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抗议，为在``深圳游街”中被侮辱的

作者：（美国）洛杉矶联合学区教育研究员 陈翰圣

2006年11月29日﹐极普通的一天。这天﹐中国的水文天象﹐均无异常。然而﹐位于中国南部的城市深圳﹐却在这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为﹐这天﹐它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百多名在该地谋生的妓女﹐被深圳警方押赴大街﹐游行示众。顿时﹐深圳沸腾了。好像庆祝一次百年不遇的盛典﹐犹如围观一个别开生面的“马戏团”﹐当一百多名少女﹐手戴刑具﹐身穿囚服﹐脸遮口罩﹐在万分惊恐中遭受羞辱时﹐人们奔走相告﹐群情荡漾。同时﹐当这些在现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镜头﹐通过各大通讯社的电波和计算器的网络传开后﹐整个世界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这是哪里﹖这是文明世界吗﹖

形而上学的诘问

深圳警方的动机深不可测。或许﹐他们要向在附近视察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献媚。为彰显整顿风化的决心﹐异想天开﹐暗送秋波﹖或许﹐警察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依仗警权﹐免费嫖娼。偶不遂愿﹐老羞成怒﹐公报私仇﹖或许﹐按弗洛伊德推测﹐警界领袖有特殊嗜好。唯有妓女受辱﹐方能兴奋不已﹖但是﹐不管警方可能有千百种复杂的动机﹐唯有一种动机可以明确排除﹕那就是他们要真心打击“卖淫”。因为﹐在深圳﹐“淫业”和“警局”有着几乎同样悠久的历史。两家比邻而居﹐相安无事。为什么恰恰在11月29日这天反目成仇﹖难道这天是百年不遇的黄道吉日﹐千载难逢的“贞节”假期﹖
深圳警方的行为明白无误。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野蛮﹑下流﹑愚蠢和不可思议的刚愎自用﹐在短短一天时间里﹐集中展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全部社会不公﹐毫不留情地捅破了“再造香港”和“春天故事”的神话。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当朝最为神圣的口号“和谐社会”﹐发出了令人难堪的挑战。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野蛮﹕因为他们用中世纪的手段﹐对付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在他们眼里﹐人权不是“硬道理”﹐尊严不会“压倒一切”。所以﹐他们敢于违反任何文明社会的起码准则﹐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处心积虑地﹑最大限度地肆意践踏一群少女的尊严。胆大妄为﹐其心可诛。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下流﹕因为他们用窥视隐私的阴暗心理﹐取代司法公正﹔以长舌妇般打探是非的好奇﹐压倒执法庄严。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待决犯﹐为什么他们偏偏与这群少女过不去﹖难道她们有特殊的观赏价值﹖“我们给她们戴了口罩”﹐深圳警方如此辩称。先生们﹐这恰恰证明了你们的下流﹗因为﹐这正是你们明知故犯﹑欲盖弥彰的铁证。这正说明你们明知侵犯隐私﹐偏要侵犯隐私。“戴上口罩”能改变事情的性质吗﹖莫非在深圳警方的法典里﹐戴上避孕套﹐便没有强奸罪了﹖“戴上口罩”和游街示众﹐本来自相矛盾。能干出结合两者勾当的人﹐不仅意识下流﹐而且思维混乱﹐行为低能。“低能”和“下流”并不互相排斥﹐深圳警方完美地体现了低能的下流。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愚蠢﹕因为他们在无意中违反了游戏规则﹐触犯了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禁忌。他们捅破了“繁荣”和“稳定”背后那层薄薄的窗纸﹐暴露了整个社会重重黑暗不公不平的冰山一角。游街照片中的这群女孩﹐在深圳警方眼中一定十分“下贱”。但她们却使我联想到另一张照片﹐一张非常“高贵”的照片﹐一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孙女﹐在巴黎成为“社交名媛”的新闻照片。从照片上看﹐游街女孩和“社交名媛”应该是同龄人。然而﹐是什么使她们的命运如此不同﹐如此悬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要造就这两张照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整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少。光有“社会主义”﹐两张照片都不应该存在。光有“市场经济”﹐祇能产生“社交名媛”。唯有“中国特色”﹐才能使“妓女游街”和“社交名媛”同时并存。深圳警方﹐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你们嫌中国贫富不够悬殊﹐民怨不够沸腾﹐人心不够不平﹐社会过于公正﹖难道你们嫌贫民承受的苦难不够深沉﹐伤口没在淌血﹖所以﹐你们要公然展示﹑观赏他们的苦难﹐要挑逗﹑调戏他们的伤口﹖你们居然想得出﹐恰恰选中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暴露了这个窗口最需要掩盖的东西﹕即“改革开放”底下脆弱的人文基础﹐高楼林立背后昏庸贫乏的思想意识和灯红酒绿掩盖下的社会不公。你们自以为得计﹐肆无忌惮地恃强凌弱。但是﹐在11月29日那天﹐你们在打击贫民的同时﹐恰恰在全世界面前﹐为中国的最高权贵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基于历史的控诉

155年前﹐美国作家霍桑写过一部小说《红字》﹐讲的是二百多年前发生在清教徒社会的故事。女主人公海丝特通奸怀孕﹐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事。审判时﹐海丝特为保护情夫﹐拒不吐露他的名字﹐因而被判终生佩戴象征耻辱的红色“A”字（英文中代表“通奸”）﹐并和初生的婴儿一起被游街示众。2006年11月29日的深圳﹐使我联想到霍桑笔下的场景﹕

当那年轻的妇女 — 就是婴儿的母亲 — 全身位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激情﹐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然而﹐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索兴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A。……围观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通路。海丝特走向指定让她示众的地方。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几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体验来测量﹐恐怕是一个路途迢迢的旅程﹔因为她虽说是高视阔步﹐但在人们逼视的目光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经给抛到街心﹐任凭所有的人碾踩践踏。

2006年11月29日的深圳﹐使我想到了海丝特。但是﹐海丝特的故事﹐发生在清教徒社会。那里﹐“存天理﹐灭人欲”﹐以私生活严峻著称。今天的深圳﹐私生活严峻吗﹖“深圳游街”和海丝特受辱的区别﹐或者说深圳比清教徒社会虚伪的地方就在于﹕深圳明明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却“祇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觉醒来﹐忽发奇想﹐又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样奇特的事情﹐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干得出来﹗光有“社会主义”﹐祇能产生清教徒般严肃的生活。我们曾拥有过这种生活﹐在那里﹐“深圳游街”的女孩﹐本应都是良家妇女。光有“市场经济”﹐这些女孩可能从良家妇女而沦落风尘﹐因为她们中不少人﹐除了身体﹐没有“商品”可以出售。但是﹐“市场经济”祇要她们“有偿”地供人玩乐﹐不会要她们“无偿”地供人羞辱。唯有“中国特色”﹐不仅要在晚上玩弄她们﹐还要在白天侮辱她们﹗深圳特区确实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特”﹕当特区的经济需要发展﹐特区的企业需要“公关”时﹐它需要这批女孩强作笑容。那时﹐她们就要被“买断”﹐被“包养”。但是﹐当特区的政治需要“形象工程”﹐需要“贞节牌坊”时﹐它又需要这批女孩以泪洗脸。这时﹐她们就要被展览﹐被羞辱。请问﹐全世界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价廉物美﹐一专多能﹐且逆来顺受的女孩﹖请问﹐中国的投资环境能不在世界名列前茅吗﹖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突发奇想。我想告诉那女孩﹐你以手捂脸﹐在我心目中你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你敢于放下手来﹐像海丝特那样﹐傲视群伦﹐那你在我心目中便是传奇般的英雄。但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想法的幼稚和不现实。让我们看看中国报告文学作家胡传永在《打工妹的故事》里﹐对那些女孩处境的描写﹕

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她们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世道的险恶﹑谋生的艰辛﹐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体。……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需要贱民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然而﹐在茫茫人海孤立无援的挣扎中﹐她们一旦堕落风尘﹐就再难找回自己原来的位置。因为﹐她们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篱笆的农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意识到﹐她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她更多是为了那远在天边让她牵肠挂肚的父母兄妹﹐她更在乎的是那片她曾生活过并让她梦魂萦绕的故土故乡。她真正难以割舍﹐真正投鼠忌器的﹐是她那“原来的位置”。而这﹐或许是她如今唯一珍藏﹐唯一能留给自己的东西。谁说深圳警方愚蠢﹖谁说深圳警方低能﹖他们非常明白这层道理﹐所以他们要把这些女孩的原籍﹑住址﹑姓名﹐以及他们动用专业手段能够侦查到的一切蛛丝马迹﹐统统抖落出来。深圳警方﹐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和这些女孩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何故下手如此狠毒﹖不仅要赶尽杀绝﹐还要旁及无辜﹐株连九族﹖

基于现实的抗议

记得在上海时﹐曾问一位警界朋友﹐他们是否打击“卖淫”﹖答﹕“坚决打击”。问﹕“如何打击”﹖答﹕“四星级以上宾馆不打﹐以下坚决打”。问﹕“为何”﹖朋友惊讶于我的无知﹐耐心开导﹕“当然是为了投资”。我闻言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确实﹐来华投资的富商巨贾﹐不会下榻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在他们怀抱里“卖淫”﹐属于“投资环境”。我这才明白﹐“发展就是硬道理”﹐原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举一反三﹐广泛适用。这样的普遍真理﹐大概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因为﹐“社会主义”﹐本来没有妓女。而“市场经济”﹐据说“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所以﹐“市场准入”应一视同仁﹐不能设置等级壁垒。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黑白通吃﹕官分三公九卿﹐妓有高低贵贱。不仅“刑不上大夫”﹐且“刑”不上二奶秘书﹑涉外娼妓。
上海和深圳﹐同在一个政党领导下﹐一部宪法管辖内。警界准则﹐应无二致。所以﹐深圳游街的女孩﹐一定不幸沦落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对她们﹐无论怎样欺负﹐怎样侮辱﹐都不会影响深圳的“投资环境”和“改革开放”。是的﹐这群女孩中﹐不会有人为“改革开放”做出过突出贡献。她们中很少有人做过攻“官”小姐﹑外商“秘书”﹔她们中很少有人一“脱”成名﹐跻身流行“超女”﹑当红艳星﹔她们中更没有人冲出亚洲﹐闯荡好莱坞﹐进军奥斯卡。但是﹐她们是她们这行中“沉默的大多数”。她们虽不光彩照人﹐被“党的喉舌”所追捧﹐但她们或许有她们不为人知﹐且遭媒体封杀的故事﹕她们中﹐或许有父兄惨死于一次又一次的矿难﹔她们中﹐或许有弟妹葬身于那场“让领导先走”的火灾。她们﹐和她们的亲人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用她们的双手﹑青春﹑身体﹐甚至她们的生命﹐默默无闻地﹑被人鄙视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承担着最低贱的劳作﹐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没有读过经济学﹐不知道深圳游街女孩们创造的价值﹐在中国GDP里所占的百分比。我祇知道﹐她们中不会有人将资产转移海外﹐账户设至瑞士。所以﹐消费倾向﹐十分爱国。没有学过“三个代表”理论﹐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征途中﹐深圳游街女孩们的利益﹐该由哪位“代表”来代表。我祇知道﹐在亚洲﹐在中国“和平崛起”前﹐日本曾非“和平崛起”。我祇知道﹐在日本非“和平崛起”的大军中﹐有一批和深圳游街女孩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是日军的随军军妓﹐曾为日本的非“和平崛起”﹐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我祇知道﹐日本那支横扫亚洲﹐在太平洋上不惜玉石俱焚的军队﹐虽然凶悍﹑残忍﹐甚至嗜杀﹐却从来没有侮辱过自己的军妓﹐自己的同胞。抛开政治分歧﹐暂忘历史恩怨﹐深圳警方﹐你们不妨两相对照﹐你们不妨扪心自问﹐在你们的队伍中﹐还有没有血性男儿﹖在你们的旗帜下﹐还有没有可以称为男人的男人﹖﹗
我手头还有一张照片﹐是中东恐怖分子执行斩首行动的照片。照片上﹐刽子手个个头戴面罩。他们为什么戴面罩﹖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们意识到危险﹐因为他们自己也恐惧。和斩首行动中的恐怖分子相比﹐深圳警方表现得如此无畏。我再次凝视着那张深圳游街的照片。这次﹐我看到了女孩们身后的警察﹐个个身穿制服﹐头顶国徽﹐脸无惧色﹐心无愧意。这次﹐我不仅惊讶于深圳警方的野蛮和下流﹐更震撼于他们的麻木和无知。如果深圳警方有恐怖分子百分之一的智慧和见识﹐他们就会将他们亲手发放的口罩﹐戴在自己脸上。因为﹐由他们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这些照片﹐总有一天会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等着”

深圳游街时﹐据说有围观者拍手称快﹐当地媒体也曾交口称赞。但是﹐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很快开始发言﹐他们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自由的网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以压倒多数的声音谴责了深圳警方。这是一种较量﹐一种人性的较量﹔这是一场战役﹐一场思想的战役﹔这是一次搏斗﹐一次良知和愚昧﹐光明和黑暗的搏斗。这次交锋中的多数﹐代表了人心所向﹐也体现了中国近20年来最深刻的进步。其中﹐最可贵的是上海律师姚建国﹐他公开上书全国人大﹐并引用威廉‧皮特的名言﹕“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表达了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维护贫民尊严的信念。
姚建国的公开信﹐在我看来﹐可称为21世纪中国的〈我控诉〉。一个多世纪前﹐法国作家佐拉为德雷福斯冤案﹐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力排众议﹐振聋发聩﹐写下了轰动世界﹑名垂青史的〈我控诉〉（J’ accuse）。距“深圳游街”整整一百年前﹐即1906年﹐德雷福斯冤情大白﹐被法国最高法院宣布无罪。佐拉的〈我控诉〉﹐利在当时﹐功在千秋﹐不仅洗刷了德雷福斯的冤情﹐而且净化了法兰西的思想﹐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姚建国律师那样﹐对中国点点滴滴的不公喊出“我控诉”﹗对具体而微的黑暗表示“我抗议”﹗那么﹐纵然身无万贯之财﹐手无尺寸之兵﹐我们也能为中国减少一分不平﹐添加一线光明。佐拉的〈我控诉〉﹐洋洋万言﹐最后以三个字终结全篇﹐那三个字就是“我等着”。今天﹐我们也等着﹕等着深圳警方公开道歉的一天。等着被蹂躏被侮辱的受害者﹐获得尊严和赔偿的一天。

撬翻中国的支点

作者：黎阳　
　　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举起地球”。这在理论上虽然说得通，但实际上办不到。因为现实世界里没有这样的支点。
　　但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翻中国”则在现实中国的政治中说得通也办得到，因为这个支点确实存在，它就是``物权法"。
　　《物权法》最核心的一条是什么？保护私有财产。“保护私有财产”的理论根据是什么？“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尽管外表裹了一层薄薄的遮羞布，如“合法”、“善意取得”之类，但那不过是做做样子的，实际执行起来，“合法”不“合法”、“善意”不“善意”谁说了算？还不是谁有权谁说了算——这种技术性雕虫小技哪能难倒法律油子，玩上点操作技巧就绕过去了。所以“合法”、“善意”这些限定词有跟没有实际意思不大。法律真正的作用是“威慑”：让多数人因知道厉害而不敢犯法，而实际具体运用以惩办违法者的功能倒在其次。从这个意义上讲，《物权法》要起的“威慑”作用就一条：私有财产碰不得。换句话说，一部《物权法》，洋洋二百条四十七条，真正的意思就一条——“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既然“神圣不可侵犯”，那就是说，这是个普遍真理，核心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一切如此，一贯如此，从来如此，永远如此，古今中外一概如此。既然如此，那么这个“神圣不可侵犯”就不能如同女人的例假，一个月就来那么几天，昨天不神圣，今天就神圣了，再过几天又不神圣了。要“神圣”就得从头“神圣”到尾，从过去到现在“神”到底、“圣”到家，万岁万岁万万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不行。也就是说，“保护私有财产”必须是一贯的。如果只保护今天的不保护昨天的，只保护以后的不保护以前的，那岂不等于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过如同羊癫疯，一阵一抽抽，一会儿“神圣不可侵犯”，一会儿又“不神圣可侵犯”吗？那还“神圣”个什么？
　　既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这个原则就高于一切，中国政治的一切就必须服从之。否则何曰“神圣”？换句话说，任何与《物权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私有财产”原则相抵触者都必须消灭。
　　一位叫“鲁生”的不是说了吗？《物权法》“与我们以往所坚持的一些原则有着明显的差别，甚至还有质的不同”，所以要“全面清理和审查以往的相关法律规定，清除《物权法》实施过程中的法律障碍”、“把消除与《物权法》的冲突作为一个重点”、“对法律、地方性法规和司法解释这些法律形式也进行系统清理”、“力争使每位公民都树立起正确的物权观念”“任何分歧和争议都要偃旗息鼓，决不能以意见分歧为由拒绝遵守法律，对抗执法，影响法律的实施”（2007年03月17日新华网：“《物权法》立法虽艰辛，实施更重要”）
　　看看：“明显的差别”、“质的不同”、“清除《物权法》实施过程中的法律障碍”、“全面清理”、“系统清理”、“每位公民都树立起正确的物权观念”、“任何分歧和争议都要偃旗息鼓”，否则就是“对抗执法，影响法律的实施”——好厉害，果然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高于一切”、“《物权法》高于一切”。
　　既然如此，那么：
　　——根据《物权法》，“共产党”这个名字本身就“违章”了：“共产”跟“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能“兼容吗？根本就针锋相对，要“共产”就得否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就得否定“共产”，怎么可能“和平共处”？要说“神圣不可侵犯”，“共产党”与《物权法》究竟哪个更神圣？是“共产党”“神圣不可侵犯”，还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果来个“哥俩好”、“一对红”，双双都“神圣不可侵犯”，平起平坐，当个“一字并肩王”，那才真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讽刺喜剧兼闹剧。保留“共产党”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对《物权法》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个“神圣不可侵犯”的辛辣嘲讽，反过来也一样。
　　既然要“使每位公民都树立起正确的物权观念”，那怎么可能让人同时又认可“共产”？只要人们认同“共产党”这个词，那思想深处的意识上就已经“冒犯”了“私有财产”的“神圣”了。
　　有个有名的悖论难题：如果上帝当真万能，那么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
　　如果能，那么既然上帝举不起来这块石头，那就不是“万能”。如果不能，那么既然上帝造不出来这块石头，那同样不是“万能”。
　　《物权法》同样提出了一个有点类似的逻辑悖论难题：如果共产党当真“共产”，那该不该制定确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权法》？
　　如果该，那制订《物权法》、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行动就否定了“当真‘共产’”这个前提。
　　如果不该，那为什么还要制订《物权法》？
　　如果当真要真正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物权法》，切切实实贯彻“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那就只有两个选择：一。共产党改名。既然那么爱私产，那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死抱着“共产”这块招牌不放实在是丢人现眼。二。学戈尔巴乔夫，解散共产党，另立“物权党”、“资产党”、“私有财产党”。（戈尔巴乔夫解散苏联共产党的时候，不也是“长时间的鼓掌”吗？一些人的喝彩叫好不更疯狂吗？）这至少还能表现出点实事求是的勇气。当然，如果这两个选择一个都不干，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又要《物权法》又“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那就只好当个打着引号的“共产党”了。这等于戴着高帽子敲着锣自我游街、自我批斗，一边走一边敲锣一边扯着嗓子高叫：“我还叫‘共产党’，但是我不共产了！”“我还叫‘共产党’，但是我不共产了！”……
　　——根据《物权法》，土地改革算不算侵犯“私有财产”？“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闹翻身”算不算侵犯“私有财产”、危害“人权自由”？没收四大家族的资产呢？人家的财产在当时也属于符合《物权法》的条文、“依法登记，发生效力”了的，能说不是“合法财产”吗？既然“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保护私有财产”的原则是一贯的，从头至尾的，那么按照《物权法》第三十四条“无权占有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在第一、二、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初期等几十年间被打倒的地主、土豪、官僚资本家为什么没有权要求“返还原物”、“请求修理、重作、更换或者恢复原状”？根据《物权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现在国内所有的土地，不管国有私有集体所有，都属于“来路不正”，都应该“物归原主”——张维迎早就说了：“改革就是物归原主”。现在有《物权法》撑腰，该兑现了吧？如果不兑现，那就是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原来并不那么神圣，一阵子神一阵子不神，某个历史阶段不神，某个历史阶段突然又神了。真正的意思其实是：这个“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其实是假的，不一贯的：是别人的财产就不“神圣”，变成自己的财产就“神圣”了；自己没发财时就不“神圣”，自己捞足了就“神圣”了。
　　——根据《物权法》，维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合法，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犯罪。既然如此，那么当年国共之争的历史是非就得推倒重来：国民党是保护私有财产的，有“功”；共产党是侵犯私有财产的，有“罪”。换句话说，根据《物权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当年国民党加给共产党的全部“罪名”，如“共匪”、“无法无天”、“打家劫舍”、“共产公妻”、“杀人放火”……等等等等全部“正确”，全部成立。也就是说，这等于承认国民党是历史的“受害者”，而共产党是历史的“罪人”，共产党的天下“来路不正”，根本没有执政资格。合乎逻辑的结论只能是：共产党让位下台，把天下还给国民党。否则就是“名不正言不顺”，违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最高原则”。
　　——根据《物权法》，既然当年国共之争的历史是非结彻底颠倒，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共产党是“历史罪人”，那么共产党如今不但没有资格执掌政权，而且根本就是一个“犯罪组织”，连“合法政党”的资格都没有——难怪贺卫方早就说“共产党非法”——既然共产党从毛泽东起就一直“非法”，那么这个“非法”政党的继承人从前辈继承来的一切也都“非法”：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政治局委员，是国家主席还是国务院总理，是部长还是将军，全属于“非法窃据”，全该下台。（这又顺便制造了一个难题：一个“非法”政党炮制出的《物权法》到底合法非法？有效无效？这是个“狗咬尾巴——团团转”的难题，待考。）
　　——根据《物权法》，既然共产党打天下的历史是一部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罪恶”历史，那么要让“每位公民都树立起正确的物权观念”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就必须彻底否定那段历史，就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就必须否定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必须改写历史教科书，就必须抛弃一切“革命传统教育”。
　　只要人们对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的历史功绩有任何了解、任何好感、任何肯定，就立刻否定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最高原则：原来“私有财产”是可侵犯的，并不“神圣”——只要以正面的语气提一句“老红军”、“老八路”、“老革命”、“老传统”、“打土豪、分田地”、“为穷人、闹翻身”之类，这本身就已经在破坏《物权法》了：赞扬违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物权观念”的人，岂不就是在否定《物权法》吗？只要让人觉得那些“破坏物权法”的人是好人，做的是好事，那私有财产对这些人还“神圣”得起来吗？还绝对“不可侵犯”的吗？
　　同理，根据《物权法》，“解放军”这个名称也要不得。因为“解放”这个词意味着“革命”，意味着“穷人闹翻身”，意味着“打倒土豪分田地”，意味着不承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破坏《物权法》。要彻底遵守《物权法》，就不但要取消“解放军”这个词，而且必须取消“革命传统”、“革命传统教育”、“发扬革命传统”之类含有肯定“造反”、“革命”内容的一切。
　　总之，要确保私有财产在老百姓脑子里“神圣不可侵犯”，想都不敢再想反抗，就必须彻底否定毛泽东的一切，让老百姓抛弃毛泽东。更彻底的办法是让后代根本不知道历史上还有个毛泽东，还有过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为穷人打天下的历史，以为中国共产党不是诞生于1921年，而是诞生于1979年，突如其来就从石头缝里蹦了出来，出娘胎后做的唯一一件正经事就是“改革”，一直改到现在还在改，而且永远改不完。否则就等于不打自招：过去一切皆错，如今闹《物权法》的“共产党”的头头们正在彻底“卖掉祖宗牌”，承认自己祖上是“罪行累累”的“罪犯”，所以要“改革”——“痛改前非”、“改邪归正”、“改恶从善”、“改过自新”、“改头换面”、“改换门庭”、“改朝换代”、改……
　　——根据《物权法》，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只干了两件事：破坏了私有制，又恢复了私有制——中国本来就是“好端端”的私有制，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给摧毁了，现在又由闹《物权法》的中国“共产党”照原样再恢复过来——自己挖坑自己填，一正一负两相抵消，历史效果为零。换句话说，中国历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兜了个大圈子，现在又回到了历史原点。这个“历史罪过”可不小，耽误中华民族发展近一个世纪，那还了得？就凭这一条，闹《物权法》的中国“共产党”在私有制为基础的政治舞台上“资历”就矮人一截：人家“一贯正确”，坚持私有制坚持对了，大方向从不动摇，而你不过是变节过来的有“历史污点”的“可教育分子”，有什么资格跟别人平起平坐？
　　如果坚持“共产”，那天下有资格执政的只有共产党一家。而一旦实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天下有资格执政的政党就多了去了，就只能互相竞争了。而历史“节行有亏”的闹《物权法》的“共产党”有竞争资格吗？有竞争能力吗？就凭这一条就可以知道，一旦当真搞选举，闹《物权法》的“共产党”准得下台。
　　但实际上闹《物权法》的“共产党”会下台吗？当然不会。只是有一点小小的麻烦：如何向世人解释为什么闹起私有制来还要独自执政？要比保护私有制，你不过是“半路出家”，倒戈叛变过来的，不是“正统”、“嫡系”，任何其他政党的资格都比你老。要比保护公有制，那你现在还有资格吗？如果你要“证明”当初废除私有制绝对正确，现在恢复私有制也绝对正确，那就等于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一会儿灵，一会儿不灵；昨天不“神圣”，今天就“神圣”了；昨天的私有财产不保护，今天的就保护了，也就是说，“私有财产”并非“神圣不可侵犯”。既然如此，那这个《物权法》还能有多神圣？总之无论怎样解释都必定矛盾百出，无法自圆其说。——所以唯一实际可能的结果是“不争论”：讲理讲不过就不讲理，老子就这样了，看你怎么着。——只要不是当真搞选举，当然谁也不能怎么着。凭这一条就可以说不会有选举，不会有什么多党制，也别指望什么“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什么东西看看《物权法》出笼的过程就行：表决前再也不敢把草案拿出来让公众看了，还没表决就“确保通过”了，什么“民主”，什么“好东西”，不过如此。客观结果是这么一闹《物权法》，从此理论上彻底破产，思想上乱成一团，人心凝聚力一塌糊涂，除了假话谎话大话空话废话外什么也说不出来，只好全靠强权硬撑。一帆风顺的时候，这样为所欲为当然没什么——就象黑帮大老当众放屁，没人敢公然说臭，甚至会有人说香，更甚至大家干脆不敢说有放屁这回事。但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人心里一清二楚——不过只限于这个黑帮大老权势熏天时如此。一旦他运气到头，威风不在，立刻会“墙倒众人推”，什么屁的老帐都会有人翻出来。——也就是说，事物将按照黑社会、法西斯条件下的权势运行规律发展。
　　——根据《物权法》，中国人闹了几十年的革命全部属于破坏“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非法活动”，一切有关中国革命的思想全部是要不得的“谬论”，中国人现在又得回过头来检起洋人的的思想从头开始。换句话说，中国人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没有产生能指导中国社会的思想家，思想上离了洋人自己一事无成。而鸦片战争起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老祖宗的思想文化，如儒家道家之类，根本敌不过西方的思想文化。也就是说，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没有自己的思想家。没有自己思想家的民族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思想的人是“行尸走肉”，没有思想的民族呢？岂不就是“劣等民族”？产生不了自己的思想家的文化呢？岂不就是“劣等文化”？这岂不从反面印证了某些“民运人士”的结论：“中国应该当二百年殖民地”？
　　……
　　上述所有结论都不是我存心想要的结论，也不是仅仅因为世界上有了个我才会有这些结论。只要《物权法》成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成立，产生上述结论的逻辑大前提就成立。任何具备形式逻辑常识的人就都能推演出上述结论。
　　一部《物权法》，彻底撕去了一切伪装。别看平时挺亲民，挺会哭天抹泪，挺让人感动，挺象是是菩萨心肠，关键时刻全现了原形：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彻底背叛老百姓根本利益，平时的小恩小惠不过是假仁假义邀买人心的演戏而已。这套把戏是西方政客的基本功，也是西方老百姓早就看透嘲讽的小把戏：人家干脆就把政客称为“Baby kisser”（［选举时］专门亲吻婴儿的家伙）。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小惠未偏，民弗从也。”这正是：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只要有《物权法》，便有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只要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高于一切的支点，就能撬翻“共产党”这个名字，就能撬翻“解放军”这个名字，就能撬翻中国革命历史，就能撬翻近代中国历史是非，就能撬翻一切革命传统，就能撬翻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就能撬翻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就能撬翻现在一切国家领导人当权的合法性，就能撬翻现有的一切教科书，就能撬翻中华民族跟其他民族平起平坐的资格，就能撬翻中华文化作为优秀文化的资格，就能撬翻中国不当殖民地、独立自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换言之，现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切都能被这个支点彻底颠倒。所以说：给我这个支点，我能撬翻中国。

第 2 楼 皮皮 2007-3-23 19:15:57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非常好！
关于“共产”与“私产”、共产党与物权法的合法与非法的论述，逻辑性强，无可辩驳。正气凛然。
但是，悖论与背理不可同日而语，悖论不是逻辑矛盾；背理则是逻辑矛盾。对方属于背理，而不是悖论。

物权法开启中国的后共产主义时代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作者：萧依
　　按：深刻，推荐本文，有人干脆说：《物权法》通过与民族灾难临近同义。

　　中国即将出台的物权法已经经历了诸多争议。但到目前的所有争议都还局限在道德和法律的层面上。这使人们忘记了追问物权法的政治涵义，无疑是一种遗憾，因为这种疏忽可能使我们丧失一个洞悉未来的重大机会。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问题入手，追问物权法的政治涵义。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但对它的审视足以观察出中国政权演变的微妙轨迹。这个问题是：
　　——物权法兼容共产主义吗？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共产主义学说主张以暴力或者和平手段调节生产领域的物权，通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产分配计划的统一性，解决私有制下市场的诸多“失效”，最终达致一种高度的社会公平。在共产主义学说的视野里，一切不公平的资产分配格局都属于是革命或者改革的对象。
　　这是与旨在保护既有物权格局的物权法直接抵触的。
　　固然，共产主义的信念可并不一定要求把“共产”作为现实的目标，而是将其作为一种长远的追求。但这改变不了共产主义与物权法的对抗性。显然，如果把共产主义作为现实目标，就是对既有物权格局的直接而明显的威胁；同样，如果把共产主义作为长远目标，则无疑是对未来物权格局的直接而明显的威胁。
　　因此，随着物权法的出台，共产主义的信众们将发现自己的信念在中国成为非法的。这就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问题：如果物权法使得共产主义成为非法，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证明自己执政地位的合法性？
　　这是中共无法回避也无法解答的问题。由于物权法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提出和主持制定的，因此物权法的出台其实就等于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断然抛弃陈旧的共产主义教条，转而成为私有制的坚定保护者。
　　但对中共来说，抛弃共产主义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知道，“名不正言不顺”，尽管已经不具有共产主义的内涵，但“共产党”这个名称仍然暗示着对既有或者未来物权的直接和明显的威胁。因此，中共纵然公开宣布放弃共产主义，其尴尬困境也并未结束。如果它试图证明自己是一个守法的政党，唯一选项看来就是去掉党名中的“共产”二字。
　　不过，尽管存在如此严重的逻辑困境，中共方面并不会太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中共的党名绝不会稍有改变，就连党章也仍然会坚持把“共产主义”作为其最高理想。事实上，中国的决策者们并没有意识到或者不太愿意思索物权法所造成的政治／意识形态困境，简单地认为在这部法律获得通过后，中共仍然可以顺顺当当地在据说长达一百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级里牢牢地把握着中国的治理权。
　　但历史逻辑的威力往往是出人意料的。时间将很快把一种强有力的结果呈现在世人面前。想当年，马丁•路德以区区几张“大字报”就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如今物权法也将扮演类似的角色，使中国的政治走势遭遇拐点。只是这次受到质疑的不是罗马教廷，而是同样以救世者自居的中国共产党。
　　关于物权法出台后的中国政治走势，首先可以肯定的是：随着物权法的实施，中国进入了后共产主义时代。
　　在这个时代，以共产主义大旗被抛弃为发端，中共所不愿意实施的政治变革事实上已经拉开大幕。由此，政治将取代经济成为变革的主战场，政治理想主义将取代经济理想主义成为变革的主动力，多元化政治格局将取代一元化政治体制成为变革的主旋律。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不妨借用一个中国昔日的口号来回答这个问题：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之所以必然出现这样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对于共产党而言，物权法事实上产生了“掏空灵魂”和“剔骨去肉”两大效应。所谓“掏空灵魂”，是物权法本质上具有反共产主义的特性，它使得共产党完全失去了灵魂或者个性。所谓“剔骨去肉”，是在围绕物权法的内部争论中，中共自己瓦解了原有的支持力量。
　　对于即将展开的政治变革而言，“剔骨去肉”效应最为重要。
　　考察中国社会的政治格局，可以分辨出三支大的势力：第一支是由于“六//四”而与共产党决裂的右翼自由主义人士，他们是反对共产党执政的主要力量；第二支是依靠社会主义旗帜而勉强聚合起来的中左政治势力，他们曾经是共产党的重要支持者；第三支是那些已经或者希冀利用政治权力获取巨大经济利益的改革“精英”集团，或者郎咸平所谓的贪官、奸商、无良学者“铁三角”，他们是影响中共决策的主要力量。
　　倘若说1989年的“六//四”事件造成了中国政治结构的第一次大裂变，从“右”的方面削弱了中共的政治基础，那么2007年的物权法事件在政治学上无疑具有与“六//四”相似的意义。这一次，是从中左的方面削弱了中共的政治基础。
　　这次物权法之争，实质是中左政治中左政治力量与“铁三角”进行的一次大对决，结果是迫使中共决策层不得不在两个阵营之间选择立场，最终由于中共决定倾向“铁三角”，导致了中左政治势力的“出走”。值得注意的是，在物权法争论开始之初，人们却没有预期到这样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从物权法之争及其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内部利益斗争的加剧，并预示着中国社会分裂的大结局。
　　在物权法争议初起时，当时正处于“新政”峰尖上的中国决策者们采取了慎重的立场，决定让这部存在严重争议的法律草案在“修改完善”的冷库中暂时搁置。
　　然而，这一决定却不幸加剧了中左政治势力与“铁三角”的对峙与对决。一方面，中左政治势力错误地相信自己取得了政治上的优势，进而要求决策者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以清算“原罪”；另一方面，在十多年来的国企改革中获得巨大利益的“铁三角”感觉到处境的困窘，于是更加迫切地向决策层施加压力，以求得到赦免“原罪”的“免罪符”，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
　　物权法正是这样一道“免罪符”。中共前高官厉有为一语道破了物权法的深醇境界：私有财产无论合不合法都要保护。
　　事实证明，最终的胜利者是“铁三角”。显然，他们对于物权法的一再拖延感到愤怒。这种愤怒最后转化成对中共高层的巨大政治压力，这种压力的强大性可以从一些中共高级官员关于“原罪”的一再澄清而得到证实。
　　“铁三角”的愤怒，其实已经遏制了“新政”势头。特别是地方政府在对抗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的大胆，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普遍景观。决策层最终被迫调整对于物权法的态度，将这部尚有诸多技术缺陷的法律付诸人大审批程序，以安抚日益不满的“铁三角”。人大方面显然已经决心批准这部法律，因此对于不同意见采取了坚定的选择性失明主义立场。它的数位高级干部在面对大量反对意见的情况下，仍然多次坚称“各方面对于物权法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这足以令很多一度幻想“网络民主”的人士感到被排除于“各方面”之外，于是心灰意冷。
　　在中国既有的政治体制下，官方只需要一纸公文，就足以封杀它不喜欢看到的言论。这一次，“不争论”又取得了新的成就。然而，尽管可以用“不争论”的手法平息关于“原罪”和物权法的争论，但参与争论的中左政治势力却痛心地意识到中国政府对“原罪”阶层的尊崇态度，感受到感情上的被伤害，遂有意无意地疏离了他们原本坚决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另一方面，通过支持物权法的姿态，中共也正式洗清了与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就这样斩断了它与左翼政治势力之间长期存在的政治血脉。
　　这样，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国，还决心坚决与中共站在一起的，只剩下那个重视经济远甚于重视政治的“铁三角”。这样的政治基础可能使中国的政治体制更具集权色彩，一旦社会矛盾激化，将趋向于用压制手段应付来自右翼和中左翼的政治不满。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方面关于加强互联网管理的要求可以证明这种趋势。从中国国内多数BBS强化言论控制的情形来看，这一要求显然已经得到了落实。
　　在这种时势之下，传统的右翼反对派很可能与新起的中左反对派形成合流，最终形成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强大动力。
　　尽管中左政治势力不会轻易放弃社会主义或者社会公平的目标，但既然这一目标不可能通过既有政治体制来实现，也缺乏重施暴力革命的必要路径，它的唯一出路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利用民主政治体制所鼓励和允许的社会政治动员而实现其政治诉求。
　　因此，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左中右合流已成必然趋势。尽管这其中具有强烈的“同船异梦”色彩，但几方看来都选择了以民主化为基本诉求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却是一种相当真实的共同语言。
　　“保守派”从中共阵营的出走，是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所导致的中国政治格局大洗牌，使得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面临扑朔迷离的前景。
　　但苏联式政治变革之路看来是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归宿。
　　这是中共政治基础被物权法所削弱的必然结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出现一些突发性事件，中国的苏联化结局具有很高的发生机率。这些突发性事件主要是三种可能：中共决策层内部分裂，中国经济突然崩溃，以及中美发生持久战争。
　　自从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以来，由于缺乏强有力的魅力型领袖，中共始终存在着决策层分裂的可能性。导致分裂的具体原因，既可以是由于利益或者政见而导致的派系斗争，也可以是由于在最高领导权传承体制外出现了强力型的领袖人物。中共已经在1970年代先后经历了这两种分裂：清洗“四人帮”无疑属于第一类分裂，而华国锋与邓小平的对决则属于第二类分裂。但如果在未来出现这样的分裂，中共将不具有当年的好运。毕竟，在1970年代，中共尚拥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特别是一支高度服从的军队保证了决策层分裂之后的社会稳定；如今，已经被严重削弱的群众基础将无法保证决策层分裂后的重新团结，其后果很可能是严重的社会动荡。
　　再来看中国经济崩溃的前景。在中国当今的无比繁荣景象下面，是一个支离破碎的脆弱结构。其中农业尤其是一个致命弱点。近二十年来，由于各地政府都宁愿把预算和债务投向“大有可观”的城市建设，农村实际上处于被政府遗忘的状态，城市毫无顾忌地大肆侵占良田，导致中国的粮食生产不可逆转地下滑；由于片面地强调“城市化”，农业人口中的青壮年比例正在急剧下降，很多乡村目前已经没有三十岁以下的人员从事农业生产，使得未来二十年中国农业处于后继无人的危险状态。目前，全球粮食市场使得中国尚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但如果未来出现全球性气候灾难，中国将难以逃过一场大饥荒。其实，中国的整个经济都严重依赖于国际市场，欧美等发达国家提供了中国工业所需要的设计、关键部件和市场，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动荡的情况下具有失稳的巨大可能性。
　　中共面临的最严峻挑战，莫过于中美交战。目前，美国把中国视为事实上的敌手，并以打败中国为目标而进行相应的军事部署。中美军事对决的导火索主要是台海危机。尽管目前陈水扁势力还缺乏孤注一掷的决心，但台独活动升级可能性却是始终存在的。如果出现台独跨越红线的情形，中国除了动武之外别无选择，——否则就得面临国内的强烈质疑。此时，美国看来除了武力介入之外也没有其他良策，——否则就得接受一个地区强权的武装崛起。虽然中国已经作好了应付美国军事干涉的准备，但并没有赢得一场全面战争的足够把握。在这场战争中，除了由于被“国际社会”封锁而带来的一系列经济问题外，中国决策者还得处理更加麻烦的民心士气：由于物权法的离心作用，社会上将普遍存在“为谁而战”的疑惑。因此，除非痛下决心消灭“铁三角”，让所有社会成员均等地承担战争的义务与痛苦，否则中共将无法具备赢得一场全面战争所需要的社会共识。但这必然会瓦解中共的既有权力网络，造成新的问题和麻烦。
　　当这三种“突发事件”发生时，都会严重削弱中共的治理能力，为政治改革铺平道路。
　　即使不发生任何“突发事件”，中共也有可能出于某种信心或者内部压力，而决定推进政治改革。无论是出于何种情况，中国政治改革的大门一旦开启，其过程和后果就可能超越中共的控制能力，呈现加速发展的态势。
　　但不要对中国的政治改革结果抱任何田园牧歌式的幻想。正如苏联的情况一样，中国民主化的结果同样注定是苦涩和痛苦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固然会被终结，但长期积郁的不满情绪可能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于是地方势力乘机崛起，使得中央政府处于软弱无力的位置，“统一”重新成为一个现实问题。长期被压制的民族矛盾必然激化和表面化，以“民主”为旗帜的民族自决活动为某些区域的“独立”提供了舞台，最终导致国土的永久性分裂……
　　历史总是具有超乎人类意志的强大力量。中国的后共产主义时代是一个充满变数，然而其结果似乎又已经注定的时代。但我想说明的是，上述预测的目的并不是使人悲观，而在于开启思维。如果本文能够激发起各位读者的创造性思维，以至于能够推动提出解决中国新困境的天才解决方案，从而避免那些不可避免的灾难发生，那么本文作者将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鼓舞。

　 　　



第 2 楼 皮皮 2007-3-25 1:30:33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文中用语暧昧：什么“中左”、“中右”？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铁三角”不过就是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种力量的政府只是假象，它不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就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中国社会面临的是：两大阶级的决战。形势如此严峻，最好不要人为地添乱。这种乱，只能是乱民众，乱不了资产阶级，他们清楚得很！恰恰是民众还搞不明白。
对于形势的分析也不够恰当：中国不会是苏联第二，因为：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中国则是集中制国家；苏联没有经历过“文革”，中国则经历过“文革”；苏联最初建立的是工兵政权，中国建立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苏联的工业发展畸形，中国则具有独立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苏联的民族矛盾复杂，中国的民族统一基础牢固，等等。“苏联式政治变革之路看来是中国社会演变的必然归宿。”中国目前的严峻局势恰恰表明它与苏联的不同。内乱、内战是可能的，分裂和割据是不可能的。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具备割据的社会基础。
“以及中美发生持久战争” ，“中国已经作好了应付美国军事干涉的准备 ”，中美之间爆发战争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的军事准备主要是应付国内突发事件的；其次，是用于关注台湾的。而且，美韩、美奥的军演也是针对中国的国内局势和突发事件的。中国的国内局势乃是今日世界的关注焦点。只不过呈现为“内紧外松”而已。关于“ 由于物权法的离心作用，社会上将普遍存在‘为谁而战’的疑惑”，确实是中国对外战争的死穴。
如果中国发生内乱，各国会出兵“维和”，世界将进入火山爆发时代；中国可不是伊拉克。因此，中国的内乱乃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死穴。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进入了二难：它既想消灭中国的共产主义力量，又怕中国内乱。因为，它会造成一个数亿人的共产主义武装军团，并且不会是本土防卫，从而，使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成为“泥菩萨”——这才是事情的真正结局！

　 　　


第 3 楼 插队落户 2007-3-25 2:26:34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中左中右这些特定作语在实际中有一定的共识的。以思想倾向划分，不以拥有财富划分。中左是指和老左派有区别但思想偏向左（赞同社会主义、混合经济）的左翼人士，中右是指自由主义者。“铁三角”是指官商学，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基于本身利益需要，他们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主要支持者，习惯上称为极右，连右翼的自由主义者（中右）也对这些同门异端不满。
在自由主义言说下，内乱内战分裂割据在中国都在可能，并不是天方夜谭杞人忧天。这里需要展开长篇讨论了，不说也罢。美国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和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持续恶化，中美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不排除局部战争、代理人战争，入侵、武装干涉中国的可能性等于零。和平时代，武装胁迫干涉他国内政经常发生，一般人不知道其中内幕罢了。
资产阶级大本营的美国，脱离不了帝国主义的本性，第一主要针对还有一点共产主义色彩的中国，第二是针对市场竞争对手的中国，第三是针对同是资源掠夺者的资本主义中国，第四是针对潜在崛起的中国；不管从那一方面看，中国天生就是美国对手，这由不得中国，是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和谐世界的提出在一定意义上还是可取的，但必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中国引导下才有可能实现。

　 　　


第 4 楼 慎文 2007-3-25 18:08:58

原载：wehoo-威虎网 www.wehoo.net
强文。不容易见到的强文，如楼主ID篇篇精品。

中国的制造业还与外国有如此差距

作者：麦方
首先，我要说中国的制造业不发达。我学的是机械制造，就此我谈一些体会吧。

当我和厂里的师傅们为了使数控机床提高一级精度，费尽千辛万苦没有假期没有加班费，且满身污垢，满手是伤，而不分昼夜进行调试、翻译德文资料，操作失败了无数次，最终第一次加工制造出精度达到预计的0.0001毫米要求的样品时，我们兴奋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就产生了失落感。因为那台加工中心的数控机床是德国造、数控计算机是德国造、加工软件还是德国造，就连一把车刀一个钻头都还是日本造！除了厂房，没有一样机床、工具是中国造！就连厂房也是借鉴了外国的经验。

华夏同胞们，你们当中有很多不是搞这个行业的，也许没有深刻的体会，我们要加工一件精度为万分之一毫米的零件所需的工具，就是类似上述国家制造的，但这些工具的精度比产品的精度要高出好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一把小小的用于高精度加工的钻头，咱们就是做不到啊！买日本的要好几千！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呀！不要以为会一些photoshop之类的时尚软件就沾沾自喜，一整套RO/E正版软件开价近8000万元啊！给你连安装都有可能不会，别说使用了，是什么差距？

前几年上大学时，我们学校的大厅里播放新闻30分，个个系的都有。当电视播放日本大学生制造了一台机器人拿到德国，与德国大学生制造的机器人比试，机器人的镜头一闪而过，对于我们学这行的一眼就看出它全身布满的控制器、马达、线路等等，但更多的是机器人不靠任何帮助自行双手翻跟头，90度鞠躬，双脚跳跃前进（那个机器人就是现在大家知道可以双脚保持平衡自我行走的那种，不过没有外壳），我们机械系的学生都傻眼了，其他系的同学和老师们却露出笑容“真好玩”、“太可爱了”。此时，我们系人除了惊讶外，还有发自内心的可怕！真正的可怕，这个差距太大了。这就是制造业——一个集自动化控制、材料学、力学等个个学科于一体的产业，一个集集体智慧与创业力产业，一个国家与民族的产业。我恨日本，所以我才感觉到危机与可怕。

外行人可能不懂这个差距有多大。我这样说吧，如果战事爆发，中国的制造业还与外国有如此差距，你，还有我，就只能用落后的武器跟人家打了。就与前世洋人已用上洋枪洋炮侵略我们国家，我们却拿着大刀长茅高呼刀枪不入与他们拼命一样！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现在虽然可以逆向制造，但就像台湾买武器一样没有用的。

现在社会好似越来越偏重对国计民生不起关键性作用的产业了，什么房地产开发，计算机，软件，商业贸易，搞得好也行，但少数人却把房价炒得越来越高，这种发财之道没什么值得骄傲！我跟你说，说白了就是“缺德”！计算机普及了，我们黑客是不少，可核心技术不会搞！计算机核心制造技术、芯片封装技术、微焊接技术等等计算机产业技术我们到底掌握多少，实践中运用又有多少？软件更甭提，打开我们的电脑，请各位“数一数”操作系统、应用软件有多少是我们国人自主开发的，为什么人家的软件又好又便宜，我们这样怎么竞争？上网打开QQ、联众、盛大“加一加”我们国人沉迷于游戏生人的有多少。实际中，我们用的电脑是不会打仗的，真正接触的是机器！当导弹还未飞上天，就被人家的卫星发现，子弹还未出膛，就卡壳，坦克还未开火，就熄火，飞机飞上了天，又慢又不隐身。你，还有我，还有我们大家，就真的只得拿着大刀往前冲了……我不想这样，你呢？不要以为这是科幻片都是真的！我从小就生活在我们国家的军工企业里，看着那落后的设备，至今使用的机床上还有1960年造的字样。

同胞们，我们不要因为“神五”飞上了天就神气！那是我们拿现在的科技在发射人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产品；不要因为歼十飞上了天被授予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我就们欢天喜地！人家早已制造出第五代战机；要知道歼十用的还是涡喷发动机，掌握涡扇发动机技术要比制造一颗原子弹还难呀！鸭翼设计看似提高了第三代战机的机动性，但它却增强了对雷达的反射作用，那是在拿生命换机动呀！

不要看到靓车就发晕，先不谈20出头的女孩为国家创造了什么生产价值，换来改装的悍马越野车，要是查老底，中国有钱人有几个原始积累不是靠违反规则的手段得来的，敢说不违背良心的又有几个？

你们越有钱、有权就越有责任为国家、为人民出力！你再看看中国现状，多少有钱人宁可买日本十年前技术生产的轿车，在同胞面前炫耀也不把钱投入到社会，来之于民归之于民，外国闹水灾就一个劲儿表现善心，他们有他们的道理，这一点他们不跟外国人比素质，反过来还嫌国人素质低。每当我看到外国车是，我的心里是愧疚，有种对不起国民的感觉，因为我是搞机械制造的。可我知道咱们祖国连汽车外壳的曲面精加工都困难，更甭提发动机了。快点懂事吧，醒醒吧，别再沉迷于ＧＤＰ又增长了，你看看咱们制造的产品质量，痛心啊！别再像不懂事的孩子似的，围着跑车看个不停，拿着超薄随身听等外国造的数码产品到处炫耀了，那是人家淘汰的技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支柱、脊梁是制造业！

过去的２００年，我略有所知，未来我不知道，但这个现状不能不变，别以为能赚钱就是本事，就值得骄傲，当有人炫耀知道见过多少名车，卖出多少房产，设计多少网页，得到谁谁谁的签名的时候，我承认那是你的劳动成果，但我会不屑一顾，我衡量人的能力只看它是不是真的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是不是真的提高了生产力，虽然我整天和冰冷的机器打交道，操作复杂的零件三维设计软件熬夜绘图编程，而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500元，穿着老土，跟不上潮流，不知道现在谁最火最爆，上班挤公交，但面对别人询问我的情况时，我会毫不犹豫的全盘托出，才不管他怎么瞧不起我，因为我是搞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的，作为一个劳动者，一个制造业工作者，一个能为将来打下外国人的卫星，子弹颗颗精准，坦克发动机无与伦比，战机呼啸云间而努力的人，我充满着自豪，虽然我只挣１５００ （原文有所改动，但本人与原作者一样也是个制造业工作者，愿能振奋每颗中国心，从新开始

主流精英“打左灯向右转”的种种手腕

作者：黎阳
　：“打左灯向右转”，流氓“精英”流氓手腕

　　鲁迅说：“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主流精英”们在这点上倒是老实得可爱，直言不讳要口是心非，直言不讳要两面三刀，直言不讳要当流氓。茅于轼专门“介绍经验”，如何用“鬼画符”蒙混过关：“因为当时搞传统经济学的学者多半不懂数学，一看数学符号就头痛，就不再往下看了。所以用数学的文章容易通过检查，从网眼里漏出来。”贺卫方“谆谆教导”说：“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张维迎就更肆无忌惮了：“改革过程中很多话是不能说透的”、“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

　　“能做不能说”、“打左灯向右转”──这些不打自招一语道破了“主流精英”们本性，给出了一面“照妖镜”：对“主流精英”，不能看他们“说了什么”，而要看他们“做了什么”，特别还要再加上一条：看他们“从来不说什么”。

　　“主流精英”们“从来不说”什么呢？

　　──他们“从来不说”老百姓的生存权。

　　──他们“从来不说”国家的经济安全。（张维迎：“在全球化条件下，安全的概念要重新考量。”“我觉得没有经济安全问题。”）

　　──他们“从来不说”毛泽东的历史功勋，“从来不说”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来不说”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从来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

　　这一点也不奇怪。对一个国家的创始人恨之入骨的人，能喜欢他创建的这个国家吗？喜欢一个国家的人，能对这个国家的创始人人咬牙切齿吗？仇恨这个国家的人，能为这个国家的利益着想吗？不为这个国家利益着想、念念不忘毁灭这个国家的人，可信吗？可靠吗？可用吗？

　　事例一：从“民主”问题看“主流精英”们如何“打左灯向右转”。

　　“主流精英”们最喜欢的口号一是“民主”二是“学术”，听起来似乎沁人心脾。但实际上呢？在“主流精英”手里，“学术”早就成了“权术”，成了他们专门整人的工具。改革既然涉及了整个社会，涉及了全体中国人的命运，那就属于政治，属于全体中国人的事。而“主流精英”们硬说改革是“学术问题”，是只有他们这些“主流精英”才有资格过问的问题。就这一下子，不仅把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发言权给枪毙了，而且剥夺了他们的一切政治权力，把他们变成了任“精英”宰割的鱼肉，而且连争辩的机会都没有。轻轻松松一句“学术问题”，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政治迫害，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精英专制”。明明是极端的“精英”独裁，还要号称“民主”──“打左灯向右转”。

　　“民主”与“学术”都是“主流精英”的权术工具。“民主”是他们夺权的工具；“学术”是他们独裁的工具。权力没到手时必定讲“民主”，权力到手后必定讲“学术”。只要一看“主流精英”们吆喝什么就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吆喝“民主”，那就是权还没到手，正急着夺权；鼓吹“学术”，那就是权力到手了，正急着独裁。

　　明白了这点，就不难理解“主流精英”们的种种作为了：平时口口声声喊“民主”，一碰上具体问题，“民主”就变成了“不争论”、“你不懂。等你学会了再来说”、“我不跟无耻的人辩论”、“不许上访”、“不许告状”、“不许恶意讨薪”、“不许以自杀要挟”……一边说“民主是个好东西”，一边大骂“民粹主义”──“精英”作主是“民主”，老百姓作主是“民粹”。民主可以，但只限于“精英”。名为“民主”，实为“主民”。“主流精英”把持了“话语权”的地方，任何不同意见发表得了吗？半点不同意见也容不得。──“主流精英”们的“民主”如同那个怕老婆的笑话中的泼妇：意见一致时听别人的，意见不一致时听自己的。

　　“主流精英”们开口闭口毛泽东时代“不民主”。但就是那个“不民主”的时代，司空见惯的普遍实践是“发动群众”、“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群策群力”、“发扬军事民主”、“发扬民主”、开“诸葛亮会”……而如今大讲“民主”的“主流精英”们当道的地方，这一切还有丝毫踪影吗？

　　最爱喊民主，最不民主──“打左灯向右转”。

　　事例二：从改革指导思想上看“精英”们如何“打左灯向右转”：

　　──“打左灯”：“用邓小平理论指导改革”：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64页

　　──“向右转”：

　　厉以宁：“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

　　萧灼基：“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茅于轼：“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张维迎：“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林毅夫：“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

　　……事例三：其他“打左灯向右转”的典型例子：

　　──口口声声讲人权，急急忙忙闹物权：讲人权却不讲老百姓的生存权。讲人权却公然主张把老百姓的生存权当成“改革代价”。讲人权却“见物不见人”，不急着为保护多数人的生存权立法，却急着为保护少数人的物权立法。人代会还没开，就宣布要“确保通过《物权法》”。还没付诸表决，结果就已经出来了。三月份开会，一月底了还不公布修改后的《物权法》新草案，明摆着在耍弄权术，不让公众有时间发现问题，不让与会代表有机会熟悉了解，以便强行通过《物权法》。

　　──又要“程序正义”，又要“宽容不规范”：遵守“程序正义”是照章办事，“宽容不规范”是不按章程办事。又要“程序正义”，又要“宽容不规范”，不是自相矛盾又是什么？

　　──指鹿为马，贼喊捉贼，把制造看不见的动乱说成“改革”，把抵制这种动乱说成“破坏安定团结”。

　　──“人代会”变“官代会”，“共产党”变“物权党”。

　　……“主流精英”们的目标见不得人，理论不成体系，哲学庸俗肤浅，办事不择手段，手法卑鄙无耻，说话语无伦次。让这样一伙学术流氓、权术“精英”、政治骗子把持改革决策权，社会岂有不乱之理？

假民主比真专制更可恶

作者：东方
这样说一点也不代表我喜欢专制，“假民主”在本质上与专制无异，它本来就是专制，反感“假民主”的命题已经把反感专制包含其中了。这个题目只说明“假民主”不但与专制同样坏，而且比专制更坏。

我反感“假民主”的恶劣表演，虽然我很清楚“假民主”表演产生的后果与每个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关注它、了解它，但情感仍然迫使我拒绝了解与“假民主”有关的一切信息——我不看报纸、不看电视、不浏览任何与“假民主”有关的网页、甚至拒绝听任何人谈论“假民主”。这样做，次要的原因是“假民主”表演中的一切重大事项或所谓进展，都不会超出我的意料之外，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新鲜的，我很清楚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能干什么、他们是如何干的；主要的原因是出于个人化的道德洁癖。我一直是一个坦率和真诚的人，从幼年开始就拒绝说谎，在整个读书阶段坚决不在考试上作弊、而且对身边发生的任何作弊行为都会公开表示强烈的厌恶，现在又长期在一个专门从事反假冒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企业机构工作，这使人到中年、进入萨特所说的“理智之年”的我，仍然情感战胜理智，总是对作假表示出极度的反感、厌恶、甚至憎恨。而每年定期举行的“假民主”表演可能是我所能知道的、世界上最大的作假行为了。

“假民主”最可恶的首先是虚伪，与任何专制相比，装扮成民主的专制最令人反感。被强盗打劫，你损失的仅仅是财产，但如果被一个满脸真诚、花言巧语的骗子诈骗，你在财产损失之外还增加了情感损失，对这个结果你从心理上更加无法接受。强盗和骗子的目的本无二致，但骗子在得到你财产的同时，还在客观上对你的人格和智力进行了羞辱。他完全可以公开抢劫，但他仍然要以玩弄你智力的方式诈骗，这不是故意羞辱又是什么？对某些骗子来说，也许羞辱你并非其本意，他只是想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取得你的财产，但任何一个诈骗案件的受害人都无法因此而原谅诈骗者。专制之所以要以“假民主”的方式存在，是因为民主的价值已经得到普世认同，连萨达姆这样当代最凶残的独裁者，也要让人民用选票装扮他总统身份的合法性，虽然他是用枪逼着人们投票的。人民被枪逼着投票，而他是被民主逼着举枪——连萨达姆也知道不能公开反对民主。独裁者的这种恶劣表演好像在表白自己不曾反对民主：“我没有反对投票，我只是不允许他们投我的反对票”。如果人类还生活在专制时代，人类政治文明尚未演进到英国光荣革命、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和巴黎人1789捣毁巴士底监狱之后，一个独裁者把自己装扮成民主的模样，那他与同时代的其他独裁者相比，也许还是可爱的，表示他希望以善意的方式奴役人们，不使被奴役者太难堪，但在民主得到人类普世认同的时代，独裁者再进行这样的恶劣化妆，就令人十分恶心了。

“假民主”的可恶之处，还在于把人们反抗专制的天然正义行为指控、污蔑为反对民主，剥夺了人们反抗专制的天赋权利。民主的核心价值就是主权在民，任何未经人民同意的统治都是非法的、罪恶的、应该被人民公开反对的。但“假民主”说你们已经“当家做主人”了，不应该再继续争取民主了，于是将人民以游行、示威、集会、结社、罢工、甚至发表不同言论等和平方式争取民主的天赋权利全部剥夺。如果有人坚持继续争取民主权利，则被宣布为犯罪，这种颠倒是非、颠倒黑白的谎言，可能是我所知道的人类最无耻的行径了！罪犯端坐审判席上，英雄戴铐阶下受审，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继续沿用强盗与骗子的比喻，这就是强盗公开抢劫，可以人人有权喊打，抓起来审判，讨回正义；被骗子欺负了，当你觉醒之后想讨回正义时，骗子反咬一口，抢先以正人君子的名义指控你是罪犯，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觉得气愤不气愤？
“假民主”还造成无法估量的巨额财产浪费，这也令每个以诚实劳动纳税的善良人痛惜不已。如果是专制，直接专制就是了，简洁明快直截了当多快好省，不玩花活，不弄虚头。因为“假民主”是唱戏，就得有演员、有行头、有化装，还得搭台演出，还要众人捧场喝彩，这一场假民主的大戏演下来，得耗去多少钱财？经济学家如果算算，可能当场得吓晕过去。问题是还不是只演出一场，有开幕有闭幕，演完拉倒，点到为止。虽然每个级别的“假民主”大戏每年只演一场，小地方小规模大地方大规模，但其剧团规模庞大，演员众多，而且产生演员的过场复杂，还得天天排练，这造成的浪费恐怕经济学家也算不清了……尤其近来公开宣称还要继续演出100年，这就意味着纳税人还得源源不绝的为“假民主”掏腰包。

我用唱戏来比喻“假民主”表演，其实并不妥当，唱戏毕竟是娱乐，观众掏钱买个乐子，双方自愿，一方愿唱一方愿看，完全是诚实的商业行为，而“假民主”的演出花费巨大，非但无任何娱乐功能，还对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产生精神折磨和煎熬，更重要是，这种“假民主”是单方演出和强制观看，完全是非自愿的。那些以美国式民主的竞选花费巨大为由，给美国民主贴上资产阶级民主标签的聪明人，不知道是否核算过这种“假民主”所造成的浪费是多少？是否把两者的花费进行过比较？何况美国式民主的竞选花费是竞选者自筹资金，是捐献者自愿掏腰包的，而“假民主”表演花费的却全部是纳税人上缴的血汗钱、是未经纳税人同意而非法挪用的。

写到这里，我决定坦率的大骂一声作为结尾：操他妈的“假民主”！

2007-3-17

危害老百姓的生存权是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

作者：黎阳 一、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

　　夫“乱”者，无序也。说自然界的无序，静态的往往说是“零乱”、“散乱”、“杂乱”、“乱七八糟”，动态的则是“紊乱”、“混乱”、“乱套”。至于人类社会呢？“乱”者，社会秩序失控也。只对少数人的失控是“扰乱”；人数多了是“骚乱”；再多就是“动乱”──到了“最高级”，那就是“天下大乱、地覆天翻”。

　　要问社会为何有乱，答案可以无穷无尽，从贪心不足到神经病发作都可能成为解释。但社会动乱以至天下大乱就不同了。那得有相当多数甚至整个社会的大部分都参与、至少不极力阻止才办得到。几个神经病、流氓团伙、帮会组织之类能够造出扰乱、骚乱，但造不出动乱。倒不是说他们没那个念头，而是说他们没那个能量。“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当大多数人渴望安定时，个把人再上窜下跳煽风点火也无济于事。一部《河觞》煽得动大群学生书生上街，但煽不动大批工人农民上街。大草原碰上“星星之火”，后果取决于大环境：大雨倾盆时是一种结果，风干物燥时又是一种结果。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看看中国五千年历史便可知，没有一个朝代不立法保护私有财产的，没有一个朝代不竭尽全力维持社会秩序的，但没有一个朝代能“江山永固”、“万寿无疆”、逃脱灭亡的命运的。除了外敌入侵，所有朝代都毫无例外亡于内乱。（而外敌入侵又往往是国家内乱伤筋动骨的结果，二者相辅相成。）

　　然而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老百姓其实是最能忍的。看看流传了千百年的这些民谚就够了：“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得过且过”、“好死不如赖活着”、“心字头上一把刀──忍”、“屈死不告状”……只要日子还过得下去，中国人往往宁可受穷也不愿造反。挺而走险的总是少数。中国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宗教战争。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只要还过得去，信仰什么、不信仰什么有多大关系？

　　这就很发人深思了：为什么中国所有朝代都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这些最能忍的老百姓所推翻？为什么最能忍的人民却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那么多造反纪录？

　　答案很简单：正因为中国老百姓能忍，历代王朝末日的统治者们反而不知天高地厚，得寸进尺，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横征暴敛，敲骨吸髓，不堆上“压垮骆驮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罢休。而凡事总有限度。中国老百姓再能忍也有限度。“物极必反”。一旦超过了老百姓的容忍极限，就必然走向反面，从忍耐变成造反，从“逆来顺受”变成“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那么中国老百姓的容忍极限是什么？一句话：生存权。对普通中国老百姓来说，往往是贫穷能忍，不平能忍，吃亏能忍，压迫能忍，歧视能忍，屈辱能忍，但如果连生存权也要被剥夺，那就只剩下了“忍无可忍”：反正活不下去了，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也就是说，老百姓的生存权是社会安定的底限。过此底限，社会必乱。危害老百姓的生存权是最根本的社会动乱之源。

坚决反对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把中国变成殖民地

评高尚全等人的资本主义改革道路
作者：吴秉元
　　社会主义社会要不要改革？当然需要改革。恩格斯早就讲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毛泽东在1957年就曾说过：“中国的改革和建设靠我们来领导。”“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立志改革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1页）
　　我国的高尚全等一批资改派先生们口口声声说，他们是坚定不移地搞改革的，而左派们是反对改革的。不对！我们不在乎自己是不是左派，但作为共产党人，我们是坚定地拥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讲的改革的。我们所反对的只是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毛泽东讲我国的改革，意思很清楚：第一，中国的改革，是要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来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第二，改革要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第三，改革和建设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民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强盛和具有高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是要搞什么“穷社会主义”。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高尚全等先生们是用什么思想理论来指导中国的改革的？要把中国引向何处？
　　高尚全先生是对我国的改革决策起重要作用的人物。他从1982年起任国家体改委处长、副局长，中国体改研究所所长，1986—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从1999年起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还现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理事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他在2005年“中国脑库年会”上讲，“我们的改革现在遇到一些干扰。最近听说在批新自由主义——拉美国家出现那么多问题，就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俄罗斯改革出了那么多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中国改革中不断出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也是因为搞了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干扰。”为什么高尚全对人们批判新自由主义要这样发火，骂人家是干扰改革呢？就是因为这个批判触痛了资改派先生们的要害。因为新自由主义恰恰就是他们搞改革的根本指导思想。
　　请大家看看高尚全的战友、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曾参加过起草关于改革的文件，提出过多项关于改革的方案、方针的建议被领导上采纳）徐景安先生，他也是一位对改革有重要影响的角色，他在最近写的大作《中国走向》中明明白白地说：“无庸讳言，主流改革派的指导思想是西方经济学。中国改革以市场为取向，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自然以西方的市场经济为参照，以西方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改革主流派用的词语、概念、定义、方法都来自西方经济学，就其核心理念来说，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也没有说错。”（见《中国走向》第54页）也就是说，我们的资改派先生们搞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其核心思想就是新自由主义。我们要谢谢徐景安先生有这种坦率的态度。这可以使中国人民知道，你们是确确实实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用新自由主义在指导中国的改革的。这一点儿没有冤枉你们。
　　高尚全在《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那篇著名文章中，在给自己在改革中起的作用评功摆好时，为什么没有讲讲跟随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赵紫阳搞改革的事呢？可能感到并不很光彩吧。其实从赵紫阳当总理兼任体改委主任时，对中国的改革就已经在用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作指导了。大家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曾提出要求说：“中国要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加速大型国有企业的衰亡，由私营企业取而代之。”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智囊人物布热津斯基提出：“中国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识形态，二要不再是公有制国家。”这就是要中国的改革，在上层建筑方面抛弃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方面用资本主义私有制代替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俄罗斯搞“休克疗法”私有化改革的策划者，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于1988年来中国，对赵紫阳传授如何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他要求我国搞私有化产权改革，并公开说：“中国改革的唯一出路是搞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赵紫阳正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在中国搞私有化改革的。当时，高尚全已是赵紫阳搞私有化改革的得力干将和急先锋。
　　根据赵紫阳的好友、曾任国家体改委研究所研究人员和体改委研究会常务理事的宗凤鸣先生所写的《理想•信念•追求》一书中讲到，他曾与赵紫阳多次亲密交谈过，赵紫阳认为，“过去已经实行的公有制，是走过了头，必须退回来。”苏联实行公有制是失败的。我国应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现在只能为实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赵紫阳是混合经济的思想，对于公有私有经济各占多少，他是不主张规定比例的。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经济学家廖季立曾对赵紫阳和宗凤鸣说：“社会主义不应以所有制为标志，而应以发展生产力为标志，公有制占优势不行，公有制为主体也不行，只能占百分之二十五。因为国有制没有效益，发展不了生产力，不能走向富裕。”赵紫阳认为，“应重新为社会主义下定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是效率和公平，就是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赵紫阳主张，“不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为界线来作为先进与落后的指标。”也就是说，不要分什么姓社姓资。赵紫阳还说：“改革就是要把过去搞过了头的公有制程度退回来，这样，把问题明确起来，改革的阻力就可以减少些。”他认为，中国生产力这样落后的国家，革命胜利后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搞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主义成分。公有制、高度集中的专制政体与市场经济是矛盾的，不宜提公有制为主体。（以上见宗凤鸣著《理想•信念•追求》，香港环球实业公司出版，第289—290、300—335、386页）杨继绳先生在1996年10月29日访问赵紫阳时，赵紫阳还说过：“我的确主张过政治上不要慌慌忙忙地搞改革，现在我的想法有改变。我现在认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要配合。不配合，搞市场经济，还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一套，这两套很难在一起，矛盾会很多。”（见杨继绳著《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第589页）由此可以看出，赵紫阳确实犯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错误，从他开始搞中国的改革，就是受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和主张的影响，按新自由主义搞私有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来搞的。实际上，高尚全等人是继承和发展了赵紫阳搞私有化改革的思想和主张的。
　　从刘日新同志所写的一批文章揭示的材料来看，早在1985年9月，经赵紫阳批准，国家体改委主持，在由重庆至武汉的巴山轮上，召开了一个“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邀请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专家参加，赵紫阳接见了他们。开这次会议高尚全是出了大力的。会上由匈牙利专家科尔奈发言提出要以取消指令性计划，搞所谓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法国专家阿尔伯特说，法国现在实行的体制就是这种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样就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引向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科尔奈是计量经济学会的主席，每年有一半时间住在美国，他写过污蔑社会主义的《短缺经济学》（被美国作为大学教材）和《通向自由经济之路——抛弃社会主义》等著作。在1986年11月7日，高尚全以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的身份，在全国计划会议上的发言中，就强调提出要“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大量的国营中小企业要搞承包、租赁、拍卖、出售，国有大企业要搞股份制，并大力宣扬了股份制的好处。
　　1993年，高尚全非常积极主动地提出建议，要将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写进经济体制改革决定，被采纳了。这样，在中国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劳动力，就成了进入市场的“商品”，被资本家雇佣的工人就处于被剥削的地位，失去了国家主人翁的地位。1995年4月，高尚全在海口以他主持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名义，召开了一个“亚太区域国有企业改革与管理比较研究会”。他主持这个会议形成的主要思想就是国有企业要私有化。要缩小国有经济的阵地和摊子，要重构国有资产的管理和运营系统，积极建立股份公司，搞私有化不必绕弯子。要在南亚国家积极推行私有化。实际上是西方新自由主义为俄罗斯搞私有化改革设计方案的翻版。高尚全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的目标：以南亚有些国家国有企业只有不到10%的比重为标准，认为私营经济应占90%以上。他不认为国有经济比重要有70%—80%才能算是社会主义社会。据2002年3月13日《中华工商时报》报导，高尚全说：“中国下一步改革的突破点在于民本经济，民本经济就是民有、民营、民享的经济。”“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本质上也是由原来的官本经济转向民营经济的过程。”目前，在浙江全省民营经济的比重已上升到70%以上。高尚全高兴地说：“浙江的今天就是全国的明天。”高尚全认为，全国的公有制经济都应转向私营经济为主体。历史上的美国第16届总统林肯就宣扬过：“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将永世长存。”大概高尚全也希望资本主义的私营经济在中国永世长存吧！2005年11月高尚全又公开宣传民营（私营）经济应占主体地位，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向应该是投资以民间资本为主，政府管理以改善环境为主，经济形式以民营为主。”（见《新华网》杭州2005年11月6日电）也就是说，今后中国应以资本主义私营经济为主。
　　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是，2006年3月4日，高尚全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名义，在北京杏林山庄综合楼又主持召开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人们称为“新西山会议”，这是一个秘密会议。高尚全在会上说，“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这样的关键时期”，他要中央的同志出来讲话，主要是讲要坚定不移地搞改革，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右派。张维迎曾说过，“许多事情是能做不能说，改革者常常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甚至关掉灯摸着黑往前赶。”张曙光在会上说：“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私有化的经济改革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不过还要进一步深化搞彻底。因此，贺卫方大胆提出：“尤其是农村的土地问题，下一步一定要推动私有化，土地真正的私有化，而不是集体制度和方式。”“到底往哪方面走？我们都有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实际上现在说不得，将来一定要走这个道路，比如说多党制度”，“比如台湾现在的模式，我们现在想中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希望军队国家化”。“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是严重的违法”。“胡锦涛同志说，我们要严格纠正，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都要严格纠正各种违宪的行为，但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法律之外的机构，怎么违宪呢？无从谈起。”“党和议会之间的关系，党和司法之间的关系、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了。”从这里可以看出，第一，资改派们搞私有化改革，不是正大光明的事，是见不得人的，是不能明说的。第二，资改派们要把我国的私有化改革深化下去搞彻底，尤其是要把农村的土地也要实行私有化。第三，在经济基础改革的基础上，在政治上层建筑方面，也要求实行彻底改革，他们把共产党和人大都说成是非法的，要推翻共产党对政府和军队的领导，要搞资本主义的多党制，要把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第四，他们以陈水扁主政的、一心要搞台独的“台湾模式”（即要充当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的模式）为目标和榜样。这就充分表明了，高尚全一伙人的改革道路，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改革道路，是要把中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的改革道路。
　　为什么我国的资改派先生们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搞改革，就会走一条资本主义改革道路，就会把中国引向殖民地呢？我们只要注意看一看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内容和搞改革的意图就明白了。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最主要的代表是伦敦学派的哈耶克。他的理论观点是所有新自由主义者（包括美国的弗里德曼等人在内）的主要思想来源。哈耶克提倡极端的经济自由主义。他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主张个人自由高于一切，提出了建立私有制、自由竞争、法治的“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上溯到18世纪末期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学说，实际上则主要来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奥地利学派和剑桥学派。他狂热地鼓吹私有制，认为私有制是保证绝对自由的最美好的经济制度。坚定地信奉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作用。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主张货币发行“非国有化”。在阶级实质上，是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维护垄断资本统治的。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是疯狂反对和攻击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他们把社会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把国家干预与极权主义混为一谈，攻击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他们断言公有制、计划经济都使个人失去自由，只有私有制才是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的保证。他们鼓吹“思想解放”，主张打倒一切“偶像”，宣扬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的利己主义。
　　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在经济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大力宣扬“三化”：一是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二是私有化。他们认为私有化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三是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在政治理论方面，新自由主义坚持三个“否定”：一是否定公有制。认为公有制没有效率，不能搞公有制。二是否定社会主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否定，必然导致集权主义。三是否定国家干预。在他们看来，国家干预会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新自由主义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们着力强调要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实际上即统一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即美国化。
　　从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开始，历届共和党总统对新自由主义都推崇备至。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共和党老布什政府，为迎合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大金融寡头向世界扩张的需要，泡制了“华盛顿共识”。这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政策的研讨会（出席的有拉美国家的政府官员、美国财政部等部门的领导官员、由美国操纵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代表和一些经济专家），在一定程度上所达成的“共识”。其内容有：（1）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2）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基础设施）；（3）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4）实施利率市场化；（5）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6）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7）放松对外资的限制；（8）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9）放松政府的管制；（10）保护私人财产权。除了第一条有一定的合理性外，从整体来说，它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片面强调市场机制的功能和作用，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场化，放松对外资的监督，放松政府管制等，是适应国际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而制定的。他们把它看作不仅适合拉美和发展中国家，而且适合社会主义国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小布什政府上台后一个首要目标，就是力图使美国利益特别是强势利益最大化，通过新自由主义来实施。（参见何秉孟著《新自由主义评析》，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斯尼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写的导言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它指的是这样一些政策与过程：相当一批私有业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广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新自由主义首先与里根和撒切尔关联，最近20年，它一直是主流政治党派、大多传统左派和右派所采取的全球政治、经济趋向。这些党派及其实施政策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新自由主义将“导致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世界上最贫困国家和人民被掠夺得愈加严重，全球环境灾难化，全球经济不稳定，以及富人财富获得前所未有的暴涨。”事实正是如此。
　　1985年美国以解决拉美债务危机为由，提出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要求拉美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现价格自由化等。到90年代初，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推销“华盛顿共识”，使拉美国家遭受了严重的失败。（1）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加严重。（2）收入分配不公愈加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墨西哥由于亿万富翁增加，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加剧，在恰帕斯州发生农民揭竿而起的暴动。（3）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在开放度较高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造成民族企业倒闭。（4）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发展被严重忽视。（5）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频发。由于金融自由化，在墨西哥、巴西、阿根廷依次发生了金融危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阿根廷的金融机构大多被垄断资本控制。（6）造成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治安严化，谋杀率大大增高。（7）国内许多中小企业在竞争中被搞垮，失业率居高不下。（8）教育事业发展更加缓慢而落后。新自由主义给拉美国家人民带来的严重灾难，使他们深深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救不了拉美国家，一些进步人士转向了试图向社会主义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
　　新自由主义改革对俄罗斯又带来了什么呢？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都否定马列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作为改革的“圣经”。1991年4月，派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专家共同制定了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苏联经济改革纲领。这个被称为“哈佛计划”的纲领的基本思路，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该计划强调完全自由的市场机制，反对国家调控，主张私有制，反对公有制。企图通过500天的“休克疗法”，迅速转向西方自由市场体制。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哈佛计划”规定西方每年援助苏联300亿—500亿美元，5年共援助1500亿—2500亿美元，苏联则实行“市场化”、“私有化”，彻底的“民主化”，以及允许各民族自治等等。西方援助同苏联改革紧密挂钩，每半年协调一次。按当时西方的说法，就是“大改革多援助，小改革少援助，不改革不援助。”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得很明白：“美国的关键战略利益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按照美国人设计的“休克疗法”，在经济领域强制实行了私有化改革。1992年初，推出三位一体（市场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稳定化）转轨方案，全面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资进出口等管制，政府大大削减经济调控内容和行政管理部门，大规模出售和转让国有企业与资产，实行严格的紧缩货币和财政政策。把“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作为战略和政策的主要思想，引入和效法美国的模式，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在俄罗斯以失败告终。俄罗斯按照“休克疗法”实行经济转轨的十年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危机，政治混乱，经济大幅下滑，少数人暴富，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据俄罗斯内部材料，全国出现了8000多个有组织的大型犯罪团伙。叶利钦在1996年的国情咨文中承认，俄罗斯成为国际社会最大的黑手党王国。从1991年苏联解体，到20世纪末，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比1990年下降了52%，同期工业生产减少60. 4%，卢布贬值，物价飞涨5000多倍。从1992年起，俄罗斯人口一直呈下降趋势。1990年俄罗斯人均预期寿命为69.2岁，而2001年为65.3岁，几乎下降了4岁，而一些地区男性人均寿命降低了整整10岁。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倒退约五十年。这对于美国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来说，摧毁了前苏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是取得了空前的重大胜利。
　　2005年11月，国际政治学会副主席、俄罗斯政治学会第一副主席、俄罗斯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研究员威•斯米尔诺夫在“中俄政治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言中说：“坦诚地讲，1993年前，我是赞成俄罗斯自由派的观点的。1994年后，我看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后，在思想上与主张激进私有化改革的孟达尔等人拉开了距离。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俄罗斯，不仅是我、而且更多的人看清了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改革给俄罗斯带来的巨大灾难。如今在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已经成为“过街老鼠”，很少有人恶意甚至不敢公开为其辩护 。而勇于面对现实、勇于修正自己过去错误认识的人越来越多；从一定意义上讲，勇于修正错误，这正是俄罗斯的希望所在。不仅如此，据我了解，普京总统对新自由主义及其对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也有深刻的认识。……现在大家都从马列主义那里寻找俄罗斯复兴之路。
　　据《纽约时报》报导，“持续20年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实验，正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遭到反弹。”“我们或许正在目睹一个时代的终结，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终告结束。”在此情况下，俄罗斯“休克疗法”的倡导者、美国著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制定了更毒辣的演变中国的方案，即在通过“产权清晰化”使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在“用非国有经济包围国有经济”的同时，发展“地方诸候经济”，以“对抗中央的统制经济。”显然，美国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用心是极其险恶的。我国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应当警醒地识破国际反动势力的险恶用心，并采取应有的对策。
　　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大师陈岱孙，为了使我国广大干部、经济理论工作者、青年和人民群众能对新自由主义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曾经多次尖锐而明确地指出：“近年来产生一种倾向，即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搬照抄的倾向。某些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忘在脑后，将西方经济学奉为神明，特别是对近年来在世界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泛滥成灾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崇拜得五体投地，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奉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全科玉律。在理论上造成严重混乱，在实践上造成严重后果。”（见胡代光主编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和实践》）
　　陈岱孙说：“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前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更甚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要做到这一点，当前一个最紧迫的任务便是克服对西方经济学盲目崇拜、照抄照搬的右的倾向。为此，必须改进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尤其要加强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和批判工作。”“我国近年来在西方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右的倾向，与7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国际经济思潮的泛滥有密切关系。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主张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与时代潮流不合，对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影响不大，但却被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势力加以利用，作为打入发展中国家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某些政治势力利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国有经济私有化，鼓吹取消国家干预，极力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因此，他们这一套代表着西方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让国内经济学界特别是青年学者认识这一国际背景，使他们提高警惕，显然至关重要。”（见高鸿业主编：《西方经济学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第二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陈岱孙还明确而深刻地指出：近年来国内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是“没有识破西方国家和某些国际经济组织的某些势力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中国强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险恶用心。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新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我们的某些学者十分卖力地在国内贩卖这一套新自由主义货色，而且非常顽固地加以坚持，实际上扮演了一种可悲的角色。”（同上书第7页）
　　在这里，我们要深深感谢这位已经去世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他以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深入地分析和揭露了新自由主义的国际背景，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要社会主义国家，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用心极为险恶，其目的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外围资本主义国家即附庸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而我国的资改派们却在非常积极地顽固地坚持遵照实行。他们是站在什么立场，是在为谁的根本利益效劳，岂不是一清二楚吗？中国人民已经愈来愈识破你们的真面目了。
　　资改派徐景安先生在其《中国走向》中说：“多数改革派人士实际也认为，中国改革就是学习、模仿、照搬资本主义。”“苏联、东欧、中国的实践证明，计划经济和公有制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富裕、幸福。因此，可以认定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的结构，改革这种结构是无可争议的正确选择。”他们认为，我国过去搞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伪社会主义”。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那位资改派刘吉先生也讲，我国改革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人民艰苦奋斗几十年搞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见《改革内参》2006年第17期）因此，他们搞改革，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徐景安说：“今天看，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义与西方现代化嫁接，与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嫁接。”又说：“改革的性质是什么？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嫁接、发展资本主义，就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俄国、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在革命胜利后，必须发展资本主义。”（见《中国走向》第77页）既然你们说中国原来搞的社会主义是假社会主义，你们搞改革是完全照搬西方的资本主义，那么“嫁接”这个词就不必要用了，就是多余的了。其实不用羞羞答答，不用拐弯抹角，不如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就是要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改革，就是要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发展资本主义，把中国变为附庸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
　　你们还说什么“补新民主主义的课”，这也是一种谎言。其实你们搞的也根本不是什么新民主主义，而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请你们看看过去我们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策吧。毛泽东曾经说明：“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有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毛泽东还明确指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这也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庄严的声明，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构成的正确的方针。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同时，毛泽东又指出：“中国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谁要是敢于违反这个方向，他就一定达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头的。”（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1255—1256、1433页，第2卷第678—679页）可是，现在你们这些资改派用新自由主义来搞改革，是要把我国的国有经济私有化，是要照搬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如包括“西方的现代化”、“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等）的，是要允许私人资本和外国垄断资本进入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进入铁路、航路等等的，根本没有提出“节制资本”的政策。所有这些都是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背道而驰的。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前的1952年，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我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已占41.5%，集体所有制经济占3.2%，公有制经济合占44.7%。在批发商业中，国营商业比重占60.5%，合作社商业占2.7%，合计63.2%，在商业企业零售商业额中，国营商业占19.1%，合作社商业占23.5%，共占42.6%。而据官方材料，如今中国的公有制经济只占GDP的35%了。从公私经济比重来看，你们搞改革的结果资本主义私有经济已占主体了，岂不是比我国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倒退了吗？怎么能谈得上是补新民主主义的课呢？事实上，改革前，我国早已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物质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根本用不着倒退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去。
　　那么，资改派们用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改革，虽然目前刺激了经济的发展，但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很严重的，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对我国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忽视的。最突出最严重的的危害大体有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大大削弱和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国家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保卫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原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整个经济的90%以上。而高尚全等人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把国有经济私有化，把公有制为主体变成私有制为主体，大大发展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高尚全公然强调“经济形式以民营（即私营）为主”，要使私营企业在全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占90%以上的比重。据《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近三年之间，我国国有企业减少了17.7万家，而私营企业则猛增了65.8万家。目前，我国的纯国有经济已下降到15%。据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最近与美国代表会谈中表明，2005年我国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已经占我国GDP的65%，而公有制经济已下降到35%。可见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已经大大削弱和破坏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第二，我国许多重要工业、商业、市场已逐渐为外资、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所控制。在我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我国已成为对外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进出口总额相当GDP的60%以上。而国内消费比重是最低的国家之一，这与我国贫富过分悬殊有密切关系。在我国出口商品中，60%来自外国在华投资企业。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发达国家的“加工装配厂”，为跨国公司打工，获得10%的微薄工资，而80%—90%的利润则为外资拿走。我国商业部研究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反映巨大顺差的贸易统计数字，使人误以为中国非常繁荣。”（见2006年2月11日《参考消息》）在我国引进的大量外资企业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享受低税率优惠，一般为15%，而我国国有企业倒一直担负着先是50%，如今是30%的税率的沉重负荷。这种做法是世界上极少见的。许多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绩”和GDP数量，“不问所有，只问所在”，患了“外资饥渴症”，低价向外商出售土地，不惜损害农民的利益，低价出售国有企业，不惜出卖国家和广大工人的利益。
　　《香港虎报》2006年10月1日有文章报导，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由外国企业操纵的，北京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阻止这种趋势。在日本，老派的公司经理们力图从外国投资者那里夺回控制权。但是北京迫切希望改变制度以迎合外国企业的需要。中国很可能成为真正的新自由主义的超级大国。中国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在一次演讲中说，“以市场换技术的说法，以为只要市场开放了，技术也就会随之而来，通过招商引资来引进大批技术，但事实证明这种路子根本是自欺欺人。第一，市场是有限的，一旦让出去了，夺回来十分艰辛；第二，让了市场并不见得会得到技术；第三，让了市场则废掉了自己的技术；第四，让了市场又缺乏核心技术，有可能发展成为依附型国家，最后受制于人。刘燕华还举例指出，中国汽车目前表面上形成产销两旺的局面，但在表面上繁荣的背后，市场让出去了，原有技术也丢了，新技术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的汽车工业，上海、长春的汽车厂就是如此。中国的汽车生产技术和能力就是在这种壮士断臂之举下被废掉，直接导致目前中国汽车市场90%被跨国公司占领的局面。（见2005年11月27日《参考消息》）
　　据2006年2月28日《香港经济日报》报导，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可比较的49个国家中排名仅为28，中国对外引进技术的依存度高达60%。外资带着资金和技术到中国，帮助中国的成本优势从事低附加值的生产。中国赚取的只是固定资产投资及劳工的薪金，更产生严重的资源消耗及污染。而最具经济价值的核心技术，却没有中国的份儿。中国的汽车、天上的飞机、手中的移动电话、家中的电器、办公室的电脑、甚至关于人民健康的药物，无一不涉外国技术，外国企业掌握的不但是中国的利润，甚至是中国的命脉。（见2006年3月1日《参考消息》）日本国际经济学家谷川庆太郎撰文声称，中国的未来掌握在美国和日本手中。他认为，只要美国切断中国对美消费品出口渠道，中国就难以维持其经济增长；中国离不开日本的产品、技术和资金，中国对日本的依赖只会越来越加强而不会是相反，这就意味着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见2004年5月3日《参考消息》）这种评论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
　　如今外资对中国市场的控制，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根据许多报刊报导的材料显示：在我国的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已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像啤酒行业，60多家大中型企业只剩下青岛和燕京两个民族品牌，其余全部被合资。玻璃行业，最大的5家已全部合资。电梯行业，最大的5家为外商控股，占全国产量的80%以上。家电行业，18家国家定点企业中有11家合资。化妆品，已被150家外资企业控制。医药行业，20%为外商控制。在感光材料行业，美国柯达于1998年仅出资3.75亿美元，就实行了在华全行业并购，2003年又收购了乐凯20%国有股，已占有中国感光材料市场50%以上的份额。富士对中国市场的占有率超过25%。美国微软占有中国电脑操作系统市场的95%；瑞典利乐公司占有中国软包装产品市场的95%；法国米其林占有中国子午线轮胎市场的70%；在手机行业、电脑行业、IA服务器、网络设备行业、计算机处理器等行业，跨国公司均在中国市场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在高科技领域，以手机行业为例，由于本土企业上游技术、关键零部件以至生产线大部分是从跨国公司购买，他们早已从中赚够了。近期跨国公司开始采取低价策略，挤压国内手机厂商的利润空间，意在赶尽杀绝。国内手机行业除了自有品牌外，没有核心部件的核心技术，2005年以来全部亏损，市场占有率严重萎缩，只得纷纷退出市场。在流通领域，占有主导份额的大型超市领域，外资控制的比例已高达80%以上。流通领域可以控制工业命脉，如果放任外资企业占领我国的流通渠道，将会导致中国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
　　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达到控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特别用心收购其国有经济，达到控制其经济命脉。如今外资对我国采取的途径是先合资、合作到独资经营，再到大举并购我国发展潜力巨大的优秀企业。换句话说，他们的方针是“合资、拖垮、独资”，也即“控制、合并、垄断”。这是一种“斩首并购”。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效必须超过15%。这是那些跨国公司当前在华收购的战略性要求。对于一般企业压价收购，而对重要的国有企业则不惜高价收购。他们认为，现在是收购中国国有企业的最好时机。收购价格正像中国劳动力一样，比欧美低得很多，可以利用中国企业原有的销售网络、原材料和能源供给渠道以及品牌，还可以吸收原有人才，再加上外商的资本和技术，就可以逐步实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标。并购中国企业的外商，以来自美国的跨国公司最多（占30.2%），欧盟企业次之（占27.3%），其余是日本和东盟等国的企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开始大举进军我国的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橡胶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龙头企业。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应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如美国政府和国会对外国并购一直是层层把关、多道设防的。德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导致收购方产生或强化市场垄断地位的并购行为。法国政府认为，能源、交通、军工、食品加工等大企业是国家的经济命脉，政府有责任看管好这些“国宝”，他们在这方面特别强调“经济爱国主义”。加拿大规定，超过两亿美元的并购协议必须经过政府批准后方可生效。而在我国这种并购却在不断迅速发生。我们是要利用外资，却反而被外资所利用了。例如，大连机电厂是中国最大的电机企业，一直是国内电机行业技术发展的领航者，1996年与新加坡威斯特公司合资后，连年亏损，仅3年时间就被新方收购，半数以上职工失业，技术平台瓦解。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是全国唯一能生产大型联合收割机的企业，产品占据国内市场份额的95%，1997年与美国跨国公司合资，7年后被其全部收购。从此中国大型农机技术平台瓦解，农业大国中国的大型联合收割机市场被美国公司垄断。中国化机机械制造的设备生产基地和龙头企业锦西化机，拥有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制造、维修技术，2004年全集团盈利800多万元。2005年在葫芦岛市政府主导下，锦西化机与德国西门子合资，丧失了对其最大且唯一盈利的分厂的控制权。从此国内大型化肥设备维修依靠的对象成了外国公司。还有西北轴承厂、杭州齿轮厂、常州变压器厂等重要企业也被外企控制。
　　又据《中国经济周刊》报导，美国卡特彼勒公司1995年就与徐州机械工程集团共同设立了一家合资企业。到2003年，美国跨国公司为实现其从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角度在中国整合资源和市场的目标，选择并购这条捷径。2005年10月，徐州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这个我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制造企业被美国凯雷投资集团收购了85%的股权。同年，卡特彼勒用不到200万元人民币收购山东工程机械厂这个销售收入10亿元、国内工程机械企业排名第七的国有企业40%的股份，将其纳入自己的中国体系内。卡特彼勃提出有权在未来3年内随时收购其余股份，即其余60%的股份将在适当时机收归美商的氅下。卡特彼勒不仅要控制中国工程机械的龙头企业，而且要吃掉整个行业。最近又在谋求并购夏门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工程机械集团、河北宣化工程机械集团，如果这些企业都被并购，中国的民族机械产业就将名存实亡了。据悉，目前卡特彼勃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11个生产基地，2个研发中心和1个培训中心，包括（卡特彼勒）徐州公司、上海发动机公司、山西铸造公司、天津亚实履带公司等。他们正在加速其攻城掠地的步伐。
　　再以我国的橡胶工业来说。橡胶是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我国的橡胶工业是经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奋图强而发展起来的，我国的生胶消耗量居世界第二位，轮胎产量居世界第三位，年生产规模达8000余万套，曾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积累。它是劳动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税高利大。近些年来，跨国公司争相涌向我国橡胶业，争夺我国市场。1993年后，国家定点的年产100万套以上的重点轮胎企业，陆续被国外大型跨国公司控股，到90年代末，被外商控股的企业已达2/3。这些被外商控股的企业都是我国轮胎骨干企业，其中包括为我国国防工业、飞机、装甲车、汽车、工程车、火炮等提供配套轮胎的生产企业。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轮胎工业，已多半失去了自主权，被控制在外国垄断资产阶级手里了。剩下的几家国有大中型企业，条件较好的也被外商盯上。截止2000年，外商独资和已被外商控股的轮胎企业，其能力与产量早已占我国轮胎工业70%以上，剩下的几家如再被外商控股或收购，则我国奋斗了五十年所形成的橡胶轮胎工业，就完全脱离民族工业的怀抱，其后果不堪设想。商务部《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中指出，在轻工、化工、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产生的产品已经占据我国国内1/3以上的市场份额。下一步我国的金融银行业、铁路、航运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领域，也将逐步对外开放，正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力图实现其控制和垄断的极其重要的目标。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觉！
　　还有，在人才和技术方面，许多跨国公司以优厚的条件吸引我国大量的高级科技人才、尖端人才，并从我国国有企业、科研院所挖掘人才和技术，从我国科技市场、专利市场吸收人才和技术，造成国内人才外流，被外资所利用。目前，在华外商企业很多研发机构都拥有强大的研发团队。如朗讯下属的贝尔实验室拥有科研人员500多人，其中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达90%；微软中国研究院的60%多的研究人员中，20名有国外留学背景，40名是中国著名学府的博士；IBM公司中国研究中心的60多名研究人员，全部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如果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所不采取有效措施，这种逆向人才和技术扩散将会愈演愈烈。
　　在以上这种情况下，我国有的重要媒体还竟然发表《经济爱国主义可以休矣》这样的评论，批判“经济爱国主义”。在我国的某些资改派先生看来，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大概我国就应当大力提倡“经济卖国主义”，赶快把我国变成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附庸国和殖民地才是对的吧。岂不可悲至极！
　　第三，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在私有化改革中，往往把国有企业以极低价卖给外商或国内经营者，有的是白送给私人的，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20多年中流失国有资产约有十万多亿元，变成了私人资本家的财富。有些企业经营者一夜之间就成了亿万富翁，而国有企业工人则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受剥削的雇佣工人。国有企业被改制造成几千万工人下岗失业，生活极其困难。如今我国发生了有很多人有病无钱治的问题。卫生部长高强指出：“有48.9%的人应就医而不去就诊，有24.6%的人应住院而不能住院。”主要原因就是“公立医疗机构运行机制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见2005年8月5日《文汇报》）据2006年11月16日英国《卫报》报导，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承担医疗卫生的成本从54%下降到14%。原有的合作医疗被拆除。83%的农民根本不具备到医院治疗的条件。因为他们支付不起医疗费。82%死亡农民是在家中逝世的，没有进过医院大门。有关部门承认，自1979年以来以市场化为主导的医疗改革已经失败。据调查材料显示，近年来农民的孩子上学的学费昂贵，上小学一年要一百多元，中学要一千多元，上大学一年要一万多元，一个农民供一个孩子上完大学，要花相当于全家几十年劳动的收入。再加上借各种名目的乱收费，花的费用更大。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价格上涨了不到7倍，即相当于农民收入上升了7倍，但如今农民教育费支出已上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因而造成了农民子弟上学难的大问题。据社会学专家陆学艺主持的调查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打工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8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老板们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亿元。据报导，山西省原省委书记胡富国曾于1995年8—10月在省内100多个乡村调查，其中一个人均年收入1300元的较富的乡，年收入10万元以上至50万元以下的67家；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8家；100万元以上的3家。这78家中收入占全乡净收入的60%，而其余5000户约2万人的年人均收入仅600元。也就是说，只占全乡1.5%人口的人年收入占全乡的60%，而占全乡98.5%人口的人却只占全乡收入的40%，那占1.5%人口的年人均收入比占98.5%人口的年人均收入高出100多倍；而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相比，至少相差上千倍。这说明，社会财富在向少数人集中，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人趋于相对贫因化，还有的仍在向绝对贫困化发展。在陆学艺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显示，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的农民，城镇无业、失业、半失业者这三个阶层已降落到我国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生活大都处于贫困状态。社会地位已大大下降。而据媒体报导，中国大陆第一高楼—上海金茂大厦日前举办一场“百万婚礼”，实际花费远不止百万。在500公里外的安徽寿县，萝卜缨子一盆菜就是一家农民5口人的午餐。这两幅图景，几乎就是当今贫富差距的缩影。又据《经济日报》2003年1月17日报导，有位富豪一桌酒宴就吃掉36万元。而国际粮食组在今年发表的报告中显示，中国营养不良的人口估计高于1.5亿人。
　　据2006年6月19日香港虎报报导，中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中国农村人口仍然超过2300万人，近5000万人处于贫困线的边缘，2800万城市居民处于贫困之中。中国近年的国民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指出，中国最穷的20%的人口仅占收入或消费的4.7%，最富有的20%的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占到50%。这个收入差距超过美国。而据国家发改委的最新报告，中国城镇居民最贫困的那20%的人收入仅占城镇居民总收入的2.75%。据我国高级研究机构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在我国金融、外资、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至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业已形成官僚资产阶级（香港有些媒体称我国已形成的新资产阶级为“权贵资产阶级”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其资产超过1亿元以上者，有2933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见《大众证券》2006年10月28日）最近《北京晚报》等媒体报导，胡润公布了我国2006年百富榜，今年上榜富豪首次达到500位，比去年增加了100位，今年上榜首富拥有财富270亿元，进入上榜的富豪最低拥有资产为8亿元，而去年是5亿元。据世界银行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是0.5。我国胡鞍钢等专家也提出，目前我国基尼系数已达0.5。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分配不公，收入极不平等，超过西方国家，也超过拉美、非洲等国家，已属于世界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最为严重的地区和国家。
　　第四，造成了公职人员严重的贪污腐败。由于资改派们把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看作是人的本性，大力鼓吹“一切向钱看”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侵蚀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影响了广大公职人员，使许多干部、公职人员产生了对钱财“不捞白不捞”的思想和心态。在私有化改革中，允许商业交易和发展私营企业中送礼品、回扣等等，因而造成行贿贪污舞弊横行，生活腐化堕落。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自己的职权，与外商和国内的私营企业主相勾结，运用自己的审批权，收受高贵的礼品和金钱贿赂。据2007年1月2日《检察日报》揭示，某些人收受外商贿赂（包括由外商安排其子女出国等多种好处），出卖国家利益，对外商违法事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近年来，跨国公司的企业在我国的行贿事件一直在上升。我国10年内至少调查了50万件腐败案件，其中64%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又据港报报导，外企在华给回扣现象普遍存在，不仅外企的销售主管为做成生意而行贿，外企的采购经理通常也会从供销商那里非法收取回扣，还会想方设法把一些利润丰厚的合同留给亲戚朋友开办的公司。这种“洋腐败”现象严重损害了我国民族经济的发展。2006年10月24日《北京晚报》报导，近三年内，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2005年底，中国外逃的经济犯罪嫌疑人尚有500多人，涉案金额700亿元。
　　由于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意识影响和渗透到各个方面，发生了教育机关乱收费，以至买卖文凭和论文。在医疗机关发生送红包，为推销药品、多开药方而给医生送回扣，以至医院给病人开出天价药方，甚至开出一百多万元的天价医疗费。在官场上，相当严重地出现买官卖官的丑恶勾当，甚至有些转业军人、大学毕业生找工作也要给当权官员送几万元钱，才得以找到工作。原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非法收受44人或单位给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704万余元，另外有810万余元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在王昭耀被指控的44笔受贿事实中，大多数涉及帮助他人职务晋升，即属于卖官受贿有300万元左右。据卫生部通报，近年来查处医药销售领域商业贿赂案件刑事处理230人，涉案金额达5700万元人民币。2005年12月21日《光明日报》报导，据调查显示，在商业交易中给“回扣”已得到普遍默认，其中在医疗、电信、金融、建筑等行业此风最烈，而且形式也越来越隐蔽，常常以技术服务费、咨询费、顾问费、外出考察费、赞助业内讨论会等貌似合法的形式出现。在我国许多行业，商业贿赂已成“行规”和企业运行的潜规则，从业者已陷入“非道德”恶性竞争的环境，如不及时重拳治理，商业贿赂导致的市场腐败将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有可能使我国市场经济出现“拉美化”的倾向。据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办公室新闻发布会公布的材料，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6972件，涉案金额19.63亿元。其中，工程建设、医药购销等六大领域和银行信贷、证券期货等九个方面的案件5480件，占案件总数的78.6%；涉案金额16.04亿元，占总金额的81.7%。涉及国家公务员的案件1603件，占总数的23%；涉及金额5.08亿元，占总金额的25.9%；涉及厅局级干部49人，县处级干部367人。如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科技处原处长温梦杰先后多次向业务关系单位索取钱款人民币1073万余元，非法占有本单位公款人民币432万元，被判处死刑。
　　在贪污腐败分子中，有许多人与包二奶之类腐化堕落生活有关。在对100多位广州、深圳、珠海市因受贿而受审的官员所进行的调查中发现95%的人有包二奶。有的甚至有包二奶、情人达几十人，以至百余人。原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刘金宝权色交易惊人，为情人整容就花了400万元，刘金宝通过放贷方式为情人牟取利益，为讨情人欢心，给两个私营企业家朋友批贷款18亿元人民币，结果给国家造成损失5.45亿元。刘金宝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案受到惩办，而从中国金融舞台上消失。
　　李曙光在2004年9月29日《法制晚报》上指出，“当前国有企业腐败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就是经营者对国有资产的掠夺”。据有关部门统计，通过破产、改制、中外合资合作和并购等等，每年国有资产至少流失800亿至1000亿元人民币。2001年3月22日《南方周末》报导，“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主要类型的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12570亿元之间，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2%—16.8%。”也就是说，每年损失达1万多亿元。这意味着一年平均从全国每个人身上剥削去一千元左右。这使我国的经济建设受到多么大的破坏，使人民群众遭受多么大的损失！
　　第五，造成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我国环境的污染，虽然 不能说全是由改革开放造成，但是由于资改派顽固地搞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许多外资企业和国内私营企业主拼命追求利润最大化，根本不顾污染对我国生态环境，对我国人民和国家长远利益的损害，日益给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愈来愈严重的污染，这是众所周知的铁的事实。有些地方官员与资本家勾结，违法乱砍森林，造成水土严重流失。许多外资企业和本国私营企业肆无忌惮地排放有毒气体和污水，污染空气和许多河流，损害农作物不得正常生长，使人民群众饮了有毒污水得癌症、肺病和其他怪病，而死亡的难计其数。而一些地方官员只顾追求GDP数量，追求眼前“政绩”，以利于个人升官发财，有些领导干部受了贿赂，对那些黑心资本家偷偷排放有害气体和污水，装聋装瞎，故意不闻不问不看，任其胡作非为。他们那里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际上只是代表黑心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利益。
　　据数据库显示，我国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70%以上河流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全国3亿多人饮用水不安全，其中1.9亿人饮用水中有害物质含量超标。2006年10月19日美国《商业周刊》网站报导，中国是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而且排放量还在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数据，大陆的排放量，截止到2002年的10月间增加了33%。中国的城市行列，酸雨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大约20%的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地区，中国70%的河流和湖泊情况危急。中国的环保部门警告说，如果不转而采取清洁能源的工业方式，那么到2020年中国的污染排放量将翻两番。又据媒体报导，中国过去几年里，有75%的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平均每年有20个天然湖泊消亡，近一千个湖泊因人类经济活动的破坏，正在逐步消亡。黄河流域的渭河、延河、汾河，涑水河等4个支流及其流域，由于经流量小，自净能力差，现在几乎到了“有水皆污”的地步。
　　据德国《明星》周刊报导，山西省下康村，土壤被氯化物、硫酸钾和消酸盐污染。附近的钢铁厂和造纸厂把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汾河，近10年间两家厂的废水排放量增长了数倍。因饮用水中有毒，1000名村民中已有29名因患脑血栓、半身不遂等症死亡，其中有14名女孩。淮河流域的黄孟营，由于附近的味精公司等企业污染了河水，全村2400人已有110名死于癌症。据中国环保当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国最大的7条河流中半数河水完全无法利用。1/4的中国人得不到清洁的饮用水。”在中国，超过80%的垃圾和污水得不到任何处理。每年有40万中国人死于废气引发的疾病。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有16个在中国。中国为全世界提供产品，我们消耗的资源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近6倍、印度的近3倍。中国是世界工厂，……但令我忧虑的是，中国正沦为地球的垃圾堆。“（见2005年12月28日《参考消息》。
　　由于一些地方官员和中外企业主见利忘义，片面追求GDP的发展，对防止和治理污染不负责任，严重污染环境事故不断，有些地方甚至还在违法违规审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建设项目，造成治理赶不上破坏，导致生态环境日益严重恶化。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由于污染和其他破坏环境的行为，每年给我国经济造成的损失可能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8%到12%
　　第六，严重危害我国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众所周知，在我国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里，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有过某些不安定之外，人民的生活长期是很安定的。自从资改派们用新自由主义搞改革以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日益被边缘化，关于阶级、阶级斗争、阶级分析和阶级觉悟等理论和观念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已大大受到冲击和淡化，个人主义、利已主义、损人利已的思想得到很大滋长和泛滥。从省、市、地、县、到乡、村，有些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的坏干部，往往与不法资本家以及黑社会恶势力紧密相勾结，剥削、掠夺、欺压老百姓，表现为新的对抗性的社会矛盾。一些地方领导干部与小煤矿私营企业主相勾结，为了拼命捞钱，把煤矿工人当奴隶使用，不顾他们的生命安全，强迫他们冒死超负荷劳动，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是矿难事件不断发生，每年要死五、六千人的深层原因。。最近电视台播放的电视剧《美丽的中国结》、《谁在卧底》，反映了这方面的社会不安定问题。如今，在社会上坑蒙拐骗的事，各处不断发生。有些坏人诡计多端，轻而易举就能骗取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街上和马路上，歹徒就会把行人手中的提包或钱包抡走。火车上、汽车上也有抢钱财的。坑害人民群众的假药、假酒、假烟等，不断在市场上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有害人体的食品，各地都有，防不胜防。偷盗的事到处都有，抢劫、杀人的案件，空前增多。中学生也有搞抢劫的。“法轮功”一类反动分子，还在一些地方不断散发反动传单，打电话造谣惑众，破坏社会安定。同时值得注意的还有，我国目前自杀率是国际上平均水平的2.3倍，精神疾病在疾病排名中居于首位。现在我国有精神障碍者已达1600万人，超过脑心血管、呼吸疾病及肿瘤，成为第一大疾病。我国前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200万人自杀未遂，每2分钟自杀9人，其中8人未遂，成为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见徐景安的《中国走向》第158页）为什么现在我国社会会出现这些不安定、不和谐的情况呢？这主要地就是由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社会经济基本上实现了私有化，产生了类似资本主义早期的阶级剥削，下岗失业、生活困难的群体增多，出现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两类社会矛盾大大加剧所造成的。
　　第七，对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建设造成严重的障碍和破坏。徐景安说：“人是自私的，自私是人的本性，这是千真万确的。西方的人文主义、西方的工业文明、西方的经济制度都是顺应了这一自然规律，因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灿烂的文明。”（见《中国走向》第198页）这是赤裸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人类历史表明，在原始社会，人们并无私有观念，不是自私的，而是具有集体主义观念的，到了私有制的人剥削人的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才产生了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思想观念。到了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人们必然能发展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风格。人类社会总是在人们生产劳动的基础上发展的。不是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创造世界、创造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业文明其实也是依靠工人阶级的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的。是劳动人民用生产劳动创造了历史，人民才是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如今用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来搞改革，是阻碍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的发展的。
　　徐景安自己有一段话虽然不够确切，倒也大体上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他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几乎全部接受了西方文明，在物本位价值观的支配下，……推崇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刺激消费的消费主义，科技解决一切的科技主义，……推崇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和利已主义，一切向西方看齐，一切以西方为参照系，城市建筑照抄外国不说，连自己生产的砖也要起个洋名，什么“‘蒙娜丽莎’、‘诺贝尔’……一张境外报纸评论‘中国人迷失西潮中’，‘唯西方马首是瞻，唯西方人所言极是……从学界到商圈，从官府到民间，都在迷失自己。症结就是迷失了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中国人差不多成了没有根的族群’。”（见《中国走向》第193页）这在实际上说明了，从以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以来，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下，把我国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丢弃了。现在，资产阶级的尔虞我诈，自欺欺人，损人利己已渐渐代替了中国人原有的诚信，代替了社会主义的人与人的互助合作的和谐友好关系。在许多中外私营企业主之间，为了发展自己，总是千方百计想把竞争对方搞跨，损人以利已。私有化改革在我国的基本完成，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上，必然要求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为其服务。他们的代表人物必然要起来谈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必然要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边缘化。这就必然使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遭到阻碍和破坏。
　　本来，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讲得很清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要“鼓励人们发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相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发扬顾全大局、诚实守信、互助友爱和扶贫济困的精神。社会主义道德所要反对的，是一切损人利已、损公肥私、金钱至上、以权谋利、欺诈勒索的思想和行为。”“社会主义是要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前进的历史运动。我们的先进分子，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幸福，为了共产主义理想，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奋力开拓，公而忘私，勇于献身，必要时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应当在全社会认真提倡。共产党员首先是领导干部，尤其要坚定不移地身体力行。”（见《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的决议》）可是，资改派先生们却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所搞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在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止，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你们大力鼓吹的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利已主义、损人利已的资产阶级一套腐朽的东西。你们把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渗透到教育文化领域，渗透到党政机关，渗透到各个方面，使得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遭到严重的损害。这完全是为你们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德服务的。
　　第八，冲击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背离了我国宪法和党的基本路线。徐景安先生坦率地承认说：“改革开放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确实对四项基本原则带来巨大的冲击。”（见《中国走向》第55页）又说：“改革是反对假马克思主义、假社会主义、假共产党。”“所谓改革……是真马克思主义、真社会主义、真共产党的创新。”“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再坚持了。理由是专政与法制是对立的，我们要健全法制，建立法治国家，就不能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见同上书第90、112页）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是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巨大冲击，而且是根本否定。他们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头上按上一个“假”字，其目的就是为了根本否定它。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就是要用修正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创新”，就是要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创新”，就是要把共产党演变为“社会民主党”（这些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进一步评论）。至于人民民主专政，徐景安把它说成与法制相矛盾、相对立，而加以否定了。其实人民民主专政所实行的对敌人的专政和对人民的民主都是要用社会主义法制来保证的。它和社会主义法制是分不开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正是为了巩固和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而从这里可以看清，徐景安用新自由主义改革把四项基本原则都否定了。
　　再从高尚全先生主持的“新西山会议”可以看清，贺卫方先生提出要以陈水扁主政的“台湾模式”为学习榜样，把共产党和人大都说成是非法的，也正是要否定和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高尚全在《深化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一文中所讲的，他们通过改革要建立的“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的五条（以民为本、市场经济、共同富裕、民主政治、中华文化）中，没有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制度，也没有了工人阶级的政权。还说“基于意识形态对改革的指责，基本上是没有说服力的”。也就是说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指责他们资改派的私有化改革是不行的，无用的。很显然，高尚全、贺卫方、徐景安等资改派先生们都是适应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要求，站在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立场上，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国的宪法明确表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战胜许多艰难险阻而取得的。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是明确要求我们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这是我国的立国之本，没有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我们党的章程中也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此，我们为了捍卫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搞社会主义的改革，坚决反对高尚全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
　　我们坚决反对高尚全等资改派以新自由主义指导中国的改革，把中国变成附庸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但绝不反对改革，我们要坚持的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改革。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怎样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曾经明确指出：“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这种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的进行，只应该促进而绝不能损害社会主义的安定、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国家财力的增强。”邓小平也曾经反复说明：“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0页）“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邓小平文选》第125—126页）“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2—63页）“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济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国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一个公有制为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持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同上书第110—111页）“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同上书第116页）邓小平还郑重地说：“在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同上书第138—139页）“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3页）“我们的建设方针政策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同上书第351页）“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社会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同上书第3卷第3页）以上这些关于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理论，在原则上是切合中国实际的，因而是正确的。
　　然而，高尚全等资改派先生们，上述这些思想理论原则，你们在改革中贯彻执行和落实了吗？根本没有。你们所搞的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恰恰是与这些思想理论原则背道而驰的。这是为什么？说穿了，就是因为这些思想理论原则不利于你们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私有化改革，所以你们就把它当作一纸空文抛到脑后去了。你们完全是实用主义者。对你们走资本主义道路不利的思想理论原则，你们就抛弃它。如果你们顽固地沿着资本主义道路搞下去，必然会葬送几千万中国人民和共产党员用鲜血换来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你们对得起党和人民吗？对得起我们的中华民族和伟大祖国吗？我们只有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下，遵循我国的宪法和共产党党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方向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进行到底，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才是复兴中华民族的正确的光明的道路！

美日握住中国咽喉， 中国管制战略资源刻不容缓

作者：佚名
　　对战略矿产资源的保护，关系到中国的现实和未来，是国家安全与利益的底线
　　随着世界电子、军工以及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稀有金属(特别是稀土)同石油、钢铁一样成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而目前我国稀有金属、焦炭、黄金等具有战略价值的矿产资源在生产、出口及应用方面仍存在不正常现象，有损国家战略利益，需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管制机制。
　　战略矿产资源优势不显
　　中国在稀有金属及煤炭生产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而由于存在管理混乱、无序生产及盲目出口等不正常现象，这些战略矿产资源未发挥足够的效益。
　　稀土是中国具有战略优势的资源之一。近15年来，中国的稀土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稀土价格却下降了36%，国内有关矿产企业的利润普遍只有1%～5%。也就是说尽管出口量大，我国稀土行业却陷入了“卖得越多，赚得越少”，甚至还出现过“不卖不赔，越卖越亏”的局面。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由于稀有金属具有的巨大价值，加上我国稀土产品出口价格低廉，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大量进口我国稀土产品加以囤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部分拥有稀土矿的国家实行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土矿，转而从我国进口作为战略储备。
　　日本是典型的资源短缺国家，从我国进口的稀土矿产占其总进口量的比例高达83%。为了维护本国高科技产业的绝对竞争力，日本经济产业省于2006年3月宣布将铟、铂及稀土三种资源列入储备对象，扩大了稀有金属品种的储备范围。此外，由于境内外资企业在我国购买稀土原料、初级产品不受出口配额限制，日本等国近年来在我国稀土资源区(内蒙古包头)大规模投资设厂，实质是变相获取我国稀土原料。
　　焦炭(本文专指高炉焦、铸造焦、铁合金焦等冶金用焦炭)是冶炼钢铁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原材料，没有焦炭也就不可能生产优质钢材。
　　我国是焦炭生产大国，也是世界焦炭市场的主要出口国。焦炭生产是一种高污染产业，中国炼焦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每生产一吨焦炭要产生400立方米左右煤气，炼焦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粉尘、一氧化碳及有毒气体排放到大气中。炼焦所排出的焦油和废水也含有大量有毒物质，渗入地下后将长期污染地下水。
　　目前，由于环境成本居高不下，加之严厉的环保政策，不少发达国家的许多焦化厂已被迫关闭，这种高污染、高耗能行业在中国还在大规模发展。
　　由于缺乏战略层面的规划和调控，中国焦炭企业同样面临着产业重复建设、市场供过于求、环境日益恶化、国际市场缺失定价权的不利局面。2004年，中国与欧盟就焦炭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焦炭出口价每吨将下降200美元左右。此后，国际市场焦炭价格开始大幅下滑，从2004年5月份的每吨440美元，直线下跌到8月份的每吨200多美元。2005年，我国出口焦炭1276万吨，出口平均单价为每吨183美元，相比2004年又下降30%。
　　黄金储备的多少对于一个国家的金融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在目前美元趋向贬值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调整储备结构，增持黄金、其他可兑换硬通货和战略物资。然而近年来，外国矿业公司纷纷进入中国，在新疆、陕西、云南、青海、辽宁、湖南等地勘探或开采金矿，其中贵州烂泥沟金矿以及云南播卡金矿都是储量在100吨以上的世界级金矿。
　　而事实上，国家对外资开放的是黄金勘探和销售市场，而国务院发改委有关对黄金行业的发展、布局、准入条件、发展目标、环保要求以及对资源和资金利用政策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的《黄金工业产业发展政策》，至今仍未颁布实施。换言之，中国的黄金开采权并未对外开放，但已有外资公司在陕西煎茶岭金矿和贵州烂泥沟金矿开始了实质性的开采。
　　管理劣势损害国家利益
　　我国战略矿产资源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益，主要是管理水平低导致的，其典型代表是稀土产业面临的困境。
　　由于条块分割、多头管理、企业权属关系复杂，我国稀土产业受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的保护，违规或越权审批项目的现象多年来一直禁而不止，造成稀土资源开发秩序混乱，乱采滥挖、采富弃贫问题严重，使我国稀土采矿回收率低，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明显。
　　目前国内国营稀土矿山的资源回收率一般在60%，个体矿山不足40%。我国最大的包头混合型稀土矿，目前回收利用稀土仅为开采量的10%左右，其余90%进入尾矿坝储存。由于未能采取分流、分堆等保护措施，稀释贫化和杂物污染严重，不利于以后开发利用。我国特有的南方地区离子型稀土矿，属于世界罕见、储量有限的中重稀土资源，目前的平均利用率只有20%～50%。
　　此外，过多强调中国是稀土大国，资源丰富等，有关部门勘察与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新增可采稀土资源储量很少。据有关人士预测，如果这样的开采形式继续下去，在有限的时间内，我国现已探明的宝贵稀土资源将会消耗殆尽。
　　上世纪60年代，内蒙古包头的稀土矿占世界稀土矿的90%，一度成为国人的骄傲，但是经过近些年的盲目扩大生产及国外发现新矿藏后，我国的稀土资源仅占世界稀土总储藏量的30.7%，稀土资源的优势正在迅速减弱。
　　同时，现有资源优势没有形成市场主动地位，所获利益极少。目前，我国稀土冶炼分离能力已超过20万吨，而全世界稀土产品每年的需求量不过10万吨，国内企业恶性竞争，互相压价。更为严重的是，不少省区的地方企业和民营企业一哄而上盲目开采稀有金属矿，不仅严重破坏各地生态环境，还致使大量宝贵的稀有金属矿产被糟蹋、破坏和贱卖。
　　近几年，我国对稀土加强宏观调控，限制稀土大量出口，稀土价格稍微上涨，而外商开始吃头几年低价进口中国资源的储存，中国一些企业承受不了产品积压，只得降价销售维持生产。
　　另一方面，巨大的资源消耗并没有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稀土行业产生的效益不在于矿山的开采和冶炼，而在于二次使用所产生的巨大效益。由于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我国对稀土的高附加值产品没有加工权。
　　目前，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掌握了生产稀土功能产品的核心技术，形成了系列专利，这些专利不仅代表着技术，也代表着市场，等于扼住了中国的咽喉。1999年，我国的铵铁硼产量与日本产量接近，但产品要想出口，必须向日本交纳高额的专利许可费。日本虽然资源缺乏，却用知识产权战略拿住了中国稀土企业的“罩门”。
　　实施国家战略管制刻不容缓
　　尽快对我国各类战略矿产资源实施国家管制并建立战略矿产资源战略储备机制，是一个关乎中国国家安全及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虽然有关部门此前已经采取了一些类似取消出口退税、实行出口配额等限制措施，但我国战略矿产资源的未来发展需要的不仅仅是“加强监管”，还应当雷厉风行地对现行产业布局加以战略性的调整和结构性的重组。
　　首先，需要从国家安全及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确立管制战略资源的认识和决心，将保护战略矿产提升至与保障石油能源同样的战略高度。尽快制定并颁布有关“国家战略资源管理条例”，并据此设立相应的管理各类战略资源的专门机构，将全国稀有金属及贵金属的勘探、开采和出口权统并管辖，切实排除地方利益、本位主义的阻力。
　　第二，加强出口管制。将战略矿产列入限制外资进入产业名录，尽快控制各类稀有金属矿产原料和初级加工品的出口，在海关方面加强查验，严格堵截走私出口；同时拨出一笔专款收购被民企及外资控制的稀有金属矿，并对困难矿工做出适当的经济补偿或转业安排。
　　第三，加快产业整合。加速组建南北两个集科工贸、产学研为一体的大型国有战略矿产集团，按照国家战略需要重新规划及组织稀有金属的开采、生产和研发。从而有利于战略矿产行业采取联合行动成立价格联盟，实行一致的限产和提价措施统一价格、一致对外，逐步争取国际市场上的定价权。
　　第四，大力增加战略矿产资源的科研投入，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组织专业科研队伍。就稀土而言，我国有近6000名相关科研人员，分散在数百家机构、企业和院校，力量分散。针对目前情况，需要国家统一规划，集中技术力量，集中使用科研资金，对核心技术形成联合攻关，研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专利技术，逐步打破外国的专利垄断。
　　第五，加强公共宣传。宣传部门应该通过各种媒体大力宣传战略矿产资源对于国家安全及经济发展的重大价值和深远意义，促使广大民众自觉配合国家有关政策，共同维护我国宝贵的战略矿产资源。
　　第六，实施战略运用。从外交战略层面坚定地运用焦炭、稀土等战略资源，在国际贸易方面充分发挥其战略制衡作用，以增强中国的国家战略力量。
　　第七，应用于军事及高科技领域的稀有金属资源，能在切实保障国家安全方面发挥决定性的重大战略作用，中国必须以更严格的手段加以限制和保护。对此，应制定更严格的管理条例和法律法规。

经济杀手”灭亡中国

作者：黎阳
用“经济杀手”灭亡中国 ——骗子“精英”的骗子“改革”之四

一只木桶的装水容积取决于木桶中最短的一块木板的长度。一根铁链的承拉能力取决于铁链中最弱一环的强度。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取决于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状况、数量、可能的出路和对未来的希望。一旦社会地位最低的“弱势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大规模生计断绝、走投无路、对未来彻底绝望的情况时，社会必乱。看看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的历史，再想想中国共产党的经历，用不着牛津哈佛北大清华学位之类“资格”，有点中学历史常识就能够懂得这个社会铁规律。

2005年12月20日，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彭光谦少将接受新华网采访时表示：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准备跟中国拚一把”。但是“现在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国家发展中面临的威胁，它的表现不是全面入侵中国，而是千方百计影响中国的发展环境。首先是对中国实行预防性的合围，压缩战略空间，使中国没有多少战略回旋和选择的余地。第二，尽可能让中国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国家的领土主权完整付出更大的代价、更大的成本。第三，尽可能减少中国获取世界资源的份额，本来是可以平等的交易，但是他们破坏平等交易。第四，尽量造成国内的动乱，让中国不能安心下来发展。”

彭光谦少将的论断完全正确。正面攻不动就侧面迂回，外面攻不动就策应内乱。相持不下时要靠出奇制胜。无可奈何时必图里应外合。军事上如此，国家战略上亦如此。秦赵两军在长平对峙三年仍一筹莫展，秦王一个反间计便让赵王撤掉了具有实践检验过的真知灼见的廉颇，换上了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赵括。结果赵兵全军复没。内部的策应胜过了外部的倾国大军。美苏冷战四十多年僵持不下，一个“新思维”便让苏联彻底解体，一个“休克疗法”便让俄罗斯死去活来。美国也好，苏联也好，最现代化导弹核武器、最训练有素的军队、最强大的经济工业实力、以冒毁灭全人类的战争这样最大风险都不能解决的问题，几个掌握了苏联“改革”实权的“精英”轻而易举就解决了。代价不过是通过形形色色的“基金会”来几个小钱，贿赂收买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合算的买卖吗？

要灭亡中国，最有效莫的办法过于让中国内乱。要制造中国内乱，最有效莫的办法过于让中国社会分裂。要制造中国社会分裂，最有效莫的办法过于让中国贫富对立。要制造中国贫富对立，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中国富人来路不正，穷人走投无路，无权无势无关系的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除了沦为“弱势群体”外无路可走，对前途、对政府、对共产党彻底绝望。换句话说，要从内部灭亡中国，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在中国蓄意制造“官逼民反”的局面，故意让中国重演历史上一再发生过的那种走投无路的大规模内乱。要问今日之中国谁能有此神通？除了“主流经济学家”还有谁？任何一个官员，从科长、处长、司局长到部长省长，哪怕是总理副总理，其权限都有明确的范围，“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出了这个圈他就管不着了。即使存心要制造贫富对立也只能在他具体管的那个局部范围里折腾，出了问题也是局部问题，而且总能有其他机构力量来制约。而“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呢？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无处不在，没有一个角落是他管不着的。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权力影响是海阔天空无穷大，不受任何制约，而且不负任何责任。他给你来点阴的，一毁就毁你整个社会。他要存心制造贫富对立、社会分裂和社会对抗，那就是整个社会全面性的对立、分裂和对抗，这是任何一个局部的具体官员想干都干不来的事。

“主流经济学家”的“改革”已经搞了27年，比共产党打天下的时间还长。这段时间已经足以排除一切局部的、暂时的、偶然性的因素，观察、总结出“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改革”的总方向和总意图了。

“减员增效”导致几千万工人下岗后，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日子是越过越有希望，还是毫无希望？“买断工龄”的那点钱加上社会保障金，除了勉强饿不死之外还能干什么？买房子？供子女上学？养老？看病？

为了追求GDP“政绩”，全国到处大兴土木，大搞房地产投机，大搞“圈地运动”，导致上亿农民失去土地，成为“做工没有岗，种田没有地，低保没有份”的“社会难民”。他们有在城市谋生的技能技巧和关系吗？那点“土地补偿费”即使不被扣押贪污，又够让他们活几年？年轻力壮的尚可以卖苦力，年迈体弱的呢？生路何在？出路何在？前途何在？

“市场换技术”，合资企业头一条就是解散中国自己的研发机构，从此一切发展只能靠外资。模仿不需要多少脑子。自己不开发新产品自然用不了多少科研人员。这导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千辛万苦倾家荡产拿到学位，到头来还得靠关系靠势力找饭碗。普通人即使侥幸有口饭吃，起薪收入也跟不上大学没太大差别。对于新一代的普通毕业生，希望何在？

中国的环境是越来越改善，还是越来越恶化？面对环境污染加形形色色的有毒有害假冒伪劣食品，中国人得病的几率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中国人现在有多少人经得起生大病？面对这种时时危害中国人健康的“世界垃圾堆”的趋势，“精英”们关心吗？重视吗？拿出了行之有效的对策吗？

如果上述情况只是局部的少数人的例外情况，那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实际情况是如此吗？是局部还是普遍？是越来越少还是越来越多？是越来越好转还是越来越严重？如果真是越来越改善，那自然用不着大惊小怪，也不会在社会引起共鸣。实际情况呢？只要是中国人，只要是来自社会基层的人，自会从27年的生活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足以胜过任何“精英”的花言巧语。

“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一贯的态度立场是什么？又是“改革代价论”；又是“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又是“为改革这个伟大的事业付出牺牲，做出贡献”；又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又是“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又是“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又是“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又是“不鼓吹工人涨工资”，又是“不要向富人开枪”。人民群众在他们眼里是什么？是牛马不如的“阿猫阿狗”，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应该被淘汰被牺牲的“劣等群体”。

回顾过去27年，他们根据这样的“理论”设计出来的“改革”，可曾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们着想过半分？可曾为他们安排过丝毫出路？他们的一切作为，究竟是在中国制造稳定还是不稳定？当他们肆无忌惮把普通老百姓逼入绝境时，他们说：这是为了“改革”；当普通老百姓走投无路奋起质疑他们的倒行逆施、捍卫自己的生存权益时，他们说：这是违反“不争论”，是制造不稳定，是动乱。更有甚者，公然鼓吹“允许富人拥有枪支武器”，公然宣扬“为了GDP，必须严厉镇压刁民”。“精英”放火是“改革”，百姓点灯是“动乱”。“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这种逻辑的实际用意何在？唐太宗时代就知道“水能载舟，亦能复舟”，21世纪号称饱学之士、“主流经济学家”“精英”们怎么会不知道？明明知道还要故意如此，只能有一个解释：蓄意制造社会危机，为社会对抗创造条件。为什么？不妨看看“经济杀手”珀金斯的文章：《揭开美国援助的背后黑幕》。

世界上的确有“经济杀手”这个行当，的确有利用“经济杀手”灭亡整个国家的先例。这不是幻想小说，而是严酷的现实。正因为现在“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准备跟中国拚一把”，所以利用“经济杀手”从内部灭亡中国的战略才更必要，更现实，更“经济”，更可行。“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一切作为究竟是使中国社会越来越凝聚，还是越来越对立？他们对这种倾向究竟是忧心忡忡竭力制止，还是满不在乎兴高采烈变本加厉？如果是科学，起码得实事求是，起码得面对现实。既然“主流经济学家”们除了光拿话甜和人之外对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的命运毫不在意，想方设法把他们往绝处赶，往死里逼，那就证明他们的的确确是蓄意以“改革”的名义在中国制造对抗，制造内乱，让中国自行崩溃。李登辉为什么那么起劲鼓吹中国“七块论”为“台独”壮胆？形形色色的海外“学者”、“民运”为什么那么起劲鼓吹“中国崩溃论”？就是因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的“改革”方向给了他们希望和精神支柱。

用形形色色的“基金会”收买“经济杀手”，让他们以“主流经济学家”的面目操纵“改革”；以个人发财为诱饵赎买各级官员替对整个社会而言是自杀性的“改革”保驾护航、最终走向人民群众的对立面；把“改革”引向贫富对抗、官民对抗、阶级对抗的方向，最终导致全面的“官逼民反”、社会动乱——这就是新形势下灭亡中国的最现实最有效的战略。这不仅在理论上可能，在世界上有先例，而且在中国已经造成了越来越明显的严重社会危机。这难道都是瞎编的神话？这难道不值得中国人警惕？

经济杀手与我国的大飞机之痛

作者：郑现莉
　　约翰•珀金斯的《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在2004年底甫一出版，就荣登了美国最大的亚马逊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刚刚出版的头五个星期就再版了五次，广受读者欢迎的程度在美国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作者在该书中通过叙述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美国政界、情报机构和大财团鲜为人知的不光彩一面，倘若美国主流媒体感到书中有不实之词或夸大捏造，完全可以尽情抨击、挞伐以消除在公众中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是，美国主流媒体这一次却选择了刻意回避和保持沉默。
　　　　　　　　　　　　　　“经济杀手”的战略使命
　　约翰•珀金斯在书中揭露，经济杀手的穿着打扮同学者、教师和一般生意人无异，在世界各地，他们看起来就像普通的企业家、银行家和政府官员，外表普通而谦恭，总是宣称要为其它国家人民带来种种好处，冠冕堂皇地谈论着经济增长的奇迹，但实际上，他们却肩负着建立美国全球霸权的战略任务。今天的这个帝国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它主要是以经济而非武力操纵别国，当然，在经济手段不能奏效的时候，也不排除动用暗杀、武装进攻等暴力；美国经济杀手肩负的这项战略任务，就是不择手段拉拢腐蚀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精英，通过行贿、色情利诱并且利用腐败证据威胁敲诈，向他们提出错误的宏观经济分析和经济发展建议，诱迫他们落入经济陷阱并产生战略依赖性，进而廉价收购、控制经济命脉、战略产业和自然资源，诱发经济危机、社会动荡甚至制造颜色革命，最终导致沦为类似拉美的“香蕉共和国”，深陷贫困的泥潭却无法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这方面，俄罗斯、阿根廷等国的精英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曾被称为“市场之父”、“私有化之父”的盖达尔、丘拜斯、卡瓦略，他们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服务于美国的全球利益，却给本国经济和广大民众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害。叶利钦最后也后悔地说都是主管私有化的“丘拜斯惹的祸”，他终于领悟到经济学家缺乏国家安全意识的危害，最后任命的三届总理都来自国家安全部门。普京执政后为了抵御美国经济杀手的渗透，向政府各部门、地方和大企业大量委派安全部门的官员，美国对普京维护民族利益的举措极为恼怒，称俄罗斯走向了专制主义，但俄罗斯民众却极为拥护普京打击寡头和实行能源产业重新国有化的措施。
　　珀金斯本人就曾以跨国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公开身份，到厄瓜多尔、巴拿马参与发电厂建设项目的经济咨询，其实是执行美国政府委派给他的战略使命。令他后来深深感到良心谴责的是，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厄瓜多尔落入经济杀手设置的陷阱后，经济增长并未给广大民众带来任何好处，他写道，“在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仅仅是一小撮人，而大多数人却越来越穷”，“厄瓜多尔热带雨林下抽出的原油换来了美元，可是这些钱里面，每100美元就有75美元又回到了美国公司的钱囊中，余下的25美元中有75％用来偿还国债，而剩余部分才被用于国防和其他政府开支——能用在国民医疗、教育和救助贫困人口上的就仅剩2.5美元。这就是说，从亚马逊流域产出的每100美元中，只有不到3美元用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大坝、钻探井和输油管的建造却让这些可怜人们的生活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他们被夺走了维持生命的食物和干净的水源并且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
　　在经济杀手们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当今世界经济体系越来越失去了理智：全球最有名气的公司，用几乎是雇佣奴隶一样微薄的薪水，让亚洲制衣厂的工人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贪得无厌的石油公司将有毒物质倾倒在热带雨林的河流里，而他们清醒地知道，这些物质能致人、动物、植物于死地。实际上，他们对古来的文明实施的种族屠杀；美国制药公司拒绝为千千万万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提供救治的药物；美国本土1200万家庭吃了上顿愁下顿。1960年，全球最富裕国家里最有钱的1/5的人的收入是最贫穷的1/5的人的收入的30倍，到1995年，这个数字变成了74倍。
　　正是这些罪恶激起了珀金斯先生尚未完全泯灭的良知，在经历了多年的内心矛盾和思想斗争之后，战胜了恐吓和受贿，终于鼓起勇气将经济杀手的真相告诉全世界，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进行深深的忏悔。
　　　　　　　　　　　　“杀手”离我们并不遥远
　　虽然我们很难断定某个具体行业是否以及怎样遭遇了这些“杀手”们设置的陷阱，但很明显地我国的很多产业在按着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一方面对跨国集团的经济依附性逐步在加强，另一方面，国际资本已经掌控了我国相当一部分产业。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在我国对外开放的28个主要产业中，其中21个产业位居前五位的企业都已经被外资控股，而剩下的7个产业，外资也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控制权。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在某些领域还站在世界前列。但近年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明显地有向低端化滑坡的倾向。由于我们在很多产业部门都不掌握核心技术和品牌，导致大量的外贸利润流失了。比如，2005年我国公出口177亿件服装，平均价格仅为3.51美元，平均每双鞋的价格不到2.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流行的芭比娃娃的价格是10美元，中国苏州企业所得仅为0.35美元；罗技公司每年向美国运送2000万个“中国制造”的鼠标，这些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中国从每个鼠标中仅能得到3美元，而且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在彩电业，国产液晶电视80％的零部件都要靠进口，核心技术要花钱买，产业链受制于人，导致国产电视尽管占据国内70％的市场份额，但80％的利润被外商赚去了；广东是我国DVD出口大省，但是每出口一台DVD仅售39美元，却要向国外公司支付19.7美元的专利使用费，占成本70％的机芯等部件均依赖进口，致使该行业尽管生产量很大，而利润却很微薄，等等，还可以列举出很多。
　　　　　　　　　　　　　　　　运10悲歌
　　还有一些产业则被完全摧毁，大飞机就是一个典型。
　　运10是由中共中央于1970年8月决定上马的，代号遂定为“708工程”。10年后的1980年9月26日，运10在上海试飞成功，研制费用总计5.377亿元人民币。这是我国第一架也是迄今惟一一架国产喷气式干线大飞机，它的起飞重量达110吨、最远航程达8300千米、最大时速达974千米、实用升限12000米，是迄今为止我国起飞重量最大、飞得最远、飞得最快、飞得最高的国产客/运输机。在运10项目上，采用新设计方法、新规范、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成品附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空前的。运10自首飞成功到1984年共飞行了130多个起落、170多个飞行小时。先后飞抵北京、哈尔滨、乌鲁木齐、郑州、合肥、广州、昆明、成都等国内主要城市，并七次沿“死亡航线”飞抵拉萨，成为首架飞抵拉萨的国产飞机。
　　就是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创举，却被国内某些人指责为是波音707的复制品。实际上，就在运10首飞之前，1980年5月19日，美国《航空周刊》刊载波音公司副总裁斯坦因纳评论说：“运十不是波音707的翻版，更确切地说，它是该国发展其设计制造运输机能力十年之久的锻炼，……任何说中国人全盘照搬波音707的人，都不了解今天的中国。”这年的11月28日英国路透社评价运十指出：“在得到这种高度复杂的技术时，再也不能视中国为一个落后的国家了。”
　　退一步讲，即使是复制品也仍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它创建了我国研制大飞机的平台，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形成了一个产业链条，为以后的技术进步乃至赶超发达国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可是，在1981年1月，民航总局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提交的《对国产运10飞机的几点看法》中，一方面指责运10还存在技术问题，另一方面否认它的市场前景。事实上，任何事物都不可能一出现就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不能因为出生的婴儿还不会走路就断定他不能成长为健康的躯体。波音707的原型机波音367－80于1954年7月试飞成功，但并没有马上带来订单。1955年，波音开发出707，最初在销售上也输给了道格拉斯公司的DC－8。波音吸取教训，对原设计进行修改，改进后的波音707（180座）于1957年试飞，才最终被市场所认可。
　　在市场方面，正是在运10下马之后，我国各大航空公司开始了向波音和空中客车的大规模采购。2005年，在高油价的打击下，全球各大航空公司普遍不景气，而两大飞机制造巨头却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拉动下过得格外惬意。2004年，我国全年采购量为93架，而2005年末的一次采购中，分别以97亿美元和40亿美元订购了150架空客A320和70架波音737，年初的另一次购机潮中，也分别购买了60架波音787和25架空客系列飞机，全年采购量则超过了350架。2006年，我国一次向空中客车公司定购了150架A320系列飞机和20架A350宽体飞机，总金额128.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025亿元。据波音公司预测，今后20年，我国至少还要采购2600架民用客机，总金额超过1000亿美元。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85年，运10仅因缺少3000万元的经费而不得不下马，此后我们开始了对外合资之路，最后由于波音和麦道的合并而彻底失败。中国从此丧失了民用客机的产品开发平台，导致了我国民用航空技术能力的长期停滞和倒退。从经济上说，我国不仅要花费大量外汇去国外采购，相应地，我国也失去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关联产业的发展。还有，运10的下马直接影响了我国军用飞机，如运输机、轰炸机、加油机、预警机等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国防建设。这样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是我们永远都不应该忘记的。
　　我们不能断定“经济杀手”们在运10的下马中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民航总局做出的错误的市场预测，直接扼杀了运10，仅仅有利于波音和空中客车公司对中国航空市场的瓜分，与珀金斯在书中揭露出来的手法是极为相似的。
　　好在新一届中央领导已经充分认识到了通过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做出了重新上马大飞机项目的战略决策。但温习这段历史是不无有益的，汲取教训可以避免别的产业，譬如龙芯，重新陷入“经济杀手”们设置的陷阱。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与专制，我们选择什么？

作者：徐向东
2007年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的一篇文章，是三千人联名给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坚决纠正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违宪行为，并严肃追究违宪者的责任。作为一个口口声声要依法治国的政府，如果可以明目张胆践踏国家的宪法，它的信用何在？秩序还依靠什么来维持？靠軍警？靠潜规则？靠贪污受贿？靠谎言和暴力？还是靠公正和诚信以及实实在在的宪法和法律？在一个人民不知道自已政府的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国家，而且这些领导人又不受批评和监督，由这些人控制的舆论工具天天制造歌舞升平的幻觉，却不敢面对历史，面对现实，一个国家如果这样就可以崛起，袁世凯、蒋介石时代早就崛起了，还用等到今天。
经济建设是社会活动的常态，拿经济发展来排斥政治制度建设是荒谬的。一个明智的，有理性的社会，任何时候都要将政治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因为政治制度决定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则要由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并要求政府，特别是政府的领导人在遵守宪法和法律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并要公开、公正地接受與论和人民的监督。如果将社会比作一部大机器，政治制度就是它的制动器和方向盘，是这部社会大机器的操作系统，这个系统决定着这个社会所有人的身家性命。前两天在乌有之乡网站上有一篇黎阳的文章叫``负责”，写得很好，按照这篇文章的思路想下去，所有人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民主制度。
回顾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为何多次的革命、改革都走向自己的反面？每次变革的发刃，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但随着掌握了权力的那部分人迅速形成一个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一种领导层与民众隔离的局面，领导层高高在上，并以革命或改革的名义，号令压迫民众，事情就走向了反面。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劫持并断送，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被林彪和四人帮搞成造神运动和领袖崇拜而变味，如果将历史追索得再远一点，文革的受害者刘少奇也与搞领袖崇拜脱不了关系；再到今天还在进行但已接近尾声的，由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因被权贵资本集团劫持而变质。走的都是相同的道路。
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一代，有责任向下一代讲述文革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因篇幅的关糸在这里不作探讨，介绍两篇文章供大家阅读，一篇是王力雄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另一篇是青山居的``文革真的是动乱吗？”，这是两篇乞今为止我看过的论述文革最中肯最实事求是的文章。在这里，我只能简单讲一下文革为什么搞到天怒人怨，最后走向失败的原因。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一九六六、六七这两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造成排山倒海的声势，己是一个不爭的历史事实，当年没有人不以自己是属於毛主席革命路线为荣。但随着借助文革之势掌握了权力的那部分人以毛的名义和威望发号施令，很快形成了一个脫离民众的新特权阶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革的主力军即造反派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受到镇压，事到此，新权贵己经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割断了与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剩下的只是以毛泽东的名义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从这个视角，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七六年下半年毛去世以后，旧权贵将新权贵一网打尽，投入监獄时，民众中沒有一个人站出来讲话的原因。到一九六九年以后，在前两年靠边站的旧权贵逐步复出，与新权贵一起形成在毛泽东至高无上权威下的左、右两翼，毛泽东当年己经预见到他死后右派会通过政变上台，会重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决心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代伟人如毛泽东者，尚走不出中国传统的人治窠穴，在预见到自己离开以后会变天的同时，却想不出办法来对应，想来想去，只想出了重上井岗山这条路。
今曰底层民众以怀念毛泽东的形式，怀念的其实是从四九年到七六年间曾经在中国存在过的那种社会主义成分。尽管这种社会主义因缺失用以扎根社会的民主制度建设而在目前陷自己於困难和低潮的境地。在中国过去的四十年间，我们经历了极左和极右的祸害。今天，当我们再次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就不能不去探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设计，比如递进民主制或其它的什么形式，避开这关链的问题，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亦不可能重新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参予。更不可能走出人亡政息的怪圈。
前两天，我问一个与我同年出生的英国人同事，此公在七十年代戴卓尔在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时因不认同戴首相的政策而移居南非，在一间美国人独资的大金矿做机修工，工资是在英国本土的两倍。九年后移民加拿大。我问他，在英国历史上，是否发生过革命，他沉思了好一阵，回答：沒有。然后讲，在英国社会，政治并不复杂，归根结底，就是一人一票。他讲：One man，one vote. 我再问，这个一人一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讲：``很久了，他也搞不清楚，大概是十七世纪吧。”但据我所知，英国一人一票开始的时候，只让有财产的人参加，后经过广大民众的不断爭取，及英国为了凝聚民心，全力对外扩张，是欧洲最早实现全民一人一票的国家。正是这一人一票，使英国在三百年来在社会内部沒有爆发流血革命，并先后击败比它抢先一步的殖民大国西班牙和法国，在十九世纪成为执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牛耳的国家。英国的道路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要使资本主义能够维持，是有条件的。第一，它要有民主的决策程序，迫使执政者在制订政策时要兼顾各阶层的利益。。第二，它要在国外竞爭中有能力在军事上击败对手，以赢得渲泄本国矛盾压力的空间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缺此两条去搞自由市場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引起本国社会不断的动荡和革命。西班牙和法国过去三百年的历史，中国廿世纪的前三十年和现在这三十年，都是证明。而这些动荡和革命，表明的是整个社会对这种自由市埸资本主义的不适应和民众对它的不接受。
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在不断进行思考和试验，为的就是寻求一条既不会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造成社会分裂对立，又不会透支地球的自然和环境资源的发展道路。众多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善於研究分折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及借鑑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是很重要的。中国人如果不能尽快确立有制度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实践，让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打着市埸经济的大旗，在集中力量搞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幌子下，即使再搞三十年，制造出来的也只能是另一个巴西和墨西哥。现时的巴西和墨西哥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西方报纸不时有有关巴西国情的專题报道，认为巴西现在同时存在黑、白两个政府，白是指常规意义上的政府，黑是指由黑社会势力对社会的控制和影响，巴西是制毒，贩毒走私卖淫的王国，巨富们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用私下的手段了结纠纷是常事。而报纸电台有关墨西哥的三个报道让我对墨西哥印象深刻，其一，墨西哥的上一次大选，由於票数非常接近，以微小差距落选的左派由於吞不下那口气不愿接受选举结果，聚集上百万的支持者连日在首都进行游行集会，当他们一齐呼喊口号时，声音震天动地，久久在天空回荡，我在收音机听到后的感觉是，我生平从来沒有听过如此巨大的声浪，从这些声浪，让人感受到墨西哥的社会矛盾，贫富对立是多么深刻尖锐。其二，墨西哥有一个城市毒品交易猖狂，大批政府官员及警员亦牵涉其中，中央政府忍无可忍，派出另一批警员到该市调查整顿，并要求当地警员交出枪械并继续上班执勤，当地警员抗命并持枪游行，抗议中央政府不信任他们并要他们冒险无枪执勤。其三，美国因为每年有大批墨西哥和讲西班牙语的中南美洲人从墨西哥非法入境，不胜其烦，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在美墨边界修建围墙，阻止非法入境者。这应该是为今天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作的最好注脚，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可以惠及全人类的制度，美国与它的邻居墨西哥就不必如此戒备森严。
在廿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由於其政治制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内、外压力的交迫下轰然倒塌，中国人民经历了国破家亡，连年进行内外战爭的苦难。
战爭是一种迫不得己的选择，用历史学的论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实，战爭也是一种选举，而且是一种非常真实的选举。谁不得人心，得不到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护，决无可能赢得一埸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但它是一种非常古老，成本非常高的选举，在不到迫不得己，社会不会进入战爭状态。人类创造出民主制度，就是希望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去改进我们的政治，使其更公正，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发展，开辟出更大的空间。因而避免将社会迫入战爭。但如果我们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不善於创新。历史的悲剧就必定还会重演。
作为经历过文革的极左和改革的极右的一代，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和专制的认识谈出来，由於只是个业余研究者，自知在很多方面都还谈得不够充分和具体，失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界对祖国，对社会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同仁，继续深入探讨，形成一种风气，即政治是众人之事，人人都应关心，个个都要参矛，则中国之崛起，便有了希望。

负责

作者：黎阳 　　
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说法：奴隶制怎么解体的？因为奴隶老逃跑，看着、关着、枷着、铁链子栓着照跑，无论怎么打、怎么抓、怎么杀、怎么吓、怎么哄都没用。后来奴隶主想出了个点子：让奴隶们成家结婚生子，不再象以前那样随随便便就杀掉卖掉。结果奴隶们逃跑的就少多了：一个人逃容易，拖家带口一起逃就难了。为了全家，只好不逃。 奴隶制就这样转变成了封建制——家庭的牵挂比绳索铁链更有效。
　　这种“牵挂”换个说法就叫“负责”——对家庭负责，也就是对自己以外的人负责。光棍只对自己一个人负责，习惯性用光棍的思维方式、光棍的处世哲学、光棍的着眼点考虑问题。有家庭又有家庭责任感的人要对不只一个人负责，就不得不用家庭的思维方式、家庭的处世哲学和家庭的着眼点考虑问题。有风险的事，光棍处理起来顾忌就少，反正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大不了一拍屁股走人。而要处处为一家老小生计着想的人就不得不慎之又慎，不敢随便任着性子胡来。就连干流氓团伙黑社会的也是成了家的少，无牵挂的多。所以许多国家的社会有一种不成文的习惯：看一个人危险不危险、暴力犯罪倾向有多大先看他成家没成家。成了家的大家就觉得比较安全一点，潜意识就是觉得有家的人有责任感的可能性大，涉险搞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就低。——当然，如果李银河的主张风靡起来，这种判断就不灵了：家庭责任感没了，都不再为家庭负责了，有家庭跟没家庭还能有多大区别？
　　从光棍到建立家庭的过程是一个责任对象发生质变的转变过程，从只对一个人负责转变为对不止一个人负责。这种转变往往既不容易，也不轻松，倒是往往很痛苦。经常看到小两口没结婚怪亲热，但结婚后却要吵上一阵子，有了孩子又要吵上一阵子。这种“吵”往往是因为主观意识落后于客观存在，责任感与习惯跟不上实际责任的转变所致。以前只对自己一个人负责惯了，突然要对不止一个人负责了；过去在家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突然要时时替其他人着想了，要及时买菜做饭扫卫生喂奶换尿布之类了。环境变了，客观存在变了，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也需要变，需要调整。但这个转变并不是人人都能及时意识到、及时调整过来的。即使意识到，长期养成的习惯也不是说变就能变的，总得有个过程。调整不过来，有意无意还按老习惯办事，自然免不了要闹矛盾，自然免不了要吵要闹。吵吵闹闹的结果无非有二：一是“磨合”了，这个家庭便正常了，一是吵崩了，这个家庭便解体了。可见即使主观上愿意，也不是所有的人客观上都学得会从只对一个人负责转变为对不止一个人负责、从只对少数人负责转变为对更多的人负责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人都担当得起对更多的人责任的担子的。
　　饭是一口一口吃下去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负责是一点一点学会的。承担责任的能力是一点一点培养锻炼出来的。家庭如此，社会也如此。战士只需对自己负责，当了班长就要对全班十来个人的性命负责；当了排长则要对全排几十号人的性命负责。依此类推，当将军的，当司令的，要负责的就是成千上万士兵的性命，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和社会的前途了。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常识，从士兵到士官，从基层军官到高级将领，从只对自己负责到对其他人负责、从只对少数人的性命负责到对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负责的过程应该是一个责任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每跨进一步都应该经过严格的实践磨练和筛选，这样才能确保选出来的每个级别的负责人的确负得起应负的责任来。
　　如果违反这个常识呢？如果让只对自己负过责、没对别人负过责、理论呱呱叫、实践一窍不通的人一步登天，一举便当将军，担起对成千上万士兵的性命和整个国家的命运的责任来呢？现成的例子——赵括。纸上谈兵，兵败身死，国破家亡。所以古往今来严肃国事者无不牢记这一血的教训，无不坚持“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以上说的都是学会负责的过程，只涉及能力问题，不涉及愿望问题。但能不能负责是一回事，肯不肯负责是另一回事。比如医生，医术高不高是一回事，肯不肯尽心尽力拿出全部本事给你医治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医术再高，不安好心眼，整天存心坑人，没病硬说有病，小病说成大病，大病胡乱对付，感冒按肺癌治，肺癌按感冒治，这样的医生你敢沾吗？相反，不乏为了亲人硬是从头学起了护理医疗技术、从外行变成内行、使瘫痪亲人起死回生的例子。在这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责任心”而不是原有的能力。“有志者事竟成”，当真想负责任，本来不会的东西也能学会。
　　如果必须找人照顾自己的财产、生意、家属等等，那会找什么样的人呢？显然不会从大街上随便拉一个来充数了事，肯定要找自己信得过的人，肯为自己负责的人。那么如何检验一个人是不是信得过的人，是不是肯负责的人呢？只有一个办法：实践。亲身的实践。长期的实践。一个又一个具体事例的反复实践。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交往圈子，都有自己认为信得过或比较信得过的人。这个“信得过”或“比较信得过”的结论从何而来？自己亲自的体验，亲自长期打交道的实践总结。嘴上讲的不算数。别人的介绍只能做参考。偶尔打交道的经验不足为凭。跟某人打了九十九次交道都没问题，但是最后一次却被人骗了。能因此说这个人“基本可靠”、“基本负责”吗？恐怕不能。换句话说，生活中判断某人是否可靠、是否负责，交往的经验必须全是正面的，没有任何严重的污点才行，一次重大的不可靠、不负责的实例都容不得。对有生活经验的人来说，这一点也不奇怪。不懂得这点的人，就叫做“天真”、“幼稚”、“无知”、“不成熟”、“缺乏社会经验”。
　　总之，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你会仅仅因为有过硬的文凭、漂亮的论文或某某“权威人士”的推荐就让一个从来不认识、从来没有打过交道、从来没经过自己的亲身检验的人来管理自己的银行帐号、密码、财产、家属等等吗？显然不会。你会仅仅因为跟某人偶尔打过几次交道就把自己的一切都托付给他吗？显然不会。可见，凡有点生活常识的人生活中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遵循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通过长期的亲身的实践来判断一个人可靠不可靠，负责不负责；按照“人品第一、能力第二”的原则与人交往；按照“承担责任的能力是逐步形成的”的规律来判断别人适合承受多大的责任。
　　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是如此，一堆人的生活经验呢？更应该如此。如果不允许信不过的人掌管自己个人的银行帐户，却允许这样的人掌管囊括了所有帐户的整个银行；对只涉及一个人的财产生计的人横挑鼻子竖挑眼掂量来考察去慎之又慎，而对涉及全社会那么多人的财产生计的人却反而随随便便，漫不经心；不让可疑的人管自己的家，却把整座楼房交到这样的人手里……这样的事荒唐不荒唐？可笑不可笑？然而这恰恰是现实。
　　比如，改革涉及整个社会，涉及全体老百姓的生计。掌管改革的人干的是国家大事，要负天大的责任。这个责任比掌管区区个别人的财产银行帐户之类的责任大得多吧？对这样的人的要求应该比对仅仅掌管个别人财产的人的要求应该更严格更慎重吧？前面已经说过，把个人的财产家当托付于人时尚且要反复考察，决不认文凭、学位、旁人介绍等表面文章而只认长期亲自打交道的实践经验。那么把所有的人的财产家当托付于人时怎么反而可以掉以轻心呢？怎么反而可以只认文凭、学位、旁人介绍等而不认所有人的亲身打交道的实践经验呢？那不是只要芝麻不要西瓜吗？不是本末倒置吗？
　　而事实上呢？“改革”以来实际说了算的是谁？是“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和“学者型官员”。凭什么？就凭他们是“专家”、“学者”、“内行”。但是——凭什么承认他们是“专家”、“学者”、“内行”？因为他们有文凭，有头衔，有名气，有文章，有“权威”的认可——仅此而已。
　　文凭、头衔、名气、文章、“权威”的认可等等这一切全是虚玩艺，全是可以任凭主观随意发挥的东西。凭生活常识，看人光看虚的不行，必须看实的，看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实践成果：参与过什么什么实践，解决过什么什么具体问题，哪些社会问题国家大事以前没人能解决，是我的哪条理论哪项实践活动才给彻底解决了的，解决的是全国性的问题，全省性的问题，地区的问题还是市县区级的问题……如果一件实的都没有，能拿得出来的全是虚的，全是靠主观的夸张和少数人的互相吹捧，那就可以断定：这是假的，是诈骗。
　　其次，用个人承担过的责任史考量：从只知道对个人负责到学会对不止一个人负责是一次飞跃，从只会对少数人负责到学会对多数人负责是又一次飞跃。靠得住得人必须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这样的飞跃，必有一个长长的承担责任发展史，在实践中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从只对少数人的生命负责到对成百上千的人的生命负责，再到对上亿上十亿人的生命负责……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轻到重，从局部到全局，以实践证明自己可靠、负责、有能力负得起天大的责任。没有这些经历的人必定靠不住——生活常识尚如此，何况国家大事？
　　而“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学者型官员”们呢？
　　——从小到大都泡在脱离社会实际的环境中，自己读自己的书，自己写自己的文章，自己拿自己的学位，自己干自己的事，“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只须打点好导师老板上司就行，从来就没有对社会的其他任何人的生命负过责，从来就没有组织任何象样的社会行动的经验。要论对别人负责的经验经历，他们连当班长的资格都没有。
　　——都是专搞社会科学“理论”的，只见“理论”，不见实践；只见文凭、论文、“权威”的认同，不见任何实践成果。
　　——从来理论脱离实际，一切从书本出发，对社会实际一无所知。（他们体会得到下岗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吗？了解农民工的实际生活环境吗？体验到井下矿工的酸甜苦辣吗？懂得国有企业实际如何运转吗？掌握普通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吗？知道大中小学生的实际状况吗？）正因为脱离实际，所以总是用抽象的理论教条和面面俱到的假设取代明确的具体对策，一开口准说“根据某某理论应该如何如何”，“根据理论分析可能是如何如何”，“根据推定会有几种情况”，等等；绝对不会说：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什么什么，必须如何如何处理，这样就必然得到什么什么结果，等等。这是典型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口吻。（指挥员指挥战斗，决不允许说“可能如何如何，那么如何如何”，而必须明确下令：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不能有任何模棱两可。战争如此，管理国家亦如此。）
　　——从来不见他们认同中华文明、认同中华民族、认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认同社会主义、认同国家，甚至根本不承认有国家安全问题，公然宣称“全球化时代不存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从来不承认要为中国绝大多数人谋利益，公开宣布就是要当“经济人”，最多只能做到“主观为己，客观利人”，毫不掩饰根本就没打算对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生计负责。
　　就是这些只知道对自己负责、从来没有学会过对别人（哪怕少量人）负责的一群，突如其来就要一步登天掌管国家大权，要决定亿万人的生计、国家的存亡，比纸上谈兵的赵栝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他们凭什么宣称自己有权如此？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宣称自己是“专家”、“学者”、“内行”。这就等同于仅仅因为有“文凭”、“论文”和“权威”的认同，便要老百姓把自己的全部家当生命财产交付给素不相识的人，根本不知底细的人，根本没有经过长期的、反复的实践检验，证明确实是可靠而肯负责的人一样。——生活中荒唐透顶的事，到了国家大事难道反而不荒唐了？
　　搞理工的成功意味着拿出了实实在在的成果，意味着遵循客观规律，理论联系实际，用实践成果证明了自己。而搞社会科学“理论”的“主流精英”的“成功”则意味着“学而优则仕”，意味着学会了说假话、说空话、说谎话、说大话、说废话。对他们来说，把地球说成是圆的还是方的都没关系，只要对自己有利可图就行。难怪这样的人要卖光一切：他们根本就是一群不懂现代工业、不懂现代农业、不懂现代科学技术、不懂现代军事、什么实践经验都没有、纯粹的“科盲”加“文氓”（文化流氓），只会说空话骗人，哪会干实事？实实在在的东西到了他们手里他们根本玩不转，一旦要见真章管起来立刻抓瞎现原形。不会管、不敢管、不愿管、不屑管，又要装出一付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样子，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全卖光。至于国家老百姓受损害他们才不在乎呢，反正自己捞足了。
　　凭普通老百姓生活中关于“负责”的常识就可以知道，只有虚的没有实的、全凭“文凭”、“论文”和“权威”的认同便号称“专家”、“学者”、“内行”的“主流经济学家”、“主流精英”和“学者型官员”们纯粹是一群骗子，根本就没有任何当“知识分子”的资格，更不用说负起决策改革的责任的资格了。

事物正在起变化

作者：黎阳

　四、警讯：社会动乱因素在积累，事物正在起变化

　　想想烧开水的情况：只要把水壶架在火上，火不撤又足够旺，水就迟早要开：先是水响，接着冒泡。响声越来越大、泡越冒越多，预示着快开锅了。只要继续烧火，那沸腾是必然的事。不愿沸腾又不肯撤火，那就只剩下一着：封进高压锅，靠高压强行制止沸腾。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只能暂时有效。的确，高压之下水的沸点是会提高，可以暂时延缓沸腾，但不可能消灭沸腾，因为火还在烧，而可施加的压力不可能无穷大。一旦压力超过容器的承受极限，随之而来的就不止是沸腾，而是爆炸了。只要“主流精英”们让少数人进天堂、多数人下地狱的掠夺式“改革”之火不撤，那民怨沸腾是免不了的。他们凭借“话语权”拼命施加高压，不准人们听见“水响”、看见“冒泡”，以为这就能制止沸腾了。实际呢？这是在“维护安定”，还是制造定时炸弹？

　　中国社会现在呢？没有沸腾，但不是没有警讯，已然听得见“水响”、看得见“冒泡”了。看看“群体事件”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看看公众舆论主流对“群体事件”、对暴富者、对反抗强制征地、强制拆迁者、城管人员的态度。看看如下新闻标题：“社会矛盾新警号：‘无直接利益冲突’苗头出现”。再看看退伍军人崔英杰伤城管致死案发后公众的反应。的确，崔英杰犯了罪。如果这种罪发生在毛泽东时代，公众舆论无疑会一边倒地对罪犯恨之入骨，坚决拥护严办，绝少会有人同情之。但现在呢？尽管从法律上说罪的性质没变，仍属于反抗公务人员执行公务致死案，但今天人们的反应却大不相同，同情者大有人在。为什么？因为处于崔英杰同样地位的人太多了。不是他们“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放着其他正当的谋生之道不干偏要违规，而实在是生活所迫，走投无路，舍此找不到其他生存之道。而城管们呢？早在老百姓眼里从国家公务人员变成了如狼似虎的“城管鬼子兵”。人心的向背（以及潜在的军心的向背）由此可见一斑。这种变化从何而来？那得问“精英”：一边是“市容市规”，一边是最弱势者的生存权。人家的取舍是宁要表面光（主要功能是让“精英”外资满意、夸耀“政绩”），不要“弱势群体”的生存权：“我管你吃什么！”──你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不管，我就管一条：饿死也不准坏我的规矩：“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代表“先进文明”，代表来代表去“先进”得倒退了八百多年，跑到宋代的朱熹那儿见鬼去了──噢，不，“接轨”去了。多“先进”啊！）

　　崔英杰犯法是在捍卫自己的生存权情况下犯的法。而与崔英杰处境相似的人又多的是。他们同情崔英杰实际是为自己的生存权而呐喊，在保卫“老百姓生存权高于一切”的最高原则。“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相同，意识必然相同。“精英”们说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是因为“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客气一点的也只说是因为“仇腐”，好象大家的不满仅仅是出于见义勇为主持正义。错。真正犯众怒的是“精英”们牺牲老百姓的生存权为自己牟取暴利。好比你到医院做阑尾，后来却发现医生竟然乘机偷偷割了自己的肾拿去卖发了大财，那你愤慨不愤慨？如果你的这种愤慨被说成是“仇富”、“嫉妒别人的成功”、“自己没本事却敌视成功的人”，那你会做何感想？所谓“仇富”其实也是同样道理。其实质是老百姓要反抗自己的生存权被剥夺。即使是在为“弱势群体”呼吁，实质也是在同时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否则下一个牺牲品就将是自己。

　　公众对崔英杰的同情多于敌视本身就准确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量变在引起质变，事物正在起变化。因为无视老百姓的生存权，法律法规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在降低。这再一次证明生存权是老百姓判断一切是非曲直的最高标准。当老百姓的生存权长期受到严重损害，社会矛盾就必然遵循“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向积累、深化、激化的方向发展。当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公众认同的是非曲直标准就要变，挑战现行社会秩序者不但不受排斥，反而会被逐步视为可以理解、值得同情、情有可原、英雄正义直至“替天行道”。一旦到了这个程度，问题的性质就全变了，“造反有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那时法制再健全也没用，必全成废纸，历史上屡见不鲜的王朝末日景况便要历历在目了。

迎接内忧外患“共振"

《史无前例的挑战》第五章

作者：王小强
第五章　迎接内忧外患“共振”
>>王小强：中国如何迎接“前所未有的挑战”
>>张承志：忧国于危机之前——评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
>>郭松民：对内和谐均富才能对外不让虎狼——读王小强《史无前例的挑战》
　　桥梁能够通过载重汽车，扛不住一队士兵齐步走造成共振。2003年，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完成研究项目《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1 对八方「灾难」展开煞有介事的定量分析，包括（1）失业、贫困和社会动荡，（2）腐败的经济效益，（3）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和其它传染病，（4）水资源和污染，（5）能源消费和价格，（6）脆弱的金融体制和国有企业，（7）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下降，（8）台湾问题和其它可能发生的冲突。
　　这些灾难一个都不出现的概率很小，全部都出现的概率更低。如果灾难全部出现，我们估计，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会降低7.4-10.7%，如此，中国的整体经济效益将出现负数。尽管全部灾难都出现的概率很低，但是几个灾难同时出现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出现这种效果倍增的原因是：几个概率不是独立于其它个体概率而存在的；两三个问题的出现，会提高其它问题出现的概率。由于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旦一个灾难出现，极可能导致几个灾难成群出现。……例如，一次内部金融危机会对中国对外国投资的吸引力产生急剧的负面影响。同样，台湾海峡或者亚太其它地区关系的紧张和冲突都可能使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急剧减少，使产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增加。2
5.1 “共振”时间表
　　布热津斯基一针见血，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必然遭遇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
　　不论如何，中国对外的谨慎立场，最快将在2008年看出端倪。2008年的北京奥运，对中国的自尊太重要，不能让国际危机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包括北韩及台海。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领导人也知道中国内部的政治及社会问题正在增加。严重的话，可能会冲击到整个制度。会演变成政治、社会不安的问题不少，最重要的有两个：年轻人上网及社会不公。年轻人上网让中共长期垄断的资讯开放了。中国有3500万网民，这些人多半是年轻、受过教育的男性，对社会、政治有憧憬。他们多半以来网络获取资讯，也喜欢从外国获取资讯。有趣的是，日本只有4%的人上外国网站，而中国人上外国网站的有40%。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越来越不公的现象会冲击到政权以往的人人平等的教条。连共产党的机关报都公开承认“贫富差距开始拉升，并由继续扩大的趋势，分配领域的矛盾日渐突出。……矛盾冲突的对抗性增强。”中国其它的研究也说社会不公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3
　　2005年4月，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数据，大陆网民一亿零20万，4 是1997年62万的162倍。39％的「网民」18-24岁，35岁以下的用户占总用户的84％。5
　　判断贫富差别的基尼系数，「0.4就属于危险的程度。到2002年，中国城乡不平等达到0.59，对社会安定威胁极大。……过去20年这项指标的变化多少也反映了一般人对少数人突然富有的反感。在强调人人平等，却又是贪污普遍的社会，尤其令人忧心。」6 2005年，「国家统计局6月份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10％的富裕人口享有国家总资产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却只拥有总资产的1.4％。」7
　　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
　　如今，全国各地一年时间几万起「弱势群体」抗争，一桩接一桩血汗工厂的悲惨事故，一件接一件耸人听闻的贪污大案，自然反映党内外各种不同意见剑拔弩张。8
　　一方面，石油价格扶摇直上，2003-2004年价格上涨70％。9 进口铁矿砂占中国消费量的30-40％。10 2004年初，铁矿砂价格已经上涨了近20％。11 2005年初，又一次性猛涨71.5％。「全球铁矿石需求的增长中，只有1％来源于中国以外的其它地方。」12经济分析给不出任何解释，中国吨钢成本再增280元。13 2005年全行业生产成本上涨47％﹔2006年2月，再涨15％。14 2006年，艰苦谈判到年中6月，铁矿砂再涨19％！美元一路贬值，能源、原材料进口成本大增。
　　另一方面，激烈竞争迫使中国出口产品降价，贸易摩擦制裁出口增加。「根据美国政府的数字，2002年至2006年5月，中国输美产品价格不断走低，期间原材料价格虽急升38％，但美国进口的中国产品却跌价5.2％。」15 高进低出已是勉为其难，结果加剧贸易摩擦，出口制裁雪上加霜。2005年全球纺织品贸易取消配额。中国纺织品出口大幅攀升。「根据中国2001年签订加入WTO的协议，如果中国纺织品出口大幅增长，在2008年前有关国家可以采取措施限制中国纺织品大量出口，目的是令全球纺织品贸易有序发展。」16 2005年4月开始，美欧相继对中国纺织品启动设限调查。美国决定中国棉制裤子、衬衣和内衣裤2005年在美国市场只准增长7.5％，同时受理业界对中国七种纺织品提出的设限申请，恢复受理对中国12种纺织品以「市场扰乱威胁」为由的设限案件﹔欧盟对中国九种纺织品展开特别限制措施调查。17「世界工厂」的发展梦想，正在被愈演愈烈的贸易摩擦打破。
　　「在加入WTO协议中，中国在农业与零售业方面作出远远超过许多发达国家的让步。」18 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既是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又是吸收民工就业的社会稳定器，骤然面临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产品出口市场压缩，老鼠躜风箱 — 两头受气。2005年2月，「我国生活数据出厂价格比去年同月仅上涨0.4％，而原材料、燃料、动力的价格同比上涨9.8％，生产数据价格同比上涨7.2％。」19 加上人民币升值，这个趋势只会有增无减。「根据最新估计，若人民币升值10％，出口即会减少16.6％，以2004年计，相当于一千亿美元。纵使只升值2％，对边际利润已极低的纺织或农业，也会让棉纺业利润下滑12％，毛纺业下滑8％，成衣业下滑13％。」20
　　与日本从研究开发到售后服务的「全纵深」产业结构相比较，中国许多「三来一补」式的「世界工厂」，不过是跨国公司价值链上劳动密集、资源密集、能耗密集、污染密集的一个环节。「在中国出口的产品中，高技术含量的部分只占五分之一，而西方跨国公司的出口则几乎全部是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占85％左右）。」21 中国就这点「高科技」，「85％的『高科技』产品都是由外国在华企业生产的产品。」22 与此同时，全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超过两亿职工受职业危害。23
　　譬如，2003年，中国GDP占世界的4％﹔年钢材消耗2.6亿吨，占世界的25％﹔煤炭消耗15亿吨，占世界的30％﹔水泥消耗8.2亿吨，占世界的50％。24 2005年，中国每单位GDP消耗的原始能源，是美国的三倍，25 欧盟的五倍，日本的七倍。26 2004年，中国的二氧化硫排放是美国的八倍，日本的61倍﹔二氧化碳排放世界第二。27「日本每年向海外出口垃圾一千多万吨，相当于外贸出口总量的10％。而日本出口的垃圾中约有90％销往中国。」28「世界银行曾指出，全球20大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29
　　譬如，一台出口DVD售价32美元，交外国专利费18美元，成本13美元，企业利润一美元。一台MP3售价79美元，国外拿走45美元专利费，制造成本32.5美元，企业利润1.5美元。30 中国彩电出口世界第一，89％得贴上外国商标。中国计算器毛利只有5％，因为芯片和操作系统是英特尔和微软。31 人人喊打的纺织品出口，行业毛利润5-7％，净利润只有2-3％。32 海外制裁，国内加税，结果都是企业经营陷入困境。33
　　「两头在外」的增长模式，原材料进口价格弹性极低，产品出口价格弹性极高，企业利润空间极薄。「大进大出」忽然间进不来、出不去，维持工厂持续开工的应对措施，势必进一步压低工资、延长工时，往干柴烈火的劳资矛盾火上浇油。有研究称珠江三角洲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加班时间、工作强度有增无减。如今许多企业经营压力主要来自生产资料、原材料涨价。「它们没有能力通过提价向客户转嫁成本，只好柿子拣软的捏，拼命压低人工成本。」34
　　中国的公开和隐蔽失业达总劳动力的23%，近1.7亿人。预计近期中国失业率还会增长，主要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及国有企业（通常是效率差、亏损严重的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和规模缩小，如果中国遵守其加入WTO时的承诺，那么回造成更多的失业。农村贫困加深了农村和城市地区收入的不平等，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从而使城市失业率继续升高，造成社会的不安定。35
　　一是爆发大规模的工人抗议活动和农民暴乱。城镇地区，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是造成社会不安定的潜在根源。多数农民工是年轻人，他们没有存款，没有官方的援助。为了生存他们会孤注一掷，超出法律范围寻求庇护。36 下岗工人可能会因为失去“铁饭碗”而觉得理想幻灭，又对微薄的失业救济感到愤怒，他们会将自己的不满对准政府，然后联合起来，制造一次社会动荡。37 农村地区，农民收入仍然比较低，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一直是一种不安定不稳定的力量。一次严重的自然灾害，地方政府的任何加税决定，或者农产品大量进口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下降，都可能对农民的生存构成威胁，从而引发农民反抗。如果政党领导人用军队来镇压示威者和他们的同情者，那么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可能转化为社会政治危机。38
　　调查表明，弱势群体的失落感是全方位的；而他们的被剥夺感不仅仅在财富方面，还有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精神领域、文化教育机会和政治权利等多方面。包括下岗工人在内的弱势群体反映最多的是收入低下、生活拮据。调查表明，70%以上对自己目前生活状况不满意，其中50%极不满意。他们与政府官员、企业老总等的对抗情绪强烈，认为社会进步的成果被这部分人“窃取”了。在“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使自身受损害”方面，调查显示，76%有强烈的被剥夺感。……在“社会地位”方面，调查显示，78%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39
　　2006年，台湾公投修宪。40
　　虽然麦克纳马拉担心，「普遍自决同和平与安宁是不可协调的。」41 台湾公投决定去留，是美国政府翘首以待的多年期盼。42
　　尽管大陆多次军事演习，导弹试射打到台湾海域，台独照样胆敢实施公投。香港回归以后，抗议游行不断，陈水扁欢欣鼓舞：「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落实彻底失败，助长了台湾认同及台湾意识的抬头」。43「一国两制」本是针对统一台湾提出的。44 台独不怕打，背后的政治逻辑是你好打不好治。极端假设台湾不设防，一枪不放，缴械投降，像香港一样回归祖国。解放台湾不易，「一国两制」更难。所以，尽管有大陆政府苦口婆心，「许多扁政府官员似乎并不相信北京心中真的有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蔡英文就曾多次向来访外宾表示，『中共的政策底线其实非常有弹性』。」45 甚至两岸的普通百姓，都不相信真会打起来。
　　更重要的是，台湾社会民众的严重分裂，不是由于内部政策分歧，集中围绕统独国体之争，不可简单模拟西方的两党政治。硬要模拟，只有美国的南北战争。绿营虽然执政，根本无法通过任何内政改善，弥合社会分裂的深沟巨壑。夸大外部压力，以钳制蓝营反对势力，在台独道路上奋勇挺进，成为岛内政治形格势禁的自然选择。更直白的说，现在恐怕是台独盼打。46 万一擦枪走火，阿扁马上大叫大嚷「焦土抗战」，捍卫民主。
　　中华民族同文同种，分裂不得人心。13亿人口的大陆市场和廉价劳动力，世界500强都不远万里，劳动密集型产业起家的台湾，想跑，能跑到哪里去﹖47 90年代初，台湾当局倒行逆施，跟日本一道「南进」东南亚投资，亚洲金融风暴损兵折将。48「近四分之三投资海外的公司在大陆运作这一事实表明，台湾的投资者和来自其它国家的一样，没有能抵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诱惑。虽然上述纪录的强有力的增长同来自台湾的对外投资更为全面的增长齐头并进，但是临近的大陆在语言、文化方面的优势，甚至是家族的纽带和经济上的互补，使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成为外向型的台湾商业团体（商业活动）的首要目标。」49「实际上，台湾人正在涌向大陆，他们在大陆的投资已经超过了六百亿美元。仅上海市就有近50万台湾人定居。」50 2005年，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破冰之旅，摩肩接踵争先恐后，认祖归宗点头哈腰。客观经济因素、主观政治姿态统统表明，时间站在我们一边。只要能够继续保持和加强经贸往来，在国民党「贵族」爱国和民进党草根「民粹」的复杂成份当中，建立平衡支点，台湾回归祖国，自然越走越近。51
　　我们知道时间对我有利，对方何尝不知，需要格外警惕。如今，美国加日本，从武器支持到口头声明，发出的全是「错误信号」，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强硬。台独也表现出狗急跳墙的历史责任感 —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稍纵即逝，分裂大梦在此一搏。亲哥当日本鬼子战死、本人曾任皇军少尉的李登辉，52 在日本杂志撰文，信誓旦旦「台湾国」参加北京奥运会。53
　　按理想的战役先后秩序来说，台独应当是祖国动乱的结果，不是原因。先端上台独，容易引发普通百姓同仇敌忾，促进大陆团结稳定。可是从台湾岛内的政治态势看，经年累月，厚积薄发，台独已成拉开弓的弦上箭。连战、宋楚瑜越是亦步亦趋认祖归宗，台湾岛内丑闻倒扁越是汹涌澎湃，内外交困逼迫得陈水扁走投无路，放胆撒泼耍流氓，乱打独立牌的可能性越大。拿下陈水扁，换上吕秀莲，势必令台独越发理直气壮，勇往直前，连美国主子搂住搂不住都有可能两说呢。美、日、台苦心经营台独多少年，互相利用，各怀鬼胎，你想慢他想快，特别围绕钓鱼岛，中日争夺丰富的油气资源，台海局部惊涛骇浪一场较量，逻辑上很难避免。54
　　一旦台湾海峡法甚紧张局势或者冲突，发生内部金融危机和外国直接投资缩减的先验概率会大大增加。……靠导弹来对台湾海峡两岸实行禁运的后果是货物运输的保险费将急剧上升，激励外商在中国投资的因素将急剧下降，其同中国的贸易也将下降。55
　　2007年，香港特首换届。
　　港人治港的根本难题，是什么港人治港﹖经济上，香港是祖国大陆的对外窗口﹔政治上，香港是中国共产党的难民社会。大多数港人，解放前夕、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种种政治经济原因，背井离乡，逃亡香港，爱国不爱党。港英当局从始至终的反共教育和妖魔化宣传，反共、恐共、拒共、疑共的社会舆论蔚然成风。改革开放以后，大陆涌来公私人群，掺杂些许政治动摇分子、经济腐败分子，崇洋媚外，化公为私，千姿百态。56 回归前，新华社一把手逃跑美国流亡﹔回归后，中联办秘书长甘当英国间谍。周北方、朱晓华、王雪冰、刘金宝，抓住的没抓住的，让不少大小仓鼠辈以为，共产党和平演变成了腐化堕落、随意欺负的「糖猫」。57
　　香港610万有权登记选民的永久居民，50万外国港人，60多万台湾「关系户」（很多持台湾「护照」港人）。97以前，60多万港人海外移民，大部分持外国护照返港。港英当局一口气发出344万BNO护照 —「英国国民（海外）」。中国说是中国公民，英国说是英国公民。双方政府没有达成协议，交换备忘录各自表述。香港回归以后，未经履行国籍认证，发出244万特区护照。香港大多数中产阶级（如果不是绝大多数），事实上的双重国籍多种身份，是港人治港的政治生态。58 譬如，美籍华裔港人，只要愿意，可同时持有美国护照、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回乡证和特区护照。譬如，纯种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日本人、印度人、菲律宾人、南亚人，白黑黄红各色人等，以及各类欧亚、亚亚混血及其后裔，金发碧眼，鼻耸腿长，登记选民，踊跃投票，组党参政，上街游行，百无忌惮，乐此不疲。所以，总有美国议员指手划脚，「香港并非纯中国内政」。59
　　2004年，香港「公投」迈出公开讨论的历史性一步。60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来港演讲，坚决支持公投2007年普选特区行政长官、2008年普选立法会议员。中、英文「港独」网站开张，明目张胆。61 2005年3月，董建华以健康理由辞职，美国政府正式表态支持香港普选。62 2006年以后，谁当下一届特首，凭什么以及应当如何产生，势必还有的折腾。
　　2007年，金融全面放开。
　　2004年，中国大陆外汇储备猛增两千亿美元；63 2005年，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一；2006年10月，已经超过一万亿美元。人民币坚持不升值，投机热钱继续增加。人民币升值少许，等于验证必然升值趋势，吸引热钱继续赶来，鼓励老百姓用手中美元兑换人民币。如今，「促使私人美元资产转为人民币资产的压力已经存在，以后还会加重。」64 2001年底，中国大陆居民储蓄73762亿，居民外汇存款875.6亿美元。2005年底，居民储蓄141051亿人民币，居民外汇存款725.9亿美元。65 四年时间，居民储蓄翻一番，居民外汇存款减少150亿美元，明显标识出人民币升值预期的骇人影响。然而，人民币升值像股票牛市一样，一旦超越谁也说不清楚的「阈值」，66 成了所谓「汇率超调」，市场预期担心人民币贬值，投机热钱撤出 — 抛售人民币换回美元，预言自我实现的效果，大量基础货币集中震荡市场。关于建立浮动目标区的荒谬构想，被包括欧洲汇率联系机制在内的各国惨痛教训彻底摧毁。索罗斯的名言振聋发聩：「目标是（攻击的）目标」。67 逻辑上，只有人民币汇率市场调节，纔能恰如其分。有全面开放金融的正式承诺摆在眼前，很难预期今、明两年投机热钱会自动离去。一边强调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一边承认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并不解决实际问题。
　　金融自由化，包括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完全可兑换，是经济规律之必然，时代潮流大势所趋。80年代全球金融自由化以来，中国是最后、最大、最肥的一块没有遭受金融危机洗劫的处女地。68 近30年经济高速增长，积聚了巨额金融资产和巨额银行坏帐，国际金融大鳄磨牙舔舌，垂涎欲滴。中国能够躲过亚洲金融风暴，惟一屏障是人民币管制，不能大笔炒作。大进大出的外贸占GDP总额的70-80％，再说产业结构调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中国的经济增长靠出口加工，出口加工依赖汇率稳定。1998年，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 → 经济危机 → 社会动荡 → 政权颠覆 → 国家分裂，一步一个脚印，惨痛教训值得慎思。69
　　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问题非常严重。即使是官方估计，不良资产的数额也是相当大的，在2000年大约占总贷款额的26.2%。其实，不良资产的真正数额十有八九比官方提供的数字要大得多，因为银行通常将不良资产进行结转，所以不良资产在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是看不见的。此外，中国银行对不良资产的定义远比西方标准宽松的多。
　　中央银行不起作用，银行系统极度脆弱，非银行金融机构又缺乏有效的规章制度，于是，经济危机的潜在舞台已经设定好了。经济和社会环境的一系列突然变化就能引发一场金融危机。70
　　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的科学项目言犹未尽，另外补充了几个周边随时可能发生的灾难。
　　由于涉及南海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中国同有关国家就南海一些海域的主权问题常年摩擦不断，而且还时不时加剧。
　　随着中国海军装备能力的不断提高，过去中国和日本只周期性就钓鱼岛问题发生冲突，现在冲突将可能反复出现。中国和日本都对这些岛屿生成拥有主权。如果日本出动其强大的海军力量来对抗和抵制中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要求（这种可能不是没有），那么中国和日本之间将爆发严重冲突。
图-1：钓鱼岛在东海的位置

资料来源：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第197页。
　　另一个偶然事件可能发生在朝鲜半岛。一旦南北朝鲜陷入冲突——大概会由北朝鲜挑衅发起——中国可能会倾向于（即使不是被迫）支持它的共产主义邻居。
　　最后，如果中国给巴基斯坦提供军事和技术援助的事情为印度察觉，中印关系势必会变得紧张，从而给克什米尔问题火上加油。71
5.2 决定胜败的敌情判断
　　军事作家黎汝清着《皖南事变》，72 60万字长篇小说，史料征引，文学演义，惊心动魄，发人深省。当时共产党内部，毛泽东独立自主对敌斗争，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两条路线鼎足而立。由此不难想象，「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蒋委员长，统一领导全民抗战的热烈气氛。
　　项英雄心壮志，等待日军南下，创建华南抗日根据地。华南那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革命根据地，三年游击积累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和坚强的干部队伍，这是八路军在华北不具备的有利条件。叶挺北伐铁军，攻城略地打硬仗﹔项英山区游击，深入农村基层，广泛发动民众。项英的党内老资格，73 叶挺的国军老关系，74 天造地设一对好搭档。华北一马平川，八路军只好挖地道、钻青纱帐。苏北交通、水网、城市密集，敌、伪、顽扎堆儿，新四军与敌军战斗、与友军摩擦，没处躲没处藏。华南崇山峻岭，交通阻隔，天高地远，纵情驰骋。眼瞅着华北敌后根据地的巨大成就和成熟经验，75 华南的军事政治、干部群众、地理地形，天时地利人和，只欠日本鬼子继续南侵一股东风。这是项英「赖」在皖南不走的战略思想，「党中央也并未绝对否定」。76
　　不惟宁是，皖南事变一年以后，日军诱降蒋介石不成，终于挥师南下。围歼新四军的顾祝同，从上饶逃往闽西。几乎出于同样的战略思想，1944年，中央命令王震359旅从延安长途远涉，直插广东。随军组成华南老区出身的三个干部大队，「任务是回到原地区，恢复和扩大根据地。」77
　　纵观皖南事变全过程，从不走到走，从北上到南下，从准备打到大搬家，从群众大会的延误到马拉松军事会议，从原地固守到分散突围，所有一连串的犹豫、争论，放松警觉，浪费时间，无所作为，坐失战机，归根结蒂，取决于一个敌情判断 — 蒋介石会不会大打出手﹖新四军战斗主力远在苏北，吃掉新四军军部，军事上占点小便宜，远远无法补偿破坏团结抗战的政治损失。冠冕堂皇发布军令，调项叶横渡长江天险，由等在对岸的敌伪动手，君子远庖厨。
　　1940年底，第三战区六个师，对新四军军部近万人，完成铁桶包围的战斗姿态（可做迫我北移的解读）。蒋介石亡我之心不死，路人皆知。不皆知的是，重庆政府苟延残喘，迫切需要以统一抗战的名目，争取国际援助。在八路军奋不顾身百团大战的同时，虽然各地国共两党军队多次摩擦，叶挺所率之军部，机关后勤，三分之一非战斗人员。友军频繁往来慰问应酬，皖南并非直接冲突的是非之地。走不走，搪塞拖延到最后，不得不走。接下来的争论是走的路线。北渡长江的军令，提前泄漏给日伪，78 前途叵测艰险。先南下再东进北上，通过友军辖区，势必发生摩擦。准备打，用不着讨论。难题是准备小打还是大打。做好大打的准备，丢掉坛坛罐罐，精简非战斗人员，说起来轻巧。扔下辎重、机关、医院、后勤和地方干部自生自灭，特别是割舍大批行动不便的伤病员，决非轻易可下的决心。等到打起来了，又是判断的游移 — 但愿是必然发生的摩擦冲突。一直打成釜底游鱼，分散突围是共产党的看家本领，结果避长扬短，集中主力原地固守，图的是政治谈判解决纠纷的可能性。79 上官云相喜出望外：「给我们提供了聚歼的机会！」80 两天以后，延安发来指示，认为「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为有利」，又提醒「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81 又一天以后，通过周恩来竭尽全力交涉，蒋介石总算下达「解围」命令，新四军军部全军覆没。军长叶挺，在我方是谈判的代表，在对方是生擒的战俘。
　　事实上，蒋介石的决心，从命令叶挺北渡长江那一刻，就是「消灭」，「就地解决」，「不走要打，走也要打」。早在项英开拔之前，「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手令，下达到连排。82 全力以赴围歼，斩草除根清剿，彻底粉碎了一切迟疑幻想。重温事变前夕，料敌如神的毛泽东发给项英的严厉批评，至今依然电闪雷鸣！
　　你们不要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决心无办法的。……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83
　　值得一问，小布什已经或正在或将要下达的，是一张什么手令﹖美国坚决支持日本「入常」，坚决反对德国「入常」，是战略重心从西线向东线转移的标志性说明﹖2005年3月，美国在伊朗核计划问题上态度忽然软化，交给欧盟去处理﹔5月，美、日、澳军事结盟﹔6月初，新加坡安全会议，美国国防部在马六甲海峡、泰国、越南到处高调插手，说明主攻方向确定﹖6月底，伊朗强硬派大选胜利，美国战略研究界马上重新评估同时进行两场战争的能力，说明战略决策犹豫﹖小布什-赖斯一届盎格鲁-新教极端政府，既定的强硬路线不撞南墙，很难回头调整。除非本•拉登再闹一场比9.11更厉害的恐怖袭击。
　　小布什有着奇特的、高度个性化的信仰。布什内心深处，相信他肩负着上帝的使命。……他第一次聚精会神地逐行逐句阅读一本书，那就是《圣经》。
　　布什沉溺于好斗的基督教福音派所谓大劫难之后出现救世主的思想。他似乎接受这样的世界观：善恶之间有一场大的斗争，最终导致对抗。具有这种世界观的人往往不惜冒不适当的、可怕的风险，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执行上帝的意志。
　　在竞选期间，小布什利用牧师作为中间人和代理人，依靠他们在各地的网络，收集关于选民的心态、愿望和爱憎的最新的标准信息。在小布什取得胜利以后，他说：“如果我不相信用上帝的计划取代人间的一切计划的话，我就不可能进行治理。”84
　　一个奇怪的氛围弥漫在小布什的周围：白宫办公厅主任安德鲁•卡德的妻子是卫理公会的牧师；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头赖斯的父亲是亚拉巴马的传道士；领导总统讲话写作班子的迈克尔•吉尔森毕业于素有“福音会哈佛”之称的惠顿学院。此人赞同基督教极右派的预言，认为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即将到来，反基督者将再次来临，然后是救世主重新显现。白宫的全体人员都参加每天的《圣经》学习小组。现在，总统府就像一个巨大的祈祷厅。那些当权的人早晚集体阅读《圣经》之余，处理着美国和世界大事。85
　　2005年11月，小布什访华前夕在日本发表演说：
　　现代的台湾充满自由、民主和繁荣。全方位拥抱自由，台湾已将繁荣昌盛交给了它的人民，并创造了一个自由和民主的中国社会。
　　我已经指出，中国人民想要更多的自由来表达自己，尤其是没有官方控制的宗教自由，没有官方控制的印刷圣经和出版其他神圣的经书。86
5.3　　生死存亡的战斗决心
　　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两大阵营对垒，旗帜鲜明，势均力敌。虽然意识形态你死我活，有过古巴导弹危机一身冷汗，谁也不敢真动家伙。冷战不是热战，说得多做得少。反恐战争讨伐暴政，热战不是冷战。缺乏泾渭分明的意识形态，树敌都得东拉西扯。对手七零八落，打一个赢一场。说不明白，打得便宜，说得少做得多。本•拉登从未承认9.11是基地组织干的。美国对阿富汗、伊拉克两个主权国家两场侵略战争，不用理由，不用帮忙，不宣而战。接下来，小布什会对中国这个「更根本的挑战」如何下手﹖
图－2：达赖喇嘛英文自传用的地图

资料来源：Dalai Lama: Freedom in exile，扉页。
　　中央放权松绑，地方自谋发展，地区差距急剧拉开。市场经济，唯利是图。铁板一块，分崩离析，一盘散沙。经济上，枝强干弱，外重内轻。政治上，联邦自治、民意公投，国家分裂的现成工具一应俱全。87 不仅台湾，而且达赖喇嘛多次提出公投「决定西藏和中国的关系」。88 土崩必然瓦解，瓦解必然土崩。
　　经过多年党政不分、党指挥枪的体制政权，共产党成为维系统一的惟一全国性组织。一时间无可替代。多年执政的共产党，不单是意识形态的载体，更是超越民族、凌驾地方的主导力量。苏联解体的核心技术环节，是解散联共（布）。摧毁跨宗教、跨民族、跨地方利益的惟一组织，苏联分裂成16个主权国家。89 苏联解体十年之后，一个接一个「颜色革命」，展开「独联体」的再解体。是有美国人上下其手，推波助澜，处于核心地位的俄罗斯废了共产党，普京再有爱国主义，缺乏与「独联体」各国前苏共领导人沟通协调的组织机制。乌克兰颜色一变，马上申请加入北约。跨民族、跨联邦的凝聚机制付置缺如，「独联体」名存而实亡，早晚各奔东西。多亏普京急忙「民主倒退」，取消了地方政权「总统」直选。否则，现有俄罗斯89个联邦主体，包括21个共和国、六个边疆区、49个州、两个直辖市、一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不同党派当地竞选，分崩离析岂不没完没了﹖90 试想，万一没有了党中央的统一组织纪律、统一调配干部，黑龙江、广西、浙江、海南等省方面大员，一手遮天，集体犯案，该发生多少起「湖南驱张」式的颜色革命﹖前苏联仍在继续的解体进程足以证明，有台湾、西藏、新疆、香港问题愈演愈烈，颠覆共产党政权，与中国走向分裂，成为时代的同义语。不管是外部他人推翻，还是内部自己改变，都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王纲解纽」，「随之而来的便是一种无政府状态。」91「中国凌晨攻台，新疆下午就揭竿起义」。92 澳裔美人谭若思预言：「中共的倒台方式将很像满清」。
　　今日，中共党国若倒台，也会像帝制中国的倾覆一样，初步都可以看成是政权与统治方法的结束。制度改变前，一定可以先观察到一种世界观渐进而无可逆转的消融。新型的政治势力都会打着国家利益的名号，去扫除已僵化的教条。马列主义会为了救中国而被丢弃，正如当年帝制被丢弃，也是为了救亡图存。
　　辛亥政治大戏的第一幕是一批省份脱离中央。自10月10日开始，一个接一个，共有17个省份宣布独立。只是，各省革命党提出来反对旧秩序的理由是既分歧又抽象，可知中国将不会改变太多。93
　　当年各省独立的诉求，与当今台独一样，都是反对专制，捍卫民主。中央民主宪政，94 地方尾大不掉，更有外国势力搅和（东北最典型）。地方只领饷不纳粮，逼迫中央气急败坏，不是借外债丧权辱国，就是开倒车复辟帝制。
　　由于那时地方政府中传统的回避制度被彻底破坏了，全国各省差不多都被当地的军头所盘踞，应缴中央的各种地方税收，通统都被借口扣留了。袁氏的中央对他们可说是毫无办法，既不能行文，更不能动武。结果弄得中央政府分文不名，只有靠举债度日。而上下两院的国会，在国民党多数的控制之中，对外债又啧有烦言，把袁氏弄得捉襟见肘，有志难伸。95
　　《走向共和》电视剧的结尾，根本不该是洪宪皇帝一命归天。府院之争，张勋复辟，马厂誓师，护法运动，南北分裂，……正剧的大幕从此拉开，巨大的代价始料不及。当年醇亲王审汪精卫：「你们搞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96 数年以后翻天覆地，李大钊感慨推翻帝制的伟大成果，〈大哀篇 — 哀吾民之失所也〉，字字泣血：
　　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昔则一国有一专制君主，今一省有一专制都督。前者一专制君主之淫威，未必及今日之都督，其力覆散在各省，故民之受其患也较轻。今者一专制都督之淫威，乃倍于畴昔之君主，其力更集中于一省，则民之受其患也重矣，则所谓民权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与吾民乎何与也？
　　哀哉！吾民瘁于晚清俾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灾，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重以库币空虚，随处增巨，借款未成，司农仰屋，势不能不征重敛于民。……以致农失其田，工失其业，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离散茕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灾乘之，人祸临之，荡析离居，转死沟洫，尸骸暴露，饿殍横野。……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数豪暴狡狯者外，得起所者，有几人哉？ 吾惟哀吾民而已矣！尚奚言！97
　　袁世凯死后12年时间，北京九易政府，24次内阁改组，换26届总理。98 城头变换大王旗，军阀混战，生灵涂炭。1911-1931年20年时间，封闭割据的四川一省，军阀混战478次。99 一直打到日本铁蹄蹂躏大半个中国，打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满清割地赔款在先，100 民国外蒙独立在后，三分之一国土面积丧失，101 余下的祖国分裂至今！102
　　问题的难点，真正的挑战，不是对诸多危机的性质、走向、严重程度如何周密分析，而是对敌情的准确判断和当机立断的决心。事后诸葛亮容易，事前下决心极难。总结皖南事变，长篇小说最后一段思辩发人深省。试想，假如蒋介石真的不敢冒天下大不韪，没有下达一网打尽的手令呢﹖突然抛弃辎重机关，扔掉几千伤病员和地方干部，挣脱广大群众的苦苦挽留，带领精锐仓皇出逃，惊弓之鸟路过友军驻地，崇拜叶挺的老部下一看来者不善，不敢动手，虚情假意握手言欢，端茶倒水送往迎来，「团结抗日」的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新四军军部有惊无险，皖南事变从未发生，庸人自扰的叶项二人，向党中央、全国人民和蒋委员长如何交待﹖— 现在说起来是编故事。如果身临其境，新四军内部的不同意见没有顽强坚持，党中央没有坚决命令大打突围，都是由于常规摩擦和政治交涉的可能性，不仅极大，而且似乎更加合乎逻辑。103
　　皖南事变的最大政治收获是，彻底粉碎王明「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日本投降以后，马歇尔来中国调停国共两党，虽然毛泽东亲自参加重庆谈判，共产党内部基本上再没有民主立宪、联合政府的幻想了。吃一亏，长一智。同样有和谈、摩擦的国际国内环境大局，1946年，李先念部坚决果敢的中原突围，与项英在皖南的迟疑幻想，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
　　老先人早有话，「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也。」104 第一次鸦片战争，钦差大臣两广总督林则徐虎门销烟，轻衅战端，撤职发配，罪不容逭。第二次鸦片战争，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老成谋国了。「以渊默镇静为主，毫无布置」。传谕「该夷如无动静，兵勇毋许挑衅」。两天时间，广州陷落，所有文武大员集体被俘，被世人誉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105 叶名琛「被掳至印度，令穿公服，红顶花翎，外用玻璃罩，沿途敛钱。」受尽三年屈辱之后，饿死在英国人的监狱里，一丝不苟，认真实践了束手就擒，坐以待毙。106
　　小布什-赖斯一届强硬政府任期2009年。陈水扁-吕秀莲一届台独政府任期2008年。2006年，台独修宪公投。2007年，加入WTO承诺的金融开放条款到期，香港政府换届，中国共产党「十七大」。2008年，北京奥运会，台湾新宪法实施。用战役侦察的眼光，审视今后两三年光景，朝核危机升级，日本「入常」加核武装，钓鱼岛主权争夺，东海油气争端，南海油气争端，缅甸码头、输油管线和政局动荡，印巴冲突再起，巴基斯坦政局动荡，达赖喇嘛惹是生非，中亚反恐与新疆动乱，……，导火索嘶嘶冒烟一圈炸弹，团团包裹国内矛盾庴火积薪。石油、铁矿砂涨价，纺织品制裁。两头挤压之后，人民币汇率市场调节一把尖刀，直逼心脏。107 经济学家、各国政要、多维媒体齐心协力，拿血汗工厂酿就的贸易赤字说事，大会小会，座谈采访，口诛笔伐，墙倒众人推……
　　内忧沉痼积重难返，外患嚣张变本加厉。内忧引爆外患、外患激变内忧的各种可能随时发生。108 万一本书的逻辑理解成立，合围之势已成，战斗已经打响。美国拉扯日本「入常」，用朝核争执替武装日本张目，南北朝鲜朝野强烈反弹，刺激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中国政府退无可退，东海局势全面紧张。趁着「西风烈」，台独如期公投修宪，强调安全自保，参加美日「协防」，朝分离方向迈一大步，台海危机升级换代。
　　期待着这一天到来，日本「分裂中国学」深入台湾学术研究。109 石原慎太郎撰〈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翘首以盼，望眼欲穿！
　　针对中国制定反分裂法，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2005年3月4日大爆内幕指出，他与多位现任联邦政府国务院高层官员交换意见，大家看法一致，中国将分裂成六大块。110
　　尽管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中国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经济差距很大，而且有共产主义政权这个巨大的不安因素。许多专家预测，其政治危机一旦爆发，中国帝国就有可能四分五裂。在建立亚洲的中枢机能时，必须考虑到中国将来分裂的问题。视将来的情况，以日本为中心建立的亚洲经济圈可以把分裂的中国的上海及周围地区接纳进来。当然，同时必须同包括美国的环太平洋经济圈合作。111
　　中国分裂有利于日本，……中国最好分裂成几个小国，日本应尽力促进这个过程。112
　　必须让中国分裂，至少日本应该假手他人发挥作用，而且，要在分裂前后都要发挥主导作用。113
　　早在1999年，日本通过《周边事态措施法》。审议过程中，政府列举六类型「周边事态」，包括「日本周边即将爆发武力争端」（第二类），「某国因政治体制混乱而出现大量难民，并很可能涌入日本」（第三类），「某国发生内乱或内战并扩大到国际范围，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第五类）。114
　　「某国」是朝鲜，是台海，是中国﹖史无前例的挑战，对美国是，对日本是，对台独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更是。
　　5.4 “能战方可言和”115
　　一般人说，做好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中间没有「纔能」两字连接。因为最好的结果，皆大欢喜，人人企盼﹔而真正的难题是做不做、能不能做好最坏的准备，丢掉伤病员和辎重，准备大打。能战方可言和，斗争纔能团结。需得先付出很大代价，真正做好最坏的准备，纔有资格争取最好的结果。皖南事变对敌情判断失误的教训，只对有能力大打一场的战斗部队有意义。百孔千疮的晚清政权，林则徐虎门硝烟，叶名琛坐以待毙，一个流芳千古，一个遗臭万年，个人选择，一念之间。但是，被动挨打之大局，其实一样难以避免。中国积弱，屡战屡败，败则割地赔款，而且「一邦得利，各国均沾」，结果越发国困民穷，越发无力自强。正李鸿章所谓「和局翻一回，更坏一回，求如前约之粗疏而不可得」。116 于是乎，宁愿忍气吞声，不敢轻言浪战。忍辱负重，人心所向。
　　于是乎，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由于先存了畏战、避战、苟且、求和的强烈渴望，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战败，战术总结几乎全是判断失误吃的大亏，包括二次鸦片战争广州沦陷，中法战争南洋舰队在马尾惨遭全歼，甲午战争北洋陆海两军毁于一旦。
　　日本此次出兵自始拟乘此恢复其甲申事变以来消退之在韩势力，抱有不达目的，不惜一战之决心，此则中国方面自李鸿章以次皆懵无所知。故李鸿章于应付日本之行动时，实亦具有一错误之基本假定，以为日本终不敢悍然不顾国际情势而遂发动战争。其挑衅不过是一种姿态以求有所得于他日而已。中国自身实力既不足恃，故以避免一切足以刺激日人感情，使之有所借口之行为为上。因此遂极力不主张增兵，且嘱驻韩清军镇静，避免发生事端，而真正希望与努力则寄于国际调停；竭力怂恿在远东大局有决定性影响之英俄两国出面干预，而尤寄希望于俄。在对日交涉上则坚持不让，以待调停时还价地步。以为日本弱小，终将有所顾忌，而不得不谋妥协，战争因之将可避免。117
　　中国近代史上，清议慷慨激昂，实干昏庸颟顸，只是表象。实质是自己不想打、不敢打，找出种种理由使自己相信别人也不想打、不敢打。外交上极其强硬，军事上毫无布置，一再令列强困惑不解，一再促成必败的战争：手无缚鸡之力，嘴上哓哓不休，岂不是犯贱找挨打﹖依循这条路线，吃一亏，不会长一智。9.18事变，根据张学良的回忆，照旧还是敌情判断失误的典型案例。
　　9.18事变我判断错了！……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作是平常的日本，就没有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9.18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9.18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间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日就找点事闹闹。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待？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以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我认为我这判断还是很有道理的。那时，我有个日本顾问，我后来也跟他谈了，他也承认，那样干不但不是我们中国之利，也是日本之祸啊！
　　我现在也承认我那时的判断对了，为什么呢？要不是9.18事变，日本不会惨败到那种程度。
　　皖南事变，项英对蒋介石心存幻想。甲午战争，李鸿章对小日本心存幻想。9.18事变，张学良对关东军心存幻想。貌似同样吃了判断失误的亏，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甲午战争之惨败，历史责任归结到晚清腐朽，慈禧挪用军费修颐和园的深度，毋庸赘述。民族英雄张学良，虽然海峡两岸推崇备至，无限同情的唐德刚们，还是总结出酿成「不抵抗主义」的八条原因：（1）幻想以夷制夷，（2）醉心全国抗战，（3）过分依赖中央，（4）迷信以和止战，（5）畏惧日本军力，（6）低估国民力量，（7）力避消耗实力，（8）缺乏决断能力。少帅从来没有认识到，「实际上，以退让求和平，不但得不到和平，反而会使侵略者得寸进尺，助长其嚣张气焰。」
　　真正的问题是，即使当年张学良判断全对，又能如何呢﹖
　　关东军端了东北军的老窝。张学良丢掉幻想，投入战斗，亲自指挥热河抗战，全力以赴，大打出手。这时再没有判断错误了。「这时因染有烈性毒品瘾，所以在热河路上每走30里，就要停车打一次吗啡针，及到承德，已疲惫不堪。」118 此情此景，热河抗战还能期待甚么更好的战果呢﹖—「两万多日军几乎没有遇到中国的有效抵抗，只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就完成了军事行动。」119 由此可以断言，即便9.18事变敌情判断准确无误，当机立断誓死抗战，就凭最高统帅这把烟瘾，再有几个东三省也不够丢的。唐德刚说「孙子说：善战者要『不战而屈人之兵』。孰不知善败者，未待交锋，也早就一败涂地了。何待枪响﹖！」120
　　王树增着《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引述一段著名画家、书法家赵佶1125年的《罪己诏》，涕泪交迸，感人肺腑。
　　多年来言路壅塞，阿谀充耳，致使奸邪掌权，贪饕得志，贤能之士限于谗言，缙绅之人遭到流放，朝政紊乱，痼疾日久。而赋敛过重，夺百姓之财，戍徭过重，夺兵士之力，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可谓民生潦倒，奢靡成风。灾异屡现，而朕乃不觉悟；民怨载道，朕无从得知。追思所有的过失，悔之何及！121
　　杜牧《阿房宫赋》最后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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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本项目的研究工作是由兰德公司国防研究所（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完成的。该研究所是一个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开发机构，资助单位包括国防部长办公室、联合参谋部、统一指挥部和其它国防机构」（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前言〉）。
　　2 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第10、180页。
　　3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抉择》第127页。
　　4〈中国网民数目突破一亿仅次美国〉，《信报》2005年5月20日，第11页。仅次于美国的1.8亿，名列世界第二（〈谁在控制国际互联网﹖〉《参考消息》2005年10月12日，第9页）。
　　5 2003年6800万。相对数据为2003年调查数（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与日本的他者认识》第311页）。
　　6 布热津斯基：《美国的抉择》第243页。
　　7〈大陆贫富悬殊达警戒线〉，《信报》2005年8月23日，第7页。
　　8「我们提到的这些问题已经够艰难的了，但是它们还不是名单的全部。例如，我们没有提到由于领导阶层更迭，从第三代领导阶层向第四代领导阶层过渡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党内政治斗争」（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第6页）。
　　9 Elspeth Thomson：“China’s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s：How urgent﹖”，Background Brief No.243，第8页，East Asian Institute，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2005年4月，四、五个月的期货每桶都历史性地突破60美元（〈60美元高油价震撼内地经济〉，《信报》2005年4月8日，第22页）。
　　10 谢九：〈谁操纵了铁矿石〉，《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10期，第68-69页。
　　11 邢海洋：〈泡沫〉，《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10期，第82页。
　　12 李其谚：〈铁矿石谈判重上拳台〉，《财经》2005年11月14日，第145页。2004年中国进口铁矿石2.08亿吨，占全世界海运铁矿石贸易的三分之二（〈铁矿石卖方定价，中国无奈任宰割〉，《信报》2006年5月31日，第2页）。
　　13 钢材占造船企业消耗原材料的60％以上，建筑安装的30-40％（郭大鹏：〈铁矿风云〉，《中国企业家》2005年第6期，第48-55页）。2005年10月，「淡水河谷表示，明年巴西出口铁矿石的价格将在今年上涨71.5％的基础上再上涨10-20％」（谢九：〈又到铁矿石谈判时〉，《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38期，第80页）。
　　14〈内地钢铁业过剩与不足并存〉，《信报》2006年2月11日，第15页。
　　15〈高进低出钱照赚，釜底抽薪甚艰难〉，《信报》2006年7月20日，第1页。
　　16〈欧美取消配额中国出口纺织品急增〉，《信报》2005年4月8日，第2页。
　　17〈中国纺织品出口应实行新战略〉，《信报》2005年5月25日，第14页。
　　18 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中文版序言，第16页。
　　19 陈毅聪：〈何必害怕民工荒〉，《中国企业家》2005年第6期，第16页。
　　20 笔锋：〈人民币迈开历史一大步〉，《亚洲周刊》2005年8月7日，第5页。
　　21 伊兹拉莱维奇：《中国改变世界》第161-162页。
　　22〈西报如何看待「崛起的中国龙」〉，《参考消息》2005年12月1日，第16页。「据海关统计，2004年，高新技术产品在中国工业制成品中的比例仅为27.9％，而这些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中还绝大部分使用国外的核心零部件或者关键性技术。……现在，外商独资企业占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5％，而且它们主导了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吴越人：〈中国过度「外资化」的风险〉，《改革内参》2005年第19期，第15页）。
　　23 据记者从卫生部了解情况（朱玉、周婷玉：〈过两亿人受职业危害，农民工为主体〉，中华网2005年1月7日）。
　　24 卓勇良：〈另眼看中国经济「高消耗」〉，《改革内参》2005年第16期，第21页。
　　25 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第107页。1975-2000年，美国经济几乎增长了50％，其「能源密集度」（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40％（保罗•罗伯茨：《石油的终结》第203页）。
　　26〈《华邮》：中国是能源浪费大国〉，《信报》2005年8月8日，第10页。「制造同样的产品，中国需要使用的能源是欧洲的三倍。中国经济消耗的钢铁总量是美国的两倍，而它的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伊兹拉莱维奇：《中国改变世界》第114页）。
　　27〈我国名牌彩电90％需贴外国商标纔能出口欧美〉，《法制晚报》2005年5月24日。「虽然平均来说，一个中国人所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只有一个美国人的20分之一，也只有欧洲人的十分之一。但作为整体，中国在世界的排放量已经排名第二，只在美国之后」（伊兹拉莱维奇：《中国改变世界》第209页）。
　　28 阎世辉：〈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汝信等：《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184页。
　　29「为了污染加环境恶化，中国每年必须付出1700亿美元的代价」（《经济学家》2004年4月21日，汤马斯˙佛里曼：《世界是平的》第349页）。
　　30〈一台DVD赚取一美元利润，中国制造能走多远﹖〉人民网2005年3月11日（http://homea.people.com.cn/GB/41391/3236349.html）。譬如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Wanda无线电鼠标是罗技公司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销售价大约40美元，其中，罗技拿八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Wanda零部件供货商拿14美元，生产地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三美元」（吴越人：〈中国过度「外资化」的风险〉，《改革内参》2005年第19期，第15页）。
　　31〈我国名牌彩电90％需贴外国商标纔能出口欧美〉，《法制晚报》2005年5月24日。
　　32〈曼德尔森：鸵鸟政策不是欧洲的出路〉，《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20期，第100页。另有报道说，「中国纺织品生产商只能拿到10％的利润，90％的利润都属于品牌拥有者、批发商、分销商、零售商等各个环节，而这些环节大多被进口国垄断」（〈中国纺织品出口应实行新战略〉，《信报》2005年5月25日，第14页）。
　　33〈内地纺织企业面临经营困境〉，《信报》2005年5月23日，第17页。譬如，「中国制鞋业从业人员多达四百余万人。」2006年10月，欧盟对中国和越南产皮鞋征收反倾销关税，「影响到七万中国制鞋工人的就业机会」（〈七万中国制鞋工人或将失业〉，《信报》2006年10月11日，第12页）。
　　34 陈毅聪：〈何必害怕民工荒〉，《中国企业家》2005年第6期，第16-17页。
　　35「首先，尽管GDP增长加速，从1980-1990年间的9.3％提高到1990-2000年间的10.1％，就业人数的增长却明显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的4.2％下降到90年代的1.1％。总而言之，同80年代比，90年代的产量就业弹性急剧下降。第二，同就业弹性下降紧密相关的是，90年代主要劳动力吸收部门的就业增长放缓。例如，非农业就业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从1980-1990年间的6.8％，降到了1990-2000年间的3.4％。在非农业部门，非国有部分的就业增长率从11.2％降到了6.2％﹔乡镇企业的就业增长率从11.9％降到了3.3％﹔建筑业就业增长率从9.3％降到了3.9％﹔服务业就业增长率从7.9％降到了5.2％。第三，1980-1990年间总就业人数的年增长率为4.2％，远远超出了同期2.3％的就业年龄人口的增长（年龄组为15-64岁的人口，劳动供给的代名词）。相反，1990-2000年间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仅为1.1％，远远落后于同期1.5％的就业年龄人口的增长」（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第6、11页）。「由于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深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系数持续下降。改革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能够带动近0.4％的就业增长，但目前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只有0.1％。近几年，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新增城镇就业人口一百多万人」（汝信等：《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第6页）。
　　36「1984年，中国的犯罪案例仅为50万，到1995年，已经上升至160万」（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第24页）。
　　37「1993年7月至1994年6月间发生在上海、北京和天津的犯罪案例有56％是由失业人员犯下的」（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第24页）。
　　38 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第15页。
　　39「社会学家指出，弱势群体的生活贫困，以及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社会排斥而造成心理失衡，都会使弱势群体这一庞大队伍中蕴藏着巨大社会风险隐患，极易演化成社会动荡的『火种』。这是当局不能不格外重视的」（〈中国弱势群体的困境引人关注〉，《信报》2005年5月27日，第13页）。
　　40 陈水扁宣称「在2006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公投台湾新宪法，并在2008年5月20日第12任总统实施」（苏起：《危险边缘》第329页）。台湾1991年第一次修宪，将中华民国宪法效力局限在台湾，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大陆统治权的合法性，确定国民大会及立法会议员由台湾人选出。1992年第二次修宪，确定总统、副总统由台湾人直选。
　　41 麦克纳马拉、布莱特：《历史的教训》第92页。
　　42 1949年6月9日，国务院远东局长Walton W. Butterworth提案建议与英国商量，由联合国在台湾进行「住民自决」投票（戴天昭：《台湾国际政治史》第338页）。
　　1951年12月7日，美国国务院提出五种「符合美国利益的解决办法」，（1）确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2）交联合国托管、（3）台湾独立、（4）交还日本、（5）以自由的公民投票决定台湾及台湾人民的地位，即在一项「可能由联合国监督的自由投票中，台湾人民可以对前述四种可能解决办法进行选择。」美国当时的顾虑是，「公民投票的方式，因为国民党军队驻在台湾，及国民党政府反对」，结论是「目前情况下似无可能。」
　　1958年，澳洲外长卡西与国务卿杜勒斯探讨台湾前途，指出「最近有些报导说国民党的军队，有很大比例是台湾人。杜勒斯证实此现象，并称台湾人所占的比例还会更增加。他预言在台湾的大陆人，未来会更注意台湾本身的发展，更植根于台湾，而不是想回大陆。卡西评论说那实际上是迈向两个中国。杜勒斯同意如此分析，他说，『演变的自然力量是朝那个方向。』『我们不能强迫那种运动，但我们也不能阻止它迈向那个方向。』……其间也提及在台湾实行公民投票的可能性，并揣测如果举行公民投票，那可以确定绝大多数人民将选择保持与共党中国分开共存。杜勒斯在响应时提及『有人提议在联合国监督下，在台湾进行公民投票，以作为未来联合国行动的指标。』杜勒斯对卡西预测，『随时间的消逝，大部分台湾的人民将希望台湾被视为独立的国家。』他预测在『未来五年或更长的时间便会出现这种情况』」（王景弘：《采访历史》第279-281、292-293页）。
　　1959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史蒂文森（Adlai E. Stevenson）对CBS电视访问说：「台湾的地位应在联合国监视之下，由台湾住民投票决定」（戴天昭：《台湾国际政治史》第454页）。
　　43 陈水扁还说：「这是他能于两千年当选及连任成功的原因。……香港发生的事显示这个制度、这个模式彻底失败，我们无法接受。……根据香港过去一年的情况，台湾2300万人民正进一步强化排斥『一国两制』的看法」（〈陈水扁：一国两制彻底失败〉，《信报》2004年3月31日，第7页）。
　　44「香港的交接是对北京正在向台北兜售的『一国两制』模式的一种考验。事实上，邓小平在1981年9月提出这个模式是针对台湾的，只是在后来纔运用到香港身上」（蓝普顿：《同床异梦》第160页）。「港督麦理浩访京和英国向中国递交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促使中国领导人除了考虑台湾问题之外，也必须考虑香港问题」（李后：《回归的历程》第70页）。「邓小平在1984年指出：『「一国两制」的概念最初不是为香港提出的，而是针对台湾』」（罗汪˙卡立克：《在洋紫荆旗下》第144页）。1982年，「邓小平直接问希思，是否会同意以『对台九点方针』的方式作为解决方案：香港主权回归中国，但仍然保持自由港和国际投资中心的身份，由港人治港，成为特别行政区」（钟逸杰：《石点头》第123页）。「1977年10月，中共高级领导人廖承志在接见赴京参加国庆典礼的港澳代表团时透露，毛泽东生前曾表示，收回香港的时刻不应在解决台湾之前。……因此，北京收回香港的决定和方式可以说是她为统一台湾这一长远目标而制定的政策的一个副产品」（秦家骢：〈中国接受香港的整体计划部署与措施〉，朱云汉等：《1997前夕的香港政经形势与台港关系》第49、54页）。1984年7月31日，邓小平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指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11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7页）。
　　45 苏起：《危险边缘》第326页。
　　46 譬如，1996年台海危机，大陆军事演习，战斗机频繁起飞，两次越过台海中线。「美国当时曾由极高阶官员明确警告我方，根据他们的军情显示，8月中旬当中共军机逐渐减少活动的情形下，台湾军机不仅没有相对减少，并且也有超越台海中线的情况，次数比中共更多，计达八次」（邹景雯：《李登辉执政告白实录》第234-235页）。
　　47「韩国和中国台湾制造商在高端计算器和产品生产上的劳动成本比中国大陆高出16倍」（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第272页）。
　　48 1991年，台湾在东南亚累计投资420亿美元。1996年，东南亚投资占台湾对外投资的17％，大陆占60％﹔2000年，大陆所占比例上升到80％，东南亚萎缩到不足2％。「南进战略」彻底失败（信强：〈试论美台「自由贸易协议」的动因及可能性〉，孙哲：《美国国会与台湾问题》第94页）。
　　49 史蒂文•戈尔茨坦：〈接触的条件：台湾的大陆政策〉，约翰斯顿、罗斯：《与中国接触》第86页。
　　50 普雷斯托维茨：《流氓国家》第12页。
　　51 参见时殷宏：〈祖国大陆对台湾：长期优势对短期优势〉，《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七期，第33-38页。
　　52 2005年4月，「台湾团结联盟」主席苏进强到日本参拜靖国神社，说是拜祭台籍阵亡将士，包括李登辉的哥哥李登钦。后经证实，新竹县济化宫供奉3.3万台籍日本兵，包括李登钦，用日本名字「岩里武则」，皇军上等机关兵，1945年在菲律宾阵亡（〈台联党主席参拜靖国神社引发民众抗议〉，〈台联党谎言被戳穿，李登辉兄长灵位移出靖国神社〉，http://b5.chinanews.sina.com/2005/0406/18134673 92.html）。「我向来热衷研读日本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所以日本思想对我影响很大。……或许有人会对我的沉迷日本文史哲，感到不解。但是，在1945年，也就是我22岁之前，台湾一直在日本统治之下。我接受正统的日本式教育，当然也深受日本传统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正因学生动员，在名古屋担任日本陆军的少尉军官」（李登辉：《台湾的主张》第40-41、47页）。「他并不讳言终其一生，他自认是日本人的时间比自认是台湾人的时间长得多」（罗伊：《台湾政治史》第285页）。新加坡的李光耀体会出，「李登辉是用日本人的眼睛看世界。他常让人感到是站在日本的利益上讲话，以日本人的世界观，以一种与中华民族存在敌对的潜意识作为精神武器」（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第372-373页）。
　　53 李登辉豪情万丈，「如果陈水扁当选连任的话，12月立委选举民进党将会获得压倒性胜利，国民党将会陷入崩溃状态，台湾将会加速民主化、本土化，然后出现的动向是制定新宪法。希望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制定新宪法，并让正名运动成功，然后以『台湾国』参加北京奥运」（李登辉：〈飞弹问题非公投可决议〉，http://ec.chinatimes.com/scripts）。
　　54 值得强调，中日分歧，绝非仅仅历史认识问题，道歉和修改教科书，更不简单是参拜靖国神社。东海油气资源，是眼下双方必争的巨大而现实的国家利益（推荐梁晓、冯英伦：〈油价高企的几点思考〉，《香港传真》No.2000-6﹔龙村倪：《钓鱼台列屿与东海「春晓」油田》）。
　　55「如同台湾海峡地区的冲突将严重抑制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亚洲其它地区发生冲突也会产生同样的影响。例如朝鲜半岛问题，尽管其反响不像台湾海峡地区爆发意外事件那么严重」（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第7、154-155页）。
　　56「据商务部一份调查报告，外逃官员数量大约为四千人，携走资金约五百亿美元」（〈外逃官员携走五百亿美元〉，《信报》2005年3月21日，第23页）。其中许多坏蛋曾在香港有过精彩表演。
　　57 小时候看卡通片。记不住为什么在老鼠窝门口摆了一只糖猫。先是吓得所有老鼠不敢出洞觅食﹔后来饥饿难忍，出洞觅食战战兢兢，小心躲避糖猫﹔再后来逐步接近糖猫﹔最后是咬噬糖猫争先恐后，相互争吵你比我多吃了一口。
　　58「美国人中只有14％持有护照」（普雷斯托维茨：《流氓国家》第189页）。按610万香港永久居民计算，344万BNO占港人的56％﹔244万特区护照占港人的40％。
　　59 Sam Brownback（参议院亚太委员会主席）：“Backing Hong Hong’s dreamers”，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2004年3月8日。有关香港问题的分析和数据出处，见王小强《再造一个香港》打印稿。
　　60 港英统治期间，倘若有议员公开嚷嚷「公投」，政治部早就逮捕了。
　　61 中文网站名叫「香港人」，主题词是「香港是我家，建国齐参加」（http://www.geocities.com/hkfront）。英文网站干脆叫「香港独立运动」（http://independenthongkong.tripod.com）。
　　62「美国国务院就行政长官董建华辞职作出响应，表示会继续支持香港人透过选举改革和普选追求民主」（〈美称继续支持港人追求民主〉，《明报》2005年3月11日）。
　　63「据人行统计，2004年12月31日，我国外汇储备达到了6099亿美元，比2003年底多出了2067亿美元。一年中从四千亿到六千亿，大基数上神奇地增加了一半，国际上少有。……据测算，两千亿新增外汇储备中，出于投机目的进入国内的外汇大约在1200亿左右」（邢海洋：〈6099亿美元储备〉，《三联生活周刊》2005年第4期，第83页）。
　　64 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第129页。
　　65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6年2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gb/ndtjgb/qgndtjgb/t20060227_402307796.htm。
　　66「过去三年里，有关人民币汇价低估的问题，最极端的甚至宣称低估40％」（笔锋：〈人民币迈开历史一大步〉，《亚洲周刊》2005年8月7日，第5页）。
　　67 索罗斯原话：「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提议建立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目标区。其初衷令人赞赏，但方法却不能令人佩服。因为正式的汇率目标区恰恰提供了其名称中所暗示的东西：投机者射击的靶子」（索罗斯：《开放社会》第304页）。
　　68 一头是因为美元霸权，美国不会发生货币形态的金融危机﹔一头是非洲经济落后，金融资产欠发育，不值得发生金融危机。中间从欧洲发达国家到拉美、东亚发展中国家，包括俄罗斯和东欧国家，80年代金融自由化以来，已经统统遭受过金融危机的洗劫，有的还不止一趟。推荐王小强：《投机赌博新经济》中有「等待中国的金融危机」一章。
　　69 梁晓：〈苏哈托垮台的国际压力〉，粤海金融控股研究部：《香港联系汇率保卫战》第163-178页。
　　70 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第126-127、137页。2006年，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表全球不良资产研究报告，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2002年4800亿美元，2005年9110亿，超过全球第一的外汇储备（8573亿美元）。其中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3580亿美元，「差不多是官方公布数字的三倍」（〈安永：内地不良资产超过外储〉，香港《信报》2006年5月4日，第1页）。
　　71 沃尔斯等：《中国经济领域的断层线》第170-171页。
　　72 黎汝清的系列长篇小说还有《湘江之战》、《碧血黄沙》和《丛林战争》。
　　73 项英1920年参加革命，1921年入党，历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江苏省委书记、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期间，处理富田事变，公允平和，深得人心。后被左派排挤，长征未能随队（刘晓农：《毛泽东的第一次政治悔过》）。
　　74「叶挺与顾祝同、上官云相，同是保定军校六期生」（黎汝清：《皖南事变》第43页）。顾祝同确有过怕担政治责任，不忍下手的犹豫。
　　75 抗战胜利之际，「河北全省132个县，中共占领94座县城，完全控制82个县，在山东，中共所占的城镇达到90％以上」（林桶法：《战后中国的变局》第18页）。
　　76 黎汝清：《皖南事变》第9页。毛泽东把蒋介石命令新四军、八路军北上集中，看成是重庆准备向日本投降，合作夹击我军的大阴谋。1940年11月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和刘少奇，认为「目前的反共高潮是直接投降的准备」，提议「将八路军编为三个纵队，各选五万精锐，准备出鄂豫陕边和陕甘川边。将新四军精锐组织一支两万人左右的挺进军，乘反共军封锁未成，从其间打到他后方去，然后以一小部（三千左右）配多数地方工作干部，在大别山地域创造游击根据地，准备独立支持半年以上，以待华北主力之到达」（〈1940年11月3日给彭德怀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31-232页）。毛泽东反复考虑先发制人。苏联出于自身利益，坚决不同意主动与蒋介石翻脸。在国际交涉之后，11月21日，毛泽东同意，皖南新四军北移「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这件事成为毛泽东决心摆脱苏联控制的起因之一（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01、105页）。毛泽东的判断绝非空穴来风。1940年，恰为蒋介石与日本人秘密谈判最频繁的一段。「5月17日，宋子良邀今井武夫到香港近海小艇上密谈，他告诉今井：蒋委员长『内心希望和平确是事实』。阻碍和平的是共产党和冯玉祥等人。已经制定『讨伐』共产党的计划，可望在7月以前实行。……8月下旬，蒋介石指示张群、陈布雷、张季鸾草拟《处理敌我关系之基本提纲》、《中日恢复和平基本办法》和《中日恢复和平协议要点》等一系列议和方案。他参加讨论并亲自修改文件。台北《蒋中正总统档案》藏有上述文件」（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第585-631页；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沈醉揭发蒋介石抗战期间派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投靠南京汪伪政权，身份暴露以后，居然公开以重庆代表身份活动，并得到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的精心保护，以为共同反共的沟通、协调渠道。汪伪政府高官预留后路，几乎人人用反共为蒋介石立功。譬如，「胜利后第一个被枪决的大汉奸缪斌，为汪伪政府中的考试院副院长，他也是很早就与重庆勾结上了。军统派顾敦吉和一个姓金的特务和他联系，他认为最得意而对汪蒋两方面都立了大功的一件事，是由他把蒋介石派在江南打游击的『苏鲁皖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一个军的部队变成了伪军。这一做法非常之恶毒，当初李长江和新四军经常在一道，人枪还不少。但重庆方面对他的弹药接济不上，蒋介石便指示可通过缪斌出面和李长江谈判，将所部改编为伪军后，由汪精卫供给他几十万发子弹和其它装备后，立即掉过枪口去攻击新四军」（沈醉：《人鬼之间》第9-55页）。
　　77 王震率军南下六个大队，359旅编成一、二、三大队，「四、五、六大队为干部大队。四大队以原湘赣苏区红六军团老干部为基础﹔五大队以原湘鄂西苏区红二军团老干部为基础﹔六大队以原鄂豫皖苏区第四方面军老干部为基础。」五大队政委廖汉生回忆，「党中央提出了『敌人攻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的战略决策：决定组织八路军南下支队，跟在南侵的日军后面，挺进湘粤边界地区」。与此同时，中央命令粟裕率新四军一师主力从苏北重新渡江，南进天目山。刘少奇与陈毅就整个新四军的战略方向明确指出：「华中局及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粟裕在浙东发展，另有准备迎接美军登陆的任务（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第40-43页﹔王人广：〈359旅南征记〉，《炎黄春秋》2005年第9期，第36-41页）。仅迎接盟军登陆一项，是项英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的。
　　78「此前，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还故意播发新四军北移消息，暗示日军封锁长江江面，加紧『扫荡』苏南。12月9日，蒋介石在得知驻沪日军军部参谋长樱井赴宁同西尾寿商定了进袭新四军计划后，密令顾祝同对皖南新四军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妥为部署并准备将其解决」（江涛：《抗战时期的蒋介石》第314页）。
　　79 1941年1月10日，叶项发电报给延安：「我全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回。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部覆没。盼立示」（黎汝清：《皖南事变》第460页）。
　　80 黎汝清：《皖南事变》第521页。
　　81 1941年1月12日电报（黎汝清：《皖南事变》第511页）。
　　82 黎汝清：《皖南事变》第61、329页。「蒋介石于12月7日批准了军令部一再呈报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江涛：《抗战时期的蒋介石》第314页）。
　　83〈1940年12月26日给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的电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33页。
　　84 2004年大选，被称为美国现代史上「最充满宗教色彩的政治选战」。小布什被打扮成「以信仰为基础的总统」，「上帝在适当时间为适当目的拣选的适当人物」。小布什通过宗教信仰浪子回头的故事，「被其竞选班子和教会支持者印成无数小册子并制成诸如《乔治•W•布什：白宫中的信仰》和《上帝与乔治•W•布什》等专题片广为传播」（徐以骅：〈试析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的宗教因素〉，徐以骅：《宗教与美国社会》第485-486页）。
　　85 洛朗：《布什的秘密世界》第11-19页。
　　86〈布什促北京准许更多政治自由〉，《信报》2005年11月17日，第10页。
　　87「自1850年以来，瑞士已举办过将近五百次全国性公民复决投票，每年举办公投的日子多达四天。约四分之三的公投是由政府本身要求举办的，另外25％则是由下而上的提案，这类投票的数目还在增加中」（Swift：《民主不民主》第123页）。
　　88 达赖喇嘛振振有词：「若西藏多数民众觉得生活幸福，也愿意接受中国统治，那么十万多名流亡藏人还一味唱反调，就不仅愚蠢，也说不过去了」（谭若思：《一中帝国大梦》第263-264页）。— 对美国支持的所有这些貌似合理的大义凛然，最简单的答案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呼吁、谴责美国，为什么不让世界各国人民公投，加盟美丽尖合众国﹖
　　89 贾仕武：《全球化与共产党》。
　　90 马晴燕：〈俄罗斯只有一个总统〉，《环球时报》2005年5月25日，第3页。
　　91 唐德刚：《晚清70年》第2册，第164页。
　　92「疆独的境外组织『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党』宣称，已在新疆网罗六万名党员，成立了178个地下党部」（谭若思：《一中帝国大梦》第250页）。不仅如此，辛亥革命一爆发，英国支持达赖喇嘛发布「驱汉令」：「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240页）。1912年的「驱汉令」，到今天都是达赖喇嘛流亡政权闹分裂的法理依据 — 曾经独立（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第226页）。与此同时，俄国支持外蒙独立。接着，1913年《蒙藏协定》：「1、西藏国主达赖喇嘛赞同并承认蒙古为独立国家，其黄教首领哲布尊丹巴为蒙古国主﹔2、蒙古国主哲布尊丹巴喇嘛赞同并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达赖喇嘛为西藏国主﹔3、两国当于协商之后，设法促进佛教信仰﹔4、蒙藏两国从今以后，凡有外患内忧，双方皆当永远互相赞助」（张植荣：《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第231页）。不仅如此，1913年，中、英、藏在印度西姆来开会，西藏代表提出的要求是：「1、西藏独立﹔2、西藏疆域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3、光绪19年及34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4、中国不得派官员驻藏﹔5、中蒙各处庙宇向认达赖为教主，均由达赖委派喇嘛主持」（牙含章：《达赖喇嘛传》第252页）。
　　93 谭若思：《一中帝国大梦》第99-105页。
　　94 唐德刚认为，与中国后来的党国一体相比较，袁世凯是最符合宪政规则的「最正式的正式大总统」（唐德刚：《晚清70年》第5册，第9-17页）。
　　95 唐德刚：《袁氏当国》第104页。「袁世凯的政府由于财政窘迫，必须靠举债度日。在袁世凯就任总统之初，国家每年岁入2.6亿元，……1913年，顶多只有两百万元是来自地方的土地税，政府每月的财政赤字高达1300万元」（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第368页）。利用丰富而莫衷一是的史料，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李洁的《文武北洋》等新着，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民初中央政府的艰辛与无奈。以后国民党发动国民革命，反军阀、反封建背后的社会制度语言是，反对地方自治，强调中央集权。美国学者看到：「在国民党政权那里，封建主义与地方自治的要求是相等的。」地方自治「从晚清开始，它就是这场民主运动的特征」，最后「让位于地方行政。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政治革命开始，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却以社会革命而告终，其矛头对准的是地方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当时的国共「两党都专注于国内政治的重新统一，同时反省自己对地方权威中自治力量的同情」（费约翰：《唤醒中国》第249、251页）。
　　96 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第79-80页。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未遂被捕，醇亲王见汪精卫一表人才，大义凛然，「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先就存了惜才不死之心。这份贵族气质，与日后国共两党拿自家人才大开杀戒，血流成河，形成对照，令读史者扼腕。
　　97《李大钊选集》第2-3页。
　　98 谭若思：《一中帝国大梦》第105页。
　　99 李白虹：〈20年来之川阀战争〉，吉迪：《内忧外患中的蒋家王朝》第121页。
　　100 章太炎为慈禧70大寿敬献生动对联：「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七十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朱卫军：《中华帝王身边的幕僚们》第844页）。
　　101 根据顾颉刚、史念海绘制的「清代极盛时期国界」，朝鲜、琉球、整个印支半岛（包括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和缅甸）、尼泊尔、锡金、克什米尔、阿富汗北部，统统属于中国版图。按照这个版图计算，丢失的国土面积远远超过俄国夺走的150多万平方公里和外蒙古独立157万平方公里（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人民出版社地图室编：《百年国耻地图》）。
　　102 唐德刚认为，「自中山于1917年9月1日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被选为『大元帅』之后，中国即未再统一，始终维持两个法统，以迄于今」（唐德刚：《晚清70年》第5册，第163页）。
　　103 1940年12月24日，日本开始向鄂西、鄂北进攻﹔30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伪政权。「关于蒋介石投降日本的估计已经不能成立了。」新形势下，毛泽东估计，「蒋是精于计算的人，他的流氓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毛泽东多次讲过，「国民党反共必然继续，进攻华中不会停止，但大规模内战与国共分裂目前是不会的」。「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没有便利的战场」。「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始终不过大吹小打而已」。「直到12月31日，他还估计：『蒋及国民党虽其势汹汹的举行进攻，实则他们很怕内战，很怕根本破裂国共合作，故其决心仍有动摇之可能。』不过，他还是接连去电提醒项英：『应估计在移动中可能遇到的特别困难，可能受袭击，可能遭损失，要把情况特别看严重些』」（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106页）。
　　104《道德经》第73章。
　　105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第154页。
　　106 王树增：《1901年》第340页。有意思的是，华裔澳人黄宇和用英文史料撰专着，替叶名琛翻案，对薛福成概括的「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逐一展开深入探讨，反复论证，「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叶名琛比起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林则徐，没有丝毫逊色之处」（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第1页）。然而，在洋人眼里，叶名琛臭名昭彰，这位「广州屠夫」的案是翻不了的。「他用极度残忍的手段，镇压了他辖下两省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位『广州屠夫』有时候每天要处死多达两百人。……叶名琛模棱两可的态度正是巴夏礼和包令所需要的开战理由。……叶名琛召集乡勇，但乡勇的响应并不热烈。与受人欢迎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不同，叶名琛缺乏正规军的支持，因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屠杀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叶名琛在与对手唇枪舌战之际，对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战争却表现得无精打彩和漠不关心。」广州轻易沦陷，「叶名琛对当地百姓的残暴使他们丧失了战斗热情」。叶名琛并非不想逃跑，他在府里安排了「一位酷似总督的人 — 叶名琛的一名手下打算冒充主人」。巴夏礼的「一名手下发现叶名琛正想翻过后墙逃跑，立刻抓住了他」（特拉维斯、弗兰克：《鸦片战争》第199-232页）。
　　107 2004年以来，七大工业国领袖、美国前总统福特、老布什、基辛格、美国财政部部长斯诺、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欧洲中央银行总裁特里谢、日本财务省次官渡边博史、以及高盛、德意志银行、瑞士银行等都纷纷要求中国放宽人民币汇率制度，形成空前强大的国际压力（〈《金融时报》：美要求人民币升值最少10％〉，《信报》2005年5月25日，第3页）。
　　108「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90％的中国青年认为日本是中国的敌人」（伊兹拉莱维奇：《中国改变世界》第188页）。
　　109「1989年5月，『分裂中国学』的创始人、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岛岭雄等人，与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中心共同策划成立了『亚洲展望论坛』。日方参加者主要是学界、财界右翼分子，也有不少类似前首相竹下登的政界巨头置身其中」（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第352页）。
　　110〈十年内中国将分裂成六大块，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称与美高层看法一致：反分裂法不能对付台湾〉，《台湾日报》2005年3月5日（http://www.taiwandaily.co m.tw/index03.php?news_id=38994&datechange=2005-03-05&news_top=c2）。
　　111 2002年，石原慎太郎撰〈战胜中国重建日本的道路〉如是说（王希亮：《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第350页）。
　　112 2000年4月12日，石原慎太郎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第377页）。
　　113 石原慎太郎如是说（王希亮：《战后日本政界战争观研究》第345页）。
　　114 薛君度、陆忠伟：《颠簸的日本》第143页。
　　115「能战方可言和，谈和更需备战」，是1971年5月29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中的名言（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36页）。1894年，甲午海战前，康有为忧心如焚，着《攻日篇》说：「必能战而后能和，能攻而后能自保，未有不能攻而能自保者」（朱卫军：《中华帝王身边的幕僚们》第734页）。
　　116 李鸿章：〈和议会同画押折〉（李扬帆：《走出晚清》第230页）。
　　117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第61-62页。
　　118 唐德刚、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第424、432-435、449-452、480页。
　　119 赫伯特•比克斯：《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第181页。
　　120 唐德刚：《晚清70年》第3册，第54页。
　　121《续资治通鉴》卷95（王树增：《1901年》第398-3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