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民主論壇

仇恨源於争夺,幸福起於分享,公正是秩序的基础。 人类文明的进步来源於对公正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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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tion: Canada

Saturday, March 29, 2008

303人联署“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

关于处理西藏局势的十二点意见

1.当前中国官方媒体的单方面宣传方式,具有煽动民族仇恨和加剧局势紧张的效果,对维护国家统一的长远目标非常有害,我们呼吁停止这种宣传。

2.我们支持达赖喇嘛的和平呼吁,希望遵循善意、和平与非暴力的原则妥善处理民族争端;我们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行为,强烈敦促中国政府停止暴力镇压,呼吁藏族民众也不进行暴力活动。

3.中国政府宣称“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事件,我们希望政府出示证据,并建议政府邀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证据、事实过程和伤亡人数进行独立调查,以改变国际社会的相反看法和不信任心态;

4.我们认为类似西藏地区中共领导人所说“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那类文革语言无助于事态的平息,也不利于中国政府的形象。我们认为致力于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政府,应该展示出符合现代文明的执政风貌。

5.我们注意到,拉萨发生暴力行为的当天(3月14日),西藏自治区负责人就宣布“有足够证据证明这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这说明西藏当局早知道暴乱即将发生,然而却没有有效阻止事态发生和扩大,这其中是否存在渎职,应该进行严肃的调查处置。

6.如果最终不能证明此次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的,而是一场被激起的“民变”,则应该追究激起民变并且捏造虚假情报蒙骗中央和国民的责任者,并认真反省教训,总结经验,避免今后重蹈覆辙。

7.我们强烈要求不对藏族民众搞人人过关和秋后算账,对被逮捕者的审判必须遵循、公开、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序,以达到各方面心服口服的效果。

8.我们敦促中国政府允许有公信力的国内外媒体进入藏区进行独立的采访报道。我们认为,目前的这种新闻封锁,无法取信于国民和国际社会,也有损于中国政府的诚信。如果政府掌握真相,就不怕百般挑剔。只有采取开放姿态,才能扭转目前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府的不信任。

9.我们呼吁中国民众和海外华人保持冷静和宽容,进行深入的思考。激烈的民族主义姿态,只能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有损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10.1980年代的西藏动荡局限于拉萨,这次却扩大到藏区各地,这种情况的恶化反应出对藏工作存在严重失误,有关部门必须痛加反省,从根本上改变失败的民族政策。

11.为了避免今后发生类似事件,政府必须遵守中国宪法中明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让藏族民众充分表达他们的不满和希望,让各民族国民自由地表达对政府民族政策的批评和建议。

12.我们希望汉藏人民消除误解,开展交流,实现团结,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组织和宗教人士,都应该为此做出努力。我们必须消除民族仇恨,实现民族和解,而不是继续扩大民族之间的分裂。一个国家避免领土分裂,首先在于避免民族之间的分裂。

2008年3月22日

签名人:

王力雄(北京,作家)
刘晓波(北京,自由撰稿人)
张祖桦(北京,宪政学者)
沙叶新(上海,作家 回族)
于浩成(北京,法学家)
丁子霖(北京,教授)
蒋培坤(北京,教授)
孙文广(山东,教授)
余 杰(北京,作家)
冉云飞(四川,编辑 土家族)
浦志强(北京,律师)
滕 彪(北京,律师 学者)
廖亦武(四川,作家)
江棋生(北京,学者)
张先玲(北京,工程师)
徐 珏(北京,研究员)
李 骏(甘肃,摄影师)
高 瑜(北京,记者)
王德邦(北京,自由撰稿人)
赵达功(深圳,自由撰稿人)
蒋亶文(上海,作家)
刘 毅(甘肃,画家)
许 晖(北京,作家)
王天成(北京,学者)
温克坚(杭州,自由职业)
李 海(北京,自由撰稿人)
田永德(内蒙古,民间维权人士)
昝爱宗(杭州,记者)
刘逸明(湖北,自由撰稿人)
刘 荻(北京,自由职业)

后续签名

任志红(山西长治,工人)
苗 健(北京,外汇操盘手)
黄晓京(上海,业余学者)
Tseringdhondrup(比利时布鲁塞尔,西藏作曲家)
李 冬(新西兰,原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
车宏年(山东,自由撰稿人)
白 丁(北京,多媒介艺术家)
王哲楠(加拿大多伦多,学生)
张鉴康(陕西,律师)
戚钦宏(广西钦州,干部)
张铭山(山东,自由撰稿人)
武博晗(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生)
陆 文(江苏,作家)
江 峰(上海,IT工作者)
铁 流(北京,新闻人)
雷跃辉(江西,自由撰稿人)
野 火(广东佛山,自由撰稿人)
陶海明(浙江余姚,建筑业)
张显扬(北京,学者)
欧阳淑玲(广州,大学在校生)
小平头(丹麦,自由撰稿人)
张三一言(香港,自由撰稿人)
朱 瑞(加拿大,作家)
康正果(美国,教师)
浩 岭(杭州,作家、杭州师范大学钱江学院教授)
金晓炎(英国,华侨)
苏哲安(Jon Solomon)(台湾 Asst.Prof.,Tamkang University淡江大学助理教授)
仵爱斌(辽宁,民政部门工作人员)
马兴龙(新疆,自由维权人士 回族)
王江雁(美国,工程师)
李明晖(吉林,学生)
王新俊(海南海口,律师)
张 华(上海,在读博士生)
李建伟(美国纽约,自由职业)
王果燊(广西,工程师、佛教弟子 壮族)
徐文立(美国,布朗大学资深研究员)
舒 侠(江苏涟水,编辑、独立撰稿人)
刘 宁(美国芝加哥,工程师)
季 丹(北京,独立制片人)
未立三(上海,书生)
力比多(四川,诗人)
沈子俊(甘肃兰州,自由职业)
毕时圆(澳大利亚,学者)
刘志强(江苏昆山,网吧网管)
张 裕(瑞典,学者)
张 涛(北京,软件工程师)
吴 伟(广州,维权人士)
陈亚罕(美国加州,家庭教会传道人)
陈侍宗(美国,博士生)
吕京花(美国,人权工作者)
荆 楚(广西,作家)
杨一鸥(美国加州,重型卡车司机)
张鹤慈(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全黄懋(英国,工程师)
夏 明(美国纽约,博士、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
陈 影(河南,教授)
邵正祥(云南,教师)
叶孝刚(浙江,教授)
俞梅荪(北京,自由职业者)
李昌玉(济南,教师)
史若平(济南,编辑)
贺承业(四川,教授)
严家伟(四川,自由职业)
阿 森(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刘京生(北京,自由职业)
梁联发(美国旧金山,退休教师)
熊若盘(美国旧金山,退休教师)
魏 碑(美国,经理)
张 勇(青海西宁,评估师)
万延海(北京,公共卫生专家)
靳尚功(山西,退休教师)
谭坚民(广西桂林,职员)
王 飞(北京,自由职业)
何仁勇(重庆,新闻工作者)
周拥平(北京,副教授)
常 坤(北京,艾滋病活动者)
张 慈(美国,作家)
刘少坤(吉林,自由撰稿人)
张 菁(美国纽约,编辑)
陈 雷(河北唐山,学生)
沈小芳(江苏,医生)
老戴维(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齐家贞(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鲁 扬(浙江,自由诗人)
王 宁(新西兰惠灵顿,华文报总编)
徐向刚(美国,自由职业)
陈 锋(黑龙江,自由职业)
王小山(北京,记者)
蒋文扬(北京,记者)
简昭惠(澳大利亚墨尔本,作家)
王 嵩(山东,IT民工)
陈仕强(香港 教育工作者)
胡 平(美国,学者)
康秋星(巴黎,自由职业者)
一 梦(浙江,工人)
欧阳懿(四川,人权民运人士、自由撰稿人)
自 风(河南 自由职业)
白 夏(Jean-Philippe Béja)(法国,汉学家)
秦 耕(海南,作家)
阿 木(澳大利亚,自由撰稿人)
马育忠(西安,公民)
余志坚(湖南,自由撰稿人)
姚立法(湖北,基层选举活动家)
宗政探(香港,自由职业)
林树坤(瑞士,科技出版人)
杨仲侠(南京,教师)
孙 丰(法国巴黎,维权人士)
李彦修(北京,自由职业)
王中陵(西安,教师)
赵云江(黑龙江,职员)
黄 飞(上海,公司职员)
唐芝云(南非,前《南非华人报》总编辑)
黄晓敏(成都,自由职业)
章立凡(北京,学者)
李 新(北京,退休)
limingtian(河南,教师)
黄燕明(贵州贵阳,自由撰稿人)
赵景洲(黑龙江,司法难民)
陈慧娟(黑龙江,无业)
Etienne Oliveau(北京,摄影师)
张小锋(上海,程序员)
张津郡(深圳,职业经理人)
翔 思(法国,自由译者)
杨 帆(北京,建筑师)
廖双元(贵州贵阳 维权人士)
吴玉琴(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黄燕明(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陈德富(贵州贵阳 维权人士)
陈 西(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张重发(贵州贵阳 维权人士)
莫建刚(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申有连(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吴 郁(贵州贵阳 自由撰稿人)
张明珍(贵州贵阳 维权人士)
穆家峪(重庆 自由撰稿人)
丁贵雄(内蒙古 农民)
岳天祥(甘肃 无业)
陈晓昶(宁夏 自由职业者)
王凤山(甘肃 自由职业者)
程 凡(温州 教育)
艾斯瓦尔兹(阿市 蜗客)
朱利全(江苏南京 自由职业)
勇士心(江西,自由职业)
麻 凡(河北 教师)
徐少为(台湾桃园 德汉/英汉/西汉翻译者、自由撰稿人)
唐 琪(四川 公司职员)
邹光旭(山东 IT)
郭 艳(广州 教师、被冻结注册律师)
郭小林(北京 退休者)
武宜三(香港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香港五七社社员)
麒 麟(青岛 高级技师)
谭天然(美国加州 医学研究)
方家华(贵阳 自由撰稿人)
影 云(美国 电子行业)
孙显忠(中非班吉 土建工程师)
高源(巴黎 摄影家. 画家.)
Yichun Wang(美国 统计学家)
陈 龙(北京 前藏人文化网总经理、媒体策划人、独立出版人)
沙 凛(扬州 独立知识分子)
刘 凌(湖北 医生)
孙治淮(南京 退休干部)
吴不谈(北京 IT)
唐荆陵(广东 法律顾问)
科保郎加 (美国 密西根大学教师)
王清营(河南 公司职员)
王犀利(香港 雇员)
金书亚 (北京 编辑)
程 立(天津、自由职业者)
一 辉(四川,诗人)
李元龙(贵州毕节,自由撰稿人)
陈淑惠(台湾 媒体传播业)
金 镖(北京 编辑)
萧桂林(江苏 学生)
郭恬熙(澳门 艺术家、撰稿人)
杜义龙(陕西,自由职业)
山中樵(湖北 IT)
江天勇 (北京 律师)
秦 晋(澳洲华人,自由撰稿人)
徐 丹(加拿大圣约翰市,画家)
汤 宝(台湾 学生)
王 雨(四川 无业)
张国堂(湖北宜昌 自由职业者)
澳楼梅(澳洲 商人)
孙立勇( 澳大利亚 工人)
陈 标( 澳大利亚 自由撰稿人)
海洛英(澳大利亚墨尔本 自由撰稿人)
Yongyi Song( USA Educator)
李春安( 法国 民运人士)
沈志庸(北京 原北大学生右派)
万耀球(北京 原北大离休右派)
罗世明(黑龙江哈尔滨 无业)
吴越雨(江苏南京 自由职业)
桂世垠(沈阳 建筑师)
龚百修(台湾高雄 老师)
鲁登川(四川达县 农民工)
苗 淼( 广东 计算机)
毛国良(浙江 异议人士)
刘文鹏(湖南 医务工作者)
万 生(法国 自由撰稿人)
郑 义(美国华盛顿 作家)
李 泽(加拿大 工程师)
Michel Bonnin(Paris EHESS, Professor)
孙学俭(美国旧金山 华侨)
张民昌(桂林 自由职业)
黎小龙(广西南宁 自由职业)
谭作人,四川,环保人士
陈晓旭 (英国剑桥 学生)
吴 昊(北京 教师)
郑宇硕 (香港 大学教授)
余若微 (上海 自由职业)
冯正虎 (上海 宪政学者)
林训迪(广东 学者)
曾伯炎,四川,编辑
陈云飞,四川,农民助理
孙宝强(女)(上海,网络作家,回族)
李 波(北京 科研人员)
吕洪滔(吉林,教师)
朱杰灵 (美国洛杉矶 南加州大学 政治与外交关系博士候选人)
步 峰( 澳门,作家,诗人 )
敬 佳 (广东,诗人)
李向阳(笔名何仁,山东省沂水县人,中学教师)
jack.zhang (浙江,学生)
范士贵(北京 自由职业)
胡肖锋(浙江杭州,教师)
辛 明(加拿大, 科学工作者)
汤 纯(Ecully,学生)
陈春志(深圳,工程师)
曹之行(甘肃,自由职业)
杨沁雨(四川,学生)
吴日天 (吉林长春,待业青年/摇滚青年)
广 汝(江西省南昌市,教师)
Ole Reitov(丹麦 哥本哈根 项目经理)
Liwen Huang(美国,职业经理人)
苗 军(山东,自由职业)
陈东华(四川 教授)
Jack(北京,学生)
Liang(paris,finance)
良绍文(北京,工程师)
刘 波(东京,企业家)
苏元真(教授, 杭州)
谢梓敏(日本京都,电信技术人员)
Rosemary Haddon(新西兰,学者)
杜和平(贵州,道家研究者)
刘 瑞(长沙,私营业主)
张庆发(山东,教师)
刘正有(四川自贡,失地失房农民)
罗云庚(澳大利亚墨尔本,自雇
赵东明(澳大利亚墨尔本,自雇)
吕 易(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牧师)
罗 杰(ROGER)(法国,教育家)
常怀杉(澳洲,商人)
DAVID M. DASTYCH(波兰华沙,记者)
李 铁(湖北武汉,宪政学者)
黄民胜(法国巴黎,学生)
叶莹莹(加拿大,采购)
李 玮(江苏,公务员)
严茜茵(北京,无业)
荪乐怡(北京,无业)
Chang Xu (US,学生)
格 桑(青海,高级经济师、自由写作者)
马晓明(西安,自由撰稿人)
马少华(北京,大学教师)
焦国标(北京,学者)
刘伟民(巴黎,自由职业)
蓝山(上海,媒体自由撰稿人)

梁晓燕(北京,环保人士)
丘岳首(澳大利亚,学者)
杨 光(深圳,学者)
王光泽(北京,记者)
Bernard Grandjean( France,Strasbourg, writer)
萧文夏(澳洲悉尼,自由职业)
徐志操(河南,自由撰稿人)
邓焕武(重庆,自由文艺)
(截至目前303人)

西藏事件的来龙去脉

作者:冼岩
 
一,前因
 
3.14西藏事件的发生,看似偶然,但其实背后有三重原因,远因更在49年之前。
 
第一重原因是宗教信仰引发的冲突,肇因于1959年的达赖出走印度。这是中央政府对藏工作的一次重大挫折。如果达赖留在国内,自然会成为另一个班禅,藏民的宗教信仰将“班禅化”,不但不构成中央治理的障碍,反而可成为治理的臂助。实际上,藏传佛教在历史上一直是作为统治者臂助存在的。但如今宗教信仰的精神领袖身居国外,而且与中央政府处于对立状态,由宗教信仰引发的紧张关系就将始终存在,而且不断地通过各种偶发事件表现出来。
 
第二重原因肇始于2006年7月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铁路通西藏本是好事,改善了交通,促进了交流,有利于西藏的经济发展。但发展不等于幸福,铁路进藏的另一重效应是使得西藏门户大开,有点类似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在进入者看来,自己是带来先进文明,促进了当地发展;但在被动接受者看来,自己是经济上、资源上遭到剥夺,文化上、精神上遭受歧视(至少必须屈服于对方的“先进”之下),有被同化的危险。汉人随铁路大量入藏,加剧了汉藏摩擦、紧张、对立和冲突。从2006年到现在,不到两年时间内,西藏的一些经济指标确有增长,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在复制中国社会这30年的另一过程,即贫富分化加剧。纵然整体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通过对比,许多人还是觉得自己“亏了”,对现状不是满意而是怨恨。这种怨恨在西藏不但有着文化的加成,而且还有明确的对象,那就是汉人。毫无疑问,这几年是西藏社会的过渡期,也将是事故的多发期,文化冲突叠加了经济内涵,西藏的一些地区已经铺满干柴。
 
第三重原因是近因,即国际因素,具体指去年10月17日达赖获颁美国国会金质奖。美国国会给达赖颁奖,当然有价值方面的原因,但是否仅仅只有价值原因,而没有战略考量?对于美国那些现实主义的战略家来说,如果能够给制度不同,发展迅猛,已经成为“最大潜在对手”的中国制造点麻烦,又何乐而不为?众所周知,在美国白宫与国会的智囊中充斥着大量这种战略家,他们对美国政策的制订和政客们的言行有着极大影响力。因此,不能排除美国给达赖颁奖兼有战略利益的考量。
 
颁奖的结果是,“藏族民众自发庆祝”。拉萨哲蚌寺的僧侣准备举行仪式庆祝,遭当局制止,发生冲突。冲突的模式与3.14一样,种子已经埋下,只不过在3.14又找了个理由重新爆发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年3.14只不过是去年10.17的逻辑延伸和延时爆发。
 
二,是非曲直
 
看不出中央政府在此次事件的处理上有何大的不妥。既然暴力事件发生了,已经殃及无辜,不管暴力的行使者有着怎样的信念和理由,解决问题的有效方式只能是以暴止暴。政府方面唯一可指责的是:有西方游客讲述,在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当地政府似乎只是旁观,听任骚乱藏民打砸抢烧。如果这一情节属实,虽然政府的迟钝或克制从事后的国际舆论反映上可以找到原因——及时行动将导致危害不显,可能授人以批评的口实——但毕竟这是政府的失职,而且事实证明,政府的这种克制并无助于其免于被舆论指责。
 
有些知识分子认为,事件是由于政府方面粗暴对待示威的藏僧或包围宗教仪式(在甘肃)引起的。这一指责所隐含的前提是:如果政府不干涉,什么灾难也不会发生。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这一点,如果听任藏僧或甘肃的喇嘛行动起来,他们可能动员起数以万计的藏民。那时候如果再发生骚乱(这是必然的,批评者自己也说了“民变往往都会形成暴力,鱼龙混杂,行为残酷,没有理性”),骚乱的规模和造成的死伤就绝非3.14可以同日而语了。
 
只要承认宗教信仰在藏民地区有着巨大影响力,承认“庆祝”或“示威”并非极个别藏僧的孤立行为而是有着群众基础,就不能不承认上述结论。但有些批评者似乎确实是既认为藏僧的行为代表了藏民心愿,又认为这种行为不会引发大规模动员。这些提出“12点意见”的知识分子,除了指责,拿不出任何可行之方。他们的建议不是会造成天下大乱,就是要严重损害中央一方,不可能被接受的书生之见。当然,即使他们的建议导致了天下大乱,他们也不认为自己负有责任,因为“用什么方法控制事态,那是当权者的责任,不是无权者的责任。当权者不能控制事态,那是他的失职,是有罪”——换言之,即使是自己的建言造成的后果,他们同样可以理直气壮地指责政府。
 
三,各方反应
 
尽管达赖本人表示事态已失控,如果继续发生暴乱他将辞职,言下之意是骚乱者对事件负有责任;尽管许多西方游客都证明骚乱者失去理性,手段残忍,不可沟通,但“国际舆论”仍然几乎千篇一律地指责“中国政府镇压藏民”——不镇压又能怎么样?同样是暴力,同样是伤及无辜,美英等国对恐怖分子不也是采取武力镇压吗?
 
舆论的反应既代表了一种“政治正确”笼罩下的理性盲目,同时与达赖获奖一样,也不能排除某些人有着战略意图操纵其间。中国政府由此应该明白,只要政治制度不变,自己在意识形态将永远是西方国家和“国际舆论”的敌人;再多的共同经济利益,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中国政府的尴尬是,无论是从综合实力对比还是从经济对外依赖而言,中国都没有抗衡西方的能力。不能抗衡就只能尽量靠拢,争取化解敌意。但中国向西方靠拢得越多,自己行为的可选择性就越少,限制越多,左右为难的时候也越多。因此在3.14之初政府竟然不敢及时采取行动。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一软肋,西方战略家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们时不时要在这儿戳几下,制造点麻烦,让你左右不是,忙于应付。
 
至于中国某些知识分子也采取了与西方相同的立场,这是价值和利益同时被“政治正确”绑架的结果。对于某些人来说,如果现在不反对镇压,等自己遭受“镇压”之时,就没有了争取支持的道德立场了。所以一看到“镇压”二字,他们就条件反射,不论具体是非,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抗议再说。
 
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领衔倡议的王力雄。有资料显示,王力雄在9.11等一系列恐怖事件上,也认为责任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恐怖分子也有其道义依托。这种观点,与他在西藏事件上的立场是统一的,做到了前后一致。王力雄曾提出“以超越者联盟抗衡精英联盟”,他的这种态度,确实有“超越”味道:超越了某种观念的束缚。反观参与倡议的刘晓波等人,一会是“今夜美国人”,一会又成了西藏人;既谴责针对西方的恐怖活动,又认同发生在西藏的暴力骚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打得不亦乐乎。

温家宝逼达赖上梁山

作者:方影竹
拉萨等地开枪镇压藏民事件,是西藏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

在此之前,我们见到的是达赖喇六次派人同中共接触,一再表示:只要求自治,不要求独立。笔者多次听达赖的英文谈话录音,语气几近乞求。这对中共来说,本来是统战契机,是一宗舍小本、赢大利的生意。但他们不是傲气冲天,一棒子打回去,就是虚与委蛇,意图拖死达赖,消弭杂音。中共远不如清代皇帝对当时达赖的气度和智慧。但达赖顶住少壮派的压力,一直坚持非暴力理念,避开中共极度忌讳的“独立”二字,打算在有生之年,换得中共让步。这一阶段的特点,用老百姓的俗话说,就是达赖用自己的热脸去贴中共的凉屁股。 (博讯 boxun.com)

此次枪声一响,中共就断言事件是达赖精心策划、幕后操纵、蓄谋已久的行动。有头脑的人会立即发问:你既然知道得如此清楚,为什么不能防患于未然?实际上,中共这种扣帽子、打棍子的办法,在执政后“镇反”、“肃反”、“反右”等运动中,一直使用着,人们再熟悉不过了。

更有趣的是,中共权威人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竟亲自出场做“贴标签”的中共老伎俩了。

温家宝在星期二(3月18日)举行连任总理后的首场记者会上说:“我们有足够事实证明,这起事件是由达赖集团有组织、有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起来的。”而达赖喇嘛也于同一天再次坚决否认中共说他是骚乱事件主谋的指控,而且向记者明确表示:如果局势失控,那么,我的选择就是完全隐退。"

达赖此语,石破天惊,结束了用热脸去贴中共热屁股的阶段。因为他若隐退,非同小可。

达赖喇嘛是藏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精神领袖。他在中共谩骂恐吓下的屈辱隐退,无异于藏人灵魂支柱的被摧毁。情况就象信佛的人在佛前祷告时,忽听佛陀开口:“我走开了!”或如耶稣告诉基督教徒:“从此不需提到我了。”教徒该是什么心情!当藏人得知动手置达赖于死地的罪犯就是中共,那时能不起来与中共拼命?

从另一方面看,年轻一代藏人对达赖喇乞求自治的温和态度,很难予以认同。若中共逼迫达赖出此下策,不仅海外青年藏人必然发动新的冲击波,大陆藏人的反感和抗争,也会火上加油。且看近日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兰州西北民族大学、成都西南民族大学等高等院校的藏人学生,也开始在中共眼皮底下有所动作。大学生动作起来,有什么后果,大家都清楚。

世界范围的反响,方兴未艾。近处看,香港记者协会发表声明,对中共驱赶在西藏采访的香港记者离境,表示严重不满。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则指名道姓,给温家宝下了12字评语:“蛮横无理,自大愚蠢,自以为是”。

此次达赖喇嘛的非凡表态,从现象看是要走下历史舞台,从实际效果看,是上了梁山。哀兵必胜。他的无声将胜过有声,力量大过宋江千百倍,跟上来的好汉千千万。

原载《观察》

民族问题的从量变到质变

作者:王力雄

民族问题如同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事物一样,存在一个临界点,没有达到临界点之前还有挽回余地,一旦过了临界点,就会落进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那种既没有出路也不知何时结束的民族战争。我无法准确评估中国的民族问题离那临界点还有多远,但按照当今政权的路线走下去,无疑越走越近。

例如汉人不断向民族地区移民,一时看似乎有利于当局的控制。然而移民将会直接进入民族地区的基层百姓的生活,在日常的方方面面与当地民族直接面对,争抢当地资源,瓜分当地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之间的冲突就不再是形而上的,不是历史遗留的争论,而是与每人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经验息息相关。这将使民族对立波及到每个民族成员,容易变成巴勒斯坦化那种全民的民族主义动员。

中共目前处理民族问题往往是只考虑眼前,为小利而失久远。这是中国权力体系普遍存在的问题,上上下下莫不如此。这同时也反映了统治者的权力崇拜心态,似乎只要有权力,一切都可以恣意妄为,无需顾忌无权者和少数民族的情感。当局一直公开宣称的镇压政策是“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近年又进一步发挥成“不露头也要打,要追着打”。这种穷凶极恶是中共六四后奉行的“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的民族地区放大版。

眼前看,强力镇压似乎是有效的,然而是不是只要能保持不出乱子,没有人敢于表达不满就万事大吉了呢?其实并不是。当人们请愿、抗议甚至闹事的时候,说明他们对在政府主持下解决问题还抱有希望,当他们什么都不再说和做的时候,那不是稳定,而是绝望。邓小平所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乃是至理名言。遗憾的是他的后人却没有领会。今日当权者这种做法只能震慑一时,长远看却是酝酿更大的爆发。把全部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萌芽状态并不能真实地显露矛盾的性质,很可能许多积极因素也被同时消灭掉。那不是真的消灭了矛盾,只是压抑和加深了矛盾,并且积累起来,早晚会被无法预料的事件引发,从无声中响起惊雷。

西藏事件的责任该由谁负

作者:王力雄

这次西藏事件出现了广泛的暴力,中国方面展示的都是藏人打砸抢烧的镜头,并指控藏人专门残害汉人,而藏人方面则为被当局射杀的藏人尸体所震惊,并以血淋淋的图片作为铁证。其实二者都是结果,应该追溯最初的开端在哪里。

这次事件的起因,和导致1987年10月1日的拉萨骚乱起因非常相似,几乎就是重复。那次也是有僧人在拉萨中心的帕廓街和平抗议,警方拘捕了他们,并且对抗议的僧人进行殴打。这极大地刺激了在传统中把僧人视为“宝”的藏人群众,勾起他们对西藏宗教所受迫害的痛苦回忆。于是群众开始自发地对帕廓街公安派出所扔石头,参加的人越来越多,随后发展到纵火,烧汽车,殴打街上的汉人,捣毁和抢劫街面的商店,同时喊出“西藏独立”的口号。

事隔二十年,西藏当局不知道是失去了记忆力,还是因为权力在手的骄横,这次同样是使用警察暴力,对在拉萨和平游行抗议的僧侣进行殴打。僧侣被打的惨状再次引起了藏族民众的愤怒,导致爆发,开始攻击实施暴行的警察。参与者越来越多,事态扩大。这种没有组织,没有纪律,也不受约束的民变,出现打砸抢烧的行为一点也不奇怪,历史上如此,当代各国也一样。

读史书,常可以看到“激起民变”几个字。民变往往都会形成暴力,鱼龙混杂,行为残酷,没有理性,但是责任却不能归于民众,而是应该由激起民变的统治者承担。且先不说这个事件的是非对错,仅从技术层面来看西藏当局此次的处置方式,竟然一模一样地重蹈二十年前覆辙,一点不接受教训,也足够显现出是多么的愚蠢和不称职。

当民变开始蔓延,暴力镇压几乎就成了唯一的选择。如果不进行镇压,控制不住事态,民变会继续蔓延,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失序,乃至出现政权危机。这样的现实和后果往往被当局作为进行强硬镇压的理由,这种理由也往往会被一些渴望安定却不深入思考的人所接受,成为镇压的拥护者。

对此应该这样看:用什么方法控制事态,那是当权者的责任,不是无权者的责任。当权者不能控制事态,那是他的失职,是有罪。而当权者靠杀人才能控制事态,那不是他的功,仍然是他的罪。决不能因为他最终控制了事态,杀人就变成合理。因为事态之所以出现、发展和失控,就是因为统治者所造成的。况且,使用杀人的方式,只能震慑一时,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冲突,反而会积累下更多的仇恨,把社会推进下一次更大冲突的循环。

达赖喇嘛是西藏问题的钥匙

作者:王力雄

  表面看,西藏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是1959年流亡印度的达赖喇嘛与他的10余万追随者的问题。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西藏问题不在西藏境外,而是在西藏境内。如果问题仅仅是流亡藏人,对中国构不成威胁,境外举行再多的示威影响不到境内,即使是海外绝食自焚的激烈行为,又如何能打动可以为“稳定”在自己首都枪杀数百平民的政府?海外舆论往往如此劝告北京:不及早解决西藏问题,流亡藏人最终将会使用暴力。然而对于拥有世界最大军队的北京政权,这样的威胁对它无足挂齿。
  
  让北京不能不重视的是境内的藏人。他们的人数是流亡藏人的几十倍,生活地域接近中国版图的四分之一。他们是情愿臣服,还是心存敌意?是甘当顺民,还是有一天会揭竿而起?这对北京才是真的西藏问题。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人心的问题。正是由于担心境内藏人与海外藏人联合,北京才对流亡藏人有所顾忌。如果境内藏人真都像它说的那样“心向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大家庭”,它早就会视流亡藏人为无物,不当成问题了。同样,流亡藏人若是得不到境内藏人呼应,也早就会瓦解,失去国际舆论的支持,自生自灭而被历史遗忘。
  
  北京当然最希望有这样的结局,这也是它对“六四”流亡的中国人所采取的策略——离间境内中国人与其的呼应——并取得了相当成功。然而对北京不幸的是西藏流亡者中存在着一个达赖喇嘛,他不是一个可以被丑化和遗忘的人,而是一个关系到全体藏人生命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菩萨”。世俗的实力、军队和政治手段在那样的菩萨面前,几乎无计可施。
  
  
  
•为何人心与“发展”背反

  
  
  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北京治藏的思路重点一直是发展经济。邓小平提出衡量西藏工作好坏的标准是——“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1。目前在西藏执掌最高权力已近十年的自治区第一书记陈奎元,进一步概括为——“党中央国务院动员全国人民支援西藏,帮助西藏加快发展,扶持藏族人民脱贫致富,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现实、最具体的民族政策”2。
  
  近20年是北京在经济上给藏人最多好处的时期,1997年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是1952年财政拨款的324倍,是1978年的7倍3。今日西藏凡花钱之事,来源几乎全在北京。离开北京供养,西藏现有的社会体系(至少是城市)连几天都难维持下去。1997年北京给西藏自治区的财政拨款是33亿9776万元,西藏自己的财政收入是2亿9537万元,而西藏当年的支出是38亿1952万元4。如果没有北京给钱,西藏的赤字将是它自己收入的13倍。按照西藏自治区1997年人口数计算,北京给的钱平均到每个人为1410元。5而当年中国至少有5个省(甘肃、陕西、贵州、云南、青海)的农村人均收入低于这个数字。6也就是说,西藏人即使什么都不做,坐等的收入也比那几个省的几千万农民一年干到头要多。
  
  西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1985年)和三十周年(1995年)时,北京当作礼物分别送了“四十三项工程”和“六十二项工程” 给西藏,总价值近50亿元,而且是指派中国内地的各省市为西藏施工。1994年“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北京还指派10个中国内地省市对西藏长期“对口支援”,无偿提供帮助。全中国只有西藏的农牧民免收农牧税。西藏城市虽有收税,但是收上的税全部留在西藏自用。北京给西藏的优惠政策经常让中国其他地区嫉妒不已。例如西藏的进口税曾经远低于其他地区的进口税(汽车在其他地区进口税率为100%,西藏为10%),西藏因此靠向其他地区卖进口批件就发了不少财。一大批西藏企业和老板当年就是利用这个政策完成原始积累的。
  
  诸多优惠条件使西藏90年代平均年经济增长超过10%,高于全国水平;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9.6%;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9.3%(1991年-1997年)。7这不光是纸上数字,我今年(2000年)在西藏旅行,到处目睹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无论农村和城市,遍布新盖的民居。拉萨等城市更是变化惊人。从文化角度如何评价另说,以方便舒适论已可以和中国内地媲美。在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方面,可以说今日西藏超过历史任何时期。西藏百姓对此也普遍承认。
  
  然而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并没有如北京期望的那样获得西藏人心,反而藏人越来越向没有给过他们一分钱的达赖喇嘛靠近。虽然这些年已经很少发生80年代那种街头骚乱,西藏表面似乎平静,但是只要深入到藏人中间,他们的心在哪边却随时可以清楚地感知。去转经路上随人群走走,或是到寺庙朝拜人群中呆片刻,随时都能听到诵念“杰瓦丹增嘉措”、“杰瓦益西洛布”之声——那是藏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称。祝福达赖喇嘛平安长寿是很多藏人每天必做的祈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是,中国当红歌星朱哲琴为她大获成功的歌曲“阿姐鼓”到拉萨大昭寺现场录制音响时,随机选录了一位藏人老妇的祈祷,直到唱碟已在全球发行,才被听出那也是祝福达赖喇嘛的祈祷词。在一些宗教日的群众场合,更有藏人不顾禁令集体为达赖喇嘛祝福。今日年轻藏人中最重的发誓是对达赖喇嘛发誓,而藏族儿童名字中有“丹增”二字的近年剧增,也是因为这一世达赖喇嘛的名字是丹增嘉措。
  
无论什么事,只要是北京与达赖对立的,绝大多数藏人肯定支持达赖。对班禅之争,藏人普遍拒绝北京的班禅,只认可达赖的班禅。噶举派法王噶玛巴被北京作为“统战对象”时,在藏人中间的威望远不及他投奔达赖喇嘛以后那样高。祈求噶玛巴护佑的祷词原来只在噶举派寺庙可见,噶玛巴流亡后则遍及藏地。现在几乎每个藏民家里都供奉噶玛巴照片。他由于与北京决裂而从一个教派领袖一跃成为各教派共同接受的领袖,并被藏人广泛地视为达赖喇嘛未来的接班人。

  正如噶玛巴宁愿舍弃北京铺就的锦绣前程而去流亡一样,很多藏人也做出同样选择。陈奎元书记对此有这样的讲话:
  
  
  
  “近些年来,多次发生干部、新闻工作者、知名演员、企业经理等人,叛国外逃。他们有的直接投入达赖集团,有的加入西方敌对势力的反华圈。有的人长期受到党和国家的精心培养,现在成了恶毒地反对国家统一、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华民族的分裂主义集团的骨干。”8
  
  
  
  陈书记是全西藏掌握信息最充分的人,他如此讲,足以说明情况。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藏人冒着死亡危险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去印度投奔达赖喇嘛。中共的藏族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军官)一退休立刻转经拜佛,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而那些从小被送到内地接受中共教育的藏族青年,往往成为民族情绪激烈的反对派。
  
  一位藏族官员从五十年代初就一直是中共热情的追随者,连耕地时都在自家耕牛角上扎起五星红旗,每天把家中农奴集合起来宣讲革命,为此他得到一个“加米”(藏语:汉人)的外号。就是这样一个“加米”,现在被当局划入“民族情绪严重”之列受到批判。从“加米”到“民族情绪严重”,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说明什么?其中一部分原因,我在《西藏问题的文化反思》一文中谈过,这里不再深入。可以肯定的是,那原因不是物质的和经济的,也决非是靠“发展”能够解决的。他的生活很不错,房子宽敞,设施现代,子女都属当今西藏的成功人士,可是一谈起政治方面的话题,他就表现得心情压抑,情绪激烈。
  
  他告诫我,如果认为现在比“骚乱”时期稳定就错了,当年闹事的主要是僧侣和一些受煽动的青年,现在则是干部、知识分子、国家职工都成了反对派,目前的稳定只在表面,一旦有一天镇压不住,起来闹事的人肯定要比80年代多得多。
  
  
  
•反达赖运动

  为什么北京为西藏大笔地花钱,却得不到藏人的心?原因有多种,但是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北京与达赖喇嘛的敌对。达赖喇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他代表的是维系西藏五百多年的达赖世系和达赖体制。在藏人的转世观念中,与一世达赖为敌,就等于与全部达赖世系为敌,也就成了与整个西藏宗教和西藏民族为敌。如此,再给钱能有什么效果呢?
  
  80年代北京也曾想把达赖拉到自己一边,那时一直有一个“争取达赖集团和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工作项目(简称“争归”),并设立了专门机构。“争归”没取得实质进展,原因在于双方的差距实在太大。北京允诺给达赖的只是恢复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虚职,不允许他回西藏,也不允许他兼西藏的职务,9而达赖要求的则是整个“大西藏”在民主制度下实现“高度自治”,差距大到如此地步,也就没有了对话的基础,更不要说取得进展了。
  
  为了打破僵局,达赖喇嘛的策略是借助西方对北京施加压力,期望以此迫使北京让步。他成功地实现了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他自己也在那个过程中成为当今国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另一方面,80年代末期拉萨出现街头抗议和骚乱,当局进行了流血镇压,并最终实行了长达419天的军事戒严。这些都导致了西方社会一边倒地站到了达赖喇嘛一边,“西藏问题”也成为西方国家经常用以批评北京的话题。然而这种压力没有换来北京让步,反而使它失去“争取”达赖的耐心,态度转向强硬。它不仅把达赖在国际上的活动认为是敌对行为,而且把西藏境内的闹事也归咎于达赖喇嘛。其藏事官员的说法是:“自1987年9月27日以后拉萨发生的几十次大小骚乱,达赖不仅发表声明予以支持,而且出钱出人进行组织策划。可以说没有达赖的公然支持和策划就不可能出现在拉萨‘打、砸、抢’的骚乱,就不可能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政治爆炸案。”10
  
  事情搞到这种地步,北京才开始意识,它对西藏的“拨乱反正”结果使它陷入了一个怪圈:藏人是一个宗教民族→宗教性质决定信教者对宗教领袖无条件服从→达赖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领袖→同时他又是流亡在外的政治领袖。按照这个怪圈的逻辑,只要给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就必然对达赖顶礼膜拜,达赖以宗教领袖对藏人的精神影响力,就可以很容易地转化为引导藏人反对北京的政治号召力,从而把西藏宗教转化为他的政治资源,这使北京陷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陈书记对此表述得非常清楚——“在精神领域为达赖留下一席之地,分裂主义在政治上就获得了广阔的空间,我们必然处处被动。”11这里所说的“精神”其实就是西藏宗教的代名词。
  
  显然,重新禁绝西藏宗教已经没有可能,破这个怪圈只有从达赖本人着手。1994年北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从此治藏路线转为强硬,达赖被当作了“打蛇”必须先打的“蛇头”12。1995年达赖抢先认定班禅后,北京更是将其彻底视为敌人。主管民族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这样为达赖定性:
  
  
  
  “达赖是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13
  
  
  
  然而由于达赖喇嘛与西藏宗教不可分割的关系,反对达赖的运动必然不会只限于他个人,也不可能只限于政治,而一定会延伸到整个西藏宗教。例如要对达赖进行“揭批”,所有寺庙和多数藏人家却都供奉着达赖像,每天对其朝拜,如何“揭批”?于是便下令收缴和销毁达赖像。这样一个似乎只有古代社会才可能有的行为,却大张旗鼓地于1996年开始在整个西藏实施。最先的反抗来自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四百多名僧人高喊“西藏独立”砸毁了驻寺庙的警察机构;拉萨的色拉寺、哲蚌寺、大昭寺则以停止佛事活动,关闭寺属学校,反锁寺庙大门等行动进行抗议。
  
  面对反抗,陈奎元书记这样思考:“达赖集团渗透最严重、最广泛的场所是寺庙,这里是他们施展阴谋、隐蔽藏身的场所,也是他们的追随者最多的地方……如果不能有效地管理寺庙,就无法制止达赖集团乱藏祸国的阴谋,西藏势必国无宁日。”14他因此下决心将寺庙“从达赖的操纵下拖出来”15,具体所做就是对寺庙进行“清理整顿”。由党政官员和公安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进驻寺庙,僧侣被要求人人过关,接受审查;众多当局不信任的僧侣被赶出寺庙16,遣送回乡,还有一些关进监狱;留下的僧侣则必须公开表态反对达赖;制定了限制寺庙活动的规章,如禁止自行修建寺庙,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在寺庙以外不许宣传宗教等,甚至活佛转世都要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寺庙自主名存实亡,政府官员被安插进寺庙管理机构,任何决定都得通过他们。
  
  运动的扩展没有到寺庙就为止,西藏所有的中共党员、干部和国家职工都被明文要求不许信仰宗教,还要把达赖当作敌人,每人家里除了严禁挂达赖像,还不允许设经堂佛龛,不许请僧侣念经,不许做佛事,不许挂宗教性标志,不许让子女去西藏流亡政府办的学校上学,违反者要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退休者扣发退休金,学生则不予升学。西藏自治区目前有6万多干部,9万多党员,15万职工,其中百分之八十是藏族,加上他们的家属,总的算起来,受这些规定影响的藏人超过西藏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不少单位经常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闯进职工家检查。今年的萨噶达瓦节(藏人最重要的宗教节日),当局甚至要求各单位专门派人到宗教活动场所“蹲点”,监视有无本单位人员出现。还有一些限令到了可笑地步,如规定不许电视台出现经幡画面,结果西藏的电视记者和其他省赴藏记者一起采访时,外省记者专拍遍布民居上空的经幡显示西藏特色,西藏记者却要到处找拍不到经幡的角度。
  
  对没有公职的老百姓,当局无法不允许他们参加宗教活动,但是以往西藏的宗教节日除了拜佛,人们还要玩林卡、会友、喝酒、打牌等,女人们则在那时展示自己的服装和首饰,而在今天的“宗教自由”下,宗教活动场所重重设卡,密布警察和便衣,百姓匆匆做完佛事便马上离开。恐惧使节日的欢乐无影无踪,任何一点诸如醉酒打架之事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总结当局的思路,在无法重新禁绝西藏宗教的今天,它试图做到的一是把西藏宗教分成两个部分,容忍一部分,禁止另一部分;二是把藏人分成两部分,容忍一部分人信教,禁止另一部分人信教。陈奎元书记说:
  
  
  
  “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对宗教的基本要求……假如群众完全接受宗教的引导,那就不是走向社会主义,许多人会由于宗教信仰而被达赖引入分裂祖国、危害社会稳定的危险境地。”17
  
  
  
  因此对宗教,他要禁止“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部分;同时藏人中凡是“拿工资”的,也一律不许信教——吃党的饭就得听党的话。然而宗教是一体的,经历了千百年构建,牵一发动全身,如何是一个自身难保的社会主义所能要求适应的?而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今日世界,又有什么手段能把一个民族再分化成对立的两端?尽管砸饭碗的威胁可以暂时吓住一些藏人,但是饭碗不是人心,人心却可能因为威吓离得更远。
  
  况且,这种分割更像是权宜之计,陈奎元书记在各种场合讲话中所透露的“有神论与无神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是不相容的”18、“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19、“宗教并不是正确的世界观”20、“要向宗教唯心主义争夺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等信息,对宗教信徒而言已无异于是对宗教的公开宣战。而西藏当局目前推动的“淡化宗教”,更被宗教信徒视为有计划、有系统的对宗教的消灭。对此,走马观花的旅游者看不到。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似乎都在正常进行,然而西藏宗教的命脉——被称为“三宝”的佛、法、僧却都受到遏制和摧残。除了前面讲的“整顿寺庙”,西藏宗教界最担忧的是当局对讲经弘法的封杀。宗教失去哲学思想的传播,百姓的信仰只能停留在形式与迷信层面,无法了解宗教真谛,由此必将造成宗教衰微,还有奢靡之风的兴起与社会风气的败坏。同时,宗教界内部的理论研习与传承也无法正常进行,宗教仪轨或被取消或被限制规模,宗教学位的考试也已十几年不批准举行,目前西藏境内的僧人在宗教造诣上远远落后于国外。不满的宗教人士表示,表面上香火旺盛的寺院形同展览馆,而只让老百姓点灯磕头的宗教自由,作用只在于欺骗外国访问者21,还不如没有。
  
  今日北京的治藏路线日趋强硬,“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于萌芽”成为所有行动的指南。然而“萌芽”无可衡量,“消灭”也就可以任意进行,则会成为苛政的温床。西藏现在表面稳定,人们甚至不再表达异议,却不说明问题已不存在。邓小平先生说过这样的至理名言——最可怕的是人民群众的鸦雀无声。如果人表达不满,说明他们认为能通过讲理解决问题,当人什么都不再表达时,则是认为已经无处讲理,唯一能被听懂的只剩暴力!
  
  
  
•达赖喇嘛与西藏人心

  
  
  在北京的无神论视野中,达赖一无军队,二无地盘,只是一个“穿着意大利古奇皮鞋,在世界上东奔西走,从事政治活动的老喇嘛”22。然而这世界不光仅仅有权力。权力只能管有形的事物,达赖喇嘛的根基是在宗教,恰恰对于宗教,权力是最无能为力的。历史舞台上权力转瞬即逝地轮换,宗教却经受千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北京应该认真思考一下,十四世达赖喇嘛流亡四十年未入西藏,为什么从没见过他的境内藏人仍然对他狂热崇拜和信仰?那并非是个人的作用,而是达赖在西藏宗教中的制度性地位。达赖是藏人心目中观世音菩萨的人世化身,是凝聚西藏宗教的核心,也是西藏政教历史的支点。没有达赖体制的存在,至今五百多年的西藏宗教就失去了架构,为佛教思想所滋养的西藏文化也无从谈起,所以对藏人而言,达赖体制绝对神圣,不容亵渎。
  
  北京反对的虽然仅是流亡印度的这一世达赖,然而按照西藏宗教的转世之说,达赖喇嘛至今传承十四世,并非十四个人,而是同一个观世音菩萨的灵魂依附于不同的躯体,因此不能把这一世达赖和以前的达赖分开。北京如果坚持说它反对的仅是目前这一个“分裂祖国”的丹增嘉措,与前世诸达赖无关,就等于否定灵魂的轮回转世和佛教精神延续不灭的学说,也同样否定了藏传佛教的根本,因此它无论如何不能在宣称尊重藏传佛教的同时,又在反对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问题上自圆其说。
  
  佛教认为,生命在六道轮回中循环流转,是个不断经受痛苦的过程,下地狱等自不必说,即使是物质生活富足,也不能免除精神烦恼和生老病死之苦。唯一的解脱之道就是修炼成佛,方能脱离六道轮回的苦难,得以在极乐净土永享安乐——这正是藏人追求的人生终极意义与目标。而成佛之路最重要的就在于皈依上师。所谓上师指的是那些已修成佛者,但是他们为了普度众生,自愿放弃在佛界享受安乐,忍受往复转生之苦,屡返人世引导众生获得解脱。上师是信众与佛界之间的桥梁。按照藏人的说法:“没有上师,就算所有的佛都对我们微笑也无法看到。”因此藏人的每日祈祷首要表达是皈依上师,接着才是皈依佛、法、僧。在西藏佛教中,上师的地位至高无上,除了佛陀释迦牟尼,藏人第二崇拜的就是上师。
  
  上师依修行次第、成就以及传统地位分为不同等级。达赖喇嘛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又是全藏精神与世俗的领袖,等级最高,在传承上是所有上师的上师,得到所有教派的一致依从,因此追溯起来,达赖喇嘛就成为每一个信奉藏传佛教者(几乎是全体藏人)的根本上师。
  
  在藏传佛教中,离开上师的教导是修不成佛的,将永无解脱地在痛苦中轮回,可想上师对藏人是多么宝贵;而在日常思想行为当中,对上师有任何身、口、意的不敬,就是犯了最大的罪,不但所学佛法和所行修炼前功尽弃,而且还要堕落地狱,可想这对藏人又是多么不可接受。他们有这样的戒条:“宁可割掉舌头也不能批评自己的上师,因为上师代表着佛陀本身,诬蔑上师就是诬蔑佛陀”。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知道有没有可能在藏人中间打倒达赖,以及逼迫藏人对达赖进行攻击会引起何种反应了。
  
  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主持恰扎•强巴赤列活佛当年是全国政协常委、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平时对北京表现得绝对顺从,以至被有些藏人骂为“藏奸”。十世班禅去世后,北京放心地让他负责寻找班禅转世灵童。在这个关系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则的大事面前,他内心最效忠的是谁就考验出来了。他暗中把寻访灵童的每一步情况向达赖喇嘛汇报,最终使达赖喇嘛得以抢在中共之前确认班禅转世灵童。恼羞成怒的北京将他判了八年徒刑,但是他毫不后悔。他说:“我是受了比丘戒,并由达赖喇嘛灌顶的。我必须服从灌顶上师的意志,否则是上不了天堂的。”23宗教信徒之所以是信徒,就是为了宗教献身。要他们把热爱世俗政党与政府放在宗教之上,那完全违背宗教的本质,反而是为了实现宗教目标牺牲自己,才是他们追求的光荣。
  
  因此,北京指望通过打倒达赖破解西藏的怪圈是完全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只能不断加剧藏人的仇恨。在“整顿寺庙”的过程中,很多僧侣宁愿被赶出寺庙也不按工作组的要求对达赖进行公开攻击,但他们必定把逼迫他们侮辱自己上师的力量视为魔鬼。有公职的藏人一般比僧侣容易屈服,因为他们的生活命脉掌握在当局手中。流行的说法是“今世靠共产党,来世靠达赖喇嘛”,但是他们无法平衡这种冲突,因为今世口打妄语,必将导致来世(甚至累世)的报应。从这个意义上,共产党给的工资等于是送他们下地狱的路费。在他们中间,普遍为此感到内心痛苦,而且转化成日益增多的恨意。倒是达赖喇嘛多次表示体谅境内藏人在被迫状态下对他进行的攻击,以减轻他们的内心压力,同时也更使他们心向达赖。
  
  今日西藏寺庙虽然看不见公开悬挂的达赖像,但是僧侣们往往把达赖喇嘛的照片放进佛像所穿的衣服里,或者是用哈达包住放在佛龛之中。公开场合则到处是观世音像,那是达赖像的替代品,因为人人都知道观世音就是达赖喇嘛。至于在普通居民家,达赖喇嘛的照片仍然几乎家家都有。而达赖喇嘛讲话的录音带和录象带到处秘密流传,即使是在偏远的西藏农村,很多人也是每天听达兰萨拉的广播。
  
  企图让人民“淡忘过去”或企图“淡化宗教”都属于古典思维。古代可以实现“淡忘”、“淡化”是因为信息可以垄断封锁,今日却没有任何强权能够做到。仇恨如果得不到及早化解,就将被现代传媒不断地强化、流传,乃至扭曲,永不遗忘,即使一时被搁在了一边,只要一有机会,随时就可以铺天盖地,卷土重来。
  
  今天,以再大的声势反对达赖,搞得再猛烈,再坚决,难道还能比得过文化大革命吗?想一想文革时西藏宗教被摧毁之彻底,看一看今日西藏宗教复兴之蓬勃,那样暴烈的革命都没将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崇拜铲除,眼下这些“清理整顿”、“开除公职”又能指望有什么效果呢?
  
  中共人士对此不理解,陈奎元书记就抱怨:“这些年,我们花在修缮寺庙的钱比花在修建各级党政办公设施上的钱还要多。在我区有些地方,寺庙比和平解放初期还多……宗教组织和人士也应当知恩报德,不应纵容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的名义为非作歹。”24然而人的本质在于精神,不是仅仅给予物质就可以满足的。北京把人权等同于“生存权”,错误就在这里;把“发展经济”当作民族政策是一个糟糕政策,道理也就在这里。民族政策的关键是心。物非心,物也不一定买得到心。“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其实一点也不值得奇怪。藏人对此这样说:“他们(中国人)也许为我们做了九十九件好事,但是最后一件却是要杀了我们。是否我们还要感谢他们,要对他们感恩戴德?”25那被说成“要杀了我们”的事,其实就是对西藏宗教的扼杀,因为藏人没有了宗教,也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西藏问题不能再拖

  
  
  北京目前似乎打算以时间解决问题,反正西藏在手,枪杆子在手,达赖兴不起大风浪;国际有求中国大市场,谁也不会真跟中国闹僵,因此尽可以不理达赖,靠时间把他拖到死,流亡藏人就会随之瓦解,西方社会也就失去可捧的明星,那时在西藏境内转世一个新达赖,再收拢西藏人心。同时在西藏推行世俗化,让藏人变成像汉人那样只关注经济,问题就会更少。
  
  我们暂不谈这种思路在其他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一个前提,把希望寄托给时间即使是可能的,至少也需要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保持几十年不变——即从现在到十四世达赖去世,再到北京选的下世达赖成人——才能获得成果,政治体制和领导力量一旦变化,则会导致这种拖延战略发生中断,前面的拖延也就前功尽弃。而这一前提恰恰是最为薄弱的。没有人相信目前中国的政治制度还能再延续几十年,中共的拒绝改革不会造成不变,只不过使变来得晚一些,同时也将来得更为突然和猛烈。当代社会的政治制度转型大都伴随民族冲突,这种冲突也必将成为中国政治转型的首要挑战。若是未来中国的转型具有爆炸或崩溃的性质,后果就可能更为严重,而西藏问题则会首当其冲。
  
  按照当前行政区划,中国藏区(共1个自治区,10个自治州,2个自治县)面积225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领土近四分之一,西藏流亡政府所称的“大西藏”是250万平方公里26,超过中国领土四分之一;历史上西藏是否属于中国目前没有定论,法理上有两可的可能;西藏问题堪称当今世界最为国际化的民族问题,西方世界几乎一边倒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藏人被北京政权迫害已成大部分西方人的定见;联合国大会从1959年到1965年三次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都把西藏列入有自决权的范围。了解这几条,就应该意识到目前看似牢靠的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非没有风险,一旦时局改变,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在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价值观下,有肢解南斯拉夫的先例,西方世界转而支持西藏以自决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分离不是没有可能。在国际社会眼中,达赖喇嘛比任何人都有资格代表西藏,他的要求在某种条件下就有可能成为合法性依据。虽然达赖喇嘛曾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西藏可以留在中国的意向,但至今没有形成法律性允诺,从而使他可以随时退回到西藏独立的立场,并且只要他把责任归于北京不作回应,其立场变化肯定得到西方民意的广泛理解和支持。
  
  在中国保持强大与稳定的时候,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然而在社会发生政治剧变时,国家会变得十分虚弱。即使是社会未出现大动荡的俄罗斯,至今尚未摆脱困境。以目前中国对政治变革的回避,将来的震荡可能十分强烈,困难的时间也会更长。如果那时经济大幅度衰退,内地无心顾及西藏,驻藏军队和政权就会失去内地供给,官员和军人也会失去战斗意志,汉人则会鸟兽散离开西藏,那时会发生什么情况?辛亥革命时期的西藏可以作为前车之鉴,因为上述情况那时都同样发生,结果是西藏实行“驱汉”,并且维持了长达40年时间的独立。
  
  不要说中国内地的动荡持续数年,即使只有几个月时间,已经为那一刻做了40年准备、有一个公认领袖和一个成熟政府的藏人就可能跨越通向独立的界限,抢在中国恢复秩序前实现木已成舟的局面。等到中国有力量重新分心对付西藏时,很可能发现它要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个西藏,而是整个西方。那时刚刚稳定的中国虚弱不堪,不要说没有对付“多国部队”的军事力量,自身能否保持稳定和生存也许都要取决西方。今天中国在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步步深入,已经为那时埋下伏笔。只要经济命脉被西方掌握,根本无需兵戎相见,西方以经济手段就足以让中国俯首。1997年6月3日美国柏克莱市议会全票通过的议案——“制裁与中国占领下的西藏有商业往来的城市”,就已经展现了这种前景。以西方世界的西藏热和对达赖的一面倒,有一天为西藏问题而联合制裁中国,在我看来完全不是幻想。
  
  对中国来讲西藏问题比新疆问题更严重,原因就在这里。西藏问题所具备的因素——历史上主权归属的不确定,国际化程度,西方社会的支持,成熟的流亡政府,为全体藏人共同膜拜并有全球号召力的领袖,汉人居民数量稀少,以及稳定主权的力量全部依赖内地资源——新疆问题并不齐备,程度也低。所有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使西藏与实现独立之间相差的只剩一个机会——即中国自身出现内乱。而北京目前对政治改革的拒绝,等于正在为西藏准备着那个机会。
  
  新疆问题引人注目的是暴烈倾向。在中国发生内乱时,新疆可能出现非常血腥的民族仇杀。但是新疆与中国分离,则是需要在西藏带动下才有可能。西藏问题将是中国民族问题的带头羊,西藏问题解决,其他民族问题随之解决,西藏问题不解决,其他民族问题也一定会随之爆发。
  
  达赖喇嘛今年65岁,在当今人类寿命标准和保健条件下,再活20年不是难事。而20年的时间,中国的政治转型几乎一定要来。考虑到这种时间关系,达赖喇嘛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西藏问题向什么方向发展,他的态度举足轻重,西藏的人心随他而走,人民遵奉他的意志,僧侣为他赴汤蹈火,流亡政府对他言听计从,国际社也会尊重他的意见,给他最大支持。如果把他推到敌对位置,使他对话无门,合作无路,心怀委屈,一旦社会转型的冲击波不期而至,就无法保证他不在时机诱惑和潮流裹挟下转向西藏独立的立场。那时各种促使西藏独立的因素就会在他的旗下最大程度地实现整合,形成合力,西藏脱离中国的可能性会因此大大增加。在这方面,他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千百军队,他的老喇嘛之身有可能调动西方世界的无尽财富27,任何对他的小觑都将是极大错误,并且将付出重大代价。
  
  反过来,如果现在能不失时机地回应达赖喇嘛,与他开展积极对话,平等谈判,及早就他表态接受的“西藏留在中国”之说形成法律文本,则可以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彻底合法化,一举解决长期困扰的西藏问题。西藏主权存在争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这样一个符合国际准则的法律文本。28达赖喇嘛是国际公认的藏民族代表,由他签署这样的文本,会被视为藏民族自己的选择,可以成为杜绝西藏独立的最好保证;无论是藏人还是西方社会,从此没有理由再提西藏独立;历史上纠缠不清的争辩也只限于学术,政治上一笔勾销。而这样一个法律文本,惟有由十四世达赖喇嘛签署才能被世界认可,也惟有十四世达赖喇嘛才能让多数藏人同意接受。
  
  为什么这样说?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十四世达赖喇嘛是在任上流亡,名副其实地担当过西藏政教合一的最高领袖,因此拥有签署协议的充分合法性资格,这是一;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身份没有争议,因此被藏民族共同视为根本上师,他的意见也因此被藏人无条件服从,这是二。除了十四世达赖喇嘛,不会再有人同时具备这上述两个因素,即使是后任达赖喇嘛,也会因为没有担当过西藏世俗领导人而缺少相应权威。这一世达赖喇嘛去世后,如果西藏问题仍然僵持,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两个达赖。那时北京所立的达赖必定被藏人视为傀儡,从而失去上师资格,也得不到国际社会认可;境外的达赖也会因为处于争议之中,身份同样难以得到公认。而一旦根本上师的身份不明,无论由哪个达赖签署这样的文本,都会遭到很多反对。其他人就更没有可能。
  
  目前藏人对西藏前途有各种各样的主张,尤其在流亡藏人中,反对留在中国、坚持西藏独立的比例更大。有一种说法是,在13万流亡藏人中只有一个人不主张西藏独立,就是达赖喇嘛本人。然而调查却显示,64.4%的流亡藏人表示在西藏前途问题上达赖喇嘛怎么说就怎么做。29西藏流亡议会于1997年通过法案,授权达赖喇嘛可以无需经过全民投票独自对西藏前途做出决定。30而我在国内藏区就此问题对各层次的藏人进行询问,最常听见的说法也是按照达赖喇嘛的决定办,所以我相信即使达赖喇嘛最终仍然要经过公决方式征求全体藏人意见,只要是他提出的方案,就一定能得到多数的赞成。
  
  考虑到这一点,中国与十四世达赖喇嘛达成协议就更有意义,因为那除了是西藏领袖签署的协议,还能确保藏人公决的认可,而公决赋予的合法性是最高的,任何反对的声音从此都将失去立足基础。然而同样的方案,如果不是出自十四世达赖喇嘛,结果就可能完全不同。没有了上师的权威,任何一个藏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批评的权利,结果必然是众说纷纭。面对争执不下的局面,能够服众的世俗裁决还得回到全民公决——尤其在未来中国实现民主化以后,然而那时的中国敢不敢同意藏人进行公决?没有达赖喇嘛在上,一旦公决被激进的民族情绪笼罩或是被以民主为名的政客煽动,投票结果很可能是赞成西藏独立的占多数,那时中国怎么办?
  
  因此从中国的久远利益着想,北京明智的做法不是目前这种拖延,更不是把希望寄托于这一世达赖喇嘛的死亡,那恰恰是一种失策,而是应该抓紧十四世达赖喇嘛在世并且健康的时机,对西藏问题着手解决,尽早争取得到一个一劳永逸的结果。时间的拖延不仅对达赖是不利的,对中国也一样不利,甚至更不利。不应该把达赖喇嘛仅当作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与敌人,他更是一把使西藏问题彻底解决的钥匙。当然,搞不好,这把可以打开大门的钥匙,也一样可以锁住大门。
  
  
  
•并非“没有调和余地”


  镇守西藏的陈奎元书记目前是中国反达赖运动第一线的总指挥,他的断言是:“同达赖集团的斗争……事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31正是在这种“不调和”的斗争哲学指导下,西藏的反达赖运动不断升级,也正是在这样一种“不调和”的斗争过程中,藏人的感情不断受到伤害,把藏人越推越远。陈书记与达赖的斗争,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剥掉达赖的宗教外衣”32,然而达赖既然是西藏宗教的核心,又怎么能够剥掉核心的外衣呢?实际上,只要达赖喇嘛一天不回到西藏,西藏百姓一天与其上师处于分离,西藏问题就不能算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如果北京打算等十四世达赖去世后另立一个达赖,也不会达到目的。达赖喇嘛已经宣布,如果他在流亡中去世,他的转世灵童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因为转世灵童的任务是继承前任事业,不可能是为了毁坏前任的工作。33北京当然可以不理睬这种说法,强行推出自己的达赖,然而按照西藏活佛转世的规则,前世活佛生前对转世的意愿和指示是确定其转世灵童最重要的根据。此世达赖已经把话说得如此明白,北京立的达赖肯定会被大多数藏人拒绝。那将不但实现不了北京的期望,还可能造成更严重的对抗。
  
  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不在发展了多少经济,而在于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仅从治国谋略的角度出发,北京也应该重新审视目前的路线,以一个达赖喇嘛为敌,换来几百万藏人离心离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举?作为坚持无神论的共产党人,尽可以把达赖看作一个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为国家的管理者,就应该去设身处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为上”,一个号称“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更不应当只会使用权力,而目前能够对五百万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过于把对达赖喇嘛的斗争变为合作,在对话与协商中寻找一条双赢之路。何况,并非如陈书记所说“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国家里,宗教都不能带给人民实际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部分,带给人类的幸福是难以胜数的,如果与达赖喇嘛实现和解,给西藏宗教自由发展的空间,受益的不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还是早已处于信仰真空的汉地。
  
  北京会说它给达赖打开过大门,是达赖自己的顽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机会,但是我认为八十年代双方接触失败的原因不应归咎于达赖喇嘛。胡耀邦那时所开的条件仅仅是解决达赖喇嘛的个人“待遇”,却不是解决西藏问题。如果达赖喇嘛同意到北京当一个有职无权的副委员长,那只能被视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经为坚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几十年,身为西藏的灵魂和全体藏人的领袖,他除非是彻底丧失理智,否则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种侮辱性的施舍视为“机会”。
  
  因此,与达赖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针对他个人,而是要回应他关于西藏的主张,满足他要为西藏争取的利益。不过在这一点上,人们似乎已普遍丧失信心,北京与达赖之间好像找不到共同点,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场和不可弥合的差距,走进死胡同看起来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必然。
  
  其实仔细斟酌一下双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并不构成矛盾,甚至不处在同一个领域,完全没有发生冲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证的是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按照邓小平的话说“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达赖喇嘛的要求则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说:
  
  
  
  “我并不需求西藏的独立。我过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机会享有名副其实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生活方式,并使之发扬光大。我最为关心的是确保西藏人民极其独特的佛教文化遗产。”35
  
  
  
  一个要的是主权,一个要的是宗教和文化,这两种要求没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达赖喇嘛反复申明过不谋求独立,北京也反复允诺过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但是为什么没有实现包容,反而发展到双方日益对立呢?
  
  问题就在于如何让双方放心。达赖喇嘛提出的标准是——“中国不用担心西藏独立,藏人也不用担心西藏的庙宇会消失”,“让中国人放心,让西藏人放心”。36然而放心不能来自口头,必须有一种可靠的保证。从达赖喇嘛的角度,真正做到保护西藏宗教与文化,“西藏人民必须掌握西藏的内部事务,自由地决定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政策”37,具体就是要“在大西藏的范围以民主方式实现高度自治”。不实现这一点,藏人不能放心。
  
  而对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国土交给藏人“高度自治”,同样不能使它放心。这除了有专制政权不愿分享权力的一面,也的确存在着任何治国者——不管是专制的还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担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来,“大西藏”并不需要真正担心,那只是一个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担心,如果不存在独立的威胁,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减轻中国的负担;值得担心的是“民主”。我这样说,不是出于专制权力反对民主的立场,而是考虑民主对中国的西藏主权可能形成的威胁,那种威胁即使在中国实现民主化后也一样存在。对缺乏民主传统同时又积聚较多怨恨的民族关系,民主非常容易成为爆发民族主义的锅炉。在突然释放的民主环境中,大众、精英和传媒三者互动形成的“广场效应”,几乎一定展开趋于极端的比赛,以极端淘汰理性,以更极端的淘汰极端。那种转轮我们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已经看到。那时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决、选举、立法、民意表达和自由言论,都可能在“广场效应”的作用下支持独立,而若四分之一国土的“大西藏”从此割出中国版图,哪一个治国者能够承受呢?对这个问题,不仅是现在的北京政权要考虑,未来的北京民主政权也不能不考虑,而且应该考虑得更仔细慎重,因为现在的北京还可以采取暴力解决问题,未来的北京却没有可能再去对民主的结果施暴。
  
  不过我们至少已经看到,目前中国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分歧不在目标,只是在达到目标的手段。如果说目标的对立无法调和,手段的分歧却不应该非此即彼、势不两立,因为手段毕竟不是本质,可以商量,只要双方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手段的变通应该不是问题。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把问题集中在一点——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个既能避免“广场效应”又能体现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 从而可以“让中国人放心”的保有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中国也就没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从而“让西藏人放心”的保持西藏独特文化的延续与发扬?
  
别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来,能不能找到这个手段应该是最终的关键。



2000年5月 初稿于拉萨

7月 定稿于北京


1 斯塔,《江泽民主席心系西藏人民》,中国西藏1998年3期。
2 陈奎元,1997年5月14日在西藏自治区人大、政协六届五次会议党员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3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4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99。
5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31、99。
6 《1998年统计年鉴》,见中国统计信息网( http://www.stats.gov.cn/ )。
7 《西藏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页16。
8 陈奎元,1996年9月16日在西藏自治区全区干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9 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1981年7月在北京接见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时的谈话。见《西藏情况简介》,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编,1985年7月,页32。
10 安七一,《达赖的“中观道路”路在何方》,《中国西藏》1999年3期。
11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2 热地,1994年9月5日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四届六次全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3 李瑞环,,1995年11月10日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1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5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6 按照达赖喇嘛提供的数字,从1996年至今有11409名僧尼被赶出寺院或宗教中心。(达赖喇嘛2000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41周年会上的讲话)。
17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18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 同上。
21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周锐鹏在西藏采访后,发表在该报1997年10月19日星期刊上一篇报道《西藏文化宗教遭灭绝了吗?》。其中写到:“西藏没有宗教自由?但罗布林卡新宫开放着,让信徒自由进出,对此,一些英美记者深惑不解。44岁的藏族建筑工人多布吉一间屋一间屋的朝拜,我本以为,在场的官员会感到不自在,出乎意料,同行的外事办、旅游局官员对那些信徒的行为习以为常……一直到结束这趟西藏之行的时候,我们还是没有找到西方一些人指控的藏文化被汉文化‘吞没’的证据。”
22 2000年5月10日西藏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对达赖绝不能抱任幻想》引用国际传播媒体大王墨多克接受纽约《名利场》杂志采访时的话。墨多克被国际舆论批评是为进军中国大陆媒体市场而向北京讨好。
23 《西藏通讯》,1995年第6期,页26。
24 陈奎元,1996年5月25日在西藏自治区地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25 茉莉,《和流亡藏人谈归乡——达兰萨拉人们的心里话》北京之春9811
26 见西藏流亡政府的网页http://www.tibet.com 。
27 1997年12月9日《纽约时报》报导,1996年美国民众慈善捐款为1507亿美元(高于中国大陆当时的全部外汇储备),其中一半捐给了宗教事业。(引自曹长青)
28 1951年双方虽然签订过《十七条协议》,但一是合法性尚有争议,未被国际认可;二是1959年的拉萨事件和达赖出走,已经导致协议从双方角度同时作废。
29 曹长青,《北京为何拒绝达赖喇嘛?》
30 达赖,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1 陈奎元,1995年7月29日在中共西藏自治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32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3 达赖喇嘛,1997年5月25日在纽约对居美藏人的讲话。
34 陈奎元,1996年7月23日拉萨市精神文明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35 1998年3月10日在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36 台湾《中国时报》記者林照真,《独立路迢遥,流亡藏人最想‘回家’》,1998.11.09。
37 达赖,在1998年3月10日纪念“拉萨事件”39周年会上的讲话。

谈“历史记忆法”和佛朗哥清算 --对茉莉的“指教”

作者:王希哲

1、老王是左派自由派。对西班牙今天“迟来的转型正义”,清算反共杀人专制魔王老
佛朗哥,那应该是踊跃拍手支持的。不过,还是想了想。

2、一看茉莉那天抬出欢呼《历史记忆法》文章来高兴的样子,就有点想提醒茉莉:你
们自由派基本是右派,茉莉算是比较率真可爱的小姑娘型自由派,但这坛上,坚定站稳
了反共立场的成熟老到的右派自由派大有人在,无需老王来“指教”茉莉,很快就会有
人“指教”的。果然,不旋踵,那个白兰就出来教训茉莉了,这一下,风向就立转,佛
朗哥不再是应该被清算的,倒应该是被评功摆好的了:

“佛朗哥推翻和镇压的...是苏联操纵领导下的西共组成的共党政府. 如果老佛当年没
有把这个政府推翻了, 那么很可能是苏联的卫星国就不局限在中亚和东欧了. 对世界和
西班牙人民的危害远比老佛统治几十年要大多乐. ”,佛朗哥“可以说是有一定功劳和
存在的必要性的”,“为了防止共党联苏灭国, 老佛独裁是不得已地.”

“要不是佛将军铁血护国,俄杂西班牙共党会让西人死得更多,死得更冤。...佛将军
误杀一些人,纠正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是窃国大盗。”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马上就完成了民主转型,甚至可以说,转型的基础,最早是由佛
朗哥奠定的”

甚至那位老王后来才明白其身负考察网民反共坚定性职责的“自由派”,贝某,也要感
叹“佛朗哥镇压和蒋介石剿共一样,都是“不得已”,...”,清算佛朗哥“天道不公
啊”!

这一来,茉莉马上动摇,她虚晃一枪,自己下台:“对西班牙最近颁布的历史记忆法,
大家都持肯定态度。”
但是,没有“大家都持肯定态度”呀!
然后,佛朗哥在她的笔下,马上变成:

“佛朗哥屠杀的人,不少是有武器的左派共党,而毛邓屠杀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这么说,佛朗哥杀的不是“无辜”,而是有辜的了,佛朗哥杀人“不得已”的了。

但正是这位小姑娘般易变的茉莉,其大作正文写得清楚:
“北欧国家的知识分子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西班牙人至今不去追究佛朗哥统治时期滥杀
无辜的罪行。”

茉莉的“无辜”一天之间,就变成了不得已该杀的“有辜”,仅仅因为“左派共党有武
器”。
但正是茉莉昨天正确指出“佛朗哥...这位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发动政变,推翻民
选的左派共和政府,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西班牙内战”。左派共党组织的是合法民选政府,
合法政府当然合法有武器,怎么就成了该杀的理由?倒是佛朗哥“发动政变”,“推翻
民选政府”,性属叛军,手中武器才是非法的,该杀的。站在一般的“自由民主”立场
判断,茉莉原来的陈述是对的呀,但被老到的反共右派“自由派”打一巴掌“指教”,
马上就变,可见其“自由”立场的脆弱!

3、所以,确实的,对反共右派自由派来说,根本不在“专制行不行?”,“杀人行不
行?”,而在谁专制行不行?谁杀人行不行?反共右派专制共党左派是可以的,杀共党
左派也是可以的,杀多少,“杀人不眨眼”,都是“不得已的”;共党左派专制反共右
派是不可以的,杀反共右派更是不可以的,是不能允许毛泽东以“不得已”,邓小平以
“不得已”为自己辩护的。

下面,老王可以谈谈对佛朗哥和“历史记忆法”的看法了

4、“正义”,从来是社会不同利益集群有他自己的价值判断的。30年代世界第三国际左
翼运动势不可挡的背景下,西班牙民选左派政府完全可能把持选票所得政权,破坏民主,
走向“无产阶级专政”,这对左派来说,是他们的“历史正义”。但对右派极右派来说,
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挡这一趋势,甚至军事叛乱推翻左派政府,保卫大地主、教会和
专制军人利益,则是他们的“历史正义”。西班牙内战就是这两种“正义”的碰撞。佛
朗哥法西斯胜利了。法西斯一定战后清算?不,老王早说了,法西斯今天在全世界法定
妖魔化只是因为它战败。佛朗哥法西斯没有正式参战而战败,战后一般自由派也奈何不
了它,它反而得到西方支持。佛朗哥坚持以法西斯反共杀共,一直坚持到70年代他死去。
而70年代,正是全世界红色共产主义大退潮的开始。佛朗哥坚持到这一天,不再担心共产
主义,因此撒手去前,就有意培养好了新形势下必定要改变他路线的民主派接班人,使得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马上就完成了民主转型”,可见,我们若站在右派立场,就不能不
承认佛朗哥真是个伟大人物。他不但不应被清算,还应被崇拜,被歌颂,“佛将军误杀一
些人,纠正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是窃国大盗”。但我们要记住,站在左派的立场,一样理
由,我们就同样不能不承认毛泽东的伟大。他不但不应被清算,还应被崇拜,被歌颂,
“毛主席误杀一些人,纠正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是窃国大盗”!

5、民主,就是参与民主的社会各集群(集团、政党、群体)的历史价值观平等。要垄断
历史“正义”“真相”的解释,并转化为政策,都必须是一派压倒一派后的结果,甚至是
一派对一派专政的结果。民主,它就只能向前看,不能向后看纠缠、清算。这样,在佛朗
哥的接班人开明右派自由派的主持下,70年代西班牙各派和解协商会议达成的不成文
默契“缄默协议”,“遗忘协议”,就不但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西班牙民主社会绝对必
要的,不是什么临时权宜的。果然,它30几年,基石般保障了西班牙民主转型的相对
成功。

6、但左派,甚至包括了自由派茉莉们今天居然把当年的这个民主基石性的各党派默契协
议,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为了保障当年的和平过渡而反映的那时的国家各阶级各
派力量对比,现在形势变化了,力量对比变化了,这“协议”就可以由势力大的左派片面
操弄选票去推翻了,否定了,去追求左派的历史“正义”和“真相”而清算右派了,那就
极其危险了!既然有了历史的协议,哪怕是当年默契,无论社会力量变动如何,也就永远
不可由任何势力片面推翻。今天你势大可以不认帐推翻,要你的“正义”,“真相”,明
天右派势力大了,一样可以不认帐推翻,要恢复它的“正义”,“真相”。左派执政永远
不犯错误不可能,他们的错误和危机总会有一天又把大部人民推向右派一边,于是,右派
杀左派的一天又来到了。西班牙国家动荡和民主的倾覆,就从“历史记忆法”开始!
所以,不是历史承诺或协议不能推翻,而是推翻后的结果。历史决议推翻后,国家和社会
就要准备承担社会力量对比再次变动后的再次推翻和不断推翻的动荡后果。

7、把夺权斗争中一切历史的承诺,协议都看作策略的“权宜之计”,一旦力量对比变化,
立即翻案不认帐,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左派共党的惯技,茉莉们都忘啦?老王这样的
左派自由派最反对这种共党惯技,现在继承老共产党势力的西班牙左派显然又在玩这种伎
俩,怎么茉莉自由派们会欢呼?倒是反共右派们清醒,不会一听“清算”就欢呼(那个大
贝可能为了恨老王一时不察欢叫了一声,立即清醒改了口风)。但他们的清醒,不过是本
能的仇共立场,比不上老王认识的客观和深刻。茉莉要学习老王。

8、在台湾,反国民党的左派民进党,玩的也是西班牙左派今天这样的诡计。即便按照谢
长廷的说法,当年进入而且参与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体制,就是明示(而不止默契)承认中
华民国体制。一旦自己力量大了就翻案,要玩死中华民国,片面强迫全台湾跟着他们承认
“台湾国”,操弄民意强行推行他们的台独和皇民的“正义”,“真相”和价值观。这还
能有民主吗?故老王极其厌恶他们。

9、事实上,我们看“历史记忆法”第二条和第三条,已经是在强制推行左派对右派的专
政:“禁止在安葬佛朗哥的英灵谷举行集会或游行政治活动,佛朗哥纪念碑将被改成受
害者纪念碑。在那里纪念被佛朗哥统治下受害人的活动例外 ”。(转引。非原文)
你看,只许左派活动,不许右派活动;只许肯定左派对佛朗哥的历史价值观,禁止肯定
右派对佛朗哥的历史价值观。国家政治活动和历史价值观,由一派决定和垄断。什么叫
专政?这就是专政!
台湾的民进党多羡慕啊!他们的文章能见到流出的口水。可惜的是,他们的“民主”,
“清算”有美国和中国实际管制着,不然,更专政百倍的绿色“历史记忆法”,早就出
笼。

10、把30年前“民主转型”和30年后“历史记忆法”出台,解释成“老一代,总会死去;
没有包袱的新一代,总会上来”,这根本是唯心的。个人会死去,集群不会死去。集群
的历史价值观会作为该集群的利益基因,由老一代向新一代一代一代传递下去,继承过
来,除非特定集群随社会的发展而微弱,消亡。贝某们对历史受清算的,大多是右派专
制者而不是左派专制者,大叹“天道不公”,不能明白。其实这“天道”的秘密就在,
右派专制总是极右派,而极右派一般代表的是已经不能长期稳定而没落下去的旧社会势
力利益,如封建地主,专制军人或旧式教会,而左派专制,一般代表的是基层劳苦人民
利益。而这些基层劳苦人民是永远存在不会衰亡的。他们可能因左派的错误或变质而跟
随右派反对左派,甚至推翻左派,但一到发现,而且会必然发现右派根本不代表他们的
利益,甚至更残酷剥夺他们的利益,他们将回到左派一边。这才是左派专制难以被清算
的最深刻社会阶级根源。

11、结论:除非中共政权被右派革命推翻,你要怎么清算都可以。只要未来中共可能与各
派爱国民主政治势力达成成文不成文(我想一定要成文)协议,尊重参与中国民主各派势
力的历史价值观平等,共同转型民主社会,那么,茉莉们说的和希望的“在中共统治下发
生的一切杀戮与镇压,都应该在未来的民主制度下得到清理和追究”就不对,相反,永远
不得“清理和追究”。为什么?因为不是你在对左派开恩,不是你可以什么“大赦换真相”
,而是在亲共的相当广大的左翼人民眼里,“中共统治下发生的一切杀戮与镇压”都是保
卫社会主义正义事业不被右派叛乱推翻的“不得已”,这是左翼人民的“真相”和“正义”,
这是在未来民主社会必须平等尊重的价值观,当然,像右派对佛朗哥的辩护一样,“毛
主席误杀一些人,纠正是可以的,但不能说是窃国大盗”!”一切毛主席像和纪念堂该保
留的,一概保留,不得以政治原因拆除。人民可以自由地在那里唱《东方红》集会或自由
地在那里唱东方黑,反毛,受警察一体的平等保护,就像一切蒋介石像和纪念文物在大陆
和中国统一后的台湾,该保留的,一概保留,可恢复的一律恢复,不得以政治原因拆除。
人民可以自由地在那里缅怀蒋公集会或反蒋集会一样。

特“指教”茉莉们。


老王
2008年2月15日
xz7793@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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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从缄默协议到历史记忆法———谈西班牙追究佛朗哥罪行

茉莉

“我记住橄榄树林的一阵悲风。”当西班牙著名诗人洛尔加吟诵这句诗时,他不
曾想到,1936年八月的一个黎明,他会被佛朗哥的长枪队杀害在橄榄树林边。由
于拒绝为独裁时代演出,不朽的大提琴家卡萨斯流亡在法国边界的一个小镇,十
几年遥望着祖国西班牙,直至年迈客死他乡。

他们经历的是西班牙历史上的一场巨大劫难。在1936年到1939年的内战中,至少
有六十四万人像诗人洛尔加一样被杀死,有十几万人在战后被佛朗哥政权报复性
镇压。此外还有几十万流亡者,和音乐家卡萨斯一样逃往异国。

西班牙的“亡人谷”,阳光下累累白骨,正如著名评论家拉腊当年曾为西班牙写
下的墓志铭:“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

然而,这样涉及千家万户的巨大罪恶,却在七十年里被西班牙官方隐藏了。直到
2007年10月31日,西班牙国会众议院通过《历史记忆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正
式谴责佛朗哥的独裁统治。12月10日,西班牙参议院通过了这个法律。血流成河
的历史伤痛,终于公开在阳光之下。

这个回溯历史的正义法案,被形容为一个手榴弹,在西班牙朝野爆炸开来。之所
以爆炸声这么强烈,是因为这段历史已经沉睡得太久。

◎四十年血腥,三十年缄默

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瑞典和丹麦等北欧国家,都有人前去参加国际纵队,支持西
班牙的共和国政府,他们中不少人在和佛朗哥作战中牺牲。因此,北欧国家的知
识分子一直很奇怪,为什么西班牙人至今不去追究佛朗哥统治时期滥杀无辜的罪
行。英国的一个历史学家曾经撰写一本书,专门谈“西班牙集体健忘症”的问题。

在佛朗哥专制统治四十年间,人们道路以目不能声张,还情有可原,但在西班牙
走向民主和现代化的后三十年间,历史真相仍然喑哑,这就涉及到西班牙特别复
杂的历史社会背景。

首先是佛朗哥本人的复杂性。这位杀人不眨眼的独裁者,在71年前发动政变,推
翻民选的左派共和政府,由此引发了著名的西班牙内战,由于有希特勒、墨索里
尼的支持,佛朗哥击败了共和派,自任摄政王,在国内实施军事统治。但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佛朗哥出人意料地让西班牙保持中立,间接地协助了盟军。在后
来的冷战中,佛朗哥和美国保持盟友关系,令西班牙跻身于工业国家之列,获得
经济起飞。

其次,西班牙政治改革的艰巨性,导致长期的妥协。1975年,佛朗哥终于去世,
但他的统治集团原班人马不动,只有佛朗哥生前指定的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是
一个新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政权的和平转移,执政党和在野党一致同意,放
下过去的恩怨。从此西班牙开始政治改革,废除高压政策,从一党制转为多党制,
在法律上认可在野党的合法性。

这是一个旧的专制体制自身启动的政治改革,这个改革避免了暴力和社会动荡,
取得了成功。但这个成功付出的代价是:忽视罪恶,对真相保持沉默。当时各派
达成一份“缄默协议”,又称为“遗忘协议”,对于内战和佛朗哥独裁统治的罪
行既往不咎。

◎残缺的民主得以健全和完整

无论西班牙从独裁到民主的和平过渡多么成功,但“缄默协议”的存在表明,这
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残缺的,是有瑕疵的。当年西班牙人急于摆脱令他们痛彻骨
髓的过去,选择了遗忘,掩盖了伤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旦这个国家的民主
走向成熟,人们痛定思痛,就需要寻求和反思真相了。

于是,这个迟来的《历史记忆法》就必然性地产生了。它的主要内容是:在佛朗
哥独裁统治期间的政治法庭及其判决均属违法,因此受刑的反对派人士和游击队
员都将恢复名誉,而这些人及他们的亲属有权提出赔偿申请。此外,西班牙社会
中有佛朗哥痕迹的内容,包括广场、纪念碑等都将被清除或者改造。

这就令人想起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1994年,南非黑人从种族隔离制度
下解放出来,一年之后,曼德拉领导的政府便设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
1960年到1994年之间所有人犯下的罪行。当图图大主教领导这个委员会开始工作
时,他谴责了遗忘,强调真正的宽恕要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

人们都知道,牺牲真相和正义,并不能换来真正的和解,反文明反人类的罪行如
果得不到清算,社会将一直潜藏着仇恨与反击的可能。因此,不少国家在民主转
型之后,都如南非一样,采取“以大赦换真相”的方式处理历史问题。比较起他
国来,西班牙已经迟延了三十年。

由于旧制度还拥有一定势力,这个《历史记忆法》在产生过程中曾阻力重重。现
在,广大西班牙人认识到,为了西班牙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他们就必须超越
“缄默协议”,直面创伤累累的历史。这个立法是迟来的正义,它在这个国家终
于有能力、有勇气承担真相的时候产生了。

◎佛朗哥与毛泽东邓小平何其相似

苏联前总理赫鲁晓夫的孙女妮娜。赫鲁晓娃教授曾说:“斯大林、佛朗哥、铁托
和毛泽东;在统治方略和手段上何其相似,但他们如何从政坛消逝的情况却迥异,
这些不同会对他们所在的社会产生短期和长期的重大影响。”

尽管在意识形态上有左右之分,但佛朗哥在其统治的前期,和毛泽东血腥镇压的
铁腕手段如出一辙。不同的是,毛泽东在死亡之前,把中国折腾到经济崩溃的边
缘,而佛朗哥却在其统治后期,将西班牙带进一个比较繁荣的社会。

而毛泽东的继承人邓小平却类似后期的佛朗哥,他在政治上压制异己,却使社会
生活开始松动,其市场开放政策导致西方资金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获得
发展,从而使中共的一党专制得以延续。

正因为如此,如西班牙到处可见佛朗哥塑像,以佛朗哥为标志的建筑物和街道一
样,中国的独裁者毛泽东在死去三十年后,其雕像和以其为名的机构和建筑物也
俯拾皆是,他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崇拜的“神”。尽管在毛泽东残酷统治期间,有
几千万人丧失生命,但中国人仍然赞颂毛泽东,高唱东方红。

由此可见,要记忆一部真实历史有多么艰难。阻止人民正确记忆的,不仅有当权
者的故意,还有人心的势利与健忘。

◎文学艺术弥补长期的缄默

索尔仁尼琴曾说:“忘旧事者失双目!”不少国家都有自己不堪回首的旧事,他
们宁肯蒙住眼睛不去回忆。例如法国维系政府在二战时,就曾经和纳粹合作。由
于当时大部分法国人都支持维希政府,光复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只好掩盖涂抹这一
段历史。

但是,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捍卫历史记忆,包括那些最痛苦最屈辱的记忆。因此,
法国导演欧佛斯在法国朝野都不愿再提旧事的六十年代,拍摄了一部著名的记录
片《悲哀与怜悯》,展示出法国政府投降、人民懦弱地为纳粹效劳的真实。此片
在法国一度被禁演。

西班牙的知识分子也不肯沉默。在《历史记忆法》未曾颁布之前,就有西班牙的
艺术家,竭力在文学艺术中留下那段历史的痕迹。例如电影《羊男的迷宫》,就
是以西班牙内战后的法西斯统治为背景的,故事中小女孩的继父,是佛朗哥政权
下的凶恶军人,他奉命到乡间剿杀反抗游击队。残酷的现实令人人窒息,小女孩
只能在恐惧中躲进自己的幻想世界。

无论如何,公开历史真相、让历史接受公众检验,是民主制度的要义。不管中国
的经济如何繁荣,在中共统治下发生的一切杀戮与镇压,都应该在未来的民主制
度下得到清理和追究。最近西班牙颁布的《历史记忆法》,鼓励我们坚守这一信
念。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中国的作家、学者、记者、制片人和历史研究者都应该
做有心人,尽可能地给我们经历的时代保存下完整的记忆。


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08年2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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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茉莉关于佛朗哥与毛邓的比较———回应楼下各位 2008-02-14 10:46:
27 [点击:88] 我在《从缄默协议到历史记忆法》一文中,引用了苏联前总理赫
鲁晓夫的孙女妮娜。赫鲁晓娃教授的话:“斯大林、佛朗哥、铁托和毛泽东;在
统治方略和手段上何其相似,……。”将佛朗哥的毛泽东、邓小平做了相似的比
较。

楼下各位网友,看主席、虚怀若谷、白兰和贝苏尼,对这个观点进行了讨论。现
在我把大家共同的意见归纳如下:

1 ,对西班牙最近颁布的“历史记忆法”,大家都持肯定态度。

2 ,一致认为:佛朗哥的罪行比中共毛邓的罪行小多了。

茉莉完全赞成上面两点,但不同的是,我仍然认为佛朗哥和毛邓是有相似性的。
我在文中指出的相似性有:

1 ,佛朗哥与毛泽东:“血腥镇压的铁腕手段如出一辙。”

2 ,佛朗哥与邓小平:“政治上压制异己,却使社会生活开始松动,其市场开放
政策导致西方资金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发展,从而使中共的一党专
制得以延续。”

由于一篇小文篇幅内容的局限,茉莉只举出二者的相似性,没有指出佛朗哥与毛
邓的不同,即各位提到的:体制的不同,罪恶大小的不同。例如佛朗哥屠杀的人,
不少是有武器的左派共党,而毛邓屠杀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虚怀若谷先生的这一段话发人深省:

“更重要的是,两者的体制完全不同。佛朗哥死后,西班牙马上就完成了民主转
型,甚至可以说,转型的基础,最早是由佛朗哥奠定的;邓小平晚年的功业,则
恰恰相反,是杜绝中国在他身后有转型的可能。佛朗哥死后,留下的是一个可以
马上转型的西班牙,邓小平死后,留下的是一个没有转型可能的中国。”

茉莉认为:不能说当今中国完全没有转型的可能,但邓小平在他死之前,用屠刀
禁绝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而佛朗哥却在他生前安排了老国王的孙子———当今西
班牙国王胡安继承权力,这就给后来的政治改革留下了后路。

如果要深究这种不同的原因,可以从许多角度去分析,例如,西班牙毕竟是欧洲
国家,有欧洲传统;佛朗哥后期是亲美的,多少要受美国影响;佛朗哥和天主教
的关系。因此,佛朗哥这个窃国大盗,只是窃取国家几十年的权力,而中共却要
永远霸占国家的权力。

国家继承权法律文件问题,老王帮助寒竹回答施化

作者: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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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你说的中国的法律定位基础建立在中华民国的宪法上,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中华民国的继承者,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文件。也就是说,两者的继承关系
有没有法律依据。如果有,最好能举证。如果没有,你的文章立论就全部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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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答: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继承者,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文件”?没有双边
文件,但有革命的大炮。这革命的大炮是比任何“继承文件”更权威万倍的继承文件。
联合国1971年终于正式承认了革命大炮写下的的中国政府继承文件法律有效性,把南京
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位置和全部权利交由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这就最终完成了国
际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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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你批评严家其混淆了国家和政府的概念,所以自己也要避免混淆。但是在举证
中华民国宪法的时候,你心中的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政府?如果是一个国家,那
么你对严的批评就要收回。如果是一个政府,你犯了和严一样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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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答:这个问题不知所云。但第一个回答,已经足以回答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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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同样,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定论,是建立在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基础上,最好能够
举证。你这里的举证有漏洞,因为混淆了国家和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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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答:

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定论,建立在中国前清帝国政府的法律基础上。日本要夺取台湾,必
须得到大清帝国政府签字画押,这还不够“举证”?

同样,辛亥革命的大炮写下的权威法律文件《中华民国约法》第一章第三条规定:“中华
民国之领土依从前帝国所有之疆域”。当然就包括了被日本非法暴力夺去,而于二战胜利
后光复的台湾省。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国际承认下继承了中华民国的全部权利,自然也就继承了对台湾
省的领土主权。因此,现在的“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定论”,就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法律基础上。
所谓“两岸分治”,管制权互不及对方。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国际任何主流国家
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国际任何主流国家就乖乖不敢承认台湾是主权
国家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这就已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管制权及于了台湾。而其他的
一切台湾地方管制问题,和平协商解决最好,若有必要,就用解放的大炮把它的法律文件
写完就是了。

论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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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春秋冬月2
吃惊,啥时胡平胡老爷成了文革余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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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答:

既然文革是共党的大罪。既然文革是不可分析只可绝对否定的罪恶,那么自然,右派
革命成功专政后,一切参与过文革的人士都毫无例外,无所谓青红皂白是十恶不赦的
“造反派”,“文革余孽”。清算到哪一步,清算到谁头上,不过是清算运动发展的
阶段,一批比一批更右的人,会提出比前面的清算更极端的口号。“王司令”不必说,
现在就在等着貌似多么温和但却“正义”满腔的贝女士们的清算,那“联动分子魏京
生”,“纳粹红卫兵报编辑胡平”,“浙江红暴头目徐水良”,罪行不明,但《枫》
美化红卫兵武斗的郑义,对了,还有“人民文革”刘国凯,“全红总造反司令”方圆,
红革会造反分子胡安宁...,别看你今天反共风光,别看你胡平今天高唱反文革,装
出自己没事人(连春秋冬月还要“吃惊”),那时,无须内查外调只要起哄,谁能
逃得脱清算的罗网?

胡平说,文革是“比赛革命的革命”,那时,就是比赛清算的清算,比赛极右的极右,
比赛“正义”的“正义”...请胡平们也尝尝上断头台的滋味,就像反过来的法国大
革命一样。

韩理说得一针见血:
“这个姓司的是个250,只知批批批,按他的说法,大家都该死,因为中国人都拥护过共
产党,不管是主动也好,被动也罢,都拥护过,都该死.什么逻辑?” 就是那时清算运动
发展的铁的逻辑。

这些,老王《思考》一文提到过。粗心人会以为是老王随意讽刺胡平们的神来之笔。
不是,它是老王深思“清算”逻辑必然发展的结论。老王得便会专文论述。

台湾民主对全中国民主的前鉴与思考

作者:王希哲

一、起源于对“国共两党制”民主的考虑

十年前,我曾经设想台海两岸互动最好的结果是,国共两党回到抗战胜利后在共建
民主新中国的愿望下,达成的国共《双十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纪要》的立场上
来,创立国共两党竞争轮政的中国民主体制。这也许已经是做梦。十年民进党对中
国国民党的摧毁,现在,连梦也作不成了。但我毕竟有过这样的设想,并为此深入
考虑过,在这个两党竞争的民主体制中,国共两党应该怎样处理他们的关系。

国共两党,历史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各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愿望。他们曾是兄弟,
但决裂后相杀几十年,血海仇深。现在,若把他们放在一个民主框架中,各自可
以自由地,没有限制地呼唤和发动群众对自己的支持和对对方的攻击,以争取多
数的选票获得政权,我们想象一下,会发生怎样的情景呢?

国民党会向不满共产党的右翼人民大声疾呼,“清算共产党农民运动暴力杀地主抢
土地!”;“清算共产党南昌反革命暴乱!”;“清算共产党黄桥袭友军破坏军令
政令统一,破坏抗战的罪行!”;“清算共产党破坏和平建国发动全国战争叛乱滔
天罪行!”,“清算共产党土改杀人!”...“调查顾顺章一家老少血案真相!”,
“调查杀AB团真相”,“调查王实味案真相”,“调查长春围城真相”,“调查胡
风案真相”,“调查反右真相”,“调查红八月真相”...“选共产党就是选红色暴
政”...转型正义...和解必须清算和真相...。口号千千万万。

共产党会向恐惧国民党的左翼人民大声疾呼,“清算国民党4.12反革命大屠杀!”;
“清算国民党皖南事变对新四军屠杀!”;“清算国民党对日不抵抗卖国罪行!”;
“清算国民党发动全国反革命内战滔天罪行!”;“清算国民党228屠杀台湾人民罪
行”“反对国民党还乡团对中国工农群众反攻倒算!”;...“调查雨花台真相!”;
“调查刘胡兰案真相!”;“调查闻一多案真相”;“调查江南案真相”;“选国
民党就是选地主还乡团”....转型正义...和解必须清算和真相...。口号更是千千
万万。

“转型正义”?双方都要“转型正义”。“真相”?双方都要真相。国民党有国民党
的“正义”,共产党有共产党的“正义”。国民党有国民党的“真相”,共产党有共
产党的“真相”。我们以国共相杀的第一枪“4.12事变”为例。谁策划的?背景是什
么?怎样执行的?究竟死了几人?捕了几人?又杀了几人?这些情节真相,也许不难
弄清。难的是价值判断:谁正义呢?--自由派说,有标准:“杀人就不行!”,就
不正义,就要清算。那么,这第一枪动手杀人的是国民党,当然是国民党不正义,要
清算国民党。但国民党驳难:“共产党在农村发动痞子运动斗地主抢财产,杀我们北
伐军军官们的父亲老爷子,这不是他先杀人么?我们4.12杀他们几个,才是执行正义
的报复呢!”共产党也再驳难:“北伐就是打倒中国封建势力。不发动疾风暴雨的农
民起来斗地主,分财产能完成打倒中国封建势力的任务么?能够争取农民支持北伐么?”
谁“正义”?这里能够有超国民党、共产党立场的绝对“真相”和“正义”么?

我们再以“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为例。怎样清算?“真相”是什么?
国民党说,这是战时政府对叛军,国民革命军所部新编第四军一贯破坏军令政令统一,
假抗日袭友军扩地盘罪行执行的军事纪律制裁;
共产党说,这是国民党假抗日真投降,对抗日最坚决功劳最大的叶挺新四军的屠杀。
谁“正义”?这里能够有超国民党、共产党立场的绝对“真相”和“正义”么?没有。
国共两党相互仇恨攻击的一切,难以获得一个事件,可以找到人人信服的超党派立场
价值的“真相”。

但据自由派说,“没有真相,不实行清算,就没有和解”。这么说,国共两党根本就
不可能和解了。历史血海深仇不可能和解的国共两党,要把它们放在一个直接诉诸民
意支持而获得政权的民主运转框架中,意味着什么?能够意味和平和民主吗?只能意
味着政治相骂中,中国再次的大分裂,大混乱,大内战!

那么怎么办呢?只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国共两党永远的隔离,永远不可能有中国国共两党的民主政治;
一个是,制定反煽动仇恨法律。一切清算历史仇恨的宣传皆属非法,严厉取缔。历史
事件交给学者。当时发生的非政府、政党政治行为违法的个案,法律处理。新建立的
国共两党民主政治,必须是健康的,向前看的政治,而不是向后清算的政治。
还有别的办法吗?我想不出来了。


二、台湾民进党之乱的教训

民进党对国民党的冤仇,本来远远比不上共产党。来来去去,无非一个1947年的2.28。
这之后的“白色恐怖”,其镇压,大半加于外省人“匪特”或“匪特嫌疑人”身上。
对本省人网开一面,甚至其台独领袖也更偏重怀柔感化。有数据,在如今已知的所谓
白色恐怖受害者中,40% 是外省人,远高于外省人在台湾总人口中所占15% 的比例。
对美丽岛暴乱的审判,也并不畸重,很快特赦。但即便这样,在台湾历史重大事件上,
民进党与国民党也一样无法有一致的超党派价值判断的“真相”。

2.28“真相”究竟是什么?李登辉、陈水扁连续执政近20年,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对它情节真相的搞清,但至今终于搞清了吗?没有。除了族群仇恨分裂,一无所获。
为什么?就在于价值判断。

对国民党,228是共产党利用皇民复仇势力,地方主义势力煽动的民变加军事暴乱,为
了保卫中国对台湾主权和巩固中央政府的统治,必须严加弹压。这在大原则上是正义的。
混乱下的错杀和多杀,是大原则正义下可以平反道歉和补救的错失。蒋介石是保卫了台
湾的英雄,没有什么可审判的。

对民进党,228是“台湾民族”四百年反外来殖民统治斗争的爆发,是推翻国民党“外
来政权”争取台湾独立的人民起义(共产党也称它是人民起义,所以一样要求清算)。
镇压它和大规模的杀戮是绝对不正义的。民主化了,就要“转型正义”,不是补偿几个
人,而是要彻底推翻国民党对228的价值观,要把蒋介石和一切杀人元凶,连带他们现
在在世的血亲后人,送上审判法庭。

各族群人民没有共同感受的历史正义,也就不会有共同认可的“转型正义”。国民党
的228价值观,不是几个“元凶”的价值观,而是整个蓝色族群的价值观,是数百万蓝
色族群随“中国外来政权”在台湾合法性的所在,生死进退攸关。民进党上台清算国
民党,清算228,去蒋污蒋,去中国化,就等于利用执政地位清算和压迫拥护国民党的
那部分台湾人民,民进党只好把这部分人民打成中国“异族”,辩护迫害他们的合法
性。这就把“台湾民主”变成了台湾一派人民对另一派人民专政的社会。民主的竞争
变成了“民族”的争战,绿色鼓动家所谓“民主内战”,恶斗不止,陷台湾于永远的
动荡衰败之中。台湾“民主”不能成功,症结就在这里。

现在,不但谢长廷,民进党的元老们纷纷呼吁“和解”,“共生”;斗得焦头烂额,精
疲力竭的顽固台独原教旨头目们,连辜宽敏,也不时唱起了“和解”的调子。但是今后,
你们还要“真相”吗?你们说,“转型正义在于真相”,但真相的决定因素是价值观。
在人民的价值观对立没有通过平等的讨论和社会的进步达到调和之前,利用选票上台的
执政权片面“要真相”,就是要片面清算,要斗争,要仇恨,要报复,就只有人民的分
裂和恶斗,没有和解。
何况,真的放弃清算国民党?这对民进党也几乎意味了死亡。且不说,这就背叛了它代
表的那部分狭隘福佬主义群众的“正义”价值观,不清算国民党了,它还用什么去诉诸
绿色群众,争取选票,与国民党竞争?

前面我们说了,假设国共两党民主政治,立法严禁了煽动历史仇恨攫取选票,对国共两
党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国共两党都是中国老资格的党,有悠久的执政经验,有大量的
杰出治国人才团队,它们不需用极端的清算对方口号来获取执政合法性。国共两党都可
以向前看。而民进党,包括大陆民运甚至各国家地区新兴民运的通病,都极端缺乏这些
资源,为了选票,他们的野心领袖利于分裂人民,利于煽起人民非理性的疯狂,除了提
出排外、仇外,清算政治对手之类各种刺激神经的极端口号,他们没有别的打动群众的
手段和出路。国家前途,就被这些政党夺权利益的极端口号所绑架。这些,正体现了民
粹式民主制度的恶质面。

我们也希望谢长廷“和解”能够成功,民进党能够与国民党一起,把一个健康的,优质
的,良性竞争的民主制度建设起来。但这个民进党就一定是新生的民进党,一个不再是
社会破坏的党而是建设的党,一个诉诸理性的台湾民众,扬弃了历史清算和仇恨路线,
扬弃了片面“转型正义”的民进党。


三、革命转型与民主转型

台湾“转型正义”碰壁。自由派愤愤不平会说,“东欧国家民主转型后,不都顺利实现
‘转型正义’了么”?
真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我问你,你革命了么?

东欧国家,是在戈尔巴“新思维”下失去了苏联帝国传统的支持(甚至那时是反向支持)
,而普遍发生了右派人民革命的结果。革命,就是胜利者对失败者的专政。革命就能旋
转乾坤,就能将原来社会统治价值观踩在地上,将自己胜利者的价值观扶上社会统治的
宝座。东欧右派革命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处于被专政或实际被专政状态下,他们是
刀砧上的肉,怎能不被你随意“清算”,随意完成你右派的“转型正义”?

民进党吴乃德唠唠叨叨、抱抱怨怨写几万字,就是不能明白20年台湾“民主”为什么始
终不能有民进党想要的“转型正义”?无他,谁要你不完成台独革命,就进入国民党的
中华民国体制与国民党玩“民主”?你接受了中华民国宪法体制,就等于接受了中华民
国统治价值观,或起码妥协于这个统治价值观,民进党的价值观就始终是仆从,你还罗
嗦什么?

自由派说,“南非没有革命。也是白人统治者开明,主动向黑人开放民主的呀,怎么就
能顺利‘转型正义’?”
这确有些奇特。南非白人统治,但白人绝对统治的价值观,种族歧视,在白人自己各地
的祖国也早已被否定推翻。就是说,南非统治者在持续自己统治的时候,就已经主动向
被统治者价值观投降,接受了被统治者的种族平等价值观。白人特权统治自然无法长期
维持下去。这样,一旦它的开明者向黑人开放民主,南非全民就已经有了现成的共同的
价值观,也就当然可能有了对历史各类种族歧视事件的共同审视的“真相”,也就有了
“清算”或“和解”的起码前提。图图说的,“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也才有了意义。

但必须指出,虽然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可能价值观达成一致,但历史形成的阶级利益决
不可能随之一致。没有革命和实际的社会进步,阶级关系没有根本变化,这也就决定了
南非那个被自由派捧上天的执行“转型正义”重任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最后也只
能不了了之,无疾而终。正是吴乃德告诉我们,它解散之后,南非民意调查是:“三分
之二的南非人认为,真相和解委员会让南非人更愤怒、族群关系更恶化。”

民进党陈水扁们8年执政的错误,就在它没有东欧式革命,却想学人家东欧收获一样的
革命果实。他在中华民国体制的现实中,左冲右突,天天恶斗,碰得头破血流,一身晦
气,不见出路,却始终不能明白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不怪他,比他应该高明些的大陆
自由派胡平王丹们,也都始终糊里糊涂,闹不明白)。

实际上,你真想对原统治者及其统治价值观实现“清算”和“转型正义”,你就一定要
革命。民主化了,你要清算原统治者及其统治价值观正面肯定的“罪行”,要比革命来
清算它,更困难百倍!
因为革命,你可以运用正确的策略把打击的锋芒只集中到一小撮最高统治者,争取到统
治群体中有影响分子和反叛力量对你革命的支持和参与,这甚至是有决定意义的,你看
波兰等东欧各国有多少共产党人参加右派革命!革命后再来立法,“清理阶级队伍”,
把这些带头反共有历史问题的前共产分子打入专政清算的对象(如秘密警察线人瓦文萨
或联动分子魏京生、“纳粹红卫兵报”编辑胡平),请他们尝尝“正义”不迟。

但民主化了,各阶级集团价值观理论地位平等。在民主竞争中,长期处于社会统治地位
的价值观必能更有效更广泛地动员起人民对它的支持,不说它代表了未来的幸福,起码
它代表了现在的稳定。而人民是永远拥护稳定的,哪怕能忍受短暂的动乱。新兴社会集
团、政党的价值观要向长期的社会统治价值观挑战,甚至像民进党,企图利用执政地位
强势要求片面变天,“清算”,就不能代表稳定,就势必引起各阶级利益面的紧张,挑
起社会动乱,也就无法赢得,起码不能长期赢得人民广泛的支持,最终下台。虽然在中
国,右派新兴集团价值观可以得到西方国家的大力奥援,但我猜,它也仍然无法抵挡和
战胜共产党左派力量对中国上层和下层人民更广泛的动员。共产党未必在民主制度下覆
亡。这也是我劝共产党健全法制下,大胆开放民主,不要害怕民主的重要理据。


四、对中国民主的思考

自由派在他们的群落“自激荡”中产生一个幻境,好像共产党已经跪在他们面前,等
候着他们的眼色发落。他们开口闭口就是“共产党的罪行”,加顺口溜“土改、反右、
文革.....”,开口闭口就是清算中共,讨论来讨论去“要不要宽恕中共?”为此争吵。
他们不知道如果不革命,即便他们期盼的共产党开放的民主化真的来到,由他们来清算、
“宽恕”共产党,也只能是他们永远的梦。

这里不讨论激进民运经常喊叫的革命推翻共产党计划。因为即便设想在某种突发的动乱
中,共产党竟然被群众革命推翻,在中国,推翻它的决定性领导力量也一定是共产党内
的右翼反对力量,而不可能是反共右派力量。共产党内的右翼反对力量(今天以赵紫阳
为旗号)本身还是共产党血肉的一部,不可能对共产党的传统历史价值作彻底的否定。
那么,剩下的道路就是中共在全国人民普遍民主要求的压力下,逐步地政治开放。民主
化或早或迟地来到已经是中国不可避免的大趋势。

民主不是目的。民主不过是保障公民自由和权利从而达致社会稳定繁荣的政治手段。它
不能也不应是党派政治家在“正义”名义下,用以进行阶级清算斗争报复,分裂和动乱
社会,谋取党派私利的工具。民主社会中,清算人民共识的罪恶是正义;煽起仇恨,清
算非人民共识的所谓“罪恶”本身就是罪恶!人们有权寻求人民对历史“真相”认识的
共识,但只能是通过平等的全民讨论,而不是片面以胜利者自居的“清算斗争”。

那么,惩“台湾民主”的前轸,能够给大陆民主化怎样的教训呢?

过去,对中国民主化,我们仅仅考虑怎样使中共向民主势力妥协,开放的问题。现在,
依据台湾的教训,我们还必须平衡地考虑开放以后,怎样约束在野民主势力,使民主化
的过程是一个法制下运作的过程,以保障中国这个复杂多历史政治仇恨的,多民族的大
国社会稳定而不出现大规模动荡、瓦解的问题。

1、首要的,社会开放前,人民代表大会就应通过法律,严禁党派政治运作中一切煽动
仇恨的言行,无论民族仇恨、阶级仇恨、族群仇恨或政治历史仇恨。一经出现,立即取
缔,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
2、同时,检察司法必须独立,只服从宪法法律。为全社会提供拥有崇高公信力的法律
强制保障体系。
这两条够了吗?似乎还不够。恐怕还应该有一个向全面宪政民主过渡的“训政”阶段。

依据台湾的经验,蒋经国开放民主的两个前提是“禁止共产主义和禁止台独”。这两条
都是为了保障开放民主后,台湾社会稳定和中华民国国家体制的安全。特别是禁止台独。
因为国民党代表的民众,后来称为蓝族,是台湾的“外来”绝对少数族。若开放民主以
选票取胜而不禁止台独,就等于确定了国民党自己的死亡,从而中华民国的死亡。死无
葬身之地只在迟早。任何一位政治家,甚至任何一个正常人都不会去做确定使自己死亡
的事情,哪怕死到临头,也要拼死一搏。这怎能有社会的和解和安定?
蒋经国制定了《国家安全法》确定了严禁搞台独后,他开放了民主。他以为国家司法机
关能够严肃执行这一法律,保障国民党与民进党在非台独的任何议题下平等竞争。这样,
哪怕国民党输了下台,也心安理得。不料,他选定的继承人李登辉,却是一位阴谋家。
他有意摧毁国民党,他以继任总统的身份放任台独,宣传台独,影响和干涉司法不敢干
预更不敢禁止民进党台独活动,使民进党在台独民粹煽动下坐大,实际摧毁了中华民国
体制。国民党虽最后清除了李登辉,也已无力回天。20年国民党之所以尚没有被最后消
灭,近来甚至有咸鱼翻身的迹象,根本不在自由派吹嘘的“台湾民主”伟大,恰恰因为
台湾是“鸟笼民主”,是中国大陆和美国共同高压下,共同管制下的“民主”。没有中
国大陆和美国的反台独高压管制,国民党早在“台湾民主”下灰飞烟灭。因为只要台湾
国独立以他们的“四百年民族斗争史”彻底否定了“外来政权中华民国”,国民党蓝族
就在台湾甚至失去了一切存在和生存的合法性,还谈何“翻身”(复辟!),哪里还能
有台湾多党派平等的民主化?

根据这个教训,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以法律确定一个全面宪政民主化前的过渡阶
段。在这个阶段里,司法独立外,作为社会稳定最后的防线,军队可以暂缓国家化,在
一个时期内仍然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直到一个健康向上的多民族民主社会体制在中国
完全确立为止。

根据台湾经验,若共产党开放大陆民主。虽然事先制定了保障社会安全的法律,严禁煽
动各类历史仇恨和清算,但煽动仇恨和清算毕竟是在野党捞选票最有效的手段和捷径。
野心家们为通过捷径取得政权,是一定要竭力突破这条禁止令的。万一某些不能预想的
情况下,如党派性侵入中国检察司法造成台湾式失控,失职,也不能有效严厉执行这条
禁止令,又怎么办?那时各党派,各民族甚至各地域仇恨的宣传将在全国洪水般冲决堤
坝。国家势必陷入危急的动荡,瓦解之中。这时,军队作为国家安稳定的最后防线,就
要起作用了。既然在野党突破了法律,既然检察司法失职瘫痪,派性分裂不能执行法律,
共产党就可以依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民主化过渡阶段军队使用权限的法令,实行
军事管制,戒严取缔,或暂停失信违法夺权的在野党,恢复秩序。这是保证国家整体安
全利益必须的,也是符合世界和平稳定的利益的。

这样,在民主化过渡阶段,有独立的司法严格执行法令,共产党又掌握着军队,在野党
野心家领袖慑于此,就只能在法制的轨道上运作他们的反对活动。这个过渡阶段的“民
主”,其实,本质上还是对共产党和一切在野党进行训练熟悉、习惯民主运作的“训政”
。一段时期后,共产党、在野党和全民都对健康的法制化民主运作习惯了,成自然了,
野心家的煽动不会有市场了,也没有必要了,就标志中国的民主制度成熟了,也就可以
完全地实现宪政,将军队国家化了。

最后,香港从殖民社会向“民主转型”,完全没有社会的和党派的历史仇恨,清算报复
问题。香港民主之争完全是怎样建设和发展香港之争,是健康向上的模范。应该放手发
展香港民主,使之作为台湾教训的对立面,成为大陆民主的正面借鉴。

2008年1月22日
美西海湾
xz7793@yahoo.com

王希哲就国民党大胜,民进党大败对世界日报记者的采访谈话要点

作者:王希哲

一、民进党大败,是民进党执政太烂,手段太极端受到台湾一般民意惩罚的结果。
但更是受到美国一再严重警告不思改变,台湾国际环境危机愈趋恶化,而使台湾
民众的担心愈趋严重的结果。美国严重警告后面站着中国大陆的警告,这次由美
国站到第一线,是因为美国确实感到陈水扁民进党冥顽不灵将带来的严重后果。
所以,台湾的“民主”,台湾的“民意”,正如王希哲肯定的陈水扁的说法,不
过是“鸟笼民主”,“鸟笼民意”。这“民意”昨天使民进党大胜,不必崇拜;
今天使国民党大胜,也不必崇拜。台湾内政建设的民主。美国不会反对,中共也
没空反对。但涉及台湾主权走向的“民主”,关系国际关系的原则、稳定和各方
重大利益,就不是台湾一岛的民主操弄所能决定,它就必须被关在鸟笼中。因此
这次台湾选举国民党大胜,民进党大败,它所反映的台湾民意,也就包含了决定
因素的美国的“美意”和中国大陆的“中意”。这些因素,它还将在两个月后的
“总统大选”中,表现出来。

二、有人说,由于李登辉和民进党十几年的操弄,台湾独立趋势已定,国民党大
胜上台,也会争取台湾独立,台海危机还在。
这些人好像永远看不到民进党的台独与国民党哪怕“台独”,本质的不同。

民进党的台独,是彻底否定中国对台湾主权,彻底反对中美联合声明原则,“去
中国化”的反华台独。其岛内政治目的,无非是民进党企图将与国民党的斗争民
族斗争化,将蓝色族群“异族”化,达到压迫他们,使之永远不能翻身“复辟”
而自己永远专政的目的。这种以“中国人”为敌的反华台独,是台湾蓝色族群无
法忍受,是中国大陆人民无法接受,也是中共和美国不能接受的。当然,我还认
为,若民进党真把国民党消灭了,又发现台独路事实走不通,回过头来向中共妥
协,接受一国两制的,恐怕还是民进党更容易些。

国民党哪怕如人所担心的“台独”,是中国人一部分的“台独”,本质不可能是
反华的台独,它现在也不是因为反共,而是因为必须迎合台湾地方主义心理的选
票。这种“台独”,其实就是维持现状,最多在不涉及台湾主权下极力争取一些
国际空间。不会与中国大陆和美国发生太严重的冲突,也易于争取大陆人民的同
情。这种状况从长远来看,对中国的整体的发展也是必有好处的。因此,它可以
在中共当局开只眼闭只眼的容忍范围内,不致发生重大危机。

三、民进党过去在立法院就是少数,要强行贯彻它的意志,就必得经常大打出手。
“总统”陈水扁居然还亲自号召要在立法院“打”,“流血”。这已经是法西斯。
这次选举大败,立法院更是少数了,还打不打?流不流血?
一种可能是,打得更严重,流血更多;一种可能是已经三鼓而竭,过于势孤力单,
不敢再打,不敢大打了。我看后一种可能大些。但不打,国民党法案样样顺利通
过,民进党其势如退潮,将更难卷土重来了。这样好,“台湾民主”就可以稍微
有点样子,不致名声被民进党暴徒糟蹋殆尽,就可以多少为大陆人民带来些正面
形象和影响了。

四、前年施明德红衫军起,我们就一再指出,民进党若出于派性,死抱陈水扁不
放,最后结果,就是民进党为陈水扁及其家族殉葬。真是言中了。不知现在,那
些拼命为陈水扁抬轿子的凌锋、曹长青、洪哲胜还有“自由派”王丹胡平们,作
何感想?

王希哲
1月12日
xz7793@yahoo.com

这个问题不事先解决中国没有和平的民主转型

作者:王希哲

无论李登辉批评陈水扁的真假和动机,他对“台湾民主”的看法与老王越来越接近了。
台湾民主是什么?所谓的“转型正义”是什么?李登辉说,是“大家相杀就好了”。
是你死我活相杀的“民主”。

贝女士今天问我,民主化后怎么会相杀?李登辉现在就帮我回答了。现在右派自由派
“民运”要的中国民主,就是民进党式的历史清算报复民主,就是杀共产党的民主,
就是杀据说“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左翼老王们的民主。

现在的共产党,是抵制中国民主化的顽固派,是老王从来要反对的;
现在的右派自由派,是危害未来中国真正共和民主化的危险派,也是老王要批判的。

而由于中国的民主化是大趋势,是迟早要来到的,所以今天,危害未来中国真正共和
民主化的最大危险,不是共产党,倒是右派自由派。

这个问题不事先解决,共产党不会放心交出政权“民主”,请人来杀自己的,中国
也就不会有和平的“民主转型”;
即便“民主”了,要杀共产党,共产党一定反杀,老王不信中国真心拥护共产党的
群众比反共右派少,那么,中国又是一场几年?十年?几十年的“相杀”?
不能允许。

这就是老王今天从自由派捧上天的相杀的“台湾经验”得出的判断,它决定老王今
天批判的主要方向。

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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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时电子报杨舒媚、黎珍珍/独家专访:久未与媒体长谈的前总统李登辉接受《中时电子报》独家专访,对于未来的台湾,他提出他的忧虑。

二○○八年一月十五日,也就是立委选后三天,是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的八十五岁生日。

十二月二十八日(明天),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马英九特别费官司即将宣判;十五天后,明年元月十二日,立委选举、新国会诞生;再隔两个月,三月二十二日要选出台湾新总统;五月二十日,政权能否从旧领导人和平移转到新领导人手上,决定台湾民主化定位。从现在到明年五月,是台湾的关键时刻。

久未与媒体长谈的前总统李登辉接受《中时电子报》独家专访,对于未来的台湾,他提出他的忧虑。(中时电子报)


正在此时,久未与媒体长谈的前总统李登辉接受《中时电子报》独家专访,对于未来的台湾,他提出他的忧虑,“这样下去会‘灭国’”;这次选举,大党打压小党,他也有其不平;对于马、谢二人,李登辉各有坦诚的评价;他并从历史角度,提出国民党裂、民进党乱、第三党将起的辩证逻辑。

谈到对陈总统的评价,李登辉先是称呼他“伟大的总统”,然后直言:“他没有民主的观念!可怕的就是,学中国一样,以民主的方法却选出‘皇帝’。放大他的势力、巩固他的国土、集中他的财富、只使他的家庭更好……”

对于马谢,李登辉认为,“谢长廷比较有能力,但是自己没有走出来,都被陈水扁绑死了”;马英九“当小小的市长,就做得不好,这么大的台湾的总统,能力有没有足够,实在是个问题。”

但当李登辉强调领导人信仰、素质的重要性,被记者问及“马谢谁比较有信仰?”他重提接受媒体专访的话:“马这个人比较clean。”还强调,他这句话让民进党气得要死。()

除此,李登辉批评扁政府“影响中选会是违宪、犯法,下台后要负责任的”、两蒋争议“根本不需要处理”,“说什么转什么型正义,那大家相杀就好了,对不对?”他认为台湾是一个“没有判例的国家”,当前政府处理历史争议的手段,反而会让人民的identification(认同)越来越差。

在两个多小时的访谈中,他也为自己“戒急用忍”、“两国论”的时空背景提出辩护。这位因近来乱局常被思想起的台湾欧吉桑;曾于戒严走向民主、带领台湾十二年的国家领袖,于关键时刻,对将引导变局的关键因素提出看法

论89文革和六四杀得好提纲

作者:王希哲

一、文革永远没有结束

谁界定的“十年文革”?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凭什么这么界定?因为他们
政变上台了。
这完全是他们主观的界定。对人民来说,文革没有结束,四五是文革,民主墙是
文革,86是文革,89同样是文革。非但如此,1957“整风运动”,早就是66文革
前的文革。这段历史,漫长绵延起伏的文革,本质都是源于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
与共产党专制统治方式的矛盾冲突,都是搅乱了他们的统治秩序。在统治者共产
党(和现在“投共”的老王)眼里,它们是一样的“动乱”。

王希哲1980年《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指出:
“只要中国的斯大林式官僚制度不被真正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制度代替,这场‘文
革’就永远不会结束!”它不是任何人宣布它结束就可以结束的。

因此,89文革对66文革,不必扮演“与你不同”的傲视历史的贵族,它是一样的
文革动乱,六四分子是一样的89文革造反派。


二、89文革一样是“奉旨造反”

“文革是奉旨造反,我89是自发的。”
神话!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发动,在中国这个共产
党国家中形成的人民造反的精神和传统还在,哪里能有你这个89文革?
没有毛泽东文革精神对共产党官僚的改造和记忆,能够有胡耀邦,有赵紫阳?有
胡启立?能够有赵紫阳与邓小平对立的“两个司令部”?没有赵紫阳胡启立这个
司令部对人民的实际发动,能有五四后席卷北京,迅速席卷全国各省市的上千万
人民上街的89文革?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发动训练,
及其经验遗传,89文革一上来,89造反派们就懂得组织自己的司令部?就懂得占
领天安门广场?就懂得全国的大串连?大宣传?大点火?就懂得全国学生结队免
费乘车赴京声援北京?就懂得与当局谈判要求共产党承认自己是“爱国(这里实
际是爱党)学生运动”?北京的群众包括大娘大伯们就懂得上街为这些“赵总书
记请来北京造反”的学生送饭送水(就像当年热情接待毛主席请来北京的红
卫兵小将一样)?

且不说五四后的89文革大规模发动,是奉赵紫阳司令部之旨造反,四月底借胡耀
邦逝世少数人闹事事件,难道不是奉胡耀邦精神之旨造反?难道不是模仿四五借
周恩来逝世闹事,说到底,难道不是奉毛泽东文化大革命传统的精神之旨造反?
426 造共产党反了吗?悼念胡耀邦是造共产党的反?无非是盼望共产党“明君”,
这不同样是“跪在地下的奴隶造反”吗?你们那时的旗号不也是“拥护共产党”
吗?你们不是跪在人民大会堂阶前的吗?你们不是把污毛像“壮士”送去专政吗?
“自发”?你们事后吹什么牛皮?

如果你说66文革有毛泽东直接号召,89文革赵紫阳司令部只是纵容默许,没有直
接号召。但这种纵容默许,在人民和邓小平官僚眼里,不就是纵容默许了毛泽东
的文革精神吗?不过增加了当年李一哲口号,“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
。何况,毛泽东直接号召造反,停止于1968年夏召见北京五大领袖和发布两个布
告。之后便没有再直接号召造反,相反,是警告“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
候了”,说白了,“不可再造反了”,不然要镇压了,而且果然派遣军队大镇压
大围剿了。那么68年后的造反派就是抗旨造反,顶着镇压造反,为何不是“自发
造反”,与89文革造反,有什么不同?只有更艰苦。

你们89文革那么伟大,可以“自发”?六四之后,邓小平把文革精神彻底摧毁,
彻底否定后,你们的“自发”到哪里去了?怎么不见再“自发”一次?今天,中
国已经严重资本主义化,共产党强控制比毛邓空前削弱,在这种情况下,都只有
哪怕“遍地的事件”,这些事件都还要打毛泽东的旗号,呼唤毛泽东文革精神,
而不可能串连形成全国甚或一个大地区的政治运动,你们89文革造反派一只手
“彻底否定文革”,一只手再“自发”一次给我看看!

国际来看,共产党强控制国家体制下,哪一次发生的全国性或大地区性的人民造
反,不是共产党自己先动?不是共产党动了人民再“奉旨造反”?朝鲜古巴越南
共党不动,自古而今有过“自发”大规模群众运动吗?匈牙利波兰难道不都是奉
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之命造反的吗?后来的“苏东波”难道不都是奉戈尔巴“新思
维”之旨造反的吗?1957年“文革”整风运动,没有赫鲁晓夫的“旨”东传,
没有毛泽东的“旨”,章罗- 林希翎们能“自发”起来造反?“右派”们纷纷说,
他们奉旨“向党提意见”,都是为了党好,他们个个都是“牧马人”啊。这是
“站着造反”还是“跪着造反”?

所以89文革,一样是66文革延续,一样是“奉旨造反”。因此


三、“六四杀得好!六四杀少了!”


既然66文革奉旨的造反派要彻底否定,89奉旨的造反派为何不彻底否定?
既然68文革造反派镇压活该,89造反派为何就不镇压活该?
既然对68文革造反派杀得好,对89文革造反派为何就杀得不好?

“你们文革造反派是动乱!我们不是。”
呸,
你们89造反派就不动乱?全国非法发动上街游行不是动乱?城市堵交通,大桥断
火车,串联号召工人罢工,学生停课。不是动乱?

“你们造反派武斗!我们不武斗。”
呸,
你们89造反派就不武斗?满城市筑路障,扔石头,砸解放军不是武斗?抢解放军
枪械,烧解放军军车坦克不是武斗?文革造反派抢解放军枪械有,烧解放军军车
坦克闻所未闻,哪里比得上你们89造反派凶猛?

“你们造反派杀人!我们不杀人。”
呸,
你们89造反派就不杀人?解放军你们杀了多少?烧焦的,上吊的,开膛扒肠的,
你们干得少?67-68 文革造反派29省市,谁干过这等残忍发指,毫无人性的事?
只有你们89造反派干出来了。你们真个是罪恶滔天。六四怎么杀得不好?

结论:
六四杀得好!

以67-68 文革造反派还没有这么大罪恶,却被杀成千上万来看,六四杀少了!
以67-68 文革造反派还没有这么大罪恶,却被89文革造反派与邓小平们一起欢呼
该杀,毫无物伤其类的同情之心来看,67-68 文革造反派同情六四被杀真是自作
多情,也应该与“彻底否定文革”的邓小平站在一起欢呼:
“六四杀得好!六四杀少了!”



2007年12月22日
xz77932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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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回复高寒帖:


必须进攻,把89文革的混蛋们打痛。人民文革提出本来的用意,是向89无知的
小儿辈解释,人民文革与89“本是同根生”不要“相煎何太急”。但这些王八
蛋不领情,非要把前辈打下去显示他们的伟大。你越解释他们越得意,气焰万
丈。故,解释没有用,只有把共产党反89的武器接过来向他们进攻。你看,他
们向人民文革进攻,用的就是邓小平共党给他们的武器。你用我也用,要用大
家用,不客气了。何况这些家伙们毫无用处,与马悲鸣们一起,把他们扫荡算
了。

真是食卢梭不化的胡平吗?算了!算了!

作者:王希哲

胡平真是食卢梭不化,到了这般无知的地步?叫人啼笑皆非。他说:

“我们有理由认为四川独立的问题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因此它应该由全中国十
二亿人共同决定。道理很简单,既然国家是人们共同签订契约的产物,......”

这是胡平立论的大前提。他后面的全部推论都一塌糊涂地建立在这个卢梭契约的
大前提上。

胡平!中国近代拥有的包括四川的近一千万平方公里领土主权,哪里来的?是
“既然...人们共同签订契约的产物”来的么?

昏倒!......

胡平读了卢梭们的东西,就“既然”起来,把现实世界想当然地“既然”成那
样的东西,去推论世界的一切了。要把胡平满脑袋的一塌糊涂清理的有条理一
些,来指出他荒唐的所在,还真不容易。

首先,胡平的错误,就是老王过去一再指出的,自由派们幼稚的,或蓄意的把国
家主权与政权相混淆了,特别是把国家领土主权的历史来源与近代民主思想家设
想的国家政权的合理来源,混淆了。

卢梭们的契约论,论的是一个特定国家的国家政权理想来源,应该是这个特定国
家人民的政治契约,这个特定国家构造政府行使既定的国家主权,应该来自它的
人民的契约的授权;契约论仅仅是这个范畴。但这个国家,例如法国,它既定的
国家主权本身,则不是也不能是来自“人民契约”,它来自该国先人历史的传承
和国际的承认。

明白这点了,我们回头再看一遍胡平笑话:

“我们有理由认为四川独立的问题是所有中国人的问题,因此它应该由全中国十
二亿人共同决定。道理很简单,既然国家是人们共同签订契约的产物,...”

胡平欲擒故纵。他后面要推翻的,正是“四川独立应该由全中国十二亿人共同决
定”。他怎么狡猾去推翻?“道理很简单”,他把原来正确的东西设定一个荒唐
的前提,把正确的东西先荒唐化。他说,“既然”中国包括四川的领土主权,都
是“人们共同签订契约的产物”,那么自然,昨天“四川独立应该由全中国十二
亿人共同决定”,但时过境迁的今天就要改变了,当年签订契约的四川人的后人,
今天就是有权撤约片面去独立的了,他说,“硬是禁止订约者(包括他们的子孙
后代)撤出契约,那也不合理”的了。

象胡平这样为了向绿色新施主(老施主蓝色)的台独提供合理性,绞尽脑汁编造
的昏话,还值得当真去驳斥一下么?算了!算了!

但最后还说一句,胡平,即便你蓄意混搅,把今天世界上一切主要国家,包括美
国,来自祖宗先人开拓征战,留给后人共同所有的特定国家领土主权,偷换成
“人们共同签订契约的产物”,就算是罢,谁也没有说过,它是后人不可改变的,
你装扮出气愤模样质问,“凭什么(契约)可以对以后的世世代代都保有不可改
变的约束力?”没有人这样说过。相反,和世界上一切的国家的,民事的,甚至胡
平家族的契约一样,契约权利义务的后代合法继承人,都是可以将其改变的,但
是,不可单方面片面改变,必须与一切契约利益的当事人协商。否则便是战争或
官司,这点常识你不懂吗?所以,老王曾与洪哲胜一再的解释,“片面台独是野
蛮台独;与大陆人民协商台独,才是文明台独”,你没有听说过吗?现在的绿党
皇民台独,是拒绝与大陆人民作任何协商,却要大陆先行承认“台湾从来不是中
国一部分”的野蛮台独,你不知道吗?算了!算了!


老王
2007年10月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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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胡平: 不知酒龙泉问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2007-10-08 13:09:31 [点击: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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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統獨之爭,民主制也陷入兩難

也許有人會說,在民主社會中,解決統獨之爭應該采取民主的
方法。這話自然不錯。但問題是:民主的方法是什么? 如果說民主
的方法就是用投票解決爭端,問題是誰來投票? 如果說是誰的問題
就該由誰來投票。中國人自己的問題應該由中國人投票,俄國人、
美國人無權參與投票。那么,統獨的問題究竟是誰的問題? 譬如,
四川人想從中國獨立出去,這僅僅是四川人的問題,抑或是所有中
國人的問題? 到底是四川一億人說了算,還是全中國十二億人說了
算?

一方面,我們有理由認為四川獨立的問題是所有中國人的問
題,因此它應該由全中國十二億人共同決定。道理很簡單,既然國
家是人們共同簽訂契約的產物,它要求訂約的各方都必須信守承
諾,任何一方都無權單方面背棄契約,除非它得到了其他方面的認
可。契約必須對有關各方都具有約束力,否則契約將不成其為契約。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上述道理也有明顯的漏洞。首先,在現實
政治中,許多國家的建立都不是自由契約的產物,而是巧取豪奪的
結果;人們當然有權否認他們從來就沒有承認過的東西。其次,既
便是那些最初經由自由契約而組成的國家,某一代人做出的承諾,
憑什么可以對以後的世世代代都保有不可改變的約束力?

......

一方面,訂立契約的任何一方隨時可以背棄契約,這是不應該
的;另一方面,硬是禁止訂約者( 包括他們的子孫後代) 撤出契約,
那也不合理。於是,我們就面臨到一種真正的兩難處境。迄今為止
還沒有、也許根本不可能有兩全其美的辦法。如果雙方都同意合,
則合;如果雙方都同意分,則分。這很好辦。問題是當一方愿合一
方愿分時該怎么辦。當雙方意見對立而又沒有一種雙方公認的解決
爭端的方法或程序,事情就會變得很棘手。倘若訴諸武力,自然是
成王敗寇。倘若各方都自我約束不動武,其結果往往是“獨派”即
分離主義者獲勝。這不足為奇,合,需要雙方自愿,分,只要一方
堅持就行了。但是,民主國家并不是無政府。民主國家也需要運用
強制性力量去維護自身的國土完整。因此,要一個民主國家事先就
對統獨問題作出無條件不動武的承諾,應該說也是不現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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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自旧作

在当前西藏暴乱事件上老王对自己意见的纠正声明

作者:王希哲

一、前两天,西藏骚乱刚发生,老王以为只是一些藏人和平抗议闹了点事,不甚
在意,又看到了海外诸民运团体例行的反共声明,谴责中共“屠杀”,知道是瞎
扯,也不在意,便信手写了个帖子,批评中共对达赖方针的不妥外,主要却是呼
吁希望见到左翼的“民主人权人士”能够组织起来,发表对右翼民运团体针锋相
对的意见。因为老王近来特别注意民运左翼对右翼平衡的重要,并没有真介意西
藏发生的事情。

二、但事实显示,西藏发生了严重的藏独主义者预谋并突然发动的,针对汉回等
民族无辜平民的打砸抢烧杀的极端暴力行为。这就无论如何,是必须谴责的。我
认为,哪怕右翼民运,只要它是真正主张运动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宗旨的,例
如中国民主党,它就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谴责这些藏独主义极端分子的暴力
行为及其对无辜人民造成的生命财产的伤害。支持中国政府依法而克制的平息暴
乱,恢复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正当措施,不应乱骂。哪怕明天中国民主党
执政了,它也必须这样做。至于中共是否应该更明智改变对达赖的方针,属另一
个问题。

三、即便主张对中共革命的激进民运,我认为,也同样应该谴责这次藏独极端主
义者针对无辜平民的打砸抢烧杀暴力行为。
王炳章是著名革命主义者,希哲从不反对他。他对革命手段有严格的界定:哪怕
革命暴力,必须指向的是专制政权代理人物及其机器,绝对不能指向任何无辜平
民。任何预谋(而非误伤)就是指向无辜平民的暴力行为,哪怕你有一千一
万理由标榜“革命”,“正义”,都是不折不扣的现代恐怖主义活动,必须
坚决的谴责和打倒。王炳章的革命激进民运,绝对与这类恐怖主义划清了界限。

现代恐怖主义者,为扩大他们狭隘的“正义”诉求影响,往往自己身上绑上炸弹
与无辜平民一起死亡,让自己与无辜平民一起为他们的“正义”殉葬,他们已经
恶劣。但这次,藏独极端主义者更为恶劣,他们自己不死,却去把人家无辜各族
平民杀死烧死,让人家无辜者为他们的“正义”殉葬,他们活得好好。这是一
批更加黑暗恐怖而无耻的恐怖主义分子。

奇怪的是,胡平等一大批一天到晚哭诉“红八月杀人”的民运和自由派们,却毫
不犹豫为这些杀人暴徒们欢呼叫好,支持他们,倒去谴责保护在藏各族正常经营
的平民不被杀害的政府,指责他们“屠杀”。这种不问青红皂白“逢共必反”的
态度,不应是一个真正有自由主义立场人士的态度。
有人要类比“六四”。六四学生有为他们的“正义”预谋而主动地向无辜平民发
动烧杀吗?简直是侮蔑。

前两天,由于情况不明,老王对西藏当前暴乱意见有所偏颇,特此声明纠正。

王希哲在台北向王丹项小吉提问

送交者: 周同
[博讯论坛] 王希哲在台北向王丹项小吉提问


3月20日,来台湾观选的杨建利,王丹等在台北举行“中国民运人士谴责中共政权武力镇
压西藏”记者招待会。王希哲向王丹项小吉提出两个问题,请求回答。如下:

1)问王丹:

六四,是典型的学生和平抗议,示威遭到中共出动野战军的包围和镇压,因此我们愤怒,
谴责中共。但这次的西藏大规模暴力事件,你已经有证据证明,它是西藏僧侣与当年学
生一样在和平示威中,遭到中共军警先动手的镇压吗?从最近的各类报道,我判断似乎
不是这样。显然是僧侣们在某种预谋策划下,先动手,向各族无辜平民打砸抢烧杀,发
泄他们不满的。
我完全同情和支持达赖不追求独立只要求自治的主张,但达赖的可贵正是他一贯的主张
和平非暴力。我们,特别是六四代表人物现在自己轻易地把六四与这次西藏暴力事件等
同起来,它对保护六四运动的和平形象是有利的吗?
我们应该要求,中共迅速开放中外记者到西藏自由采访,使人们得到迅速而客观的真相
报道。这个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王丹回答:我也不很清楚。这些声明是盛雪,杨建利发起的,请他们回答。)



2)问项小吉:

刚才你说,“我们对中共六四的镇压和这次对西藏的镇压,要一样的谴责,不能双重标
准”。但我觉得,对以袭击杀害平民为手段达到自己政治目的恐怖主义行为,我们也要
一样的谴责,不能双重标准。
前面薛伟说,中共对达赖的拒绝会迫使青年藏人走上激进的暴力抗争道路。这是很可能
的,这次就是苗头。中共处理达赖不妥,西藏问题主要责任确实在中共。但你激进,就
可以拿无辜平民开刀吗?激进,可能朝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是你去袭击军警,政府,
“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是袭击杀害无辜平民,把他们作人质,达到你的目的。你说
是因为中共长期镇压西藏人民,但宾拉登911袭击双子塔,也有他们的道理,他们也说,
是美国、以色列和西方长期镇压阿拉伯人,西方强大,国际媒体又掌握在西方手里,他
们有冤无处申,只好劫飞机去炸双子塔报复。我们说,不对。无论你有多少理由,你袭
击杀害平民作为政治报复就不对,就是恐怖主义。我们就要谴责你们,反对你们。怎么
我们今天对暴乱僧侣就可以双重标准,拿出各种理由为他们在西藏袭击杀害各族无辜平
民“反抗中共”,叫好,辩解呢?中国民运也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这次事件表示
了西藏恐怖暴力在萌芽,达赖都表示了忧虑,我们不但不忧虑,不批评,还去兴风作浪,
推波助澜,鼓励他们,今后西藏恐怖暴力事件越来越多怎么办?甚至西方都不得不出来
反对怎么办?我们就会很被动,民运就一定脱离了中国最广大人民。你们是不是应该更
慎重思考一下?


(项小吉回答大略:1、六四以来中共对人民一贯的镇压,使我们作出中共这次动手镇
压西藏人民的推论。推论方法在法庭上是不可以使用的,但在这种政治抗议中是可以使
用的。2、由于中共对西藏人民的长期镇压,西藏人民反抗就会有过火行为,顾不得手
段,不应该指责。3、既然外界不了解真相,中共为什么禁止中外记者进入西藏自由采
访?这就是心虚。中共应该立即兑现对奥运承诺,允许中外记者作任何主题的采访报道”。)


3月20日于台北

Friday, March 28, 2008

高通胀将摧毁中低收入民众的财富与生活

作者:易宪容
7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6%,基本上是在市场预测范围之内。而7月份的CPI快速上涨,基本上也是食品与居住类拉动的。而且CPI为5.6%,是在多年处于一个极低的水平上徘徊之后踏上一个新高度。当中国的CPI踏上这个高度后,它也意味着中国全面的通货膨胀已经开始。而不是一些人所说,当前我国CPI上涨仅是结构性,仅是食品及居住类价格上涨所致。 (博讯 boxun.com)

当然,从居民消费的八大类别看,7月份,食品类价格同比上涨15.4%;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4.4%;而其他类别都在1-2%左右上下波动。也就是说,中国的价格上涨有涨有落。因此,目前市场上最为流动的观点是,目前中国价格水平上涨,是由于食品、蛋类肉类等副食品价格上涨压力所致,因此,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仍然控制在相当低的水平上。特别是,他们往往以什么国际上惯例来讨论中国的CPI问题,比如他们认为如何采用的核心消费价格指数(即扣除能源和食品价格以后的消费价格指数)来衡量,今年1-6月的CPI指标仅为0.9%。其实,这种说法是不了解国际上CPI指标体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CPI体系基本构成。

正如最近央行的货币政策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国际上许多国家普遍采取的核心CPI并非是同一标准的,而是差异很大。比如尽管目前世界上大多数中央银行把核心CPI作为密切关注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核心CPI可以根据价格指数的不同分为核心CPI、核心PPI、核心PCE(消费支出价格)等。而且各国央行对核心CPI界定也是不一样,如美联储扣除食品与能源的PCE和CPI、日本央行扣除新鲜食品的CPI、欧央行扣除未加工食品和能源的CPI。也就是说,对于核心CPI,各国央行界定是不一样,如果仅是套用一个核心CPI来解释中国通货膨胀问题,那肯定会教条化。更何况是,近年来随着全球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持续上涨,核心CPI和整体CPI出现不同的走势,主要国家央行对核心CPI的关注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一些经济学家和央行官员提出仅关心CPI可能低估通胀风险。

还有,最近一些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央行已经纷纷把货币政策目标从核心CPI转向了整体CPI,即使美联储也是如此。因此,在中国没有公布核心CPI指标的情况下,央行更为关注的是整体CPI,但也会关注构成CPI的各个细项价格的变动。而且与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依然较高,食品价格在我国CPI中的权重约为1/3,从历史数据看,它导致CPI波动的主要力量。因此,对食品价格变动央行会给予足够重视,而不是剔除出什么核心CPI。因为,食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或维持高位,会增加居民的生活成本,诱发高通胀预期,可能导致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条件下,食品对整体CPI的重点性一点都不可低估。

还有,如果我们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权重第一的居住价格来考虑,那么中国通货膨胀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其通货膨胀率之高更是无可复加了。按照相关职能部门解释,中国的住房价格不能够纳入为CPI,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居民住房购买是投资。但是,如果以选择性的国际惯例把中国人的住房消费概念化形式化,而不从中国居民实际住房消费出发,那么,所得出的结论是完全没有解释力,也与居民实际消费模式不相符合的。

因为,一是在发达市场体系下的房地产市场是发展了几百年的市场,而中国房地产市场只是刚发展几年市场;二是由于各国的房地产发展成熟程度不同,在成熟的房地产市场,二手房市场交易达到80%以上,一手房市场不足20%,而对中国房地产来说,情况则相反,二手房市场交易不足15%,一手房市场则80%;三是由于中国房地产市场这几年刚则发展,因此,在早几年,居民住房购买自住的比重一直很高,只不过这几年房地产投资炒作才盛行。正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与他国房地产市场的差异性,如果用选择性国际惯例来套中国房地产市场居民住房的购买行为,那么自然容易把中国的通货膨胀掩饰起来了(比如,如果中国有一个科学的二手房价格指数,近几年来,全国大多数城市的房价都在成倍的上涨)。而房价的快速上涨表明中国式通货膨胀早开始了。

而中国式的通货膨胀先是用严格管制下的低利率政策先是推高资产价格,然后推高基本生活品价格的飞涨,最后引起国内各种物品价格全面上涨。最近,中国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就是中国式通货膨胀开始。同时,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内在化、节能减排成本企业化、居民工资水平提升、利息水平提高等,这些都会影响整个经济价格水平提升。比如,2007年以来不仅CPI快速上涨,而且GDP平减指数(即以现价计算的GDP与以不变价计算的GDP之比)也在快速上涨。2007年1-6月GDP平减指数同比上涨4.7%。

而中国式通货膨胀出现,它推高了房地产市场价格,从而使绝大多数中低收入者远离房地产市场;它制造了广大居民基本生活消费的“昂贵化”,沉重增加中低收入者的负担;它扭曲市场中价格信号机制,从而使得企业及个人不能进行正确决策。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中国式的通货膨胀加剧可能会摧毁国人的正常的经济生活、摧毁中低收收入者的财富和身体、摧毁整个社会伦理及核心价值。正是在这意义上来说,中国式通货膨胀对国内经济生活影响及对中低收入居民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中央政府对此决不可小觑。

而化解中国式通货膨胀基本的途径,就得从低利率政策入手,首先是改变目前中国居民存款负利率状态。比如,在CPI为5.6%的情况下,在8月15日利息税没有调整之前,居民一年期存款利率为负2.9336%;在利息税调整之后,居民一年期存款利息为负2.1035%。因此加息是化解中国通货膨胀最好的方式。但在如此之高的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央行加息不仅要加大利力度,也要加快加息的频率。在此基础上,央行加息还得加大居民存款利息幅度,缩小存贷款利差,同时,也是开始考虑改变现行的贷款利率管住下限、存款利率管住下限的政策了。

总之,全面的中国式通货膨胀已经开始,中央政府对此决不侥幸地等闲视之,而是要采取有效货币政策,采取加息方式来化解其风险,否则,恶性通货膨胀将会摧毁中国的经济。

中国应该走出掠夺经济

作者:易宪容

  20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奥尔森指出,社会经济繁荣的最大关键就是建立一个市场扩展型的政府,而这种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向社会提供制度规则来保护个人产权,来保护合约有效履行,来保证个人的财富不被掠夺。
  而华人经济学家钱颖一教授则认为市场经济有好的市场经济,有坏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种掠夺经济。

  因为,在任何市场中都潜存着两种掠夺。第一种是私人掠夺。它可以是私人掠夺私人,也可以是私人掠夺国家。如偷盗抢劫,侵吞国有资产等。

  第二种掠夺是政府掠夺。政府掠夺的方式有,有政府作为组织的掠夺,如乱摊派、超过公共服务需要的费与税、通货膨胀等;有政府的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掠夺,如贪污腐败;有私人通过政府权力的掠夺,这种掠夺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实质上都与政府的权力有关。如垄断、设租、通过游说把个人利益固化在制度与法律上等。

  掠夺经济等于低效率经济

  从一般的经济理论来看,掠夺经济完全得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任何掠夺都是不公平的,但这还不是问题根本,掠夺最大的核心是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在一个社会中,如果社会中私人掠夺和政府掠夺盛行,那么理性的经济人一定会减少创造财富、提高效率的经济活动。相反,大多数人也会加入这种掠夺的行列。如果社会中的人都在掠夺,那么这个市场的效率也就无从谈起。

  最近,美国的经济学家施莱弗(Andrei Shleifer)和维什尼(Robert W. Vishny)出版一本名为《掠夺之手》(The Grabbing Hand)的著作,也对政府掠夺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讨论,并指出了掠夺经济对社会经济严重的负面影响。

  诺贝尔经济学奖主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最近也有关于“所有者掠夺”的文章。可以说,掠夺经济成了目前国际理论界十分关注的理论前沿。

  用掠夺经济理论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会发觉掠夺之现象十分盛行。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掠夺,无处不是。可以说,近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完全是建立掠夺之上。如对自然资源之掠夺、对民众财富之掠夺、对民众之生存权之掠夺。

  如果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建立在掠夺之上,那么这个基础牢固吗?如果这个基础不牢固,这种高速又能够持续多久?特别是目前国内许多经济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只要用掠夺经济理论都可明辨清楚的。

  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与困难都与掠夺有关,无论是政府掠夺还是个人掠夺都是如此。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市场化的程度已经十分高了,但是要素市场发展则相当滞后,从而导致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严重扭曲。而正是这种人为的价格扭曲,使得社会民众的大量财富轻易地转移到少数人手中。

  房地产商掠夺土地资源

  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商为什么在短期内涌现出一大批所谓的富豪,如中国的百富排名中有一半以上的人是房地产开发商。这些房地产商在短期内成为富豪,是凭正常的市场竞争、是凭他们个人的市场能力与市场智慧吗?根本就不是。他们靠的是利用政府权力对城市弱势民众及农民土地资源的掠夺。

  看看早几年的城市拆迁,有多少民众被追赶得无处可逃。所披露的湖南嘉禾、四川广源等事件尽管仅是整个中国城市拆迁事件中的一个缩影,都是借助政府之权力、甚至于使用国家专政工具迫使民众就范。而正是在这种强迫过程中,大多数民众的财富轻易地被人掠夺了。

  再看政府对农民土地的征用,往往会以土地为国家所有为,基本上会低价甚至无偿地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一定的价格转让给房地产开发商或“地虫”,然后建筑商品房子以高价卖给消费者。

  有报道,四川自贡市的红旗乡,从1992年到1999年征用农民土地7700多亩(15亩为1公顷。这些被用的土地基本上进入政府官员主持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手中),当时每个农民获得失地失业的全部补偿是每人8000元(人民币,下同)安置费。而到2004年3月,有一块71亩的土地,则以起拍价每亩60万元拍卖出去。

  只要好好的计算一下,就知道有多少财富轻易进入房地产开发商手中,但这些失地的农民生存面临很大威胁时告无所告。四川是这样,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而房地产商一旦获得了土地就能够方便地从银行贷到公司所需要的资金。从已有数据表明,截至2004年4月,中国房地产开发已投资约8800亿元人民币,其中银行贷款占了7200亿元。而且从全国金融机构17万亿人民币贷款中,超过50%以上的贷款都是以房产作为抵押的。

  而我们可以看到,在国内利率管制下,银行贷款利率与民间贷款利率相差悬殊,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等于获得一笔补贴。社会的财富也通过银行流入房地产商手中。也就是说,中国房地产业就是通过这种掠夺式的方式发展起来并让整个社会财富集聚到少数人手中的。

  对于资金要素来说,其掠夺行为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资本市场,政府通过不公平的制度规则让广大投资者的财富转移到上市公司、金融中介等手中。如有统计表明,2001年6月到2004年11月,沪深市场新增上市公司145家,募集资金3767亿元人民币,但股票流通市值却从1万8866亿元下降到1万2774亿元,这意味着流通股股东的实际损失为9859亿元。

  中小股民多血本无归

  而从2004年11月到现在,上证综指从1340点下跌到1235点,跌幅7.83%,这一个月多一点的损失正好是1000亿元。加上此前的9859亿元,共损失1万0859亿元。也就是说,近几年来,在国内股市的中小投资者基本上是血本无归。

  有研究表明,这些中小投资者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损失惨重,其中亏损50%以上高达调查总数的48.70%,从而使得投资者最终艰难地选择告别股市。

  二是政府通过对利率管制、对金融资源的垄断来掠夺民众之财富。2004年国内存款利率处于严重的负利率状态下。在负利率的状态下,造成了极不公平的社会财富再分配格局,即弱势的广大储户受损而以低成本获得资金的银行、企业、政府大获其利。这不仅造成国内投资扩张性冲动、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也让广大民众利益受损。

  有研究表明,按照官方公布的数据,2004年存款负利率让广大民众利益损失达7000多亿元。如果以民间市场利率计算,储户其受损程度更是巨大。加上国有银行巨额的不良贷款不断地注销,银行部门对民众财富的掠夺更是无以复加。

  对财富的掠夺还有一种重要的表现就是地方政府直接对企业及个人财富的掠夺。如据《21世纪财经报道》报道,在曾震惊中国股市的四川德阳金路夺权事件中,地方不仅直接操纵企业人事任命,而且操纵公司重组规则与对象,甚至于滥用警力这类公权力驱逐前来并购重组当地上市公司的外地企业。

  也就是说,在中国现行体制下,地方官员完全成了当地霸主。他不仅主宰了政府,也主宰了当地财政经济及企业。就是通过这种主宰,当地财富也就轻易进入当政者手中。

  看看这几年来所披露出来的贪污大案要案,多是政府部门或地方的主要领导人,特别是那些掌握要职的领导人。而哪个地方贪污腐败盛行,哪个地方的经济一定会成大问题。如东北不少地方的情况就是如此。

  总之,无论是政府掠夺还是个人掠夺,无论是直接掠夺还是间接掠夺,目前中国许多地方掠夺是十分盛行,特别是间接掠夺更是无孔不入。

  政府最近出台的严厉打击贪污腐化的规定,已经看到国内掠夺行为的严重性。但是,其根源在哪里?为什么国内各种掠夺会如此泛滥?并非是仅靠打击就能够一了百了的事情。

  可以说,近二十年多来,中央反对贪污腐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为什么会越反越多?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对政府权力约束不够,在于民众没有畅通地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在于贪污者没有受到严厉打击。

  如果中国不能够从掠夺经济中走出,今后社会矛盾与冲突会进一步激化,中国经济要发展也是十分困难的。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来源: 中国政治学网

很高兴中共说我有六个女人,看来中国政党竞选已提前开始了

作者:郭泉
前段时间,我和中国新民党中央党部的“笔杆子们”研究竞选策略、选票政治和竞选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大家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问家,虽然分属不同的专业,有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法学、文学等等,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我们都是六四学生。现在我们都过了不惑之年了。想起十九年前死在北京的许多同学,我们就潸然泪下。
一个同志提议,大家应该重读一下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先生写的《竞选州长》。责无旁贷,我在被中国共产党剥夺教授职称后,再次执鞭开课讲授《竞选州长》。
其故事情节,大多数中国人并不陌生。梗概如下: (博讯 boxun.com)

“我”被提名为纽约州州长候选人,代表独立党与其他政党展开竞选。
竞选对手的各种“竞选手段”使人目不暇接。先是一家报纸造谣说“1863年,在交趾支那的瓦卡瓦克,有34名证人证明马克•吐温先生犯有伪证罪,企图侵占一小块香蕉种植地,那是当地一位穷寡妇和她那群孤儿靠着活命的唯一资源。”从此,这家报纸以后但凡提到“我”时,必称“臭名昭著的伪证犯吐温”。
  接是《新闻报》,登了这样一段话:“吐温先生在蒙大那州野营时,与他住在同一帐篷的伙伴经常丢失小东西,后来这些东西一件不少地都从吐温先生身上或“箱子”(即他卷藏杂物的报纸)里发现了。” 此后,这家报纸照例叫“我”做“蒙大那的小偷吐温”。
以后的报纸消息有: “现已证实:马克•吐温先生曾恶毒声称我们尊贵的领袖约翰•特•霍夫曼的祖父曾因拦路抢劫而被处绞刑一说,纯属粗暴无理之谎言,毫无事实根据。他毁谤亡人,以谰言玷污其美名,用这种下流手段来达到政治上的成功,使有道德之人甚为沮丧。” 此后这家报纸总是称“我”为“拐尸犯吐温”。
再接着是一则消息:“有人见到,昨晚有一个人喝得酩酊大醉,摇摇晃晃地走进吐温先生下榻的旅馆。独立党人责无旁贷须证明那个醉鬼并非马克•吐温本人。这一下我们终于把他们抓住了。此事不容避而不答。人民以雷鸣般的呼声询问:‘那人是谁?’” 这家报纸在下一期上大胆地称“我”为“酒疯子吐温先生”,
后来还有匿名信若干,例如,“被你从你寓所门口一脚踢开的那个要饭的老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你干的一些事,除我之外没人知道,你最好拿出几块钱来孝敬鄙人,不然,报上有你好看的” 等等。
不久,共和党的主要报纸“宣判”我犯了大规模的贿赂罪,而民主党最主要的报纸则把一桩大肆渲染敲诈案件硬“栽”在我头上。这样,可怜的吐温先生又得到了两个头衔:“肮脏的贿赂犯吐温”和“令人恶心的讹诈犯吐温”。
再接下来的消息更吓人:“一家疯人院妨碍吐温先生家的人看风景,吐温先生就将这座疯人院烧掉,把院里的病人统统烧死了”。 接着又是一个控告,说吐温先生为了吞占其叔父的财产而将他毒死,并且要求立即挖开坟墓验尸。
  最有趣的事情总是发生在落幕:有人教唆9个刚刚在学走路的包括各种不同肤色、穿着各种各样的破烂衣服的小孩,冲到一次民众大会的讲台上来,紧紧抱住吐温先生的双腿,大喊“爸爸!”
最后,吐温先生怀着痛苦的心情在退出候选人的声明上签下了下面的一段话:“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正派人,现在却成了伪证犯、小偷、拐尸犯、酒疯子、贿赂犯和讹诈犯的马克•吐温。”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是更有趣的是,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也领教了。不过我的心情要比吐温先生好“五倍”。
今天,江苏一位著名的军转维权人士向我电话汇报说:“昨天国安部门的人找我,要我们军转干部离您远点,说您是个危险人物,还说您有6个女人,是个坏人。我回答,郭教授有几个女人和他为我们军转干部维权有什么关系呀。你们扯这个干什么呢?然后,那些人灰溜溜地走了。”
首先,我很开心的是,国安部门使用这样一个半世纪前的劣质伎俩,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黔驴技穷。说法律说不过我,讲政治讲不过我,三个代表也没我代表,于是就只好谈“生活作风问题”了。
好,既然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同志喜欢“生活作风问题”,那我们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如我这样一个一贯强烈谴责独裁,要求中共立即终结独裁、实现多党民主竞选的人;一个因为提出上述主张、并上书国家领导人的人;一个随时准备坐牢被杀的人;一个不怕老婆孩子和全家被中共杀害的人,我很怀疑会有女人爱上我。
幸亏我的这些举动是在我结婚之后才做出来的,否则我老婆是肯定不会愿意嫁给我的。这点,我刚才得到了确认。老婆洗漱好准备睡觉,我问:“如果我现在做的事情,是在你刚认识我的时候做的,你会嫁给我吗?”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嫁!世界上哪有这样为你提心吊胆担心受怕的傻女人愿意嫁你呢?”
我笑起来,是的,我这样的“危险人物”想找个情人真难。第一、没钱给情人用。被警察抄家没收了我的三台电脑和所有的银行卡,现在的电脑是朋友借的,生活基本靠老婆、父母养活;第二、不能给情人一个稳定的怀抱,随时入狱不说,还害人家焦虑揪心;第三、天天忙着帮全国各地的苦难人民出主意写材料,陪他们伤心陪他们落泪,就是没时间陪情人看星星看月亮。
我记得有个小笑话这样说,一个破产的人夜晚形单影只睡在寒冷的床上,一个小偷翻窗进来偷东西,惊醒了这个可怜的主人。他对小偷客气地说:“亲爱的小偷,我白天翻箱倒柜都没有找出钱来,难道您晚上能找到?”
我一想到这个笑话就乐不可支,我也要对中共的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察们说,“亲爱的警察同志,如果你们能帮我找个愿意和我共赴生死的情人给我,那我真要感谢死你们了。”
其次,中共警察这样的伎俩大家都看眼熟了,例如,最近几年来,中共对民主人士的打击几乎很少使用政治罪名,而较多地是找个其他的普通刑事犯罪的罪名收监。例如孙大午案用的是非法融资,南都案用的经济犯罪,陈光诚案用的是破坏财产和扰乱交通,郭飞雄案用的是非法出版,孑木案用的是非法持有枪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等。我在一个美国的朋友给我电话说,中国的一个有民主思想的画家,被诬陷偷自行车,这位画家在反驳的时候,警察先生说:“你算了吧,说你偷自行车还算好了,没告你强奸算不错的了。”其他类似在你出差的时候,找个小姐敲开你的房门,然后诬陷你嫖娼的事件层出不穷。
幸亏1997年刑法取消了流氓罪,否则中共找6个妓女联名作证说我和他们都上过床,那我一定可以按流氓罪判个死刑。我知道中共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朱老总的孙子,就是因为和几个女人睡过觉,被以流氓罪执行了死刑。
朱德的孙子是按照当时的刑法第160条流氓罪被判处死刑的,就是乱搞男女关系,当时还有几个老红军的孩子一块儿被开除军籍并被枪毙。上海当时被枪毙的还有在《民主与法制》杂志工作的原上海宣传部部长的儿子陈晓蒙,也是同样罪名。
这个罪名是在我担任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担任书记官期间废除的。我1994年到1999年在南京中院刑庭工作,五年间参与审理特大刑事案件数百起,经我手办理,执行死刑的罪犯有43名。
如果这个罪名一直保留到现在的话,我想,时下估计会被枪毙起码5000万人以上,这还是我的最最保守的计算。如果严格按照83严打的“和三个女人睡过觉”就执行死刑的话,我想中国可能要枪毙2个亿。大家感谢上帝吧,这条罪名和刑罚已经在1997年被取消了。
第三、要谈到丑闻,谁的丑闻会超过中国共产党呢?前一段,广大网友对贪腐众官在情妇工作上所做出的贡献搞了一个排行榜,其中:
  有因包养情妇146名而获“数量奖”的原江苏省建设厅厅长徐其耀;
  有因包养17名未婚女大学生而获“素质奖”的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张宗海;
  有因撰写性爱日记95本,保存性爱物证(阴毛)236份,而获“学术奖”的原海南省纺织局长李庆善;
  有因运用MBA知识管理7名情妇,而获“管理奖”的原安徽省宣城市委书记杨枫;
  有因召集22名情妇举办群芳宴并选出最美者,而获“团结奖”的原福建省周宁县委书记林龙飞;
  有因向5名情妇保证,60岁之前每人每周性生活3次,而获“干劲奖”的原湖南省通信局局长曾国华。
  有因宠爱自己下属官员的11位官太太,并成立公司安排所有11位情人合作工作,而获“组织奖”的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宝鸡市市委书记庞家钰。
  我不知道当今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政府官员还会有这样的丑闻,但是我知道,中国即使再多发生这样的丑闻,中国人民也无可奈何。这些官员当然是要下台的了,但是他们下台的原因,绝不只是性丑闻。
  贪腐众官下台的根本原因是有经济或其他刑事犯罪。如果只是性丑闻,他们是不会下台的。因为,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他们的性丑闻即使是公开的,也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可以揭露,因为媒体也是他们自己的。另外,事实上即使人民知道这些丑闻,下台的只是直接涉案人员,他们所隶属的党,却无需为他们负任何一点责任。
  在民主国家,如果一个执政党的高级党员发生这种丑闻,而不影响这个执政党的下届选举,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中国,这很正常。
  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里,恐怕只有中国的执政党是最不怕人民知道执政党的丑闻了。西方民主国家的执政党却是最怕本党出现丑闻。
  究其缘由,在西方民主国家,如果人民对执政党不满意,那么人民的选票就不再投给执政党。于是西方的公务员最怕人民不满意,并努力做到让人民满意;
  而中国的执政党地位的获得,不是凭借着人民的选票的,而是半个世纪前那场内战的结果。因此,中国的执政党根本不惧怕其执政地位的丧失。
所以,在中国,执政党对丑闻的管理理念是:首先,严密控制丑闻泄露。其次,如果泄露,立即丢卒保车。第三,发动舆论工具,宣传中共所谓的反腐决心。
  于是,即使中共发生再大的丑闻,对丑闻官员的清理,都成为了执政党反腐决心的美丽展示。于是,再大的丑闻,都会成为更大的庆功会的契机。
  如是这般,还有什么丑闻人民不能承受?
最后我要说的是,尽管如此,我还是很开心,毕竟共产党说我有六个女人也算是政党竞选的竞选手段之一了,中共还没直接把我暗杀了事就算是极大的人类进步了。
如此可见,其实,中国的多党竞选已经悄然提前开始了。
大家努力吧!人民必胜!民主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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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察弟兄,请你们好好学习老子思想

作者:郭泉
今天下午(2008年3月7日)我在给新闻专业的同学上《文学概论》,突然手机闪烁。我在上课的时候手机都是调成无声的,一般到课间休息才看一下是否有未接电话。今天我本能地看了一下手机,是我妈的电话。我妈从来不在我上课的时间给我电话,一般都是在晚间和周末,这次很异常,我立即接通了电话。
我妈声音很低沉很严肃:“你马上回家!”我回答:“下课以后立即赶回。”
大约下午五点钟,我赶到我妈家。在我进门低头换鞋的时候,我妈突然挥手照我后脑勺上重重地刷了一巴掌。今年41岁了,我记得最后一次我妈打我还是我上小学,大约是30年前了。我很诧异,立即焦虑地问:“妈,你别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妈没好气地说:“你现在怎么会变的这么没有教养,你真是丢我们家的脸!”
我说:“妈,孩儿不孝!我现在帮穷苦人民维权,最多是让共产党丢脸,怎么会让您丢脸呢?怎么会让我们郭家丢脸呢?”
正好借此机会介绍一下我的家谱。我族始于西周文王封百子定姓氏,武王伐纣后,封其叔为号国公。文王不言叔讳称叔为郭叔,由此确立吾族之姓。先祖后裔子仪公平国乱、功高五岳、德及万家,受封汾阳王。我族宗祠为山西汾阳堂。汾阳堂始祖子仪生有八子,我族为始祖次子郭暧后代。二世郭暧“醉打金枝”的著名故事,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我是郭家唐代以来的第三十九世孙。
我妈说:“你交代,你怎么会对胡锦涛和温家宝两位叔叔辈的长辈自称老子?我看你是活昏了头了,你要把我气死了!”
胡锦涛主席是我妈在泰州中学读书时候的校友,胡叔比我妈高二届。这真是把我说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我说:“妈,我什么时候对胡叔叔自称老子的啊?我怎么可能啊?我和胡叔的政治观点再不一样,我也不会这样无礼的!政治斗争绝不能搞成人格侮辱、政治迫害或政治谩骂。妈你放心,我这点政治素质还是有的!”
说实在的,这场新一轮的民运中,除了个别中共特务搞出一个“郭泉有六个女人”的小插曲算中共先输一招外,总体说来,政治斗争的双方都还是比较克制的。在这场斗智斗勇的政治较量中,如果我犯下我妈说的那样的低级错误,岂不贻笑大方?
我妈说:“下午2点左右,南师大的党办主任刘主任给我电话,要来拜访我。我一听就知道是关于你的事情。但是我下午约了两位老朋友来聊天的,我就请刘主任下周一再来详谈。不料,他说晚上就要急飞北京向在开两会的南师大党委沈健书记汇报工作,只能现在拜访。我说,我家里有客人,而且你又是来谈郭泉的事情,这不方便,就电话里谈吧。大概谈了接近一小时,其中说你最近给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一份信自称老子,叫两位领袖看老子的文章、听老子的话。我一听到这个话,我都快发心脏病了。你想害死你妈啊?”
天哪,怎么会有这个事情啊?我左思右想,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终于想出原委了。我大声笑起来,把我妈吓一跳。
我笑说:“妈,估计这个刘大主任只看了一下我的文章标题而没有读我的那文章内容,或者是某位国安的弟兄没有看懂我的文章就匆忙向刘主任汇报了。其实,我是要胡叔温总理多读读老子的文章的,这份信是《民主先声》第143篇。文中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的十章、二十七章、三十五章、三十六章、四十章、四十二章、四十九章、七十一章、七十六章、七十八章的句子。此老子非老子也!”
我妈释怀而笑,喃喃道:“他们怎么会把这个老子想成那个老子的呢?”这下轮到我妈百思不得其解了。她想了一会儿,一边摇头一边到厨房看为我煮的我最喜欢吃的芋艿熟了没有。

从这个事情,我有两个心得:
第一、我的政治对手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失控。先是搞出一个“六个女人”已经棋输一着,现在又搞出一个“老子事件”又暴露其心理的恐慌,这充分说明了他们已经手忙脚乱,无处下手了。他们想实施狙击,但是又苦于毫无手段,且我毫不畏死,最后他们只能胡乱落子,满盘皆输已成定局。
第二、我们的国家公务员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确应该多读读国学著作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根呀。我早在2007年11月14日给胡锦涛主席的上书中就提到过要建立“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体系。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管理技术极大丰富了管理学的知识宝库。但是,马克思主义不可以取代中国文化。让马克思主义这一只有200年不到的德国思想来指导具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是极其荒谬的。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绵延不绝,是中国各族人民祖祖辈辈在共同的地域、语言、心理等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精神。中国人亲切把有关中国文化的学问称为“国学”。
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尔今普及国学知识、推广国学思想乃势之必期而理之最明者也。
国学的宗旨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国学是一个国家具有本国特色的文化知识体系,其目的当然是为人民服务的。至于所谓的国学糟粕,其实来源于被专制统治者利用之后发布的伪国学。这个伪国学,才是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所说的字里行间流露着的两个字“吃人”。
所以,鲁迅等一大批五四文化青年反对的根本不是“国学”,而是封建专制统治者的“伪国学”。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批孔”,其实都搞错了对象。在这点上,鲁迅和毛泽东是犯了同样错误的。
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意识到国家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标识,是一种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宝贵的文化财富。可惜的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中国宪法规定了使用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新思想来指导中国人的一切思维,以至于国学在中国成为一种“异在”,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越来越少。
目前,学国学的人却越来越少,而且错误地把国学当作封建糟粕加以批判和排斥,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作为一位长期研究国学的学者,我认为必须尽快研究构建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国民教育文化体制。
中国人当以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国学,至于西方的新思想,的确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不可以用西方新思想来限制、打击或消灭中国传统文化。
研习国学,推进民主,正是当代知识分子应当敢于正视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在,过分强调和依靠一个生长在异域的德国思想已经无法光大中国这个已经不容乐观的民族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借鉴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等华文教学体制。
最后,我要说,亲爱的中共国家安全部门的警察弟兄,请你们好好学习老子的伟大民主思想。但愿,这次你们不要再理解错误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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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又有一位南京师范大学的同学自杀了,我感到很难过

作者:郭泉
我是1999年到南京师范大学做博士后的。但是我从小就是在这个校园长大的。我父母是南师大64届毕业生,毕业后,我妈分配到了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我爸留校做行政工作。我家就在离南师大一路之隔的省级机关宿舍里。我家临街,从我小房间的窗户就可以看到街对面的南师大食堂(现在是一幢二十多层的研究生公寓)。小时侯,我每天一放学就到南师大玩儿,拣石子、捞小鱼、捉蝈蝈,真是开心。当时,我就想,大学生一定很幸福,有这么好的地方可以玩。可是,等我成了大学生的时候,我才知道,大学生是最痛苦的了。
89年,我在南京金陵职业大学(现名南京科技学院)的文法系中英文秘书专业上大学二年级。那年,所有的大学生都激烈地反对“官倒”、反对腐败,要求中共结束独裁,实现民主。百万大学生在全国各城市的主要街道开始了全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民主运动。我们在街头向每一个过路的市民介绍民主思想,恨不得让所有人都支持我们。
但是,当时的工人、农民很奇怪我们在做的事情。一些工人说:“小祖宗哎,你们让些路给我们吧,我们要去上班,迟到要扣奖金的。”全国的农民也都不知道我们这些十几岁、二十岁的娃娃们在折腾个啥。 最后,中共以“人民不答应”的理由,镇压了我们这些大学生的美好的心灵和年轻的身体。93年,我到南京大学读社会学(法学)研究生,一些苦难的工农到南京大学找到我,请我帮他们维权,我没好气的说:“我不干!当我们在街头最需要你们工农帮助的时候,你们却在奚落我们。现在你们知道我们当时在做什么了吧!你们现在活该!”96年,又有军转干部来找我维权,我更愤怒了,说:“你们枪杀我的好兄弟,你们碾压我的好姐妹,你们是杀人犯,去死吧你们!”
但是,2002年6月4日晚,我梦见一位牺牲在北京的女同学,她对我说:“蝈蝈!你傻呀,你应该帮他们,我们死这么多人,不就是为了让人民得幸福吗?”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就从一个六四学生变成了一个维权民运人士了。之后我做的维权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如今,到南师大已经9个年头了。这9年里,亲眼看到中国大学生的变化,他们对人民生活的漠视,对独裁专制的无视,都让我揪心。我时常对他们说:“89年社会腐败情况根本没有现在严重,但是我们站起来了。而现在,你们到哪里去了?”学生的回答真让我感到悲哀。女生说:“谈恋爱呗”;男生说:“打游戏嘛”。
说实话,南师大因为我给胡锦涛先生写要求终结独裁的公开信而解除我教职,实在是多此一举,因为我一直就对当今的大学生是否能成为民主革命的力量之一持有强烈的怀疑态度。学校可能以为我会煽动学生闹事,但是我负责地告诉大家,估计给每位同学发200元,叫学生上街搞半天反腐宣传活动,都没人理睬你呢。而八九年,我们自费购买红布做旗子,自费购买毛笔纸张,写标语,要是钱不够,就省伙食费、省交通费。为了能买到更多更好的纸张,我还去偷我家里的钱。
那么,现在的大学是什么样子呢?现在的大学生是什么样子呢?
其他大学的情况可能我不是很清楚,但南师大的情况我却很清楚。因为,我代过很多本科生的课,也做过4年的研究生班主任。
在南师大的几年里,给我刺激最大的就是这个学校在不断地死学生、不断地出丑闻。而现在,我做的民主事情,不知道给南师大挽回了多少脸面呢。不过,中共南师大党委一定会认为是我丢了南师大的脸,我想,正相反,历史会证明我为南师大增了光。
好,下面我来说说南师大最近几年不断死学生的事情吧。
南师大的新校区很莫名地把一个学生宿舍(南区)建在了教学区的街对面,而这条街就是著名的仙林大道,大道的车速简直如高速公路。先是一女、后是一男在下课回宿舍、过街购物穿越马路的时候,如风中纸花凋谢在仙林大道上。我曾经提议学校建过街天桥,但是学校有关部门的答复是“这不是学校的事情”。后来我又萌生过自费为同学们建一个过街天桥的想法,结果一打听需要至少一百万不说,而且国家有关部门还不准私人建天桥。
之后,学校游泳馆的温水游泳池里有一个女生溺水死了,奇怪的是,她是在浅水区一米二深的地方淹死的,当时,竟然没有救生员。
后来又有漂亮女生去东北会见网友而被奸杀深埋的情况通报,而据说直到这个女生的家长接到罪犯的勒索电话,学校才知道女生几天没来上课了。再然后,就是没完没了的自杀,先是一个经女院的学生跳楼自杀,今天又是一个数科院的男生跳湖自杀。
今天我得到的这个消息是:数科院05级计算机专业男同学,上周末补考被某老师认定作弊,但该同学当场申辩其没作弊,是被冤枉的,但老师不信,老师还当着全班同学们的面说这个男生了很多话。结果,学生投湖了。
下面我再来说说南师大最近几年不断出丑闻的事情吧。
学校新建了一个新校区,花了大几亿。学校到省里把几年后的经费指标都用完了,学校的经济压力十分巨大。但是学校基建部门却很开心地享用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一个小小的基建处,竟然几乎全部涉嫌经济犯罪,最后,一个科级干部从他家的20多层的大楼上跃身而下,一人承担了所有的钞票漏洞。
另外一个举世闻名的超级丑闻是“南师大陪舞事件”。这是发生在2004年9月27日的学校领导要求10名舞蹈专业的漂亮女生接待“上面”来的领导的事件,我想,大家也许都知道了。现我综合一下《南方都市报》和《新周报》对这个事件的报道,以飨大家:
一个学生时候回忆道:“那些来访干部大都是四、五十岁的男人。女生们一去,就被叫过去陪着跳舞。那些女孩子虽然是舞蹈专业的,但她们大都不会跳交谊舞。但是那些男的还是半搂半抱地要教她们跳,一边跳舞一边还和她们闲聊,讲着一些什么身材好、皮肤好之类的话。有些人还追问她们的手机号码,有的还故意透露自己的身份……女生年纪大多都才十七八岁,这样一群女孩子居然被和她们父亲差不多年纪的人抱在怀里跳舞,就因为那些男人都是什么干部吗?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地点就在大学校园内。”
2004年9月27日下午,南师大音乐系的陈新坤教授正在为2003级舞蹈专业全班学生授课,他很无奈地被一个“紧急任务”宣布提前下课。而“领导们已等候多时”的催请,使得漂亮女生们甚至来不及回宿舍放下书本,就按通知地点向校内宾馆“教师之家”奔去。此刻,南师大校方有关负责人正陪一群领导等候这班还根本不懂男女之事的女大学生。
陪舞之后,领导们又要求漂亮女生陪吃,但是女生们不知道陪吃以后还会陪什么,就团结起来,坚持说有事,最后都逃离了虎口。学校只得怏怏不快地撤掉了多余的几桌菜肴。
陪舞事件被披露后,组织陪舞的南师大领导和接受陪舞的省厅领导,都受到了高层的调查,最后的结果全国人民都知道,那就是不了了之。
那么,以上的这些事件能不能说南京师范大学的学校管理出了问题呢?我看不是的,因为,至少在我被解除教职这个事情上,南师大的管理层还是雷厉风行的。
2007年11月17日,我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探讨“全民福利条件下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久,我就被口头通知不得继续在大学讲台上进行“有损教师形象、与教师身份不符”的教学,更不得继续指导我的十四名研究生,立即下放资料室做资料员。随后,我的副教授津贴立即被降成了资料员津贴,对此,至今我也没有接到任何书面材料。
这充分说明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学校管理,还是很强大的,只是用错了地方而已。我想,如果学校的管理力量用对了地方,那么,我们会多救一个孩子!救救孩子吧!南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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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您真的代表人民了吗?政协代表您真的可以政治协商吗

作者:郭泉
最近在开两会,可是不断地有人问我,两会到底是哪两会?
这让我唏嘘不已。一个国家搞到国人连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召开的会议都不知道,这个执政党也太有才了。可见,这个“两会”能对苍生百姓的生活起到的作用也就不过如此了。
我想,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人民代表是如何选出来的。但是我下面说一个独立候选人是怎样落选的,大家就知道人大代表是怎么选出来的了。 (博讯 boxun.com)
我的一位老朋友孙文广先生是山东大学的教授,著名的民主人士,已经73岁了,但是一直重于以行动来推进的民主化进程。2007年11月,孙先生打破了山东大学的死气沉沉的“选举”气氛。他用行动对选民只能在名单上划圈这种现状进行了宣战、示威和反抗。
孙先生说:“如果说农村基层都可以实行乡、镇、县级人大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的话,那么,山东大学这样一个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的重点大学就更能实行基层人大民主的直接选举。山东大学,一所号称百年历史、学科齐全、学术实力雄厚、集各类大学教授、博士生、大学生共3万优秀人才的综合性大学,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国家级的高水平大学之一就更应当够条件实行基层民主直接选举。然而,在这样的大学,人的文化素质之高,现代人文精神之强,山大仍然要强行禁止民主选举制度在这里通行。这怎么能行?”
于是,孙先生开始了他的选举之路。他以独立候选人参加山东省济南市历山区人大代表的选举活动。孙先生在学校贴了许多选举海报,但是孙先生白天贴出晚上就被共产党撕掉。孙先生就反复贴,共产党就反复撕。孙先生还在山东大学新校区食堂摆展板,发表竞选演讲,散发竞选资料。中国共产党十分恐慌,每日深夜撕下孙先生的竞选海报,还明令不许山东大学学生阅读孙文广教授的竞选传单,不许听孙文广教授的竞选演讲。最可耻和罪恶的是,共产党还在学生投票时,不许大学生投孙文广的票,激起了山东大学师生的愤慨。
共产党还派出便衣特务阻止孙教授在校园内发表竞选演讲,被山东大学师生呵斥得屁滚尿流地溜走了。最后,由于全国人民都知道的原因,孙教授落选了。
看了孙教授的竞选遭遇,我有理由怀疑那些被钦定当选的人大代表是否敢于为人民的利益而奋力抗争。
那我们再看看政协代表就真的可以与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了吗?
我的本家郭锡龄先生是广州政协副主席。2008年2月17日,在广州政协小组讨论中,一位委员在介绍了今年南方雪灾广州火车站的情况之后,郭锡龄先生说:“这一次有两个部门要批评,一个是气象部门,之前完全没有预计到天气的严重性。不过更严重的是铁道部!”郭锡龄紧接着列举了铁道部一系列问题,并说道,“铁道部的人要撤职!”。
不料,2天之后(19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大谈“春运”期间广州地区疏运工作如何出色,并针对郭锡龄对铁道部的批评,“感到惊讶,难以理解”,最后,王勇平还拿出中共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的话来给郭锡龄先生定性为“个别同志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决不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也不代表市人大和市政协”。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执政、民主党参政议政”。广州政协副主席郭锡龄先生对铁道部的批评完全属于共产党钦定的“议政”行为,却遭到如此不堪的批判,我也有理由怀疑政协会议上政协代表是否有权利为人民的利益多说几句话呢?
我本以为,今年的政协一号提案是民生问题,不料,日前看到《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税收政策》已经被确定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一号提案”,不禁仰天长叹。这个政协一号提案完全是为投资者进入资本市场服务的。该提案认为,资本市场的税收政策应以合理投资为导向,倡导长期投资、抑制短期投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扶持中介机构健康发展为政策取向,建立起多层次、多环节、协调征管、体现公平的资本市场税制。
那么,什么样的人才是投资者呢?我长期服务的苦难人民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什么钱搞投资呢?其实,广大人民的生活和就业安置问题才应该是永远的“一号提案”。
看到这些情况,我和全国一切苦难人民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两会为人民幸福做出什么实际的工作来呢?
前天,我又看到新闻,标题把我吓了一跳,《中国民主制度走向成熟》。现在中国连人民组党都不行,没有解除党禁和报禁,怎么突然冒出来个《中国民主制度走向成熟》了呢?
等我仔细读完,我才知道又是中共在忽悠人民了。原来,故事是说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赵本山在辽宁省十一届人代会上由铁岭市作为知识分子界继续提名为全国十一届人大代表的候选人,经差额选举,获270票,按会议法定的选举办法,没有超过最低的319票应当选票数,差49票而落选。
这就是一个政协代表落选而已,怎么成了“中国民主制度走向成熟”的标志了呢?
那么什么叫民主制度呢?
民主制度就是人民可以组党,多党竞选,取悦于民,接受人民的选择,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民可以选择执政党。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在污蔑民主和自由这两个神圣的词语。例如,自由主义这个概念在哲学史、在政治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但是中共独裁者毛泽东却写了一篇《反对自由主义》的文章。这个独裁者在文章中写到“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所有这些,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
那么,大独裁者毛泽东列举的十一种自由主义是什么呢?原来是1、明知不对,也不争论;2、 当面不说,背后乱说;3、事不关己,高高挂起;4、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5、泄私愤,图报复;6、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7、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8、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9、敷衍了事,得过且过;10、摆老资格、学习松懈;11、知错不改,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大家看看,这个独裁者对伟大的“自由主义”的理解就是这样的,这种带有强烈污蔑色彩的弱智思维,还怎么能让涉世不深的青年朋友们热爱上自由主义呢?
上周,中国新民党江西省党部的两位负责人到我南京家中看望我,我们谈到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异同时,我8岁的儿子突然对我们说:“我们老师说了,自由主义就是上课讲话,不听讲,坏孩子才自由主义呢!”
真是把我们笑得喷饭。江西党部主席徐先生笑着说,“看来,我们的民主启蒙要从娃娃抓起了。”
我们再看看中共是怎么恶搞民主制度的。把多党竞选的民主制度说成了代表选举,或是中共内部的无关痛痒的互相提提意见的“民主生活会”,并且还忽悠人民说“中国民主制度走向成熟”,我看,你们真是把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当白痴了!
有人说,中共钦定的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其实都是中共特务,我看也没有错。他们的特务任务,就是“举手”、“鼓掌”,通过一切既得利益者的独裁决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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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疼与愤怒,这样的中国就是温总理所谓的法治国家吗

作者:郭泉
范燕琼女士(网名寒星泪)女士与我是同龄人,但是却比我苦难。近二十年来,她跋涉在遥遥上访路上,至今顽强不屈。2001年11月她因为策划发起筹备成立“福建省受害者联合大会”而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抓捕,出狱后继续从事维权工作。2002年10月22日,她又因为帮助身边的穷苦百姓而被逮捕坐牢。在牢里她心血管疾病频繁发作,几次昏厥,双腿瘫痪。出狱后,多方治疗,终于重新站起来,但双腿日夜疼痛,从未间断。
她也比我更坚强,她从地狱中走来,却毫不放弃对独裁专制的批判。2002年她开始进行社会问题写作,著有《一个无罪女囚触摸过死神的手》、《中国上访人》和《妈妈,您的儿女是罪恶之人》等长篇纪实。
她的报告文学《中国上访人》通过大量苦难的上访材料,指出“中国上访人”是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先驱!“中国上访人”是中国漫长法制进程功不可没的奠基人!“中国上访人”是中共血淋淋的触目惊心的罪恶累累的见证者!
前天,她跟我联系,她说“我前几天到了南京。原本要来看看你的。可惜当时福建警方在追捕我,我怕连累你,便匆匆走了。”
我忙问,“你怎么了?”
她说:“我在帮助水口库区移民追诉移民款。华东水电站樟湖等各村镇7万移民数10亿移民款被各级贪官污吏侵吞,我在帮他们追诉。”
听她说完,我不禁黯然神伤。范燕琼女士是演员出身,美丽大方,本该享尽人间荣华,而今柔弱之身、病患之体却与村民们一起挑起了如此承重的担子。
这哪里是法治国家嘛?温总理3月18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是个法治国家”,真不知道他的内心是不是感到心虚!
范燕琼女士所说的“水口库区”维权案件,就是华东水电站樟湖等各村镇7万移民数10亿移民款被各级贪官污吏侵吞案件。
2000年4月,樟湖等各村镇得知自己的移民款被各级贪官污吏侵吞后,移民们开始诉求。不料这个被温总理称为是“法治国家”的法律,却根本不予受理。相反,仅樟湖镇就有56位村民遭到当地政府不同程度的迫害(最高获刑3年半)。
2006年1月,当最后一名维权村民董昌钦刑满释放后,村民们开始了“第二轮”的集体上访。村民们向南平市政府提出两项诉求:“移民款”和“平反”。在多次要求面见现任市委书记徐谦无果的情况下,只好向其下级中共南平市延平区委书记张国旺诉求。张国旺书记对村民代表提出的“平反”诉求作出了这样的表态:“除非共产党倒了,你们才有机会。”
此后,陷入极度贫困而缴不起电费的村民与前来拆卸他们电表的电力公司人员进行长达6个多小时的围堵。得知此况后的有关部门立刻筹集600万资金,以每人300元为准下发,这跟他们数十亿移民款相比,犹如杯水车薪。可有关部门却还要求每个村民在领钱的同时,必须与政府签订一份——将以往一切问题从此一笔勾销的承诺书。
对此,村民们一致表示强烈抗议!村民们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这一重任就落到了我的这位好朋友范燕琼女士的肩上了。
真是除了心疼,就是愤怒!心疼她,愤怒专制!

现将水口库区诉求移民款遭中共当局制裁的部分村民名单附后,让全国人民、也让温家宝总理看看,这样的中国就是所谓的“法治国家”吗?

郑瑞英(女,56岁,判刑1年);
郭兰秀(女,49岁,判刑1年半);
陈丹妹(女,35岁,判刑1年);

甘袋太(男,70岁,判刑1年);陈登银(男,66岁,判刑1年);
欧延延(男,59岁,判刑1年);陈登寿(男,50岁,判刑1年);
胡宗宋(男,49岁,判刑1年);黄德生(男,42岁,判刑1年);
廖益林(男,41岁,判刑1年);廖奕金(男,40岁,判刑1年);
陈由钦(男,40岁,判刑1年);杨维石(男,39岁,判刑1年);
杨道辉(男,37岁,判刑1年);陈宝金(男,37岁,判刑1年);
陈友栋(男,30岁,判刑1年);陈学銮(男,44岁,判刑1年半);
郑能干(男,42岁,判刑1年5个月);杨良基(男,57岁,判刑3年);
董喜星(男,44岁,判刑3年);胡敬雄(男,42岁,判刑 3年半);
陈由平(男,40岁,判3年缓3年);陈学忠(男,33岁,判3年缓5年);
胡松平(男,45岁,判刑1年半);董春钦(男,44岁,判刑3年半);
王有亮(男,35岁,判刑2年半);黄信光(男,53岁,判刑3年半【狱中死亡】)

【注:1、以上为被捕时年龄;2、刑期为一年以下的还有很多,本文略;3、本名单尚未收集齐全】

写完上述文字,偶有一网友上传一文章与我,是于右任先生于满清灭亡前夕发表在《民立报》上的《亡国三恶因》一文,全文百余字。
此文至今已近百年,如今重读,深感当年于右任之远见卓识,确非常人所能及。好在文章不长,现录全文如下,以供人们今古对照。
“亡国恶因有三:
民穷财尽,社会破产,国家破产。国有金,吝不与人,为他人藏。此其一。
善不能举,恶不能退,利不能兴,害不能除。化善而作贪,使学而为盗。此其二。
宫中、府中、梦中,此哭中、彼笑中,外人窥伺中、霄小拨弄中,金钱运动中,一举一动,一黜一陟,堕其术中。此其三。”

读罢此文,提笔将题目中“国”字改为“党”字,请温家宝总理阅。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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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不能选择如何生,那我们就该选择如何死

作者:郭泉
前天(2008年3月20日),中国工商银行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的维权代表陈冰女士从广西给我电话,谈到两会期间北京当局对工行断友的特别待遇,她说,只要被发现是工行维权“断友”,立即实施抓捕。我也得到一个有待证实的消息,中国工商银行总行对抓捕到工行维权“断友”的警察实行奖励制度。
两会期间,北京的客房爆满。当然几千人的两会代表是不可能让北京的客房如此紧张的。两会代表住的都是大宾馆,而把北京的小客房甚至家庭旅馆都挤爆的进京上访的维权访民和奉命截访的各省地方官员。
今年的两会,是建国以来奉命截访的各省地方官员进京最多的一次。各省均有数千截访官员进京,一些“问题”大省的截访官员甚至逾万。这些截访官员的进京的目的,除了截访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把北京的所有宾馆客房住满,让各地进京访民没地方住。访民们只得住桥洞、睡马路,再或者就是住北京的亲戚熟人家。 (博讯 boxun.com)
那么,为什么访民要到北京呢?温家宝总理在3月18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不是说“中国是个法制国家”吗?法制国家的人民为什么不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却要从全国各地到遥远的北京去上访呢?
中国果真是法制国家吗?我帮助维权的千百万朋友,都是因为无法诉诸法律而转入中国新民党寻求政治对话的。例如,中共下令,所有涉及国有企业改制、企业军转干部、经租房等案件,各级法院不得受理。
这无疑在法律上宣告了数千万名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企业军转干部、经租房业主的死刑。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彻底失望了,于是就自杀了。以建设银行系统的一次性买断工龄职工为例:四川茂县的王国林跳楼自杀了;河北保定的张兰香也跳楼自杀了;陕西西安的李强上吊自杀了;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民族兄弟门肾革也上吊自杀了;湖南株洲的军嫂陈平就在株洲市分行金融大厦七楼上吊,再摔到楼下,当场死亡! 这样的中国能叫法制国家吗?温家宝总理的法制国家到底是什么?
但是,他们中的另一些人,决心与中共斗争到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串联各地维权人士到北京上访,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对中共宣告:你们在残害人民,你们在危害国家民族。
当然,他们中会有很多人因为到北京上访被暗杀或被集体屠杀,但是,他们也知道,即使不上访,他们最后的结果也与王国林、张兰香、李强、门肾革、陈平等是完全一样的。
目前,全国数千万的维权群体面临的生命状态是:自杀、乞丐、斗争。
自杀和乞丐,是放弃权利的表现。要争取权利,唯一的方式,只有斗争!
在争取民权的斗争中,可能我们会“身先死”,但是我们的壮志一定会“酬”的。
“壮志未酬身先死”,这句话对我们而言,不是懦夫退缩的借口,而是我们的英雄绝唱。
为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一个幸福的中国而死,是值得的;
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民主和自由而死,是值得的。
为民主中国的早日到来而死,是值得的;
如果我们不能选择如何生,那我们就该选择如何死!
不能在尊严中生,那就用战死来获得尊严。
刑场上,面对最后一眼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我们应该想的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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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富起来的人不想共同富裕 只想经济特权

作者:郭泉
150万个最富的中国人劫持了人大,中国贫富差距已经世界第一;茅于轼先生说十二亿九千八百五十万贫穷的中国人要甘心做“小弟”,“要保护富人的创富能力”;于丹喋喋不休地宣扬“淡定”,“逍遥游。”——真可谓百家争鸣。

原标题:郭泉语录34: 先富人群根本不想和人民共同富裕,他们想要的是经济特权 (博讯 boxun.com)


作者:郭泉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


目前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先富人群可能会是中国的主要民主力量,他们将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就我的研究成果看,这完全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他们绝对不会是中国的民主力量,他们将推动的不是中国的民主进程,而是他们的经济特权。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先富的人群是些什么人群。他们中不乏优秀的知识分子商人,但是最大量的不是知识分子商人和勤劳致富的守法公民,而是利用政府关系、凭借政府特权的不法分子(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或是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经济犯罪集团。

这些人惟利是图,且缺乏基本的爱心。国家人民在他们心中根本没有任何位置。他们的主打思想是“经济无国界”。他们挣到钱以后就把钱连同孩子一起送到了国外。而毫不理会中国的街头和田头的穷苦大众的缺衣少食的生活窘境。

邓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的说话,被认为是一种乡愿或是一种欺骗。但是,无论是乡愿还是欺骗,其事实是先富之人先富裕之后,人民并没有享受到共同富裕,而是感受到了越来越深刻的贫苦和艰难。

等待先富之人带动大家富裕的想法是痴人说梦的。因为共同富裕,对贫困者来说当然是美好的事情,但是对先富者来说,则意味着丧失其经济特权,以及心理上的优越感。这种经济特权以及心理上的优越感是在落差中才能有感受的,如果这种落差丧失,其欢娱也就丧失了。当然,除非先富者是以消除经济落差为快乐的,否则,他们的快乐,就一定来自这种巨大的经济落差。

当然,我们不排除是有个别的先富者是为了共同富裕而先富的,但是,这种情况绝不会是普遍现象,因此,先富者不会主动地去实现共同富裕。

让先富者的财产与人民共富有三种途径:一是,宗教情怀或良心觉悟的施舍行为,即先富者主动疏散财富给大众。二是,提高先富者的税赋,将其用于推行全民福利。三是,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剥夺先富者的财产。

第三种途径是不可取的,因为事实证明,这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成本大于革命收获。 第一种途径作为一种有效的补充形式是需要的,但是作为一种唯一的方式是无法推行的。
第二种方式是目前国际的通行方法。但是,这一方法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基于人民的立法组织。但是这个最关键问题目前在中国却无法做到。

因为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军队长官、国企领导、其他经济形式的领导,最后才是来自各行业的劳动者代表。也就是说,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基本上属于先富者。

于是,这个组织制定出的法律当然是有利于先富者的。当然这个组织也会制定一些“兼顾公平”或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了防止社会动荡而营造更有利于先富人群继续富裕的社会环境。其结果是,相对地提高了贫苦人民的存活能力,而绝对地拉大了贫富差距。

社会党国际派法国彼德博士来华写中国新民党接触

作者:郭泉
3月10日上午,我在南京安德门接待了安徽民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之后,又到菊花台与来自法国的社会党国际(SL)彼德博士会晤。彼德博士和我一样都是哲学博士,不过我是中国古代哲学博士,他是德国古典哲学博士,更有趣的是,我和他都是社会学硕士。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而我也是赞同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的。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和他都是“驴友”。
一见面,我们就互相盯着对方的鞋子看,我和他都穿着登山鞋。一问果然是驴友。驴友是我们户外背包客相互的戏称。驴子,是一种皮糙且擅长负重登高的吃苦耐劳的可爱动物,用驴友称呼自己,既是旅游的谐音,也是一种明志和鼓励。
彼德博士说,他此次来南京并不代表社会党国际(SL),与我的接触纯属私人会晤。对此,我表示了理解和意会。彼德博士是中国通,但是他说他也是西藏通,法国建有世界上最出色的藏学研究机构。他精通汉语和藏语。我在博士阶段的第二外语虽然是法语,但是现在完全还给老师了,所以只能用汉语交流。好在他的汉语水平很高,如果转过身去,那是绝对听不出他是外国人的。 (博讯 boxun.com)
他说,目前他们有专门的人员在研究发生在中国的所有事情,但是最主要的研究力量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二是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践的中国新民党。
他首先请我介绍了中国新民党的主要思想,我说,中国新民党是由中国苦难的工农兵学商组成,提倡人民组党参加竞选,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努力实现“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政治体制”。其具体主张是1、以“强烈的社会良心”济救贫穷人民;2、提倡人民组党、多党选举建立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制度;3、强调人权和个人的进取性;4、对于社会进化发展的观点,强调法律、秩序和人民意愿 5、对于改变(如社会的结构)抱持着开放态度,反对一切残害人民的专制独裁制度。6、强调社会的团结(如福利国家政策、缓和贫穷、提倡经济公平)。7、强调个人是社会共同体的一部分,但是,社会团结是以每个人的自由为基础的。8、排斥以简单的暴力方式作为改变社会制度的方式。
彼德博士说:“是的,我们从你们的党章里读出了你们体系,也看到了中国新民党在致中国共产党的一份公开信里承认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这就是我要来与您和贵党接触的原因所在”。
然后,我们交换了各自对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观点,最后达成共识。即中国新民党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实行民主,认为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宣称在宏观调节下通过市场才能使社会创新,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
结束会晤之前,我们还交流了一下我们的登山攀岩经历和经验。我2005年8月曾经攀登过川藏交际处的贡嘎山,徒手无保护到达海拔5800米雪线以上无人地区。彼德博士04年到达过离珠峰最近的大本营,大约海拔6500米。最后我们相约5年内结伴攀登珠峰。(攀登珠峰的最大年龄一般为45岁。我和彼德同龄,都是40岁)。
社会党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 -- SI)起源于1864年,即第一国际(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时期。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在欧美的广泛传播,到80年代末欧美已有16个国家先后建立社会主义政党。各国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要求加强国际联系。恩格斯为了击败可能派夺取新国际组织领导权的企图,做了大量工作,促使德、法等国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于18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100周年纪念日,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有22个国家的393名代表参加,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瓦扬、拉法格 等27人组成大会主席团。巴黎大会主要讨论国际劳工立法和工人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任务,通过了关于每年庆祝五一劳动节等决议。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二国际的建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各国交战,第二国际正式分裂。1923年在汉堡成立了社会主义工人国际,但是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停止活动。1944年英国工党发起恢复该组织。1947年欧洲各国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召开会议,成立国际社会党会议委员会。经4年筹备,于1951年6月30日至7月3日在联邦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社会党国际。大会通过纲领性宣言《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又称《法兰克福宣言》)。自称其历史始于1864年第一国际成立之时,是第二国际和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继承者。会上宣布原则纲领,决定章程。
在1989年召开的第18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是该组织最新的原则纲领,主张实行民主社会主义,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层次上实行民主,认为多元化与人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反对权力集中和阶级专政,宣称在宏观调节下通过市场才能使社会创新,要求对国有制进行限制并实行民主控制。社会党国际对和平与发展问题极为关注,认为维护世界和平是“当前时代的最高任务”,积极主张裁军,赞成南北对话,倡议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89年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经1992年的调整后成为其原则纲领。
社会党国际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和组织的联合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形,成员主要是欧洲地区受纳粹压迫的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当葡萄牙与西班牙于1974年及1975年正从独裁转为民主政体时,社会党国际曾经支援这两国的社会民主党重新建立。另外直到1976年的日内瓦大会之前,社会党国际仍只有少数位于欧洲以外的成员,且于拉丁美洲仍无正式影响。到了1980年代,尼加拉瓜的左翼政党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加入了社会党国际,之后社会党国际又准许了中间偏左的波多黎各独立党、原为共产党的意大利左派民主党,以及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加入。
截至2007年6月,社会党国际有各类成员党和组织约161个,其中有50多个成员党在约50个国家执政,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政党组织。此外,活动于欧洲议会的欧洲社会党,为社会党国际的联盟组织之一。
彼德博士说,“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中国新民党是以帮助苦难的中国的劳工为使命,提倡多党竞选,所以,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是符合社会党国际原则的政党。鉴于你们的实际维权工作,我建议中国新民党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
我说,目前中国还不具备注册政党的法律条件,中国新民党无法进行注册和登记工作。当然,即使是目前在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也都没有进行过任何性质上的法律上注册手续。所以,中国新民党可能在中国开放党禁之前是不会寻求注册的。
我还请彼德博士转告社会党国际理事会,鉴于中国的特殊的状态,有三点要求:一、中国新民党可能会以“非注册政党”方式申请加入社会党国际;二、在中国取消党禁之前,不可能去参加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代表大会;三、涉及到会费等财务问题,中国新民党目前无法提供任何形式的会费;四、在国内没有合法注册开展公开的政党活动之前,中国新民党不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政治捐款,但是中国新民党遭受中共镇压迫害之时,接受一切政治声援和人道主义援助。
彼德博士说;“好的。你放心,我一定会如实转告。”
最后,我和彼德博士谈到了西藏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重大问题。关于西藏,他说他反对西藏独立,但是他不反对我提出的包含西藏、新疆、台湾等地在内的“大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概念。关于中国共产党,他和我一致认为中共实施的独裁专制,完全背离了“全民福利的社会理想”,已经遭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唾弃。
 
中国新民党代主席  郭泉联系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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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March 23, 2008

批判江泽民‘三个代表’的理论造假

作者:昭明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在形式方面的表现,是典型的假话、大话、空话,是没有任何实际内容的废话,是典型的没有任何内涵的思想理论造假。

在政治领域的表现,是典型的政治投机,按照江泽民本人的话叫“脚踩西瓜皮,溜到哪儿算哪儿”。此类人根本没有什么真正的信仰,一会儿拥护计划经济,一会儿拥护“反和平演变”,一会儿叫嚣“敌人亡我之心不死”,一会儿又拥护“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此类人一切以自己是否能拥有最高权力为价值标准,所以一会儿以极左的面目出现,一会儿又以市场经济的面目出现,完全的投机作风。

在经济方面的表现,是贪污腐败,按照江泽民的话讲“闷声发大财”,是赤裸裸地变国有资产为私有,强行拆迁居民房屋,掠夺广大人民群众的土地卖钱私分,通过做庄股市大肆圈抢人民的财富。

在组织方面的表现,是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一个是黄菊、陈良宇为代表的,边腐败边提拔的上海帮;一个是一曾庆红为代表的强调血统论的,利用手中权力搞权钱交易的太子党。这些人曾经完全控制了书记处、组织、宣传等党务部门,架空了党的总书记;他们还把持着总参、总政、公安、国安、政法部门等国家暴力机器,架空了党的军委主席,企图以中央书记处号令天下,架空国家主席,人为地制造出“胡温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并伺机妄图取而代之。

在思想领域的表现,是强调对江泽民的个人迷信,在党内大搞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他们发明“三讲”,强调要站在江泽民的政治立场,即使是包庇走私的大贪污犯也叫“政治立场坚定,跟中央高度保持一致”。他们发明“三个代表”,强逼学者称其为理论思想,强行写入党章、宪法,强迫广大党员迷信一江泽民个人。他们又发明“先进性教育”,妄图永远坚持对江泽民的个人崇拜。他们又变相发明了新的“两个凡是”方针,即凡是江泽民、及其家人的腐败活动中央都不能调查,凡是江泽民讲过的话作过的决策都是正确的。上海腐败案的最大一块是土地腐败,在著名的“东八块”土地腐败案中,有两块分别属于江绵恒、江绵康,江绵恒还为大行贿犯周正毅通风报信,但检察院就是不能调查。明明是思想理论造假,但只要是江泽民同志说过的,就是放在党章、宪法中,也不能拿掉。

在文化领域的表现,是通过外国人为自己出书立传,大言不惭地号称《江泽民,他改变了中国》(毛主席、邓小平不敢讲的话,江泽民敢)。不宣传现代文明社会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反而大肆宣传庸俗的商业娱乐,企图让广大人民群众玩物丧志,好能永远地控制人民的思想。

总之,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路线实践的直接恶果,就是透支牺牲环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注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不问投资回报,忽视社会公正,人为拉大贫富差距,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让广大人民群众为贪污腐败行为买单。改革开放已经被江泽民引入歧途,“发展就是硬道理”已经被歪曲成“发财就是硬道理”。


官场观察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