些人一知半解或故意曲解以为的那种不讲是非的“中间路线”、不容标新立异的保守思想、甘居中游的消极处世态度、苟且节制的犬儒主义;或以模棱两可、调和折衷、和稀泥为能事,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的“乡愿”之道。

“乡愿”者,深自闭藏,以求亲媚於世,一乡皆称愿人(谨厚之人)焉。孔子责备“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孟子为此解释道:“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以忠信,行之似廉,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这种貌似正经、委曲求全、讨人喜欢的伪君子,表面上样样都好,但不分是非,似是而非,极富欺骗性,所以“恐其乱德也”。

汉语里的“中”字,有中间、中等、普通、一般的意思;“庸”字可作平凡、低下、不求上进,没有出息解,因此很容易“顾名思义”误解中庸之道为上述种种贬义,以讹传讹,似昭昭而实昏昏也。长期以来,谈论中庸之道的文章不计其数,关键在於罕有探本溯源,科学地全面地逻辑地系统地整理归纳,运用通俗信达的语言说个明白的,以至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风马牛不相及也。(若决意避开中字和庸字的误解,何妨把中庸之道理解为“常正之道”。)

人们常以儒家提倡的中庸之道为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当然组成部分,以为西人不之谙也。其实中国两千年来伪儒当道,“政教合一”,握有无制衡绝对权力的专制王朝推崇中庸之道是假,反其道而行之是真。因此专制皇权不可能将中庸之道切实付诸政治实践,御用伪儒也不可能将中庸之道说个明白,特别是宋末伪儒竟将含糊苟且、不分善恶、不讲原则的“乡愿”当做了中庸的模范,这就是上述误解贬义始终挥之不去,认识混乱暧昧的社会背景了。

西方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制度本质上作为不期而然的中庸之道产物,大体上具有“当然”符合中庸之道运行的特性。它的自由、平等优越性,不是建立在绝对平等或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它用法治(宪政)限制极端民主之害,也用民主制度限制极端自由主义之害,造成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体制。即便决策人物压根儿没有领教过中庸之道经典理论,甚至当事人思想失之偏激,这种体制仍然可能提供整体决策收敛得中的必然性。

邓小平曾经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和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党和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零年八月十八日)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非也。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不断求中的决策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比较容易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和自我完善。

值得我们一想的是,如果有了中庸之道的素养和自觉性,又有一种万变不离其中(中庸)的优化决策体制,人类世界会不会变得更有希望,更有效率,更加美好?

有史以来中外实践,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时人亲身经历的戏剧性世局急剧演变可为见证,凡社会发展进步有成者,莫不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中庸决策之道而得之,而走极端者多归于失败。

毛泽东说:“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147页)

关於中庸原理,散见儒家论述,并不完全集中在子思传作的《中庸》章句。中庸之道的要旨大体上可从下面四句纲领性口诀去领会:“允执厥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所贵者权”是也(厥与其通,允执厥中即允执其中)。下面逐项说明之,希望有助於“很好地解释一番”。

(1),允执其中

中庸之道者,“用中为常道也”。《礼记》解释中庸为“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论语.尧曰》称中庸要“允执其中”,道统之传,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虞书.大禹谟》)者,舜之所以授禹也也。是谓尧、舜、禹三位传说中的圣王,都以中庸之道为传世之宝,授受之际,叮咛告诫也。

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的“两端”是指矛盾对立的两极,只认识或者把握其中的任何一极,都将失诸片面,必须“叩其两端”,从两端中作出优化选择,即求中是也。这就是说,在一个命题涵盖范畴的极端情况之间,总可以找到一个“发而中节”,契合事物本质特征,整体效果最佳,各方接受程度最高,恰到好处的优化解答,这就是中。

一旦得中,即“致和”,或称“致中和”,与上文借无线电学名词用的“调谐”同义;这里的“和”,亦即“和谐”或称“和合”。“和者,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可见“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论语.雍也》乃有高度评价“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的“思想实验”中谈到:如将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为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其中变革是手段,变革的目的是追求调谐,而不是为变革而变革。调谐不仅是变革的目的,即便变革本身或即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过程,也应讲究和追求调谐,以减少损失(痛苦),提高效率。

先秦时代,许多学派都研究过事物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的关系。其中道家认为祸福、正奇、善妖等对立面之间可以反覆无条件转化,颂扬弱胜强的转化,但不明确变化的目的性;法家则强调对立的绝对性,主张强凌弱,大制小。儒家观念与他们不同,以实现调谐为变革的目的,也以调谐为变革的高明手段。“允执其中”就是调谐观念在方法论范畴的表述方式,也是中庸思想的高度概括,贯彻於儒家的全部理论和实践。

《荀子.宥坐》篇记载孔子在鲁桓公之庙,看到欹器,有感而发的故事。夫子问守庙者:“此为何器?”守庙者曰:“此盖为宥坐之器。”孔子听说过“宥坐之器,虚则欹(倾斜),满则覆。”於是让弟子注水试验,可见“中则正,满则覆,虚则欹”。子喟然而叹曰:‘吁!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这里说的“虚”和“满”都是两种极端倾向,宥坐之器因而产生“倾斜”和“倒覆”的现象,只有“中”才能正,“守中”为“聪明圣智”之举欤!

如前所述,作为“调谐”的“和”,是包括人际、人与自然,人自身生理和性灵,以及万物之间的一切相互关系的优化相处原则;仁学讲求的中庸之道,追求的主要是人与人,或人与事之间的“和”──调谐。尚“中”致“和”,做人要中,处世要中,思虑要中,审事要中,惟中是求,惟中是律也。

(2),过犹不及

这个中的位置究竟该如何界定呢?

《论语.先进》中记载着孔子和子贡的谈话。子贡问老师,子张和子夏谁优胜?孔子说子张显得过头,子夏有些赶不上。子贡就说是不是子张强一些,孔子的答覆是“过犹不及”。

中庸之道追求的中的确切位置,是优化选择决定的,座落在过头和不及之间的“无过无不及”的“临界位置”。从数学观点加以譬解,这个中并非意味变量在坐标区间的几何中点,而相当於微分学对应函数最佳极值(导函数为零时)的特定位置,无论左偏右离,都不如这个中位的效果最好。

过头和不及是事物的两种极端化倾向,或者说两种错误倾向,孔子认为都不足取。譬如说,为人之道既不可好高骛远,也不应自暴自弃;既要追求理想,又须面对现实。为政过严或太宽都不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制订政策,借用现代政治语言讲,就是偏左(激进)和偏右(保守)都要犯错误。孔子主张凡事有度,抑其过,引其不及,归中道也。

孔子将中庸视为君子应有品德,尝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无忌惮者,无所顾忌,任意横行,放纵极端也。

毛泽东说:“‘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做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毛泽东书信选集》145-146页)

过头或不及,往往首先表现在量的范畴。量的过头或不及终将引起质的恶性变化。在政治领域,人们常常把过头或不及称为左倾或右倾。反右防左,反左防右,就是去肯定政局相对安定的质的需要。

孟轲讲了一个关於经济政策上过犹不及的故事:周人白圭是个好心肠的经济学家,建议更改税制,把当时实行的“什一而税”降为“二十而取一”。孟轲指出,这种低税率适合於北方貉国那样五谷不生,唯黍(一种称为黄米的杂粮)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餐,无百官有司的後进少数民族地区;如果行之於中国,不顾“器不足用”的後果,将造成“去人伦,无君子”“不可以为国”的倒退恶果。白圭听了,明白了它的不可行性。孟轲以为,如果违背了体现中庸原则的尧舜之道,把税率降得偏低,就成了大貉小貉,反之,过於加重税收,则大桀小桀也。(见《孟子.告子章句下》)可见经济政策上过头或不及的量变,会造成政权性质恶化变质。

《论语》中说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等片语中,每个“而不”後面的字儿,非过即不及也。

中庸反对过头和不及,但不是“和稀泥”、简单折衷,不等于不讲原则的平均主义。中庸之道崇尚和平渐进,但并非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不排斥必要的战争,主要指反抗侵略的战争、为消灭战争而战的“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战争,以及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暴力抗争等。

在一切可以量度的应用科学范畴,像上文提到黄金分割比例体现视觉最佳效果;或要种好庄稼,土壤酸度必须适宜;或根据不同国情制订适当的税率那样,中庸之道不仅有其科学的定性要求,而且应能在实用层次上做到定量分析,可以计算、检测和考核。

人世一切失误,其实无一不是“过”或“不及”的後果,教训例子俯拾即是。万物之灵之高明,在於透过万花筒般的无数表象,悟出一个“无过无不及”的优化求中道理,并进而掌握这个优化求中的主要途径,方能落实求中的具体措施。

(3),和而不同

什麽是人际关系范畴优化求中的根本途径?一言蔽之“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

“和”与“同”,在汉语中可以是同义词,但在这里是有区别的。事物通过变革达到实质上的统一或调谐状态,叫做“和”;掩盖或否定事物的矛盾,只求表面上的整齐一致,谓之“同”。

如前所述,孔子鄙视那种善恶不分、含糊苟且、两头讨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章句下》)的折衷主义者,称之为“乡愿”,贬之曰“乡愿,德之贼也”。与“乡愿”迥异,中庸之道反对折衷主义者的“同而不和”,赞成“和而不同”。

中庸之道是求“和”之道,以“不同”为求“和”的前提和必然。

与孔子同时代的晏婴曾举烧汤为例,解释“和而不同”的涵义。他说所谓“和”就象厨师拿水、火、醯(相当於醋)、醢(鱼肉等制成的酱)、盐、梅等不同甚至对立性质的物质操作调合,烹饪鱼肉,“济其不及以泄其过”,使其品味恰到好处,成为享用满意的佳羹。单纯的“同”就如以水调剂水,不用火、醯、醢、盐、梅等配合,必然乏味到无人问津。

今就人际关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上的“和而不同”作一点说明。

凡循中庸之道决策,必有其共识基础,方能集合众人力量进行贯彻,这就是调谐意义上的“和”。“和”绝不意味着没有或无视不同意见,相反地,中庸学说肯定事物的复杂性和矛盾的普遍性,视“不同”为理所当然。孤立的单一的因素不能构成完美的事物,相信唯有让介乎极端之间的各种异见,特别是对立因素充分沟通、辨析,折冲,兼容其合理因素,加以运筹统合,达到统一或调谐,方才能够得中,从而导致美好的结果。

以君臣为例,孔子主张对君主采取“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的态度。所谓犯,就是提意见。“和而不同”的“和”乃君臣不同见解的协调结果。求中致和不是否定或掩盖矛盾,相反地,要通过群言堂、百家争鸣,即容许不同意见充分抒发和交锋,融百家之长,才能提高得中的可能性,利於导致优化决策。反之,所谓“同而不和”则是君说可,臣亦说可,君曰不可,臣亦曰不可,有不同意见不敢说出来,成为君主一言堂,结果非犯错误、出乱子不可。

明白了“和而不同”的道理,就不要以为人人称赞你就是好事。子贡问孔子:“乡人皆好之,何如?”夫子说:“未可也。”他又问:“乡人皆恶之,何如?”夫子说:“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好人说好),其不善者恶之(坏人说坏)。” (《论语.子路》)

在个人修养方面,孔子说过:“质(朴实)胜文(文雅)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後君子。”(《论语.雍也》)意思说:做人如果朴实胜於文雅,便失之粗野;如果文雅胜於朴实,则显得欠缺诚心;两者调谐适匀,互补其不足,方可成为君子也。

孔子好给别人提意见,也欢迎别人包括弟子们发表不同见解。颜回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但过於谦虚,和动不动直言质询的子路太不一样。孔子对此是不满意的,因此说过:“回也,非助我也,吾言无所不说(悦)。”

“和而不同”要求常怀兼容精神,像拉丁文“宽容”一词“Tolerare”原义那样: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对不同於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的耐心、公正的容忍;或就是现代民主社会人们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是我要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据说是法国人伏尔泰的名言)

“和而不同”,是承认“不同”,尊重“不同”,在“不同”的基础上求中致和,体现了经由多种因素特别是对立因素的斗争或变革(首重良性竞争)寻求统一或调谐的精神。推而论之,“和而不同”作为一项原则性共识,莫非现代民主政治广泛包容多元文化(或“非群体文化”)的优化决策概念的必要前提;正确处理家庭成员、办公室同事关系以至集团、国家、民族纷争,追求全球化、世界主义,以及天下大同理想必遵的金科玉律?

2002年10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美国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演讲阐述了“和而不同”的思想。他指出两千多年前中国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介绍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时说,“和而不同”是其中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他认为,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善待友邦,也有利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4),所贵者权(君子时中)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中庸之道要求通权达变(Act as the Occasion Requires),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行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富於灵活性,与时俱进的决策之道。

“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无过无不及的中,得之不易,但不会一成不变,随情况变化而随时变化。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章句》)“时中”,就是因应不同时机,揆情度势以求中。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兹(原文有金字旁,音zi)基(田器也),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对於革命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孔子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就是说人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富贵者的情况行事,处在贫困的境地就按贫困者的情况行事,处在不开化的夷蛮之地就按夷蛮的情况行事,处在患难的境地就按患难中的情况行事,一切都要脚踏实地,从实际情况出发。

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如果不通权变),与墨翟“兼爱”极端无异;颜回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朱“为我”(唯我)极端无异,都不值得赞美和效法了。古礼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有个死脑筋的人问孟轲“嫂溺(落水),则援之以手乎?”轲曰“嫂溺不援,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在教育上,孔子曾给予子路和冉由相同的提问以不同答覆。因为子路保守,孔子着重鼓励;冉由激进,则强调求稳。在要不要做官的问题上,孟轲有句话“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知夫子者也深矣。

华尔街基金经理,必须因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组合(Portfolio)。基於避险原则设计的对冲基金(Hedge Fund),要不时调整策略。投机性的“当日交易”(Day-trading)者更要瞪大眼睛把握分分秒秒的市场脉动。

治世大赦谓得中,乱世用重典亦为中。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英国着名诗人雪莱写过一句貌似悖论的警句“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谓中,即中庸决策的答案,当然要随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贯彻中庸之道,做什麽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应用,见机行事,不应拘泥於某种主义、教条而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执中而不知权变,犹“执一”也。孟轲称“执一”为贼道,举一而废百也。

此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也。

从以上“允执厥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以及“所贵者权”(君子时中)四条纲领可见,中庸之道是一种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追求最佳效果的科学方法论。其特点为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异见、对立之间寻求协调统一,找出对各方统筹兼顾,具有宽大包容性和广泛满意度的黄金中道,体现了和平理性、稳步渐进、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以实现调谐为目的的优化决策路线。

中庸决策路线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不能指望得到象微积分习题或工程设计计算那样精确度的解答。由於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复杂事物难以预测的变化,使得社会科学意义上最好的中,也只能是数学观点上的近似解,而且难免偏差以至错误。但是如果一旦建立一种不断求中的机制(而非一时一事侥幸取胜),具备了自我完善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就像以理想的“中”为中轴线,那真实决策好比在这根中轴线上下左右围绕行进的收敛曲线,其偏离和时滞不至於太远太久,万变不离其“中”了。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庸之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极难的。《中庸》有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经常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聪明人容易过头,愚蠢者往往不足;好人容易过头,不肖者容易不足)因此,“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人们已经好久做不到了)!”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作为极高明的方法论,象是一株芳美冠世的奇葩,只有在适宜的气候环境中才能持续茁壮成长。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政治领域,有了仁做指导思想,还要运用中庸之道作为方法论,制订出合乎仁的行为规范,即礼(包括法)。有了仁为思想基础,有了合乎仁的礼为保障,在两者互为表里所酿造的气候环境条件中,中庸之道方能得其所哉,大行其道,进入万变不离其“中”的佳境。没有仁和礼的相辅相成和反馈作用,就社会政治决策领域而言,中庸之道持之以恒之难,莫非“难於上青天”?

仁的重新解说

作者:庞忠甲

拙文《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 http://www.xslx.com/htm/zlsh/zzpj/2006-03-06-19791.htm )中,导出一整套灵性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不可不遵,如同千江万川总源头那么至关重要的公理常识组合----人之所以为人的“大本大源”之理,概括名之为:

“灵性--两心--调谐”原理(下文简称“两心调谐”原理)

其中“灵性”为人类所以区别和超越一切生物之上的唯一的也是至高无上的根据。

灵性作用如何发挥,系受两大调节元--私心和爱心(公心),简称“两心”联合操控。

人类的灵性创造能力能否循正道产生既利己又利人的建设性成果;或适得其反,导向犯罪、破坏,以至自我毁灭;或长期自闭,停滞不前,无所长进,略同于非灵性生物而已;或落后挨打,开除球籍,泯灭无存;关键端视两心联合操控的社会性“调谐”水平。

一种反映灵性两大调节元----私心和爱心(公心)调谐状况的基本伦理观念,可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即主导性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推手,隐然操控著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两心联合运行状况进入调谐化区间时,形成正向发展优化运行系统,这双推手应能驱使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相对顺畅发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进步不止。

从两心调谐原理出发推论,人类社会欲求进入正向发展优化运行境界,必备三大要素:

1.一种体现两心调谐化的指导思想,深植人心,形成信仰,构成强固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心态文化”为基础。

2.其次,需要一种符合两心调谐原理的优化决策方法论,方能将正确的指导思想化为正确的社会实践。

3.最后,为了实现社会性两心调谐,进入正向发展优化运行境界,必要运用上述指导思想和决策方法论,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订出适合具体历史环境条件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款、礼仪规矩、社会公约等,从而建立各种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始可落到实处。

如此“思想信仰-决策方法-行为规范”三位一体,共襄盛举,不可或缺,不可分割,逻辑分明地构成了一个人类自我肯定、自我超越之道的完整功能体系。

如果仔细对照儒学经典,可见以孔孟为代表的真儒,将人类自我超越之道的完整逻辑功能体系的三大要素--“思想信仰-决策方法-行为规范”逐项阐发,相应命名为“仁-中-礼”三个金碧辉煌大字,作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无妨称之为儒家学说核心的人间正道“三位一体”论。

其中:

仁----两心调谐原理优化运用的大学问,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指导思想或信仰基础;高度概括,直至用一个字表达,即谓之仁。

中-----中庸之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优化决策方法论,当然也是贯彻仁道(两心调谐原理)的优化决策方法论;

礼-----以仁为本,经由中庸之道导出切合当时当地社会实际的优化政治制度以及各种共同遵循的实用行为规范。

归根到底,倡导“仁-中-礼“三位一体之说,所求者,无非“肯定人欲,引上正道”而已。”

千载而下,伪儒肆意曲解之余,学者们多为儒家经典之概念模糊,条理不清,庞杂错乱所苦,以为理清儒学头绪也难。唯从大本大源出发,顺流而下,识得真儒心路历程、始能参透儒家学说科学严谨的逻辑性,明白其中受用不尽的精义主旨;天机解密,家喻户晓,福音广布,可以经世致用也。

从天道人性基本常识公理大本大源出发,悟通“灵性-两心-调谐”三位一体原理,进而导出“仁-中-礼”三位一体论,简称“仁学”,该就是孔子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了。

本文专谈仁的意义。

仁的要旨简洁地集中在下面三句话:“仁者人也”(《家语.哀公问政》)、“仁者自爱”(《家语.三恕》)、“仁者爱人”(《论语.学而》)。逐一解释于下。

“仁者人也”,孟轲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借用舶来术语,仁是“人本主义”的产物。“天地之生,人为贵。”唯万物之灵的人类特秉超乎一般本能之上的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拥有其他众生所无的追求发展的无穷愿望和无限能力。仁的提出,是出诸人类特秉灵性感悟,体现人之所以为人,发现和善用人际相处的规律性,谋求最优发展进步效果的需要。仁,人心也。

“与鸟兽不可言仁”。非灵性生物凭利己本能求生存,互相竞争,所求者不出乎必要的有限的生存条件而已;弱肉强食固然惨酷,但无所谓善恶,无所谓犯罪,无所谓发展,不会通过灵性感悟改变生存之道。

什么叫做“仁者自爱”?

根据两心调谐原理,利己愿望、所谓私心或即孔子所称“人欲”也者,源自生物本能,是天经地义、堂堂正正,驱使万物之灵特秉灵性创造能力发挥作用谋求生存、享受和发展的根本原动力。

孟子有道:“人有恒言,皆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下》个人本位的重要性,个人为家庭、国家、天下之根本的道理,这里说得再也明白不过了。

但若任凭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极端,成为与唯我主义同义的自私之心(孔子称为“贪欲”),就是驱使灵性能力用于犯罪的万恶之源了。自私与灵性相结合的结果,难免害人害己,走向利己本愿的反面。真正懂得自爱的人,就要防范利己之心朝著自私犯罪这个方向恶性发展,感悟“合作比不合作好”的道理,自觉弘扬利他的爱心(公心),寻求获得最大良性利己效益的人间正道,这就是道德观念的滥觞,“君子”型人格的本质了。

所以这里说的“自爱”或“爱己”,出于利己之心,但不简单地局限于原始的“单纯”的利己本能而已,可以说是利己之心在灵性启迪下出现升华效应,萌发高阶爱心(公心)的歇后语。

因为“仁者自爱”,就产生了“仁者爱人”的要求。仁倡导的爱心(公心),本质上是私心衍生的产物,是从每个人自身出发,推己及人,由私心升华而来的超越生物本能之上的“高阶爱心”,具有同私心相对独立以至形式上对立的地位,以及非同小可的良性反馈节制调谐作用。

根据两心调谐原理,唯有弘扬利他的爱心(公心),调谐私心,防范和克服自私之心,人类的灵性创造能力方才可能循正道顺畅发挥,此时两心互相协调,可以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效果,造就社会性良性发展进步的美好境界。

说到这里,仁的精义可归结为:以人为本,自爱自觉,弘扬爱心,两心调谐。这就是合乎天道的做人根本大道理。

世界上一切生命体当中,唯有灵性的人类能够感悟、弘扬“利他心”--爱心(公心)对改善自身生存条件、在更高的层次上满足自己的私心要求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因此唯人类才有求仁的要求。

利己与利他之心互相调谐而“两心相悦”的人间正道,并非牺牲“人欲”、否定个人重要性的苦行主义,实际上恰恰是每个人为自身求取可靠、长远的最大利益的无比高明的爱己之道,一种皆大欢喜互惠互利的成功之道。《礼志》云: “欲人之爱己也,必先爱人。欲人之从己也,必先从人。无德于人,而求用于人,罪也”。因此“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就是说,有知识的明白人懂得行仁爱人对自己的莫大好处。

人类社会要不受破坏,引导私心动力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发展,产生进步文明,通向人心响往的小康以至大同理想境界,关键在于因时因地因体制宜弘扬爱心(公心)以调节私心,实现社会性的两心调谐境界,这就是儒家济世思想的始发点。

儒家大力提倡的仁,是在肯定私心第一性地位的前提下,弘扬爱心(公心),调谐私心,导人以正,善用灵性,谋求发展进步;相当于简化到了只用一个字(仁)高度概括了“灵性-两心-调谐”原理演绎而来的人间正道的全部要领。

仁是儒家人生哲学追求的完美人格;为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也。儒家之学以求仁为核心,甚至可以把儒家学说简称为“仁学”。

孔子倡导“仁学”,目的全在于“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绝非伪儒贬辱、压抑人欲,以至否定、消灭人欲,鼓吹无私无我的假仁假义。

仁,“从人二。”(《说文.人部》)。所谓人际关系也者,是从两个人开始的,或者说仁就是两个以上的人际合理相处之道,因此从字形上看,仁字便由人字傍加上“二”字组成。有人形象化地解释为一个人向同类伸出两只手,也未尝不可。

这个仁,不是无中生有的臆想产物。求仁是造物给予人类的一种选择,是灵性人类终能脱离漫长达数百万年的蒙昧时期,超越鸟兽生存方式,追求两心调谐的人际关系,建立社会生活,开创文明纪元,循正道不断谋求发展进步,通向幸福美满理想境界无可取代的天字第一号唯一明智选择。

人类灵性活动的两大调节元中,私心出诸本能,与生俱来,具有强势地位;爱心天生微弱,要靠领悟、培育、弘扬;所以通常人们谈仁,多侧重强调弘扬爱心,“爱近仁也”(《家语.颜回》),因此人们常说“仁者爱人”,这就是狭义的仁。许慎解说:“仁、亲也”。毛泽东曾言:“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都是这个意思。

为求“仁者自爱”最大效益化,不应该在“人本”的大范畴中自我设限,因此“仁者爱人”的另一说法是:“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体现了超越阶级、等级和家族界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论语.颜渊》)的博爱精神。

从仁的人本主义和博爱精神出发,必然导致普及教育,为一切人提供充分发挥灵性创造能力谋求发展机会的观念。为此提倡“有教无类”的平民教育。

不懂得两心调谐原理,往往难以理解“仁者爱人”和“仁者自爱”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动不动把“爱人“和”自爱“这两者对立起来,互相排斥,以致无法融会贯通仁的精义。

须知利己的私心是利他的爱心的前提,不知“自爱”,毫不利己的人怎么会懂得专门利人?

我们常说“爱人如爱己”(不说“爱己如爱人”),然后有待人如己,与人为善的“仁者恕也”。“恕”表现为推己及人的宽容和同情,是为爱人的基本表现形式,“故君子莫大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焉。

弟子子贡曾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夫子告以:“其恕乎。”(《论语.卫灵公》)体会这个用恕字表达的仁,消极而言,“己所不欲,弗施于人”(《论语.颜渊》),积极为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总是离不开一个己字作为始发点。如果离开了每一个人自身的私利去谈仁,那个仁是不可能存在的。

爱心扩诸于集体和社会,就是为大众谋利益的公心,大爱大公,仁之至矣。如前所述,公利无非是众人私利的综合,公心也是私心升华的结果。大公只能来自大私,正如《黄帝阴符经》所言:“天之至私,用之至公”。“大公”当然是好事,误人千古的乃是要不得的“无私”。所谓“大公无私”也者,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太虚幻境,欺人之谈的悖论。

汉语中私字驳杂多义,私字也作‘受恩独厚’即偏心眼解。当年孔子为子夏讲解“
民之父母”,尝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讲的三个“无私”,指天意或大自然的恩泽或机会无所偏心;好像莎士比亚所说:“同一的太阳照著他的宫殿,也不曾避过了我们的草屋,日光是一视同仁的。”(《冬天的故事》)完全不是什么没有利己之心或否定私心的意思。

同公正的概念联系一起,用“大公无私”一词形容无所偏心,当然是可以的。但因字义相通,后人常常曲解转引“大公无私”为没有私心,取消私心,唯有公心的“一心论”,就大谬不然了。作为文学语言,象龙、凤之类虚拟的东西可以传诵不朽,用“大公无私”偶作夸张褒美之词,形容公心之盛和私心受控,未必有伤脾胃,只是万万不可当真,尤其不能冒充真理,作为政策强行贯彻,否则就要天诛地灭,大难临头了。

由于汉语对于私心与自私不加严格区分,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混为一谈,甚至将天经地义的私心同万恶之源的自私绑在一起,一棍子打死,那就是“不可活”的“自作之孽”了。

既然仁由己出,吾人就不应少讲“仁者自爱” 或“仁者爱己”的道理。“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孟子.离娄章句下》)也,可以说仁本质上就是一种最高明、最优越的爱己之道,有见识的人应该深知利之所在,笃好行仁而不易所守。只要你终于领悟了行仁对自身和自己的利益圈(配偶、家庭、亲友、同好、事业、团体、阶级、社会、国家、全人类)的莫大好处,你就会在私心驱动下高高兴兴,乐此不疲地主动做去。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换言之,人之所以没有成为仁人,其实不是没有这个能力,关键在于觉悟和追求;“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一个自觉的仁者,不仅知仁,更要好仁、乐仁、乃至安仁----把仁作为自己的人生观,内在的道德律令了。

在灵性感悟作用下,“自爱”或“爱己”的“升华”,就是“爱人”的源头和本质,也是人类和其他一律具有利己本能的生物得以分道扬镳的原因。

《荀子.子道篇》有一段孔子同学生们讨论“智者若何?仁者若何?”的记载。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孔子给予他们“士君子”的肯定评价。颜回答得最出色,说:“智者自知,仁者自爱”,点清了仁的本源,是明白人了。弘扬仁心的根本动力来自第一性的私心,离开了为己的自爱是什么事情也作不成的,孔子给了颜回最高评价:“可谓明君子矣”。

出自“自爱”的利他之心,即由私心升华产生的爱心,才是有本有源,或者说是靠得住的真性仁心了。有了这样的有本有源,或者说是靠得住的真性仁心,自会产生坚决贯彻的强烈愿望,所以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也。

归根到底,仁应该是人类明白了利己和利他的调谐原理之后的自觉要求。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这就是说,以仁为代表的天道或天理,是人心觉悟的产物,须由人来弘扬、贯彻、生效,而不是什么脱离人外,凌驾人上的僵死教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论语.卫灵公》)也。

不仅如此,一旦大彻大悟,所谓恕道高明者,就会懂得责己严、责人宽,才是自身最大利益所在。“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也。(《论语.卫灵公》)

仁的意义如此重要,所以说仁是“元者善之长也”的“天之尊爵”,有天理自然之安;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心全体之德”,不可须臾离者也。

人们讲得最多的当是狭义的仁,即“仁者爱人”。就仁的全面的整体的意义而言,仁包括了两心调谐原理导出的全部德目,这就是广义或全面意义的仁。如果扩而大之,囊括了行仁所需的方法论和行为规范涉及的德目,那就是要另行说明的扩义的仁了。

仁的自觉性,特别是始终不渝坚持仁道的优秀品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决非体貌、勇力、祖荫、家世所能替代得了,只能来自后天学习,包括接受教育和自我修养,“故君子不可以不学”。孔子对儿子伯鱼说:“鲤乎,吾闻可以与人终日不倦者,其惟学焉。其容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终而有大名,以显闻四方,流声后裔者,岂非学之效也。”(《家语.致思》)

读书首先是为了完善自己,满足自己。许多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人口口声声读书为世人,其终至于丧己耳。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不客气地鄙夷时人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了。

仁学者,与其说“为他之学”,不如明言“为己之学”;但这是完全不同于庄子无为出世的“适己之学”的推己及人、积极入世之学。。

孟轲在同弟子公孙丑谈话中说“仁则荣,不仁则辱。”(《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荣就是名位上的尊荣和物质上的荣华(富贵),就是人人出于私心有志一同的美好追求;辱,是指于己不利的可耻的卑劣的境遇,人人心怀厌恶。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好荣恶辱,人之常情,然徒恶之而不求其得之之道,不能免辱也。这个得荣之道,就是行仁。孟轲因人皆有好荣恶辱的利己共性追求,而进之以强仁(强力推动行仁)之事的这段话,就是以利己私心为动力,弘扬利他的爱心或公心,达到调谐目的的一则极其简洁、高明的说帖。

后日伪儒否定个人本位,取消自我意识,世人多误以为出诸孔孟之道本意,实则指鹿为马、正反易位的荒唐千古奇冤。“仁者爱己”、“仁者自爱”,由此出发,方有“仁者爱人”。人本主义和私心第一性,原是两心调谐原理和儒家学说的始发点;只是在自私恶性泛滥,“道之将废也乎”的春秋乱世,客观形势决定了当务之急首重强调“仁者爱人”,孔孟没有多少机会着力“为私正名”,结果造成了一种重义轻利的倾斜感,让日后伪儒有了种种肆意发挥,改头换面,一手遮天的可乘之机。“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笔糊涂账,至今依然云雾缭绕,几乎无人梳理得清楚呢。

伪儒片面高唱“仁者爱人”,极力标榜“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成为帝王愚民要术,扭曲人性、窒息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几至断送了中国国运。奉君之好,自欺欺人,无稽妄言,其心可诛;罪莫大焉。

作为伪儒受害者的中国人,今日重温仁道,首要痛切总结历史经验,认清仁代表的两心调谐本义,理解与肯定仁内涵的个人本位意识的主导地位,才能理顺私心与爱心这双灵性推手的协同运行机理。因此,我们千万不可把仁的标准想象为超凡入圣,高不可攀,脱离实际;如能融会贯通“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样的道理,就不难成为仁人君子了,如有“博施民而能际众”者,就不是一般的仁,孔子誉之为“必也圣乎!”了。

弟子子路问孔子对管仲(春秋齐桓公名相)的评价,夫子答以“仁也”。子路不以为然,他说了许多管仲的不足之处。孔子对种种苛求之说一一譬解,说明仁是现实的,讲究效果的,而不是好高骛远,无谓牺牲,“无限上纲”。

孔子在同子贡谈仁时说:“尧舜其犹病诸(尧舜也有心余力不足)!” 夫子心目中的首席圣人尧舜也有其局限性。圣人未尝不想博施广众,但只能做到五十衣帛,七十食肉。圣人不是不愿年轻人衣帛食肉,只是供应条件所限啊。圣人不是不想让四海之外的民众也过上好日子,可是当时治理范围不过九州,力所不逮也。

针对子贡有志于仁但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告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论语雍也》)方就是方法,庶近而可入,就近积极做去,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

儒家主张“天下归仁”,以德服人,发扬恕道善处人际冲突,和平协调解决利益争执,与兽性丛林法则划清界线。

“大德曰生”焉,从人本主义出发,仁者无比珍视人的生命价值。特具无上宝贵灵性的生命体,当以互相残杀、集体毁灭性的战争行为为莫大荒谬和羞耻、一切不仁罪恶之最。仁者不仅痛恨杀人,甚至不能容忍象征性的残害人类生命的作俑者。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则有面目机体而太似人矣,故孔子以为不仁,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更何况大规模的杀人行为战争。

孟轲深恶痛绝战争,尝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死。”他主张严惩好战分子或战争罪犯;“故善战者(如孙膑、吴起之徒)服上刑,连诸侯(策划战争)者(如苏秦、张仪之类)次之。”(《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以仁为本,儒家当然坚定主张和平共处原则。对于存在冲突对抗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儒家反对强加于人,更不应武力相向,相信“柔远人(善待外宾),则四方归之。”(《中庸》)“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儒家反对战争的立场如此鲜明,但并非墨家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的非战论者。有时战争成为不得已而然的选择,这种选择的正当性,当然只能来自两心调谐或即“归仁”的追求。除了孟轲所说“以至仁伐至不仁”,或为制止和消弭战争,儒家不以为有发动战争的任何正当理由。

以仁为本的儒家,是当然的“国际主义”者。与日后歧视异族的大汉族主义有本质上的不同。孔子不主张以地域、政治、血统、种族宗教的观念区分中国和外国;所谓“华夷之辨”,只因文化升降特征判别,具体说来,以礼分之,或以“有道”和“无道”(乱邦)分之,而非种族特征之分,亦无一定边界。如秦国僻处西方,周礼影响很弱,楚虽南方大国,但不用周礼,当时都被视为“戎狄”、“蛮夷”。当大家都本著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互相爱心提携,发展进步不止,则“柔远人,来四夷”,共襄一体化,华夷一同,天下一家也。

儒家学说属于整个人类大家庭,以仁为本,待人一视同仁。《家语.好生》记有楚王失弓的故事,可供玩味也:

----楚王出游,亡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曰:“惜乎其(胸怀)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仁是根本的成功之道,不仁为必然的失败之道。“三代(指夏、商、周)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章句上》)孔子读了《诗经》关于周克商的记载后,曾说,“仁不可为众也(有仁者,虽有十万之众,不能当之)。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也不以濯也。(《诗》“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意为谁能执持热物而不以水自濯其手乎?)”这就是说,人若不能自强,则听天听命;修德行仁,则“仁者无敌”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天命在我也。

“仁则荣,不仁则辱”,统观一部浩瀚人类史,最高阶次的历史经验莫非在此。

诚然,人之易流于不仁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原罪”永远不失强势活力。行仁循正道以求利,往往较之不择手段急功近利来得艰难万分,所以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如果我们把人类共处遵循的原则称之为道,那么,道只有两种。“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

以上关于仁的种种说法,一会儿说爱人,一会儿又说自爱,历来许多大道学家,特别是打著“大公无私”招牌的伪儒学家们颇以为错乱难解,不胜困扰之至;如果立足“灵性-两心-调谐”原理,从私心和爱心这两大要素特性及其相互关系,从爱人即爱己,爱人出于爱己,及其调谐机理上来观察、来理解,那么这种种说法就是互相统一、互为烘衬、玲珑剔透,明白无误、不难豁然开朗的了。

如果我们理清了爱心和私心的本义和相互关系,那么恰如其分的爱心(公心)也好,恰如其分的仁道也好,就不应该是什么无原则的迁就或无谓的自我牺牲,而是一种人际利害关系的合理调谐作用,是每个人和集体相辅相成循正道谋求最大限度发展进步的必要。通俗说来,弘扬爱心或公心,为别人好,也是为自己好,归根到底是为自己好,而且是符合自身根本和长远利益的高明选择。弄通了这个道理,必然要提倡保障个人正当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并且推己及人,相互关爱和尊重他人的利益,确立人人生而平等、享有自由和进取发展的基本权利;这就是非如此不堪以为万物之灵的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自由-平等”原则,现代民主共和政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滥觞了。

无论如何,私心总是第一性,是人类求进步的原动力,任何时候都必须得到充分肯定、扶持和保护;至于提倡仁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范防好端端作为进取原动力的私心误入自私歧途驱使灵性能力作恶犯罪;就是为了调控私心(决不是压抑、伤害私心)循正道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利己益人,造福社会。如将仁的意义和作用夸张发挥过了头,以至压抑和伤害了正当的私心,所谓爱之反害之,就会从另一极端自毁人类大好前途,其后果较之自私泛滥的灾难同样不堪设想。

因此,如何在当时当地的现实历史背景条件下,将仁的观念恰如其份地应用于人类社会,使灵性能力得以最大限度发挥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正向作用,是一门专攻优化决策之道的方法论大学问,这门大学问叫做“中庸之道”,是儒家学说核心“仁-中-礼”三位一体系统工程的第二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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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联系电邮:paulpang21@yahoo.com

参考书目: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庞忠甲著,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上)

作者:庞忠甲

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是一种专门阐发为人之道的大学问。古今中外,解释儒家学说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为什麽还要来凑热闹?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虽愚求明”的普通人,即便夙兴夜寐,“博览群书”,总是茫无头绪、不得要领。 (博讯 boxun.com)

举例说吧,什么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如何定义儒家学说?迄今还是学界争论不清的根本问题呢。至於儒家学说裨益了中国,还是害苦了中国?对於今天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究竟是促进、相容还是对立?换言之,儒家学说在现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还是应该弃之若敝屣?人们居然可以得出种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大多理路驳杂,词意含混,搅成一锅黏粥。这种玄玄乎乎的“学术讨论”,对下里巴人来说,只能是一种雾里看花,遥不可接,与己何涉的奢侈罢了。

眼下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一般中国人对此天字第一号国粹其实莫名其妙,就积极的正面意义而言,充其量讲得出几款泛泛道德教条口头禅而已。当然别说西洋人了。两百年前德国首席哲学家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al,1770-1831)眼中的孔子就是这样一个实际的世俗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条,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别的东西。”尽管中国学人多不甘苟同,事实上至今孔门儒学尚难建立一种现代科学观念上具有确切定义和严谨逻辑性的理论体系。

孔子“述而不作”。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古汉语本来简约含蓄难解,加之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敲,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一旦被封建王朝御用伪儒搅和得正反黑白颠倒互用,於是“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其实这些还只是今天理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的表面的或技术性的困难。最大的、决定性的障碍恐怕在於缺乏一种探溯大本大源的研究方法,对於孔子的心路历程或者说儒家学说的思想根源罕有深入探究,苦於不知其所以然,因此找不到“一通百通”的线索脉络;也无法把握证伪的思辨要素,那“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竟成了中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

积极探索真理的青年毛泽东尝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执此以对付百纷,驾驭动静,举不能逃,而何谬巧哉?”(《毛润之1917年书信》)

如果吾人至今不能得窥这个大本堂奥,当然无法形成豁然贯通的系统性观念,於是,除了各取所需,就不免像黑格尔大师那样“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了。

孔门儒学的 “大本大源”,指的是儒家研究为人之道的基础原理,由此导出儒学博大精深的成套理论。好像欧几里德(Euclid)《几何原本》那样,以最原始的不证自明的五条公理和五条公设为基础,通过逻辑推理,演绎出一系列定理,从而建立了被称为欧几里德几何学的数学体系。

有鉴於此,为了切实理解真版孔子学说,索性打破砂锅问到底,从根从头,一切从大本大源开始。

主流宗教都自称教义合乎天理,各有一番天启神授的奇迹故事。孔子导人以天理,若非天神天书秘授(天上掉下来或发自石室宝藏),敢问得之何方?

孔子相信存在至高无上的神性的“天”,以为“万物本乎天”(《家语.郊问》),这个本,既指一切事物的本源,也是万物运行规律性之总成,亦即所谓人生“当行之路”的本源。

孔子观史,不以为造物把一切的一切都已设计定当,更没有把一饮一啄都安排好了;恰恰相反,人类的存在,很像一项天工开物的伟大实验,开了一个头,後面的事情,造物者也不能预定,换言之,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类自己来管了。借用今日资讯时代术语,造物为每一个人配备了硬件,提供了最基本的软体平台,如此而已。有关人性的或正或反共性基本规律,存在每一个身心发育正常的人的本体之中,所有未来发展,要凭人类天赋灵性自觉运用,自求多福了。

立足这样的观念,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原其所自,无一不本於天而备於我也。这就是所谓“天不言”、“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中庸》)、“故人者,天地之心也”(《礼记‧ 礼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孟子•尽心上》)以及“高明配天” (《礼记•中庸》)等“天人合一”的道理。作为政治家,更应好生领会《尚书•泰誓》中所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懂得从广大民意中去寻找和印证天意。

这意思是说,天理的密码就藏在人性之中了。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不诉诸奇迹灵异。所阐发有关人生必须遵行之天理,除“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继承、损益前人智慧精华,唯有运用天赋灵性深度“内省”,总结自身生活实践经验,澈悟“性与天道”交汇的大本大源之理,方才可能发前人所未发,创建系统的完整的指引“人之所以为人”“当行之路”的伟大学说。

孔子非常成功的“内省”,就好比后世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那样,不须庞大复杂昂贵的实验室,照样悟出伟大相对论原理,是一种纯属理性、极富创意,决无奇迹迷信神秘性的“思想实验”。

作为普通人,能不能追寻圣人思绪,运用自己的悟性智慧,结合自身生活实践经验,展开一场求诸理性良知,探大本,溯大源的思想原野自由驰骋之旅呢?

每个人的“习”可以相去甚远,但“性”总是相近的,因此孔子从人性出发的的理性“内省”之道本质上具有普遍适用性,孔子的济世学说也因此可能经世致用。身处周敬王以后二千五百年高科技发达的资讯时代,吾人即便智能资质平平,也不应妄自菲薄。先圣既已“发现新大陆”,难道后人还不能摸摸索索跟着走一遭?

拜读孔子关于治学态度的论述,可见“内省”成功的关键在一个诚字(Sincerity)。诚者,无伪、无妄也,不能欺人,也不能欺心。诚是一种老老实实,一心一意,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求学问态度。

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之者也。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心诚求之,虽不中亦不远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则可以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并立为三也)。

《尚书.康诰》曰:“如保赤子”。孟轲也说得好,“大人(德行高卓的人物)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纯一无伪而已。然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以其不为物诱,而有以全其纯一无伪之本然,是以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极其大也。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也。反之,不诚无物也,虽有所为亦如无有。只消那怕一点点甚至自己都不易察觉的虚情假意小小鬼心眼,就足以迷乱神思,稍纵即逝间,坐失了其实对人人开放的天机解密良机。

诚心内省之难,就难在这个说说容易,做起来往往难於上青天的诚字。任何一个智能健全、具有一般生活实践经验的人,如果怀诚而来,赤子之心可掬,当真有兴趣,何不接受挑战?

至于那求解密码的“诚心内省”之法究竟如何践行?笔者作为白日梦式非正统业余思想家,不揣冒昧,敢循不登大雅之堂的所谓“理工科思维”,沿儒家心路风景线迤逦行来,设计了一套自问自答的十二题思想实验。

十二题循序渐进,立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汝意还与吾意同”的普遍性情理常识之上,摈绝一切矫情修饰,不怕难为情“率性”作答,寻寻觅觅,推推敲敲,轻轻松松,破谜解惑,居然尝到了醍醐灌顶的愉悦;不知高低深浅,据此编列出了一组信为“性与天道”交汇、显现人生“当行之路”大本大源的“联立方程式”,可堪求解真版儒家学说精义,洞察中外古今历史经验,重新解说人类世界?愿与普世同好共此说三道四,高谈阔论,不释不止。

如果读者有意共享一场模拟“与孔子同在”思想实验不亦乐乎美好时光,一道领略豁然开朗、灵性感悟无限乐趣,即便完全没有受过哲学专业教育洗礼,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也没有听说过古希腊的“自然法”之类,都何妨来这此不扰人、不花钱的思想实验试着一道走一遭。“人皆可以为尧舜”也。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中)

作者:庞忠甲

求解“大本大源”思想实验十二题问答如下。

一问: 君不见“与鸟兽不可言仁” 也,试问人类较之禽兽,有何非常高明之处?

答: 有思想!不,禽兽可能也有某种“思想”,但禽兽的“思想”只局限於本能活动的范畴而不可能超越之。人类思想具有禽兽不可比拟的明辨、理解能力,特秉无限的创造性智慧,普天之下唯人类思想拥有这种超越性的特徵,可以称作“灵性”吧。

早在古籍《尚书.泰誓》中,就为人类在天地寰宇中定位:“惟人,万物之灵”。

“灵性”,是人类独有的一种抽象思维能力,能够从个别中概括出一般,从现象中看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发现和运用越来越多的规律性,预见事物的发展变化进程,按照自己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不断改善自身生存条件,追求越来越高层次的自由和解放。

莎士比亚这样自称自赞:“人类是一件多麽了不起的杰作!多麽高贵的理性!多麽伟大的力量!多麽优美的仪表!多麽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麽象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麽象一尊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哈姆莱特》)

请听真:

“思想是打开一切宝库的钥匙。”(巴尔克《骡皮记》)。

“最漂亮的聘礼就是才干。”(巴尔克《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才能是上帝赏赐的无价之宝──千万别毁了它。”(果戈《肖像》)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赋予了作为人类特徵的“劳动”以不同於通常所谓的“干活”的深刻意义。他写道:“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於人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造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意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形态发生变化,同时在改造自然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显然,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劳动”,是有意识的创造性地树立目的和贯彻目的的实践活动。人类不仅创造手段,而且创造目的;不仅满足需要,而且创造需要,不断超越已有的成就。

要问“人的根本特性”是什麽?它不同於“食色性也”之类生物共性,也不是社会性、“阶级性”之类後天获得的属性,它应该是把人类和其他生物从根本上区分开来的独一无二天赋秉性,这就是通过掌握事物规律性而获得自由和解放的非凡创造性能力──“灵性”了。

二问: 好啊,好啊。那麽人类较之禽兽,又有何种明显的共性“思想”呢?

答: 谅必都有趋利避害的利己之心,或者说都有源自一切生物本能的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幸福生活)的本性吧。

还是马克思说得好:“个人总是且不可能不是从自己本身出发的”。“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也不能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74、286页)

“社会关系的含义在于这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费尔巴哈》,第24页);至于社会结构,它“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同上,第15页);所谓“社会存在”,不过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同上)。

因此,追求个人利益的利己之心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根本的原动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三问: 让我们把人类的利己之心称作私心(Private Interest)。设想人类如果没有了私心,会出现什麽情况?

答: 利己之心或私心如同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无论是谁,没有趋利避害的利己心态,没有求生和追求较好生存条件的欲望,或者说如果没有了私心,很难想象居然还会活得下去,势必在生存竞争中淘汰出局吧。

“活着而没有目标是可怕的。”(契可夫《契可夫文集》)

“没有目标,哪来的劲头?”(车尔尼雪夫斯基《序幕》)

“一个得不到满足的心灵是永远不会快活的。”(查尔斯.德《患难与忠诚》)

“欲望是有益的,同样,有益的是欲望的满足──因为欲望从而增添。”(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

“只有人类的幸福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目的;这个目的使一切规定、行为和手段都神圣化,只要它们都从属於这一目的;一旦这一切不为目的服务而各行其是,目的就要痛骂它们。”(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

“我有权力成为幸福的人,哪里有幸福就到哪里去寻找。”(西班牙 伊巴涅斯《不速之客》)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应该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乡里,自己的祖国,懂得“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起而保家卫国,其根本原因都是出於追求自身利益的共同本能。吾人称颂集体主义,这个集体必指自己的集体,而非竞争对手的集体。提倡阶级观念,要求热爱的是自己的阶级,而非敌人的阶级。归根到底,即便最夸张的集体主义或阶级观念,也总是意味着对於每个人必不可少的生命活动原动力即利己之心或私心的不言而喻的肯定。

四问: 那麽人类的私心一旦和特秉的灵性──创造性的智慧相结合,会发生什麽情况呢?

答: 嗯……私心作为原动力,将驱使灵性能力发挥作用,力求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做出禽兽万万做不到的有利增进自身福祉的创造性成就,即所谓人往高处走,或称为谋求发展吧。相比之下,禽兽纵有种种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妙本能,但禽兽的利己之心毕竟驱动不出创造作用来。灵巧的蜘蛛和小蜜蜂各有几乎不可思议的织网和筑巢的奇妙本能,但缺乏不断超越自我的创造性智慧,如果环境条件不变,其生存方式可以千年万年因循往复,不见得有什麽长进的。

人类在创造性的实践中,发现和运用事物的规律性,把自然物作为他的工具,变成了他的活动器官,延长和加强了自己的四肢和大脑,从石矛、石斧到牛耕马拉,从蒸汽机、电力驱动、轮船飞机,到宇航、电脑、互联网、燃料电池、基因工程、纳米材料;从茹毛饮血的穴居人,经由图腾部族生涯,创造宗教、艺术、法律、制度,到建立现代民主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是体现了灵性人类特有的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成功发展过程。

“一切(人的)生命的意义就在於此──在於创造的刺激” ( 罗曼.罗兰《手简》)

“人生所有的欢乐是创造的欢乐。爱情,天才,行动──全靠创造这一团烈火迸射出来的。”(罗曼.罗兰《约翰克斯多夫》)

“创造,或者酝酿未来的创造。这是一种必要性;幸福只能存在这种必要性得到满足的时候。”(罗曼.罗兰《母与子》)

“人类的生活就是创造,就是努力去战胜僵死的物质的抵抗力,希望掌握物质的一切秘密,并且迫使它的力量服从人的意志,为人的幸福服务。”(高尔基, 引自《俄国文学史》)

“(人的)生活的目的就是自我发展”(奥斯卡.王尔德《道林.格雷的画像》)

恩格斯把人的需要分为三个层次:生存、享受和发展(见《马恩选集》第3卷)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

生存和享受是一切生物的共性,发展则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的自我超越。人生如果安於现状,以为满足,不图发展,枉有宝贵灵性创造能力,隐而不发,如有若无,尽管人模人样,莫非有意无意放弃或埋没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性,把自己与非灵性生物划上了等号?

五问: 诚然如此!试问人类私心驱动灵性带来发展,倒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答: 嗯……发展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要讲一讲什麽叫好事,什麽叫坏事。

立足人同此心的情理常识,事物的所谓好坏,善恶,或正反,就是在考察范围内增进还是破坏人间福祉的正反对照简化代词罢了。

客观评价一个人的好坏,善恶,或正反的标准是什麽?通常以此人在自利之外,懂得利他,能为他人或集体增进福祉(感到快乐)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只图自利,不苹邓嘶蚣逶鼋l碚呔褪腔怠⒍瘛⒏毫恕?

如果我们就个人、集体、社会的整体意义上,也就是从广义的人际关上谈论好、坏,善、恶,或正、反,不妨认为,当追求个人(或小集体)利益与增进群体(或大集体)利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取得一致时,亦即人们孔子名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以至“利在自己,功在社会”的事情,为好、为善、为正;反之则为坏、为恶、为负了。

发展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负向的。正向者固以利己心为始发驱动力,但以利他(而非损人)为实现利己目的的条件,因而也产生利人的效果。例如许多科技发明创造,当事人因此获得荣誉和报酬,尤可改善民生,造福人类,带动社会进步。负向者损人利己,或损人而实际上未必利己,为害他人以至祸延社会,譬如盗窃、欺诈、抢劫、陷害、凶杀、侵略战争……甚至也毁掉自己。

“雄心是生活的动力,也是一切灾难的渊源。”(【西班牙】苏内吉《合同子》)

六问: 请仔细想一想,发展取向孰正孰负,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什麽?

答: 让我想一想……灵性是个中性因素,或者说是一柄双面刃,既可以为正向发展服务,也能够替负向发展效劳,关键端视那驱动力,即私心主导的取向了。

如上所述,利己心无疑是人性当中驱动灵性发挥效能的首要的根本要素,但若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就会走向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Egotism) 或“自私”(Selfishness),驱使灵性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形成上面所说的负向发展。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必须把私心同自私之心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分开来。

我们可以为利己的私心画出一条界限,就是要承认别人同样享有利己的权利,尊重而不是侵犯别人的利己权利。

越过这条界限,意味着天赋灵性会被用来损人利己,做坏事,作恶犯罪。让我们把无视这个界限,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别人和集体的利益的倾向,定义为“唯我主义”或“自私”;把“为了满足自己超乎动物性生存本能之上的需求而损害他人或集体利益”的行为视为伦理意义上的犯罪。

推论至此,我们将要引申说明作为调节控制利己之心的要素的存在,那就是被誉为美轮美奂高尚情操的利他之心(Benevolence)了。

如果一个人有相当强度的利他心,协同利己心以调控驱动灵性创造能力,就可能防止以损人利己为特征的负向发展,导向有益社会进步的正向发展。反之,如果一个人的利己心没有适当的利他心扶正,就很容易无所遮拦,走上极端,成为自私的唯我主义者,什麽坏事都可能做得出来了。因此,利他之心,就是被公认为“善”的道德观念的滥觞。

人类天生的利他因素非常微弱,不足以“自动”地产生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的能力,所以人类特秉的灵性与自私相结合导致犯罪,可说是人人与生俱来,在所难免的“天然”恶性性向。据此,基督教神秘难解的 “原罪”(Original Sin)说,莫非可以借助这样一个简明公式,即:原罪=灵性+自私,作出合乎理性的诠释。

至於人类以外的一切生物,既然无缘问津人类独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其行为不能超越本能的范畴,无论其表现看去何等凶残可怕,就伦理意义而言,是无所谓犯罪或原罪可言的。

七问: 好了。我们常常习惯地把利他心称为爱心(Love,Benevolence)。试问爱心从何而来?是与生俱来的吗?禽兽也有爱心吗?爱心对於人类世界意义何在?

答: 好像人和禽兽都有一点儿原始的有限的属於本能畴的“爱心”,或即有限的“利他”因素,藉以维持或至少暂时维持自己同配偶和生育的後裔等的合作关系,即社会学家所称“首属群体”(Primary Group)中血缘和亲密核心成员之间的共存关系,是为接续繁衍物种的起码需要。其中尤以“母爱”为大端。

人类天然的原始的爱心相当有限,不见得比灵长目动物的本能高出多少。

个人需要依仗集体的强势和多功能,方可成功地应付力所不逮的挑战,并分享唯集体力量才能获致的巨大成果。亚斯多德揶揄得好:“凡离开而自外於城邦(社会集体)的人,如果不是野兽,那就是一位神。”马克思说:“人是最名符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类文明就是在交叉组合的集体生活即社会生活中存在、发展和进步的。

人类虽然拥有至可宝贵的灵性,但只有靠着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方能在首属群体范畴以外的广大人际相处中,有效调控私心,防范自私作祟,形成“合作比不合作好”的观念,从而建立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维护人类特秉的创造能力在集体范围联合运行,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社会性发展进步。

这种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既非天生,也不遗传,系凭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後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这个“高阶爱心”是组成人类社会的根本的必要的条件,否则不用说社会生活了,就是几个人的微型集体也无法维持运行。

下文所说爱心,皆指人类特秉灵性创造性思维作用下後天领悟、传承、积累、培育、弘扬而来,超乎非灵性生物普遍本能之上的“高阶爱心”而言。

从昆虫到猿类,许多动物有群居习性。动物的群体生活,与人类社会根本不同,是通过遗传实现的盲目的本能现象,按照进化论的说法,是在适应个体生存和物种延续需要的过程中长期进化的自然选择结果。在自然条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无论千年万载,这种本能行为的模式几乎不会发生变化。

灵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机械相加,而是爱心调控私心,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得益彰,具有无限创造潜力的有机系统,藉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谋求增进自身福祉。

这个足以调控发展方向所需的“超乎传种接代本能以上的‘高阶’爱心”,弘扬、扩展至集体、社会,就是所谓公心(Public Spirit)了。

十九世纪中期的现代心理学奠基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佛洛依特(Sigmund Freud,1856-1939),断言道德的基础来自性本能(Libido)的唯乐原则,并非过甚其词。“食色性也”,有了食物维持生命之馀,性就是出乎私心本能的最大人欲。满足性的简单方式是强暴。霸王硬上弓,会遇到阻抗,享受不到两情相悦、和谐美满的性生活情趣,且有遭受报复惩罚的风险。灵性人类终能悟出一个了不起的道理:合作化的性生活比不合作的为好。於是,出自生物本能的性欲可能就成了灵性人类私心升华,萌发高阶爱心的重要源头。“聪明”人懂得对自己倾慕的异性对象,不是简单地强行占有,而是发扬利他的爱心,投其所好,善献殷勤,培植对方的好感、信任和安全感,诱发共浴爱河的情欲共鸣;一旦成功,不仅顺畅满足一时鱼水之欢,且能建立持续稳定、互相呵护的恩爱关系,由孤家寡人进至可靠合作伴侣形成的两人世界。於是灵性人类得天独厚,有了超乎鸟兽发情本能之上的人世爱情这回事。

藉灵性智慧选择爱情代替强暴,并感知爱心无限奇妙,类而推之,领悟人际关系“合作比不合作好”这个貌似浅显其实来之不易的天道至理的人们,率先建成比较牢固的“首属群体”和由此为始扩大“组织起来”的血族社会。

血族社会靠着爱心(公心)调控私心的神奇功能,拥有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挥的非常优势,产生了主动利用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强大能动性,不复停留在被动因应大自然环境的状态,破天荒显现了“生产力”发展进步,向氏族部落和雏形国家过渡的大趋势。在丛林世界的淘汰机制中,那些停留在强暴苟合阶段,不见开窍长进的同类,不免在具有爱心道德优势和相应合作优势的血族社会群体面前相形见拙,若不仿效赶上,终要落後、挨打、淘汰,以至开除球籍。

因此可以说,爱心或公心始自“首属群体”,亦即最自然的基本社会组织──家庭。“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章句》)。故《易》基《乾》、《坤》,《诗》始《关睢》,人类文明由此发端和传承不止。重视和珍惜家庭价值,根本意义在此焉。

爱心萌发,调节私心,刚柔相济,灵性焕发,人类方得出类拔萃,走出丛林,成为天地众生间的唯一强者。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远古以来人类的生命线》(1989)一书中说:“人类组成了血族社会才是脱离动物界的标志。在血族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由合作代替了争斗,在获得食物和性伴侣中出现了不同於动物的规律,这种规律实际上便是道德的最初形态。”

该书引用了M.D.萨林斯《社会的起源》(《科学的美国人》1960年第3期)的一段话:“在有选择地适应石器时代的种种危险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克服或贬抑了灵长目动物的种种习性,如自私、杂交、争雄称霸、野蛮地竞争等等。人类会用血族关系和合作代替冲突,将团结置於性欲之上。人类社会在其最早的时期中实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克服人类所具有的灵长目动物的天性,从而确保了人类的不断进步的特点……人类这种灵长目动物当时正处於同大自然生死攸关的经济斗争中,所以负担不起社会斗争这种奢侈品。合作而非仅竞争,是必不可少的。”

人类,唯有人类,实现了这场历史上不同凡响的伟大的变革。这是万物之灵在漫长岁月严酷生活实践中,特秉天赋灵性引导私心升华,爱心(公心)萌发、丰富、深化、健全,以致理性化和体制化的结果;是人类得以脱离兽性生存方式,逐渐形成建设性的人际关系以至社会性的集体生活,有所发现、有所掌握和运用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草创唯灵性人类独有的文明社会、并且不断发展进步的必要条件。

八问: 让我们进一步弄清楚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爱心(或公心)究为何物?爱心(或公心)和人性的动力之源-私心之间,存在何种关和互动作用?

答: 乍一看来,定义为利他之心的爱心(或公心)很像是私心的对立物,是游离於人欲之上高尚圣洁的天使心肠。但仔细想想,又像与私心盘根错节,同根所生。如果我们像敢於惊世骇俗的佛洛依特那样不怕难为情,诚字当头,实话直说,倒不如认定爱心(或公心)源自私心,是私心的衍生物,或者说得文诌诌一些,叫做“私心的升华”来得真切无误。

弘扬爱心,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予人”(《论语•颜渊》),是从自己出发,推己及人。耶苏说“要爱邻人象爱自己一样”,也以爱己为始发点;救赎的目的是自己避免下地狱,争取上天堂。

中国圣人和西方救世主创导仁爱之心,前提都是世人首先必定懂得爱自己;一个不知利己的人是谈不上什麽推己及人的。且不说获取可观报酬的形形色色慈善机构经营者,就算那“纯属”施舍的善人,做善事的背後常常需要沽名钓誉、积德延寿或进入天国等好报作为精神动力,所谓不望报者,不在乎直接回报,甚至不在乎受惠人知不知道,感不感恩,要的是更高层次的收获,或者是一种激励自信以求取胜利,或证明堪获上帝预选的精神力量。毛泽东尝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如果爱心竟然同自身利益毫无关系,岂非无缘无故了?

孔子以“仁”为完美人格。什麽是“仁”?孔子的标准答案包括了“仁者爱人”和“仁者爱己”或“仁者自爱”这两重概念。如果你把爱人和爱己对立起来,这种貌似对立、矛盾的说法就成为不可理解的悖论,一些主张“无一毫人欲之私”的伪道学君子,怪不得为此晕头转向了。夫子曾考问三位优秀学生:“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都得到了肯定的评价:“可谓士矣”;颜回答得最出色,他说:“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孔子给予最高评价:“可谓士君子矣”(《孔子家语•三恕》)。谅必出诸自爱的利他之心,通过“使人爱己”实现高境界的“爱己”目的,即以私心为原动力的爱人之心,才是有本有源的或者说真正靠得住的仁心了。

一八六一年三月,反奴隶制的民主主义者、出身低微的林肯就任第十六届美国总统。林肯以为,“我们的中心思想不应当只是‘一切公民是平等的’,而应当是更广泛、更美好的‘一切人生来平等’。”他简括地表明立场,“我们给奴隶以自由,就是使自由人的自由得到保证。”“我不当奴隶,所以我也不当奴隶主。”

“仁则荣,不仁则辱”。“行仁”、“爱人”,总是事关自身荣辱。统观一部浩瀚人类史,最高阶次历史经验莫非就在於此。可以见得,与其说仁道是“为他哲学”,不如称为“为己哲学”才来得真切,才会确有实效。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章句下》)天时、地利、人和,以人和为最能动、最积极的要素,弘扬爱心(公心)就是是实现人和的需要,就是达成自己追求的目标的需要。

摈斥爱心的自私或唯我主义者其实是傻瓜。爱心(公心)不但有利自己,而且是一种最为他人和集体乐於接受的爱己方式,或者说绝顶高明的利己之道,应视为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所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爱人者,人恒爱之;恶人者,人恒恶之。爱心(公心)为你带来尊敬、赞美、信任、支持、多助、和谐以及安全感。因此,爱心(公心)不是无谓的牺牲,而是成功和快乐之源。这麽说很容易被道学家怒斥为亵渎了神圣高贵纯洁的爱心(公心),叫人羞羞答答,但如果你我“诚其意,毋自欺”,说老实话,说真实体验,并且相信也是全体人类的共同真实体验,无非就是如此。

诗人歌颂高尚的爱情,据说“爱情是不讲究理智的行为,是自我牺牲。”真的是这样吗?

“一个热情的爱人只需要一点儿鼓励就变得勇猛无比。”(伏尔泰《天真汉》)

如果没有哪怕是“一点儿鼓励”,那“不讲究理智的行为”或“是自我牺牲”会凭空发生吗?

准确一点说,“爱情是一种双重的利己主义。”(盖伊博尔顿《雪莱情史》)

还是罗曼罗兰痛快明白:“在爱情上,谁都光想自己。”(《母与子》)”

任何情况下,唯有私心驱动下的爱心才会强劲有力,也唯有私心支持下的爱心(公心)才是真实可信的。

九问: 然则公心与爱心又有何异同?同私心之间究竟是什麽关系?

答: 爱心扩展到集体,就是公心了。也许我们可以说,爱心较富情感色彩,比较容易用弗洛伊特的性心理学进行阐释,而公心则更多理智和权衡的成份;它们同属一个利他心的大范畴。弘扬利他的爱心或公心,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道德”观念的基本内涵。

公共利益者,无非众多个人利益共性因素的集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一简明方程式表明,为我的私利就是公益的源头、动力和内容。所谓无私的爱心或公心,怕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当做夸张的文学语言或许不伤脾胃,如果认真实行起来,不是弄虚作假,就是害人匪浅了。

自从三百万年前 “真人”(Trueman)显踪,十几万年前出现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 )以来,灵性人类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一万多年前)草创文明之前的漫长岁月里,除了和灵长类动物一般在丛林里讨生活,还干些什麽(较之直立和使用工具)更为重要,堪称人之所以为人的“崇高事业”?我们不妨想像,人类足足化了数以十万年计的时间,凭着天赋灵性,在一切生物共有的私心本能基础之上培育、积累、传承、发展成功那赖以建立文明的爱心或公心(语言和文字的出现,极大地有助这种观念的培育、积累、传承和发展),逐渐懂得互相残杀并非人际争强的唯一选择,利己又利人,互相合作帮助,方可群策群力,最大限度发挥灵性创造能力,成为天地间真正的强者。

有了爱心或公心调节私心,人类方才得以建立集体生活,形成有利於发挥灵性创造能力的环境条件。爱心或公心的发生和弘扬,是造物给予灵性人类的一种选择,是人类逐渐感悟出来,藉以脱离漫长达数百万年的兽性蒙昧时期,开创文明进步,追求幸福美满理想境界的决定性明智选择。

爱心或公心调节私心的伟大功能一旦突破了某个临界点,在我们迄今为止所知道的环宇范围,出现了独一无二的灵性智慧意义上的人类社会;人类世界终能跨越漫漫长夜般的旧石器时代,脱离丛林生涯,形成合作机制,组建社会集体(由群落、部族到雏形国家),开创文明纪元,由新石器时代而农业、工业,直至今日讯息时代;可望由小康臻大同,营造人间天堂,堪“与天地叁”焉。


(待续)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

孔子思想大本大源考(下)

作者:庞忠甲

十问: 没有爱心(公心)不行,爱心(公心)无限扩大好不好?爱心(公心)私心关系何以处之方为得当?”

答: 人类得天独厚秉有超越生物本能的灵性创造能力,凭藉这种能力为善抑或为恶,取决於人性两大要素,即“利己之心”──私心,和“利他之心”──爱心(公心)这一双看不见的推手的联合调控作用。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将这两大要素简称为“两心”。

两心联合调控灵性创造能力,这个貌似简单之至的作用机理,作为人之所以为人(不是鸟兽)的活动规律性的发端肇始,就是人性畴如假包换的“大本大源”了。

两心按先後而论,私心为先;按主次而论,私心为主。要认定私心为第一性,是生物普遍本能的直接延伸;人类一切行为的真性原动力来自第一性的“利己心”,包括因“利他心”做好人好事的真性动力也是来自“利己心”,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说,是不可能存在的太虚幻境。

爱心(公心)为第二性,是靠着私心加上灵性的感悟作用,从传种接代本能之上衍生出来,但又相对独立於私心。爱心(公心)的功能在於调控制约私心,以防范和克服损人利己的自私之心,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产生“利在自己,功在众人(社会)”,“达则兼济天下”的良性发展进步效果。

基於这样的观念,出於爱心帮助他人,除了救急,重要的是创造条件激励对方发挥私心积极性以自救,而非一味施舍。国际救难委员会(IRC)有这样一条很好的施援原则:“协助饥民不宜只是给他一条鱼,而应教以钓鱼之道。”个中哲理美矣哉。

摆正了私心第一性的地位,老老实实承认人首先是为自己而活着,才有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才有确保自身自由发展权益的要求,才有马克思所说“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又因第二性的爱心或公心的调控制约作用,人们意识到在要求保障自身权益的同时,也必须尊重和肯定他人同样的权益要求,方才符合自身的根本的长远的也是最大的利益。民众因而需要选择和建立政府,实行民主共和政治,通过制订和贯彻适当的“礼(包括法)”── 行为准则,“事之治也”,保障人们都能在互相尊重各自的权益的条件下谋求自身的发展(既有平等,又有自由),从而争取造成一个利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发明创造纷至沓来,先进生产力进阶不止,驱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环境条件。对於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者来说,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全在於此了。

两心在联合调控运行中的地位孰轻孰重?一般情况下,私心与生俱来,主动强盛;爱心(公心)天生微弱,要靠家庭、学校、宗教和社会陶冶、传承、积累、培养和教育形成。因此,能否弘扬爱心(公心),或者说能否弘扬伦理道德,经常是关系着社会健康进步或倒退沉沦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的核心问题。

两心联合调控运行中最普遍发生的失误是自私泛滥、爱心泯灭,特别以握有统治权力的决策阶层腐化变质为甚;其後果必定人祸连绵──表现为社会性的暴政、苛政、贪婪、腐化、堕落、犯罪、衰败、沉沦、停滞、落後、毁灭灵性生命的战争和其他可能的劫难。

两心联合调控运行的另一危险倾向是无限夸大公心的重要性,追求“大公无私”的极端化“至善”之境,“过犹不及”,後果堪忧也。从两心本质概念出发,没有第一性的私心,就不会有第二性的公心,那无私的大公纯属空中楼阁,只能是虚假的伪公,并无真实意义可言。倘若坚持“大公无私”这一悖理,作为政策强行贯彻,人性第一性的私心遭到“大公”压抑、否定和剿灭,失去了正当进取的途径以至合法公开存在的条件;而万恶的自私,特别是统治阶层的自私之心,必定会利用大公旗帜作掩护,改头换面竭尽诡谲伎俩能事以求一逞,其危害社会,较之显性的自私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因浸透了虚伪的毒汁而更形险恶和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为私正名(也是为公正名),澄清私心天经地义的第一性地位,保护正当的私心积极性,就成了拨乱反正,重振爱心,实现真性道德复苏的关键。

孟轲尝曰:“人有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章句上》)奢谈天下国家,否定个人本位,可不忘了根本?

青年毛泽东曾经致力於寻找“大本大源”,对於人性“两心”曾有非常卓越的认识。大约在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一八年上半年,他在详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荪(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原理》後,写下了大量批语。其中在评论该书引述叔本华强调自然人类的利己性时,他发挥道:“人类固以利己性为主,然非有此而已也,又有推以利人之性,此乃是一性,利人乃所以自利也。”他又进一步说道:“如吾所亲爱之人,吾情不能忘之,吾意欲救之,则奋吾之力以救之。到剧激之时,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 显然他相信人类不仅有利己之性,还有利人之性;两者以利己性为主,利人也是为了自利,绝非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天生善念,所以两者其实出自一性──利己性。

毛泽东在这份批语中还说:“吾於伦理学有二主张,一曰个人主义,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道德所以成全个人”,“ 个人有无上的价值,百般的价值依个人而存,使无个人(或个体)则无宇宙,故谓个人的价值大於宇宙之价值可也。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之谓。”(引自李锐《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天地图书1996版)

毛泽东在1945年举行中共七大上还讲“个性解放”,认为“被束缚之个性如不得到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马克思清醒地识透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经济因素归根到底是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即追求利益的动。换言之,就是我们阐述的第一性主动元私心的原动力作用。

在《共产党宣言》中,这样描述未来的理想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

可惜後来中国现实政治一度把这种真知灼见抛诸九霄云外,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变成了狂热无比“破私立公”、倡导“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意图通过否定私心根本消灭人性罪恶之源的“至善”理想主义。当时所谓“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以为唯有在思想领域破除人性之私,同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配套,方能防止执政党腐化变质,防止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滋长和复辟的危险,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於是马克思关於“按劳分配”的“有私”原则,也遭公开否定。终至以“斗私批修”为纲,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一场希世人为浩劫,就“大本大源”而言,其实肇因於此。

既然两种极端:自私唯我和“破私立公”皆不足取、不可行,则“极高明而道中庸”焉。吾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大原则,当循“黄金中道”(Golden Mean),按照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在两大极端之间找出一个两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可利己以调动私心积极性,又泽及社会大众,增进集体福祉,归根到底是在更高层次意义上利己的优化解。借用数学术语,不妨比拟为对非线性无约束多元函数寻求每个变量的偏导数等于零时对应的极值。

工程师们从事工程项目设计时,总要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在安全和经济这两大主要对立因素之间,经由计算、研究、分析,集思广益,统筹兼顾,制订两全其美,综合效果最好的优化解决方案。在求解为人之道难题时,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做:在私心和爱心(公心)之间,追求建立一种“两心相悦”,适足以引导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作用的“调谐”状态呢?”

十一问:然则所谓“调谐”状态该当何解?

答: 调谐(Harmonization),就是通过协调有关互相影响的因素,使进入和谐状态,获致有效的以至最佳的运行工况。按诸无线电学关於调谐的定义,当调节(Tune)可变电容器或电感线圈,使收音机接收系统与无线电波达到谐振(自振频率一致)范围,就进入了有效收音工况;如达到确切的谐振点,则可获得音正量足的最佳收音效果,称为调谐工况。

如果将世界上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解为对立面的调谐(统一)和变革(斗争),其中变革是手段,变革的目的是追求调谐,而不是为变革而变革。调谐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且常常是暂时的、易逝的,事物总要向前发展和运动,原有的矛盾体会分解,重新出现对立,要求进一步变革;但无论如何,变革之所以发生,只是为了追求调谐的需要;变革或斗争不论如何轰轰烈烈,终究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不可以本末倒置的。离开了调谐的目的去谈斗争,或鼓吹变革的绝对性或无条件性,就是没有建设性可言的破坏狂了。

调谐不仅是变革的目的,即便变革本身或即事物发展和运动的过程,也应讲究和追求调谐,以减少损失,提高效率。凡是学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和卡诺理想循环可逆过程理论,或从事过动力工程回热循环实践的人们,恐怕非常容易对此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调谐是什麽?是协和,是均衡,是恰到好处的配合;是真、善、美;是两个以上复合因素交互作用实现低损耗、高效率、平稳顺利的联合运行方式。调谐是幸福、美好的精华和极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共性追求,具有公理性质和普遍意义。

人类和一切生物概莫能外,皆以享受调谐成功的生活为莫大福祉。

天赋灵性的人类,具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不受非灵性生物本能追求极限的限制。人生追求幸福不息,一旦达到了某个层次的调谐的目的,又要通过变革去追求更高层次的调谐,永远没有止境,这就是人类独有的“发展”特徵。当然,也只有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调谐,变革才有其合理性质。

国家、社会、集体、家庭或个人欲求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采行反调谐的变革手段如暴力、战争,都是逆反天道,应为灵性人类所不取的下下策;唯有作为不得已的反制,这种手段始有其合理性和适用性。调谐化途径,通常具有和平渐进的演变形式;历史经验表明,通过人们常说的“和平演变”以寻求优化决策,常常是损失少,收效大,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的光明坦途。

人性范畴的两心调谐化,乃人生幸福意义上的调谐过程的基础或起点,是“肯定人欲,引上正道”的必要。私心,与爱心或公心,既矛盾又统一,互为条件,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更不应该对立。任何个人、集体或社会,欲求经营成功,私心与公心,亦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者必须协调得宜,达到一个合乎当时当地环境条件的最佳交会点,方能烘蒸郁衬,相得益彰,花好叶茂,欣欣向荣。这就是人性两心调谐原理的要旨了。

调谐不仅是人性两心的优化联合运行方式,也是人与自然的最佳相处之道。今日举世认同的“可持续发展”观念,是灵性人类从自身最大利益出发,感悟、发展起来的合理化社会文明观,要求社会发展在满足当代人需要的同时,实现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决不要对後代人的需要造成危害。没有“可持续发展”,人类世界不可能有持久和平,也没有远大前途可言。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最高境界,实质全在於美轮美奂的“调谐”两字。

调谐,是包括人际、人与自然,人自身生理和性灵,以及万物之间一切相互关系的优化相处原则──“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也(《中庸章句》)。

对照儒家学说术语,调谐就是“求中致和”。乃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

十二问:妙矣哉!可否再就人性两心调谐原理作一些形像化、具体化说明?

答: 作为人性大本大源,在每个考察体系内,私心和爱心(公心)这一对不可割裂的“孪生”调节元,客观上总是因时因地因体制宜地存在着某种对应於最有利於发挥灵性创造能力效能的优选的即调谐的状态,等待秉有灵性智慧的人类去认识、去追求,去享用。优选位置不会落在自私唯我或所谓“大公无私”这两个极端状态,也不大可能正巧处于两者的简单折中状态即数学上的几何中点。好象寻求函数极值,这个位置应该是经过全面权衡协调,合乎中庸之道的变量特解。举个例子:从视觉调谐之美而论,一个方形体的短长边最佳比,不是零比一或是一比一(不是一条竖线或横线,也不是正方形),而在某个等于(√5-1)÷2,近似值为0.618的特定比例上,即所谓黄金分割。

再打一个比方,要种好庄稼,土壤酸硷度必须适宜。纯酸性和纯硷性是两个极端,皆不可取,酸度或硷度过高,都会造成一片荒土。只有按照作物特性和土壤、气候条件等有关因素综合研究,找到一个特定的PH值(酸或硷性的指标),才会产生最佳种植效果。

或者还可以想象,从一个出发点奔向一个目标点,其最短捷径是连接的直线。在前进过程中,如果私心过头,自私因素膨胀,行进方向就会偏向‘右方’,反之,过度强调爱心,则偏到“左方”。在设法校正的过程中,必因迂回曲折带来各方面的损失;如偏离严重,不及校正,甚至会迷失方向,根本达不到目标。追求两心调谐,进入优选状态,就意味着少走弯路,趋近於最短捷的直线,以最少代价求得最大效果……

前苏联最後一任总统戈尔巴乔夫以为,“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虽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用暴力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要积累起来,必然引起爆炸。最後的损失往往要大上千倍。”高明的政治家懂得,一切成功的政治,都来自中庸之道。而中庸之道的极致,莫非我们衷心赞美的调谐境界?

两心调谐化导致人类文明诞生,社会发展进步,以至通向未来光明的美好的理想人间天堂。一个社会一旦接近或达到了当时当地历史条件许可的最佳两心调谐境界,人们将能循着利己和利他两大调节元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正道,享受至可宝贵的自由发展机会(特别以思想自由为基础),比较顺畅地发挥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总体而言,这种追求不是损害而是增进着集体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得以好上加好,渐入佳境,进入欣欣向上,普天同庆的辉煌盛世。遗憾的是,这种辉煌盛世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少之又少,而且常常是短命的。人类经常无可奈何地在两心失衡的社会环境中讨生活。

东西方历史发展途径和成果迥然不同,奥秘何在?大哉谜尽管难倒无数史学大师,其实只要循着两心调谐原理一探究竟,怕就洞若观火,谁也瞒不过了。

这场诚字当头、如琢如磨、如切如磋、揆情度理、率性尽致的“十二问”思想实验,导出了令人心明眼亮的一整套灵性人类发展进步不可不遵,如同千江万川总源头那麽至关重要的公理常识组合――人之所以为人的“大本大源”之理,概括名之为:

“灵性──两心──调谐”原理(下文简称“两心调谐”原理)

其中“灵性”为人类所以区别和超越一切生物之上的唯一的也是至高无上的根据。

灵性作用如何发挥,系受“两心”联合操控。

人类的灵性创造能力能否循正道产生既利己又利人的建设性成果;或适得其反,导向犯罪、破坏,以至自我毁灭;或长期自闭,停滞不前,无所长进,略同於非灵性生物而已;或落後挨打,开除球籍,泯灭无存;关键端视两心联合操控的社会性“调谐”水平。

如果借用数学分析表达形式,可将这条原理分列为十项“联立方程式”如下:

1,灵性=创造性智慧(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的独特秉性)

2,私心=追求自身福祉的原动力,源自一切生物共有的利己本能。

3,私心+灵性=发展(一切生物中,唯人类在谋求生存和享受之外,特有发展的要求和能力)

4,自私=私心走上极端,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和集体的利益,以损人利己为特徵的“唯我主义”,是负向发展的驱动力。

5,自私+灵性=负向发展的恶质运行系统(唯人类独有的“原罪”的由来),导致伦理意义上的犯罪,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

6,爱心(公心)=私心经由灵性启迪而升华,转进利他运行轨道的超越形态。爱心(公心)相对独立於私心,堪以调控私心,防范自私;是为灵性人类特秉澈悟成果,道德滥觞。

7,私心+爱心(公心)=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所必需的联合调控驱动机制,以“两心调谐”为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优化组合。

8,“崇公抑私”+灵性=发展缓慢、停滞,不进则退的劣质运行系统,自我抑制灵性创造能力的发挥,不免沦为充斥伪善色彩的罪恶渊薮,渐趋淘汰没落。

9,“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灵性=另类隐性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导致伪善外衣包装下的犯罪横行,灵性创造能力活力尽失,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表面上看来,这是与“自私+灵性”型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遥相对照、追求“至善”境界的另一极端,实质上由于“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虚妄性,必然沦为自私的伪装形式,只是更富欺骗性而已。

10,“两心调谐”+灵性=正向发展优化运行系统--导致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灵性人类由此自我肯定,自我超越,体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与天地叁”焉。

一种反映灵性两大调节元--私心和爱心(公心)调谐状况的基本伦理观念,可称“心态文化”,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即主导性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就像一双看不见的推手,隐然操控著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两心联合运行状况进入调谐化区间时,形成正向发展优化运行系统,这双推手应能驱使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相对顺畅发挥,推动社会良性发展进步不止。

现代辞书定义的“文化”,广义而言相当於社会精神和物质产品的总成,包罗万象,囊括一切。所谓文化的先进性,首先应当体现在灵性创造能力循正向顺畅发挥,社会良性发展进步的大方向上。从大本大源意义上说,这个大方向的成因,在於文化的根本,或根本的文化,亦即作为思想信仰,亦即深层社会文化意识的“心态文化”的两心调谐水平,以及由此决定的无形推手调控驱动作用。

如果没有内涵两心调谐的“心态文化”为基础,没有一双协调如意、维系正道的无形推手,生搬硬套别人家成功的先进文化成果,包括巨细无遗的法律制度,即便一时见效,总是表面文章,东施效颦,“头重脚轻根底浅”,正果火候何其难得?结果难免水土不服,后继乏力,倒退变质,比比皆是也。

什么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千言万语总要聚焦到“两心调谐化”这个基点之上。由此为始,方才可能营造成功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得以相对顺畅发挥建设性功能的社会大环境,不断催生先进科学技术(产生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政治制度(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体制),开创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水平,增我福祉,前程如锦,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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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这个“道”其实不在什么虚无缥缈、暧昧不明的神秘之境。人类天性自然内涵优化法则,等待我们自己去发现、认识和运用。换言之,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问其所自,无不本於天而备於我。用通俗语言来说,就是说人生应循的共性指导原则,其实都可凭著一个毋自欺、贵率真的诚字,从自身内省而感悟,即所谓诚者自成,而道自道也。儒家学说本源无非在此。

如果说儒家学说阐释天道人性,立足於人之所以为人必遵的根本规律性,那麽这个根本规律性一点也不神秘难解,一言蔽之,就是“灵性-两心-调谐”原理了。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道者,固众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远於人。若为道者厌其卑近,以为不足为,而反务为高远难行之事,则非所以为道矣。

因此,两心调谐原理,作为为人处世最具普遍意义的应遵公理,导向一切正确判断的理性良知大本大源,如此简明易懂,不以繁琐哲学唬人为然;只要怀着一个诚字,人皆可以悟通。一旦悟通,顿觉古往今来万花筒般大千世界显得通体透明起来。

人类社会欲求进入正向发展优化运行境界,从两心调谐原理出发推论,显然必备以下三大要素:

1.一种体现两心调谐化的指导思想,深植人心,形成信仰,构成强固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心态文化”为基础。

2.其次,需要一种符合两心调谐原理的优化决策方法论,方能将正确的指导思想化为正确的社会实践。

3.最后,为了实现社会性两心调谐,进入正向发展优化运行境界,必要运用上述指导思想和决策方法论,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订出适合具体历史环境条件的政治制度、法律条款、礼仪规矩、社会公约等,从而建立各种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始可落到实处。

如此“思想信仰-决策方法-行为规范”三位一体,共襄盛举,不可或缺,不可分割,逻辑分明地构成了一个人类自我肯定、自我超越之道的完整功能体系。

如果仔细对照儒学经典,可见以孔孟为代表的真儒,将人类自我超越之道的完整逻辑功能体系的三大要素──“思想信仰-决策方法-行为规范”逐项阐发,相应命名为“仁-中-礼”三个金碧辉煌大字,作为“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无妨称之为儒家学说核心的人间正道“三位一体”论。

仁──两心调谐原理的高度概括(概括为一个字),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指导思想或信仰基础;

中──中庸之道,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优化决策方法论,当然也是贯彻仁道(两心调谐原理)的优化决策方法论;

礼──以仁为本,经由中庸之道导出切合当时当地社会实际的优化政治制度以及各种共同遵循的实用行为规范。

归根到底,倡导“仁-中-礼“三位一体之说,所求者,无非“肯定人欲,引上正道”而已。”

千载而下,伪儒肆意曲解之馀,学者们多为儒家经典之概念模糊,条理不清,庞杂错乱所苦,以为理清儒学头绪也难。唯从大本大源出发,顺流而下,识得真儒心路历程、始能参透儒家学说科学严谨的逻辑性,明白其中受用不尽的精义主旨;天机解密,家喻户晓,福音广布,可以经世致用也。

从天道人性基本常识公理大本大源出发,悟通“灵性-两心-调谐”三位一体原理,进而导出“仁-中-礼”三位一体论,简称“仁学”,该就是孔子倡导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了。

但“仁学”不是儒学的全部。儒家还须“瞻前顾後”,就“仁学”的大前提和目的性作出全面交待。

“仁学”作为人生共性指导原则,或即“当行之路”,是天赋人类存乎己心,人人得凭灵性感悟认知,并引为信仰、终身奉行,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优化选择。欲问这个不胜奇妙之至的可选方案所以存在於天地人心的大前提,就像穷究欧几里德几何学那些“不证自明”公理的由来,或者世界创造者是谁创造那样的终极性问题,恐非尘世任何理性圣贤或神学大师殚精竭虑所能解决。如果不去生造杜撰奇迹迷信故事,也不满足於无神论者没有答案的答案,只能老老实实归之於至高无上、其尊无对的“第一因”──“天意”,非“天理”无以名之也。

儒家不负“天之木铎”期许(铎,铃也,金口木舌。施政教时,振之以警众。)以导布“天理”为己任,必要摆正天人关系,提倡一种具有“模糊化”特色的“信天观”,既不失宗教情怀,无限敬畏、尊重那神性之最(代表至上神)和理性之最(代表规律性总成)的“天”,又排除奇迹迷信,“不问鬼神”,确保理性清纯;唯其如此,利於“万物之灵”避开“有神”“无神”无谓争论,融一切学派和宗教信仰的真理内涵于一炉,调动自觉贯彻“人间正道”的使命感和积极性,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效益最大化。

此犹未足也。中外古今,数不尽志士仁人,寻寻觅觅,前仆后继,代价惨重,所为何来?这条“当行之路”,究竟可以通达何方?一定要将“人间正道” 的前进方向,追求的近景和远景目标解说明白,方有大奔头,大决心,大动力,大作为。儒家为此提出了经由小康进入幸福美满的大同社会大目标,及其原则性政策纲领设想,这就是儒家的合理化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了。

以“仁学”为核心,上接“模糊化信天观”,下切“社会发展目的论”,三者大体包罗了孔门儒学全部内容,是为贡献人类世界得以协调致和,持续发展进步,“与天地叁”的全息型三梯次(3 Tier)三位一体论。

由此见得孔门儒学思想体系脉络清楚,逻辑分明,超越时空,宛然一部告别“丛林法则”,开创真正人类史(马克思认为到他那时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史前史,都不足以体现真善一致,只有结束这部史前史,人类才能真正开始普遍解放的“在地上实现天国”的神圣史。)如假包换的通用系统工程指导全书。一旦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中国社会先进文化建设,不就有了根据?人类大家庭谋建“共同价值观”,亦即“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基本架构舍此何求?岂止当年黑格尔所说,“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特别的东西”的“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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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 庞忠甲著,中华书局(香港)200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