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路

　　未来的中国出路在那里？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问题，但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得清楚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是不是一条光明大道，且我们需要预见到正在走的道路未来结果。很多朋友看到这里，会认为我是一个左派，也可能认为我谈过的外交政策上有右派色彩。其实这些都可以把他归结于以下几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中国人近代史里遭遇到痛苦所遗留下来的印痕，我把自己归纳为爱国主义左派。心中不希望我们国家在外交上软弱，不希望在近代中国被割让一块块土地后，到现在还需要继续割让下去，连出让一寸我都非常不乐意，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理由。而作为一个还有良知的人，人性在呼唤我留意到周围的痛苦，致使我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应该帮助的人，甚至去探索解决的方法，围绕这一切，只抱着一个真理，那就是人类的公理。

　　没有公理的事情，需要大声反对，有公理的事情，就需要理直气壮地讲出来，美国欺压中国需不需讲？日本右翼对中国有领土野心，需不需讲？官僚特权阶级残酷剥削老百姓，需不需讲？只要有公理就当大声地讲出来。讲出来后如何解决，那就是我在上面挖根的原因。我个人的社会实践，认识到官僚特权统治下的国家，必定是一个对内残暴，对外妥协的政权，这是相互相承的连接，也被很多经典学说所证明。也许我写了那么多，摆了那么多的事实，如果到现在都没有能够让朋友们理解到其中的连接，那我只能在此道歉，但我还是希望朋友们不要心存侥幸。

　　经济上，最近的《北京商报》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国家统计局与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委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的课题研究报告。该研究结果显示，FDI的增加并没有明显促进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研究还揭示出FDI企业比中国内资企业更赚钱的秘密：FDI企业相对低的工资率和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近十年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导致了FDI企业较内资企业更低的相对工资水平，且享受了明显过低的实际增值税率。即中国最为宝贵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中国政府以高昂的额外税收成本为代价而支持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主要让FDI企业享受了。技术没换来，市场却让出去了。研究强调，以市场换技术十年后，利用我国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FDI企业现已成为我国与世界市场联系的主要纽带。根据研究结果，FDI企业的出口率在36％（港澳台资）与42％（外资企业）之间，其出口产品已占到中国制造业总出口的64％。”我们现在知道，技术没换到，国内市场被占领，且还被遏制住了我国的技术发展。最后我们能够想像，中国这个进出口主要纽带一旦被受制后的后果吗？

　　资源上，“目前我国是一个能源净进口国，以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煤炭为主，2005年我国能源净进口（16945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223319万吨标准煤）的比重约为7.6％，2001年只有1.8％，近年来我国。我国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石油进口量约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6.8％，2006年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47.3％。2006年从9个国家合计进口石油13018万吨，占当年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71.7％。”我们能够想像中国这个能源净进口国，廉价工厂，资源受堵之后的后果吗？

　　教育上，“中国教育部高级官员透露，虽然中国致力扫盲工作，但是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的文盲人数仍然增加了3千万。截至2005年底，中国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印度。印度的文盲人数占世界总数的15.01％。”中国文盲人数5年增加3000万，我们知道自己这个所谓的聪明的民族追上印度的文盲比例，只不过时间问题而已。

　　粮食问题，中国统计学会农村分会2005年4月6称，“2004年我国粮食进口快速增长，出口大幅下降，粮食贸易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全年进口粮食2998万吨，出口586万吨，净进口2412万吨，净进口粮食约占年度粮食消费量的4.9％。”我们多数人对朝鲜闹粮荒比较熟悉，他们的粮食缺口今年是100万吨，中国是多少呢？5000万吨。唯一的区别是，我国能进口，朝鲜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进口受堵。如果我国同样被制裁，后果我们自己就可以想像。

　　社保方面，《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7月31日报道，“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而且这种空账还将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我们交纳的社保费用去了那里？巨额养老金被挪用、贪污。文章描述道，“统计显示：仅1986年至1997年间，由于缺乏监管，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挪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8000亿元的养老金“空账”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管理不善而被一些腐败分子贪污、挪用、挥霍的。而这最终以“空账”的形式落到公众头上。”

　　中国的社会状态，华润集团总裁宁高宁在2004年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我们搞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不是错误的，但是你就会看到二十年以后，中国人全给外国人打工了。这里面有个很大问题——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发言时就说——自从1995年，联合国把GNP改成GDP以后，就把全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全“骗”了，算GNP的话，美欧会高出非常多，因为它有全球利益。我国三资企业生产总值现在已经占了GDP的30％、40％以上，而且升得非常厉害。你去广东的一些城市，比如东莞，你会看到这个城市非常畸形，它现在的GDP是全中国县级市里最高的，一个小县城里有十五个五星级酒店，有二百多万人打工。但是这个城市没有它健康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全是打工仔，不买房子、不安家不生孩子、拿到钱就寄回湖南四川了，整个城市乱七八糟，只有工厂和酒店很好。现在说起这个问题不会有人接受。第一有人说你是民族主义，太狭隘。第二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是GDP，哪个地方GDP一上去官员就升官。”

　　一名著名学者引用过这么一段数据，“《南风窗》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中国工资占GDP比重却是世界倒数第一，教育投入比重世界倒数第二，医疗排名世界倒数第四，工资收入不仅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有10％的最穷人口就是收入绝对下降，老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果按照收入对学费、医药费、房价和抚养后代的承受能力来计算，无论共和国历史上纵向比还是世界横向比，现在的中国老百姓都是最穷的，一则媒体报道中说，有的地方妇女卖淫价格低到了5元钱，可见百姓已经穷到了何等程度。”

　　任何人看到上面这组数据，问到中国需不需改变正在走道路的问题，我想答案是明显的，对大多数民众来讲，当然需要改变，除非是官僚特权阶层与获得利益了的极少数部分人，他们不想改变。有了大多数人这个基点，我们起码能够达成四点共识：

　　一，完全已经腐败堕落的官僚特权阶级是不是需要消灭？这个关系到人民的福祉，是建设更合理社会的基础。公正、公平、民主的社会结构，是不是首先需要消灭那个腐败堕落的官僚特权阶级？

　　二，可以从第一延伸到老百姓的利益需不需要得到照顾的问题，我们能够在群体性事件不断增长，老百姓没有基本福利的道路上走多远呢？

　　三，中国正走的外交道路是不是光明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由此道路上，重新拾起复兴中华的火炬？

　　四，在中国社会接近于道德崩溃边缘中，我们如何振兴起自己的文化，以保证我们的祖国能够更好地复兴，国内的老百姓能够更好地生活在，愉快、安全、和谐的社会中？

　　其实以上四个问题一直是我整篇写作中在思考的问题，我把它们推及到在文章开始写的那段话，“我对亨廷顿博士所提示的，权威等级、内外政治思考模式、长远利益这三个方面是否就契合现代中国状态犹为感兴趣。”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1，我们传统思维路里的权威等级观的根深蒂固，大多数人怕官，害怕那个官僚特权阶级，他们知道了原因与事实而不敢于反抗，我估计有朋友早就对我提到的“消灭”两字感到刺激。要得到公正、公平、民主的社会，首先你要有反抗，就如我在上面谈到过的那句话，“从古至今一切权益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是用鲜血换来的，也包含着我们国家的独立与崛起。”不要迷信权威，更不要屈服在等级制度下，我们是人，是人就是应该是平等的，反抗与消灭不平等的制度与社会结构是我们天赋的义务与权力。我们在最近三十年来被灌输了一些不能再糟糕的糟粕，某些人甚至认为，我们就应该生活在官僚统治的社会中，也就是活该在特权阶级压迫下生存。那群官僚特权阶级，三十年来有意识拆除了毛泽东思想里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如“大民主”的方式方法与思想。我们需要知道，有权威等级观就不可能有自由、民主、公平的一天。

　　2，内外政治思考模式，完全是可以连接起来的，可以把上面四个共识中内政与外交二条与三条合并起来。我们传统思维中的，权威等级观是糟粕，但内外政治思考模式却是精华。在中国内政外交的模式，可以定调为整体结构恶性循环，由于经济是以低成本劳动力与严重依赖廉价资源支撑。那么只能在低成本劳动力中无限期地压制国内民众福利，而在依赖资源方面屈膝于对列强的合作。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了死循环，国内民众基本福利不可能得到保障，普通老百姓富裕无望，财富只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官僚特权阶级越富，靠低成本劳动力长期吸引住外资，而老百姓越穷，因为老百姓就是那些被压低成本的劳动力，大批老百姓的富裕程度不能够超越其它发展中国家，否则外资就流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去，这里就是死循环。而国际地位也不可能提高，最起码不可能达到为第一强国的程度，因为经济是以廉价的能源为保障的，越需要能源就越需要依赖外部世界，特别那些有很强影响力的列强。官僚特权阶级为了把外资留在中国，那么中国就只能保持着屈从强国的意志，也不能以强硬的姿态去世界宣示，因为外资需要稳定，中国不稳定，外资就要离开。而对外资的依赖，我已经不止一次论证过，它的力量在中国占据到绝对优势，是中国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他不可能走，走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立即将引起剧烈地动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外资是占据到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没有那个国家进出口是被外资主导的，没有一个。这里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内政反应外交是完全正确。

　　3，长远利益在中国为无，已经彻底背离传统思维模式，每个人都是管眼前的，包括国家政策，资源被无度开发，吃光子孙饭，教育与思想上已经不考虑今后对子孙后代的影响，这些我已经在上面重复可许多次，还包括那个进入死循环的内政外交模式，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长远利益而陷入了死循环。

　　最后就是我们需要解决这一切的方式方法，在内政外交被我按照传统思维模式合并之后，总结为三个需要找到的方法。一，我们需要一个对付这个官僚特权阶级的方法。二，我们需要找到跳出死循环的方法。三，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思想道德重建的方法。

　　只要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将解决或者缓解中国目前或者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承受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