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来源：天涯来客
中国曾经是一个十分推崇道德的国家，“礼义廉耻”“孔孟之道”曾经主宰着中国人几千年的精神世界。然而有一天，有些精英发现这些“老古董”过于的束缚思想，于是在改G开F的旗子下，在精英们的无限推崇下，中国开始追求西方的价值观。 (


“西方价值观”自然有其长处；但是，这几十年来，中国人从西方学到的，只是弱肉强食的法则，只是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而西方社会的的“诚信”“ 民主”和“法制”却被有意识的“扬弃”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也被无情的丢掉了。该“接轨”的接轨了，该“特色”的特色了；开放的中国人向极端自私的世界观急速蜕变，在经历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后，大部分人的道德水准急剧下降，人的劣根性得到了最彻底的发挥。

古老的中国曾经有过“礼义廉耻”的教育，“孔孟之道”的熏陶，有过“斗私批修”的灵魂洗礼，有过“雷锋精神”的伟大情操；我们既有过信仰宗教的历史，也有过信仰共产主义的年代，中国什么都学过，但是，在举国发展经济“致富最光荣”的浪潮中，“一切向钱看”让所有中国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唯有个人的利益才是最实际的，而道德、良心、信誉等等，统统被抛弃了。

于是乎，官场热衷于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GDP崇拜----只要是能来钱的项目，无论是深度环境污染项目，还是明显的短视短期行为，不管三七二十一照上不误。任江河湖海污染、任青山秀水变色。至于只图眼前利益、一任政绩而大卖农田林地、大赚其钱的，更比比皆是。而所有这些，都会在冠冕堂皇的“公”字旗号下进行，有的还为此类行为罩上一层光辉的油彩和美丽的面纱。

于是乎，一些官员私欲膨胀，奉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拜倒在孔方兄脚下，钻进钱眼里不能自拔。有些人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赃枉法，贪污腐败；习惯于暗箱操作，醉心于权力寻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大权在握，公帑国库悉数成一己私产；置房产，买别墅，养小蜜，包二奶，不亦乐乎；挥霍浪费公款已是小菜一碟，中饱私囊实成家常便饭……这些人，名为官，实为蠹，早已沦为不折不扣的“钱奴”。

于是乎，恶商、奸商唯利是图、见利忘义、巧取豪夺、坑人害民：卖木耳的用福尔马林浸泡，卖火腿的用敌敌畏熏制，卖食盐的用工业盐充数，卖黄鳝的给黄鳝喂避孕药，三鹿奶粉更披着国家科技进步奖外衣坑害后代……。他们弄虚作假，作奸犯科，无所不用其极。黑心的房地产商上通贪官，下结地痞，哄抬房价，欺行霸市，牟取暴利，坑害百姓。至于黑煤矿之类的窑矿主，更是视人命如草芥，视黑煤如黑金，只要有钱可赚、有利可图，哪管他人死活？
于是乎，升斗小民见利忘义，地痞流氓肆意妄为，黑社会横行霸道。你要问个路吗，对不起，拿点“好处费”来！人与人，变成了冷冰冰的铜板关系！甚至在目睹有人落水之时，竟然毫不掩饰地大叫：“拿钱来就救！”还有诸如“笑贫不笑娼(黑、匪，诸如此类)”的论调也大行于世，一些人竟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人性在金钱面前黯然失色，良知在金钱面前霍然泯灭。甚至对那些伸出援手、助人为乐的善行，不以为然、冷嘲热讽，做阱陷害，敲诈勒索；以至操弄司法，为虎作伥。人人以金钱为衡量一事一物的取舍标准，渐渐地将这个社会推向邪路。

古老的中国尽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却有着强大的道德规范的约束，然而，当一个民族的道德观被彻底粉碎的时候，法律能够约束到人们心灵的每个角落吗？更何况在一个法律并不健全，又常常被强权破坏的国家里，那些层出不穷的“缺德”事件，仅仅暴露的是法制、管理上的问题吗？中国人常常说，“头顶三尺有神灵”，可那不过是一些受害者对不法分子的诅咒罢了，做缺德事情的人从来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的。

回顾一下中国几十年来发生的那些缺德事，从工业酒精兑酒，到注水猪、瘦肉精，从苏丹红到阴沟油，从大头奶粉到“三聚氰氨”，从南京徐老太到荆州捞尸人......中国人的良心已经堕落到连婴儿、死人都不放过了，而这些还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

于是乎，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舞台上，时时上演着这样的悲喜剧：

------看到有人摔倒可千万别去扶,这一扶搞不好就是几万块钱的医药费；

------看到马路上有人偷东西可千万别吱声,你这一喊多半被小偷围殴一通；

------想要跳楼、跳河放心的跳吧，不会有人拦你也不会有人救你；

------如果遇到入室盗窃的,最好假装睡着不要高声呼救，以免遭到人身侵害；

------如果你与之搏斗,打不过你倒霉,打的过也不能打死打残,否则还是你倒霉；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好事无人敢做，坏事无人敢管！这就是和谐国的生存之道。

这还是哪个有5000年文明史的古老中国吗？

曾经被祖先高高地供在庙堂之上的“道德”“良心”“正义”，今人还有吗？

两千五百年前，管子就把“礼义廉耻”作为一个国家立国的根基，“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一个丧失“礼义廉耻”的国家是不可能维持长久存在。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王德邦：回家乡的恐惧，中国部分县城的现状

作者：王德邦
原文：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851160.shtml

一、并非无端的恐惧

因家事，我于 6 月 27 日 赶回广西北部的全州县。火车在晚点一小时五十分后于 28 日凌晨一点多到达全州车站。下车的人不多，出得站来碰到用小面包与三轮机动车（在我家乡叫 “ 慢慢摇 ” ）拉客的却不少，把整个车站前的广场塞得只有一条可过车的道。他们大声招揽着客人，也为争拉客人而互相责骂着。

全州是个有 80 余万人口的农业大县，近十来年曾经的几家国有企业已全部倒闭并被变卖。县城除了商业、服务业，基本没有其他产业。这样一个县城，车站拉客自然就成了许多人谋生的选择。竞争激烈也可以想见。如此一来，此地也是各派势力逐利之地，各种矛盾都集中突出。

我们一行五人（三个大人，两个小孩）是出站中最大的客户群，自然引得拉客者的追跟。在努力摆脱拉客者后，我们因座车太久而决定先在站前小饭店吃点东西再走。我发现那些小店青一色都挂着我们邻县灌阳县饭店的招牌，我很奇怪怎么本县没人来开饭店，反是邻县来开店？进得一家店后我说出了疑问，谁知那老板说： “ 这是挂羊头卖狗肉，其实都是本县的饭店，因为灌阳路远，来这里等车并在此吃饭的人多，所以饭店为招揽生意而都改名为灌阳饭店。 ” 接着他似乎意犹未尽地说： “ 本县都难经营下去，外县来怎么能经营。 ” 我闻听此言，马上追问一句： “ 是生意难做，还是干扰太多？ ” 那老板似乎马上意识到失言一样，于是随声附和着： “ 都是，都是。 ” 我也感到自己所问含糊，但又感到饭店老板似乎明白我所指。

对家乡全州近年来我常听人谈及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小小县城吸毒赌博成风，黑社会势力嚣张，各种偷抢、打杀、欺行霸市情况严重，民众在街上不经意侧目都可能招致一顿拳脚，甚至刀棍，百姓普遍感到人身无安全保障，生活在惶恐之中。我所指饭店干扰多就有受社会黑恶势力影响的含意。显然在全州说到干扰大家似乎都心照不宣地理解到黑势力上。

正在我们吃饭时，进来两个青年，在店中转了一圈就出去了。过一会又进来一个青年要了一点小吃在那慢慢地边吃边东张西望。对于在社会底层漂荡了十几年的我，一看这情形就感到不对头，本能地警觉了起来。我一面用当地话催促大家快吃，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饭店老板车站派出所有个亲戚他是否认识？那老板说不熟，而那吃饭的一听就起身走了。老板似乎有意无意地自语了一句： “ 是当地人应该不会动手吧。 ” 我想这些要钱不要命的可能不一定顾忌当地不当地，于是我们赶紧结帐离开饭店，到外要了个面包车往县城里赶。

车站到县城约有八里路。三年前我回去时这段路车费是 1 。 5 元，包车是 5 元钱。现在一问价钱涨到 2 元一位，包车他开价 20 元。我们座上车后本以为他会一路到县城，结果他居然在出站口又让一个青年上车，那人上车后就爬在车上不知真睡还是假睡。走出不到一里，居然又有一批人在路边嚷嚷，他们大约是十来个二、三十岁的青年，全部光着膀子。一人上车来看了看，见我们是一家，后边还有一个爬着的，就没再上车。又走了两三里，在漆黑的路边居然又有一个人来上车。当时应该快凌晨两点了，我本来紧张的神经一下膨得更紧。凭经验我认为这不是巧合，于是我不断与家里人对话，提醒他们注意。这两个先后上车的人没有跟司机说到哪里，司机居然也没问一句，就一一默契地让他们顺路上来了。我想这种情况如果出事，那司机肯定跟他们是同伙。

好在座了一段路进入城里时，那两人就先后下车了。我终于松了口气，并气愤地质问司机怎么中途还搭人。那司机居然毫不示弱表示车没有让我们包。我只好忍气吞声，不管怎样终于平安回到了家。我的紧张引起了家中亲人的埋怨，认为我过虑了。然而过了几天一个在县城的远亲碰到我，他跟我说他听到有几个混混（当地流氓的称谓）前几天差点对一家从外地回来的人下手，幸而发现是当地人，否则不会放过。忽闻此言，我当时惊出一身汗，当然我希望那一家所指不是我们。

我从京回到老家，居然有如此紧张以至恐惧的感受，显然不是纯粹的胆小。经验告诉我身边潜伏着太多危险。当然我无钱供他们偷抢，但这些作案者却未必领会对象的无钱。

可见恐惧离我们多近。我这样在外闯荡多年并且外表看来也让山乡小民可能误解为有权势的人，也面临这种安全的威胁，可以想见一般平民百姓与外来客商的安全感会有多少。



二、黑社会、警察、政府

我们县下面龙水、大西江两个乡的大山中有锰矿，本来国家明文禁止私人开采，但在这些地方大量存在私人开采情况。这本是很容易查的事，但当地执法部门基本上睁只眼闭只眼。原因是此中大多数的矿井有执法部门作后盾，有的甚至直接就有执法部门的股份。当然也有另外一些个体老板去开采的，那么这些通常就是警察抓捕的对象，然而警察也常常网开一面，只在一些重大节日，如春节前才在有内线掌握了充分情报后出击，抓一个矿老板就罚他三十到五十万元，交钱后就放人，放了后又去挖矿。这样一来，矿山就成了当地警察与执法部门的小金库了 —— 私自参股渔利，或公开执法抓矿老板罚款为单位创收。

在当地把持这些矿山的就不是那些只有钱的，而是全县有名的黑社会势力。在龙水与大西江的所有矿山，都是直接由县城黑社会势力出人去保护，名为防当地村民抢矿，实则就是收取高额保护费。而这些黑社会的后面就是警察。

今年 6 月上旬，为了争取收保护费的权力，全州新起来的黑社会势力，号称 “ 十二少 ” 与原来掌控矿山保护权的老黑社会势力 “ 谢老三 ” 团伙发生了冲突，最后约定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桥头展开决战。一时双方上百人卷入战团，最后以老势力首领 “ 谢老三 ” 被砍倒，十几人重伤入院，新起的黑势力获得主导权而告一段落。

同样在 6 月中旬，又一次全州新起来的 “ 十二少 ” 受当地一派出所领导的指令，召集了二十号人，在县城一家大酒店门口，公然将另一黑帮势力近八十人砍散，并当场杀伤十余人。事后 “ 十二少 ” 被警方通知避离县城近半月，等事态平静后又返回了县城。

在县城北边原城市菜蓝子基地 —— 小菜园，随着社会发展，城市扩建的需要，县政府曾以公益事业需要的名义动员村民同意征地。后来政府又将征来的地出让给房地产开发公司，这惹得村民不满，进而招致一批村民的抵制。当地政府为了平息事态，消除民众对施工的干扰，竟然动员 “ 十二少 ” 出来为其干事，为他们提供办公室，给他们工资报酬，并给他们一些工程承包。如此利用黑势力来消除民众抵抗。



三、没有安全感是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

这次回乡感触很深是听到普遍感叹没有安全感。在家财物没有安全感，随时有可能被偷，入门偷盗情况在当地很严重。出门人身都没有安全感，一不小心可能被人偷抢，或被打。

我回到家的当天，在县城我妻子的姐来看我们，进门不久就聊到社会治安差，经常有人早上出去跑步时都被抢，有的女的戴的项链与耳环在街上公然被抢，并因此把耳朵与脖子撕拉得鲜血淋漓的都有。因此她一再告诫她妹妹别戴什么首饰上街，尤其晚上不要在外，若晚上在外十拿九稳要出事。她说自己就被人抢过。在她说话的神情中都流露着一份惊恐。

同样我到城郊一个叔叔家去探望，在与他聊到社会一些情况时，他感触地说这个社会现在连人的生命都没有保障了。听到这话我是吃惊的，因为我这个叔叔在我们当地是有名的会点功夫的人，他曾独自徒手空拳打倒过三个与他一般高大的流氓青年，以致在当地传为佳话。现在连他都感慨没有安全感了，可见事态的严重。我问他为什么这么感到不安全。他说： “ 现在社会这帮青年不知怎么回事，一下不对就动刀子，并且成群结队，一打架就是十几人、甚至几十人的上，更让人惊心的是这种架还经常发生。我在县城卖小菜，就常见到这种打架的情况，那真让人害怕。也许我是老了，经不起风险了。 ” 其实我叔叔也才五十岁，应该不算老的。

当我回到离县城三十多里山路的老家时，我的伯母跟我流着泪诉说： “ 我辛苦养的八只鸭正准备去卖时，前几天被人骑摩托车到乡下来用麻袋装了去。村里有人看到两个青年来抢的，但不敢去追，甚至不敢近前。因为他们手上有刀，并且坐着车。留在村中又都是些老人孩子，谁经得起他们打。后来我们报了案，也没见有什么结果。 ” 我赶忙问： “ 这种事以前发生过吗？ ” 她说： “ 近年来这种事常发生。村中养的狗也常被人偷了去，现在连狗都养不起了。这些强盗常常是明目张胆地开着摩托车来，碰到什么就盗什么，毫无顾忌。若有人敢去阻止就还得招顿打。 ” 我问： “ 难道说当地政府就一点不管吗？ ” 她说： “ 他们管个屁！那盗狗的有的就送到了他们嘴里，他们完全是一伙的。 ” 闻听此言，我无言以对。在这边远的山村都难求得一份应有的安全感了。中国重灾之下是不存桃花源了。

四、免税之后话农民

中国中央政府给农民免去一切农业税后，我原以为这次回家可以听到不少欢呼了，或者还能感受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久违的农民的欢欣。在跟农民亲戚交谈后，结果却让我大出意外。

6 月 29 日 ，我携妻带子去了岳丈家 ——鹅塘里村。该村离县城十二里地，不是边远农村也不是城市边上，但自然条件在农村算中上等，因为灌溉条件很好，人均也有近两亩田地，农作物运到县城贩卖也还方便。如此条件，在农业税免掉后应有个直接的感受。然而我在跟孩子的舅吃饭时就直接问： “ 现在应该没什么农业交税负担了，农民该好过了吧？ ” 他说： “ 农业税是不用交了，但是农民负担一点没感到轻。因为农资贵了，如化肥、农药比原来都贵了。这些东西涨的价甚至比免掉的农业税还多。还有城里吃国家饭的（意指拿财政工资的）工资不断涨，物价也跟着涨，而农产品却不见涨，这样一来农民实际收入增长还是没有。近十几年来那些吃国家饭的条件在不断改善，哪个见过农村靠种田改善过生活条件的？那些农村家庭有所改善的也都是靠到外打工而不是种田。这样一来农业税作用有多大？当然免比不免好，但免税显然不是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民状况的路子。 ”

由此可见中国今天免农业税的改革绝不能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包产到户改革相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农村的改革给农民带来的翻身感今天实在难以找寻了。我曾苦思过那个时代为什么能唤起农民那样的激情与欢欣，原因其一应该是农民劳动力的解放，由捆绑的集体劳动，到自主的劳动，这是一种大的变革。同时对生产资料土地的使用权的获得，激发出农民生产上的主观能动性；其二、农业科技的进步，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农村很快解决了吃饭问题。这种对自己劳动力支配权与土地使用权的获得的改革是有历史意义的改革，生活上由吃不饱到吃得饱的进步是个质的飞跃，就此而言那时候的包产到户是真正意义的改革，而今天的免税充其量也是种给农民的减负而已。在这点上，可以瞒天瞒地，但瞒不了农民的切身感受，农民的切身感受是对真假改革最好的诠注。

五、没有盼望是农民最大的悲哀

这次回乡，村民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没有了盼望。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伊始之际，农民心中充溢着激情，对未来怀抱着憧憬，就那时的日常三餐来说应该还是没有今天丰盛的，直接可支配的外在物资也可能没有今天富足，但是那时的村民普遍精神是乐观的，心情也是开朗的，生活是带着阳光的。然而几十年改革下来，不知从何时开始，农村就失掉了已有的欢欣，农民脸上退去了那难得的笑颜，代之而来的是阴沉与愁苦，是灰暗与无望。

说实在这神形早几年我回去时就有感受，但一直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跟村民谈论时，只是听他们叹息连连，说这也负担，那也困难。这次回去我就决定详细与他们谈谈，看究竟是何原因。这次我在两天跟十来个村民一块吃饭时就直接问他们： “ 今天感到是否顺心？对今天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有高兴的感觉？对未来有什么盼望？ ”

我从他们七嘴八舌的回答中可以听出几方面意思。第一、今天生活比以往是有所改善，日常吃的比以前丰富了，穿的也相对要好些了；第二、挣钱的机会比以前要多些了，就是应急时借点钱也方便些了。

大家觉得现实的直接物资条件的确比以前有改善，但是大家感觉不出快乐。原因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其一、精神上被抽空、颠倒了一样。这个世界好象找不到有意义的东西了。金钱就是价值，一切贪官污吏、偷盗、娼妓都成了社会炫耀追求的目标，社会丧失了荣耻。人生这样生活下去怎么是个活法？尤其后辈儿孙在这种世风之下根本没法教育引导，他们要走向何处，实在令人忧心。每每面对这一切，人就感到生活没有了意思。

这是个没有了精神的社会，乱搞一气就是一生。这是村民普遍的心态；其二、没有盼望。包产到户几十年了，温饱早解决了，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了，但是这些变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后来虽有些变化但都很微小，没有明显的改观，甚至在许多方面条件还在恶化。农民几十年的奋斗也没有走出根本性改观的命运，还是处在社会底层，还是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温饱，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那些所谓强大与崛起似乎都与农民无关。城里高楼不断，当官的工资一涨再涨，贪污受贿的公布款项也几位数往上翻，但农民却原地踏步，这样的社会与这样的改革早已让农民没有了盼望；其三、村民负担加重了。虽然前面所讲挣钱路子相对多了些，但用钱的路子似乎更多。挣钱远没有需要用钱涨得快。教育一提高收费，农民送孩子上学就难了，增加的赚钱机会远没有增加的支出钱的机会多，而辛苦劳动增加的收入也远没有增加的开支大。上世纪八十年代一户农家基本可以将子女送到他考不上学为止，不管家中有三个还是四个孩子，失学的不多。而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一般农村家庭只能送一个孩子上学了，不管考得多好，全家只能保一个最好的上学。到本世纪以来一般农家要想送出一个大学生那就非得集几家人（亲戚朋友）的财力不可，并且每年还听到因孩子考上大学而父母却逼得自杀的事。可见农民增长的收入远不够增长的开支。仅就教育一项农民负担比以前重得何止十倍。同样医疗上，随着社会发展，农民越来越看不起病了。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一般农民生病住院还较普遍，至少到乡级医院去治治，很少听说在家等病好的，更没有听到等死的。要知在那时若有让老人在家等老，那家的后生就别想在当地抬起头来，当地舆论非得把那家说臭不可。而我这次回家却听说我村及邻村出现过几桩老人在家等死的事，并且奇怪的是村民居然对此给予了理解，或者是变成了麻木。这让我深为吃惊并感到可悲；其四、对政府绝望而麻木。在老百姓眼中政府就是贪官污吏，无休无止的贪钱；政府就是收税收费，没完没了的要钱；政府就是敲诈勒索，防不胜防地榨钱；政府就是连哄带骗，夺走农民手上的一切资源。不公如此，政府自己做了坏事还不算，还跟黑社会勾在一块来欺压老百姓。几十年的教训，让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了一丝幻想。我这次回去就没有听到一个说当局好话的，大家甚至连骂娘都懒得骂了，可见绝望与无助。当然农民也还不知道出路何在，还不清楚怎么来改变现实。

六、满城皆赌、毒

这次回家触目惊心的还有那满街的麻将桌。我不知道县城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反正三年前我回家时没有见到这种状况。这次我从狭长的沿河街走过，见每座楼下的厅中都摆着张麻将桌，并且都座无虚席。在几个十字路口的楼下大厅还聚集着五六张到十来张不等的麻将桌，成群的人分坐在中间，热火朝天地摸麻将。

为此，我曾奇怪地问在县城做生意的一个朋友： “ 怎么一下县城变成个麻将城了？ ” 他说：县政府将周边许多农村的地连骗带压征过来开发房地产了，村民一下没田种了，也没事干，刚开始一些村民想不开跟政府开发土地过不去，后来政府有意放开他们赌博，一下有一批村民就忙于去赌而顾不上与开发土地作对了，甚至还有批人本不愿被征土地的，一下到赌场居然急着就来卖地，看来引导村民赌博也是化解社会问题的路子。这样一来在政府有意纵容甚至引导下，县城就成了一张大麻将台，全民从赌，形成蔚为壮观的赌博气势。 ”

县城不仅是公开的全民聚赌，而且在当地还活跃着一支据说有政府与银行为后盾的流动大赌队，附近几县一些官僚与商人多汇聚其中。他们一般每天流动赌资就有几百万，组织者十抽一地收管理费。这么大的流水金额，管理费自然丰厚，没有一些执法部门在背后支持是坚持不下去的。这支流动的赌博大军在当地已活动了一年多了。

一个没有什么产业特色的县城怎么能支撑得住如此盛行的赌博？这样一来社会治安恶化就是必然的结果。

不仅如此，这么个县城一年多前居然查出了一个在全国有影响的制毒贩毒案，并且因此还牵连进去一批地方官。那个从福建过来的制冰毒的首犯，居然在全州经营了近十年，在县城下面一个乡的大山中有一个大的冰毒生产基地。可见当地吸毒贩毒的猖獗、盛行。

面对家乡的状况，实在是怎一个沉重了得！然而，更沉重的是家乡绝不是中国的特例，它仅仅是中国现实的一个缩影。一个没有自身产业特色的小城，表面看起来似乎还是在发展、繁荣，其实是浮躁、虚幻。那里的百姓没有基本的安全保障，整日生活在恐惧之中；那里的百姓没有发展进步的盼望，一切劳动成果远追赶不上各种教育医疗费用增加的负担；村民有限的资源被官僚蓄意剥夺搜括殆尽，官匪勾结让百姓居无宁日；当局恶意诱导与无能管控导致社会沉陷入醉生梦死、赌毒泛滥的境地。

这是个怎样个绝望的世界啊！我深深为故乡沦陷而悲哀，为华夏这遍土地沉沦而无奈

辛若水：悲剧的毛泽东

悲剧的毛泽东

作者：辛若水

（一）为什么陷入悲剧
本来，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一直扮演的都是喜剧角色，用那个时代的说法，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却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毛泽东在文革中导演的悲剧，是划时代的悲剧；也只有毛泽东能够担当起这划时代的悲剧。无论我们对于文革持什么观点，肯定也好，否定也罢，赞誉也好，诅咒也罢，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文革彻底的失败了。在文革十年中，发生了太多的悲剧，而这些悲剧早就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悠久而灿烂的文明。文革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文化。一切优秀的文化，连同它的糟粕，都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被打烂在地。就是我们今天提起所谓的“破四旧”，依然让有文化良知的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如果只看这一点，我们可能误以为文革是反文化的。实际上，文革所反的，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而是带有糟粕甚至毒素的文化。我们现在也不好说，所有的文化都是精华。当然，文革在反文化中，是非理性的，是一种冲动的激情鼓舞着人们，而理性的分析早就抛到脑后了。若说文革是彻底的反文化，那它就应该砸烂所有的文化；但是，它为什么又要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呢？也就是说，在文革中反文化与创造新文化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要反对“封资修”的文化，那就是为了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认同阶级的文化，反倒觉得真正永恒的不是阶级性，而是人性。其实，张扬人性，是冲破了许多禁区的。当然，现在人性论已经大获全胜了，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为阶级论唱一曲无尽的挽歌。但是，不讲阶级论，并不意味着阶级不存在了。阶级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人们两眼一闭，就当没看见罢了。我觉得，文革的悲剧主要在文化上。文革并没有把反对旧文化与创造新文化完美地统一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造就了文化的断层。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发誓去原始森林寻找中国文化之根的作家，说是五四造就了文化的断层。这可以说是找错冤家了。五四，何曾造就过文化的断层呢？都是文革惹的祸。当然，文革惹这祸，是有许多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批判的，另一方面也是创造的。当然，现在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就完全看不到文革所创造的文化，即使是看到，也是一笔抹煞。譬如八大样板戏吧，艺术成就就在那里摆着，但是别有用心的人是视而不见的，就是看到，也不免揶揄、挖苦几句。我觉得，八大样板戏，最宝贵的地方就是精神的纯洁，不像我们现在的作品，总是充斥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主要在文化上，但又不只在文化上。在文革中，毕竟有许多动乱，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动乱，毛泽东“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论就没有着落了。文革确实在许多方面，造就了悲剧的现实，这是赖不掉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文革有着最为善良的愿望。为了这善良的愿望，即便是粉身碎骨都是可以的。在毛泽东身上，有着很强“唯意志论”倾向。其实，能够建功立业的人，哪个没有顽强的意志呢？正是因为这顽强的意志，文革才可以进行得下去。我并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失足的巨人。毛泽东并没有失足，而他所以被一些人认为失足，也只是因为他远远地超越了时代。西方许多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具有文化革命的条件；但是，毛泽东却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发明了文革。可以说，这项发明是属于未来的。毛泽东作为“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可以不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梧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难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毛泽东是因为美好的、善良的愿望陷入了悲剧吗？也许是的。实际上，毛泽东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但是，毛泽东的悲剧，并不是哭哭啼啼的那种，而是激荡着反抗的精神，要去创造伟大历史的悲剧。历史是在悲剧中前进的。也许，这才是毛泽东陷入悲剧的缘由。
（二）指向崇高与伟大的悲剧精神
要讲悲剧，便不能不讲悲剧的精神。可以说悲剧的精神是指向崇高与伟大的。崇高，是一个美学范畴。康德曾经把崇高分为两种：一种是数量的崇高，特点在于对象体积的无限大，另一种是力量的崇高，特点在于对象既引起恐惧又引起崇敬的那种巨大力量和气魄。其实，第一种崇高的意义不是很大，真正紧要的是第二种崇高，即力量的崇高。虽然康德把力量的崇高局限在了自然界。但在表述的时候，已经渗入了道德情感。我们看一下康德是怎么讲的：
威力是一种越过巨大阻碍的能力。如果它也能越过本身具有威力的东西的抵抗，它就叫支配力。在审美判断中如果把自然看作对于我们没有支配力的那种威力，自然就显现出力量的崇高。
——《判断力批判》第二十八节
好像要压倒人的陡峭的悬崖，密布在天空中迸射出迅雷疾电的黑云，带着毁灭威力的火山，势如扫空一切的狂风暴，惊涛骇浪中的汪洋大海以及从巨大河流投下来的悬瀑之类景物使我们的抵抗力在它们的威力之下相形见绌，显得渺小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自觉安全，它们的形状愈可怕，也就愈有吸引力；我们应欣然把这些对象看作崇高的，因为它们把我们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惯常的凡庸，使我们显示出另一种抵抗力，有勇气去和自然的这种表面的万能进行较量。
——第二八节
自然威力的不可抵挡性迫使我们（作为自然物）自认肉体方面的无能，但是同时也显示出我们对自然的独立，我们有一种超过自然的优越性，这就是另一种自我保存方式的基础，这种方式不同于可受外在自然袭击导致险境的那种自我保存方式。这就使得我们身上的人性免于屈辱，尽管作为凡人，我们不免承受外来的暴力。因此，在我们的审美判断中，自然之所以被判定为崇高的，并非由于它可怕，而是由于它唤醒我们的力量（这不是属于自然的），来把我们平常关心的东西（财产、健康和生命）看得渺小，因而把自然的威力（在财产、健康和生命这些方面，我们不免受这种威力支配）看作不能对我们和我们的人格施加粗暴的支配力，以至迫使我们在最高原则攸关，须决定取舍的关头，向它屈服。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之所以被看做崇高，只是因为它把想象力提高到能用形象表现出这样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之下，心灵认识到自己使命的崇高性，甚至超过自然。
——第二八节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很显然，真正的崇高根源于我们的心灵，根源于人的勇气和自我尊严感。康德虽然把崇高局限在了自然中，但是，从他对自然界崇高的分析中，我们却看到了它社会性的本来。也就是说，崇高属于社会性的范畴。而我们所谓的悲剧的精神，也就是指向这种崇高的。人是在社会中确立了自己崇高，而对自然界崇高的发现，不过社会性的投影罢了。自然界所以有崇高，也只是因为自然的人化。所以，要感受真正的崇高，也只有到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中去。和悲剧相对立的自然是喜剧。但是，喜剧从来就没有赢得过悲剧那样的地位。因为喜剧，它不是指向崇高，而是指向滑稽，它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所赢得也不过是一片笑声罢了。但悲剧就不一样了，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它既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与眼泪，又在更高意义上鼓舞了人们的精神，并且它真正体现了人的尊严、价值与意义。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以悲剧的精神去审视毛泽东，那必然是通向崇高与伟大的。文革，也许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悲剧。但是，在这一幕悲剧中，激荡着怎样伟大的悲剧精神啊。毛泽东的追求，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的终极，从来就没有错过。但是，他的追求、理想、终极，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他所有的一切，也只能在史前时期结束之后，即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之后，才可能存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追求、理想、终极，已经变成了现实。虽然这现实早已成为过去，并且承受着许多人的污蔑甚至诅咒，但是，那伟大的精神，依然放射着光芒。
（三）反抗，才有希望
实际上，悲剧的精神就是反抗。也许，反抗的命运并不好，甚至会走向失败；但是，不去反抗，却是最大的罪过。反抗失败了，还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在，但不去反抗，那真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了。许多人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现在是和谐社会了，又哪有什么压迫呢？没有压迫，你却去反抗，那岂不成了暴徒么？然而，这又是十足的谬论。在最完美、最和谐的社会里，恐怕也是消灭不了恶的。相反，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即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是恶在推动历史的发展。承认恶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但在历史主义之外，还有伦理主义。在伦理主义这里，恶恰恰是应该被克服的。我们的终极既不是高高在上的历史主义，也不是片面的伦理主义，而毋宁是二者的统一。也就是说，一方面让历史主义等同于伦理主义；另一方面，则是让伦理主义等同于历史主义。然而，这种等同，恐怕也只有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后，才会到来吧。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是在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中前进的。历史踏着千万具尸首前进，这是伦理主义不愿看到的；但是，道德的义愤，对历史的发展又有什么作用呢？也许作用不大，但我们依然会奋起抗争。这奋起抗争，在一面就表现为以暴力抗恶。当然，以暴力抗恶，为许多人所垢病。但是，以暴力抗恶，毕竟体现了社会的正义。难道只有做温顺的羔羊，被恶支配与蹂躏吗？反抗的合理性，是取消不了的，除非人们进入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绝对光明的理想社会。但是，这不过一种乌托邦，并没有谁能够把天国带到人间。当然，攻击以暴力抗恶的主要论点是，以暴易暴。同样是暴力，你又知道哪个是正义，哪个是非正义呢？当然，这种指责，主要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愫，诚然，在许多时候，人道主义的情愫是非常宝贵的；但在一些时候，却往往摆出悲天悯人的面孔，而实际上，却是是非不分。人道主义的情愫所以是非不分，也只是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立场。在以暴力抗恶的过程中，我们虽然执著于伦理主义，但又在更高的意义上趋近于历史主义。历史是在悲剧中前进的，但我们也在力图避免历史的悲剧。伦理主义，代表正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历史主义却代表着更高的正义，却往往为许多人所忽略，甚至视而不见。历史总要为自己的前进开辟道路。那么，历史用什么为自己开辟道路呢？也就是火与剑。在伦理主义看来，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固然是很可以悲哀的。但是，在人类的血战前行中，不正昂扬着伟大的精神么？人，在整个世界历史面前，固然是渺小的、脆弱的、微不足道的。然而，也正是这渺小的、脆弱的、微不足道的人，创造了世界历史。人，在肉体上，可以是渺小的，但在精神上，却是伟大的。人的伟大精神也主要地体现在悲剧中。可以说，悲剧就是对命运的反抗。在我们的意念里，命运是模糊的，不明晰的。谁也说不出命运是什么，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冥冥中自有天意。但是，对这冥冥中的天意，我们是顺从它，还是反抗它。如果顺从它，那就没有了悲剧，也失掉了反抗的精神。其实，在悲剧之外，也有苦剧的。所谓的苦剧就是对于所有的苦难与不幸，只是一味顺从，一味逆来顺受，凄苦到底，悲惨到底，而从不知反抗。这样的苦剧，除了让我们“哀其不幸”之外，就是“怒其不争”了。对于悲苦的命运，对于所有的苦难与不幸，我们不仅要承受，更要奋起抗争。只有抗争，才是真正的悲剧；如果只是逆来顺受，那就是毫不足道的苦剧了。悲剧是反抗命运的，但是我们战胜得了命运吗？为避免悲剧而陷入更大的悲剧，不正是对抗争精神最大的反讽吗？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抗争的。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总结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反抗才有希望，如果不去反抗，那什么希望也没了。毛泽东的一生，也就是反抗的一生，而这种反抗，也造就了他独特的斗争哲学。我们现在，即便再指责这种哲学，也无法抹去这种哲学所曾经创造过的伟大历史。中国现在是和谐了，但是这和谐恰恰建立在抗争的基础之上。也许，反抗本身，也会成为永远的希望。
（四）难以克服的悖论
毛泽东的文革确实陷入了悖论。我们的熟知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知识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些都可以说是悖论的。那么，这种悖论又是怎样造成的，我们又如何克服它呢？我觉得所以陷入悖论，实在根源于那极端的年代。在极端的年代，人们更容易为激情所鼓舞。为激情所鼓舞，究竟是好是坏呢？那要看所处的历史背景了。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那救亡图存的激情就是好的。但是，在太平盛世，依然激情万丈，就不怎么好。我们知道激情主要与冲动联系在一起。冲动是魔鬼，那激情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激情不应该做魔鬼的俘虏，相反，激情应该控制魔鬼。实际上，文革时代确实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不只青年人，都为革命的热情鼓舞，要去创造伟大的历史。其实，在历史的进程中，文革并没有遇到太多的质疑，这一方面是出于人们对毛主席的信赖，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想通过文革，为自己找一个比较好点的前途。激情的充分燃烧也导致了悖论的展现。展现悖论，对历史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可以说，历史的悲剧里面总是充斥着悖论。那么，是不是悖论造就了历史的悲剧呢？这也不好说。因为悖论只是一种学理，而历史悲剧的真正根源还在人本身。我总觉得，讲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与陷阱，总有点暖昧。毛泽东有没有宗教？如果有宗教，那又是什么宗教？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是没有宗教的；如果定要说他有宗教，那也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文革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难道对这一点，我们还有疑问吗？那些彻底否定文革的人，纵然再讲文革是大灾难、大浩劫，也不敢把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加在文革头上的。这里的机微是很明显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是，毛泽东把它变成了宗教，变成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文革。其实，这说法并不科学。因为它明显地把宗教和宗教的精神混为一谈了。虽然宗教，并不对，但是人们却拥有信仰的自由，在人们信仰宗教的过程中，也就诞生了宗教的精神。宗教的精神主要表现为伟大的献身精神，就像基督、释迦一样，为拯救人类而承担苦难。也可以说，不只宗教有这种伟大献身精神，就是一种主义、学说，同样可以有宗教的精神。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就有这样伟大的宗教般的献身精神。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文革中，那种伟大的献身精神，被误解为宗教。说文革是毛泽东的陷阱，同样有许多问题。是毛泽东掉进了文革的陷阱，还是毛泽东设计了文革的陷阱？恐怕两方面都有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设计文革的陷阱，他究竟为了什么？我们可以说为了一个善良的愿望，为了一个动人的理想，为了一个诱人的终极。在毛泽东眼里，文革并不是一个陷阱；相反，它是一个大学校，它要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初衷。但是，我们似乎更应该看看现实。在许多方面，残酷的现实确实背离了善良的初衷，而这种背离，也就表现为了悖论。我们知道，悖论是很难克服的。陷入悖论之后，人的精神甚至会出现疯狂。如何走出疯狂？那就有赖于理性。但如果理性本身也陷入疯狂呢？那只能求助于情感。可如果情感泛滥成灾呢？那就需要理智了。可如果丧失了理智呢？也就真的无法可想了。其实，人的精神、情感、意志，是相互制衡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平衡的精神，而不是走向极端的精神。克服悖论，最好的法子，就是走出极端。极端的年代，已经为我们厌倦；极端的哲学，也不再引起我们的兴趣。总之，我们现在是和谐了，既然和谐，那就会避免极端。那么，在和谐的世界里，还会不会出现悖论呢？其实，也会的。较之极端来讲，和谐是另一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在不知不觉中，也就过去了。我总担心，一个极端会唤醒另一个极端。悖论，正是在极端中飞翔。但我们真正盼望的，却是悖论的折戟沉沙。然而，这又不过奢求，况且永远克服不了的悖论，也会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
（五）有价值的探索
虽然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被定性为大灾难，大浩劫，但这并不妨碍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就大的方面来说，它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我们是经过了很艰难的反思，才走出文革，走出毛泽东的宗教。我们不会忘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那是何等的艰难，也许，只有经验过的人才知道吧。我们非常珍视思想解放的成果；我们也非常珍惜自由、民主、和谐的现在。但同时，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文革。把文革当做一口残破的废升，只往里面吐唾沫，这样是不对的。文革究竟是不是灾难、浩劫，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文革作为灾难、浩劫的一面，渐渐地过滤掉了，而它光辉的一面，又重新显现出来。在文革中，备受冲击的官僚机构、文化界，确实承受了巨大的灾难，这是抹不去的。但是，在官僚机构、文化界之外，还有更大的社会。在这更大的社会中，文革时代确实维护了公平与正义。所以，一旦灾难、浩劫的一面被淡化，那公平与正义的旗帜又会重新飘扬起来。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无论处于怎样的地位，他一直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之上。这岂只是难能可贵，简直是绝无仅有。所以，我们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也只能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而如果换一个立场，那文革就真的只是大灾难，大浩劫了。毛泽东早已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甚至一种信仰。在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可能重新走上神坛 。实际上历史本身会让毛泽东圣化。毛泽东的文革，实际上也是非常艰难的探索。因为它致力于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建构一个无比纯洁的社会。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虽然未必能够做到，但却体现了正义。而这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为一些人所赞扬的缘由。我觉得，一个比较完美的毛泽东时代，并不完全出自虚构，它有许多不容泯灭的真实。毛泽东时代是追求道德理想国的；我们找不出道德理想国有什么不好。高尚的道德理想，并不必然地导致专制。更何况高尚的专制者，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是远胜过道德败坏的民主斗士的。即便在天下为私的时代，人们对道德的高尚也是向往的。许多人谈到毛泽东时代的义务劳动，总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现在社会的运转，是用金钱推动的，可以说，没有钱，是做不成事的。人们爱重复的论调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在毛泽东时代，谈金钱，讲私利，是一种耻辱。我觉得，这样想，这样做，就对了。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更合乎我们的理想。列宁曾经称赞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伟大的创举；可如今，这伟大的创举又安在哉？许多时候我觉得历史是沉默的老人。但是，在研究文革的过程中，我却发现这沉默的老人突然开始说话了。虽然文革作为灾难、浩劫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但这种价值更多地是负面价值。然而，我们一旦对这负面价值强调得过多，它的正面价值，也就显现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其实，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时侯，就有人提出，有亿万人参加的文革，就真的一无是处吗？而人们在回答这问题时，就有许多含混了。他们说，文革促进了大家的觉醒。这觉醒集中表现在改革与开放中。改革，就是不要教条主义；开放，就是减少愚昧。这意思是很明显的，文革是教条主义，文革时代的人们是愚昧无知的。凡是为一种伟大理想而奋斗，都是教条主义。凡是拥有崇高的道德，譬如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愚昧无知。教条主义，当然不好，但是完全放弃理想，放弃信仰，就对么？如果道德高尚是愚昧无知，那坑蒙拐骗，岂不成了聪明智慧？价值观念的颠倒，是很可怕的。不过，也正是这种颠倒，让我们重新发现了毛泽东的文革的意义。毛泽东的文革，属于未来，这并不错。共运的历史，不会终结；毛泽东的文革，也会在共运史上放一异彩。当然，我们现在主要强调文革的学术价值。也就是说，文革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聚宝盆。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在文革中，同样有着颠扑不破的东西。那什么东西是颠扑不破的呢？也只有真理。我们只有认识了真理，才能理解悲剧的毛泽东；而一旦理解了悲剧的毛泽东，那恐怕也就无所谓悲剧了。

黎阳：真正的民主

作者：黎阳
真正的民主节选自 黎阳：《“为真理而权力”与“为权力而‘真理’”》

全文见：
http://blog.163.com/huhaiyu2000@126/blog/static/109333970200911231114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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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民主与造反
　　张宏良教授说：“西方国家的民主法治社会，是由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维系支撑的，这本来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更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如果没有老百姓的造反精神，即使制度再好能由谁来建立？即使建立起来又由谁来维护？”
　　中国“精英”现在一听“造反”二字就要跳。美国人倒不那么忌讳这个词。著名小说《战争风云》就用赞许的口吻把“造反”跟“民主”联到了一起——“罗斯福倒是把世界的造反精神融化到立法中去了。”（Roosevelt has absorbed the world revolt into legislation.）
　　民主意味着“精神造反”——用和平的方式挑战当权者的“为权力而‘真理’”，挑战权力，监督权力，控制权力。而没有造反精神，何来精神造反？没有造反精神就没有民主。没有造反精神的“民主”，规章制度再好也没有用。即使制度再好，由谁来建立？由谁来维持？民主是强者的游戏。只有强者才能制定规矩。只有强者才能实施规矩。只有强者才能不必动武就使对手知趣识相，规规矩矩照章办事。没本事强行执法、使人人都认同“不守法就得倒霉”，法律就是废纸。没本事强制民主、使当权者都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民主就是废话。民主的前提是所有的人，尤其是掌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不得不按老百姓意志办事，否则就得垮台。没有这种现实的威胁，再好的民主也是空谈。如果不守法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守法？如果不民主也能混得好好的，那为什么还要民主？
　　西方民主是怎么来的？造反造出来的。用王公贵族们的脑袋换来的。西方民主的前提——“民是强者”的共识，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是通过血淋淋的暴力造反实现的。美国民主来自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继承，本质同样属于“造反民主”。民主是造反的产物，和平是暴力的产物，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是西方资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产物——用暴力造反或暴力造反的威胁逼着统治阶级认同：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既然如此还是放聪明点，与其被暴力推翻，不如按民主规矩和平办事，免得敬酒不吃吃罚酒。所以民主也意味着“先礼而后兵”。民主的背后是造反。民主是造反的结果，不是当权者心血来潮的明智与恩赐。“文事必有武备，敢战方能言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今天中国“民主精英”言必称美国民主。但美国历史上一贯坚持的、跟民主格格不入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怎么从法律上被禁止的？不是“精英”突然良心发现恩赐的，而是斗争斗出来的——不仅有非暴力的斗争，而且有暴力或以暴力为后盾的斗争。不仅有美国人的努力，而且有中国人的支援，尤其是毛泽东的直接支援。
　　1950年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中国第39军通过战场喊话，使美军第25师第24团一个黑人工兵连全连一百一十五人集体战场投降。
　　结果：美军不得不从此改变建军以来近二百年的一贯传统，不敢再按肤色编队。这就是说，美军的种族隔离结束于抗美援朝，结束于中国人之手，结束于毛泽东之手。美国军队开了个头，意味着美国建国以来一贯坚持的种族隔离从此被打开了第一个缺口，从此走向崩塌——“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对美军战俘按照“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一律平等”的原则管理，彻底打破种族隔离，严禁种族歧视。这使美军战俘中的黑人头一次尝到“不分种族肤色阶级，人人平等”的滋味。随着战争的结束、战俘的遣返，反种族隔离、反种族歧视的意识便如种子被毛泽东通过这些人传播到了美国，潜移默化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为形成美国黑人六十年代如火如荼的反歧视、争平等的民权运动助了一臂之力。美国黑人第一次领略“人人平等”、“禁止种族隔离、种族歧视”，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碧潼战俘营——“民主意味着和平，但是靠暴力取得”。
　　1963年8月8日，毛泽东发表《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指出：“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深信，在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支持下，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是一定要胜利的。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北京随即在人大会堂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美国黑人斗争的群众集会。
　　结果：不到一年，1964年7月2日，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1964年民权法案，禁止在雇用人员、公用事业单位、工会会员资格以及联邦出资项目等方面存在种族歧视。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从此在法律上正式被禁止。
　　美国的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在法律上的灭亡跟毛泽东有直接关系，跟毛泽东的支持有直接关系。
　　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对毛泽东再也不敢掉以轻心。毛泽东的一言一行对美国人往往比对中国人更有份量。
　　1960年中苏分歧表面化。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理论与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针锋相对。《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从此世人皆知。毛泽东公开支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用武装斗争统一国家。
　　美国人由此认定毛泽东企图通过支持民族解放战争输出世界革命，立即全力反击。《毛选四卷》出版仅仅几个月后的1961年，肯尼迪上台，立即进行战略调整，从单纯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变为包括针对中国的“灵活反应战略”，把越南南方做为用“特种战争”对付毛泽东式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试验场。美国从此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越战恶梦。
　　1963年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时，美国正处于在越南南方的“特种战争”节节失败、军事上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的前夕。美国国内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正兴起高潮。毛泽东的声明强调“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美国黑人斗争的迅速发展是美国国内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化的表现”，这在美国当权者来看等于毛泽东要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要把越南战争打到美国来，必须全力防范。毛泽东发表声明之后不久，美国“非暴力”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组织了“百万黑人华盛顿和平大进军”活动，发表了《我有一个梦》的著名演说（华盛顿从此变为“巧克力城市”）。美国当权者认定：如果不能使美国黑人接受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主张，那就要面临他们接受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在美国搞“民族解放战争”的前景。如果连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和平民权运动都不接纳，都暴力镇压，那就不敢保证美国黑人会听毛泽东的走暴力斗争之路。在美国即将制造“北部湾事件”、在越南大规模军事升级前夕，面对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美国理所当然要想到必须防止毛泽东利用美国的种族歧视在美国国内制造武装斗争，理所当然要迅速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越南战争大打出手在即，岂能允许后院起火窝里反？无论如何得笼络住人心。
　　“两害相衡取其轻”——鲁迅说：“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民族解放战争的理论、毛泽东通过抗美援朝战争打出的国威军威、毛泽东在越南南方造出的大局势使美国当权者对毛泽东支持美国黑人斗争的声明不敢掉以轻心，不敢不全力以赴，结果就是迅速通过民权法案，正式在法律上结束了美国长达数百年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毛泽东造出了大势，看准了大势，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发表声明雷霆一击，为“压垮骆驼”增添了最后一根稻草，为美国的民权法案催了生——“民主意味着秩序，但是靠造反为后盾。”
　　美国统治者还挺绅士，民权法案通过之后只在落实上做手脚，法律上倒没赖帐，不象“永不翻案”那样白纸黑字照样说赖就赖，而且赖个精光。
　　美国通过了民权法案，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在法律上从此站不住脚，从此一路下坡。美国带头，西方各国效仿，海外华人都跟着沾了光，如今的“海外民运”、“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同样沾光。如果美国的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局面照旧，海外华人的日子好过不了，“海外民运”和“裸体官员”送到海外的子女亲属的日子同样好过不了。能少受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的罪是沾了美国民权法案的光。美国民权法案的通过有毛泽东的功劳。海外华人不管自觉不自觉、承认不承认，事实上都沾了毛泽东的光——当美国黑人闹民权争民主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元首领袖，只有毛泽东公开支持，不仅口头支持，而且造势支持，一贯支持，从抗美援朝迫使美军取消种族隔离开始就用行动支持，最后关键时刻又发表关键声明直接为美国民权法案催生。美国左右了世界，毛泽东改变了美国——美国的越南战争是被毛泽东吓出来的。美国的民权法案是被毛泽东逼出来的。毛泽东为美国民主做过实实在在的事，而言必称美国民主、口口声声骂毛泽东不民主、反民主的人们为自己大吹大擂的美国民主做过一点哪怕起码的实事吗？沾了毛泽东的光还要骂毛泽东，骂着毛泽东还要沾毛泽东的光，纯粹一群道貌岸然的流氓。
　　回顾美国的民权法案、美国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民主运动与毛泽东的作用，恰好应了毛泽东的一句名句：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从中笑。
　　西方民主能够实现“用和平方式挑战权力”，是因为西方当年的资产阶级暴力革命证明了“老百姓是强者”，奠定了民主这个“强者的游戏”基础，使西方民主得以变成现实；确立了西方民众的造反精神，使西方民主体系得以持续运转。没有这种经历和条件，仅仅机械模仿、东施效颦照葫芦画瓢，民主就只能变成半拉子民主，夹生饭民主，徒有虚名的民主。
　　中国要实行民主，就必须奠定同样的“强者的游戏”基础：使当权者认同“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我”、“老百姓有权推翻我”，与其“敬酒不吃吃罚酒”，不如“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不到这点，就没有资格玩民主这“强者的游戏”。
　　要奠定这样的基础，就必须做到：
　　——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取得政权，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当权的同时代表老百姓承认“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
　　——付诸实施，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回顾中国历史，真正这样做的只有一人——毛泽东。
　　——毛泽东领导老百姓用暴力建立了新中国——证明“老百姓是强者”。
　　——毛泽东发动文革，“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开创“老百姓和平推翻现有政权”的先例。
　　古往今来中国历代统治者顶多能有限地承认“老百姓是强者”——“水能载舟，亦能复舟”，但从不承认“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惟独毛泽东通过文革开创了最高当权者公开支持“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的先例。文革在中国老百姓中第一次普及了“精神造反”，这就为民主奠定了基础。文革才是真正的民主。
　　中国的“民主斗士”口口声声民主，但从来不肯做实事，从来不为奠定民主的基础——证明老百姓是强者、老百姓能够推翻现政权、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政权做任何贡献，总是指望等别人暴力革命成功之后把权力白白交给自己，自己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主精英”们总是附在权势者这张皮上摇唇鼓舌乞讨民主。向中国的统治者乞讨不到，就跑到外国乞讨，指望靠外国“民主解放军”扫平中国、送来民主，自己坐享其成。既然有求于外国人，那就不惜付代价——中国的主权。于是就有了焦国标这样“当兵要当美国兵”的“民主人士”。
　　对当权者来说，这样的叫化子民主、哈巴狗民主、汉奸民主很容易打发。第一，没什么可怕。这种人对老百姓的利益毫无兴趣，一心希望别人拼命自己坐享其成，除了躲在一边说风凉话没什么能为，永远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完全脱离群众，不买帐也掀不起大浪。第二，各怀鬼胎，分化瓦解轻而易举。这种人是为自己而非为他人争“民主”，争的是能够参与分赃的“精英民主”——分赃有我一份就行。满足全体老百姓没门，满足几个“精英”很容易，给点甜头就打发了。只要对识相的赏个一官半职、对不识抬举的一顿乱棍就立刻如鸟兽散，软硬不吃的剩不下几个，没什么作为。第三，你告洋状，我“以毒攻毒”：你想用利益打动外国人帮你实现民主，我现在就能用更大的利益打动外国人认同我的不民主——“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国际接轨”、“负责任大国”……让外国垄断资本财团觉得我在台上对他们更有利，再也不把“共产党一党专政”之类真当回事，这就把你的靠山彻底釜底抽薪。既然我不民主照样滋润，凭什么民主？
　　文革是毛泽东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的一次实践。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都是“叶公好龙”——叶公爱的是似龙而非龙的东西。言必称民主又大骂文革的人爱的是似民主而非民主的东西。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老百姓是强者”，否定了“老百姓有权推翻现有政权”，否定了民主与造反的辩证关系，否定了民主的基础。否定了文革就否定了造反。否定了造反，就只能苦苦哀求人家赏赐民主。如此民主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人家完全可以不买帐：“吃硬不吃软”，你毫无威胁，没本事使当权者认同“不民主就得垮台”，人家凭什么听你的？既然毫无威胁，人家不民主照样混，而且混得挺滋润，那何必搞什么民主？
　　只知民主而不知民主来自造反，是对民主缺乏起码的常识。要民主而骂文革，要的不是真民主而是假民主。
　　⑵．大民主是真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民主，没资格参与决策的就觉得不民主。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民主，不能保护自己利益就觉得不民主。皇帝礼贤下士从善如流对皇帝来说算民主，对小民百姓来说就不算民主。董事会开会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对资本家来说算民主，对普通工人来说就不算民主。富人俱乐部表决通过决议对富人来说算民主，对穷人来说就不算民主。“下岗分流”、“买断工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决策都没有允许涉及的群众参与，这对有话语权的“改革精英”算民主，对普通老百姓就不算民主。
　　“精英”理想的“普世价值”的西方民主被舆论左右。舆论被新闻媒体左右。新闻媒体被钱左右——归根到底谁有钱谁说了算。这种民主对有钱人来说算民主，对无钱人来说就不算民主。
　　民主是相对的。民主的相对性在阶级社会表现为民主的阶级性。不同阶级有不同阶级的民主。
　　杨继绳在2009年9月在《炎黄春秋》上发表文章《“人民”？要“人”，不要“民”！》，宣布“‘民’，是一个不好的字眼”、“‘民’一般泛指君、臣（官僚）、民三大社会等级中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民被称为‘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
　　“精英”的“普世价值”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为什么偏偏容不得一个“民”字，“要‘人’不要‘民’”？简单得很：单纯的“人”是人就有份，而“民”则有阶级性。“民”是相对于“官”、“精英”、“权贵”、“富人”而言。既然“要‘人’不要‘民’”，那“民主”就不是“民主”而是“人主”。谁有资格当“人主”？当然只有“人上人”的贵族、“精英”、富豪。这就给“精英”的“民主”做了最精辟的解释——“精英民主”=“人主”，即贵族、“精英”、富豪作主。普通老百姓只能全部“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可见“精英民主”对少数人算“民主”（不，“人主”），对多数人不算“民主”，是少数人才有资格参与的“上等人的游戏”。
　　这就不难理解“胡温新政”为什么要把“以民为本”改为“以人为本”：“民”意味着不是官，不是吏，不是仕，不是贵族，而是“处于最下层的那一部分人”，即绝大多数人。“以民为本”，富人、“精英”、贵族们怎么办？可见“以民为本”有阶级色彩，要不得。“以人为本”就灵活多了：是“人”就有份，富人“精英”权贵们全包括，可以名正言顺地为富人服务，为权贵服务。既然人跟人不同，富人与穷人、权贵与百姓的价值不同，服务的程度当然也可以随心所欲，全看具体需要。需要，“黑社会老大的人权也要保护”。不需要，“屁民”的死活没人管。可见“以民为本”进化成“以人为本”是对杨继绳们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的结果。
　　这顺便反衬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这一提法的准确和周密。“以民为本”没有把自己也摆在“民”的位置中的含义，而是站在“民”之上，是一种贵族的口吻，“人主”的口吻，居高临下恩赐的口吻——“民”是我的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我得象一个精明的理财家那样好生管理自己的财产奴隶，所以“以民为本”。
“为人民服务”则把自己摆在“人民”的位置中，把自己当成人民的一部分，从完全平等的角度来说话，没有丝毫居高临下的含义。
　　“精英”对文革恨之入骨，因为文革的大民主破了“精英”对“民主”（“人主”）的“专利”垄断，端掉了他们招摇撞骗混饭吃的家伙，所以“是可忍，孰不可忍”。
　　“精英”的“民主”靠钱运转，只有少数“精英”有资格参与。
　　文革的大民主由全民运作，不靠钱运转，不受钱的左右，不需要资格学位经历，不需要论资排辈，不需要预先审查，没有中间环节，没有“被代表”的限制，每个人都直接发表自己的见解，所以能直接反映民意，所以说是真正的民主。
　　当文人垄断文字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是写信还是写状子都得求文人。写不写、怎么写、写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当“精英”垄断民主的时候，老百姓不管有什么诉求冤屈都得求“精英”代表。代表不代表、怎么代表、代表成什么样全由别人说了算，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有了大民主，老百姓便能有话直接说，不再受制于“精英”。
　　难怪“精英”对破了自己垄断的大民主恨之入骨。难怪“精英”要“证明”“精英作主”才是民主，老百姓作主的大民主是“无政府”，可恶之极——这是“为权力而‘真理’”的需要。
　　“精英”有“精英”的逻辑：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精英”推荐上大学可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行。我决定你的命运可以，你决定你的命运不行。你下岗买断工龄生计无着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还容得以平起平坐为前提的民主？民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文革的大民主通过大字报来实现。大字报的本质是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过任何旁人之手。如今的互联网大体相当于现代化的大字报，能近似实现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但要经过网管编辑之手，这点还比不过大字报。）
　　毛泽东发动文革时还没有互联网。但毛泽东发明了“土互联网”——“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使中国老百姓超越了时代，在互联网技术尚未发明之前便提前用上了没有互联网的土互联网，提前实现了大民主。这是毛泽东划时代的创举。
　　“人人直接参与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锋、不经任何旁人之手”是大民主最有价值的东西。没这一条，一切传播的信息实际都不过是符合编辑等有“话语权”的人的私利的信息：只让对自己无害的信息通过，不准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生存。比如平面媒体，编辑老爷不喜欢的东西再受欢迎也决刊登不出来，编辑老爷欣赏的东西再味若嚼腊也会登头版头条。不但普通老百姓受不了这个，连封建皇帝也受不了这个。武则天设铜匦，康熙、雍正设密折，都无非是让信息“直达天庭”，防止信息被人中途作弊：“封、卡、拖、改、掉包”。可见自古以来拥有“信息转播权”的人利用信息作弊有多厉害。
　　只要涉及多数人的信息的发布权、传播权垄断在少数人手里，所谓“民主”就是笑话——垄断了信息和信息的评论权就垄断了舆论，垄断了舆论就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控制了老百姓的精神食粮就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能左右老百姓的思维就能让老百姓按自己希望的方向思想，得出自己希望的结论——把人家的头脑思维都劫持了，还谈什么民主？“民主精英”们口口声声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却对大民主咬牙切齿，对网络舆论咬牙切齿，开口闭口“网络暴民”、“网络红卫兵”、“网络暴力”、“要顶住互联网”，关键就在于网络舆论信息饶开了他们这一关，他们没办法再垄断，没办法对他们不喜欢的言论一手遮天，所以破口大骂。理解今天的互联网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互联网的厌恶，就不难理解当年的大民主和官僚、“知识精英”们对大民主的厌恶，因为二者本质相似。
　　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毛泽东搞文革，用大民主实现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
　　如今的“网络论坛”近似于今天的大民主。如今中国的网民正是通过互联网这个近似的大民主“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就是文革大民主的精髓所在。要取消大民主，就得取消网络。
　　没有文革，没有大民主，中国人现在还在“自觉地当党的驯服工具”：只许乖乖听话，不许说半个不字，敢对党员、对领导、对上级、对“理论权威”有不同意见就是“对抗组织”、“反党”、“反革命”——这是文革前千真万确的现实。那时谁敢想象能象现在网上这样揭露这个评论那个？（当然，现在国内网上的“言论自由”有限得很，不准碰“敏感人物”，不准有“敏感词”，甚至能把在网上写文章冒犯自己的人抓进监狱。但相对于文革前“绝对不准犯上做乱”的状况已经很了不起了）——文革的大民主彻底粉碎了这一切，使中国人真正解放了思想，破除了一切政治迷信。这些历史事实现在全被人故意隐瞒了，以至许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即便现在的这点“言论自由”也全是文革带来的，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带来的，是大民主的产物。没有文革，中国人根本就不敢想象能怀疑来自“上面”的东西和一切“权威”，更不用说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了。有人一边骂毛泽东时代“言论不自由”，一边骂毛泽东的“造反有理”，这简直令人哭笑不得：正是毛泽东的“造反有理”才打破了“不准犯上作乱”等“言论不自由”。享受着文革的成果大骂文革，荒唐不荒唐？
　　民主是相对的。对于“精英”来说，一切由他们作主的“人主”是真民主。对于老百姓来说，象文革那样每个人都能直接参与、不受“精英”把持、不受钱权左右的大民主是真民主。
　　⑶．克制“权力结构癌症化”的唯一途径
　　认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不难，难就难在如何解决。
　　鲁迅说：“至今为止的统治阶级的革命，不过是争夺一把旧椅子。去推的时候，好像这椅子很可恨，一夺到手，就又觉得是宝贝了，而同时也自觉了自己正和这‘旧的’一气。”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个轮番争夺旧椅子的历史。从古到今虽然每个政权建立时都绞尽脑汁搞出一整套法律法规，希望权力单元象“生物细胞”一样循规蹈矩。但所有这些努力都是白费，所有政权到头来都改变不了“权力细胞”按照“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行为规律发展，最后都因权力结构“癌症化”而灭亡。
　　不能说历朝历代没努力去制止权力机构的“癌症化”。但所有努力都是自上而下的以硬件制约硬件：以官制约官、以组织制约组织，以官僚机构制约官僚机构、以权力制约权力……
　　这种努力必然失败，因为有致命的缺陷：
　　①．治标不治本
　　“为权力而‘真理’”是权力单元的癌变基因。只要“为权力而‘真理’”的大前提不变，以权谋私的根本内因就不会变，权力癌症化的自发趋向就不会变，一切企图通过外因制止权力单元癌变的努力只能是抽刀断水，缘木求鱼。
　　②．利益冲突
　　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江山是自己的。官逼民反危及江山，损失是自己的，所以不能不制约权力反腐败。对大大小小的官员来说，江山不是自己的，利益是自己的。如果反腐败危及自己的利益，那就不合算。制约者与被制约者对腐败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可能对立，也可能勾结。制约腐败者自己随时可以变成腐败者。靠权力制约权力改变不了权力“吃软不吃硬、认实不认虚”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使试图制约以权谋私的一切规定命令必定遭到形形色色的抵制，贯彻不下去。
　　比如《明史》卷九有这样一段记载：明宣德七年，明宣宗对礼部说，他认为农民赋税太重，所以下令减去三成。但是后来却发现户部并不执行诏令，往下一级更不听从，以致百姓不能得到实惠。为此他重申：“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在这段话旁边，毛泽东用浓重的笔墨写下了“今犹存此弊”几个字。
　　③．监督不过来
　　自上而下的监督是少数对多数，有限对无限，明的对暗的，实际根本顾不过来——即便极端认真，一个人看几个几十个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二十四小时，能看得过来吗？能个个都到处跟着吗？别的不说，就连自家孩子都别想这样看住——想想如果孩子存心想瞒着家长做点什么容易不容易？（或者想想自己小时候存心想瞒着家长做点什么容易不容易？）
　　难怪朱元璋感慨：“我诸事无不经心，法不轻恕，尚且有人瞒我。张九四（士诚）终岁不出门，不理政事，岂不着人瞒!”
　　既然监督不过来，那就没办法消灭漏洞，就免不了“瞒上不瞒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权力“吃硬不吃软”，没看住的地方就没办法用“硬”来制约，就可以做手脚。这如同癌细胞，手术刀割不到的地方它就疯长。
　　④．无人可信
　　用权力制约权力，就必须赋予某人制约其他权力的权力，又必须对这“赋予了制约其他权力的人的权力”保留制约。而拥有“其他权力”的人可以反过来利用这种保留的制约反制，反咬一口、倒打一耙，把水搅混：你说他贪，他说你才贪，说你制造冤案，说你贼喊捉贼，说有人在用反间计……都有权力，都可能“以权谋私”，都可能说假话，信谁的？
　　权力“吃硬不吃软”，没有权力就制约不了权力，要制约权力就必须有更大的权力。“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暴力只能用暴力来镇压，权力只能用权力去制约。发现某个官有问题，只能用权力更大的官去收拾。但用权力制约权力立刻就有了一个谁来制约这个“制约权力的权力”问题。这就如同碰上一个打不死的魔鬼：没有力量，你对付不了它。有了力量，你就变成了它。
　　这就决定有权力的人都不可信：不管是制约者还是被制约者，都有可能以权谋私，都有可能因私利说假话，都有可能别有用心，都不能绝对相信。依靠少数人监督多数人，如果多数人串通起来众口一词指责监督者不公就难辩是非。依靠官僚机构制约官僚机构，如果两个机构互相指责打成一团也能把水搅浑。
　　这种体系不可能当真反腐败——谁反腐败太认真谁就要在体制内犯众怒，大家齐心协力与之作对孤立之，使之处处碰壁。更有甚者官员们群起而攻之，甚至栽赃陷害。既然官场谁都不可绝对相信，受到官场一直抵制被孤立的人也不例外，迟早站不住脚。所以古往今来官场的潜规则是“难得糊涂”。坚持原则“为真理而权力”的往往没好下场。
　　⑤．力不从心
　　“为权力而‘真理’”来当官的根本目标是谋私。逼着“为权力而‘真理’”的去“为真理而权力”比逼着老母猪奔月还难。逼大大小小的官员放弃以权谋私的措施必然遭到官场上的一致抵制。比如消极怠工不给你好好干，看你的笑话。如警察看见作案故意装看不见，能一天办的事拖上几年。又比如故意刁难，如文革中制造武斗、抄家；办手续故意吹毛求疵百般刁难。更厉害的是勾结起来换老板——政变。
　　私有制体系下皇帝虽然名义上是最高统治者，但离不开各级官员的拥护。理论上皇帝可以杀掉撤换任何一个官员，但不能杀掉撤换所有的官员。如果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反对皇帝，那皇帝就算当到头了。所以即便贵为至高无上皇帝也不能违反“众怒难犯”。这就决定皇帝反贪程度有限，彻底不了。
　　这一切决定靠自上而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硬碰硬”对付“权力结构癌症化”必败无疑，就象用手术对付扩散的癌症必败无疑一样。
　　毛泽东的文革是解决“权力结构癌症化”的唯一出路。
　　①．抓住了根本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本质是要破“为权力而‘真理’”，立“为真理而权力”。“为真理而权力”意味着真理指导权力，与权力的“吃硬不吃软”针锋相对。这就等于去除权力单元的癌变基因，代之以抗癌基因。这就抓住了最根本的东西。
　　②．势不两立——监督者必须与权力的腐败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从腐败中得到好处，无法被收买。能做到这条的只有广大老百姓——老百姓与腐败只有势不两立，没有共同利益。你能收买一个两个监督者，能永远收买所有老百姓吗？
　　③．多数人监督少数人——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各级官员，成百上千双眼睛盯一个人，别说一天有二十四小时，就是有四十八小时也照样能看住，想瞒天过海没门。
　　群众监督简便易行，人人都能参与，没有门槛，没有先决条件，休想用学历、资历、金钱设置障碍。
　　④．绝对可信——人民群众最可靠。人民群众能够做到“既制约权力、自己又不会变成权力”，不需要另外的权力来制约。这就彻底解决了权力这个“打不死的魔鬼”造成的最大难题。
　　权力“吃硬不吃软”，只要有空子就“癌变”。要想权力不“癌变”，就得用刀架着，随时发现随时割除，这就必须有“一发生立即发现”的能力。这只有发动群众监督才能做到。做到了，就产生了威慑，使“权力细胞”知道“言出法随”、“癌出刀随”，即便刀不架着也不敢癌变，这相当于改变了“吃硬不吃软”的规律。换句话说相当于肌体细胞具备了癌变识别能力，一旦出现癌变能及时发现，及时革除。
　　⑤．力量无穷——人民群众力量无穷。坚持“为真理而权力”彻底反腐在官场的孤立、众怒难犯，发动了群众就不孤立，众怒难犯的形式立刻彻底颠倒，难犯的是老百姓。发动群众反腐就没有力不从心的问题。
　　“民主精英”鼓吹民主，却绝不容忍毛泽东的大民主。他们的民主是“精英民主”（“精英人主”）——必须通过“精英”“自由组党”、“多党制”、“自由竞争”、“自由选举”来实现的“精英”垄断、“精英”操纵的独裁寡头民主。这种“民主制约权力”跟封建王朝集权制的权力制约没什么本质区别：
　　——都是“为权力而‘真理’”、“为利益而‘真理’”
　　——都是以硬件制约硬件、以权力制约权力
　　——都是一种私心制约另一种私心，用一种贪婪制约另一种贪婪
　　——都是少数人监督权力
　　——都高居于群众之上
　　——都不允许绝大多数老百姓直接参与
　　——都是以少数人的利益为最高利益
　　——都要维持少数人的特权——“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准老百姓怀疑权力，依靠奴隶主义统治。
　　所不同的一个是以官制约官，一个是以“精英”制约官——以“储备官”制约“现役官”；一个是自上而下的监督，一个是彼此平起平坐的监督，对老百姓来说没什么本质区别。
　　“精英民主”的“民主”是夺权的工具。没权时才喊“民主”。有权时必定不要“民主”要“稳定”。
　　“精英民主”试图用分庭抗礼、牺牲集中、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办法监督权力。当面临强大的外来干涉时，当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时，“精英民主”与分裂国家是一回事。
　　“精英民主”的权力制衡是靠腐败实现廉洁，靠自私实现公正、靠贪婪制约贪婪，等于靠贼管贼，根本不切实际——贼可以管贼，但更可以狼狈为奸——只要更合算。“精英民主”的一切都是利益买卖，一切都从“精英”的私利出发而不是从绝大多数人老百姓的利益出发，一切取决于对自己有利无利、利大利小。对“精英”有利、对广大老百姓不利的事决不制衡，而是勾结——“精英”对反右哭哭啼啼了几十年不带歇气的，而对“清算三种人”、“不搞运动的运动的严打”造成的无数冤假错案从来不吭气。对工人农民普通老百姓搞下岗、买断工龄、强迫拆迁、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产业化时，“精英”们只见拍手叫好，不见挺身而出。而一旦要对“精英”实行“绩效工资”，立刻鬼哭狼嚎吵翻天——如此自顾自，岂能让老百姓相信他们肯为老百姓的利益搞权力制衡？
　　实践早已证明“精英民主”扭转不了“吃硬不吃软、认实不认虚”的规律，“为权力而‘真理’”的“道德的血液”在利益面前一文不值。靠“精英民主”制约权力制止不了腐败——“唯贪官与文人为难养也。纵之则猖獗，束之则怨。”
　　知识分子只有把自己的命运跟普通老百姓联系在一起才可能为老百姓监督权力。以“精英”自居不代表老百姓利益，当然不会为老百姓的利益监督权力，所谓“精英民主”只为自己利益监督权力，总是变成内幕交易。没上台都对老百姓的死活漠不关心，有了权更不在话下。市井无赖的打瞎子、骂聋子、踹寡妇门、挖绝户坟与“精英”的以文欺人没什么本质区别，都是欺负没有反抗能力的人。
　　毛泽东的大民主是自下而上制约权力的人民民主，“以民制官”，绕过一切官僚体制，不经过任何“民运精英”的垄断，由广大人民群众对国计民生的一切问题直接发表意见，直接反映问题，让一切“政治二传手”、“政治掮客”统统下课。否定了文革，否定了四大，就堵死了民制官之路，堵死了民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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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兰花】 写得好，我已转http://flydragon.ccnt.com.cn/list.php?fid=27 谢谢！ 2009-12-25 11:22:27 3分
【xu1013】 【tiscoshen】 黎阳老师及张宏良老师的文章对我影响很大，毫不夸张地说，是他们让我了解了文革的真相，教我理解了文革，揭开了我心中最后一个疙瘩。给两位老师和编辑老师提一个建议，文章能不能短一点或分几次发？真理不该只在左翼知识分子圈子里，应该到工农大众中去。太长的文章，他们不一定有时间、有兴趣读完。理论和群众相结合才会有力量。说的未必对，供您们参考。
=========================================
　　一开始我跟你一样想，现在看法稍有不同：
1、长文有长的好处：全面、深刻、透彻、严谨。短文也有写得深刻、透彻的，但要做到全面、严谨还是较难。
2、张宏良、黎阳老师的文章虽长，还算浅显易懂，你看看马门列夫的文章，不但长，而且学术味浓，连知识分子看起来也未必轻松。但你不得不说，他的文章也有价值。尽管经常以正宗马列自居，喜欢教训人，给人不快。
3、最好的情况是：让少数人主要作探索、研究、论述工作，而大多数人则主要从事普及、宣传的工作。当然这个分工也不要绝对化，各人根据实际条件和需要而定，并随时随地去做就好。 2009-12-25 11:21:37 3分
【peiyujing】 西方的民主是统治阶级对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有限的改良。 2009-12-25 11:19:13 5分
【yqcrm】 不让老百姓说话的民主笑死人了！ 2009-12-25 10:59:33 3分
【gnohe】 文章非常精彩，问题是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2009-12-25 10:06:15 3分
【腾细浪】 文章读来深刻入骨，心里亮堂，黎阳老师辛苦了！ 2009-12-25 9:09:02 5分
【金猴千钧棒】 写得好！！！

民有造反的意识，精神，才是真正有民主之意识有民主之精神，这样才可能民作主；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造反——暴力造反或者非暴力造反的行动，才是民主力量的真切体现，只有民这样有意识有精神有行动地做主人，民才可以享受真正的自由，才有民主自由之名副其实大功告成。那些本是人主财主地主这主那家的少数人做主的精英人主，却被他们口口声声宣扬来宣扬去喋喋不休叽叽喳喳了三十多年的所谓民主，原来就是这等货色？他们的民主就是他们那个阶级的人的民主，与真正的民者百姓何干？黎先生说的对，民主必须首先把它视作一个阶级观念下的概念，离开阶级谈民主，避开阶级说民主，无可置疑地都是有意和无意的骗民的人主，根本不存在民主。杨继绳的话当然是骗子自招，以人为本则是高级化妆师之粉末，花里胡哨的后面便是骗子的丑陋，四个 八年啦，我们怎能不提它？？？那些以阶层代替阶级用温水煮青蛙代替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资改派骗子们的民主真相该是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该是我们“刁民”“屁民”“卵民”觉醒的时候了，该是对原来拨正反乱倒行逆施进行拨乱反正了，中华民族到了WG毛主席设置的的自我修复自愈的伟大功能该到了激活启动的时候了。
2009-12-25 8:16:09 5分
【立塙】 精英”有“精英”的逻辑：我放火可以，你点灯不行。“精英”推荐上大学可以，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行。我决定你的命运可以，你决定你的命运不行。你下岗买断工龄生计无着可以，我反右受了委屈不行。“要人不要民”的“精英人主”可以，老百姓人人有份的大民主不行。“精英”本身就意味着“高人一等”、“与众不同”、“不平等”。既然不平等，哪还容得以平起平坐为前提的民主？民主与“精英”根本对立。有民主就容不得“精英”。有“精英”就容不得民主

……读黎阳的文章就是透亮。这些天还在琢磨：好久没见黎阳的文章了，哈哈，刚想完黎阳就来了。感情读黎阳的文章也会上瘾？哈哈，黎阳，完全顶你。
2009-12-25 0:48:59 3分
【雨云山人】 很细致，很逻辑，很客观，很雄辩。 2009-12-24 23:34:17 3分
【岩冈上的山鹰】 在中国，大叫大嚷民主的人，并不是真的要民主。他要的是自己的民主，即他还“在野”时，无论共产党怎样做，他都认为没有民主，因为他不能“领导内行”。一旦他“在朝”，他就把曾经鼓吹的民主都丢到九霄云外了。当年平反右派后，上台的前右派们不正是用他们诅咒的方式对付“在野”的同行吗？ 2009-12-24 23:00:43 3分

向东：从谈市埸经济到介绍大老粗的文章

本来计划在这个周未，写一篇
从日本航空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看资本主义市埸经济的困境
的文章，巳构思好文章的框架，从日航申请破产保护，要解雇其30%的雇员，即15700名员工，到欧洲第二大汽车制造厂—法国标致公司由于资本回报率比德国大众低5%而裁减5700名员工的现象，去探讨资本主义市埸经济的内在矛盾及其对人类社会稳定所造成的深刻影响。然而，这个计划，因读到一篇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工人的文章而改变。



这个武汉印染厂的退休老工人，写出了一篇会令今日中国左、右派知识分子理论家们都感到汗颜的文章，这篇文章理论清晰，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彻底讲明白中国六十年所走过的路，讲得头头是道，句句在理。我花了半天时间认真阅读和思考，十分认同这个工人理论家的论述，特别向大家推荐。

美国、日本和法国作为成熟、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市埸经济的道路走到今日都已经是困难重重走不下去。各个龙头企业负债累累难以为继，不得不由政府出巨资救助。资本主义市埸经济制度的困境，从根本上讲，就是有限的市埸与无限的资本增值要求的矛盾。在争夺市埸的竞争中，遭遇挫拆的资本要走出困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解雇员工，大批被解雇的员工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好不出色，而是有限的市埸容不下过剩的产能。他们被当作牺牲品扔了出来。每当我看到那些大公司成千成万地解雇员工的报道，在我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知又会有多少家庭破裂，又会有多少人因苦恼、汹酒而流落街头。

以今日中国失去理智般地增加汽车产能的劲头和房地产疯狂的炒作，不出三年，中国将必然要面对这两个行业严重的产能过剩，到时多少工厂将要面临倒闭。但凡关心中国前途，关注子孙命运的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附件中武汉老人写的文章，它的题目是中国社会的大麻烦要来了。这是一篇到目前为止我看到过的对中国社会分拆得最中肯最透彻的文章。它竟然出自一个七十多岁的退休老工人之手，太不可思义了。但是，它却证明了毛泽东主席生前的一句话果然不虚。毛主席讲：工人阶级是中国的领导阶级。看了这篇文章，就会明白，领导阶级应该具有怎样的眼光、怎样的心胸和怎样的思维。才能成为一个国家的中流抵柱。

有目共睹，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工人阶级为这个国家承受了最大的痛苦和屈辱，为这个国家作出了最大的贡献。我期待，今后三十年，中国工人阶级将会奋起抗争，为他们自己的权利，也为了全中国所有人的权利，更为了拯救这个国家的危难，用他们的行动写出能够载入世界历史的宏伟英雄史诗。
人民万岁

大老粗：中国社会的大麻烦要来了

作者：天下第一大老粗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贸出口的拉动，现在由于全球经济危机引发世界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方兴未艾，和我们的主要贸易对象国，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华遏制政策力度不断加强，这种增长模式难以继续存在下去了，依靠内需消费取而代之，已经成了国內各派人士的共识。但问题是，消费內需有望担当拉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力量这一重任吗？我认为没有可能，其中道理已登载于《乌有之乡》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即《中国能避免经济危机吗》中阐述。但至少在近期，消费内需潜能却是巨大的，因为中国现在国家和民间储蓄总量却非常可观。

　　

有鉴于此，中国一家准官方超级智库开张伊始，就献上一条令人振聋发聩的计策。他们认为，解决消费内需问题的关键在于“均贫富”。由声名卓著人士组成的这家智库果然超级，不同凡响，一语中的。我是在所住社区报拦上看到这条新闻短讯题示旳，没有此计策详细內容，所以无缘拜读。我当时看后的感觉是啼笑皆非，这到底是时代悲剧，还是黒色幽默？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社会动乱，改朝换代，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多就源于在这个“均贫富”上出了问题。60年前的旧中国也不例外，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后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早已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早已消失了的古老恶魔，怎么又重新出现了？人们大概无法否认，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产生的后果。私有化改革在一定时期内解放了生产力，但它的后果，即产生的贫富不均抑制了消费內需，造成产能过剩，使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又需要通过“均贫富”的革命手段解决。你认为这个问题带给人们的感觉会是什么，应该哭，还是笑？据说目的在于解放生产力的私有化改革，现在必须通过公有化革命否定这种改革才能解放生产力，以避免发生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这种社会形势肯定出于资改派人士的预料。

　　

中国超级智库这一矫枉修正之计，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是，自此提出之后，中国贫富差距在缩小吗？其继续扩大的趋势恐怕谁也否认不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条十分正确的计策，难道近水楼台先得月，同智库非常亲近的中央执政者没有采纳，还是它的內容缺乏可操作性，或者根本就是藏在深闺人未识？恕我胡猜，最大的可能性，似乎是放的一通无实质內容的空炮。直白地说，就是这篇文章他们做不出来，只有一个空头题目。这家由多名退休高官和著名学者组成的“豪华阵容”智库，被媒体冠以“超级”，并没有人怀疑其名不副实。对于他们来说，不论经历与学识，解决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但我不敢相信智库诸公的勇气：自我否定的勇气。因为，造成中国社会今天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乃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而他们中的某些人正是这一改革的鼓吹者和执行者，并为此名利双收。尽管谁都知道，悬殊的贫富差距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但这一改革却是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的名义而进行的，于是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是必要和正确的吗？至于形成贫富悬殊现状的其中具体经济政策因素，就不是所有人都清楚了。智库诸公更是讳莫如深，不可能公示于众。老粗班门弄斧，细说其详。

　　

首先，我们要辩明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是否有必要性和正确性。中国资改派代表人物赵ziyang有一句名言：“补资本主义的课”。这类代表人物推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有一大特点，用文革时的语言说，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尽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库中找依据。中国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劳动群众（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下同）基本上像我老粗一样，其实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知半解，并无深刻了解，只是出于阶级本能地觉得，这一理论中提倡的核心原则内容，即消灭私有制，反对剥削，按劳分配，符合自己的利益，因而衷心拥护。资改派推销其私货时，开始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曲线救国”，以售其奸。最常用的一招，就是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认为中国超越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搞早了。确实，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论断：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应当如何理解与对待这句话？我们如果同右派纠缠于革命导师的个别论断，那就上了他们的当了。马克思主义之后，为什么会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因为任何一种科学理论，都需要与时俱进地在继承中发展。所谓发展，不仅是指言前人之所未言，还包括修正先行的科学理论中不适应现实的革命与建设的部分，即阻碍前进的部分。迄今为止，好像也是说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还不敢说是独立门戶，自搞一套。修正与修正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们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那么，前后两者以什么为标准而加以区别呢？钱（学森）老近年有一个言简意赅的概括归纳：“离经不叛道”。这个“道”，即社会主义道路。世界上有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例如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其中一种。中国至少是直到今天，人们实行的或者声称在实行的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具体标准内容又是什么呢？邓小平的权威解释是：“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主要的方面。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二是决不能导致两极分化。” 言必称邓小平理论的执政诸公面对经济社会现实，现已陷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这都是右派学者明显违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帮倒忙惹的禍。

　　

中国右派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吴敬琏将公有制经济体制称为“旧体制”，而私有制经济体制则是所谓“新体制”。他这个“新体制”在今天中国现实中的具体所指，就是资本主义初期原始阶段的家族与合伙性质的私有企业，早已老掉了牙，“新”在哪里？他们喋喋不休，并且引以为豪，最爱说的一句话是：“（私有化）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力。” 全世界都认同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GDP确实在连年大幅度增长。但要问一下，这个“生产力”指的是先进生产力，还是落后生产力？如果是后者，这种“解放”与“发展”是可持续的吗？全球经济危机一来，中国私有企业一下子就倒闭了四成，实践似乎已经检验过了。

　　

为了行文方便，我们姑且就按照吴学者的分类，颠而倒之，将公有制经济体制称做“旧体制”，私有制经济体制则是“新体制”。我与　吴老　先生身份地位迥异，他是著名学者，我则是工人老粗。但咱俩却是同辈，长时期地一同生活在中国，很多事情都经历过。同是中国人，对某些事物的感受也应当是一样的。先谈一下当年毛泽东为什么要将资本主义的经济“新体制”，改造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旧体制”。毋庸讳言，当时进行的“新”变“旧”的经济体制改造，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

　　

我在以前曾肤浅地分析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公有化改造，出于两种原因推动。一是主观上急于求成，希望早日进入社会主义；二是客观上为了解决长期大规模国内外战争结束，革命有功之臣退伍后，按排职位的迫切需要。这两种因素可能都有，但不是主要的。曾生活在那个年代的人应当记得，中国当时在国际上的处境非常严峻，帝国主义封锁禁运，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内战也仍在继续，虽然规模较小，但随时可能重新燃起大火。一百多年来，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牺牲了几千万人，终于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取得了独立自主，开始走向富强的革命成果，但仍存在失去的现实危险。过去这段历史，吴敬琏们看来已经忘记了，所以他们才那么否定“旧体制”，认为是“失败”的体制。果真如他们说的那样吗？我们不妨假设一下，当时如果不搞“旧体制”，而是继续实行他们所钟爱的“新体制”，情况将会怎么样。

　　

在那20年前，蒋介石国民党中国的“新体制”刚刚经历了“黄金十年”，GDP也是迅猛增长，养肥大了。掠夺成性的日本侵略者便来杀戮，制造一个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便死了30万中国人。旧中国只有挨宰的份儿。因为他的“新体制”除了“汉阳造”步枪，几乎生产不出任何一种值得一提的重工业中的军工产品，拿什么去同侵略者对抗？那么，之前为什么不趁“黄金十年”的良机，发展重工业呢？因为当时中国“新体制”中的资本家们不愿干赔本买卖。实际上在重工业初创阶段，他们也赔不起，不如干轻纺工业立竿见影，钱来得快。不论当年的“新体制”，还是今天的“新体制”，发展思路是一样的。只有“旧体制”，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从国家丶民族和人民的整体与长期利益出发考虑问题，才会相对而言地轻轻工重重工，优先发展重工业。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日本这样的国家。中国当年甲午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款2亿两白银，相当于其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3倍。日本随即用赔款的8成资助其国内“新体制”发展军工产业，然后恃强再去侵掠，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中国在刼难逃。

殷鉴不远。当年，中国必须实行“旧体制”集中力量以发展重工业。稍具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明白其中道理，怎么作为知识精英人物的吴敬琏们反而搞不清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我们先看一下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的实践。抗美援朝，中国是在美国军队逼近鸭绿江，显然进一步欲置我于死地时被迫应战的。后来战胜，当然首先是由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全力斗争。但实事求是地说，没有当时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军工设备上大力支援，也是不可能的。就像之前抗日战争胜利，如果没有美国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日本不会，至少不会在　1945年8月15日　投降一样。毛泽东高瞻远瞩，深知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靠外力是危险的。果然，后来中苏交恶，兵戎相见，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孤立无援。试问，如果我们不是在“旧体制”下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独立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许多军工产品，特别是导弹核武器也问世于不久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恐怕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了，还会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吗？

即使忘记了过去的实践，今天的实践就在眼前，难道也没有看見？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靠投资激素刺激，揠苗助长，没有可持续性。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四高”（高投资丶高污染丶高资源能源消耗丶高外贸依存度）“三低”（低端品丶低效益丶低工资）这种模式转变不了，这是复辟“新体制”的直接后果。吴敬琏却倒打一耙，归咎于“旧体制”向“新体制”复辟没有到位，真是岂有此理。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关键在于能否自主科技创新，发展高科技产业。改革开放以来，热衷于发挥“比较优势”，“新体制”中的私有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和某些中外合资企业，绝大部分生产的都是鞋子丶衬衫和玩具之类低价值产品，有几种属于高科技？近些年来，官方的外贸出口统计中，高科技产品比例似乎在连年大幅度增加，这是在忽悠人。所谓“高科技产品”，必须具备五种要素，即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二，掌握产品核心技术，三，关键部件基本自给，四，产品质量不逊于人，五，市场销售利润较高。前四种要素服务于第五种要素。“新体制”企业处于产品价值链的最低端，加工装配成的“高科技产品”，外国人赚大钱，中国人赚小钱，除了满足某些国人的阿Q心理，不能算数。“特别是”后30年，中国也有一些基本符合上述五种要素的高科技产品问世，但几乎全是前30年毛泽东时代“旧体制”残存下来的公有制企业所为，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总之，在加入WTO, 参与了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后的今天中国,“新体制”根本不可能取得经济高效益,“旧体制”才有可能, 虽然是潜在的, 需要公有制企业在改革其机制, 即引进民主机制和竞争机制之后。国有垄断企业除外。其中道理我已在以前的文章中阐述了。但是, 我们今天在为促进消费内需而重行“旧体制”圴贫富时, 也要吸取新中国成立后, 对旧社会那种贫富差距悬殊的不公正现象矫枉过正的教训, 因为这同样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唯一正确的原则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我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旧体制”一统天下时，在实行“按劳分配”的过程中，最大的失误, 是没有注意利用和正确掌握这个原则，以充分调动劳动群众“各尽所能”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各尽所能”与“按劳分配”未能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个结论，我是根据自己几十年工作实践，以及所见所闻与亲身体会而得到的，在拙作《国有企业振兴方略----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必由之路》一书中有不少例证。毫无实践经验的右派书呆子们却垄断了话语权，大放厥词，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旧体制”。

“旧体制”曾实行过平圴主义分配，因为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当然应当纠正。就像浴盆污水必须清除，但不能把盆內婴儿泼掉。“旧体制”就是“婴儿”，它与平圴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相反，而是违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改革以后“拨乱反正”，实行的是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正”。近年来似乎不再强调了，据说这个口号已经过时，甚至是产生贫富悬殊的政策根源。我倒认为这一提法基本正确。问题在于根本没有照着去做，如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官方提的，在实行吗？不但完全不顾公正，连效率也谈不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优先讲究效率非常必要，为社会公正而牺牲经济效率，那是削足适履。国内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与低效率划等号，那是别有用心，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以便于名正言顺地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

记得列宁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原词记不全了，大意是说，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因为它可能产生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从前苏联和中国前30年经济建设实践上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同时存在。即在宏观上，两国在一般正常年份，整体经济发展速度，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生产能力方面，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微观上，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资产利润率却大多比外国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低下。就劳动生产率而言，其实“社”不如“资”。实践同列宁的理论相悖。但我仍然认为他那一句话是正确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经济实践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原则和原理，例如按劳分配原则，也包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前文已述，后一种原理的违背乃迫于当时严峻的客观形势，不得己而为之。先举个类似例征，解释宏观与微观相悖现象。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金牌数量第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民众的体质，一般地说要比中国人強壮，他们基层的体育设施也比我们完善，投入产出的效率更是高出一筹。若论这些微观条件，我们获得金牌冠军实在太出乎世人意料了。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一宏观上的辉煌成绩，主要应归功于举国体制。没有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这一社会主义“旧体制”，可能吗？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产利润率也并非全都低下，也有少数企业，这里指的是竞争性行业中的企业，效率是很高的，超过了私有制企业。例如，老粗工作所在的湖北省前武汉印染厂，1958年投产，直至1980年代初期，20多年间，大多数正常年份，即计划供应的电力和原材料能够保证生产所需，一年的利润和上交的税收约为资产的一倍以上，甚至两倍。试问，现在的私有企业有几家可能实现？但据我的亲身长期观察与体会，本厂的潜能还大得很。

国有企业前武汉印染厂后来什么原因衰落与倒闭了？腐败因素作祟，倒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新观念”，即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之类沉渣泛起，开始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老鼠”“蛀虫”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猖獗。上梁不正下梁歪，工人们受到严重影响，劳动情绪空前低落，违法乱纪现象频繁发生，正常的经营与生产秩序都被破坏。一株大搖钱树突然凋零，变作“冰棍”消失了。这个结果是“旧体制”造成的吗？

“武印”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兴盛虽是少数个例，但也足以表明，“旧体制”实现高效率的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我们也得承认，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对此，我当年在工作实践中有着深切的感受。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体制与机制，犹如浴盆里的婴儿与污水。用污水擦洗婴儿，如同以旧机制操作“旧体制”，社会主义面目和体质越来越走样。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有两个主要方面，即一是公有制为主，二是不能两极分化，但他漏掉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主要方面：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否则前两个主要方面就保障不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就是群众路线。强调群众的作用，在他的著作和讲话中比比皆是。

在我的记忆中，建国初期贯彻群众路线是比较成功的，标志表现就是较好地调动了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后来毛泽东退居二线，中央一线领导者在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就逐渐偏离此路线了，其特点是热衷于形式主义，将群众视作木偶。在表面上，劳动群众仍然被称作社会主义国家主人，但却是“阿斗”式主人，只有被摆布的份儿。从那时起，劳动阶级主人身份已经开始变得名不副实，现在干脆连名份也没有了，成了“弱势群体”。

毛泽东的伟大，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的“错误”之处在于，他有与众不同的高瞻远瞩的思维能力，能根据客观现实形势的发展，预测到未来历史的走向。幸好，中国虽然多是目光短浅之辈，当时很不理解，但也不乏“亊后诸葛亮”，老粗可能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比我更差劲的，至今仍对当年毛泽东生前欲防患于未然的战略部署莫名其妙，人曰亦曰什么“浩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一场全民动员大规模的“换水”运动，以新水换污水，以新机制换旧机制。文革之前，中国大多数企事业单位亊实上已经在蜕化变质，沿袭历史上封建主义一套管理方法，简而言之，其特点就是以上驭下。古代官吏称作“牧”，如“荆州牧”。将老百姓当作羊群管理，提倡顺从，对造反则深恶痛绝。现代的新提法是“做党的驯服工具”。如果“牧羊”者始终以身作则，廉洁自律，倒不失为一件幸事，羊群安静地吃草，幸福指数一定很高。但怎样使执政党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呢？刘少奇的方法是劝其加强自我修养以坚定信仰，保持正确的工作作风与生活作风。毛泽东认为那靠不住，只有发扬民主，用以下制上的管理新机制，领导者置于群众监督之下，真正成为人民公仆，而不是反仆为主的“公仆”，取代传统的以上驭下的管理旧机制，社会主义江山才不会变色。你认为哪种方法有效？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制度孰优孰劣，争论的焦点在于效率。我们讨论和研究问题，应当有一个原则，就是要把问题限定在一定的历史与地域范围之内。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自力更生，而且是在遭到帝国主义严密地长期封锁禁运条件下创业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同依靠侵略掠夺诈骗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没有可比性，栽树和歇荫两个时期的条件也不相同，也难相比。不能将公有制企业在不正常的特殊年代的恶劣表现，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当作固定的比照标准。毛泽东发动与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他原来要使“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是手段，治是目的，先破后立，乱是为了治。摧毀官僚专政的旧机制，建立群众民主的新机制，为其身后的中国社会主义永不变色提供制度保证。但他的心愿与计划因其逝世而夭折。文革结束不久之后的中国社会，是旧机制乱过后还未完全还原，而新机制已没可能建立的社会，也是已破未立之际，无政府主义因而填补真空大行其道的社会，总之，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更是公有制企业表现极不正常的社会。可是，中国官场与学界右派人士，特别爱将这个时期的国企表现，同私有化改革后的私企比较，那当然后者的效率优于前者了。

即使是文革前的正常年份，虽然大多数国有企业并未按照毛泽东倡导的工业《鞍钢宪法》行亊，而是仍在所谓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旧机制操作下，但因那个时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多少发挥了一些作用，还是与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官办企业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公有制企业的效率其实并不比过去和现在的私有制企业低下。今天的人们对过去年代大多没有亲身感受，难以比较，就拿现在来说。现在的国有企业基本上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那一套机制，但已有所变动。主要有两点：一是分配上拉开了差距，既有正面影响，打破了平均主义，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也有负面影响，管理者与工人群众差距悬殊，政治思想工作不再灵了；二是在组织结构上，卸下了“企业办社会”的包袱，轻装上阵。现在比较，公有制与私有制哪种体制效率更高？最近一段时期有两条关于高科技产品新闻：一是中国高速铁路列车系统准备出口俄罗斯；二是中国在　10月29日　宣布研制成功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使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能够研制这一档次计算机系统的国家。这些都是据称没有活力体制“僵化”的公有制企事业单位搞成功的。不要说这类世界顶尖级的高科技产品，即使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中国处于资本主义初级原始阶段的私有制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除个别外，一般地也没有能力拿得出手。生产不出高科技产品，怎样实现高效益？近来有报道说，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提醒和劝说资本家们，趁现在世界市场有所回暖之机，适时提高出口产品价格。可是这等好亊，私企老板们却无人敢做，因为谁若提价，就会失去外商订单。同行们都还在大打价格战，竞相降价呢。外商面对低端产品同质化严重，而且如散沙般的中国私有企业，只要各个击破，择廉而购，便可迫使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出口外销产业的利润越来越微薄，谈何高效率？中国私有制企业低效率则有官方统计数据从一个侧面证明。据报道，国家统计局近日披露，城镇私营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工资较低，2008年全国为17071元，只相当于现行劳动工资统计制度平均工资的58•4%。岂止是同公有制企业单位从业人员比较平均工资较低，福利待遇方面的差距也大得很。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金，单位有未缴的吗？如果有，大概也是少数，可是私企，不严格按照《劳动合同法》行事者，恐怕是大多数。

所以，最近一段时期，沿海外销出口企业聚集地区又闹起了“民工荒”。中国缺少劳动力？失业者数以千万计。工资太低，没有保障，劳动繁重，超时工作，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还不如在家勒紧裤带好受一些。有媒体大声呼吁，应该督促私企提高工资待遇。我要为老板们说句公道话，即使他们肯发善心，减少剥削剩余价值，大多数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今天的中国，私人资本家企图依靠正当合法经营而发展壮大，那是很艰难的，除了彼此攀比谁能更多地压榨劳动者以求生存，别无他法。因为在国际分工中，他们处于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加工环节。中国资产阶级整体说来，现在已经是国际跨国公司大鳄们的附庸，可怜兮兮地从鳄口下捡些残羹吃，再企望他们口下留情而分食于劳动者，即使督促成功，又能有多少油水？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前几年，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大潮来势凶猛，连全民所有的国家资源也未能幸免。以产煤大省山西为例，官商勾结，许多煤矿落于私人之手，大富翁一下子就批量生产出来了。掠夺开釆，资源利用率极低，一般只有10%—15%，约为正常开采率的几分之一。更骇人听闻的是，死人的矿难事件从此频繁发生，百万吨死亡率飙升为世界之冠。长此以往，如何向子孙和历史交代？执政者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实行兼并重组，将某些被私人攫取的矿井重新国有化。但是，主流派经济学家们竟然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他们宁要煤老板带血的GDP，也坚决不要“公进私退”。历史前进的车轮会因这类禍国殃民者的阻挡而倒退吗？人们拭目以待。

吴敬琏之流贩卖的一度成为西方主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实践中，实际上已经宣告完全破产。连美国这样实行高度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的国家，都不得不控股某些银行和企业，违背理念而尴尬地收归国有。中国现在的“公进私退” 规模极其有限，只在局部地区和行业实行，他们就如丧考妣，竭力反对。其实，当前中外各国出现的国有化现象，都决非中央政府的政策本意。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来说，乃是牺牲资产阶级的局部权益，丢卒保车，以挽救这个走向衰落的经济制度。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其它可行的有效方法。中国站在主流地位的某些学者利令智昏，食洋不化，即使站在维护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们也是在帮倒忙，因为后果必然是引发社会动乱。私有制企业制度下带血的GDP能长期继续下去吗？吉林通钢工人誓死坚决反对“私进公退”，其他国有企业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也日益觉醒而跟着效法斗争，你准备怎么办，动用武警镇压，激化矛盾吗？

　　
美国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投巨资救市搞个别企业国有化，世界上包括弱智者在内，没有一个人会认为是为了走向社会主义。那不过是特殊时期一种不得己的权宜之计，以便度过难关，而企图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重现生机。实为以退为进。同美国一样，中国今天的“公进私退” 也是一种暂时现象。资改派过去实行的私有化改革，由于缺乏经验，而又急于求成，副作用实在太大，引起全社会绝大多数国民的震撼、不满与愤懑。因而需要改变一下策略，并暂时让步。其实，官方早已明确指出，国有企业应从竞争性领域内有序地退出。现在执政的权势者代表中国社会上强势集团的既得利益，必然一条道走到黑，怎么可能迷途知返？况且他们为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正在兴头上。吴敬琏们担心“公进私退”，中央政策变化，纯属杞人之忧。他们近日对此作出警示表态，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左派和右派都可能犯错误。两派虽然错误性质截然不同，但有时候犯错误的原因却是一样的：缺乏经验。例如，毛泽东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左派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搞，而主席又不愿意将群众当作“阿斗”，因为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他的一贯主张，并身体力行。于是，造反派们由于缺乏经验，像野牛进了瓷器店，乱闯一气，结果造成很大损失，从而给了维护以上驭下传统秩序者以否定与攻讦的口实。此为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的典型之例也。右派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欲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也因缺乏经验，搞得民怨沸腾，广受质疑。右派犯错误也被左派利用，不顾官方“不争论”禁令，群起而攻之。老右输了理，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遇到挫折，不得不作出暂时让步。“公进私退” 即是一例。国庆游行突然加入“毛泽东思想万岁”方阵，也是为了安抚与稳定人心。人们不要被这些局部表象迷惑，公化私的演变仍将继续。“改革”还会“深入”，不过“需要总结经验，需要改善方法”。

在过去的年代，左右两派都难免犯过错误。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谁胜谁负，尚未最后决定。现在可以说是第二阶段演变与反演变，而决非什么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已经开始。没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范畴内自我完善的改革，反对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改制。右派偷换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欺骗世人，道义上先输了一局。如今，至少在学术理论界，两派营垒基本分明了，这是好事。不像几十年前，左右谁分得明白？毛泽东当年说：“搞社会主义，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那时谁理解了？几亿人中，可能一个都没有！就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只有他老人家预测到一种以上驭下的传统社会专制机制，必然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欲破之而防患于未然，遗憾的是在以下制上新机制建立之前以失败告终。

现在，右派吸取教训，为最终实现其战略目的而釆取的策略手段，逐渐清晰与明确；相比之下，左派至今仍处于迷惘之中，缺乏应对之策。表面上看，反对资本主义复辟阴谋的声音在社会上似乎占了上风，实则处于劣势，因为右派正利用其掌控的权势，不断造成既成事实，一步步有序地走向目的地，正暗自得意着呢。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得太早，未来不确定因素还有很多，中国到底何去何从，尚待左右两派博弈的结果。

革命导师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原理，并非绝对地不可修正，有时根据客观形势的现实迫切需要，为了国家的安全保障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还不得不那样做。例如上文所述，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就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论点进行了修正。历史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修正。但我们现在试图修正的某个重大原理，我认为是错误的，这里指的是效率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孰优孰劣，主要标准和根据是什么？列宁的论述就是效率。他认为社会主义终必战胜资本主义，原因就在于前者将比后者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某些左派人士鉴于社会上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现在强调公平是正确的，但若因此忽视了效率的重要性，那就本末倒置了。右派攻击我们过去实行的社会主义是“共同贫困”，尽管原因复杂，也并非毫无根据，因而颇能迷惑一些只注重表象而无分析能力的人。我们现在还在为我们过去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严重忽视效率问题而付出惨重代价。资改派之所以能比较顺利地复辟资本主义，正是利用了我们过去犯的错误。社会主义首先要解决经济效率问题，站住了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你能指望掌权的资改派解决“均贫富”问题吗？

古今中外，有三种不同路线与性质的国有企业，即走官僚路线封建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走精英路线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和走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这三种不同路线与性质的国有企业，效率是高低不同的。你可以根据实践肯定前两者路线与性质的国有企业效率不如私有企业，但在毛泽东时代，后一种路线与性质的国有企业，虽然是少数，但效率之高，难道不也是有目共睹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将这三种国有企业混为一谈，目的是贬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

一般人也头发胡子一把抓，分辨不清，往往搞错了对象。最近有一例“公进私退”：山东钢铁业某家亏损的国企兼并了另一家盈利的私企，被右派利用来否定这一恢复公有制行为。生产力先进与否是相对的。就此个例而言，如果以经济效率为评量生产力的主要标准，应当承认是落后生产力兼并了先进生产力。但可以肯定那家亏损的国企不会是走群众路线的社会主义性质企业，要么是官办企业，或者走精英路线，二者必居其一。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有制国有企业，现在大多数为什么经济效率表现不佳？果真是其体制决定的吗？让我们简略地回顾一下，包括官学商各界右派人士组成的资改派，为摧残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而使尽了阳谋与阴谋。殷鉴不远，今天的中老年人应该还可能记得。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逐步被摧毁，大致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或曰“摸石过河”阶段。文革夭折之后，毛泽东心目中的社会新机制未能建立起来。公有制国有企业也是旧机制已破，新机制未立，处于不正常状态。应当说在这一阶段，后来成为资改派中的某些人，虽然骨子里蔑视公有制经济制度，但还不敢放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也可能有搞好“旧体制”的愿望。“旧体制”只是在文革结朿不久之后那段处于不正常状态时期，效率才空前低下。在此之前，它的表现除个别例外，一点也不比1950年代初期和旧中国的私有企业差。特别是对于劳动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的感受来说，有人会觉得社会主义“旧体制”比资本主义“新体制”差吗？“铁饭碗”，八小时工作制，完善的社会保障，等等，“旧体制”与“新体制”有天壤之别。所以，当这个阶段提出“拨乱反正”口号，欲恢复文革前的“正常状态”，少有阻力。“旧体制”中的大多数人也久乱思治，除了恢复旧机制秩序，别无选择。但经过这次动乱后，人们的心态和情势却不同以往了，以上驭下的一套方法，特别是其中的监管方法失灵。有人自以为自己的理论高明，提出新的口号：“解放思想”，居然认为毛泽东思想不适应新时期了。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错，但它也有两面性，实行结果可能正面，也可能反面，决定于社会机制是以下制上，还是以上驭下。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以下制上的群众民主机制。而以上驭下的官僚专政机制，在毛泽东逝世后，也自上而下加速度走向反面。这个官僚专政机制乃万恶之源。它就像一部变质处理器，即使原本正确的东西，一经它的处理，就变质了。其事例多得很，最典型如“企业自主权”，完全悖离了它的初衷，不是搞活，而是搞乱，为企业中有权势的腐败分子打开了方便之门。“摸着石头过河”，不问方向和路线，乱摸一气，公有制经济制度从此走上衰落之邪路。

第二个阶段，或曰浑水摸鱼阶段。毛泽东时代新中国的国有企业，与自近代洋务运动以来旧中国的“国有企业”，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有企业，有三个显著不同的特点：一，政治挂帅，二，群众路线，三，平均分配（同其他性质国企比较，相对而言）。整体说来，那个时代中国公有制企业制度的表现，并不像今天某些人说的什么“僵化”，而是保持了快速发展，特别是高科技产品，从无到有，层出不穷地涌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堪称世界特大奇迹。“旧体制”的弊病也不少，如上所述，主要是对经济效率严重忽视，影响到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缓慢。我也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深有体会。所以，像许多人一样，听说要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竭诚拥护。岂料后来改革被居心叵测之徒引向了邪路。

引向邪路先要否定“旧体制”。怎样否定？从攻击与废弃上述三大特点开始。政治挂帅被换成政企分离，群众路线由精英路线取而代之，平均分配一下子变成收入差距悬殊。这时，毛泽东逝世后，“旧体制”中以上驭下的旧机制，便无所顾忌地发生作用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即利益决定态度。如此改革，上层人士，其中当然包括企业领导者，无不欣喜，而下层劳动群众，则几乎普遍不满，怨声载道，但由于以下制上的新机制未能建立起来，徒唤奈何。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腐败则发端于不正之风，如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报销私人用途费用等等，名目繁多，花样百出，甚至认为各种交易中的回扣也是搞活经济的必要手段，有一段时期被各地官方认可而合法化。商品价格“双轨制”又使“官倒”盛行。人们思想和经济秩序都被搞乱了。受到乱象恶劣影响最大的则是公有制国有企业。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越来越多的国企从此转盈为亏，包括敝厂这棵几十年盛长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搖钱树也未能幸免，突然衰落而亡。侥幸活下来的，也度日艰难，需从银行贷款维持生存，有借无还，金融坏账比例飙升。问题分明出在错误的改革政策上，文过饰非，却归罪于公有制“旧体制”，真是岂有此理。如果说此前还只是认识问题，以后就变为利益腐败问题了。此时，中国公有制经济支柱搖搖欲坠，国民经济真正是濒临崩溃边缘，特别在金融方面。怎么办呢？扔掉亏损包袱，一卖了之。于是官商勾结，避开企业群众，暗箱操作。有的人空手套白狼，一夕之间暴发，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从此，某些有权势的腐败分子乐此不疲，一发而不可收。搞衰国有企业使之无法生存，创造条件私有化改革，乃是他们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浑水好摸魚，前提条件是先搞乱公有制经济制度。

第三个阶段，或曰“规范”调整阶段。

生产力先进与落后以效率表现为主要衡量标准，与时俱进，在动态中相对地不断发生变换。例如，中国清末洋务运动中出现官办企业，机械动力大型工厂能够生产一些在当时比较高级、重大产品，应当说是一大进步。可是这类企业经营不善，亏损累累，因此不可能推广。于是能够盈利的民办企业取而代之，比起前者，无疑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但是，这种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弱小企业，历史实践证明，它无力挑起民富国强的重担，相反，倒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帝国主义列强欺压的对象。新中国成立，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变身为国营企业，相比过去，生产力得到解放与发展，曾是举世瞩目的事实。“特别是”以后的国有企业，因为改革掉了它上述的三大特点而被搞乱，效率状况退回到旧中国类似的官办企业了，重又代表落后生产力。私有化改了制，新时代的民营企业同旧时代的私营企业，新瓶旧酒，内容相同，生产力发展水平也难分高低。历史车轮转了一大圈之后，竟然又退回到了原点上，昔日被社会主义淘汰的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生产力，咸魚翻生，又可以冒充今天的“先进生产力”了。

从此，开辟了一条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终南捷径。在改制中，可能有数万人突然暴富，与之同时，数千万人失去饭碗。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基尼系数飙升，据说已达到非常危险的点位。随着私有化改革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城镇居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相应地逐步减小,1980年为17%,2000年为12%,近年来又有所降低, 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则在50%左右。居民消费占GDP比例，1980年为51%，2007年为35%，下降—35•9%，而在同期，美国则上升14•3%。中国居民消费比例下降不外乎两种原因：一，低端产品同质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生产过剩，市场经济条件下恶性竞争打价格战，特别在出口外销方面，效率（益）越来越低下。“先进生产力”代表们即使肯发善心增加劳动者的工资，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二，官商学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势越来越强，对一盘散沙般的劳动群众的剥削与压榨力度越来越大。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可能吗？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人间，毎一个毛孔都滴着血。中国新生资产阶级更是不断突破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旧体制”不论多么“僵化”，任何一家国有企业都不可能，也决不会允许工伤的频繁发生。但现在广东和浙江私有经济发达省份出现了“切指城”，每年工伤事故数以万计，适应市场旺盛需求，竟然成立了手伤专科医院。私人老板经营矿山，导致矿难频发，百万吨煤开釆死亡率，连年“荣膺”世界冠军。每到年终，农民工为讨要血汗钱，爬上高处准备跳下自杀，引起路人聚众围观，成为中国特有的城市一景。在粉尘飞扬，没有防护设备场所工作，无社会保障的劳动者成群地患上尘肺病，失去生存能力，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求人人不理，被迫无奈，发生了受害者自费“开胸验肺” 的世界奇闻……

这些都是“新体制先进生产力” 为追求自身高效率利益而不顾一切地伴生的现象。当初，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提出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之时，敢说这个制度竟然包含如此内容吗？那时，天真的人们还误以为，大概像西方发达国家企业一样，工人拿高工资，还有独立于官方的工会有力地维护自己的权益。等到发现被忽悠上当，体会到了资本主义原始阶段私有企业的这种德性，本已成舟，悔之晚矣。

不过，我们也得承认，上世纪末期私有制企业迅速发展，而同期公有制企业急剧衰落，形成鲜明对照，除了资改派分别予以鼓励与摧残的政策因素之外，也确实反映了在某些方面“新体制”比仍然实行旧机制的“旧体制”相对地优越，主要表现在分配上。在平常时期，大多数劳动者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收入状况。上文已述，“旧体制”的三大特点之一是平均分配。怎样评价这一分配模式？应当一分为二，其优与劣随时代和环境变化而异。在革命战争年代，动员广大贫苦民众推翻剥削人和压迫人旧制度的反动统治，这一模式甚至是必须实行的，否则，革命就不可能胜利。其中道理已为历史所解释，不必赘述。即使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旧体制”中的另两个特点，即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这里指的是当年大庆式，而不是形式主义的“政治挂帅”与“群众路线”）继续保持不变，平均分配仍然可能在一部分先进分子中发挥积极作用。

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开始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平均分配的负面影响因而急剧地扩大。私有制企业利用其灵活的用人机制，以较高的工资待遇，吸引了公有制企业中的大量人才，特别是科技人才和能工巧匠跳槽，或以提前退休与停薪留职方式移情別恋。随之，公有制企业几代人花费了巨大精力与财力积累下来的成熟、高级和核心技术，无偿地转移到了私有制企业。这最初的国有资产流失，因无形而被忽视，至今甚至无人提及。

当年，私有企业一上阵，就把国有企业比下去了，凸现其相对而言的优越性。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走挖墙脚的曲线，多费一番功夫，直接将国企私有化，让私人老板经营不是更好吗？我们也要承认，当年这部分跳槽和后来加入改制为私企中工作的技术人才，比吃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原所在国企，就个人而言，客观上确实能发挥更大的力量。官商学界主流人士现在津津乐道的就是如此之类私有企业的“活力”与“高效率”。但是，中国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这一“新生事物现象”，在迅速发展了几十年后，开始转化为负面作用了，并且再也不可能变回来。

某些事物的表象如果不深入探究，往往容易使人产生错觉。资改派人士正是利用这一点推行其私有化路线。近二三十年来，主要由于效率的不同，相对而言，私有制经济迅速发展，公有制经济日益衰落。于是，主流派经济学家们便据此归因于前者有活力，而后者则“僵化”。怎样看待这一客观现象呢？右派学者谈抽象理论，人们因迷惑于表象而被忽悠，我用具体实践分析其中道理。让我先举一个例子。农村分田单干以后，相对于公社集体化吃平均主义大锅饭时，单家独戶的个人劳动积极性确实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一举解决了市场上农产品长期供不应求的问题。人们普遍叫好。可是很少有人问，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在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之前，曾进行过二十多年的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仅大中小型水库一项，就建设了8万多座。拆散农村集体制度后，20多年只建设了800多座，为之前的百分之一。高粱是低产作物，营养价值也不高，但过去许多地方的农民为什么还要去种它？因为它耐旱涝，在坑洼不平的农田上，种植其它作物往往颗粒无收，而它虽然低产，却适应性强，比较保收。合作化时代大规模进行了土地平整，加上水库灌溉和排水渠道统一配套，高梁被其它高产作物取而代之。试问，如果没有以前只有合作集体力量才能打下的基础，还是靠天吃饭和种植低产作物，单干后哪怕你干劲冲天，能够一举实现温饱有余吗？

同样的道理，中国私有制经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公有制经济先前打下的基础。也少有人问，那个基础是怎样打下的。私有制经济时代有可能打下那个技术基础吗？现在某些右派权威人士，不知患上了健忘症，还是利令智昏，睁眼说瞎话。他们一提起社会主义“旧体制”，似乎一无是处。我们今天有必要温故知新。

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大规模建设需要，并且从长远着眼，开辟了一条自力更生，迅速提高全民科技水平的新途径。为此，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新风尚。在经济运行中的具体措施之一，就是破除知识私有观念，并在法律上修改旧规定。我记得在1958年就废除了旧中国私有制社会沿袭下来的专利制度。更早之前，一马领先，万马奔腾，被广泛宣传为社会主义特有的优越性，认为如果没有这种优越性，中国就不可能后来居上，立足于世界强手之林中。例如，1952年，山东青岛一位青年纺织女工创造了一种有利于产品优质高产的工作法，随之，以她的名字命名的《郝建秀工作法》立即向全国推广，国内数以万计的纺织同行女工很快就掌握了她创造的这项纺织技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这可能办到吗？

当年，如此之类事例层出不穷。旧中国现代制造业极其落后，在今天看来非常简单的产品，都要冠以“洋”字，如“洋钉”等。无论什么机器，更几乎少有例外地姓“洋”。制造业基础可谓极其薄弱，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技术人才严重缺乏。没有金刚钻，做不了瓷器活。后来，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不久，1956年，被认为当时世界上最尖端产品——国产喷气式飞机就翱翔于蓝天了。当然，这离不开前苏联的大力援助，但如果没有相应庞大的技术工人队伍，也不可能制造成功。两三年后，自主研制的红旗牌高级轿车又问世了。中国大量的科技人才是怎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神奇般地冒出来的？你如果参与了《郝建秀工作法》的推广过程，可能就明白其中奥秘了。

再以本人亲历亊件为例。我青少年当学徒时，所在工作部门有一套比较复杂的技术，在师傅的倾心教授下，我和我的同事们不到半年就基本掌握了。师傅对我说：“如果在过去（旧社会）, 你们恐怕三年都学不会.” 我当时并不明白此话之所以然, 现在回忆分析, 主要原因是:

首先，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提倡一心为公精神，并约定俗成，形成了风尚。人们以奉献为荣，保守陋习则遭到鄙视，这种无形的动力与压力影响到每一个人。同时，也有组织和机制的保障。例如，那个时代很多企业的党组织热衷于优先发展业务技术骨干分子入党。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不言而喻，是希望不断加强企业的技术力量，以便完成生产任务。因为这些人入党之后，无形中被罩上了一条“紧箍咒”，你可是先进分子了，工作中该有所表现吧，因而将自己掌握的技术“传帮带”给他人，就义不容辞了。也有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不愿传技于他人，那就“重点培养”。某些工人因为有杰出贡献，除了媒体大力表扬外，后来还被破格提拔，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甚至到中央当上了首长，如郝建秀、倪志福、吴桂贤等。这些先进典型人物在那个时代当官以后，依然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从而在群众中更具感召力，向其学习。当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形成了良性循环，表现在经济建设上，就是中国科技日新月异的突破。

当年师傅倾心传授技术给我们，除了政治思想因素，更重要的是那时有“铁饭碗”保障，没有旧社会“教会徒弟，饿死师傅” 之虞。相反，如果传授得好，每月还可评上先进，领导表扬，并获得奖金，名利双收。所以许多技术高手乐此不疲，原有的教完了，又会去创新更高级的。还因那时搞平均分配，即使你有天大的本事，都只能同他人一样，根据工龄长短晋升工资，不存在恃技术高超待价而沽的可能性。

有效即真理。突出政治要落实在业务上，即是有效的真理。崇高的政治理念与低俗的经济功利，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和劳动阶级，就不应当否定。可是，真理逾越一步便走向了谬误。文革之前，突出政治的另一种版本与主张占了上风，即突出政治要落实在思想革命化上。何谓“思想革命化”？看不见，摸不着。这种主张不允许考虑个人利益。实则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时代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是错误的，其后果是长期压抑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私有企业能给从国有企业跳槽而来的技术人才以较高的薪酬，就像单干农民摆脱了实行平均主义的集体机制束缚一样，迸发了更大的个人积极性，也使私企有了较高的效率。右派学者认为私有制经济比公有制经济更有活力，其中一个主要根据即在于此。但要知道，那套突出政治落实在思想革命化的极左做法，并非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的固有弊端，而是操作公有制经济体制所选择的某一种机制错误，完全可以纠正，另换其它有效的机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甚至可以借鉴使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体制赖以有效运行的某些机制。有必要改变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吗？倒是有必要改变条块分割，各地诸侯独立行事，充满封建主义气息的现行“新经济体制”，恢复毛泽东时代全国一盘棋社会主义大协作的“旧经济体制”。

过去发生的事情，叫好者与反对者皆有，谁是谁非，今天下结论为时尚早，也许近几年内便能见分晓。现在，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问题是，由于资本主义全球经济危机，中国赖以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外销受阻，而且今后即使危机过去，也绝无可能像以前那样出口连年大幅度增长。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转换到内需消费，已经迫切需要解决地提到议事日程上。但要促进内需消费，就得增加老百姓收入，特别是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工资收入；增加他们的收入，则要提高国民经济的效率；提高经济效率，必须调整产业结构，由低端品为主向高科技产品攀登，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简略地说，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现在决定于产业结构能否顺利调整。可是，如今中国的企业大部分已经私有，他们有向高科技产业攀登的能力吗？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经空喊了10多年。实践表明，与国企私有化相适应，中国企业的这种能力越来越被削弱了。道理很简单，就像上述单干农民在集体合作化时代大规模兴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很快实现温饱，但再向小康目标前进，则举步维艰了；私有企业吃国企的现成饭，也利用得差不多，以后升级的科技产品，主要靠自己去创新，就力不从心了。

这是因为，中国资本主义原始阶段新产生的私有家族企业与合伙企业，处于分散弱小状态，没有力量投资于高科技研发，有研发力量者可谓凤毛麟角。同行业的“凤麟”们，又因缺乏统一计划，互不知情，可能在重复同一项技术，整体上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其费效比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不可同日而语。一家成功，绝不会与他人分享此项技术。企业之内，技术高超者为待价而沽，也必然密不传技于人。中国又退回到旧社会那种技术传授极其缓慢的社会机制中。一百所高等职业学校的功效，也远远抵不上一个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大协作机制。所以，按照同样一份图纸施工，中国就生产不出与发达工业国家相同质量的产品，这是普遍现象，很少例外。原因就在于中国现在严重缺乏高级技术工人。发达国家庞大的高级技工队伍，大多产生与形成于世代相传，长期积累的企业环境中。中国私有企业哪一家有这样的环境？直到现在，甚至连打算形成这种环境的想法都没有。为降低眼前的成本，用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高级技工是实现科技人员科学创意必备的载体。中国的这种载体现在极其薄弱，而且将越来越薄弱，你今后怎样去调整与提升产业结构？

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能否不断升级，经济的增长模式能否实现转变，乃至能否走向民富国强的目的地，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社会上技术传承机制的优劣。这种机制的优劣，也是区分其经济体制生产力先进与落后最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对我这一观点不以为然吗？如果有，也请阁下亮明自己的观点，让大家评论。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不了，上述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开放政策下引进的外资企业压制。先讲一个故事。1946年，卖国媚外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同美国签订了《中美商约》。条约规定，两国互相给予对方以最惠国国民待遇。岂料该条约在国民参政会审议时，遭到许多参议员的激烈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是个穷国，没有人会去美国投资，沾不到“优惠”的光，而只有美国人来华投资，必然对中国民族产业形成挤压效应。这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坚决反对。该条约因而难产。今天看来，反对者鉴于中国近代以来被西方列强侵略、欺骗与掠夺的惨痛教训，可能神经过敏，但能说他们的反对理由没有现实根据吗？例如，当年上海有两家食品公司，一是美资沙利文，一是中国泰康，两家的饼干都行销全国，但“泰康”就一直被“沙利文”挤压，在市场上比较处于下风。还有英美烟草公司，盈利丰厚的高端香烟市场几乎被他垄断了。不胜例举。历史早已表明，在外资企业挤压下，中国民族企业既难做大，更不可能做强。中国将相对而言永久地定位于低端品生产国，成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除非认同买办汉奸的观点：投资于中国的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

饮水诅咒掘井人，世界上没有比这种行为更荒唐和无耻了。现在引进外资的开放政策为什么能顺利进行，少人反对？因为中国近代以来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经过新中国前二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的洗礼，在战胜了国内外阶级敌人阴谋破坏的情况下，人们已经淡忘，不再敏感了。一边在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打下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基础上，尽情享受着和平与发展的红利，一边却极端蔑视地诅咒这一强大而坚实基础赖以生成的“僵化旧体制”。2010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奠基者》，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以余秋里王进喜为代表的革命干部和先进工人的事迹与功业，虽是典型，但非个例。当年，在“僵化”的“旧体制”下，动员全国力量搞大会战，五湖四海不同单位的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英雄的大庆石油工人怀着国家主人翁的心态，工作中“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的大无畏创业精神，今天走资派官僚钟爱的不“僵化”的“新体制”中，恐怕连影子都看不见。我们无怨无悔于为了社会主义祖国强大而经历过的艰苦，但不能容忍任何人对在伟大领袖毛泽东领导下取得了彪炳史册成就的时代竟加之诬蔑！

被吹捧为具有活力的“新体制”，现在遇到了大麻烦。在外资企业，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挤压下，中国私企不可能做强而实现高效率（益）。这是因为，外企在资金筹措，管理水平，科技实力，资源配置，营销经验等等方面，都比中国私企占有绝对优势。近年来的一个经济新动向，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资改派还将这一现象当作“政绩”，真是匪夷所思。当年，私企从国企挖走大量技术人才，现在，财大气粗的外企也如法泡制，来挖中国私企的人才墙脚了。所以，中国经济制度只要是以私有制企业为主，必然在全球经济高效益高科技产品方面，竞争不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技术差距只会越来越拉大。中国私企的发展空间，也只能限定在被西方发达国家淘汰转移出去，我们发挥“比较优势”而接手过来的低效益低端产业。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今生来世，命中注定与高效率（益）无缘了。更糟糕的是，即使这种生产低端品的低效率（益），也因今后外销出口受阻，难以为继了。

引进外资的开放政策，开始吃的是甜头，促进了GDP增长，有利于中国经济量的扩大。但是扩量饱和之后，造成产能过剩，现在要吃苦头了。因为如上文所述，这一政策从正面作用开始转向负面影响，不利于中国产业结构质的提高，阻碍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也窒息了中国经济实现高效率（益）的可能性。从世界范围宏观上看，上世纪末期开始，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公司加速兼并联合，构建超强的巨型跨国公司，在世界上实施一种中长期的市场控制战略。这种战略通过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分工安排来实现。具体地怎样“分工”？他们依仗技术强势地位，牢固地成为新技术丶新产品的研制国, 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 而技术相对弱势国家, 例如中国, 则定位于附件生产和加工装配国, 原料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国, 市场销售国。 西方列强倡导的经济全球化分工的目的, 简略通俗地说, 就是让他们赚大钱, 我们赚小钱.。中国经济体制在同时期却反其道而行之，不是做大做强，反而化整为零，原本一个国家“大老板”整体所有的公有制企业体制，加速改革成万千个分散的私有制企业体制。倒行逆施，积极配合西方骗子的安排。

让我引用一篇文章中所述实例，看引进的外资在怎样压制中国的产业向高效益空间发展。据《环球时报》　2009年10月29日　登载作者刘云的文章，题为《中国造船业别当韩日的小跟班》。原文如下：

“目前，中日韩三国造船业的竞争格局颇类似魏蜀吴的三国鼎立。今年，这一格局似乎发生了改变：英国克拉克松公司2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造船业累计新接订单量首次被中国赶超，今年中国新接订单全球第一的地位已成定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韩国造船业依然是绝对的覇主。　　

“韩国造船业的软肋是其钢铁业规模偏小，因此韩国船舶工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船用钢板严重供不应求和价格猛涨的问题。韩国造船业也受到焊工严重短缺的困扰，任何一艘船舶都是用大量船用钢板一块块焊接出来的。造船厂中，焊工占技术工人的比例超过80%，而韩国年轻人都不愿到造船厂当又苦又累的焊工，造成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韩国船厂焊工年薪竟高达5万美元，这让韩国企业难以承受。造船还需要占用很长的海岸线，而在人多地少的韩国，找适合造船的海岸线很难，即使找得到，土地所有人的要价也太高。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韩国人想到了中国。这几年，已有多家韩企在江浙海岸和渤海湾投资建设所谓“造船厂”。这些“造船厂”并不是完成整个船舶的建造，而是利用中国廉价的海岸线土地资源，请中国的廉价焊工把中国产的廉价船用钢板，造出最廉价的“船壳”，再将这些“船壳”运回韩国完成高附加值部分的船体建造。仅韩国三星重工去年在中国完成的“船壳”产量达到30万载重吨。看着韩企因此获利丰厚，日企也开始在中国投资建“船壳”。

“在国民经济116个产业部门中，船舶工业与其中97个部门有直接或间接关联，同时船舶配套产品涉及到360多个学科和专业，是一个人力、资金和技术均密集的产业，在人力、资金上，中国具有优势，在技术上进步也很快，加之国内外庞大的市场需求，这就为中国船舶工业技术的突破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事实上，在中国装备制造业领域，船舶工业是唯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我们理应加快其发展。这不仅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船舶工业作为军民结合的产业，也有重大的政治、军事意义，只有船舶工业做大做强，将来才能为中国海军提供先进设备。

“从2003年起，国际船舶市场进入牛市，需求旺盛，沿海一些民营企业自发开始了产业升级，将原来用于技术含量低的服装、玩具、鞋等产业的投资转向投入造船业。比如根据《浙江省‘十一五’船舶工业发展规划》，到2010年，浙江造船产能将达到650万吨，其中资金主要来自民营企业。这本是好事，但韩日企业在我国沿海投资造“船壳”，只会加剧造船业技术含量最低的“船壳”部分产能盲目扩张，同时还会大幅降低韩企造船成本，削弱中国船舶的低成本优势，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会受到影响。正如一位韩国人所说：‘在大连造‘分体式船体’ 的成本比韩国本土制造低30%以上，中国的廉价钢材和人力不用白不用’ ，这显然不利于我国船舶工业的技术升级和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

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钟情于“比较优势”，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即使是“在我国装备制造业领域，船舶工业是唯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产业”，各地诸侯也要争先恐后地发挥这种“优势”，心甘情愿地当“韩日的小跟班”，自断高效益财路，去造低效益的“船壳”。

作者针对这种不利于我国船舶工业发展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众所周知，钢材是一种高污染、高耗能产品，国家提倡钢材以自用为主，不仅不鼓励钢材出口，相反还通过加征出口关税的方式对部分钢材品种出口加以限制，那么，韩企造“船壳”出口就有变相大量出口钢材的嫌疑。为确保我国造船业的竞争优势，抑制竞争对手造船业的发展势头，对出口船用钢板征收高额出口关税势在必行。甚至可以为了减少韩企来华只造“船壳”的掠夺方式，对出口的“船壳”一律视作中国出口的船用钢板，征以高额出口关税。

“同时，笔者认为，应当严禁沿海地方政府在‘船壳’制造上盲目招商引资，更不能给予外企更多优惠。各级政府还可积极扶植地方船厂和配套设备厂进行技术升级和自主创新，对地方船舶工业进行科学布局，珍惜我们宝贵的海岸线资源，要为我所用，而不是被竞争对手和外资利用，这样才能寓军于民，做大做强船舶工业。”

应当说，作者的建议切实可行。我认为很可能采纳这一建议，因为，现在资改派权势人士一定急于在提升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方面，为私有企业找一个突破口。船舶工业既是中国唯一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产业，也就是说，私企在技术上又可从国企那里找现成饭吃了，不妨故技重演，再去挖科技人才为己所用。但是，鉴于现实教训，资本主义原始阶段的家族企业和合伙企业，要想做大做强综合多门高科技含量的船舶工业，恐怕力不从心。况且，国企在经过一段不正常时期以后，已走上正轨，再去挖人不像以前那样容易了。所以，即使采纳了作者的建议，调整引进外资政策，为中国私有企业施展拳脚提供充足的空间，他们也演不出精彩的好戏。

在今天的中国，产品科技含量相对较高的私有企业，许多都是国有企业的原班底子。在国企改制的风潮中，一卖了之，造就了不少空手套白狼的富翁。请问，这些暴发戶中有几个具有企业家的素质？除了仿制和抄袭，他们这些年来又拿出了多少值得一提的创新高科技产品？外资企业有高薪待遇，国有企业有前途理想，私有企业有什么吸引高科技人才？因而，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私企根据其素质与能力，只适合拾遗补缺，充当配角。

但是，中国官学界的走资派们，不顾经济社会的客观事实，更是逆社会主义道路而行，偏要让私有企业不自量力充当中国经济舞台上的主角。他们将这些年来私企的发展吹得天花乱坠，也可以对私有化带来的社会极端不公正现象及其危险后果漠然视之，但否认不了中国资本主义原始阶段的家族企业与合伙企业的低效率（益），其主要表现就是低端产品同质化严重，各自为了生存而恶性价格竞争，并压低职工工资，而且，这一现象将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中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因私企吸纳劳动力的比重不断提高而日益降低，有人能扭转这种反比趋势吗？现在这一比重不仅已低到与发达国家相比难望人家之项背，甚至不及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

曾几何时，学术界资改派人士引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频率非常之高，现在好像对这一语句越来越不感兴趣了。那是因为他们用以复辟资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理论”，可能产生短期实践效应，但经不起长期实践检验。中国私有企业在经历了一段较长时期量的迅猛增长以后，始终无力创新提高产业结构，一遇全球经济危机，出口受阻，就陷于了发展困境而无法摆脱。一些主流经济学界的大方之家，如吴敬琏，鸭子死了嘴巴硬，不愿老老实实认错，还继续在到处赶场演说和发表文章，不怕贻笑于尊重客观事实的常人。前不久，他将“经济模式难转变”，颠倒是非地归咎于私有化“体制改革不到位”。最近，他又发表高论，试图笼络人心地指出：“增加劳动者收入才能扩大内需”。请看一则报道：　　

“《中国改革报》　11月23日　刊发经济学家吴敬琏的文章说，目前单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无法持久，必须通过产业提升，使普通劳动者收入持续增长才能扩大内需，保持经济长期健康增长。

“吴敬琏介绍, 在拉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 目前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仍然是负数; 内需对GDP贡献略有增长, 但很不明显; 真正在拉动GDP增长的是投资的扩大, 今年政府投资较去年同期增加了130%.

“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只能是短期行为，不可能长期持续。因此只有让老百姓花钱，以消费拉动GDP持续增长才是当前最合理的。目前消费不够的根本原因是收入不够，尤其是普通劳动者和专业人士收入，就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增加就业。发展模式转变的核心在于产业升级。”

他的这一建议是十足的伪善。既然实践早已表明，私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越大，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就相应地越低。一方面鼓吹私有化，一方面建议增加劳动者收入，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谁掏腰包增加劳动者收入？显然主要是吸纳了大多数劳动力的私有企业老板们。但他们在无力提升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效率（益）低下的情况下，即使肯发善心加薪，也无此能力呀！

当初，谁也没有预料到经济改革会是这样一种结局。官方及其宠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谋士们说，公有制“旧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其定义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经分离，管理科学”。他们声称，只要做到了这四条，中国经济的效率就能大为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也将相应地增加。现在看来，他们当初开的是忽悠人的空头支票。但他们的首要目标倒是实现了，即公有制“旧体制”企业经过“改革”，大部分产权已经清晰地私有化了。　　

今天，人们都在反思改革，右派精英人士也不例外。不过，我们与他们的反思思路完全不同。我们认为，走资本主义私有化道路是没有前途的，再走下去，对国家、民族和人民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应当迷途知返。他们的看法则相反，声称改革的方向和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只是不该将家族与合伙性质的资本主义原始阶段的私有制企业，冒充“现代企业制度”，弄巧成拙。

综上所述，可以断定，中国经济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化，亿万劳动群众将永远处于贫困状态，所谓扩大内需消费无从谈起，但却能使一小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代表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资改派利令智昏，不会改变将“产权清晰”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首要目标的基本路线。但“一卖了之” 那种露骨地攫取属于全民所有的国有资产作法，因为震动太大，影响社会稳定，除资改派中个别狂热分子外，大概不会釆用了。取而代之的将是上层官僚领导暗箱操作，企业职工浑然不知的股份制改造，逐渐地完成变国企为私企，甚至外企的既定目标。在此之前，攫取国有资产的暴发富豪中，有些可能是没有什么背景碰上机遇的幸运儿。今后，这种人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部将被撇除在外，因为，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进入了调整“规范”阶段。

调整与“规范”国有企业股份制私有化改造，终于给予了中国股市以一个新的功能。大家知道。中国股市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比较，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没有反映宏观经济形势晴雨表的功能，经常失灵，甚至与经济形势相反，涨跌完全没有规律；二，没有优化资源配置功能，股民像是在赌场上押注；三，最主要的是没有社会财富增量功能，很少有上市公司像外国企业普遍实行的那样，长期稳定地给股民派发股息。企业圈到钱后，更无还本付息压力，所以也不像銀行贷款那样，到期还有人来催还债务，因而也促进不了上市公司领导层改善经营管理。总而言之，中国股市对于经济建设毫无正面积极作用。数以千万计思想比较活跃，智商也可能较高的人群，对整个社会来说，他们是在将自己的精力与智力，浪费于一个没有财富增量功能的投资活动中。

中国股市建立的初衷, 是为当时不正常经营时期的国有企业圈钱解困, 避免国有銀行贷款坏账率飙升, 转嫁风险于社会民众.。如果说转嫁风险也算是一个有利于国家的正面作用, 那么, 时至今日, 这个正面作用也走向了反面.

全球经济危机使出口受阻, 而国内消费又不振, 国民经济靠什么拉动? 当然是投资了， 于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应运而生.。银行超常规大量放贷, 企业因而轻易地获得了巨额资金.。可是, 实业经济因为出口和消费市场没有相应的商品接纳能力, 贷款若全部用之于发展生产, 将造成产品积压。但为了促使GDP增长而实行的低利率贷款不用太可惜了，很自然地，企业便会将一部或全部银贷投入股市，企图利用积极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吹起的资产泡沫从中获利。既是泡沫，终必有破灭的一天。当那天到来的时候，企业投机于股市的银贷资金的亏损风险，归根到底，难道不是要转嫁给银行，亦即国家了吗？

中国股市的负面作用，除了上述对整个社会来说，使数千万股民浪费精力与智力于没有财富增量功能的投资活动之外，另一个同样严重的负作用是拉大初次分配中已经非常悬殊的贫富差距。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培养一个人数比例占国内人口总数尽可能大的中产阶级阶层。中国股市的作用与此目标背道而驰。那些股市中极少数暴发的亿万富翁盈余的钱从何而来？因为中国股市没有促使社会财富增量的功能，所以，只能来自于亏损的数量众多的股民。而在炒股的人群中，可能大多是中产阶级分子。骗取他们的钱财，实际上是在动搖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曾见一家官方媒体渲染一个炒股者的传奇经历。此人原始资本仅有7000元，10多年来，搏击股海，出死入生，多次化险为夷，现在竟然成了拥有2亿元财产的亿万富翁。这家媒体没有介绍的是，在同时期，又有多少股民财富亏损缩水，甚至倾家荡产？典型开路，整个中国社会都沉浸在不劳而获暴富的幻想中。

从一个资本金不足万元起家，10多年间在对社会毫无贡献的情况下，就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可能还觉得这种速度太慢了。于是，进一步彻底“解放思想”，超前观念。人有多大胆，中国富豪数超英赶美的速度就能有多快，掀起了一股规模空前的大跃进“造富”运动高潮。创业板在股市中应运而生，一下子就产生了成百名亿万富翁。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抄录《上海证券报》评论版主编时寒冰　2009年10月15日　发表于《环球时报》上一篇文章中的一段内容，题目是《警惕暴富神话催生投机欺骗》，有助于人们了解创业板的运作和隐患：

“创业板刚刚揭开面纱，暴富神话就开始演绎，而且令人眼花缭乱，目不睱接。据报道，神州泰岳的自然人万瀛女（80后），仅仅用22万现金便获得的88万股神州泰岳的账面价值便飙升至5104万元，‘仅仅两年投资收益超过230倍’；乐普医疗高管蒲忠杰，上市后身价将陡增至17•53亿元……在首发的创业板10家公司中，至少有6家带有家族式企业的特征，‘夫妻店’和‘父子兵’的家族式暴富成为创业板造福特征之一。

“以目前的创业版市场来看，财富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源于某种‘转移’，少数人的暴富是以普通投资者承担更高成本和更大风险为代价的，发行的高市盈率即为其典型特征。第一批发行的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均发行市盈率为52倍，第二批达到57•51倍，其中发行市盈率最高的鼎汉技术，达到惊人的82•2倍。高市盈率在孕育出暴富神话的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他们入市的目的，是为了分享创业者的成果，但原属于他们分享的利润已经通过高市盈率悄悄转移，留下的是高风险。由于绝大部分创业版上市公司高市盈率发行，发行人净资产急剧增加，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盈利能力很难同步增长。这很容易影响股价走势，一旦股价下跌，将扼杀掉普通投资者的热情。

“更严重的是，一些公司可能由于管理运营不力而退市，导致投资者血本无归，失去支持创业版的积极性。别忘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一直都在狂热与萧条的起伏中接受洗礼，短暂的狂热熄灭之后，留下的会是什么？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一夜暴富的神话，所埋下的一个更大隐患是逆向激励。逆向激励与正向激励相对应，它是指由于制度设计的瑕疵，导致出一个与设计目的完全相反的状况。推出创业版的目的是什么？是为投资者和具备优秀成长性的企业提供一个便利、疏通的投资和融资平台，这些具备优秀成长性的企业在得到宝贵的资金后，扩大研发和开拓市场的投入，更快地发展，实现投资者和企业的双赢。

“问题在于，如果企业在得到资金后，首先就完成了一夜暴富的梦想——他得到的财富甚至超过他预想中经过多年奋斗才能得到的财富，那么，他还有动力前行吗？对于创业版的发展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隐患。暴富神话可能使创业者丧失斗志，转而以投机和欺骗，以度过套现日为主要目的，从而背离创业版设立的初衷。”……

岂止是创业版，整个中国股市的功能，可能是主要的唯一功能，是“转移”财富，而不是增量财富。而且，这种转移速度是惊人的，绝对可以名列第一于世界股票史上。据胡润富豪榜主持人胡润说：“对那些在中国拥有1000万美元资产的人士来说，他们比在西方拥有同等资产的富人更有机会将财富迅速扩大到1亿美元。” 这种“机会”从何而来？其中一个主要源泉就来自于股市。另据美国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公司和凯捷咨询公司新近出炉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中国逆势而上，仍将引领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富翁的增长，百万富翁人数已经超过英国位居全球第四。同天，胡润中国富豪榜也显示，中国的超级富豪在金融危机期间大幅增加。美联社的报道评论说，尽管经济下滑，中国身价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人数仍从去年的101位增长到了130位。在2003年，中国还没有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翁，如今中国这个人数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胡润排行榜制作人说，大约还有100位富翁保持了低调，游离于榜单之外。亿万富翁的真正数目可能是榜单的两倍。到2009年，中国最富有的1000人拥有5710亿美元的财富。更重要的是，这种“创富”还在加速度进行着。

据说，推出创业版初衷，是激励中国企业创新精神，催生出像微软、思科和英特尔那样的高科技巨人，促进中国产业升级换代，为“调结构”服务。我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的笑话。完全找错了调结构的主要依靠对象，恐怕连万分之一的成功希望和可能性都没有。首先，创业板成功的起码条件，是要建立在股市主要市场成熟和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中国股市还像个赌场，而且是规则还很不完善的赌场，有这个条件吗？其次，创业板上市公司要经得起公众的质疑，至少要使人们相信，他可能有发展前途。可是，投资的股民们从媒体上了解到的，几乎没有一件是有关上市公司企业的经营内容，而尽是些“八卦”新闻，稍微沾点边的，也不过是企业的家族背景，法人的财富排行榜上的名次之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如上文所述，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着外资企业的严重挤压，弱小的私有企业没有一家可能在高科技方面脱颖而出，成为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现在的经济社会，已不是爱迪生时代，高科技企业成功有赖于建立综合系统工程，单打独斗根本成不了大事。日本1963年开始，也曾搞过创业板，但长期萎靡不振，德国1997年创立的创业板市场更是只维持了6年。中国私企在科技创新赖以成功的综合社会条件远远不如日德，不要痴人说梦了。

股市产生社会财富增量功能，归根结底，有赖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指望投机欺骗和吹大泡沫，那是靠不住和长不了的。那么，现在中国实体经济的情况如何呢？其发展严重依赖于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可谓中国现在唯一的主要支柱产业。房地产业虽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并在高速发展，但在中国，它已越来越弱化了购房者的自住功能，而越来越强化了富人们投机获取暴利的功能，与虚拟经济的股市殊途同归，在拉大社会财富差距。

据有关报道分析，中国的财富创造，现在大多由城市化进程所驱动，而房地产行业是最大的受益者。在2009年胡润富豪榜前10位富豪中，有8位的主业为房地产开发或涉足房地产业。而在前100位富豪中有51位涉及房地产领域。房地产行业名副其实占据了中国财富的半壁江山。

极少数房地产商的暴富，转移走了“房奴”们也许要挣大半辈子的血汗钱。不过，比较起来，这一危害还算轻的。请听一位专家的“盛世危言”：

“据《经济参考报》　10月27日　报道，学者羊慧明等业内人士近日表示，如果国内一线城市房价继续被哄抬抄高，将可能重蹈东京楼市“急涨长跌” 的覆辙。一些经济界人士认为，当前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很高，风险已经很大，前车之鉴不能不重视。

“事实上，北京、上海的人均收入还不到东京的1/10，而房价已比肩东京，一套　100平方米　的普通公寓（清水房）房价达200万元人民币以上。

“京沪人圴收入要达到东京的水平，起码还要15年。换言之，京沪房价已经把未来十五年的空间都透支了。日本的地产泡沫是一个富裕社会的泡沫，都拖垮了日本的经济，而中国还是一个整体不富裕的社会，出现超过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其灾难性后果将比日本更可怕。

“从一个国家来看，房地产沉淀的社会资金越多，对其他领域的发展越不利，没有一个国家因房地产发达而成为世界强国。从一个企业来看，沉迷在房地产就会丧失斗志，荒废主业。

“日本泡沫经济时代购买不动产越多的大企业，受到的拖累就越大。当前，内地楼市正在克隆香港的模式：一旦把‘地王’抄高到世界之最的天价，拿得起地的开发商就越少，最后形成寡头垄断，他们就可以随意拔高房价，弁取惊人的暴利。

“靠非理性拉高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拉动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并可能使整体经济和社会受害。”

据我所知，类似有理有据的文章，海内外早有多位著名学者不约而同发表过了，执政者岂有不知之理。而且，日本、美国、迪拜，接二连三地由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殷鉴不远，难道会置若罔闻，不愿吸取教训？当然不是。但执政者很可能也有其不得不維持泡沫的考虑。因为，如果对房地产业风头正盛，推动当前经济顺利发展之时，突然煞车，不再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以扶持，这根主要支柱一倒，中国经济随之便会立刻陷于危机而停止增长，势必影响社会稳定，甚至可能天下大乱。因而，必须培育经济新的增长点，即新的支柱取房地产业而代之。在培育新支柱增长的过程中，才能相应地“且战且退”，逐渐减小金融财政扶持房地产业的力度，以消除隐患。

现在有两个问题是：一，可能取代房地产业，成为新的经济支柱产业是什么？二，这个新支柱产业能成大气候，持续发展吗？先谈第一个问题。2009年岁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后国民经济发展重点要放在“调结构”上，而不能再是强调GDP增长。如同内需分为投资内需和消费内需一样，结构也有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之分。我是个工人大老粗，经济学外行，不知这次中央会议“调”的是哪门子“结构”。我的理解，如果指的是经济结构，那就可能涉及“公进私退” 还是“公退私进” 的政治敏感争论内容。在右派经济学家的语义中，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也被认为是“优化经济结构”。但这种倒行逆施行为，遭到越来越多人士的反对。所以，估计不应当是。更可能指的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又可划分为两种，一种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结构；另一种是第二产业中高科技产业与一般产业的比例结构。有人倾向于调整前一种产业结构。他们认为，中国第三产业比重同发达国家相比太低，却不明白它与第二产业的质量结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发达国家生产的是高端品，产生高效益，其劳动者工资占产品成本的50%左右；中国生产的是低端品，产生低效益，工资只占产品成本的10%上下，因此大多数是低收入穷人，第三产业发展空间怎能与发达国家相比？美国的服务业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高达80%以上，那是因为他能利用美元霸主地位，玩弄金融衍生品之类骗局，骗遍全世界。中国有这个条件吗？只有被骗的份。会议公报中有“自主创新”字眼，“调结构”应当指的是发展高科技产业，以便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个问题，即上述目标可能实现吗？这就决定于经济结构的性质了，即中国经济是以公有制企业为主，还是私有制企业为主。前者可能实现，当然指的是实行毛泽东倡导的《鞍钢宪法》，劳动群众当家作主的公有制企业。其中道理，我以前曾在多篇文章中阐述，不再重复。权威精英学者则另有完全相反的高见，并被执政者采纳。现在就让我们简略地分析一下，他们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相吻合，在解决“调结构”问题上可能有效吗？吴敬琏们认为，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难转变，是因为体制改革不到位。好吧，那就一条道走到黑，彻底私有化。国有企业改制，以前是“抓大放小”，中小国企在改制运动中几乎全数尽私。那么请问，改制后数以万计的私有企业中，这些年来有几家是在自主创新发展高科技产品，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作出了贡献？如果有的话，也是凤毛麟角。倒是残存的国有大型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多少还搞出了一些高科技产品，为中国人挽回了一些脸面。现在有人又在打大型国企主意，准备将之出卖了。

卖国贼们卖的策略与途径也可能与时俱进。过去那种“一卖了之”，赤裸裸地攫取国有资产，天怒人怨，不能再搞了。其实，当时白送，也有不得己而为之的因素，因为资产阶级还未来得及形成经济上的强势群体，只能让他们空手套白狼。现在不同了，股市和楼市成批量地产生亿万富翁。只有转移财富功能的股市和趋向投机功能的楼市能长盛不衰吗？所以，这些富翁将会为自己的资金寻找新的出路。吴敬琏们的私有化“理论”，正好迎合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财富继续增值的利益需要。通过股份制改造，即私人资本参股，可能避免引起社会震动，甚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公有制国企私有化。

资改派一口咬定，私有企业具有活力，唯一实践根据，就是在过去年代曾迅猛地实现了产品量的扩张，使中国成为肥大国家。但因此而推论，认为私企今后在产业调结构质的提高上，也可能表现不俗，就毫无根据了。

据国际权威科技排行榜披露，中国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僵化”的公有制企业一统天下的年代，科技竞争力曾排在世界第13位，后来随着“具有活力”的私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加大，相应地下降到第31位。要是体制改革如吴敬琏们之所愿，彻底到了位，残存的大型国企也改性了，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希望，恐怕将更加渺茫。

你知道中国现在科技竞争力为什么比以前不升反降吗？从宏观上看，经济基础变了，上层建筑的思想观念也必然随之改变。参与全球化经济，强调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自力更生原则当然要被认为是“闭关锁国”而遭否定废弃。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其经济规律行事，急功近利，追求短期效应而不惜饮鸩止渴，便成为从上到下经济社会的时尚。造不如买的洋奴哲学从此大行其道。例如汽车工业，同外商合资，人家的现成技术拿来就用，产品立刻可能达到世界同步水平，何须自设研发机构，增加不必要的成本？不如撤掉。自主创新的社会需要大幅度减少了，科技竞争力能不相应下降吗？

宏观的思想观念也必然影响到社会上人们的微观行为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倡劳动光荣，宣传劳动创造世界，与此观念相适应，各级人大也大多是劳动者的先进代表。也就是说，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服务于其追求的目标。现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时代，目标只能是一小部分人富起来，人们的观念与行为当然也需要随之改变。中国另一位著名的主流派经济学家——茅于轼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服务于当今社会实践，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论。他在武汉《长江美联大讲坛》的一次演讲中说：“这个世界上谁劳动得最多？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如果说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现实不是这样。” 茅于轼说，他想了很多年以后，最后才悟出真相——不是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交换创造了财富。

劳动群众的政治地位，已由30年前的九天之上，降至今天的九天之下。经济地位也被官方的分配政策按排在最低层次。现在，咱们连仅有一点聊以自慰创造财富的荣誉地位，也被精英学者推翻了。他们认为，这一荣誉应由擅长于“交换”的亿万富翁们享有。茅于轼惊世骇俗的新论可谓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真理”。试看今日中国社会上为自己“创造”了亿万财富的成功人士，如果不是百分之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身份都是“交换”者，而非劳动者。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工人农民应当得到最少，因为根据茅于轼的“理论”，劳动者不创造财富，理所当然没有资格分配较多。但这种理论与实践在社会上广泛地产生了一种负作用。因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谁都想把别人的财富“交换”过来，成为成功人士，而不愿自己的财富被“交换”出去，成为失败人士。广大劳动者不论在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和荣誉地位等方面，显然是今天社会上的失败人士。你愿意倒这个霉吗？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其社会上人们的择业观念，曾有一种倾向，即“逃离工科”，金融类文科则是热门。原因也很明白，后者比前者钱来得快。但时至今日，已经严重影响到其国内产业的提高，甚至开始动搖了其“科技立国”的根本。日本的有识之士正在反思，呼吁吸取教训，力图纠正。中国今天的情况同日本当年非常相似。请看摘录的几例新闻报道中的标题和部分内容：

——“高科状元扎堆经管”，“纷纷涌向最有‘钱途’的专业。”

——“工科冷文科热，中职招生遭遇冰火两重天。”

——“中国成人才流失数量最大国”，“百万精英滞留海外拷问留学潮”。“据《广州日报》　7月21日　报道，有数据显示，自1985年以来，清华大学高科技专业毕业生80%去了美国，北京大学这一比例为70%。”“中国社科院《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中国人才研究会副会长王通讯曾总结了人才大战的10种武器，比如在华设立研究机构，合作办学设奖等隐形手段。据了解，2003年左右，清华大学近百种奖学金里，外企公司占了一半，北京大学总额400多万的奖学金中，外企占了300万元。而商务部公布的2006年统计表明，外国公司在华投资设立的研究中心将超过800个。”

人们要问，“僵化”的“旧体制”时代，那么多的海外一流科技人才不惜抛弃侨居国优裕的生活条件，纷纷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怎么到了有活力的“新体制”时代，私企却留不住人才？

——“‘海归’中为何少见高科技人才”?“据中国科协日前的一份报告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高科技人才出国深造者达70余万，学成归国者不到1/3，即使‘海归’，也有不少人归而复归，或‘人归脑不归’，仍在为海外公司的研发体系效力。”

同建国初期大量高科技人才回国效力相反，今天“海归”中大多是搞金融的。当年，那些海外归国的高科技人才为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海归”的金融经济人才会发挥积极作用吗？尚待历史检验。不过，现实检验已经开始显示了：

——“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屡遭巨亏”。“正当业界将目光聚焦迪拜债权危机时，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李伟在　11月30日　《学习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披露央企投资金融衍生品出现巨亏的事实，让业界一片哗然。”

“李伟透露，数据显示，目前有68家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服务，主要涉及期权、结构性存款等。截止2008年10月底，央企从事金融衍生品业务合约市值为1250亿元，形成了114亿元的浮动净亏损。其中境外是大头，浮动净亏损112•7亿元。”

国内央企领导层中的土包子，知道“金融衍生品”的奥妙吗？高盛、美林、摩根斯坦利等国际投行恶意兜售带有欺诈性的，设计复杂的高风险产品，他们怎敢与之交易？如果没有在美国喝过洋墨水的“海归”金融人才从中推荐、联系和操作，是不可想像的。

——“明天的‘蔡祖泉’在哪里”。“《新民晩报》　7月20日　刊登怡然的文章说，蔡祖泉，这个在四五十年前因‘做灯’出名的工人科学家，离开尘世了。

“蔡祖泉16岁就到中法药厂玻璃制造车间当学徒，一干10年。解放后，上海交通大学的　周同庆　教授、　方俊鑫　先生承担了国家研究X光管的任务，他们急需一位懂得玻璃制作技术的助手，点名要了蔡祖泉。3个月后，药厂少了一个玻璃生产工，而中国的电光源事业多了一位开拓者……我把这段文字粘贴在MSN上, 发给了　周同庆　教授的儿子，他十分感慨地说，那时技工的水平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如今去哪里找当年的蔡祖泉？

“蔡祖泉的起点是技工。而技工对于企业的生产流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让人扼腕的是，这条‘起跑线’的被冷落，甚至被抛弃，已然是不争的现实，其直接后果便是‘技工荒’的出现，尤其是高级技工捉襟见肘。蔡祖泉离去之际，如果我们能深刻反思我们的人才观、价值观、教育观、就业观，从而立志打造一个有利于明日的‘蔡祖泉’成长成才的体制机制。那么，蔡祖泉也将笑慰天堂了。　　

根据上文所述分析，可以认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不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不了；低效益、低工资提高不了；初次分配劳动者收入增加不了；二次分配悬殊的贫富差距不但縮小不了，还将继续扩大；外销出口连年大幅度增长的势头持续不了；天量投资追求的短期效应长久不了；内需消费欲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主力的希望实现不了；包括高校毕业生在内，大规模失业引发社会动乱的隐患消除不了……如此诸多问题的产生都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资改派官僚及其宠信的学者能解决吗？可以肯定，一个也解决不了。他们开出的药方，或南辕北辙，继续忽悠；或一笔带过，不知其详；或讳疾忌医，故作镇静。但是，这一大堆无法解决的问题时间拖得越长，积累越深，爆发也将越重。舍本逐末，建立在房地产业沙滩上经济高楼的泡沫辉煌还能维持多久？

中国社会的大麻烦要来了！　　

关键字： 国企 技术 贫富悬殊 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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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1 楼【朱老大伯】 于 2010-1-23 15:56:11 评论说
何止麻烦，是亡党乱国的前兆！这一切的根源都是自比毛泽东聪明的人，推行资改私化路线，把民族经济导入别人设计的伏击区。整个国民经济以出口为主，中华民族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市场，自己民族企业产品占不到40%份额。举目各大商场，琳琅满目的是外洋产品。中国的经济己是殖民经济！
以内需拉动经济，是一切有良知的共识，包括不卖国的右派。为什么内需的方针难以有效！资改私化路线，解散集体经济，也就是解散了民族企业的服务对象，也就是摧毁了承接民族企业产品的消费市场。民族企业找不到服务对象。
资改私化路线，摧毁集体经济是最大的罪恶，是给中华民族挖坟墓！他们这一伙人一定会受到历史的严判。

2 楼【jingsi】 于 2010-1-23 16:09:23 评论说
吴敬琏们所信奉的所谓“新体制”已被人民群众所认识，那只是西方国家的翻版，无新可言。在中国行不通。


3 楼【晴朗天空】 于 2010-1-23 16:13:43 评论说
难得的好文！客观！冷静！深入！
拜读了！
向楼主致敬！！！

4 楼【aqudq2008】 于 2010-1-23 16:22:10 评论说
分析得十分到位.

5 楼【j善解仁义】 于 2010-1-23 16:44:47 评论说
建议将这句改成“造成中国社会今天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乃是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造成中国社会今天贫富差距悬殊的根源乃是用漂亮的改革旗号进行的资本主义私有化的倒退的结果”

6 楼【hongweibing】 于 2010-1-23 16:44:54 评论说
文章长了点，但句句在理。虽然经过文革，毛泽东思想仍然不为大多数人掌握。现在，一批知识分子已经觉醒。我们不但需要普向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还需要普向工农大众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是重要的，但行动更重要。左派说得多做得少，谁都不愿意扔掉手中的狼饭碗，走到群众中去，只顾嘴上同右派的争论。要知道，右派有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做后盾，因而他们真正希望的真正需要的正是这种喋喋不休的争论。因为这种喋喋不休的争论为右派的剥削压迫抢劫赢得了时间与空间。

7 楼【tiaozhanbaquan】 于 2010-1-23 17:02:42 评论说
我在2008年5月九写了《中国现在的经济是依赖外国型经济，最后结果就是崩溃》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805/38471.html

可惜，因为我是清洁工，人微言轻。没有专家放屁有用。


8 楼【百姓心里有杆秤】 于 2010-1-23 17:03:30 评论说
资改派才不着急呢，他们的逻辑是：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

9 楼【dym918】 于 2010-1-23 17:12:48 评论说
楼主写得很好，不知党中央能看到吗？

10 楼【三尖子】 于 2010-1-23 17:28:09 评论说
好文。好文。确是好文。
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天下第一老粗”深刻地验证了这一颠簸不破的真理。
真是粗中有细，振聋发聩，耐人深思。
道理浅显易懂，分析有理有据，方向明明白白。

11 楼【wchzh571】 于 2010-1-23 17:33:23 评论说
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合法转移赃款已经建设了光明大道----------上海允许个人投资海外！---------特别是们欢呼雀跃了

12 楼【相忘于星际】 于 2010-1-23 17:33:25 评论说
好文，收藏，细读！

13 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于 2010-1-23 17:54:58 评论说
不明不白，自身混乱。

14 楼【netsurfer】 于 2010-1-23 18:04:28 评论说
问题是都看到了
关键是现在的出路要找出来

15 楼【zhanghongfei】 于 2010-1-23 18:07:56 评论说
好文章，可惜太长了！
今之人都很浮躁，能耐心看完你文章的，不会太多！

16 楼【2101683163】 于 2010-1-23 18:16:55 评论说
难以相信
我们的智库这么弱智

17 楼【lonxun】 于 2010-1-23 18:19:30 评论说
龙勋 探“生钱之道”

如果问，在中国最诱人的成语是什么？我以为莫过于“生财之道”。人活在世上，没有财富就活不下去，只要有足够多的财富，就可以活得潇洒。当然，“日食三餐，夜眠六尺”，这“足够的多的财富”也不是越多越好，当今，那种叫“富贵病”的泛滥，损害了许多人的健康，便是例证。

二、三百年前，钱币的制造简单而又单一，人们偏重于对财产的追求，如良田、豪宅、绸缎、家畜等。自从钱币、票据的制造进入高科技的时代之后，拜物教式的“生财之道”就显得太笨拙、太落后了，取而代之的便是拜金主义的“生钱之道”。如果说“生财之道”玩弄的只是“黑火药”那样的的游戏，“生钱之道”玩弄的则是“核武器”那样的游戏，前后两者的“单位当量”根本不在同一的级别之上。

资本自原始积累开始，通过对剩余价值的不断掠夺而不断扩充，资本扩充后又去追求更大的利润，而衡量利润大小的主要尺度，便是赚钱的多少。所以，资本的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滚雪球”式的“钱生钱”的游戏 。如今，这种游戏已不再限于实体经济的范畴，而在虚拟经济的范畴似乎更能大范围地变本加厉地进行，例如股票、期货、债券、基金、彩票等等，几乎天天玩弄着“钱生钱”的游戏。说白了，这种游戏可比喻为全民的参赌，庄家是证券公司和政府，拿去了抽头和印花税，只赚不赔。赌徒们的目光时刻紧盯着输赢的盘面，输了是一种疯狂，赢了则是另一种的疯狂。上海海派清口表演者周立波的“我为财狂”，把赌徒们的心态刻划得维妙维肖而出神入化。去年，股市从六千多点狂泻至一千多点，倾刻之间，股民们的好几万个亿在股市上灰飞烟灭，周立波调侃股民，妙语连珠：“老板进去，瘪三出来；人才进去，棺材出来；博士进去，白痴出来；杨百万进去，杨白老出来；想发财进去，发了疯出来；想当巴菲特进去，被扒了皮出来；小康家庭进去，五保户出来；拍着胸脯进去，抽着耳光出来；大小非解禁出来，大小便失禁出来....”我们真好像进入了一个疯狂的时代，股市疯了，楼市疯了，期货疯了，彩票疯了，黄、赌、毒、黑、贪疯了......

抄股、抄房、抄期货、买彩票等等的确让一些人在一夜之间变成百万、千万、万万级的富豪，然而，这样的富豪，尽管可以去名正言顺地占有大量的物质财富，但归根到底，他们根本没有为社会增添或创造出什么物质财富，根据物质不灭定律，富豪们只是通过赌博转移了大量的社会物质财富。物质财富归根到底是通过劳动者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

眼下，世人都对美国的“巴菲特”崇拜得五体投地，尊奉为“股神”。对于抄股，他有一句很时髦的经典格言：“大家贪婪时我恐惧，大家恐惧时我贪婪”，只要找准“恐惧”或“贪婪”的时机，就不愁争不到大钱。格言虽然很生动、很诱人，可笑的是，想当“股神”者如“过江之鲫”，但有几个真能超脱为“神”的？最终，抄来抄去，常难逃赌博中的十赌九输的通用格言。钱，只是从多数人的口袋里，糊里糊涂地转移到了少数人的口袋里，尤其是上市公司老总、证券公司老总们的口袋，通过股市，融进了百万、千万、万万。

称“股神”为“神”，其实一点也没有夸张的意思，人家就是神乎其神地“神”么，只要用鼠标点击一下“确定”，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就可以赚进百万、千万、万万！这么多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那是做工的、种地的劳动者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不吃不喝也争不到的钱。在资本世界的博奕中，向来就是“吃力的不挣钱，挣钱的不吃力”。

然而，也有不少自以为“料事如神”的人，有时也有失手之时，例如，“红色资本家”荣毅成的女儿最近去抄澳元，听说一下子亏了150亿澳元,合人民币900亿元。这笔钱等于中国的900万农民工全年在全国各地“血汗工厂”拼命打工的收入，荣女士竟在嘀嗒一秒钟之中输了个精光。不过，除了荣女士的不幸，我们毕竟还是在千千万万的彩民之中，看到一个撞上了大运的人，他以区区一百多元的彩票费，博得了3.6亿元的大奖，从一个小小的草根变成大富豪，竟然只是一闪念而已。这也让千千万万的草根日思夜想地做着这种美梦。当然，要成就这样的美梦，那也只不过是让几千万草根口袋里的钱，转移到一个草根的口袋中而已。也可以说，在草根们“献爱心”之余，几千万个输家换来了一个赢家。

像本人这种年龄段的人，自小接受的是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道德的精髓是“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人，劳动最光荣”.....这些看来都是颠簸不破的真理，可如今，这一切都在资改派们导演的疯狂的金钱游戏中被击得粉碎！就是连小小的小学生也只知道要当老板、当贪官，再说什么想当工人、当农民，不是低能，便是智障。这年头，善投机者风光无限，流臭汗者苦难深重。难道中国的“特色”就在于此？如果这也叫社会主义，那只能去骗骗智障们了。人民大众的观念是难以忽悠的，只有重树了“劳动光荣”的观念，那才是真正令人信服的社会主义！

最近，有学者与克林顿商谈后建议，把中国二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债券统统投入美国的股市，从全民参赌扩展为国家参赌，让中国彻底地汇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洪流。老外们已经从中国银行的低价股中赚去了成百上千亿的美元，如今，还要双手奉上中国二亿农民工的血汗钱。难道中国政府的钱实在无处可花了？如果无处可花，就应该想到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最近，又冒出了煤、电、水、之类的大山。

《师大奇遇》附文 2009年12月14日

更多附文请见http://blog.people.com.cn/blog/s/285840






18 楼【qp9009qp】 于 2010-1-23 18:29:45 评论说
"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社会动乱，改朝换代，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多就源于在这个“均贫富”上出了问题。"
这句话怎么看怎么觉得不是味。

19 楼【胡马撕风】 于 2010-1-23 19:05:41 评论说
我当时看后的感觉是啼笑皆非，这到底是时代悲剧，还是黒色幽默？大家知道，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社会动乱，改朝换代，如果不是全部，至少大多就源于在这个“均贫富”上出了问题。60年前的旧中国也不例外，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后来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早已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中国历史上这个早已消失了的古老恶魔，怎么又重新出现了？

---------------
扯了半天淡，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均贫富怎么就是恶魔？不解决贫富问题怎么启动内需？无论怎么改革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老百姓普遍富有了吗？再问就是为谁改革？你出了半天主意没看到涉及这些啊。打土豪分田地有错吗？是恶魔吗？


20 楼【abc666666】 于 2010-1-23 19:09:50 评论说
虽然长了，但分析深刻，中肯，到位。难得的好文章。

向东：从一则报道看中国明天的悲哀

向东：中国问题研究 之一


两个星期前的一则英文报纸报道一直让我感到不安，这个报道的标题是：日本数家大型公司瞄准具有万亿美元市埸潜力的水处理设备。报道内容是：东京消息，日本六家大型企业，其中包括三菱重工己开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开发水处理设备，原因是他们看到其邻国---中国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中出现了严重的水处理问题。中国由于严重的水源污染和人口向城市集中，使很多大、中型城市的自来水己严重不符合饮用标准，日本人将中国各城市的自来水标本拿回去化验，详细掌握了中国各个城市自来水质量的具体数据，有针对性地研究开发自来水处理技术和设备，还有城市和工业污水处理设备。除了中国，还有中东和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都存在严重的大规模的水处理问题。到2025年，这个行业将是一个有一万亿美元的市场。目前在中国就有500个急需建造、运转、移交使用的污水处理项目。现时在水处理技术和设备上居世界领先地位的是法国的Veclia和Suez公司。而日本公司则要挑战其霸主地位，要分享市埸。

中国改开30年，自吹自擂取得了如何伟大的成就。然而，事实上，中国今天所具有的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比毛泽东时代拉开得更远。今日中国，通讯、汽车、飞机、高速火车，远洋轮船的发动机和导航设备，高精尖的电子和机械设备的关键技术，哪一样不依赖外国，到饮用水和污水处理的技术都要依赖外国的地步，就使我觉得非常可悲。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不可谓不多，考学位争待遇个个争先恐后，讲发明论贡献则凤毛麟角不见几人。毛泽东时代，中国与日本在电子和机械上的差距在五至十年左右。今天，日本己研制出能与真人打乒乓球的机器人，而中国在这方面，己经落后到找不着北了。

中国整体经济今日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没有外国技术的支撑，它就运行不下去。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状态。到饮用水处理和污水处理技术都要依靠外人的时候，就真的没有什么意思再提综合国力了。

今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的竞争，讲到底是技术的竞争。而技术的进步，又与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和社会制度息息相关。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自主技术开发的原动力。当年日本丰田想到美国福特引进一条生产线，在谈判、参观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丰田认为福特开价过高，决定放弃引进自己制造。正是这个决定，使日本的汽车制造技术在十五年后将美国迎头赶上。相对来讲，日本的企业制度是今日世界最有效率的企业制度，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以下岗威胁来增加效率，而是以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来增加效率，日本的企业文化，比中国的企业文化体现了更多东方文化所具有的优秀内涵。美国的汽车业就败在日本人手里，而日本的机器人遥遥领先世界各国。我不是要在这里抬举日本贬低中国，而是通过例举一些事实，希望中国人能够知耻而大勇，深刻反思指导三十年改开的意识形态，并重新树立奋发图强的精神。

中国三十年的改开，引进外资和外国技术过多过滥，从长远来讲是对中国技术进步的障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逐渐失去了自己搞创新发明的内在动力和要求。拿来主义最省力，但也最没出息。是一种精神鸦片。

阻碍中国技术进步的另一个原因是三十年改开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用个人主义取代集体主义，这种做法，等同于截断了中国自主创新技术的元气。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中国是后发展国家，与欧美早期的发展环境截然不同。当年欧美各国是在没有外来强大竞争对手的环境下发展自己的工业技术，即使有外国竞争者，也基本上是处在同一水平上，占不了多少便宜。而今天，中国是处在列强环伺的环境下发展，如果不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不能掌握开放的分寸，为发展自主创新技术保留足够的空间，就很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不知不觉中成了先进国家的技术殖民地。人家靠转让技术生存，中国靠拼资源拼环境生存，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从这个角度看问题，用中国现时的方式发展经济，增长越快，对子孙后代犯下的罪孽就越深重。

共和国的前三十年，由于以公有制为主体，主流意识形态提倡集体主义，由于有社会主义的集体协作攻关精神，使中国取得了多项世界触目的技术突破，中国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呈现出不断缩小的趋势。我并不反对引进先进技术，向外国好的经验学习。但开放引进要严格掌握分寸，要有个度，要以自己研究创造为主，引进学习为辅。不管是社会科学、经济管理还是自然科学，都应该确立这个原则。下面附上两篇文章，一篇讲工业，一篇讲农业，用以佐证，作为后发展国家，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依靠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去发展，进步会更快、代价会更少、社会会更稳定。当然，社会主义还处在发刃阶段，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空间。如果我们能探索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将有助于我们化解矛盾统一认识，改进社会，使国家的进步能够有序进行。下面的两篇文章用事实说明，中国靠自己的力量能取得怎样的技术进步。

运十发动机涡扇八研制主要年表及三则小评论

1970年8月立项、1975年6月完成工作图设计及首台涡扇八发动机完成总装、1976年7月01架静力试验机（“运十”01架）制造总装完毕、1980年9月02架首飞上天、1982年4月国产“涡扇八”发动机串装试飞成功、1985年2月正式下马的“运十”--先后飞到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7次飞到拉萨，累计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没有发生过问题。

其客舱按经济舱布置178座，按混合级布置124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与波音707是同一量级。“运十”飞机及其发动机研制的主要年表是：
1、1970年9月14日，三机部方案组确定为“运十”飞机配套的“涡扇八”发动机在上海汽车附件一厂制造。
2、1975年6月29日首台“涡扇八”发动机完成总装。7月30日完成起动点火，9月29日第二次上台架试车。
3、1976第一轮“涡扇八”发动机通过300小时台架长期试车。1976年7月，01架“运十”飞机铆装结束。
4、1978年4月20日，第二轮首个“涡扇八”发动机完成300小时分阶段长期试车，累计运转时间为373小时42分。同年12月30日，开始第二个300小时长试，至1979年3月17日累计运转681小时22分。
5、1978年8月15日，“涡扇八”发动机进入1000小时长试，至1979年7月30日完成1000小时长试，发动机累计工作时间1146小时。
6、1979年7月30日，进行1000小时长试的另一台“涡扇八”发动机完成1000小时长试，累计工作时间为1146小时。
7、1979年10月8日“涡扇八”发动机开始150小时适航性试车，11月19日结束，长试时间177小时，累计工作为187小时。
8、1979年10月17日，三机部批复同意“涡扇八”发动机在累计已研制了12台后，进行设计定型。
9、1980年9月26日：“运十”飞机02架在大场首飞成功。1980年12月22日，5703厂写信给胡耀邦同志，提出“运十”03架机已完成65%的工作量，现已停产，希望能把“运十”飞机继续搞下去。
10、1982年4月27日，装有国产涡扇8发动机的波音707飞机升空试飞。试飞共安排了8个起落。测试结果均符合设计要求。试飞员冯承直、张耀德对涡扇8发动机试飞情况评述中认为：“涡扇八”发动机在整个试飞过程中始终正常工作，无故障，显示出该发动机在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性能。并表示涡扇8发动机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满意的。
11、1983年6月，召开“涡扇八”发动机研制成果总结交流会，认为“涡扇八”发动机已具备设计定型的条件和批量生产能力。后因“运十”停飞终至，已生产了3轮计12台发动机。
12、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位同志联合上书，呼吁在“运十”基础上发展我国民机工业。
13、1985年2月“运十”飞机正式停飞。
（有关研制生产“涡扇八”发动机，以及与该发动机相配套的科研队伍建设、工厂建设、生产线建设、设备研制，以及我国为该发动机研制采用的大量新材料、新工艺清况，可在网上搜索到）。
附小评三则：
1、《“运十”飞机研制大事记》一文清淅地向人们展示了“运十”飞机发展的轨迹。细品这一轨迹，不难看到“运十”飞机从一个中央领导亲自关怀、积极协调，各部委密切配合、联合攻关，全国会战、畅行无阻的国家战略性项目，沦落为一个失去关心、无人协调，诸候弄权、相互扯皮、倍受冷落，独撑门面、缺乏资金的地方性项目的苍凉历史。从这一轨迹中更能体味到第一代决策者们那非凡的战略眼光，组织者们那超强的协调能力、高效的工作作风，以及对领袖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赤胆忠心；体味到老一代科技工作者们那奋发图强、无私无畏、“革命加拼命”的创业精神和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同时，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态度，四次申请资金皆无批复，甚至连3000万资金也不拨付，到“不懂”、“查查怎么上马的”这些有味的批复中，也基本感觉到了“运十”飞机死亡的真正原因。于其说“运十”飞机是1985年死去的，到不如说“运十”飞机在1979年左右就死去了。在此，向为“运十”飞机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老一辈决策者组织者们、为“运十”贡献了青春的老一代科技工作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你们“独立的天空梦想”、“破釜沉舟的自力更生精神”将永远警示着后人、激励着后人。
2、像飞机这种典型的国家战略性产品，需要依靠坚强的国家意志以一贯之才能成功，领悟这一道理，从70年代以来我们又多花费了近40年时间。70年代，中国喷气客机研制与空中客车几乎同时起步，经济舱179座、商载航程8300公里的干线飞机“运十”，仅比空客A－300晚两年起步，1980年首飞上天，7次飞到拉萨，获得了技术上的重大成功，但最终却因3000万人民币总装费用的断奶而于1985年中途夭折，独立的天空梦想让位于中国民机工业“三步走”的计划。而“三步走计划” 到1998年完全落空，干线飞机腾空的大门从此对中国紧闭。
后人绝对难以理解当时的利益对峙，而对峙的一面就是爱国研究者破釜沉舟的自力更生精神。
“运十”项目上的断奶，断送的不仅仅是一架飞机，而是中国航空工业20多年的腾飞机会。空客在“运十”夭折后的20年里持续投入约250亿美元，成长为可与波音抗衡的世界民机巨头，而中国在“运十”夭折之后的20年里，却用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的美元购买着波音、空客的飞机，中国曾经拥有的民机工业的重要基础只能沦落为世界民机工业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车间。
21世纪初，中国启动ARJ21项目，这是被迫从世界航空业的“支线”跑道起飞的低等选择，起点似乎又回到30多年前。但几乎可以肯定，这也是中国航空工业最后一次腾飞的机会。
3、任何重大技术和产品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的优越和臻于完美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发现缺点、不断改进中实现的。美国的波音、麦道飞机在大批量生产许多年后还在不断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不断通知用户更换改装部件。这在科技界已是常识，怎么能苛求于“运十”呢？哪一个活人在做因噎废食的蠢事呢？。当时有人就对“运十”横加指责，并提出几个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其中一个问题只是需要追加资金，将试验继续下去就可很好地解决，而质量问题只有在继续研制过程中才能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恰恰说明了，我们研制干线飞机已经前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如果坚定不移地继续研制下去，相信到了今天，“运十”早已趋于完善并付诸实用，并且有了若干改进型，至少应该像“运七”那样得到国内市场的认可了。
“运十”的下马，损失是十分惨重的。 一是5.4亿人民币的投资付之东流。二是我国航空工业在大型喷气式客机研究中迎头赶上的20年时间又退了回去。 更令人痛心的是沉重打击了自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士气和志气，搞散了队伍。我国通过研制“运十”飞机，已经积聚起了一支科研技术力量，并且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实践经验，他们本来可以以此为基础大显身手，成为研制民航大飞机的基本技术队伍，就像航天部门今天的情况一样，可惜“运十”下马和国家在大型飞机决策上的问题，这支航空科技队伍散失殆尽。“运十”的总设计师马凤山因气郁而过早逝世。积累了丰富的系统实践经验的研制队伍在白白浪费消磨了20年后，最后散失。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的拥有几十万职工、200余家企业、20余家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30多家研究院所的我国航空工业到了转产民品、自身难保、没有出路、下岗分流、发不出工资的空前严峻的困难局面。
1993年，台湾成功大学航空研究所、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其航空中心的教授、专家，有三批访问上海，看“运十”飞机及录像后表示：70年代，国内自行研制大型喷气客机的成功，表明了中国在民机研制方面的巨大潜力。在此基础上，如进一步改进，有可能成为中国的A300系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1993年3月31日，台湾工研院院长看了“运十”后说：“我们为中国这一航空工业的重大成就感到自豪。”韩国代表说：你们有了这样的飞机，还怕什么波音、麦道！他们都对中止“运十”研制深表惋惜。
近40年来，空中客车已经成为挑战美国波音垄断地位的巨人，我们的“运十”却半途而废。而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今天却在运送美国的卫星上天，在为国家赚取外汇，成为国威军威的象征。在“运十”夭折20余年后的现在，中国的天空上，干线飞机已是清一色的舶来品，而支线飞机还是“文革”中研制的“运七”、“新舟60”。在军用飞机方面，靠从破落的俄罗斯那里购买的几十架“苏27”支撑着空防，想从以色列买架预警机也因美国一瞪眼而罢休。在祖国南大门发生美国侦察机入侵挑衅并撞毁我战机事件和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之后，我们突然发觉，中国在世界上的军事战略实力地位已明显弱化。在这些巨大的反差面前，反思“运十”的夭折，人们不能不产生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谁该为“运十”的夭折、为我国航空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重新拉大来负责任？


附文章二篇如下：
运十发动机涡扇八研制主要年表及三则小评论

1970年8月立项、1975年6月完成工作图设计及首台涡扇八发动机完成总装、1976年7月01架静力试验机（“运十”01架）制造总装完毕、1980年9月02架首飞上天、1982年4月国产“涡扇八”发动机串装试飞成功、1985年2月正式下马的“运十”--先后飞到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7次飞到拉萨，累计试飞130架次、170飞行小时，没有发生过问题。

其客舱按经济舱布置178座，按混合级布置124座，最大起飞重量110吨，最大巡航速度974公里／小时，实用升限高达12000米，最大航程8300公里，与波音707是同一量级。“运十”飞机及其发动机研制的主要年表是：
1、1970年9月14日，三机部方案组确定为“运十”飞机配套的“涡扇八”发动机在上海汽车附件一厂制造。
2、1975年6月29日首台“涡扇八”发动机完成总装。7月30日完成起动点火，9月29日第二次上台架试车。
3、1976第一轮“涡扇八”发动机通过300小时台架长期试车。1976年7月，01架“运十”飞机铆装结束。
4、1978年4月20日，第二轮首个“涡扇八”发动机完成300小时分阶段长期试车，累计运转时间为373小时42分。同年12月30日，开始第二个300小时长试，至1979年3月17日累计运转681小时22分。
5、1978年8月15日，“涡扇八”发动机进入1000小时长试，至1979年7月30日完成1000小时长试，发动机累计工作时间1146小时。
6、1979年7月30日，进行1000小时长试的另一台“涡扇八”发动机完成1000小时长试，累计工作时间为1146小时。
7、1979年10月8日“涡扇八”发动机开始150小时适航性试车，11月19日结束，长试时间177小时，累计工作为187小时。
8、1979年10月17日，三机部批复同意“涡扇八”发动机在累计已研制了12台后，进行设计定型。
9、1980年9月26日：“运十”飞机02架在大场首飞成功。1980年12月22日，5703厂写信给胡耀邦同志，提出“运十”03架机已完成65%的工作量，现已停产，希望能把“运十”飞机继续搞下去。
10、1982年4月27日，装有国产涡扇8发动机的波音707飞机升空试飞。试飞共安排了8个起落。测试结果均符合设计要求。试飞员冯承直、张耀德对涡扇8发动机试飞情况评述中认为：“涡扇八”发动机在整个试飞过程中始终正常工作，无故障，显示出该发动机在稳定性、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性能。并表示涡扇8发动机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满意的。
11、1983年6月，召开“涡扇八”发动机研制成果总结交流会，认为“涡扇八”发动机已具备设计定型的条件和批量生产能力。后因“运十”停飞终至，已生产了3轮计12台发动机。
12、1984年6月4日，上海飞机研究所219位同志联合上书，呼吁在“运十”基础上发展我国民机工业。
13、1985年2月“运十”飞机正式停飞。
（有关研制生产“涡扇八”发动机，以及与该发动机相配套的科研队伍建设、工厂建设、生产线建设、设备研制，以及我国为该发动机研制采用的大量新材料、新工艺清况，可在网上搜索到）。
附小评三则：
1、《“运十”飞机研制大事记》一文清淅地向人们展示了“运十”飞机发展的轨迹。细品这一轨迹，不难看到“运十”飞机从一个中央领导亲自关怀、积极协调，各部委密切配合、联合攻关，全国会战、畅行无阻的国家战略性项目，沦落为一个失去关心、无人协调，诸候弄权、相互扯皮、倍受冷落，独撑门面、缺乏资金的地方性项目的苍凉历史。从这一轨迹中更能体味到第一代决策者们那非凡的战略眼光，组织者们那超强的协调能力、高效的工作作风，以及对领袖对人民的深厚感情和赤胆忠心；体味到老一代科技工作者们那奋发图强、无私无畏、“革命加拼命”的创业精神和严谨求实、勇于创新、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同时，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态度，四次申请资金皆无批复，甚至连3000万资金也不拨付，到“不懂”、“查查怎么上马的”这些有味的批复中，也基本感觉到了“运十”飞机死亡的真正原因。于其说“运十”飞机是1985年死去的，到不如说“运十”飞机在1979年左右就死去了。在此，向为“运十”飞机倾注了无数心血的老一辈决策者组织者们、为“运十”贡献了青春的老一代科技工作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你们“独立的天空梦想”、“破釜沉舟的自力更生精神”将永远警示着后人、激励着后人。
2、像飞机这种典型的国家战略性产品，需要依靠坚强的国家意志以一贯之才能成功，领悟这一道理，从70年代以来我们又多花费了近40年时间。70年代，中国喷气客机研制与空中客车几乎同时起步，经济舱179座、商载航程8300公里的干线飞机“运十”，仅比空客A－300晚两年起步，1980年首飞上天，7次飞到拉萨，获得了技术上的重大成功，但最终却因3000万人民币总装费用的断奶而于1985年中途夭折，独立的天空梦想让位于中国民机工业“三步走”的计划。而“三步走计划” 到1998年完全落空，干线飞机腾空的大门从此对中国紧闭。
后人绝对难以理解当时的利益对峙，而对峙的一面就是爱国研究者破釜沉舟的自力更生精神。
“运十”项目上的断奶，断送的不仅仅是一架飞机，而是中国航空工业20多年的腾飞机会。空客在“运十”夭折后的20年里持续投入约250亿美元，成长为可与波音抗衡的世界民机巨头，而中国在“运十”夭折之后的20年里，却用远远超过这个数目的美元购买着波音、空客的飞机，中国曾经拥有的民机工业的重要基础只能沦落为世界民机工业的一个微不足道的车间。
21世纪初，中国启动ARJ21项目，这是被迫从世界航空业的“支线”跑道起飞的低等选择，起点似乎又回到30多年前。但几乎可以肯定，这也是中国航空工业最后一次腾飞的机会。
3、任何重大技术和产品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的优越和臻于完美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不断发现缺点、不断改进中实现的。美国的波音、麦道飞机在大批量生产许多年后还在不断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不断通知用户更换改装部件。这在科技界已是常识，怎么能苛求于“运十”呢？哪一个活人在做因噎废食的蠢事呢？。当时有人就对“运十”横加指责，并提出几个问题。而这几个问题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其中一个问题只是需要追加资金，将试验继续下去就可很好地解决，而质量问题只有在继续研制过程中才能得到解决。这些问题恰恰说明了，我们研制干线飞机已经前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如果坚定不移地继续研制下去，相信到了今天，“运十”早已趋于完善并付诸实用，并且有了若干改进型，至少应该像“运七”那样得到国内市场的认可了。
“运十”的下马，损失是十分惨重的。 一是5.4亿人民币的投资付之东流。二是我国航空工业在大型喷气式客机研究中迎头赶上的20年时间又退了回去。 更令人痛心的是沉重打击了自己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士气和志气，搞散了队伍。我国通过研制“运十”飞机，已经积聚起了一支科研技术力量，并且积累了不少宝贵的实践经验，他们本来可以以此为基础大显身手，成为研制民航大飞机的基本技术队伍，就像航天部门今天的情况一样，可惜“运十”下马和国家在大型飞机决策上的问题，这支航空科技队伍散失殆尽。“运十”的总设计师马凤山因气郁而过早逝世。积累了丰富的系统实践经验的研制队伍在白白浪费消磨了20年后，最后散失。而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形成的拥有几十万职工、200余家企业、20余家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企业、30多家研究院所的我国航空工业到了转产民品、自身难保、没有出路、下岗分流、发不出工资的空前严峻的困难局面。
1993年，台湾成功大学航空研究所、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及其航空中心的教授、专家，有三批访问上海，看“运十”飞机及录像后表示：70年代，国内自行研制大型喷气客机的成功，表明了中国在民机研制方面的巨大潜力。在此基础上，如进一步改进，有可能成为中国的A300系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1993年3月31日，台湾工研院院长看了“运十”后说：“我们为中国这一航空工业的重大成就感到自豪。”韩国代表说：你们有了这样的飞机，还怕什么波音、麦道！他们都对中止“运十”研制深表惋惜。
近40年来，空中客车已经成为挑战美国波音垄断地位的巨人，我们的“运十”却半途而废。而另一方面，我们自己研制的运载火箭，今天却在运送美国的卫星上天，在为国家赚取外汇，成为国威军威的象征。在“运十”夭折20余年后的现在，中国的天空上，干线飞机已是清一色的舶来品，而支线飞机还是“文革”中研制的“运七”、“新舟60”。在军用飞机方面，靠从破落的俄罗斯那里购买的几十架“苏27”支撑着空防，想从以色列买架预警机也因美国一瞪眼而罢休。在祖国南大门发生美国侦察机入侵挑衅并撞毁我战机事件和美国轰炸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之后，我们突然发觉，中国在世界上的军事战略实力地位已明显弱化。在这些巨大的反差面前，反思“运十”的夭折，人们不能不产生思考，这到底是为什么？谁该为“运十”的夭折、为我国航空工业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的重新拉大来负责任？

望我“运十”兮，哭我“运十”！


文章二
袁隆平杂交水稻
　　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创始人，被誉为“当今中国最著名的科学家”、“当代神农氏”、“米神”等。
　　1953年，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西南农业大学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袁隆平的杂交稻研究，在中国国内是具有开创性的，但是世界上首次成功的水稻杂交是由美国人Henry hank Beachell在1963年于印度尼西亚完成的，1966 (在IRRI，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 培育出奇迹稻 IR8。
　　袁隆平1980－1981年,袁隆平赴美任国际水稻研究所技术指导。1982年任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水稻专题的责任专家。1991年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
　　毕业后，袁隆平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及杂交水稻研究。1971年至今任湖南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
[编辑本段]家庭
　　祖父曾任海南文昌县县长，父母为知识分子，父亲袁兴烈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今南京大学）中文系，母亲华静自幼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夫人邓哲，儿子袁定江。
[编辑本段]艰辛研究路
　　1960年袁隆平从一些学报上获悉杂交高粱、杂交玉米、无籽西瓜等，都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外生产中。这使袁隆平认识到：遗传学家孟德尔、摩尔根及其追随者们提出的基因分离、自由组合和连锁互换等规律对作物育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袁隆平跳出了无性杂交学说圈，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
　　1960年7月，他在早稻常规品种试验田里，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水稻植株。第二年春天，他把这株变异株的种子播到试验田里，结果证明了上一年发现的那个“鹤立鸡群”的稻株，是地地道道的“天然杂交稻”。他想：既然自然界客观存在着“天然杂交稻”，只要我们能探索其中的规律与奥秘，就一定可以按照我们的要求，培育出人工杂交稻来，从而利用其杂交优势，提高水稻的产量。这样，袁隆平从实践及推理中突破了水稻为自花传粉植物而无杂种优势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于是，袁隆平立即把精力转到培育人工杂交水稻这一崭新课题上来。
　　在1964年到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和助手们每天头顶烈日，脚踩烂泥，低头弯腰，终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他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撰写成了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是国内第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不仅详尽叙述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并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从1964年发现“天然雄性不育株”算起，袁隆平和助手们整整花了6年时间，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来。袁隆平总结了６年来的经验教训，并根据自己观察到的不育现象，认识到必须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重新选用亲本材料，提出利用“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杂交”的新设想。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袁隆平带领助手李必湖于1970年11月23日在海南岛的普通野生稻群落中，发现一株雄花败育株，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
　　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在研究水稻的十多个春秋里，袁隆平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经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十年动乱”几乎断送了他的全部试验成果，还好，虽然那些水稻坏了，可是袁隆平的助手事先藏了几株雄性水稻。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种“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种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
　　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布朗抛出“中国威胁论”，撰文说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人口将达到16亿，到时谁来养活中国，谁来拯救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粮食短缺和动荡危机？这时，袁隆平向世界宣布：“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其实，袁隆平早有此虑。早在1986年，就在其论文《杂交水稻的育种战略》中提出将杂交稻的育种从选育方法上分为三系法、两系法和一系法三个发展阶段，即育种程序朝着由繁至简且效率越来越高的方向发展；从杂种优势水平的利用上分为品种间、亚种间和远缘杂种优势的利用三个发展阶段，即优势利用朝着越来越强的方向发展。根据这一设想，杂交水稻每进入一个新阶段都是一次新突破，都将把水稻产量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1995年8月，袁隆平郑重宣布：我国历经９年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可以在生产上大面积推广。正如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所设想的，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目前，国家“863”计划已将培矮系列组合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加大力度在全国推广。
　　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有关专家对48亩实验田的超级杂交水稻晚稻的实测结果表明：水稻稻谷结实率达95%以上，稻谷千粒重达27%以上，每亩高产847公斤。这表明“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又取得“四大突破”：目前超级杂交水稻晚稻亩产量高；稻谷结实率高；稻谷千粒重高；筛选出适合华南地区种植的两个中国新型香米新品种。在场的专家和科技人员对这位卓越科学家取得的新成功而欣喜不已。这标志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再次超越自我，继续领跑世界。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
　　野败
　　1970年秋季，袁隆平带领他的学生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江农场进行研究试验，向该场技术员与工人调查野生稻分布情况。11月23日上午，该场技术员冯克珊与李必湖在南红农场与三亚机场公路的铁路桥边的水坑沼泽地段，找到了一片约0．3亩面积的普通野生稻。当时正值野生稻开花之际，因为李必湖对水稻雄性不育株有很深的感性知识，他像当年导师袁隆平寻找不育株一样，在野生稻群中一株一株地仔细观察。奇迹终于出现了！就在他们找到野生稻之后20分钟左右，李必湖和冯克珊发现3个雄花异常的野生稻穗。他们惊喜交加走近野生稻雄花异常稻株，进一步观察发现这3个稻穗生长于同一个稻蔸上，由此初步推断为由一粒种子生长起来的不同分蘖。除这3个稻穗以外，还有大量的匍匐于水面生长的后生分蘖。
　　为了弄清这蔸野生稻不育株产生的原因及其研究利用价值，他们将它连根拔起，搬回试验基地进行研究，并命名“野败”。并用广场矮、京引66等品种测交，发现其对野败不育株有保持能力，这就为培育水稻不育系和随后的“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给杂交稻研究带来了新的转机。他们在考虑是将“野败”这一珍贵材料封闭起来，自己关起门来研究，还是发动更多的科技人员协作攻关呢？在这个重大的原则问题上，袁隆平毫不含糊、毫无保留地及时向全国育种专家和技术人员通报了他们的最新发现，并慷慨地把历尽艰辛才发现的“野败”奉献出来，分送给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协作攻克“三系”配套关。
　　1972年，农业部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成了全国范围的攻关协作网。1973年，广大科技人员在突破“不育系”和“保持系”的基础上，选用1000多个品种进行测交筛选，找到了1000多个具有恢复能力的品种。张先程、袁隆平等率先找到了一批以IR24为代表的优势强、花粉量大、恢复度在90％以上的“恢复系”。
　　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亩产达到800公斤，并在西南农业大学等地引种成功。超级杂交稻己大面积推广。
　　以史为鉴之七十年代：袁隆平——建国以来贡献最大的农学家。
　　据老一辈说，真正重新吃饱饭，是在七十年代末，以前的稻子是高高的，风一吹就倒，换了矮水稻以后，粮食真是翻了出来。袁隆平的水稻南优2号，比以前的水稻单产增产20％，于1973年研究成功，1976年开始推广。八十年代，国际组织给他的奖项多得像米粒一样。中国有九亿农民，杂交水稻合作攻关项目的成功，相当于干了两亿农民的活。有人估计，杂交水稻种子共创造效益5600亿美元。　　
　　2003年，袁隆平在几十年多次创造奇迹以后，正式宣布由于研究经费匮乏，他的研究所的最新成果无法试产，将与美国公司合作。

黄卫东：请主流经济学家解释我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

请主流经济学家解释我国十大荒谬经济现象
网友提议：这些问题应该由温家宝回答 　　

作者：黄卫东

西方经济发达，成为我们的学习榜样，西方经济学也就成了特别是年代指导国家经济建设的理论。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建设工作中出现了很多荒谬现象，我这里列出来，请主流西方经济学家解释。　　

1、为什么我们是美国第一大债主，却没有钱给自己搞建设，要去优惠引进外资？　　

问题背景：到2009年底，中国政府购买美国国债8000多亿美元，购买其他债券至少4000亿美元。连美国媒体都惊呼，一个穷国成了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最大债主。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引资，每年都大力引进外资，根据国家统计公报，2008年引进外资924亿美元，到2008年底，29年来共引进外资8千8百多亿美元，根据国家工商总局通报，外资在中国资产到2007年底已经膨胀到2.11万亿美元。这种荒谬现象是怎么回事？　　

2、到底物质财富是财富，还是美元欠条是财富？我们为什么宁愿拿物质财富低价贱卖，换来无法使用，越积越多，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是不是将所有物质财富都送走了，换来无数美元欠条，就代表我们富裕了，我们的经济就发展了？　　

问题背景：29年来（1980－2008），我们人为降低人民币汇率，低价贱卖自己的物质财富，根据国际公认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法计算，我们总共拿价值40万亿美元物质财富，只换来6万亿美元商品加2万亿美元欠条，免费奉送32万亿美元（附录1）。由于我们一直贸易顺差，就没有机会在国内使用这些美元欠条，这些美元欠条还在不断增多。由于低价贱卖，我们如果拿美元欠条换回物质财富，换回的物质财富就会大幅度减少。到底是让老百姓保存价值34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还是让国家保存2万亿美元欠条更有利于我们的国家和老百姓？　　

　 　

3、为什么我们有钱搞出口退税，补助外国人，没钱帮助自己的老百姓？将住房、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化，让老百姓自己解决？为什么不能拿来补助自己老百姓，增加国内消费？　　

问题背景：近年来，每年搞出口退税，让出口企业降低出口商品价格贱卖，等于补贴外国消费者，每年支出5000亿元人民币。另一方面，国家为了减少支出，将住房、教育和医疗推向市场化，让老百姓自己解决。为了增收，不断提高房价，使普通老百姓工作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子，辛苦工作都解决不了一家人基本生存问题。例如，由于技术进步，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国内从事农业的农民很少，大部分农民都进城打工，却无法成为城市居民。减免农业税，实际不过减少200亿元人民币，与出口退税补贴外国消费者根本无法相比。　　

　 　

4、为什么我们将物质财富出口换美元欠条，然后在国内增发人民币？为什么不能根据经济发展需要直接在国内增发人民币？难道真正的物质财富还比不上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　　

问题背景：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我们不能随意增发人民币，但是，中央银行可以增发人民币收购企业出口产品换的外汇，于是，企业出口物质财富获得外汇后，国内就增发了大量人民币购买企业的外汇。到2009年底，国家储备2.4万亿美元外汇，国内就增发了至少16万亿以上人民币。物质财富没有了，我们能增发人民币，物质财富在国内的时候，我们不能增发人民币，这是什么道理？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据说是依据手里储备的美元增发的，可是美元实际购买力是不断下降的，40年来，按照黄金价格计算，贬值幅度超过30倍。而且由于低价贱卖换来美元，使用美元换回物质财富时，换回的物质财富比卖出时要少得多。　　

　 　

5、为什么不能增发人民币给老百姓，让国内资本家赚走，使国人皆大欢喜，而物质财富也都留在国内？非要将物质财富免费送到国外，人民币也奉送外国在中国的资本家，手里收点无法使用，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　　

问题背景：参见上个问题，笔者这里提出的是一个内需为主的经济发展路线，对比出口拉动发展经济的。两者唯一区别是内需路线是物质财富在老百姓手里，而外需路线是物质财富送到国外，国家免费奉送大量财富之后，拿着无法使用，不断贬值的少量美元欠条（存放1百年，恐怕1％原始价值都不到，99％都被美国人骗走了）。由于国外市场控制在外国人手里，出口企业大都被外资控制，海关统计资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出口物质财富，获得人民币的主要是外国在中国的资本家。到底这两种路线，那一种对国家和老百姓有利？西方国家发达的根本原因是提高老百姓收入，增大国内市场。没有市场，产品卖不掉，如何扩大生产，发展经济。　　

　 　

6、企业和银行都交给外国人管理，这对中国有利吗？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就是人是自私的，一切都依靠外国人，靠得住吗？不知道你们家财产是否也交给外人来管理？　　

问题背景：30年来，我们搞优惠引进外资，搞三减一免，减免外资各种税，出口产品还退税，使其处于竞争优势，在开放的21个行业，外资都彻底打败内资，成为外资一统天下。去年底还在布置外资兼并所剩无几的国企（附录2）。我们是否要将所有内资企业都消灭，企业都交给外资来管理？学过西方经济学的都知道，西方经济学理论基础就是人是自私的，将民生相关的企业都交给外国人，如果外国人要撤走怎么办？最近发生的谷歌撤退事件，你是怎么看的？现在维持工业企业的运行，在技术上都非常复杂，一个水厂，一个电厂，都由无数机器设备组成的，关键设备或零件少一个都开动不了，企业如果都让外国人管理，有一天，他们都撤走了，你能将其马上运转起来？　　

　 　

7、自己的企业都卖给外国资本家，国人都当打工仔，能致富吗？到底是做老板能致富，还是做打工仔能致富？　　

问题背景：参见上个问题，去年底，精英们还在鼓励外资投资和并购所剩无几的国企，优先给予土地和信贷（附录2）。将企业都卖给外资，国人只能当打工仔。在中国当打工仔，一个农民工，都无法在城市安家，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更不用说致富了。这种方法能领导中国人民致富吗？　　
　 　

8、为什么中国制定的银行法，不能借钱给自己的政府，而能借钱给敌视分裂中国的美国政府？　　

问题背景：参见1995人大通过的中国银行法第29条规定，禁止央行借钱给自己的政府。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代表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央行却购买美国国债8千多亿，借钱给美国政府。美国人炸中国大使馆、撞中国飞机，卖武器支持台湾分裂，在中国境内搞藏独、疆独动乱，敌视中国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和美国发生战争，你会借钱给美国人买枪炮弹药枪杀消灭你？这是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下搞出来的荒谬法律。美国政府并不理睬这个理论，更不会立法束缚自己。08年美国危机期间，就大印美元7000亿给其救助的几家美国银行。我们为什么要采用这个荒谬理论来束缚自己？为什么看不到美日均从央行等大量借贷，甚至超过一年国民产值？　　

　 　

9、由于引进外资的美元实际无法使用，等于免费将财富送给外国资本家办厂赚中国人钱，为什么不能印钱借给自己的老百姓办厂？　　

问题背景：所谓引进外资，就是外国资本家拿一笔外汇，如美元到中国银行换人民币，在中国国内办厂。由于中国不使用从外资手里换来的美元，等于免费奉送财富给外国资本家办厂，而利润都归外国资本家。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钱给自己的老百姓办厂，让利润归中国人，非要送给老外？正是我们压制老百姓收入，使企业利润微薄，又优惠引进外资，挤跨内资，使国内企业彻底倒闭。　　

　 　

10、 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是提高老百姓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还是提高生产能力，增加产值和外汇储备？现在我国生产的物质财富完全能满足国人需要，为什么要大量贱卖出口换取无法使用不断贬值的美元欠条，同时使国内大量老百姓温饱出现问题？　　

问题背景：我们生产的粮食和肉类，按人均计算，超过日本人均消费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附录3）。我们建设的住房，按照人均计算，达到30平方米，也超过日本平均水平。我们生产的衣服供应了全世界，远远超过中国老百姓需要。可是，我们的老百姓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太低。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有4.3亿人，平均一天消费量低于7.2元，不够一个人在普通城市吃一顿快餐。普通居民，一场大病，就会倾家荡产，成为贫民。我们到底是赚一堆美元欠条就万事大吉了，还是需要为老百姓分配足够的物质财富，解决老百姓衣食住行问题？任何时代，如果有一定比例的老百姓的基本生存成为问题，这个国家还能稳定发展吗？（历史上无数事实都表明，将导致社会崩溃。）由于老百姓收入低，消费能力低，生产的产品过剩严重，导致生产发展也难以增加，从而经济陷入停滞。国家于是搞低汇率出口，增加生产，免费奉送敌对国家财富32万亿美元，却不管国内老百姓缺衣少食，这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附录　　

1、低人民币汇率使我们每年损失超万亿美元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1001/127336.html　　

2、网友热评国务院鼓励外资并购国内企业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912/122905.html 　　

3、 富裕的日本人吃得比我们还少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aspx?id=227&articleId=12191　　

关键字： 中国经济 主流经济学家 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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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楼【蓝水波涛】 于 2010-1-26 11:43:30 评论说
中国还有主流经济学家？称其为经济学人都过奖了。这些人是荒谬的制造者，问这些人渣不会有答案的。

2 楼【平原地火】 于 2010-1-26 11:45:17 评论说
是执政者应该回答的问题！！

3 楼【清风明月一线天】 于 2010-1-26 11:57:09 评论说
好文章啊！

4 楼【人血馒头】 于 2010-1-26 11:58:31 评论说
路线是个纲 纲举目张

5 楼【江淮碧玉】 于 2010-1-26 12:01:47 评论说
中国的政治、经济就是让这一帮狗杂种的经济学家搞得一塌胡涂了。

6 楼【中华野马】 于 2010-1-26 12:04:18 评论说
这些问题要让真正的经济学家来回答，是很容易的；

这些现实要让真正的经济学家来回答，是很困难的；


7 楼【kehanc】 于 2010-1-26 12:07:28 评论说
2楼的说得准确！

8 楼【wju2009】 于 2010-1-26 12:13:13 评论说
我们生产的粮食和肉类，按人均计算，超过日本人均消费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我们建设的住房，按照人均计算，达到30平方米，也超过日本平均水平。我们生产的衣服供应了全世界，远远超过中国老百姓需要。可是，我们的老百姓收入和人均消费水平太低。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我国有4.3亿人，平均一天消费量低于7.2元，不够一个人在普通城市吃一顿快餐。普通居民，一场大病，就会倾家荡产，成为贫民。我们到底是赚一堆美元欠条就万事大吉了，还是需要为老百姓分配足够的物质财富，解决老百姓衣食住行问题？
所以，我们老百姓越来越怀念毛主席，怀念为人民服务年代的共产党。---一个基层共产党员。

9 楼【wtlwyong】 于 2010-1-26 12:17:38 评论说
这个文章有水平，质问的好！

10 楼【chinakow】 于 2010-1-26 12:22:33 评论说
伤痛啊~~~难道还要更大的伤痛？

11 楼【dbscj】 于 2010-1-26 12:38:29 评论说
我不知道中国有“主流经济学家”，我仅仅知道中国盛产“精蝇和垃圾学者”！

12 楼【zhengonggpu】 于 2010-1-26 12:38:45 评论说
为外国侵略者服务的是汉奸。制定卖国政策的也是汉奸。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是汉奸吃香，汉奸把持朝政。

13 楼【糖糖大侠】 于 2010-1-26 13:00:20 评论说
问的好!强烈支持!彻底反思这一切！有仰望星空的闲暇逸志，也要有面对民主、自由的勇气！向人民公布真相！这是最大的民主，最大的自由！人民的知情权岂能被剥夺！

14 楼【rzmabq】 于 2010-1-26 13:42:44 评论说
学习了

15 楼【qchqch】 于 2010-1-26 13:44:26 评论说
我们正被洗劫到家无隔夜粮的地步!----这就是真实的经济现象

16 楼【whm0630】 于 2010-1-26 13:44:53 评论说
老百姓都能看到存在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就看不到？！真是奇怪了？！

17 楼【大海一滴水】 于 2010-1-26 13:46:10 评论说
问的好问的好问的好问的好问的好问的好

18 楼【strongwill】 于 2010-1-26 13:51:56 评论说
好文章啊

19 楼【qq5203】 于 2010-1-26 14:41:55 评论说
“2楼的回答准确”顶一下。

20 楼【haoz1944bb】 于 2010-1-26 14:47:28 评论说
好文章！谁能回答，中国已经汉奸化了吗？

温铁军：如果进一步恶化，中国将成为严重饥饿国家

作者：温铁军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节选自温铁军院长09年在扬州的一次演讲。

以食品为例，08年食品价格上涨，有65%是外部输入型通胀，因此中国今天完全靠自己控制价格体系已经做不到了。我们有很多地方干部说中央为什么不提高粮价，我告诉你是因为有“天花板”，我们在加入WTO的时候被封了顶。WTO给我们的补贴率是8%，我们再往农业补贴就会超过WTO的界线，就会遭遇“惩罚性”措施。如果我们想提高粮食价格，那么对不起，如果国内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则必须进口，如果国营公司不进口，进口份额就必须让给民营公司、外资公司。所以，中国的粮价是国际市场价格封顶，中国的农业补贴是WTO封顶，你说让我们的农业怎么搞。我们想让农业成为农民增收的手段越来越不可能，想靠政府增加对农业的补贴也不可能，是因为我们在加入全球化的时候，把农业作为一个让步的领域给让掉了。这个过程我不多讲了，我有文章，你们可以自己看。

同时请大家注意，如果我们的农业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将成为严重饥饿国家。在08年公布的全球饥饿指数中，中国排名第15位。如果我们的农业再这样下去，比如18亿亩耕地红线保不住，比如不能提高粮价使农民越来越没有种粮积极性，因此你们看今年春天一次旱、夏天一次旱，谁在抗旱？政府。谁不抗旱？农民。如果你是农民，你去抗旱吗？你出多少工多少力最后抢回几颗粮食，还不值钱，你干嘛要去抗旱。市场经济么，没好处农民为什么要干。所以着急的是政府，从县到乡，各级干部喊着要抗旱，但农民你调不动。所以中国的粮食问题会越来越严重，现在我在上边的政策领域在喊这个事，我说粮食安全是谁的责任？是农民的吗？当然不是。是地方干部的吗？也不是，比如我们扬州富了，我们愿意买越南的米、加拿大的小麦，照样吃米饭面条，不受影响，地方只要有财力你就干吧。那如果出现了饥荒谁负责？中央政府。粮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是中央政府，如果中央政府在转移支付中，不把粮食大县的人均公共开支提升到全国人均水平之上，地方粮食大县的政府不会认真的替你去保粮食。如果不把种粮大户和种粮农民的收入提升到全国人均水平之上，那他们凭什么这么穷还要替你保卫粮食安全呢？所以我们先要把问题搞清楚，中国将是一个即将出现粮食不安全的国家，何时出现？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合理的措施。这些事情请我们地方政府参考。

刚才我说的输入型通胀，事实上恰恰是发达国家在向我们转嫁危机，在危机的时候，小麦、玉米、大米，这三种粮食是在什么情况下上涨的？是在石油危机的条件下。因石油危机，导致全球出现新能源产业，就是“种石油”。这就导致当你用生物能源的时候，粮食价格会上涨。比如说去年，美国和西欧把他们种植玉米土地的30%左右用来种生物燃料，于是乎全球玉米价格就上涨。所以价格曲线已经不光是因为“吃”而导致食品价格变动，现在是因为“烧”而导致食品价格变动。大家看预测更是这样，印度、中国、巴西、美国和欧盟都一个长涨的趋势，到2030前后，相当于石油吨位的生物能源是大幅上涨的趋势，因此就会进一步带来农业危机和粮食危机。

所以各位不要以为我们今天这种发展态势是合理的，我们这种态势是严重不合理的，除了经济结构不稳之外，更为严重的是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将会同步加重。你的土地越少，你就越要使用化学的方法去催，你越是用化学方法催，你的食品质量就会越不安全。就好比你要多吃肉，就要多用三聚氰胺，于是就导致大家得病，你要多吃瘦肉，就要多加瘦肉精，于是就导致你癌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农业受到威胁以后派生出的现象。比如这次三聚氰胺导致的奶业危机，一般人是以为监管不够，错了，是因为中国的需求大大超过供给的情况下，80年代初中国政府跟欧盟签了一个协定，大量引进欧盟的奶粉，到了国内再变成还原奶，因此我们在奶业的标准上不去标识什么是真正的鲜奶、什么是奶粉还原奶，我们是把这两种都叫液态奶，因此导致我们奶业的严重不平衡和不公平竞争，这才导致今天问题的出现，这个我不多讲了，你们回去看有个记者写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奶殇》。




关键字： 粮食安全 粮食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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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1 楼【jixuie】 于 2010-1-17 9:19:04 评论说
深刻学习。李克勤济学网http://www.like-qin.com/index.asp转载了！

2 楼【蓝水波涛】 于 2010-1-17 9:45:00 评论说
温铁军所说的WTO封顶8%是有深刻背景的，从当初开盘15%的叫价到内定的10%底价，乃至为什么到最后竟然会是以8%成交，中央高层至今没有将这个8%的缘由向社会公布。但每日关注新闻的朋友应该知道其中的奥妙。×××先生，你该出面说清楚此事了。

3 楼【人民战争】 于 2010-1-17 9:55:48 评论说
家国，国家，家即国，国即家，治大国，若烹小鲜


---- 废掉所谓的‘西方经济学’体系，重新思考如何安家治国。


4 楼【胡宝燕】 于 2010-1-17 9:57:32 评论说
你说了半天，你的措施呢？

5 楼【胡宝燕】 于 2010-1-17 9:58:54 评论说
中国应退出wto.

6 楼【吴佑乡】 于 2010-1-17 10:20:56 评论说
亡国灭种不远了，国际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取得了骄傲的胜利，是到了奴隶们该高唱国际歌和国歌的时候了！

7 楼【冷目赤心】 于 2010-1-17 10:48:02 评论说
亡国灭种的时代到了！去好好听一听张宏良的视频讲座吧：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1001/125666.html
不能对买办汉奸报任何幻想了，为了子孙后代，？吧！


8 楼【郭小娟】 于 2010-1-17 11:18:09 评论说
中国在粮食安全问题方面正面临极其严峻的形势。

9 楼【并一民】 于 2010-1-17 11:30:34 评论说
4楼 你要措施吗 没有 在现有的体制下没有 也不可能有

10 楼【在四方】 于 2010-1-17 12:03:12 评论说
有资改派，有汉奸，中国能没有危机吗？

11 楼【Liuyuxi1948】 于 2010-1-17 12:14:10 评论说
这都是小事，包括张宏良讲的那一些事，主动权大部分都在中国自己手里。得解决管这些事的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关键是路线问题。忽悠老百姓暂时没有用。等老百姓说要换人的时候，事情就大了。

12 楼【奥黑子】 于 2010-1-17 12:30:12 评论说
让别人给自己脖子上系了个套.蠢啊.

13 楼【西北草民】 于 2010-1-17 15:36:06 评论说
WTO 再 不废除====中国将危机不断！！！汉奸官府不倒台，WTO 这个癌症瘤子就恶性扩散不止！！！

14 楼【sprite】 于 2010-1-17 16:24:50 评论说
民以食为天，农业是基础。WTO牺牲了中国的农业。

15 楼【元翌】 于 2010-1-17 17:50:30 评论说
“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
wto显然是一种典型的崇洋媚外症状！
守着毛泽东思想，中华优秀文化，科学发展观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的中国人民，如果真的要向强盗恶棍们乞食无疑是最大的荒诞！！！为了满足强盗制定的规则而不顾自己的国情以及“独立自主”的永恒国策，而摇尾乞怜，半推半就，欲说还休，而至真理与尊严而不顾！！！无疑成了程度不可揣测的悲剧！！！茅于轼提出的土地政策几乎与邪恶相差无几了！至少是对人民以及自己微薄良心的不负责任！！！

毛主席说“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解决了中国的土地问题就解决了中国的问题”！这是唯物主义最朴素通俗的说法！！！颠簸不破！！！放之四海而皆准！时光流转而永恒！！！

但楼主的论点有一点好像是粮食价格不高，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然而这是片面的看法，矛盾的转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被现象迷惑了本质！！！农业问题是国之根本，无论何时，无论何地！！！突破18亿亩耕地者，引进无论证无可靠实验转基因水稻者！可称国贼！奸夫！抱着人道主义的立场，不诛之也要下放到沙漠开荒种树！！！

科学的精神与科学的方法应贯彻到一切思想与政策之中！！！

18亿耕地不能再少了！倘若粮食种不出，种不够！流转的土地却用来造卖不出的劣质的铁钉大批的塑料袋！岂非害人害己！误国误民！令天下苍生唾弃！！！

货币不如实物！资源要用在合理的必须的地方！有粮食！有水！有科技！有科学的连通机制！你怕什么？

农村的根本问题在于：其不讲科学，分田单干！这亩地种白菜，这亩地种小麦，这亩地荒着！这家人尽是老弱病残，这家人集体入城，而这家人挑着竹筐天蒙蒙亮就往城里卖菜！花椰菜批发就2块一斤，而她不知道！大家互不相问，各自为战！有人年收1万，有人年收3000千，也有人举债度日！！！

勤劳！只是致富的一个方面！致富致强的主干道只能是科学！！！

譬如在一个平原地区，100户人，1万亩地，户均100亩。分户单垦需要10个劳力三天，中间有参差！而如果连成一片，3台耕地机加数十个人，一天就能搞定！而每户每天出一个劳力，可达精耕细作！这一万亩地经过气候及土壤的分析统一种小麦！年产500万斤，国家统一收购100万斤每斤一元就是100万元。户均一万元。另400万斤通过市场机制，流入市场，或非配到户。总之可保肚皮无忧。

村上机关应成立一个集体组织部！负责相关区域的沟通工作，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成立垃圾清运站！因地制宜建立符合科学的乡镇企业！把一切分散的参差的农户都纳入集体的关怀之中，有福同享，有事同干！其余劳力可以发展个体经济或者打工！在集体充分发挥其其制度的优越性中，农村经济不可能不好！！！从而也缓解城市巨大的压力！

应该充分认识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意义！从学校到就业一条龙！不能虎头蛇尾，如同一个学兽医的去当了库管员，一个学农业的在当保安，一个搞导弹的在卖茶叶蛋！！！多少立足于本服务于人的创新就这样被在傻乎乎的欢歌中泯灭了啊！！！围绕着农业有多少相关的产业呢！农村天地无限广阔！从已有的经验可以分析出：农村因地制宜的集体化是科学的管理方法！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代表着科学农业的创新方向！！！

小局服从于大局！抓住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可于谈笑间轻解！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决定农业产创极不平衡！有些大山区及其贫困！不象平原地区可以规模化！大必须发扬集体主义的互助精神以及科学发展的精神促进当地经济！农业专业经济专业的大学生应该去，为期四年，而后接替！传播科学！传播文化！传播科学的经济观！！！桔子种在不合适的地方就又苦又涩，一片良田拿来盖烂尾楼就是犯罪！！！山地可以种核桃，杨桃，草药，如果这么好的东西卖不出去，还谈什么经济！！！

有些贫困地方的国家补贴经层层转手，大约已缩水很多！！！然而，“授之以鱼，不若授之以渔”！这便是科学发展的精神！农村！山清水秀！父老乡亲！大学生们应该去！好的农村是国家富强的真正推动力！！！

再说一遍：敢于突破18亿亩耕地引进转基因水稻者，国贼也！！！

农业至少可以保障肚皮无忧，空气清新！！！跟在业已腐朽的帝国主义身后捡破烂实在可悲可耻！！

农业自身本身就可与工业科学合理地结合起来！！！有资源，有科学！焉能不强！？

总之，农业是基础问题！新农村！而不是只见钢筋水泥不见树木不见麦穗！

任何人都要学会用宪法维护自己同反动势力做斗争！！！应该把宪法揣在口袋里！！！地方恶霸奸商贪官怎敢嚣张！！！只有科学方法加社会主义思想加以实践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的进步！！！



16 楼【朱龙】 于 2010-1-17 20:50:12 评论说

如果不是8年来的中央1号“三农”文件，那么混泥土GDP和生态灾害早已将粮食危机引向社会危机…… 生态旅游与养生热不过是鸵鸟战术？月球？火星？还是回归家园
（地产GDP与土地兼并，化工基地与生态垃圾化，生物燃料与车吃人，（冷热）贫富分化…货币掠夺…物价投机（飓风）

“人造系统带来的大量二氧化碳、氮、磷、硫以及其他废弃物危害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其他部分（空间不断缩小）发挥服务功能。可悲的是在我们这个垃圾遍地的工业化社会，面对物理以及化学反映的交相侵袭，自然生态系统是唯一能让我们免于被埋葬、被闷杀、被焚化的载体。”《最后的能源危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查韦斯：汇率双轨制与物价双轨制：城乡二元）
房产实名制与绿色GDP:垃圾工厂的生态掠夺）
（交通瘫痪与公共交通，生产性能源与奢侈消费的边际效应及社会有机构成）


最后的能源危机/大众财智书系
精彩页（或试读片断）
在矿物燃料作为动力的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在工业革命提高食品运输、货运和客运效率之前，人口密度与资源多少之间存在相互联系。如果人口过多，超过了当地生态系统的承受能力，这些人口将无法长期生存。但是，由于人们找到越来越多以廉价矿物燃料为主的能源，由于交通运输系统因此而日益进步，只要通过从其他地区输入资源，一个地区的人口密度就可以超越该地区的物质和生态承受能力的限制。只要能源价格依然保持低廉，只要能源产量依然丰富，同时环境问题和经济问题依然还能忍受，这种情况就能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现在，这种人口超载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了极限；世界人口总量已经超出了整个地球的物质和生态承载能力，仅仅依靠矿物燃料维持现状。生态经济学家提出了“生态足迹”的概念。所谓的生态足迹，就是为一个地区全部人口生产足够资源并吸收相应二氧化碳排放量所需的具有生态生产力的土地或海洋面积总和。同样的研究方法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发表的文章《跟踪人类经济的生态超载》中有所介绍。
美国发展重定义组织于2002年11月做出一份报告，概述了146国的生态足迹。正如可持续性研究专家解释说，“人类的生态足迹已经超出了地球生态容量约20%”。他还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生态赤字正在上升。由于这种过度消费，人类经济正在耗尽地球的自然资本”。
正在消费约四分之三世界资源的是生活在所谓“富裕国家”的大约12亿人口，而消费剩下的四分之一的是世界上另外50亿人。在这50亿人中，三分之一（根据各种联合国机构和其他组织）属于生活在严重贫困或极端贫困的人口。
如果全世界全部人口都以美加两国国民的平均物质和能源消费水平进行消费，那么地球的全部资源和面积需要乘以三倍才能提供满足需求。这就产生了两个问题，一是这在客观上是否可能实现，二是经济扩张在逻辑上是否能够有效消除贫困。既然石油与天然气推动了各种经济扩张，那么石油顶峰和天然气顶峰的来临以及随后世界石油产量的滑坡将直接威胁到试图实现全球经济无限增长的努力。
1997年，地质学顾问沃尔特?扬这样写道：无可争议的是，石油生产将会达到顶峰，之后其产量就会开始下降。如果情况确实更加乐观，也就是说，石油顶峰到来的日期会比大多数地质学家预测的日期要稍晚一点，这样的乐观情况只会使我们的问题更加严重。因为这就意味着，等到石油产量到达转折点的时候，当时的人口会比原先的人口更多，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人将更难适应缺乏石油的生活。若要构想“后石油时期的标准生活方式”，就要考虑世界能源形势的无数方面。一旦世界石油总产量下降，最终无法满足世界石油需求，将带来很多后果:世界经济和社会结构被改变，个人生活方式也被改变。
在石油顶峰以后的数十年里，世界石油产量的持续下坡趋势将会造成世界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方面的严峻形势。仅仅因为这个因素，世界人口数量就将很有可能明显减少。作为地球村成员，我们该如何调整自己来迎接这个挑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
提倡保持现状的人说，等到石油用完的时候，取而代之的会是极端的节能措施以及向可再生能源的彻底转变。而与此同时，各国政治领导人一边抵制石油与能源价格的提高，一边又时刻声称对“市场机制”充满信心。虽然很有可能出现技术改进（但不是技术突破），但是各种迹象表明，现在既没有出现彻底的节能措施，也没有向可再生能源发生彻底转变，而且甚至各国领导人也没有一致推动这个事业的发展。
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廉价石油产量的持续增长导致了人口大幅增加，工业和技术对环境产生严重影响，城市型工业化国家对廉价矿物能源极其依赖。如果重要原材料、粮食、能源矿石和工业产品的运输继续依赖廉价矿物能源，而矿物燃料却产量下降、价格惊人，人类就走到了转折点。目前的发展将无法无止境延伸，而且在我看来，甚至不会超过十年。





17 楼【zhe1968】 于 2010-1-17 21:52:50 评论说
问责！问责！！问责！！！问责！！！！

18 楼【cmis】 于 2010-1-17 21:52:56 评论说
让老百姓严重饥饿试试。

19 楼【马兰】 于 2010-1-17 22:40:06 评论说
说的好！我己将此帖转中华文化信息网散文杂文栏目： http://flydragon.ccnt.com.cn/list.php?fid=27。谢谢！

20 楼【大雪无痕】 于 2010-1-17 22:53:15 评论说
可怜的中国人民还是对精英抱有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