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的未来需要新路

作者： 王 力 雄

人类至今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是社会权力的私有。即使是号称民主的社会，权力也是被特权阶级把持。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财产私有制，却没有解决社会权力的私有制，这是导致社会主义运动挫折的根本原因。

解决权力私有要从制度着手。如果只是靠革命家的自觉，一旦革命家离去就会变质，这几乎无一例外。而由私有的权力去掌握公有的财产，变质的掌权者非常容易把公有财产掠为私有，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情况。

最有可能建立社会权力公有制的，是仍然保持财产公有制，并且仍然保持革命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这种权力所有制的革命能够获得成功，对人类未来有划纪元的意义。

下面介绍一种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土壤上产生、却无法在滑向资本主义的中国现实中生根的制度——递进民主制。

递进民主制概述

“递进”二字主要不是指时间的循序渐进，而是指民主的形式——既不是大规模的直接民主，也不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而是在逐层递进过程中将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参与式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新型民主。“递进”二字在这里更多是描述一种结构。
递进民主制由“递进委员会制”和“逐层递选制”两个部分组成。

按照现实社会的劳动组织和居民组织结构，首先由最基层的单元组成自治委员会，每个成员都是委员会委员，以协商方式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本单元所有重要事务，同时选举出委员会的主任。

对本单元，委员会主任的角色是充当委员会决策的日常执行者。

同样，各基层单元的上级组织也成立自治委员会，其委员由该组织所囊括的下级单元的委员会主任构成。那些主任代表选举其的下级单元，参与上一级组织的事务协商和决策，并选举上一级委员会的主任。

在这种关系中，下级自治委员会的主任具有双重身份，他同时属于两个委员会，在下级委员会，他是当选人，在上级委员会，他是选举人。这样的关系一直向上延伸，最终由全国各省长组成国家管理委员会，决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国家元首。

这种结构的直观形象就是由多层、多个委员会自下而上组成的委员会系统。整个社会都被这个系统包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其特点——即各级委员会所选举的委员会主任自动成为上一级委员会委员。

在这种结构中，“逐层递选制”和“递进委员会制”是一体的。递进委员会在逐层递选过程中产生，而逐层递选又由递进委员会完成。从实现民主的角度，递进民主制首先保证每个层块之内实现“直接民主”，再把这样的层块利用“间接民主”递进地搭建在一起，最终组合成整个社会的“递进民主”。

委员会形式是民主参与的最佳方式。递进委员会系统可以把全体社会成员包容进不同层次的委员会，等于全民都可以参与民主管理。

不过，协助行政首长履行公务的职能部门负责人是由行政首长任命。助手有时权力很大，然而这种权力只是出自首脑的委让，仍然是实现首长意志的工具。而工具是不应该自治的。只有不服从即可撤换，才能保证工具的服从和有效。不过行政首长是被委员会有效制约的，所以无需担心任命制被滥用。

始终立足“经验范围”

规模是民主的最大难题。当今世界的民主都是大规模民主，因而无一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只能采用“代议”方式。

真正的民主是民众参与管理的自治，在代议制中，民众已经把治理权委托给了“代表”，因此就不可能是自治的，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治只能与直接民主共存，而直接民主受限于规模，惟有在小范围才能实行——这是递进民主强调“经验范围”的原因。

“经验范围”就是范围内的所有成员都可以进行充分的直接沟通，能够在没有主持人的情况下自行完成协商、决策，以及选举。递进民主制的结构是与现实社会的劳动组织和居民组织一致的，这种结构的每个单元都处于“经验范围”中。

在“经验范围”中，个人的局限性可以降到最低，每个成员对情况都充分了解。而只有在了解的基础上，协商、决策和选举才可能是真实的。

递进民主制以“经验范围”构建整个社会。即使到了国家元首与省长组成的国家管理委员会，也属于同一“经验范围”。他们的能力、修养、资源和信息的差距都不大，不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这种情况对递进民主结构的所有单元都是一样的。

随时选举是关键

递进民主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是随时可以通过重新选举更换当选者。现在这种间隔数年才能进行一次的选举，给了当选者脱离民众意志的可能。

大规模民主不能做到随时选举，是因为每次选举都需要大动干戈，成本高昂，而且必须由选举机构主持。递进民主制的选举在“经验范围”进行，成本低廉，随时都可在无需主持的情况下自发方便地进行，从而能够以随时选举随时制约当选者。

“随时”并不意味会导致频繁的选举，反而因为有“随时选举”的可能性，实际发生的选举可能会更少。因为这种规则会使每个当选者在进行决策和行使职责之前，在头脑中“模拟选举”——即对他的决策和用权，委员会中反对和赞成的比例会是怎样，并随时根据反馈进行调整修正，直到确信得到多数赞同之时才会将决策付诸实行。这使得当选者的决策和行使职责总是能获得多数选举者的赞成，现实选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会成为无需发生的了。

权力合一

递进委员会把选举、代议、管理合并为一个系统，而不是分成不同系统。这从分权学说看是不合理和危险的。然而如果从递进民主的结构整体考虑，每个权力集于一身的当选者都处于“经验范围”的“随时选举”制约下，是足以保证其不会滥用权力的。

递进民主制其实也不是没有分权。每一个社会单元都是自治的，已经是一种分权。以往的分权是把公权力根据属性横向分割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使其各自独立，相互制衡。递进民主制的分权则是多维度分权，把公权力划分给每个层次的每个层块，使其各自自治，相互组合与平衡。分权程度更超过三权分立。

而从另一个角度说，公权力以一体方式使用，效率会高，成本会低。人为地将公权力切分成其实是一种防止权力腐败的不得已。在西方政治史上，三权分立有时导致三权相互对抗，极端情况甚至造成国家权力真空。从本质上说，权力横向分割的结构并不合理，就像让人的脑、心、手各自独立、各行其是一样。递进民主制的每个层块内部权力合一，保证高效和灵活；而层块之间递进的约束和制衡，同样可以避免权力腐败，而且是更好的方式。

递进民主制不光是一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个全民组织，或者说就是一种社会形态。 它是包容所有社会成员，从基层层块不断向上组合的自治体系。每层立法都在下层立法的制约下进行，由下层主导并出自下层需要。如同专制结构不愿意把权力往下交一样，自治结构也不愿意把权力往上交。因此除非是必须的，下层一定会尽可能少立上层之法。每个自治体都会尽可能自己解决问题。这种状况的累积效果，最终会使高层法律减到最少，改变“国家愈糟，法网愈密”的情况。

把选举、代议、管理三者合为一体的系统，只有在能够满足“经验范围”和“随时选举”的前提时，才会使选举和代议名副其实，使管理不会脱离民众利益，也才能体现出这种体制的长处。迄今为止，只有递进民主制可以实现。

“隔层保护”——决策者与群众间的缓冲

递进民主制存在“逐层递选”和“递进委员会”的层次，高层当选者因此不必直接承受来自基层的压力，只需得到本层块选举者支持，就可以制定决策和行使职责，即使与社会情绪不符，民众一时反对，间隔的层次也可以保护其不受冲击。

西方民主制缺乏这种隔层，因此容易导致迎合大众的“短视政治”。其中最致命的是当前泛滥的消费主义。即使社会领导人明知危机在前，但若不去促使经济数字不断增长，必定在选举竞争中落败。

全球生态问题从来不是普通社会成员能把握和该把握的，而是需要通过社会的总体节制进行解决。然而在一个没有“隔层”的民主制度中，由热衷消费主义的大众直接选举领导人，社会的总体节制是不可能建立的。

递进民主制中的当选者不是由大众投票决定，而是所属的委员会投票决定，和大众之间隔着层次，不受直接制约。当选者需要迎合的只是委员会，若不负责地逢迎大众倒会被委员会罢免。这种性质决定了递进民主每递升一个层次，理性程度也会相应提高。这种递进正是把大众局限逐步拼接为全局的提升，是西方民主制所没有的性质。

“递进自治”和“递进联邦”

递进民主制在理念上与联邦主义完全相容，但是在方法上与目前的联邦制不同。递进民主制认为没有个体自治，自治和联邦是徒有虚名。目前的联邦制只有成员体自治，而无个体自治，因此只能被视为是成员体“自己统治”，而不是本质意义上公民自治。

真正的自治应该是自下而上，从里向外，由每个社会成员不断组合成更大的自治体，最终囊括所有社会单元。这是一种“递进自治”的社会结构。

递进民主制的每个单元都是自治的，同时又以联邦形式组合在一起，因此递进民主制可以被视为一种发展到极致的联邦制。其联邦囊括社会所有层次，一直延伸到每个公民，所有单元都是以联邦形式组织在一起。在这种意义上，递进民主制也可以称为“递进联邦制”。这样一种逐层递进、最终囊括全社会的联邦，最彻底地实现联邦主义的理念。

随着全球一体化，世界成为地球村，人类越来越结为命运共同体，可以预见未来会出现覆盖全球的超级联邦。虽然处理信息的能力和工具不断进步，现代社会的协调与管理却没有变得简单，反而随着规模的扩大愈加复杂，趋向不堪重负的治理危机。要解决这种危机，惟有以自治取代统治，把信息分散于自治体。让大部分信息被层层消化于内部。只有如此，自治社会规模的扩大才不会使管理能力达到极限。因此未来的“世界政府”只有依赖递进民主制才能实现。

实现平顺转型

以递进民主制进行政治转型，无需整体地转换社会框架，而是可以对每块“砖瓦”（每个社会单元）进行转型，通过“砖瓦”转型的扩大和积累，最终实现整体转型。这使得递进民主制具有与原政权体系保持配合的弹性。委员会机制在于妥协与合作。实行递进民主制的单元对内自治，对外则继续服从旧体制，遵守原有规则，政权系统因此不会导致断裂。

递进民主制从“砖瓦”向上继续转型的过程，可概括为“用递进民主制自身的方法实现递进民主制本身”。当一个组织内的下属多数单元实行了递进民主制，该组织也就可以（而且必然）开始实行递进民主制。直到多数省长由递进民主产生时，会组成管理国家的委员会，选举国家领导人。那时整个社会就完成递进民主制的转型。

从转型角度论，递进民主制不需要推倒重来的另起炉灶，可以在原体制内部自下而上逐层递进地实现，这决定了它有最大的继承性和平顺性。

多党制是西方民主制的核心，只要政治改革走西方民主制道路，多党制无论如何绕不过去，最终一定要面对。在西方民主制下，参与大规模选举需要广泛动员选民，运用媒体，进行宣传和表演，由此带来筹措资金、吸纳人才、调查研究等活动，都不是自然人可以做到的，须有千百人协同努力，以相互认同和科层关系把他们组织在一起——也就是政党。递进民主制把大规模选举变为经验范围选举。选举者和被选举者互相了解，能够直接沟通，因此不需要动员、造势、宣传和包装，也不再需要筹措款项，所有选举活动都可在人与人之间自然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没有了政党功能发挥的余地，政党因而变成多余，因此可以避免党争政治。

化解国内外压力

苏东解体后，社会主义失去了可与西方民主制匹敌的理论，处处理亏词穷，落于下风，在大是大非上始终被西方意识形态主导。面对西方民主制的压倒优势，共产党要么最终被西方民主制埋葬（迟早之事），要么只能寻找一条新路，进行有别于西方民主制的政治改革。递进民主制正是这样一条路，既能实现西方民主制包含的民主理念，又能超越西方民主制，成为与西方民主制并驾齐驱的另一体系，提供一套独立于西方意识形态的完整说法。只要开始递进民主制进程，就能傲视西方意识形态，使其失去讨伐口实，国际压力也会因此缓解。

共产党主动采纳递进民主制，进展节奏可在相当程度上自主控制。这是因为在抗争与等待之间，人们总是愿意选择比较容易的等待。只要公布变革方案和日程，并按日程逐步兑现，社会就会产生等待的耐心，哪怕时间稍长都可接受。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合法性作用，共产党的高层当权者因此可能掌权时间更长。

对国内，政治改革跳出西方民主制轨道，等于闪开了原本集结于对面的政治反对联盟。反对派基本是被西式民主理念整合在一起，并以西式民主手段为武器的。政治改革走西式民主之路，正好给他们崛起的空间，共产党无论如何难以与之竞争。而采取递进民主制，相当于换了一个舞台，把西式民主的舞台晾在一边，从而避免与其直接交手，使其失去发力点，共产党则可占据舞台中心，充当改革主角，控制主动权。

递进民主制是自下而上的逐层变革，最后才触及高层权力；从最高当权者自身利益考虑，推行递进民主制既不影响其在任期内保持权力，又能使其成为人类理想的探索者载于史册。当递进民主制自下而上延伸到最高层之时，共产党会随之失去权力，不过那可以被视为其主动开创的新纪元，而非是失败。

那时也不意味高层改革者就此退出政坛。在递进民主制改革过程中积累了相当道义资源的改革者，可能仍然会当选递进民主制实现后的国家领导者。

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

目前共产主义运动失去了“大是非”。原本的理想被搁置到遥不可及的未来，实际所为归结到唯利是图的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改革失去主义支撑，没有思想体系，最终可能变成失控的怪兽——这正是今日中国的教训。历史上的伟大领导者总是想方设法赋予改革以理想和哲学意义，为的就是保持对改革的驯服。

递进民主制有丰富的理想资源，在人民主权、大同社会、直接民主、全民参政、自治、联邦、族群问题等眼下各种政治制度都望洋兴叹的方面，递进民主制都可以独辟相当大的空间，从而能够占据大是大非的制高点。 相比之下，代议制只是一种缺乏价值支持的技术手段。实行递进民主制可以建立一套自立于世界的体系，足以对西方体系自傲，且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的脉络连接，保持意识形态连续性，在继承社会主义传统的同时跨入更高层次。

共产主义理想曾长久激励人类，这个理想的今日败落，问题不在理想本身，而在于实现理想的路径。公平与效率长期是人类的不解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市场，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在所必然，也一定免不了落入专制乃至暴政。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类对总体节制的需求只能加强。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对人的自利本性若不进行节制，人类不可能从贪婪与疯狂的物欲轨道上自行退出，最终难免落入同归于尽的毁灭。

当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节制、并且还需要加强节制时，共产主义运动留下的惨痛记忆就应该成为一种强烈提醒：未来社会的节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实在是意义重大，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为公平（也就是为节制）找到一只“无形之手”，并让它与效率的“无形之手”和谐共存。

递进民主制可以成为这样的“无形之手”，它以灵敏的反馈和自动调节机制始终保持于最佳状态，无需权力介入，也不会随当政者更换变化。它能使每个社会成员的意志都得到同等表达，从而实现公平。在这个意义上，它的基础是自由主义的，能够提供广阔的自由平台，但是它又不会放任，而是以“理性的逐层提炼”和“隔层保护”，在自由平台上搭建起保护人类安全未来的总体节制。

灵魂救赎的革命与暴力失衡的悲剧

作者：张宏良

国庆期间，灵魂如同沐浴佛光圣辉般两次得到升华：先后观看了国家大剧院首场演出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中国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杜鹃山》。席间是用心在观赏，而不是用眼睛在看，因为眼睛已经被泪水模糊了，从头至尾，泪水滚滚，感慨万千。一是感谢胡锦涛新政让一度被作为文革罪状而遭到镇压的红色经典又回到了舞台，又回到了人民中间；感谢中央芭蕾舞团和中国京剧院的精彩演出，或许是残酷的阶级压迫让演员找到了真实的感觉，两场演出的艺术感染力都超过了文革时期的原版演出。二是感慨1921年开始的人民革命居然输得如此悲惨，柯湘和红色娘子军所展示的中国妇女反抗压迫、崇尚真理、追求自由的伟大献身精神和英姿飒爽的光辉形象，竟然短暂的如同夏夜流星般地悠忽即失，重新落入了被压迫被蹂躏被损害的悲惨境地，并且是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境地。
奴隶社会，妇女只是所属奴隶主个人的玩物，至少不会遭受其他奴隶主的蹂躏；封建社会，中国小农经济的半独立性和宗教礼教的道德约束，使富人官僚只有像黄世仁、高衙内那样依靠原始的强暴才能蹂躏妇女；资本主义社会，虽然通过金钱的内在控制把广大妇女逼上了职业和非职业卖淫道路（常年按次数零售是职业卖淫，终生一次性批发给富人是非职业卖淫），但是随着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开始把越来越多的妇女从职业和非职业卖淫中解放出来；至于社会主义社会，那是妇女真正解放的时代，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时代，是人类历史上妇女的第一次完全解放，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同工同酬并且妇女生来就具有工作权利的时代，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妇女彻底摆脱了权力和金钱双重束缚的时代，那是一个保护妇女的《婚姻法》和《宪法》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时代。在中国社会主义时代，妇女和男人一样不仅拥有诸如罢工自由等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同时还拥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如四大自由等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历史上把妇女强制变成男性玩物的两大社会锁链——金钱和权力，前者被新民主主义革命砸碎了，后者被文化大革命冲垮了。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男性统治突然进入了一个悲剧时代：凭借金钱玩弄妇女的富豪被革命铲除了；凭借权力玩弄妇女的官僚又被诸如文革等政治运动压迫得整体阳痿，他们对已经翻身做主的中国妇女唯一能做到的性侵犯，就是关起门来躲在阴暗角落里进行手淫。借用佛罗伊德的“性本”学说，性欲燃起的仇恨是最原始最疯狂的仇恨，中国的官僚集团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包括在精英集团基础上再次衍生出来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之所以对毛泽东先后领导的政治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充满仇恨，其中很大程度上就是源自于这种阳痿的仇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仅导致了中国反革命右派集团男性力量的阳痿，甚至导致了他们对人类所有美好事物的感官阳痿，30年来他们不断地控诉说，他们其中许多人只要听到《红色娘子军》等至纯至美的经典音乐，立刻就会如同羊角风发作般地口吐白沫，倒地抽缩。可见他们对中国革命的仇恨和恐惧达到了何等极端程度。
或许正是这种极端的历史仇恨，导致了极端的历史报复，在世界各国妇女普遍解放的文明大潮中，曾经被全世界公认为男女最平等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解放最彻底的中国妇女，却被打落到人类历史上最悲惨的地狱底层，6亿多中国妇女在整体上被强制变成了精英的玩物，不仅包括一般白领在内的劳动妇女，甚至包括政府机关、大学教师等上层知识妇女，在客观上也变成了她们“上司”的任意玩物，如果敢于拒绝就要牺牲前途牺牲子女牺牲家庭，直至下岗回家、断绝活路，最终只有站在昏暗的路灯下被所有陌生男人玩弄。中国妇女的悲惨就在于，一旦不幸遇到一个流氓上司，所有中国妇女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老老实实接受上司的玩弄；要么站在寒冷街头被所有男人玩弄。无论怎样选择，结果都同样是被玩弄的命运。 媒体曾经报道，一个因拒绝厂长性要求而下岗的妇女，最终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成为那个厂长的嫖娼对象，每次那个厂长发泄完毕后，总是会扔下一句“既有今日，何必当初！”这个妇女的悲惨命运，最生动最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改革的本质特征：让每一个权贵都有权决定下属的命运，把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置于上司的掌握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残暴制度，在毛泽东时代，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所有工资福利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任何官员都没有剥夺或增加下属一分钱的权力，更不可能让工人下岗；相反，宪法规定的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倒是形成了民众对官员的强力制约。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虽然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四大自由，但是罢工自由和组建工会的自由，也使任何老板或上级不敢胡作非为。而在后来的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赋予了官僚集团每一个成员决定他人成败贵贱的权力；市场化的改革，又赋予了资本集团每一个老板决定他人生死荣辱的权力；并且权力和金钱的力量不受任何限制，任何试图限制权力和金钱的努力，都被精英集团贬斥为反对改革。结果就是中国男人整体上变成了精英集团的家奴，中国妇女整体上变成了精英集团的性奴，超过一千万中国妇女被迫成为职业妓女，以满足精英集团无边欲望的市场选择，所有需要养家活口的职业妇女都被迫变成了准妓女或妓女后备军。中国进入了人权发展史上最野蛮的时期。欧洲中世纪最野蛮的“初夜权”，也不过是仅能占有女奴一个夜晚，可是中国权力下放的改革，却使中国职业妇女不死不休地要满足上司永久的玩弄，摆脱魔掌的唯一希望就是自杀或被抛弃（辞职本身也是一种自杀和被抛弃）。可以说，与男人相比较，中国妇女在承受改革的所有悲剧之外的最大不幸，就是重新成为了男人的玩物，并且不仅仅是哪个人或哪几个男人的玩物，而是所有能够成为她顶头上司的男人的玩物，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国家的妇女从未有过的悲惨地位。
仅仅从中国妇女地位和命运的历史变迁就可以看出，为什么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棍都疯狂地咒骂文革和歌颂改革，中国所有贪恋财色的腐败官员无一不是改革的坚定拥护者和文革的疯狂反对者，30年来无一例外，所有被投入监狱甚至被押赴刑场的腐败贪官，无一不是到死都仍然坚定不移地拥护改革，连一个反思改革的都没有，这不能不说是有史以来最令人难解的奇特现象。按说，贪官奸商等腐败分子是超越意识形态的邪恶势力，在任何社会都是现行制度的破坏力量，他们能够百分之百而不是百分之九十九地拥护现行制度，这完全打破了以往社会发展的政治逻辑，甚至不仅是贪官污吏等腐败分子，包括流氓恶霸黑社会，买办汉奸敌对势力，台独藏独僵独达赖喇嘛，美国反华反共势力，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右翼势力，当今世界政治中所有反共反华反人民反人类反文明的反动势力，无一不是称颂改革否定文革。可以说，当今世界，赞扬改革否定文革的人不一定都是坏人，但是所有的坏人一定都是赞扬改革和否定文革的人。站在人性善恶的角度看，文革和改革同时创造了一种历史奇迹：文革的奇迹在于，所有的红卫兵造反派，包括那些文革一开始就被关进监狱的人，那些十年文革蹲了八年监狱的人，至今无怨无悔地崇拜毛泽东；同样，改革的奇迹在于，所有无恶不作的腐败官员流氓恶棍，包括胡长青、郑晓萸等在改革中被枪毙的腐败官员，也全都至死不改地崇拜Dxp。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哥德巴赫猜想”！是能否打开和谐社会大门的一把历史钥匙！
在观看《红色娘子军》和《杜鹃山》的过程中，脑海中一直梦魇般纠缠着一个问题：革命和复辟，是社会历史发展交响乐相互交替的两个基本乐章，整个世界概莫能外，为什么世界各国历史上革命后的复辟往往只是制度性复辟，很少发生复辟后对老百姓进行大规模血腥清算，唯独中国革命后的复辟充满残暴血腥，报复起来没有任何文明底线？为什么中外国家老百姓对革命的态度那么不同？西方欧美国家的老百姓那么容易革命，那么喜欢革命，把革命看作是“盛大的节日”，并且革起命来无所顾忌；中国老百姓则十分畏惧革命，宁可上吊自杀也不敢挑起革命，即便跟随别人革命也一定是所有活路全都断绝以后，并且革起命来，也是如同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好像“绘画绣花，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就拿60年代波及世界的文革风暴来说，至今仍然被知识界妖魔化的中国红卫兵，充其量也不过是贴贴大字报、搞搞大串连、开开批斗会，可是他们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同行战友，则无所顾忌十分潇洒地掀起了真正革命：法国“五月风暴”大学生把机关枪架进了校园；意大利的红卫兵则更是潇洒，干脆把国家总理拉出来一枪毙了；美国黑人运动更是放火烧了全国数十座城市••••••，而所有这些国家革命后的复辟只是恢复了旧有秩序，并没有任何国家发生对参与者的清算行为，无论是美国知识界还是欧洲知识界，都没有发生对本国“文革暴行”的妖魔化控诉，美国没有清算黑人运动，法国意大利没有清算学生运动，唯独中国三十年来一直在控诉在清算，并且清算范围之广，镇压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被清算者命运之惨烈，可谓是旷古未有，仅一个人口规模不大的浙江省，被镇压被清算者就有四百多万人。直到今天全国上下都在喊，民主自由具有普世价值，然而这个普世价值可以普及到任何人头上，就是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不仅不能普及到红卫兵造反派头上，即使没有造反的左派也不能享有普世价值，今年四月份上海一家官方刊物就公开发表文章声称，替老百姓讲话的左派不享有宪法规定的各种自由。
虽然中国历史上就有杀光革命者的传统，从来都是不杀尽最后一人不罢休，当年清政府屠杀太平天国的南京大屠杀，就是全部杀光，其残暴灭绝程度远远超过后来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杀，至少日本人没有把南京的中国军人全部杀光，改革开放后全国推崇的曾国番，就是因为屠杀革命者如同剃光头那样一个不留，获得了曾剃头的称号，后来的国民党蒋介石，也是“宁可错杀三千，绝不放过一个”地全部杀光，但是除了国民党还乡团之外，一般都是仅限于屠杀革命者，很少有针对老百姓的历史清算。中国八十年代以来却形成了对老百姓的全面清算：终身工作、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价格补贴等统统作为改革对象被取消；住房、耕地等最后的安身之所被地方政府支持的开发商强行占有；针对下岗工人和进城农民等失业者摆摊谋生而建立的各种名目的执法大队，控制了全国所有城镇的每一个角落；抗战初期曾经有句话，叫做“整个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后来却是整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摆不下一个百姓摊位。如此旷古未有的全面剥夺，用西山会议改革精英的话来说，就是“要把当初被共产党夺走的再夺回来”，其实他们剥夺的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当初跟随共产党翻身解放的老百姓。比较一下影响世界政治文明进程的四次大革命就会发现，无论早期英国大革命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法国大革命后的波庞王朝复辟，还是20世纪末苏联东欧巨变对十月革命的复辟，都没有发生对全国老百姓的清算，俄罗斯复辟后国家财政一度依靠借债度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都没有剥夺老百姓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福利住房，不仅没有剥夺原有福利，在经济好转以后还在大幅增加和完善社会福利，唯独中国发生了对全体老百姓的剥夺，并且是政治经济的全面剥夺。这说明对老百姓的剥夺并不是实行私有化和市场化的结果。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唯独中国发生了对老百姓的全面剥夺和清算？对照一下中外革命就会发现，是由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与世界其它革命最大的区别，就是革命的方法主要是灵魂救赎而不是肉体消灭。英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法国大革命处死了国王路易十六，俄国十月革命处死了沙皇尼古拉二世，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处死集封建皇帝和卖国者于一身的赙仪，并且还把他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使其从人性异化的灵魂枷锁中彻底解放出来，完成了人性回归的伟大过程，那是一种如同高僧得道般的大幸福大自在，当1960年赙仪第一次拿到选民证时兴奋地说道：“我第四次当上了‘皇帝’——我和我的六亿五千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为什么而生活，懂得了真理和正义。”此时的赙仪，已经达到了生命涅磐的至高境界，那种能够浸透整个生命的由衷的快慰、幸福和从容，绝不是权钱名利能够替代的。四场革命中四个皇帝的不同命运，显示了中外革命的不同性质，欧洲三大革命采取了肉体消灭的方法，中国革命采取了灵魂救赎的方法，不仅把封建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包括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甚至人伦尽失的军统头子等，都能让他们迷途知返、人性回归，和赙仪一样地成为了觉悟新人，在自觉融入普通劳动人民的过程中重新找回了幸福的自我，享受到生命的快乐。这是中国革命不同于古今中外一切革命的最本质特点。西方文化占有和征服的哲学本质，决定了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方法，包括宗教本身都是采取暴力革命和战争的手段完成了自身的净化，中国革命则是采取了宗教的悲悯情怀和灵魂救赎方法，不是通过肉体消灭的方法，把罪恶连同恶人一起铲除，而是通过灵魂救赎的方法，在铲除罪恶的同时把恶人也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实现老百姓的身体解放和作恶者的灵魂解放，这是古今中外所有宗教共同追寻的铲除罪恶的最彻底的终极方法，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放全人类设想的现实方法。今天站在世界一体化立场上回看中国革命开辟的这条灵魂救赎道路，就会由衷地感觉到毛泽东的确是超越人类一切宗教大师和思想大师的最伟大导师，为当代全球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和谐道路。虽然中国革命的爆发不是毛泽东决定的，但是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完全是由毛泽东个人因素决定的，是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为寻求人类彻底解放而进行的伟大探索。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有的革命和运动，无一不是灵魂救赎的运动，革命成功后把旧政府人员全部包下来，把知识分子全部养起来，对资本家实行和平赎买，对旧的剥削集团实行和平改造，对当时企图重新欺压百姓的党内官僚集团实行文化革命，主要通过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等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方法，消除他们身上由数千年剥削社会形成的异化本质，促使他们自觉地回归人性，回归人民。有一件小事最能说明是毛泽东赋予了中国革命灵魂救赎的性质，50年代初西藏达赖喇嘛发动武装叛乱失败后仓皇出逃，被解放军铁桶般包围起来，毛泽东直接命令前线指挥员悄悄让开一条道路放达赖出逃。直到今天，西藏人民提起毛主席仍然还是那句话，“毛主席，红太阳”。可以说，放走武装叛乱的达赖这个举动在任何国家都是绝不可能的，当初美国亚特兰大叛乱已经平息后，为了给叛乱者留下地狱般的历史恐惧感，在全城居民已经放下武器的情况下，仍然被联邦政府军队一把大火烧得干干净净，数千名哀求的老人妇女尽数葬身火海，无一生还。对无辜平民尚且实行灭绝手段，对叛乱头子会如何惨杀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达赖能够活下来，并且还在前几天获得了美国总统布什亲自颁发的金质奖章，实在是因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是毛泽东，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来领导，恐怕达赖至少已经轮回两遍了。虽然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人类社会摆脱杀戮走向大同的根本出路，是人类最终回归真善美的必由之路，是通向人性阳光普照世界的辉煌大道，但是作为这场革命主体的中国人民却要为此付出惨重代价。
道理很简单，灵魂救赎的革命是佛领导的革命，不会对反动派造成历史恐惧感，没有历史恐惧感约束的反动派一旦复辟，报复起来便没有任何底线。历史上的反动派就其阶级本性来讲，在实行阶级报复的过程中是没有任何底线约束的，他们唯一顾及的就是革命阶级的镇压和专政，革命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在客观上形成了反动派阶级报复的底线。欧洲所有革命后复辟的反动派，之所以没有对老百姓进行全面清算，就是由欧洲革命的肉体消灭性质决定的。欧洲革命是人领导的革命，实行的是以百倍的红色恐怖来回答反革命白色恐怖，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毫无例外地对反动派进行肉体消灭式的坚决镇压，英国大革命的领导者克仑威尔，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彼尔，创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十月革命领导者列宁，尽管他们的阶级性质和历史地位不尽相同，但是在实行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方面却是完全一致的。正是欧洲残酷的阶级镇压和阶级专政，造成了反动派巨大的历史恐惧感，在他们颤抖的灵魂深处设置了一条不敢跨越的报复底线，一旦触到这条底线，就意味着他们的后代他们的亲属也将遭受同样甚至更加惨烈的下场，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不断缩小着反动派的报复底线，最后达到暴力均衡，通过暴力威慑力量在国内建立起非暴力的斗争秩序：民主和法制。可见，严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是消除血腥阶级报复的唯一有效手段，暴力镇压和暴力威慑是建立和平民主的政治秩序的前提和基础。当初列宁被刺后苏联共产党以加倍的红色恐怖回击敌人，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领袖被刺事件；纽伦堡审判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纳粹领袖包括已死去的希特勒，结果是德国彻底悔改了；东京审判放过了战争主犯天皇，结果是至今日本仍然对周边国家跃跃欲试；美国唯独对日本扔了二个原子弹，炸死日本数十万平民，原子弹的蘑菇云还未消散，日本就欢天喜地做起了美国的二奶，至今也没有日本人控诉美国核轰炸；韩国政府直到现在还在追查没收二战前韩奸及其亲属的财产，其决绝做法完全超过了文革期间的红卫兵造反派，被没收财产的韩国人不仅没有将其指控为历史浩劫，反倒由衷地表示赞同；美国的犹太人遭到抢劫后哪怕是悬赏百年也要追拿罪犯，所以美国的劫匪很少敢动犹太人；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对资本家实行的是暴力剥夺，89年共产党被推翻也没有对掀起社会主义革命的老百姓进行暴力清算••••••，总之，人类政治发展的历史不断验证着中国古代法家的那个著名论断：“以战去战，以刑去刑”，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用暴力消灭暴力。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革命力量，就是用一次比一次更加严酷的暴力镇压和阶级专政，迫使反动派逐渐放弃了血腥的暴力压迫和阶级报复，开辟了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分歧的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
肉体消灭的欧洲革命和灵魂救赎的中国革命造成了反动派完全不同的感受：欧洲反动派每当举起屠刀时，就会想到自己的亲属子女将来肯定会更加悲惨地死于刀下，并且将会无一幸免，这种巨大的恐惧感往往使他们越来越有所顾忌；中国的反动派在举起屠刀时则没有任何顾忌，他知道哪怕是明天就发生革命，自己包括亲属子女无非就是过几天寻常百姓的生活而已，绝不会有性命之忧。在这方面，毛泽东是最让反动派放心的革命领袖了，不仅以灵魂救赎代替肉体消灭，以和平赎买代替暴力剥夺，把马克思主义凌厉的无产阶级专政，改为温和的人民民主专政，还严格限定了专政的原则是“大部不抓，一个不杀”，斗争的原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只触及灵魂不伤及肉体，其本意是想把奠定欧洲现代社会基础的三大运动——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思想启蒙运动——熔于一炉，掀起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解放运动，造就中国未来千年繁荣发展的历史基础。但是，由于灵魂革命不像肉体革命那样直观，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有没有发生革命只能任凭自己诉说，而反动派又恰恰是没有人格没有道德不讲诚信的群体，以谎言和自虐为能事，只要利益需要，莫说不在乎人的身躯可以从狗洞子里爬出，哪怕是从肛门里爬出也绝不含糊，违心说几句灵魂深处已爆发革命、主观世界已彻底改变的谎言又算什么，甚至能够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苦诉说，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的悲剧结局：革命的对象，是变革反动派的灵魂；反动派的对象，是消灭革命者的肉体；灵魂变换可以有无数次，肉体生命却只有一次；这就造成了反动派把革命看作是儿戏，虽然是让人不舒服的儿戏，而人民群众却把革命后的复辟看作是地狱，并且是十分恐怖的地狱；许多人宁可自杀也不敢革命，就是畏惧复辟后的恐怖地狱。江青的悲剧就是一个典型，江青不仅没有杀掉政敌，还为政敌求见毛主席、重新出来工作创造了条件，可是文革后如果不是党内元老陈云坚决反对，江青早在当时审判后就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了。所有看到江青和其政敌不同下场的人，都会对革命斥之一鼻，而对革命后的复辟不寒而栗。文革时期曾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老农陈永贵，在后来接受香港凤凰电视采访时就说过，他和华国锋集团的那些人全都受到过警告，如果胆敢乱说乱动，就不是党内行政处分问题，而是江青等人那样的法律制裁，虽然事情已过去了20多年，陈永贵仍然心有余悸地说：“他们这一手很管用，一想到江青的死刑判决，大家就都老实了”。可见，死刑的意义并不仅仅是惩罚罪犯本身，更主要的是震慑那些将要犯罪和正在犯罪的人。古今中外的反动派懂得这个道理，欧美等西方国家的革命力量也懂得这个道理，唯有一代大佛毛泽东，相信消灭罪恶比消灭罪犯更加重要，试图通过灵魂救赎的革命，既解放遭受罪恶压迫的老百姓，同时也解放那些已经异化为罪恶媒介的作恶者，实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全人类的解放。
在这方面，毛泽东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千古唯一的革命领袖，包括其个人行为也超越了世界五大宗教关于灵魂救赎的最感人传说。蒋介石当政时派人扒掉了毛泽东的祖坟，毛泽东进城后却下令把蒋介石的祖坟修葺一新，保管完好（扒祖坟和修祖坟在东方伦理中是天大的事情）；不共戴天的政敌张国焘只身叛逃投靠国民党后，毛泽东派人把张国焘妻子护送到武汉与其团聚，可自己的两任妻子却先后死于政敌手中，一个死于国民党的刑场，一个死于共产党的监狱。这也突显了佛领导的革命所特有的局限性：完全依赖于佛的个人魅力。在佛生前掌管下，革命可以让山川大地充满人性的阳光，让亿万人民都变成崇高和幸福的舜尧；但是一旦领袖去逝，革命发生逆转，由于没有像欧美那样由革命力量和反动势力分摊历史变革的暴力恐怖，而是由革命者独自承担历史变革的全部暴力，反动势力报复起来没有任何底线，由此造成的历史恐惧感特别可怕。回顾一下当初审判四人帮时王洪文的反常表现，就会知道那种恐惧感有多么可怕，像王洪文那种上海滩上造反起家的亡命之徒，在法庭上都吓的面色苍白、浑身颤抖，不顾堂堂一个中央副主席的身架，太监奴才般地点头哈腰去讨好那些小小法官，法官一个眼色一声令喝，他就立刻疯狗般地扑向其他被告，喋喋不休地主动揭发和作证，如同程序控制的机器人一般。人们不妨想一下，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亡命之徒居然都会吓成这样，一般老百姓又如何能够承受！这就是中国老百姓最能忍受专制压迫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是中国老百姓与西方国家老百姓对社会变革不同态度的根本原因。中国社会变革的全部暴力单方面压在老百姓头上，所以老百姓对革命十分恐惧，反革命则无所顾忌；欧美社会变革的暴力分摊在革命和反革命双方身上，并且反革命承担的暴力往往还多些，所以西方国家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革命，而复辟后反革命的报复则往往有所顾忌。如同今天欧美市场的道德秩序是严刑重罚的结果一样，现代欧美和平的政治秩序同样是暴力循环的结果， 欧美国家的民主几乎无一不是暴力较量的结果，或许有人会说北欧走的是和平道路，不错，北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形成的，但是和平道路本身仍然是阶级力量均衡的结果，力量均衡使反动势力对进步力量没敢也没有能力实行暴力镇压，正是力量均衡约束了双方使用暴力，北欧才走上了和平变革社会制度的道路，实现了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渐变过程。其实，中国近代以来每一次革命之前也都曾选择过和平改良的道路，辛亥革命之前有百日维新的和平改良，共产党武装暴动之前有陈独秀领导的和平改良，包括文化大革命又何尝不是和平改良的性质！结果回答百日维新的是菜市口刑场屠刀下滚落的脑袋，回答共产党改良的是“四一二”大屠杀的血流成河，回答文化大革命的则是对老百姓旷古未有的全面剥夺。目前胡锦涛新政提出的建立“学有所教，劳有多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社会，是中国近代以来形成的第四次和平改良，在此之前的光绪皇帝失败了，孙中山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胡锦涛能成功吗？无论能否成功，中国人民都只能抓住这第四次机会，争取通过和平方式结束暴力循环的历史，进入以非暴力手段解决政治争端的和谐社会。愿天佑中华，这一次能够成功！
中国革命以及作为革命主体的老百姓的历史悲剧，还不仅仅限于暴力分配的不均衡，比暴力分配不均衡更加可怕的，是单方面承受全部暴力的受害者，却被反动文人制造的刽子手文化妖魔化为制造暴力的恶魔。中国反动文人的极端恶劣品行赋予了中国反动派以西方反动派所不具有的极端残酷性，就是在用枪杆子杀人之后，再用笔杆子去继续杀人，运用手中的舆论工具完全颠倒地解释历史，让流氓去批判受害妇女淫荡无耻，让杀人越货的强盗去批判被害者野蛮残暴，把他们自己最残暴最血腥的所作所为和最阴暗最歹毒最肮脏的所思所想，全部加诸在革命及革命者身上，然后世代相传地不停控诉，控诉革命有罪、造反有罪，暴力革命更是罪上加罪，最让人感慨的是这种“暴力革命有罪论”，恰恰是通过极端残暴的暴力手段最终推广为一种社会普遍的价值观，这是世界历史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残酷文化，是中国反动文人独创的刽子手文化。并且这种刽子手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刽子手屠杀越彻底越惨烈，对受害者的妖魔化就越严重，控诉就越强烈，转而对刽子手的颂扬就越热烈。就拿中国历史上老百姓遭受的三次大屠杀来看，蒙军大屠杀，杀掉了汉人80%以上；清军大屠杀，同样杀掉了80%以上的汉人；从八国联军到后来日军的大屠杀，虽然屠杀规模低于前两次，但是其灭绝人性的程度完全相同。可是目前占据中国主导地位的那些学者文人，却一方面动用全部媒体大肆歌颂大屠杀的元凶成吉思汗、康熙、多尔滚；另一方面又竭尽全力地丑化妖魔化当时抵抗蒙军清军侵略的各地农民起义力量。他们之所以还没有拍摄歌颂东条英机、岗村宁茨等人的影视剧，不是因为日本人对中国的大屠杀，而是因为日本人战败了，否则，中国人每天晚上打开电视看到的肯定是东条英机的雄才大略，或者是岗村宁茨的赫赫战功。
著名的所谓“七杀碑”就是这种刽子手文化的典型说明。明末清初，入川的清军几乎杀光了四川人，300多万四川人被杀的只剩下一万多人，为了把杀光四川人的罪行推到40年前就已战死的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头上，就编造了所谓的“七杀碑”，把张献忠的话“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篡改为“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把张献忠妖魔化为杀人魔王。后世历代御用文人学者为掩饰反动集团对人民的残暴屠杀，无不仿效编造“七杀碑”的手法，“七杀碑”也就成为中国刽子手文化的千古经典，只要一发生屠杀百姓事件，“七杀碑”文化就会立刻泛滥成灾。此前曾看到一位空军大将居然扔掉枪杆子拿起笔杆子，写起了讨伐农民起义的历史论文，其中大骂张献忠是“禽兽”，根据也是“七杀碑”，当时十分震惊，中国人民解放军本身就是由农民暴动而来，最初称为工农红军，怎么会对同根相连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如此仇恨？后来知道了其驸马身份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宣杨“七杀碑”等历史谎言的目的，是要用史例证明多次被镇压的那些死难学生都是一些张献忠之类的嗜血暴徒。“七杀碑”这类如此低劣的谎言之所以能够成为史料依据，不是因为后来的反动集团和反动文人疏忽大意，而是因为相同的阶级利益和相同的屠杀经历，使他们故意歪曲历史。把人杀掉后再扣一顶嗜血暴徒的帽子世代控诉，是中国无耻的文人学者创造的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血淋淋的刽子手文化，中国的文人学者为了避免自己也成为这种刽子手文化的屠戮对象，便为这种残暴文化设置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道德底线，即对知识分子只可杀不可辱，而对那些不属于知识分子的造反百姓，则是可既杀又可辱，死后也要给戴上一顶暴徒或恶魔的帽子，并且把屠杀者所做过以及所能想到的所有最野蛮残暴最灭绝人性的手段，全部加诸在被杀者的身上，再纠集一帮下贱的狗男女搞些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进行情感渲染，历史上的善恶真假就这样被彻底颠倒过来了。
中国刽子手文化、屠戮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像欧美等西方国家那样反对暴力本身，而是只妖魔化革命暴力，并且越到后来越极端，目前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满清文人把杀光四川人的罪名推到起义农民头上，至少还是在真实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篡改编造，现代文人学者则直接颠倒黑白指鹿为马，把学生之间使用拳头的武斗控诉为最野蛮的历史浩劫，而把使用坦克装甲车对付学生的变革颂扬为五千年以来最伟大的盛世。中国有句俗语叫做盗亦有道，就是说土匪强盗都有着不可跨越的道德底线，而中国的文人学者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的约束，谁有屠刀就歌颂谁，谁被打倒就妖魔谁，这种没有任何道德约束的恶劣品行，连其效忠的主子都对其感到厌恶鄙视，耻于和学者文人同类，始终将其踩在脚下，这是世界历史上唯独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地位低下的根本原因。欧美历史上的革命暴力甚至超过反革命暴力，却很少见到欧美知识分子控诉和妖魔化革命的现象。英国大革命中处死查理国王的克伦威尔，杀得英仑三岛反动派尸横遍野，临死前还遗憾地感叹，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峡的阻挡，他会杀得整个欧洲反动派日夜颤抖；可是克伦威尔不仅没有像张献忠那样被妖魔化为嗜血魔王，反倒成为欧洲知识分子赞颂的英雄，世界大文豪雨果就是在歌颂克伦威尔的创作中竖起了欧洲浪漫主义的理论大旗。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巴黎街头枪决反革命的枪声持续数月之久，在“血色九月”中一次就处死了被关押的上千名反动分子，可是包括欧洲知识界在内的整个世界并没有因此而否定法国大革命，甚至对“血色九月”本身的反思和控诉都没有，包括中国最疯狂的反动文人都一直回避那场对反动分子畅快淋漓的大规模镇压，而对中国灵魂救赎性质的文化大革命，30年来却一直喋喋不休地咒骂为最野蛮的历史浩劫。大家不妨用电脑搜索一下，搜索法国的“血色九月”，几乎找不到一条相关信息，搜索中国的“文革浩劫”，一下子就能搜索出几十万条信息。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主流文人学者创造的一条最邪恶的伦理法则：宽容之所以被妖魔，就因为是宽容；善良之所以被蹂躏，就因为是善良；弱者之所以被欺凌，就因为是弱者；把被强暴的妇女骂作贱货，是为了今后继续强暴；对中国革命的疯狂咒骂，是因为中国革命没有杀掉他们及其同类。中国一代接一代绝大多数善良的知识分子，一代接一代善良的中国人民，都被这少数反动文人创造的邪恶法则蒙蔽了双眼捆住了手脚，一代接一代地不断重复着东郭先生的悲剧。期间只有二个人是清醒的，鲁迅和毛泽东。鲁迅生前反复告诫革命者一定要具有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不要被落水狗夹起尾巴的可怜样子所迷惑，而要趁其落水之时将其彻底打死。可惜鲁迅不是克伦威尔，从来没有拥有过暴力，无法避免革命者重复东郭先生的悲剧命运，“锄恶务尽，斩草除根”始终都是反革命单方面的政治专利。毛泽东在武装的反革命面前，态度是坚决的，谆谆告诫中国人民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敌人，绝不要重蹈那个被毒蛇咬死的农夫的悲剧，可是在那些已经夹起尾巴的落水狗面前，毛泽东一代大佛的悲悯情怀，终于还是像那个善良的农夫一样，同样把冻僵的毒蛇放在了温暖的怀里，试图通过灵魂救赎和思想改造的革命，结束中国数千年来以暴制暴的暴力循环，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也能过上人的生活，拥有人的尊严，不至于因为贫穷看着亲人死在医院外面，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妻女走上卖淫道路，不至于因为贫穷眼看着父子兄弟走进黑煤窑的不归路，不至于因为贫穷在接到儿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绝望自杀——，怎奈毛泽东虽为千古伟人最终还是失败了，不仅没能使中国人民摆脱那个农夫的悲剧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家人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妻子被判死刑最后自杀于狱中，女儿李娜重病缠身一度连医疗费都支付不起，临终前身边的侄子毛远新服刑期间唯一的女儿成了聋哑人••••••，再加上此前已经为中国革命遭难的六位亲人，可谓是真正的家破人亡！哪怕是稍有人性之人，每每想到这些，无不热泪沾衣、唏嘘感叹。不仅感叹主席家人的悲惨遭遇，同时还感叹中国再次被推上了暴力循环的旧有道路。
主席亲人尚且惨遭如此厄运，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老百姓特别是造过反的老百姓，境遇更是惨不忍睹。大批的造反派被押赴刑场枪决，成群的造反派塞满了全国各地监狱，凡是在文革中没有被打倒的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或者被审查或者被判刑，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生前搭档张钦礼便是一个惊天动地的悲剧典型。这位怀揣干粮徒步走遍兰考县每一寸土地，数十年一直带领群众治沙载树的共产党人，文革后作为县革委会主任被判处死缓，到2005年去世时在监狱里度过了30个年头，可30年的漫长岁月并没有让兰考县的老百姓忘记他们的带头人，听到张钦礼去世的消息，兰考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老百姓从四野八乡奔赴而来，来送送30年前在弥漫的风沙中和他们一起战天斗地的好书记好主任，白幡动地、哀歌震天、人潮翻卷，泪水掩面，从郑州到兰考百余里的道路旁祭奠的香案绵延不绝，许多年逾花甲的老人哭喊着跪倒在路边，一声声“张书记，您走好啊”的呼唤令天地变色、风云呜咽——，这是怎样令人心碎的一幅场景啊，数万百姓自发送葬的竟然是30年前就已入狱的一个囚犯！虽然历史上也曾有过老百姓自发送葬的场面，但那只不过是老百姓借机发泄的一种手段，事情过去老百姓也就忘记了。张钦礼是历史上唯一的例外，去世三年来，老百姓不仅没有淡忘掉，反而祭奠悼念的规模越来越大，三年来老百姓自发设立的各种墓碑已形成一个宏大的碑林，如此众多的墓碑上都写着相同一个名字：张钦礼，这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千古第一人文奇观！这座由天地正气、民族魂魄、人间伦理、百姓赤心铸造的宏大碑林，静卧在中原大地的荒原旷野上，在向狂风向日月向历史向未来讲述着什么是红卫兵，什么是造反派，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被狼吃掉的东郭先生——
或许有人会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同样有过暴力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不错，但这恰恰是中国革命悲剧结局的另一个原因。比较中外革命就会看到，欧美革命砍掉的都是皇帝国王等统治集团的塔尖，中国革命铲除的则是流氓恶霸军警宪特等统治集团的基座，这两种革命不同的镇压对象产生了不同的历史效果。欧美国家中官越大承担罪责越大，革命中被镇压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在作恶方面就越是有所收敛；中国则相反，官越大就越安全，官大到一定程度，甚至比绝大多数革命者还安全，如建国后那些国民党战犯，生活待遇要远远高于绝大多数打天下的革命者。这就在客观上发出了一个可怕的历史信息：要想避免将来被清算就只有做大官，要想做大官就只有作大恶，从而形成了罪恶大竞赛，谁的罪恶越大谁将来就越安全，这是世界历史上中国官僚最暴虐中国百姓最悲惨的一个重要原因。之所以会形成欧美革命杀上层、中国革命杀下层的不同镇压状况，同样是由东方文化的道德建设功能和中国革命的灵魂救赎性质决定的。与西方文化重视外在制度建设不同，东方文化更加重视内在道德建设，把规则制度等外在秩序只是看作实现人类完善的工具和手段，本身并不是变革的目的，通过道德净化实现人格的完善和发展，才是变革目的。所以不太在乎人们做什么，而更加在乎怎么做；做什么是制度决定的立场决定的，怎么做是品质决定的。制度和立场等外在因素决定的罪行可以原谅，道德品质等内在因素决定的罪行则不可以原谅，从而形成了“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的伦理法则。高俅陷害林冲西门庆谋害武大郎，被百姓视为十恶不赦的恶棍流氓；武松血贱鸳鸯楼怒杀张都监全家上下一十八人，却被百姓视为英雄。为什么？因为他们体现了不同性质的人格力量。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化身的毛泽东，自然把推动人格完善的道德力量注入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具有了灵魂救赎的性质，反映在革命镇压对象上，就是不在乎你的政治立场，更在乎你的道德品质；不会因政治立场而杀人，只会因品质恶劣、民愤极大而镇压；政治立场是制度决定的，不应由个人承担罪行；个人只应该对个人品质负责。就这一点来讲，中国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善最人道最高形式的革命，建国后那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良好道德风尚，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曾经彻底消灭了黄赌毒黑的唯一净土，就是这种革命的结果。如果是在中国革命中，英王查理一世、法王路易十六绝不会被杀，沙皇尼古拉二世更不会全家22人被尽数处死，因为就其对本国所犯罪行来讲，伪满皇帝赙仪的罪行超过他们三人的总和。虽然这种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具有巨大作用，但是却有一个根本特点，就是镇压的重点是在下层，因为采取极端野蛮残暴的手段虐杀革命者残害老百姓的，大都是处于统治集团底层的一些灭绝人性的人渣，如当初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和流氓恶霸，其手段之野蛮残暴，即使按照国民党的标准来衡量也都属于刑事犯罪，已经完全突破了敌对斗争的文明底线，不仅仅是对革命力量的犯罪，也不仅仅是对老百姓的犯罪，完全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犯罪，必须实行坚决镇压。所以中国革命可以放过军统头子，但是绝不放过酷刑折磨江姐的凶手；可以放过国民党战犯，但是绝不放过用铡刀铡死刘胡兰的刽子手；哪怕是上天入地搜遍天涯海角，也要把这些凶手绳之以法、斩尽杀绝。这就形成了放过上层只镇压下层的中国革命特点，这个特点在客观上推动了反动集团越来越疯狂的犯罪竞赛，把中国老百姓变成了世界上最懦弱最萎缩最麻木最冷漠最可怜最悲惨的老百姓。
我突然想起了被称为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科学前提之一的能量守恒定律，看来不仅自然界能量是守恒的，社会发展的能量也是守恒的，社会变革中诸如暴力、恐怖等要素完全是一个恒定量，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加诸在反革命集团身上的暴力恐怖越多，革命阶级和人民群众承担的就越少。发现能量守恒定律的西方人深谙此道，通过酣畅淋漓的革命杀戮，换来了今天的和平、自由和民主，并且坚定不移地固守着暴力均衡就是和平、恐怖均衡就是和谐的政治法则，迫使反动集团可以把暴力和恐怖加诸到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和人民头上，却很少敢于加诸到本国人民头上。目前中国右派在控诉和妖魔文革的同时，受其美国主子的驱使，大加歌颂和引进所谓优越的西方文化，这或许是冥冥中注定的历史安排，在灵魂救赎的革命失败之后，让右派把西方式的革命引进中国，如同主席生前所说“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旦中国革命脱离毛泽东生前设置的灵魂救赎轨道，中国所有的反动力量就会发现，否定文革的西方化道路是多么可怕，到那时他们就会发自内心地由衷感叹：如果毛泽东活着该有多好！当然，那些财产和亲属已经转移国外、自己也已经获得或将要获得外国国籍的买办汉奸，会庆幸那时自己已身在大洋彼岸，但是，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犯下的深重罪行，他们对世界上最美丽家园造成的毁灭劫难，属于人神共愤的反人类罪行，不仅会坚定中国人民的锄奸决心，同时也会激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怒追惩，即便有的能够漏网，也将永远生活在恐惧之中，整个身心都将堕入永远不见阳光的黑暗地狱！
我仿佛再次听到了那穿越历史天空略带稚嫩的狂野呼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造反有理——卡尔*马克思耗费四十年穷尽毕生精力论证的这四个字，全世界无产者抛头洒血实践的这四个字，中国2800万革命先烈在天之灵托起的这四个字，却被一个夹着大雪茄的苍老手指连同抽剩的烟灰一齐轻轻弹掉了，古老的中华民族再次失去了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机会。

古巴，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典范

作者：［美］丽贝卡•克劳森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美刊《每月评论》2007年5月号刊登了丽贝卡•克劳森题为《治愈裂痕：古巴农业中的代谢恢复》的文章认为，在全球农业和自然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今天，古巴农业取得了成功的经验：社会主义建立的新的劳动关系、新的参与式决策机制和新的土地和粮食分配体系保证了古巴农业在产量和可持续发展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成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农业的典范。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生态破坏》(《每月评论》2007年2月号)一文中所述，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矛盾，这一矛盾也于19世纪在代谢断裂及代谢恢复两个概念的帮助下已得到了一些揭示。代谢断裂描述的是积累逻辑如何破坏自然再生产的基本过程并导致生态可持续性的退化。此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道，通过破坏代谢的外部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强制自然的系统恢复服从社会再生产的调节法则。因此，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才能充分实现。古巴农业生态学的近期发展提供了断裂是可以治愈的具体实例，它不是简单地使用不同的技术，而是依靠食品生产的社会代谢关系的转变。
　　
　　“土地是宝藏，劳动是钥匙”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植根于他所理解的劳动过程中。劳动是人类调节、管理、控制人类和大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过程。土地和劳动力构成了所有财富的两个来源。去年年底与一组农业研究人员去古巴的时候，我看到一匹马车运载着一些有机农产品从一个位居高处的市区菜园驶向附近的社区。我留意到一个仓库的墙上留有这样的标语——“土地是财富，劳动是关键”。合作农场种植并为社区提供有机农产品，这就是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的生动表现。提供必需原料的土地，被看作“宝藏”。人类不能为短期利益过度开发利用它，而需要理性地有计划地运用生态学原理丰富它。劳动，作为“钥匙”的外在体现，可以取得土地的丰富资源，提供健康的食物并平等地将其分配给当地居民。
　　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指调节复杂的人与自然的交换，特别是养分循环。第二层含义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它指管理分工和财富分配的制度性准则。对代谢断裂的分析兼有这两层含义。从生态意义上讲，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农业不再是“自我持续的，因为它不能再在自身中找到生产的自然条件”。养分的获得必须依靠远程贸易和农业领域外的产业。这造成了土壤肥力和废物堆积的自然循环的断裂。
　　从新陈代谢广泛的社会意义来讲，人类和自然界之间产生的裂痕是由于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导致的。自然资源的私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以及城乡对立都导致了社会层面上的代谢断裂。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断裂体现在很多方面，例如公司对房地产的炒作，小农户对“专业”技师的依赖，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
　　
　　“这是美丽的工作”
　　
　　在古巴我有幸跟许多在有机农业种植园工作的农民谈话。我很沮丧我的西班牙语学得太差不能做流利的交流，但我还是能够问出一些简单的问题。“你喜欢这个工作?”我问一个已经领我参观过市里小块菜园的农民。那个农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这是美丽的工作。”通过对古巴的另外四个省的进一步实地考察，我得知了粮食生产方式的转变如何在古巴产生了实际作用：在不使用石化产品的情况下它可以提供丰富的食品，而石化产品是全球多数商业化农业粮食生产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古巴农业模式与养料的自然循环再次接轨。社会代谢关系的改造，使得生物多样性成为有利于粮食生产的一种资源。例如为益虫提供栖息地，而不是视之为一种挑战；新的所有权和分配体制使得种植、收割和消费各环节可以采取参与式决策制；引进新的劳动关系：当地农民和有训练的农艺师的互动使农作物尽可能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气候和地理环境。与质疑这种模式“只能发生在卡斯特罗的古巴”的怀疑论者观点相反，农民向我描述了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其他国家推广这种新型的粮食生产方式的经验。
　　
　　重建养分循环的空间关系
　　
　　古巴农业一直因其运用合理科学而实现有机农业得到称赞。例如国际组织因为古巴“发展有机耕作方法”投票授予其“有机农业的另类诺贝尔奖”。其成功的原因部分在于发现新的方法，还在于为立足当地的生产的优越性传递了新的信息。例如，古巴通过生产可攻击害虫的有机物而控制害虫的计划有其合理性。国家赞助研发天然杀虫剂和生物肥料，是创造一种常规农业的替代方案的关键；不过，这还不是代谢得以恢复的关键。为了了解与生态过程有关系的代谢裂口如何愈合，我们必须了解养分循环的空间再组织。
　　农作物和农场产出的农产品被运到远离人口集中区并产生废物堆积，以及人们与土地的分离(农村向城市的迁移)造成自然与社会之间的代谢断裂。为了丰富贫瘠土壤的生物结构，资本主义社会的农学家必须通过使用人造工业产品如氮肥不断为农田供应养料。这个食物生产体系割裂了养分循环的自然历史过程，并带来了远程运输食品和化肥的能源需求和养料在城市的下水道堆积等生态矛盾。与之类似，农场的动物与供给其养料的农场相分离，农作物肥料和家畜饲料之间的物质交换被打破，同样造成了一个代谢裂口。正如福斯特和马格多夫所言：“动物和供给其养料的土地之间的物理连接的破裂使得生产农作物的土壤中的养料和有机质的削减进一步恶化。”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增加农作物的施肥强度。人、农作物、牲畜相分离，打破了养料向土地的回流。
　　古巴农业在过去的13年里一直致力于重建养分循环和物质交换之间的空间关系。古巴农业生态学的一条关键原则是“通过植物与动物的结合，优化当地资源利用和提升农业内部配合”。通过改进人、动物和植物之间的空间关系可以减少远距离运输养料的需要，并通过利用就近的养料资源丰富土壤肥力。
　　
　　蠕虫、奶牛和甘蔗
　　
　　想种植出好的农作物的农民所需的基本要素是营养丰富的土壤。在特殊时期以前，古巴依赖于进口复合肥料以维持当时的农作物生产率。今天，将人力、动物和农作物副产品和自然分解联合起来的系统为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提供了重要的养分来源。使得土地养料得以补充的方法并不需要远距离运输或者密集的能源投入，而主要在于生物多样性和高效生态系统的功能。
　　在访问哈瓦那东部的一家合作农场时，我们看到有长长的矩阵土堆，它是用来饲养美国加州红虫的。这种蠕虫可以从有机材料中生产出腐殖质。
　　农民解释了利用动物废料比植物废料能使蠕虫更快地产出腐殖质，所以他一般从附近农场收集牛粪。因为奶牛饲料是当地农作物的副产品，所以牛粪本身其实就是当地养料循环的产物。虽然古巴科研中心几十年前就已经认识到，草料、豆类、农作物残余就可以很好地用来饲养牛，但是在东欧巨变以前，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和物价的便宜，肉类和谷物都是从前苏联进口。后来当地人才开始认真研究当地资源的利用。古巴研究人员发现甘蔗地里的副产品可以为牛提供生长的必需物，并且开始把这种“废物”作为牛饲料的最主要的添加物。甘蔗副产品包括蔗糖渣以及新鲜甘蔗残渣例如甘蔗梢。
　　当地农民使用这样一个养料传送的路径：养料从甘蔗田到牛槽，从牛粪到蠕虫箱，再到有机农作物基地，养料通过动物与植物的代谢活动而在这个区域内被连接起来。
　　
　　另一类牧场是可能的
　　
　　在特殊时期以前，古巴依赖集约模式养牛。苏东剧变后的困难激发人们寻找用当地资源饲养家畜的方式和手段。这使得小农业生产者传统的土地使用的方法被提取出来。草原草地研究协会的古巴研究人员认识到：“农作物生产和牲畜饲养相分离是对能源和养料的浪费。”这种整合也是修复粮食生产体系中的断裂的另一个正确范例。
　　因地奥•哈吐伊(Indio Hatuey)农场在一个种植有合欢树的地里牧牛，奶牛喜欢吃这种矮矮的树杈多的树的叶子和枝干，工作人员对这种树进行修剪以使得奶牛可以吃到枝叶。奶牛也喜欢啃这种树下的草。这种树有固氮作用，可使土地肥沃。
　　此外，牛粪有利于增强土壤肥力，这对树木和牧草有好处。古巴研究人员已经发现：“在农场面积较小，整合程度较高的地方，这种技术使用起来会很简单，其实这些技术也是保证养料循环和这个系统的功能所必需的。”
　　合欢树可以为奶牛提供阴凉，这样就会增加产量。为了使草进行足够的光合作用，树木按东西方向成排种植，以使得照射到地面上的阳光尽可能得到利用。合欢树的树根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维持土层结构完整，不会被侵蚀，并且人们很重视奶牛和树的比例以防止土壤板结。该农场的研究人员发现，使用这种放牧体制使得每年每公顷草原可产3000～5000公升牛奶，牛奶的脂肪和蛋白质含量也都有提高。此外，这种混合放牧的方法可以减少牛奶产量在雨季和旱季之间出现波动，还可以提高奶牛繁殖率。
　　混合放牧的方法不仅适用于养牛和生产奶制品，人们也正在针对绵羊、山羊、猪和兔子研究这种综合养殖方式。该农场正在着手研究在桔园里养马。马可以吃掉桔园地上的野草，这样就减少除草剂的使用，并能提供有机肥料保持土地肥沃。
　　这种农业方式的转变具有超越科技生产领域的意义。这个转变通过增强当地人使用当地资源养活自己的能力，直接或者间接地对小农场农民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产生影响。给我解释当地养料循环过程的古巴农民和研究人员使我明白，正是劳动人民共同努力才使这个过程可推行下去。新的劳动关系，新的决策结构，新的土地和粮食分配模式不仅使得古巴人民可以用可持续生态方式维持自己的生活，这些结构性的改变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的代谢方式。
　　
　　重建粮食生产体系中的劳资关系
　　
　　社会代谢的需求和关系被统治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的规则所制约，涉及的不是养料互换的物理规律，而是劳资关系和财产所有权的转变。
　　古巴传统农业依靠化石燃料和机械化，这在占有国家63％的耕地面积的国有农场普遍实行。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国有糖料种植园的覆盖面积是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三倍多，所以古巴60％的粮食必须从苏联集团进口。由于苏联解体以及紧接着的美国经济封锁，严重的粮食短缺给古巴人民造成了严重危机，每个古巴人平均瘦了20磅，营养不良的人从原来的不到5％上升到20％多。因而农村土地使用权和分配制度的改革是渡过粮食危机的关键。
　　1993年9月，古巴政府将国有农场调整为合作农场。这个新的计划把41.2％的国有农场改为2007个新的合作社，共有12.2万名工作人员。合作社拥有农产品，劳动人员靠其劳动付出而不是工资合同得到报酬。土地使用权的转变不仅有利于更好地使用有机耕种方式，它同时把劳动者和土地重新联系起来。古巴农业体系的设计还考虑到了稳定农村人口和扭转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潮流的需要。
　　除了合作农场，古巴政府将大约17万公顷的土地移交给了个体农民。这反映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观点——理性的农业要么是农民自给自足，要么是控制所有的相关生产者。农民免费使用土地并有政府补助，但是政府保留土地的所有权。很多古巴家庭现在都将农场耕作视作一个机会而离开城市变为农民。小生产者全国协会宣布说，其成员从1997年到2000年增加了35000名。新增加的成员多是有着年轻子女的成年人(很多受过本科教育)，早期退休人员，或者是有过从事农业生产经历的工人。
　　古巴还在城市废弃的地方引进粮食生产。，使用这种办法，曾经是垃圾场、停车场、堆放废弃建筑物的地方现在可以为周围居民提供有机农产品。现在，城市菜园可以满足古巴60％的蔬菜消费需求。
　　古巴政府认识到城市农业的潜力，因此成立了城市农业部。国家承认城市居民可以拥有1/3公顷空地，只要他遵守有机耕作方法。
　　古巴农业模式认识到人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限制了粮食体系的很多机会。农业决策中的参与式民主目标已被融入到新的耕作模式中。例如，较小的合作农场可以得到古巴人民理事会提供的帮助，古巴的15个省都建立了人民理事会。人民理事会由当地的粮食生产者和技术人员组成，粮食生产者和技术人员共同合作，为当地的农民提出关于最适合本地状况的生产方式的建议。受过培训的农艺家与当地的农民共同决定什么是对本地生产最合适的技术。
　　农民的知识也被吸收进了农业会议和学术报告中。古巴农业和林业技术员协会(ACT－AF)主任费尔南多•马卡亚曾谈到2006年11月他参加的关于城市农业的一个省级会议的情况。会议提交了105份研究报告，53份由粮食生产者提交，34份由科研技术人员提交，12份由理论专家提交，其中女士有61名。年轻一代参加学校的农业俱乐部，老师们开设生态学课程。ACTAF资助的项目把木偶戏带到小学，示范如何种植和使用不同的草药。新的劳资关系使填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人为鸿沟成为可能。
　　这里还有一个与社会农业代谢相关的特殊问题——收获的“财富”如何分配。为解决人们可以持续性地分到粮食，每个人都有一张配给卡以保证每个古巴人可以得到最低限度的粮食。孩子、孕妇和老人的日供餐量受到密切关注，学校和工地的膳食价钱有意降低，医院三餐则是免费的。
　　邻里小菜市场从附近有机农业种植园购进产品，以远低于较大的社区菜市场的价钱为负担不起高价的人们提供新鲜蔬菜。在2000年初，古巴城市有505个菜市场，其蔬菜价钱要比农户自由菜市场蔬菜的价钱低50％—70％。为了增加产量和使生产多样化，古巴在1994年开放了个体农场菜市场。一旦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得以满足，个体农场主菜市场就会为生产者提供另一种分配食品的方式。尽管私营菜市场按照市场供需原则运转，但政府还要进行管制以防止价格欺诈和勾结。
　　低收入群体被确认出来，政府建立了社会救助方案以解决他们的粮食保障。
　　
　　拉丁美洲的主权农业?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粮食生产的社会代谢裂痕由于土地私有、脑力体力劳动的严格分工、劳动成果的不公平分配而恶化。古巴的农业模式系统地超越了这些异化状况，它通过合作生产、参与式决策和多样化的分配使农民与土地再次结合起来。这种生态上可持续的和社会公平的景象能否延伸到古巴岛以外的地方?
　　古巴农民前往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帮助当地农民建立与之类似的粮食生产体系。事实上，古巴出口的快速增长是最近才有的。古巴招待了很多从美国和其他地方前来参观的农民和农业技术人员。古巴的农技师在教授海地农民有机耕作方法，同时也帮助委内瑞拉推进新型的城市农业运动。
　　不单是古巴农民在传播这些理念，整个拉丁美洲的农民运动都在回归传统的耕作习惯，并要求重新分配土地以便于保障生存的食品的生产。拉丁美洲农业生态学院于2005年8月在巴西帕拉那建立，它是由两个农民运动组织(无地农民运动和农民之路[Via Campesina])合作创办的，该校的宗旨是把农业生态学的规律运用普及到拉丁美洲的所有农村社区。根据无地农民运动的工作人员罗伯特讲，这所学校要在农业生态学的基础上建造一个新的范式。他解释说，这个新的范式要和小规模生产和国内市场相结合，尊重环境，为主权农业的建立作出贡献。(参见http://www.landaction.org网站)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写道，这个领域(指农业领域。——编者注)的自由只有这样才存在，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用理性的方式管理人类和自然的代谢关系，人们的集体力量可以控制它而不是把它看作一种盲目的力量受它控制；在最有价值的和最适合人类本性的环境中花费最少的精力达到目的。
　　某种心理障碍往往把这种设想看作不可能的，这种心理障碍是由一种短见形成的——就好像当前商业化农业所认为的：牛不能在树林里养殖，庄稼不能依靠虫生长；农民不懂得科学，随着日益追求利润最大化，生态和社会体系中的代谢裂痕越来越大。古巴的农业发展向我们展示了代谢裂痕愈合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它现在就可以做到。这些经验向拉丁美洲其他地区的推广将有望带来更深远的变革。
　　[王维平、戚桂锋：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中国古巴对比强烈 让国人震撼

(博讯2005年5月10日)
随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代表团在古巴逗留5天，其间的见闻感受，颇耐人寻味。
　　破旧政府大楼与先进社区医院
　　我们住在名叫“小湖区”的国宾馆，相当于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那里植物茂密，繁花似锦。湖中很多水鸟，在盛开的睡莲中游弋；相貌奇特的火烈鸟，成群穿梭在椰树林中。

　　这个国宾馆为巴蒂斯塔统治时期(1933～1958年)一位权贵的别墅，建筑很别致。但内部设施却简陋得令人吃惊：一楼大厅尚凑合，几张沙发，围着一台彩电；楼上的卧室竟没有电视、电话，空调是窗式的，开起来轰轰作响；卫生间更为原始，洗脸池小得无处放自备的盥洗用具。推开隔壁陈章良的门，只见他躺在床上发愣。“你这屋还多一个衣柜呢！”我说。当我伸手拉柜门时，门板居然掉下来砸在头上，原来这是一个老胶合板柜。我俩慌忙用柜中一个黑塑料衣架，将两扇柜门好歹攒在一起。
　　一楼有个明亮的餐厅，长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整洁的餐具，另侧为厨房，有几位女服务员，负责我们的饮食。她们态度极为亲切友好，至于餐桌上的内容，5天几乎一样：面包、土豆汤、米饭和一些烤鸡。对于厌烦山珍海味、繁琐宴会的我来讲，实在是又节省时间，又便于控制体重。每次正餐后，每人还能得到一根雪茄。古巴雪茄，闻名全球，实为难得的纪念品。
　　首日我们拜会古巴卫生部长拉格尔，奇怪的是会见被安排在我们住所的一楼大厅中进行。拉格尔是骨科专家，20世纪50年代就随卡斯特罗上山打游击，胜利后一直负责党的外联工作，是政治局委员。由于政府重视卫生工作，让他回原专业抓卫生。这位部长清癯的脸上刻满风霜，两眼炯炯有神。他介绍了古巴卫生服务体系近况，说近10年来，古巴在美国封锁下，经济虽然困难，但每年仍拿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近9%的预算用于公共卫生事业。
　　会见后从使馆陪同人员处得知，古巴卫生部大楼的设施过于陈旧简陋，所以才把会见地点移到我们住处。我们的住所已简陋得超出想像，政府办公楼能是什么样子呢？
　　次日，我们访问了古巴全国人大的教科文委员会办公室。那是一座简易的二层楼，楼梯狭小得难以两人并行。上面一个接待室，除粗糙的桌椅外，一无所有。其后又访问了教育部，那是座十几层的大厦，年久失修，斑驳陆离。电梯十分落后，会议室中的桌椅同大楼一样陈旧。会谈完毕要去洗手间，主人显得有些紧张，原来这层楼的洗手间已被锁上了。又领我们下到五楼，进入厕所才发现，各种便具和水管，几乎锈蚀到难以维系的程度。据教育部长介绍，古巴十分重视教育，每年投入教育的经费，占GDP的11%，卫生经费也占近9%，而这两个部机关却如此寒伧，这钱都到哪儿去了？
　　当我们参观完古巴的基层医院、学校及研究所后，才发现这钱的去处。古巴1000多万人口，拥有6.9万名医生，8.2万张病床；每千人拥有6.2名医生，7.9张病床，婴儿死亡率仅为6.9%，人均寿命75岁。这些数字在世界上也是名列上游的。
　　此后，我们参观了哈瓦那一个基层社区医院，不仅建筑漂亮，医疗设施也十分齐备新颖，同政府办公设施形成强烈反差。古巴全国不分城乡，全民终身公费医疗。小病到社区医院，大病到中心医院，治疗和医药等全部免费；若需住院，连伙食也免费。
　　古巴学校设施和我国城市中学差不多。但古巴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100%，在完成6年小学教育后，99%的学生可接受中等教育。不仅免缴一切学杂费，连校服也是国家免费发送的。1959年古巴建国前的文盲率为90%，仅有3所大学，而现已发展到63所，正在实施高等教育普及计划。
　　看到这些，我对那些破旧的政府大楼肃然起敬。好钢用在刀刃上，巨大的教育与卫生拨款，全都用于实处，真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虽然古巴经济困难，财政拮据，但其投资都优先用于人的发展。卫生是人一生体格健康发展的保障；教育是人一生思想知识素质发展的保障。把财政预算主要用于这两项，实在是明智之举。现在我国倡导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对于卫生与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同古巴实在无法相比，再看各地各级政府建筑设施之豪华，令人深思。优先投资于人，投资于人的发展，看来是个必须重视的战略目标。
　　“官本位”弱化
　　受美国长期封锁，加上缺少市场经济的活力，古巴经济依然踯躅不前。温饱虽早已解决，但商品仍不丰富，许多生活品仍凭证供应。城市中很少见到新建筑，工地也很少。哈瓦那的老城建于1776年，有许多雄伟多姿的西班牙古典建筑，因此而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现在虽开放供游人参观，但仍缺少维修。可是古巴人的生活却显得十分悠闲、快乐。人们贫富差距很小，每周五天工作，生活节奏缓慢，似乎十分闲散。街道上小汽车也川流不息，但大多为旧车，据说古巴人修车的本领特大，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制伏尔加等旧车，仍在街上行驶。常见不少人在路口举手招车，古巴人习惯于有空位就捎人。政府公务车若有空位，还必须捎人。可见社会和谐、治安稳定之一斑。
　不仅政府建筑设施陈旧简陋，干部生活也同样俭朴。即使部长也住在普通的居民公寓楼中，每户也就100多平米。听说新上任的外交部长，尚未分到住房，仍住在岳父家里。我们见过3位政治局委员，都十分俭朴，从未发现警卫随从之类，更见不到前呼后拥的现象。除卫生部长外，我们还拜会了著名芬莱研究所所长坎帕女士，她既是国际知名的生物技术专家，也是政治局委员，待人十分和蔼，完全是学者气质。在她主持下，古巴的生物技术从上世纪60年代起步，到80年代就很具规模，一些成果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在古巴的干扰素与某些疫苗等制药产业，达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不仅在南美市场占主导地位，在欧亚市场中也有一定份额。
　　会见免不了宴请。一般的宴请主宾各坐长桌一侧，上菜时首先送给第一主、宾，但再下来可就不按顺序了。虽然座席是按双方的官职大小排序的，但上菜次序却是女士优先，无论随员还是翻译，凡女士皆先上，男士则在其后。此次访问给我的感觉是，“官本位”在古巴已被深深弱化，他们的上下级间、干群间，皆充满平等的同志关系。恐怕这也是为什么古巴几十年来，能在美国鼻子底下生存发展的原因之一。经济上收入差距不大，干部清廉不搞特权，再加上较完善的教育与卫生等社会福利，使整个社会较和谐稳定。在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社会动荡不定的拉丁美洲，古巴算得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博讯 boxun.com)

古巴应该如何坚持社会主义？

作者：［墨］海因兹•迪特里奇
《国外理论动态》 2007年第4期


　　魏　文　摘译
　　
　　2006年1月1日http：//www.rebelion.org网站刊登了墨西哥著名左翼学者海因兹•迪特里奇题为《古巴：一旦菲德尔去世挽救革命的三个先决条件》的文章，分析卡斯特罗一旦去世，古巴党和政府如何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采取措施保卫和坚持社会主义。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卡斯特罗提出的任务
　　
　　2005年11月17日，菲德尔在哈瓦那大学对古巴面临像苏联那样的革命结束的危险发出了警告。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他提出了一项任务：探索“什么是使一个革命进程不可能逆转的思想或觉悟程度?”
　　2005年12月23日，古巴的外交部长、菲德尔的前私人秘书费利佩•佩雷斯•罗克再次要求人们关注菲德尔的演说。他在古巴国会(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坚持说，“我们应当高度关注菲德尔在大学发出的这个号召，关注这句话：革命可能被逆转，逆转可能不是因为敌人，而是因为我们的错误”。
　　
　　二、保卫革命的三个环节
　　
　　费利佩提出了一旦菲德尔去世挽救革命的三项政策，他要求未来的执政者从现在起就要避免可能回到资本主义。
　　(1)通过一种对人民没有特权的领导，保持领导的道德权威。(2)保证大多数居民的支持“不是建立在物质消费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思想和信念的基础上”。(3)阻止出现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如果我们让它出现的话，将再次是亲美国佬的，亲跨国公司的。决定性的问题是谁得到收入：是多数人和人民，还是少数跨国公司寡头和亲美国佬的阶级；问题是所有权归谁所有，是归人民，归大多数人所有，还是归腐败和屈从帝国主义的少数人所有，归美帝国主义所有”。
　　外交部长的第一个建议显然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必须看未来古巴政治制度的结构是否允许这一建议的实现。关于第二项原则，涉及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之间的辩证法，必须考虑到列宁的教导：统治阶级(在古巴这种情况下是领导阶级)的稳定不能脱离它解决“革命任务”的能力。
　　
　　三、伦理观、消费和觉悟
　　
　　菲德尔在11月所表达的和现在费利佩所说的中心思想是，人民忠实于他们的领导人及其历史性计划应当主要来自于伦理观(价值观，理想和信念)，而不是来自消费主义。这样界定没有将古巴社会现实的辩证的对立统一性反映出来。正确的界定是伦理观与消费的对立统一，而不是伦理观与消费主义之间的绝对对立。
　　正如马克思说过的，一种由历史条件确定的工人消费资金，表现为可变资本。这种消费资金在本质上以分层的方式决定着人们的物质生活质量。现在全球范围内占统治地位的消费模式是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尽管对多数人来说不能达到，但它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以至于许多人为了到达相关国家，甘冒生命危险。
　　唯心主义的伦理观继承柏拉图式的蒙昧主义，并每天被天主教教义道德上的虚伪所强化，这种伦理观不承认(物质的、感觉的和肉体的)消费有“价值”。对于革命的社会主义和科学来说，由于宇宙是由物质和能源构成的，因此它们的伦理观都必然是唯物主义的和辩证的，必然认为物质的再生产、对物质的享受和感觉是人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事实上，人类的大多数以经验为根据按这一准则行动。对他们来说，达到和特定历史阶段相适应的一定的生活质量就是一种价值：这种追求极其有力，甚至比某些道德的价值或“精神上的美德”更强有力。当然，物质的东西可以辩证地变成为其反面，即精神的东西。
　　在古巴，冲突发生在第一世界中产阶级普遍的消费方式与古巴生产力水平和国家重新分配的制度允许的消费之间。第一世界中产阶级的消费方式每年通过200万旅游者和每天电视台播放的美国电影传达给古巴的居民。
　　在这种情况下，一项提高觉悟的运动可以减少某些不必要的消费，但是进入因特网，得到教育、健康、居住地的可流动性、适当的个人的或集体的交通工具，特定的娱乐方式和娱乐场地，一定程度的性宽容等，与一定的形式上的自由一样，是当前拉丁美洲生活方式的必然组成部分，任何教育运动都不可能取消这些。
　　在这个意义上，给青年人在思想上打预防针，使他们不去追求他们认为公正的和必要的生活方式，这只能在少数人身上成功。更有希望的是承认这些，进入一场公开的辩论，特别是对青年人!一场像90年代工人议会那样风格的辩论，将使年轻人认同应该采取当前可行的消费方式。
　　在古巴现在的情况下，求助于革命的纪律和伦理价值，让大家像卡斯特罗或切(•格瓦拉)那样，将不会使形势的总体情况改变，因为客观条件不支持这种话语。对于多数人来说，民主地讨论消费的选择将更有效，例如讨论在更多的医院或交通或住房或私人消费等等之间如何选择，以及讨论国家条件可能允许的实现途径。更多的教育、知识和信息就会产生更多的知识和主观意识。更多的主观意识不可避免地意味着更多的民主的愿望。所有意义上的民主(正式的、社会的、参与的)与适当的“公正的和必要的”消费一样，已成为一种人的实践的根本价值；对这一价值，政府必须作出回应，以便不致产生制度不能吸纳的抗拒。
　　根据技术控制论和认识论，我们知道一个被发现的制度上的问题可以通过调整进行修复。当然更有效的办法是采取预防性措施。菲德尔和费利佩充满激情地号召人们关注危险是预防性的调整，也就是说，古巴意识到必须在菲德尔去世之前采取措施。
　　
　　四、决定性的问题：所有权和经济的剩余
　　
　　费利佩将剩余确定为经济中决定性的问题是有道理的。但是必须扩大这个决定：不仅谁得到剩余是关键，而且谁对剩余做出决定和决定的方式也是关键。这是经济民主的问题，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中这是忌讳的，但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它是关键。当大多数人事实上被排斥在如何使用剩余(用于投资、消费、国家的预算、外债的支付等)的决定之外时，是国家还是跨国公司或美国佬拿走剩余对他们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
　　古巴的剩余产品的大部分跨国公司拿不到，多数人也拿不到，只由国家接收。
　　古巴的生产资料从本质上说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在多数人手中。如果是多数人的，多数人将保护它，因为常识是，谁也不会自己偷盗自己。盗窃和不珍惜财产的事件发生是因为：国家所有制被很多人看成一种别人的所有制或不知姓名的所有制，可以通过偷盗将其私有化。当事情是这样时，消除腐败和盗窃将是困难的。结果，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即利他主义地为所有人生产不太行得通。
　　国家所有制的概念如同有人提出的，类似于资本家的所有制，可以轻易地被私有化。所有制在市场经济中本质上意味着有转让经济资产的权利。不论是好是坏，这在古巴是不存在的。但是，劳动者也不能决定这种生产资料的收益和相应的剩余产品如何处理，因此也不是这些 财产真实的所有者，他们就不会努力地保护它。
　　
　　五、新的资产阶级势力的危险
　　
　　卡斯特罗说，如果我们让它出现，新的亲美国佬和跨国公司的新资产阶级势力将再次出现。在古巴大资产阶级不应当允许出现，也不需要允许出现，因为国家已经取代它的经济职能。比如，生物技术的创新一生产一商业联合企业履行着跨国公司的职能(竞争力、创新、资本)，它的经济内容比资本主义的经济更为人道。
　　于是剩下的是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也就是说，小规模的商品生产的问题。让我们记住列宁对这个阶级的警告，但是我们也要记住：(1)在历史上的某个时期必须建立新经济政策，但要确保有能力通过强大的苏维埃国家的垄断权力控制资产阶级的倾向；(2)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国家都不曾有能力提供有质量的某些服务，如在烹调业方面；(3)国家不能向城市提供多样化的小企业、商店和文化机构等；(4)这种经济的控制能够通过税收和法律制度去实现；(5)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小企业在经济上再生产的保障只能由国家通过保护主义和补贴来提供，这就是为什么委内瑞拉工业联合会支持玻利瓦尔进程以及拉丁美洲的小农和小企业家支持美洲玻利瓦尔替代方案的原因。
　　总之，在列宁领导下的苏联的小资产阶级的情况与今天拉丁美洲小资产阶级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必须具体地分析它，以便知道能对它容忍到什么程度或是不能容忍。
　　
　　六、同样重要的问题：政治上层建筑
　　
　　2002年6月，费利佩曾经谈过同样的问题，当时的结论是在司令(卡斯特罗)可能缺席的情况下，保卫革命就是要保卫统一的党、集中化的经济、政治上的团结和保存武装力量。在帝国主义侵略期间，保持统一的党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让它具有灵活反馈的控制能力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否则就会出现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样的结局。
　　列宁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党的概念，他当然知道所有能持久的政治领导体制必须在如下三个领域保持信息的流畅和实际的辩论：(1)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部；(2)党的中层干部和党员之间；(3)在党的高层、中层干部、党员和群众之间。这种控制的质量对于优化整个控制系统是根本性的。
　　在苏联后来的政治实践中，现实的民主与垂直(关系)之间必要的平衡被放弃了。对不同意见的过分压制就是宣布党的新的垂直领导压倒了真实的民主，就像天主教法庭的世俗的篝火的灰烬压制了人们对秩序的异议。“批评与自我批评”只发挥了牧师忏悔室一样的作用，政治警察的报告划定了公民生活的质量和可能性。这样，苏联创造了一种顺从的制度和政治文化，取消了社会主义之前本来就不多的社会公共领域，即从古希腊的广场到法国革命时的文学俱乐部这样的机构和文化。
　　事实上，资产阶级进行战略辩论的公共领域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中消失了，这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不幸的后果，倒使资产阶级的政治上层建筑在优化决策上取得优势。伊拉克战争可以成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当前，在美国，国会、电视台、国家最主要的报纸《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在大学里对如何撤出伊拉克泥潭正进行激烈的辩论。
　　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下转第18页)(上接第14页)这种公共领域是不存在的。战略的辩论在封闭的大门之后在党的最高层内进行。然后官方的立场向下传达，在党的下级机关讨论。最后通过媒体和电视台向多数人传播。多数人被排斥在战略辩论之外，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是战术性的讨论或是官方说法的简单的重复，这些新闻是由同样的记者们提供的。与在工人议会发生的美妙的经验不同，公民变成了政治、经济进程的观众，而没有变成它的制造者。
　　
　　七、对古巴共产党至关重要的问题
　　
　　实际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保证先锋队的性质或我们所说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灵活的反馈控制机制?
　　任何调控制度的质量本质上取决于两个参数：(1)它的敏感度，也就是说，从发现制度发生偏向到这一信息传递到中枢要多少时间；(2)制度纠正偏向需要多少时间。这两个参数又取决于党和国家测量国家运转体系的机制的质量和数量(如通过选举、民意测验等)。
　　菲德尔在11月的演说中问道，为什么古巴的经济学家在苏联垮台以后没有发现不应像以前那样保持糖业部门?古巴的经济学家没有发现不应原样保持糖业部门的结论，这似乎意味着他们缺乏专业技能和常识。我觉得这是一种不真实的假设。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没有说正确方案是因为古巴的上层建筑不具备进行战略公开辩论的氛围。
　　发现偏差以后，就必须依靠坚强的党和政府迅速地纠正偏差。
　　费利佩的提问是很重要的，它应得到一个非形式化的而是实在的回答；非战术性的而是战略性的回答。如果没有做到将辩证法或列宁设想的灵活反馈控制机能重新赋予统一的党，重建公共领域的战略性的群众性的辩论以及使社会和党内的运作机制尽量公开透明，将不可能在卡斯特罗去世后保卫革命。
　　外长本人彻底理解党的灵活反馈控制机能是党的前途的关键。他在自己的演说中解释古巴没有像苏联那样倒下去的原因时，引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说，“古巴未崩溃的原因是，菲德尔既是政府的首脑也是政府反对派的领导人”。费利佩补充说，“这是关键的：他并不顺从于政府所做的一切，他是很多实践的主要批评者，这使他对我们古巴革命的进程有一种特殊关键的作用”。因此，对于共产党员来说，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是，“什么将是能取代菲德尔个人的富含辩证法的机构和制度?”
　　
　　[魏　文：新华通讯社]

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

作者：郎咸平
——记9.30房地产金融高峰论坛郎咸平发言

主持人：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为我们做主题演讲，一位是郎咸平博士，郎咸平博士是美国霍顿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首席教授，是近年来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第二位重量级嘉宾是铜锣湾集团总裁陈智先生他现任中国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商业地产联合会主席，陈智先生从1996年起就在中国提出了Shopping mall的概念，今天我们还要请出几位合作单位和大家一起分享两位嘉宾和他们平时在自己的企业运营中的一些心得。

郎咸平：这是一个很沉重的题目，沉重到什么地步呢？各位回想一下，我国这么多民营企业家，基本上不是房地产商就是投资巩固商。一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经济结果并没有看到我们的经济体系出现像三星电子等等具有竞争力的行业，而是不断地在房地产行业里面打转转。我很有幸最近访问了两个城市，一是银川，另外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是武汉。银川在上一届的领导领导下小而美，这次我去了以后领导改了思维要发达一个大银川，要以房地产拉动银川的发展。这次武汉市邀请我对武汉市提出个人的意见，会前武汉一直跟我打招呼说请我要骂他（众笑），我不会骂他。武汉也希望以房地产提升发展，在会上武汉市提出一个数据，武汉市的平均房价是三千块钱，并没有所谓的泡沫现象，我当时说可能我这个人才疏学浅，历史上的经济没有哪个是以房地产出现的，这个思维在我们伟大的中国出现了。一个城市连一点竞争力都没有，光盖房子能把经济拉动起来吗？最多拉起来是泡沫而已，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不理解。


深圳、香港或者是银川，或者是大武汉，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我们所应该追求的是这个城市是一个独特的竞争力，以竞争力发展一个城市的未来，这个城市上去了，民生富裕了，房地产是一个后续的工作，要发展一些配套的措施，房地产推出来才有人去买。这个过程如果颠倒过来，拿房地产作为增长产业将会是什么代价？到最后你会发现房地产的泡沫反而阻碍了这个城市的发展。

举一个例子，大上海的发展，上海的房价之高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一个银行而言，他要设立一个办事处他到底是去上海承受两三倍的高地价还是干脆去北京算了？这个浅显的道理说明高房价所带来的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你看那个城市发展是红红火火的，背後是城市的竞争力不断上升，我不敢想，小小的城市每平方米三千，我想谁买得起来？他们说好卖得很，我听了都难过，这个都是炒作。以房地产发展经济水平这是极其危险的。

我们对于房地产行业寄予太多的厚望，缺乏行业的组织，更多的是缺乏一个主要的思路。我们很浅显地认为这个城市短暂的繁荣最重要，短暂的繁荣当然可以靠房地产，对各种原材料增加内需，各个行业短期内看起来是很红火的，但是长期之下怎么办？这个城市的经济能力在哪里？话说回来，这一次香港的立法局代表团来到深圳跟广东其他城市很激动，说我们是否应该把制造业再引进香港？谈了很多很奇怪的话题，香港一些比较专业水平的理解提出一个批判，就是“回答我，除了中央政府替你搞的拉动你的零售业的条例之外，你有什么样的竞争力？香港有什么广东省没有的竞争力？”没有一个竞争力的城市如何长期地打算和发展呢？这是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

我刚才讲的是一个宏观格局的问题，但是这个房地产问题要落到实处，到底这一次的宏观调控对我们房地产业是什么样的调整和什么样的思维过程？我们讲房地产本身我想说明的问题是思维层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方向总的方向是错误的，全国的房地产是非常危险的，这几年我从来没有对于国内听过国内有三星、通用电气跟他们学习他们发展的行业，我没有听过一个城市谈过这个问题。甚至在大上海地区“科教兴市”，对于这个话题我在上海演讲，我说科教兴市的本题要搞清楚，科技能不能振兴一个城市。反过来问一个问题，你们认为整个浙江地区、大上海地区的高科技发展是怎么发展的，除了本地高科技产业以外，不可讳言，台湾的IT产业大逃亡到大陆，是一个重大的转机，你们认为像这样的行业在国内是有前途的吗？台湾的IT行业为什么会出逃到大陆？这个理论我们一直没有谈过，事实上这也是大家关心的话题。

我最近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例，我们发现这个现象是值得我们各省市注意的，尤其是这些希望发展房地产的，连浙江省、大上海地区以IT产业为主导的长三角地区我认为他们面临很重要的危机，我拿三星电子和台湾的IT行业做比较，三星电子最后展现的实力有几项？第一，他有上下整合的价值力，第二，他有全世界13个全球设计中心，三个设计学院，专门设计产品的外观，才能席卷市场，他还有很好的价值链，利润特别高，他有成本低，他有特殊的结构，让他的创新能够随时随地地得到保证。所以在他十年之内超日赶美，两千年财富排名他排95名，三年跃升了六十多位到三十几名，在国内我没有看到如此成绩的公司。

台湾IT产业出逃大陆是为什么？台湾是以机电为主的行业是搞了几万家，像这种分散式的手法，导致的结果是三星的优点都没有了，因为你太小没有规模的，没有价值整合、创新也有问题。出逃到浙江省干什么呢？很遗憾的是接近生产者、接近消费者、接近市场。IT行业最后的宿命是和传统行业一样，以追求接近生产与市场来降低成本，这还有什么长期竞争力？在这样一个竞争力逐渐衰退的国内，竟然要以房地产为主导取代所谓的IT行业，我们没有认清楚事业的本质，国家要长期发展，所需要的不是房地产，而是像三星这样的企业，如果以浙江省、上海市而言，如何能够主导IT行业的发展，让IT行业重新拾回他所有的竞争能力，和价值链的整合，和创新、规模经济，才能重新登上世界舞台，才能重新拉动这个省市的经济。

今天大家看到广东省的发展，你们认为民营经济带来的是永续的经济繁荣吗？这样想就大错特错的，广东省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是各个市县独立发展，为了发展而发展，到最后广东省是全国少数省份低水平重复浪费的经济太多，每个城市都做一样的东西，思维都是惯性思维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没有看到一个规模经济的整合，所看到的是各省、市、县另论低水平的充分浪费发展。



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数据证明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最浪费的经济，我们的能源使用率浪费是日本的九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日本吗？你是欧洲的五倍，你的富裕程度比得上欧洲吗？你是美国的2.9倍，比得上美国吗？为什么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的主导政策方向是有问题的，我们很少认清楚事物的本质，都是一窝蜂地冲向房地产市场。

以前温州有一个“温州奇迹”，现在什么状况呢？温州派名从过去的榜首目前落后到最后，温州商人勤奋吗？非常勤奋，赚钱非常品分，也是温州几大行业是怎么出来的？卖钮扣和打火机。多少钱卖一台？赚几分钱勤勤恳恳搞那个积累，规模太小，没有竞争力，赚了钱就到大城市去炒房地产。我们作为农兴社的改革怎么改？要股改，要自负盈亏，你以为你引进了美国的思维吗？农兴社可以股改可以做自负盈亏吗？这结果是农村的资金大量流入房地产市场，都不晓得为什么。养猪贷款两三千块钱，对银行没有多少钱，银行要派一个人去看，去看的车费超过了利息收入了，这么高的交易成本不可能交易的。农兴社吸收了农村的存款以后，钱不再回到农村，回到哪儿去了？就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话题，都去炒房地产了，农村资金不能回炉的结果造成高利贷盛行，甚至25％的高利贷是四分利。让大家感到更为忧心的是87％的高利贷不是用来再生产，而是用来上学费、看病、吃饭等等永远没有偿还能力的，这样的农村经济不担忧吗？

中国怎么发展农村经济呢？我看到太多的房地产，各位你们走一走上海市的高速公路、北京市的高速公路，你看看旁边两边的路标，都是大的房地产的开发，甚至到北京市也在农村地区开发了一个四合院，你们认为这代表什么意义呢？这代表今天中国的资源通过各种管道严重地被误导，竟然是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这个误导是惊心动魄的。

我觉得从高科技而言，从温州现象而言，从广东而言，你发现或者整个大农村而言，你发现都是毫无例外的，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市场，甚至这么漂亮的小银川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这么大的武汉市也想以房地产为主导，你说我们这个国家未来怎么办？

五到十年下来，讲到一个最好笑的话，谁还有钱去买房地产？这个道理大家看不懂。我们今天的购买力不是房地产创造出来的，而是过去二十五年的改革开放创造出来的，一起投入到某一个行业里面造成必然的现象就是行业的泡沫化。如果全国房地产崩盘怎么办？有人说不可能，台湾发生过、香港发生过，你说那时候怎么办？香港发生房地产崩盘就在97年，当时香港非常担心金融体系的崩溃，香港有很多的负资产，到了负资产时代最好的做法是不还贷款，房子给你算了，我也不干了，银行就成了受害中心，造成大量的坏帐积累，造成经济崩溃。为什么香港安然渡过这一关？香港人做事勤勤恳恳，他可以扛这个债，他可以上街游行，对政府不满，但是可以扛，扛到最后的结果是银行体系的崩溃。可是我问在座的各位，在国内你扛不扛？如果国内崩盘国内的来百性会像香港老百姓一样扛着吗？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你认为国内刁民多不多？（众笑）”我们有一个政策如果贷款还不清楚都不能拍卖，这是在刁民的政策上继续培养刁民，这样走下来谁来负担这个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讲话是很好笑，各位了解是我们的银行要承担风险，到时候金融体系的压力不仅仅是一个坏帐的问题，而是整个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如果有房地产的泡沫的话。虽然这个现象并没有在香港发展，因为香港的老百姓和其他老百姓不一样，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这么多的问题放在眼前，政府该如何处理？

中国是这么大的幅员，我们最危险的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你既然发现就好了，我无论到西区到宁夏，东到东北，还是到南方，你发现各地的政府都是一样的，如何发展房地产振兴经济，如果全国只有一两个城市这么做没有问题，如果全国都雷厉风行我刚才跟各位讲的预言就会出现。



在生产力停滞不前，只发展房地产的时代，房地产的泡沫所带给我们的是立即的经济危机。而且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再加上一些炒作的问题使得情况变得更为复杂。我们这个房地产是一个很畸形的房地产，叫做“深圳学香港、广东学深圳，沿海学广东、全国学沿海”，就是一种最助长炒作风气的房地产，从香港学来的，卖楼花。允许像香港房地产商一样，先卖十套，高价卖出，制造泡沫，还有所谓的商品式住宅，等等这都像香港。可是你跟香港不一样，为什么跟香港不一样。最近香港法院宣判一个地产代理商判罪，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为了卖房子，他说最近很多大陆的表叔买了我们十套的房子，这是一个宣传的手法，在国内看起来没有什么，但是在香港是违法的，所以被法院起诉判刑。请问我们国内还有没有这种司法制度？你引进的香港的楼市，香港本来就是一个风险大，这是一个炒作的过程，大家都很清楚。至少香港还有那么一点点比较公平的法律，这比内地要公平一点点，你还能压制他们的炒风，你披露不实消息还有可能被起诉，但是在国内连这个都没有。

而我们所接触的房地产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市场，我们政府怎么处理房地产的问题，谈到这个问题我必须要告诉各位，政策本身好坏，当时我关心的话题，更重要的话题是到底政府向银监会这些官员怎么看这个市场我是最关心的，2003年的宏观调控我是比较赞成的，那是一种所谓的行政手段的宏观调控。为什么我赞成？因为今天中国的经济体系是一个很奇怪的体系，是全世界很独特的体系，是一个二元化的体系，我们常常看到报道说过热，或者说是过冷，这两个是不太全面的，最全面的说法是在中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同时并存的，这两个现象只要你使用金融的宏观调控就会进一步恶化这种情况。我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我的习惯，我的一切公开发言绝对是以我个人的经济学涵养来做发言的。2003年我赞同政府的行政宏观调控，2004年利率的问题，我是双手双脚地反对，当时跟我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社科院的金融所的所长李杨（音），我为什么要反对？就要因为中国是一个二元体系的金融体系，任何金融政策都会失效，这是一个本质的问题，提高利率0.27％，我们有70％的贷款是政府的贷款，其他的是非银行的企业机构贷款，这里面由国营企业为大多数，这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对利率是绝对不能改的，这次为什么2003年要针对地方政府的胡乱建设要进行调控？因为这些有了政绩工程的太多了，低水平重复浪费，涨了一点他就不借了吗？不要说2.7％他照借，27％他还是要借，因为他觉得还不起就不还嘛。你用利率来做调整本身就是一个失误。

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大部分是靠地下金融，因为在亚洲国家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在台湾，你不借可以去标会，会反映所有未来的金融，如果调整了27％地下金融是涨了四倍，如果涨的结果是立刻打击了民营企业，利率一跳绳，通货膨胀部门急需解，通货紧缩部门继续打击他们，他们就会更进一步地紧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公开反对银行的政策，因为二元制体制的任何金融政策出发都会恶化这种二元化。同时更重要的一点，是去年年底我就透过媒体公开发言，利率上升的结果必然导致未来汇率上升，我很不想说下面一句话，不是我聪明，这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常识。利率行生和户率上升是非常挂钩的。汇率跳绳以前人民银行是如何向大家保证说不会调汇率，但是在5点钟突然调了，你认为你是打破市场的预期吗？你错了，你不但强化了市场的预期，还打击了你在公众心目的信誉。我请问你，一个信用破产的政策你认为有人听吗？你保证的结果是全国老百姓都认为是不可信的，全世界都知道你会再调的，因为你已经把你的信誉破坏掉了。

汇率的调整结果是如此之严重，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我虽然是一个香港学者，但是我自己本质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于政府信用的维持我比任何人都忧心忡忡，政府的信用太重要了，包括这次股改，为什么我会透过各种管道，包括内参包括其他的管道表明我的反对立场，因为你破坏了政府信誉，什么叫正确的股改？在我心目中，我拿实际数据说话，股改做得最成功的是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时代，国有企业转成民营化的时候他采用了三部曲做股改，第一部在国有股权结构不变的情况，用置业经理人。第二步，这些经营好的国营企业能股改，为什么？像我们中国一刀切全部股改不是很好吗？我最反对一刀切，英国人为什么那么做呢？我告诉你这就是英国政府的睿智，他很清楚地知道股改代表政府的信用，所以英国人知道最好的国营企业进行股改，英国老百姓知道每一个国营企业股改以后这是英国政府企业，买的以后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益，而我们中国的股改都可以股改，老百姓买了以后怎么办？国家一定要给，到时候怪谁？怪那个背书的人，你为
什么要推出股改？股改本身又是进一步破坏政府的信用度。
汇率政策也好，利率政策也好，股改也好，本身承诺不承诺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把一个最基础的问题已经点出来了，就是政府信用何在？如何再能够在经济领域里面能够利用政府信用主导经济进一步发展？告诉我。下一次政府再推出任何股票市场政策老百姓怎么想，老百姓不会认为你替我着想，又是某一位官员要为了个人的前途又要推出新政策。汇率政策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个时候政府还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我保证不调汇率这是不是又骗我一次？你越讲声音越大我就越知道升值，你是不是很清楚地告诉全世界你的汇率要升了？没有人相信你讲的话，因为你的信誉已经破产了。

这种信用缺市的金融政策是我最忧心忡忡的。这一次的宏观调控我不知道从何说起来，我感到最遗憾、最无力感的，你们也有同样的感觉，等你们今天听了我的演讲以后我保证你们后悔听我的演讲“死郎教授，不来听演讲，本来过得很好，什么都懂了以后日子很难过的。”（ 热烈的掌声）

我本人是纯正的金融学博士，我是大众化地区第一批金融博士，我很遗憾地告诉各位，我对政策的走向没有一点的影响力，无法拨乱反正，只能看着他走下去。甚至我建议过政府这些点错了，2004年4月?2005年7月，透过直接投资和贸易顺差的是有1500多亿，有另外1400多亿美金不知道怎么进来的，这是我的一个名言“国际炒家的水平炒作水平之复杂是你无法想象的，不要小看他，太太厉害了。”你不知道钱怎么进来的，这些才是你汇率压力的主流，不是贸易。什么叫汇率？是各国政府为了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这叫汇率。（众笑）今天对汇率最大压力的是，银行的破坏信用式的政策，我郎咸平看懂了，国际炒家所罗斯比我聪明得多，我当然看得懂。银行已经明确地告诉大家，我不调整，那就是要调整了。

你要怎么打击他呢？我曾经给他这个建议，我贬值2?3％，我撑你三个月，因为这个资金是非常规的，按照国际惯例你很难撑上3个月，当你不得不走，到时候我再调回来不行吗？你只有透过这种方法跟国际炒家斗争的方法你才有可能让国际钱慢慢流出。你现在的走势，未来的汇率让我感到忧心忡忡，而且虽然我们没有日本的《广场协议》，但是我们实质上的内容就是广场协议的内容，汇率只要一旦被突破就停不下来了，这是在国际金融学上面，你只要做过国际的学术研究就应该知道的结果。汇率只要政府一放弃决心，汇率一动，各钱一流入你就再也停止部分压来了，这是日本为什么能够在90年代完全拖垮日本的经济。

今天我很担心我们们的中国重蹈覆辙，我们如何了解我们的未来？我今天说这个话你们在座的人会认为我偏激，郎教授你为什么总是要点出这么锐利的话语？一针见血？因为十年之后，这段历史一定要被检讨，而且是非常深刻地检讨。

今天我跟各位的谈话，我是用心在讲这句话，而且我是用最简单的几个观念跟各位做沟通，我要让大家知道，未来我们经常担心的，银行说了一句话我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我的反对，那就是我国的汇率政策更加浮动化、自由化，因为银行要把汇率的风险从自己的肩膀卸下来，给谁呢？给你。我的答案是：凭什么。凭什么银行可以卸下来。我现在非常清楚我的观点，银行必须100％承担汇率的风险，不能卸，这是党和国家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中国没有资格搞浮动汇率，中国13亿人口在内，包括我在内，有没有一个外汇操作的高手？我们中国的人才济济，银行有两千个经济学家我认为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没有一个外汇操作高手。所罗斯能够短时间打败一个银行，银行算什么，外汇一开放就会陷入危险，你太大胆了，我们连外汇的汇率都没搞清楚就开放了，太大胆了。为什么美国、日本、欧洲可以搞浮动汇率，因为他们的工厂都有外汇对冲机制，而我们国内没有一个公司知道怎么做外汇对冲，所有的风险由中国的企业家来担，这公不公平？

目前我们汇率上下的浮动是极为历史性的巧合5％，请问各位你们制造业的利率是多少？5％了不起了，所以一个聪明的外国政府可以用压迫你升至5％，或者贬至5％。升至5％中国的外汇企业全部被你扫光，贬至5％进口企业全部都扫光了，一上一下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对冲。你想承担风险吗？你承担不了，你要做外汇对冲，要有银行的工具，远期外汇的对冲近期外汇的对冲你们都搞不清楚。

我是用心来谈问题的，我对我国的汇市、金融市场、股市感到非常地痛心疾首，除此之外我不知道怎么谈自己的感受。金融政策还有一个原则，美国人、欧洲人、像这样的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上万篇论文，有一个结论，金融政策本身切忌大起大落，因为金融政策什么时候有效果不知道，效果多大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任何政策比如说农业政策、工业政策都可以调整的，金融政策不可以。政策一出来，什么时候有效果你不知道，效果多少你不知道，这是最危险的。

从去年开始，我们一直有对于房地产的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一直没有效果。并不是没有效果，而是效果什么时候出来你不知道，一直推出政策，越来越严的政策。我再反问一句话，如果这些政策在同一个时间一起爆发呢？那就是经济箫条了。我希望不会走到这一步。如果金融政策切忌大起大落，切忌调整，你说应该怎么办？所以这是一得值得大家深思的问题，我们今天很简单地认为我们国家已经跟别人接轨了，事实上你想得太单纯了。金融是最难接轨的，难到什么地步，难到金融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日本90年代的危机是什么造成的？日本整个产业界的崩溃是怎么造成的？不敢讲全部是金融，至少金融是一个重要的主因。

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可笑的故事，我们今天中海游要收购美国的尤尼科，我本人很激动，我们确实需要海外的油源，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对付中国政府很重要的一个手段。我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明确提出来不可能成功的，怎么可能放弃制裁中国的机会呢？并不是我是一个语言家，是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日本在80年代末期收购的洛克费德（音）中心，那时候美国在闹“第二次珍珠港事变”，美国人听到很分路，代表我们美国人精神的“洛克费德中心怎么能卖给日本人？”得意洋洋的小日本以为真的收购了，结果《广场协议》之后，日本的地值升值了一倍，日本产业垮台，当初收购“洛克费德中心的不得不*价卖给美国人，在产业界美国不是你的对手，房地产不是你的对手，但是只要他执掌金融的优势，他可以玩弄你于股掌之上。金融政策是不能犯错误的，我有请央行要有一个理论，如果没有100％的把握，金融政策不能动，只要一动，上面一错下面就有连锁的很多的错误。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上午错了，下午可以改，但是金融政策上午错，下午就有百亿千亿地损失。政府对金融政策是非常谨慎的，我们是非常不谨慎的，甚至用楼市做金融政策调整。

你们都在深圳地区，如果我是国际炒家我会不会选择深圳？我会不会选择广州、上海、北京？而且我资金量不是很大，只有几十个亿，我不选这些区域，我只选大上海地区。深圳没有所谓的市中心，而且市中心都是大家不想去的地方，你想住在福田、华侨城、香蜜湖等等这些地方，几十个亿要炒不容易，广州有一个市中心？你不会住的，你住天河、番禺，北京市中心有二环，天安门那里，你不会去住的。他会住在三四环之外，包括北大、清华区域，还有亚运村工体等等那些地方。而上海不一样，上海人问他要不要在上海郊区买一个别墅？要，但是他还要在市中心有一套房子，最好是走路去逛街、按摩、桑那最好。那个地方的土地供应量非常少，楼盘非常少。如果国际炒家要从中大赚一笔这是最好的区域，你可以用少量的金钱拉排股价，我没有明确的数据。我当时为了做上海的这个节目的时候对很多的房产代言做了调研，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有大量的香港资金成片地，房价走势和2003年的H股走势是一样的，炒家一起炒的，开始的时候是很低迷的，到了年底的时候已经开始大丰度地上升，尤其是去年的年初开始上升，靠近2月的时候，一两个月之内楼家上升2、30％，不可想象，套现完成卖给老百姓，国际炒家都走了，到最后推出一个政策，很严厉的政策，说2年之内要托收是多少，还有房子要先还贷才能再卖，这些政策不能说对与不对，该调的对象没调到，国际炒家走掉了，宏观政策一出来他就走了，因为政府什么时候要调价他太清楚了。一个国际炒家会在政策出台之前立即走人。由于内环的房价大幅地升值，旁边的房子是水涨船高，按照比例而言，内环跟外患之间的泡沫是最多的。我当时在上海做的电视节目也想这么讲，如果宏观调控的话内外环的调幅是最大的。

这个现象造成到最后什么结果，印证了我开始讲的，高房价所带给这个城市的发展是一个障碍，而不是一个激励。到现在来看，整个内环的房价高达3?4万一平方米，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多少住户能够承受？上海怎么发展？发展成物流中心、金融中心吗？不是说不能，你何必多一个麻烦，多一个高房价的麻烦，让你做什么事都很困难。每个人的消费习惯不是取决于赚多少钱，而是取决于你的财富效果，如果泡沫一起来以后，财富一增加，虽然房子没有卖，但是你感觉到财富增加了，你的消费增加了。你只要下一个毛毛雨，到这个地步，整个城市的发展方向是跟者泡沫走的，这太可怕了，你怎么整治泡沫？打光泡沫这是很好的，但是上海老百姓消费习惯要大幅度减少。金融政策，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打压房价本身代表的经济意义不是房价要下跌，而是当初的财富效果受到打击。城市的消费习惯要改变，改变多少不清楚，既然搞不清楚就要谨慎。

第一步不能让房价上升，等到最后你的金融调控手段是因为国际资金撤资以后再来处理，这就为时已晚了，这个时候你发现技不如人，你不但在房地产方面技不如人，你在利率方面、汇率方面其他方面都技不如人。这是什么下场？在我们大清王朝时代，传击炮队技不如人要签订上千个受辱的条约，而现在的金融手段技不如人你一定有大量的企业要倒闭，这是一定的。政府在这方面的功用太重要了，我们说政府要退出经济领域，那是美国，美国队经济领域掌空非常严格的，如果他要退出的话怎么对经济这么重要，政府介入经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你怎么做调控。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比我很有成就的，都是一些地产商。当时信心满满觉得没什么了不起。我说你们要了解，按照这种宏观政策走下去，哪一种企业能够成长？低成长、低负债，高现金流的企业能够成长，所以不要老搞小公司。我讲了以后他听了很感动，可是晚上腐败一次就忘了，上个月我又做了一次演讲，那批同学又回来了，说老师又忘了。说今天宏观调控出来了，像你所预测的一样，他说现在怎么办？我说现在来不及了。我跟各位讲，如果按照这样的走势下去，我们的房地产公司至少到80％，我们现在是小而全，将来的80％要被专业化的服务行业所取代，你是否考虑学习一下美国的经验，或者欧洲的经验，成立一个所谓的专业化的房地产的服务公司，比如说装修什么的，目前也有这方面的，你们思考一下。去上网查了一下美国专业服务商的格局。

我要跟各位讲一下我的结论，今天我们谈完了整个金融政策的思维，金融政策造成的打击还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对各位影响最大的是银行或者主管当局的思维怎么样，如果他的思维是我所讲的一种信用破坏式的思维，一种卸下担子的思维，一种把风险转给公众的思维，我告诉各位，你今天的日子一定要比明天更愉快（众笑），明天会更艰难。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压力来自于我们金融政策的主导。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替各位感到忧心忡忡，我对这一年推行金融政策感到痛心疾首。

（大家热烈地鼓掌，要求继续演讲下去）

谢谢各位热情地支持，我的推论都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学的素养推论出来的，大家千万记住我是金融学博士，我也希望今天的演讲能够给各位带来一些企业业务方面的警告。给大家提三个问题。

提问：我是深圳晚报的记者，想请问教授一个问题，一直以来大家都说深圳的房地产是健康的，您是否认为这样呢？

郎咸平：我碰到一个现象，这次宏观调控在上海造成一些影响，每个月的成交额一百件都没有，这种少量的成交额无法主导价格，因为价格的变动要靠交易来变。现在市场怎么做抵制，就是不交易，等事情过了就好了。但是有一些楼盘由于资金链紧张，新楼盘推出以后价格下降确有其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反映非常奇妙，通过不交易抵制价格的变动，这会严重对冲金融政策的作用，这是金融政策最难的地方，效果不确定，所谓的靠交易量抵冲价格的变动是一个主要原因，切忌大量使用金融政策。我们发现北京和广东的地产没什么问题，不但没低压还有幅幅地上升，最稳定的大是广东地区的市场，原因根据我们过去看的资料是说1992年开始深圳以及广州的房地产是最早跟香港接轨的，受过打击是最多的，多打几次就学乖了。这里的房地产相对上海而言也比较理智，上海很不幸地成为一个国际炒家的主流中心。人都有一种冲动，一看房价上升，他也水涨船高，但是类似的现象不会在广东出现，因为有地域的特殊性，也不会像上海一样要在市中心居住。这不好操作。

在深圳的房地产没有所谓的好或坏，相对北京或上海而言，他的政府是最合理的。有的时候罗湖地区以一个平均的数量而言，全国最先开始有房地产的地方就是广东，到时候你发现经过几次波折以后，目前房价的走势在全国相对而言是最合理的。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新开发地区越不合理，像长沙、银川，要开始在那边炒房就很奇怪了，民间的理智思维就会差很多。这是一个好现象，至少在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在广东来讲，我不认为会有太大的波动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央行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整，他主要是对专业银行。我们国家的金融机构是分业经营的，像信托公司、典当行这两年如雨后春笋一样发展很快，介入房地产很多，资金越来越大。我们金融政策本身有一个漏洞，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身抵消了政府金融政策调控的效果，请问郎教授怎么看的？

郎咸平：这个问题问得很大，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来说，金融政策调整的效果是什么大，四大商业银行调不调整没太大的差别，因为他们很宽松。我们任何地方都是二元式经济，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只要通过银行体系推出来的政策有时候发现不太有效，我们对银行所扮演的角色责任是不清楚的。最后我们要求说你对中小企业多做融资什么的，他做不了融资，他也不相信你。我们很多的民营企业是老公做生意老婆做帐，谁敢贷款给你。我们银行体系的放贷资金的组成是非常危险的组成，基本上都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这就很危险，按照国际标准比例是很低的，50％以下，我们甚至高达8?90％，万一哪天出现一个大变动，房地产大崩盘怎么办？银行能不能承受得住？这就是下一次的金融危机。

银行问题我告诉各位，改不了的。我上次在建行做掩盖，我说你们在做股改是多此一举，解决不了问题，因为银行本身他是一个系统工程。举例来说，你把花钱放在15亿的中国人身上也是一个坏帐，因为国有企业不还钱你能怎么样呢？中国银行到纽约银行做得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纽约人的素质好，大家都想还钱，不还钱有一个很好的法律制度，而中国的刁民又多，又没有健全的法制，想要做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政府要明确理解银行扮演的角色是一个被动的角色，想通过银行做改革那是不可能的。要把整个银行体系的素质弄上去，法制完善以后银行自然会好。为什么美国的银行到现在那么积极地收购中国银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可笑，我们的银行那么可笑卖给外国人算了。你认为外国人那么笨吗？金融是他们发明的，我的金融博士就是在美国念的。他非常理解银行的好坏是靠经济数值和法制建设，我们今天的经济数字比昨天要好，我们的法制也在推动，十年以后会更好，现在进入中国是最佳时机，因为现在价格是最低的，今后各方面完善了，他们赚钱。他们赚钱了以后我们老爱性会很高兴地说“卖给外国人就是好”，傻，都是靠你把它搞起来的。现在把他们卖掉，十年以后会出现大发展的对象。

我开一个玩笑挖苦挖苦各位，150年之后，你的子孙怎么谈我们这一代的，他说“150年前在深圳那批老祖宗水平是不行，还不如300年前的清朝老祖宗，他们是努力打了败仗才赔外国，150年前的老祖宗别提了，还高高兴兴地把白银送出去”。这是我们银行改革的问题。

提问：我是一名经济学博士。我提的问题是我研究世界五百强，他们有一个词是“专业化”非常强，中国的五百强国有、垄断特别多，民营的五百强一半以上都是做房地产或者是做房地产控股的，他们这种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作为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民营企业，要想将来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下和全球的特定环境下怎样发展？

郎咸平：这么大的问题啊。世界五百强本身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梦想，梦想到病态的心理，每个企业做到一定的时期都想做进五百强，比如说德隆、联想，这有一个思维的问题，你想前进一名都很艰难，因为别人太厉害了。我举一个例子，三星一年之内进上六十名，凭什么？就凭你一厢情愿，凭到处收购兼并吗？做不到的。三星成功的安理会给我们的民营企业家、国有企业家有很大的反思，你自己本身管理策略跟你的思维我们必须要理解，并不是你的资产的合并。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惯性思维很难进步，三星的成功有几个原因，这些成功来给三星是一个不得了的长进。前进了六十名。最近对于所谓的韩国现象大家都很关注，韩国人当初在八零年代末期我在纽约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们谈很多的日本企业、美国企业，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常常拿韩国企业做对比，一讲到韩国企业全堂哄堂大笑，我也跟者笑，15年以后你还敢笑吗？最近日本希望收购三洋，三星说收购三洋我们不感兴趣，收购SONY我们比较感兴趣。

现在还在搞房地产，还在搞金融控股，人家已经走到了可以收购SONY的地步了，我们还在落后十年二十年，这是我最大的担心。
(博讯 boxun.com)

美元对人民币的大规模屠杀正在展开！

作者：郎咸平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1月10日 转载)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制造风卷全球，出口贸易热浪滚滚，中国从低端到高端琳琅满目的产品正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属于西方传统市场的领地不断被中国侵蚀，俄罗斯《生意人报》发出了这样的惊叹：用不了多久，中国军机也会像中国生产的服装一样，横扫国际军机市场。”看着经济实力迅猛腾飞的中国，被绵长的伊拉克战争困扰着的美国人又坐不住了，想到该是转嫁战争损失的时候了，该是分享中国经济成果的时候了，美国强权外交政策，迈开了介入中国金融领域和资本市场的脚步，加速侵占中国靠血汗工厂的财富积累。
　　一场美元对人民币的大规模屠杀正在展开，当下最大的汇率操纵国实际上是美国。你外汇储备少时，它攻击你货币，使你贬值造成货币危机；你外汇储备多时，它力推弱势美元，拉动全球资源价格暴涨，直接打击你外储的购买力，使你数十年经济增长的成果顷刻化为乌有。在这一过程中，对冲基金无疑是美国谋取利益的最为重要的一支“雇佣军”。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让以对冲基金为代表的资金去冲击其他国家，导致暴涨暴跌，最终达成让美国金融机构盈利的目的。而新兴市场国家无不置身于这一国际金融秩序的巨大风险之中。当美国进入金融衍生经济阶段之后，就越来越像一个能够看透对方底牌的“千王之王”，抛出一枚硬币，正面他能赢5000元，反面他也能赚5000元。
　　目前中国经济开始陷入通胀的漩涡，飞涨的房价之后，是粮价。粮价之后，猪肉的价格正在成为新的问题，通胀似乎变得不可避免甚至有加快的趋势，这和美国美元政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美国惯用的伎俩。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外汇储备达到让美国感到不安的时候，美国的一贯措施是，以强权施压这个国家货币升值、升值、再升值，同时让本国金融投机机构以伺机进入彼国的股市、楼市等硬通货领域，疯狂地制造泡沫，同时以抬高粮油期货价格，造成民众粮油等基本生活品通货膨胀，让股价、房价、粮油价格冲破民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继而引发民众对ZF的不满，造成高层官员意见分岐，引发政局动荡。一直让这些金融杀手赚到的钱足足可以把这个国家的本币和外汇储备全部架空之时，他们就会突然反手做空，一边欣赏掠夺来的胜利果实，一边看着彼国经济倾刻沦陷和政局动乱，继而插手这个国家的政治领域。 (博讯 boxun.com)



　　过去10年，美元货币印刷总量超过过去四十年印刷总量，全球官方储备增长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倍之多，中国的官方储备由2000年1656亿美元上升到目前的1.3万亿美元。美国以疯狂的速度印制美元，制造美元洪流，不惜制造全球通货膨胀。转嫁经济困境。
　　请问当我们拥有全球头号美元储备国身份时，我们的环境、资源、教育、医疗与房价如何？今后美国还会印刷出更巨量的美元送到我们手中，那么我们的未来将是什么？当我们陶醉在该死的GDP猛增的赞歌中，我们的生活好了吗？我们疲惫的身躯得到放松了吗？我们的未来在那里。
　　目前阻击人民币的战争，在中国资本市场悄然展开！更残酷的还在后头。
　　2005年10月，索罗斯等华尔街所有实力人物不断请求美ZF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中国金融之门，白宫心领神会，利用恩威并施的惯用伎俩，要求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同时引诱和迫使人民币升值，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如愿以偿。100亿美元的QFII，顺利获到准入，如饥似渴的捡起那些价格低廉得不可思义的石油、矿产能源等筹码。在100亿正规军的掩护下，上千亿美元投机资金通过虚假贸易、地下钱庄、香港财团、外资银行等等渠道，以个人帐户的形式疯狂建仓A股，尤其是期货市场所能操丛价格波动的板块。
　　2006年2月末-5月，有色金属板块随着期货价格一路攀升，平均涨幅超过5倍，其中黄金和铜接近10倍，巨大的赚钱效应吸引刚刚从熊市中睡醒的中资机构和散户，在4月末至5月初疯狂抢进，有的上市公司大批高位买进本色期货。QFII带着他们净赚的160亿美元顺利退出，开始了他们的夏季假期。接着，期货价格一路下滑，机构、私募、散户、企业如数被套，在长达3个月的中期调整中，这轮牛市的第一批股民心灰意冷，割肉出逃，有色板块历经长达6个月的沉闷，筹码又被悄悄收集，在2007年伊始，随着期货价格的回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套利。
　　无可否认，一场阻击人民币的金融大战早已拉开，我们已经深陷其中，决战的时刻随时都会到来。我想手握神器的领袖们所要做的不会仅仅是让手无寸铁的民众们远离虎狼横行之地，更重要的是要让民众真正得以享受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要加强资源、能源保障，调整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减少国际资源、能源依赖；要扎紧篱笆看好国门，坚守人民币缓慢升值、加强资本项下人民币兑换监管；严惩里应外合地下钱庄、股市黑庄和满嘴洋墨的黑心买办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无论做多做空、唱多唱空都是为了自己的一点小利去损害国家的利益、损害人民的利益；要全民动员发现、举报线索，坚决打击热钱出入，要让索罗斯们进得来出不去，陷其于人民战争的汪洋。

从富豪榜透视出中国财富分配严重不公正

会议时间： 2007年11月3日 14：30—19:00
与会学者：
陈永苗（北京京鼎律师事务所律师）
陶 勇（《今日中国论坛》首席记者）
俞飞龙（《中国财富》首席记者）
王德伟（博客中国主编）
曹轶宁（博客网执行总编）
郑绪光（独立学者）
王 飞（独立学者，平民社研究员）
贾晋京（独立学者，平民社研究员）

内 容：
俞飞龙：富豪最近六、七年，都成为我们经济学家的热点，今年也不例外。今年有几个数据，我们对富豪榜的分析是越来越全面。有这么几个数据非常值得重视，具有经济学和社会学意义，对我们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去年上榜人数总值不到1200亿，今年是2800亿，增长了一倍以上，这个增长速度之快是世界罕见的。

第二，我们的富豪构成平均岁数是46岁，美国是有很长的累积，美国的富豪是64岁，这个都是遗传下来的，中国基本上都是一代人、两代人创造的财富。美国人大概有接近1/3的人是靠家族累积的，而中国99%是自己创业，是自己干出来的，有这么一个数据。这几个数据显示出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情，我们无论是做社会学研究还是经济学分析，这显示着我们财富的分配，这次我们已经提出来了，财富的分配模式出了严重的问题。从这个数据上也印证了中央的提法，它不但财富分配出现了问题，甚至是我们的发展模式也出现了重大的问题。不然的话不会产生这么快速的增长，这种快速的增长背后支撑这几个的数据是什么呢？比如科技资本的投入，还有正常的商业机会或者经济发展的机会，我们很难找到这么一个普遍性让财富急剧上升的依据，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房地产，前面大概是十个人，有六个人是做房地产的，这是传统媒体关注的数据。

我记得这个增长不单单是06年到07年的增长，我记得02年的时候我们上福布斯榜的，100个人的时候我们当时最后一名是5000万，现在是400个人，最后一名是一亿美金，是15个亿，是一个姓王的兄弟，是两兄弟，15亿人民币，一亿美金。这个财富增长这是不得了的，02年的时候，100个人的时候最后一名是5000万，到了07年的时候，我们是400个人，最后一名是15亿，两兄弟分摊，一个人是7.5亿。这个财富增长不是发生在06、07年，而是发生在社会转型期，跟社会转型期是同步的，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是97年，这应该是经济学家的共识，我们财富的获取模式更大量的是一种释放累积。这种释放累积有合理的东西，也有不合理的东西，不合理的因素占据了相关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有多大，我们没有机构去统计过。但是形成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财富在急剧的增长，这个用货币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惊人的，在世界上是最快的，可能从一个纯粹的经济角度来看，是很陈旧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更意味着我们分配来自于我们发展模式的配制，乃至于这个社会转型的方式，它是非常有利于少数人去获取这个财富，去获得这个资源，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可能我们真正的社会发展机会越来越被少数人把控、把持着。

也就是说我们的发展更大程度上是在依赖于资本，对于资本的依存，资本占有非常强大的话语权。对于个人的需求是被高度挤压的，我曾经在一篇文章谈到我们28年来，我们发现我们的财富分配是越来越以绝大部分为利，对我们劳动者是没利的，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没有有效的制衡，这个是更可怕的。现在中央明确提出来这么一个东西，我想我们学术界应该是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个社会问题跟我们知识分子自身也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么这个分配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这里面我没法现在上榜的人财富获得的方式是违法的，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财富集中，那种获取财富的人最后调查结果来看，都是不合法的，财富榜变成了杀人榜。我们国家的一些人物，或许是自身的原因，或许是这种方式让他客观上具有了犯罪的性质，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上富豪榜的人，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热点，在我们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释放出来的机会，是不是具有一种真正的理性。

这个模式来说，是不是我们中国出了富人就一定好呢？我觉得这倒不一定，由于我们第一次分配不合理，导致富人拿的过多，导致穷人拿的过少，我们经济学家研究了多年的问题，一方面不足，一方面过剩，这不是一个好事儿，钱多了是一个坏事，钱多了以后要面临着这个钱要干吗。我们中国的机会释放跟国外相比，有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开放出来，或者还没有对我们的民营资本开放，那么这一部分东西政府有权利，这也违背了我们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对土地私有化的要求，为什么？钱太多了。我要求资本占有这个权利，有这个权利就能做这方面的努力。由于强大的需求，可以购买很多的资源为这个需求提供支撑，所以最近几年以来对于资本私有化的需求是在高涨。

为什么产生这种东西？我算了一下，通过第一次分配不合理，累积下来的资金大概是八万亿，不说转型释放。


我们是怎么算出来的？我们算农民工这一块儿，现在的农民工是2.5个亿，进城的人是2.5个亿，从87年到07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平均下来一年有1.5亿的农民进城打工，这些农民的工资从87年以后很少涨了，92年我的工资是180，农民工可以拿到600，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高的，我是大学教师，才拿180，农民工在深圳打工的可以拿到600，建筑工人更高了。大学教师也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了，我们拿180，农民工一般都拿300多，有很大一部分拿到600，那个时候是不错的，我们算下来之后，我们的工资占GDP有多少呢？大概25%左右。另外一个数据也由一个研究机构算出来的，大概是占16%，跟GDP不一样。同样在国外是多少呢？国外一般比较差的是35%以上，工资占利润总额的35%以上，就是税后利润，还没有发工资，我交完税那个钱，有部分是工厂的，有部分是员工的，就是从分配的角度来说。利润占了多少？工资也是利润的一部分，这么算下来，我保守估计一个工人每一个月少拿了200、300块钱，这是很简单的。农民工啊，1.5亿工人，是两到三千块钱，一个农民工少拿了两到三千块钱，这是一个非常极端保守的统计。那么这个钱，1.5亿个农民工，应该是少拿了三千到四千个亿。这么算下来，这仅仅是农民工这一块儿，还有工人呢，工人也一样啊！

在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打工，除了农民工之外，我们城里面的工人也在私有企业上班，他们比农民工好一点，这个统计数据我不清楚，农民工是六个亿，加上这个十个亿，加上城里的十个亿，怎么说也超过两个亿，这个是从第一次分配是不合理的，所累积的钱是非常庞大的，还说企业合理不合理呢，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


王 飞：数字都说完了，我觉得前面那些数字相对来说比较有意义，很直观，符合一般的分析范式。后面的工资分配牵扯到很多，和它的专利、制度乱七八糟是相关的。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对比起来比较有意义，我前一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最近十年，包括民工荒，工资的实际数额没有涨，相对于高工资来说，相对实际收入下降了，有人反驳，建筑工业的工资实际上涨了将近两倍，但是对应起来看，刚才你说的福布斯，上半年的10%或者5%，那个增长的倍率和最底层农民工增长的倍率，这两个来比相对来说有一点意义，你举的例子不对应这个范式。

陶 勇：我觉得不止一次强调从第一次分配中获得，因为我来之前就做了一个简单调查，从网上做的调查。这些财富富豪榜他们的财产，他们不是从分配中来的，换句话说很可能是合法收入，他们是政府的交易中，这样的话这个交易中有没有合法，这是一个问题，实际上交易是非法的，所以这是非法所得的。

陈永苗：他刚才谈的东西，今天造成的社会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集中的体现在房地产这一块，包括分配也好，涉及到房地产这一块，房地产这一块价值怎么分配这个问题。

俞飞龙：我是从财富整体的趋势来说，财富富豪榜本身不做区别，它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我不能全部都谈了。我只是说富豪榜来说，我不做行业区别，比如我们财富的上升速度，我们财富跟国外非常发达的国家来比，还有我们行业的结构程度，看出我们国家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发展机会，第二个是发展模式，第三是分配政策，还有一个是后果。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很多人说的无论是怎么样的方式我只要富了，有一个庞大的结果我就成功了，不是这么一个概念。中国以前是需要引进外资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拿到资金，现在有钱了是不是就好了呢？错。这个也不是，甚至更危险。

为什么呢？这种财富集中的方式一方面通过把握发展机会，另一方面是靠分配，不论怎么说，这种财富集中的方式，直接导致了我们现在一方面需求不足，一方面流动过剩，剩余资本正在冲击我们国家的基本底线，或者说基本价值的努力，而且很多东西已经开始了。另外一个要去争取，去购买能够介入的资源，房地产上涨导致了物价的上涨，不要以为我们不参与房地产买卖就与房地产没关系。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国经济也谈到了，因为房地产上涨要抬高整个社会的成本，整个社会的成本抬高了，物价成本抬高了，房地产增长的根只有几个人活了，所谓行业增长的红利，就是这么几个人活下去了，它的结果是要全民来买单，这个时候提出了不要以为你买了房子居住，或者你不买房子，你就可以置身于房地产之外，那是置身不开的。

从五月份之后，也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是需要富豪的，但是不需要这种风险非常高的富豪，不需要财富增长非常快的富豪，我们希望能看到一种健康的释放，非常均衡的释放这种发展，上榜富豪确实引领了我们时代的发展，他们财富的获取是与回报和对社会的贡献相对成正比，我们也不是说一定成正比，相对来说有那么一个东西，我暂时谈这么多。

贾晋京：去年比较大的争议话题是煤老板，去年福布斯上榜的是煤老板比较多，今年是房地产老板特别多。如果讨论福布斯的情况下，要讨论的是这个福布斯榜是怎么做出来的，有哪些指标统计不进去，统计的准确度、相关度都要讨论。只是说不讨论那些的情况下能有一个大体上的判断，就是房地产老板财富增长非常快。比如说有比较性质的，去年非常热门的是煤老板，今年是房地产，是不是说明房地产老板的财富增长速度比煤老板增长快？不知道。这个没法讲，只有一点可以讲，房地产老板的财富增长非常快，并且这种增量财富可以用福布斯那套东西体现出来。

再往下说，房地产老板财富增长非常快到底体现了什么意义？比如房地产老板是不是对买房子的人有一个巨大的剥削，主要是围绕这个问题讨论。
贾晋京：实际上房地产老板的财富增长快是跟另外一个很热门的现象紧密相关，就是房价的高速增长，房地产老板的财富增长快，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房价的高速增长，要确定房价为什么涨这么快。还多时候是搀杂在另外一个主题在里面，希望房价降下来，也有很多措施让房价降下来，是在房价涨这么快的前提条件下，再确定怎么样让房价降下来，然后讨论房地产老板在这里面瓜分了多少，或者跟政府勾结了多少。

因为房地产老板事先跟政府勾结了所以房价才涨这么快，这个不一定。

王 飞：听起来非常严密的分析，就是说房地产老板的财富增长是和房价的高增长紧密结合的，先讨论那个以后才能讨论房地产老板和政府勾结的关系，这是不对的。比如说粮食涨价了，就没有产生很多靠倒卖粮食的人富有，产生福布斯的富豪，而且房地产的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才会产生高端的财富聚集。这两个必然是相关的，不是说只有一个条件。

贾晋京：这个恐怕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办法确定这些上榜的房地产老板在总房地产老板占多少，这个是没有办法确定的，所以很难确定这个分布。
我先把最核心的东西说了，我们国家的房地产和我们国家总财富之间的关系。再一个是如何增长总财富的问题，相关联的问题是如何让每个人都有房子，现在讨论的是如何增加从财富的问题。我的基本判断是房地产的高增长跟我们国家的总财富，第一个关系不那么大，就是说房地产的增长不意味着我们国家的财富增长多少，同时房地产的增长也不意味着对我们国家伤害那么大，伤害是有的。房地产其实有一个背景必须要考虑进来，就是说我们国家的房价高速增长实际上确确实实只体现在少数的大型城市，并不是说全国的房地产都在高速增长。咱们国家的人口利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腾空线，就是从黑龙江一直到云南，现在最新的统计，94.1%的人口在这个线南边，但37%的土地有94.1%的人口。我们国家可以利用的土地是非常少的，同时还有一个没有问题的准确数据，全国称得上城市的是967个，实际上承担了中国城市化压力的城市只有37个。只有这37个还能够算得上是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的城市，还不算社会意义上的城市，勉强算经济意义上的城市。那667个减去37个，什么都不是。

我们国家巨大的城市化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整个中国的城市化率大概基本上是27%、28%左右，还有72%的人口，算上农村人口，这个统计口径是按户口来算的。我们国家面临一个城市化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要住在城市里，这个压力多少呢？最终达到平衡的目标恐怕要完成60%的人口城市化，大概有好几亿人呢，现在70%的是农村。
我先看的城市化率的统计。全国有四、五亿人要往37个城市里面集中，这是城市房屋价格增长的一个背景，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另外一个背景，前两天一个刚去美国的哥们给我打电话，说在美国感触很深，号称美国的大城市，拿中国标准来看是很小的，叫密尔沃基，开着这到城边上，看到好多特别漂亮的房子，问在美国住了几年的朋友，这是有钱人住的地方吧？那个朋友很不屑，那是墨西哥非法移民住的地方。我那哥们很惊讶，那有钱人都住哪儿？有钱人住湖边上，互相几乎看不见，离的特别远，那个哥们很感慨，一座房子跟一座房子互相离的远了，没有富人都住在那儿。我没去过美国，但是别人跟我说的都是这个印象。在美国房地产开发，人们都不住在城市和周边，有钱的人反而住在远处，绝对不是文化因素，这是因为中国只有在城市中心地带才有应该具有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稍微远一点的，又脏又乱，什么都没有。
我结合美国的财政体系想到这个问题。中国的总财富增长，中国大体上的财富来自哪儿呢？就是承担了全世界的加工厂，来自于外国资本在中国订购东西，说完了，美国开一个印钞机工厂，让中国人生产，生产完了直接送我们家里来，中国得付出真实的血汗劳动，真实的消耗自己的资源。

陈永苗：你觉得福布斯的富人们都是这么来的钱是吗？

贾晋京：低端的制造和相关的能源相关。

陈永苗：富豪的财富都是来自于这个？

贾晋京：就是珠三角和长三角，绝大部分都在那里。

陈永苗：你能不能解释一下，像一些低端产业的没有进到福布斯排行榜的？

贾晋京：实际上北京、上海的房子为什么这么高？相当大的因素是温州人炒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投资房地产，温州人所需要的资本主要不是他积累的，他积累的是一部分，主要是温州跟日本的资本关系比较密切。中国的资本关系很有意思，外国资本是很难进来，等于是日本的资本通过温州人炒北京的房地产。

俞飞龙：你有什么证据？

贾晋京：大体上的情况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压力，一个现象是房地产的上升，再一个相关恐怕要上升的是支撑这些能源的东西，所有的东西是消耗中国的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资源、环境以消耗这些东西为代价，这里面也谈不上分配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因为像房地产这样的东西它除了掠夺，当然拆迁掠夺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是讲掠夺，新创造、新增值出来的财富，换句话说可以这么认为，在管理制度上跟盖房子的民工没关系，跟被拆迁的户主有关系，所以谈不上跟民工的公平分配问题。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应该期待什么样的排行榜？不应该是纯粹低端的消耗资源的富豪，而是应该有很多科技创新型的，应该期待的是这个问题，资本化的东西是可统计的，中国很多财富没有统计，比如说矿山。

陶 勇：我觉得房地产有这么多富豪，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这是一个因素，但是主要因素不是这个。主要因素是政府勾结地价的因素，主要是地价的因素，所以我们关注应该关注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给社会一个警醒，我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化解这个矛盾，问题出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是明摆着的，我觉得跟分配根本扯不上，房地产主要财富不是从分配渠道获得的，就是官商勾结的原因。如果有这个政策绝对是错误的，是违法的，我的发言完了。

王 飞：我谈大概三个方面。一个小贾说的也有道理，中国在有限资源的情况下，追求城市集中也好，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小贾说37个中心城市，这个和大多数人的印象不符。尤其是去年底以来，这个圈地运动，像佛山这样的二级城市，你说37个城市，包括33个省会，加上计划单列市和直辖市这就够了，但是有相当多的城市房价已经涨的很高了，像宁波、佛山，包括在你的37个里面吗？

贾晋京：我现在没看37个具体名单，前两天给湖北当阳做了一个项目，我知道湖北当阳的房子特别便宜。

王 飞：这是一个普遍的情况，小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伤害不像想象的那么严重，这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观点。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了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业，也有其他的因素，房地产并不是我们眼前只看到的东西，尤其这几年以来，所谓资本价值的重估，这个是来回流动的，从股市到房地产，所有有价资产都要炒一些，比如普洱茶，跟房地产有很大的作用，股市不好，对生产制造业的支撑马上转到房地产，这里头有一个自动的过程。

贾晋京：过去福利分房的时候当然值钱，但是不用资本方式来估算。

王 飞：这是第一个方面，我觉得房地产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并不是说单独从它内部的数额占据的百分比，有房的升值了，炒房的人升值了，当然造成其他人的货币贬值。第二个问题，我也支持刚才你们两位讲的，这也是大家普遍的共识，房地产和地价是绝对相关的，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瞬间的、遽然的实行经济自由化，这是必然造成的问题。我要补充一点，这是他们的观点，实际上不仅仅是制度缺位。这就是我讲的第三点，就是民主，我转述一下观点，民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民主，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精神是什么，就是要发动社会各种管道的力量，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民主参与，最后形成的社会力量，向包括政府在内的一切强制力进行制约，包括资本在内的一切强制力进行制约。

贾晋京：我同意发动社会的各种力量，但是不同意发动社会的各种力量进行强制制约。

王 飞：你们要清楚的知道民主和自由的相对性、对立性，我讲的是民主，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实现自由。在美国的历史上也是有这个东西的。回到刚才的话题，就是说在制度缺位的情况下，西方新左派批判中国的社会主义，把市场取消以后的空白，实际上是由官僚来填充，并不是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这种全民所有制变成了国家所有制，国家变成了一个有产者，造成了种种的问题。新自由主义提出的解决方法唯一的一点就是充分的市场化，充分的新制度经济，那么这个东西在今天已经穷途末路了，在中国必须要讲政治、讲民主，要发动一切力量，包括共产党的力量，包括批判共产党的力量，实现新自由主义纯粹的精英政治。
曹轶宁：我觉得财富向少数人集中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房地产财富的集中和煤老板不一样，煤老板就直接卖掉的，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是房地产是面对消费者，我前段时间去华润置地，其实有一个利益均沾的东西，现在卖的房子房地产已经规范化的，不像是完全暗箱操作的。我去上海打了一个官司—松江地案，城市拆迁正在规范化，现在房地产面临一个大鱼吃小鱼的问题，更有权势的和政府更有背景的吃掉更小的房地产公司，这样会出现一个财富越来越集中的现象。

陶 勇：但是福布斯富豪榜上榜的房地产商不是一个规范的结果。

曹轶宁：前一段时间看福布斯，可能IT精英多一些。我跟别人开玩笑，现在IT公司基本都在国外上市，现在像八国联军当时他们拿走几千万两银子差不多了，他们现在的财富还在集中，包括巨人上市的史玉柱，他在两个银行里面都有钱，现在的个人财富已经达到了500亿，他的钱是通过网络集中，一旦有了钱之后，必然需要有一个面对规则的问题，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规则保障他的权利，这是一个好事情。

王德伟：我也挺赞同的，现代化肯定资本要集中的，刚才你说的国外资本入侵中国，你说那咱们国家的资本不壮大起来，怎么才去侵略别的国家，现在资本必然是集中的。

贾晋京：这个不同意，资本绝对不意味着是少数人手里有一大部分钱，通过种种手段控制你，资本不是这个概念。资本的概念是什么呢？资本意味着社会行动能力，资本恰恰是给普通人、给平民的。在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只有一种力量，是国王的力量，是强权，国王的力量是军队的力量。我说的这个是导致社会发生带有时间性质的变革，换句话说导致社会发展的力量。在工业革命之前只有一种是军事强权的力量，在资本主义里面有两种力量。

陈永苗：它这个福布斯排行榜的财富，房价最大的还是地价的问题，地价的增长跟商品经济跟工业化形成关系，其他行业的发展创造的价值，最后都积累到地的上面，用地价来体现出来。所以这个地价的增长，房地产地价具有一个再分配的功能。昨天跟别人聊天，他说互联网从外面忽悠的钱，最主要的是交了房租。所以说到地价的问题，我有个统计数字，改革开放30年来，有30万亿的钱被城市拆迁拿走了，为什么福布斯富豪榜这么快，不是正常的市场交易造成的，完全在于拆迁划归，完全在于政府的掠夺，掠夺完了以后，跟政府官员分享了，只有抢劫才这么快，没有抢劫绝对没有这么快。城市化也好，制造业也好，肯定都有，75%的价值是来自于房地产，中国经济发展的高潮，实际上来说所谓的发展是圈出来的。我们就说房地产的销售，现在的房价从老子到自己，再到下一代人，要打三辈的工。你说这样的房地产价，茅于轼才能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人替人干活为什么不富呢？我研究过他们几个经济学家的说法，释放以后他们有共鸣，按照一个不平等的分配机制，就集中到少数人手上，绝不是基于一个平等交换，绝对是跟政治权利有关系的。还有就是国有企业家的创造，他们是为了市场做贡献，中国能够赚钱的企业，我们可以不考虑温州那一带，靠垄断创造的价值，像鲁能，我觉得中国富豪算到福布斯排行榜，财源都是掠夺来的。

曹轶宁：房地产的钱是透支国民经济，IT的钱是从国外圈来的。

陈永苗：福布斯排行榜富豪有一个窗口效应，看到改革开放30年来，财富是怎么集中到少数人的手中。

郑绪光：你说福布斯排行榜房地产商占了一半，我也是看了一个现象，实际上跟这几年的通胀有极大的关系，通胀有一个效应，把资源类产业一下子就带动起来了，实际上在前些年的时候民间曾经有一个笑话，就是炒房炒成房东。应该从两个层面看这个现象，一个就是说由垄断带来收益这一层。另外就是由通胀带来的财富，就是手里有资源的，或者能拿到自然资源，原来前些年国企非常难过，从朱镕基那会儿就是搞活，怎么都搞不活，用了各种各样的办法，感觉马上就要崩溃了，呆帐率多高多高，现在他们能够达到30%、40%，根本无法估计，这两年突然全好了。我觉得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是比较清晰的，通货膨胀带来资源类的、可垄断类的全都好过。

陈永苗：能不能解释一个问题，通货膨胀以后这些钱全部跑到福布斯排行榜的富豪手里？

郑绪光：是一部分。

陈永苗：通货膨胀让他过了小康，原来紧巴巴的日子没有那么难了，但是现在通货膨胀难道一下子到了月球上？

郑绪光：不是紧巴巴，一下子肥的流油了，中石油05年净利润1000个亿。福布斯排行榜排的话，中国政府是第一名。

王 飞：我问一个问题，通货膨胀怎么来的？

郑绪光：这是第二个问题，我借用一个概念，财富有两个来源，一个叫经济手段，一个叫政治手段。政治手段有两块，换句话说政治手段都跟垄断有关，还算是比较温和一点的说法。强硬一点的说法直接叫掠夺了，温和的说法就是跟垄断有关，一个是特许的，比如说你是银行，不可能再开了。
实际上房地产行业是有交易的成份在里面，这个交易通过一些灰色的方式来完成的，这还比直接掠夺要温和一点的做法，这些民间的资本家有双重的成份在里头，一种是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的结合。为什么上次茅于轼的那个会我也听了，但是主持人没有安排我发言。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一块是两种手段都兼而有之，所以容易造成扯皮，要界定多少的时候，有很多界定的方式。

陈永苗：大家觉得行政手段具有垄断性的举手？

（举手表决……）

王 飞：和行政垄断结合起来才有这种现状，房地产不市场化怎么有这种现象呢。

王德伟：有可能跟权力结合，这个价格比市场的价格还要高，因为你要打通政治官员，今天给他一点，明天给他一点，各个环节都要打通。

陈永苗：他的观点就是通货膨胀造成的。

郑绪光：在前苏联排名第一的绝对是石油大亨，绝对不是房地产。

陈永苗：我们在分析它，如果这个放开，能够形成一种良好的政治社会环境，就让它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个东西应该不成立，能带动地价上涨吗？

俞飞龙：车价在下降，是不必然的。

陈永苗：在福布斯排行榜上有那么多房地产富豪，可以让这些变好一点，但是这种巨额的财富积累没有因果关系。

郑绪光：有几种步骤来讲这个事情，再往前走一段福布斯排行榜也有。

陈永苗：即使国土资源部也承认，认为75%是跟独立有关系的，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国民生产最主要的价值，最后表现在地租，地租是大家去掠夺的，去抢的，能发财就要靠地。你不要想国民财富的创造是什么工业制造，我刚才就问他，温州义乌的那些人从来没有排进福布斯。

郑绪光：要用单纯的一个原因解释是不对的。

贾晋京：整体市场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王 飞：我最后一个结论，自由市场带不来公平，包括美国，最认可的观点，带不来公平。

郑绪光：财富平等是带不来的。

俞飞龙：我说一下小贾说的那几个，我们国家只有几个城市上涨，大概300个城市上涨。厉以宁到一个城市去，看了这个城市觉得不高啊，才800块钱，哪是房价上涨啊！每一个地方的涨幅都非常大，全国的主要城市都上涨，涨幅基本上超过了100%，而且这个涨幅绝不止37个城市。

贾晋京：37个城市承载城市人口的压力。

王 飞：上个礼拜云南一刀切是取消农村户口，取消城市户口，唯一的条件是要在城里有房子。

俞飞龙：这个范围是非常严重的，是什么结果呢？这种地租经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型的时候，18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帝国的全面衰退，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的金融化导致了18世纪后期开始，那个时候慢慢的衰退下来了。我们经济的地租化，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在北京，我的房子一个月3000块钱，就是60多平米，是非常明显的地租经济，前两天潘石屹谈他对地产的观点，那个SOHO现代城出来的时候价格很高，当时最高的时候30%，地租经济达到30%是非常厉害的，现在达到8%，什么概念呢？这种地产的模型，07年的1月份我在上海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过程中有一个事情，我穿了一双鞋，那双鞋是非常好的二层牛皮鞋，是在一个非常好的专卖店买的，是58块钱，对普通的工人来说，购买的需求是自动去调整的，都要修改自己的消费计划，从整体来说叫做需求不足，供需的产业消费是很少的，这个时候其他产业怎么办呢？其他行业发不发展，但是全国的总财富是一定的量。

王 飞：北京市的服装零售今年比去年涨了。

俞飞龙：你们看了看我的那篇文章，这里面非常透彻的谈了。因为其他要发展，而且房地产那么赚钱，其他行业肯定要进入，我当着他们说，发展其他财富的产业全部往房地产产业转型，你可以看到是这样的趋势，为什么呢？因为资本要向高端流动的，他一看房地产投入了这么真实的回报，当然要进去啊，只要合法当然可以进去。一块钱都能赚两块钱，为什么赚那五毛钱。昨天晚上我跟他们聊，他是做鞋的，也介入了这个，他说我要在沈阳修一栋大楼，资本全都投入到这里面，房地产产业把经济搞乱了，我最后通过重估数据分析，而且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的影响，物价总体水平上涨了。第三个关于房地产涨价，就是我们的社会转型问题，我曾经在很多年前就提过，我说这是最无耻的手段，等于什么呢？你把社会机会，一个社会要去完成的历史使命拿到了你房地产手下，这个东西从全世界来看，是不能交给市场来操作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发达的国家，英国不是，法国不是，德国也不是，没有也不是，尤其是德国，德国当时的社会转型，跟中国是非常相似的，它完全是转型，如果交给市场的话，那不得了。交给市场后就呈现这么一个东西，要从多个角度提高它的价格筹码，当时大家基本同意了行政垄断，我们称为市场垄断，如果说我们用市场垄断的水，最终的结果是我在供应水，我会让水价在一年之内翻几倍。市场本身是有界线的，不能没有界线。像玻璃碗，市场化以后，把水市场化了，最后水涨了三倍，最后就会骚乱，因为市场告诉你核算之后，你不得不喝它的水。

我们用市场的概念去覆盖了很多东西，覆盖了很多不应该覆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转型，应该用什么手段完成转型，房地产商说为什么我的房子这么紧俏，那么多人要买。错了，这个不是房地产商把控的，是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但是我们的新自由主义为了解构政府的权力，国家应该承担这个资本，由他们成本，才能够完成转型，比如说德国，他们的社会转型，农民把土地交出来，政府在城里面免费提供房子。政府在这儿提供免费的房子，跟我们的就业辅助是一样的，因为是社会的一个工作，是要完成一种历史性的转变，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是高于国家的概念，高于政府的概念，这个时候还用市场的观念阻挠进程的话，显然是非常有局限的。

陈永苗：我觉得我们的分歧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像郑绪光说的，主要是市场配制造成的，我们基本上是行政垄断造成的，哪一个当主导？还表态一下。福布斯都集中在房地产富豪上，是政治手段形成的，还是市场配制手段形成的？


贾晋京：政治多一点。

王 飞：我认为政治不足，对民主的概念只能通过自由来实现。

陈永苗：先不要说未来，我们说现有的局面是什么样的，我们先判断完现有的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再来想方案。

王 飞：你说挤压其他产业，就说衣服吧，有的是纯棉的，特别优质的棉花，具有资产性质，炒房地产肯定能炒高。比如新疆的长毛绒，大量的棉铃虫让它过度增值，这个具有资产性质，但是具有生产性质，比如制造业不依赖资源，可能就被抽去了血液，抽去了资本，总体情况造成物价上涨，资产的炒作和房地产股市之间互相吸纳，这个是没问题的。结论就是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加了加剧的通货膨胀。

陈永苗：跟房地产有关系吗？

王 飞：当然有，是加剧的一个因素。

王德伟：你是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房地产发展了，建筑其他相关的都发展了，房地产发展也能带动其他的发展。

俞飞龙：你说的这个一点也没错，因为房地产作为不动产来说，变现完了之后，我给你增加了这么多财富，变现完了之后要向社会索取什么，我刚才讲的那个是非常典型的地租经济，综合利润要达到20%。我的纯利把所有的东西都除完，至少是20%以上，本来创造了100块钱，我要向社会索取120块钱，这是一个过分的索取，索取了这一部分社会要购买的。第二，购买完了之后，还有一大部分是地租经济。而且还累加了，新盖的房子我买了，我租出去，潘石屹那个，平均的利润大概是10%，从20%—8%，他要向社会索取10%的地租回报，那是很高的。

第二，他把我们以前累积的方式也用地租的形式给你带出来，比如我现在的房子，买的时候也就是两千块钱左右，你算一下总共12万块钱，现在一个月3000块钱租金，这种房价标准又把以前的存量，进一步增加了地租经济的特征。那么社会总财富是一定量的。2007年过去了，货币财富是一定量的，比如是一百块钱，假设用我的工资来说，如果按照正常的水平来说，房地产正常的话，我用1500块钱租房子就可以了，因为有一个标准，剩下的钱可以买多少东西，我就可以有支付的，去可以去买更多的东西。

王德伟：房东拿了钱也是可以消耗的。

郑绪光：实际上我觉得咱们现在讲市场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市场化不足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大家在讲行政垄断房地产发了，有垄断因素在里头，考虑没考虑如果市场化足的话是另外一种状态，我承认你说的挤出效应，原材料肯定都带动了，但是在一些不相关的制造业是有挤出效应，大家都涨，它绝对涨得少，这时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你说的财富总量我特别不以为然，这是一个天知道的事情，我们拿它做预算的话可能会出错，你连你自己的财富总量都没法计算，你说你有可能发财，你计算得过来吗！

王 飞：我是针对郑绪光那个，我是根据曹轶宁的观点，你这个比郑绪光的还近一步，纯的自由市场达不到公正。

郑现莉：纯粹市场化离得还很远。

陈永苗：现在必须考虑这个事情，说明市场经济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

王德伟：什么来解决？

陈永苗：请上帝来解决，市场经济本身也有问题。

郑绪光：这个是纯理论问题，可以不探讨房地产问题，我认为就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

王 飞：一个是参与者市场能力的问题。

俞飞龙：83年的时候，我们颁布了一个法律，叫做《城镇居民个人建房管理条例》，98年的时候我们关于房地产改革是建立以经济适用房为主，多种市场元素都能存在，但是在03年的时候就是商品房，当时我在01年的时候，现在的模型是来自于深圳，深圳是学的香港，当时深圳为了这100号令，专门调查这个事，因为当时影响特别大，你看一看01年的房子是很低的，除了杭州、深圳之外，其他房子都很便宜的，它是有几种方式形成的，一个是经济适用房，还有一个集资房，还有一个自己可建房，还有一种，这四种方式都存在，这种市场很充分，由于100号令禁止了很多东西，它的用地方式就决定市场垄断的行为，通过行政垄断形成了市场垄断。所有的土地都必须经过我那个中心统一控制，非常的容易。

陈永苗：说来说去，你认为说如果实行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就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打破垄断，这里有一个问题假设说错了，能不能把原来错的改正过来。社会不公正的东西，通过市场规划能改正过来吗。

郑绪光：我忆苦思甜一下，在80年代以前，我们家是五口人，五口人住在一间房里，这个房子应该有咱们这个房的一半大，两个架子床，我父亲周末才回来，要不然非常难受，厕所是三家共用。那个时候中国土地缺不缺？跟现在一样的。政府说安排，政府还就是没钱，政府手里就是没有资源干这个事情，那个完全是行政手段。

郑绪光：我为什么说这个案例，这个意思并不是说现在就很好，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是纯行政手段，我并没有打算论证纯市场手段是最好的，但是起码在目前市场手段没有用足，没有到位，现在这块是可以努力去做的。而且大家一直讲的是行政垄断，我们不可能鼓励行政垄断了。

陈永苗：在现有的局面下，对原来的问题你怎么补偿？那是其一。第二个问题你现在进行市场化，现在变好了，你能不能一定达到好的效果，你现在继续讲市场化，能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吗？

郑绪光：肯定不是今天的话题，面对这个很具体的现状，我觉得是市场化不足的问题。
这个不是说政府采购，政府采购可以说有大量的贿赂，现在都是民间采购，包括一些炒房的，他也是民间资本，不管怎么样，形式上是自愿的，这些自愿买房的人，刚才讲的需求过剩。

陈永苗：如果是正常的财富积累，今天也不会谈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看着房价高，可能是市场因素造成的。做市场不管是通货膨胀也好，怎么样价格太高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但是像火箭式的增长，只有掠夺才能做到。

王 飞：市场没有天然的合法性。

郑绪光：搞研究的人谁会认为市场垄断是重要的。

陈永苗：只是说到了今天一开始市场就有问题，或者今天出了问题该怎么解决，你再跟他说有个更好的共产主义，那也跟我们没有关系。

郑绪光：你可以用你理想的市场模型。

俞飞龙：一个是你说的市场不均衡；第二是对市场的垄断是有局限的，当时我们说了社会转型，在市场化的手段里面行政手段也是合法的。

国企改制，卖的钱哪去了？

作者：灵台山隐

企业这种东西，它是有主的，它是属于所有人的。

国有企业这种东西，它也是有主的，它也是属于所有人的。

国有企业属于谁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七条“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显然，国有企业名义上属于国家所有，实质上是属于全民所有，这一点宪法上写的明明白白！

那国有企业改制是怎么回事呢？

说白了，就是卖！

将名义上国家所有，实质上全民所有的企业的所有权变为不是名义上国家所有，实质上不是全民所有的企业，这个过程，不论叫改制还是叫什么，实质上就是卖！

无论怎么讲，只要改变了所有人，在法律上就认为是卖！

既然是卖，那卖的钱哪去了？

哈哈哈

你的东西，被卖了，不经过你同意行吗？

你的东西，被卖时，不征求一下你对卖价的意见可以吗？

你的东西，被卖后，不将收到的钱给你，对头吗？

总感觉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不通，可人家偏说通的很！
人家嘴大，咱嘴小，可总得讲个道理吧？

总为能说，全民所有的东西，现在改叫国有了（而且即全民所有），那就不是全民所有的东西了吧？

卖全民所有的东西，总得征得全民同意吧？
卖全民所有的东西，总得让全民出个价吧？
卖完全民所有的东西，总得将钱交给全民吧？

据说，《宪法》这东西叫根本大法，什么法都从它这里来，都不能与它冲突。
因此，即使有了《物权法》那东西，即使《物权法》上写着善意第三人买了没有处置权人的东西是合法有效的，那也不能说买了国有企业就是合法有效的！！！
因为，《宪法》上明明写着国有即是全民所有！！！
总不能说《宪法》上写的东西善意第三人不知道吧？！！！

哈哈哈

不行，也可以试着修改一下宪法吧！
只是，这宪法如何改，这全民所有的所有权也不好改呀？
明明将全民所有改为了国有，可那上面还得写上国有即全民所有，而且一查历史，那还是全民所有啊！！！
按照市场经济的常识，所有权改变也得问一下所有人，也得让所有人出个价，卖的钱也得交给所有人！！！

这可怎么办呢？
哈哈哈
办法总比困难多，慢慢想呗！！！
哈哈哈

新神话：天堂里的会议

作者：张宗鲁 文章来源：中国文革研究网

——这是一则发生在天堂里的故事。
毛泽东到了天庭，到马克思的殿堂叩门进去，看到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在，一一问好，各自坐定。毛泽东汇报他在世间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经过。
毛泽东说：我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华民族中，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
马克思说：这些斯大林同志向我们作了汇报。你做得很好、很出色，对我的理论是学透了，有很多创造和发展。先讲一下这以后的事好了。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后，赫鲁晓夫政变篡权，大反斯大林，推行现代修正主义，反对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将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
斯大林听后大骂：这个叛徒，只怪我当初没杀了他，留下了孽种。
列宁说：这是我们十月革命后，建立了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使用了资产阶级法权，让布尔什维克大小干部代管全民的社会财富，行使资本的权力组织，领导民众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我看问题就出在这个国家和法权上。
恩格斯说：我在《法兰西内战导言》中告诫过你们：国家是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让你们对它的最坏方面立即改造，并让在新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彻底革除这个社会的赘瘤。
马克思和蔼地说：我在《法兰西内战草稿》中就预见了“既得利益者阶级”的问题。这个阶级就是从国家机器中产生发展的。它是赫鲁晓夫的基础。有这个阶级存在不出赫鲁晓夫也会出别的人。
斯大林默然说：这都是我的错误，没有很好地理解您的“国家理论”、忘记了列宁的告诫，没有在适当的时机进行限制法权扩大民主的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看来赫鲁晓夫烧了我的尸体也是应该的。
毛泽东接着说：鉴于赫鲁晓夫的叛徒行为，我发动了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放手让群众行使民权代替政权管理生产、社会等公共事务。
列宁说：你做的太好了。我只是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变更所有制后，必须一步步地扩大民主，限制国家对社会事务的干涉，却没来得及去做。也没想到“限制、消灭法权的的革命问题”。
毛泽东说：这样做的结果，使得我以前的同志、战友，几乎多数大小干部反对我，仇恨我。
马克思说：这是出于既得利益者阶级的本能。既然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阶级，人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阶级的复辟本质，还没有提出用民权代替政权管理社会、来显现公共所有权的性质问题。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一定要被这个阶级延缓下去了。
他们正谈的热烈的时候，有人敲门，说是来找毛泽东的。马克思说让他进来，毛泽东一看，原来是自己的夫人江青同志。江青骨瘦如柴，脸色蜡黄，满脸泪痕。
毛泽东心疼地说：你怎么这样子来了？
江青抽泣着，说不出话来。
列宁说：不要过于悲伤，有什么事就说吧，我们都在。
江青调整了一下情绪，理了理头发，说：毛泽东离开我们尸骨未寒，华国锋勾结叶剑英、汪东兴搞了宫廷政变，将我们逮捕，打成“四人帮”，分别判了死缓或有期徒刑，全国各地左派都打下去了。
毛泽东说：我说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果然搞复辟了。
江青说：他们请出了邓XX执政，否定了毛主席53年以后做的一切事情，说是犯了“极左”错误。大造舆论：说集体化生产劳动造成“人人偷懒耍滑，个个消极怠工”；说共同富裕的社会制度是共同贫穷。他们解散群众组织、取消四大民主、修改宪法、制定法律、强化法权；以经济建设、加强个人责任制的名义，解散了人民公社，将土地分到一家一户中经营，将工厂、商店、矿山等承包给私人，培植、鼓励私人资本，引进外国资本和经营管理办法到了疯狂的地步。取消计划经济大搞市场经济。这样就消灭了社会主义，回归到部分人富裕的社会制度中去。
列宁说：这就完全彻底地复辟了资本主义。
毛泽东说：这和二次大战后西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
江青接着说：随着批“左”，世界上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政变，有的将共产党推翻、把社会主义的牌子摘掉。就是共产党掌权的，也都学习邓XX将共同富裕社会制度改变成部分人富裕的社会制度。
恩格斯说：难道没有群众的反抗？
江青说；反抗是有的，只是规模很小，而且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具体利益，不闻与人，并能轻而易举地平息。这是由于邓XX对于抵制他的老干部给予名誉、大量的退休金、退休工资，进行大批地退休；大批地提拔那些拥护、执行他的路线的年轻人；并且对那些知识分子文人，连中、小学教师也都给了名誉、地位、以及比工农高出好多倍的优厚、稳定的待遇，这就封了他们的口。而那些生产劳动者、个体工商业者、小市民等在警察、小官吏、文人、学者的白眼、恐吓下，各自奔忙着寻找工作、挣钱糊口，不问他人之事。那些得到利益掌握资本的人及各级官吏则纸酔金迷、欢呼跳跃，以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取得的金钱使用那些失业、待业的青年男女，为他们装饰门面、讲究排场、炫耀自己的服务；并且他们通过金钱的力量占有舆论工具，用来歌颂赞美部分人富裕的社会制度和邓XX的方针政策。这样就制造出资本主义统治下的繁荣。
斯大林说：一切都完了，我们的努力成了泡影了。
江青继续说:八九学潮和世界动荡，是从追悼胡耀邦开始波及世界的。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学潮平息以后，苏共被推翻、苏联被消灭了。
列宁说：消灭苏联是赫鲁晓夫的罪责。既然苏联已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还是让它早日灭亡为好。
江青说；学潮平息以后，以陈云为代表的一部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老人，曾提出学习理论，发展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号召，但他们已经退休，又都抵制、反对过文革，参加过批判“极左”，而且集体经济早已破坏，因而没有群众理会他们。不久他们相继去世，这股力量也就无声无息了。社会只剩邓XX的声音了。
毛泽东说：我们为之奋斗几代人的事业完全被葬送了。
恩格斯说：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没有消灭国家建立公社，违背了《法兰西内战》中的国家理论的指导，在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者阶级。当公共所有权显露时，刺痛了这个阶级，使其复辟本能发觉，又没有觉悟的民众力量去阻挡，所以一退到底。
列宁说；保留国家和法权是我的主张，此后也都仿效着这个办法。我虽然清楚国家是私有制社会的上层建筑和存在形式，是无产阶级夺权后继承的祸害，但为了变革所有制的需要，为了对付国内的武装叛乱和国际的武装侵略还是保留了它。没想到这给国际共运带来如此严重的危害！真是过错啊。
斯大林说：都是我的过错。是我大脑迟钝，精力全用在经济建设、抗击侵略、支援后进民族的革命上。总觉得使用政权处理社会事务方便好用，忘了列宁的告诫，对国家和既得利益者阶级的事，没意识到。
毛泽东说：五六年所有制变更完成，将所有的人全组织在不同的集体中，宣布了生产资料、社会财富的公共所有，57年开门整风，肯定了行使民权的四大民主。“58年想用公社代替国家，民权代替政权，民兵代替常备军和警察，遭到了失败。”鉴于赫鲁晓夫的教训，62年进行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64年进行了社教运动，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中不仅使用了四大民主，而且放手让民众自由地成立组织、随意召开大小会议、实行大串联，让民众随时监督、批评、指责自己的代表，并随时对他们信不过的人夺权罢官，推选他们信得过的人当带头人。我就是这样让民众行使民权代替政权管理生产、社会等公共事务的。
江青说：可民众对他们所作的事情不认识呀！连我们都不明白。对于公共所有权是什么，怎样行使公共所有权从来没有提出来考虑过。看来我们被逮捕、判刑也是难免的。
毛泽东说：再由民权代替政权管理生产、管理社会的大变革中，民众也必然会产生一些过火行为，官吏也必然出于社会本能使用政权对付行使民权的民众，可我全都限制着官吏让民众行使民权去解决。只是关键时刻才让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将官吏使用政权抓进监狱的民众释放、平反。这样反反复复斗争了十年，都不能让人们认识、理解。
江青说：出现的大小问题，民众只是等着上面有人给他们作主，最多是上访告状。只要上面无人说话，就是有人砸碎他们的锅灶、饭碗，饿死他们，他们还是等待着，一言不发、不思反抗。
列宁说：这就是奴才性、奴隶主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不克服自己的这种奴隶本能，确立在公共所有制下，民众是主人，干部和一切公职人员都是民众的公仆的思想，并且学会使用民权解决一切大小问题，就永远不能解放、不能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说：“九大”以后我和林彪的分歧，就在于使用民权还是象文革以前那样使用“法权”管理生产、社会等公共事务。
江青说：取消大串联、解散群众组织。而后再限制“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民权，不就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回到使用政权法律管理生产和社会等公共事务的社会形态中去了吗？到现在我才明白了第二次庐山会议斗争的实质，明白了毛主席“四•一四讲话”的用意，在于造成一个“虚政民权”制来完成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
毛泽东又说：民众习惯于服从官吏，要官吏为自己作主，所有的共产党员也只习惯于服从政权、服从上级，并迫使下级民众服从自己。由民众到中央的官吏，从来也不思考“公共所有权是什么，怎样行使？”民众不思考，共产党员不思考，共产党的干部、领袖人物不去思考，包括林彪不去思考，还有那些党的社会科学研究人员不去思考。可以说我从所有制变更之后的二十几年绞尽脑汁、用尽办法引导他们、让人们参加到行使公共所有权的运动中去认识理解这个问题。可是人们的认识跟不上事物的变化，远远落后于存在，引导到这种程度还不开窍。还有什么办法呢？这样看来，邓XX说我犯了“左”的错误，也还是有点道理。
列宁说：什么“左”的错误！这是出于复辟本能的攻击！一百五十年前的蒸气机时代，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就宣布了“资本主义必定灭亡、共产主义一定胜利”。我在一九一七年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变革所有制，不就更“左”吗？不带领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向共产主义前进算什么共产党！不启蒙引导落后民众革命，算什么革命领袖！
恩格斯说：毛泽东同志对后进民众谆谆教导、循循善诱，坚定不移地站在民众前面，带领民众向共产主义迈进，特别是在社会地位变化之后，能够冲破个人的社会地位本能的限制，发动领导“以民权代替政权管理生产、社会”的大变革，是自古没有的事，是值得人们佩服、敬仰的。如果世界上能够产生出几个冲破个人的社会地位本能的共产主义战士，甚至在中华民族中能产生出毛泽东的一个较好的助手，共运也不会退到这种程度。
马克思说：毛泽东同志不要这样难过了，大家也别这样激愤。民众吗，数千年的私有制形成的奴才性、奴隶主义很难一下子改变。让民众觉悟是不容易的，总要付出代价，总要有人去启蒙、去教育。要有口头的、书面的教育，还要有正反两方面事实的教育，还要有人带领他们去争取权利才可以。有些人对一些事情反复做过多次、也不一定能认识清楚。因此民众做过的事情也需要有人向他们讲明道理。这次倒退是国际共运的一次大反复，我们付出的心血，还有数千万烈士的生命，是为唤起民众的觉悟付出的代价。邓XX吗，他是既得利益者阶级的代表，是私有制势力的代理人、是国际共运的大叛徒。他的罪责比伯恩斯坦、赫鲁晓夫大的多。他不是带领人民向共产主义前进，而是诱惑、逼迫人民向资本主义倒退。人民迟早要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远不得解脱。既然世界所有的民族都处在世界资本的奴役下，也只好重新发动人民进行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了。
列宁说：既然世界人民全都处在资本奴役之下，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又受到正反两方面事实的教育，正需要有人去启蒙、去工作。我提议：大家都回到各自的民族中去，为扭转世界逆潮，迎接国际共运的新高潮作准备。
恩格斯说：我们在天上过得很寂寞，那就让马克思留在这里，我们大家都到下面去。
1998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