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武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
把革命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
——恩格斯
一个幽灵，告别革命的幽灵，在中国徘徊；一个声音，告别革命的声音，在中国回响。
看一看下面这些话吧：
孙中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乱臣贼子，辛亥革命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悲剧，打断了中国的宪政之路；
毛泽东是李自成加秦始皇，中国革命根本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是日本的侵略给了中国革命成功的机会；
1968年5月那些流在巴黎街道上的鲜血是革命的太阳在历史的天空下投下的最后一抹晚霞；
……
所有这些对革命的恨声咒骂和痛心疾首的抱怨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马克思主义是垃圾！因为在他们看来，不是统治阶级的压迫把被统治阶级逼上了梁山，而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可恶的幽灵蛊惑了人心，使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成了一部革命的历史。在他们眼里，甚至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不应归咎于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而应有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负责。因此，在他们看来，“打倒马克思主义”就等于终结了一切革命，把革命的幽灵封锁在了桫椤们的瓶子里。在他们的意识里，马克思主义不是风车，而他们也不是堂？吉可德；马克思主义是歇脚，而他们正是拯救世界的英雄。他们以为，他们所反抗的是“人民公敌”，他们觉得，自己高尚而英勇的牺牲和反抗是为了民主和自由。而革命，正是革命才导致了今天的一切不合理；只要否定了革命的历史意义，现在的一切就会像世贸大厦一样自然坍塌，一个崭新的中国将会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在大地上。“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而得到这些所需要付出的成本竟然是如此之低，只需要完成一场“书斋里的革命”：告别革命。
首先是一位曾在1980年代被称为年轻人的“四大精神导师”之一的哲学家用这一充满市场诱惑力的标题作为一本他的新书的封面，而这本书既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它的内容不过是两个人的对话而已，甚至都不能称为对话，而应称为闲聊。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感谢该死的出版审查制度，这本将成为1990年代中国思想史事件的书并未在中国大陆出版，仅仅是在国外出版发行了。但即使如此，它仍然有效的饮泣了中国思想界的轰动。它的内容本身已经不重要了，仅仅是它的标题，就足以让许多人兴奋的跳起来了。正如《皇帝的新装》里那些围观者一样，他们都看到皇帝没穿衣服，却出于各种考虑，并未白纸黑字的公开表达，而这位哲学家就像那个少不更事的小孩子一样，却就这样喊出来了。多么简单，却又多么有力！
1990年代的中国早已不是20多年前的那个中国了，所有的东西都只能在形式上被禁止，但谁也无法它不会以私下交流的方式进入。于是，这个已经无须任何论证即可自然成立的命题开始在中国流传，它的传播速度显然是瘟疫所无法比拟的。只几年的，人们都心悦诚服的接受了那个著名的说法：“中国千万不能乱。”
于是，教授先生们说：告别革命，中国不能乱；民主人士们说；告别革命，革命只能导致专制；社会精英们说：告别革命，革命就是劫富济贫；青年学者们说，革命就要流血牺牲；达官贵人们说；告别革命，稳定压倒一切……告别革命，告别革命！在今天，即使最底层的中国普通老百姓也会像背顺口溜一样在不经意间流利的说出“中国不能乱”这样有政治觉悟的话来。在今天，告别革命已经与市场经济一样成为了神话。无须任何意义上的质疑了，人们需要的只是牢牢的记住它，并中规中矩地遵守秩序，任何对“告别革命”的质疑都将遭遇“你是想要回到文革去吗”这样在反问，就像任何对市场的质疑都被指责为为专制辩护一样，在说的时候就要准备着成为“人民公敌”。
当然，一个历史时代不会是因为这样一本书而嘎然而止的，只不过它第一个用语言表述了这一事实而已。上帝死了，不是因为扎拉图斯特拉说了“上帝死了”，在扎拉图斯特拉说出之前，上帝就已经死了，扎拉图斯特拉只不过是用语言陈述了这一事实，并把这一陈述方式教给了更多的人们，让他们清楚的知道，上帝确实已经死了。革命不是因为《告别革命》而被告别的，而是早就被“告别”了，人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简单而又准确的陈述句来表达他们内心模糊的感悟，而《告别革命》正是充当了这一角色。甚至可以说，都不是因为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思想界引起的讨论使革命被“告别”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讨论不过是给了革命一个迟到的却又隆重的葬礼而已。
还在八十年初期，经历了思想专制年代的人们喊出的第一句口号就是“告别黑格尔”、“回到康德”。事实上，这只是一个话语策略而已，这一“告别……”、“回到……”的句式中，真正被告别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曾经对之表示效忠——甚至在“告别”时仍然至少在口头商队之表示效忠——的马克思。随只而来的，“思想解放”的后果之一就是“重写历史”的狂妄企图。之所以说“狂妄”，并不是因为那些“重写”消解了此前的意识形态的历史说教，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思想运动才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而是因为，他们武断的宣布了“革命史观”的“终结”，用“现代化史观”、“社会史观”勾勒出了被遮蔽的历史的另一面。而这在随后的年代里，成了一件时髦的时期，以高昂的“革命者”的姿态宣布以前的理论的死刑，代之以那些被“挖掘”出来的“历史”，使从前的中心被消解，使从前的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至于历史叙述中的“中心／边缘”、“主流／支流”的结构则分毫未动。历史，在他们手里，如同一次跷跷板游戏，一头上升的代价必然是另一头的下落。“革命”被终结了。在一大批“重新认识……”、“……新论”的题目背后，大多数都隐含着这样一个意思，即尽力的否定和消解历史中的革命运动的积极意义，而极力的宣扬那些“改良运动”的历史意义。晚清的那些改良主义者，民国初期那些大军阀独裁者，国民党政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被批判了30年的人一下子都从坟墓中复活了一样站了起来，被“中青年学者”们涂脂抹粉，弄得花枝招展，走向时代的前台了，甚至连那些殖民主义者也被涂抹成了中国的“恩主”。
从表面看，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间似乎有过断裂，然而，事实却是九十年代不过是八十年代思想主线的自然延伸和在各个方面的扩展和深入。八十年代的西化论者们丢在地上来不及拣起的衣钵被九十年代的明星人物们拣起来了，擦拭得干干净净，粉饰一新，并冠以新的名义，被重新摆上了思想超市的橱窗。是的，这件珍贵的思想文物不是别的，就是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学自由主义。而看起来言辞激烈的自由主义者们对《告别革命》的嘲讽不过是一出双簧而已，没有“思想解放”风云人物的辛勤耕作，便不会有九十年代自由主义的大丰收。
一场“书斋里的革命”就这样上演了。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革命已死。 革命死了。说出这样诚实的话要冒多大的风险，需要多么可敬的勇气！可是究竟是什么使革命死了？难道仅仅是那些“在文化的脂肪上瘙痒”的学究先生们吗？肯定不是。一切意识形态都不过是现实基础的反映而已，而这“现实基础”理所当然的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把革命的“死了”归公于学院教授们二十多年来的发奋努力，就像把天下雨当成皇帝祈祷的结果一样，愚蠢至极。必须承认，是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独立地衍变。固然革命最终悲惨的死去是与学术思想的深化分不开的，但最根本的原因毫无疑问应该回到社会存在的层面上去。
最近25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变化确实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对这些繁荣的解释也许会有许多种，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那个流传了二十五年的中国不断繁荣的神化正在被戳穿，繁荣背后那个“悲惨世界”正在被揭露出来。那些生活在贫民窟里的人们，那些无望的自焚的农民，那些一家人挤在一个卧室里过活的人们，还有街上的乞丐，所有这些像一张性感、诱惑的画上突然被人指出的纰漏一样，大煞风景，然而却是那样真实。那个“发展中的中国”的流行顺口溜背后，是包身工这个以前只有在中学语文课本里才能见到的幽灵的复活，就那样突兀的出现了。可是，这些都是突然发生的吗？当然不是，如果没有当代包身工们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的超强度劳动，难道中国这些年的GDP增长真的是靠市场营销、股票游戏、领导讲话生产出来的吗？它们早就存在了，只不过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所以才无法不正视，真个堂皇的谈论着风花雪月的贵人们不得不认真的打发伸出手来的乞丐一样，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终于已经看到了：也许乞丐会冲进来掀翻桌子！
这就是真实的中国，但远远不是全部，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当广东的爆发户们以高价买来并品尝着幼童时，他们的工厂里的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却没有报酬。我们可爱的学者们面对这样的现实，给出了什么解释呢？
“无恒产者无恒心”，他们想起了这古老的咒语，于是以一副悲壮的姿态叫喊着：让民营企业家参政，保护富人的私有财产。抽去那些从问题到结论中间烦琐的论证过程，这个答案竟是如此的滑稽：消除中国劳工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的方案就是让富人成为中国的主宰。如果说这样的表述仍然过于烦琐，那可以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表达他们所发现的这一“新大陆”：让富人拯救穷人。这是多么滑稽的事！可它就是这样真实的发在中国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接受这个“终极真理”。当他们声嘶力竭的喊叫着要“结束中国一个世纪的荒唐的仇富运动”时，我们的“人民政府”却悄悄出台了一项“撞了白撞”的交通法规，高档酒店也纷纷在大厅里打出“衣冠不整、恕不接待”的警告，街道标明“非机动车辆不得行驶”。难道这就是被指控的有着“仇富传统”的中国？
是的，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高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现代。然而，这个“中国”只是富人们、民营企业家们的中国，穷人、“衣冠不整”的人、开不起机动车辆的人都已被驱逐出境了，他们无权享受“高尚”、“文明”、“现代”这些必须以金钱为基础的词汇，他们活该安分的待在自己的贫民窟里，守在轰隆的机器旁，或是徘徊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个“新中国”就这样诞生了。看着这个“新中国”因为发财而变得满面红光，学者先生们依然嫌速度太慢，纷纷喊出了口号——他们总是尖子连、排头兵、马前足：开放一切领域，让民营资本进入。
真是遗憾，这一次学者先生们没有发现“新大陆”，他们所能搬出的不过是一个老得不能再老了的符咒：市场。似乎这是百试不爽的狗皮膏药，有了病痛，只要帖上它就可以立竿见影；又着是孙悟空的毫毛，只要对着它叫一声，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就会从天而降，替人们搞掂一切。经济学教授们说：中国改革归根结底就两个字，市场；自由主义者们说：市场从来不会失灵；连菜场小贩们都会说：价格是市场决定的。市场是无所不能的上帝之手，看不见摸不着，却力量无穷，超过一切神圣，人们叩拜它的虔诚程度超过一切神圣。所有质疑都要被斥为十恶不赦的骗子。
市场的力量谁能阻挡？所有的人都这样说着或这样认为，连一向态度强硬的官方意识形态也不得不做出“欲露还遮”的风骚姿态，又有谁敢螳臂当车？“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有谁愿意违背世界潮流、“人民呼声”呢？十年前那场著名的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终于无疾而终，知识分子们面对市场的惊惶失措留下的不过是一个苍白的手势。市场用他固有的冷漠无情、粗俗低劣嘲笑了一切历史、文化、传统，当然还有人，即使是当年的反抗者的行动，如今看来也是在市场范畴里发生的，丝毫没有对市场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有效批判。市场的时代到来了，人们疯狂的尖叫着，争先恐后的学着迎合、适应市场。面对这个法力无边的暴君，所有的堂？吉可德都不可能找到对手。
可是市场带给了人们什么呢？就是粗俗的电视剧、报刊和杂志吗？是越来越低的工资，还是越来越多的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抑或是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越来越让人感到绝望的生活？——你一辈子的辛苦最后换来的有可能只是一套房子，甚至还不到。商品广告无孔不入，世界色彩缤纷，可一切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单调，越来越乏味。这就是十年前人们呼吁的市场吗？
“财产、家庭、宗教和秩序”——这一“旧社会的格言”，一切都要由市场来帮助我们实现。离开了市场，民营企业家，自由，民主，私有等等便都成了失去了母亲却仍未断奶的孩子，剩下的只有在黑暗的角落里独自哭泣。市场像一个乳母，为所有这些提供着实现的机会和平台，无微不至的照管着它的这些幼小的孩子。经济学解释一切，无法在市场上交换的东西便没有价值，劳动的价值只在于工人所得到的工资，商品的价值由市场决定……这就是这个时代最简单也最深奥的思想之果。市场，市场，市场！不在市场中灭亡，就在市场中发达——这是新时代的格言。中国也许真的到了一个“大时代”？
然而市场，什么才是市场？ 革命死了？没有！有一群人站起来说。他们的名字叫做小资。小资这个词语在今天的中国的语境中的内涵是布尔乔亚，而不是农民、小商贩一类的“俗人”。20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快要落下帷幕的时候，革命已是四面楚歌，然而一部话剧出现了，《切？格瓦拉》。“最完美的人”带给中国的是地震一般的轰动，学者们纷纷像战士听到了进攻的号角一样，英勇的奋起了“千钧棒”，他们无法容忍革命的幽灵也被带入21世纪。可是，小资们不知道这些，他们所知道的仅仅是那个作为符号的切？格瓦拉，一个“酷男”。格瓦拉复活了，他的头像到处可见，年轻人们以穿着印有他的头像的衣服为荣。当该剧的主创人员出现时，他们就像卢梭第一次看见华伦夫人那样深情款款：“说说吧，你是如何准确的击中我们小资的？”这位毛泽东的崇拜者给了他的FANS什么答案呢？“革命就是要狠狠做秀！”这就是答案。在这个商业无孔不入的时代里，革命确实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姿态，正如毛泽东像章突然成为人们意想中的护身符从而流行一样，“饱暖思淫欲”的小资们需要革命这样强力的兴奋剂来刺激他们麻木已久的大脑神经。
可是，这能成为革命未死的证据吗？它不过是一种市场效应而已。那些革命的崇拜者们从革命这个词那里得到的仅仅是一种近于晕眩的感觉，跟摇头丸几乎差不多。市场是多么威力无穷啊，连它曾经的死敌都已成了它的裙下之臣。然而，我们仍然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市场？
在当代思想语境中，关于市场最流行的解释也许是“它是人类交易活动自发扩展的结果”。可是，中国今天的市场真的是“自发扩展”而来的吗？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交易发生的前提是私有产权；当所有产品都只属于一个人时，交易便无从发生。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正是一个所有产品属于一个人的国家，交易又怎么可能发生？没有交易，又何来市场？除非国家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喜欢玩把东西从左手挪到右手。可是今天的中国又确实是有市场的，也是有交易的，那么，这个市场是从哪里来的，从石头逢里蹦出来的吗？
虽然我已在其它地方分析了这个过程，但我仍然愿意不厌其烦地在这里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过程。
在1980年代，如果一个人考上大学，那么毫无疑问，在所有人看来，他就再不用为生计问题发愁了，因为他成了“国家的人”。国家将为他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并且负责在他毕业后为他安排一个可能工资并不高但一定非常稳定的工作。站在进大学这一点上，一个人可以看得清他未来的路。然而，这一切在今天都已经不存在了，社会上流传的一个顺口溜是“博士满街走，硕士贱如狗”。2000年以后，每个面临毕业的人都必须为自己走出校门之后的去处绞尽脑汁，拼命奔走；即使如此，也仍然有一部分不可避免的要从一毕业开始就失业。而毕业生们所能得到的工资则从早期的中等收入水平下降到了今天的接近最底工资。从单位抢着要到找上门去人家也不要，大学生，曾经的“时代娇子”，他们都怎么了，为什么越来越不值钱了？
也许我们要吃别人一个白眼或一个“切”字，但不管这些了，我们的问题不能到此为止。“供大于求，价格下降”在这里更正确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供给增长的速度大于需求增长的速度，价格下降。因此，我们要想搞清楚，就必须追问，为什么大学生供给的增长速度会大于需求增长的速度？难道仅仅是因为大学生就业市场上的需求扩大了，所以供给就增加了吗？
显然不是如此简单。大学在中国，是一个行政单位，它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家的严格控制。“计划经济时代”大学生的供给与需求都由国家完全控制，大学生就像其它的计划产品一样被定量的生产出来。“改革开放”后，国家放弃了全能国家模式，只管生产与供给，而在需要上则渐渐无法控制。大批的人毕业后宁肯选择自由择业，也不肯服从分配。国家在这时扮演的是市场行为主体，也即生产与供给的一方，因此，它有计划有步骤的增加产量。当生产计划所需要的成本已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国家无法再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了；同时，国家对大学毕业生也逐渐无法控制了，它认为，自己没有义务为别人免费培养人才。于是，国家一方面放开了就业市场，另一方面也逐步增加了高等教育收费。到最后，高等教育已经成了一个新兴的产业，国家完全成了一个商人，在市场上交易，收费、教育，它的主要利润来源逐渐从长期变为短期，即不重视一个大学毕业生可能创造的利润机会，而只能从教育收费与成本的差价中赚取利润。这一倾向的出现使国家的教育计划被打乱了，它不再理会市场需求的状况，只管从中牟利。所以，大学生的生产效率越来越高，而社会的吸纳能力远远的落在了这一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后面。这样，就“供过于求，价格下降”了。
在这个过程里，市场远不是唯一的主宰性力量，这一机制的形成始终与国家权力的介入紧密先观。国家权力的介入与所扮演的角色的转换在极大的意义上塑造了中国大学生毕业市场的品格，即盲目、非理性、起伏大。
与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形成过程一样，中国市场的形成过程都与国家权力介入和它的角色定位有关，无论哪一行业中莫不如此。因此，市场这一笼统而抽象的概念无法为理解中国现实提供一个有效的框架，中国这20多年来所发生的变化始终必须放在市场——国家的框架中来讨论。国家对市场的态度，它在市场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不断变换，都是不可忽略的因素。简单的把它理解为市场前进中的阻碍性力量也是不公正的。在许多时候，恰恰相反，它有意的促进市场机制的形成，并推动／规定市场朝一个目标发展。甚至可以由此进一步认为，所有市场机制的形成过程都是国家产业政策或其它行为的结果，而不是一个简单而抽象的“自发扩展”的过程。也因此，所有的市场的基本制度总是与它的历史、文化、背景密切相关，它的特点往往就是国家权力运行的特点。市场制度形成的过程是从国家到市场，而不是相反。割断市场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抽象出来的市场只能是一个静态的神话传说，丝毫都不反映客观的历史真相，因而也无法应对当前的现实问题。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但这个黄天远不是一个新的天使，它只不过是苍天与别人的私生子而已。他的血统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社会关系比以往更加复杂了，它的繁复、纷杂、错综的社会关系使以往简单明了的社会关系结构被拉长、扭曲了，所以使人难以辨认。
是的，旧式的革命死了，那种简单的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革命的模式已经死了。但新的革命尚未开始，它将比以前更加复杂，更加具有多重性。欢呼“革命死了”，欢呼“市场统治”的人们高兴得太早了，正如资产阶级产生的时候，它的对立阶级也一同降世一样，“市场”时代里的革命已经在酝酿之中。
应该首先确认，今天语境中的所谓革命已经不是那种“革去……的天命”的革命了。那种所谓的革命不过是一个新的统治集团取代旧的统治集团的方式而已，真正带有革命性质的群众社会反抗运动从来都被当成“贼寇”和“叛乱”。但是，今天革命这个概念的内涵已经被完全刷新了，虽然使用了同一个词语来表达，但所要表达的对象已经完全不同了。今天的革命是一种现代性现象，是启蒙的后果之一。它的基本含义应该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被统治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政治运动。作为政治斗争，它的主要争夺对象是统治权。在这里，有必要援引如今正在流行的德国极右派思想家施米特对政治所下的定义，政治就是区分敌友。这句话是诚实的。之所以是诚实的，是因为只有分清了敌友，斗争才能展开。只不过，斗争在那里是政治的目的，而在其他人那里，斗争本身就是政治。
因此，一个新兴的阶级要取得统治的权力，就必须先推翻现存的统治阶级。而且，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正是现代性的开门之钥，资产阶级取代封建地主阶级成为社会统治阶级的方式正是革命。那种笼统的、不加分析的对着历史的风车横抢跃马的人搞错了，革命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没有革命，就没有今天的资本主义花花世界。资本主义作为政治形式而非生产方式，它在所有地方的开幕市无不是革命。即使在以保守著称、并被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们推崇的英国，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长达四十多年的国内战争，即使威廉从荷兰到了英国成为国王，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可能确立下来。“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纸老虎，你不打它就不倒。”这句名言在任何时候的政治斗争中都适用，革命扫荡了旧的、反动的统治势力，新的统治者才有机会窃取果实，从而登上政治统治的宝座。而且，1688年的事件取得的名称就是“光荣革命”，而非“光荣复辟”或其它的什么。在这个偏正结构的短语中，革命才是主要的，无论它是否光荣，1688年事件本质上都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标志着一个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并消失，一个新阶级成为社会的统治者。
在启蒙的语境之中，革命是人民的一项权利。所谓人民在今天越来越被贬义的指称为一个民粹主义的概念，但是一个革命方兴未艾、风起云涌、引领历史方向的年代里，它的含义是明确的，就是统治阶级之外、被统治着的人们。虽然我一直不遗余力的反对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但在这里，这种思维方式却是最有效的，简单明了。作为一项权利，人们可以行使，也可以闲置，但是闲置不等于被剥夺，作为权利，它是不能被剥夺的。人民可以参加革命，也可以不参加革命，这同样是人民的自由权利，谁也无法剥夺；但不革命不等于就不是人民。革命是人民作为个体的自由选择。人民是人，既是个体的，也是作为整体而存在的，个体选择的权利可以放弃，但不能转让。所以，所有的革命都只能以鼓动的方式发生，而不能以强制的形式发起。在强制革命的过程中，新的阶级关系、权力结构就已经形成了，就已经使革命死亡了。但死了的只是这次革命本身，在新的权力结构下，新的革命将会酝酿并爆发。
人民可以自由选择参加或不参加革命是因为，人民内部的每一个个体都必须拥有平等的权利。而平等正是启蒙的重要概念之一。现代资产阶级革命是革命，而旧的王朝更替战争都不是革命的原因就在于：资产阶级是鼓动人民参加武装斗争的，而旧的王朝更替战争中，却是发动者们利用权力强迫人民参加的。革命的本身的终极目的是推翻旧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如果革命本身以不平等的方式发生，那就不能称之为革命。如果革命的结果是新的阶级统治取代了旧的阶级统治，那么，革命就已经死亡了，而新的革命也将从这里出发。革命是具体的历史运动，它总是针对具体的对象，负有具体的历史使命，当它的使命已完成时，下一次革命就会取代它。而这本身也是一个革命的过程。
革命是历史自身新陈代谢的机制。象动物的新陈代谢总由许多身体机能的合力共同组成一样，革命也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真正的战斗力量从来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最下层的人民；资产阶级是领导性力量。对于处于革命前期的人民来说，资产阶级与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压迫，只不过最下层的人民比资产阶级更多了一层，资产阶级的剥削。在英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中，旧的王权专制在阻碍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压迫和统治着下层的人民群众，所以他们参加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人民群众要求把革命进行到底，推翻一切人压迫人的制度，当资产阶级已经通过革命摆脱了被压迫地位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革命必须到此为止，稳固革命成果，迅速占领对国家的领导权，建立资产阶级国家。因此，英国发生了光荣革命，法国革命迎来了拿破仑时代。当旧的王权专制已被推翻，旧的阶级势力已被消灭的时候，为了使革命“到此为止”，资产阶级愿意采用所有的方式：无论是军事强权，还是君主立宪，他们都能接受。
同一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力量总在不断地分化、重组、结盟、分裂。革命所需要的是一种最简单的逻辑，即把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处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集团，以一个反对另一个的方式进行斗争。面对王权专制，资产阶级就是人民的一部分；当王权专制被推翻时，资产阶级成了统治阶级；当资产阶级国家建立起来时，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便开始分裂。大资产阶级要求自由，小资产阶级要求民主。小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力量不落下风，只好与人民结盟，在许多地方冒充人民利益的代表，尽力地涂抹他们与人民之间的客观矛盾，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但是，小资产阶级很清楚，革命只能是一个威胁，而不是真正的斗争方式，面对革命的真正威胁时，他们会立即倒向大资产阶级的怀抱。
历史就在这样阶级之间的斗争中推进着，只要有季节，这种争斗就总是不可避免的。而每一次争斗，对人民来说，都是一个通过革命解放自己的机会。虽然从来没有一次也不会有一次革命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但革命总在使人民离最终的解放越来越近。
但革命不是应召女郎，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它的发生自然有历史的内在的线索。它所应负责的只是，它是否结束了那之前的不合理现象，开启了新的历史发展的可能性之门。革命为历史所能提供的只是可能性，并非必然地、火车轨道般的方向。无论是认为革命必然导致独裁还是革命必然导致“美丽新世界”，都是对革命的误解。革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走向哪一个方向，取决于许多因素，它只负责把人们领到这个十字路口，而不负责帮人们选好下一步的方向。因此，即使是被驱逐出了革命后的俄国，别尔嘉耶夫也依然坚定的认为，革命本身并没有错；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没有把革命后出现的不合理归咎于革命。但是，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无视这些，他们只是梦呓般的吟唱着那早已过时的古老歌谣，为了否定革命，把革命前的疮疤也说成是美丽的花朵，把革命后的疮疤说成是革命的果实。1980年代开始的“重写历史”最终导致的只是《走向共和》，人们认为，在宪政的道路上，中国人这一百年来没有前进一步，还在原地。而且，革命前的一切都被重写得那样哀怨，那样忧伤，仿佛只要没有革命，一个现代的、民主的、自由的中国就会老早实现。总结起来就是：革命错了！
这样的结论得之于这样的判断标准：革命是否错了应该看革命的结果如何。可是，难道希特勒的父亲应该为二战的爆发负责吗？难道儿子犯罪，父母生出他就是错了并要为此负责吗？要知道，只能是照脚的样子去做鞋子，而不是按鞋的样子规定脚的形状和大小。脚在先，鞋在后，所以，只能是鞋适应脚，而不是相反。用革命事件的后果去评判它应否发生就如同削足适履一样滑稽。
按照流行的描述和理解，革命成了像有人故意使坏在四周雪白的墙上钉了一棵钉子一样，是个破坏行为。然而，事实这样吗？从来不是！革命是历史这堵墙里的砖，虽然它的形状可能不那么规则，但因为各种原因，它就是生长在那里了，有机地与它所发生的时代北京联系在一起了。把革命理解为钉子就等于割断了革命与历史本身内在的、有机的、丰富的联系。迄今为止，所有历史上的革命无不如此。中国现代史上的革命同样不能例外。辛亥革命不是孙中山这个“二十世纪的乱臣贼子”一个人发动的，也不是东西飘零的几个革命党人的恶意造成的。它的发生是因为，清王朝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已经朽坏了：在内部，它已经没有自我改善的可能了；在外部，它拒绝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制度改良。而且，所有的改革措施最后都变成了阴谋。皇族内阁的出台标志着晚清宪政改革的破产，它已经失去了所有可能的政治力量的支持。所以，孙中山才敢断言，清政府已无改良的可能，只有将七推翻。到革命前期，即使是较革命派远为温和的立宪派也受到了清政府的打击和镇压，皇族内阁的出台也使它失去了汉族士绅的有力支持。所有的迹象都表明，它可能马上就会崩溃。而辛亥革命不过是适时的抽掉它的宝座下的一块砖头而已，它的整个统治阶级大厦就轰然倒塌了。如果它仍然有生命力，何以不能自我修复，有效的完成对革命的镇压？难道是革命太强大了吗？要知道，不是革命解放了全国，而是全国各省积极的响应了革命。
也许有人会认为，辛亥革命是对的，但却不肯承认解放战争的历史意义。那么，就让我们简略的回顾一下这段多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吧。确实，我们不得不承认，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丝和平的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经十分活跃，甚至连宪法草案都已制订出来了。可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在重庆谈判中，国共双方签定了一个有可能带来和平的协议，但这个协议究竟是被谁先撕毁的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中间力量活跃的结果无非是召开了一个宪法制订会议，但不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伤心透顶的吗？他们看到，国民党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恶棍，已经没有任何自律意识了，对任何可能损害自身独裁政治利益的让步都不肯做出，所谓的宪法几乎成了一个独裁政权的加冕仪式。自由知识分子们只好“伤心去国”，大批的逃往香港，眼睁睁的看着一场战争爆发。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根本无力抵御和消解垄断家族的政治力量，那就只有让从延安出来的土匪们解放他们了。是的，逃到台湾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但如果不是在大陆的失败和人民力量的巨大震撼，难道寡头们真的会心甘情愿地发起一场“耕者有其田”的运动吗？
在所有被称为“革命”的历史事件中，毫无疑问，“文化大革命”是最棘手的一个，即使是部分的理解和同情革命的人，他们也不得不无奈地承认，“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历史悲剧，是“十年浩劫”。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文化大革命”呢？对于它，现在的人们究竟了解多少？由怎么做出公正的评价呢？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1966—1968年的群众运动时期，无论同时还存在着怎么样的高层政治权力斗争，一般劳动群众热情参加“革命”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们厌倦了这之前的僵化的等级制度。当曾经许诺给人们的一个平均主义的天国迟迟不肯出现时，只有等级特权越来越威胁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时，他们怎能不对“文化大革命”寄予厚望，怎么能不激动打倒当权派？
所有人类的制度中，没有不依赖于等级维持的，人们按照等级的不同拥有大小不等的权力，受别人支配的同时，也支配别人。制度往往是这样的，在它刚形成时，它还能保持比较大的弹性，人们也可以在这个权力等级中找到上升的机会；然而，随着它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健全”，也就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僵化，所有的东西都用死板的标准来衡量，上面的人们越来越不可能下降，下面的人们越来越不可能上升。当它的弹性逐渐消失时，它的自我改良机能也就消失了，也就越来越成了大多数人被束缚的桎梏，所以，只有打破它，才能以新的制度代替它。而革命就是制度变革最简单也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制度，还有等级存在，革命就永远不会被告别，就永远都会作为一项权利而被人民保留。所有“告别革命”的企图都只能说明对革命的恐惧，从而反射出他们内心的仓皇与虚弱。
1989年事件使一度的文化热戛然而终，文学，历史，哲学仓皇的逃离了现场，留下了一片空白。然而，当1992年中国重新启动、并在经济改革上采取了比1980年代更为“激进”的措施时，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突然的降临了。海南，下海，股票，市场这些崭新的概念成了中国话语场上的新宠儿，市场拜物教迅速地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了。文化，文学，历史，哲学这些一度风光无限的概念没有在新的话语场中取得位置，只落到了沦为边缘。即使曾经在1980年代深情讴歌过市场的人，也不得不惊讶地发现，他们已不再是热点了，人们再也不会相信文化，传统这些大而无用的说教的东西了，他们需要的只是如何学会以最快的速度在瞬息万变的市场里一夜之间变成暴发户。新的偶像不再是作家，诗人和著名的哲学家了，而是那些通过鸡鸣狗盗的方式暴富了的人们。
不甘寂寞的知识分子们曾经面对市场试图发出自己的反抗声音，但热闹的“人文精神讨论”并未挽回败局。到头来，知识分子们不得不承认他，他们留下的只是一个苍白的手势，证明了的只是他们的惊惶失措。这个事件本身的过程便是一个最好的注脚：热闹只局限于知识分子内部，并未引起太多的社会关注。仅仅几年后，当“悲壮已成往事”时，更让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来自英国的年轻人，没有任何名分，只是靠了一些毫无根据的数字炮制出来的富豪排行榜竟连年引起媒体的轰动。在有些人眼里一向被视为知识分子的记者也像追星族一样跟在这些新的偶像后面大呼小叫，提一些傻忽忽的问题。而在所有被称为媒体的地方，所有的商业广告都不遗余力地渲染着一种“成功人士”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了重大新闻。
是的，那些依旧心怀革命的人们无奈的悲叹道：革命死了。哀莫大于心死。革命不仅在形式上，在书斋里的理论上，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里，的的确确的死了。知识经济，全球化，信息时代，这些新概念的隆重登场总能吸引来人们的阵阵尖叫；知识分子们已经无须再遮遮掩掩了，他们在各种场合都摆出一副热情讴歌和大胆畅想的样子，为人们论证和解释着这些概念，告诉凡夫俗子们未来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上海的作家们则集体地怀念起那个暧昧的、身份不明的、灯光昏暗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时代的上海了。包身工被换成了歌女，政治势力角逐换成了商场风云，工人罢工换成了各种PARTY，而鲁迅则悄悄的被换成了张爱玲。革命的上海，封建的上海被告别了，而代之以一个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上海。周璇，夹生的英语，上流社会的沙龙成了上海的标志。而且，这暧昧的上海被众口一词的指认为“真实的上海”。“大上海”，“夜上海”，“上海滩”，“十里洋场”这些像闪烁的霓虹灯一样闪烁着的字眼代替了那个“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上海。北京也流行起了八旗子弟们的生活方式和油腔滑调。热中于现代性问题的人们像发现了一个新保障一样，左看右看，上下端详，惟恐有一个地方被遗漏。
临近世纪末时，中国出现了两本一度十分畅销并成为文化热点的书，一个是《现代化的陷阱》，一个是《格调》。而《格调》的英文版题目却是CLASS。换言之，这两本内容、趣味、读者群都大像迥异的书都提示或暗示了一个问题，中国已不再只有一副面孔，它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面孔，贫富差距在拉大，阶级分化在加速。下岗工人与民营企业家，财富人生与悲惨生活，棚户区与高尚别墅，一面被遮蔽，一面被渲染，被渲染的这一面成就了中国1990年代的新意识形态，成就了“半张脸的神话”。
在今天的语境中。意识形态这个词语也许是复杂的，正因其复杂，所以才让人觉得危险。我们无法判认，究竟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是意识性，还是“半张脸的神话”，“市场拜物教”才是意识形态。更奇怪的是，在许多情况下，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往往最热中于为“市场拜物教”提供理论上的支持。对大多数人来说，官方的马克思主义说教与“半张脸的神话”、“市场”并存共生，能够和平共处，相安无事。马克思主义天然的批判力就被这样奇怪而复杂的现实消解掉了。正如广场的内涵被从政治意义转换成为大型商场一样，表面的词语丝毫未变，而实质内容已经面目全非了。世纪之交刚过，人们就迫不及待的要求“结束20世纪荒唐的仇富运动”，“让民营企业家参政”，让中国完全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部分。而这一切，没有1990年代以来日益活跃的媒体就无法完成。文化的政治成了政治的文化。
但是，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所有这些扬富抑贫的文学、新闻、舆论和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那么，我们就必须反问，它是属于哪个阶级的，它为什么选择这样的姿态和立场？首先必须确认，意识形态变化与社会权势转移密切相关，它从来只反映在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意志和诉求，它是权力在精神领域的投影。就具体的1990年代中国而言，政治权势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变得复杂爱了，原来的官僚集团独自掌握一切权力的状态渐渐被打破了，在社会、文化领域，资本渗入与扩散得非常快。就媒体而言，一方面他，呵在政治上仍然受到严密的控制，但在生活方式的宣扬与塑造上，它完全服从以广告和其它形式渗入的资本。因为，1990年代的意识形态在现实层面上——而非官方说教的层面上——同时受到官僚集团与新兴资本力量的共同掌控：政治权力迫使其服从于自己的政治意图，资本则利用它为人们制造新的欲望和商业机会。对于大多数文化受众而言，他们无法辨认与抵制这种文化工业的制成品，因此潜移默化的受到影响。即使毛泽东像章和革命歌曲的重新流行也是商业主导文化的一个有效证明，世纪之交出现的《切？格瓦拉》所张扬的理想主义能够取得巨大社会反响的主要原因也是商业。编导人员们充分地理解和把握了这种生存状态下人们的心理需求，所以才有“革命就是要狠狠做秀”这样的新格言。
但是，革命不仅曾经是文化的主题，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的出现和发展需要人们意识到商业时代里文化的苍白和乏味，并勇敢的反抗，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一种全新的充满活力的文化。而对相信传统的人来说，必须使他们意识到所有的传统都是人创造出来的，近一百年来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传统不是别的，正是革命在“革命死了”和“革命万岁”这两种截然对立的声音中破浪前行。
文化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革命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文化。告别了革命的文化是毫无生气的伪装的生活情趣。革命的复活意味着真正的伟大的生活方式的复活，意味着对一切布尔乔亚式的文化伪装的扬弃。
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2003年10月到11月12日于杭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