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

作者：张飞岸

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
内容提要：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本是截然相对的两个概念，但在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二者却形影相伴，官僚主义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无法解决的难题。本文意在讨论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及屡禁不止的原因，并试图给出解决办法，以望为各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自人类社会出现劳动分工以来，官僚机构与官僚组织就随着文明的发展而发展。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现代经济生活的日益复杂化进一步推动了官僚机构和“官僚主义理性”的发展，因而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的一个主要倾向是把官僚化看作现代世界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认为官僚化及其伴生物官僚主义是复杂的社会经济运行所必然带来的弊端。
与现代西方多数学者认为现代的、理性的官僚政治具有某些长处不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却是坚决反对官僚政治的。他认为任何官僚政治都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国家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官僚机构是国家最典型的组织形式。国家和官僚机构是人被异化了的“史前”和篡夺了人类社会权力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化权力的反映。而社会主义必然要废除国家和官僚机构，正如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国家和官僚机构得以产生的阶级社会一样。他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公社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
然而，现实是对马克思的一个历史讽刺。凡是成功地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革命非但没有缩小官僚权力，反而使新的官僚机构以更大的规模，更强有力的职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于是，反对官僚主义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缔造者们毕生关心的问题。
早在俄国革命后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列宁就在思索，为什么新的苏维埃体系这样快就变得如此官僚化和专制化。在临终前，他十分悲观地得出结论：他已经目睹了旧沙皇官僚机构的复活，布尔什维克只不过给这种官僚披上了苏维埃的外衣。
作为列宁革命事业继承者的毛泽东更是为反对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滋生蔓延倾注了其毕生的精力。从整风运动到四清，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文化大革命，一次次的理论探索，一轮轮的群众运动,把其本人和中国人民搞得筋疲力尽,也未能解决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中国迅速扩展的问题。文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无可估量的损失,更使经历了大混乱后的人民产生了政治上的幻灭感和愤世嫉俗的冷漠，官僚复原、再生、腐烂。然而手段的错误并不能掩盖目的的合理性，结果的惨烈也不能作为肆无忌惮的歪曲动机的理由，毛泽东晚年思想光辉是很难被人为掩盖的。
时至今日，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因为官僚主义肆无忌惮的横行被它的人民所抛弃，而社会主义中国也因为官僚腐败得不到有效根治而面临极大的困境。然而究竟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国家会存在如此严重的官僚腐败现象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在这里，笔者想对这一历史现象作出自己的解释，希望能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复兴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

在笔者看来，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

1、没有在理论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官僚统治者阶层进行准确的定性，因而忽视了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必然性和严重性。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当阶级统治的这一种形式被破坏后，行政权、国家政府机器就变成了革命所要打击的最大的、唯一的对象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每个人都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而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在消灭了资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与代表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统治者的矛盾。这种矛盾不是阶级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其中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们要对矛盾的次要方面国家机构的官僚统治者进行完全的、全面的监督，以时刻防止“社会公仆变社会主人”现象的发生。
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消灭了资产阶级，因而也就不存在资产阶级的对立面无产阶级，更不能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者所有，但由于劳动者众多，因而无法使生产资料掌握在每一个劳动者手中，必须要通过全体劳动者民主选举出公共机构的负责人，并由这些公共机构的负责人代替劳动者行使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是分离的，从而为政治权力的行使者以权谋私创造了机会，如果这些政治权力行使者的权力得不到监督，必然会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特权阶级，这个阶级不是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是通过占有超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来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从而成为新的剥削阶级。
基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与代表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统治者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要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改造旧的资产阶级的政权组织形式，要“彻底清除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负责制来代替虚伪的负责制，因为这些勤务员经常是在公共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他们所得的报酬只相当于一个熟练工人的收入……” [1]群众监督使官僚的行为处于透明状态，从而抑制了官僚主义的产生；而低薪养廉则使追求个人私利的机会主义者主动远离政府机构，从而保证生产资料占有权能真正掌握在社会公仆手中。
由于人们未能明确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联合起来的劳动者与代表劳动者行使国家权力的官僚统治者的矛盾，因而未能把反对官僚主义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也未能采用正确的抑制官僚特权的方法，从而使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无限膨胀，以至最终发展为官僚特权阶级，使马克思“社会公仆变社会主人”的担忧成为现实。

２、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立了集权官僚制的社会主义制度，集权制使权力集中掌握在少数官僚手中，官僚制又在社会主义国家复活了等级制，从而加深了人民与官僚的矛盾，失去了群众监督的权力为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登峰造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苏联模式的集权官僚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成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封建社会刚刚解体、政治混乱、经济落后的国家，因而统一国家、发展经济就成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任务。在一个饱受政治分裂和贫穷之苦的国家里，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在政治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加速完成国家现代化的任务。于是，急于发展经济又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家的领导人就忽视了官僚化这一社会主义的大敌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危害性，把反对官僚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附属任务来对待，为加速经济发展而放任甚至人为强化社会主义的集权官僚制度。
这样，斯大林为主开创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就完全背离了马克思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中央集权代替了群众监督，等级工资代替了低薪养廉。失去了群众监督的国家权力即使完成了快速发展经济的现实任务，却无法解决群众深恶痛绝的官僚腐败、脱离群众等一系列官僚主义的问题；而惟上是从的等级制度则使国家权力掌握在溜须拍马唯利是图的机会主义者手中，劳动者的权力被官僚窃取，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官僚特权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国家。
被国家窃取的权力并没有像马克思所言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而归还给社会，而是相反，随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强化了官僚的特权，人民失去了监督国家官员的权利。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限制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使官僚腐败肆意横行，因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从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了历史的最低潮。尤其可悲的是，由于这次社会主义事业的失败是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进行的，它极大的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声誉，它与以往任何一次社会主义运动失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使人们普遍丧失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它所得到的仅仅是失败后的人民在政治上的幻灭感及接踵而至的群众愤世嫉俗的情绪和玩世不恭的冷漠。

以上笔者分析了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产生和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官僚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致命伤害。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就同时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是分离的，因而必须保证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官僚有绝对的监督权，使官僚一切行为都处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为达到群众监督官僚的目的，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国家彻底的恢复巴黎公社原则，并使这些原则获得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从制度上确立人民完全的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从制度上保证人民选举、监督、罢免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权利，在法律上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保证生产资料所有权真正掌握在联合起来的劳动者手中，保证把被国家窃取的社会权力归还给社会，归还给人民。

由于本文的写作目的在于探讨社会主义与官僚主义的关系，分析在社会主义国家官僚主义产生的原因，因而对于解决官僚主义的办法只给出一些原则，至于具体的制度建设则需要这方面的专家研究解决。
最后需要声明的是，笔者坚决反对为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所有权与占有权分离的问题而恢复生产资料私有制，恢复资本主义。至于资本主义的弊端，古往今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家已经分析的鞭辟入里，在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零零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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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古月清华于2005-12-31 0:00:35发表评论说： 同意

同意作者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
实际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变国家权利机构为公共权利行使机构,变官僚为公职人员,这里的"变",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改变世界"之意.而且,专政并不是对所谓敌对分子的,而是对公职人员的,也就是说,专政就是民主,即具有民主权的公民对公职人员的控制和监督.而民主也不是什么"对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是作为人民的每个公民具有实际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进而通过法制和舆论来实现对公共权利执行机构中的负责人和公职人员的控制和监督.
现代理论界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把问题搞明白,而是把问题搞糊涂,更有甚者,一些人仍旧奉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主民"("王者主民,当敬民事."<史记殷本纪>)而非"民主".
另外,刘永佶教授今年的新作<民主的权威>,对此文作者的观点亦做了系统的理论概括,请有心者参阅.
• 会员mossad于2005-12-28 18:36:54发表评论说： 有官僚共产党和群众共产党之分
有官僚共产党和群众共产党之分

龙应台：向左走，向右走 地平线有多远

日期:2005年03月20日

儿子寄给龙应台的信　让豪宅里起战争

MM：

这个月实在没什么值得谈的，每天都在准备毕业会考，虽然足球还是照踢。也因为每天都在拼命读书，所以礼拜五发生的事情就更稀奇了。那天中午，整个十到十三年级的班都被叫到会议厅去集合。我到了会议厅，看见校长已经拿着麦克风站在前面。我们都很惊讶，一定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才会有这样的阵仗。你也知道，德国学校一般是没有集会的，什么朝会、周会、升旗降旗、开学或结业什么的，都没有。

大家坐定了以后，校长就开始解释：我们高中部的一个学生会干部──就叫他约翰吧──被几个陌生人围殴受伤，我们学校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呼吁所有的同学团结一致，谴责暴力，并且给被打伤的同学精神支持。

好了，大家都很震动啊。但是紧接着「流言」就开始了，而且「流言」还得到证实：打约翰的是本校学生，但所谓「围殴」，其实是一小撮人围着他理论，打了他一个耳光，只是这样。

学校召集我们，想培养一个团结互爱的气氛，但是真相一出来，很多人，包括我，都觉得超级反感。搞什么呀，我们是毕业班的学生，正在上一堂重点课，中断讲课，就为一个学生被人打了一个巴掌？

ＭＭ可能会觉得，嘿，安德烈，你怎么这么不讲道义，缺同情心，你应该支持那个被打的学生啊。

我只能告诉你，MM，我在这所中学九年了，这件事在我和我的朋友心目中，是个笑话。克伦堡中学是一个典型的富裕的郊区中学，平常安安静静的，但是我也不是没见过学生拿着小刀追赶，也不是没见过学生抓着棒球棒打混架，学校当局也知道，但是从来没管过。怎么这一回，突然这么「积极」啊？

看我能不能跟你说清楚。德国中学分成三类，你知道的，「主干中学」（五年级到九年级），是最基本的国民基础教育，学生毕业之后通常只能开卡车、收垃圾、做码头工人等等，甚至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实业中学」（五年级到十年级），主要是职业教育，培养各种工匠技师，从面包师、木匠锁匠到办公室小职员，都是这里出来的；然后是Gymnasium「完全中学」（五年级到十三年级），等于是大学的先修班，培养将来的学术菁英。我们的学校是一种综合中学，三类都在一个校园里。

我所看见的打架，基本上都发生在「主干中学」的班里，这些学生很多来自低薪家庭，多半是新移民──来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的穆斯林。移民有很多适应的困难，所以很多学生也来自问题家庭。好，你现在明白我的反感了吧？为什么那些学生拿刀子追杀的时候，你不在乎，「完全中学」的学生被打了一个耳光，你就突然这么紧张，这么郑重？

年轻人起冲突是常有的事，但我还真是第一次看见有人正经八百告到学校去。我不敢说我懂「江湖」，但是我相信我知道怎么跟「那些人」打交道，甚至交朋友。「那些人」并不都是流氓。事实上，穆斯林是不喝酒，不嗑药的。他们只是跟中产阶级德国人有很不一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什么叫「尊敬」或者「荣誉」。他们可能表现出比较强的攻击性，但主要的问题在于，他们有不同的价值认同。

我认识这个被打的约翰，家里很有钱，是那种很幼稚、胆小怕事的人，观念完全是有钱的中产阶级极端保守的价值观。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那种绝不会晚上溜出去会朋友，而且动不动就「我妈妈说」的年轻人，活在一个「白面包」世界里，根本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是怎么回事。

但是后来的发展才真叫我火大。学校网页上有个学生论坛，很多同学上网讨论这个「约翰事件」。有一个「安妮」女生这样写：

我们学校越来越沈沦，越低级了，变成一个暴徒、无产阶级、白疑横行的地方。如果再这样下去，我认为我们学校将来收学生时，应该要先看学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阶级，再决定他够不够资格进来。我真的无法以学校为荣了，「那种」学生越来越多…

太荒谬了，MM，我并不赞成暴力行为，我承认绝大部分的打架都发生在「主干中学」，我也承认大部分的「主干中学」学生来自所谓「下层社会」而「下层社会」问题真的很多，但是我无法接受学校把这些学生拿来做问题的scapegoat，代罪羔羊。我更没法忍受这种典型的私立学校菁英思维，势利，傲慢，自以为高人一等，以为自己「出身」好，国家就是他的。

你知道我怎么回应那个「安妮」吗？只写了一句话：

「让木屋里有和平，让豪宅里起战争！」

安德烈


龙应台回覆长子的信　地平线有多远

安德烈：

台湾式新闻

很久没回台北了。昨天回来，就专心地看了一个多小时电视新闻。那一个多小时之中，四、五个新闻频道转来转去播报的都是一样的新闻内容，我综合给你听：

1.天气很冷，从来不下雪的地方也下雪了。人们成群结队地上山去看雪。但是因为不熟悉雪所以衣服穿得太薄，于是山村里的小诊所就挤满了感冒的病患。有四十六个人因为天冷而病发死亡。

2.半夜里地震，强度五点九。（是，确实摇得厉害，我被摇醒了，在黑暗中，在棉被里，等候，然后再睡）。电视报导得很长，镜头有：一，超市里的东西掉下来了。二，狗啊、鹿啊，牛啊，老鼠啊，都有预感似的好像很不安。三，有人有特异功能，预测了地震会来，但是预测日期错了。四，医院里护士被地震吓得哭了。五，有人抱着棉被逃出房子，带着肥猪扑满。

3.有个小偷在偷东西，刚好碰上地震，摔了下来，被逮个正着。小偷偷不到东西是「歹运」象徵，所以他手里还抓着一条女人的内裤。

4.天气冷，人们洗热水澡，七个人被一氧化碳毒死了。镜头：尸体被抬出来。

5.宾馆里发现两具尸体。

6.一辆汽车冲进菜市场，撞伤了十来个人。

7.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被她的祖母放在猪圈里养了两年。

8.一个立法委员结婚，几个政治人物去吃饭，他们坐在哪一个位置，有没有和彼此讲话。

9.街上有游行示威，反对中共制订「反分裂法」。镜头：老人晕倒，小孩啼哭，绑了蝴蝶结的可爱小狗儿们扑来扑去。

10.媒体采访北京的两会，记者们跑步进入会场，摔倒了。

11.灯节的灯熄了。


好了，这就是二零零五年三月六日台湾的新闻内容。北京的两会气氛究竟怎么样？香港的特首下台、政制改变的事有何发展？国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一件也没听见。只好上网，然后才知道：

叙利亚提议要逐步从黎巴嫩撤兵，伊朗声言要继续发展核武，好不容易被抢救释放却又被美军枪击的义大利女记者认为美军是蓄意射杀，联合国发表新的报告，估计二零二五年非洲可能有八千九百万爱滋病患者，北刚果的部落屠杀进行中，莫尔多瓦今天国会大选，但是反对派指控现任总统垄断媒体，做「置入性行销」，而且用警察对付反对党，是最独裁的民主…
有一个消息，使我眼睛一亮：南美洲的乌拉圭新总统华兹奎兹宣誓就职。
这有什么稀奇，你说？

左眼看世界

是蛮稀奇的，安德烈。这个新总统是个社会主义者。在乌拉圭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左派当政。而主持宣誓的国会议长，穆吉卡，在六十年代竟是Tupamaro游击队反抗运动的创始人。为了消灭他的游击队，一九七二年乌拉圭开始让军人掌政，固然消灭了游击队，也为乌拉圭带来十三年的军事独裁，被杀害被凌虐或失踪的人不计其数。穆吉卡也是曾在监狱里被凌虐的反叛份子。

我读到这类的消息，感触是比较深的，安德烈。你是否看见两个现象：在乌拉圭，恐怖的军事独裁结束二十年后，革命家和叛乱者变成了执政者。在本来属于苏联集团的莫尔多瓦，一党专政走向了民主选举。时代，似乎真是进步了，不是吗？

可是你发现，莫尔多瓦的掌权者事实上仍是共产党，只不过，这个共产党是透过民主的选举形式产生出来的。在形式的后面，有媒体的操弄、权力的恐吓、资源的独占垄断，一切以民主合法的「形式」进行。至于乌拉圭，革命家、改革家、理想主义者一旦掌权，会变出什么面目？从台湾的经验来说，我没有信心。在台湾看到太多堕落的英雄、虚假的民主斗士、轻易让权力腐蚀人格破产的改革者和革命家。中共的历史就更不堪了。

华兹奎兹是个左派──你说「左」是什么意思？

法国对人类社会的贡献实在不小。法国大革命不只给了欧洲革命的营养，也给了我们「左」和「右」的概念。你们初中课程里就有政治学，一定知道这「左」和「右」的语词来源。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国会里，支持王权和贵族的人坐在右边，主张改革的坐在左边。调皮的法国人随便坐坐，就影响了全世界到今天。好玩的是，当初坐在左边的法国人，事实上大多是资产阶级，反对的是王权和贵族，支持的是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正是今天的某些「左」派所视为毒蛇猛兽的东西。

柏林有个新的左派杂志在今年二月出版了，杂志就叫「反柏林」──我刚把网页传给华飞看。我想像，如果在北京出个杂志叫「反北京」或「反中国」？可能有人要被逮捕。那么在台北出个杂志叫「反台湾」？在香港出版「反香港」？可能都要吃不了兜着走。「反柏林」杂志和许多左派刊物一样，对许多议题进行大批判，号召读者各地串连，参与示威：三月十九日，请大家到布鲁塞尔聚集示威游行，欧盟高峰会议在那里举行；五月八日是欧战结束六十周年，请大家到柏林聚集，反制右派份子的游行；七月，请大家赶到苏格兰，八个工业国高峰会议将在那里举行…

左派号召群众在五月八日到柏林去纪念欧战结束六十年，有几条蛮动人的标语：

苏联抵抗纳粹的战线有两千公里长，牺牲了两千万人的生命──我们感谢苏联红军的英勇。

我们感谢所有的地下抵抗者。

我们哀悼所有法西斯和战争的被害者。

我们要求所有被纳粹强徵的劳工得到赔偿。

这其实不再是「左派」理念，它已经成为德国的主流观点。在日本，对比就很尖锐了。也是「终战」六十周年，曾经被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连一个道歉都还没得到。日本明显地缺乏一只看世界的「左眼」。

可是在今天的中国，你知道吗？我们说的「左」，在他们是「右」，他们说「右」，其实接近我们的「左」；应该是最「左」的共产主义，今天最「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所以跟中国人说话，你要特别注意语汇的「鱼目混珠」。

…华飞看完了「反柏林」，长长的腿晃过来说，「哇，受不了！这么左的杂志。」我就问他，「那你是什么？」他说，「中间。因为极左跟极右，像站在一个圆圈上，看起来像是往两个相反方向走，事实上，最后会碰头。一样恐怖嘛。」

我很惊奇地看着这小鬼。

理想主义之不可靠

你对「安妮」的阶级意识和菁英思维反感，大概有资格被归到「左」的光谱里去。我随便在辞典里找出一条对「左」的定义，就是：主张平等，强调社会公义，譬如工人权益或者工会权利；比较关切穷人和弱势的处境，反对民族主义，反对阶级和威权，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对特权和资产阶级充满怀疑。「左」派倾向用「进步」来描绘自己。

如果在一条直线上，你一定要我「选边站」──站在中间「偏左」还是「偏右」的位置，我万不得已会选择「左」。说「万不得已」是因为，老天，如果说我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教了我任何东西的话，那就是：不要无条件地相信理想主义者，除非他们已经经过了权力的测试。一个有了权力而不腐化的理想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不曾经过权力测试而自我信心满满、道德姿态高昂的理想主义者，都是不可靠的。从毛泽东到眼前台湾政坛上的得意混混，哎，太多了。

我曾经跟德国有名的女性主义作家爱丽斯．许华泽谈到这个题目，我说，台湾那么多「得意混混」，是因为我们的民主太年轻，还在幼稚阶段。她大大不同意，说，德国的民主有五十年了，不算幼稚了，但是「混混」更多，包括现任总理施若德。

好啦，最最亲爱的，我究竟想跟你说什么呢？

我实在以你有正义感和是非的判断力为荣耀，但是我也愿你看清理想主义的本质──它是珍贵的，可也是脆弱的，容易腐蚀腐败的。很多人的正义感、同情心、改革热情或革命冲动往往来自一种浪漫情怀，但是浪漫情怀从来就不是冷酷现实的对手，往往只是蒙上了一层轻雾的假的美丽和朦胧。我自然希望你的理想主义比浪漫情怀要深刻些。

我不知道该不该和你说这些，更不知十九岁的你会怎么看待我说的话，但是我想念你，孩子，在这个台北的清晨三点，我的窗外一片含情脉脉的灯火，在寒夜里细微地闪烁。然而母亲想念成长的孩子，总是单向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孩子奔向他人生的愿景，眼睛热切望着前方，母亲只能在后头张望他越来越小的背影，揣摩，那地平线有多远，有多长，怎么一下子，就看不见了。

你的MM

中国用劳工血汗补贴最富裕国家经济

(博讯2005年10月09日)
专家：中国为世界最富裕国家提供经济“补贴” 一文在新华网播发后引起了网民的极大关注，网民们纷纷在发展论坛留言表达自己的看法，体现了网民的拳拳爱国之心，欢迎网民继续对此发表看法。

核心提示：尽管经济增速较快，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GDP今年勉强超过1200美元，仅是美国的3%。中国劳动力十分便宜，工资水平是日本的1/24、美国的1/20。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正在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尤其是美国)提供经济“补贴”。这让中国自身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负担：首先，是扭曲的生产要素价格；其次，外资企业得以大赚便宜；第三，压低美国长期利率；最后，“补贴”的成本由中国独自承担。最后，我们给美国消费者和政策制定者们一个小小的建议：尽量加大储蓄，如果做不到，就欣然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别抱怨，因为享受目前这种被中国“补贴”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 (博讯 box

新华网友 汪家山的卖炭翁

本文作者提出的问题，不仅国人中有识之仕早已看出，许多外国专家、学者也早已查觉、提醒，这些问题，我敢说，国家决策者不说十分、至少也八九分是清楚的。但为何又难以找出“良策”？我想，本文作者至少应思考这样几个问题：人的主观意识能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有哪一个富国不剥削穷国，又有哪一个穷国不给富国提供“补贴”？世界价格与价值的背离，是能靠一国、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力量能改变为相符的吗？价格的“剪刀差”能想消灭就消灭吗？……在平等互利的国际贸易新秩序未建立起来之前，有许多事，实在是难以“两全齐美”的，而是“双刃剑”、“血泪剑”……。是的，本文作者所提出的问题，都是有远见的卓识，国家，国人是应竭尽全力设法解决。国家建设发展状况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坐标，将会越来越明显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程度，我深信国人的智慧和能力。




新华网友 金同民

改革开放的确是开天劈地的事业，谁也没有经验，难免出现各种料想不到的情况。尤其是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穷国，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到市场经济，难度非凡。因此建议政府对文中所列诸点，很好研究。正确的坚决坚持，有不足的加以完善，错的进行改正。




新华网友

这没什么，不知文章作者懂不懂巫术经济学，我们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对他们的补贴只是纸上的，我们自己得到的是实在的，钱虽然赔了，但实在的东西到手了，钱我们可以随便印，让他们赚走好了，我们再多印点就是了，多印不但不贬值还会升值。关键是我们要处理好贫富不均和环境问题，还有就是利用资源时效率不要太低。

不知这篇文章能否引起重视？目前企业中以牺牲劳动者权益来获取利润的行为日趋扩大，这不仅严重违背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影响了我国的国际形象。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文章说得非常有道理。

同样一件商品，在美国制造美国出售，价格是100元。如果拿到中国制造，出厂价格可能是10元，除去原材料，中国人顶多就赚了5元的人工费，出口到美国，可能卖50元，投资商就多赚了40元，美国消费者赚了50元。跟他们比起来，中国人就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捞到。越是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这种现象就越突出，所以外国投资也多在这些劳动密集型行业。既然工资低了，那就提高工资吧。怎么提呢？政府不能指定某某企业给某某员工多少多少吧。只能通过制定加强劳动保障、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法规等手段促进全社会整体工资水平的提高，从而惠及到个人。工资提高了，我们就可以多赚点回来了吗？不一定吧，你工资高了，人家非得到你那里来投资开厂么。还有印度、越南呢？人家一走，你连那5元钱都赚不到。

我们要保护自然资源，更要保护劳动力资源！

文章写得好，说的也是事实。但是有点太书生气了。就以劳动力成本来说，现在在外资企业中的中国职工工资一般已比国内企业的要高。如果再提高到与美、日等发达国家那样，外国老板能干吗？我们的员工敢提这种要求吗？不把你炒了鱿鱼才怪。我们要这些外资来解决许多人的吃饭问题，地方政府要引资越多越好。你的观点很好，可惜现在办不到啊！

这篇文章阐述的观点极有见地。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出口价格被国际市场人为扭曲压低，劳动者权益被牺牲，国家利益受损，消费品物质大量流向富国，养着他们过高质量的生活，却又一年到头叽叽歪歪地对中国这也不满，那也不对，我们还总是让人家牵着鼻子走，看别人的眼色行事，什么时候消停过？一方面压你产品价格，让你出口中低档产品，但又限制你出口；另一方面又卡你，不向你出口你想要的高技术产品。这难道就是龙永图之类所说的国际分工合作？就凭这一点，就坚决拥护中央的决策，要自主创新，在中高级产业方面要搞出自己品牌的系列产品，不能再搞低端消耗式的产出了。

这篇文章写得很理性，建议中央决策者都来要看看，确实有好处，咱们国人现在就缺少说实话的，都要顺上边杆爬，误国误民呀！胡主席说过中国八亿件衬衣才换一架７６７，我们损失的是什么？是底层工人的血汗呀！ (博讯 boxun.com)

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龙应台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博讯2006年1月26日)
2006.01.26　 中国时报 龙应台
「胡锦涛」代表什麽？锦涛先生：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励他的国青团青年学员时，说了这麽一句玩笑的话：「希望将来国青团也能培养出一个胡锦涛。」

我相信这是他从政以来所说过的最不及格的笑话。 (博讯 boxun.c

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单纯想到，「胡锦涛」是从共青团体制里脱颖而出的国家领导人，但是会说出这样的话，也透露了他显然不曾更深刻地细思过，共青团是个什麽样的体制？这个领导人所领导的「国家」A是个以什麽为本的国家？他的权力来源是什麽？正当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纪初掌握中国政权的「胡锦涛」这叁个字，代表了什麽意义？

它当然代表了超高的经济成长指数，让世界惊诧，让国人自豪，可是同时，在政治自由的指标评比上，中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说，这是以「西方右派」的标准来衡量的，不符合「中国国情」。好，让我们用一个社会主义的指标吧。追求资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贫，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贫富差异上，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迫近0.45，这已是社会大动乱的门槛指标。指标数字下，多少人物欲横流，多少人辗转沟壑。

也就是说，「胡锦涛」叁个字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历史里，仍代表一种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专制集权；在追求平等的大趋势里，它严重的贫富不均。

在您刚刚上任时，人们曾经对年华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为，作为一个新世纪的人物，您的心灵和视野会比您的前辈们更深沈，更开阔。共产党权力革命的杀伐蛮横之气，终究要被人文的体贴细致和文化的润物无声所取代。但是，两年了，我们所看见的，是什麽呢？

被割断的喉咙

促使我动笔写这封信的，是今天发生的一件具体事件：共青团所属的北京「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今天黄昏时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来最敢於直言、最表达民间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换下了主编而变成一份吞吞吐吐的报纸，原来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报」的总编辑被撤走论罪，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突然被整肃，一个又一个有胆识、有作为的媒体被消音处理。这些，全在您任内发生。出身共青团的您，一定清楚「冰点」现在的位置：它是万马齐□里唯一一匹还有微弱「嘶声」的活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这仅有的喉咙，都被割断。在「冰点」编辑们正式得知这个「割喉」处分之前，所有跟「冰点」有关的字和词，已经从网路上彻底消灭。

在您的领导之下，网路警察的绝对效率，令人骇异。

选在今天执「刑」，谁都知道原因：春节前夕，人们都已离开工作岗位，准备回乡围炉。报纸开始扑天盖地报导娱乐，制造温馨；电视开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联欢，生产快乐。选在这一天割断中国仅有的喉咙，然後让普天同庆的欢声把它淌血的声音遮住。行刑者蹑手蹑脚走开，过完年，一切都已了无痕迹。网路警察的效率和现代传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现的二十一世纪统治技巧。

网路警察动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时间动手，是怕国际媒体知道。偷偷摸摸地执行，费尽心机地隐藏，□漏的是政府的虚心和害怕。但是，请您告诉我这个困惑的台湾人民：这「和平崛起」大有为的政府，究竟为什麽如此的虚心和害怕？

「冰点」的停刊，其实没有人真正的惊讶，人们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个宿命论者永远在等着鬼的半夜敲门索命；我发现，太多的灾难和压迫，使得大陆很少人相信好事会长久、梦想能成真、正义能落实。刊出龙应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时，网路上已经四处流传「冰点」被封杀的臆测；今天，只是「鬼」终於被等到了。而「冰点」「勇敢」到什麽程度使得共产党用这样阴暗的手段来对付它？

仇外的建国美学

今天封杀「冰点」的理由，是广州大学袁伟时先生谈历史和教科书的文章。因为它「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对…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毁」掉了一份报纸的袁伟时先生的文章，究竟说了什麽的话，招来这样的惩罚？

我认真读了这篇文章。袁伟时以具体的史实证据来说明目前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谬误百出不说，还有严重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的宣扬。譬如义和团，教科书把义和团描写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对洋人的攻击，对於义和团的残酷、愚昧、反理性、反现代文明以及他给国家带来的伤害和耻辱，却只字不提。综合起来，教科书所教导下一代的，是「一、现有的中华文化至高无上。二、外来文化的邪恶，侵蚀了现有文化的纯洁。叁、应该或可以用政权或暴民专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领域的邪恶。」。对於这种历史观的教育，袁伟时非常忧虑：「用这样的理路潜移默化我们的孩子，不管主观意图如何，都是不可宽宥的戕害。」

锦涛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产党是以美化秦始皇、盗跖、太平天国、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脉络来奠定自己的权力美学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个政权都会设法去建构一个所谓建国神话和图腾──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进党的企图。但是，建构的国族神话里如果藏有仇外情绪，就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危险。在二十一世纪，国界几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来愈是一个紧密的村子，因为唇齿相依，不得不忧戚与共。中国为什麽极力争取主办奥运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图以最大的动作向世界推销一个新的中国形象：你看，中国是一个充满发展能量、爱好世界和平、承担国际责任的泱泱大国！

如果对外面的世界推销的是这样一个形象，关起门来教下一代的，却是「中华文化至高论」、「外来文化邪恶论」以及义和团哲学，请告诉我，哪一个中国是真实的？总书记能够光明磊落大声地告诉国际社会吗？

袁伟时说，教科书不能罔顾史实，不能赞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国人对自己狂热，对外人仇视。这样的认知，锦涛先生，在我们这里，叫做「常识」。在北京，竟然是违反「主流意识形态」的入罪之论。那麽能不能请您告诉我这个台湾人民，您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什麽？

哪一个是你真实的面孔？

我们暂且不管大陆的知识份子和一般人民读者怎麽看这「冰点」事件，但是我很愿意和您分享像我这样一个台湾的知识份子的感受。至於龙应台这样思维的人在台湾有没有代表性，有没有影响力，您自己判断。

我对中国大陆有着深切厚重的情感，来自命运血缘，历史传统，更来自语言文化。在台湾生长，我同时发展出与这一条「家国认同」情感线平行并重的执着，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的坚持，而从这种尊重和坚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价值：譬如主张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对贫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对国家暴力的绝不容忍，对统治者的绝不信任，譬如对知识的敬重，对庶民的体恤，对异议的宽容，对谎言的鄙视……

这一条我称之为「价值认同」的理性线。当「家国认同」的情感线和「价值认同」的理性线相互冲突时，我如何取舍？毫无犹豫，我选择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经写「野火」和国民党那个「家国」对抗；李登辉当政时，我曾经为文批判他的虚伪与狭隘；陈水扁不公不义，又迫使我执笔彻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闹不清我究竟是「统派」或是「独派」，不妨这样试试：台湾和大陆，哪边符合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的「家国」。哪边违背我的「价值认同」，就是我离之弃之抵抗之的对象。如果两边都符合我的「价值认同」，那就开始讨论统一吧。所以，我是统派还是独派呢？

以这样的价值结构来看今天「冰点」事件，您说我这个台湾人看见什麽？

我看见这个我怀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缘家国」，是一个践踏我所有「价值认同」的国度：

它，把真理当谎言，把谎言当真理，而且把这样的颠倒制度化。

它，把独立的知识份子当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识份子当家仆使用，把奴才当──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钥匙，交到奴才的手里。

它面对西方是一个脸孔，面对日本是另一个脸孔，面对台湾是一个脸孔，面对自己，又是一个脸孔。

它面对别人的历史持一个标准，它面对自己的历史时──错了，它根本不面对。它选择背对自己的历史。

它拥抱神话，创造假象，恐惧真相。他最怕的，显然是它自己。

……

您，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服我

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熊猫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如果中国的「价值认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钥匙的奴才在垄断它的解释和执行，而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击、戒律、监控的对象，请问，我们谈统一的起点理由究竟是什麽呢？而我对中国的情感还是有条件的，台湾还有很多热爱、深爱、无条件地执着地爱中国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东西去跟他谈统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骂呢？

重点不在团团和圆圆，您知道吗？重点也从来就不在民进党，您明白吗？

重点就在「冰点」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上，因为，说穿了，锦涛先生，您容不容许媒体独立，您尊不尊重知识份子，您用什麽态度面对自己的历史，以什麽手段去对待人民，每一个最细小的决定，都系在「文明」这两个字上头。经历过野蛮，我们不得不在乎文明。

请用文明来说服我。我愿意诚恳倾听。

（本文写於一月廿四日。台北中国时报、香港明报、吉隆坡星洲日报、美国世界日报今同步刊出）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富人没有远见 知识分子没有良知

(博讯2006年1月17日)
文/熊飞骏

中国的悲剧很多，文化包袱和官僚主义象两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但中国的深层悲剧则发生在社会的精英层，可以用下面两句话来概括： (博讯 boxun.com

　　富人没有远见！
　　知识分子缺乏良知！
　　中国的改革开放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现代化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鼓励那些靠勤劳智慧积累财富的中国人率先致富，然后带动全体中国人共同富裕。二十多年来，中国在走出贫困的同时，也以世界上最快的速度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超级富豪。从“万元户”——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国式富豪资本积累的速度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2003年，中国共计有三千位身价超过一亿元的亿万富豪。近两年国有企业转制，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亿万富翁以更快的速度制造出来，无数暴发户一夜间积累的财富连世界上最富裕的美日等国的超级富豪们也瞠目结舌。2005年，中国有多达5万人积累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财富，其中敛财超过1亿美元的有200人。多少年可以成就一个贵族，多少年可以让亿万富豪的人数从3千到5万，在仍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只有两年多一点的时间？！
　　中国确然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但富了起来，还有不少人成为令世人瞩目的超级富豪！中国富人的成长速度远远超过邓小平先生的意料，我在这里想问两个问题：
　　这些人当中有几位是靠勤劳智慧富起来的？
　　这些超级富豪们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了吗？
　　这两个问题不用我来回答，相信每个不傻的中国人心中都有答案。
　　中国的超级富豪们把财富拿来作什么？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列出下面几组数据：
　　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山西省，竟然有人出手就买回20辆悍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刚刚越过1000美元的“温饱线”，可却是世界上的奢侈品消费大国。100多万元的劳力士手表，30万元的卡地亚胸针，500万元的钻石……林林总总的国外奢侈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地进入中国。中国富豪喜欢“奢侈品”，且气魄之大、出手之阔绰，连世界首富洛克菲勒也自叹弗如……
　　2003年上海汽车博览会期间，一辆价值1188万元的“雅致728宾利”---在欧美也无人轻易问津的宾利旗舰版---被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买家悄然下了定金。2002年宾利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一年多的时间已经在中国售出85辆宾利轿车，其中19辆单价超过100万美元。宾利在中国创造了三项纪录：总销售量亚太地区第一、销售增幅全球第一、宾利728的销售量全球第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南方一家商场摆出一件标价160万元的衣服，上架没几天就被一个富豪买走了，随后又有不少富豪接踵而来……
　　法国产的“人头马”主要消费市场是中国！
　　缅甸赌场为该国提供大宗财政收入，但这个国家的赌场主要设在中缅边境，在里面一掷千金的大款主要是中国富豪。
　　泰国的色情服务业是该国旅游业的支柱，光顾色情场所的中国富豪是出手最大方的客人。
　　…………
　　当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们一掷千金时，他们有意识带动中国人共同富裕吗？
　　据官方统计：中国目前农村的贫困人口在9000万至15000万人之间。农村的贫困标准是625元人民币。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03年3月31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为2140.3万人。中国社会目前的贫困人口的总数大约有15000万人至21000万人。
　　我经常在想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超级富豪们干吗不把挥霍掉的巨款拿去救济失学儿童或下岗工人呢？他们宁愿“千金买笑”也不肯急人所难，这种禀性究竟是聪明还是傻？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深圳边流浪边打工，有一天和几个先发起来的朋友在上海宾馆附近闲逛，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披头散发的小姑娘在乞讨，不住给过往行人打躬作辑，可很少有人肯施舍一文钱。我实在看不过去，就跑过去在她的破碗里丢下十元零钞。朋友们马上提醒我，说这些人都是“骗子”，不值得同情，我刚才的行为不是行善；而是“自已屁股流鲜血还急着给他人疗痔疮”，说白了是“傻冒”。
　　我当时听了这话很呐闷，心想就算这些人是“骗子”，一掷千金的富人们路过时丢下一元钱也损失不了什么啊？中国人干吗在施舍上如此精明且斤斤计较呢？
　　当美国的超级富豪洛克菲勒一边啃着三明治面包一边匆匆赶往学校和慈善机构捐款时，中国先富起来的大款正在五星级酒店里喝人头马吃保护动物泡小情人！ 
　　当亨利.福特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时，他想到的不是如何拿赚来的巨款挥霍享受或是买个大官作；而是想到要让他的工人能买得起他们公司生产的小轿车，于是他给工人发高工资，还创造了流水线的生产方式，使汽车成本大幅降低，于是他的工人都能乘“福特车”上下班……
　　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的行为“傻”吗？在部分中国富豪眼中，他俩的行为算是傻到家了。
　　《谁在抛弃中国》给我们列举了下面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假设在一个地方发现了金矿，来了一个人投资建了一个矿场，雇一百个工人为他淘金，每年获利1000万，矿主把其中的50%作为工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每年收入5万，他们拿一万来租房子，剩下的四万可以结婚，生孩子，成家立业，矿主手里还有五百万，可以做投资。因为工人手里有钱，要安家落户，所以，房子出现需求。于是矿主用手里的钱盖房子，租给工人，或者卖给工人。工人要吃要喝，所以，开饭店，把工人手里的钱再赚回来。开饭馆又要雇别的工人，于是工人的妻子有了就业机会，也有了收入。一个家庭的消费需求就更大了。这样，几年之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100个家庭。孩子要读书，有了教育的需求，于是有人来办学校，工人要约会，要消费，要做别的东西，于是有了电影院，有了商店，这样，50年过去以后，当这个地方的矿快被挖光了的时候，这里已经成了一个10万人左右的繁荣城市，矿主也成为这个城市的首富和最受尊敬的人。
　　第二种情况：
　　假设同样发现了金矿，同样有人来投资开采，同样雇100工人，同样每年获利1000万，但是矿主把其中10%作为工资发下去，每个工人一年1万。这些钱只够他们勉强填饱肚子，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讨老婆，只能住窝棚。矿主一年赚了900万，但是看一看满眼都是穷人，在本地再投资什么都不会有需求。于是，他把钱转到国外，因为在本地根本就不安全，他盖几个豪华别墅，雇几个工人当保镖，工人没有前途，除了拼命工作糊口，根本没有别的需求。50年下去以后，这个地方除了豪华别墅，依然没有别的产业。等到矿挖完了，矿主带着巨款走了，工人要么流亡，要么男的为盗，女的为娼。成了强盗的男人就会去抢矿主，然后把矿主杀死。
　　第一种情况是“远见”；第二种情况是“短视”。
　　中国富豪有“远见”者寥若晨星！
　　没有远见的富人是短命的！
　　洛克菲勒是上上世纪中期美国的石油大王；一个半世纪后的今天他依旧是石油大王。
　　亨利.福特是上世纪初的汽车大王；一百年后的今天他依旧是汽车大王。
　　中国一百年前的富豪哪里去了？镇压了！逃亡了！破产了！今天的中国富豪一百年后会向何处去？如是他们不改变自己的作法，结局应该不会比一百年前的富豪更好。
　　中国有相当多的富人其财富并非来自勤劳智慧，尤其是亿万级富豪，其财富来路的公正性更是大成问题；甚至可以这样说，超级富豪的绝大部分财富都是靠钻体制的漏洞积敛起来的，是不公正收入。道理很简单：在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和经济活力下，是不可能在几年时间内靠勤劳和智慧产生亿万富翁的？！这样的机会只有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前期和二十世纪石油革命时代才会产生。今天的中国显然没有那样的机会。
　　中国有相当一部分超级富豪的财富来自“特权”！是靠伤害国家和社会积敛起来的。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不公正特权社会，富豪集团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不公正手段取得的。更具悲剧性意义的是：中国占绝大多数的富豪患有“短视”和“健忘”的毛病，真正有远见的富人不多。富人的健忘表现在那些从底层社会起来的部分人忘记了早期的艰难岁月；短视表现在不愿用多余的财富回报社会，以为自己可以永远地富下去。
　　正因为中国有那么多的富豪“短视”或“健忘”，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杀富济贫式的平民起义，中国富人的寿命也很少能够超过一百年的，所以才有“富不过三代”一说。英美等文明国家即使有穷人杀富人的现象也是个别的，绝不会酿成全社会性的平民暴动。因为英美等国的富豪有远见的很多，把赚来的大部分财富用来回报社会，大多数平民都在享受他们的“恩惠”，谁还会想到要杀他们呢？中国的平民起义也许更多源于国民的仇富心理，但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心理，富人难道不是始作甬者吗？
　　中国古老的智慧有“逆取顺守”一说。既然有相当多的富豪财富来路不公正，现在该是他们把不法财富拿出来回报社会的时候了。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国家民族；更主要的是为了你们家族的百年大计。
　　这里我想问富人一个问题：你是愿意把财富拿到花枝招展的体面人群中享用呢？还是愿意拿到象非洲那样饿得皮包骨的穷人群体中炫耀呢？或是卷起财富在国外流亡呢？
　　如果我是富人，我会努力争取第一种结局。第二种结局最好不要发生，在满眼都是穷人的社会里我拥有再多财富也没有多大意义，说不准想找个漂亮点的小蜜也难上加难，因为饥民世界里不容易产生真正的“美女”。第三种情况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在一个连语言都不通的陌生国度里，那份孤独不是一个富人能够忍受的。为了争取第一种结局，我得想方设法把周围的人群变成体面人，变成中产阶级，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财富拿一部分出来为他们创造脱贫致富的机会，带动周围的人共同走向小康。
　　值得欣慰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一部分有“远见”的富豪，尽管他们所占的比例很小，但却是富人集团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
　　上月我在网上看了一篇标题为《民族与历史》的论文，为作者的观点与见识深深倾倒。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文的作者是一位大公司的总裁。如果中国的大总裁们都有他那样的“远见”，中国的悲剧无疑会大大减轻。
　　下面再来谈谈知识分子的良知。
　　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都是走在社会最前列的先进群体。中国知识分子因为所受的教育出了问题，并不能很好地履行先进阶级的角色。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很多，我在《士大夫的悲哀》这篇文章里有较为详尽的描述，“缺乏良知”也许是今天的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何谓“良知”？“良知”就是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捍卫道德、真理的勇气；以及不为眼前的“急功近利”所引诱而被阴暗势力“收买”。
　　一个民族的普通公民也许可以缺少“良知”；但知识分子绝不能缺少“良知”！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任何希望可言。
　　近代中国最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是谭嗣酮和鲁迅！ ﹛
　　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酮成了朝廷的通辑犯，帝国宪兵前往他的住所捉拿他。谭嗣酮当时有充足的时间逃走，象他的同伴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去国外流亡。但谭嗣酮拒绝逃亡，他对前来报信的同志说：
　　 “西人变法不惜捐弃身家性命，中国未闻有为变法流血者。如若需要流血，请自嗣酮始！”
　　鲁迅为了医治中国人心灵上的疾病，不顾绝大多数国民“爱听好话”的毛病，不惜冒着和整个社会作战的危险，出于对中华民族巨大的责任心，把笔化作投枪匕首，勇敢地暴露中国人的劣根性……
　　今天的知识分子比谭嗣酮、鲁迅那个时代要多出百倍，可有几个知识分子拥有谭嗣酮、鲁迅那样的民族责任心和道德勇气？有几个不在“利诱”面前抛弃人生的准则？有几个拥有真正的“良知”？
　　今天的中国确然有很多坚守“良知”的知识分子；但这些人在知识分子这个庞大集团里只能算“一小撮”。
　　本人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也曾一度为了个人利益丧失“良知”。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所居住的那座城市近郊发生了教室垮塌砸死学生的事件。那时全省正在搞“普九”，几乎所有的村办小学都从农民手中“集资”建起了新式校舍，部分权力人物也因此狠狠捞了一笔“工程回扣”。也许是因为“回扣”的比例过重，在校舍建筑上偷工减料绝不是个别现象。这所小学就是因为过份偷工减料，教学楼刚建起来不久就张开一个大的裂口，老师学生根本不敢搬进去上课，只好仍呆在那座因建了新房而停止修理的旧危房里上课。那天下了很大的雨，教室里到外漏水，然后整座房子倒塌了，当场砸死了三名学生，其余的学生则不同程度被砸伤……
　　一个小时后我们奉命赶往现场抢险，我亲眼看到学生的鲜血染红了断砖残瓦，三具尸体平躺在血泊中，上面盖了一张雨布。没砸死的学生一个个头破血流，一双双困惑的眼睛看着我们……看到他们身着破旧的衣衫在风雨中抖动，我的眼泪当场涌出来了。
　　那天晚上我的宿舍来了几位面孔陌生的农民，他们自称是这个村的学生家长，听说我曾在外当过记者，想让我为他们主持公道，把镇、村干部鲸吞工程款导致出现“豆腐渣工程”的内幕在媒体上披露出来……
　　我这个一向被公认为“好打抱不平”的男人，那次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口头上的理由是“我很久没有写东西了，笔头生疏了，写出的文字不够水平媒体不会登载……”深层原因则是“市政府对我够意思，虽然没有重用我，但也没给我小鞋穿，象我这等不识时务的男人，能不受压制就已算是上等的恩惠了。因此我不能给这座城市抹黑……”
　　随后的几天，我夜夜做噩梦，每次都梦见衣衫滥缕头破血流的学生在风雨中发抖的镜头…… ?
　　次年的春天，这个镇的“一把手”官运高照，因在任“政绩突出”且“廉洁自律”被破格提升为副县长……
　　镇长的告别宴会够风光的，我也接到了邀请函，但我没有去，不是对他的提升不满，而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我突然意识到我的“良知”在这次事件中丧失了，我已不配“知识分子”这个称号。如果我坚守自己的“良知”，把事情的真相捅上去，贪官就算不垮台，顺利提升的概率也应该很小，老百性眼中的困惑也不会加深一层。
　　象我这样一度丧失“良知”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究竟有多少？事后能清醒过来并试图找回“良知”的又有多少？
　　答案是沮丧的：前者的回答是“很多”；后者的回答是“很少”？
　　大学教授应该是一个很尊严的职位。英美等国的教授极少有人因为“屈从权力”或“贪图财利”出卖“分数”；因为“分数”在教授“良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出卖分数就等于是出卖“良知”。所以英美的绝大多数教授宁愿放弃当大官或成为超级富豪的机会把分数送给“大款”或“政要”。我们的教授在这方面作得怎样呢？参加过研究生考试的大学生应该深有体会。
　　中国有多少文字工作者为了一点小钱给贪官炮制涂脂抹粉的“假新闻”？有多少“作家”在给国家蛀虫写传记？有多少“知名人士”为了那顶在眼前晃动的官帽子放弃原则？有多少三流写手在编写“名人录”、“专家录”、“艺术家录”……
　　有多少医生在拿“药品回扣”？有多少教师在巧立名目从学生口袋里掏钱？有多少“经济学家”为了财阀的“红包”在权威职位上说昏话？有多少文痞把黑社会头目捧为大企业家？
　
　　在中国，缺乏“良知”也许不仅仅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但知识分子比常人拥有更高的境界，应该比常人有更多的责任义务坚守自己的“良知”。
　　如果知识分子的不满只停留在争取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部分满足时就放弃“捍卫公正”的初衷，就会很轻易被“权钱”“收买”牺牲人生准则。一个很轻易就被“收买”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能有“良知”的。
　　知识分子一旦丧失“良知”，就会失去全社会的尊重，最终会在整体上付出更大的代价，类似的悲剧性教训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二00六年一月十三日 (博讯 boxu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或者发稿团体的观点、立场)

华邮：中共统治难长久 外界应有所准备
(博讯2005年10月12日)
（中央社记者林文集华盛顿十一日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林蔚今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由共产党精英统治的情况难以长久维持，早晚会出现由人民力量决定领导人的情况，外界应有所准备。

林蔚（Arthur Waldron）在华盛顿邮报言论版发表的这篇标题为“中国将出现的人民力量”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大会之际，媒体上充斥着各种揣测，谈的不是可能的改革措施，而是权力的问题：二零一零年满七十岁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如果下台，谁将接替他出任中国领导人？ (博讯 boxun.com)


他表示，二零零四年九月江泽民卸下中央军委会主席职务，至今胡锦涛集中权力于一身也才只有一年时间，但是现在报纸的头版已经开始出现接班的议题。中国古代新登基的皇帝面对的是危险的宫廷政治，不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者所面对的情况有所不同。

他说，中国古代皇朝是靠“天命”在统治，但是二十世纪初天命的概念即已消失，而由“人民”和“民主”等概念取代，人民是统治正当性的来源，民主则是决定统治者的方式。自清朝之后，每个统治者嘴巴上都挂着这些概念，即使是毛泽东也一样，不管他实际上有多么独裁专制。人民的概念进入权力传承的游戏规则，但是对实际情况的改变却很缓慢，到现在北京竞逐大位的方式仍更像是清朝的情况，而不像真正的民主。但是这种情况很可能难以持续下去。

他指出，中国是由政治局、中央军委会等单位成员组成的大约二十名共产党精英统治，这种精英统治不可能长久持续下去，因为这些人无法像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透过战功或者血腥整肃取得绝对的服从。过去省级领导人接到毛泽东或邓小平的电话会发抖，因为知道性命可能不保。现在胡锦涛打电话的时候，省级领导人只会想到要用什么策略来讨价还价。现在共产党精英的权力可说是名存实亡。

林蔚表示，无论用任何方法，中国共产党再也无法回到过去那种几乎可绝对控制中国的情况，不管是扩大武装内部安全部队、逮捕更多人、尝试控制包括网际网路在内的所有媒体、刺激经济成长，甚或是共产党进行内部改革，大概都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的控制。今天在中国，只有人民才能让领导人或政府享有真正的权力，而这种情况只有透过公开的政治过程才可能发生。

他表示，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事件后，各省得到更大的自主权，此后北京的权力一直在流失。强人邓小平死后一直存在的这种“没有政治（权力基础）的治理（governance without politics）”的状况，已经快要走到极限。其终结可能由上而下，例如透过很有计划的转型过程来达成。但是更可能的情况是，想要竞逐大位的人尝试诉诸人民来打破精英的把持；或者也可能由下而上，民众对贫穷和腐败的不满越来越升高，可能会造成高层变动。

林蔚指出，北京的共产党统治越来越像是精心安排的戏码，中国观察家无疑会继续注意北京的这场戏。但是他们不应忘记挤在戏院外越来越吵的人民。他说：“我们早晚会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