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粗：国有企业振兴方略 第十五至二十二节

(十五)高效率只能建立在按劳分配的公正基础上　　

国有企业改革初期，即第一阶段是在公有制经济范畴内进行的，但以失败告终。在全国范围内，其主要标志是平均资产负债率飙升。资产负责率国际标准线是５０％—６Ｏ％。我国１９８５年还只有１８％，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８年则为惊人的８Ｏ％了。也就是说，随着改革的深入，情况反而急剧恶化。国企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益，可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原因何在？源于理论指导思想选择错了。一种理论思想认为，社会主义资产公有制，为微观和宏观经济的高效率以及比私有制更多的机会均等开辟了客观可能性，但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须以科学有效的体制和具体可行的机制为中介。效率是公有制经济的体制与机制在其制度范围之内实行改革的基本动因。社会主义经济学者又认为，高效率是无法脱离以合理的社会大众心理能够接受的所有制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公平分配的。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对最公平状态中实现高效率，是我们应当选择的改革之路。在中国，当代公平与效率最优组合的载体是市场型按劳分配。这些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论，因为没有人去企业实践中寻求可行的方法而被束之高阁。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因样重要的是，有了正确的理论，而没有相应的有效可行方法的实践，也不行。简而言之，公平与效率，在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理论框架中，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但因人们一时没有找到有效可行方法而未能实践，理想变成了“乌托邦”。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认为，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将财富集中于少数人，社会将有较大的消费剩余用于投资，从而提高效率；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如果比较平均地分配，社会将非常稳定，但投资力度削弱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将会减慢。简而言之，效率与公平，在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理论框架中，是一种对立矛盾的关系，只要社会稳定不发生动乱，分配越悬殊，效率相应地越高。　　

公平与效率问题，历来是任何社会、任何政府都感到头痛的选择。我们来个折中，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分配指导原则的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执政党来说，公平与效率相辅相成的分配原则政策无疑是最佳选择，但在缺乏可行方法实行不了的情况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仍不失为较佳选择。问题在于，３Ｏ年改革实践表明，公平并未“兼顾”，而是完全不顾，“按劳分配为主，按生产要素分配为辅”更是一句空话。因而，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据世界银行１９９７年发布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到１９９５年，我国的贫富差距不仅大于东亚、前苏联等东欧国家，而且已超过所有的发达国家。１９９８年，时任财政部副部长高强就向居民收取利息税问题答记者问时说，中国６万亿居民存款中的６６％掌握在１Ｏ％居民手中。那时，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开始试图用经济手段遏制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收利息税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１０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怎样？上文已述，千分之一的家庭拥有全国财富的四成以上！　　

财富加速向少数人集中，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果然相应地投资力度增强了，经济增长更快了。这是好事吗？站在社会大众利益的立场上，大概无人会叫好。据２ＯＯ３年８月２５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山的文章说：　　

“当前，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最值得重视的是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问题。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为８％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却高达３１•１％。如果我们计算最近几年的投资率(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同期GDP的比率)的话，可以发现２ＯＯ３年上半年的投资率为３８•７％，明显高于２ＯＯ２年上半年的３１•８％和２ＯＯ１年上半年的２７•７％。按目前的投资增长势头估算，２ＯＯ３年全年的投资率将可能达到４５％。　　

“汪同山认为，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消费率低意味着当年的国民收入分配中将较多的部分用于投资，而不是消费，至少造成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碍。从长远来看，投资与消费的比率失当，会造成长期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有效需求的不足，这是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的。”　　

我国改革开放３Ｏ年来的经济发展，现在是总结与检讨一下成败得失的时候了。一分为二是有利于影响事物向正确方向发展的正确观点，坚持真理，克服缺点，修正错误，继续前进。像医生一样，搞经济学的人，除了要能发现和指出经济运行中的弊病，还须对症开方，解决问题。近年来海外有学者认为，中国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五个。这一评估是否太高了？如果有一个的话，还会滑天下的大稽，用得着我这个智商平庸、学识浅薄、文化低下的工人老粗越俎代庖，贻笑大方，像一头野牛闯进高贵的学术殿堂，大煞风景吗？还有的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贩子更是出格，贩来洋货在中国零售，其“理论”在经济实践中弊端丛生，却讳疾忌医，不许别人直指其弊。如今，右派学者乱扣帽子，最时髦的叫做什么“反对改革开放”。前文已述，我头上以前曾被左派“革命群众”扣上过七八上十顶帽子，再加一顶，也无所谓。社会各界人们对“改革”含义的解读，因阶级利益立场的不同而迥异。我们认为改革应当在公有制经济范畴内进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资产阶级及其在学术界的代理人则是指国有全民资产产权的私有化改制变革。就像地球人与外星人对话一样，两者物理基因根本性区别，永远不可能有彼此都听得懂的共同语言。　　

概括地说，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迄今为止，基本上可归纳为创造了七项世界第一的记录，有好有坏：一，GDP长达几十年的大幅度增长；二，外汇储备量最多；三，外商投资额最多；四，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同期GDP的比率连年居高不下；五，国民经济发展对外贸依存度远超他国，包括号称“贸易立国”的国家；六：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居民收入中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所占百分比，即基尼系数严重地突破国际“警戒线”；七，据时任财政部长项怀诚披露，１９９９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１３•９％左右，我认为往后也不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发展中国家为２５％左右，发达国家更高达４５％左右。我国这一比重指标集中地反映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益非常低下。　　

像看待改革开放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国民经济发展一样，虽然那时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但也不能抹煞与否定成绩是主要的，是巨大的，短短二、三十年内，其间还多次和一直遭到战争干扰与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仍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中的得失也应作如是观。“摸着石头过河”，难免迷失方向，甚至走上歧途，这没有什么可惊奇与责怪的，修正过来不就行了吗？但是，既得利益集团中有人不允许修正，偏要继续“深入”下去，直到像前苏联那样彻底私有化，这就不是认识问题了。如果硬要将反思改革开放等同于反对改革开放，那也是反对改革开放的另类解读，即资产阶级及其政界和学界代理人的私有化解读，因为这种解读严重地损害了我们劳动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利益。　　

中国不论左派权威，还是右派权威，都有一个共同习惯：一旦自己处于“主流”地位时，总要以各种似是而非的理由，危言耸听，压制对方的观点意见。其中一个理由是，不要高调谈论改革开放中的问题，以免人民群众失去信心。实际上就是主张对存在的错误不必过问，让其继续下去。人们如果不健忘的话，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不是也有类似的理由扣人以“帽”吗？客观存在的恶性事物，仿佛眼睛一闭就消失了，不会继续为害。所以，我们宁可“夸大”错误，以便彻底改正。相反，问题越是轻描淡写，也就会越不重视解决，损害相应地越大，这已有过经验教训。至于一味唱赞歌，实则更是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帮倒忙。　　

党中央明察秋毫，对于当今经济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然了如指掌，在编制规划时，早已考虑到要采取避免社会矛盾因分配不公而激化之法了。请看２ＯＯ５年的一则新闻：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１Ｏ月８日报道，中共中央委员会近日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讨论未来五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分析人士说，在追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政策取向将关注增长的均衡、机会的均等和社会的公平，避免出现穷人依旧贫穷甚至更穷，富人则更富的不利局面。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区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让最广大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弥合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之一。’　　

“从世界范围看，人均GDP达到１ＯＯＯ美元后的一段时期是社会矛盾容易激化，易出现反复的时期。汤敏认为，未来五年，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应该努力规避风险。‘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十一五’规划将重点解决这个问题。’　　

“城乡差距不仅使众多的农业人口沦为贫困群体，同时也使城镇居民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观察家们说，在中国的城镇和农村，已同时出现‘穷人’阶层。迅速扩大的贫富差距有可能危及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据统计测算，１９８６年以来，中国治安案件的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了１０％。　　

“针对严峻的形势，中国在‘十五’后期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清毕大学教授胡鞍钢说：‘这将是‘十一五’规划的基本理念之一。’”　　

虽然，中央未来五年，或者更长时期规划倾向有利于低收入者，但是中国今后贫富差距有望缩小、“穷人”阶层可能消失么？治标之策，前景恐怕不容乐观。贫穷概念乃是相对而言，同国内富裕阶层和国外发达国家横向比较。我是个“中间人物”，过去和现在的收入状况大约可以代表中国大多数蓝领劳工阶层，更高于农村穷人。几十年前，我的日平均工资只能买街头早点摊上１Ｏ多碗清汤粉，３０年后，也没有突破２０碗整数。同一职业工人，中国劳动者的工资始终只有发达国家同行的百分之几。执政者不要热衷于纵向比较，同社会主义理应达到的生活水平，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自豪的。　　

治标不治本的规划，不论时间多长，决心多大，至多只能起到缓解社会矛盾于一时的作用。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消除贫困与缩小贫富差距，只有公有制经济为主、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否则事难遂愿，规划中的希望必将落空。　　

我再强调一下，实现民富国强的根本途径在依靠公有制国有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为此，必须规范社会各阶层利益分配中公平与效益相辅相成的关系，找出与开辟一条可行之路。我们现在是沿着这个方向前进的吗？南辕北辙，渐行渐远。为了具体说明问题，让我先引用一位科技工作者在网上的留言：　　

“我在一家世界知名的外企做研发工作，可以说是经过层层挑选才最终进去，可以说外企集中了中国大部分优秀人才，然而如此多的优秀人才基本上做的东西，都不会涉及到核心技术，往往是本地化、界面之类的工作。许多人如果在私企或者是国企里都是可以挑大梁的，却在外企里做一颗螺丝钉。　　

“公司的核心技术都是在国外的公司完成，剩下的部分交给国内外公司开发，虽然他们创造了GDP，创造了利润，但是他们赚到的更多，而我们却学不到核心的东西，我们将永远被扼住咽喉。　　

“我想，我们引进外资思路是好的，但是执行却是变味的，变味的外资给父母官们增加了政绩，增加了高升的机会，却牺牲我们的生存环境，牺牲了我们自己的造血功能，牺牲了我们未来。”　　

喧宾夺主的外资，因为少有平等的竞争对手的制约，必然产生负面影响，“牺牲我们的生存环境，牺牲了我们自己的造血功能，牺牲了我们未来。”我认为，这些年来比公有制企业产权私有化的国有资产流失危害更严重的是高科技人才外流。搞私有化，还可自我安慰地说，产权仍在中国人手中，肉烂在锅里，肥水没有流入外人田。但是，中国大部分“可以挑大梁”的人才外流，性质就不同了，后果会是怎样？中外企业产业结构将发生“马太效应”：在高科技产品研发能力方面，相对而言，强者可能更强，弱者可能更弱，中国未来只能是一个技术上“永远被扼住咽喉”的二流工业国家，而不可能成为独立自主的一流工业强国。这一发展趋势，除了为外国利益服务的买办集团人士，难道还有人能无动于衷吗？　　

替外人打杂当下手，“做一颗螺丝钉”，当然是国内成千上万能挑大梁的高科技人才的无奈之举，因为没有其它更好的出路。他们中大概很少有人奢望发财，但要求能保证一定生活质量的工资收入，乃是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应予理解。弱小的中国私有企业大多没有能力满足他们这一合情合理的要求，至少是没有能力大批量吸收这类人才。中国的科技精英们报国无门，令人扼腕叹息。　　

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什么能高达45%左右？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产业结构已经是以高科技产品为主。高科技产品才能产生高效益，企业高效益才有能力为职工提供高工资，高工资才能吸引高科技人才，高科技人才才能生产高科技产品。发达国家及其企业，包括在华企业因而形成了良性循环。中国国民经济运行，现在则是恶性循环，情况正好同上述发达国家及企业相反。　　

上述各种因素互为因果。中国私有企业整体而言，做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原因已述，在于没有大批量吸收高科技人才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依靠私企，不论它们的发展势头多么迅猛，即使拔苗助长，也无能将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式，从恶性转为良性，也就没有经济条件消除中国的穷人阶层，至于缩小贫富差距，只要企业制度以私有制为主，社会各阶层实行按资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为主，更是空谈。　　

在今天的中国，消除贫穷和缩小差距的唯一出路，只能是依靠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振兴和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经济分配制度。所以，我们的研究还是要回到本题上。国有企业衰退和濒危之际，官方当然不会见死不救，还是有所作为，采取了两项重大的经济政策措施，紧急输血。一是债转股，企业到期还不了的银行贷款，转移到新成立的几家公司名下。其实老债主和新债主，都属于国家大老板管辖，一主两名而已。有人比喻说，债转股是国企“最后的晚餐”，在这次解除债务压力，羸得喘息的时间内，再不走出困境就没救了。一道“晚餐”就能使重症病人获救？哪有那么简单。还须建立长效机制，持续不断地输血。于是，实行了第二项重大经济政策，即开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股市。　　

据说，证券市场有三大功能：一，筹集资金，二，转换机制，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但是中国的股市开办以来，一直问题多多。据2001年4月12日《经济日报》一篇名叫《资本在股市“独舞”》的文章说：　　

“中国上市公司的利润非常低，根据一次研究，2000年中国股票市场全部上市公司只有800亿元人民币的利润，当中分红只有100亿元，而印花税和给证券公司的佣金就已达900亿元，分红还抵不上印花税和证券公司的手续费。上市公司素质如此不堪，市场却对股票追捧不已，这就说明股民只关心股票价格的上升和下降，因此我国股民在股票市场上的投资明显地属于投机性行为。对于股民来说，这种投机行为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投机本身不产生财富增量，过量投机只意味着每个参与投机的人风险加剧，而决不意味着挣钱机会增多。”　　

而在国外，上市公司不仅年度派息额占公司当年利润总额的比重远远高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水平，而且他们大都采取了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反观我国，有资料显示，上市公司不分红现象越演越烈。据统计，沪深两市1999年以前上市的800多家公司中，仅42家每年对股东进行股利分红，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5%，另有42家公司上市以来从未分配过。也可见投资者进入股市，获利渠道主要依赖于市场波动中赚取差价，而对分红兴趣不大。　　

股市是“经济晴雨表”。但在中国这个“晴雨表”完全失灵，在过去的一段年份内，甚至曾经是盈利与市值大背离。例如，据报道，2004年上半年年报统计显示，该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每股收益同比平均大增36%，再次刷新了盈利增长纪录。但同期沪深两市流动市值却减少了2900亿元，同比下降约22%。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证券市场的业绩与股价也不相称。自2002年底以来，上市公司2003年半年报、2003年年报、2004年半年报中的每股收益，同比都是以近30%的速度连续大幅增长。可是这一年半中，上证综指却几乎原地踏步。那几年GDP连续回升，特别是2004年上半年GDP增长更是高达9•7%，毕竟GDP的强势往往代表宏观经济的向好，在这种大背景下，在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回升的同时，市值却毫无理由地缩水。其实原因很清楚，对于股民来说，GDP和盈利的增长不过是“画饼”，充不得饥，因为上市公司一毛不拔，绝大多数从未稳定地股利分红。　　

据经济界著名学者吴敬链说﹙很抱歉，又忘记出处，因为我之前未曾想过要写“论文”，有此要求﹚：　　

“在某些政府官员或国有企业领导人看来，证券市场的功能就是为获批上市的公司圈钱解困，对于一些懂得金融市场交易特性，又有某种权力背景的人来说，则把它看作一个可以进行违法违规而不会受刭惩罚，从而从中小投资者口袋里大把掏钱的良好场所。”　　

这位学者又说：“　　

“只有拥有一大批绩效优良的上市公司，证券市场兴旺发达，才有坚实的基础。”　　

那么，中国上市公司在证券市场的运作影响下，能够因而使之产生优良的绩效吗？让我们先来检验一下股市的三大功能 ( 筹集资金，转换机制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 实践得怎么样。一，中国股市为国有企业筹集资金，“圈钱解困”，确实有效。它有输血功能，但无造血功能；二，融资机制从间接融资转换为直接融资，这一方面的机制因而优化了吗？从理论上说应当是优化，但实践上并非如此。如果说银行贷款还有到期需要偿还压力的话，股市上不必股利分红这一压力就消失了。请问这一机制是优化，还是劣化了呢？三，资源优化配置更是无稽之谈。我这个经济学门外汉曾经想，建立了股市，通过它的运作，那些散而小的企业，例如江苏省太湖流域1.2万家小化工厂，可以聚合起来做大做强，其实股市与此功能完全不沾边。　　

可是，中国经济又一奇怪现象发生了：近几年来，虽然上市公司的绩效基本上踏步不前，并无大的变化，股指却突然走牛，从1000点飙升，突破5000点，竟然翻了几倍。“晴雨表”再次失灵。这一现象反映出了什么问题？人们对中国实业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的悲观失望，热情锐减，因为产能普遍饱和过剩，盈利状况也相应日渐降低。资本是逐利的。于是，投机性流动资金便弃低就高，涌向了股市和楼市。此“两市”者，实乃中国经济真正之“最后的晚餐”也。　　

一个不能使财富实质性增量的股市，一个令老百姓产生忧愁感的楼市能够健康发展么？没有实业的发展，确切地说，是没有了高效益实业的发展，怎么可能消除中国大多数家庭的贫穷状况，股市和楼市的畸形繁荣，也不见得就是好事，因为无法因之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可能更加扩大。　　

中国经济实际上已经深深地陷于恶性循环之中而未能自拔！前文提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西方大公司掀起的兼并、联合浪潮，其特点一是构建超强的巨型跨国公司；二是实施中长期的市场控制战略。在许多重要的产业领域，由少数国际性大公司、大集团进行战略策划，一个产业全球化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正逐渐形成。也正是从那时期起，中国竟然主动积极地配合跨国公司的这一战略策划，拱手相让全球化序列国际分工中赚大钱的部分，即新技术、新产品研制部分和最重要的主机生产部分。何以见得？因为这两个高端部分，在今天的中国，基本上只有国有企业才有实现的现实可能性，而这时期，正是国企私有化改制高潮之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端部分赖以生产实现的平台越来越少，赚大钱的可能性当然也相应地越来越小。那些热衷于鼓吹“比较优势”，心甘情愿赚小钱而沾沾自喜，还要自鸣得意的人，不论其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都是在为延缓甚至阻碍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而在向跨国公司献媚讨好和配合效力。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性质了吗？可能至今尚未认识，买办利益集团分子除外。中国人决非命中注定只能赚小钱，被动地接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强损人利己的阳谋，在国际分工中成为附件生产和加工装配国和物与人的原材料供给国。　　

据有资料披露，中国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中，正越来越依靠进口高端技术设备，成为跨国公司盈利丰厚产品的市场销售国，不论出口还是内销，利润率较高的高科技产品，也大多是外资在华企业生产。也就是说，在发达的富裕国家发生“扩展效应”的同时，发展中的贫穷国家----中国经济，也正笼罩在“回荡效应”的阴影之下。如果中国经济陷进此效应之泥沼，转变不了发展方式，只能赚小钱不能赚大钱，你凭什么去消除穷人阶层群体？而像我这样的大多数劳动者，日平均工资突破20碗清汤粉底线的希望，也就很渺茫了。2007了年11月间，重庆市发生了一起践踏伤亡事件很有典型意义，一家外资超市举办一次促销活动，食用油每壶便宜几元钱，结果引来几千市民不惜冒险拥挤抡购。近几年，工资倒是大幅提高，物价呢，也随之急剧上涨，尤以中低收入者感受最深。经济发展的成果落实在大多数老百姓身上，实在太少了。　　

实践已经表明，资本主义建立在“按资分配”基础上的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效率成果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在这个经济社会的建设发展中，资金短缺是关键矛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出于其阶级利益本能，失之于片面，只知道重视“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但却忽视了，也可能根本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个“边际投资倾向递减”规律。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资金问题也不例外。人们只知道资金短缺是坏事，殊不知就整个国家而言，越是短缺，投资越容易发挥和取得效益；资金充裕一定是好事吗？也不见得，取决于其是否存在向好的前提条件。在实业经济产能普遍地饱和过剩的情况下，再往里面投资，必然导致资本效率递减。所以必须进行宏观调控，这个行业过热了，资金不得再入内。于是，社会上那些严重多余的流动资金便到处兴风作浪，为了追逐利润，便会投向虚拟经济，相互炒作，从而形成泡沫。这就是股市在上市公司整体上盈利状况并无实质性大变化，短短几年，综合指数却飙升几倍的根本原因。泡沫是好事吗？楼市情况也类似。我们现在不是正在高度提防，千方百计阻止国外投机性资金进入国内投资这个行业，以及限制富人购买第二套商品房吗？可见，资金多了也可能产生祸乱经济的作用。　　

实行宏观调控，这大概是中国不同于世界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的一大特点。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政府不应干预经济，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行其是好了。政府调控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计划经济又是应该废弃的。但是，不调控行吗？从国内外经验来看，放任自流将可能导致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例如，中国的纺织行业，上世纪80年代开始废弃计划，无控制地盲目大扩张，结果过了不久，90年代便严重地产能过剩，全行业空前地大面积亏损。但一调控，资金的出路便受阻了。饭少了当然会饿死，但拉不出也可能憋死，所以不能全面地统统调控，要有进有出。可是，中国实体经济中，绝大多数属于低端品产业，几乎都遭遇到产能饱和过剩问题，难有继续投入的余地了。　　

可见，钱多了也伤脑筋，需要苦思怎样有效地用出去的对策。归纳起来，资金现在可能共有5条出路：　　

一，大量购买美元 债券。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借巨额资金给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就是说，依靠付出大量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和千百万廉价劳动力的血汗换来的外汇纸币，中外银行间一转手，又回到了印钞国。穷国反成了富国的债权国，不知这发扬的是哪门子风格。明知美元现今已是弱势货币，所得利息未必抵得上其贬值损失，也不得不无奈为之，因为比外汇资金死在自己家里要强呀！　　

二，实施走出去经济发展战略。据报载，国家近年投入2000亿美元资金成立了一家公司，专事在海外展开经济活动。例如花了几十亿美元同某非洲国家合作，在那里开采矿产资源，为其建设道路、港口和水利等有利于该国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互利双羸；又如购买某发达国家濒临破产倒闭的企业，不求短期回报，主要是欲长期获取其高端技术，为我所用。此类活动潜力无穷，前景远大。但令人忧虑的是，派出去的国有企业原体制和机制未经改革，好事会办砸吗？　　

三，偿还民生欠账。前些年搞什么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引起民怨，岂能持久。现在为了建立和谐社会，财政宽裕了，当然有条件加大公益事业在国家支出中的比重，以免不公平系数继续名列世界倒数几位。提高低工资水平也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政府部门公仆们近水楼台先得月，起了突出的带头作用。我等退休工人一族也跟着沾了光，而且，据说加薪幅度还可能赶上甚至超过通货膨胀率。但问题是，那些同企业效益挂钩的在职职工群众，他(她)们也有份吗？　　

四，投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中国经济机体内部缺乏自主增长力，实体工业产能饱和过剩，便另辟蹊径，大搞铁路、公路、水利和城市景观等各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患上了“凯恩斯依赖症”。但这些建设有个特点，即主要是社会效益，而少经济效益，资金来源于向民间发行国债，是要付利息的，加之受到财政赤字约束，不能无限制地进行。各地方、各部门为了 GDP“政绩”，也可能是为了多消化资金，甚至走火入魔，不惜“创造”需求，如第三章中例举的通讯行业重复建设，浪费了几千亿元。　　

五，资本逐利，移师股市和楼市。中国股市缺乏财富增量功能，因为它不是建立在上市公司大多数绩效良好的基础上。楼市也已形成泡沫，价格虚高远超房屋建造成本和使用价值。虚拟经济可能繁荣于一时，既是泡沫，则必有破灭之日。这些行业不同于实业经济，越是暴利，危害越大。据某些国家和地区经验，当地富豪榜上，房地产商占据大多数席位，不是什么好兆头，可能离金融危机爆发也就不远了。但许多地方政客和投机商人，出于各自短期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又热衷于制造泡沫。今日有酒今日醉，还有人在考虑国家发展的长久之计吗？　　

总而言之，即使完全撇开社会公平于不顾，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理论，即认为“按资分配”有利于将财富集中于外数人，社会将有较大的消费剩余资金用于投资，从而提高经济效率的理论，在中国应用于哪怕只考虑“效率优先”的经济发展实践中，也过时了，而且，低效率的后果将越来越严重，直至经济发展难以为继。　　

不过，中国国家和民间今天积累了充裕的资金毕竟是大好事，客观地说，“按资分配”在其中也起了积极作用。但现在犯难的是出现了为它有效地使用找出路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发展不能长久地总是舍本逐末，主要出路应当依靠国有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只有走这条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越光明。也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为此，必须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方式，从现在起，逐渐地改为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为主。 　　

(十六)先立后破吐故纳新 改革干部任免机制　　

基本上建立在“按资分配”理念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应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的经营实践，因为同我们企业必须依靠的对象——劳动群众的利益对不上号，实行效率必然大打折扣。但这并不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某些科学有效的先进经验也要拒于国门之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所以很有必要“师夷长技以超夷”。但也因此，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即人家的哪些经验适用，我们融会贯通“拿来”以后，也能产生经济效益？不要见着外国洋菩萨就拜，因为还不知道哪家会在中国土地上显灵。几年前，美国企业界大名鼎鼎的传奇人物——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韦尔奇访问中国，举办讲座，传经送宝。一时间，中国各地大企业精英人物趋之若鹜，为了得到其成功经验之真传，不惜花费天价门票去洗耳恭听。结果变成了一场聋子的对话。因为台上这位在美国因曾获得巨大成功而最具盛名的前企业总裁讲的内容，台下听众似懂非懂，一头雾水；而虚心求教的学生们提出的问题，演讲者又从未经历，所以不知如何解答。“韦尔奇旋风”在中国企业界热闹过一阵之后，悄然消失。不会再来了，来了也没用。　　

我们倒是应该认真地听一听另一位美国经济界权威人士的劝告。在国际经济学界被誉为“大师中的大师”、“现代管理学之父”的彼得 德鲁克先生，生前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的开幕词中写道：　　

“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因此，快速培养并使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迅速成长起来是中国面临的最大要求，也是中国最大的机遇。”　　

20年前，作为开放政策的一个具体举措，武汉市曾尝试着从德国引进了一位洋厂长。他来到市内某厂任职，在工作中最看不惯，也是其口头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中文词汇叫“马马虎虎”。中国是“差不多先生”的故乡，这句词似乎高度概括了一般国人的行事特点，当然也包括企业界各层从业人员生产与工作习惯。当仁不让，“马马虎虎”是咱们社会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近现代中国领导人深知其弊，不忘提醒人们改正。孙中山曾给一家眼镜店题词：“精益求精”。该店在店堂醒目处挂了几十年，大家都看到了，但有人因而记在心里落实在行为上了吗？毛泽东也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现在恐怕未必。我在前文中曾分析过，中国经济产业界主要追赶的目标对象国，应当是处于国际分工第三层次，即生产工具、机械装备的德国和处于第四个层面，即生产高品质最终消费品的日本。但我们现在同这两国表现在产业从业人员的工作素质上，决定追赶成败的根本性最大差距就在于“马马虎虎”相对于人家的“精益求精”。　　

那位洋厂长殚精竭虑，言传身教，欲将原汁原味严谨的德国工作作风灌输和“克隆”到该厂职工身上。市政府当局更是高度重视这一在全国首开新河的重大举措，为开放政策探路，指望有效可行，最好取得突出成就，以便推广，从而一举扭转中国国有企业的颓势。又因此举可能产生国际影响，本市官方各部门无不关怀备至，鼎力相助。甚至由一位前任老市长领头带队组成服务团，还曾极其罕见地专程上门前去询问，为其排忧解难。打破常规，效率也大大地不同于平常，出奇的高。洋厂长头一天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厂区排水不畅，厂外道路阻碍之类，第二天就火速派人解决了。　　

哦，我记起来了，那位德国退休后来华，像白求恩一样发挥国际主义精神的企业管理专家名叫格里希，他任职的企业是武汉柴油机厂，即前文提到的于志安文革前曾长期当厂长的那家厂。应当说该厂在各方面，从职工技术素质到机器设备质量，在国内企业中属于中上游，还是有一定基础的。我无法了解详情，但从官方媒体报道和后续进展迹象上看，对这一创举的评价实际上存在着矛盾。据说，格里希先生已经逝世，但武汉人民和市政府仍对他念念不忘，作为永久的纪念，在汉为其树立了一尊塑像。这一破格之举表明，格里希先生人品能力及其敬业精神，自始至终都得到了人们的充分肯定，可谓出类拔萃，完美无缺。但这一符合改革开放精神的重大举措后来却无疾而终，并未在全国有效地推广。根据常理，如果是成功的经验，会到此为止吗？　　

这一典型事例证明，“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的断言是正确的：“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只有中国的人才能建设中国，……”根本原因在于格里希先生未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化，还不熟悉并了解咱们的国家和人民。中国人“马马虎虎”的习性，不是仅靠外力就能轻易改变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提高劳动者职业操守的素质，完全靠“管”，使其被动地接受压力影响，不但收效甚微，也难巩固和持久。被动不如主动，需要有压力，更要有动力。　　

就像一个人主要是脚患上了浮肿症，步履艰难，走不动路，人们却重点当作头痛病来治，开错了药方。国有企业改革，根据现阶段中国具体国情，重点应主要放在设法提高基层职工群众素质，调动他们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上，而不是将成功的希望几乎是全部寄托在个别高层领导人物的有效管理。我们的作法与要求相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们，哪一位可能达到格里希先生的领导水平，他都难以遂愿的事，你能办到吗？于志安是个例外，因为他的经历特殊，那种人物以后不会再有了。前文举例比喻说，一位前国民党地方杂牌部队将领，解放战争中起义反正，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在与武器装备远超我们的对手交战，率领一支志愿军打胜了一次重大战役。显然，取胜关键应主要归功于基层广大官兵高昂的战斗素质，而不是因为他个人的领导指挥才能比经过严格军校学习训练的对手更高明。内战时期，国民党为什么经常打败仗？也非因其将领无能，军事指挥水平逊于共产党一方，主要关键在于两支军队广大下层指战员的战斗心态不同，即前者是当兵吃饭消极被动，后者为主义信仰积极主动所致。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在经济建设战线上，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国国有企要打胜仗，也只能主要依靠基层广大职工群众。　　

有人认为，德国一流的企业管理专家亲自身体力行，尚且没有在武汉柴油机厂创造奇迹，不能效法推广，由此可见，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已经病入膏肓，无论多么高超的领导人都不可能盘活。我则觉得，如果官方舍弃精英情结，改走群众路线，改革方式由以上驭下变为从下促上，便能力挽狂澜。　　

群众路线，还有个具体怎么走，避免误入歧途重蹈覆辙和取得预期成效的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在建设上搞过数不清的运动，走的也是群众路线，如前文例举的“超声波化运动”、“合理化建议运动”等等，都被“歪嘴和尚”们热衷于形式主义念砸了，败坏了它的声誉，甚至造成严重损失。但这不能归咎于群众路线本身，因噎废食，大可不必。我们现在必须重新捡起毛泽东创造的这一法宝，否则，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出路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主要依靠我们自己力量，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向高科技产业目标不断地前进和攀登，只有这样，才能建立民富国强的社谐社会。可是，我们尽管口头上也是这么说的，实际上经济发展却是舍本逐末。近年来，不少地方因为发展不了高科技产业，纷纷弃难就易，将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和新的主要的GDP增长点，便是一个典型趋向。高科技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因为走的是私有化路线和国有企业精英化路线，这两条路线都不行，便走另一条路线，即外资化路线，将外资在华企业拥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品算在自己的名下，这能当真吗？　　

群众路线欲取得成效，除了避免形式主义，需要求真务实，还有一个前提条件，它必须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做得到，具体可复制，符合科学规律性的东西。像上述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韦尔奇先生高超的企业经营管理先进和成功理念，虽然可能也有科学性，但它是抽象的，用之于千差万别不断变化的企业实践中，特别是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独特的国有企业实践中，也难以复制。既然复制不了，再高超的理论也无法实用。花了天价门票的讲座白听了。白听不用倒没有什么坏处，最糟糕的是奉洋教条为圭臬，食洋不化，还硬要东施效颦。这些年来，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实践，正是这种情况。这并不是说外国的东西，都不适用于我们，而是认为，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洋为中用欲取得成效，也有前提条件，一是具备效法与变通实行外来先进经验能力的企业高管；二是洋理论“孵化”下的土实践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大众，这里主要指国企职工群众的利益需求。　　

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大败笔，是片面化，顾此失彼，只重视第一个前提条件，在提高企业主管的领导能力上做文章，而忽视第二个前提条件对企业群众的利益需求失之不顾，结果成了光杆司令唱独角戏，能唱好吗？忽视职工群众的利益需求，后果不仅仅是导致国企改革的失败，颓势继续发展，更严重的是，在产业工人沦落为弱势群体的同时，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新的强势利益集团，给经济的后续发展造成极大的祸患。让我们先摘要看一篇登载在2007年11月26日(长江商报)上，题为(让人疑惑不安的强势利益集团)的文章，作者系武汉资深媒体人：大林。窥一斑可见全豹。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在日前举行的(广州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研究)课题报告会上，课题组通过前期调查认为，广州存在五大强势利益集团，包括垄断利益集团、特权利益集团、以谋取租金收入为主的食利者利益集团、以各种中间收费为来源的灰色收入利益集团、早期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优势企业利益集团。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扩张有进一步强化之势。”　　

“五大强势利益集团，仅从名头上看，没有一个主要是靠劳动、靠智力、靠科技、靠先进文化、靠现代思想而‘强’的。”　　

市场经济国家在走向富强目标的征途中，不能持续发展的病态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其经济上强势利益集团产生与成长的主要因素，是弄权、垄断和投机性交易，还是依靠劳动、智慧和先进生产力。如果人们认可这一评定标准的话，显然，我们的社会是病态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也是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　　

“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五大强势集团并非各自为战的。他们既有联手的需要，也有联手的条件，一旦结成强势集团联盟，其‘强势’的综合能量，可能会产生几何级数的递增。垄断将因特权的庇护而得以巩固与强化，特权可借垄断之手而弁取不义财；财大气粗加上位高权重，则可以轻而易举地收买话语权，从而模糊是非观念、颠倒价值标准，使所有不合法不道德的利益占有披上‘成功人士’的袈裟，戴上‘竞争而优’的光环。毫无疑问，强势集团的结盟，势必造成对社会非强势群体更大的挤压，社会正义的实现也将面临更大的障碍。　　

“有学者就如何应对强势集团出主意：让他们学会按规矩办事，我看这是把错了脉，开错了方子，如果这样天真的一厢情愿能抵事，强势集团根本就没有生成的可能。许多事实证明，并非社会缺少规矩没有法制，而是因为规矩法制被践踏，才使与社会理想背道而驰的强势集团越做越大，不可一世。其实，倒是我们更有必要学会点什么——在正视强势利益集团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分析研究它的成因，铲除它得以生存、扩张的社会土壤。至少，我们应采取正确的对策，将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对整个社会造成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　　

不要说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即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按资分配，先富起来的人也不应当主要是上述五大利益集团的成员，因为他们对任何一种性质社会经济的正常健康发展，基本上是负面因素。但匪夷所思的是，中国长达30年左右的经济改革成果竟然大部分被他们攫取了，而且，“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扩张还有进一步强化之势。”可是迄今为止，还没有遏制这股势头继续发展的有效方法，尽管它的对社会进步起逆反作用的危害性早已引起人们的共识和重视。有学者要求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富豪们今后“按规矩为事”，诚然是“把错了脉，开错了方子”。作者也束手无策，只能希望“将强势集团对弱势群体，对整个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限度。”比起其他任其发展的人，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我们今天要实行科学发展观，建立分配公正的和谐社会，以便顺利地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如果执政诸公继承党的“认真”传统，准备兑现自己承诺的话，就必须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利益均衡机制研究”这个课题上取得突破。广州报告会上专家学者们的讨论无果而终，问题没有解决，还得继续探讨。让我也来凑热闹，在会外发表一点管见。　　

少数人巧取豪夺而富裕，多数人被迫无奈而贫穷，利益失衡，贫富悬殊，古今中外这种社会现象并不罕见。问题是怎样“择术”纠正。不扯远了，现以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的实践，探讨其中利弊得失。毛泽东采用的是革命手段解决社会贫富不公问题，这在推翻旧社会的解放前是十分必要的。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解放后的方法问题。他老人家的方法是“先破后立”。他的这段论述原文记不全了，大意是说，不破不立，破就是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但客观实践并不总是按照他的主观设想完成。打个比喻，拆除一所旧房子，目的是要在原址上建设一座新楼房，使原主人生活得更舒适。设想无疑是美好的，但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始料未及的意外，新房未建成，原有的栖身之所倒没了，好事反变成了坏事。又如一件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小事：我厂文革初期“破四旧”，抄了资本家的家，人家用了许多年还完好如新的一只沙发，没收来拿到厂文娱室公用，不到一个星期就被人们乱坐一气搞垮了。我那时就想，这种“破立”运动，颇有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意味。旧的一套倒是破除了，人们向往建立的新的东西呢？则是一个画饼，甚至新不如旧。劫了富，但并未能济贫。由于有的人是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拼搏和奋斗而致富，客观上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不分青红皂白也被劫了，社会上从此失去了物质刺激的存在条件，前车之鉴，大多数人还会去努力吗？先破后立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客观后果在大多数情况下适得其反，也是造成共同贫困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结果的惟一好处是是使某些流氓无产者，不求上进的懒人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革命成功以后，新社会仍然可能残存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事物，特别是其中不利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不公正因素造成的贫富悬殊问题。此时，就切忌继续使用革命手段解决，方法也如上述理由，不宜于先破后立，而应反其道而行之：先立后破。我这是公然反对毛泽东的个别观点，政策和策略，现在大概不会再有人因而说我是所谓“三反分子”了吧？　　

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只有先立后破，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并且比较顺利地前进，在进程中也能少遇挫折和避免走回头路。1950年代中期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国有企业还处于初创阶段，立足未稳，经营管理粗放，更谈不上先进，便操之过急，匆忙地进行。理论上说是推动社会进步，但从实践效率上看，却是后退。例如，我所在的武汉印染厂，在国企中还属于佼佼者，但无论哪方面都比不上私营时代的上海天一印染厂。强扭的瓜不甜，尽管在高压政策下，也曾辉煌过几十年，终于衰亡。为使人们警醒，吸取教训，让我再次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的科学论断：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我不知记错没有，好像是列宁这样说过：“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我补充一句，还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私有企业所处的时代环境，今天和几十年前是完全不同的。几十年前，国内没有外国资本主义掣肘和压迫，私企发展可谓方兴未艾，前途无量；今天是加入全球经济化中，外资大量进入，已逐渐形成喧宾夺主之势。在这种新环境的时代背景情况下，中国私有企业虽仍然大有发展空间，其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也远未发挥出来，但正如上文分析，已被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死死地限定在低端产品领域之内。个别企业的突破，不可能影响大局。请看一则新闻报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经济的现状：　　

“据(浙江市场导报)(2007年)11月20日报道，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郑宇民在日前举行的第五届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说，针对中国民营企业国际竞争力普遍缺失的现状，倡导广大民营企业摒弃低价竞争手段，通过个性化创新等途径全面推行高端竞争策略，控制国际产业链的高端，实现中国民营经济的新飞跃。　　

“郑宇民认为，在国际产业链中，中国制造之痛就在于，技术上没有自主权，标准上没有制定权，价格上没有控制权，分配上没有话语权，附加值上没有收获权。　　

“郑宇民认为，中国民营企业长期以来奉行低价竞争策略，事实上是违背价值规律的。低价竞争其实质是剥离了商品附加值的赤膊竞争，最终将危害转嫁给了工人和环境。因为低价才会牺牲劳工为代价，才会牺牲环境为代价。有人说中国人买世界上最贵的，卖世界上最便宜的，其实是我们企业没有竞争能力的表现。所以我们一定要转变低价竞争策略，取而代之以高端竞争策略。”　　

中国又有哪一家私有企业不想实行高端竞争策略？但是全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徒唤奈何。它们低端产品的全部生产力确实还没有发挥出来，但高端产品的生产力，在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可能让它发挥，未能产生，何来“灭亡”？公有制经济制度是比私有制经济制度更高的生产关系，它成熟了没有呢？1950年代远未成熟，但从那时起已经出现了。我们分析社会问题，就要把问题提到这个特殊情况的历史范围之内。因为时光不能倒流，操之过急的错误已然发生，劝止公有制生产关系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出现不可能了。既然不足月的婴儿早已催生下来了，怎么办呢？如果这种先天不足的生产关系全是失败的经验，无可救药，我们不妨也让它“灭亡”，但事实上，它也有成功的经验，后天可调，并使之茁壮成长，决非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断言早产婴儿必然夭亡，主张重新塞回娘胎里去，既不合情理，也荒谬可笑。　　

今天的时代要求，即实行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离开了相应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而相应物质条件的产生，则有赖于高端科技生产力的发展；发展高端生产力的重任，在现实社会生产情况下，只有公有制经济制度这种高层次的生产关系才可能担负得起；这种生产关系早已产生但还不成熟怎么办？事在人为，那就设法催熟　　

我在前文中曾表达过这么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好像源自“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即不论国际还是国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谁胜谁负，不取决于任何价级任何伟人的主观愿望、革命暴力和行政权威倾向，而决定于两种主义后来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演变的结果。左派革命者反对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是有时效性的，在推翻旧的以剥削制度为正统的国家政权以前，无疑是正确的；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之后，如果仍然缺乏行之有效的具体方法，像列宁期望的那样，在生产率方面超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则前途就不妙了。　　

有人主张，公有制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其实质或者说是客观后果必然是窒息、抛弃与摧毁中国的高科技产业。我也谈谈自己的主张，公有制企业在现阶段可以退出一般低端产品行业，但必须保留和集中力量于高科技产业，以与国内外跨国公司争雄。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企业要以质取胜，而不是以量取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是可以影响时势的发展方向的，既可以向负面方向发展，也可以向正面方面发展。我充满信心，中国的私有制企业将来仍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变身为公有制。但这次可不是动用和依靠行政力量“强扭”，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发挥出私有制企业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条件下，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和平演变的结果。　　

左派社会主义分子怕听“和平演变”一词，闭耳塞听，现在忌讳提及了，那是无能的表现。这个词有什么可怕的？怕，反映了其对自己信奉的主义信心不足。人们会说，前苏联不是被和平演变过去了吗，资本主义列强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了，还能不怕？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较量好比打仗。我们几十年前自不量力，在条件并未成熟时采取攻势，将私有制企业收归国有，现在大部分得而复失；如今相反，妄自菲薄，一直处于守势，不思进取，有人惊呼“不能再卖了！”生怕阵地再失。但是，只守不攻，也非长久之计，那终将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阵地完全失陷。为什么不设法积聚力量反攻，收复失地呢？　　

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社会主义阵地失陷，主要的关键原因在于内部防守一方士无斗志。否则，外部力量再强大也无隙可乘，不可能得逞。人们为什么没有斗志？因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没有处理好，过去遭到左的压制，现在则是右的扭曲。工人阶级没有发挥应有的正确的领导作用，政治上名不副实，至少在国有企业内如此，广大职工实际上一直处于被摆布，而不是主人翁地位；经济上几十年来都是穷得当当响。社会主义并没有给劳动群众带来实质性的具体好处，他们为什么要死守这块阵地？要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复辟之后，我们的境遇只能更糟，我也不会管这件事。　　

中国低工资的现状，是“回荡效应”下的必然产物，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可能改变，这个问题不是靠发善心，制定有利于劳工的工资政策所能解决的。私有化使中国产业做强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消失了。这一恶果的阴影不仅已覆盖社会低层次劳动者，而且逐渐向高学历的知识阶层蔓延。请看2007年12月2日(长江商报)的一则短讯，题为(大学生找工作再降“档次”，500多人竞岗“一线工人”)：　　

“本报讯(通讯员袁子飞 记者 何辉)一家电器公司招聘一线工人，不想竟吸引了500多份大学生的简历，其中还有少数硕士生。昨日，在武汉科技大学举办的‘2008届毕业生冬季双选会’上，大学生再次感受到找工作的压力。　　

“国内著名的电器公司格兰仕集团招聘一线工人，并明确提出，录取的学生专业不必对口，都将接受公司的统一培训，被接受的工人将分配到流水线岗位操作。每天工作8—10小时，旺季每月只休息1—2天，月薪在1200—2500元不等。不到三个小时，招聘方收到500多份简历，其中多数是本科生，其中极个别还是硕士生。”　　

如果这种严峻的就业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可能用不了几年，中国的博士生们为了得到一只饭碗，也会被迫降格以求，竞岗于装配线上的普通工人，去拿低工资了。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乏力，另方面知识人才严重“过剩”。不知为政者如何解释这一世界上独特的怪现象？其实原因很清楚，中国今天缺少一个能相应地容纳这些人才大规模地用武的高科技发展平台，这个平台在现实社会情况下，则非国有企业莫属。　　

振兴社会主义国企，这是从资本主义列强跨国公司设置的全球化经济国际分工圈套中解脱出来，也是解决中国当前纷繁杂乱的经济问题的根本大计，替青年学子们今后的职业谋求一条比较理想的出路只是其中之一。现在就让我们来继续策划。　　

企业职工呈金字塔型，分为基层、中层和高层三个层次。前文中谈了增强基层职工，主要是生线一线工人职业素质的方法，即自主互选组成团队，因势利导，以工资差距激励使他们争先恐后，，用经济手段创建千百万个“马恒昌小组”；第二步是从下促上，再强化中层干部队伍，又该实施什么样的方法？这种方法必须同时具备两个特点：即一，具体而且可能复制。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经营不具备这个特点，因为它是抽象的，人们茫然无知而难以复制，你学不来，就没有推广价值；二，经过验证行之有效。这就需要我们大海捞针，去国内外寻找成功的先例，以便效仿了。也许是上天眷顾于我，前几年，恰巧从多份媒体上不约而同地看到几则新闻，都涉及到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事迹：　　

一，2001年，日本权威的经济类日报(日本经济新闻)综合研究现有企业报告后发现，这些企业的最终损益之和竟然是负数。而当年，丰田公司则被评为日本最强势企业。(因销售总额、经营性盈利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二，2002年，丰田汽车公司市面价值940亿美元，让第二位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望尘莫及，盈利78亿美元，在世界上汽车公司中赚的钱最多。(摘自(海外星云)2003年9月1日9月上旬号)　　

三，2003年，丰田公司股票市值约13万亿日元，超过了美国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三家公司股票市值总额(约12、6万亿日元)，而且，在今后一两年推出的新车和安全与环保技术方面，车迷对丰田公司的期待也超过了美国三大汽车公司。(摘自(参考消息)2004年1月24日引自(日本经济新闻)1月23日报道)　　

四，“新华社电 据报道，日本丰田汽车公司2006年财年(截止明年三月)营业利润预计将同比上涨17%，达到2、2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18日元)，如果确实如此，丰田将成为年度营业利润超过2万亿日元的首家日本公司。”　　

五，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美国汽车新闻数据中心公布的数字显示，按实际销量计算，日本丰田公司去年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汽车制造商，这个位置通用占据长达76年。(摘自(长江商报)2007年6月19日)　　

迄今为止，我还不知道创造上述奇迹的丰田汽车公司总裁是谁，但可肯定，他的名气不会比美国的韦尔奇先生更大。通用电气公司走的是企业精英管理路线，它成功的诀窍，我们是学不来的，因而也就没有推广的价值；丰田汽车公司则走的是群众路线，他们下的是笨功夫，但却具体地扎实有效，更适合于我们效仿。忘记年月日了，曾从(人民日报)上看到过新华社记者对丰田的专访文章，主人介绍：　　

“该公司从1951年就推行‘动脑筋，提建议’活动，动员每个员工每年提10个建议性方案，同时以每个方案500日元至20万日元的奖金相配合。几十年来，这个活动竟然年复一年地坚持下来了。据资料统计，1997年职工提的建议总数达到72、7814件，平均每人10、3件，被采纳率高达98%，1998年职工提建议达到70万件，百分之九十都被公司采纳。”　　

收获决定于耕耘，国外如此，国内亦是如此。中国也不乏这样的企业，例如2005年3月18日(经济日报)上登载(老总访谈)，海尔集团总裁杨绵绵说：　　

“创新的关键是要把企业目标化解到每个人身上。在海尔，再普通的员工，每年一定要给企业提6条合理化建议，而且企业设定这个合理化建议一定是身边的，干哪个工序，你就在哪个车间提合理化建议。只要每个人做好身边的事，就凝聚起了企业发展的能量。2004年海尔职工提出的合理化建议接近4万条，目前，海尔累计申请专利5469项，其中发明专利249项，是国内专利申请数量最多的家电企业。这样一种创新的氛围，让海尔的发明专利源源不断自各个层面产生并转化为创新的产品，成为海尔在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中高速发展的关键所在。　　

“技术一旦自主了，其获得的收益将是‘乘数效应’。像现在海尔不但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了企业国际竞争力，还致力于国家标准、国际标准的建设制定，海尔目前累计参与了国际标准的制定1项，承担国家标准制定4项，参与国家标准制定16项。20年前，海尔以市场换来了技术，海尔以消化吸收后自主创新的技术开拓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海尔的例子说明，‘市场换技术’的方向本没有错，问题是我们是沿着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路途走过的。”　　

遗憾的是，海尔这类企业在中国是极个别的，它的成功经验，至今未能推广。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喊了多年，但与发达国家在许多产业的效率方面的差距并未缩小。例如汽车工业，据2003年4月下期(南风窗)中有文章披露，“中国汽车工业与国外的差距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低。国内某大集团有10万人，年产50万辆汽车，丰田汽车公司只有6万多人，产量却高达500万辆。”如此悬殊的差距是怎样造成的？源于“耕耘” 的方式不同。人家是业余时间还在殚精竭虑，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提合理化建议，我们在干什么呢？试举一例。据2000年3月(中国青年报)报道：　　

“吉林省长春市一家大型国有企业集团员工的家属给该集团党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谈到集团的一些中层干部间普遍存在的问题：尽管工作积极努力，可在八小时之外，却沉溺于声色犬马。　　

“尊敬的某某常务副书记：　　

“作为一个模范中层干部的家属，我想向你反映一个在我厂中层干部中也许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您可知道他们下班以后都在干些什么吗？如果有兴趣，不妨暗中查访一下，市内大大小小的歌舞厅餐厅，特别是那些藏污纳垢之所在——按摩屋、洗头房等，有为数不少的我厂干部经常光顾。　　

“这些40多岁、50来岁左右的中层干部，利用手中的权力、客户关系、截留的小金库以及各种手段得到的钱财，天天吃饭店、泡小姐，甚至包养小姐。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工作非常出色，很受厂里的赏识，可他们工作之外的尽情潇洒，不顾家庭和社会伦理道德的做法，还能不能称其为好党员、好干部？　　

“要知道他们一方面努力工作，一方面挥霍无度，也是工厂的蛀虫啊！试问这帮差不多天天喝酒、泡小姐，甚至养‘小姘’的工薪阶层们，靠什么潇洒，用什么快活？哪一个是只花自己工资的？这钱无外乎是小金库的、客户的、公家的。　　

“我的丈夫年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级干部，他所领导的党支部也年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工作上可以说很优秀，白天带领一班人马拚命干，晚上也带领一班人马拚命地玩，家似乎已经成了过路的驿站。当然，一个人是玩不起来的，自然要有一帮人陪衬，除了部下，就是这帮科级干部，轮班请客，吃饭、洗澡、按摩、打麻将，没有小姐陪着简直就活不下去。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有家有贤妻的男人们，还要养小姐。用我丈夫的话说，周围的同事都有小姐，自己处一个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他能给我举出许多例子，都是一个厂的，大到厂长，小到中层干部，不是夸张，说得相当真实。我所说的这些，绝不是个别现象，也是许多和我同样处境的妻子们的心声。呼吁厂领导管管他们救救我们这些濒临破碎的家庭吧！　　

“一个中层干部的妻子”　　

振兴国有企业，职工素质及其表现，是影响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其中，干部因素又是重中之重。像吉林长春某集团中层干部那样，可能只是少数现象，但其他企业的干部们对业务无所用心，则是普遍的了。我们学习发达国家企业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要适合中国国情，找准典型对象。走精英路线，像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那样，依靠企业高管个人智慧和能力创造奇迹，那是行不通的，画虎不成反类犬。但是，我们现在走的正是这条路线。撞到南墙，就要回头。还是改学日本丰田汽车公司，走群众路线吧，具体表现就是坚持不懈地开展人人动脑筋的提合理化建议活动。　　

干部要起模范骨干带头作用。我在几十年前就曾想过，国企干部要是都像前文提到的前武汉印染厂漂炼车间主任陈沛霖那样干就好了。陈主任虽然是个半文盲，但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创造了优质高产的满负荷工作法。今天的企业干部们都能说会写，文化水平远比陈主任高，如果也能充分发挥潜能，一定大有作为。但是，牛不喝水强按头，要求干部们也像他那样干，显然很不现实。怎么办呢？方法有了，这就是改革国有企业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　　

传统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评定制度的严重弊端早已暴露无遗。例如上述某集团企业的中层干部，尽管违法乱纪，沉溺于声色犬马，但丝毫也没有影响到他们被其上级官僚“年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科级干部”而受到重用。指望这样的一群干部担负起企业的振兴大任，无疑于等着看日从西出了。那么，如何整治这股风气呢？现行的方法不外乎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两种，即使有效，也只能使他们收敛于一时，离我们要求其全身心投入工作，还相差十万八千里。解决的根本之计是在干部任用上引入民主机制，由职工群众评议产生，吐故纳新。评议的主要根据就在于被选用者平时在“动脑筋，提建议”活动中的表现。有人可能说，1990年，中华全国总工会不是曾开展过一次合理化建议活动吗？结果演变成一场闹剧，无果而终。我们当然要吸取教训，防止重现第三章中例举的两种不良倾向：一是中国人“五分钟热度”的老毛病；二是“乌龟哄王八”似的形式主义。怎样使建议活动持之以恒，并能不断地产生实际效果、这就需要引进竞争机制，因势利导。我的对策有两点：　　

一，在企业内成立一个由选举产生的专门处理建议活动的委员会，严格审议每项建议采纳实施后产生的效果，予以价值量化，防止弄虚作假。在此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原(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规定的年增产和节约金额中一次性奖励的比例，至少提高10倍，即由1、5%提高至15%，即使提高100%，考虑到建议的后续综合效应，企业还是大有赚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第三章中例举的香港某电子工厂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先例吗？　　

二，企业的生命活力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在于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行之有效的载体就是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但要人们全身心地投入，甚至包括占用其业余时间，谈何容易。例如上述吉林长春某集团中层干部们，八小时之外从放纵花天酒地，或者闲情逸致，到劳心苦思，若要实现如此巨大变化，显然不可能依靠说服动员的手段来完成，而须有一种全新的机制强力予以规范促动。所以，我们必须改革干部任免制度。首先，诱之以利，中层干部如科室科长和车间主任的工资应该高于该厂平均工资的3—5倍。有人可能还是不愿这样干，但也肯定会有人踊跃竞岗，从而取而代之。　　

我们要将广泛而持久地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当作振兴国有企业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看待，其成败的关键则在于为政者是否遵循毛泽东的二字嘱托：“认真”。

(十七)引进“两制” 造就高素质国企厂长　　

国有企业高层领导者的产生途径也必须改革，另创新路。为什么“必须”？这要从书记、厂长在国有企业史上，其政治生活与生产活动中的作用演变说起。从1980年代开始暴发的“国企病”有其根源，病根到底在哪里，就与企业高层领导者的作用演变直接有关。中国经济学界右派学者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可能烂熟于心，但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实践则是茫然无知。他们开出的产权私有化改制的药方，先是饮鸩止渴，继而舍本逐末，将断送中国走向民富国强的前途。　　

众所周知，1950年代起至文革结束止，国有企业在这段期间基本上实行的是外行领导。后来拨乱反正，开始强调和改为内行领导了，可是大大地出乎人们的意料，国企在经营管理方面的情况，整体而言，“内行”反而不如外行，前文提到的资产负债率恶化表明了这一事实。如此逆反现象，既不能归因于公有制经济制度，因为当时制度前后并无不同，更难以荒唐地认为后者的领导水平低于前者。右派经济学者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原来，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人际关系前后发生了很大的、可谓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我在基层实践中的长期体会与观察，计划经济时代重用外行时期，厂长的领导作用对于企业经营情况的影响力，远此现在的小，甚至可谓无足轻重。这在外人或今人看来匪夷所思，但在那时却是曾经普遍存在的事实。例如，前文提到我当学徒时的师傅们和本厂漂炼车间主任陈沛霖等人尽心尽责、殚精竭虑、全身心地投入的工作表现，就与厂长因素完全无关，即使没有厂长领导也是那样干。那么，又与什么因素有关呢？我发现，他们的工作动力来源于对自己信奉的社会主义理想执着的追求，和企业主人翁的良好感觉，即与宏观社会环境有关。但是，这种依靠内在动力工作的职工，在导致生活水平下降的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后日渐减少，有的人须有外在压力推动其工作了，即使此时，厂长领导水平高下因素的影响力也很微弱。那时，保障企业正常运营的主要因素，不是行政领导，而是“政治挂帅”，党组织及其党员们的模范骨干带头行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反倒显得次要了。例如，每当上级布置新的任务，或者本厂完成生产计划出现问题需要解决时，常规的作法是厂党委开会，然后指派厂长具体负责，即所谓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请注意是“党委领导”，而不是厂长领导。但真正负责落实，起关键作用的，也不是行政部门的各级干部，而是政治系统的党员们。外行厂长领导无方也没有关系，因为有党员们顶着呢，他们会代为设法帮厂长办好事情。　　

计划经济时代，在党风比较正常的情况下，党员队伍建设也与当时的企业运作要求相适应。文革之前，不论如何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企业干得好坏的主要标志，还是要和业务，即生产计划是否完成挂钩。所以，厂党委领导们缘于对自己业绩影响的考虑，吸收党员时便会有所选择和偏爱。例如在武汉印染厂，党员候选人的主要标准是正派守纪，工作与生产中的先进分子，并在他们中再选人才担任企业各部门岗位上的领头职务，以带动群众。党员中的大多数人如此产生，我相信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国有企业党组织情况。当然，也有一些人的入党情况不够正派，甚至相当恶劣，这就是除了对上级阿谀逢迎、驯服听话之外，别无所长的人，以及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依靠整人而往上爬的政治打手。但那只是少数人，所占比重还不大，无碍于党的队伍整体上的高质量。榜样的力量是无形的，但可能影响于他人。例如，1964年时，我在本厂漂炼车间工作，看到党员干部陈主任长期连轴转地每天10多个钟头忙碌，我在8小时内就不好意思偷懒了，别人也一样。还有其他党员的表率作用，都是维持企业正常运营所不可或缺的。当年，政治运动对生产力的破坏，也主要表现在左的组织路线对企业中某些历史或出身“有问题”的党员骨干分子的歧视打击上。例如，前文提到，本厂前身上海天一印染厂1957年准备内迁武汉，当时的漂炼车间工人和其它车间工人一样不愿内迁，反对内迁。原工头陈沛霖便说服其手下工人听从国家安排。由于他在这一事件中有重大立功表现而被吸收入党。本厂却在1964年“四清”运动中，工作组将他打成“封建把头”，车间生产随即一度直线下降。不过，这类破坏事件，还只是发生在有限的局部范围和时间内。　　

政治运动使党组织和党员们对企业正常运营的积极作用普遍地严重削弱，有的甚至遭到破坏性逆转，是在文革之后。党员们发挥积极作用的动力主要来源于政治荣誉感，一般地说，他们以前不但受到领导重视，基本上也被群众尊敬，思想与作风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可是，文革不久发生了一件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即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会上人们的思想认识观念开始颠倒了。此前，人们的普遍认识是，厂党委及其书记是党在基层企业单位的代表，具体贯彻党的路线政策，听党委书记的话，就是听党的话，听党的话，当然就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员群众，特别是其中那些一向正派守纪的很大一部分人，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文革一开始，厂党委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结果搞错了，据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被斥为“埋头拉车，不看方向”，政治上曾经空前地第一次抬不起头。其实，那条所谓“反动路线”到底是对还是错，今天看来还是一笔糊涂账，由于各单位具体情况不同，也许有对也有错。我也分辨不清，也无必要争论。但问题是，批判了这条“反动路线”之后，从此，各地各单位，当然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党组织的权威性及号召力空前地严重削弱，有的甚至基本丧失，党员们的自我荣誉感也大打折扣，至少在相当多的一部分党员中，不再是促进工作与生产的动力了。　　

此后，情况更趋恶化，批判“生产党”、“资产阶级唯生产力论”，滥用“斗争哲学”，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刮起过一股否定劳动模范贡献的歪风。例如前文提到，我厂当年军宣队领导就曾将一位广受人们尊敬的市劳模无辜地揪出来批斗。这种恶劣影响犹如刻在人们心上的伤痕，不是经过一番拨乱反正工作的清洗便能消除。党员的政治荣誉感骤然弱化，再难在工作与生产中发挥动力作用了。党的组织路线也悄然发生了微妙变化，有一段时期，不再以工作业绩论英雄，党风也遭到污染，开始出现以派划线，拉帮结派的苗头。　　

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思想理论上的拔乱反正工作做得相当彻底，甚至不惜矫枉过正，但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是，维持国有企业的正常有效运营，不再像多年前“政治挂帅”下的计划经济时代那样，能够主要依靠广大党员群众在工作与生产中发挥模范骨干带头作用了。也就是说，外行领导到此为止，不能再混下去了，企业高层领导者的重要作用开始突现。　　

从此，厂长在国有企业的舞台上真正名副其实地唱起了主角，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显然不适应担当这一重任。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划时代口号以后，企业中党委的领导作用逐渐淡出，该由厂长自己拿主意了。可是在这节骨眼上出了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方面：　　

一，理论误导，应对失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名称的提出是后来的事，在此之前，经济中的“计划”色彩早已开始淡化，逐渐在向“市场”转轨。例如我所在的纺织行业，当时计划失控，各地根据市场需要竞相建厂。以前少见的竞争现象也出现了。竞争是市场经济特有的现象，本是优点，但在中国缺乏规范的情况下，有些方面走上了歧途，反而变成了坏事。典型的恶例便是回扣滋生，就是这一种腐败要了许多国有企业的命，武汉印染厂是其中之一。计划经济时代几曾见过这一“新生事物”？厂长们如果是头脑清白的内行，只要认识到回扣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危害，便应断然地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将它消灭于萌芽之初。但他们是外行，凡事都没有主见，习惯听命于上级，照指示行事。我在第三章已谈到回扣的产生和流行的经过情况，不再赘述。领导经济的上级官僚也未见得高明，只懂得搞计划经济，正苦于不知如何将经济搞活，便向中国经济学界号称“新自由主义”的一派学者求教，这派学者又贩来西方权威经济学家的先进理论，认为“商业贿赂是搞活经济的润滑剂”，于是拿来就用。回扣这个腐败魔鬼便这样堂而皇之从潘多拉盒子里放出来了。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们有能力将它收回吗？　　

二，秩序混乱，束手无策。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诚然普遍低效益，发展乏力，但它们中的大多数也根本不存在生存危机。它们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营下去的关键，在于各方面秩序正常，后来变得混乱了。变乱主要有两个原因，前文已有具体分析：一是权威缺失。旧的权威破除了，新的权威未创立，出现了权威真空。企业就像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例举的一艘航船，在经济海洋中遇到了风浪，船员们都藐视船长的权威，不听从指挥，或阳奉阴违，或自行其是，或公然违抗，其后果便可想而知了；二是利益失衡。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话有一定道理，不能不讲客观现实条件地全盘否定。看待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平均主义大锅饭是国有企业缺乏活力、阻碍发展的根源，但在特定时期，它也是企业赖以维持正常秩序的保障，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心理比较平衡。请别误解和曲解我的意思，我决非好感于平均主义，况且本人也曾深受其害。我是认为，即使破除明显不合理的旧陋习，也要在破之前，先要正确地立新规矩。没有人反对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你主要是在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呀？面对社会上贫富差距不合理拉大的现实，国有企业任何一名厂长都无法矫正职工们失衡心理，及其给工作和生产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请来外国一流的企业管理专家也不顶用，解决不了人们的心理问题。　　

三，缺乏依靠，孤掌难鸣。改革国有企业领导方式，先要根本性地转变一种思路和立场，舍弃精英路线，改走群众路线，变“以上驭下”为“从下促上”。我的这一主张不是主观上从意识形态出发凭空提出来的，而是立足于效果考虑，受到客观实践的启示。实行市场经济，“政治挂帅”行不通了，党风也逐渐式微。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能再指望主要依靠党组织及其党员们的支持，而需要发挥厂长的主导作用了。从而，怎样发挥厂长的领导作用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偏偏我们这方面还缺乏经验。在权威学者“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言论的影响与指导下，便将西方资本主义企业“先进经验”不顾具体现实国情的不同，生搬硬套地应用于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有企业。岂料东施效颦，适得其反。上层人士至今没有明白过来，说来可笑，缘于深知外国理论，而不清楚国内实践。　　

让我以武汉印染厂的盛衰变化为例，解剖这只具有代表性的“麻雀”说明其中道理。前文已经具体详述，本厂属于竞争性行业，曾经是长达30年的利税大户。这足以证明，公有制企业制度并非不存在着实现资产利润率高效益的可能性。星星之火之所以未能燎原，最终反而熄灭，问题出在政策上，而非制度上。这并不是说制度不要改变了，它也同政策一样需要改变。但公有制企业制度的改变是指其体制的组成内容和机制的运作方式，而不是公有制企业制度本身。犹如浴盆内的污水必须清除，但你却连同婴儿一起泼掉了，显然矫左过右。早产儿诚然先天不足，体弱多病，父母官们无能也无耐心，不是设法细心呵护，使之茁壮成长，而是一卖了之。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啊！革命先辈们社会主义的心血结晶就这样轻易抛弃了吗？　　

政策的问题出在哪里？它不是让其它企业启示和借鉴于本厂的成功经验，加以变通效法，反而迫使本厂的经营运作向低效的失败经验看齐效尤。倒行逆施，莫此为甚！本厂的成功经验，前文已述，主要是当时有一支相对而言先富起来，工资高于平均水平的两、三倍，在生产工作中发挥了模范骨干带头作用的“万元户”工人群体。虽然成功的主要因素不是领导有方，但企业高层同其他职工一样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同甘共苦，廉洁自律，也起了保障作用，因为人们的心理比较平衡。上述主次两个因素成就了本厂的高效益，长期兴盛即源于此。　　

改革打破了旧有的这种平衡秩序。平均主义大锅饭当然要破除，因为它严重地阻碍经济发展。但这种破除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先建立在不危害企业生存的基础上。如果没有了生存，还谈何发展？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应有前提条件，即是通过诚实劳动和正当经营，客观上有利于社会。这个道理就像现在引进产业项目，必须实行环境一票否决制一样。若是果真如此，社会大众心理失衡之后很快便会重新平衡。但后来的形势发展大家都看到了，远远不是那么一回事。　　

仍以武汉印染厂，我所了解的情况为例。受到社会上不断有人短期内暴富传闻的影响，本厂许多人思想被激活，不再甘于低工资清贫了，鄙人即是其中之一。前文已述，我欲通过提合理化建议为企业增产节约的途径赚些外快，成个“万元户”。但这条致富之路不通，而且，另外也没有一条正当途径可行。当时是，可能现在也是，在国有企业中，你若想摆脱贫困，先富起来，那就必须走歪门邪道。政策使然也，分明与公有制企业制度完全不相干。官方为了“搞活经济”，不惜利用商业贿赂这一“润滑剂”，公然放行回扣这个魔鬼，正好为一些腐败分子提供了机遇。多年之后，2007年看到一则新闻，本市某部门反腐，清查到有人利用经手业务之机领取对方付的回扣，准备处理。不料当事人大呼冤枉：我拿回扣可是依据当年的“红头文件”，按章办事呀！不过，也有人的职务与这种以权谋私的“机遇”无缘，或是慑于过去反贪运动的威力，心有余悸，还不敢胡来，但为了弥补失衡心理的不满，便另辟蹊径。那时，以招待各种关系户和出差名义的公款吃喝与公款旅游空前地盛行起来。有的干部搞不正之风和腐败带了头，有的工人也不甘落后，从小偷小摸到大肆盗窃，一部分人的胆子越来越大，后来甚至发展到几十个大型烘筒从厂内不翼而飞。更多的人则是消极怠工，夜班睡觉，串岗谈天，一次工间餐吃上一、两个小时，也习以为常了。一时间，企业变成了“唐僧肉”，蚕食鲸吞，谁都在用各种方式吃上一口。　　

厂长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他不敢铁腕治厂，因为他是光杆司令，这时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况且法难责众。党组织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部分党员干部甚至堕落成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严重负面因素。上述这些变化情况最后反映到财务报表账面上，便是利税连年大幅度减少，经营每况愈下。1980年代期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短短几年间便飙升了好几倍，将这一结果归咎于公有制企业制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们，你们知道基层实践的具体情况吗？　　

官方及其宠用的学者在不明病源的情况下又开错了药方，使“国企病”雪上加霜。不明企业实践的庸医们认为，新时期国有企业之所以走上下坡路，主要是因为厂长没有尽职尽责，拿那么几个可怜的薪水，怎么可能有干劲？于是便对他们加大物质刺激力度。这一做法理论上不无道理，但实践效果是负面的，使职工们心理进一步失衡。我这一论断的根据来源于我所经历的实践。我再强调一句，平均主义当然要破，但必须先正确地立。怎样评判正确和错误？取决于这种“立”，是否适应客观现实的需求和有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让我举一个具体实例说明。　　

1990年岁末，本厂在利税连年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却反而被上级官僚“好心”地授予“省先进企业”称号，上任几年领导无方的新厂长也荣获“十佳厂长”桂冠，并得到了 3万元奖金。明眼人一看便知，这不可能是对厂长“成绩”的肯定和奖赏，用意在于激励他今后要好好干，不能再滑下去了。这位厂长当然也心知肚明。但他再怎么拼命努力，凭其个人力量，能够扭转本厂的颓势吗？这3万元奖金和后来对国有企业经理人实行股票期权制与高额年薪制作用是一样的，性质也相同，都是为了增强企业主管们的职业责任感，切实地以上驭下，提高管理效能。　　

这套验方，在西方国家企业行之有效，但是拿来到中国实行，就水土不服了，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企业管理方面，历来与众不同。咱们过去长期搞的是政治挂帅，党委治厂，而不是用经济手段，主要依靠厂长治厂。能忽视这种传统作法的影响吗？给予厂长以与其能力显然不相称的高收入，拔苗助长，难以服众，势必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毛泽东说，不同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差不多先生请来兽医治人病，哪有不治死之理！　　

国有企业改革成功的一个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条件，是要使职工群众相信改革的前景，对自己的利益可能趋好而满怀希望。有希望才能产生动力，并发挥主观能动性，设法搞好工作。但是，突然单独地显著加大对厂长个人的物质刺激力度，人们不仅一时难以适应，也破灭了心中的希望，因为这种激励机制只对经理人有利，而与自己无缘，哪怕工作干得再好也没有用。那次3万元奖赏厂长，在人们的心理上，起的就是这种反效果作用。　　

加大物质激励力度的奖赏本身并没有错，打破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分配差距的作法更是正确的，但不得其法，好事办成了坏事。因为前进的方向，偏离了目的地。不应按照职位，而要根据实绩择优奖励。厂长的利益当然需要照顾，但不能性急，欲速则不达。只有下面职工群众的工作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在企业效益提高的基础上，他的利益才能根本性地长期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厂长在企业中，必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要先苦后甜，而不能相反，否则不当得利，终将难以为继。本厂那位新厂长后来铩羽而归，便是一个典型例证。　　

我当时就觉得，厂长不应也不能拿那3万元。那么，应该给谁呢？本厂有资格领取这笔奖金的集体和个人当时有三个可供选择，前文都曾提到：一是在上世纪30年代旧机器上，生产出了荣获多枚国家银质奖章，具有当时80年代先进水平，市场畅销产品的印花机甲乙丙三班工人小组；二是新作迭出，接连在全国性业内评比中夺魁，被誉为中国印花布花样图案设计状元的一位设计师；三就是鄙人了，一条合理化建议采纳之后，每年从此可以节约90万吨水量。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这笔重奖给予不同的对象，各自的后果将会是什么。如果给予了上述三个对象中的任何一个，便可能像第三章中例举的香港某电子工厂一样，在职工群众中产生“乘数效应”，因为这些获奖者皆有实绩可查，能够使人信服和效法。以业绩论英雄，其他人经过努力，也有获奖致富的机会和希望。以职位为取舍，厂长有份，他人无缘，人们就会想，我干出的业绩不过是为厂长作嫁衣裳，于己无利，会产生动力去拼搏吗？　　

奖励厂长的初衷，是欲使他振奋精神，增强责任感，加大企业的管理力度。即使这个目的达到了，又能怎样？他可能迫使下属职工被动地完成指定的工作与生产任务，但不可能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例如，我厂曾经创造奇迹的印花车间工人，3万元奖金事件之后，在进口的新双面印花机上，生产不出合格品了。他们不愿主动设法攻关，能奈其何？那位花布图案设计高手后来不甘于清贫，也被外资企业高薪挖走了。人往高处走，拦得住他吗？我提的合理化建议产生了巨大效益，只奖30元，你厂长凭什么拿3万元？老子心理不平衡，以后便将一大堆建议都烂在了肚子里。你的管理力度不论多大，总不能说我此举违规，因而处分我吧？　　

一个利益只倾向上层管理者，不通往下层劳动者的分配方式，而且，上下两者之间既感到陌生，又感情淡薄，这样的企业可能搞好吗？由此，又产生了两个问题，即国企高管薪酬多少比较合适，和对其的选拔任免需要创立一种什么样的机制？先谈第一个问题，让我引述一则新闻报道：　　

“据(人民日报)(2007年)7月24日刊登记者专稿说，不久前，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广东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亏损。　　

“部分上市国有保险公司公告显示，其‘一把手’薪酬从上百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副总一般在80万元以上，经理一级收入在30万元至40万元。　　

“北京一大型国企职工告诉记者，他每月工资、奖金加起来将近3000元，而企业老总每年账面上的收入就有50多万元。‘一样端国家的饭碗，凭什么他比我们多拿那么多？’他愤愤不平地说。　　

“调查显示，2002年国企负责人实际平均薪酬与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差距是12、7倍，2003年达到13、6倍，而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收入差距最大的地产行业达到27、6倍。　　

“事实上，当前国企负责人的薪酬标准，绝大多数是企业自己定，主管机构审批，其中的决定性意见出自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导致‘打工者’为自己制定高薪酬并在公司内部获高票通过的怪现象。　　

“有关专家指出，要改变当前存在的‘业绩差，年薪高’的现象，关键是深化国企市场化改革，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薪酬监管激励机制。在高管年薪设计上，应当基本年薪低一些，与工人工资挂钩，绩效年薪高一些，才能有效激励管理者，提高公司当期绩效。”　　

国企高管们的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差距多少倍合适，要看企业采用什么路线而定。如果采用精英路线，认为国有企业能够依靠某个人的超凡能力搞好，那么，给予其以10多倍年薪，甚至更高，也是合理的与必要的。但是，中国可能产生像美国大企业家韦尔奇那样的传奇人物吗？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走群众路线，工资差距也就不能过于悬殊，道理不用多说。我取中庸之道，认为在千人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厂长拿该厂平均数的5—7倍工资为宜。至于怎样具体操作，下节文中补叙。　　

再谈第二个问题，国企高管的任免机制。选拔人才，授予其以重任，以前采用的是传统的察举推荐制，由企业的主管部门上级官僚拍板决定。这种选拔机制的弊端不一而足，特别是在党风式微的大背景下，越趋恶化，而为人们所诟病了。因而，近年来有社会科学界的学者们著文呼吁，为已被废黜了一百年的科举考试制叫好。确实，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比起“伯乐相马”式的多已畸变的察举制，这一选拔机制的社会公正性和平等竞争性能够得到较好的保证。但其致命缺点是，无法鉴别出这一机制产生的人才诚信度如何，及其是否具备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社会善于纸上谈兵而拙于实事应变者还少吗？其实，以死背硬记为其主要特点的应试教育，正是这种选题考试造成的普遍而强劲的社会需求下的产物。2005年在《中华工商时报》上看到一篇文章：《国企老总不是考出来的》，(惠铭生/文)。我同意作者的观点，照抄如下：　　

“从沈阳市有关部门获悉，到明年6月份之前，沈阳市的国企老总或中层干部如果还拿不到任职资格认证书，将要面临下岗。　　

“沈阳市之所以想在国企老总或中层干部中实行任职资格认证书制度，按沈阳市委副书记苏宏章的话说，目前沈阳国企经营者的现状是：国有企业经营者数量多，但精英少；勤勤恳恳的多，但有创新意识的少；经验管理型的多，但科学管理型的少。眼看着项目越引进越多，尤其还要引进许多超百亿元的企业，沈阳急需提高国企老总们的素质和水平。　　

“这个任职资格认证书如何考取呢？那就是沈阳市经营管理人才中心组织培训班，从北京请来6位专家、教授讲课。学习的课程有《管理学》、《经济学》、《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还有14个方面的实际能力训练共100个课时，总共需要学习一个半月。这些人如果考试不过关，拿不到资格认证书，就得下岗。　　

“是的，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有些国企老总们的素质和水平亟待提高，但是，企业老总不是技能工人，可以通过应知、应会两种考试就能衡量出他是否适合某种岗位，因为技能工人专业性、技能性特别强，面比较窄，一次考试，一张职业鉴定基本能衡量出他技能素质的高低。但对国企老总素质高低的衡量与评价标准却不那么简单。国企老总需要的是全面素质，一个‘精英’老总，笔者认为他起码要有良好的思想素质，如能遵纪守法，廉洁奉公；有良好的工作能力，如具有科学的管理知识和创新意识、良好的市场开拓能力、驾驭市场的能力、人格魅力等以及具有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良好的工作态度等。一个半月的培训，100个课时，几本书，就想‘速成’一位‘精英’国企老总，这里显然是人为制造‘神话故事’了。　　

“企业老总是企业的‘领头羊’，老总素质水平的高低，直接制约企业的发展，甚至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既然企业是国有的，而且有很多老总的素质与水平不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他‘下台’，腾出位子来，假如指望现有的那些不合格老总通过短期培训，一夜之间让他们脱胎换骨成为‘精英’，这很不现实，因为一个人素质与水平的提高，不是短时间能达到的。也不是听几节课，或读几本书就能实现的。”　　

作者最后一段文中关于让不合格老总立即“下台”的观点，我则不赞同，因为社会上少有现成的合格人才可以替代。对于企业来说，生手外行比熟手外行占据老总职位，情况可能更糟。不能先破后立，而要先立后破。真正的人才，不是学富五车，知识多么渊博，通晓各种各样的书本理论，考试起来，应答如流；也不是能对事物指出对错和评判是非，因为一般人大多都能做到这一点；而是有能力促使事物向好的方面变化。如果人们认同这一人才标准，请问，中国经济学界和企业界有合格的“家”吗？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　　

中国企业老总们一个共同主要的，也是致命的弱点是应变能力差。他们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缺乏创新意识。现在的国企干部大多只熟悉计划经济的经营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基本上固定不变。市场经济变化多端，问题迭出，再以不变应万变，显然不行了。例如，上世纪80—90年代，武汉印染厂在国家废止统购统销政策，产品市场大变革的情况下，一时手忙脚乱，仓促应对，漏洞百出，损失严重。当时，我厂管理干部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他们的脑筋从来少在业务上应用，早已生锈了。至今，这在国有企业中仍是普遍现象，情况并未有根本改变。犹如一支现代军队，平时不经常训练和演习，一旦遭遇“敌情”，就会茫然失措。又像任何一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都不是天生的，在其成名之前，必然经过刻苦学习，做过千百次习题。平时不烧香，急时菩萨能显灵吗？同样的道理，市场经济时代的企业干部，必须革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无所用心的老习惯，才可能成就为人才，担当企业高层重任。　　

合理化建议活动为企业干部“多演练”、“多做题”、“多烧香”提供了一种具体有效的应用方式。但是，为了防止他们情不自禁又搞形式主义花架子，五分钟热度一阵风，需要有一种切实的管理措施。如果人们认识到，开展此项活动乃是振兴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的战略性的重大决策举措，那就要郑重其事，长期打算，成立一个常设机构，选派专人负责。定期将工人和干部的各种内容的建议汇编成册，其中涉及企业机密的内容可作技术处理。人手一册，供全厂职工评阅。如果一个中上层干部长期不参与此项活动，可能有两个原因：要么平时对工作没有全身心投入，缺乏进取精神；或者是没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至于各人建议水平如何，职工群众可展开讨论，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主要依据。　　

市场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必须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提出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则是检验其此种能力的一种经常性考核办法，进而成为任免与升降干部的主要依据。国有企业长期存在着一种危害甚大的陈规陋习，即事实上的干部职位终身制，能上不能下，除非犯了大错误。这种低标准要求，在计划经济时代没有市场竞争的社会条件下问题不大，但显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时代企业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国企由于人际关系复杂，“动”一个干部，特别是高层干部的难度远大于私企和外企。就像低素质工人被团队排斥而下岗，干部因经常考核不佳而去职，都是咎由自取，有据可依，按规办事，解决起来就简单多了。　　

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处于历史性的危难困境之中，非常时期，每一个有关人士都应该为力挽狂澜而作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在企业里建立一种奖优罚劣和吐故纳新的新机制，并使之顺畅实行尤为必要。合理化建议活动就是实行这种新机制的有效考核手段，比起一考定终身的现行办法，高下自明。但是，搞这种活动毕竟要多耗费精力，并将打破原来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习惯，因而某些领导干部很可能消极抵制，不予理会，而这些人可能并非不称现职，也很负责，甚至颇有业绩。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推行任何新事物都会遇到阻力。但是，我们不能畏难而退。前文提到武汉印染厂在1980年代改革初期，本厂厂长民主竞选试点，便因遇阻而夭折，结果付出破产的代价。岂能重蹈覆辙！我们可以运用利益锈导的奖惩吐纳新机制，促使人才从竞争的环境中产生，反之，在一个不存在动力与压力的企业氛围中，原有的人才的素质也会不知不觉地退化。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迁就一个人，便会压制一批人。更不要担心“死了张屠户，会吃活毛猪”。薪酬数倍于职工平均工资的职位，还会缺乏竞争者，后继无人吗？前文例举的“长春某集团公司”的厂长、科长和主任们，其中肯定不乏杰出的高端管理人才，也可能为企业作出过较大贡献，但因没有具体的硬性指标的机制约束，大多沦落为酒色之徒，精力消耗于声色犬马，玩物丧志。能指望沉溺于这种行为的领导人做强企业吗？那些在计划经济时代，长期习惯于惰性思维影响下生成的一代企业高层干部，要么承担历史重任，与时俱进地主动“变性”，要么成为新机制建立中的阻碍因素而被淘汰。新机制将有一个逐步巩固与完善的过程，一旦约定俗成，自然就成为人们的新习惯、新规则了。合理化建议，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坚持不懈地活动了几十年，终于成为最强势企业。我们不妨认真学习这家日企成功的先进经验，让国有企业振兴的决定性因素——各级干部通过这项活动的途径优中选优，使企业高素质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老总源源不断地脱颖而出。　　

经济学术界一位权威学者说：“体制改革不到位，经济模式难转变。”这一说法可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他指的可能是“国退民进”的私有化企业改制还不够彻底，没有到位，因而误事。那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信口雌黄，因为现实情况显然相反。转变经济模式需要科技自主创新，产业结构升级，这是常识。今天，中国产业结构之所以还能部分地、缓慢地升级，就是因为升级赖以依靠的主要力量一—国有企业体制，幸亏“改革不到位”没有全部被废除。只要看这些年来一些重大的高科技产品，都是什么所有制性质企业生产的就明白了。利令智昏。“主流派”贩卖源于舶来的资本主义理论，其致命伤是经不起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检验。　　

这一说法如果改为国有企业传统体制，在不改变公有制经济制度性质的原则下，大刀阔斧、脱胎换骨地进行一番改革，使之激发活力，从而有效地肩负起转变中国经济模式的重任，那就对了。经济模式根本不可能依靠私有制企业转变，已如上文所述。国有企业则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要实现，其体制必须改革到位。改革国有企业体制，需要引进两种机制，即民主机制和竞争机制。企业体制改革从下促上地进行，先改革基层班组结合机制，再改革中层干部选拔机制，后改革高层厂长委任机制，最终组建成由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三结合”的，具有企业各层职工广泛代表性的国企领导体制。　　

由上述“两制”操作，企业广大职工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认真地选举产生的厂长，其高素质有人怀疑吗？这种高素质的国企厂长，因产生机制的影响，其领导作风必然倾向于亲近群众，这就为企业人文管理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因而，群众也将发挥主动精神，对厂长的工作予以积极协作，而不会像严格管理下的私企雇佣劳动者那样，对主管的指令只是被动应付。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吧？

(十八) 正确实行按劳分配 解决社会主要矛盾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我认为在于未能落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道理何在？请先看(报刊文摘)上的一篇短文：　　

“(南风窗)(2007年)9月1日刊登浙江省发展与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的文章说，除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短暂的三、五年外，我国自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以来，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一直存在着地位下降或地位较低的状况。根据计算，2005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仅为36、2%，比1983年下降19、8个百分点，比1978年也下降了5、4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劳动所得占GPP的比重，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或更低。　　

“在这种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相对较少。此外，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也是现行发展方式难以转变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利益格局导致了较好的投资增长，以及以投资需求和出口拉动的发展形式。　　

“文章指出，当前实施发展转型，必须逐渐转变劳动所得占GDP比重较低的利益格局。政府应积极创造有利于劳动收入、特别是有利于农民和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经济社会环境。”　　

解决劳动所得比重较低，资本所得比重较高的问题，国外发达国家不乏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我们在这方面与国际惯例接不了轨，因为担心破坏稳定局面，不利于安定团结，不敢学、不愿学或不能学。我们另辟蹊径，试图通过政府积极创造有利于劳动者收入增长的经济社会环境加以解决。这无疑是两全其美的好方法。遗憾的是，我认为这种“创造”既不可靠，也不现实，因为中央的这一创造性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策，将遭到各地方当局自觉或者不自觉的消极抵制，没有人会去认真执行。曾有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报道说，从1990年代开始的12年内，沿海私企和外企经济发达、GDP快速增长地区，当地工人的工资竟然只增加了68元，如果考虑到同时期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负增长。近年来，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供应严重过剩的大背景下，要不是突然反常地闹起了“民工荒”，劳动者的所得可能依然被冻结。原因前文已作分析，不再赘述。　　

今天，在劳动与资本两者的博弈中，前者处于弱势地位，后者处于强势地位。只要经济社会中按劳分配比重越来越低的情况不改变，那么，该文所说“劳动所得在国民经济分配中，一直存在着地位下降或地位较低的状况”，也将持续下去。从而，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诸如社会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发展方式无法转变问题，产业结构难以提升问题，内需增长乏力问题，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等等，恐怕一个都解决不了。而且，不仅解决不了原有的老问题，还将产生棘手的新问题。例如近年来房价飙升，底层民众怨声载道，连白领阶层中的许多人也叫苦连天。追根溯源，这一问题的产生也缘于未能落实与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主要矛盾没有解决，次要矛盾当然将继续存在下去。　　

就以房价为例。建筑成本几百元一平米，售价却高达几千元，甚至超万元。其中，虽有开发商谋取暴利和国内外资本炒作因素，但最主要原因恐怕还在于地方政府的“经营城市”理念，各地都将房地产业当作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产业，人为推高。据报载，上海市2005年一季度银行贷款90%投向了这个行业，可见一斑。财政收入的很大一部分，GDP增长的“政绩”，建设城市形象的财源皆有赖于此。中标“地王”价格不断刷新当地纪录，各地方官员喜上眉梢，因为消费者的心理是买涨不买落，只要房价走势趋高，楼市便能在一定时期内持续繁荣。政客们都是近视眼，他才不会考虑长远之计。所以在客观上，地方官员的即期政治利益和房地产商人的经济利益是一致的，但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却是违背的。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已经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政治家高瞻远瞩，当然对此问题洞若观火，更明白楼市泡沫破灭的后果不堪设想，可能是灾难性的，而降低房价则是深得民心之举。可是，中央的政策扭转得了各地房价居高不下的局面吗？至多缓解一下涨势而已。相对于高房价，更显出一般劳动者工资之低。这“一高一低”的一对难兄难弟，看来将长期存在下去。难道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　　

这对“高低”矛盾像其它诸多矛盾一样亟待解决，不能长期存在，因为它在社会大众的心理上，起的是破坏性的负面作用，不利于长安久安。但在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它又不可能消除。我们不妨站在决策者的立场上，探讨一下解决办法。办法不外有两个：一是设法大幅度降低房价。虽然降价空间很大，但我估计不会采用。房市若是真的出现了老百姓期望的“拐点”，地方官员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不再能作为支柱产业，且不说财政收入、“政绩”和“形象”要大受损失，银行原先给房地产商的贷款，有一部分将收不回，成为坏账。能冒金融危机的风险吗？日本10多年前，已有楼市泡沫破灭的前车之鉴，他们曾经为此被搞得经济停滞，很久没有恢复元气。二是大幅度提高工资，可是，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虽然国库丰盈，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这笔钱可以用于投资建设各项基础设施，用于增加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费用，也可以用来给吃皇粮的公务员们大幅度加薪，但却不能用之于外资在华企业和私有企业员工。政策也不能迫使这些企业提薪，因为一旦“比较优势”削弱和消失，外资便会移情别恋，撤离中国；私企则大多是低端产业，效益不高，增加工资空间有限。　　

官员的“政绩”，城市的形象，都要靠GDP增长，财政收入增加来创造。卖高价地皮是敛财最简便的方法，也是高房价最大的根源。产业私有化，社会财富按资分配为主，则是低工资最大的根源。只要中国经济整体效益未能相应增长，勉强地大幅度增加全民工资，后果必然是通货膨胀，加薪好处被抵消，空欢喜一场。现在不正是这样的情况吗？　　

解决高房价、低工资之类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中矛盾的根本途径，只能是依靠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能产生经济高效益的高科技产业，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最大的、主要的支柱产业；而国企发展这一产业的成败，则决定于是否能正确地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而要正确实行这一分配原则，则必须政企分离，废除政府官僚的干预及由其任命厂长的传统作法，而代之以采用由企业职工群众自主运作的新方法。新方法概而言之，国有企业管理追求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的人文管理，这种管理与资本主义的科学管理的一大根本区别，是走群众路线，而不是精英路线；企业经理人不是由资产所有者——国家通过察举推荐制或学历考核制任命，实行以上驭下式的领导，而是授权于企业劳动群众从下促上式以民主选举制产生；企业职工的工作高效率，也不是靠厂长的严格管理，而主要是利用经济利益杠杆的运作，调动和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积极性，自觉地实现。　　

在国有企业中，创立两种机制：民主机制和竞争机制。但是，欲使这两种机制充分发挥效能，离不开国有资产所有人，即国家政策的支持，这里主要指利益倾斜。举例说明道理。近年来，高学历的知识青年趋之若骛地报考公务员，使其成为最热门的首选职位。人们皆知其中原因，利益使然，勿庸详述。同样浅显的道理，经济利益向公务员们倾斜，让他们旱涝保收，单兵独进地大幅度增加工资，没有可持续性，因为不可能带动其他职业劳动者效法跟进。社会分配本已不公，又在工薪阶层内部不是根据绩效地扩大收入差距，岂不是离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越走越远了？况且无源之水，也难流长。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方针。我们是在准确地实践这一理论和重要思想的吗？恐怕未必。例如，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便带动其他人，实现全民富裕。显然，“先富”是手段，“共富”才是目的，这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和他的本意。我们是在怎么干的？片面理解他的理论，将手段变为目的了，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少数人富得流油，大多数人依然贫困，与“共富”的社会主义目的背道而驰。　　

我再提醒人们一下，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一样，一脉相传，并非另搞一套社会主义。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实践需要不断发展，才能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既是发展，当然要对前代社会主义伟人的学说中不适应当代现实的部分予以修正。例如，马克思曾经断言，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同时爆发才可能成功，列宁修正了这一教条，在俄国一国单独搞成了十月革命；苏联人将这一先进经验当作教条了，鼓吹“城市中心暴动论”，毛泽东根据中国国情也加以修正，主要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方式，领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但他在建国后，将平均主义等同于社会公正，要求社会各阶层人们要富一起富，结果大家一起穷；邓小平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倡导实事求是精神，破除了这一左的观念，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实现了中国经济的大跃进，如果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仍然被左的观念束缚，可能实现吗？但这些“修正”，都属于采用什么手段、实行什么方法和通过什么途径的范畴，至于社会主义某些基本原则，如为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利益服务的原则，实现社会公正，全民共富的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原则，则要坚决反对“修正”。否则，就变成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为国内外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修正主义了。即可以“离经”，但不能“叛道”。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到了现阶段，我们面临一个关系国家前途命运，必须修正的新问题，即应当主要让哪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适时相应地调整分配政策的问题。有人可能问，实行市场经济，不再有计划了，社会各阶层收入只能由市场决定，政府能够发挥主导影响作用吗？当然能够。例如，对外资企业减免税收，包括对其偷税漏税情况不认真追查和严肃处理，就是让利润分配向海外投资者倾斜；还有上文提到的“五大暴利集团”，则是私有化政策的产物；大幅度连续提升公务员工资福利待遇，更是政策重点倾斜的结果。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现行经济分配政策的主要获益者，并不能在关系中国国家前途命运的经济发展中，相应地起决定性的正面积极作用，有的甚至反而起负面消极作用。如果主要依靠他们，能够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促进民富国强的目标实现吗？又有人会说，我们让利于跨国公司，引进他们的高科技产业，难道不是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吗？恐怕不是那么一回事。真相究竟如何，请看一则报道：　　

“据(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12月21日报道，近两年，一批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纷纷开张。　　

“各地方政府鼓励设立研发中心，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有些跨国公司设立研发中心，却难免有投其所好、享受优惠政策的嫌疑。在相当多的跨国公司，目前的知识产权一般都是总部直接掌控，管理的权限下放到亚太区的不多，中国区能直接主管知识产权法律事物的更是几乎没有。　　

“这些研发中心普遍都从事一些边角料的工作，例如测试、汉化等，根本接触不到跨国公司的核心知识产权。显然，这与我们鼓励研发、希望借此提高中国企业科技创新水平、逐步享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初衷相悖。　　

“一些从这类研发中心离职的工程师也反映，某些公司实际是利用相对本地较高的薪酬进行人才‘圈地’，避免其流入竞争对手。　　

“虽然不少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压根儿没打算让中国的工程师接触他们的核心技术，但中国的年轻工程师太勤奋，还是有些研发中心真的研发出了先进技术，获得了知识产权，让跨国公司的总部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研发同行不得不刮目相看。而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对核心知识产权的绝对控制，一般都尽量使用母公司来申请专利权。有些虽然按照中国法律由在华的研发中心申请了专利，却将专利申请权或专利权通过合同等方式转移给外国公司，或利用各国法律的差异，通过信托等一系列复杂的法律设计，导致母公司实际拥有和控制知识产权。中国研发中心仅仅在中国政府登记和法律文件上挂个名，成为名义上持有知识产权的‘傀儡’。”　　

富裕的发达国家与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者不同的国民经济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上，人家数万美元，我们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也只有一、两千美元，不及人家的一个零头，差距悬殊。造成这一悬殊区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科技不如人，生产的多是低端产品，典型的例子如出口几亿件衬衫、几亿双鞋子、几亿件玩具，换来进口一架干线大飞机；二是管理不如人，工作效率与劳动效率普遍相对低下，如前文根据报载例举的同是大型汽车行业，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率远远高于中国汽车公司。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解决了科技和管理皆不如人这两大问题，中国就也是发达国家了，老百姓都能过上富裕的好日子。在我这个经济门外汉看来，问题本来非常简单，解决起来也不难，但为政者忘记了中国先辈政治家关于治国之道，当“以择术为先”和“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教导，简单问题变得复杂了。据我这个头脑单纯，看问题简单的老粗研究，主要有两个因素作祟：　　

一，形式主义作祟。中国官僚们热衷于搞形式主义，具有悠久的传统，积习难改。大约从1958年“大跃进”开始，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绵延不绝，乐此不疲。后来，在拨乱反正中，我们虽然很不彻底，但总算重视了，也初步清算了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在微观表现上的危害，但现在它却转移到了宏观上，规模更大，界定更难，因而危害也更严重。例如，官僚们无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产业结构，便玩弄形式主义的一种——移花接木之计。果然，高科技产品占出口的比重连年大幅度增长，原来大多是外资在华企业帮的忙，充的数，我们面子上光采了。但核心技术掌握在人家手里，我们仍然赚的是小钱。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落在人后的情况如何改变？不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要请人帮忙。外商“投其所好”，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因而，“在中国政府和法律文件上挂个名”的知识产权在短期内大增，其实，也是面子上好看，我们并未实际拥有和控制，名义上属于中国，不过是“傀儡”而已。如此弄虚作假，自欺欺人，难道不是形式主义作祟？虚名倒是有了，但却得了实祸，因为中国的科技人才大量地被外人“圈”走了。　　

二，信仰危机因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有优越性吗？这个在社会主义分子群体阶层中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这些年来，竟然成了问题。因为这一制度在国内外遭到挫折，如果单以人民生活和工资收入状况为标准衡量，它甚至可说基本上是失败的。我们勿庸讳言这一事实。而且，又因前进中的困难在这一制度范畴内一时未能设法解决，于是像当年革命年代有人提出“红旗还能打多久”的疑问一样，今天，尤其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之后，中国社会上也弥漫着一股对社会主义失望的情绪，其主要表现标志就是否定公有制经济制度，大搞企业产权私有化改制。蛰伏多年而不得志的某些右派经济学家时来运转，居心叵测地贩来一大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故弄玄虚，更使中国经济问题大大地复杂化了。　　

我们应当明白这么一个极其浅显简单的道理：人病不能请兽医诊治，“差不多先生”犯的就是这个错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出了问题，要从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求解决的方法，“以择术为先”，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具体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实践，应当要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为内容的群众路线，而不是源于资产阶级英雄史观影响下的精英路线。群众路线欲取得成功，其关键在于维护群众的利益，这种维护，不是像给公务员加薪那样不问绩效而缺乏可持续性，而是要在适应现实需要的基础上和前提下，正确地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不能用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原则方法解决。解决了这个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切次要矛盾，诸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矫正社会不公、缩小贫富差距、改善社会风气、实现长治久安……其中最重要的还有振兴国有企业的矛盾，都将迎刃而解。　　

为政者应当明白，今天中国社会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许多问题，都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国有企业不振有关。因而可以说，振兴国企是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带动其它社会问题的解决。但解决的时候，要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振兴说来也很简单，就是要对国有企业及其职工政企分离，放权让利。欲将取之，必先予之。首先，必须放权。只讲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说明其必要性。1990年代，曾从报上看到一则“趣闻”：某地一家纺织厂，在当时同行业普遍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却能一枝独秀，照常盈利。一记者前去采访，询问其因。该厂一负责人想了一下说，可能是我厂地处偏僻，上级领导很少光顾关心吧。中国自清末洋务运动开办实业以来，国有企业只要是官僚主管经营，情况大多不妙。如此说来，我们的国企不是也没希望了？不，因为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其不同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特点是，劳动群众是国有企业的主人翁。但主人翁应有的权利，除建国初期和“一五”计划时期外，后来基本上逐渐被企业官僚取而代之，名存实亡了。这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除极少数外，大多数搞不好的一个根源。　　

国企权力中，最重要的是其高层领导干部的任命权，传统上，此权属于企业主管部门。即使上级官僚是一个事业心强的正派人物，对被其任命的下属企业经理人的现实要求是什么？当然是以上驭下，严格管理。应当说，在党风和法纪正常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不难。例如文化革命之前和拨乱反正整顿之后，许多国有企业的生存并没有问题，但也仅此而已，管理层次欲由“严格”级进而迈向高效益的“科学”级，就举步维艰，停滞不前了。过去和现在，至少大多数国企处于这种尴尬境地。问题出在哪里？一是人际关系难以调和，上下层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这种管理关系是封建主义人身依附和初级资本主义时代企业的产物，并不符合社会主义企业“以人为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性质的要求。而且，只要是这种关系，说得难听一点，被管理者便像是雇佣役使的牛马一样，要靠管理者的严格驾驭与鞭策才能正常行进。两者的这种关系能融洽吗？二是分配关系时左时右，都不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这方面的情况前文已有所涉及，后文还将补述。　　

其次，除了放权，更需让利。国有企业这些年来，被歧视性的不良政策折腾得元气大伤，形象受损，名声不佳，所以除垄断性行业外，人们莫不视为就业之畏途。这一普遍存在于社会上的观念若无根本改变，振兴从何谈起？鉴于解决国企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我们必须设法将这种反常情况彻底地颠倒过来，使其成为高学历人才择业之首选。为此，就要像对待公务员一样，因势利导。我们并非要求给予国企以特殊性的优惠待遇，而是希望政策一视同仁，同其它所有制企业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竞争，这个要求不高吧？　　

官方人士可能说，近几年来，虽然姗姗来迟，但是政策不是在调整，逐渐取消了长期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各种所有制企业税负也平等了吗？不错，名义上是平等了，但实际上呢？例如最重要的税负指标，名义上似乎已经统一了，其实不然，因为外企和私企几乎可说普遍地严重偷漏税收，相对比较，国企老实多了。所谓“平等”，考虑到了这一因素吗？外企产值连年大幅度提高，利润却零增长，前文已经提及。私企偷税、漏税和避税的花招也未落在外人之后。据一位业内知情人士披露，主要有如下几种普遍采用的方式：　　

“一是‘转移支付’，企业出资为企业主个人、家庭购买消费品和消费服务，相关费用记入企业成本。　　

“比如以企业名义购置房屋、汽车等，列在企业资产项目下，但实际上供企业主使用。又如将子女教育费用，列入企业职工培训支出。将家庭成员旅游、度假支出，列入公司账目‘差旅费’、‘管理费’等科目。　　

“企业老板还发动亲戚朋友收集发票，都拿来公司报账，这样不就将公司利润套了出来，而不必承担个税、企业所得税调节了吗？　　

“二是虚列公司支出，一些企业利用亲属关系，在账面虚列职工人数，多计工资成本，既减轻了企业所得税基，也分化了个人所得税计证依据。　　

“三是投资收藏品。近些年很多上规模的私营企业都热衷于投资收藏品，如书画、古玩等。玄机在于收藏品可归为企业的固定资产。几年下来，作为‘固定资产’的收藏品最终在账面上就消耗为‘零资产’了，不费一分钱就落入企业主手中。可实际上，收藏品的价值是不随时间递减的。　　

“通过上面说的途径，一般的民营企业做掉50%的利润是没问题的。”　　

(摘自《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第52期)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社会，允许“按资分配”的存在，但这种分配方式只能是“按劳分配”的补充，而不能取而代之，反辅为主，否则社会上的贫富差距只会扩大，而不可能缩小。或有人问，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怎样缩小的呢？那是该国工人阶级通过长期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实现的，我们愿意和准备付出这个代价吗？仍据上述文中报道：　　

“该刊日前组织的收入分配专题调研小分队在广东、上海、江苏等地发现，税收的‘逆调节’正在拉大贫富差距。由于税收政策不合理诸多因素，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者遭挤压而沦为‘夹心层’，而相当一部分高收入者积聚的财富越来越多，税收调节的作用不明显。”　　

资产阶级故态复萌，几十年前建国初期时遗传的老毛病又犯了，现在对共产党给予他们的致富政策并不领情，回报的竟然是大规模地挖空心思偷税。所以，我奉劝执政者把经济利益分配的优惠重点投向劳动阶级，他们的回报截然不同，将是“乘数效应”。在现阶段，具体作法就是“放长线，钓大鱼”，对国有企业先予后取和多予少取，在那里培养一支中国最大的中产阶级主要群体，作为我们社会的“定海神针”。　　

现在的政策就像是驼子仰面跌倒，两头不落实，后遗症严重，所以应当调整。如果明白了其中道理，国家在税收和利润分成方面，给予了国有企业以优惠的政策扶持，但是国企的振兴主要还得靠自己练好“内功”。外因是变化的条件，我要强调，没有这个优惠政策条件是不行的，因为不能因势利导，难以吸引大量的各类所需高素质人才趋之若鹜地前来加盟，而人才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否则，国有企业就是扶不起的“阿斗”了。　　

怎样练好“内功”？先从提高企业职工素质开始。传统的人才培养机制有两大缺陷，例如公务员和大学生及其他高级部门人才，一是“严进宽出”，踏入门槛之前竞争激烈，进去之后就可以放松了；二是偏重于知识，能力则相对薄弱。国企职工欲成为中国社会中产阶级的主体，就必须克服这两大缺陷。怎样克服？引进竞争机制。前文已述，在基层班组实行自主互选组成的团队，用经济利益杠杆保证团队内每个成员的高质量，并促使他们齐心协力，在工作中持久不懈地努力。进而引进民主机制，例如车间主任、科长、工程师一级的中层干部，在班组长中民主选举产生，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在中层干部中，选出由管理干部(即正厂长)、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三结合”组成的企业领导班子。　　

竞争动力从何而来？源于工资差距。这个差距既要拉开，又不宜于悬殊。前文已作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精英路线先进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要去东施效颦，画虎不成反类犬。我取中庸之道，主任、科长和工程师等中层干部的薪酬可为该企业平均工资的3—5倍，高层领导者5—7倍。民主机制如何应用？要着重鼓励自主创新，包括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创新的主要载体就是开展常年不断的合理化建议活动。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有鉴别和评定能力，这种能力至少比企业主管部门的上级官僚高明百倍，也更实事求是。他们能够评鉴出“建议”质量之高下，及其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作用和价值，据之也会对建议人的真实能力刮目相看，从而选其为各级领导成员。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在文革动乱后造成的领导权威真空，就可能被这种新型的由职工群众选举产生的“民主领导权威”，先立后破，取而代之，填补了。我对这种民主模式称之为“有原则民主”，它不同于上级官僚拍板决定，再由下面“民主”举手通过的毫无活力的“有领导民主”，也不用担心像文革时“无政府民主”那样出乱子，因为每个选民都受到利益约束，谁都希望把企业搞好，而决不可能搞乱。　　

企业最高权力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由它主持选举产生厂长和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这个班子成员，特别是厂长“一把手”，拿5—7倍月薪是有前提条件的，即要在中下层职工平均工资逐年提高的基础上。　　

由上级任命，还是职工选举，通过不同途径出任的厂长们，其考虑的重点也将迥异。任命要迎合任命者的心理，选举要注重选举者的爱好。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是，满足谁的心理爱好更有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这个问题理论上有吗？不知是否因为我这个经济门外汉孤陋寡闻，浅薄无知，好像还没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它考虑的重点当然是资产的保值增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要讲究国有企业资产的保值增值，两者理论似乎可以殊途同归。其实不然，还是有根本性区别。这就是阶级利益立场及其世界观指导下的企业运作方式不同。具体地说，资本主义性质的私有企业“以资产为本”，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则必须“以职工为本”。前者信奉资产阶级英雄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走精英路线；后者则唱反调，认为是劳动创造世界，走群众路线。谁是谁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看哪一种“为本”，到底走什么路线，才能真正有效地在国有企业中起到资产保值增值，提高效益的作用。　　

上述那个问题理论上可能没有，但实践中不乏先例，可惜是一个失败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实例。让我讲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前文曾述，1980年代改革初期，我还在职工作，并是一名职工代表。有一年，上级在本厂搞民主选举厂长试点，职工群众信以为真，热情很高。可是群众看中的一位候选人不合原厂领导口味，被另两位有大专学历的青年工人取而代之。实行等额选举，获票多者为正厂长，少者为副。这与上级任命何异？“民主”名不副实，不过是走过场的形式而已。在这次专为选举新厂长而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上，两位候选人的竞选演说，谈的都是迎合授权于他俩的上级领导心理，如何使企业保值增值方面的内容，具体详尽，显然动了许多脑筋，花了不少心血。可是，我发觉会上一、两百名代表，像我一样，几乎没人对演说内容感兴趣，会外群众更不把它当回事，尽管名义上说意义重大。他们关心的是什么？我这个代表在收集意见时，人们都是询问何时能够增加工资。企业效益情况主要是主管领导者关心的事，至于这种效益自己能否有份，则是劳动者关心的事。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保值增值，提高经济效益，主要应当和需要依靠谁，这两位厂长候选人都没有搞清楚。　　

中国经济学界的某些学者和主管国有企业的某些官员，恐怕至今也没有搞清楚，其表现就是国企改革中的一系列举措，都偏重施惠于企业高管人士，而罔顾、甚至损害职工群众，特别是基层工人的权益和利益。你不关心他们，他们会买你的账，听命于你吗？仍以当年我厂那两位新厂长候选人为例，他俩在竞选演说中，描绘了我厂未来一幅宏伟的蓝图，并提出了各项具体落实的措施，可谓头头是道，无懈可击。其实是空中楼阁。他们后来欲推行的“新政”，因为全厂上下无人理采，很快销声匿迹，黯然收场。我当时就发现，对于缺乏领导权威的企业主管来说，试图用以上驭下方式使人们听其指挥，无疑于缘木求鱼，不可能得心应手。　　

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们应当明白，欲得到职工们的拥戴和支持，你就必须设法使群众的权益和利益同你的权利绑在一起，彼此互相依存。一个有事业心的企业家切忌“吃独食”，要经得住诱惑，哪怕是得到了上级官僚的默认和某些学者的怂恿。让我再讲一个故事。1960年代初，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一下子就抓住了该国民众的心理。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一因势利导的策略是成功的，到了1980年代，日本不仅人均国民收入赶上美国，而且产业结构日新月异，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何妨将人家这一先进的成功经验，分解到中国的各家国有企业，在微观上变通效法呢？如果实行民主选举，厂长候选人抓住企业选民的心理，在竞选中谈论的重点就要是职工群众普遍关心的工资收入问题，并接受人们的质询，防止其开空头支票。中国国有企业各方面都很落后，同发达国家企业差距巨大，前文多有例举。例如劳动生产率，原材料消耗等，即使像前武汉印染厂这样的利税大户，潜力都十分惊人，其他厂家更是不用说了。挖潜提高效益，就有财源增加工资。　　

假如当年我竞选厂长，会怎样做？首先，我将承诺在任期内(如4一5年)，全厂职工工资在完成国家承包任务的前提下，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倍。但不是同步平均增加，而是有先有后，有多有少，前文已作介绍。例如有的班组团队工资可能比原有增加了两倍，有的也可能没有增加，但只要总量上增加了一倍，我就算兑现了承诺。这样做是为了鼓励先进，给其以动力；鞭策后进，给其以压力。不进则退，那些工资长期未能增加的团队成员，还可能面临下岗的危机，因为企业不能容忍不求上进的人。这就诱导或迫使全厂每一个人不但都要十分卖力地工作，还将会帮我殚精竭虑地开源节流，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吧？我也将根据各团队工作成绩，人们在开源节流方面的合理化建议对企业产生效益的程度，回报以优先或多倍增加工资。如此，上层领导者与下层职工群众之间，便能形成利益互动的良性循环。　　

职工群众，特别是其中可能增加工资的先进分子，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便会团结在我的周围，支持我的工作。有了这批骨干群众的支持，厂长自然产生一种领导权威，一种产生于民主基础上，企业上下层成员利益互动的领导权威。它不同于以上驭下的资本领导权威和资历领导权威，而是从下促上的民主领导权威。这种权威是群众撑腰，厂长才能少有顾忌地硬起来，并敢于铁腕治厂，坚决制止不正之风和惩处腐败现象。厂长治厂的目标应当是科学管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一般依靠少数个别精英人物设计安排，但我认为我们不具备这个条件。中国文革之前和现在的国有企业管理，属于较低的“严格”层次，很难再迈进“科学”一级了。但若实行民主选举，厂长的任免大权掌握在职工手里，双方利益互动，形成良性循环，企业内部人文生态环境可能大为改善，从而促使人们的主观能动创造性充分发挥，不断改进工作，实现科学管理。　　

创新组织体制(这里主要指领导班子由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代表和高级技工“三结合”组成)和分配机制的国有企业，厂长任免权、经营管理权、群众监督权，三权分离，各司其职。职工代表大会接替企业主管部门上级官员，代理国有资产所有者的职责和行使权力，只有包括至关重要的厂长任免权，才是完整地给予企业自主权，而自主权是企业保持活力必不可少的条件；厂长经营管理的目的，终归还是为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许诺增加职工工资，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有效地服务于目的的手段；群众监督权行使起来，因为是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厂长就近接触观察，加以监督者基于自己利益考虑，所以肯定比上级行使监督权更有效。此三权也，犹如“石头、剪刀、布”，互相制约，从而保持着国有企业体制健康，机制正常而高效地运行。　　

中国今天社会上存在着诸多矛盾，其中最突出的一个矛盾是生产力发展适应不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迫切需要，大多数老百姓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劳动者收入微薄源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不理想，生产的大多是低端产品(包括核心技术依靠外人和需要进口关键部件的“高科技产品”)，因而效益低下。有人将造成这一情况主要归咎于国有企业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于是实行产权私有化“改革”。但实践表明，这无疑于饮鸩止渴，不但从根本上阻塞了中国产业走向高端、从而与跨国公司平起平坐平等竞争之路，而且，还产生了另一严重恶果：贫富差距悬殊化。迷途应当知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是要靠振兴国有企业，激发广大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活力，大搞自主管理创新与自主科技创新。怎样激发？简单得很，从解决主要矛盾入手，正确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十九）先立后破 改造股市　　
　
我们现在来研讨中国股市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它能起到优化社会资金配置和监督上市公司经理人两大积极功能，有助于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就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我们有制度优势，理应后来居上。可是相反，不但没有人家股市的两大功能，还畸变一座“赌场”，而且是不讲规则的赌场。人们开始还以为，大概是我们“描红”的功夫不到家，才出了纰漏。于是便花几百万港币年薪从海外请来一位股林高手，指导如何操作。上市公司和证券业界随即都忙起来了，聘请名流充当独立董事啊，成立监事会啊，与国际惯例接轨制定新规章啊，等等。我因为是门外汉，不知里面还有什么花样。后果如何？从报纸上看到，那位海外股界女强人虽然大刀阔斧地采取了一系列整顿措施，股市情况非但未见改善，股指还从她上任时的2000点，几年后降到1000点，不得不黯然离任，铩羽而归。并不是那位精英人士学识不高，能力不强，而因为她的那一套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中可能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拿到中国大陆来实践，遭遇了“水土不服”。橘生淮南，移植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为之奈何？要运用社会主义“基因”技术予以改造。　　

中国股市与其他国家都不相同，它有两大特点：一是其开办的初衷是为国有企业圈钱解困，将可能的金融风险从国家银行转嫁到股民身上，至少客观上如此，但解的是一时之困，无助于其改善经营情况；二，因而，投资股民企求的不可能是稳定的股息，而是赚取股票涨跌中的差价，投机色彩格外浓厚。开药方要对症，否则无的放矢，不但没有疗效，反而加重病情。后来，股指飙升到4000点、甚至5000点以上了，这是好事吗？并不一定是。有人担心过度炒作而形成“泡沫”，升得高，跌得重，恐非杞人之忧。股值是否符合其应有的价值，谁都说不清。人为政策影响和炒作保持股市繁荣，那是舍本逐末，难为长久之计。股市的根本目标要认清楚，你若不明确，将朝哪个方向努力前进？我这个门外汉认为，股市中的“优化”与“监督”功能，应当只是手段，目的则是促进社会财富增量。换句话说，没有达到这一目的的繁荣，其表现就是泡沫，不仅上述两大功能毫无意义，还潜在着股市泡沫终必破灭的金融风险隐患。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在以手段达到目的方面有所成就，但其实并不理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则存在着比他们干得更好的可能性。道理何在？关键是我们可以恢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曾经普遍推行，如今却弃之如敝屣的计划性。“计划”本质上并不是一个坏东西，过去因为调教无方，才变得僵硬死板，坏了名声。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市场和计划也不例外。各扬其长而避其短，取彼之长补此之短，为政之大诀窍也，岂可忽视乎？　　

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完全听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由调节经济活动。难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就没有计划干预吗？只有中国的右派经济学者才将“新自由主义”奉若神明，一点也触犯不得。第三章前文中例如中国各国有通讯公司摒弃计划，视若无物，展开恶性的市场自由竞争，大搞重复建设，几千亿元资金打了水漂，就是因为政府失职，没有强力干预。这种祸国殃民的经济理论，居然还成为“主流”！　　

2007年，中国股指突破5000点，高歌猛进。有人说其飙升源自经济快速增长，此说似是而非。2001年—2004年，经济走势不也是向好吗，为什么在这期间股指反而缩水一半？眼下中国股指的背景是，银行数以万亿计的巨额存款急于另找出路，因为通货膨胀加剧，实际上负利息，为了避免贬值。投资房地产业，助推房价飞涨，涨到了老百姓承受不了的程度，便出台了“房贷新政”予以抑制。银行出笼资金于是转移集中到了股市炒作，促使股牛一路狂奔。因为这种飙升不是建立在上市公司绩效相应提高的基础上，所以有人怀疑是“泡沫”。一个合理的逻辑是，在这种情况下，股值越高，投资者获得利益回报的主要方式和途径，越不可能与国际惯例接轨，是从上市公司派出的股息。也就是说，只要股值缺乏可靠的基础，它就像沙滩上的空中楼阁，随时都会倒塌。前几年不是倒过一次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一个不能达到促使社会财富增量目的的股市，这里指的是建立在上市公司相应改善经营状况，提高经济效率的健康发展基础上的股市，从长远观点看，弊大于利，难以为继。股市离开健康发展，它的财富增量(国家财富增量和投资者个人财富增量)在短期内也可能实现，但那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将以遭到成倍偿还的报应为代价。今朝有酒今朝醉，还管不管将来？　　

中国股市欲健康发展，使上市公司改善经营和提高效率，达到现在和将来财富增量的目的，就必须设法实现上述两大功能和消除上述两大特点。但是这种方法，不要说花天价高薪聘请来的那位海外股界精英人士想不出来，即使读破万卷书，从浩如烟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库中，也不可能找到。因为咱们的股市姓“社”，它独特的怪病，外姓医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怎么开得出对症的药方？　　

股市的健康发展，要建立在众多绩效良好的上市公司基础上，否则便是无源之水，难以为继。上市公司的良好绩效，则有赖于其企业优质的组织体制和灵活的分配机制的有效保障，从而实现股市与企业的良性循环。上文已经介绍了如何创新组成与操作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初步设想而已，尚须继续摸索完善。国企新制度建立以后，就要同其主管部门签订承包合同，规定同资产所有者——国家的利税分成比例，企业的一份由其内部权力机构民主讨论后支配。国企完成了各层次班子组建，如果被允许上市直接融资，便参与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按新规则运作实行。　　

姓“社”股市与姓“资”股市有何根本区别？后者纯粹是“按资分配”的产物，监管走精英路线；前者则掺进部分“按劳分配”的内容，走群众路线，并着重倾向于为广大中小散户投资者服务。这些人大多是工薪劳动者，现在的股市对他们的利益可说并无任何可靠的保障。也就是说，风险很大。我想，这类投资者中的大多数人，从股票买卖中获取差价收益，乃是无奈的选择，因为中国的上市公司以股息回报的比重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他们实际上是在股市投机的海洋中盲目漫游，存在着溺水的严重危险性。据我了解，这些手头余钱有限投资者的愿望应当是，少有血本无归的风险，而又能稳定地得到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的股息，实现自己私有财产的保值增值。当然其中可能也有人指望在翻云覆雨的股海中短期内获取暴利，但现实中此类人大概不多。两种不同性质的股市可以各有其信众，让它俩和平共处与竞赛，最后演变的结果，更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更多地实现财富增量目的，相对优越的一种股市将胜出，先立后破，顺其自然地逐渐淘汰低质的另一种。咱们不妨赛着瞧。老子不相信在资产利润率效益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竞争不过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　　

现在开始具体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的新规定。企业股票上市的同时，成立一个直接照顾股民利益的代理委员会，行使类似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旧规定中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能。这个代理委员会的成员，无一外聘，全由企业内部职工担任，人数可控制在职工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成员资格不论现有职位，中高层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均可民主选举产生。选举主要根据其人在入选前提的合理化建议的质量与数量表现，对企业发展所产生的效能。有些建议的人，不一定适合担任各级领导，如科长、主任和厂长级职务，作为补偿，不妨选其进入这个委员会。当这个代理机构的委员有什么好处？就是可能收取“股息服务费”。每年给予股民的股息回报，若是超过银行一年期利息，超过部分，根据其同股金比率的大小，这个代理委员会就要收取5%—20%的股息服务费，此费然后由会内各委员利益均沾。股息占股金的比率越大，委员们便能相应地得到更多的收益。也就是说，股票持有者利益与其代理者利益是一致的。因而，委员会将会督促企业多发股息，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可能有此作用吗？我们不用担心企业会滥发，因为如果股息不是建立在相适应的经济效益基础上，而是过多发放，将会影响企业其他职工收入，自然会有其他力量制约。　　

股票持有者与代理委员之间，既有利益一致的因素，也可能发生矛盾。例如，代理委员们不希望股值被高估，因为走高之后，股息占股金比率便将降低，服务费也会相应减少；持有者则相反。股票价值不外乎两种走向：一是股值走低，源于企业效益不佳或出了其它问题，只能不发或少发股息。这种情况下，委员和股民同样倒霉，没有好处或遭到损失，谁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二是股值走高，股民希望以新的基数，即高于原始股价值，重新确定股息所占比率，以便少付服务费。如果不设法变通，则不利于股票的自由流动，最终将影响股市的健康发展。其中道理，不知因为我文字表达能力低下，一时说不十分明白，还是由于只可意会，难以言传，总之，人们只须稍加琢磨，便能理解。股票不论转让与否，只要持有者提出要求按新的高的市值基数定价，代理委员会便要按照重新定价股票的编号，据之一次性从差价的盈余部分收取一定的费用，比重10%—30%不等，从后来的股息中扣下。股票交易中的购买者要注意这个因素。也就是说，股民从价差中赚的钱越多，服务费的比重也越大。但还是股民得大头，代理委员会得小头。但事实上，股值可以不用变动，犹如企业向公众借款。两者不同的是，借款的利息是固定不变的，而股票的股息收益则要根据企业盈利的多少而上下浮动。再一个问题是股值如何估定，高了或低了都不行。高了，不利于股票投资者及其代理人；低了则企业利益受损。例如，企业净总资产评定为一亿元，分为一千万股，那么，发行的原始股每股就应当定为10元。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创新后，顺理成章，便可能提高经济效益，投资的回报率也将会高于银行利息，从而使人们觉得国企股票是一种比较稳定可靠而有利可图的热门投资选择。这样一来，每股定价10元的企业原始股股票便将俏销。怎样销售发行呢？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前提下，由国家有关部门主持，实行计划分配，然后自愿购买。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股市的另一个特点。前面说过，姓“社”的股市重点倾向于中小散户投资者。这些散户是些什么人呢？他们都是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如劳动模范、有成效的科技工作者、廉洁奉公的公务员，等等。这可能是缩小社会贫富差距、壮大中产阶级队伍、实现全民富裕的一条主要途径。　　

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造，要服务于其振兴目的，也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才既可达到微观上企业振兴目的，也能实现宏观上富民强国目的。为此，国有股必须始终占主导地位。我认为，国有股与散户股的比例可以2：1，或是1：1。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巩固后方之后，将来要展开反攻，收复失地。一个建立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分配基础上，运行于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增加职工工资良性循环下，能够有效地调动劳动群众主人翁的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其自主创新精神的体制与机制，同一个劳动者处于资本家“管卡压”剥削制度的企业，孰优孰劣？你认为两者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演变结果将是谁胜谁负？有朝一日，国有企业改革，创新体制和机制以后，转衰为盛，私企还可能成为被兼并赎买对象。不过，这一次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将遵循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规律行事，完全两厢情愿。当然，这是后话了。　　

不论姓“社”还是姓“资”，一个健康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财富真实地增量的股市，股民获利的主要来源就应当，而且必须是上市公司稳定地派发股息，而不是从股票买卖中赚取的价差。因为只有稳定地派发股息，股市的兴旺与企业的发展，两者之间才能形成可持续的良性循环。所以，我们在设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股市的机制时，就要充分考虑这一点。欲使中国股市不再成为国有企业圈钱解困的工具，并改变其同银行贷款相比，反而弱化增量社会财富功能的性质，那就必须注入“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基因。企业从股市中吸纳进来的资金能否高效使用，决定于这家企业职工“各尽所能”的广度与深度，而此时，“按劳分配”正是争取达到“各尽所能”目的唯一有效可行的手段。　　

让我继续介绍这一手段如何具体运用。企业的代理委员会有利可图，其成员要定期轮换，不能一选终身，固定不变。“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例如，可以每年轮换五分之一。换出者隔几年后仍可被选进来。替补的新成员还是从合理化建议表现佼佼者中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促使“建议”活动长盛不衰，补充新生力量，保持企业活力；二是利益均沾，激励更多的人。当然，这不过是初步设想，可在实践中根据情况修正完善。如此运用，既是一种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并行不悖的分配方法，也是邓小平理论在国有企业中的实践，即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勤劳智慧的人先富起来，可能带动其他劳动者后富，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切实有效的途径。　　

中国经济走向强大的根本出路在于自主创新，包括企业管理创新和产业科技创新，都要依靠国人自主，外人越俎代庖，是不行的。在创新过程中，股市起着助推器的作用。我们要高效地利用好这个“助推器”，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振兴国有企业。振兴国企得靠职工群众“各尽所能”的努力；欲使职工殚精竭虑，尽其所能，则要用“按劳分配”手段激励；从股息中收取服务费，对股民来说是用小钱换大钱，也是物质刺激手段赖以行使的一个经济来源。不然，拿什么激励，还是去靠“政治挂帅，无私奉献”吗？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为了利益，投资者和劳动者双方皆是如此，岂可偏废一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曾是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时期提出过的正确口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仍然适用。今天，政治经济社会中产生的诸多问题，主要根源就在于严重忽视了劳动者一方，特别是国有企业产业职工的利益。　　

股息服务费的作用远不止此。这种费用的收取，在国有企业内部属于“帕累托改进”的方式和性质，不会因企业中的部分人多收而使另部分人少收。股民代理委员会的委员们因收此费而致富，是在他们的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合理化建议的有效性，得到了职工群众的认可，付出了智力劳动之后应有的回报。如此致富，客观效果显然将是直接和间接地，长远或短期地提高企业效益，也就是说，实际上也有利于其他职工今后增加工资。人们不难理解其中道理。所以，如果有人因而害了“红眼病”，也不大可能是嫉妒和仇视致富者，而将会是向其效法看齐。今天中国社会上的大多数富人能起到这个作用吗？一个根除了利害矛盾冲突，人们利益相互融洽和促进的企业，为建立人文管理提供了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进而高屋建瓴，转化为科学管理。与之相反，利益分配矛盾重重，人际关系不和谐的企业，只能实行严格管理，这种管理层次，可能维持正常运营，但不可能进一步变成建立在职工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奋发有为基础上的高效的科学管理。　　

股市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众多绩效优良的上市公司的基础上，从而使两者良性循环。企业绩效优良的主要表现就是有能力稳定持久地向股民派发较多的股息，而不是它的股值多么的高。代理委员们基于自己的利益所在，将自然地会在尽力提高企业效益的基础上，力促企业多派发股息，也就是说，比起独立董事，可能较好地行使代理股民利益的职能。除此之外，委员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要做，就是设立一个网站，同股民沟通，除了商业机密，披露一些企业信息，回答股民们感兴趣的问题和听取意见与建议。拓宽和扩大这条群众路线，让股民们也参与到运营中来，集思广益，等于是不花一分钱，聘请到了大量的企业顾问。其中有价值的建议，采纳后应酌情给予适当奖励，以不断地促进这种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不过，这也使我想起了一件往事。前武汉印染厂在1980年代中期某年，曾向全厂职工公布过一项宏伟计划，准备大展宏图，声称到2000年，本厂将实现多少产值，多少出口，多少利税，空头支票十分诱人，结果到了那时却关门大吉。这种缺乏根据、没有把握和不负责任的信息，很容易演变成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需要设法防止。办法就是督促落实科学管理，不能将它当作一句抽象的空话，而要有具体操作的内容。例如，这家上市公司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单件产品的各种原材料消耗等等指标，与同行业的国内和国外的先进水平相比差距多少；行政管理成本是否居高不下，什么原因；供销环节中可能存在哪些问题等等，不要讳疾忌医，何妨披露出来。在企业网站披露信息，犹如中国古代张榜招贤，又像是现在警方为了破案，贴出通告，悬赏重奖线索提供者。一个个生产与经营中的具体问题，只要认真地依靠厂内外群众献计献策，还愁解决不了吗？当年，武汉印染厂企业主管们将本厂形势渲染成一片莺歌燕舞，而把存在的诸多问题藏着掖着，生怕群众知晓，造成负面影响。这种反面作法，应引以为鉴戒。我们提倡和鼓励诚信，就要因势利导，给讲诚信者以实惠，而使不讲诚信者付出代价。在信息披露方面，一个主要方法是，让各家企业网站自由竞争，根据其表现和后来的事实相对照，给诚信而又能提高经济效益者，即这家企业以增发新股再融资的优先权，让其进一步做强做大，从而获取更多的收益。这样做客观上还可能将不断地优化上市公司的质量；淘汰不诚信者，以儆效尤。　　

中国现在的股市不能健康发展，因为他没有优化社会资金配置和监督企业经理人，亦即没有促使财富增量的功能。没有这种功能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企业中聘请的独立董事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独立”不了。请看(经济日报)上的一篇新闻分析文章(忘记日期 文/该报记者贾伟 实习生孙平)：　　

“我国的独立董事制度自2001年7月正式实施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业界普遍认为，当挂名董事容易，当积极董事却很难。难就难在当好独董必须保证其充分的独立性。而目前影响独董“独立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没有时间保证。部分人士认为，独董难以发表独立意见的原因，更多的是没有充分时间对公司进行深入了解造成的。不少独董属社会名流，他们本来已兼职较多，加之本职工作也很繁忙，即使想顾暇自己出任独董的上市公司事务，有时已力不从心。更有的人身兼两家以上的上市公司独董，就是一年几次的董事会也不见得独董们都能全勤出席。不用说，由于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上市公司情况。　　

“二是专业水准不够。独董的一个重要职责就在于防范上市公司的‘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并保证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如果独董不具备足够的法律、经济、财会等方面的知识，或者对公司所属产业、行业不熟悉，不太清楚公司的经营运作，那么，独董就无法对公司的有关事项发表独立的意见，更无法从实质上对董事会起到监督和指导的作用。　　

“三是信息掌握失真。由于独董是兼职的外部董事，他们与上市公司的内部董事相比获取的信息多是董事会提供的，有的是经过修饰或者是整理的信息。并且，受个人时间和精力的限制，独董们有时无法第一时间获得上市公司完整、系统、真实的信息资料。因此，独董们出具的独立意见就可能包含了一些‘水分’。而‘水分’的多少则与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诚信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四是选聘机制欠缺。目前独董的选聘多是由公司董事会决定的。反过来，却要求独董监督董事会的运作，并防止‘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对此，部分独董承认，尽管他们比较重视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名誊，不会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做出违背独董职责的事情。但是，他们在行权的时候确实会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有时不容易完全客观独立地发表意见。于是，有独董提出，独董的选聘机制必须尽快完善，增强其透明度和市场化运作的程度，建议实行开放式的独董资格认证制度和独董与上市公司双向选择制度，而选举方式上，可采用累积投票制或大股东回避表决制，使中小股东更有决定权　　

“业内人士表示，独立董事要做到诚信与勤勉，才能确保独立董事制度符合初衷。要真正实现上述两点，现行制度有待在实践中加以完善。其一，独立董事人选由董事会认可后方能采纳的做法必须改革，以避免独立董事扮演董事会‘御用’的角色。其二，独立董事必须有相当的时间保证在上市公司工作，避免出现徒有虚名的‘独董专业户。”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精英路线低效，甚至无效，这是又一个典型例证。企业聘请社会名流担任独立董事，即使此君人格完美无缺，矢志维护其代表的广大中小股民利益，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如上文所述，不可能做到。我设计的上述群众路线则可能做到。如果股市现状继续如此下去，我们也不难预测得到，将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只要现行股市没有促进社会财富增量的功能，“牛市”的出现就是建立在缺乏坚实基础上的空中楼阁，过了一段时期，“熊市”必然接踵而来。海内外投机大鳄们为了套利，就会兴风作浪，或抄底吃进，或人为推高，操纵股市大起大落，以便从中混水摸鱼。也就是说，“牛”得越高，“熊”得越惨。对于中国千百万股民来说，股市将一次又一次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危机，他们的财富被缩水。为政者当然不希望危机发生，欲竭力阻止，以免危及社会稳定局面。于是，在世界股史上独创先例，不得不重新捡起早已弃之如敝履的计划手段，予以宏观调控。股市太“牛”了，隐藏着后患，便慌忙抑制；走“熊”面临崩盘时，又赶紧出台“救市”政策举措。看着惊险的“跷跷板”股情，两面使用平衡手段。　　

我还记得，股市在2000年曾是2000点，到了2005年6月，这期间GDP一直高歌猛进，却匪夷所思地下挫到1000点。两年多后，2007年10月持续飙升到6000点。可是好景不长，仅过半年，2008年4月又突然降为3000点，这么短时间竟缩水50%。对于一般股民来说，中国经济“晴雨表”是完全错乱失灵的，“牛市”与“熊市”的变化规律了完全掌握在投机大鳄和执政官方手里。因为变化无常，股民们就不可能“理性”投资，只能像赌博押单双，凭运气了。　　

站在执政官方利益的立场，理想的股市运营是每年稳定地收取少则几百亿，多则几千亿交易税，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切忌伤筋动骨地震荡。这一点客观上同大多数股民利益是一致的。投机大鳄们则希望大起大落，低进高抛，获取暴利。我认为，中国股民不幸中之大幸，迄今为止，政府还掌控着影响股市升降较大的主动权，一定程度上抑制着国内外大鳄们盘剥股民血汗钱的“市场”行为。其手段就是根据畸高或畸低的股情出台“抑市”或“救市”的政策举措，计划调控。据说，每次调控都是打出“组合拳”，其实主要就是调高或调低印花税率。然后官方媒体一起宣传造势，影响股民投资心态。例如，2006年为了鼓励股市走牛，税率为千分之一，全年印花税收入180•94亿元，仅占当年财政收入0•51%。2007年怕太牛了，提高至千分之三，全年税收2062亿元，占财政收入4•05%。但是，如上段文中所述，提税影响所及，半年股指缩水一半，为了救市，又要调整税率了。“据新华社 中新社电 经国务院批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8年4月24日起，调整证券(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由现行3‰调整为1‰。”　　

如此调来调去，显然是国家计划干预。中国股市的特点就是“政策市”。这个政策市的名声可很糟糕，按“市场化”原则，应该让市场自行调节和解决股市中发生的问题，政府既不应抑市，也不该救市。因为政策市是官方权力操作和影响下的产物，难免被接近权势的腐败分子利用，从而成为其掠夺弱势股民钱财的工具。但我仍然赞成在可预见的长时期内，实行政府干预的政策市，两害相权取其轻也。犹如在改革初期价格闯关时，谢绝某些外国经济学家的“好意”，没有采纳他们的“休克疗法”建议，而实行我们独创的“双轨制”一样。价格双轨制当年不是也曾被许多腐败分子所利用吗，但比起一步到位的市场化休克疗法，相对而言，哪一种危害更大？　　

请看一只股票飞速升降的“过山车”惊险过程。2008年4月25日，国内最大的矿产金企业——福建紫金矿业股分有限公司，正式在上交所挂牌上市。那天下午该股票行情如下：　　

13:17分，10•3元；　　

14:11分，涨到了14•20元；　　

14:26分，飙升至21•06元。　　

此时，该股开始停牌。14:55分复牌后，紫金矿业给股民开了个大玩笑，短短5分钟内，该股从21•6元跌到13•92元。据某报记者现场报道，“股民们一下子炸开了锅。”一个多小时之内，涨跌幅度竟然如此剧烈，你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化”交易吗？一般中小散户股民在投机大鳄操纵的股票市场中，完全处于被摆布的不平等弱势地位，被“套住”是家常便饭，难得赚钱，容易赔本。　　

从表面上看，暴涨暴跌是“政策市”的一大特点，但实质上，这一特点的产生却不可能是政策影响下的结果，因为有权力出台影响股市走势的政府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都是保持股市长期平稳地发展。这种现象是中国股市缺乏社会财富增量功能的必然产物。赌场才需要刺激性，以吸引顾客。“政策市”的初衷或目的，就是企图缩小不利于平稳发展的股市剧烈涨跌幅度。缩小幅度正是为了相应地减少股民利益可能遭受的损害。　　

你以为官方偏爱“政策市”不忍割爱？实乃不得己而为之，否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因为涉及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股民利益问题。上文第三章例举，中国多家国有通讯企业恶性竞争，重复建设，几千亿元打了水漂，就是放弃了国家计划干预的结果。国家损失了几千亿元没有关系，丝毫也不影响社会稳定局面；但若股市放任“市场化”自流，数以千万计的股民利益遭受损害的程度越过了其心理底线，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搞市场经济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和建立股票市场，国家干预其中，容易产生弊端，甚至是严重腐败的弊端，这是经常发生的事实，没人否认。但废除干预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就像搞价格改革，如果之前不提高社会大众的工资，不采取一些必要的缓冲措施，如容易产生腐败的双轨制，企图先破后立，突然废除计划价，实行“休克疗法”，岂不是要引起天下大乱？股市废除国家干预之前，也先要整肃其法纪，规范其行为。事实上，自从证券市场开办以来，官方这种努力从未间断。但即使按照最乐观的估计，假定法纪整肃了，股市规范了，能解决中国证券市场脱离与消除赌性，平稳健康地发展问题吗？不可能。因为这种努力充其量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所谓治本，即解决中国股市的社会财富增量问题。不能治这个本，又是如上文所述，乃因缺乏优化资金配置和促使上市公司经理人改进经营管理的功能。　　

企业从银行贷款是要付利息的，所以，如果没有预期可能较高效益回报的可行经营项目，不会去贷。股市融资则不然，像是无息贷款，甚至比这种贷款更优惠，因为不用考虑还款。圈来的钱还可随便处理，或去购买国债，或是存到银行，也可重打新股，还能委托理财。更具中国特色的是用来为企业总裁天价年薪锦上添花，哪怕其业绩一塌糊涂。总之，对于上市公司来说，都是稳赚不赔。但是，如此资金运作是不可能给股民稳定地派发股息的，道理自明。投资股民没有股息，当然只能企望从股指涨跌的价差中获取利益了，这就使投机买卖成为中国股市中的常态行为。　　

人为操纵痕迹显然的暴涨暴落，就像是坐“过山车”剧烈升降刺激，也正是股市赌场的“魅力”所在，赌上了瘾的股民是欲罢不能的。因为，在某些媒体为了吸引小市民的眼球，长期自觉或不自觉地渲染一些幸运儿速富的传奇故事诱引下，越来越多的股民做着不劳而暴富的黄粱美梦，即使多次入“套”，也醒不过来。而这一点现在正是执政者之大忌。　　

有学者著文批评指责中央政府实行市场经济决心不大，根据是还在搞国家计划干预。这是天大的冤枉。如前文例举多家国有通讯企业重复建设，宁可眼睁睁地看着浪费几千亿元而置若罔闻，不吭一声，也要避免计划干预，难道这个决心还不够大吗？但是决心再大，也必须设置一条底线，这就是不能出大乱子，危及社会稳定局面。几千亿虽然数目巨大，据说可以再建三个三峡工程，浪费了却不至于引发动乱，所以不必干预。多年以前，海内外经济学术界某些头面人物鼓吹在全球化自由贸易时代，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过时的观念，土地用途应放手让价值规律起作用，市场化配置。中国不少地方政客很欣赏这一论调，因为符合其GDP增长的“政绩”需要。但政治家和政客的眼光是不同的，有远大和近视之分。前者首先考虑的是长治久安，因而在这一问题上，强调国家计划干预，必须保持十八亿亩基本农田。后来，2007年起，国际上闹起了粮食危机，粮价突然暴涨，一些传统粮食出口国纷纷严控小麦、大米的外售。当初，国家领导人远见卓识的决策，在这一问题上的计划干预，才使我们现在避免了一大劫难。　　

无数事实表明，帝国主义在中国制造内乱的图谋，随着他们的“战略竞争对手”日益和平崛起而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了，一计不成，必将再生一计。我们的敌人无时不在窥伺方向，寻找突破口。在粮食问题上未能得逞，下一个可能的选项会在哪里呢？咱们不妨推理一下。制造全国性动乱的选项需要三个条件：一，该事物存在固有弊端，二，具有广泛影响，三，易于煽动人心。中国的股市问题正好全部符合。前两个条件不用再说了，现在着重说第三个条件，因为这是影响引发动乱最重要的一条。　　

缺乏社会财富增量功能致命伤之弊端，抱着投机心理的股民数以千万计，因而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中国股市，如上文所分析，国家为了抑制过度投机炒作，缩小涨跌升降幅度，相应地减少广大散户股民的利益损失，才不得不搞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宏观调控“政策市”。但是，“政策市”也有问题，而且很严重。在一个公平、公正、透明、成熟的资本市场，支撑市场的应当是一个各方(包括政府)都认可和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可是在“政策市”中，游戏规则随政府权力意愿而变换，政策几乎代替了游戏规则，这就给了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在每一次股市博弈中，有机会和条件接近政策资源者，往往可能暴富，而其他人则必然成为牺牲者而血本无归。他们会怎样想？这些人可是数以千万计啊！　　

所以，无论从与国际惯例接轨，还是避嫌考虑，政府都十分清楚“政策市”决非长久之计。避免股市投机性暴涨暴落，控制股民的利益损失在其心理承受范围之内，不能靠政策调控，而要寄希望于股民的“理性”投资。大概是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官方媒体每当股市走牛时，宣传重点是强调风险意识，切忌一窝蜂地跟风，叫你谨慎入市；走熊时则尽情披露利好消息。这一策略会奏效吗？不容乐观。因为只要股民投资获得的回报，不能指望主要是上市公司稳定地派发股息，投资者的投机冲动就不可能停止，反会日趋强烈。这就为将来有朝一日发生群体事件埋下了隐患。　　

而且，这种隐患近年来随着中国金融银行的改制开放，必将日益严重，因为股市不但不能促进社会财富增量，相反，开始产生了减量功能。请看2008年的一则新闻报道：　　

“(新世纪周刊)4月7日刊登郎咸平的文章说，由于次级债风波，美国很多银行都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其中有一家银行，叫做美国商业银行，他们也遭受巨大的损失，但他们却公开宣称，我们承认在次级债风波方面投资错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可是我们从建行上市赚取了1300亿。13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每一个中国百姓都为它付出了100块钱。　　

“在中国，建行的网点无处不在，总共有16000个分行。今天就算让美国商业银行或者花旗银行进入中国，就算让他们随意开分行，它有没有可能开16000个？要知道，那要化多少钱，要花多少时间和经验？　　

“好了，一场有趣的游戏开始了，我们竟然搞改制上市。建行上市，美国商业银行拿到了20%的股权，这意味着，16000个分行都不必开了，为什么？外国银行只要让建行上市，20%的钱就是它的了。就这样，它们透过建行上市赚到了1300个亿。水平高不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国际金融大鳄们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策略，相比之下，中国的金融企业又存在着哪些差距呢？外汇投资基金投资黑石，亏了一半，几个国内的金融机构想抄底入股外国银行，结果底没抄到，自己反而被套进去了。对比下来，我们差多少？”　　

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付学费”。那时之所以发生一些造成严重损失的事件，主要是因为外行领导。比起现在的“内行”领导“付学费”损失，小巫见大巫了。以前完全是缺乏经验，绝无主观上的故意。现在恐怕就不尽然了，谁敢保证没有为外国资本效犬马之劳的卖国买办利益集团分子在其中作祟？　　

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而非故弄玄虚的理论，况且还是不服本国社会主义水土，从外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贩来的理论。实践早己表明，国家干预不存在应当不应当问题，而只有必要不必要、正确不正确和有效不有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法制不严格和规则不完善的情况下，反对国家干预(这里指的是领导者没有主观腐败因素的国家干预)，实质上是以“搞活”之名，行“搞乱”之实。至少客观上将是如此。　　

即以某些学者认为最不应当国家干预的股市而论。他们认为，股市监管层的职责应当是建立并完善制度，通过制度的正常运转保证资本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而不是赋予其以调控和救市的重任。执政的领导者会不明白这么浅显的道理？问题在于，中国股市在相当长时期内，未能有效地建立并完善制度，使之正常运转怎么办？例如改革初期，市场行为未能规范，商业交易中的回扣腐败开始滋生。当时，可能有两种对策：一是国家强力干预，坚决制止和惩治；二是“市场化”放任自流。官方当时不知是否因为听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高见，选择了后一种对策，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腐败魔鬼放出来再难收回。实行市场自由化是要有前提条件的，即必须经过国家干预阶段，在制度建立和完善，并严格有效地运转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否则，必将搞乱。股市涨到了多少点有泡沫，急需调控，跌到多少点不能再低了，慌忙救市，监管层两头奔忙，吃力不讨好，因为同国际上普遍遵守的游戏规则相悖。尽管“政策市”广泛地被经济理论界许多人士质疑、诟病和抨击，为什么还要坚持实行？官方大概也有不得不然的考虑，这就是维持社会稳定局面。在我看来，现在的中国股市诚如某位经济学者所言，是一个没有规则的赌场，“政策市”与市场自由化五十步和百步之差而已，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但有社会局面控制程度的差别，前者比较可控，后者则易失控。　　

现行股市除了国家每年可望取得几百上千亿元的交易税，没有其它积极作用。既然如此，我是主张废除的了？非也。股市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了提高效率，也不能没有这不可或缺的工具。现在的问题是它未能像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那里一样，发挥优化社会资金配置、监督上市公司企业经理人改进经营管理，从而促使财富增量功能的积极作用。还是那个比喻：橘生淮南，移植淮北则为枳。怎么办呢？植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基因，像本节上半部文中介绍的具体操作方法，加以改造。　　

(二十) 抓住主要矛盾 解决政经问题　　

前文中曾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为什么说是在于未能落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我们在回答之前，先要搞清楚，中国政经发展中到底有哪些问题。概括地说，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消耗过高。据一位权威人士，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陈清泰在2005年6月14日的(中国矿业报)报道中指出，“我国创造GDP消耗的能源、资源、劳动力是发达国家的几倍、甚至十几倍。”此外，还有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据同年6月19日(文汇报)报道：　　

“仅用了30年，韩国就将人均GDP从1000美元拉升至1•2万美元；连续数年，印度的软件业持续以50%的速度增长。回望左右，邻国飞速发展的秘诀何在？近日举行的‘2005上海科教兴市论坛’主题报告会上，国家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用生动的事例和详实的数据再次证明，创新决定着中国命运。　　

“刘燕华说，论先天条件，中国比不上中东地区的石油富饶国家，‘靠山吃山’的资源型道路显然不合适；拉美等国的发展历程证明，走依附型道路只能换取短暂的繁荣，之后所要面对的则是长时间的衰退，看来此路也不通；所以，学习美国、日本、韩国、芬兰等国家，走创新型发展道路是我国未来发展的唯一必然选择。　　

“刘燕华认为我国现有的科技发展水平还存在五大差距。其一，关键技术自给率较低：占我国固定资产投资40%左右的设备投资中，60%依靠进口，这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腾飞的瓶颈；其二，发明专利数量较少：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4%，而发明专利仅占世界发明专利总量的1•8%，且其中70%由外国公司申请；其三，科学研究质量不高：美国科学论文的平均引用次数高达12•2次，而中国仅为2•78次；其四，尖子人才严重匮乏：我国万名劳动力中研发人员只有14名，日本为132人，法国为124人，韩国为74人；其五，科技投入不足：我国研发投入仅为美国的6%、日本的13%、韩国的7分之1，2•8万家大中型企业75%没有研发机构。”　　

(文汇报)上这篇择要报道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论述的文章题目是：(创新，决定中国命运)。应在“创新”之前，加上“自主”两字。靠谁自主创新？另一位人士，即上述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陈清泰认为，“关键人才决定国家竞争力”。他于2005年在(中国矿业报)上指出消耗高之后，又继续说：　　

“在我国经济总量已超1•5万亿美元、而且仍处于快速增长的状况下，这种以高投入、高污染、低效率换取高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就变得十分突出。转变增长机制、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使我国从人口大国转变成人力资源富国、人才强国，并以此来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　　

“陈清泰认为，中国人力资源过剩，但人才短缺。中国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但低水平的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劳动，创造较少的增加值；高水平人才则是社会稀缺资源，是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人口多，决不能成为容忍素质低、滥用劳动力的理由。”　　

简而言之，这两位人士合起来的观点是，自主创新决定中国命运，靠人才去自主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其实，这也是时下中央领导人和经济学术界普遍强调的观点，人们基本上达成共识，可能只有买办利益集团及其学术界的代理人除外。现在的问题是，人才从何而来，中国到底是缺乏人才，还是人才未能为我所用和才尽其用，有人能回答这个关键而紧迫的现实问题吗？　　

我们先谈干部人才。他们现状如何？情况恐怕不容乐观。请看2008年年初的一则报道：　　

“(瞭望)新闻周刊第1期刊登记者专稿指出，在干部公选走向制度化、常态化时，应警惕出现被选拔干部‘高分低能’的现象　　

“文章说，会考的不会干，会干的不会考，这是长期以来困扰干部公选的一大难题。实现‘会考’与‘会干’的有机统一，这是落实中央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大任务。在这一点上，四川进行了大胆摸索与创新。　　

“首先，四川提出并施行了‘3十2’结构化公选模式。其中，‘3’：即基本知识、基本能力和专业能力测试；‘2’：即民主测评、综合评价，主要考察报考者在原单位的群众公认度，以及个人品行、能力素质、工作实绩、奖惩和廉政情况。　　

“其次，严把命题、考试、考察三个重要环节。在命题环节，重点研究选拔什么样的干部，偏重于考生平时知识积累和储备；在考试环节，重点研究怎样体现公平公正；在考察环节，重点研究如何体现群众公认，全面考察各方意见，充分体现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有机统一，考试结果与平时表现的有机统一，党管干部与群众公认的有机统一。　　

“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聂洪康说，以前的公选总给人以分取人的印象，导致公选陷入‘高分低能’和‘选不到最差也选不出最好’的尴尬局面。2007年则通过完善程序，减少了‘应试型干部’入围的可能性。　　

“记者注意到，四川规定，这次公选出的县处级领导都有一年的试用期，一年后期满考核胜任者将正式任职，不胜任者将免去试任职务，按照原职级安排适当工作。”　　

长期困扰干部选拔制度的难题其实有两个：一是“文武双全”问题，即“会考的不会干”，“会干的不会考”；二是“德才兼备”问题，即领导欣赏的人，群众可能有非议。解决这两大难题的问题，也是有两个：一是“制度落实”，二是“化繁为简”。这些年来，我们各方面并不缺乏理论上正确，甚至完善的制度，但在实践中，往往不是落空了，或是走了样。例如反腐败制度，成效理想吗？原因很简单，制度要靠人执行，走什么路线，依靠什么人，决定制度的执行有效与否。以国有企业而论，难道就没有详尽复杂的干部选拔标准和制度吗？有了又怎样，能够做到选出来都是“最好”的吗？解决上述干部选拔中的两大难题和两大问题，简单可行之法，就是实行两大机制：竞争机制和民主机制。具体内容也是两个：一是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从中发现人才；二是成立股民代理委员会，收取股息服务费，因势利导，人才将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被群众选入会者，自然不乏“文武双全”和“德才兼备”之人。从委员中再选干部，不是既简便又可靠吗？　　

再谈科技人才。他们的现状如何？情况也不容乐观。也先请看2007年12月29日(环球时报)的一篇短文，题目是(日本“逃离工科”现象的启示)，作者刘云：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科技、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这与日本重视工科高等教育密不可分。　　

“但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日本以金融、证券、房地产为代表的泡沫经济的发展和从业人员收入迅速提高，日本出现了‘逃离工科’的现象，与泡沫经济相关的财经类文科专业报考迅速升温，而对工种报考热情则急剧下降。　　

“日本最优秀的学生不再把工科专业作为首选对象。报考大学工科人数在1986年达到高峰后，突然反转直下，从1986年的18%跌到1989年的12%。到1991年，再进一步下降到8•7%。与此同时，商学院的金融、证券、房产等热门文科专业的报考人数却在同期由谷底连年蹿升，与当年火暴的房市、股市遥相呼应。日本舆论界把上述‘逃离工科’现象称之为‘考生疏远工科’、‘年轻一代疏远技术’，于是日本舆论界大声疾呼‘向工科回归’。　　

“‘考生疏远工科’的结果是，日本高校向制造业输送的工科毕业生的数量与质量一直呈下降之势，这是导致上世纪90年代和进入新世纪后日本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几年，一向以优质闻名全球的日本产品在中国和国际市场频出重大质量问题，特别是2006年是日本产品‘质量灾难年’。连被视为全球汽车业新霸主的丰田汽车公司也出现质量问题，丰田汽车召回量出现不寻常的暴增，瑕疵品回收从2004年起连续2年超过180万台，创下了新高，这显示丰田质量管理出现问题，甚至遭到日本政府公开点名，要求改善。　　

“质量不佳引起的危机，让日本企业损失惨重。据(日经商业周刊)调查，日本七成消费者认为，日本制造产品近年来确有质量低落的情形。连日本媒体也用‘日本质量神话崩毁’、‘质量灾难’等标题来报道日本质量存在的问题。　　

“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性，此文所描述的现象正在当代中国重演。1992年，全国只有40多所高校开设金融专业，到2005年，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增加到500多所，毕业生人数增加了10倍有余。1977年高考刚恢复时，大家都以当工程师为荣。如今已经有了这样的顺口溜：‘一流学生学财经(最热是金融)，二流学生学高科技(如计算机)，三流学生学(传统)工科’。而工科正是国家急需的传统工科专业，如机械、化工、冶金、纺织、轻工、地质、水利等。”　　

中国经济现正在恶性循环，重蹈日本经济当年的覆辙。楼市，股市等虚拟经济的泡沫越来越大，暴利几乎唾手可得，易如反掌；实业经济则盈利微薄，经营步履艰难。于是许多资金、人才投向纷纷避实就虚。后果将会怎样？世界上没有听说房地产能成为富民强国的主要支柱产业，而不是建立在上市公司业绩相应良好基础上的股市泡沫，也终将有破灭的一天。现在就有地方官开辟新的经济增长点，向各种名目赌博性质的彩市进军，再进一步，就是彻底“解放思想”，设立“红灯区”了。人才大多“逃离工科”，依靠谁去自主科技创新？更糟糕的是，由于饮鸩止渴的外资引进政策，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的势头方兴未艾，从国内高校毕业的工科学生和民族企业中的科技人员，其中的出类拔萃者也大多为他人作嫁衣裳，被财大气粗的外企吸纳过去了。前几年，我国发明专利中外国公司申请的比例竟然高达七成，可见一斑。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今后还将提高。外资在华企业喧宾夺主，在科技人才使用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科技人才流失的症结，归根结底，在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方面出了问题。这个主要矛盾问题若不解决，后果将不堪设想，这决非危言耸听。让我复述一个故事。1980年代中期，本厂领导如前文所述，提出了一个宏伟的发展规划，海市蜃楼，蔚为壮观。不谦虚地说，当年全厂“众人皆醉吾独醒”，与人们的乐观情绪相反，鄙人认为不过是回光返照，预测到了敝厂将发生生存危机。根据何在？就是厂内“按劳分配”机制逆向严重恶化。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文革动乱在别的厂家后遗症都很严重，但在本厂其负面影响曾一度很快消失，　　

结束之后生产恢复照常进行，甚至达到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顶峰，关键原因就在于我厂高产优质赖以实现的“高薪阶层”工人群体还存在，他们在厂内依然发挥着模范骨干带头作用，只是已近尾声。后来这个先富起来的群体随着岁月流逝，环境变化而逐渐失去作用，取而代之的却是越来越多的大大小小损公肥私的蛀虫，而走正道者即使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不可能脱贫。那时，外面社会上违法乱纪，不劳而获的暴富传闻，破坏性竟比文革还要大，因为它能通过厂内畸变了的不合理分配机制而起作用。表现就是人心动摇，纪律日益松弛，并且一发而不可收。　　

一家企业盛衰存亡的变化如此，一个国家亦将是如此。回顾20多年前，我看出了本厂问题严重，不自量力，欲挽狂澜于既倒，也曾做过一些努力，给果徒劳无功。我曾写过一封长信，向当时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求教，希望得到解救之方。但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写得杂乱无章，浅薄粗俗，贻笑大方，没有回音。后来又托人找门路引荐，跑到本厂主管部门市纺管局一位副局长家中，向这位领导倾诉我这个工人对我厂前途命运的担忧，只见他似听非听，终因人微言轻，当然也末引起重视。有一天路过本市某组织机关大门，因为心里憋得发慌，贸然闯了进去，在接待室大发了一通牢骚，公然同当时的“大好形势”唱反调。几位该组织机关接待工作人员用异样眼光看着我这个怪物，他们可能将我当作“持不同政见者”了。连我也怀疑自己“三反分子”习性是否未改。我谈完准备告辞，却被扣留住了，像对待一名嫌疑犯，遭到他们详细盘问，而且一定要我写下姓名和单位，职务，才予放行。自找没趣和烦恼，出得门来发觉已经惊出一身冷汗。从此，再也不敢造次，只好眼睁睁看着本厂走下坡路而无能为力，加入到国有企业衰亡行列中去。　　

今天，中国经济像当年如日中天时的武汉印染厂一样，继续繁荣下去，还是后来突然急转直下而发生危机，走到了新的历史十字路口。“位卑未敢忘忧国”。人之将死，其言也真，因为没有顾虑。老夫认为，在当前中国经济一片兴旺的表象之下，其实“癌变”正悄然地加剧。厂与国一个微观，一个宏观，患的是同样的病。现在解决中国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政策，在我看来都是治标不治本。正确的治本之策，应是解决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主要矛盾问题，适应现实需要，不左不右地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正如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所言，主要矛盾解决了，其它次要矛盾都将迎刃而解。头痛医头，脚痛治脚是无济于事的。作者在前文中罗列了中国经济各种各样的“污染源”，得出的结论是，欲消除“污染源”，必须振兴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公有制国有企业，因为它是实行“按劳分配”的主要载体。　　

中国如果不实行“按劳分配”为主的经济利益分配政策，“癌细胞”——这里指的是影响和危及社会稳定的贫富悬殊，社会不公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滋生和恶化。2008年初，本市一家官方媒体记者“独家采访”报道了一则传奇故事。有一位亿万富翁，仅仅10多年间，以7000元本钱起家，在股市中翻云覆雨，资产天方夜谭式地暴增了几万倍。他的资产增量与其对社会贡献可谓毫无关系。这些亿万财富原本是社会上其他人，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创造的，但却被他一人不劳而获地独吞。问题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更在于：他是合法的、受到官方政策鼓励的、符合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据为己有，并受(物权法)保护。也就是说，具有可持续性。这种建立在创造财富的大多数劳动者依然贫困基础上的分配极端不公现象，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致“癌”因素吗？　　

其实，危险因素已经开始露头。据报载，2008年元月，中国经济主要发达地区之一——广东省，有一位人大代表在参加该省“两会”时提出了一条建议： 　　

“针对低收入群体，当物价显著上涨时恢复使用粮票、油票、肉票供给制度，使得计划经济手段和市场经济互相补充。”　　

谁都能够一眼看出，这是一条应对物价显著上涨带给低收入群体损害的下下之策。高明之士喻之为“病急乱投医”，并另开出了自以为放之于市场经济国家而皆灵的药方，献计说：　　

“从许多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维持诸如粮、油、肉这类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稳定，并确保相应的民生质量，政府可行的干预方式，一般是这样两个方面——在供给方面，通过给予农业农民大量的财政补贴、税收免除，维护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收益的稳定，从而确保市场上粮、油、肉的充足供应；而在需求方面，则通过完善全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保证消费者尤其底层低收入人群的购买和消费能力。”　　

(择自(中国经济时报)1•17张贵峰•文)　　

这是市场经济的ABC知识，连我工人大老粗都懂，广东那位提此项建议的人大代表会不知道，还用你来启蒙？张先生引用的“先进经验”发生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则是相对贫困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驴唇不时马嘴，恐怕南橘北枳，因为水土不同。事实上，中央政府近年来早已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在“干预”，力度也并不小(当然还有加大的余地)，但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问题，远远不如“恢复票证供应制度”对低收入群体的救助更直接、更有效。　　

中国中央政府现在当然不会采纳这条建议，那太丢面子了，况且眼下财力充裕，可供选择的其它对策肯定还有很多，例如这位作者推荐的发达国家经验，同“建议”比较，显然是上策。但是，只要通货膨胀给广大人民群众沉重的生活压力长期得不到缓解，执政当局出于稳定大局和巩固政权的考虑，将不得不恢复票证供应制度，因为形势不以人们的意愿为转移。糟糕的是，这种重压在现行政策下，仍将继续恶化，遑论改善减轻了。　　

这个问题要从计划经济时代为什么实行票证供应制度说起。你以为这是当时执政者爱不释手的偏好之物？实乃无奈的选择，不得己而为之。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企业长期效益低下，加上政治运动不断地自我破坏，工资增长赶不上因物质短缺而造成的通货膨胀速度，为了生产建设正常进行，出于劳动者生活安定的需要，被迫采用的下策。毕竟，它并非社会主义的亮点，而是给阶级敌人以攻讦口实的暗点，甚至可说是污点。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本是一个十分正确的口号。但是后来大大小小的“歪嘴和尚”念走了样，变成以GDP为中心，并且人为地将经济效率同社会公正对立起来，效率压倒一切。改革开放后，比起过去，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都大大地提高了，没有人否认这一事实，同样，也没有人否认得了社会分配日益不公的现实，提高效率产生的财富，绝大部分被极少数人攫取和拿去了——违法地或合法地。老问题——效率低下，有所缓解；新问题——社会不公，日益突出。新问题比老问题，解决起来可能更棘手、更困难。应对物价上涨给低收入群体负面影响之策，上述那位人大代表的建议诚然是下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拿到中国来就真的是“上策”吗？票证供应制度，如上所述，乃是大多数人民群众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上涨速度的经济现实情况下的产物。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此一制度在任何社会就有着存在的必然性，任何治标政策，从长远观点看，都取代不了它，除非你不怕发生社会动乱和损害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资产阶级政客宁要“面子”，即使束手无策解决民生问题，愿意付出上述代价，也不要它，所以资本主义穷国也少实行这个制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实行票证供应制度是一项政治决定。　　

据官方统计，2007年消费品涨幅为4•8%。作为低收入群体的一分子，托经济增长发展之福，我和其他人一样，当年加薪幅度超过10%，即是统计涨幅的两倍多，增加的收入照道理说应当大于增加的支出。但我的感受相反，因为日常必需的生活支出，主要是食品方面的消费品涨幅普遍是两位数，不少甚至超过官方统计比率的10倍。穷人们莫不叫苦连天，有的富人反而喜形于色，因为他们有钱去股市、楼市等资本市场炒作，在一片涨势声中，这些市场上牛气冲天，为有钱的富人们进一步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就是说，穷人的“痛苦指数”加剧，富人的“幸福指数”扩大。现行政策能从根本上扭转与改变这一情况的发展趋势吗？　　

不错，近年来为了缓解社会矛盾，接二连三地出台了一系列维护低薪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劳动合同法)便是其中之一。主观愿望良好的立法者大概想不到，受益的劳动者其实大多并不领情。2008年元旦正式施行的(劳动合同法)规定，一年内不签合同的企业，要向劳动者支付双倍工资；试用期不是老板的“免费午餐”等条款。可见，强制企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是一项切实保证维护广大农民工权益的重要法规。然后，法规的受益者反而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就像我在生活感受中，加薪的高比率，竟然抵消不了物价的低涨幅一样悖于常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欲知其中奥妙，请看一则报道：　　

“近日，南京某大型外贸玩具公司1200多名来自安徽、甘肃、河南等地的农民工，对签劳动合同积极性都不高。许多人拒签劳动合同。……外来农民工不愿意和公司签合同的原因，来自甘肃的玩具工张晓萍的一席话很有代表性：签合同就要缴保险，企业缴保险的钱也从我们的工资里扣，不等于蜻蜓咬尾——自吃自？(社会保险)以后回老家又带不走，还不如把这个钱每个月发给自己。”　　

(1月17日(江苏经济报))　　

那里民工们的工资比中国许多落后地区还算高的，一般在千元左右，各种保险就要500多元，扣去后拿到手只有四、五百元，维持基本生活都困难。在缴费中有一个问题，即一些企业不仅社会保险中个人应缴部分要从员工工资中扣除，连企业缴的那块也要从员工工资中扣。可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容易解决，法律补充规定，明确企业应缴纳部分必须由企业交，不得转嫁给农民工，否则若是违规，罚其转嫁部分的双倍费用给劳动者，看老板们还敢不敢？　　

解决这个问题果真如此容易吗？(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有学者认为，民营企业经营条件将进一步恶化，如果因此而倒闭，劳动者恐怕连低工资也没有地方去拿了。这种担心不能说毫无根据。确实，一些企业的老板们转嫁费用，也有其言之成理的不得己因素。大家知道，近些年闹起了“民工荒”。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以千万计，怎么会闹此“荒”？过去没闹，现在才闹，反映了劳动者打工条件今不如昔。新华社记者曾调查后报道说，珠三角民工的工资，1990年代后的10多年只增加了68元。可能有人说，近年来工资已经大幅度增加了，但是在此期间比得上物价和各种名目的收费的上涨速度吗？上述这家玩具公司的老板当然知道，净收入四、五百元是留不住人的，但他们为何还要这么干？合乎逻辑的推断，显然也有其迫不得己之苦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何一项公正的、能持之以恒的政策法规，都必须符合“劳资两利”的兼顾原则。(劳动合同法)的立法者主观愿望可能欲实现这个原则，但客观实际则很难做到，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出了严重问题，连累到了微观企业难以正常运营，特别是在劳资关系方面。　　

这个宏观问题就是某些官僚和学者津津乐道的“全球化经济国际分工”和“比较优势”。在这一“分工”中，中国定位于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环节，而且，因为不得不然，热衷而专注地发展“比较优势”突出的低端产业，这些产业的产能必然日益过剩。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条件下，各厂为了生存和发展，便互相残杀，大打价格战。这种“内战”，对于生产力发展而言，有一定的“进步性”，因为大家都要努力提高效率。不过，这种效率的提高，不可能是高层次的，即发挥劳动者的主观能动创造积极性而获得；只可能是低层次的，即使用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工作时间、减少工资支出、简化安全保护、降低污染标准等手段。但是，利用这种手段在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方面，将随着“挖潜”空间的日益缩小和“内战”程度不断加剧，而必然地相应弱化其作用。如此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也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增加利润的好处，因为中国市场经济外贸依存度特高，海外进口商可以在产能过剩的国内生产低端品企业相互价格恶性竞争中，大有挑选活动空间地不断压价，从中渔利。所以，依靠恶化劳动者工作条件创造的效率好处，大部分被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消费者享用了，为其社会低通货膨胀率作出贡献。相反，这种国际分工的贸易结构，却推动中国的通胀率走高，因为定价权掌握在人家强者手里。君不见，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卖什么，不论吃穿用各种商品，什么就贱；买什么，从各种矿物到高端科技产品，什么就贵。例如，跨国公司垄断企业生产的铁矿石，我们进口时就价格飞涨，后来反映到我这个普通消费者的身上，发觉买一只水龙头，售价比前几年贵了一倍。我们更应警觉地认识到，需要从国际上进口的原材料异常涨价，主要是对中国不怀好意的某些国家推波助澜，目的是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有人说，原料涨价对他们也没有好处呀。但事实上，原料成本在高端品和低端品的所占比例是大不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不在乎，而且能够“堤内损失堤外堤”，因其在矿产地早已凭借强大的资本捷足先登，拥有大量股权。我们则被迫挨宰，严重受害。　　

企业私有化改制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不惜牺牲社会公正和付出其它各种代价以后，短期地看，这个目的可说达到了。但是这种提高是相对于过去而言，实则饮鸩止渴，阻塞了今后进一步提高的出路，从长远看，得不偿失。因为企业提高效率普遍是由于对雇佣劳动者施加了压力，而不是引发其动力的情况下实现的，产生不了自主创新精神，因而提高的空间必然有限，更无助于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产业结构。而且，这种提高并未使直接生产劳动者中的大多数人从中受益，后果反而是造成贫富差距不仅悬殊，还将继续扩大。也就是说，不具有可持续性。这种贫富悬殊继续扩大的趋势，任何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政策都不可能扭转，充其量缓解于一时。　　

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有学者说，缩小贫富差距不能走“劫富劫贫”的传统老路，在这方面，也应实行“帕累托改进”原则，即穷人致富，不能以减少富人财产的方法实现。我完全赞同这一“双蠃”主张，因为现在采用不可避免会造成破坏的革命办法，即使对穷苦的劳动者，也是损大于益。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社会环境下，也劫不了富。哪怕有的富人资产是通过非法途径而攫取，犯了严重的原罪，也不能劫，否则就会逃往海外，肉烂在了别人的锅里。所以，要制定(物权法)以安其心。有的发达国家不怕富人资金外逃，却担心财富占有悬殊引发“红眼病”流行，导致社会动乱，出于这种考虑，因而下手劫富，但采用的不是“罗宾汉”式，而要缓和得多，即征收高比例的遗产税。我们也不敢开征此税，据说是怕资金都逃到没有这个税种的地方去。　　

所以，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与富者缩小收入差距，脱贫的唯一希望，是从所在的企业利润中，获得较大的份额。但问题是，现在哪一种企业存在着让利于贫穷劳动者的可能空间？中国民营企业大多生产低端品，或在高端产品中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受制于人，只扮演着简单装配加工的角色，赚的是几个精打细算下的辛苦钱，能有多大利润？如上述南京那家玩具公司，要老板给工人加工资，自己岂不是白干了？资本家赚不到钱，私有企业也就失去了存在生长的土壤。跨国公司在华企业倒是有让利的可能性，但他们不会干呀。我们对其能做到的只能是，动员媒体力量，恳求海外资本家发点善心，不要在中国大陆搞“血汗工厂”。如果硬要出台政策，强制提高工资，或者工人们为此目的组织起来闹罢工斗争，海外资本家即使大有让利空间，也不会退让而减少利润，因为他可将工厂移往工资更低、投资环境更“优越”的不发达国家。　　

总之，现行的经济发展方式、企业产业结构和社会分配机制，都不存在缩小悬殊的贫富差距的可能性，而只会继续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已经具备了发生社会动乱变化的内因根据，现在，外部敌对势力正在创造着变化的外因条件。我们曾经肤浅地认为，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以“人权”、“民主”说教对中国施压，其目的是和平演变，改变我们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其实远非那么一回事。那不是目的，至少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一种阶段性手段。其最终目的，是削弱中国国家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为实现其单极世界的霸权主义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西方实行民主制度的国家，有的政客在这个问题上也跟着美国人瞎嚷嚷，是违背其国家利益的，因为只有中国强大，他们手中才有同美国人讨价还价的筹码。我这个观点，在前苏联崩溃之前，不会有人相信。　　

前苏联崩溃之后，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都被彻底地抛弃了，国内经济按照资本主义模式实现私有化，外交政策也曾好多年“一边倒”，向昔日敌手西方国家投怀送抱。但是，热脸却碰上了冷屁股，踌躇满志的美国人并未将“改过自新”的俄国人引为朋友，仍存戒心。因为虎倒不失威，还有继续削弱其力量之必要。美国人在得意之余，开始透露怎样利用“第五纵队”，从共产党上层叛徒到学术界民主社会主义分子，煽动一部分对现实不满的愚民，在苏东等国策反。其中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压低当年世界上的石油价格，使苏联从其资源出口中，赚取不到急需的硬通货，经济被置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单边霸权主义者现在故伎重演，不过这次主要遏制对象转移到了中国身上，内容有所变化而已。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削弱和平崛起的中国力量的目的不会有变。外因正在觊觎机会，只待有朝一日内因成熟，便会发生他们处心积虑想看到的作用。这一潜在危机难道不值得国人警醒吗？　　

我们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分歧，即中国经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还是资本主义私有化，已经超出了国内阶级斗争的范畴，也并非仅仅只是意识形态之争，而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兴衰存亡，在此一举。　　

我在上文中已经具体地阐释了国有企业只要创新体制和机制，其实不难提高效率，转衰为盛。两种所有制企业制度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最后按照市场经济优胜劣汰规则实行和平演变。吸取 50多年前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强扭的瓜不甜”的深刻教训，先立后破，免蹈覆辙；同样，行政命令式地国有企业强行私有化，必然地也将结下苦果。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新兴事业，并无十分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当然不可能一帆风顺，遭遇挫折和失败，在所难免，何必失去信心，慌不择路。但要认真总结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以利重新再干。　　

成功与失败，都是相对而言。对同一种事物的评价，可能是前者，也可能是后者，决定于参照标准。例如，实行改革开放30年后的人民生活水平，纵向同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比较，普遍地大大提高了，无疑是巨大的成功；但横向同先进国家如日本比较，恐怕就没理由自豪。日本人在上世纪50—80年代，也是30年左右时间，其劳动者工资收入原来也远远落后于美国，大概只有老美的一个小零头，也像我们现在这样。后来急起直追，现在基本平行，成为富裕国家，民众均获其益。我们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至今还不到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以我这个“中间人物”为例，今天比起当年，工资增加了20倍左右，但是同期，早点摊上质量毫无变化的原汤粉价格，也从1角涨到了2元。1970年代我在一家大医院拔了一颗牙，记得清清楚楚，手术费0•5元，现在是多少？　　

外国的经验，既有成功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有失败的，引为鉴戒，不可再往。例如，日本人工资和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主要获益于其努力自主创新，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是成功的经验；1980年代后“逃离工科”现象，现实已经证明是一种对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的错误选择，是失败的经验。我们反行其是与其非，正在效尤其错误倾向，而缺乏能力步其正确途径。即热衷于发展虚拟经济，导致大量人才舍本逐末，而冷落实业经济，使之举步维艰。如此逆反趋势继续下去，不难预测得到，几十年后，中国大多数劳动者的工资，仍将只有发达国家同行的一个小零头，不可能脱贫，遑论致富了。　　

在今天的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唯一可行之路，在于自主创新，发展国有企业的高科技产业。以利益向“第一生产力”倾斜的“按劳分配”政策吸引大量一流人才加入，是这项宏伟事业成功的前提条件。只有先立，国企高科技产业大发展，从业人员能赚大钱，才能后破，利之所趋，使社会上的人才改变择业意向。也就是说，抓住主要矛盾，解决政经问题。　　
　　

　　(二十一)

调整利益分配 抓先进带一般　　
　
有个老口号叫做“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一样，不论用在个人，还是企业之间，都是空喊了几十年，没有落实在行动上，更遑论取得效果了。振兴国有企业其实也很简单，只要落实这些口号就行了，但为什么总是落空呢？　　

前文已述，从计划经济时代的1958年起，武汉印染厂的资产利润率就持续30年左右远高于省内其他竞争性行业的所有厂家，鹤立鸡群，可谓名副其实的先进企业。在上世纪60—70年代，20年来，湖北省曾经另外建有多家规模大体相同的国有印染厂。武印犹如母鸡孵蛋，都派遣人员鼎力相助，去担任厂长、车间主任或工程师之职。特别是其中的武汉第二印染厂，该厂整套领导班子加上不少技术骨干，都由我厂配置。但是，尽管比起本厂，那些厂的机器设备都较新，职工文化也较高，却没有一家厂的生产状况能够后来居上，反而远远落后。后进企业赶不上先进企业的原因，我在前文中已作分析，两者表现迥异的关键在于劳动用工与工资分配机制的不同。受此实践先例启示，我的国有企业制度创新放在劳动组织与工资分配机制方面。此外，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重点加上领导班子的改革选拔方式与调整配置体制。如果照此方略普遍改制成功，就可能变“一个巴掌拍不响”为“两个巴掌拍得响”。新口号是：“先进带后进，一起向前进！”　　

中国在计划经济物质短缺时代，企业主要任务是优质高产，满足市场供应。现在市场经济物质丰裕时代则是大力自主创新，不断提升产业结构档次，转变“四高三低”的经济增长方式。许多国有企业由于不能生产高端产品，产能过剩，效益低下，生存与发展前景黯淡。于是便求助于外国大公司，“以市场换技术”，谓之“合资战略”。结果市场慷概地送了，技术并未相应地换来，仍然受制于人，赔本买卖，不宜再做。我们不妨改变经济发展战略，以自力更生、先进带后进、以点扩面的“墨渍战略”取而代之。　　

武汉印染厂在计划经济时代曾经是优质高产的一个“点”，后来湖北省内外兴建了多家印染厂，相对而言，都是比较质差量低的“面”。那些面上厂家因为当时不可能复制本厂独特的机制，所以点上的先进经验一直学不到手，在条件较好的情况下，经济效益反而低得多。市场经济新时代的“点”，要求具备新的特征，这就是能够生产“高级、大型、精密、尖端、新式”产品。中国许多行业“面”上厂家普遍生产低端普通产品，但也有个别少数的“点”，有能力不断推出高端产品。让我举一个例子，人们可以举一反三，仿照实行。　　

例如，玻璃行业一般普通产品供过于求，产能严重过剩。几年前，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还曾正式发文，禁止银行贷款再上新的生产线。有一段时期，这个行业“面”上厂家恶性竞争，低价倾销，因而普遍效益低下，有的甚至债台高筑，频临破产。但是在工业发达、科技先进的国家，如日韩一些同行企业，他们并没有资源优势，人工等成本也比我们高得多，却能生存和发展得令人羡慕。原因何在？就因人家的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卖得上好价钱。　　

中国有没有这样先进的“点”呢？还是有的。据(经济日报)2004年12月8日一篇题为(向世界技术前沿冲刺)(记者单保江)的文章报道介绍，山东省威海市蓝星玻璃集团就是这一行业恶劣的贫瘠荒漠生存环境中的一小片富饶的绿洲。这家企业原来也是“面”上之一员。可喜的是：　　

“……危机，成了企业创新的催化剂。他们生存发展的路子，从此豁然开朗。资源匮乏、成本高企、市场狭窄的绝对劣势，激发了蓝星玻璃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强烈欲望，引导他们走上了靠技术求生存的路子。　　

“1996年9月，蓝星玻璃集团走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子，很快生产出美轮美奂的自然绿色吸热玻璃。新产品投放市场后，受到客户欢迎，被广大用户称为‘威海绿’。沿着这条路子开发下去，自然绿、古典绿、青玉绿、韩国绿。F绿、福特蓝、蓝星灰、现代灰等等，一个个新产品相继问世，蓝星开始走出了低端市场的阴影。　　

“初战告捷，士气大振。蓝星人继续向玻璃深加工领域发展，集中力量开发技术含量更高、附加值也更高的在线镀膜玻璃。　　

“节能、环保，是当今世界玻璃行业的重要发展方向。能够大规模、低成本使玻璃具有节能环保等功能的主要手段是镀膜技术。镀膜技术又有离线镀膜和在线镀膜之分。离线镀膜是指对玻璃进行切裁离开生产线后再次进行镀膜加工。这种方法相对成本高，产品有一定局限性，因而国际上更流行且得到更大普及的是在线镀膜技术。这种方法是在浮法玻璃成型过程中，直接为生产线上的玻璃镀膜，使之增加各种新的功能。在线镀膜玻璃具有光线透过率高、热反射率高、耐酸碱性能强、生产成本低等优点，尤其是可热弯、钢化等二次深加工性能，更是离线镀膜所无法比拟的。　　

“然而，当年我国整个玻璃行业，与这一技术无缘。众多厂家眼睁睁看着国外镀膜玻璃源源不断地打入国内市场，靠技术垄断赚足暴利，后来，秦皇岛玻璃设计研究院经过科技攻关，自主研究开发了浮法在线阳光控制镀膜玻璃技术，从1993年开始向全国推广。　　

“蓝星玻璃集团上马在线镀膜新技术的时间，在国内同类企业中是中间偏后。但是这一成果的深化研究以至成熟完善中，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就这项技术的成熟度以及产品的品种来说，蓝星玻璃在国内企业中当之无愧位居第一。　　

“为了攻克技术难题，蓝星玻璃集团把在线镀膜技术著名专家和浙江大学的教授请到公司，现场进行指导，及时解决技术难题。‘产学研’三家越走越近，终于走到一起，成立了以技术为纽带、以镀膜玻璃开发项目为载体的蓝星镀膜研究中心。这步棋，可说是蓝星玻璃集团发展中的神来之笔。　　

“在攻关过程中，蓝星玻璃集团整个镀膜工段，所有岗位都由受过高等专业教育的人员担任。各方紧密配合，共同努力，经过多次工艺改进，蓝星在线镀膜玻璃技术得到快速提升完善。蓝星在线镀膜玻璃经过国家玻璃质检中心检验，主要技术性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居国内同行业领先地位。2000年，在国家公布的首次全国镀膜玻璃质量抽查中，蓝星在线镀膜玻璃名列全国同行业同类产品第一名，并成为国家建设部、国家建材局首批向社会推荐使用的产品。　　

“2000年，蓝星玻璃集团与浙江大学和我国著名的镀膜专家合作，成立了浙江大学蓝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各持一定比例的股份，加大了激励力度。原来的产学研，变成了一家人。当初为我国研发出玻璃在线镀膜新技术的专家，眼下成了蓝星人。可以说企业从源头上、动态上全面掌握了这项新技术。　　

“当初蓝星玻璃集团刚刚应用这项技术时，每天在线镀膜的周期只能达到2小时，流水线上仍然要生产大量附加值低的原板玻璃，在线镀膜技术难以发挥大批量生产的规模优势。经过多年的开发改进，现在的蓝星集团在线镀膜周期已达到了30小时以上，这在国内玻璃行业中是独一无二的。蓝星在线镀膜玻璃年产量1996年只有50万平方米左右，1997年120万平方米，1998年400平方米，今年将接近1000万平方米。一条生产线能够以高达60%的比例生产镀膜玻璃，业内人士都知道是非常难的。就是在国际上，这样的记录也应该是属于前列的。蓝星近几年以生产在线镀膜玻璃为主导，如果不是因为产品花色品种配套的限制，这一比例还会更高。　　

“技术撑起了品牌，使蓝星玻璃迅速占领了市场的制高点。2001年，他们在全国同行业中产量跃居第七位；利税第五位；出口创汇达1000美元，被评为全国建材百强企业。截止2003年底，公司资产总额达16亿元，职工4510人。公司主要产品扩展到在线阳光控制镀膜玻璃、在线低幅射镀膜玻璃、浮法彩色吸热玻璃、夹层玻璃、工艺玻璃等十余个品种，使蓝星玻璃成为我国玻璃行业的知名品牌。公司主导产品镀膜玻璃在国内市场到60%的市场份额，产品远销美国、欧盟、非洲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集团控股、参股公司和生产经营单位有十几个。2003年，蓝星玻璃集团实现玻璃产量888•84万重箱，销售收入8•7亿元，利税1•09亿元，出口创汇1750万美元，分别较上年增长了49%、57%、31%，企业效益和规模都进入全国玻璃行业前列。”　　

蓝星玻璃集团从国内众多“面”上生产低端产品的厂家中脱颖而出，生动地表明，只要产学研各方利益协调好，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就可能攻克技术难关，成为该行业生产高端产品的一个“点”。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也有能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此一例也。该集团更鼓舞人心的事迹还在后头：　　

“当然，这些数字，在国际同行巨头那里实在不足挂齿；仅靠玻璃在线镀膜技术，也远远不足以让蓝星进入国际玻璃俱乐部。让蓝星玻璃获得与国际巨头对话能力的，是在此基础上开发的另一项关键技术——LOW—E玻璃技术，即浮法在线低幅射镀膜玻璃工艺技术。这一被列入国家“863”高技术研究计划的项目，由威海蓝星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浙大蓝星新材料技术有限公司和浙大无机非金属材料研究所合作开发。在玻璃行业，这是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技术。　　

“用这种技术生产的低幅射镀膜玻璃，是当今世界公认的综合节能效果最好的玻璃产品。这一技术，不仅对于我国建筑节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而且对于我国能源战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国外少数几家大公司靠着技术垄断，产品在我国市场通行无阻，稳赚高额利润。蓝星玻璃集团曾几次下决心引进这一技术，与国外大公司几经接触，但终因外方要价太高、风险太大而搁浅。这项技术，市场应用前景不可估量。国外企业决不轻易转让，自在情理之中。　　

“……　　

“艰难的技术跋涉，终于走了过来。经过长达两年多的艰苦攻关，这项技术在我国土地上，在蓝星玻璃集团车间里首次自主研发成功。2003年元月，该技术通过了省级中试鉴定验收，并开始产业化试验，被列为玻璃行业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首选项目。2004年4月，通过科技部“863”项目专家组验收，一致认为该项目是利用高新技术成功改进传统产业的典范。”　　

蓝星集团拥有了知名的自主品牌和核心技术，占据了行业产品科技制高点后，国内外市场广阔，下一步计划显然应当是扩大生产规模，以争取更多利润。环顾世界500强企业，几乎没有一家仅仅是通过内部扩张成长起来的，而通过并购重组迅速壮大，以点扩面，则是先进企业做大做强的普遍规律。　　

不过，在中国欲使企业成功地实现做大做强，并购方与被并购方必须都具有追求重组利益的内在动力。这种利益要同双方企业职工收入直接挂钩，并落实到具体的团队和个人。人们只有清楚地看到与己有关的利益目标，而且感同身受，才会殚精竭虑、全力以赴地去干。武汉印染厂在上世纪80年代，也曾搞过同某地联营的计划，但因职工们觉得自己从这种联营中并不能得到相应的利益，全都漠不关心，敷衍塞责，阳奉阴违，终于夭折。如果中国国有企业不论先进的“点”，还是后进的“面”，都按照我的方略完成了改制，实行“二马分肥”的工资分配机制，企业利润同每个职工收入密切相关，那么，像蓝星玻璃集团这样掌握了高科技产品核心技术的企业，便可能在同行业中迅速找到合作伙伴，顺利地并购重组，做大做强。这也就是以点扩面的“墨渍战略”。比起现行的同外国跨国公司的“合资战略”，孰优孰劣，泾渭分明。墨渍战略肥水流进自家田，并购方因高技术入股，扩展效应而利益大增，促使企业产生与强化内在动力，争先恐后与想方设法去争当先进的“点”；也使“面”上后进的被并购方企业摆脱低端品效益差的困境，重获发展机遇。　　

人们可能会问，中国大多数行业未能掌握高科技核心技术怎么办？那就让某些规模较大、设备较好和工艺较强的企业自主地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国内，“以‘一肥’换技术”，吸引人才。重金之下，必有能者。一家厂利用经济手段使之成为行业中的一个“点”，然后再去扩大到“面”。经济发展战略如此改变，对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所有者——国家来说，各方面都比较有利：　　

一，政治。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创新改革以后，职工群众的企业主人翁身份与地位将名副其实。如果引进外资合营，老外反客为主，职工沦落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若是聘用海外高科技人才为我效劳，则企业经营管理主导权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执政，应当依靠的主要对象是谁？遭到外国资本家剥削的雇佣劳动者，还是剩余价值留给自己分配享用的国有企业主人翁群众？谁更靠得住？　　

二，经济。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我们现在并不缺乏资金，相反，涨库告急正愁找不到好的出路呢。经济某种程度上可谓患上了“凯恩斯依赖症”，而可能有利可图的国有企业经营，却热衷于引进国外所谓“战略投资者”，并长期让其享受超国民待遇。更有甚者，他们还不知足，大肆偷漏税收。我们与其慷概大方地让利于外国资本家，还不如肥水流进自家田，施惠于国内劳动者，能够鼓舞干劲，也为推动内需消费提供了条件。 　　

三，技术。将利润的一大部分与其让予合资的外国公司，还不如分给前来加盟的海内外高科技产品研发人才。因为，如果是前者，核心技术不可能换到手，这已为多年实践所证明；倘若是后者，则将为我们所拥有。更重要的是，一家家国有企业将随之有条不紊地、迅速顺利地使产品升级换代，不断地向高端更高端攀登。运行于“四高三低”发展轨道上的中国经济，才有可能改弦易辙。　　

但是，一个相对较好新的经济发展战略，不会自然地获得成功。它必须有相　　

应的配套措施，即完善的政策支持，正确的策略运作和严肃的法律保障，否则难免失败。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问题。这个问题是实行新经济战略中的主要矛盾，其它都是次要矛盾。按照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的观点，若能解决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都将迎刃而解。我认为这一观点经得起实践检验，是正确的，因为我在实践中曾经目睹与体会过，忽视和违背“按劳分配”原则这个主要矛盾而造成的失败教训。　　

前文曾述，第一次教训发生在1950年代中后期。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的是国民经济工业化发展战略，强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为“按劳分配”的一个具体措施，主要在青年产业工人中，开展以“应知、应会”技术为内容的工资考评活动。从客观效果看，这一活动对促进当时的经济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正如任何先进事物，特别是在其开始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一样，工资考评中也难免发生一些问题，即所谓“闹事风波”。部分青年工人对上级在领导评级工作中有所不满，发生过一些情绪过激事件。例如，当年刚刚从上海内迁来的武汉天一印染厂，就有10多名机修车间青年工人上访到市局，大闹了一通，严重影响了局领导们的正常工作。尽管如此，人们也不难判断，这个工资考评机制同取得的巨大效果相比，其负面影响不过是细小支流而已。后来的事态发展却是因噎废食，这一行之有效的机制昙花一现，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以工龄长短为全国统一标准的平均主义工资分配制度。这个制度正式出笼后，像一个魔患，从此肆虐了几十年。但是，平均主义显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于是，煞费苦心美其名地给它贴上“共产主义风格”的标签，叫做 “工作不计条件，劳动不讲报酬”。这个口号本身并无错误，但它受到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制约，可能有效，也可能适得其反。　　

例如，建国初期抗美援朝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捷报频传，一百多年来受尽屈辱的国人扬眉吐气，特别是新近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众，发自内心冲动，要为国作出无私贡献。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原上海天一印染厂职工大搞增产节约运动，群策群力，自主革新成功制约生产的关键设备——丝光机，提高效率一倍，用以捐献一架(天一号)飞机，支援前线。这个时候，可以“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但在非特殊时期和非特殊情况下滥用这个口号，就适得其反了。例如，当时作为“按劳分配”的一项具体措施，考核评级时出了一点麻烦，经济领导者不是设法改进完善这项措施，而是简单从事，搞平均主义一刀切。为此，还曾耍弄了一个政治花招：在领导动员安排下，要求职工群众在会上“民主”讨论表态，大家愿不愿意为了共产主义美好的明天，不计报酬地无私奉献？无形的政治高压下，谁也不敢唱反调。于是，人们纷纷言不由衷地表示拥护。正所谓“乌龟哄我，我骗王八”。从此，人们普遍地丧失了学习提高技术的原动力和上进心，这也是造成今天高级技工和技师严重短缺的历史根源。教训深刻啊！　　

第二次教训发生在1990年，即当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倡导的全国规模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夭折，无疾而终。我认为这次后果更严重，是国有企业后来更大规模地破产和私有化改制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人可能不认同我的这一观点，言过其实？那就听我阐述其中道理。1960年代，报上曾宣传科学家李四光的事迹，说他创立了“地质力学”这门新兴学问。其实，中国经济界在改革开放后和国有企业改革期间，也一直有“经济力学”在发生作用。表现在社会上，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在竞争角力；表现在学术界，左派学者和右派学者彼此口沫横飞，争论较量；表现在国企内，正面积极力量和负面消极力量也在明争暗斗。国有企业破产，实质上是两种力量斗争，正方力量败于负方力量的结果。而这种结果，右派经济学家判定是公有制经济制度作祟，我则认为乃是因为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而行，错误的分配政策使然也。　　

即以武汉印厂为例。当年，全厂上下很多人都对邓小平的“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谈话很感兴趣，心向往之。我就是其中之一。接下来的问题是，本厂哪一部分人有资格、有条件先富起来？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当年让一部分对本厂生存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如上文提到的被誉为中国花布图案设计状元，连创佳绩、艺能出众的那位设计师；在1930年代老旧机器上生产出了具有1980年代先进水平产品、荣获多项国家银质奖、技术高超的印花机档车工；长期保持高产优质生产纪录、实行科学有序“满负荷工作法”的工人群体；还有主动积极地提合理化建议，成效切实显著的鄙人……等等群体和个人先富起来，因势利导，则很可能产生“乘法效应”，使武汉印染厂更上一层楼。　　

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万元户”。尽管当年本厂每年上交巨额利税，只要拿出其中的小头，例如十分之一，便足以使那部分先进分子先行致富。为什么不予奖励？因为政策规定，至少是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允许国有企业这部分人先富起来，至今仍然如此。当然，政策也不允许另外一部分人损公肥私而致富，但事实上，他们可以暗中行事，明文法纪阻止不了违法乱纪者发财。谁都想发财致富。既然无法通过正当途径效法而得到，便只有走歪门邪道，群起效尤而攫取了。正道被阻塞，歪风则嚣张。请问，这种直接导致国企衰亡最主要因素的情况，难道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制度不能搞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的政策造成的吗？闹到后来，本厂允许合法地先富起来的“万元户”，只有厂长一人，不管他领导有方，还是无方，铁板钉钉，都能搞定。据报道，这种发展趋势近年来已是登峰造极，有的国有企业连年巨额亏损，其高管们年薪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却能恬不知耻地照拿不误。其他任何人都没有份，即使作出了杰出贡献，对企业发展有决定性影响。迄今为止，社会上福利彩票中500万特等奖，甚至几千万超特等奖者成百上千，但你听说过在国有企业，合理化建议者有一人获得过百万大奖吗？　　

事不过三。我在有生之年，不希望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政策又严重失误，发生第三次教训。今天官方新口号是“自主创新”，“科教兴国”。在我看来，像以前的“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老口号一样，又将遭到落空的命运。在这里，我们要界定一下落实的标准。不是说少数、甚或只是个别的高科技产品，我们搞了出来，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就是“落实”了。那不算数，因为标准太低。而是指普遍地、大规模地、并能在最短期限，如十年内，明显地提高了产业结构档次，极大地转变了经济增长方式。显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但也决非浮夸吹牛，异想天开，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　　

1958年“大跃进”失败了。不必灰心丧气，谈“跃进”而色变。失败乃是成功之母，切实吸取经验教训，重新再来一次。这次和半世纪前走的路线一样，都是大搞群众运动，但彻底根绝形式主义，务求实效。同上次“大跃进”另一个根本不同点是，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不搞“边施工，边设计”的欲速不达，而是源于实践，总结其中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据之整理上升为理论，再以理论来指导实践。也不再单纯追求数量，而主要是以实现国有企业的科学管理，产品技术含量赶上世界高科技先进水平，从而高效益为目标而取胜。　　

国有企业，只能是“自主创新”，“科教兴国”唯一主要的有效载体。创新其体制和机制之后，实现上述具体目标成功的关键，则在于设法动员千百万劳动者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废寝忘食，持久不懈地投入到这次新“大跃进”运动中去。方法很简单，就是因势利导，加大物质刺激力度。　　

以我本人亲身体会为例，现身说法。我在职时，后来同本厂其他人一样，成了一个碌碌无为的“撞钟和尚”。我虽然是智商平庸，学识浅薄，文化低下的凡夫俗子，但身上也不乏潜力，如果当年被挖掘出来，在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和增产节约活动中，可能有所作为，大有利用价值。比我强的人多的是，大家若都奋发有为，企业何愁不能再铸辉煌，怎会走向衰亡？　　

这又使我想起当年那件耿耿于心，难以释怀的往事，即前文提到的一条合理化建议实施后，年节约90万吨清水，只发给我30元奖金。这种同效果相比极不相称的奖励，没有在厂内引起一丝反应。如果是3万元，影响可能大大地不同了，就会像第3章第1节文中例举的香港某电子工厂那样，因为经理奖给一位改迸关键工艺的工人10万港币，该厂全体职工掀起了技术革新高潮。我厂也将人人动脑、动手，大搞合理化建议活动。奖金当然不能滥发，必须掌握两条原则：一是防止弄虚作假，夸大实效的原则，为此，需要建立一项严格的评审制度；二，建议实施后产生的效果，企业得大头，个人得小头的原则。只要符合这两项原则，奖金发得越多越好，因为刺激力度与影响作用成正比。即以我那条建议而论，它符合上述两项原则吗？厂领导可以召集有关人员举行一次论证会，由我答辩人们的疑问。如：年节约90万吨清水根据何在？每吨水成本0•1元算得多还是不多？这一浪费现象以前曾经延续了30年属实吗？如果论证通过，我根据上述实际情况，要求连续3年，每年奖给我3万元，即年节约金额9万元的三分之一，这一要求是否合理？我认为十分合理，因为它有利于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以小钱换大钱，符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亦即“有效即真理”的观念。遗憾的是，在上层制定与实施政策的人士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认同这一观念。　　

错误的观念导致错误的政策按排。例如，物质刺激可能达到加强管理，促进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但前提条件是这种手段必须使用得当，对象选择至关重要，否则可能事与违，适得其反。仍以当年本厂那3万元奖金为例。假使奖在了我的名下，可以想像得到，人们将因利之所趋，争先恐后地学习我的榜样。奖金也可能起反面坏作用，当年这笔钱被领导无方的厂长领去，起的就是这种反作用。我的榜样，对每个人都是机会均等，全厂职工在各个岗位，均可在各方面领域，如管理创新、技术创新、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深化加工、节约消耗、拓展销售、改善经营……等等，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并相应地获奖。论职行奖，人们干出的成绩，无益于己，都不过是为厂长作嫁衣裳，谁还愿殚精竭虑，鼓足干劲为厂效力？今天，对国有企业高管们实行的天价年薪制，就是起的这种使人望而丧气，而不是鼓劲的负面影响反作用。　　

为什么旧事重提？因为有现实警示意义。上两次教训，原本是正确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具体政策策略，因朝令夕改，说话不算数，后来都失信于劳动者而无疾而终。所以要提出来警示，以免故态复萌，重犯此类错误。今天，我们如果要实行以点扩面的“墨渍战略”发展经济，在某个高科技产业中创造一个“点”，那就要有条件吸引海内外有此能力的人才。因而必须加大物质刺激力度，具体地说，即“以‘一肥’换技术”。前文已经介绍，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实行的是国家和职工“二马分肥”的利润分配制度。但企业若是低端品产业，公私双方仍摆脱不了低收入的命运。特别是对于像前文提到的前武汉无线电厂这样的国有企业，改制后即使实行“二马分肥”，也分不到多少收入。类似该厂的职工考虑到自己的未来利益，就会自觉地主动要求调整分配机制，以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需要。即分配对象由“二马”扩为“三马”，利益份额从“二肥”变到“三肥”。以超常规的高报酬吸引和延揽海内外人才，用他们研究发明的现有成果，生产市场上能产生高利润的高端产品，走出困境。若是揽才不得，也会退而求其次，利用现有厂房设备，积极地争取兼并重组于“点”上厂家。因为比起破产或者在低端产品充斥的低价竞销的市场上惨淡经营，日子可能过得更好些，也有利于配合国家提高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经济发展战略需要。　　

“墨渍战略”成败的关键，在于能否协调、兼顾和处理好各方的权益和利益关系。因而，必须诚信相待，并且需要可靠的法律保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上两次教训受损的一方，主要是低层劳动者，如像我这样当时欲求上进的工人；第三次教训，假使不幸而又发生的话，很可能将是高端劳动者，即作为“一马”——高科技人才一方，他们的合法利益也因遇阻而未能兑现。因为，他们受聘于企业，在行政管理上，是被领导者。这一点，同改制前国有企业中像我这样的工人相似，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少数人取得企业利润三分之一的“一肥”利益是有条件的，即设计与研发出在市场上能产生高效益的科技新产品，为另两方，即企业资产所有者——国家和职工增收作出贡献。在此前提下，他们个人的收入将大大地高于其他企业职工，差距可能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此前，我们将这种可能更大的利益给了外国资本家，但并未相应地换来急需的核心技术，得不偿失赔本买卖的“引资”政策也实行了几十年；但一旦实行能取得核心技术的“引智”政策，将巨大利益给了海内外高科技人才，就可能有人不适应而心理失衡，从而要求减少对方的利益份额。如此一来，又将失信于人，后果不言而喻，新战略将同上两次教训一样，以失败而告终。　　

按劳分配原则下派生的各种各样具体的收入分配方法，也要与时俱进，适应当时人群之需要。例如，1950年代中期，在企业中实行“应知应会”的考核评级方法，人们为了多加一级工资，仅仅只有几元钱，却能在当时产生巨大的效应，激励千百万有志青年工人投入到学习技术的热潮中去，现在可能吗？又如1980年代制定的(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奖金只有年增产节约金额的1•5%，比例如此之低，而且还是一次性发放，也仅仅只对极少数人有吸引力。例如我这个穷光蛋，当年为了买冰箱和彩电这两件电器，节衣缩食了好几年，还未能如愿。如果那件年减少清水消耗90万吨的建议，实施成功后兑现，即使按最低成本价每吨0•1元计算，也值9万元，1•5%，可得一千几百元，基本上能买两件电器中的一件。但绝大多数人对这一低比例不会感兴趣，而且还可能兑不了现。　　

任何一项政策和策略，即使十分正确，但若产生不了效果，又有何用？“以‘一肥’换技术”的分配方法，虽然可能有点惊世骇俗，但却是根据客观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充分考虑到有关人物的现实心理需求而采取的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分配政策。因为若不如此，在市场经济人才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战胜竞争对手，吸引海内外顶尖级的、具有高科技产品研发与设计能力的业界翘楚人物前来加盟。而实施以点扩面的“墨渍战略”成功的关键则有赖于这类人物在企业中效力。再进一步地说，中国未来实现民富国强的唯一希望，也只能现实地寄托在这一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实施上。其中道理，浅显得很。　　

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能够依靠跨国公司的外资在华企业，哪怕都是高科技产业而实现么？中国的打工仔们，即使是高学历人才，也主要是被安排在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制造环节，因为前来投资的外商看中的正是其“比较优势”，他们能拿像发达国家企业职工一样多的工资？私有企业则是当前中国“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方式的主力军，转轨乏力，更不能指望。这两类企业都不能依靠和指望，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　　

那么，依靠哪一个先富起来的阶层，能够带动中国大多数民众走出贫穷的困境呢？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也没有一个。且不说非法敛财的暴富阶层，如以权谋私的贪官，走私偷税的奸商群体；也不谈为外国资本家财团效犬马之劳的买办利益集团；更不论鼓吹私有化经济改革而从中谋取好处的社会经济学界的一批狗头军师；这些人倒是先富起来了，但他们的主要“功劳”却是，使我们大多数劳动者极少分享改革的成果，仍处于贫困状态。还有的阶层，如私企业主、职业经理、影视明星、股界庄家、房市大鳄、福彩得主……等等，他们都只顾得上自己发财，即使有人欲助人致富，也限于其自身条件而爱莫能助。从近年来动向看，分配政策似乎有意向事业单位吃皇粮的公务员阶层倾斜，这当然是好事，有助于推动内需消费，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但问题是，即使用财政手段将公务员们扶植成一个富裕阶层，他们也发挥不了帮助中国其他大多数劳动者脱贫的作用，相反，可能像垄断企业某些职工高收入一样，在社会上造成负面影响。因为他们都不是通过自身努力，更不是作出了同其收入相称的贡献而成为富裕阶层，所以不可能向其他阶层产生能增加社会财富的示范效应。　　

中国只有从低效益的以数量见长的制造业大国，进步为高效益的以质量取胜的制造业强国，才可能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一任务，只能主要依靠和指望直接生产的企业劳动者，特别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实践者——高科技人才领头，带领各行各业千百万群众来完成。高科技人才，尤其是其中顶尖级一流研发人才，起的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带头羊”作用。没有他们，我们企业的制造水平就提不高，以价格低贱的产品换取发达国家售价高贵的产品的外贸格局也无法打破。不等价交换的结果，生产低端品，或者高端品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中国劳动者就只能拿低工资，一直穷下去。改变这一局面的唯一办法，就是吸引海内外高科技人才为我所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对于这些人才来说，只有使他们感到参与中国国有企业的高端产品的研发与设计工作，比之雇佣于国内外私有企业更有利可图，而且今后个人的发展空间也更广阔，才会争先恐后地前来加盟，否则是请不来的，特别是不可能大规模地前来为转变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主要贡献。　　

国际上只有让利于跨国公司的“合资战略”惯例，而无让利于海内外高科技人才个人，“以‘一肥’换技术”的“墨渍战略”先例。前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按资分配”的产物，后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劳分配”的产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人们要树立一种新观念，即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不是衡量一个人阶级属性的主要标准。亿万富翁既可以是资产阶级，也可能是工人阶级，决定于他的收入来源是剥削所得，还是劳动所得。高科技人才是脑力劳动者，工人阶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将来的作用只会越趋重要。他们不是利用资本剥削别人的剩余价值，而是利用智能创造剩余价值给国家。我现在担心的是，某些奉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为圭臬的权势人物，可能因为看不惯社会主义新事物，宁愿让利于换不来核心技术的跨国公司，也不愿让利于能换来核心技术的海内外劳动者，因为前者是国际惯例，后者无先例可循，走老路保险，创新路危险。　　

治国之道，当以择术为先。为天下理财，高明的作法是制定和实行的分配政策，使社会上在财富增量方面能产生“乘数效应”。邓小平以先富带后富，以实现共富的思路是正确的，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实践他理论时走偏了道，大多数先富对象择错了。市场经济不能像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鼓吹的那样放任自流，必要时要予以计划政策干预，引导其走向主要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中国实现民富国强的希望只能寄托于振兴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国企振兴必须依靠广大职工群众；出路则在于发展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发展动力，来自于使职工群众先富起来的利益诱导；其中关键一着，或曰点睛之笔就是调整利益分配，实行“以‘一肥’换技术”的分配政策策略，进而实施抓先进带一般以点扩面的“墨渍战略”。这些道理，还有不明白的地方需要赘述吗？　　

中国国有企业的现状，也可用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对当年的经济形势说的一句话概括：“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二十二)　　

　 　

浴火重生之凤凰 国企将展现辉煌　　

　 　

我的这一套振兴国有企业方略，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无论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技术上都是比较划算的。搞市场经济，要学会打大算盘。若只会斤斤计较于打小算盘，是要吃大亏的。例如前文提到1950年代中期，为了让部分技术超群的产业工人少加一、两级工资，节省点钱，废除了考核评级的分配制度；上世纪80—90年代，小得可怜的(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中的1•5%比例，还不肯兑现，等等苛待劳动者事件。这种捡芝麻、丢西瓜之类蠢事，今后会不会再发生呢？很难保证。特别是像“以‘一肥’换技术”这样的分配，在目光短视者看来，惊世骇俗，一遇麻烦，便会让其夭折。　　

行文至此，恰好从(报刊文摘)上看到摘自(领导决策信息)2008年第4期的一篇短文，作者是一位海外人士，他的观点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照录如下：　　

“中国经济面临升级 警惕‘承包’思维成拦路‘母虎’。　　

“新加坡华点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仲庚在1月11日出版的(商界评论)上撰文指出，过去20年中国经济实力得到第一次升级，GDP由不足400美元突破1000美元。现在中国实力迈入第二次升级，奔向GDP3000—4000美元。按照目标，第三次升级约将发生在2020年左右。但是第三次升级将遇上多只拦路虎，其中广泛存在于企业、社会以及政治层面的‘承包’思维，是各种拦路虎中的‘母虎’。周仲庚指出，承包思维是我们第一次升级的发动机，承包制及其各种形式的变种对近20年的中国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承包制，改革开放做不出今日的成绩。但是现在已经成了第三次升级的拦路虎。　　

“今天多数人已意识到，本土企业的‘来料加工’，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头在外’，已经难以继续提升中国的经济附加价值。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自愿地、主动地划定了自已在全球化生产价值链中的承包角色，虽然近年来中国越来越意识到承包的角色不足以成大事，但是古老的承包思维具有难以被变革的凝固力。为了迎接第三次升级的挑战，中国该来一场‘思维转换工程’，清算承包思维。”　　

这位海外人士显然并不十分了解中国国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转换与清算“承包思维”，就不能“迎接第三次升级的挑战”？他把经济学名词概念搞混淆了。文中所谓第一次升级，应当指的GDP升级，第三次升级则是经济升级。GDP升级和经济升级，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经济升级可能包含了GDP升级，但GDP升级不能等同于经济升级。不过，这位人士的谏言是善意的，令人钦佩。倒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混淆这两种不同内容的升级，目的就是要将“承包思维”一以贯之地继续实行下去，以售其奸，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买办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　　

怎么能将“本土企业的‘来料加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两头在外’”的GDP增长当作经济升级？中国经济实质上一次也没有升级。如果说第一次GDP增长升级，中国经济实力由人均不足400美元，到突破1000美元，付出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沉重代价，大多数劳动者还能获益的话；现在第二次“升级”，哪怕以后顺利地达到了3000—4000美元目标，他们也不可能相应地增加工资收入，除非物价也跟着大大地上涨。原因很简单，就在于中国经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没有升级。靠替人打工能致富吗？　　

若说现行政策没有转换和清算“承包思维”，那是冤枉了中国经济领导者。君不见，近年来为了“升级”，各地方当局早已彻底转变思维，不再对小打小闹的“来料加工”和“两头在外”的模式感兴趣了，而是争相巴结和讨好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高科技产业。只是，这类外资掌握着核心技术而决不让你分享的产业，除了能给我们带来虚名，名义上提高了国民经济外贸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还能有别的什么好处？高科技产生高效益，可是利润是别人的，没有我们的份。前文已引述，有统计表明，近年来外资投产了不少高端企业，但税收是“零增长”。外资高科技产业也能使GDP大幅度地成倍增长，但是即使升了一百次级，将来人均GDP也像发达国家一样，达到数万美元了，中国的打工仔们有望提高工资吗？据2007年报载，海外一家世界500强在内地高科技企业，工人的工资并不高于其它搞“来料加工”的厂家，而且，每天还得站立12小时工作，有“血汗工厂”之嫌。指望和依靠这种升级，不论GDP升级，还是经济结构升级，欲使中国民富国强，无异于缘木求鱼，日从西出了。 　　

我不敢说我的这套方略是最好的，相对于“摸着石头过河”摸错了方向的现行政策，敢说较好。人们不妨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如果有更好的办法，我很乐意自我否定，另选良方。但若没有，假使一旦采用我的方略，那就不能又搞朝令夕改，再次失信于民。(修正缺点，不断完善那是另外一回事)既然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摒弃计划经济时代“政治挂帅”那一套观念，而要讲究价值交换艺术，善于以小钱换大钱，多做赚钱的交易，少干赔本的买卖。这里所谓的“大钱”，不仅指经济效益，更还有社会效益。　　

社会效益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改良整个社会风气；二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前文已经提到，国有企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风气的好坏和市场秩序的优劣，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此之前，国有企业几乎都是两者负面影响下的受害者，程度或重或轻而已。武汉印染厂破产便是其中一例。今后，国企职工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优化风气和整顿秩序的重任。只有他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社会主义中国领导阶级的主力军们，才有能力担当得起这一重任。这种优化和整顿，主要不是依靠法制手段，更不是政教手段，这两种可作为辅助手段；而是经济手段，即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在使其发挥无可替代的、主力军积极作用的情况下，要让公有制高科技产业企业的职工群众，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因势利导，促使人们群起效法。　　

中国今天的社会风气和经济秩序为什么不如人意，令人摇头叹息？主要原因在于很大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带坏了头。人是逐利的动物，若无正确的政策引导，很容易走向邪路。所以，需要有一个致富的好榜样，重新带路。但这个富裕群体，不能像公务员那样，依靠国家财政支出的格外照顾而培养成长，而必须自己到市场经济社会中去找饭吃。中国经济社会同国有企业一样，到处是潜在的富矿，但因人们不得其法，一直未能挖掘出来，变成财富。曾见有报道说，中国物流成本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至少高出一倍。这个差距，就是潜在的矿藏财富。差距的表现是我们“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恶性循环，走不出这个怪圈；人家则是“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物流成本当然就低了。怎样从恶性循环变为良性循环？中国经济学家们将人家资本主义理论拿来，几乎无一例外强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开出的药方是使用法制手段。我并不怀疑这个手段的有效性，但它的效能太慢了，要想明显见成效，恐怕一百年都不够。急惊风遇着慢郎中，怎么能行？因为，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说，法制手段是“刨子”。我说此话是有根据的。　　

先讲一个“一管就死”的故事。早在1960年代初期，我曾在武汉见到，国有企业各厂家的货车统一调度。据当时一位参与其事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中央有关部门推行经济“专业化”的一部分。显然，如此运作比此前的各自为政效率要高，可能挖掘车辆潜力，并降低空驶率。但实行不久，却无疾而终。听说是因为对各厂来说，使用不方便。也就是说，“一管就死”。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一件可能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长处的好事。但任何好事，一经企业官僚插手领导，很难成功地持久坚持。犹如程咬金的“三斧头”，抡过之后，便黔驴技穷了。　　

再举一个“一放就乱”的例子。各厂送货去外地之后，回程往往是空驶。实行市场经济后，有人看到了商机，开个中介公司，牵线搭桥，为回程空载车配置货物。车主增加收入，货主减少运费，中介也有钱赚，三全其美。而且还可为国家节能作出贡献。可是，近年来这类中介公司的广告越来越少，好像已经消失了。并非这个行业少有客户需求，而因市场经济秩序混乱，诈骗等恶性事件层出不穷，正常交易尽管对各方有利，由于彼此缺乏信任而不敢成交。谁能解决这一难题？　　

举一反三，类似失信事件还有很多，只是内容不尽相同。例如，甲地有种商品滞销，乙地却正好需要。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能搞活，即通过某种信息平台，双方联系，互相满足需求。可是，等到甲方将货物运到乙方，乙方变卦了，或声称质量有问题，大肆压价，使对方进退为难，或干脆收货不付款逃匿。也有相反情况，卖方玩弄阴谋，欺骗购方。这类恶性事件，10多年前常见报载，近年来好像少有了，并非法制手段整顿收到成效，市场秩序改善了，而是这种理应买卖双方皆有利的交易方式逐渐自动废止，因为没人再敢做。又如，在中国便捷的网上购物普及程度远低于发达国家，尽管我们这方面的技术条件并不落后。　　

谁都知道，这不是市场经济应有的正常现象，但也无可奈何。如果任其长期存在下去，付出的将是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效益的代价。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诚信度低。我的解决方法很简单：创造一把新“锯子”。我们先要搞明白，计划经济时代公有制制度诚信度较高，但为什么“一管就死”的原因。我认为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领导者不得其人，官僚们往往把好事办糟；二是分配上吃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们缺乏改进工作的动力。任何新事物在其初始阶段，都可能有缺陷，甚至是很严重的缺陷。这时候就需要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新事物的运作中设法不断修正。可是，旱涝保收吃大锅饭的人都是懒汉，因为既无动力，也少压力，不愿积极动脑筋改进，结果小缺点拖成大毛病，新事物终于夭折。上述当年各厂货车专业化统一调度便是一例。写到这里，又恰好从报上看到一则新闻：记者暗访，武汉市某区政务中心在2008年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工作人员还没有“收心”，有人工作时间公然在电脑上玩网络游戏，无暇理会前来办事者。顺便评论一下：改革这么多年了，事业单位的公务员们还在吃大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置之不理于“按劳分配”原则，薪酬不是按业绩，而是按职位而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质量，一百年后，也不可能长进。　　

前文谈到，计划经济时代有“三大件”，即群众路线、统购统销和“铁饭碗”。当年，这三种工具在维持经济建设正常进行方面，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问题也不少。我们要搞清楚，问题的产生并非源于“三大件”本身固有的必然性，同公有制经济制度运作不灵一样，而是错误的政策使然。即以统购统销而论，原本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一大长处，它就是经济交易活动中的一把“锯子”。那时，有假冒伪劣商品和诈骗行为吗？但它是一把旧“锯子”，弊端也很严重，主要是统制过死，压制了经济活力。正确的改革之道是扬长避短，扶正祛邪，而不是为了清除污水，连浴盆内的婴儿也一起泼掉了。中国新兴的市场经济具有活力，相对于计划经济，这是它一大优点，但现在乱象丛生，我们能因此而予以否定吗？针对统购统销这把旧“锯子”弊端产生的原因，就需要深化改革，而不是革除，对其变更组织体制和分配机制，引进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重新创造一把新“锯子”——新的统购统销制度。　　

简略地说，这个机构的人员由各地国有企业中的先进分子组成，实行股份制，全国联营，严格把关，会员审核符合条件者方可加盟。各单位自筹资金，独立核算，自行管理与经营。他们最大的资产，将是“诚信”这一无形资产。这个由劳动者集资注册的机构，属于集体所有制企业性质，客观上主要服务于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振兴国有企业。它成功的关键在于要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实现了社会效益，等于是为这一新型企业机构创立了一块金字招牌，就可能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喜爱和支持，经济效益也随之产生。其中道理不难理解。但要这个机构的人们真正坚持做到社会效益第一，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采取许多具体措施，制定和完善法规，并须严格执行，尤要防范“几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旧时统购统销中一些行之有效的作法，例如统一购货，统一销价，不允许各行其是，这曾经是根绝售假和欺骗消费者的成功经验，应予效仿。　　

坚持长期不断地实行社会效益第一，除了法规保障，更须有组织保障。这就要借助“铁饭碗”的作用了。人是决定性因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种所有制企业，都不能不讲究经济效益。问题在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将这种效益放在第一、甚至唯一的地位，而要放在第二位。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区别。即使从经济上考虑，也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大长处。这不仅是我们社会“以人为本”的意识形态政治需要，也是提高效益的经济需要。现在，我们社会经济效益低下，主要原因就在于社会上各阶层都在不择手段、罔顾社会效益地追求经济效益。就像一辆公共汽车，座位就是经济效益。人们为了抢座，争先恐后，乱成一团，结果拥堵在车门口，谁也难以顺利地就座。客观事实上，只有首先注重社会效益，然后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这两种效益，如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实行中的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一样，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互为良性循环的关系。现在是设法实现这种循环关系的时候了。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其他阶级，只有国有企业劳动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群体，才有可能在经济活动中，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义不容辞，要发挥观念上和行动上的先进模范作用，而且，还因他们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除了法规保障，更主要的是要先进人物来维持与强化，因而，这个集体所有制性质企业的工作人员，就要高标准选择，使其符合社会效益第一的经营宗旨要求。这就需要到社会上去寻求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才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建国初期，市场经济秩序也曾非常混乱。在私有企业中，资本家的各种违法行为，特别是偷税和漏税普遍而猖獗。但后来短时期内一举纠正了，这主要归功于知情人中的先进分子检举揭发。可是，查处了违法行为以后，有的私企因补税罚款而陷于困境，发不出工资了。当时，有工会出面撑腰为检举者另行安排工作。这是“铁饭碗”的雏形。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只铁碗解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当时混乱的市场经济秩序不可能有效地整治。这个先例说明，“铁饭碗”也有两重性。现在人们清算和废除它的负作用一面，这是正确的，但没有设法保留它积极的一面，则是错误的，也是至今未能整治好市场经济秩序的主要原因之一。今天，不仅许多外资在华企业和私有企业违法，不少国营企事业单位乱纪情况也很严重，有法不依，甚至违令而行。虽然现今也不乏知情的检举者，但人数和规模远不如前。造成这种今不如昔差别的原因，就在于有无“铁饭碗”保障，能否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我们从这些年来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知情者检举揭发之后，凶多吉少，遭遇坎坷，几乎没有一个境况令人羡慕。只有一身正气，坚定社会主义信仰，不考虑个人利益的人，才会去干那种“傻事”。而这种人，正好是我们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机构求之不得的人才，因为，只有这种倔犟的“傻子”，才会始终如一可靠地将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　　

新时代的“铁饭碗”，要给予那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中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现在，人们不难发现和感觉得到，国有企业劳动模范的身价，比计划经济时代大大地贬值了，因为，他们也可能下岗失业，这是以前想像不到的事。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应当无可置疑地具有政治优势。可是，劳模失业怎样体现这种优势？实践早已表明，我们社会的政治优势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并促进生产力发展。剥夺劳模的“铁饭碗”，从而在人们的心目中失去示范效应，就是削弱与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力。国有企业劳模，其中有人因年老体弱，一旦失业，在实行企业自主权的今天，很难再像半世纪前那样另行安排工作了。这时，我们的社会效益第一的企业，就要为国分忧，吸纳和欢迎这些先进分子前来加盟。　　

毛泽东时代学习“老三篇”，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但因曲高和寡，虽然像填鸭式地天天学，时时讲，显然收效甚微，极少有人做到。现在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不择手段地唯利是图则大行其道。这种建立在损害大多数人利益基础上的少数人致富模式，后患严重，必须改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市场经济，适应社会大众的思想水平，应当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行为。何谓“有道”？今天新的含义，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主观上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但在同时，客观上必须有利于社会效益。否则，不仅违背了“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邓小平理论，即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的初衷，也将使贫富差距不可避免地进一步扩大，为社会动乱埋下隐患。　　

因此，为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就整个国家层面而言，我们的经济制度设计不仅要以公有制企业为主，更须使人们在此制度的经济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使共富之车驶上快车道，早日到达目的地。罔顾社会效益的主要表现特征是诚信缺失。这种现象犹如一个巨大的漏洞，无时无地无形地，直接或间接地流失着社会财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和经济运行中的大量浪费损耗便是例证。换句话说，提高社会诚信度，也就是创造财富。但在一个国内私企占大多数的社会，依靠法制手段规范企业行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大见成效。因为资产阶级的本性是唯利是图，要他们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无异于缘木求鱼。只有工人阶级，这里主要指国有企业中的先进分子起领导作用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达到堵住流失巨额财富的漏洞目的，手段就是提高社会上经济活动中的诚信度。　　

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思想境界高人一筹，眼光也比较远大，懂得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因而会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关系，以身作则，先富起来，为社会产生示范效应。因为是全国一个招牌下的联营，信誉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又因各经营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不排除出现个别害群之马的可能性。这时，可用前文介绍的“平行横向监督法”予以有效地清除。至于详细法规，可在实践中摸索建立，不断完善。　　

上文已述，这个自主创新型的集体公有制企业组织机构有两大任务：一是主导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二，也即是为振兴国有企业助一臂之力。规范的目标是要做到市场秩序“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振兴的内容主要是为国有企业做好后勤服务，特别是在购销方面。　　

现在的国内超市，不论国有、私有，还是外资所有，都是源自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我们欲组织建立的那种购销企业，形式上同它们一样，即统一购货，各地广布门点分销。但经营理念不同，现代超市经济效益唯一，因而理念是迎合消费；新型企业社会效益第一，所以理念是引导消费，经营品种不求齐全，宁缺不滥。举例说明。大约10多年前，有一种品牌的白酒，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收视时间做广告，以数亿元夺得“标王”称号，声名大振。羊毛出在羊身上，天价广告费平摊到每瓶酒上，由消费者买单。因为是广告费捧起来的知名品牌，虽然物未有所值，各超市为了迎合消费者，只要好销，无不进货；但引导消费型的企业则以性价比为准，拒之门外。又如，这些年来，某些水果大而好看，其实吃了无益。曾见报道，某地盛产猕猴桃，当地政府严令禁用化学药剂。但因使用了膨大剂的果形卖相好，前来收购的果商为了迎合市场上的外行消费者，以外形大小，而不是内在品质论价。最后，禁令斗不过市场价值规律，果树依然施药。这就需要有购自禁用催肥增大药剂产地商品的企业宣传引导，为了健康，提倡食用“其貌不扬”的原生态水果，改变人们的消费倾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一次性注射管，严格卫生管理生产企业的产品成本较高，而土作坊有隐患的劣货则价低，或经销商的利润高。消费者分不清谁是“正宗”，谁是“水货”，往往受害。又如前文例举某国有企业花几千万元巨资进口现代化设备生产的优质面粉，竞争不过掺加增白剂的私有企业不合格同类产品，等等，不胜例举。社会上如果有人们信得过的、以社会效益第一为经营宗旨的、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超市，如此之类的问题便可统筹解决。　　

此外，这个企业还可主持开展网上购物业务，中介担保业务等等别人干不了，或者干了也做不大的市场经济中的业务。对于这个集体企业的广大股东来说，这类经济活动是副业，他们的主业是在国有企业的工作。只有主业干好了，才被允许投资参与经营副业。这种由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组织的领导体制，为在短期内创立一块“金字招牌”提供了条件。有了“金字招牌”，诚信度高，社会大众信任，踊跃交易，就有钱赚。从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互为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政策，实践中也有严重弊端，主要是缺乏优胜劣汰的产品竞争机制，“统”死了经济活力。官僚领导体制是产生这种弊端的根源。现在市场经济各单位实行自主权搞活了，但又出现了腐败乱象。这种乱象虽经媒体揭露，也有法规制约，可是收效甚微。据2008年2月21日(中国青年报)杨凤霞/文：　　

“2月19日，一位来自民营企业的广州市人大代表称，自己企业自行研发的音响顺利通过奥运招标，成为‘鸟巢’的指定音响，但在参加亚运场馆招标时遭到了‘滑铁卢’，因为不是原装进口，他们甚至连亚运场馆招标的标书都买不到。而尚未开始招标的广州大剧院，也有主管人员透露，其招标属意进口产品。对此，广州市副市长苏泽群表示，如此‘崇洋媚外’是不妥的，‘你把标书给我拿过来，我去要个合理的解释。’((新快报)2月20日)　　

“政府部门在投标时拒绝国货并不是个例。比方，合肥市国土资源局2006年年初在网站上发布公告，公开招标‘洋品牌’中央空调。在为期5天的报名过程以及随后的竞标程序中，国产品牌的厂商只能成为‘看客’。比方，新华社曾报道说，2007年1月举行的江西省高等级公路管理局路面设备招标，涉及政府采购约3000万元。令人意外的是，从开始购买标书、报名甚至招标结束，所有国产自主品牌生产厂商只能成为一旁的‘看客’。而从道理上来讲，政府部门在招标的时候是更应该扶持国货的，最起码应该是一视同仁的，而政府部门招标时拒绝国货难道仅仅是‘崇洋媚外’吗？笔者认为，以下两个原因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第一，预算假大空。不久前，广东省人大代表，原广州地铁老总、白云国际机场‘掌门人’卢光霖曾大吐苦水：‘地铁2号线的概算是106亿元，执行概算到结算时是88亿元。省了几十亿啊，但是到头来，没有一句赞扬的话，还批评你，说你没‘达标’。而既然是‘花钱花超了正常，节约了却挨批’，那么，各部门有啥理由不积极花钱呢？而购买进口产品花钱多应该是肯定的吧。　　

“第二，背后的商业贿赂。2007年12月25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电信设备巨头阿尔卡特朗迅近日就涉嫌在中国行贿一事同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达成调解协议，该公司将支付250万美元罚金。美国司法部的声明指出，从2000年开始到2003年，朗迅花费了数百万美元用于涉及中国官员的314次旅行，其中包括纯粹的观光娱乐旅行。尽管行贿的外国公司出了大问题，但国内的受贿者依然逍遥自在，国内公众也不明所以。这就是和老外做生意的好处！所以说，部分政府部门在招标时拒绝国货，绝对不仅仅是‘崇洋媚外’那么简单。”　　

有鉴于此，中央财政部于2008年初，制定了(自主创新产品政府首购和订购管理办法)和(政府采购进口产品办法)，并开始实施。但问题是，法规有了，会被严格执行吗？这年2日25日，(长江商报)上登载了一则新闻：　　

“本报讯(记者谭经田 通讯员周泽春 袁明)昨日，第12次全省检察工作会议在省检察院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03年1月至2007年12月，全省共查办大要案5098人，其中贪污、受贿百万元以上的案件260件，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834人，其中含厅级干部78人，重特大渎职侵权案件296件。”　　

战果辉煌，却非好事。其实，此类腐败案件被查处不过是浮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而己。全国其他地方大概也差不多。法规不论制定得多么严密，如果有人要“渎职侵权”，就会形成虚设。我们以前并不缺少招投标之类法规，如果都被遵守了，现在还会感叹“反腐任重道远”吗？有油水的地方不能要“老鼠”来管理。但谁是“老鼠”？出事之前，难以认定。有的管理者可能原是奉公守法的人，后因经不住诱惑，堕落成“鼠”。“前腐后继”现象，现已成为顽疾。　　

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制度诚然不活，但也不乱。正确的改革之道，是保留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长处，而设法克服其短处。提到思想观念高度上分析，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像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死板而低效，我们为了搞活经济提高效率，可以改行市场经济，但不能废弃公有制，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长处，赖之以实现社会公正；而去搞资本主义私有化。社会主义事物如有问题，应当避短解决，而不能以偏概全，全盘否定。乱象就是从全盘否定中产生的。　　

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购销领域的机制，势在必行。我的解决方案是，让上文提到的国有企业先进分子们另组的企业，在统购统销中引进市场经济竞争因素，代行，至少是参与政府部门和一切公有制企事业单位采购物质设备和工程建设的招投标工作，以根绝其中可能产生的腐败，因为一举完全排除了滋生腐败的土壤——各自为政地以权谋私。我没有说错，是根绝腐败。老夫10多年冥思苦想，殚精竭虑，“药方”终求得，一吟双泪流。物资采购和工程招标中的贪污受贿，已是普遍现象，占了腐败案件中的大头。也就是说，如果彻底消除了这一屡治不愈、甚至越反越腐的腐败现象，无疑等于是每年都能为国家和人民挽回巨额损失。对付贪腐分子，法制手段只能扬汤止沸，制度设计则可釜底抽薪。其中道理并不深奥。果真如此，对于购销与招投双方来说，赂贿，不论行贿还是受贿，将变成一只烫手的山芋，谁也不敢去碰它了，而且，主要是不愿以小失大的经济原因，而非慑于法制。这种机制可以产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长处中，而不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的社会上。因为销售方和投标方只要一次行贿被查觉，将被列入黑名单，禁止其以后同所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商业活动。“锯子”作用，可见一斑。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现在再提醒人们一下，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于：我们制度的短处是可以设法避免的，而扬长的潜在发展空间远比资本主义的大，以统购统销机制根绝商业交易活动中的腐败便是一例。　　

该企业在经手采购和工程招标工作中，当然要收取一定比例数额的费用。利益在政策有意识的引导下，向为规范市场秩序和在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中作出较大贡献的人群倾斜，使他们先富起来，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力量，从而在社会上产生示范的“乘数效应”，有效地带领全国人民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列位看官！最后还有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兴衰存亡，关键中的关键问题亟待解决，这就是干部问题。毛泽东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性因素。”中国的市场经济到底姓“资”，还是姓“社”，就决定于他们的作为。现在的干部队伍状况如何？显然难以令人乐观。据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原顾问石山在(炎黄春秋)2007年第12期撰文说，当前干部中有几股歪风，主要为：　　

“一是豪华摆阔风。许多政府的‘衙门’和官员宅第，愈来越豪华气派，也愈来愈脱离群众，引起民怨与民怒。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和干部固定收入，他们不可能建设这样的‘衙门’与豪宅，这股风愈演愈烈，群众的心愈来愈冷。　　

“二是迷信风。一个调查资料说，有近三成的‘县处级’干部迷信相面。(求是)杂志则刊文批评少数干部不信马列主义信鬼神。　　

“三是豪赌风。官方统计，中国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金达6000亿元。官员输的钱往往是公款，商人参赌的也大都是官商。　　

“四是‘跑部钱进’风。这已成为潜规则了，下面振振有词：‘不跑部就拿不到项目，不用钱就进不了门。’　　

“上述种种歪风造成的结果是：我们不少党政机关的办事能力愈来愈低下，出现了所谓的‘体制性迟钝症’，处理事件拖拉，往往把一件民意小事情，酿成民怨甚至民怒，成为群体事件，社会安定大受影响。　　

“文章说，中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积淀太深厚，是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严重影响着我们党。对干部个人来说，这种坏传统坏作风很舒服自在，是很难抗拒够。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监督力量制度力量，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文章指出，要彻底解决干部中存在的上述种种歪风，唯一办法就是建立制度，请群众来监督干部和我们的工作。”　　

其实，岂止“上述种种歪风”？比这更严重的还多的是。不过，我们也要客观地评析，此类干部毕竟是少数，也不占主流地位，否则中国早就亡党亡国了。这种现象危害性不言而喻，我相信中央早已高度重视，会有办法解决。但是，人们至今没有意识到，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另一种现实危害性更严重百倍的事实却被忽视了，这就是我们各级干部中外行领导现象，仍然像过去计划经济时代一样普遍存在，换汤而未换药，并无实质改变。从中央到地方，没有人知道姓“社”的市场经济如何搞法，“摸”错方向，后果已现。前文已经详述，外行领导的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饮鸩止渴。因为没法搞好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了避免发生金融危机，情急之下，慌不择路，大搞产权私有化改制，虽然救了一时之急，但却自我阻塞了未来的富民强国之路；二，舍本逐末。各地都将房地产业当作主要的支柱产业，没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股市则在政策的推动下，一片繁荣，牛气冲天。将千百万人的聪明才智白白地消耗在对改善国计民生和促进经济发展毫无裨益的交易活动中，唯一好处是每年可以增加几百、上千亿元税收。热衷于虚拟经济发展的同时，调整实业产业结构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却严重乏力。有的地方官僚为了追求GDP增长和引进外资的所谓“政绩”，甚至以匪夷所思的优惠条件，几乎是白送地贱价出卖宝贵的国家资源给外国公司。同发达国家攀比，以第三产业占经济成分中的高比例而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却不知道，发达的第三产业需要强大的第二产业支撑，就像在人口众多的国家，第二产业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丰实的第一产业基础之上。　　

造成上述这些现象与后果的原因，都源于外行领导。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陷于了一个认识误区，以为所谓“内行”，指的就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而不问他擅长哪一门类，属于什么性质。于是，先有“瓜菜代”，现是“请兽医治人病”，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但我深信，中国执政党中的大多数官员，特别是高层官员，会遵守他们的入党誓言，当前阶段，主观上也想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但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必须振兴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否则便是一句空话。而欲振兴，当然要有内行领导，即领导经济工作的各级政府官员，都是懂得公有制经济如何高效运营的内行。内行人才从何而来？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不可能由高校有关院系培养产生，因为其教学内容基本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接收此种教育后走上各级政府部门干部岗位的人，他们可能成为领导私有制经济的内行，却必然是领导公有制经济的外行。因为他们被所学理论告知：私有制经济高效，而公有制经济则几乎一无是处。试问，持有如此偏见的人，怎会不对国有企业产生鄙视之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外行领导无能扭转公有制经济制度颓势，便大规模地一窝蜂都去搞产权私有化改制，也就顺理成章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行领导，必须德才兼备。这里所谓“德”，主要指不贪不腐，廉洁自律；“才”则是指有如何搞好国有企业的实践经验。如果我们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队伍主要是由这类人才组成，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便将立于不败之地，而能顺利发展了。既然这类德才兼备的官员不可能从我们现在未实行教改的高校中培养产生，那就另辟蹊径，走中国传统的“猛将必拔于行伍”之路，从国有企业卓有成效的领导干部中物色。首先，这类领导干部原来拿的是高薪，自愿离开企业去政界当官以后，蜕化变质成为贪官的几率很小。很多年前在报上曾看到一则海外事件，美国一家大公司总裁，年薪百万美元，却应总统之邀，去就职年薪仅十万美元的某部部长。我当时想，这位老外看重的是事业，而非金钱。我们国企领导干部中，肯定也有这样的人，为了实现自身价值，志愿去当“穷”公务员。“千里做官只为财”的传统潜规则，不适用于他们。更重要的是，这类出身的官员此前管理国企已积累有丰富实践经验，知道怎样高效运营，领导公有制经济便能轻车熟路，避免步入歧途。所以，我奉劝不论政界，还是学界搞经济的知识分子，还是深入国有企业基层锻练，改弦易辙，重受教育，而后才可能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中大有作为。改革领导经济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逐渐而稳妥地提高“实践型”人才比例，势在必行。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上诸多政治、经济和民生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振兴；振兴国有企业，又必须创新其体制和机制；而创新了体制与机制的国有企业，则必将如浴火重生后的凤凰，展现辉煌！　　


网友评论：
1 楼【老顽石】 于 2008-7-5 19:21:48 评论说

如何搞好国有企业

如何才能搞好国有制企业？这是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难题。当然，也是我国从1956年以后到1978年二十多年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难题。向上追朔，也是从前苏联实行生产资料国有制以来未能解决好的一个难题。完全可以说，这是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以来，就没有解决好的一个问题。
对此，我提出一套解决方案。请各位评说。

第一，把国有制企业改制为全民所有制。建立国家、省级、县级三个级别的全民资产、资金管理委员会。

第二，各级全民资产、资金管理委员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只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之下，依法独立进行全民资产、资金的管理和经营工作。
第三，各级全民资产、资金管理委员会的主要管理人员，在民主推荐、人民代表大会差额选举、投票表决通过后，由人民代表大会任命。
每届五年。最多可连任二届。

第四，全民资产管理委员会的全部管理人员（只是管理人员，不包括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必须接受全民的监督。所有享有政治权力的公民，都有权力向人民代表大会，提议弹劾或罢免全民资产管理委员会的所有管理人员。

第五，所有用全民资金建立的企业，以及全民资金占有股份的企业，必须在自由、民主的基础上，由工人选举工人代表组成企业工人代表大会。
工人代表大会，是企业的最高权力机构。
工会主任是企业法人。

第六、工会主要领导成员，在当选的工人代表中经过民主推荐或自荐，由工人代表大会差额选举、投票表决通过后产生。
工会主任每三年一届。主任最多连任三届。

第七、企业工会主要人员五名以上，经过全体工人代表的委托后，与全民资产管理委员会签订合同，接管企业资产和资金。

第八，企业中的厂长或经理等主要管理人员，在民主推荐的基础上，在工人代表大会选举或企业全体工人直接选举的基础上产生。负责企业的生产、管理、经营等工作。
厂长或经理每三年一届。最多连任三届。
第九，企业招聘工人，由厂长提议、工会同意后，由工会组织负责。企业裁减或解聘工人，厂长提议，工人代表大会同意后才能有效。

第十，由全民资产管理委员会根据各地区各行各业实际情况，提出企业工人每月平均工资和企业工资总额，由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以后有效。

第十一、企业总工资内部分配方案，由厂长提出，工会同意后才能执行。

第十二、企业每年税后利润，一部分留给企业，大部分上交全民资产管理委员会。
各行业、企业税后利润留取比例，根据各地区、各行业的实际情况，由全民资产管理委员会提出，经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表决批准。

第十三、企业所留利润，三分之一，作为全体职工的当年奖励资金，由厂长提议，工会同意后，在企业工人中分配；三分之二，留作企业集体共有资金，参加以后年份的利润分配。

第十四、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发生亏损，由企业集体共有资金弥补。企业亏损年度工人工资减半。

第十五条，企业集体所有资金，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分别记在工人个人名下。企业集体所有资金每年获得的红利，根据工人所占集体所有资金的比例，分配给企业的全体工人。

工人退休以后，在相应增加工人退休金的基础上，退休工人所占企业集体所有资金的份额，收归全民所有。

第十六、全民资产管理委员会从各企业上交的利润中，70%留为扩大再生产资金；30%参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分配给全国人民。

具体实施细则，必须在全民民主讨论的基础上产生，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章节投票表决通过后实施。

我认为，我的建议，符合我国《宪法》中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