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明天在那里？

(博讯2005年11月25日)
(博讯自由发稿，未署名）

中国政府似乎总是习惯于以夺取一个或数个阶层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得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毫不例外的是，国家政策的掠夺目标总是指向那些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缺席的阶层。建国后的前三十年，中国政府以广大工农阶层创造的所有剩余价值为代价，建立了新中国现代工业基础。时间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历史还是惊人的相似，这一次的掠夺对象是整个中下层国民。 (博讯 boxun.com)
　　
　　1994年，朱镕基总理看到一方面是庞大的居民储蓄额，另一方面是萎靡不振的国内市场。他决心刺激消费，于是就有了教育改革、医疗改革、房地产改革。因为这些都是必要消费，弹性小，所以人民必须买单。消费是刺激上去了，但后果更严重。由于基本生活保障昂贵，人民生存压力巨大，金融保险又没有跟上，使得民间消费和投资返而变少。从中国股市99年大跌可以看出，民间资本大量流出，返回银行。一般来说，工业化过程中，储蓄率下降才对，但由于中央政府政策错误导致储蓄率畸形攀高，一方面，投资萎缩使得工业部门融资困难，利润下降，政府必须调低利率以维持工业生产，导致利率低于通胀率，人民因为没有理想的投资渠道而导致存款白白损失。另一方面，企业利润下降，还款能力低下，由于通胀高于利率，使贷款有利可图。大量贷款以不正当方式流入非工业领域，特别是房地产业，最后由于开放个人住房贷款，使相关产业所占贷款额极高，造成积重难返。由此，中国又一次财富转移开始了，从人民萎缩的存款，从衰败的工业，流入房地产开发商手中。(引自bakebear　回复日期：2005-10-30　21:44:26)
　　
　　从上一届政府开始，“甩负”就成了中央政府的主要工作。政府要甩掉国有企业的负，于是不惜单方面撕毁与中国产业工人几十年的默认契约，致使百万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政府要甩掉教育的负，财政对教育的支出大幅度减少，于是学校只好自己想办法，教育收费越来越高，中国教育便向穷人关上了大门。政府要甩掉医疗的负，于是医疗收费越来越高，穷人便越来越看不起病。政府要甩掉住房的负，于是取消福利分房，商品房房价在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的合谋操纵下，渐渐成了老百姓的噩梦。
　　
　　中央政府甩负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增收。两税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央政府直接对地方征税，地方税收分开征收，这与过去由地方税收上缴不同。这样，中央财政的口袋迅速鼓起来，而地方税收却大幅度减少，且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反馈却不成比例。另一项所谓的"改革"是财政下放包干。这包括县级和基层政府一方面必须上缴上级政府定额税收，而县级和基层政府的财政预算必须自己解决，上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不管的。由於政府规模急速扩大，基层政府为了维持自身运转，就对农民任意征税，残暴压榨农民，这是导致广大农民在九十年代中后期急剧贫困的直接原因。内地经济的空心化，农村的荒漠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本质上就是对低收入的一种掠夺，大量的财富被掠夺，使得地方政府根本不足以支持自身的发展，存活都成了一种奢望，事实上就是从那时候起，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就是保障财政收入，把自己放在了社会的对立面。（博浪一锥　回复日期：2005-10-30　23:06:35）
　　
　　财政下放包干的另一个后果是，地方政府既然自己解决财政预算，便理所当然地可以自行开征税费。而上级政府既然不管它们的财政，自然对它们的控制能力减弱。政令不行，各自为政。便成了那以后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一个特色。
　　
　　和古代司马光、苏轼等名臣“藏富于民”的思想不同，我们的政府实行的是王安石的“夺富于民”的政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忘记了自己“公共服务机构”的本质，纷纷以创收为目的。把国家当企业来做，把政府当赢利机构，各地政府都市场化运作，才有了卖地这种蠢行，医改毁了一批看不起病的人，房改坑了大部分中国人，教改祸害了百年人。最主要的是，教改堵死了穷人家唯一的出路，中国为何千年来无真正的长期分裂而能保持大面上的一统，这跟穷人家有科举这个改变生活的途径密切难分。而现在，这唯一的出路也被堵死了。（garyxr　回复日期：2005-11-3　17:08:08）
　　
　　政府想尽一切办法，从民众并不充裕的腰包里掏钞票，可惜，在中国只有公务员才能全额享受社保医保住房等保障制度时，能指望民众大肆消费吗？一个普通家庭出身的大学生，毕业后家底基本已经被教育产业化掏光了，大部分农村大学生毕业后开始替家庭还债，在本科起薪800元的年代，能指望民众大肆消费吗？在不吃不喝二十年才能买到一套小房的年代，能指望民众大肆消费吗？在一次感冒就要花去半个月工资一场大病足以让一个家庭倾家荡产的年代，能指民众大肆消费吗？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住房改革这些都不够了，政府使出最后一记狠招，水电油气煤全面涨价，彻底刺激消费。当然现在还只是苗头，但是，这是尽早的。（水波浩　回复日期：2005-11-3　17:37:28）
　　
　　于是便有了如一个叫“网上行1976”的网友所说的言论：

　　 用房子把你的钱掏空，没钱教育下一代生了儿女还打工！
　　　　用房子把你的钱掏空，没钱治病毁灭人口计划才能成功！
　　　　
　　　　用教育把你的钱掏空，没钱住房子让资本家当你的房东！
　　　　用教育把你的钱掏空，没钱治病让你横尸太平间中！
　　　　
　　　　用医疗把你的钱掏空，没钱住房子让你浪荡不得片刻安宁！
　　 用医疗把你的钱掏空，没钱治读书让你不懂啥是精英！
　　
　　对于处于中国社会中层的工薪阶层而言，我们必须准备承受越来越昂贵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必须承受越来越多的税，必须承受在政府垄断下的水电油气等生活必需品的涨价，必须承受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和养老金早已被贪官蛀成了空帐户或者转移到了海外，必须承受由于储蓄利率低于物价膨胀率而导致的财富不断缩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一个上海的白领，当他以十万的年薪，穷毕生的积蓄而买不起一套房子的时候，我们要问一句：我们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哪里？
　　
　　关于中国已经诞生中产阶级的欢呼刚刚开始便偃旗息鼓了。或者也可以说，中国中产阶层刚刚出生便夭折了。而这时，中国社会的荒漠化才刚刚开始。
　　
　　当一个社会的中下层人民被政府的政策强制赶向社会底层，当这个社会所谓的白领也因为买不起一套房子而不得不荒谬地归入贫困阶层的时候，社会就真正的荒漠化了。整个社会只剩下两种人：受到体制保障的既得利益阶层，体制外的作为掠夺对象的无保障阶层。
　　
　　煤气要涨价，养老金要全部由个人支付，买个旧房子要交二手房交易税，房贷利率要不断上调。面对所有的这一切，整个中国沉默不语，因为没有哪个人的声音大到足以让国家机器听见。也许冥冥中有一道冰冷的目光在注视着中国，看着这个国家颁布的一道又一道奇怪的法令，看着它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
　　
　　中国已经没有经济上的所谓“中等阶层”，当这个社会的一少部分人公开地掠夺大部分人并且同时奇妙地使大多数保持沉默的时候，甚至有没有“公义”也成了一个问题。对于这种现状，我想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用一个网友的言论来结尾：
　　
　　十年前，中国是一个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国度，每一个人，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然而现在去问一下，还有谁对中国有信心？无数的财富，不是被转移到国外，就是消耗在夜总会、豪华酒席上，人们争先恐后地逃离这块大陆，就象抛弃一艘将要沉没的巨轮，逃不掉的每一个人都在做末日的狂欢，拼命压榨和拼命挥霍构成了整个中国，有谁曾想过，中国的明天在那里？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骨龙：中国社会的三大污染

权力污染

　　　　　　　　　　　　　　　一、官场

　　官场无疑是权力污染的“重灾区”，行政权力的腐败也是导致整体社会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是一切“污染”之根本，后面的种种污染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源头所在。这是人们谈论最多、垢病最多、意见最大的疑难病症，体制内体制外对此纷纷出谋献策，却久治不愈。

　　具体表现形式五花八门，前提是手中握有以国家力量为后盾的行政权力，并且有适当的权力实施对象。在运用权力的过程中，不是积极服务于公共职能，而是处处积极牟取个人或者小团体的利益，并有向利益最大化发展的倾向。学术概念上的解释是，政府行为的经济化企业化，权力的市场化并积极寻租。

　　在显性的权力污染中，百姓感受最深、最为咬牙切齿的莫过于腐败。这几年，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倾向，比如腐败的网络化集团化，一挖一窝式的腐败已经见怪不怪；腐败的高层化，被惩处的官员级别是步步高升；腐败面的急剧扩大，纵向横向大多难以幸免。据统计，早在1997年上半年，平均每两天就有一个省部级高官、一天就有9个厅局级干部受处分，发展蔓延速度之快，让人震惊。今年的反腐重点更是大刀向大官头上砍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官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成克杰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死刑，在此之前，被枪毙的有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广西的李乘龙，海南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玉贵等等。大量的贪官落马也反证了权力市场化在面上传播的深入，以及权力“污染”在谋求利益上的共识。

　　去年，一位国家领导人曾愤怒地说：“现在是不是是官就有价？”市场的原则已经在权力市场中开始盛行，明码标价，买官卖官，在许多地区已经不再是新闻。腐败的制度性倾向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兆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腐败成为一种投资回报式的思维理念已经悄然植入人们心中，并形成一种社会“共识”，那才是最大的权力污染。种种民谣或顺口溜都在表述着这样的认识：升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当官不收钱，退了没本钱。 显性的权力“污染”让人触目惊心，而隐性的权力“污染”更让人可怕。由于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必然导致政府功能的弱化，造成其社会功能的紊乱。由此，政府在许多领域出现“失位”或者“越位”行为也就司空见惯，这就造成了权力的滥用或者是不作为。

　　在隐性“污染”当中，决策失误是很有国情特色的一种权力污染。虽然从动机上讲不具备显性污染的痕迹，但可以从政府行为本身的缺位和越位上得到解释。比如，广州的乙烯厂、河南中原制药厂、川东碌碱工程等大项目，这些十几亿几十亿元的投资付诸东流却找不到责任人，一句“决策失误\"可能就没有下文。据不完全统计，由于所谓的“决策失误”导致的损失较单纯腐败带来的损失要大得多，这也就是说隐性的权力“污染”所带来的害处更大。

　　相对于权力的滥用，政府的“不作为”更是无处不在。由于有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家都积极“有为”，而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则能躲就躲，积极“不为”。前段时间，在特区深圳发生过小孩掉进马路上的沙井事件，在各个部门之间周转一圈之后，最终居然没有任何部门对此负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二、其他职场

　　权力“污染”不仅存在于行政领域。我们不难看到，只要是掌握一定权力的公共服务部门，都有将权力准行政化的倾向，并利用它来牟取经济上的利益：当你躺在手术床上的时候，你可能担心的是会不会给医生的红包少了？当你在招生办公室外面焦急等待结果的时候，心里思量的是别人会送多少钱？至于面对其他“老虎级”的部门或实体，更只有战战兢兢的份儿了。几乎所有的社会服务领域都能够找到这种权力“污染”的痕迹。权力“崇拜”的痕迹更处处可见。这种对职业权力的普遍滥用，不仅使关系之风盛行，也为行政腐败建立了雄厚的后备军。当一个门卫都可以只对给钱的人放行时，有谁敢保证，一旦他掌握更大权力时，他不会把一套权钱哲学更充分地发挥？ 权力利益意识深入人心，影响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在一个权力“污染”的环境中生活，每一个手中掌握一定权力——无论是行政权力还是其他职业权力——的人，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腐败者”。

　　在普通职业中熟练地进行权钱交易的人，虽然受权力范围的限制只能小贪，但何尝不是在为大贪作“操练”？这可以解释腐败分子为什么能够不断“前腐后继”，源源不断。




不仅在“公家”“阿爷”的部门中如此，在企业中也同样。国有企业自不待言，而许多私营企业中也遭遇内部贪污的问题。三株在发展的顶峰时期，就是因为内部掌握一定权力的人的集体腐败，使得吴炳新不得不一再“整风”，而企业的衰败也同此紧紧关联。这种普遍的权力污染对人们心态的严重侵蚀，倒是社会真正长久的隐患。 　　　　　　　　　　　　　　　　信用污染

　　　　　　　　　　　　　　一、没有信用的痛苦

　　在没有信用的社会中生存，真是一种负累。生活变得越来越可疑，而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在承受着没有信用的痛苦。

　　早上起床喝牛奶，你会问奶里是不是掺了水？在市场中买烧鸭，你又担心来自“地下加工厂”的“名牌”；抽烟的时候怀疑是假烟，喝酒的时候没准喝的正是假酒。穿着警服的未必是警察，挂着军牌的汽车大多不来自部队；走在路上，一个陌生人冲你一笑，你马上会警觉起来：这厮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在路边声称“考上大学没钱交学费”可怜兮兮的小女孩可能就是丐帮中的要员或大将；付钱的时候，对方多怀疑你的是假钞，而找钱的时候，你又担心对方的是假钞。儿子兴高采烈告诉你数学得了100分，你可能又在怀疑这小子是不是抄了同学的答案？……

一个在俄罗斯做生意的中国倒爷，刚到哈巴罗夫斯克的时候没有戴皮帽子过去，当地冬天的气温达到零下30度，他外出送货的时候冻得不行，捂着耳朵在雪地里跑，这时“啪”的一声，一顶皮帽子扣在了他头上。回头一看，一个俄罗斯汉子站在他面前，用生硬的汉语说：“明天”，同时又用手指指表，再指一指脚下。

　　这个手势语言已把一切表达得很清楚了——“中国小伙子，天气这么冷，不戴皮帽子怎么行？先戴上我这顶吧，明天这个时候，来这里还给我好了”。按理说，这个中国倒爷应当弄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然而中国人的信用悲剧偏偏就这样发生了。第2天，倒爷不但没去还人家的帽子，还洋洋得意地嘲讽起借给他皮帽子的那个俄罗斯人：“你猜‘????儿’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傻瓜等帽子——????儿，哈哈……”

　　这个倒爷的笑声，毫不留情地把我们在信用方面一贯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击得粉碎，“一诺千金”“抱柱之信”“诚信”等等名词成了一个个毫无意义的哈欠。估计俄国人没有想到，当年能够勒紧裤带还债的中国人，变化得如此之快。


　　　　　　　　　　　二、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

　　信用崩溃，这些在建设一个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遭遇的尴尬，是我们所始料不及的。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面对这样一个脆弱的信用体系，市场经济也就成了一个先天不足的婴儿，甚至可能就是一个口号。

　　据分析，在发达市场经济中，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在我国，这一比率高达5％以上，且呈逐年增长势头。涉及信用的经济纠纷、债权债务案件以及各种诈骗案件大量增加。收到货不给钱，给了钱也别想得到货。据统计，1998年全国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为289万件， 约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正所谓没有信用的市场经济处处是陷阱。也应了那句著名的笑话：10亿中国人，一人骗一回，够骗一辈子了。

　　据专家估计，欺诈案件的年增长率已经超过了30％。而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后得出的结果更让人吃惊，仅1998年，全国就有68.4％的消费者受到了商业欺诈行为的侵害。 经济信用，社会信用，国际信用，政府信用，这些信用都是环环相扣，互相影响的。经济信用丧失，必然导致整体社会信用的下降，进而必然导致国际信用的下降。由于中国企业生长在一个缺乏社会信用的环境中，它在向外举债的时候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以广东国投破产清盘为例，对广东乃至全国利用外资的负面作用巨大。广东国投进入破产程序，其本身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关键的问题是广东国投的那班人，以假借的政府信用为大旗，把借到的钱当成是赚到的利润，这就是缺乏信用的典型特征。受其影响，国际有名的信用评级机构都降低了中国企业的信用等级，这绝不是偶然的。

　　借债还钱的道理天经地义，但“贷款不如不还”这样的观念一时间却是深入人心，引以“识时务”。大肆逃废银行债务在中国“蔚为壮观\"。据报载，河北某县205家改制企业中，竟有167家以各种名目和手段逃废银行债务，涉及贷款本息3.2亿多元。而人行广州分行公开曝光的粤、桂、琼三省首批认定的逃废债企业则达105家，涉及贷款本息近60亿元！当然，这些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如果说权力污染造成更多的是社会外伤的话，那么信用丧失则可能是我们未来立足最大的内伤。信用体系的建设同法律体系的完善直接关联，而信用的崩溃反证了法律建设的诸多漏洞，以及执法过程中权力污染的相应结果。

　　的确，商业信用的建立需要时间，向市场经济转轨必然导致的混乱并不能完全解释信用体系的崩溃。法律的完备、心灵的调节，才是正道。因为，信用的崩溃使得每一个参与者都必须支付高昂的成本，无一逃脱。另外一种言论说，整体社会信用的丧失并非坏事，因为，当大家都遭遇到同样的社会成本时，可能也是对社会信用的建设起到推动的作用。骗，说不定反而能够骗出一个有信用的世界来。但愿如此。


　　　　　　　　　　　　　　　　环境污染

　　在思考环境问题时，必须明确两点：一，环境问题是人为问题，发展不是环境问题的借口；二，环境问题的影响超越一般的生活感受层面，而对社会的整体发展将会构成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架构中理解环境污染就会发现，环境的污染并不仅仅是个环境问题。年初的沙尘暴让北方人，特别让养尊处优的北京人吓了一跳。其实，在此之前，其他地区的环境问题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只是此次震惊了北京。

　　一边是这样的场景：不再是蓝色的天空，沙漠悄然走近的步伐，哭泣的森林，目不忍睹的河水，随处可见的垃圾场等等；一边又是这样的局面：依然的落后与贫困，人们起码的环境意识的淡漠，各自为安的麻木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公开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根据估算，1995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我国造成的经济损失达到了1875亿元，占当年GDP值的3.27％。环境已经成了发展的最大代价。并且，这种代价还会呈放大效应。是哪些因素酿造了环境污染这杯苦酒？

　　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发展过程中的人为因素，无序的城市化随初级工业化产生的副作用，僵化的环境治理思想和体制等等都是理由。而环境意识的薄弱，或许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行政的力量在这里不可能起到太大的作用，公民个人意识的苏醒，发展思路的重新定位才是根本。

难以想像，在一个环境污染严重的地区会居住着一群高素质的人群。反之亦然。这让人想起六七十年代的台湾，当种种社会问题在沉积、在病化时，一批人主动起来，从自己做起，积极参与清洁整个社会的力所能及的工作。环保意识的提高或苏醒，集中反映了一个地区或者国家的文明程度，以及公民的责任意识。 　　环境的污染已经直接影响到我们关于社会整体性的发展思路：以往以生产型为主导思想的城市建设理念，单纯依靠资源的经济发展思路，先污染后治理的惯性思维，地区经济发展失衡的恶果等等。环境问题的突出对于我们来讲，是最好的警醒。

　　北京累了，迁都的声音已经响起；城市里人满为患，我们才意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看到西部贫困的身躯，我们才意识到这同其资源的透支密不可分……环境问题最能反映出我们发展思路的弱点。

　　在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背景之下，可持续性发展不应仅仅是一个口号。 (博讯boxun.com)[博讯首发,欢迎转载，请注明出处]

黄如桐:当下中国穷人的悲惨生活

我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了解阻碍和谐社会实现的贫富差距问题，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和谐社会的对策和办法。当前在我国城镇约有数千万贫困人士，他们生活困难的具体情况如何，发生过哪些悲惨遭遇，他们是怎样渡过的，所有这些，都是老百姓十分关心的。本文试图对城镇中农民工、下岗工人、贫困劳动模范、童工、包身工等贫困群体的悲惨生活作些报道和评析，供大家参考。


一，农民工的悲惨生活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提供的数据，当前全国农民工约有4000万人。

2004年11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报道说，在中国加工制造业的心脏——珠三角洲竟然爆发了“民工荒”。2004年7月底，广东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观玉对缺工原因的解释是：工资水平低且长期得不到提高、长时间加班、劳动条件恶劣、生活质量不高、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导致很多企业无法留住老员工，招不到新工人。

多年来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情况如何呢？报道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份报告显示，最近12年来，珠江三角洲外来工月平均工资仅增长了68元。在工资收入如此微薄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劳动情况又如何呢？据内参披露，1998年5月至年底，深圳先后五名外来工被打死或累死。据“工伤律师”周立太提供的数据，1998年仅深圳宝安、龙岗两个区，就发生工伤事故1.5万多起，其中工伤的工人有90%以上失去了手臂。又有另一份发往北京的内参说，深圳外来工工伤事故多发生在合资、港资等“三来一补”企业及个体私营企业。原因包括：机器设备陈旧落后；没有或不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强令工人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工人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好；工人缺少岗前培训。政府监管不力，是造成大量工伤的一个深层原因。一位劳动官员告诉内参作者：有的乡镇和村甚至提出口号“不惜任何代价为外商外企创造投资软环境”。2004年的另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珠三角每年发生断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截。

当最起码的要求都得不到满足时，工人们只能选择反抗。一份研究资料显示，1999年仅发生在深圳的大规模罢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没有人能准确统计出每年发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罢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广东省总工会提供的数据是每年一万多起，另一说则是每年两万多起。统计显示，2004年1至7月份，广东省劳动部门处理过的群体性突出事件达到540宗，涉及人数5.73万人，比上年同期分别增加了15.4%和17.7%。“今年很有可能会突破1000宗”，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一位官员忧患地说。

2005年2月学者雷云撰文说，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调查，2002年农民外出打工平均每月收入582元，其中400元以下的占26.9%。经济非常发达的广东省东莞市招待的最低工资标准是450元，而且当局表示一分钱也不能加，为的是怕“起走投资者”。据浙江省对900多个企业的调查，民工人均被拖欠工资1500元以上。虽然屡屡掀起“清欠风暴”，却收效甚微，以至“风暴”过后故态复萌，并愈演愈烈。有的地方老板白天付拖欠工资，晚上又派人抢回。2004的11月2日，广州市珠海区竟然还发生了老板指使30多名便衣用铁棍毒打25名讨薪工人的事件。河南省“两会”期间，在郑州又发生了百余狂徒手持利器冲向讨薪民工，见人就打，见人就砍的“讨薪血案”，惊动了国务院。

2004年8月，一位学者撰文说，他所在城市的农民工承担着全城市90%以上搬运重物的体力活，市民称他们为“棒棒”，谋生的工具是一根扁担和两个绳子。据一个农民工月账本的记载，每月收入770元，支出项目有：房租50元，管理费20元，餐费182元，日用开支70元，给儿子生活费350元，母亲医药费50元，意外支出60元。这个民工说，他只想每月多挣些钱，能多买点好药给母亲，多给儿子生活费，多给老婆买件好看的衣服。他很怕死，因为他要为这个家奋斗，他的母亲、儿子、老婆还要他养活。这些农民工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底层，他们没有接受这个国家的任何资助，没有享受到这个国家的任何福利，他们是最容易被遗忘和欺压的弱势群体。


二、下岗工人的悲惨生活

2000年10月，学者严元璋发表了对东北地区下岗工人采访录如下：

沈阳市44岁的下岗司炉工甲说，下岗时工厂未办下岗证，从未发过最低生活费，大部分下岗工人都和我一样，家有3口人，月均家庭收入350元，住父亲的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生活费。生病后去药店买低价药治病，不去医院。只有10%的下岗工人重新找到工作，20—30%的做小生意，1—5%能挣1000元/月，其余都是没活干的。近几年下岗的没有当老板的，因下岗导致家庭破裂的很多，女性作别人情妇的、卖淫的很多。他认为，现在我国反正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这跟美国可不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里7口人，父亲45元/月工资，全家够用。今天也不像社会主义，有可能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不都在学习美国吗？他说，号召群众反腐败，他会跟着干；人横着是死，竖着是死，饿着也是死，怕什么？他说，集体上访事经常有。

辽宁某市煤矿下岗工人丁说，矿上没办下岗证，但发最低生活费179.4元/月。夫妻两人卖小吃，400—500元/月收，租房150元/月，水电费30元/月，其余全花光，无积蓄。他认为，现在我国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好，那时生活有保障，现在什么也没有盼头。

黑龙江某市下岗工人己说，家有三口人，家庭收入600元/月，不够开支。丈夫患脑血栓，单位不能报销医药费，这个压力最大。他认为，现在有点像资本主义，因为旧社会的东西都有了。她赞成毛主席的社会主义。上访事件是常事，她单位上访也参加过。

沈阳市某搪瓷厂下岗工人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因为现在跟旧社会一样。他赞成毛主席时代的社会主义，那时没有贫和富的差别。他说，他接触到的人都会跟毛主席走。

辽宁某市屠宰厂下岗工人丙认为，现在是资本主义制度。现在是准有钱，谁光荣，穷人被人瞧不起，被人欺负，旧社会的东西都回来了。还是毛主席那个时候好。他一个邻居老人是个老革命，给国家干了一辈子，今天得了大病没钱看病，差点死了，是朋友寄来500块钱救了一命！

2004年8月，学者陈寒鸣对下岗工人的采访录说，一位年仅37岁的下岗工人下岗后连打三份工，滚轴式地不断劳作，体力、精力早已严重透支。终于，有一天他心脏病突发，猝死在工作场所。一位40多岁的下岗工人，仅仅因为医药费报销不了，无钱医治，患了甲状腺这种并不算很严重的疾病而死亡。


三、贫困劳动模范的悲剧生活

贫困劳动模范是穷人中一个特殊群体，北京市朝阳区共有451位劳动模范，其中有63人因收入低、长期疾病等原因生活在贫困之中。以下是2005年7月北京青年报记者对困难劳模的采访录。

1960年北京市劳动模范马庆香是北京3501厂的退休工人，如今住在朝阳区水碓子附近一幛破旧的老楼里。马老住的房子是单位分的一套两居室，并不宽敞的客厅中搭了一张床，卧室的几面墙是斜的，房屋内的空间更显得狭小。马老有4个孩子，其中3个孩子都在3501厂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马老和儿子一家三口一起生活，大女儿离婚后，带着孩子回到家里，由于卧室只有两间，只能在客厅搭住了6个人。马老的小女儿告诉记者，今年2月，只有1000多元退休金的马老突发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自费花了2万多元。谈话间，马老突然眼圈一红，急忙起身走出房间。

1985年全国劳模高家成，原酒仙楼粮管所党委书记，在1983年至1985年连被评为北京市劳模，1985年被评为全国劳模。上世纪90年代，高老的独生子患白血病去世后，高老一直和老伴相依为命，1995年8月24日，老伴又突发脑溢血，老伴每月不能报销的医药费有1000多元，为了照顾瘫痪的老伴，他请了位保姆。而老两口每月的退休费加在一起也就2000多元，支付了医药费和保姆的劳务费后所剩无几。

1959年北京市劳模韩秀珍，原通州区商业幼儿园保育员，现在每月退休金518元，外加80元劳模补帖。韩秀珍身患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尿酸等多种疾病，每个月的药费都要超过1000元。但她没有任何医保，所有医疗费都要自己负担。老伴一个月有1200元，但身体也不好。她说，自己根本不敢住院，有一次哮喘转肺炎，医生说再不住院的话就有危险，要求她必须住院。但为了省钱，她楞是在社区卫生站打了4个星期的点滴，扛了过来。

1960年全国劳模袁瑞云，原河北省大产公社双柏村幼儿园园长，现在每月三百来块钱退休工资，和女儿、儿子及他们的家人挤在一套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2002年老人的老伴去世，随后女婿突发脑溢血也撒手人寰。老人又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每个月需要六七百元的检查费和药费。大笔的检查费不能报销，实行医保后，医药费满500元才能报销60元，老人的生活变得很拮据。于是老人和女儿、孙女挤在客厅的一张床上，儿子和媳妇住里屋，腾出两间小屋子出租，每月收取八九百元的租金帖补自己的药费。


四、童工、包身工的悲惨生活

2004年8月，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发表了《中国啊：人间地狱知多少？》一文。该文说，福州祥威电脑机绣有限公司现有外为女工34人，其中有年龄在16岁以下的童工6人。工人每小时报酬1元至1.25，每餐伙食标准1元。每天早晨7点到晚上23点，中间除了午、晚餐各用10分钟外，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绝大多数女工一站就是16个小时，加班没有加班费。女工们不仅腰酸背痛，脚背也肿得厉害。老板却不让请假，请假一天扣80元，迟到早退一分钟扣1元。该厂不到200平方米的简陋厂房，几十人站在机器前制作鞋帮。用的是一种刺鼻的化学溶液，环境中空气污浊。

2004年10月，学者云淡水暖撰文说，《南方都市报》曾经报道过的广州血汗工厂的小童工们就吃不饱：白粥、白饭、榨菜、青菜，这是孩子们三餐的全部。早餐是11点半开始，清炒白菜和白粥；傍晚5点半是正餐：白饭和清炒白菜；凌晨1点左右，白粥和榨菜。孩子们常常是赶快吃完，匆忙干活。孩子们经常因为吃饭慢而遭到训斥。每次他们都会委屈地滚着眼泪说：“我真没吃饱！”对这些正处发育期的孩子们来说，自然吃不饱。

2005年4月学者云淡水暖撰文说，2005年3月，中央电视台播发了一条长篇报道“盘锦惊现现代包身工”。“包身工”是一个反映解放前资本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代名词。没有读过夏衍先生《包身工》的年轻人，可以从央视的报道中领略到“包身工”的惨状：“有一群农民工，活做得慢了，就会被工头拳打脚踢，被煽十几个耳光，甚至被剥光上衣，站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还要被浇上一桶凉水”，“同时这些民工也向记者证实，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工头打过。拉到工地先打一顿，完了以后天天开始打，每时每刻都看着，最多时候一天干16个小时，两肩都打断了，铁钩把这地方都打成骨折了。


简短的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活在城镇底层的农民工、下岗工人、贫困劳模、童工、包身工等，他们劳动十分辛苦，住在简陋狭小的房间里，吃粗茶淡饭，不得温饱，贫病交加，处境十分困难，过着“人间地狱”的悲惨生活，这是一极。另一极是富人群体，住着高楼大厦，豪华别墅，美味可口的中西餐轮流换，坐着宽敞舒适的进口高级轿车，搂着“裙子”翩翩起舞，过着“人间天堂”的奢侈生活。如此严惩的贫富差距焉能实现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据新华社2005年7月7日电，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社会现实，引起了参加政协常委们的高度关注。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由分配公平失衡导致的贫富差距较大是当前社会不和谐的根源。＊

＊ (博讯 boxun.com)

一个海龟的反思 :理想和理性在中国消失

这里我想谈谈我这些年对国内的感受以及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得到更多的反馈。 我是上海人，从上海的一所名牌中学毕业，相信阅读过摩登时代的上海人都知道我的学校。我曾经在复旦大学混了一年就去了美国。我和自己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也因为复旦的关系，很多同学都不是上海人，毕业后也分布在中国的各个省市地区。 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开始卷入公司的亚洲业务。因此我被派遣去了亚洲地区常驻。从那时开始，我经常的去香港，新加坡以及大陆地区，开始对中国的重新了解。 应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惊讶自己对中国已经变得那么陌生。我还是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还那么了解中国。后来事实都告诉我事情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主要在上海，深圳和北京，也就是现在海龟回国定居的最主要的三个地方。因此，我会详细谈谈我对那三个地区的感受，有一定的针对性，但也会和其他相对贫穷地区不同，请读者注意。 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我想任何海外游子都会被那种变化所震撼，即使用天翻地覆形容也不过分。尤其我们上海人更是对建国之后上海的迟缓发展不满，因此更是喜欢。我记得回国前美国的亲戚朋友到处都在传颂上海的巨变。说得最多的就是上海现在什么都有了，大家都该回上海定居。 我是从浦东新机场下机的。前往GRAND HYATT，所谓世界最高酒店的路上可以发现上海的公路不错，以及到处都是建筑工地。 因为我去过很多国家出差，对各个地区的酒店非常熟悉，因此也对上海的GRAND HYATT的豪华设施表示惊叹，平心而论，北美的很多五星酒店落后与他，即使驰名世界的香港，也只有中环的几家胜过他。即使香港的GRAND HYATT都稍稍差一些。 然后我发现酒店工作人员普遍英语很好，态度也非常认真，似乎和出国前有天壤之别。 国内大部分朋友都还混的可以，虽然我没有见到大富大贵的，但都算中等偏上，复旦同学一般都在BIG 5做事，工资一般是5千到一万人民币一个月左右，有些混到2万。没有一个达到50万一年的。 中学同学混的差一些，小学更差。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在中国初步实现。 当时，我很高兴。很现在很多海龟一样认为中国就是希望，大有潜力。 更不用说夜晚的上海是那么的美丽，到处都是繁华夜景，和我喜爱的香港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的香港同事，台湾朋友几乎个个都希望能去上海做事。 我在中国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 一种就是我们美国的客户在大陆的分部。在我小说里面我已经提到了比方说GM。GM在上海投资了15亿美金，在浦东设立了自己的基地。那时候GM几个老板带我去那里参观，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简直就是一座小型城市。设施非常完善，但从GM开始，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像我小说而言。大家应该知道，美国跨国公司都EXPAT是很慷慨的，但这慷慨是建立在RETURN的基础上的。因此，现在很多人回国只有三条路，或者自己创业，或者替国内企业打工，要么就是外派。其实外派最爽，最安全，但现在已经晚了一点。 为什么，因为外派最好的时机已经过了。 那么，那些GM的外派华人经理都是97年前就扎根了。他们住在虹桥开发区最昂贵的花园洋房，是1万美金一个月的房租，小孩上的是美国学校，三万美金一年的学费。还有免费的司机和汽车。如果你们回中国有这个待遇，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但是，这些人在中国又成为了什么人那？ 很让我失望，因为我相信他们在美国都是作出一番成就事业，有能力的华人。但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的态度和修养让我无法认同。 那些GM的经理喜欢炫耀他们在上海的奢华生活以及他们作为上等人和普通上海人的不同，和普通员工的不同。 我由于是和GM的IT的仅次于CTO的第二号人物一起从北美前往GM的上海分部推广北美的经验，因此他们对我们毕恭毕敬。而我记得那位GM的美国老板非常NICE，和我这么一个SOFTWARECOMPANY的小人物一起很平等，我们在上海游玩有一位很老实的上海司机奉命作陪。他告诉我那些华人老板平时根本不把他当人看待，开车需要随叫随到。动不动就骂人，倒是美国来的老板各个都是彬彬有礼。 GM是一个开始，然后我用心观察社会风情，发现更多的问题。 以前我在复旦，被共产党送往南昌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北大是在石家庄。 这个经验非常值得，当然是事后的感受。一年的军人生涯，把我们从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解放军的书生变成了世故很多的青年。 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解放军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你什么颜色，进了解放军这个熔炉，你就的变。 后来发现，现在的中国也是这个一个大染缸，无论是海龟，还是香港人，台湾人，乃至欧美人士，去中国时间长了就会中国化。 我们都知道，跨国公司的一个理念就是要本土化。可惜在中国本土化这个口号变成了同流合污，变成了你要做好人，就是不识时务，你要实现先进的理念，就是伶不清国内形式，你要说美国好，就是崇洋媚外。 本土化确实很重要，这是指对市场的了解，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但本土化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同流合污的等号。 我的的第二类客户是本土中国企业。其中既有国营，也有私人企业。相对来说，我和私人企业相处的更为融洽。 为何国营公司那么让我讨厌？ 首先，老总一出来，就和清宫戏里面的老佛爷似的，那个排场，那个气势，真是咄咄逼人。 老总都要捧，什么王总，李总，然后和他们谈判如同哄孩子似的。老总往往什么不懂，然后当你的面抽烟，谈吐举止非常不雅。 还有，国营企业动作迟缓，不亏本才怪。 那么私人企业就非常不同了。 私人企业的老板很多都是雄心勃勃，精力充沛。和他们打交道，非常容易，也非常棘手。容易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沟通，毕竟为了赚钱。棘手，因为他们非常狡猾。 这里我就需要讲到海龟和本土的区别。 从生意角度，可能是我见识不行，至少我发现的普遍海龟做生意不如本土老板。 道理很简单。 1）海龟大多是技术出身，在美国做销售，做市场的中国人有多少？回去的都是技术人员。像我以前所言，如果你安心回去搞技术工作，那还不错。但很可惜，大部分海龟都以为自己是全才，天才，似乎生意不需要学习的。大部分海龟都是回去做销售经营的。可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眼高手低，能不失败？ 反观本土，都是一步步从基层做起的，经验丰富很多。 2）海龟确实不了解国内市场的运作。不懂如何活用北美学来的知识。 其实海外的知识很有用，关键是你是否懂得如何运用，可惜海龟并不懂。 倒是本土很多人才认真学习海外经验，又有本土知识，自然胜过海龟。 但是，只要你和那些私人老板多打交道，你就发现其中的问题实在太多。 在我详细讲述私人老板问题之前，我先谈论一下对上海，北京，深圳三地方的感受。因为我是做I.T的，因此仅仅对于I.T企业在三地发展表示意见。以城市而言，我最喜欢上海，最讨厌深圳。 其实绝大部分海龟，至少我认识的，无论是否从上海出来，都会选择上海回国定居。道理很简单，上海的吃，住，行，等综合指数是中国最好的，但最关键的还是上海的文化比较洋化，有让海龟感到亲切的一种文化氛围。 而且上海的百姓喜欢海龟，又非常安全，因此海龟首选那里是不足为奇的。 北京的政治气氛过浓，水土太差，气候糟糕，但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家，大单子都在那里，而且北京的文化很有特色，因此也吸引很多人。 深圳嘛，虽然现在很多人替他说好话，我只能说抱歉，这是一个非常不适合 人 居住的地方。 如果大家了解一个 人的 定义就该明白我的意思。 但是，如果以企业活力来衡量，我认为深圳第一，上海最后。 我交往的所有客户里面，深圳的客户最优秀。效率最高，做事情很实际。 我非常讨厌如今流行中国的带有深厚北方烙印的吹牛习气。这点北京最厉害。 北京的企业往往都是吹牛多，做事少。大家有空去新浪看看那些所谓I.T企业新闻，几乎都是夸张的结果。 我在北京结识的老总都是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的。往往讲了半天，最后就不了了之。 但北京比上海还好一些。北京炒做多，但上海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 我非常失望，因为上海在我眼里一直是中国做事最踏实最可靠的地方，可惜如今不是。上海优秀的传统如今被北京影响，很多上海企业非常浮夸，做事都是喜欢假大空。 我对上海北京企业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随便和当地公司的销售员或者程序员交谈，都是侃侃而谈，口若悬河。 而且都是把美国的技术讲的不屑一顾，听口气中国在I.T上面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座了。 谈到竞争对手，又是一顿胡吹，每个人都很有见地。 而在深圳，说话的人很少，大部分公司我去都是忙碌的工作。 包括国营企业比方说中兴。这点我很有体会。 这点我们也要感谢香港文化对深圳的影响。 首先申明，我的摩登时代里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只是在时间上有所编排。 我最早是在韩国上KTV的。第一次去，很紧张。就像小说里说得到底是我调戏K姐，还是韩国妹调戏我都没清楚就出来了。 老实说，在美国，生活很简单。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我也曾经BAR HOPPING泡美国妹妹，但次数也不多，毕竟是中国人，ONE NIGHT STAND以后，还是很快找个GF乐乐。 我一直主张男人要多打泡，因为没有性欲的发泄就会造就很多无聊男人。我一直认为海外华人论坛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出来辱骂他人，主要原因是这些哥们荷尔蒙分泌过多，无处排泄罢了。有GF,WIFE的男人不会跑到这里随地大小便的。 但到了中国，一切都变了。 我小说里面提到，我所有的朋友都在打泡。 混的不好的，根本没有希望在上海找个女友。这和当初香港一样，只好去发廊找外地小妹发泄。 混的好的，去KTV发泄，而且都有GF或者老婆。 生意上的伙伴，个个都是KTV的常客。 认识的海龟，说的难听一点，就和红楼梦里面的贾府一样了。 我对三个城市的KTV从陌生变成专家，自己都感慨不已。 我对中国的道德危机是从上KTV开始的。这听上去很IRONIC，但确实事实。 说没有GUILTY感，那你不是妈养的。 可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就是这么一个真理。这里我真心劝诸位大姐小妹，有老公千万别放虎归山，去了中国除非你老公有问题，否则一定有MARRIAGE PROBLEM。当然你如果很OPEN MIND，那时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是个怪物国家。只有中国有严打这么一个有趣的名词。 我经历了几次严打。 一次是国庆节，上海的严打一直比外地厉害。 那一天一位广告公司的老总带着我和市警察局的队长一起去洗澡。据说那一天除了那个地方其他的都要关门。 一次上海突然严打，我和朋友去KTV的路上看到一个壮观景象，几百个美女站在路旁，宣布暂时下岗。 严打过后，还是舞照跳，天下太平。 我个人发现，上海的严打最多最厉害，但KTV价钱比较公道。深圳最少，但小姐吸毒较多。北京最安全，只要你去高级KTV，都有强硬后台。小姐质量最高，价钱也最高。 现在小姐最缺的就是北京人，上海人。大部分都是下岗严重，经济重灾区，尤其东北，四川。 因此很多江浙地区小姐冒充上海小姐，北方小姐冒充北京的不计其数。尤其在深圳。 小姐如今吸毒摇头的实在太多，因此很多人有时候需要出去提神，否则无法工作。 小姐很多都在外面养小白脸。估计是生活比较空虚的缘故。 大家如果去KTV，一定要有本地人带路才可以，否则会死的很惨。 其实KTV去多了，就知道和打泡并不一样。其实多去几次，就是去聊天解闷的。喜欢直接打泡的朋友不适合。 国内现在的经济很大方面是依靠KTV和小姐存活的。比方说TAXI。 上海以前有个很热闹的茂名南路，以外国顾客出名的酒吧一条街。我以前去的时候两旁都是TAXI，可以说一分钟就有个鬼佬客人带一小妞出场。 上海的TAXI DRIVER不好做，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很依靠小姐的生意。后来市政府觉得那里影响太坏，取缔了TAXI在那里等人的权利，现在连那里的酒吧生意都差了好远。 我和很多TAXI司机交谈，都对建立合法的红灯区表示赞同。人都是把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一个海龟的反思这里我想谈谈我这些年对国内的感受以及一些个人不成熟的想法，仅供大家参考，希望得到更多的反馈。 我是上海人，从上海的一所名牌中学毕业，相信阅读过摩登时代的上海人都知道我的学校。我曾经在复旦大学混了一年就去了美国。我和自己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同学一直保持着联系，也因为复旦的关系，很多同学都不是上海人，毕业后也分布在中国的各个省市地区。 在美国工作了几年后，由于工作关系我开始卷入公司的亚洲业务。因此我被派遣去了亚洲地区常驻。从那时开始，我经常的去香港，新加坡以及大陆地区，开始对中国的重新了解。 应该说，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都很惊讶自己对中国已经变得那么陌生。我还是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还那么了解中国。后来事实都告诉我事情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们在中国的业务主要在上海，深圳和北京，也就是现在海龟回国定居的最主要的三个地方。因此，我会详细谈谈我对那三个地区的感受，有一定的针对性，但也会和其他相对贫穷地区不同，请读者注意。 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我想任何海外游子都会被那种变化所震撼，即使用天翻地覆形容也不过分。尤其我们上海人更是对建国之后上海的迟缓发展不满，因此更是喜欢。我记得回国前美国的亲戚朋友到处都在传颂上海的巨变。说得最多的就是上海现在什么都有了，大家都该回上海定居。 我是从浦东新机场下机的。前往GRAND HYATT，所谓世界最高酒店的路上可以发现上海的公路不错，以及到处都是建筑工地。 因为我去过很多国家出差，对各个地区的酒店非常熟悉，因此也对上海的GRAND HYATT的豪华设施表示惊叹，平心而论，北美的很多五星酒店落后与他，即使驰名世界的香港，也只有中环的几家胜过他。即使香港的GRAND HYATT都稍稍差一些。 然后我发现酒店工作人员普遍英语很好，态度也非常认真，似乎和出国前有天壤之别。 国内大部分朋友都还混的可以，虽然我没有见到大富大贵的，但都算中等偏上，复旦同学一般都在BIG 5做事，工资一般是5千到一万人民币一个月左右，有些混到2万。没有一个达到50万一年的。 中学同学混的差一些，小学更差。证明了知识就是力量在中国初步实现。 当时，我很高兴。很现在很多海龟一样认为中国就是希望，大有潜力。 更不用说夜晚的上海是那么的美丽，到处都是繁华夜景，和我喜爱的香港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的香港同事，台湾朋友几乎个个都希望能去上海做事。 我在中国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 一种就是我们美国的客户在大陆的分部。在我小说里面我已经提到了比方说GM。GM在上海投资了15亿美金，在浦东设立了自己的基地。那时候GM几个老板带我去那里参观，我简直不敢相信这简直就是一座小型城市。设施非常完善，但从GM开始，我发现了一些问题。 首先，像我小说而言。大家应该知道，美国跨国公司都EXPAT是很慷慨的，但这慷慨是建立在RETURN的基础上的。因此，现在很多人回国只有三条路，或者自己创业，或者替国内企业打工，要么就是外派。其实外派最爽，最安全，但现在已经晚了一点。 为什么，因为外派最好的时机已经过了。 那么，那些GM的外派华人经理都是97年前就扎根了。他们住在虹桥开发区最昂贵的花园洋房，是1万美金一个月的房租，小孩上的是美国学校，三万美金一年的学费。还有免费的司机和汽车。如果你们回中国有这个待遇，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但是，这些人在中国又成为了什么人那？ 很让我失望，因为我相信他们在美国都是作出一番成就事业，有能力的华人。但到了中国之后，他们的态度和修养让我无法认同。 那些GM的经理喜欢炫耀他们在上海的奢华生活以及他们作为上等人和普通上海人的不同，和普通员工的不同。 我由于是和GM的IT的仅次于CTO的第二号人物一起从北美前往GM的上海分部推广北美的经验，因此他们对我们毕恭毕敬。而我记得那位GM的美国老板非常NICE，和我这么一个SOFTWARECOMPANY的小人物一起很平等，我们在上海游玩有一位很老实的上海司机奉命作陪。他告诉我那些华人老板平时根本不把他当人看待，开车需要随叫随到。动不动就骂人，倒是美国来的老板各个都是彬彬有礼。 GM是一个开始，然后我用心观察社会风情，发现更多的问题。 以前我在复旦，被共产党送往南昌陆军学院军训一年。北大是在石家庄。 这个经验非常值得，当然是事后的感受。一年的军人生涯，把我们从不了解社会，不了解共产党，不了解解放军的书生变成了世故很多的青年。 我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解放军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你什么颜色，进了解放军这个熔炉，你就的变。 后来发现，现在的中国也是这个一个大染缸，无论是海龟，还是香港人，台湾人，乃至欧美人士，去中国时间长了就会中国化。 我们都知道，跨国公司的一个理念就是要本土化。可惜在中国本土化这个口号变成了同流合污，变成了你要做好人，就是不识时务，你要实现先进的理念，就是伶不清国内形式，你要说美国好，就是崇洋媚外。 本土化确实很重要，这是指对市场的了解，对当地文化的了解。但本土化在现在的中国已经变成了同流合污的等号。 我的的第二类客户是本土中国企业。其中既有国营，也有私人企业。相对来说，我和私人企业相处的更为融洽。 为何国营公司那么让我讨厌？ 首先，老总一出来，就和清宫戏里面的老佛爷似的，那个排场，那个气势，真是咄咄逼人。 老总都要捧，什么王总，李总，然后和他们谈判如同哄孩子似的。老总往往什么不懂，然后当你的面抽烟，谈吐举止非常不雅。 还有，国营企业动作迟缓，不亏本才怪。 那么私人企业就非常不同了。 私人企业的老板很多都是雄心勃勃，精力充沛。和他们打交道，非常容易，也非常棘手。容易因为他们非常容易沟通，毕竟为了赚钱。棘手，因为他们非常狡猾。 这里我就需要讲到海龟和本土的区别。 从生意角度，可能是我见识不行，至少我发现的普遍海龟做生意不如本土老板。 道理很简单。 1）海龟大多是技术出身，在美国做销售，做市场的中国人有多少？回去的都是技术人员。像我以前所言，如果你安心回去搞技术工作，那还不错。但很可惜，大部分海龟都以为自己是全才，天才，似乎生意不需要学习的。大部分海龟都是回去做销售经营的。可是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眼高手低，能不失败？ 反观本土，都是一步步从基层做起的，经验丰富很多。 2）海龟确实不了解国内市场的运作。不懂如何活用北美学来的知识。 其实海外的知识很有用，关键是你是否懂得如何运用，可惜海龟并不懂。 倒是本土很多人才认真学习海外经验，又有本土知识，自然胜过海龟。 但是，只要你和那些私人老板多打交道，你就发现其中的问题实在太多。 在我详细讲述私人老板问题之前，我先谈论一下对上海，北京，深圳三地方的感受。因为我是做I.T的，因此仅仅对于I.T企业在三地发展表示意见。以城市而言，我最喜欢上海，最讨厌深圳。 其实绝大部分海龟，至少我认识的，无论是否从上海出来，都会选择上海回国定居。道理很简单，上海的吃，住，行，等综合指数是中国最好的，但最关键的还是上海的文化比较洋化，有让海龟感到亲切的一种文化氛围。 而且上海的百姓喜欢海龟，又非常安全，因此海龟首选那里是不足为奇的。 北京的政治气氛过浓，水土太差，气候糟糕，但是一个讲政治的国家，大单子都在那里，而且北京的文化很有特色，因此也吸引很多人。 深圳嘛，虽然现在很多人替他说好话，我只能说抱歉，这是一个非常不适合 人 居住的地方。 如果大家了解一个 人的 定义就该明白我的意思。 但是，如果以企业活力来衡量，我认为深圳第一，上海最后。 我交往的所有客户里面，深圳的客户最优秀。效率最高，做事情很实际。 我非常讨厌如今流行中国的带有深厚北方烙印的吹牛习气。这点北京最厉害。 北京的企业往往都是吹牛多，做事少。大家有空去新浪看看那些所谓I.T企业新闻，几乎都是夸张的结果。 我在北京结识的老总都是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的。往往讲了半天，最后就不了了之。 但北京比上海还好一些。北京炒做多，但上海可以说是什么都没有。 我非常失望，因为上海在我眼里一直是中国做事最踏实最可靠的地方，可惜如今不是。上海优秀的传统如今被北京影响，很多上海企业非常浮夸，做事都是喜欢假大空。 我对上海北京企业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随便和当地公司的销售员或者程序员交谈，都是侃侃而谈，口若悬河。 而且都是把美国的技术讲的不屑一顾，听口气中国在I.T上面已经和美国平起平座了。 谈到竞争对手，又是一顿胡吹，每个人都很有见地。 而在深圳，说话的人很少，大部分公司我去都是忙碌的工作。 包括国营企业比方说中兴。这点我很有体会。 这点我们也要感谢香港文化对深圳的影响。 首先申明，我的摩登时代里面的故事都是真实的，只是在时间上有所编排。 我最早是在韩国上KTV的。第一次去，很紧张。就像小说里说得到底是我调戏K姐，还是韩国妹调戏我都没清楚就出来了。 老实说，在美国，生活很简单。早上9点上班，晚上5点下班。我也曾经BAR HOPPING泡美国妹妹，但次数也不多，毕竟是中国人，ONE NIGHT STAND以后，还是很快找个GF乐乐。 我一直主张男人要多打泡，因为没有性欲的发泄就会造就很多无聊男人。我一直认为海外华人论坛之所以那么多人喜欢出来辱骂他人，主要原因是这些哥们荷尔蒙分泌过多，无处排泄罢了。有GF,WIFE的男人不会跑到这里随地大小便的。 但到了中国，一切都变了。 我小说里面提到，我所有的朋友都在打泡。 混的不好的，根本没有希望在上海找个女友。这和当初香港一样，只好去发廊找外地小妹发泄。 混的好的，去KTV发泄，而且都有GF或者老婆。 生意上的伙伴，个个都是KTV的常客。 认识的海龟，说的难听一点，就和红楼梦里面的贾府一样了。 我对三个城市的KTV从陌生变成专家，自己都感慨不已。 我对中国的道德危机是从上KTV开始的。这听上去很IRONIC，但确实事实。 说没有GUILTY感，那你不是妈养的。 可男人都不是好东西就是这么一个真理。这里我真心劝诸位大姐小妹，有老公千万别放虎归山，去了中国除非你老公有问题，否则一定有MARRIAGE PROBLEM。当然你如果很OPEN MIND，那时另外一回事了。 中国是个怪物国家。只有中国有严打这么一个有趣的名词。 我经历了几次严打。 一次是国庆节，上海的严打一直比外地厉害。 那一天一位广告公司的老总带着我和市警察局的队长一起去洗澡。据说那一天除了那个地方其他的都要关门。 一次上海突然严打，我和朋友去KTV的路上看到一个壮观景象，几百个美女站在路旁，宣布暂时下岗。 严打过后，还是舞照跳，天下太平。 我个人发现，上海的严打最多最厉害，但KTV价钱比较公道。深圳最少，但小姐吸毒较多。北京最安全，只要你去高级KTV，都有强硬后台。小姐质量最高，价钱也最高。 现在小姐最缺的就是北京人，上海人。大部分都是下岗严重，经济重灾区，尤其东北，四川。 因此很多江浙地区小姐冒充上海小姐，北方小姐冒充北京的不计其数。尤其在深圳。 小姐如今吸毒摇头的实在太多，因此很多人有时候需要出去提神，否则无法工作。 小姐很多都在外面养小白脸。估计是生活比较空虚的缘故。 大家如果去KTV，一定要有本地人带路才可以，否则会死的很惨。 其实KTV去多了，就知道和打泡并不一样。其实多去几次，就是去聊天解闷的。喜欢直接打泡的朋友不适合。 国内现在的经济很大方面是依靠KTV和小姐存活的。比方说TAXI。 上海以前有个很热闹的茂名南路，以外国顾客出名的酒吧一条街。我以前去的时候两旁都是TAXI，可以说一分钟就有个鬼佬客人带一小妞出场。 上海的TAXI DRIVER不好做，因为竞争非常激烈，因此很依靠小姐的生意。后来市政府觉得那里影响太坏，取缔了TAXI在那里等人的权利，现在连那里的酒吧生意都差了好远。 我和很多TAXI司机交谈，都对建立合法的红灯区表示赞同。人都是把自己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 每次回到中国，都可以见到新的海龟。 人数多了，成了气候，很多人便开始组织化。我有幸在朋友带领下参加了一些所谓海龟白领的活动。 聚在一起，都是讲述北美的故事。人很奇怪，到了中国的海龟，大部分都是想念美国的。然后就成了诉苦大会，很多人开始抱怨本土的执迷不悟。然后就是交流BUSINESS。大家都在吹牛，互相吹捧，大家都是VP,老总，DIRECTOR，拿出名片，恭维一番。 最后就是交流上KTV的经验。往往相约何时何地大家一起前往那一家KTV。 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感叹道德，或者交流感情，或者谈论民主，都是一个字。 利 。 人来人往，皆为利字。 我觉得海龟一些很大问题 1）就是他们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拿着高薪，住在洋房，上班开车，很多人对普通人的生活失去了体验。 与其说他们生活在中国，不如说他们在中国工作。 2）他们的自我意识过分膨胀。 很多人有意识的把自己和国内人士划分开来。 就像那种所谓的菁英俱乐部，还有平时的言语交谈中都露出对其他阶层的不满和不屑。 我最失望的就是他们根本没有那种对弱势团体族群的关心和人文的关怀精神。 这也是我感到很多海龟的素质还不够高的一个原因。也许这和大部分海龟沉湎与科技有关，更和我们祖国的教育体制有关。 这里我也想批评我们中国人文化的问题。 中国人似乎比任何其他族群都重视成功。 但成功的含义在我们的字典里面已经被狭义化了。 这体现在成功和金钱的紧密联系。也就是说金钱，权利这些东西成了衡量人成功的主要因素。 而对社会的贡献，对人类的贡献被忽略。 所以，海龟回国不是简单的要求打泡，也不是简单的要求金钱，而是追求一种成功的感觉。 以我的分析，那种成功的感觉是由这么几个因素构成的。 1）在美国金钱足够的华人，希望有个权利意义上的肯定。也就是为何很多可以赚到数十万美金的PROGRAMMER要回国。 2）金钱不够的华人希望回国淘金子。这就是所谓金钱动力。 3）在美国有钱也有权利的华人，由于文化上无法融入美国社会，回中国追求一个文化上的成功。 无论那一种情况，其实本质上都有古代所谓衣锦还乡的文化因子在内，说穿了还是一个 利 字。 因此，无论早期的很多海龟以爱国的幌子，还是现在的海龟以思念家乡的说法，都是含有更多深层次涵义。 但是，以我在中国的观察，我认为他们很容易从自己的美梦中惊醒。 1）海龟如果已经在北美居住很长时间，会发现自己也很难再度融入现在的中国社会。 有一个很有效很简单的法子，大家可以试试。 比方说去国内的论坛。你会发现那里的语言已经非常不同我们的汉语，那里的思维方式，那里的年轻人的想法和我们出国前是两重天。 2）海龟如果有家庭，会发现孩子很难在中国适应。 3）海龟如果没有找到一家稳定的公司工作，会发现很容易就要学会如何在中国找工。 这都是我那些海龟朋友亲身经历的故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下曾经有人提到海龟回去最好有势力依靠。 我这里讲一个北京海龟的故事。 我和这哥们的公司有业务来往。本来也没把这么一个新兴公司放在眼里，后来发现人家的客户都是特大的，觉得蹊跷。后来才知道人家老爸原来是政治局常委。 这哥们在太子党里面算好孩子。在北卡拿了CS的PH.D。回到北京开了这么一个CONSULTING FIRM。他挂个总裁名，主要就是负责公关。 I.T北京之所以牛，不是因为中关村，也不是因为北大清华牛，就是因为北京是祖国首都。因为大单子都在咱伟大首都。 否则的话美国公司在华总部早都去上海了。 哥们工作就是去各个部门把叔叔阿姨叫出来吃饭，单子就搞定了。 公司CEO也是大院出来的，老爸混的差了些，也是个少将军长。 我问总裁，拿那一国的护照？哥们说当然是美国的。 所以，我劝大家要回去至少也别中国护照回去，自找麻烦。 然后，我和他们出去泡KTV，几个VP都是40岁出头的PH.D，个个欣喜不已。而且每个人都把老婆孩子留在硅谷，自己据说是在祖国艰苦创业。 我问他们有多艰苦，他们都乐滋滋的说祖国美女如云，他们在美国那么多年都是白活了。 有一VP真逗，告诉我他一个月回硅谷的家一次。每次老婆都觉得他比上次精神开心。连洗澡都唱歌。 丫说晚上那么多小姐，能不乐嘛？ 我小说里的富是上海赫赫大名一家VC的DIRECTOR。平时不作事，就是泡妞，还有就是联络所有认识的海龟一起泡。 我记得有个上海哥们，像我一样从美国出差来上海，一下飞机就问去那里洗澡。 他是天主教徒，回到美国立刻上教堂忏悔。到了春节，听说又去上海打泡了。什么叫堕落天堂，中国就是。 这里我详细讲述一下我的家乡上海。 特别是所谓上海奇迹的真相。 大家知道，阿拉上海人最喜欢上海。当然，人都热爱自己家乡，只是上海人特别一点罢了。所以，我当初高考根本没有考虑北大，很多上海人也是这样去了复旦。 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已经被共产党剥削的不成样子。然后邓大人临死慈悲一下，给上海一个活法，上海便又复苏了。 刚回上海的时候，确实被他震撼。感到上海终于成为一颗东方明珠。觉得上海到处都是高楼，到处都是美景，倒是都是五星酒店。到处都是穿着时髦的美女。 可是时间长了，就发现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上海的餐馆都布置的富丽堂皇，但是上海的餐馆的WAITER,WAITRESS普遍不会工作。现在虽然服务态度大大改观，但服务质量仍然低下。 这么说吧，我吃饭的时候，茶喝完了，应该自动有人FILL OUT。可惜每次都要我自己招呼。而那些服务员就站在我身后，而且往往是好几个人。 2）上海的酒吧如今很出名，但除了新天地以外我可以说根本没有TASTE AND CLASS. 上海的酒吧我看得出装璜费用很贵，投资很大。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特色和艺术品质，往往抄袭港台欧美设计，搞得不伦不类。 3）上海的一切似乎都是在展示中国，都是在为吸引投资作用的。但是其中有多少是为普通老百姓服务的？ 有多少房地产商在考虑普通人？有多少酒店在考虑普通人？有多少SHOPPING MALL考虑普通人？ 我不否认上海的确实进步，但里面有太多的水分，太多的浮夸，太多的政治宣传。 现在最流行比较上海和香港。流行的观点是香港迟早要被上海取代。 可是去过多次香港的我只是感受到了两者之间的巨大差距。 上海有潜力超过香港，但潜力并不意味一定。 有很多有见地的港台同胞说得好，衡量上海和台北，和香港最好的办法不是去比谁的高楼多，谁的楼高，谁的夜景美丽。 最基本的还是一条，谁的老百姓更富裕？ 我们有比香港好嘛？我们有比台北好嘛？ 上海有多少百姓在下岗，有人关心他们嘛？有多少外地民工在上海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有人关心他们嘛？ 高明的政治是让人民富裕，政府贫穷。让人民说话，政府权利萎缩。 欧美政府就是这么成功的，中国政府就是这么失败的。 现在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就是大家都是报喜不报忧。 因此传来的消息永远是国内形式一片大好。祖国等待大家回去建设（淘金）。 那么根据我个人的观察，祖国到底有什么大好形式，又有什么人才需要那？ 先说人才需求把。 说来好笑，中国最不需要的就是海外最盛产的，PROGRAMMER。海外人士随便抽十个人，估计5个是PROGRAMMER。国内现在有的是物美价廉。 那么很多人会告诉我国内需要懂得管理，做PROJECT的PROJECT MANAGER，或者CTO。 那么我的答案还是令你失望。 1）国内的PROJECT MANAGEMENT和美国很不同。你的知识不一定能够贯彻。而且，你自己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跨越，比方说国内CS的术语都是中文，你懂嘛？ 2）国内如果要找高层经理，喜欢名气大的，你有嘛？而且国内往往还有年龄限制，看你的BACKGROUND,你如果没做过高层的DIRECTOR，很难让国内企业雇佣你做他们的CTO吧。 3）国内最需要的是金融保险行业。 现在出来读这些专业的人很多了。但是很可惜，都是这些年的事情。所以真正在华尔街混了十年的并不多。很多海龟都是短短的做了一两年就回去了。质量就要打折扣。 那么国内的大好形式又是什么？ 是那种六个同学赚50万的传奇（我不否认其真实性），还是SOHU的故事，还是中国人都要买PC，都在买CELL PHONE。 所谓中国问题专家都是扯蛋。因为都是在云端高空往下看。 如果你去中国多次，好好在那里呆段日子，尤其去不同的省市就知道中国问题之大。 大家如果回顾一下当年的日本泡沫经济崩溃之前，亚洲经济危机之前的四小龙四小虎，美国股市崩溃之前的美国，有多少人在唱赞歌，有多少人可以预言后来的危机。 危机不是不存在，而是被人人为的掩盖，人为的忽略。 如果只看北京上海，细心的你可以发现危机。但真正的危机在我们祖国的更为贫穷更为艰苦的地方。 我最遗憾的是，如今国人的道德危机不仅在国内迷漫，还延伸到了海外，因此海外华人眼里的中国，已经把道德因素完全忽略不计，这样的中国自然完美了许多。 每次去中国，最大的享受莫过于可以BUY无数的DVD,CD,VCD。还有SOFTWARE。 不仅我，后来连鬼佬出差去中国也都是一大箱子的运回去。 在中国，你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量的假冒，也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量的小姐。但是不会有人责备假冒的DVD，不会有人去指责小姐。 笑贫不笑娼在中国如今是完全实现。 在上海最红的一家KTV，我碰到一个大连小姐，非常出名。据说一年赚了一百万，那里的小姐都非常的崇拜她。我一哥们曾经带她出场过一次，然后我根据她的价钱替她计算一下一年要出场多少次才可以赚到这个数字。发现是150日。 每次去KTV，和小姐们聊天都是父母下岗，出来赚钱。虽然很多人有编织故事的能力，但不可否认现在的中国经济根本没有照顾到穷人弱者的权益。 我发现很多海龟以及国内人士有个很错误很POPULAR的观点，所谓中国正处在一个原始资本积累的时代，因此道德上的问题，以及人性的丑陋都是不可避免的。 然后举出英国美国当时的例子。 我个人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欧美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的巨变是有其宗教文化背景，有其人文精神的基础。也就是韦伯所言的基督文化背后的影响。 因此，西方的资本主义虽然开始带有非常残酷一面，但还是收到了基督文化的影响，因此最后顺利的完成。 而中国，现代的中国是一个可怕的社会。首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中国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继承。 如果还有儒家教育，道家思想，如今中国道德会如此沦丧？ 如果还有佛教的影响，会让***这邪教猖獗？ 同时，国人并没有学习到西方文化的精髓。 西方文化的精髓就是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可惜我们都是学习了一辈子的西方科学的用，而没有学习其体。 因此，中国社会根本上，从文化意义而言，是一个残废的国度，是一个文化上无根的国度。 因此，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所谓的文明礼仪之邦。而国人的道德水平，文化修养，文明程度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 很遗憾，从来没有人就此为中国担心。 我曾经在新浪网发表过多次这个观点，即所谓的改革开放从89年以后就是失败的改革开放。 因为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从根本上否定了道德的存在价值。也因此前十年的改革在其理论指导下还有意义，到了后来就成为问题所在。 89年以后，改革开放根本没有让广大百姓收到实际好处，而是让一些人富裕。 我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太左，而是太右。 中国现在从政府，到媒体，到百姓都忘记了仁爱。都忘记了关心他人。都忘记了人除了金钱还有别的要求。 作为一个海龟，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如果你只想打泡，只想玩乐，只想工作上的快乐，而去视而不见那些矛盾，那些丑恶，我想也是很难做到的。 因此我看到很多海龟成为矛盾体。他们的思想和言论往往无法统一，内心世界的痛苦无法与外人道之。 我在最近两年一直在新浪网发表文章。因为我对海外论坛比较失望，毕竟这里人渣太多。 去了祖国的网站，有很深的体会： 1）了解很多当地年轻人的想法和思维方式。 如今的年轻人的语言，思维和我们当初很不一样了。中国网络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上网，因此在那里成为了解他们的一个很好的途径。 2）国内的人还是收到共产党宣传的误导太多。 我在那里结识了很多好朋友，很多善良的朋友，很多聪明的朋友。但是睿智的不多，有远见的不多。 更多的是被共产党爱国主义搞的晕头转向的年轻人。 那些年轻人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却自以为自己坐知天下事。动不动就要反美，反日，如果你和他心平气和的争论，他就会骂娘。 3）新浪的网管。 网管是个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也就是说任何认识汉字的都可以。当然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因此网管就是以前的锦衣卫，如今的网络东厂一条狗。有人对我骂新浪是狗不满意，但事实如此，为了赚钱，没有人格的公司或者人怎么不是狗。 我在多次发表违法新浪所谓网络规定后被封了ID，虽然我可以再登记一个，但是我觉得没意思，像这样的地方还不如这里。 4）地域之争 我的一个好友说得精彩，地域之争是华人论坛的月经。一个月要来一次。 新浪还要绝，经常雇人自己来炒做。引起网友厮杀。 这种炒人气做法相当卑鄙无耻。 至于北京还是上海好，我更觉得是国人都自己信心不足自卑的产物。 5）国内上网大多是所谓白领。 我很讨厌这个词汇，但国内对此津津乐道。尤其上海，这种自绝与人民的中产阶级，把自己和普通人对立起来的阶层，我是无法认同的。 你如果去中国，到处可以听到这种叫法和说法。他们对外来民工的憎恨，对穷人的鄙薄，对富人的向往导致了中国不会诞生资产阶级革命。 理想和理性在中国消失是一个悲剧。 今天事情很多，因此仓促之下在三小时之内写了这些不成气候的东西。只是写一下个人的感受， 有人喜欢，自然就有人憎恨。希望大家看了以后有个自己的独立判断思考，这样无论你是否回归中国，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本文网址: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showthread.php?t=255239 一个海龟的反思。

中国有多穷？ 中国为什么穷？

中国有多穷？ 中国为什么穷？

转帖： 中国有多穷？ 中国为什么穷？

我是一个农民，——一个城市人吓唬孩子“不好好念书，长大送你去当农民”这种类似骂人话中的比喻体农民，但我认为，就我这单个的农民而言，我比多数政治家——案头堆满了决策参考资料的政治家更清楚今天的中国到底有多穷，我也比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更能解释中国为什么这么穷。我这么说，绝不是由于我拥有什么足以自信的资本，也不是我比这些处在中国顶尖极别的精英们更有智慧或更有学识——这方面恰恰相反。我这么说，是由于我比他们更清楚中国底层的实情。说中国有多穷，当然首先是说在占全体国民八成的农民有多穷。就程度而言，我敢说，它已远远超出了我们国家的决策者的预计。国家领导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经济的真实状况是无法摸底的。原因是，单个的农户在一年忙到头之后，尚不清楚自己的收入情况。不是他们糊涂到了这个份上，而是他们要交的税、费、摊派及统筹款、付出义务劳动工等等名目上的付出（包括显性的、隐性的付出）多得没法弄清，以至收支的帐目复杂到无法统计的地步。通常在年底时，农民们才发现自己：又辛苦地熬过了一年，所得无几，甚至常常是负数。高层领导们案头成堆的材料里，已经由基层官员注进了数不清的水分，没有人知道注进来的水到底有多少。让人想挤出来都会很难。你让他们不去注水，也难。因此，可以说，国家统计局长期相关涉农数据的汇总，是建立在基层呈报的浮夸、不实的参数之上的。今年，我们的九亿农民的部长——农业部的部长居然说：总体是，我国农民以步入了小康。我不知道，他的结论，是如何得来的，是不是建立在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之上的。如果领导、首长亲自去一线、去基层视察了，该眼见为实了吧？——要我回答的话，我会摇头。有时，事情有点像观赏魔术，凭自己的亲眼，也难保看到真实。中国城市的主流阶层要想得到农民经济状态或生活状态的真实信息，我建议你们试着去做这么三点：1，在全中国的铁路沿线搞调查，这是最廉价的成本考察中国国情的方法。具体说，在你乘火车的旅程中，白天的话，看一看，看看车窗外，火车道旁，我们干农活的农民操的是怎样的农具，判断一下操持这种农具的生产方式能不能走向富裕；2，问一问，问问在城市谋生的农民：这么苦的活，这么低的薪酬，为什么还一个劲地往城里涌？；3，比一比，拿中国农民的脸庞、与阿富汗难民、与海地难民、与世界上任何动荡国家中的难民比比：相比而言，是我们农民的脸是显得更红晕、更丰满呢，还是一样的沧桑、一样的憔悴？当然，也可以比比他们的衣装：是我们的农民光鲜一点呢，还是同样的衣衫褴褛？如果有人图舒适，呆在城里不愿或无暇下乡，那有办法了解下情吗？有的。找些农民出来作为参照。怎么找、找那些呢？我有个主意：连续抽出若干期《焦点访谈》节目中（或其它媒体报道中的涉农新闻、比如毒酒毒猪油遇难事件中、矿井坍塌事件中）、因偶然的事件发生才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的农民作为参照样本，这种方法相当于在全体中国农民中进行了随机抽样。这样是符合统计学要求的，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说完了有多穷，再来说为什么穷。我的看法，简单的说，原因有四：一、中国人不知如何处置自己的资源和资产，以及打发外国的乞讨；二、中国人至今根本看不住自己的钱袋子；三、不知道如何使自己的钱袋子鼓囊起来；四、即使知道，有权选择鼓囊方式的人坚决不采用。这里，我只能简略扼要地说。第一条，就是我们国家对外国的援助给得太厉害，送人家东西太多。时间上，从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毛泽东语）一直到今天。送出去的东西，从天赐于我们民族子孙的矿藏资源，到全民劳动所创造的血汗钱。援所谓的“非洲兄弟”、援东欧“社会主义明灯”、援朝、援越、援柬埔寨的布尔波特“革命”等等，举不胜举，这儿不详细地说了。有宗援助物值得一提——一种世界援外史上罕见的物资——大批人的鲜血——在我们和越南处于“同志加兄弟”关系的时候，我们无偿援助越南总值200多亿美元物资的清单中就包含着它。毛泽东一句“人命关天，拟援助200万毫升”的批语，我们国家用火车皮——真的动用火车车厢，为处于战时的越南运去了他们伤员急需的、抽自瘦弱的中国人躯体的血液。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人均所得长期处于几十至几百美元、（且至今仍未达到一千）、排序在全球第一百多位的国家，如此大规模、大额度、长时间乐此不疲地热衷于搞援外行动，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种怎样的行为呢？它相当于是在一尊极端衰竭、急需输进血液的躯体上，抽出血液——大剂量地抽出血液，去救济别人。这是非常反常、不可理喻的政府决策。它发生在一个刚刚结束对日本、对八国联军巨额赔偿（合计超10亿两白银）、而后又不间歇地处在征战状态国家。我们从史学界公认的近代史的开端，1840年开始，扳起自己的指头来数一数，我们度过了怎样的兵戎的、流血的经历 ：鸦片战争、葬送清王朝之战、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八年的抗日战争（其实不止）、国共内战，粗略算来，苦难的中华民族征战了了几十年、流血了百余年。在这么一个刚刚结束战乱、人民极需休养生息的国家里，却实施着这样的决策。也就是：当一尊躯体处在迫切需要积存精力和元气的时刻，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这种举动，后果是严重的。它使中国这尊躯体更长时间处在贫血的、亏虚的、非健康的状态中折磨、受难。它使整体的中国人更深切、更长久地陷于贫困的泥潭中苦受煎熬。（援外行动及其造成的后果，以后专文再述。）现在，一些穷困小国还在打着如意算盘，还在指望能够每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说一次“支持一个中国政策”，就把乞讨的手伸出一次，期待能得到中国政府在资金方面无偿的援助，或以前所借债务的豁免。第二条．谈论这一条之前，我先来一个提问：中华民族是一个智慧的民族吗？这个问题曾一直困惑着我。我们可是一个拥有四大项发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呀！但现在，我的回答是：谈不上。试找一个切入点，来谈这个问题。当前的中国最缺什么？缺钱。从物质层面上讲。义务教育、医疗、科研、扶贫、养老、基建……中国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在与异族的交往中，处处能深切感到自己的囊中的羞涩，以及缺钱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如此穷困缺钱，按最简单的思维：该把血汗钱（来自民众的）保管好，对吧？但是，中国人管不好自己的钱袋！为了了解有关中国贪污的情况，我上网搜索“巨贪”。键入这个词后，搜索结果真吓了我一大跳。在中文雅虎网站，跳出了“巨贪”的相关信息有23700条。我敢说：一个人若试图把它们看完(将信息重复的内容跳过)，那么，可以断言，他会累晕倒在电脑前——在他看到第几百条的时候！这仅是有关巨贪的信息。若搜寻中贪、小贪级别的资料，可以设想，耗尽你终生精力，你都无法完成这种浩繁庞大的阅读量。需要指出的是：你看到的仅是输入电脑的、已经败露了的贪污材料的介绍，它应该只是社会实际发生过的贪污行为的一部分。我随意地、跑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巨贪名录之后，不得不惊讶他们的气魄和胃口，也不得不惊讶贪污行为是如此容易得逞。请看：魏怀，中资公司驻澳门经理，贪8000万；李乘龙，1600万；成克杰3000万；耿永祥，苏州海关关长，一个电话，国家损失2000万；慕绥新，1000万……难怪有人认为，施行公有制的中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是千载难逢、不可多得、不容错过的贪污良机。公有制运作的通常办法是，把人民血汗的劳动所得集中起来进行处置，人民却对此过程无法进行有效监督。那些公权人士（有时叫公仆）对公有财物享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天然便利。他想捞的话，得手真是易于反掌。看看民间是怎样评价出了事的高官的：成副委员长、胡省长他们若把捞钱目标不定得那么高，只定在三五百万的话，把各方关系打点好的话，他们应该可以作到不显山不露水，“伸手即被捉”的概率微乎其微，不会有什么事。看看报纸上是怎样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些贪官们的丑行的：贪来的钱多得不得了，留着怕出事，于是使着劲狠命花。情妇十几个、几十个地包养，女人上百上百个地玩弄。作为配套，还为她们购置无数栋用来藏娇的金屋。……难道，号称“智慧的”中华民族真的找不出一种根治的方法，保管好来自全民血汗的钱袋子，堵牢漏洞，以防止和杜绝硕鼠们肆意地、张狂地啃食？这种可耻现象到底为什么长期能存在，并且还要存在多久？我们国家的钱袋子里面尽管时常丢“西瓜”，但我们却有“智慧”用于：在最穷的人身上捞“芝麻”。比如说：北京市有20万外地务工者的子女处在义务教育阶段，这是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新近公布出的调查结果。对这些生活在北京的最底层的穷苦人，多年来，北京校方一直却要求他们缴纳比本地人多出三至五倍的费用，才有资格踏入自己所掌管的校园。设置如此高的准入门槛，把他们中的18 万人逼进了条件恶劣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学。其实，简单地算算就会知道，不说多交，就是全免这些穷孩子们的学杂费，国家在财力上也是可以作到的。一个北京孩子一年杂费约为400元人民币，按这个数值乘以20万，得出总额：8000万元。听起来像是吓人的数字，其实，它只相当于魏怀这个没有“知名度”的贪官一个人的贪污额，（他脏污的“成绩单”上创下的成绩得分远算不上是最高的）。如果我们多挖出一个这样的贪官以及他藏赃的窝巢，或者，采取有效措施阻止这么一个贪官的出现，这笔钱就出来了，根本犯不上往最穷、最不幸的人身上去琢磨，时不时朝他们宰上一刀。在我们这个两千四百年前就懂得“有教无类”这种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施教理念（这一理念今天也不落后，并已普及、施行到全世界）的国家，为什么还存在这种问题：在教育设施（包括校舍）大量闲置的时候，有人宁可让教室空着，也不肯放本国的穷人进去？中国的未来，真不靠他们建设？未来的中国若是不幸地遭遇了战争，真不靠他们扛枪上前线？这难道是在一个“智慧”的民族里应该存在的事吗？这种事在世界上还能找得着第二起吗？——我们“智慧”的人民呀，你们为什么只热衷于扛着“户籍”的大旗搞隔离，从来都不愿去想一想、去干一干那些真正值得干的事？我的插话好像离题了。其实没有。上述现象，无论是“富贵”者，还是“卑贱”者的这种存在的态势得以继续的话，它只会导致中国与富强的目标离得越来越远。第三条，对尝够了缺钱滋味的中国人而言，探索如何使我们的钱袋子尽早鼓起来的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了。在这里，我的话题只围绕着说一条：我们国家经济层面呈现出的最大问题，大量闲置劳动力的问题。被闲置者，在经济上没有创利的机会，因而自然缺乏最基本的购买能力。不管东西多便宜，不管东西多需要，最迫切的需要者们却买不起，只能望货兴叹。而与此相对应，我们大量的制造企业（其实还有服务企业），只能惨淡地活着。一个拥有庞大人口的国家，却至今形成不了一个拥有像样规模的购买力的群体。如此，在一个一直企盼富裕的国家里，它百业兴旺的局面就缺乏最基本、最重要的支撑，因此，它总是达不到目的。 一位叫王强的金融学博士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十三亿人里，真正拥有购买力的也就两三亿的样子。有一个来自权威统计部门两年前的数字或许可以印证这个估测：城市的市民为拉动内需作出了“巨大贡献”：全国83%的消费产生在城市居民。这个短短的数据反映的信息是异常残酷的：80%的农民，总共合计的消费额仅占17%！智慧的同胞们想一想吧：这么多年，我们的农民是怎么熬过来的？！（插句题外话，可以想见，城市居民还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因为，在短短的两年间，国家又为他们加了几次的薪水。）另有一个事实，有人在分析航空市场时发现：花在坐飞机上的消费额度，人口仅一千九百万、只占我国人口的1.46%的澳大利亚与十三亿人中国相比，两者数字居然不相上下！我私下的估计，全体中国人每年用于图书、电影方面的消费额，也大致和澳大利亚差不多。作为电影人的冯小刚，他在评估中国的电影市场的时候也认为，中国只有二三亿人会常去看电影。作为农村出身的人，我清楚，总体上处于很贫苦的我国农民，他们基本上不会把极为有限的钱用于电影之类的开销上。说到这儿，我补充一句：当年上演电影《泰坦尼克》，北京的电影院卖六、七十元一张的票，观众场场爆满；而我的家乡，一个称作“鱼米之乡”的县城（绝非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县）的影院将该片的票价定为五元，却张罗不来观众。如果全中国的人都有中等的购买力，那么，中国的每一个行业都会兴旺起来。说具体一点：同样的一本好书、一部好电影，它的收益会在现在的数值的基础上再乘以几个倍数。遗憾的是，从建国至今，我们政府一直施行的是让国民的主体——让农民穷困、让农民丧失购买力的政策。把农民捆绑在永无富裕希望的一亩三分地里。如果农民永远这么穷困，那么中国永无富强之日。我的看法很简单：立即放开政策，让我们的农民像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公民一样，拥有完全的、完整的、自主的、自由的经济权利。比方说，一个农民即使希望在城市拥有一个擦皮鞋的摊位，或修皮鞋的摊位，你也应尊重他本应具有的这个经济权利。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农民即使采取这样被人瞧不上眼的方式来谋生，他也会比在老家弄几亩地的生活强上好多倍。可是，一直以来，没有人尊重、（执法者也不愿保护）我们的农民作为人、作为公民所天生该有的“免于匮乏”的权利。在西方，人们普遍认为这一权利是“民享”里最根本的、是“天赋”的；在国际上，这一权利是联合国重要文件《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着重强调予以保护的。另外，中国已加入该条约、我国的立法机构、人大常委会已审议通过。应该说，公民可以视它为生效的国内法律，要求政府履行和遵守它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几亿的人民长期处在“免于匮乏”这一的权利的缺失状态里，所以他们也只能处在无边无际的匮乏状态之中，处在与穷困为伴的痛苦深渊之中，直至等到生命的终结。中国的统计局从来不愿正视、不愿承认农民有失业，依据是农民每人拥有一亩多田地。他们在计算失业时总会采取一个常用的、可笑的公式：中国城市的失业率=全中国的失业率。但是注请意，国际上却不这么认为。摩根士丹利的经济师谢国忠按照经济学方法和国际通行惯例得出了结论：中国的失业率不低于20%，失业人数达到3亿。（这一数字远比我国统计局的结论接近事实，但我感觉，它仍是比较保守、仍是低估了我国就业的严重态势。）大家也许还记得，朱镕基总理于1999年访美时用英文背诵林肯总统“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精彩一幕。可是，我们很多人却忽略了一点：产生这个著名演说的那段历史，它给后来的美国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正是在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后废除了对美国最底层的劳动力的束缚，允许其自由流动，促使为奴的黑人从种植园流动到工厂，流动到城市，美国才逐渐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才出现了持久的发展与繁荣，才逐渐凝聚成了全球最强大的国力。今天，当欧盟、俄罗斯、日本为出生人口萎缩、为劳动力紧缺拉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而一筹莫展、忧心忡忡的时候，我们国家却在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为累赘，而任由其闲置、浪费。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下矿藏资源闲置，留给我们的子孙开发，却不能让我们的劳动力白白浪费，让他们在贫困中衰老而死。因为，劳动力是活的、不可储存的资源。从人道与民权的角度和理由讲：毕竟，人来世上走一遭，不是为受穷受苦而来。政府呀，请用行动来告诉国民：你们是有奔头、是可以期待幸福的。这不过分，是吧？让国民去做真正有价值、能创造财富的事情吧！这样，他们的钱袋子、国家的钱袋子才会同时鼓囊起来。第四条，我就不多说了，它涉及到一个既得利益者对公私利益的选择、取舍的问题：有的人，他们不是完全不懂国家怎样做才能富强的道理。但是，在面临复杂的、多重的选择的时候，他们宁愿放弃国家的富强，也要首先拼命保住自己的富足，保住自己的富贵，保住自己人上人的地位，以及享受在奴役“人下人”的过程中而萌生的快感。请别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自古以来，有一个残酷的规律在运行着、从来没有失效过：无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贫困者注定要遭受羞辱和蔑视，直至你摆脱了贫困。——没有办法，人类天性使然。在中国的城市，农民是这样，你看看农民工的遭遇；在外国的城市，中国人是这样，你看看我们留学生的遭遇。今天，我们各网站的论坛上涂满了讨伐日本人的言辞，和“为什么日本是劣等民族”的“论证”。我想，你就是拿出了一火车厢的材料论证了你的论点，也不能改变多数日本人对我们的轻蔑。（提醒同胞：请习惯去听自己不爱听的话。今天，一个日本人的年人均所得，抵得上五六十个中国人年收入的总和。并且，实质上日本网民也在干同样的“论证工作”。） 曾受够了羞辱与刺激的中国呀，什么时候，你能真正地奋发图强？什么时候，你能让每个中华同胞有尊严地、扬眉吐气地走在世界的每个角落？
本文网址: http://club.backchina.com/main/showthread.php?t=259068 中国有多穷？ 中国为什么穷？。

杨鹏：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杨鹏
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
说中国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说明了分析和认清主要矛盾的紧迫性。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我们只要清理一下近年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种种社会矛盾，便会发现，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MBO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是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化；教育腐败问题，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腐败问题，是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
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是公众认真要求兑现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我们可以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
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
--原载《中国青年报》 2005年11月18日11时20分

林克：大陸學術界的腐敗與墮落

林克
日前，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接受大陸《中華工商時報》記者採訪時稱：『中國的經濟學太熱鬧了，什麽人都可以說自己是個經濟學家，什麽問題他們都敢談。這說明中國的經濟學還遠遠沒有走到經濟科學的門口來，經濟學在中國還沒有成爲真正的科學。中國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國內有的著名經濟學家連在國際上最好的50個經濟系裏當研究生的資格都不够。有的經濟學家還沒有對經濟科學做什麽像樣的貢獻就想著獲諾貝爾獎。實際上，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把太少的精力用來做經濟科學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來爲某一利益集團說話。』丁教授一語激起千層浪，大陸傳媒和網站附和他的言論猶如排山倒海。有一家周刊更公佈了近年大陸一些「海内外聞名」的經濟學家與大企業的關係，其任職企業、職務年薪等相關利益一覽無餘。有些人擔任企業董事多達十餘家，年收入由數十萬到過百萬不等，然後為企業利益提供「理論依據」，誤導政府產業政策。其實，不僅是經濟學界，在近十年物質主義汎濫的環境下，整個大陸學術界彌漫著見利忘「學」的腐敗風氣。今日學界更象一個官場，權勢、地位、金錢、交易所起的作用要遠遠超過真理或學術。大陸經濟學家直接從財團企業獲取利益，其他人文和社會科學獲利的方式則更多樣化。例如，以賣學位、賣文憑的方式吸引學生，為大學和自己增加收入；學術評獎和爭取研究課題立項時，拉邦結派、彼此關照、互相投票、瓜分利益；利用錄取研究生或授予學位的權力，迫使學生成爲無償「雇員」，向學生索賄，甚至於學生發生性關係。至於吹噓浮誇、弄虛作假、抄襲剽竊更是蔚然成風。近幾年大陸學術界呈現一種虛假「繁榮」：擁有高級職稱、各種獎項和各種稱號的「名學者」越來越多；學術論文和專著以驚人速度增長。大陸學者的專著和論文數量名列世界前矛，但其中有國際影響的却寥寥無幾。從前的大學者一年也就發表一兩篇論文，一輩子只出過兩三本專著。現今有些人在學界混了幾年就敢自稱「著作等身」，有專著三、四十本，論文幾百篇的俯拾皆是。據報道，山東某大學一位副校長一年申報的所謂科研成果竟多達1300萬字，即一天都不間斷，每天能寫三四萬字的科研論著。那麽這些所謂科研成果是如何炮製出來的呢？一是七拼八凑，既不搞研究，也不做調查，甚至相關領域的著作和論文也不多看，只找來三四本現成論著，框架體系上略微變動，章節順序上稍作調整，材料內容上綜合綜合，文字叙述上處理處理，一本新著便誕生了。二是一稿多用，把以前發表過的論文稍稍修改一下換一個題目，再拿出來發表；把一本專著中的所有章節拿出來拆成若干篇，當做論文一一發表；把自己一本書或幾本書中的內容，搬到另外一本書又成新著。如復旦大學申小龍教授在語言學界頗具盛名的《文化語言學》一書被揭發有350頁是申教授其他著作的重復，佔該書642頁的56%左右。三是抄襲剽竊的泛濫之廣，已近法不治衆的地步。其手法包括「全篇搬用法」、「偷觀點偷思想的隱性剽竊法」、「化名抄襲法」、「拼裝法」、「名編實抄法」、「搶先發表法」等。不僅年輕學人，連一些功成名就的名家權威也因公然抄襲他人成果而東窗事發。
這樣做的目的除了騙取稿費版稅，主要還是爲了評職稱。在大陸，原本標誌一個學者學術水準的職稱，與其住房、待遇等密切相關。於是他們爲了評上職稱，不擇手段地托人情、拉關系，請求在他人發表的論著上挂名，把學生的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發表，甚至花錢雇人寫文章。最荒唐的是上海華東理工大學某教師，不僅僞稱寫了一本書，還用電腦虛擬了封面。這本從來不存在的書竟然還獲得學術獎。對這些人來說，搞學術只是手段，而利用這一手段來攫取錢權名利才是目的。大陸的學術腐敗可謂觸目驚心，臺灣人還能放心讓子弟去大陸求學深造嗎？(11/12/2005 3:18)

万生：仇富心理来源于权钱交易

万生
中国式经济学家厉以宁有句名言: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 对贫穷的原因,笔者不敢苟同,但仇富思想是存在的,确切的讲,仇的是官商结合之富. 大多数中国的富人懂得如何寻租权力,这是暴富和赖以生存必不可免的手段. 中共官员的口头禅“做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他们无非是买或出租部分权力来攫取经济实惠. 11月11日的瞭望周刊也有报道说县委书记已成为腐败“重灾区”. 这并不等于上级领导就有“无官不贪,无管不富”免疫力,地方官员只不过是充当“疑似贪官”们爆光的“保险丝”. 一叶落知天下秋,11月刚过一半,这15天出台的政策和法令就足以说明穷和富的起因和关系.“官煤勾结”只是能源领域腐败暴露出来的冰山一角. 中国矿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针对官商却无任何处罚法令,就一个撤出官股简单要求也是一拖再拖. 11月10日,中共副总理曾培炎竟然公开表明要“依法维护勘查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对“宁不当官决不撤股”的抵抗者,有地方政府还预备了特别的下台阶. 据11月12日中国新闻社的消息,某地方的公务员自愿辞职可领5-8年工资作为补偿. 笔者在国外知道被辞退才可能获得赔偿,自辞则分文不取. 如果被迫下岗的工人也有同样待遇,恐怕就不会有这么重的仇富心理了,未曾想到北京市建委11月1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将严厉制裁“恶意讨薪”行为,看样子工人连讨工资还得请客送礼,不劳而获简直是痴心妄想.有目共睹,教育成了有钱人的自留地. 教育部官员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中国全民教育国家报告》发布会上说:力争２０１０年在全国农村地区全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２０１５年在全国普遍实行免费义务教育. 义务教育法制定了近20年,政府还在想方设法地继续忽悠百姓,蓄意让大家对下届领导又留存了一线希望. 然而对富人教育的投资,政府可谓是雷厉风行.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８日电 ３０位拥有亿万资产非公有制的老总７日起齐聚清华经管学院,开始接受为期１２天的封闭式脱产学习,４２万元的学费全由政府出资.因公假私报答亿万富豪的嫌疑更加深了难以承担子女学费百姓的不满.健康问题也是国人酸葡萄心理的一面. 政府鼓励百姓“要致富,少生孩子多养猪”,在当权者眼里,人的价值竟不如一头猪. 对医疗产业化的失败,不管政府承认与否,普通群众早已怨声载道. 最近政府又卸掉了最后一个包袱,从2006年1月1日起,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规模统一由本人缴费工资的11%调整为8%,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靠偿还贷款买房的工薪阶层,养老是不用指望政府了,最后留下的一点财产也成为政府窥视的目标. 70年限的房产权为何不是50年或100年这样的整数?50年的话,以目前的房价,说不定刚付完贷款没多久就得迫迁,傻瓜才会想买. 100年呢,中共一方面不愿等这么久,另一方面买主的子女已作了几十年的房东,赶走不是那么名正言顺. 就这70年,房产在两代青黄不接之时被收去是最佳时机. 房屋贷款的对象一般是年轻有为的青年人,年龄大的怕老后贷款还不完. 买主想到的是能够一生享受,没几个人会为身后之事作最坏打算.对穷人,执政者居心叵测地让他们山穷水尽;对富人,当权人处心积虑地和他们有富同享. 倘若某人有幸赢了彩票,自然不会遭到他人的仇恨,但如果他和发彩票公司合谋捞到大奖,别人还会心甘情愿地恭喜他发财?11月16日于巴黎(11/18/2005 4:23)

童大焕：中国人只有低工资的命？

童大焕
【内容提要】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能给民众增加福利的"工作机会"和企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只有害没有利，长期以来谬种流传的"低工资优势"只是强势话语不折不扣的谎言。
在日前清华大学举行的"中国经济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说，"我们确实要关心低收入者，但是也要考虑到企业的承受能力，如果工资提得太高，投资者把产业都转移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了，这样的话，我们打工者连工作的机会都没有了。"（11月9日《北京晨报》）
他的话自然引来一番唾沫横飞的口水讨伐。但孤立地看，他的话确实有道理。资本长着一双会飞的翅膀，睁着一双惟利是图的眼睛，哪里的企业成本低，资本自然就往哪里钻。
不错，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在一些官员眼中，廉价劳动力是最大、最好的投资环境。所以，工人的工资十几年不见涨，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在一些官员眼里，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低工资——高竞争力，三者之间里俨然构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链条。
是我们换一个视角看企业成本，官员眼里的低工资优势也许就成了劣势。先从企业角度看，一些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曾多次在媒体上介绍，他们眼中的投资环境，依次为"配套能力、市场、政府服务、劳动力价格"。企业的总成本里，至少包括大量的行政成本，还包括政府腐败的造成的成本。我国的行政成本全球最高，与此形影相随的还有无所不在的管制造成的大量腐败成本。这些行政成本和腐败造成的成本降不下来，或者一些地方不愿意把这方面的成本降下来，于是把成本转嫁到工人头上，这就形成了旷日持久的低工资现象。而且在实际谈判过程中，都是地方政府和企业坐到桌面上，工人根本没有自己的力量，于是只有处于被决定的命运。如果由工人集团和资方谈判来决定政府的命运，情况会怎样？肯定是将减少腐败和降低行政成本作为最大、最好的投资环境。而后者正是国际惯例。
实际上，即使对资本、对企业而言，工人低工资也不是什么好的投资环境。因为劳动力价格并不单指工人工资，还应把劳动生产率一起计入，综合考虑。工人工资太低，劳动再生产的投入就低，劳动生产率也可能随之下降，综合考虑并不合算。另外，工人工资太低，市场也会萎缩，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并不利。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跨国公司要"自己向自己开刀"搞起什么社会责任标准，努力提高工人福利待遇和劳动条件。据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福特公司走出低谷的诀窍就是大幅度提高员工工资，"让福特员工都成为中产阶级"的理念，为福特赢得了社会赞誉和市场赞誉，也为企业赢得了巨大利润。
再从工人的角度看。李剑阁的话有一个前提：工人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强。事实绝对不是如此，至少中国的事实证明不是这样的。在过去几十年里，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民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税收占GDP比重逐年上升，这几年政府税收是国民工资总额的2至3倍。说明政府的权力和资本家的金钱已经出现"强强联手"，普通劳动阶层却处于被相对剥夺状态，而医疗、教育和住房改革此时却借着GDP的高歌猛进狠掏百姓腰包。也就是说，打工者虽然有了工作，但拿着微薄的工资，其实际处境却是比过去显得更穷了！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形式的"经济增长"，哪怕没有工作，他们的日子比今天还要好过些！
此外，很多地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破坏和污染，由此导致的经济和健康成本，也只能由当地百姓承担。《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1月2日《被癌症笼罩的村庄》报道了企业污染导致全村人纷纷得癌症的故事：江苏省盐城市化工有限公司在当地建立的化工厂，对周围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群众生存环境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当地村民近三年上百人死于癌症，牲畜、鸡、鹅、鸭死得不计其数，１０亩鱼塘绝收，８公里长的水面无一生物生存……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可以说几乎到处都找得到，政府和企业结成"统一联盟"并没有什么奇怪。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位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引进污染企业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这些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隐含优惠条件"中，就包括刻意放低环保门槛这一承诺。但由于目前我国环保体制的限制，很多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合谋的行为环保总局也只能感到无奈。
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不能给民众增加福利的"工作机会"和企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只有害没有利，长期以来谬种流传的"低工资优势"只是强势话语不折不扣的谎言，它实际上没有优势只有劣势，因为它降低了工人的福利和生活水准、破坏了市场也破坏了祖祖辈辈传至今日的伟大的自然、祖国的大好河山！它不是利见当代的伟大事业，而是祸在千秋的"历史罪人"。

研究生自白：从我的生活看中国精英教育的悲哀

研究生自白：从我的生活看中国精英教育的悲哀
上贴者: 卓瑪 11-18-05
四年大学生活让我学会了迟到、旷课、逃课、睡觉、作弊……唯一的收获是：我的身体比四年前虚弱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然而我却顺利的轻松的考上了研究生，并且是一所在我的研究领域里顶尖的大学。我很幸运吗？当然不，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人。是我聪明吗？当然也不是，我的智商很低……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又继续了我的大学“传统生活”，继续堕落与没落，没日没夜的“工作”，没日没夜的睡觉。唯一的改变，我开始写blog。每天花两个小时记录我灰色的研究生生活。　　是不是就我一个人“另类”？当然不是，班上有很多象我这样的“混蛋”，大多数同学基本都处于“放羊”的状态。大家都利用读研的这“悠长假期”或去实习打工，或干脆就和我一样闲着。学习似乎已经不是生活的重心了。可以说在研究生中有一群象我这样的“堕落分子”，并且数量很大，在澡堂里总会找到这样的知音。　　我活的开心吗？其实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除了有点感觉虚度光阴。北京很大，玩的地方很多，老乡也不少，周末总会有活动。有钱了，还会去听场演唱会或看场电影，吃顿“西餐”或者喝杯咖啡。偶尔还会去苹果园看看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其实这样的生活还是很不错！　　并且我的生活很“闲”，除了英语课，其他课我一般都不去上，不是因为听不懂就是因为老师实在太“夫子”了，听听就想睡觉，我何不在宿舍里睡。我总这么想。到考试了，有些课好过的突击一下就搞定了，不懂的难过的找贵人相助啊，这时候在“本科时代”学到的“作弊本领”全用上了。好不轻松！　　虽然如此，但听师兄说毕业时我这样的学生也是“抢手货”。找工作很容易。我似乎感觉很欣慰然而却有一点点辛酸。　　说心里话，我真希望在偌大的校园里，就我一个败类，这样我也显得“另类”，活的也似乎更“光荣”一些。然而，这只是我的一个梦想而已。比我更堕落的还不知道有多少。我算什么？其实我还是个好学生，与某些同胞相比。　　读研的人，基本上有以下几种。　　一，真正的想做学问做研究的。这种人当然是研究生中的精华，然而数量很少很少。　　二，缓解就业压力，怕工作的人。这种人的数量很大。　　三，为“研究生”光环而来。数量也不少。　　四，想换一个城市生活。数量不是很多。　　五，为出国做准备，数量也很少。　　我觉得以上几种都是可以理解的。“败类”当然出在后四种人里面。我属于第四种，因为喜欢北京，所以考过来了。我的目的实现了，我现在生活在北京，很享受，虽然有点虚度的感觉。但心情还是很愉快的。　　研究生教育是精英教育，应该属于第一类人。然而随着这几年的扩招，后几类的人的比例越来越大，(毕竟真正想做学问的还是很有限的)从而使有限的教学资源越来越分散，教学质量降低了，学术氛围也变的浮躁起来。学生质量也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大部分人都是为了混个学位。这样使得所谓的精英教育变的似乎有点悲哀！我不知道这是学生的悲哀，还是研究生教育体制的悲哀！似乎都很悲哀！　　不要骂我“堕落”，不学无术，其实是环境“造就”了我！我难道不算是悲哀的教育体制的一个悲哀的产物吗？我真希望自己考不上研究生。然而却那么轻松的来了，并且“不带走一片云彩”！

为什么民主在中国走不通?

Saturday, October 8th, 2005 3:07 pm

中國的民主運動此起彼伏﹐歷久不衰﹐大大小小也經歷了一個世紀﹐但哪一次民主運動成功了呢﹗中國的民主化為什么這麼艱難﹐這就與中華民族的特點有關﹐長期失去了自由的一個民族﹐已經不能用正常的心態來参与民主﹐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準則已經被扭曲﹐中国人的心态是不論何事即不要損失自己的利益﹐也不想讓別人得到好處﹐中國人互不信任﹐更不會團結. 讓那些不講民主﹑不懂民主的人去搞民主﹐是民主不能在中國實現的關鍵。當年毛澤東天天罵蔣介石獨裁﹑不民主﹐鼓動人民推翻了那個政權﹐當毛坐上那個位置時﹐民主也就消聲匿蹟了。在中國歷史上那些高喊民主的人﹐又有幾個是有真正民主思想的人﹐民主只不過是他們達到目的的手段﹐達不到目的時﹐民主是他的朋友﹐達到目的時﹐民主就成了他的敵人。在我眼裡的民主﹐應該是容納各種思想的民主﹐在中國從事民主的人﹐應該接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見。一百年來無數的民主人士﹐有幾個具有真正的民主思想﹐大多民主人士搞到最後分幫分派﹐爭名爭利﹐民主思想蕩然無存。有的人坐上幾年牢﹐就成了民主之父﹐共產黨的監牢成了他們的政治之本。這些人缺乏頭腦﹐沒有民主思想。有的人為了爭作民主的代表﹐不惜在國會山莊大鬧一場﹐那些中國人所谓的儒雅風度一下子消失的無蹤無影。那些天天穿行于上流社會﹐游說于政客之間﹐頻頻在屏幕前暴光的民主人士﹐與其說在搞民主﹐不如說在搞政治﹐本來搞民主的人應該腳踏實地﹑默默無聞地到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去﹐把真正的民主思想傳授給人民﹐讓人民懂得什麼叫民主﹐讓人們了解能容納異己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民主思想﹐只有廣大人民群眾都了解了民主﹐參與了民主﹐中國才有希望實現民主。民主的希望在那裡﹐在于把民主的意識植根于全體人民的腦海裡。看看今天的﹑過去的民主斗士們﹐又有哪一個不是政治化了的﹑目的化了的﹑利益化了的政客﹐無數的民主運動和民主戰爭創建的確是一個個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斗士都成了政治上的野心家。否則﹐中國早該是民主﹑祥和﹑自由的國家了。當年國民黨為了實現民主東征北伐﹐多年過去了﹐天下歸一﹐制度依旧﹐於是共產黨為了民主﹐與國民黨奮戰了三十年﹐總算把國民黨趕走了﹐民主也就聽不到了。中國的歷次民主運動多是以政治事件為導火索﹐是以渲泄人們心中不滿為主的民主運動。長期生活在沒有自由﹑民主環境下的中國人﹐長久的壓抑所產生的不滿情緒﹐只有在這時才能得以發泄﹐民主運動也就成了發泄運動。那些為民主進行的戰爭自然成了爭權奪利的戰爭。中國歷史上卻有一個較為民主的人物—-孫中山先生﹐他是近代唯一一個较能容納各種思想的人﹐他能把蔣介石﹑李大釗﹑毛澤東﹑周恩來等不同觀點的人團結在自己的週圍﹐就證明孫先生所具備的民主思想﹐他是唯一能讓中國實現民主的人﹐可惜英年早逝﹐使中國的民主之路遙遙無期。此乃中国之不幸.中國的民主能不能實現﹐就要看中國人能不能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生态和社会形态, 治愈国人的心理创伤和扭曲,使中华民族变的理性,成熟,冷静,沉着,诚实,自由,民主,有了这些特质,就是中华民族最有希望,最强大之时. 这就是中國的民主之希望。在中國﹐人們把到大街上集會﹑遊行﹑反政府視作民主運動﹐本來只是反政府示威罷了。民主運動必須具有詳細的,明確的目標﹑廣泛的民主思想基礎﹐中國的很多民主運動最後都成了反政府示威﹐完全偏離了民主的軌道。吳國光先生講得好“中國人什麼都不缺﹐缺的只是腦子”﹐否則為什么連個民主都搞不定。一個沒有民主思想基礎的民族﹐不管搞多少次民主運動﹐都不會實現真正的民主。目前在海外的一些中國的民主斗士以突顯個人為己任﹐在異國他鄉爭風吃醋﹐全不顧及中華民族的顏面﹐更談不上什麼民主思想。看看海外有多少個民主團體﹐你就會想象到中國人有多少個民主思想。本來民主思想只有一個﹐到了中國人手裡就能變成幾個或者幾十個。這些搞民主的人都不能團結在一個民主思想之下﹐就不要再去抱怨那些不搞民主的人為什么不團結了。既然搞民主﹐為什么互不相容﹐說他們沒有民主思想嗎﹗他們卻是民主斗士﹐由這些人搞出來的民主﹐即便有一天在中國實現﹐我看也不會是真正的民主。

眾所週知﹐八九年的那場學運還成立了一個所謂的糾察隊﹐以防奪權壓制其他團體的不同主張和爭取權力的行為﹐這些本身不民主的行為卻成了民主者打壓異己的工具﹐成了民主者用來保衛民主成果的所謂的正義行動﹐完全忘記了自己正在行使的使命—-民主。最可悲的是﹐民主運動剛剛開始﹐權欲﹑利欲就已經充滿了許多人的頭腦。我最想談的是柴玲﹐作為總指揮﹐她知道六月四日廣場上會發生什麼﹐卻鼓動大家堅守﹐絲毫不珍惜他人的生命﹐當記者問她﹕“你為什么要逃走”﹐她的回答是﹕“我不想死﹐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好象其他同學的事情已經做完﹐可以毫無顧忌地去犧牲。當記者問她﹕“你有沒有想過天安門會發生流血”﹐她說﹕“流血的事情我已經想到了﹐只有這樣才能喚醒民眾﹐人民才會起義”。只要不流自己的血﹐又能喚起民眾﹐對柴小姐來說怎能不是一件好事。在事件發生前我們還可以看到﹐柴玲常向外界宣佈自己是總指揮﹐尤其是當香港捐款團到來的時候﹐柴小姐更是頻頻自我介紹﹐所不同的是﹐身邊好象少了些什麼﹐身單只影的站在那裡﹐與大家慣常見到的前呼後擁的場面總不那麼協調。在中國﹐哪層官員不是前呼後擁﹐何況一個總指揮呢﹗本來﹐如果需要的話﹐介紹一下自己並無可厚非﹐但是面對帶來上千萬港幣的香港代表﹐頻頻介紹自己﹐就不免讓人聯想到﹐柴小姐在抓緊時間做廣告呢﹖還是怕這些巨款旁落他人﹗柴小姐呼出的口號﹐象“戒嚴讓它十天實行不了﹐一百天實行不了﹐一百年實行不了”﹑還有“打倒李鵬”﹐不但不現實﹐而且與民主毫不相干。有些話簡直就是電影中共產黨人常呼的口號﹕“同胞們站起來吧﹗法西斯已經奪走了四千個同學的生命﹐天安門上的血還在流﹐人民起義的時刻就要到了﹐打倒法西斯”。我們且不說天安門上有沒有流血﹐是不是謊言。如果真的被她言中了﹐人民覺醒了﹐起義了﹐這個極為自私的女人一夜之間就成了英雄﹑領袖﹐那才真正是這個民族的悲哀。六四運動是一場自發的學生運動﹐是一場反腐敗﹑求自由的政治民主運動﹐整個運動始終處在混亂之中﹐缺乏具體的民主目標﹐卻帶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加上老人政治的殘酷﹐最終失敗了。但在這場運動中人們體現出來的追求民主的積極性﹑維護法律的自覺性﹐已經嶄露出民主的曙光。為了民主所自發產生的互助友愛精神是未來實現民主的重要保證。待续
(本文发表于首页时事, 已被阅读865次)
本文通告引用(Trackback)链接: 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http://blog.chinesenewsnet.com/wp-trackback.php?p=2871

《为什么民主在中国走不通?》共40件评论
匿名的评论 October 8th, 2005 at 7:29 pm
其实真正原因是执政党害怕民主,不愿意民主,要独裁. 思想是可培养,会转变的.中国的政治洗脑,效果是很显著的.

光子的评论 October 8th, 2005 at 9:11 pm
奴隶造反成功,还是奴隶主的一套.

匿名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2:40 am
民主實現不了，關鍵在於中國人的奴性。在中國人的腦子裏，永遠都有主人和被奴役的概念，深入骨髓。

沙子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36 am
因為中国不走民主
——为什么民主在中国走不通?

过客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47 am
“在我眼裡的民主﹐應該是容納各種思想的民主﹐在中國從事民主的人﹐應該接納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見。”就这一句，我想先生也不太懂民主。你找的是圣人。民主是一个制度，没有人一定要接纳不同的思想﹐不同的意見。接纳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意見的是制度，不是人。民主是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但也保护少数人宣传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保证了有一天少数人的意见也可以通过非暴力的手段成为多数。有这种制度的国家就是民主国家。有例外吗？

平民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3:42 am
民主制度应是针对人类的丑恶本性而逐渐设定的.这个本性就是人类天生地要因贪婪,妄自尊大而相互冲突.在过去的几千年里, 人类的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要以生命的付出和资源的破坏为代价. 最终还是各败俱伤.痛定思痛,为了避免直接的血腥损伤,在各方势力均衡的状态下才衍生出叫人动口不动手的民主制度来的.所以这种制度并非要有圣人来造, 也不能圣化人类.仅仅是叫人相斗时不要使用直接暴力而已.

平民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4:06 am
民主制度应是针对人类的丑恶本性而逐渐设定的.这个本性就是人类天生地要因贪婪,妄自尊大而相互冲突.在过去的几千年里, 人类的这种冲突的结果往往要以生命的付出和资源的破坏为代价. 最终还是各败俱伤.痛定思痛,为了避免直接的血腥损伤,在各方势力均衡的状态下才衍生出叫人动口不动手的民主制度来的.所以这种制度并非要有圣人来造, 也不能圣化人类.仅仅是叫人相斗时不要使用直接暴力而已.所以这种制度也不是靠什么英雄造就或什么国帮忙而能建立的.民主之所以没在中国实施实在是大部分的中国人还没想清楚民主制度究竟能为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好处.

摸象生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9:37 am
一山不容二虎的规矩修订与诸位仁兄颇心有同感, 小弟再咬文嚼字一下:显然,民主制度确实是对人类的利己本能,竞争本能等进行了现实承认之后,找到的一种较文明的竞争(优于战争和斗争)和合作(优于了威胁,强迫,蒙骗的方法)的方法.人们的竞赛用竞选,竞争代替战争(如国共内战)斗争(如文革和民运)一山不容二虎的新规矩修正如下:失败老虎由被咬死(如项羽)赶下山(如蒋介石和民运人士)或囚禁(如赵紫阳)改为继续做娄罗(如连战在野党主席和那位麻州参议员).合作从用威胁强迫,以及蒙骗,鼓吹实现步调一致改为吵架之后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实现步调一致人不可能变成圣人,但必须要进化,要不宣传暴力,不妖魔化对方,尽量少用恶语伤人,不以玩世不恭语气做主要表达方式,愿意协商,愿意以比较文明的方式吵架——民主才有希望

wyd145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0:08 am
过客仁兄:制度是人建立的,只有懂得民主的人,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才能建立民主的制度.还记得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吗,那就是美国宪法的雏形,了解美国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早年那些英国的清教徒,不堪英国的迫害,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他们在船上就立志建立一个平等,自由,民主的社会,并立下了公约.美国几百年来制定的所有宪法都是在此精神的基础上.能不承认一个制度是有人来选择和制定的吗?那些没有民主思想的人能选择并建立民主的制度吗.

匿名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2:29 pm
为什么民主在中国走不通?看看已在“民主社会”的华人的表现就知道啦！

摸象生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57 pm
纵然摔了一万次跟头,甚至还摔在邻家平坦的柏油路上,但站着总比爬着好的共识还是吸引着我们再试下一次.当然,下一次,我们需要用最大的耐心,下下工夫,认真研究,共同交流一下,试图站立的时候,如何保持身体平衡的方法.与匿名兄共勉.

阿共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2:20 pm
看来阿共我是盟友满天下。看看这些：
- 匿名的评论民主實現不了，關鍵在於中國人的奴性。在中國人的腦子裏，永遠都有主人和被奴役的概念，深入骨髓。
- 光子的评论奴隶造反成功,还是奴隶主的一套.
- wyd145的评论1. 一百年來無數的民主人士﹐有幾個具有真正的民主思想﹐大多民主人士搞到最後分幫分派﹐爭名爭利﹐2. 制度是人建立的,只有懂得民主的人,具有民主思想的人才能建立民主的制度. (恕阿共插言：目前没有，将来也没有，都是中国人嘛，这德行都5千年了，再来一千年又有什么不同？)
- 匿名的评论为什么民主在中国走不通?看看已在“民主社会”的华人的表现就知道啦！
各位都在帮着俺老共证明，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素质太烂，不能搞民主。咱们真是有统一战线的默契。谢各位！！！ (窃笑)

白发渔樵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3:13 pm
一提到民主,好像那些人就必须是千金赤的完人,社会进化也应和生物进化一样,一点再一点,只要进化或有利于进化就该肯定,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bigass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3:21 pm
各位老是“民主”爹，“民主”妈的成天喊。那么，倒底什么是“民主”呢？或用美国话：WHAT IN THE HELL IS “DEMOCRACY” ANYWAY？请教。

光子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4:54 pm
不对,阿共先生.我是讽刺共产党不给人民自由民主.

老牛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5:30 pm
中国人5000年封建文化的影响，缺乏民主的自觉性，但是可以改变，同样是华人的香港，新加坡，台湾不是民主社会，关键是当权的，说大陆人民主走不通是为中共说话。中共不是说中国人不能民主吗。只能是奴才。

光子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5:41 pm
对,老牛说的好.

lele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6:55 pm
民主制度作为讨论的命题太抽象.
当然, 民主制度本身是比中国的皇帝制度好一点(这也没办法, 中国人, 美国人其实都是有奴隶性的, 谁让我们是人不是神呢? 毕竟我们得活下去啊). 皇帝制度是把人当成神了, 所以不准确. 但是民主制度这东西也不是万灵药, 也是个随时在变的事物. 在还没有美国意义上的民主制度(其实和各位的头脑相比还是很初级的, 相信美国的政客从不讲什么民主制度, 只要捞到选票哪管什么理想甚至人命. 各位的人文关怀已经超出当今世界的政治现实了)的时候你也得想办法把日子过下去是吧?
把共产党全”沙”了, 美国又会乘机占大便宜(要不就是日本, 俄国, 印度什么的), 跑来中国神化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或其他什么洋货). 所以讨论在中国实现抽象的民主制度这个命题现在是个纯粹的想象. 不信回国看看暴发的资本家都不关心民主制度. 起码得把新闻自由先开放了, 才有可能建设一个合理分配权利的机制. 共产党有非常狡猾的一面(他是热爱皇帝制度的, 如果各位做过龙位, 也会爱上当皇帝的), 所以把这个关键命题”沙”掉了.
所以, 如果讨论一下如何让新闻自由, 把各位今天在这里说的话, 让中国的人能看到, 就是真的算是”民主”了(这个网站在中国境内是没有发言权的).
这个命题比较具体. 当然共产党也知道, 这是关键.

匿名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7:22 pm
lele所言极对，抽象的民主不如来点实际的民主，新闻先自由起来，百姓们能即时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一切，民主的风气才会渐渐地植入人心，届时，老共想不民主也不行。

光子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4:54 pm不对,阿共先生.我是讽刺共产党不给人民自由民主. ）
光先生，老共不给人民民主自由，你是偷渡？是美国使馆人员护送你来这的？不要一出国门就成铁杆反共斗士，有种拿起枪去中国武装反共？用枪去给中国人民民主？在海外，反共是时髦，但也不要拿肉麻当有趣，因为恶心！
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我们要求的是中国百姓富起来、生活好起来、受的教育高起来，管它是谁在统治中国。

平民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7:50 pm
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我们要求的是中国百姓富起来、生活好起来、受的教育高起来，管它是谁在统治中国。好！这样人与猫狗没什么区别了。民主没在中国搞起来，大概就是因某些中国人没搞清楚人与猫狗之区别的缘故吧。

和先生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8:02 pm
搞不清楚什么是民主是不是？帮国内的亲戚朋友维权去。届时你就会领捂什么是民主了。

观点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8:20 pm
只想问一问那些成天打着民主旗号的人,你们真的懂的什么是民主吗? 你们是在用行为还只是些口号来证明自己? 你们不仅玷污了民主,亦毁掉了中国广大民众对民主的信心. 如果所谓”民主”人士只是一些自私自利,毫无良知,残忍阴毒的野心家, 我宁愿选择不民主的共产党.

匿名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8:25 pm
那是因为共产党不是一些自私自利,毫无良知,残忍阴毒的野心家? 要的是民主体制,不是民主人士. 有了民主体制后,民主人士就会消失, 或不再需要了.

匿名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8:37 pm
把别人讽刺共产党不给人民自由民主说成”一出国门就成铁杆反共斗士”，”在海外，反共是时髦”, 真恶心！同共产党扣帽子,打棍棒如出一辙. 就冲这种人,中国民主就没希望.中国那帮有权有势有钱的都有一大堆不要民主的理论和动不动来个”国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帽子.

老狗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9:25 pm
俺有点犯糊涂了。在中国到底有没有实行或试行过民主？没有实行或试行的东西，怎么就知道行不通呢？俺老了，越看越糊涂。“民主”到底是个什么东东？哪位大虾给俺解释解释？

巴顿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9:35 pm
中国人要享受民主和自由，首先得彻底摒弃中国人民族性里的奴性和痞性。

光子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9:37 pm
对,我是偷度的。用生命换来的。对,我是想过的.用生命换中国的民主.

October 9th, 2005 at 9:37 pm对,我是偷度的。用生命换来的。对,我是想过的.用生命换中国的民主.
光先生有气魄令人起敬！心动不如行动，用嘴是换不来中国民主的体制的。

匿名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8:37 pm把别人讽刺共产党不给人民自由民主说成”一出国门就成铁杆反共斗士”，”在海外，反共是时髦”, 真恶心！同共产党扣帽子,打棍棒如出一辙. 就冲这种人,中国民主就没希望.中国那帮有权有势有钱的都有一大堆不要民主的理论和动不动来个”国外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帽子.
同名先生，中国的民主就是靠我们这帮在海外的华人斗嘴斗出来的。不是吗？在美国斗嘴无风险，但真回中国去实干，恐怕帽子和棍子有些人连拿的胆子也没了。争取中国的民主，难道不需要我们戴上帽子、拿好棍子去争取来的吗？就冲这种不敢戴帽子拿棍子的人，我看，中国还是暂时让共产党统治着吧。

老狗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0:20 pm
用生命换不来中国的民主。这是已经被前人证明了的事。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三民主义到社会主义；多少中华优秀儿女已经断送了？历史已经说了，靠鲜血和暴力建立的东西，仍将孕育鲜血和暴力。
在一个理性和良知均告劣势遗传的民族文化里，民主象婊子，人人都想“搞”，但谁也不想与婊子朝夕与共；民主象女神，大家都吵着要，但谁都知道女神不会跟你过平凡人的日子。

匿名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0:31 pm
怎么办？

摸象生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0:42 pm
民主不接近暴力,民主更接近和平违反民主的不是别人,是我们自己民主不是杀掉别人,创造民主,民主是从我们做起.海外是一个很好的实验田,我们还没有种出很好的苗子,如何去强迫别人?感召比强迫更有力量.我们无力迅速改造一个民族,但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恢复自己的理性和良知

光子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0:48 pm
回来搞革命吧.

阿共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0:53 pm
大家讨论热烈，阿共最赞同的就是那位讲咱国民同胞(呜呜，咱阿共也是真“民族主义”的，一讲到“同胞”干哭几下别见怪啦)的奴气，改也没法改，因为是“骨子里的”嘛。要去此气，只有杀之去骨。所以民主不适合，这个阿共是可是苦口婆心，你们海外“同胞”(呜呜)还是不体谅。今有此位同胞替阿共是，这个这个。。一针见血啊。阿共在此引用咱们美国布大总统常说的话：TRUST ME啦。

巴顿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1:36 pm
可幸的是随着全球化和网络时代的春风吹临神州大地，这种奴性和痞性在九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身上业已渐见消失。咱从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中国人的身上看见了中华民族真正的曙光。中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阿共的评论 October 9th, 2005 at 11:44 pm
阿共还是希望大家来打倒，所谓为民主“献身”。这样战争又起，因长年战乱养成的奴痞之气才能得以恢复，延续，光大。咱则可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啊！

lele的评论 October 10th, 2005 at 12:41 am
赵紫阳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对十八九岁的学生说:”我老了. 未来要靠你们了”. 巴顿, 你说这话象是赵紫阳在说话.
十几年过去了, 连赵紫阳都没了. 回头再看看, 有几个当年的学生给中国带来了任何一点变化呢? 当然, 少数几个”精明”的人成了总裁或成功人士, 搞好了自己腰包里的经济; 另外的人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再有几个变得默默无闻, 可能还有点愤青. 就是没有任何人把中国变得稍微的允许新闻自由一点点. 如果真有一个人想变, 也被搞的辞职了事(我是说中青报前青年话题的李方). 前段时间的中青报大争论各位想必知道一点吧?
因此, 目前巴顿想说这个话: “我老了, 未来要靠你们了”. 我看一点前途都没有. 现在的十八九岁的青年决不会象你想的一样会奋起斗争(即使是和平的方式也不会), 来改变中国, 最可能的到是中国改变他们.
所以, 要改变中国新闻自由的责任只能是我们这代人了(包括巴顿). 就是各位想在网上自由发表言论的人, 不管你是什么年龄. 30岁也好, 60岁也好. 应该去想办法. 这是只有我们能干的事. 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开放报禁的(连互联网都不让你看, 更别提报纸了).
巴顿, 记住, 你说的每句话绝对没有在中国的十八九岁的青年会看. 到不是他们讨厌你, 而是他们绝对看不到. 这个网站在中国就是看不到, 你怎么办呢?

和先生的评论 October 10th, 2005 at 2:23 am
正如平民先生所言民主的制度原本起源于人类的斗争 － 维护各自权益的斗争。我们的权益不来自赐与，而是来自于争取或者斗争。斗争的方式并不取决于你，而是斗争的双方。因此，民主的制度究竟会建立在和平的方式上还是暴力的方式上就很难讲了。暴力与和平没有绝对的分界线。当暴徒砍杀平民的时候，难道你还要平民和平地面对砍来的屠刀吗？

不平則鳴的评论 October 10th, 2005 at 2:31 am
民主民主，民主不是萬靈丹．民主對某些國家是亞當的蘋果。墨西哥實行民主數十年他的人民每年幾十萬幾百萬的往美國跑．你們如果能好好解釋再來談中國的民主．

老狗的评论 October 10th, 2005 at 3:17 am
民主的制度既不可能建立在和平的方式上，也不可能建立在暴力的方式上。因为和平或暴力只是手段（方式），不能成为目的（结果）。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制度，就象一种游戏规则，需要得到公众的认同才有可能存在和维持。而公众的认同是以理性为基础不是以斗争为基础。宣扬暴力和斗争哲学，正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斗争理论的精髓。中国人在毛泽东时代你斗我，我斗你，斗来斗去，斗争哲学为指导思想的结果有目共睹。今天大家又来靠斗争搞民主制度，结局会怎样不难想象。
这位和先生，又是屠刀又是砍杀的，何必这么血淋淋的？难道民主非要建立在鲜血和暴力上吗？

摸象生的评论 October 10th, 2005 at 10:11 am
天生暴虐,任何文明和教育都无法阻止他的杀人欲望的人,是极少数.这就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根除的罪犯.(如监狱里的死刑犯)绝大多数的暴力使用者是被偏激的,一知半解的人,偏爱暴力的鼓动起来的.包括我们和我们认为的敌人,是偏激者创造出的情势使他们滥用了暴力.(如国共双方战争中的战士,以及八九民运中的部分领袖和学生和决策镇压的领导人和执行镇压的解放军)民主宣扬反抗,但力避对抗,民主讲究谈判,反对”坚决彻底毫不留情”(例子同上)民主可以指出对方的问题,但反对对对方妖魔化.(例子同上)人类的总体文明发展趋势,是由杀戮,战争,斗争,竞争逐渐发展的过程,斗争古已有之,没有错,但问题是,民主的方法就是使人类利益的竞争逐渐转化为以和平竞争为主.斗争古已有之,但民主希望将来少之.成熟的民主需要的不只是选举权,多党制,议会,成熟的民主包括了政治体制的民主架构,更有其背后的民众的民主精神,民主能力,包括智力的提高,充分的合作精神,竞争中的绅士风度,对少数利益的尊重,等等.民主的政治架构的确不是万能,解决不了许多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民主不仅仅是给执政者要权力,而更多的是更新我们自己的理解,提高我们自己的素质,品行,合作能力等等.路的确很长,要做的事情很多,不只是辱骂和争权.许多事情可以现在从一点一滴做起来.

给韩德强的公开信

尊敬的韩德强先生：
看了赵昕的文章”郭飞熊，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先锋典范”，我忍不住给你写这封信。自从通过乌有之乡以识了你们，我曾经为中国感到庆幸，庆幸中国除了有一批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民主权利挺身而出进行斗争的勇士外，还有一批不盲目迷信、向往西方，坚持民族自尊的人们。我深深知道民族自尊是一个民族重新掘起的立脚点。但民族自尊是什么呢？我以为，民族自尊首先就是尊重自己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这包括生存权利，表达思想、言论的权利。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了的。但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是，这些由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正在遭受最无耻的践踏。从王斌余们的生存权到乌有之乡们发表意见的权利，只要触犯了权贵资本主义者的利益和秩序，都将无一例外地遭到被践踏的命运。举世皆知，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就要学会尊重自巳。同样道理，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想让强国欺负，首先自己的政府就不要欺负本国人民。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在中国文化里那种崇尚空谈，不敢面对现实的风气如果不改，中国就永远强不起来。从九十年代开始，打白条己成了中国政界的风尚，从三年国企解困到三个代表，哪一个不是白条。讲他们打白条并不恰当，事实上，他们是讲的与做的恰恰相反，是比打白条还要恶劣的欺骗。中国人民被骗了一次又一次。不想再受骗，讲得更确切些应该是不想再自己骗自己，首先就要学会敢於面对现实。现时我们面对的中国社会现实是，人民的生存权利和表达思想和意见的权利正在受到最无耻的践踏，中国社会离和谐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这是一个不需要有很高深的学问，只要有正常头脑和一般常识就能回答的问题。然而正是为了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真正的和谐，中国现在需要的己经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维护中国宪法的实际行动。护宪维权，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利益所在。让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其他人守望相助，互相支持。做到坐言起行，身体力行，才能真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个民族。

一个美丽的花园，应该有各种颜色的花朵井然有序地开放；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应该保障各种不同思想和声音都能得到表达。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在各种不同思想充分表达以后，通过投票表决来统一行动的方向；并通过不断的表达和表决来不断纠正方向。民主需要宽容，不能一看到不同意见就认为是敌人。民主更需要关爱，尤其需要强势者和多数群体听到不同声音时能够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这样才能产生包容，进而建造和谐。我们都能够看到西方多党制的优缺点，中国人应该批判地吸收西方民主制，形成中国的后发优势，而不应该强调西方民主制出现的问题而拒绝民主。王力雄先生用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三十年构思的递进民主制应是这种后发优势的趋形。这种递进民主制的两大特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一是这种制度能够及时有效地将各种矛盾化解在它所发生的地方。从而改变中国传统官僚制度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靠极力压制不同的声音和反抗，一直撑到临界点，引起巨大的震荡甚至改朝换代。二是建立和维系递进民主制需要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这符合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化性格。正是这种集体的团队精神，使后发强国德国和日本能够超英赶美。我很欣赏你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一文中提出基因突变的论点。但我不同意你认为这种基因突变主要是指技术层面的。我认为，这种基因突变主要应该在制度和文化意义上。只要中国人学会宽容，学会民主，学会团结合作，就能够实现这种基因突变。而递进民主制正是实现这种基因突变的有效工具。你在同一篇文章的下一段写得很好，你写道”其实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提高组织效率。组织效率则取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制度。”你这里没有具体讲是什么组织，是党组织还是群众组织，我想应该是整个社会组织吧。这使我想起德国的杰出首相卑斯麦在十九世纪后期讲过的一段话。鉴於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派了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到欧洲各国学习，中国留学生主要学自然科学，日本留学生主要学人文科学。卑斯麦看到这种情况，他断言，”今后发达的是曰本。”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与曰本本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日本的明治维新，开放了言论自由，一八八九年实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开辟了国民参与国政的道路，设置了帝国议会，由公选议员组成的众议院是国民的喉舌，在对政府加以质询和批评方面拥有相当特权。即使在日本最艰难的二战期间，日本国民对政府的批评权利也设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评权，维系着曰本民族的团结。曰本还有另一种文化特性引起我的关注，那就是曰本的上层阶级普遍有一种自觉，他们都有一种坚实的观念，时刻牢记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即使是私营企业主，如果企业经营失败，破产之时，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自己的员工，令他们失业。企业主在破产之曰，站在公司门口，向离去的员工们鞠躬谢罪。乌有之乡有一篇文章叫 “良师原耒在敌营” ；还有介绍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则重的是技术层面。而我认为，技术上的落后和先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和文化。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种好的制度，理顺人与人的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特长，使人人都看到希望，则经济繁荣，技术进步，社会治安良好，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特定的个人或小集团拥有绝对真理。人人都可能犯错，这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的制度能保障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并通过严格的表决程序来求得共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保障，法治社会就能够建立。这正是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要追求的目标。递进民主制为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虽然王力雄的设想还很不完善，很初步，但方向是对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完善它，推动它。为了王斌余们，为了乌有之乡们，我给你写了这封信，有不对的地方，还请你批评指正。

致礼

你真诚的朋友 草根
２００５年1０月1曰

赵昕来稿：郭飞雄，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先锋典范

在这样一个天天高喊"依宪治国"、"以法治国"的国度，我的好友、着名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失踪已经十五天了，依然生死不知、音讯全无，甚至连他提供法律援助的广州市番禺区鱼窝头镇太石村勇敢理性的维权村民也不如，好歹他们被行政拘留和转为刑事拘留时，还有个音讯传出来，好让家人朋友有个基本的着落。飞雄的同事同道、家人朋友心急如焚，高智晟律师、范亚峰博士、刘晓波博士、艾晓明教授、楚望台律师、滕彪律师、李建强律师、萧瀚副教授等，着名独立作家胡平、温克坚、赵达功、杨天水、欧阳懿、田晓明等，着名维权活动家侯文卓、俞梅荪、胡佳、车宏年、赵昕等，都发出了最强烈的呼吁，强烈要求有关当局依法办事，保障郭飞雄先生的人身安全和公民权利。

可是今天，我们终于等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确讯：9月25日，太石村有四位村民释放，其中有两位两天前在狱中见过郭飞雄。大热天郭飞雄全身被毛毯包裹，村民猜测郭飞雄一直在绝食绝水，可能生命垂危！请各界人士紧急关注郭飞雄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接着，唐荆陵律师收到郭飞雄于9月15日写给他的信，信中飞雄写道："唐荆陵律师：你好！我于2005年9月13日晚被广州番禺公安局刑事拘留，现被关押在沙湾看守所658号监仓。我想聘请你和郭艳律师为我的辩护律师，处理我被刑事拘留后的相关法律事宜，费用日后出来补上。请你和郭艳律师见信后速来沙湾见我。另：我还同时聘请北京高智晟，张星水，滕彪，李和平做我被刑事拘留一事的辩护律师。

杨茂东上（笔名：郭飞雄）2005年9月15日早郭飞雄(或作郭飞熊)，
原名杨茂东，1966年8月2日出生于湖北省谷城县城，少时曾随父母下放农村9年。1988年7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曾在武汉一大学任教。1991年南下广东，从事过多种职业，1993年至2001年主营民间出版，现以写作谋生。在2005年4月底，因为申请反对日本右翼的"五四"抗议游行，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刑事拘留15天。之后，累遭警察骚扰，不得不搬家流浪。7月，作为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的法律顾问，南下广东参与了南海、佛山、番禺等地的护法维权工作，深为黑暗势力所惧恨，与仁之泉工作室的侯文卓主任、杨在新律师一样，个人照片象通缉犯一样被传遍广东基层国家机器，江湖上更是流传着某些人要各出30万卖他们的人头这样骇人听闻的传闻！我因为年初申请悼念赵紫阳先生的游行示威活动，也是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名，和飞雄一样关押在北京的"巴士底"──北京市看守所。虽然我关押在东四区，他关押在西二区，我们都认为自己无罪，但是碰在一起聊起监狱里的种种景物趣事和一些人权方面的改进，总是一件开心愉快的事情。

在多次长聊中，我们达成了许多共识：1. 贪污腐败制度化──江泽民主义者"六四"后这十六年"最最大的一个政绩"，就是使得中国贪污腐败制度化、权力侵犯权利制度化了，中国的改革正在极大的不公平不公正加速度滑向印尼化、菲律宾化，沦落进最为悲剧最为糟糕的南美模式的深渊！

2. 社会将陷入暴力无序的持续震荡──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比较危险的平均值4.5，个别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城市已经达到了5.5上下，如果中央政府还不能采取有力措施，主动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化、法治化的现代宪政民主建设，那么，中国经济改革将不可避免地翻车、崩溃，整个社会也必将陷入暴力无序的持续震荡，甚至滑向军人专制。而这，是任何良心公民和爱国人士都不愿意看到的惨象！

3. 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相配合──基于任何统治者也不愿意允许各地大小地方诸侯假一党专制的权柄，借助国家机器不择手段图谋一己之私，鱼肉百姓、败坏法纪、"亡党亡国"，所以我们愿意相信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务实提倡"依宪治国"、"法治政府"是真诚的，是在从上至下地推进法治社会和宪政民主的建设。而民间良心阵线，必须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从下至上地协助农民和工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循序渐进地推进中国的宪政民主、法治政府、公民社会的建设。

4. 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万岁──飞雄非常赞同我一直在提倡的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概念，并强调要坚持走宪政主义的道路，必须穷尽现有法律的一切程序和可能性，温和、理性、克制、渐进地积极进行合法、非暴力、富有牺牲精神的现代公民权利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的改革派配合，以期形成良好的示范效益，竭力扭转当前全国各地狼烟四起、暴力维权的可怕势头，促使中国在宪政民主、法治人权的轨道上稳健地和平变革。

5. 宪政主义的道路──权利和自由从来就不是施舍来的，我们必须求诸宪法，履行宪法赋予我们的权利，积极协助公民争取合法权利，即使遭到了地方利益集团的迫害和监禁，也必须坚持宪政主义的道路，穷尽现有宪法和法律的一切程序和可能性，温和、理性、克制、渐进地积极进行合法的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

6. 以我们的鲜血和生命，唤起中华民族沉睡的良心──中华民族最为稀缺的不是石油，不是超级武器，而是底线的道义良知和牺牲精神！所以如果需要我们牺牲，我们就去牺牲!需要流血，就让暴政来流我们的血！需要坐牢，我们就去坐牢，就去填满既得利益集团的监牢！不论当局如何，人民如何，重要的是：从谭嗣同始，从我做起，以我们的鲜血和生命，唤起中华民族沉睡已久的良心！和飞雄的谈话总是坦荡愉快的，聊起他所提倡的"重压下的优雅"，我作为基督徒提出了不尽相同的观点："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只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卑微地跟着主耶稣走，活出主耶稣的样式来，才能荣耀天上的父。实在是没有个人的自在自得自满可言，何出优雅之说？！"飞雄谦虚地表示要再认识，并和我相约：如果我们谁进了监狱，或者谁被暴政民贼枪毙了，一定不要悲哀，也不要暴怒，另外一个坦坦然然到郊区放串鞭炮，然后去把五分钱的子弹费给刽子手交了，继续进行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和道义精神的抗争与牺牲，就无愧相知了……郭飞雄说到做到，亲临中国农民民主维权前线及时报道维权信息。7月底为广东佛山、南海农民作维权报道时，在广州他遭遇了一次诱捕之险，摆脱了广东警方设的陷阱。为此，他特别撰文正告地方腐败集团和各界朋友：如果由于为抗争的农民在网络上义务转发现场报道而受到困扰，或者被抓，将是我的莫大光荣。
"无论你们采取任何手段威胁利诱，我都不会放弃为南海抗争的农民在网络上义务转发现场报道。"

"我还想提醒佛山警方：放下屠刀，立即和农民谈判解决问题，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如果你们滥用专政手段镇压人民群众，酿成巨大祸端，那么全中国人都不会饶恕你们……我希望那些致力于推动中国宪政民主与人权法治进程的朋友们勇敢地站出来，南下广东，参与到为底层民众合法维权的浩荡事业中。希望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象文天祥《正气歌》中提及的齐国的太史们那样，秉笔直书，一个倒下了，另一个接着上，永远不要被黑暗势力所吓倒。" 飞雄在九月十二日四处逃亡中，被抓的前一天给我来信："我们要在选定的时间地点和事态中,将自己主动送到强权者的手中，任凭他们监禁枪毙还是钉十字架，九死不悔。此乃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精髓。"是的，今天终于得到证实，飞雄君终于又进监狱了。我实在该到郊区卖串鞭炮，坦坦然然地放个痛快，然后继续进行他未竟的维权工作──即使飞雄和太石村勇敢理性的20余个村民未放，即使太石村村民自选的七个代表已经在恐惧和高压下退出了六个，即使新一代领导人始终一言不发，即使大多数民间学者也都在言说"虽败犹荣"了，即使海外衮衮诸公除了胡平等先生外都在忙着大事业，即使地方利益集团和暴政屠夫们已经在忙着窃笑分脏了！且慢，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中央领导人天天提倡"依宪治国"、"建设法治政府"不算数了吗？！李敖说"反求诸宪法"就"世界上最完善的宪法"尊严何在？！唐荆陵、郭艳两位律师已接受委□，代理此案。有很多律师界的朋友愿意提供法律帮助，晟智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下午也赶到了广州。一个正在征求参与的太石村事件法律顾问团现有名单就已阵容鼎盛：高智晟、唐荆陵、郭艳、张星水、滕彪、李和平、许志永、李建强、秦兵、俞梅荪、蔡楚、周鸿陵、张祖桦、杜导斌、陈永苗、张大军、侯文卓、赵昕、王治晶、昝爱宗、孙志峰、刘正有、施晓渝、徐建新、浦志强、楚望台、王怡、范亚峰等，而且还将不断增加！！今天，我要向那些违背人类历史潮流的黑恶势力呐喊：即便你们把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先锋典范郭飞雄先生枪毙了，也要通知他的家人和朋友一声，允许我们去为他交五分钱子弹费吧？！我们不会丢弃郭飞雄和太石村勇敢的农民弟兄，我们不会丢弃广袤大地上饱受苦难的农民、工人、市民弟兄姐妹，我们永远不会屈服于黑暗势力的魔爪之下，我们将进行坚持不懈的非暴力公民维权抗争！

(赵昕于北京慎独阁 2005年9月25日星期一)

关於工作轮换制设想的补充说明

「国企改革的新措施」一文中提到的以工作轮换制来化解中国的就业压力问题，此文作进一步表述。抛砖引玉，如果任何人有进一步的发挥，或更好的设想，我首先向他鞠躬致谢。
以在岗职工的工资为100％计算，两年下岗期间，如果是到学校进修，或是去搞文学艺术创作，或旅游探险，领取原有工资的７０％，选择到学校进修者，在入学考试中如果考得高分数，可获奖学金（或免学费），如果是合格与高分数之间的水平，要交适当学费（由本人在工作期间节省下来的钱支付）。进修以后，可回原工作单位工作，根据学习成绩和工作表现（如技术革新的贡献）给予提高工资或其它相应的奖励。亦可选择从事更符合自己进修的学科和兴趣的工作，这要取决于市扬的需要，到政府提供的互联网或委托代理机构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如果是选择参加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开发大西北或边远地区的服务，领取原有工资的150％或更多。两年以后，如果自愿留下来，可继续领取高工资待遇，通过续签合同，多留一年、二年或更长，这种方法，以自愿为原则，鼓励人口向需要开发的地区迁移。政府要在财政上和精神上给予协助和支持。


凡是真正的社会改革，都是通过调整制度，使之更适合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更有利於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素质和文化水平。我们要以中国的人口与可耕地和自然资源的比例这种最基本的国情，决定我们的长期国策。并以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为依归，进行制度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据。有人问，什么叫社会主义？我认为，达到了民有、民治、民享这种境界的社会就叫社会主义。它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资本家有，资本家治，资本家享；也不同于专制主义的官有、官治、官享。在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分配制度。每个人都有工作，每个人都通过劳动去获得生活所需要的物质。社会主义要尽可能创造一种社会环境让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特长，又能团结合作和谐相处。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和谐文明与人争文明的区别。我们不应该倡导贪得无厌、破坏环境的消费主义。其实，能够让人民生活在适度富裕，丰衣足食，大家团结互助的社会中，是最幸福的。这样有利于保持我们与大自然的和谐，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如果每个人的生活目标是要攀比看谁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并以所占有的财富，作为控制他人的手段，这个社会能够和谐吗？看看美国吧，以不到三亿人口，占有世界的1／4资源，拥有最强大的军事机器。美国的¨富有¨和¨强大¨，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难望其项背的，但美国得到和谐了吗？绝对没有。它国内不和谐，在国际上也不和谐，现正在同时进行着内战和外战，以至搞到债台高筑，照这样下去，美利坚帝国是迟早要垮台的。讲得太远了，本文的重点是讨论中国的改革问题，扯到美国，只是想提醒国人，中国的改革，不要走复制美国的道路。既不现实，又弊大于利。不过我要声明，在这里，我绝无要抵毁美国的意思，相反，美国文化，美国制度也有很多值得中国人借鉴学习之处。只要你放眼世界，还有曰本经验、北欧经验、中南美洲经验，所有这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中国人都要研究借鉴。

构建人类社会制度，有两种哲学价值取向可供选择，一种叫必然性，另一种叫偶然性。选择必然性的社会，是要建立一种制度，使生活在这种制度中的人民都从生活中获得一种信心，相信只要努力学习，工作，遵纪守法，就必然能够得到丰衣足食的生活，并能享有和谐安全的社会环境。选择偶然性的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制度，使生活在其中的人民看到，一小部分人，由於善于钻营，攀权附势，上下其手，行贿受贿，或是心狠手辣，不怕做伤天害理之事，这部分人，不用努力工作，也没有特别的技能，却能够大富大贵；而大部分人，年复一年，诚惶诚恐，拼手坻足，尽力工作，劳动所得，勉强维生，没有能力供子女完成高等教育，如果家人中有大病或意外，更是祸从天降，倾家荡产。於是人人向往成为大富大贵，想尽千方百计投机钻营。选择偶然性的社会，人们最熟悉的一句话，叫抓住机遇。很快，没有了是非标准，不知道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只知道有钱就有一切，而怎样才能有钱，那就要想办法投机钻营，抓住机遇。看看今日的台湾、菲律宾、中南美洲，绑架之风令到人人自危。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就是因为，那里的社会制度用现实告诉人们，劳动不可以致富，只有做资本家，做大官才可以致富。而做不成资本家和大官又想致富的人的选择是什么？绑架，贩毒、黑社会。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在第三世界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所出现的社会现象。因为在那些社会所建立起来的制度己经用现实告诉人们，劳动不能致富，没有了劳动能致富的必然性，迫使人们去追寻偶然性，去追求通过劳动以外的方法致富。这样的社会必然走向不和谐，走向失序。概括来讲，必然性的社会，成功范例可以复制，榜样的作用引导大多数人选择遵纪守法，因此是一种和谐而有秩序的社会。偶然性的社会成功范例不可复制，必然是一种投机性的不和谐并走向失序的社会。


我在加拿大生活，工作多年，虽然加拿大离完美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但和其它国家相比，和它的邻居美国相比，加拿大更和谐，社会更安全。加拿大人的幸福感也比美国人更高。加拿大社会将自由、平等、博爱作为最高价值去追求。加拿大社会从来没有将工人、农民摆到弱势群体的地位。加拿大的工人、农民、政府官员、教授、大公司的总经理去同一间医院看病，受到相同的对待，一律免费。三千一百万加拿大人生活在997万平方公里资源丰富，土地肥沃的国土上，然而他们非常注意环境保护，政府对打猎、捕鱼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大部分人都能自觉遵守。同样，基於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的不同，中国不能够也不应该复制加拿大的经验。但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互相学习，相互借鉴。如果中国人能够根据自己的国情创建出一套让全体国民都能安居乐业、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加拿大人，全世界其它国家都会很高兴向中国学习。我多么希望，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领导人，能够体会到自己的历史责任，认真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追求现代化所走过的路，好好总结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用了一百多年时间，付出了难以计算的代价，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要追求的最高价值是什么？但愿所有的中国人都来好好想一想。

草根

只有递进民主制能够救社会主义

国企改革要采取新措施才能打开新局面

由职代会行使董事会的职权，对企业领导人和企业的运作进行监督，是国企改革的新路向。

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启动的改革开放，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和谐社会为目标，都是很好的构思。 改革开放以吸收市场经济的长处，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没有错，但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私有化不要搞过了头，这一点一定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私有化搞过了头，就变成资本主义，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会加剧贫富两极分化，引发社会动荡，将会是另一个乱世的开始，那是全体中国人的悲剧。

现在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英．美搞资本主义二．三百年，成就了他们的世界霸权，使他们成了＂富国＂ ＂强国＂，中国只要照搬英，美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不就一样可以使中国成为富国强国了吗。我认为，他们是在误导中国。中国如果按照他们设想的道路走下去，只会成为另一个印度，另一个巴西，甚至可能会更糟。因为在中国，这条道路走下去只能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彻底否定。到时候，百分之七十的中国人将成为没有工作保障，没有医疗保障，没有福利保障，命运悲惨的市场劳工，任由外国资本和本国资本的剥削压迫，这样的社会能和谐吗？这样的社会能长治久安吗？用不了多久，将是另一场革命的爆发。那为何英，美能够走得通的路，中国就走不通呢？多年来，我一直研究，思考这个问题，有一点认识，简述如下，供大家参考。先是英国，后是美国，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现了＂富国＂＂强国＂世界霸权的地位，这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个事实的背后，我们应该看到更多的事实，才可以对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并引导我们作出正确的选择。只要对英，美这两个国家的现实有更为深刻的了解，而不只是到那里的大学留几年学，背几本书，就会明白，那里的社会矛盾也很尖锐，尤其是美国，不但思想，宗教，意识形态冲突激烈，游行示威，暴力冲突，警匪枪战亦随处可见。再加上现在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有时候我真的觉得，美国现在正在同时经历着内战和外战两场战争。而这样一个矛盾尖锐的社会，能够维持下去，靠的是什么？主要靠以下几点：－、严格的法治，二、宗教传统，三、通过多党制建立的监督和纠错机制。以上三点属于软件、文化的范畴，国内的自由主义人士多有论述，这里就不多讲了。令我奇怪的是，在硬件方面，很少有人提及，而这个属于硬件方面的条件，却是维系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那就是英美通过军事强权，为自己取得发展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所必需的空间和资源。二百多年前，英国在英、法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战争中取胜，成就了这个资本主义国家在十九世纪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澳洲、北美洲和印度这些殖民地为英国提供的空间和资源，英国的资本主义能够维持到今天吗？正是广阔的殖民地，为英国的失业工人、失地农民、破产商人，不同政见者、因宗教原因受迫害的人士、甚至罪犯和囚犯预留了远走他乡重新创业的减压空间，英国才避开了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是德、日］，不惜发动战争，所要追求的亦是这个广阔的空间和资源。而这两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争取空间和资源的过程中，为维系本国的凝聚力，都特别强调团队精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德国的社会福利和日本的终身任职制都是世界上出了名的。因为他们不这样做不足以维系本国的团结和稳定。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廿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路。我们特别需要反省¨减员增效、国退民进、精英路线¨给中国的社会稳定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再加上每个人都要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资本主义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导向，我们看到社会走向腐败和犯罪的不可遏制。我们如果不从改革路线上找原因，继续不顾中国的国情盲目复制英美的做法，继续相信只要追求经济增长就可化解所有社会矛盾这种国际资本集团的误导，姑且不讲经济是否可以无限制地增长，光是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进口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西方石油业人士预计，很快原油价格就会上涨到每桶８０美元）和我国的主要出口货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停滞不前，就可知道我国的低技术外向型经济将要遇到的压力。如果我们将这种压力转移给己经丞受了过重压力的劳工阶层，安定团结怎么维持，和谐社会怎么建立？安定团结、社会和谐不能靠增加军警来建立，只能靠兼顾各方面的权利，平衡各阶层的利益。既要保障社会每个成员的基本权利，又要倡导追求集体利益的最大化，子孙后代长远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我们才有可能建立和谐稳定的社会，经济能够持续增长的社会。精英路线给中国带来的祸害即腐败难以遏制，贫富悬殊，阶层对立，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大敌，用失业压力挤压出来的生产力发展经济是一种危险的做法，如果用来发展外向型经济就更加危险了。因为国际市场的价格操控在别人手上，无论是原材料，能源或制成品的价格。难道中国人就甘心让中国成为一个由国际财团操控的世界血泪工厂？

回到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寻回真正共产党人的理想，不要做背信弃义，见利忘义的共产党的叛徒，是非常重要的。亦是维护国家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确道路。重新回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是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走群众路线，通过各个企业由全体职工经民主选举产生的职代会，行使董事会的职权，对企业领导层及整个企业的运作进行监督，这不但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防止领导层搞腐败，还有利于企业内部的团结，培养团队精神。社会主义企业与资本立主义企业的根本区别就是：社会主义企业是全体企业职工安身立命的地方，在改革中，我们不但要强调厂长经理的权责利，更要强调全体职工的权责利。有权力制衡的社会主义企业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相反，资本主义企业是资本家用以谋取暴利的场所，对工人招之即耒，挥之则去。试想，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像英美曾经拥有过的空间和资源，却要行这样的制度，后果将是什么？难道一些自称精英的人还要在中国再走一次蒋介石、马科斯、苏哈托，全斗焕曾经走过的路？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用失业压力来提高生产力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自杀行为，这种方法会导致工人阶级与执政党的对立，职工与企业领导层的对立。象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有三亿富余的劳动力，用这种方法，可以很快收到短期效果，是最容易做的事，但从长远来讲，却是为社会埋下动乱的祸根，并将会确确实实，让共产党失去执政基础。社会主义企业提高生产力的途径，要靠技术革新，设备改造，提升产业结构，当然也要加强纪律，改善经营管理，并要将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全体企业职工的利益挂钩，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要注意团结合作，发挥团队精神，使职工有归属感并敬业乐业。我常常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递进民主制才能救社会主义。今时今日，广大中国人民最需要的是什么？对于劳动阶层，是有保障的工作，使之能够安居乐业。对于学界，是自由发表意见，发挥聪明才智的空间。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处于高失业状态，就会形成财政支出的沉重负担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的发表思想言论的自由空间，就不可能建立起有生命力、有感召力和有竟争力的意识形态。这个社会就与传统的封建专制社会没有分别。任何曾经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社会革命或变革，以千千万万先烈流血牺牲为代价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就会很容易跌入他们曾经极力反对过的旧轨道。中国历史己经无数次地重复上演过这个过程。因此，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人的理想，是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原则立场。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为中国的庞大人口解决就业问题创造有利条件，通过统筹安排，让大家分享就业机会，社会主义企业的职工，通过工作轮换制，每工作三年，脱产二年，让另一批人补脱产的位。职工脱产期间，可选择去学校进修，以提高科技水平，并可通过进修，转行做更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工作，或搞文学艺术创作，或参加由国家统一组织的开发大西北或边远地区的服务，等等。使人生更丰富，更有机会发挥自己的潜能。二年之后，如果想回原来的工作岗位，提早两个月通和，就可作好安排。通过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工作轮换制，可以增加３０％的就业机会，而不会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这种工作制度能体现出广大职工是企业的主人、国家的主人 的社会主义原则。以国企改革为突破口，为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迈出第一步。国企改革成功以后，可以将这种职代会的制度推广到私企和外企中，收复社会主义的失地。这祥，共产党就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回顾党的历史，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的力量，为人民的利益去奋斗，才能成就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共产党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共产党员能以身作则，为全体人民的利益去奋斗，去起模范带头作用。任何人没有权利将经过千千万万先烈流血牺性建立起耒的革命政权变成他自己的特权，进而用这种特权去与国际资本交换少数人的经济利益。这样做会令广大人民失望，会被历史淘汰。历史给了中国共产党一次新的机会，去创建新的社会主义文明，为中国的和平崛起，走出一条新路。

草根

坚持正义是写作自由第一要义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在这里接受“写作自由奖”，我深感荣幸。借此之机，我想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写作自由”的含义。

对于每天以千百吨计生产文字的中国来说，数十万文字制造者当中有官方供养的文人，也有众多号称的“自由撰稿人”。前者这里不必多说，后者所冠之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呢？——应该说那不是写作本身的自由，而是接受定货与出售产品的自由。不错，写作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这种商业上的自由。

比较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雕琢语词、孤芳自赏、把玩风月逸事，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翻新和探索，在今日中国都不再受官方打击和整肃，甚至可能名利双收。不错，写作在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有了这种艺术上的自由。

应该肯定，写作有了商业和艺术的自由，比没有这些自由当然要好。不过我更想说明的是今日中国写作还没有的自由——那就是面对真实的自由，坚持正义的自由，揭露邪恶的自由，以及反抗强权的自由。

这些自由，在某些写作者眼里并不是最为要紧，因为对个人而言，有了商业和艺术的自由已经可以过得很好。固然他们也会有所抱怨，也要在不自由中求自由，但他们所求的自由并非是对不自由的反抗，而是对不自由的认可。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那“矩”即是被不自由所限定的边界，只要能够放弃对边界之外的自由的追求，就不会感觉到边界的限制，从而也就实现了他们个人的自由。

首届写作自由奖暨第二届倾向文学奖颁奖典礼于6月2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各界文学爱好者八十余人参加了这个以“写作自由”为旗帜的会议。现居北京的中国大陆作家王力雄获首届写作自由奖。图为王力雄致答谢辞。（多维社）

我所看到的（我希望我的看法有误），今天中国的作家大都满足于这种“不逾矩”的自由，在“矩”中过得不错乃至游刃有余。中国的权力体系已经很善于给文人编织金丝鸟笼，随时摊开一份关于自由的交易合同：我给你写作的商业与艺术自由，你放弃写作的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和反抗强权的自由。在其他国度里作家首先挺身担当社会良心的情况，很少在中国发生。我们的作家同行对此心安理得并能振振有词，依据就如高行健先生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词中所说——“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在我看来，身为自由社会之公民的高行健先生如是说无可厚非，生活在中国的作家以此自我辩护却是一种错位。我当然深信，任何对个性的张扬、对实现自我的追求，对于专制统治都构成一种瓦解。但是，追求决不是逃避，在今天的中国，闭眼不看、绝口不提邪恶和强权的“纯然个人”的写作自由，只能是一种放弃社会良心的自由——恕我言重——甚至是与邪恶和强权同谋的自由。

我不反对写作自由首先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自由，但是我也不认为那内在的自由可以与外在的不自由彼此相安。写作不是写字，写作的内容和使写作具有意义的思想与外在世界紧密相联。如果我们对外在的不自由不敢做声，内在的自由又从何而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我认为在今日中国，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以及反抗强权，应该是写作自由的第一要义。如果不考虑这些自由，写作自由的概念就成了虚伪空洞的侈谈，我们今天相聚于此也就没有了来由。

也许犬儒主义者们不会接受这里所谈的正义、良心等说法，他们最擅长的是质疑谁有资格去判定何为正义何为良心。对此我至少可以这样回答，只要专制权力依然横行于社会，就说明正义肯定尚未实现，只要世间还有苦难者的哭泣，谁有无良心就可以一目了然。

感谢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我“写作自由奖”。我深知本人并无值得一提的文学成绩走上这奖台，让我来此只是为了昭示一个原则——作家的身影要始终傲立于权势对面，而非在帮忙和帮闲的队列里游走。

感谢每一位来宾，我知道你们远道而来不仅是为了参加一个颁奖仪式，而是在企盼写作自由终能在中国实现，并期望写作自由的精神照亮每一个写作者的灵魂。
谢谢！

草根民主论壇发刊词

在女儿的帮助下，我设立了这个网站。网址：newcivilization.blogspot.com 意为新文明，中文网名是”草根民主论壇”。我一直认为，在所有曾经叫做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到了廿世纪九十年代都出现了大幅的倒退。究其原因，是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跟不上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生产资料公有与社会权力官僚化的局面，严重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问题的关健，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缺位。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本来是要解决上层建筑特权化、官僚化、脱离人民大众的问题。但实践证明，用一批新官僚去取代旧官僚决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如果不改变从上到下发号施令的运作形式，人民大众的意志和利益就无从体现和保证。这十几年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活生生的事实证明，如果领导层不受到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监督和制约，国家改变颜色是多么容易。但我相信，只要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因恶性竞争而造成生产过剩和越来越高的失业率，就必然导至少数人越来越富和多数人越來越穷。社会的发展如果是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来滿足少数人眼前的欲望，这种发展就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人类社会历史证明，古往今来，只要有一小部分人打着各种名号想要骑在大多数人头上作威作福，以所谓的威权来奴役、压榨大多数人，不管他们的名字是叫作帝王将相、奴隶主、地主、资本家还是核心或精英，他们都必将遭到大多数人民的反抗。因此我相信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再度兴起。我同时相信，只要社会主义制度确立真正体现人民大众意志和利益的民主组织形式，不管这种组织形式叫递进民主制或其它别的名字，社会主义运动就必定能够翻开新的一页。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剝削、每个人都有充分的机会发揮自己潜在的特长，过有尊严的生活，为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使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充滿意义和价值。这就是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这种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递进民主制(参看王力雄的递进民主网站www. Dijin-democracy.net)和工作轮換制(参看本网站的文章: 关於工作轮换制设想的补充说明)能够向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提供比现存在北美洲的，布什宣称值得通过軍事手段向全世界推广的资本主义制度更充分和实际得多的民主和自由。通过这种上了新台阶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真实的由人民大众享有的民主和自由将会唤发出人民群众无限的创造力。这种蕴藏在群众中的创造力不单能够用最短的时间解决现时官僚体制无法解决的贪污腐败、环境污染、社会治安日益恶化这些每个中国人天天都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可持续发展，和谐团结、日益繁荣富强的中国在人民大众拥有参政议政的民主权利后将不再是一句空话。最关链的问题就在於我们是选择民主或是专制。中国已走到十字路口。请积极为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向草根民主论壇投稿。中国需要新制度，人类需要新文明。本网站愿意为构建新制度新文明提供自由发表意见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