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为何不惜代价也要办万寿庆典

作者：轻履远行 慈禧为何不惜代价也要办“万寿庆典”
http://www.sciencenet.cn/blog/user_content.aspx?id=34669
(本文系转载，仅仅谈历史，请大家不要过度联想。也请管理员不要过度联想。我们没有自由谈论时政的权利，请不要剥夺我们谈历史的权利)

幼时读教科书，看到甲午战争一节，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的举动始终不能理解。一个当国者，普天之下无所不拥有，何必穷奢极欲到砸锅卖铁的地步，去搞什么“万寿庆典”呢？以至于无钱买军舰，兵败日本之手，既折兵又赔款割地——可笑啊！
后来还是电视剧《走向共和》解答了我这个疑问。慈禧在回击光绪和“一小撮”臣子们对修园子的质疑时，说出了让他们哑口无言的一番话：
“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又知道?我这也是为着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人!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没地方搁，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大清河晏海清国泰民安？‘同治中兴’以来的兴旺气象又跑到哪里去了？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
虽然这段话只是出自电视剧，但我觉得，这更贴近慈禧的心声。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小说比历史更真实吧”。
慈禧这女人，尽管后世历史家多称其为“无知而跋扈”，但不能忽视的，是她的经历早已证明她是一个政治动物。专制体制内的政治家虽无知却精明，虽不懂治国却精通治民之道。若把“万寿庆典”作为头等军国大事，而不考虑政治因素，是不可思议的。
慈禧上面那番话，除了表明面子重要之外，更强调了两层政治因素。
一是，“万寿庆典”是“同治中兴”成果的一个重要体现。而“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的领导下，平长毛、剿捻子，拨乱反正之后，大清走进的新时代。慈禧的算盘是让国内外都看到：有了“同治中兴”，大清才国富民强，才能有实力办得起、办得好“万寿庆典”。而办好“万寿庆典”，也能反衬出“同治中兴”这三十年，以慈禧为核心的大清领导集体治国有方。
二是，办好“万寿庆典”，能强化朝廷的威信。徐贲曾引用政治人类学者斯考特(James C. Scott)对某些国家组织的国庆游行等活动下过的结论：“游行的场面和程序所展现的是权力的威严和等级。主席台上的观礼席位和入场顺序必须按预定程式一丝不苟地执行，它所设计的权力和团结的印象，是为了使党员、公民和外国敌对分子受到同样的震慑。展示权力者不仅需要把自己放置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而且还需要独占公共舞台，展示权力和行使强制暴力的效能是一样的,但成本却低廉得多。”
这看起来跟中国传统的“礼制”的道理很近：统治者提倡“礼”，真实目的是展示权力的威严，暗示各阶层地位的不可逾越，以打消潜在的不臣之心。
慈禧的目的也正是借“万寿庆典”，展示朝廷领导班子的团结奋进、坚强有力，和对自己的坚决拥护，暗示自己的地位和爱新觉罗的天下不可撼动。否则，“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
显然，慈禧清楚，大清内忧外患，弊病丛生，不稳定的因素很多。她最怕的是“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所以她试图将“万寿庆典”作为稳定的一个工具，而不仅仅是一件形象工程。
于是这样一来，“万寿庆典”这个原本属于私人party的活动，也就彻底政治化了。它一旦政治化，光绪和诸大臣也就无法再反对了，否则就是政治不正确了。
那么，慈禧不惜代价办的“万寿庆典”效果如何呢？如果没有日本人的不配合，恐怕还是效果不错的。甲午战前，举国认为，大清通过“同治中兴”，正在崛起，足以与小日本一战。连北洋水师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也都“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
遗憾的是，这些伎俩忽悠自己国民容易，跟外国人周旋就无法保证不穿帮了。况且，就算没有甲午之战，大清就真的能靠一场令世人瞠目的“万寿庆典”就能稳定么？等庆典过去，老百姓很快还是会着眼在自己衣食上，只要根本问题没解决，拿什么保证长毛、捻子不会再来呢？银子花完了，拿什么对付“北边蝗虫，南边水灾”呢？——加大剥削百姓？这不是进一步制造社会不稳定因素，重蹈明末越剿匪越多的灭国之路么？
果然，甲午战败，什么“洋务运动”，什么“同治中兴”，编织的强国梦都化作了空花泡影。于是，康梁开始鼓吹立宪，孙文则搞起了革命。大清不可阻挡地走向了绝路。
所以，这话说回来，统治者虽精明却无知，虽会治民却不懂治国，解决不了这个症结，无论如何煞费苦心，结局也还是摆脱不了宿命。


腐朽晚清：慈禧是如何用军费修颐和园的
http://www.hottoo.com/hsbj/hsbj/200804/21507.html

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晚清政局腐朽透顶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可说已到朝不保夕的险境之中，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于劝阻，则不能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不过，以慈禧的权柄独操、连皇帝都可玩弄于股掌上的“独尊”地位，从来是“朕即国家”、视举国为其私产，可以从各方各面拨钱为自己建园修海，为何独独“看中”创建伊始的海军、偏偏要动用海军军费？个中缘由，颇耐人寻味。
慈禧性喜享乐，曾几次想重修刚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但终因花费实在太巨且在恭亲王奕訢、醇亲王奕環及李鸿章等一批王公大臣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下不了了之。此后，“修个花园”始终是她的一个“情结”。到了1877年冬，在慈禧的几次打压下，奕訢已经失势，奕環却日渐得宠。或许是为了弥补当年曾经反对重修圆明园之“过”，使自己在慈禧面前更得宠幸，奕環就想以在昆明湖边设机器局的名义为慈禧重建与圆明园一同被焚、原建于乾隆年间的清漪园，但为人所阻，未得实现。不过，奕環此后却一直惦记着为太后“修园”邀宠。耿耿此心，将近十年。1886年，慈禧借口即将结束垂帘听政，想建个花园以“颐养天年”，而这时早已主持军国大计、受命总理新成立不久的海军衙门事务的奕環奉慈禧之命巡阅北洋海防时却心生一念，找到了为慈禧修园的最佳理由，赶忙上了《奏请复昆明湖水操旧制折》。原来西汉时期，云南滇池有个昆明国，汉武帝为征伐昆明国，特在首都长安挖掘了一个大湖，名为昆明池以操练水军。而乾隆皇帝以为母亲祝寿、兴修水利和操练水师之名，将京城西北的瓮山泊据汉武帝挖昆明湖的典故扩改为“昆明湖”，健锐营、外火器营曾在昆明湖进行水上操练。在昆明湖练水师当然是“形式”大于“内容”，颇有些皇家观赏、娱乐性质，所以此制后来便被废除。据此，奕環在奏折中提出：“查健锐营、外火器营本有昆明湖水操之例，后经裁撤。相应请旨仍复旧制，改隶神经营，海军衙门会同经理。”当日即奉接“依议”的慈禧懿旨。这样，一年前刚刚成立的海军衙门就负责起恢复在昆明湖“水操”“练兵”的旧制。名为“水操”，实为给太后修园，慈禧当然明白此意，所以才会当天即批同意。在昆明湖“水操”，皇上和皇太后自然要“幸临”，各种设施自然不能简陋，所以奕環另一份奏折中“顺理成章”地写道：“因见沿湖一带殿宇亭台半就颓圯，若不稍加修葺，诚恐恭备阅操时难昭敬谨”，因此“拟将万寿山及广润灵雨祠旧有殿宇台榭并沿湖各桥座、牌楼酌加保护修补，以供临幸”。修园就在恢复水操旧制和筹建昆明湖水师学堂这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之下正式开始，经费自然从海军出。人人明白这是“挂羊头卖狗肉”，翁同龢在日记中讽刺道：“盖以昆明湖易渤海，万寿山换滦阳也。”“渤海”指北洋水师的主要防区；“滦阳”是承德的别称，指实际是修建类似避暑山庄一样的行宫别馆。
1887年1月末，昆明湖水师学堂的开学典礼竟“不避嫌”，与专门为慈禧太后过生日受贺而建的金碧辉煌、气势宏大的排云殿上梁典礼同日举行；3月中旬，清廷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改名为颐和园，不久水师学堂的内、外学堂先后竣工，还安装有电灯、锅炉房等“现代化”设备。给“老佛爷”造园当然是头等大事，有关官员自不敢有丝毫怠慢。如从外国购买、安装电灯多著李鸿章经办，而海军衙门当时还兼管铁路，所以李在1891年给海军衙门催要具有战略意义的关东铁路拨款信中，不能不首先详尽报告为颐和园买灯器情况：“颐和园电灯机器全分，业经分批解京，并派知州承霖随往伺候陈设”；他强调这批电灯是趁广东水师学堂的德国鱼雷教官回国休假时“令其亲往德厂订购，格外精工，是西洋最新之式，前此中国所未有”。这些灯具“鸿章逐加披视，实属美备异常”，“机括巧密，料件繁多”，虽然“承霖原是安设电灯熟手，惟此系新式，与寻常不同”，因此还非这位德国教官亲自到颐和园安装不可；而颐和园附近西苑“更换电灯锅炉各件”是由一洋行代办，不久就可运到天津，“闻器料尚属精美，一俟到齐，即派妥员解京，以备更换”。近代建造轮船枪炮、架设电线、修筑铁路这些于国计民生有重大干系的“近代化”事业阻力重重，认为是“奇技淫巧”、是“用夷变夏”，然而慈禧对直接供自己享用的“洋器”如颐和园电灯、锅炉，却是要求用最先进的，并无任何顾忌。
在此，李鸿章先报告颐和园路灯情况，再要修路款，可见要款之不易。然而，路款仍未如数拨到。1893年，户部为替“老佛爷”祝寿，还是要“商借”海军关东铁路经费200万两，因每年筑路专款恰为200万两。李鸿章无奈，只得照办，已修至山海关、购地已至锦州、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关东铁路只得在甲午战争爆发前的关键时刻停建。
1889年，朝廷命令李鸿章将部分北洋水师官兵和水师学堂新毕业的学员共计三千多人调来昆明湖，将“湖水浅”的昆明湖当成“汪洋大海”，用小火轮作“战舰”在湖面驶来驶去，水兵们做各种表演，与岸上的陆军同向坐在南湖岛岚翠间的“阅兵台”上的慈禧摇旗呐喊，欢呼致敬。这次“阅兵”既显示了慈禧对海军的关心和作为全国军队最高统帅的绝对权威、使其虚荣心又一次得到满足，同时又带有相当大的娱乐性、使性喜游乐的她兴奋不已，更企图以此向世人表明“修园”并非为己享乐、真的是为了大清海军的建设！可谓一箭数雕。
从1886年到1894年，颐和园一直修园未停，究竟动用了多少海军经费，准确数字已难考订，因为统治者其实也“做贼心虚”，惟恐为世为人所知，所以早就由海军衙门奏请，将其各项杂支用款不用造册报户部核销。准确数据，将成为永远的秘密。根据相关史料研究推算，多数研究者认为花费在二三千万两之多。总之北洋海军在1888年正式成军时，其实力大大超过日本海军，然而此后至甲午战前的六年，由于经费紧张便未再添置一舰、未再更新一门火炮。1891年4月，户部干脆明确要求停购舰上大炮、裁减海军人员。以后，正常维修都不能保证。相反，这六年中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2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两相对照，夫复何言！也正是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其实，中日海战的胜负在此时已经判定。
慈禧等人当然知道如此修园会招世人强烈不满，因此在以光绪之名发布的上谕中专门强调：“此举为皇帝孝养所关，深宫未忍过拂，况工用所需，悉出节省羡余，未动司农正款，亦属无伤国计。”所谓“羡余”，是指赋外无名杂税；“司农”原是汉代主管钱粮的官名，清代因户部主管钱粮田赋，此处指户部主管的“正款”。海军衙门当然更要强调并未动用购舰专款，而“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臣民祝嘏胪欢之地。先朝成宪具在，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未动正款”、“无伤国计”，“与寻常仅供临幸游豫不同”，恰恰“欲盖弥彰”，纯属“此地无银三百两之举”。
显然，只有以海军的名义才能“名正言顺”地修园，才能巧妙地无修园之名而有修园之实。以慈禧的地位之尊尚需有一个“正当”的理由，遑论他人！所以中国“官家”确实深谙此种“正名”之道，许多工程都是巧立名目，在堂堂正正的名目下其实是为了一己之利或某一小集团的利益。别的不说，当现如今在不少风景胜地看到许多达到豪华甚至超豪华“星”级水平的酒楼或休闲中心，居然是一些部委和政府机构的“培训中心”时，当在许多城市看到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时……确使人能直接感受到这种历史传统的深厚呢。
文章录入：heji 责任编辑：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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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也不承认】
为了和谐计，请大家千万不要过度联想。 2008-8-9 23:15:56 3分
【YUANLIU】
在举国欢腾的日子里,有几千万股民欲哭已无泪,哀莫大于心死! 2008-8-9 23:13:14 3分
【lefoer】
此一时彼一时!
我国目前的财力非昔日所能比,光是去年财政收入的增长部分就是几年前全年财政收入,今年看来形式一篇大好! 2008-8-9 23:10:58 3分
【sdgm】
唉，真是“跳蚤不种年年收”！
在中华网看了一位网友的签名，很有意思：
毛泽东，中国一千年才出一个；
汪精卫，中国一年能出一千个！ 2008-8-9 23:06:04 5分
【anodyne】
这跟贴比主贴还好看。 2008-8-9 22:45:40 3分
【nutao0831】
其实妆门面,要表现自己是历史上任何封建统治者都喜欢做的,这本与我们工农民众不相干,只不过总把个人的荣耀得失说成是全体人民的大事着实令人讨厌气恨.我们小百姓只关心不要再受官僚剥削,压迫.其它的,官们要怎么干是官们自己的事,与我百姓何干? 2008-8-9 22:03:42 3分
【cpaok】
就知有人说盛世危言！
中央大老板听了要冒冷汗！
官僚买办知道会说楼主脑膜炎！
老百姓听了会说此一时彼一时吧！
大学生听了说有道理这以后会这样！
网友听了这个游戏没见过不知怎么玩！
布食听了这个好啊我就想要你这么做吗！ 2008-8-9 22:01:31 3分
【ilmzd】
那4000亿元的奥运呢，能给贫民带来什么？ 2008-8-9 21:48:10 3分
【sdfg77799】
【tjh212】 历史从来是镜子，但是却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解读的，从来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所以，作者还不如把这份闲心用到自己身上，等你自己胜利了，再来解放大众吧。最讨厌动则中国专制，没民主，没人权！请问某些人凭什么站在民主人权的高度看待别人？民主人权不是某些人家里的器物，想拿来用就可以用，想怎么用就可以用，小心会伤到自己。
作者啊，我们还是一起先把闲心收起，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其他的，等你有能力了再慢慢解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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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痴 说这话与低等动物何异 去死吧 2008-8-9 21:42:40 3分
【迷路的羔羊】
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壮哉！中国特产啊！ 2008-8-9 20:51:50 3分

2008年8月9日在北京鼓楼刺杀美国人的唐永明的遗书《最后的话》如下：

杭州唐永明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以讹传讹，我留下这份《最后的话》给世界。

我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极端行动，并不是因为残忍和疯狂，而是希望用这种极端方式，来提醒世界舆论，关注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人民痛苦。

请大家原谅我的方式，因为北京当局举办的奥运，其造成的痛苦程度，远远超过明天即将发生的悲剧。北京奥运会，毁灭了许多人的全部生命！贪官污吏的罪恶，有目共睹！

我们对世界没有恶意，我们热爱世界人民。我们的行动，是一种表达痛苦生活程度的“行为艺术”。尽管这个行为艺术，是用鲜血谱写的！

亲爱的人们，我爱你们！

杭州唐永明
2008年8月8日于北京

78岁老母千里寻儿解救黑砖窑30农民工

(博讯2006年4月30日)

农民工手上伤痕累累

　 你可是又在村口把我张望,
　　你可是又在窗前把我默想,
　　你的那一根老拐杖,
　　是否又把你带到我离去的地方，
　　娘啊,娘啊,白发亲娘。
　　你可是又在梦中把我挂念,
　　你可是又在灯下为我牵肠,
　　你的那一双老花眼,
　　是否又把别人错看成我的模样，
　　娘啊,娘啊,白发亲娘。　　　　　
　　———摘自歌曲《白发亲娘》

　　核心提示

　　如果不是一位华阴78岁老母亲的坚持，或许那30多名被骗到永济“黑砖窑”的农民工还在过着悲惨的日子：盖黑臭的被褥，吃的是清汤面，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稍有“偷懒”就会被打，要工资的时候，就是挨打的时候……

　　老母亲步行千里寻找因打工而失踪的儿子，这份母爱感动了民警。4月28日，华阴、永济两地警方迅速配合、紧急行动。虽然结果有些遗憾———被警方解救的30多名农民工里没有老母亲的儿子，但母爱的深沉与坚持永远不会有遗憾。

　　母亲心愿:只要找到我儿　死了也无牵挂

　　白发老母步行千里寻儿感动民警

　　4月27日晚10时许，满脸倦容的潼关青年王鹏飞携华阴五方乡徐家城村78岁的老太雨淑云，来华阴市公安局桃下派出所报案。

　　王鹏飞称，4月27日凌晨4时许，他和一名甘肃小伙从山西永济城东一处“黑砖窑”逃生。砖窑所有打工人员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食宿条件极差，更恶劣的是，所有人都没能领到一分钱工资。王鹏飞同时提供，窑上有一位华阴老乡，好像是五方乡人，“脑子不太清楚”。王鹏飞逃离黑窑后，专门到华阴五方乡徐家城村帮同乡寻亲。78岁的雨淑云听到王鹏飞诉说，认定他说的那个“华阴老乡”就是她半年前外出打工失踪的大儿子徐福团。

　　雨淑云，因数次寻儿已被民警熟识。2005年一个下雪的冬天，雨淑云为寻找失踪的儿子，冒雪徒步十余里来派出所求助。“只要能找到儿子，我死也死得了无牵挂。”民警被老太感动，帮其免费在电视台刊登寻人启事。在之后的数月时间，雨淑云步行找遍华阴、华县、潼关、大荔等县市，步行里程过千里，但结果依然是失望。

　　王鹏飞声称的“华阴老乡”极有可能是雨老太苦寻数月的儿子。桃下派出所所长温潇泊听取民警汇报后心绪难平。“所有民警都希望能帮这个可怜的老太太圆了寻儿梦。”

　　28日上午，华阴市公安局局长郭铁牛、主管副局长郗利平决定，由桃下派出所派人前往山西永济解救。

华商网-华商报 _(博讯记者：小芳) (博讯 boxun.com)

关于我国2年后将完全殖民地化的依据

作者：天兵
晚22.30，今日A股有暂时企稳迹象，美股晚上就报以下跌。中国股民在内外联合剿杀下，焉有不亏之理。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连续11个交易日下跌 ，国际石油大跌，报收116美元每桶。美元有重新走强之势，美国此次发动的针对中国经济的联合围剿，和上世纪打击日本经济手法如出一辙，如果说有不同的话，只有一点，日本是被迫签订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升值，而我国则是在美国外压和国内走狗代言人及金融买办的联合下，主动升值，形成资产泡沫，并大开金融和外汇监管之门，放任国外热钱自由出入中国，进一步推升泡沫，推升国内物价，压榨中国国民财富，并在股指和楼市高位时驱逐国外资本离开，使国内中小投资者高位接盘，深度套牢。而同期国外资本已经套现逐步撤离。所以，此点和日本还不同，至少日本国内政府不会配合国外资本完成对本国财富的掠夺，而我国则是两相勾结，共同分享国内普通投资者财富的饕餮盛宴！
A股迭创新低 估值低过美股 如今的股市价值已经不再是作出投资决定的选项了。目前一切的投资，在没有内幕的情况下，可能都是错误的。目前价值已经扭曲。如何将扭曲的价值重新梳理好，单靠市场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任务。必须借助外力，目前大家都是寄希望于政府，而政府选择了沉默。因此股指是否会在2400点止住，目前来看可能性极小。在政府一心在奥运的筹办之时，我们看到的则是市场化最高的美国，却在股市7月下跌之时“7月中旬，美国证监会发布紧急命令，针对大型金融公司的某些沽空行为进行限制，以打击市场可能存在的操纵与过度投机，防止市场大跌。”（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marketresearch/20080812/09525190691.shtml）对照我国政府所为，难道不令人寒心吗？政府的维稳口号更像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而被骗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国内的百姓。
现在，国际热钱在撤离，是不是撤出国内呢？我认为肯定不会，他们是在选择一个合适的再入场的机会，因为他们的目的不是仅仅获利，这也与日本不同，毕竟日本和美国在战略上是伙伴关系，美国要借助日本牵涉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所以打击的只是日本的经济，而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一直是美国的假象敌人，意识上的不同，东西文化的差异，导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无一日死过，中国经济崩溃，最好外资完全控制，政治上重新陷入分裂状态，最终达到完全殖民地化是其最终目标，而这一目标也导致了其对中国之手段将更加凶狠毒辣。所以这些热钱绝不会远离中国，他们将通过做空中国机制，在A股实现全流通之时，以极低筹码获得对中国企业的绝对控股权，在经济完全沦落他人之手的时候，上层建筑难道不会变色吗？而这才是针对中国的新型“颜色革命”！所以，我说，中国如果不改变现行经济政策，不彻底清查国内汉奸，金融买办，则2年后，将完全被殖民地化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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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履带装甲车】
说句不好听的话：越早崩溃越好！！！

挨一刀 ，总比 一直被抽血要好，
当血被抽干还有力气反抗吗？
奋起！ 自强！ 才能打破经济殖民。
不崩溃，大部分人会醒悟吗？

尼共两派共生共存的启示

作者：乱云飞渡仍从容
尼泊尔共产党有两个较大的派别：一派是毛主义，一派是马列。目前，尼共（毛主义）取得了政权，组建了联合政府。尼共两派的共生共存，应为中共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共自成立以来，内部斗争即如影随形，陈独秀的右倾、王明的左倾、张国焘的分裂以及建国后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等在路线上的斗争等，可以说中共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斗争史。在斗争中的发展过程，极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毛泽东同志早在1937年发表的《矛盾论》中有过清楚的描述：“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正因为毛泽东用哲学的思想正确分析了党内斗争存在的必然性，他才能够用科学的方法在危机的关头挽救党，推动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胜利走上另一个胜利。在毛泽东看来，党内有派是再正常不过的，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来源于他的矛盾论的思想，而矛盾论是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真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创造条件，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敢于造反的左派，与当权的右派形成一种抗衡机制，形成了一个矛盾的统一体，这是毛泽东“矛盾论”在社会实践中的运用。毛泽东去世后，这种政治上的矛盾平衡被打破，但社会发展的规律并不会因此而失去作用。矛盾仍然存在，后来所谓“不争论”，其实际是违背矛盾论的反社会规律的做法，是与毛泽东思想相背的做法，必然会受到社会发展规律的惩罚。
即使在不争论和社会和谐的旗号下，当前的社会、当前的中共，其激烈的斗争也是实际存在的，其实这是矛盾论在起作用，任何妄图消灭矛盾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对于矛盾完全没有必要视之如虎。如果没有斗争，正如毛泽东所言：党的生命也就终止了。有斗争是好事，说明中共还有活力，还有发展的希望。根据目前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可以分为两个基本的派别：毛主义派、邓理论派。两个派别在坚持共产主义这一共同纲领的前提下，应实现力量平衡，相互制约，这样一来，有许多好处：一是可以推动中国民主的进步；二是可以保持中共的活力和先进性；三是可以防范社会矛盾的激化；四是可以有效地减少社会腐败……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中国的友邻尼泊尔，虽然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但仍然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我非常乐见中国出现中共（毛主义），乐见中国出现两个或更多共产党派别的同台竞技，我想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种遗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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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至上】
"两个派别在坚持共产主义这一共同纲领的前提下，应实现力量平衡，相互制约，这样一来，有许多好处：一是可以推动中国民主的进步；二是可以保持中共的活力和先进性；三是可以防范社会矛盾的激化；四是可以有效地减少社会腐败……"
"我非常乐见中国出现中共（毛主义），乐见中国出现两个或更多共产党派别的同台竞技，我想这也是毛泽东的一种遗愿吧。"
我也这么看,这种"同台竞技",也许是实现毛主席遗愿的唯一现实的办法,而党内路线斗争的办法则容易导致一方吃掉另一方,使另一方使去发言权,而使人民"偏听偏信",因为很显然,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人民都是一样,"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永恒的真理。可只有照您说的多个毛派“同台竞技”才能使人民同时能听到不同的声音。 2008-8-24

市场换技术只是一厢情愿

作者：章玉贵
求解“市场换技术”制造业困局

随着国内部分制造企业因成本上升外迁至印度、越南等价值洼地，可能对中国实体经济造成巨大冲击的全球第四次制造业大转移正由中国启动。与此同时，日本的部分制造企业正在或准备回归本土建厂，中国原有的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可能在制造业尚未实现整体升级的情况下就会迎来“产业空洞化”的尴尬局面。中国制造业今日的困难局面既有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因素，也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及全球原材料价格飙升的直接结果，某种意义上还是“以市场换技术”策略下的催生物。

市场难换技术仍处分工低端
“以市场换技术”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战略举措。改革开放初期，“以市场换技术”基本表现为政府主导的“政策执行”，如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国务院公布的《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若干规定》中，都明确要求并鼓励外商投资带进先进技术。上世纪90年代后，“以市场换技术”被政府作为利用外资的一个基本战略明确提出。

尽管有研究表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可对东道国的企业产生正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也不乏三峡工程这样“以市场换技术”的成功个案，但出让市场只是提供了获得某项技术的可能，而且即使获得某项技术也不等于能获得该项技术的开发能力，因为技术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掌握某项技术不等于拥有技术开发能力。此外从技术的剩余索取权来看，跨国公司拥有的技术和本土企业拥有的技术对一个国家的国民福利影响很大。若不考虑剩余索取权的问题，从静态的角度看待以市场换技术，跨国公司的进入无疑带来了新技术。但若考虑技术创新的问题，就会发现从存量技术到技术创新之间存在逻辑断层，毕竟设计技术是无法转让的。因此，指望通过出让市场换来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根本性提高，本身就不现实。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现状，再次印证“以市场换技术”某种意义上只是一厢情愿。30年来发达国家的企业确实向中国转移了一些二、三流技术，但随着中国竞争对手技术的进步，近年来跨国公司纷纷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以控制当今和未来的技术市场，使得中国制造业始终无法摆脱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目前，中国制造业对外技术依存度已超过60%，而美、日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只有5%。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靠进口，如中国纺织机械的70%、高端机床的75%，高速胶印机的75%、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光纤制造装备几乎100%都依赖进口。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大多依赖进口，如作为制造业“发动机”部分的装备制造业，国内固定资产设备投资的2/3依赖进口，其中光纤制造设备和60万千瓦发电机的控制设备几乎百分之百靠进口。

因此，尽管有报告说中国即将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首席工厂”，但该“世界工厂”实质上只是接受坐在“世界办公室”里的发达国家CEO指挥与控制的“世界加工厂”。中国制造业仍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仍处于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的中低端。集成电路产业就是最贴切的写照，以该产业最发达的上海来说，目前张江园区已成为我国集成电路产业最集中的地区，落户浦东的中芯国际、宏力、华虹NEC等集成电路芯片制造业，已占据全国70%以上的生产能力和实际销售额，但在集成电路的全球生产链中，美国控制着设计和生产设备的制造，台湾主要从事集成电路的代工，即根据上游厂家的设计加工集成电路。而集成电路生产链中使用劳动力较多的封装、测试两道工序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地区完成，中国仍然充当着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

深耕自主创新突破技术瓶颈
经济发展史表明，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是不会将先进技术转移给模仿和自主创新弱的东道国的。美国之所以流向日本的技术非常先进，流向中国的技术相对落后，就是因为日本的模仿和自主创新能力要比中国强很多。这些年来，发达国家的企业正是看到中国制造业技术水平不高，知识产权积累有限的现实，利用其技术垄断地位索取高额技术转让费，进一步加强对我国相关制造企业的技术控制，迫使中国企业接受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中国越来越多地受到发达国家技术壁垒和反倾销等措施的限制。

因此，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充其量只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掌控市场能力的手段之一。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格局中，作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组建者和领导者的发达国家企业，为保持自身竞争优势的需要，是不可能向中国转移最新最先进技术的。中国制造业在升级过程中，必定遭到领导企业在核心技术和产品研发技术方面的封锁，产业升级容易被锁定，使得依靠技术转移，嵌入全球价值链进而带动产业结构升级的目的几乎很难实现。

因此，在中国的制造业越来越深地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的今天，如果中国的制造业不强化研发创新，不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能力，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和品牌，不能占据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那么中国的本土制造业只能沦落到低质高耗、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中，就意味着有可能永远受制于人和处于被动和跟随的地位，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深耕自主创新才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中国在积极承接制造业技术转移的同时，必须通过扎实的自主创新工作来实现制造业升级。一方面，要围绕加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制度环境，鼓励创新和勇于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并进一步强化自主创新的基础服务平台建设。逐步改变对终端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依赖，搭建并提升高新技术中间产品的生产平台。同时加大对产学研联合、消化吸收和集群创新的支撑。而在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上，要关注世界范围的高技术人才的流动趋势，吸引那些已掌握最新前沿技术的国外人才回国创业。要把上海等技术较发达的地区打造成世界制造业基地及全国乃至世界的制造业人才高地。另一方面，要在有望实现技术突破的重点领域（如装备制造、精品钢材、船舶、新能源等）加大原始创新力度，催生更多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并形成产业化。实现制造业升级的局部突破，进而带动中国制造业的整体升级。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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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huizifu50】
现在揭露的那些恶果，当初凭已有经验和时代特点就能逻辑推出。关键是党内走资派复辟了传统管理，为压制反抗，就要制造"利润流向西方"的条件，寻求国际资本的支持。而靠剥削剥出“共赢”来，公认是海外奇谈。 2008-8-22 22:22:02 3分
【宗隗】
凡是能够换来的技术一般都是过时的,先进的技术都是自己研发的,只有傻瓜才相信市场可以换技术,市场换技术本身在逻辑上就是荒唐的,试想,只有技术的先进才能占领市场,把技术让出了,也有没有了市场,真不知道是谁缺心眼. 2008-8-22 22:06:48 5分
【ilmzd】
但该“世界工厂”实质上只是接受坐在“世界办公室”里的发达国家CEO指挥与控制的“世界加工厂”。
不勤奋专研，想有到手的技术，白日做梦。光想投机取巧，终被人所算。 2008-8-22 19:20:03 3分
【华北列夫斯基】
前途凶险,不知还有没有时间自主创新,看看红旗那脓包样,让人不禁扼腕叹息. 2008-8-22 18:44:18 3分
【worker54321】
本来就是没有学历史的人在痴人说梦。 2008-8-22 17:22:50 3分
【指上弹冰走天险】
幼稚的一厢情愿。技术不是换来的，谁也不会将技术给你，尤其是一个如此开放的大市场。国外人看到的是什麽：是一个金矿。他们的技术占领市场，就是一座金矿。电信企业的市场就是明证。七国八制，都是国外的技术，没有中国核心技术，这样的市场就是一块大肥肉。
要警醒：先进的生产力要靠国人去闯，没有核心技术，市场永远是别人的。 2008-8-22 16:37:30 3分
【zhongyiao】
这是一个傻瓜都知道骗人的命题！
任何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二战时候美国总统就说过他们永远不会将自己的先进技术出卖给任何国家。
现在谈这些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也许我们国家没有太多的世界一流的技术，所以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才幻想如何搞人家的技术。 2008-8-22 14:40:51 3分

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又一苦果，闻中国陷入稀有金属定价权困境

作者：宪之
“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又一苦果
　
——闻《中国陷入稀有金属定价权困境》　　
　　　　　　　　　　　　　　　　　　　　　　　　　　　　　　　　　　　　　　 　　　　　
　　　 　
裤子换飞机，石油、铁矿砂由人喝价，这不足怪。加入WPO后大豆的进口和加工迅速落入人手“双赢”，中国人只好“与时俱进”，与就李中堂和“黄金十年”接轨，也好理解。唯独这个稀有金属，中国不是稀土大国么，储量占世界85％，怎么闹腾得“陷入定价权困境”呢？　　
我们“站起来”快60年了，都已经崛起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了，难道连阿拉伯世界的“王国”和“酋长国”都不如——人家还有个掌控产量和定价的“欧佩克”呢？　　
不可思议。　　
先看《国际先驱导报》8月7日一则新闻摘要：　　
　 　
《中国陷入稀有金属定价权困境》　　
　 　
作为多种稀有金属的主产地，中国却不掌握定价权；“游击式”开发导致的结果是，我国稀有金属储量急剧下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王晓洁 实习记者邓媛发自北京 最近，稀有金属行情一反去年牛市景象，价格开始下跌。业内人士分析，这主要是供大于求所致。　　
　　“中国曾以成本价销售稀土金属，现在的售价也只能算作初级原材料价格。”民进中央联络委员会委员、中科联碳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晏双利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作为多种稀有金属的主产地，中国却不掌握定价权，“稀有金属是战略资源，广泛用于航天产业和国防建设，而且我国的稀有金属储量也不多了。”　　
　　目前，中国的黑钨矿已差不多被采空，仅剩白钨矿可以开采20年左右，稀土储量从以前占世界的85%降低到现在的58%；根据中国有色工业金属协会给出的数据，如按现在水平开采，钼可采16年，锌可采10年。　　
　　“中国的铟储量占世界2/3，80%都出口给日韩，定价权也在他们手里。”晏双利不由感叹。铟广泛用于制造液晶电视和军工产业，生产高灵敏导弹导引头就离不开它。铟高峰价曾达1000万元/吨，而在诸多民资蜂拥而上后，价格打了4折。　　
　　“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这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到达江西时的“名言”。然而，从1990年到2005年，中国稀土的出口量增长了近10倍，平均价却被压低到当初6成。　　
以稀土开发为例，现在南方离子型稀土开发的主力是民间资本，而在国家控制不力的情况下，小矿主“游击式”开发和出口时争相压价在所难免。　　
　 　
地方市县靠开发资源提升GDP，供需平衡没法不被打破。此外，开采稀土的政策门槛过低，国家对生态破坏的惩罚力度不够也助长了乱开采现象。　　
我们一面大量出口稀有金属矿砂，一面又每年从日韩进口大量进口稀有金属产品用于国防产业,“氧化钕出口价20多万一吨，人家提纯后再把钕卖给我们，价格翻了几十倍。”长期存在出口转内销价格飙升的怪现象。　　
　 　
　　“日本、美国从中国进口大量的稀有金属，作为他们自己的战略储备。”曾亲赴稀有金属矿区调研的晏双利说道。日本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制定了储备稀有金属的相关法律，规定国家和部分企业必须储备一定数量的钒、锰、钴、镍、钼、钨、铬等稀有金属，并要求储备足够3个月到半年左右的消耗量。　　
　　美国的做法更给中国敲响了警钟：美国稀土储量位居世界第二，但其最大的稀土矿芒廷帕斯矿已经被封存，钼公司也基本停产。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等都已经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的稀有金属，从中国进口资源作为其自身的储备。　　
　 　
　 　
这是“乌金”，黄金也不乐观。我国黄金储量世界第七，可我们又是怎样“西部大开发”的呢？　　
一位退休不忘忧国的退休老人曾先后写过《从贱卖金矿看“有水快流”》和《是引进技术，还是卖国？》等文章，呼吁社会关注 “我国几个世界级的黄金矿，被“外资”以匪夷所思的低价，高比例绝对控股的事”。5月6日，央视《经济半小时》也曾播出节目，称“云南贵州：世界级金矿流失 外资廉价圈占”。08年05月《成都商报》也曾刊文报道：《盲目引资 中国300吨黄金拱手送“老外”》。要知道，经过30年高速发展，我们用外汇购买的美国债券早过1万亿美元，为美国发展做了“普世贡献”；而我们的黄金储备，却一直保持毛泽东“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年代的600吨的水平“停滞不前”。而一个云南“大开”，就轻松愉快地送走了黄金家底子的一半——这是匪夷所思！　　
　 　
“据媒体报道，我国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烂泥沟金矿、辽宁营口市盖县的猫岭金矿、云南东川播卡金矿，这三大金矿目前已探明储量均超过100吨，远景储量分别为150吨、300吨、400吨，被国土资源部称为“世界级金矿”。三大金矿分别为澳大利亚的澳华黄金、加拿大的曼德罗矿业公司、加拿大的西南资源公司掌控，外方控股比例分别高达85%、79%、90%。“　　
　 　
“贵州省规定，每生产一克黄金收取的资源补偿费是6元，生产一吨黄金只需要缴纳600万元的资源补偿费，还不到黄金价格的3%。而贵州省人民政府2003年发布的《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如果外商从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非油气矿产资源开采的，五年内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外资企业在西部地区还可以享受三年内免交企业所得税，第四、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这就意味着开发烂泥沟金矿的锦丰矿业三年内不用缴纳一分钱，第四、第五年唯一需要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也能减半。”　　
　 　
该从根本处反思了。　　
黑窑奴工震惊世界时，张维迎主流博士居然把这归罪于“计划经济”。　　
　 　
“首先，‘黑窑’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种必然现象，社会要发展，必然有人付出代价，也许这种代价并不合理，也不合法，但是毕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任何事情都要从《是引进技术，还是卖国？》两方面来看，虽然“黑窑”事件有点不合情理，但是我们还要看到毕竟山西为这些无业游民提供了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有吃、有住、还有工资，这对社会的稳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黑窑”事件究其根源，都是计划经济留下的祸根……只有彻底清算计划经济，才能避免“黑窑”事件的重演。”　　
　 　
这就是霸权精英的 “实事求是”！　　
20年前，一位因文革中的遭遇而与赵紫阳关系很不一般的有识之士，在给邓小平的上书中就呼吁“收　拾”　“以失败的苏东改革为模式，以原始商品经济为蓝本”的“改革乱动”。他说：
　　　　　　
“在xx的乱动中，又加上胡耀邦的‘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加上赵紫阳的学校、医院、党政机关、军队搞创收。”“现在，被改革改动所搞乱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共产党的各级政权和人心。”　　
　 　
可见，并不是人都跟李锐一样。　　
回视30年，不到苏东覆辙，光歌功颂德没有用。　　
追根溯源了，就不能回避胡耀邦总书记执政期间的一个历史性的方针：“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　　
　 　
稍为有点常识，有点“科学发展”头脑和对国家人民的负责精神，都会判断“大开快流”方针的是非。　　
20几年前计划经济公有制还“主体”的时候，“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 无异于是一道放手让私人资本瓦解公有财产、掠夺矿产资源的金字诏旨和战略总动员令。是 “硬道理”的最激进的版本。　　
它就像一声“春雷”，向国人宣告：这公有制“产权不明晰”，抓住际遇赶快疯抢吧，谁有本事谁发财！　　
有了这阳光雨露，无数小煤窑、小金矿、小钨矿、小钼矿等等，就在神州大地上遍地开花了。从此，官商勾结、黑武打手与奴隶劳动和层出不穷的矿难，也继之纷纷登场。　　
　 　
随着《乔家大院》的走上央视舞台，靠着对国家煤矿资源疯狂掠夺崛起了新一代“晋商”。短短几年间，他们将天文数字的财富“快流”鼓了自己的腰包，一面制造着可上吉尼斯记录的矿难，一面以令人瞠目的挥霍而走进公众的视线，使人感受到什么叫“新社会阶层”。　　
一个山西，就有小煤窑万家，“整顿”至今犹存的3800多座合法煤矿里——不算黑矿——具备30万吨以上生产规模的也不过8%。　06年2月28日　，山西出台《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大规模将采矿权转给煤老板 改革涉及数千亿”。 “多、小、散、乱”，风抢与作践资源－－这就是“最佳配置”！由于权钱勾结官商合流，遍地开花小煤窑乃成为难治的痼疾。　　
于是，权钱黑携手，打造了野蛮奴隶式的劳动体制，遂使多数黑矿的劳动条件、劳动状况与管理方式，一下子回到了前资本时代，回到“李中堂”办洋务乃至殷商古罗马时代，从而，矿难也就自然而然地创造了世界吉尼斯记录。2003年全世界产煤约50亿吨，死亡人数8000人左右，中国当年煤炭产量16.6亿吨，而死亡人数6434人，占全世界的80.4%。中国的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100倍，俄罗斯的10倍，印度的12倍。2004年官方公布的矿难死亡人数是6027人，平均每生产100万吨煤炭就有3.1个矿工付出生命。2005年以来，矿难更是持续攀升。　　
于是，野蛮开发，环境污染也横空出世，掠夺式的开发在财富滚滚流进老板钱袋的同时，三晋大地满目疮痍，丢下了一片片不毛之地……（见附文）　　
　 　
　 　
实在令人难解：　　
国家的资源，不用来为全社会造福，非得让它“快流”进少数人的腰包 ——怎么非得私有化才叫改革呢？　　
资源的疯狂掠夺，环境的肆意破坏，令人发指的血汗奴隶劳动，耸人听闻的钱权黑勾结，是飞快“做大做强”了——这就是“硬道理”？　　
稀金稀土乃战略物资，美国停采，我们却放手让私人发财胡开乱采，并竞相压价争着出口，以致自己占有绝对优势的资源却将定价权拱手送给外人——这是什么“外向型经济”！　　
以三晋大地的满目疮痍和黑窑奴工的血汗，造就了富得流油的矿老板阶层，毕竟还算肥水未流外人田。而对稀有金属的狂开乱采竞相压价出口，国家还长期给退税以政策扶植，鼓励导致中国定价权的丧失，则是中国的资源财富和矿工血汗，“快流”进了外国老板的腰包。——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买办情结怎么就这么强执着？　　
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高歌中，霸权精英放手“清算毛泽东罪恶”，随意妖魔化毛泽东成为时髦。而对一任耀邦书记当政期间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比如扶植纵容藏独疆独分裂主义势力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路线，鼓励疯抢资源的“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错误方针，主流媒体不仅讳莫如深，而且只能听见无尽的歌功颂德之声——这能算“实事求是”吗？难道这就叫“民主自由”？　　
　 　
　 　
　 　
　 　
　 　
附文：　　
　 　
《煤炭给山西环境带来毁灭性破坏 煤老板举家搬迁》　　
　 　
煤炭给山西带来了财富，为少数人分享，也给环境带来毁灭性破坏，却由多数人承受。前者携财富远走他乡，而后者却只能留守原地，等待政府救助——政府和原住民成为环境破坏的最终埋单者 　　
　2006年8月6日　，山西省孝义市兑镇镇郝家寨村。 　　
郝春林(化名)的妻子一边在灶台旁擀面，一边听着里屋电视中的戏曲节目。音量已经调到最大，但仍“听不真”，因为地底下传来的持续 “隆隆”声几乎把电视声盖过去了。 　　
突然，“隆隆”声被更加巨大的“咚咚”声压了过去。地面开始颤动，房屋在摇晃，房顶哗哗掉渣。“吱”的一声，窗玻璃出现裂纹并迅速延展，裂成一个“米”字型。“快走！”郝妻大叫一声，拉上记者三步并做两步冲出门外。 　　
这一幕并非地震，而是地下日夜不停挖煤造成的。“‘隆隆’声是挖掘机在作业；‘咚咚’声是开山的炮声。”郝春林在附近煤矿做安全监督工作，对这一切非常熟悉。 　　
大约过了40多分钟，“咚咚”声渐渐停了下来，“隆隆”声还在继续。郝妻这才松一口气，回到屋里，抖了抖刚才落在案板上的渣土，继续擀她的面。“对于这样的惊吓，我们都习惯了。”她说。 　　
在山西，采空塌陷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灾害。地下被挖空之后，地表岩石发生裂隙和断移，地下水乘虚而入向下渗漏，造成地表塌陷和水资源枯竭。 　　
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向媒体表示，“山西长期过度开采，没有及时治理，存在地表沉陷的问题。” 　　
郝家寨村地处山西省汾西矿务局水峪煤矿北部。这里的民居是窑洞。郝春林说，“现在每家的窑洞都是危房，墙壁布满裂缝，不知道什么时候窑洞就会变成活坟。”为了防止倒塌，村民们用碗口粗的木棍把窑洞里里外外都顶住。 　　
郝春林家的房子已经变形，门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推开。他指着墙上的裂缝对记者说，“裂缝一天天在‘生长’，现在已经可以放进一个拳头了。” 　　
地下超度开采还导致饮水危机。这也是导致沉陷区居民难以生存的一大问题。郝家寨村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水峪矿早在上世纪80年代给该村打了500多米的深井。山西其他塌陷区就没这么幸运了。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李连济告诉本刊，他在做采空塌陷课题调研时发现，现在一些地方不仅河水断流，就连井水也干枯了。在太原市万柏林区化客头街道新道村，村民不得不到山下买水吃，一车水130元。 　　
圪卓头村是兑镇塌陷区的另一个村。在这里，土地塌陷导致耕地荒芜。 　　
圪卓头村有耕地1400多亩，现在地里已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在已经荒芜的耕地里，村委委员赵静伟嘱咐记者紧紧跟在他身后。因为不时就会遇到几米深的裂缝，一不小心就掉进去。时值盛夏，地里的树却光秃秃的，赵静伟说，水渗漏了，树都干死了。 　　
圪卓头村的村民现在已经不种地了。他们告诉记者，以前这里也曾是现代化耕作，因为常有拖拉机陷到裂缝里出不来，村民就改用牛耕地，牛也经常掉进裂缝里，不是骨折就是摔死，村民只好改用锄头人力耕种。现在，地里裂缝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越来越深，水也渗漏了，地再也没法种下去了。 　　
最让圪卓头村村民痛苦不堪的，还有采煤造成的污染。整个村子都被煤灰笼罩着，乌蒙蒙的。空气中飘散着黑色颗粒，弥漫着呛人的气味。一切都黯淡无光。 　　
孝午公路(孝义到午城)从圪卓头村中间通过，村民集中居住在公路两侧。圪卓头村委会主任王德贞说，几十吨、上百吨的运煤卡车昼夜不停地在公路上穿梭。运煤卡车不仅超载，而且还不盖篷布，一边走一边扬撒。煤灰粉尘遮天避日，一年四季见不到太阳。 　　
一位卡车司机告诉记者，有经验的司机会车时都会踩一脚刹车，因为腾起的烟尘让人顷刻间什么都看不见。 　　
黑色是圪卓头村惟一的颜色。房屋路面是黑的，树叶花卉是黑的，猫狗是黑的，人也是黑的。赵静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当地，圪卓头村人被称为“长年不下班的坑下工人”，也有人干脆称这里的人是“黑人”。曾有人到该村探望亲友，见了面不敢确认，传为笑话。　 　　
不同离乡路 　　
随着生活环境一步步恶化，越来越多的人被迫背井离乡。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去处。 　　
地动山摇刚一结束，郝春林气得回到屋里便开始收拾东西。“走！说什么也得走！在外饿死，也比在家砸死强。”他说。 　　
任凭郝春林翻箱倒柜，郝妻都若无其事地在灶房里忙活。“走哪去！”郝妻对记者说，“每次山下煤矿打炮，他都发一次疯！” 　　
果然，折腾一阵子后，郝春林渐渐安静下来，但仍神经质地反复唠叨着，“快了，快搬家了！” 　　
走！不仅仅是郝春林一个人的想法。 　　
旧村、新村、新新村 　　
郝春林所说的搬家，将是郝家寨村的第三次整体搬迁了。 　　
郝家寨是这一区域散居村落的统称，包括几个村子。现年42岁的郝春林出生在其中的沟底村。郝春林说，那时郝家寨就沟底村一个村子，也没有郝家寨这个名字。他记得，从村子旁边流过的兑镇河清澈极了。 　　
1979年，由于煤矿开采，沟底村开始出现下沉迹象，大队决定将村子整体搬迁。新建村子离原来的沟底村也就两三里远。一半村民从沟底村迁到了山上的新村。另一半在观望。 　　
随着时间推移，沟底村塌陷情况越来越严重。在干部屡次劝说下，1986年，另一半沟底村村民不再观望，也搬家了。这次搬到了新村的山脚下。郝春林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兑镇河越来越黑，村民都叫它“黑龙江”。 　　
虽分居几处，但原来都是一个村子的，于是大家把几个村子统称郝家寨。其中建在山上的村子叫上新村，建在山脚的叫下新村。沟底村成了一片长满荒草的废墟，村民干脆把它改叫“旧村”，把1979年建的上新村称为“新村”，1986年建的下新村称为“新新村”。 　　
郝春林说，这20多年，煤矿越来越多，开采力度越来越大。近几年新村和新新村塌陷情况日趋严重。那条“黑龙江”也干了。如今，郝家寨又在酝酿下一次整体搬迁。郝家寨村委会在村里新张贴的《建房协议书》上说，新建房屋每平米要交纳516.38元。 　　
郝春林对这次搬迁并不乐观。他带记者去了离新村两里远的一个叫雨沟的地方，说，这将是他们的新家。土地已经被平整出来了，两台挖掘机正在轮番作业。郝春林说，村主任在外地开矿，家早就搬到孝义去了，每次都是用手机指挥村委会工作。搬到这个地方是村主任决定的，并没和村民商量。他指着挖掘机作业的地方说，就在那个地方，曾有过两个被关掉的黑煤矿，昼夜不停地挖过五六年，下面早就空了。 　　
新村子将建在塌陷区上，这在郝家寨并不是什么秘密。事实上，郝春林所在的新村目前只剩下一半村民。“能打工的年轻人都走了。”郝春林说，剩下的等着搬迁的都是老弱病残。 　　
新村的小学校由于生源减少已于两年前关闭，这更加速了村民的离乡进程。郝春林说，年轻人都到孝义去了，打工供孩子上学。郝春林说，上了年纪没能力再外出打工的人，就只好等着搬到新的塌陷区上去。 　　
山西人热购海滨商品房 　　
少数富裕村民也有到别处买房子的。刚在孝义开张两个多月的山东省乳山市银滩房地产代办点，最近得了一笔大生意：孝义地区某村的村民团购了20套住房。售楼员杨小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村子有个集体煤矿，每年按人头分钱。这些年煤挖得差不多了，环境也破坏得差不多了，村民决定集体移民。 　　
在孝义市，山东乳山银滩房地产的代办点已经开了6家。杨小姐称，乳山房地产销售代办点遍布整个山西，代办点从省会太原，到吕梁等地级市，再到孝义等县级市到处都是。“连续被列为全国污染城市第一名的临汾，房子卖得最好。”她说。 　　
在临汾市，短短200多米长的煤化巷街已经开了10家山东房地产代办点和2家海南代办点。乳山市大陶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首家在临汾设代办点的公司。售楼员郝亚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乳山是隶属于山东省威海市的一个县级市，原本有一处靠近大海的荒滩。在乳山市政府开发银滩旅游区的规划下，2004年山东乳山银滩旅游区房地产才初具雏形。当时，青岛、烟台、威海等市的房价一路高涨，但乳山市银滩却始终不见起色。 　　
郝亚琼说，直到去年2月情况突然发生逆转。82个山西人来到乳山，一次买下了四栋楼，这令乳山开发商一下子沸腾了，纷纷打出环保牌，“国家AAAA级原生态旅游度假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标准”等广告语遮天蔽地，大举进入山西。 　　
郝亚琼说，至今他们已在临汾卖出了三四百套房子，买房的有医生、教师、公务员，其中不少是团购，临汾地区的一家电厂刚刚在他们这里团购了50套房子。 　　
乳山市天海人和房地产临汾总代理郭禹说，据他所知，至少有2000多个临汾家庭在乳山买了房。在乳山，去年以来山西面馆明显增多了。 　　
乳山市大公海岸临汾售楼处经理常秋惠就是在乳山购房的临汾人之一。她说，该售楼处共有4个当地工作人员，除一个没结婚的女孩外，其他3个人都是乳山的业主。 　　
有迹象表明，临汾人目前在海滨购房的热情依然高涨。周末是各个代办点发车去乳山看房的日子。“车挤得满满的，座位总是紧张，”常秋惠说，“以至于他们不得不经常和顾客协商，能否推迟看房时间。” 　　
煤老板举家搬迁 　　
与手头不宽裕的临汾普通市民选择价格较低的乳山房产不同，一掷千金的煤老板纷纷把迁移目标锁定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去年年底以来，“山西购房团”席卷北京、上海等地，成为继温州人之后的第二个全国性购房群体。所不同的是，山西人异地购房的目的并非炒房，而是“生态移民”。 　　
据媒体报道，去年年底，山西煤老板购房团首次抵沪就买下16套房子，一周之内又在重庆一处楼盘购房45套。今年7月下旬，又一支由30名身家5000万元以上的山西煤老板组成的购房团飞抵上海，两天横扫了6个楼盘。 　　
卫东(化名)是孝义地区一个拥有年产15万吨煤矿的煤老板。他说，煤老板买房目的有二，一是投资，二是为下一代寻找读书和安居之地。 　　
“以前煤老板把钱变成金子，现在把钱变成房子。”他说，煤老板多出身乡村，也没什么文化，他们希望下一代能到环境好的大城市生活，受到良好的教育，于是纷纷在大城市买房置业。 　　
卫东说，买房对于煤老板来说，是件很轻松的事。最小的煤老板一年也能挣四五百万元，大的煤老板一年能挣几千万甚至上亿。因此，他们置业非常随意，买房扎堆，往往一个煤老板买下一处房子，其他煤老板看都不看也跟着在这个楼盘买房。“为了打麻将方便。”卫东说。 　　
卫东一家10年前从矿区迁了出来，起初搬到孝义，现在又迁到太原。卫东本人已多年不回村下矿了，煤矿生意交给经理人打理。他说，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太原公关。 　　
卫东说，现在孩子还小，山西的生意也需他照看，所以暂时留在太原。但可以肯定的是，最终他要移民北京。 　　
(《中国新闻周刊》；李杨) 　　
　 　
　 　
　 　
文章录入：宪之 责任编辑：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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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jrlsz】
可见，文革是十分伟大的！ 2008-8-22 11:25:11 3分
【yaqu_8】
掏空。卖空！人民怎么办？ 2008-8-22 9:36:58 3分
【严正】
被挖空后这国就不值钱了，以后不是叫卖国而是叫抛弃这个被挖空的穷国，那些强盗和走狗们把中国人民的巨大财富卷到富国去享乐，但走狗也只得跟去给强盗看门，弄不好就成为丧家之犬，人人喊打！ 2008-8-22 8:36:41 3分
【miaomiao2000】
目前新疆大大小小的的各种矿很多被收购.那些收购者是什么样的大公司,公司的背景如何不得而知.而那些很多通过各层关系持有开发证的人把开发证高价贩卖给这些来收购的公司.国家应该大力调查此事.收回违法开发证.如果这些收购公司的背后是国外的投资资金,这将是又一次对国家资产的掠夺. 2008-8-22 1:01:32 3分
【之海】
已经无话可说了!!! 2008-8-21 23:10:02 5分

中国能否走出弱智时代从民权治国看现代民主制度的建构

作者：元君
中国能否走出弱智时代：从“民权治国”看现代民主制度的建构
―――社会良性发展动力机制学研究之四，从文革展开中国发展的一个新视角　　　
田忠国
对于历史的研究，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看，寻找更好的发展道路。简单的否定或简单的肯定，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未来不负责任的态度，都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因为，简单的肯定或者简单的肯定，都是有害无益的，都是非科学观点的突出表现。比如说，中国的后三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所谓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是中国富了，其标志之一是，中国拥有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收入也多了，城市好看了，办公楼豪华了，千万富豪亿万富豪多了，但问题是，这是不是就是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如果是，那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可以说成就巨大。但若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比如，偏远山区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平民阶级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不仅如此，每天维持温饱的城市贫民，如果有人统计，恐怕是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经过改革，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也改革掉了。因为民权丧失，等级式的地方、部门、国企专制，也成了中国的顽疾。　
　
因此，对历史的评价，成绩不能掩盖错误，同时，也不能因为错误否定正确。如果因成绩而掩盖错误、否定有错误，错误只会越积越多，并因积累到一定程度，产生极变效应，不仅摧毁掉所谓的成绩，甚至摧毁掉一切。对于正确的呢，我们也不能其中有错误（何况，有的所谓错误，客观讲不算是错误，只能算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连生命之本源的正确也一概否定。我一直认为，正确或错误，成绩或缺点，或许是如影随形的一枚铜钱的两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错误而否定正确，也不能因为成绩不承认错误或失误，所以，我们一定要错误的归错误，正确的归正确，成绩的归成绩，而不能因人而正确或错误，也就是说，这个人说的话，办的事，正确的也是错误，而另一个说的话或做得事，错误的也是正确的，并且以坚持错误为荣，走进弱智的行列。当前，有人总是以某某说的某某话，就必须坚持，坚决坚持，那怕事实证明它是错误也要坚持、坚决坚持，把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凌驾于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之上，这样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个弱智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良知问题、责任问题，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说，不能泼洗澡水连孩子一块泼掉。但中国对文革的态度，就是世界上连孩子一块泼掉的典型。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进入了弱智时代。　　
一篇署名苏杜，叫“必须避开反腐败路上的这个陷阱”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云淡水暖”，我也转引于此：　　
“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研究员在美国访问时，曾问过许多美国的战略学家，到底他们认为‘中国怎么做，美国才觉得中国不是威胁了？’，美国人的回答是：‘很简单，共产党改名。’”　　
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香港媒体有关改党名的传闻。但问题是，中国听话了，改了党名了，美国就真的不觉得中国就不威胁了？我看不见得。如果真的是那样，美国就不会对日本一拳下去，十几年喘不气来了。我个人认为，今天美国因为共产党党名感到是威胁，明天改了党名，中国也必定是美国的威胁，除非使中国成美国的一个州。　　
但是，中国经过百年奋斗，死了千千万万人，难道就是为了让美国放心？或者干脆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说穿了，影响到美国战略利益和资源利益的一切国家，不论大小，美国都会感到是威脆，因为，如果美国感到不威胁了，美国就没有理由向它们痛下杀手，自由的掠夺、占领资源与战略利了。世界上的事很复杂，但有时候偏偏又是那么简单。　　
简单的道理并不意味着不深刻，比如说，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快速发展，但它也摧毁了中国的战略工业，丧失了很多主权经济，贫富差距拉大，而这一切，又从不同的侧面，证实了自由经济自身的严重缺陷，也证实了计划经济在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阶段是多么重要。所以，有的道理不需要复杂，不复杂的道理的也并不意味着见解不深刻。　　
再比如说，文革十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志在“民权治国”，并积极推动“民权治国”的预习，从而为创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好多以自私的目光审视这段历史的人，或者说用资本主义的智慧之目光看取这段历史的人，前者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为满足权力欲的自私行为，后者得出的结论则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但如果不纠緾于他们的观点，而是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看问题，我们却发现，能站在全球战略哲学的高度看问题，其智慧必定是纯洁的、不带有一丝杂念的，因为，一个人只有无私的智慧之眼，才能触摸到全球性的战略哲学的制衡点。而只有找到了全球战略的制衡点，也才能有计划的朝战略目标推进。　
　
一位叫何妨的网友在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特质与构建现代文化的启发意义”一文后留言说：　　
“忧国忧民之情可敬,但"文化大革命"却不象作者说的那样,有什么"民权机制",他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一场革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全国人民大部分是在作为当时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的倡导下参与了这场自己也没搞清楚的的运动的.是领导阶层领导的,不是因为民权机制发挥了作用而激发的.
同意作者所说:中国到了必须“以民治国”的年代了。但同时也必须是在法制的基“础上的"以民治国",而不是凭主观判断由某一个人发动"文革"式的运动来达到这个目的.”　　
从以上留言中，我敢说　何　先生一定不知道，完美的程序机制是混沌。另外，据文革时的资料证明，当时民众的权利至高无尚，按照民权至高无尚的价值逻辑推断，当时民众的表达，一个道德表达，一个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表达，一个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表达，从这个层面上说，民众的目标是清晰的。但不论出于哪种表达，只要表达了，行使了自己的自由权利，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程序链。每个价值程序链组合到一块，就成了文革十年的巨系统。　　
这个巨系统，就叫民权机制。　　
但这样的民权治国，当时的中国没搞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搞过，这就必然出现了价值程序失范，也就是　何　先生所说的法制。也由此可知，在一个初次“民权治国”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如果当时没有中央的推动，没有毛主席的发动，而是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下，民权机制是根本无法激活，也无法运行的，因为，官僚专制的结果只会制造顺民。而激活顺民行使民权的价值触点就是“造反有理”。试想，如果当时没有那个价值触点，造反有理，而是相反，造反有罪，民权意识的缺乏，根本无法激活民权机制。
　　
何　先生还说，中国到了必须“以民治国”的年代了。但同时也必须是在法制的基“础上的"以民治国",而不是凭主观判断由某一个人发动"文革"式的运动来达到这个目的。我是十分赞　成何　先生的“必须是在法制的基“础上的"以民治国"”这句话的，但问题是，世界上的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建构在社会理性和社会道德上的，而不是精英给出个规范就叫法制的，而是相反，理性的重构和新的社会道德、新的社会价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斗争，有时甚至是暴力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比如，我猜想，在人类尚在动物性为主体的早期时代，人类靠的是动物性本能求取生存，如果不经历一次次死亡或血腥的灾难，人类就不可能组成群落，并建构当时生存需要的理性，也既行为规范。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阶层日趋复杂，利益格局也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社会等级制孕育的非理性，比如说精英的非理性和对动物性本能，或叫感官追求的情况下，不经过思想文化斗争，那就只有群体暴力斗争了，是无法建立起以平等权为核心的社会理性的。没有以平等权为核心的理性，何谈法治？　　

群体暴力斗争，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民权意识的表达，只是这种表达或叫斗争方式，比之思想文化的斗争代价高而已。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有民众权利表达的途径，一般情况下，是极少会有暴力表达的。　
　
比如说，人们常说的文革时期的武斗（用我自己的话说叫暴力表达，也就是通过暴力语言，向对方表达权利意愿的方式），如果那个地方的民权表达系统畅通无阻，我敢说就一定不会发生武斗。再比如说瓮安事件，如果瓮安的民众有和平的权利表达的渠道，也是一定不会发生暴力表达的。由此可知，暴民是暴政逼出来的，理性是或和平斗争，或暴力斗争修理出来的。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是一种暴力革命的理论，但是，社会各阶级间的和谐相处，是需要社会的基础理性的，也就是说，社会各阶级都遵守共同的理性准则，而这个理性准则的建立，是经过数百年血与火的斗争才建立起来的，比如说西方，也就是说，大家经过血与火的教育，才选择了共同的行为准则，也就是社会理性。或许，这就是毛泽东一再说“不破不立”的原因。　　
平等的理性，是社会民主的基础。　　
没有这个平等的社会理性，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秩序，仅有民主制度，民主权利的表达，也一定是台湾式的暴力表达方式。　　
史料证明，文革不过是一场“民权治国”的社会实践，但由于缺少程序规范经验，呈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就成了“民权治国”运动。　　
写到此，我忽然想起有人撰文质疑，台湾的民主不仅没有成为廉洁的标本，反而成了阿扁贪污高效渠道。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文革时期，那时，不论任何官员，只要民众了解他的生活水平高于他的收入水平，都有权质疑该官员，该官员也有责任讲清楚。当然，台湾媒体也在不断质疑阿扁，但问题是，媒体只是在媒体上热炒，并不担搁阿扁在“总统府”笑着点钱。这就说明，台湾的民主为阿扁创造了笑着点钱的机会，而文革时期，民众一旦发现官员有了问题，那是没有笑的机会的，更不用笑着点钱了。　　

也就是说，民权治国的关键，在于全过程管理。但台湾的民主，说白了就是个点到点的民主。
据张宏良先生在“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一文中透露，贵为国母的江青，在遭到华国锋武装政变时，竟然除了书和换洗衣服，其它东西几乎一无所有，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一个人的精神信仰和政治道德，才是廉洁最可靠的防火墙，因为，一个人只有从精神到思想上筑起拒绝腐败的万里长城，才能更有效的成为一个廉洁奉公的人。而另一例，是在网上流传的一篇叫“中国的xxx最新名单”的文章（文章地址：http://shixiangwen.cnbcr.com/blog/17089.html），令人读后也为之一振。在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胡海清 (胡锦涛女儿)，毕业于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又于去年完成了"上海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校"的MBA课程，是一 个名副其实的才女，但她失业已长达2年。实际上，很多企业向她提出了"破例"待遇和优厚条件，但为了回避外 界的谣言，她都宛然谢绝了。胡海峰 (胡锦涛的儿子)，在清华大学附属的IT公司工作，他也尽量避免" 抛头露面"，过着家和单位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谨慎，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切断跟随在高干子女身边的"腐败诱惑"。”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精英固然十分重要，但一个精英不能光要知识，光要炒剩饭、吃剩饭，光要感官的狂欢，不要良知、不要道德、不要责任、不要精神，不要一个人应该遵循的基本价值、基本准则，那样的精英在我看来，不过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碴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不能光要精英的特权，而应该要精英与民众的平等权。　
　
这个世界总是有高就有低、有阴就有阳、有美就有丑，有强就有弱，有官权就有民权，有和平就有斗争，有精英就有平民，有自由，就必然有民主，因为自由是对民主的破坏，而民主则是对自由的制约，这是客观存在，但我们不能因为偏爱高就消灭低，偏爱阴就消灭阳，偏爱美就消灭丑，偏爱强就消灭弱，偏爱自由就消灭民主，偏爱官权就消灭民权，偏爱和平就消灭斗争，偏爱精英就消灭平民。消灭了低就失去了高，消灭了阳就失去了阴，消灭了丑就没有了美，消灭弱就失去了强，消灭了民权官权就成了摆设，消灭了斗争这个世界就濒临寂灭的边缘，消灭了平民，精英就成了世界上最愚蠢的蠢蛋，消灭了民主自由就成了疯狂、就成了灾难，试想，如果一个社会自由到想杀人就杀人，想放火就放火的程度，这个地球是不是就不宜人居了？　
　
这一切的一切说明，大到国家、社会，小集体，个人，精神信仰和政治道德，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是维系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的基础秩序。　
　
国家要发展，人民要进步，这是谁也阻挡不了客观规律。国家发展，人民进步，都需要精神支持、道德支持、思想支持。要思想，就有斗争、有否定、有吸收、有融合、有提升，也一定有继承。在空中建设楼阁的想法不是不好，平平静静的快速发展的向往不是不对，但是，好的想法，美妙的向往不是现实。现实就是，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斗争、动态分解、动态重构、动态组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进步，也必然有重复、有循环，有重复、有循环，也必然有进步，程序逻辑就是这么怪。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但事实如此，人的主观意志总是在客观规律面前变得脆弱而无奈。　
　
如果从全球视野上说，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只有一个拥有以平等权为核心的社会理性和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才可能构建出“民权治国”的现代民主制度。试想，如果一个只有等级观念，自由掠夺、精英专制思想的社会，怎么可能有“民权治国”的现代民主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曾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此为视角，如果展开来看的话，我们发现，这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为人民服务”的另一种具体化的执政理念，从这个执政理念中，又引伸出“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这个动力机制，其上接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又包含了经济发展机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完美融合。　　
自此，中国才从一个弱智的时代走出来。　　
但是，弱智时代便于操作，比如说，卖光股光，自毁战略工业体系，只要自私有胆的，都可以操作，也好操作。但是，进入大智慧时代，助手们也就需要大智慧了，因为，一个从战略角度发展起来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发展体系，需要从战略管理的角度，逐渐推进。
　　
另外，以“民权治国”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需要程序规范，并形成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程序规范需要民权精神与民权道德的审议，也需要平等的社会理性，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权治国”的程序机制。　　
理性是社会斗争产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并展开全球化的历史视野，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和平斗争机制，就必然是一个群体暴力表达的社会了。　　
　2008年8月22日　星期五　　

200年前的帝国碰撞如何启示今日中国

作者：刘禾

200年前的帝国碰撞如何启示今日中国　　
　 　
——对话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刘禾　　
　 　
(此采访　2008年8月21日　发表于《瞭望东方周刊》，题目是《历史一定是在一个“关系”里进行的》。这是未经删节的完整稿)
　 　
　 　
刘禾留着时尚短发，她的额前一绺刘海染成金黄色，一点也不符合一般人对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人文讲席教授的想像。
　 　
但一进入自己的领域，刘禾就是一个健谈的研究者，常常从一个观点联想到另一个典故，说得刹不住车。但她同时又是严谨和独立的，表达观点时字斟句酌，喜欢说“这个问题我是这样认为的.......”。
　 　
1984年，她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留美学生之一，进入哈佛大学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1990 年开始在伯克利加州大学任教，并于1996年获得终身教授。1997年获得“古根海姆奖”。
　 　
2004年，她花费整整十年时间写成的这本英文专著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的全名叫《帝国的碰撞：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中国重塑》。在浩如烟海的研究鸦片战争的著作中，刘禾说，她的着眼点是“碰撞中的帝国”，解释的是“权力结构在当时的全球范围内是怎么回事”。
　 　
在与记者长达三个小时的对话中，刘禾一直在强调一点，就是鸦片战争这个“中国与西欧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武装上的正面冲突”一定要放在“一个大的全球结构性关系”中来考察，而不仅仅是一句“大清国闭关自守”就能够一带而过的。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200多年后，中国又一次与西方正面相对。刘禾认为，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西藏问题，以及中国遭遇到的许多当下困境都应该用“历史的观点”来考察和解套。
　 　
晚清“闭关自守”一说并不成立　　
　 　
《瞭望东方周刊》：您的本行是比较文学，怎么会走到了鸦片战争的研究？
　 　
刘禾：我对鸦片战争的关注是由于，我对近代史中整体文化交往是怎样发生的比较关注，最早的英文和汉语的交往也是从那个时间开始----这能不能帮我们回答一些问题？
　 　
比如，China翻译成“中国”，“中国”翻译成China，现在好像想都不用想。但是你要知道，在辛亥革命以后，日本政府决议，不承认“中华民国”，而要说“支那共和国”。然后中国这边就非常愤怒，郭沫若的日语非常流利，当时还撰文参与了抗议。“支那”我们都知道，在明治维新时候是有特殊的歧视含义的。日语的“支那”其实是印欧语言中China 的音译，可惜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日语，而忽略了英文中的China同样的歧视含义。我在《帝国的碰撞》中更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
　 　
文化交往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最后被自然化了，这个边界我们以为很清楚，但其实不清楚。
　 　
《瞭望东方周刊》：但现在很多人认为，China是来源于“瓷器”一词。
　 　
刘禾：“瓷器”这个用法在英文里，也与类似的接触和碰撞有关，但比“支那”晚进。
　 　
英国东印度公司是最早介入鸦片贸易的，跟鸦片战争关系很密切。英帝国在起飞的前期，想参与亚洲的贸易，因为那个时候亚洲是全世界贸易额最高的，而大量的运到欧洲的货物是通过印度和阿拉伯商人的中介，这些商人从中博了很大的利。因此，欧洲人特别希望能够在亚洲贸易中直接跟中国通商。
　 　
哥伦布为什么最终发现了美洲？奥斯曼帝国兴起后，欧洲人与东方的贸易在陆路和海路等关键要塞遇到了困难，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希望找到独立可以跟中印通商的航海线路。结果他走偏了，就走到了新大陆。
　 　
欧洲人始终是想绕过中东和波斯，把中国的贸易直接拿到手。在这个过程中，葡萄牙人是最早占领最重要航海据点的，他们又和印度商人的关系非常密切，还占领了孟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如果不打海仗，就必须跟葡萄牙人建立一种利益联盟。那时候欧洲各国的
结盟是通过皇室的通婚实现的。因此，1662年，一位葡萄牙公主嫁到了英国，她的嫁妆之一就是孟买，还有就是和中国做瓷器和茶生意的权利。
　 　
因此英语中，porcelain和china因此都是“瓷器”，porcelain来自葡萄牙语porcelana，意思是“像贝壳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查《大英词源词典》的话，英文中china这个词的瓷器用法不会早于16世纪。在英帝国和葡萄牙帝国建立这种利益关系的前后，“瓷器”才出现，以前只有“支那”的用法。
瓷器为什么叫china？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是“支那”造的。
　 　
所以从这些词的历史就可以看出通商史、贸易史和殖民史。
　 　
《瞭望东方周刊》：您的书中还提到了哪些值得注意的词语和细节？
　 　
刘禾：16世纪，印度的伊斯兰莫卧尔王朝开始衰败，英帝国开始蚕食印度。我很关心的一点是：17世纪的时候，大清帝国（1644年建立）知不知道这件事？
　 　
研究的结果，他们是知道的，乾隆皇帝是知道印度被殖民这件事的，因此他要关闭一些口岸，这跟“闭关锁国”不是一回事，是一种有意识的防备。这是有证据的。
　 　
现在有学者发现，乾隆以前，康熙皇帝就说过，“海外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谕大学士九卿）。 我在书中的第三章，特别把这句话提了出来。他们是知道的。这一点被很多研究明清史的学者所忽略。
　 　
研究贸易通商史的学者都知道明清对外贸易的规模，因此很难得出“闭关自守”的结论。其实，在明清的小说里，经常提到“银子”，银子成为那一时代的流通货币，不是偶然的。这“银子”是外面来的东西，是海外贸易的产物。
　 　
贸易的结果，是有些欧洲国家对中国形成了赤字，就像现在的美国对中国一样。中国和英国当时形成的赤字，英国政府想方设法要解决。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例如钟表贸易），最后找到了鸦片，然后用鸦片战争和赔款的办法来纠正他们的贸易赤字。你看看几次的赔款，数目非常惊人，到最后八国联军的赔款，高到最后超过了全民总产值。中国最后为什么变得贫穷了？晚清政府为什么没有赈灾能力？就跟这个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不联系当时整个的世界体系孤立地来看中国，什么都不能解释。这是整个殖民过程造成的一个结果，而且我一直强调一点，中国不是唯一的。印度也是这样，很多国家都被殖民过。“闭关自守”一说其实缺乏实际的证据。当时的政府是规定，限制通商口岸，而且不准中国人随便教外国人学中文，害怕情报被刺探。那时候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实力弱，而且他们看到了印度亡国，自己不想完蛋，只能这样。有人说，不闭关自守是不是就好了？未必，甚至可能跟印度差不多。因此，虽然晚清政府虽然最后没有堵截得了，但他们把英国进入中国的步伐推迟了有100年。
　 　
我的书讨论的是碰撞中的帝国，解释的是权力结构在全球范围内是怎么回事。关注的不是这个东西最后给中国带来了好还是不好，历史还没有终结嘛。
　 　
当然鸦片战争带来了很多的后果。
　 　
经常有人问，中国怎么没有像日本一样也明治维新？但他们有没有先问一下，明治维新所需的巨大财政能力是从哪来的？
　 　
日本的军事振兴是谁买的单？当然是晚清政府的赔款。因此历史一定是在一个“关系”里进行的，而不是说，他们怎么可以，我们就不可以。
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历史感。这种平行比较的研究，什么都没解释，只是解释了某种情绪。
　 　
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全球化是连接在一起的　　
　 　
刘禾：还有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鸦片战争使得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有了资金来源。因为英国离印度很远，而且统治那么大一个国家不可
能光依靠英国财政的拨款。相反，是要求印度在资金上支持英国----殖民地一定是这样。中国的白银到了英国鸦片商手里，英国人没有中国人买单统治不了印度殖民地。
　 　
英国还在这个过程中，使得自己的纺织业击垮了印度的传统纺织业，后者当时是全世界最大的纺织品产地。而纺织业又是英国工业革命重要的旗帜。再追溯下去，纺织工业里棉花的来源又是来自于美国南方奴隶的劳动，这些劳动力的来源又是非洲。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另外一种“全球化”。
　 　
刘禾：对，全球化早就发生了。英国要击败印度，要统治它，就需要资金。所以如果你从结构性的角度，流动地观察，你就不会简单地说，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好处还是坏处。任何战争都会带来社会变革，有很多的势力在搏弈，结果怎样，很难说。
　 　
鸦片战争还给中国带来了革命。它还带来了众多的战争，中国在100年内完全陷于战争，因此才会在1949年的时候变得那么贫困。所以，我的关心是一种全球范围内的结构性的事件，回答的问题是关于某一个历史条件下，各种势力到底产生了一种怎样的较量，特别是帝国
之间的较量。在这个过程中——不是在某个国家的意志之下——产生了什么。
　 　
《瞭望东方周刊》：听起来，你说到的当时的“全球化”和今天的“全球化”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很多不同之处。你怎么看今天的全球化？
　 　
刘禾：全球化确实如你所说是早就发生了。现在的全球化和过去的全球化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资本有一个积累的过程。这点其实马克思早就说过的，不过很多人都没注意。目前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难看出未来，为时还早，还有很多变数。但重要的是，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二十世纪的海湾战争和目前还在进行的伊拉克战争的幕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大石油集团的操纵，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当年发动鸦片战争的怡和(百慕大) Jardine-Matheson公司的家族，就和当前伊拉克战争的幕后活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说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一定要看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19世纪的帝国之间的关系和今天的帝国之间的关系不太一样。那时候，英国的势力多大，号称“日不落”，哪个半球都有它的领土。现在英国多大？它失去了众多殖民地的支持，也就失去了在那个结构关系里的位置。
　 　
是帝国之间的角逐造成了西藏的现状　　
　 　
《瞭望东方周刊》：帝国碰撞的视角，对于今天中国的问题，有借鉴意义吗？
　 　
刘禾：其实现在东西方热议的西藏问题，跟我刚才讲的帝国和殖民地历史也是有关系的。
　 　
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人对西藏特别感兴趣。西藏处在一个特殊位置上：英国占领了印度，在南边; 沙俄也在扩张，在北边; 法国人在东南亚，他们不能让沙俄南下，西藏正好是夹在中间。列强通过西藏又可以控制满清。这样一分析我们就知道，西藏在战略上多么重要和复杂----它其实是处在几个帝国之间。
　 　
在地缘政治上，它和阿富汗地区一样夹在几个大国之间，是一个“缓冲地”，一定是冲突多发的地区。希特勒曾派了个使团去见13世达赖。纳粹为什么对西藏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最早的雅利安人可能在那一带，历史记载，他们到了西藏用尺子去量当地人的头骨。美国中情局上世纪50年
代也曾在西藏空投武器。
　 　
把西藏想像成圣地也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弹，当然是一种很幼稚的反弹，想象有一种从来没有被现代化所污染的原始文明。赛义德在《东方学》里也谈到过，东方主义所反映的与其说是西方对东方的歪曲，不如说是，西方拿东方当作一面镜子，照出了他们自己。因此西藏在文化想像上实际是起到了这么一种作用。
　 　
我在国外发现，很多知识，甚至是左翼知识分子，在西藏问题上都是跟着主流媒体走的。他们问我怎么看，我会告诉他们，西藏的事情从来不止是西藏与整个中国的事情，一定要在全球格局和殖民历史的上下文中来看。
　 　
对当代世界来说，西藏是西方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筹码。因为这么多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在世界各地游走，发表演讲，写书，试图获得文化和道义上的至高点。
　 　
冷战的时候，中情局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专门训练可以颠覆中国政府的藏独分子，进行了很长时间。美国在西藏的渗透是很深的。从前是大英帝国，现在是美国----不要忘了，美国在全球有近2000个军事基地，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不能比。
　 　
在这个框架下来思考西藏的问题就比较清晰。
　 　
美国作为二战的战胜国，照理应该对纳粹和达赖之间的关系很敏感，但有意思的是，他们却非常不敏感。美国的公共电视台PBS，是声誉很高的一个电视台，很早就拍了一个很长的纪录片，把中情局跟西藏流亡政府的关系做了详细披露，但从来没有人把这个事和达赖喇嘛联系起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主流媒体为什么会淹没这些声音？
　 　
因此，西藏的问题绝不只是跟奥运会有关系，也不只是跟中国有关系。 有西方媒体把中国奥运会和希特勒时期的柏林奥运会相比，这就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平行比较。如果硬要比较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把纳粹和达赖之间的历史联系做比较？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攻击也不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我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纽约时报》从来没有过对中国的“客观报道”。中国威胁论不是因为中国变得强大而才开始的。这一定要历史地来看。无论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当前，中国威胁论始终可以动员美国或者某个欧洲国家的民意，背后是西方强大的宣传机器。
　 　
西方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在这点上都是一致的：都不去历史地看，不去看帝国的历史如何造成了西藏目前的现状。
　 　
学习犹太人：不要寄望于西方“理解”　　
　 　
《瞭望东方周刊》：那在这样的结构关系下，中国应当怎么应对呢？
　 　
刘禾：如果我们一味只是强调“西藏从历史上就是我们的”，其实是一种不策略的回应，缺乏说服力。
　 　
最有说服力的回击点，其实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些，达赖与纳粹的关系。达赖当时也许还是小孩，但十三世呢？接待纳粹使团可不是一个小孩做的事情，后来还有中情局的介入。
　 　
这些在反击时如果不强调，可能不是不了解历史，而是不了解如何应对西方媒体。
　 　
有人说，西方不了解中国是因为没到过中国，不懂中文，如果跟中国人接触一下，就会改变看法了。这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纽约时报》在知识分子中享有盛誉，所以它说的话很多人都信。今年2月，他们有个报道说，美国的运动员到中国来参加奥运会，要带自己的厨师，自己的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中国的鸡胸脯　14英寸　长。有没有人见过　14英寸　长的鸡胸脯？但美国人会信，因为是《纽约时报》说的。美国的媒体非常有经验，一方面显得非常公正，一方面隐藏着自己的偏见，这是有技巧的。
　 　
美国对大众媒体和宣传机器（自称 PR“公关”）的掌握也是非常强有力的。中国对此要做出回应，而不必一味地强调说你误解我，那中国才有出头的希望。等待别人来“客观报道”，就太幼稚了。
　 　
我跟国内不少朋友接触，他们不少人都认为，如果西方了解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离谱或者敌意的报道。我认为，两个人相互了解都很难，何况是两个国家。如果对方把你当成敌人呢？它越认识你，反而越可怕。这不是了解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在“关系”中认识
如何改变中国在外面的形象，现在是很多中国最关注的问题。以为外国人学点中文，跟中国人有些接触，就会了解中国，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还是要在历史关系中考察。
　 　
《瞭望东方周刊》：具体来说，如何对西方的媒体做回应？
　 　
刘禾：我们可以学习犹太人。犹太人从二战以来得到了很多教训，在全世界各地设立了很多民间的监督站，监督针对犹太人的各种种族主义的言论和媒体报道。只要发现某媒体对犹太人进行直接或暗含的攻击，他们都有办法让对方负责任。几年前，英国有个非常重要的报纸的主编最后就是因为这个在各种压力下被解职了。西方因为历史上种族歧视问题很严重，所以最怕被别人说种族歧视。
　 　
“种族歧视”恰恰成了犹太人的一张牌。他们没有要求说请你们理解我们，因为他们跟欧洲有过多少世纪的交往，知道“理解”是不可能的。
他们于是就非常智慧和策略地进入欧美人自己的话语，知道什么特别致命，就用什么去反抗。现在这一点已经在被印度人学习了。就是怎么样在媒体上成功地抵抗。
　 　
如果中国人能学习犹太人，在全世界用民间的力量监督对华人的歧视言论，就可以用非常少的资源做非常大的事情。根据我在美国20多年的经验，最有效的办法不是“请你了解我”，而是“你哪里错了”，并且用你的语言去指出你的错误。
　 　
比如CNN辱华事件，当时他们用了特别侮辱性的词汇，“无赖”啊之类，绝对是种族主义。其实他们不用说这么严重，我们就可以监督他。以正义的名义，以平等的名义，以民主的名义去监督种族主义，站在普世的高度去监督对中国人的歧视。
　 　
“伤害中国人民感情”应该从外交辞令里拿掉　　
　 　
刘禾：我在研究鸦片战争的时候，在大英博物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看了很多档案资料，让我大吃一惊，史料告诉我的，并不是晚清政府“闭关自守”，这跟我在中国和西方看到的历史叙事正好相反。
　 　
大清政府非常软弱，但不是闭关自守，那时候的执政者的一个基本想法，是想让英国了解自己。他们老是对英国人说，我们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而英国人非常强硬，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所以他们之间的交往完全不是你了解我，我了解你，外交不是这样的，一定是讨价还价。因此我们一定要调整，而且现在是一个特别好的时机调整。
　 　
我认为今年全球华人发起抵制CNN的事件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中国的文化外交应该怎么来进行？
　 　
我们在现在仍然喜欢说，“你们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个外交辞令译成英文是很奇怪的。特别是从西方立场看来，外交跟感情是没有关系的。国与国之间是利益和权力之争，国际政治与感情无关。因此说伤害感情没有一点杀伤力，而被伤害只能意味着你脆弱。
　 　
因此，我认为，“伤害中国人民感情”这个套话应该从外交辞令里拿掉。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 戴闻名/上海报道
　 　
文章录入：xieluoke 责任编辑：he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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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5588】
真知灼见!值得一读. 2008-8-22 22:05:01 3分
【jinhuizifu50】
主流精英在国内霸话语权，对西方却乞求“理解”，很值得深思。其实，在斗争中才有理解，“打不过就入伙”，也就不敢对你的价值观说二话。 2008-8-22 21:57:45 5分
【赤脚医生】
以前是‘割地赔款’现在是‘金融改制’ 2008-8-22 17:32:46 3分
【bluebank】
一片非常深刻的评论，希望有识之士多多转载！！ 2008-8-22 17:07:13 5分

问题已经严重到不知如何来说了！

作者：秦川牛
　 　
问题已经严重到不知如何来说了！　　
　 　
不知如何来说的问题，自然是事关重大，因而导致思序紊乱、主题难定。　　
我对这篇文章先后所定的标题有：《为什么不组织对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的批判？》、《问题的严重性在于没有任何官方人士对辛子陵说不！》、《病入膏盲？怎么连呻吟声也听不到？》等等。紧跟着，我又冒出了这样的怪异想法：狼在撕咬着自己的子女，千百万个子女在着急地等待着族长的召唤，但族长却一言不发。　　
如果将族长比作共产党，这自然是对真正共产党人的莫大污辱，因为真正的共产党人与广大劳动人民是鱼水关系，而不是父子关系，但中国的传统却总是让劳动人民当子民。况且，“狼”的确正在撕咬着劳动人民，比如：工人早已是事实上的劳动工具，失地农民则更苦，但官方至今不仅没有人说这是剥削者的罪恶，而且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沿着这一条路继续走下去。这，又何止是在狼撕咬子女的时候族长的一言不发？要知道，真正的共产党人可是与剥削者水火不相容啊！　　
国防大学教授辛子陵，在其发表于今年第7期《炎黄春秋》上的一篇题为《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文中这样说：“改革开放以来，每推出一项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世界通用的政策，必进行一层社会主义理论包装，开始还有减轻阻力的作用，越往后副作用越大，施政官员没底气，老百姓看不起，极左派批评打着红旗反红旗。如此怎样凝聚人心，树立对改革开放的信仰呢？”“当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宣传很不够，还没有压住极左思潮，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权威。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承认当今社会中资本主义的出现是改革开放题中应有之意，名至实归，不再指鹿为马。把改革开放以来可意会不可言传、能做不能说、要群众跟着走又不向群众说明白的问题说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成功，这是不能超越的经济规律。”　　
面对着　辛子陵　教授如此明确地将改革开放30年定义为指鹿为马的30年，并且进一步明确地指出“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首当其冲的是直面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指鹿为鹿”。而我们的官方却对此一言不发，究竟意欲何为？是病入膏盲、无力呻吟？是默认？还是辛子陵对我们党的恶意挑衅？总得使人民明白啊！难道这样的问题还不严重么？　　
　 　
　 　
秦川牛　　
2008.8.22　　
　 　
【乡里人】
因为中国有一宝：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广大工农民众！
看大话西游：牛魔王令它的小妖们杀光孙小猴子们，大圣对猴儿们只说了三个字——让它杀！
上帝（革命的工农）让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 2008-8-22 23:05:38 3

和谐世界不应成为中国外交的政策原则

作者：严家祺

「和谐」的三重意思

二十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两个超级大国的对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产生过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但没有人提出「和谐世界」的理论。在东西方结束冷战和全球化的今天，中国能不能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呢？

我在这里不谈音乐、艺术、自然界中的「和谐」概念，只谈人类社会的「和谐」概念。一般说，「和谐」包括三重意思：一是和平；二是合作；三是建立在信任、情 谊关系上的恰到好处地互相配合。一个家庭、一个小区、一个国家可以建立「和谐社会」。傅立叶就系统地提出过他的「和谐社会」理论。在美国（也许纽约要除 外）、加拿大、北欧，到处可以看到「和谐小区」的景象。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存在一个个主权国家的时代，在全球是建立不了「和谐世界」的。一个国家可 以把「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与他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作为国家目标，但不能把建立「和谐世界」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原则。如果把建立「和谐世界」 作为自己的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原则，不仅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而且，往往会适得其反，给这个国家带来八十八天前「五.一二」大地震般的灾难。

「国际关系」非「人际关系」

从系统论观点看，国家和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有三大区别：

第一，组成国家的成员是人、社会团体、政府，是由巨量行为体组成的「巨量大社会」。组成全球性国际社会的成员是国家、国际组织，是「小群体社会」。

第二，组成国家的成员是人，组成国际社会的成员──国家并不都是人，国家行为经常表现为「动物行为」，国际关系不是人与人的关系。

第三，在一般情况下，「国内社会」是「有政府社会」，全球性的「国际社会」是「无政府社会」，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

局部性的国际关系是可以人际关系化的，集体安全制度是使「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化的制度。但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地球上许多地区，如中东、南亚、东亚、非洲一些地区，国与国的关系远不能人际关系化。

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三大区别依然存在，如果以为国际关系可以像人际关系那样来处理，那些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国家，到时候，就会暴露出它的「动物本性」，就会损害那些以「人际关系」方式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

三种「无政府文化」

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Wendt）在《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看作是不同的「无政府文化」形成的。他说：「无 政府体系的结构和趋势取决于三种角色──敌人、对手、朋友──中哪一种在体系中占主导地位。」温特把「无政府文化」分为三种，即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 政府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互存敌意、互为敌人，并以摧毁和吞并对方为目的，这就是霍布斯无政府文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竞争者的关系，这就是 洛克无政府文化；康德文化则是国家之间互为朋友的文化。在十九、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俄、中日、俄日之间是霍布斯文化。现在，美国与伊朗之间是霍布 斯文化；美国与俄罗斯之间是洛克文化；美国与英国之间是康德文化。

我认为，亚历山大•温特虽然用「人际关系」的语言来描述「国际关系」，但他并不认为「国际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他所说的「霍布斯文化」，实际上是「狼与狼的关系」。「狼的世界」不是「和谐世界」。

国家之间的四种作用力

现代物理学认为，在非自主行为体构成的世界中，存在着四种作用力，即质子、中子内部夸克与夸克之间的强作用力（strongforce）、原子核与电子之 间、带电粒子之间、带电物体之间的电磁力、不同类的基本粒子之间，如夸克与电子之间、夸克与中微子之间、质子与中子之间弱作用力（weakforce）以 及任何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

自然界的规律是统一的。在非自主行为系统中存在强作用力、弱作用力、电磁力与引力四种作用力。对由国家这种自主行为体组成的国际体系来说，不同行为体，即 国家与国家间，事实上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作用力。十分明显，国与国之间的条约、协议以及国家所参加的国际组织的规章、制度与夸克之间的强作用力一样，具有 「渐近自由」（asymptoticfreedom）的特征。国家可以在条约、协议、规章、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自由行动，但受条约等的「强约束」。自主行为 系统与非自主行为系统的不同在于，夸克与夸克间的「强作用力」是不随夸克本身改变的，而作为自主行为体的人或国家，可以不遵守「强约束」，可以改变原有的 「强约束」规定。

国与国之间的作用力除「条约」这类「强作用力」外，至少还存在三种作用力：

（一）地缘力，即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不同国家间形成的亲近、友好合作、疏远、排斥、猜疑、敌对、互不相关等的作用力。这种作用力难以精确度量，但实际存 在。随着时间改变，这种作用力也会改变，也就是说，在不同历史时期，两个国家地理上的联系，因修建铁路、海下隧道、输油管线、公路大桥或其他原因而发生改 变，地缘力也会改变。

（二）交换力，即由商品、货物、资金、人员和技术交换而形成的相互作用力。一般情况下，交换力与国与国之间友好合作程度有关，而且成正比关系。在某些特殊 情况下，一国违背另一国意志使后者被迫接受某些商品，或一国向另一国大规模输出难民或形成大规模偷渡潮，国与国之间的交换力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

（三）板块作用力，包括一国对另一国的攻击力和威慑、恫吓、炫耀而形成的潜在攻击力。板块作用力与国家的军力直接相关。

强作用力是国与国之间因条约、协议形成的约束力，当一国用武力或武力威胁逼迫另一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时，这种强作用力往往会因受害国的反抗而失效。在今天，国际法已明文宣示这种强约束力的非法性。

地缘力、交换力、板块作用力（简称板块力）和强作用力构成国与国之间的四种主要作用力。从国际体系整体看，地缘力、板块力是国际体系形成离心力的要素，而 交换力与强作用力是向心力的要素。凡是地缘力、板块力占优势的地方，就没有和谐。在欧洲历史上，地缘力长期以来是国与国间的一种重要作用力，随着欧洲共同 体与欧盟的建立，随着条约关系和经贸关系的发展，强作用力和交换力日益增强，而地缘力和板块作用力则日益减弱（参见《霸权论》第五章）。

郑和下西洋：建立「和谐世界」

郑和心态是儒家文化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表现，它的表现是「求虚名」、炫耀中国的「中央大国」地位，把「周边国家」看作是「中央大国」施恩的对象。其中一个 思想基础是崇扬「王道」思想，把国际关系看作为人际关系。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衰败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中国处于世界强国的郑和时代。

十五、十六世纪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进行远航的八十七年前，即一四○五年，中国明朝皇帝朱棣派郑和率领船队向印度洋进行远洋航行。 当时中国人称加里曼丹岛以西为「西洋」，以东为「东洋」。从一四○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郑和七下西洋，最远到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海岸。郑和时代，中国是世 界强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郑和船队满载瓷器、茶叶、铁器、丝绸和金银。郑和七下西洋，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是为了宣扬中国的「国威」，向 所到国家的国王赐送礼物，扩大明帝国在海外的政治影响。

今天，「宇航员」是「未知世界探索者」，在十五世纪初，「航海者」与「宇航员」一样，也是「未知世界的探索者」。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非洲东 海岸、哥伦布跨越大西洋到达美洲，当他们启程时，他们连自己往何处去都不知道。与达.伽马、哥伦布不同的是，郑和远洋航行的是中国人与阿拉伯人早就熟悉的 海上贸易路线。郑和远洋航行少有「未知世界探索者」的因素。

十五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与中国相比，国力小得多，属于那个时代的「不发达国家」，中国的丝绸和东南亚的香料，在葡萄牙、西班牙人眼中是极为宝贵的东 西。当时支持哥伦布远航的西班牙王国，连年不断的战争使国库空虚，哥伦布的远航经费不得不靠商人银行家的支持，加上借贷后才勉强凑足。哥伦布的船队远小于 郑和，仅三艘，船员仅九十名，最大的船长度不及郑和的五分之一。当毫无「哥伦布精神」的郑和散尽明帝国的财宝返回中国时，哥伦布首航归来带回的印第安人的 黄金饰物的价值，就是他首航经费的一百七十倍。在哥伦布以后，首次实现环球航行的麦哲伦的水手们，在亚洲收购了大量丁香，到欧洲以成本一万倍的价格售出了 整船二十六吨丁香。我崇扬哥伦布的探索精神，并不赞成任何殖民者的行径，但郑和精神并不值得崇扬。一四三三年郑和最后一次远航回到中国，远洋航行能力位居 当时世界第一的中国，自己放弃了远洋航行这一事业。

几天后，北京将举行奥运开幕式，数十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将来到北京，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又开始接近郑和时代。如果中国满足于今日成就，不思进一步改革， 不把改善国家体质（贪污腐败是「体质不良」的一个标志）作为根本目标，而把建立「和谐世界」当作「国家目标」和外交政策的原则，天真地以为「国际关系」就 是「人际关系」，在仍然存在激烈竞争的时代，那就会重蹈郑和以后衰败落后的覆辙。

（写于二○○八─八奥运前夕纽约）

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症结

作者： 赵京

我第一次听到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是在毛泽东死后华国锋急于树立自己权威的1976年底。《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恩格斯的《论权威》、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进行批斗。我正好在初中的美术组里，绘制过一幅漫画，把“四人帮”扫进从巴枯宁、考茨基到希特勒、东条英机、从陈独秀到刘少奇、林彪的“历史垃圾堆”。30多年后，2007年3月，我去奥克兰的Niebyl-Proctor马克思图书馆参加由在旧金山州立大学教哲学的社会主义者Ann Robertson女士讲解的“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哲学”的座谈会，又是对巴枯宁和无政府主义（安那祺主义）进行批判。不过，我没想到约二十人的与会者中，有半数是接近安那祺主义的人士，结果变成对Robertson教授的帮助会。她面对这样的结果有点狼狈，承认还要再学习。我一方面记得在东京时松散的Asian Anarchist Alliance（亚洲安那祺主义联盟）精神，终止与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毛”论争，同时对于从哲学上区分马克思主义与安那祺主义没有留意过，在会上没有谈哲学问题。会后读了一遍Robertson的“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哲学根源”小册子（注1），可惜还是没有什么收获。似乎马克思与巴枯宁在哲学上其实谈不上有什么“冲突”，他们都是十九世纪初期欧洲唯一的哲学思潮（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的学生。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分子，他们都曾热衷于辩证法。不过，巴枯宁不是理论家，总是强调马克思的知识渊博（特别在经济分析方面），要向马克思学习，计划把《资本论》译为俄文。马克思也以起码的学者风范，把《资本论》献给他的对手：巴枯宁。

他们之间的冲突，当然有思想上的根源，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认识上。马克思因为普鲁士的书报检查制度被剥夺了记者、编辑的职业，自然对此深恶痛绝，但却从未掩饰对处于上升阶段的普鲁士新兴强权的崇拜和倾慕。马克思后期虽然在英国生活二、三十年，却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没有多大的影响，他的影响在他在世期间只限于德国。即使在德国，当时工人运动的最大领袖拉萨尔也是马克思的对手，只是在拉萨尔决斗身亡后，德国工人运动被李卜克西和贝贝尔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统一起来，才接受马克思的影响。直到被列宁咒骂为“叛徒”之前，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巴枯宁由于参加德累斯顿的起义被普鲁士政权判刑并被遣送回沙皇俄国的监狱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对任何国家权力都不抱幻想（注2），也不认为自己或马克思那样的“先知”可以改造国家。相对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巴枯宁更接近于法兰西共和或瑞士联邦那样的自由联合式的社会主义，“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是奴隶制。”

马克思强调“无产阶级”只有自己组织政党才能夺取政权；巴枯宁（与蒲鲁东）则认为所有的政党都毫无例外地是专制主义的残余，革命者的职责不是领导，而是帮助、鼓动被压迫阶级本身的直接行动去推翻现存的制度，自我解放了的民众自己知道如何组织社会生活。马克思则坚持以“无产阶级”政权建立新的国家来取代资产阶级国家后，再让“无产阶级国家”自然“消亡”；巴枯宁则强调国家及其所体现的权力必须在社会革命过程中取消。他预言，任何“无产阶级”专政都会变成对“无产阶级”及一切阶级的专政并导致一种新的、更为强大和有害的阶级统治制度。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攻击巴枯宁“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其实，他们两人并不完全作对，马克思所关注的是较狭隘的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斗争，巴枯宁设想的是广义的改造人类组织方式的社会变革。所以，既然近代国家必须由少数人集团执政，在国家常备正规军被外敌侵略军击败的千载难逢的政治条件下，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口号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马克思不会同意）能够以一党专制在俄国和中国夺取国家政权，似乎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但从社会革命的意义上看，民众的自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代表社会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欧洲的凯旋，柏克曼哀叹：“社会主义靠出卖自己征服了世界。”“专制，不管白色红色，都意味着同样的事情：强制、压迫和悲惨。这就是其特征和本质，不会是别的。”（注3）。

不过，如果我们略为客观地考察马克思与巴枯宁冲突的实际过程，发现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并不具有被各自的追随者夸张的意义（注4）。他们都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中得到激励确立了各自的世界观，除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短暂激动（注5），又尝尽失败、流亡或流放命运的苦难，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任何可能的领袖资源。应该说，马克思是个天才思想家，在思想上独断尚无大害，巴枯宁是个实干组织大师，玩弄一些秘密手段也很难避免，如果他们两人合作经营“国际”（注6），有可能团结大多数的欧洲社会主义势力，与尚未丰满的欧洲资产阶级决一雌雄。但马克思容不得安那祺主义者争夺领导权，证实了巴枯宁“权力腐化任何人”的信条。马克思主张组织的集中制，巴枯宁则主张以自治协会为基础的自由联邦制。正如巴枯宁1868年在和平自由同盟大会上明确声明的那样：“我讨厌共产主义，因为它反对自由。我不能接受没有自由的人类。我不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共产主义把所有社会权力集中和吸收到国家，它一定会最终把财产集中到国家手中。相反，我要废除国家，要激进地消灭权威的原则和国家的监护。”（注7）最后，在马克思把持下的“国际”总委员会（执行局）把1872年的总会定在海牙，目的就是为了让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容易从英国、德国和法国出席会议，而安那祺主义势力较强的瑞士、意大利和西班牙则不易派代表出席。实际上，巴枯宁本人如果从瑞士出发，在路经法国或德国时就会被逮捕，而受巴枯宁影响最深的意大利代表团就因为抗议这种安排而抗拒出席，并干脆退出了“国际”。在最终出席会议的65名代表中，来自德国的19名与总委员会的21名就构成了大多数，只剩下25名不为马克思控制的代表为不能与会的巴枯宁辩护（注8）。这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亲自与会的唯一一次“国际”的总会。这次总会的结果可想而知：巴枯宁及其追随的安那祺主义者被开除出“国际”。深知无法继续控制“国际”的马克思把总委员会移到美国，以图摆脱安那祺主义的影响，其恶果不仅是分裂了“国际”，而且葬送了“国际”本身。

在马克思与巴枯宁争夺领导权的个人恩怨中，马克思用尽手段诋毁巴枯宁，包括暗示巴枯宁是沙皇间谍等；巴枯宁则表现出宽容大度和原则性。当他的追随者们催促他反击马克思时，巴枯宁一方面肯定马克思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同时表示宁愿“被屠宰”而不去“屠宰”别人，颇有“宁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的大丈夫胸怀。相对于马克思蔑视斯拉夫人种和西班牙语世界的倾向，作为俄国人的巴枯宁对于“愚昧落后”的俄国农民赋予比“先进发达”的德国工人或犹太市民阶层更大的同情和期待。这实际上也是自此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们与安那祺主义者们冲突的一大特征：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即国家社会主义者包括掌握国家权力的列宁主义者们）为了窄狭的政治目的（归纳为国家权力）从一切领域攻击安那祺主义并直接镇压安那祺主义者；而安那祺主义者们总是低姿态地维护、理解并忍受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漫骂、攻击和镇压。当然，安那祺主义也是形形色色的，同一个安那祺主义者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体的政治判断上也犯下过错。最可悲的例子是克鲁包特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流亡太久、年事已高，远离俄国的现实，拼命坚持俄国要继续与“自由的”英、美同盟（注9），与“专制的”德国作战到底，客观上帮助布尔什维克抓住民心，夺取政权并轻易地镇压安那祺主义者。

可以说，自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德的社会民主党正式放弃马克思主义后，世界上已经不存在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注10），但这个世界仍然存在、也需要真诚的马克思主义信徒。我理解并体会在这个社会、政治条件丰富、复杂的世界上，思想深刻、文笔犀利、性格权威的马克思，对于不少受压抑的阶层，不失为精神上的解救，如果没有“国家主义”的缺点（绝大多数的民众不可能尝到腐败的国家权力的滋味），马克思主义也是引导不少人走向社会主义的入门。另一方面，虽然我们这些有幸经历了各种思想、现实考验的人深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定会从马克思主义走向安那祺主义（注11），我们也完全理解那些不愿放弃“马克思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甚至“毛主义”等称号的社会主义者的善良愿望。在今天的世界上，政治称号不仅是不重要的，还常常是无关本质的，甚至是误导人心的（注12）。另一方面，有许多以自由的方式追求公平、人道的社会变革的人士虽然不知道、不愿意“安那祺主义”的名称，但他们的行动比“马克思主义”更接近社会主义。今天,正如在世界社会论坛那样，那些以不同的口号、旗帜抗议所有国家腐败权力的世界各地的民众，已经克服了马克思和巴枯宁在“国际”的冲突，联合到解救地球文明的共同道路上来了。

本来，没有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本身就不是社会主义。今天，一党专制的中国现代奴隶制度更是对社会主义的践踏。除了十几年来至今不能回到中国，我又怎能忘记自己1995年不得不逃离“社会主义者”四十年后好不容易登上总理宝座的日本的经历！在社会主义已经被出卖、滥用，连“消亡国家” 、“废除边界” 、“废除常备军” 、“全民就业” 、“各尽所能，各取基本所需”等“国际”的基本原则都被遗弃的今天，安那祺主义更能号召全球人权、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真正社会主义精神。

[注1]Ann Robertson, The Philosophical Roots of the Marx vs Bakunin Conflict,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November 2003 issue of WahtNext?
[注2]巴枯宁1850年在监狱中曾经给沙皇尼古拉一世写过96页长的“悔过书”，成为马克思等对手攻击的把柄。这很象我们中国人熟悉的各种蒙混过关的“自我检查”，其中有对沙皇的恭维表忠，但更多的是通过自己十年来在德国等欧洲的经历，试图说服沙皇改革。例如：“当您旅行世界各地，会遇到各种罪恶、压迫和不公，在俄国状况更糟。这不是因为俄罗斯民众比西欧人劣等；相反，我认为我们俄罗斯人比西方人更好、更亲切、更具有宽大的胸怀。问题在于西方有一种特别的东西抵制罪恶：公共性、公共舆论和自由，这使人高尚和自尊，而俄罗斯没有这个东西。”这样的语气，非俄罗斯人不能理解，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过分追究在监狱里写的这类材料。见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147。
[注3]Alexander Berkman, What is Anarchism? P.xiii and p.136. Paris, 1928. Reprinted by AK Press, Oakland, 2003.
[注4]我目前订阅的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安那祺工联主义评论）经常评述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世界里国家社会主义权力（包括古巴，甚至委内瑞拉）的霸道行为，并追踪到当年马克思分裂”国际”的“原罪”。
[注5]列宁主义者们喜欢解说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没有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即俄国的“契卡”那样的超越法规的秘密警察）。其实，在公社成员中有不少巴贝夫和布朗基的追随者，相当于巴黎公社的“先锋队”。正如巴枯宁指出的，巴黎以外的整个法国地方都没有起义或抵抗普鲁士军队，巴黎公社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英雄悲剧史诗。
[注6] 后来有所谓第二（社会民主主义）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第四（托洛茨基）国际继承“国际”而把“国际”称为“第一国际”，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只是马克思国家社会主义的变种，已经抛弃了“国际”的部分基本原则。
[注7]引自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101.原文引自法文1868年9月23日。
[注8]Mark Leier, ”Bakunin: A Biography,” New York: Thomas Dunne Books, 2006. p.266-267.
[注9]克鲁包特金作为一个科学家（地质学和社会学），获得英美知识界主流的承认（如两次获邀到美国讲学），被誉为“最高贵的安那祺主义王子”。后来，他回到布尔什维克专政下的俄国。列宁为了利用他的国际名声打破帝国主义的干涉，对他象晚年的托尔斯泰那样优遇。见George Woodcock, “The Anarchist Prince: Peter Kropotkin”,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1.其实，他对英美战争政策的错误判断，由他最出色的学生古尔德曼和柏克曼早就指出了，但他听不进去。见Emma Goldman, “Living My Life,”New American Library, 1977.
[注10]以列宁主义的“一党专政”模式建立起来的各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变种，很难称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有一些很教条的组织，如美国的“社会主义劳动党”，依然在固守马克思的教义，但它们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没有影响。见笔者的介绍：“我看美国的社会主义活动”（发表于香港《先驱》1996年5月）http://cpri.tripod.com/cpr9697/iso.html，“美国社会主义劳动党印象”http://cpri.tripod.com/cpr1999/slparticle.html等。
[注11]美国社会主义老战士Bookchin是一个很好的从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向安那祺主义转变的典型例子。他30年代大萧条时9岁就加入美国共产党的先锋队，不断与托洛茨基主义者和安那祺主义者论战，被现实转化。他甚至断言，如果托洛茨基活到二战以后，也会修改马克思主义的。见Murray Bookchin,“Anarchism, Marxism, and the Future of the Left,”AK Press, Oakland, 1999.同时，我们知道，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都曾经是安那祺主义者。瞿秋白在临死前承认他还信仰国家的消亡，但对为什么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来达到这个理想感到怀疑，由此否定自己的政治生涯。
[注12]希特勒的“纳粹”national socialism应该译为“民族社会主义”，以区别于马克思的“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有“社会法西斯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两大潮流之一的共产党攻击其“兄弟”社会党或社会民主党的用语。安那祺主义者们本身也有不少称号，克鲁包特金称自己为“共产安那祺主义者”，强调经济（特别是分配）制度上平等；巴枯宁则厌恶“共产主义”这个词，因为这联想到政治上的强制，他更宁愿用“自由社会主义”这个用语。按照杜尔凯姆的研究，共产主义本来是古希腊概念，远早于近代国家的形成；而社会主义则是近代西方社会的产物。但列宁的一党专制实践使得共产主义几乎等同于国家社会主义。阅读各类政治刊物，从这些用语中就可以判断不少其立场。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竞选宣言

作者：赵京

谢谢大家与我分享这个不仅对我，而且对美利坚合众国也很重要的时刻。今晚，合众国独立的焰火照亮了我们的夜空。它是那么的明亮，火光的力量激发出我们的梦想。虽然自从进入美国，我这十多年来一直没有护照，至今也没有指望今天地球上的任何权力当局会“退还”或“赐予”我公民权，我依然常常沉浸在火焰光亮的幻想中，直到今天的这一刻。当孩子们把希望的火炬装入他们的胸膛时，他们知道，黑暗将被火光、星光、阳光以及心灵之光所征服。

我们被教诲发出自己的光亮和真理。此刻，我决心肩负起今天和明天的光明。让我们帮助那些正在寻求希望、寻求家园的孩子们，教他们如何发现光明、读书学习、唱歌跳舞、热爱人生，如何从一无所有召唤出被称为奇迹的新现实。当我们的信念与内在的展望相结合时，奇迹就发生了，相信就变成了见证。此时此刻，我们不仅在庆祝一个被北京当局和东京政权赶出国境的政治难民成为美国总统的梦想（不用担心，每个人都有资格竞选），更是在确认我们的责任，让每一个人都发挥出创造性的潜能，变成有价值的人，去热爱、去奉献、去领导、去实现伟大的“美国之梦”。

如果我当选为总统，我将寻求立法，为所有3至5岁的学龄前儿童，提供每周5天的早期学习条件和必要的营养。这项事业的资金将来源于肥大的五角大楼开支10%的削减。我们都知道，五角大楼开支浪费巨大，削减10%的开支不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相反，这笔可以为每个孩子节省出4-5千美元的开支，可以提升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使每一个家庭都受益。我也将以同样的努力，为所有美国青年提供免费的公立学院和大学。

高耸在国会众议院大门上，有一个雕刻：一个妇女伸出她的手臂，保护着坐在书丛上的无忧无虑的儿童。这件艺术品的标题是“和平保护天资”。是的，和平而不是核武器，保护着天资。只有永恒的爱才能保护孩童的天资，而孩童的天资正是通过爱护和教育而达到的。你们知道，我是在冷战的后期进入中国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学习核物理。邓小平也曾经跑来感谢我们帮助中国政府能够与美苏对抗，形成所谓“世界三角格局”。但是，我后来毅然放弃核物理，到日本去学习如何和平发展的社会学。

我就是为了和平女神能够把美国和世界上所有孩童都庇护起来而竞选美国总统。我们要保护孩童们免于贫困和战争，把他们置于仁爱之光、和平之力量之下。我就是为了挑战这个使如此之多的美国孩童和成人陷于恐惧、暴力和贫困，并强迫我们支付我们不想要的战争、牺牲我们孩童未来的现行制度而竞选美国总统。

我要创设一个内阁部长级别的和平与非暴力部，请其倡导者Kucinich担任部长。自从2001年7月Kucinich提出法案以来，已经有几十名国会议员同意、支持这个法案，创设和平部。新设的和平部将实施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和展望，让非暴力成为我们社会的一个重要组织原则。我们能够实现它。通过教育我们的孩童和平、分享、慈爱、付出和相互尊重，我们能够实现它。折磨着我们的家庭与社会的很难得到解决的家庭纠纷、社会暴力，都能够通过教育改善。我们能够以集体的努力，专注并解决暴力矛盾。和平部也知道我们有办法对付校园暴力、种族冲突和性别歧视。

正是那为我们国家带来自由的力量，引导我们把自己从暴力的枷锁中解放出来。通过使非暴力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结构性组成部分，我们可以教育和平、教育如何解决冲突，把我们的社会与家庭从暴力中解放出来，证明美国的进化是由内在因素造成的。当和平深植于我们内心深处，和平也就显露在我们社会和国家的外延。那些我们亲爱的为国家服役的男女同胞们，现在正站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因为他们以为战争不可避免。相信战争不可避免就必然导致暴力。如果我当选总统，我将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合作，让战争成为历史，让核武器不复存在，解散常备军，开放边界。我们要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解散美日军事同盟（你们知道，我的第一本书就是《美日同盟》），为世界树立榜样，解散美国国防部，帮助中国解散其“人民解放军”，帮助日本解散其违宪的“自卫队”。我们太清楚了！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主要都是为了镇压本国民众的。

美国必须领导和平，必须重新回归国际社会。为了回归国际社会，我们要立即签署生化武器公约、小型火器条约、地雷条约，立即加入国际犯罪法庭和签署京都气候变化条约。我特别要请戈尔先生组建一个新的、副总统级别的环境部。现在是美国回归国际社会的时刻了！

当我们回归国际社会之后，我们可以确认和平的原则，将它高高举起。此时此刻，当我们的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兄弟姐妹们被镣铐在恶性暴力循环之中，我们多么希望和平之手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和平共处。美国不可能踩在战争加速器上同时又倡导和平。

我们的和平工作只有当我们弥合自身的社会创伤时才能得到加强。今天是时机，提醒我们医治原住美国人的悲痛的必要。开发演变成掠夺，原住民的律例被排除，他们被迫流离失所。我也要请Obama参议员帮助研究如何赔偿那些先祖遭受奴役的非洲裔美国人。我们必须承认，奴隶制度与种族主义的后遗症仍然存在于我们中间。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现实，因为如此之多的非洲裔兄弟姐妹们，仍然被禁锢在贫困、陋宅、失业、破烂学校、没有健康保险、没有希望的监狱中。这不仅是医治非洲裔美国人的伤口，这也是治救我们自己的世界。我们必须医治伤口，我们必须开启和解与医治的旅程。只有当所有的美国人都有工作，都享有健康保险，都享受免费的高等教育，我们才能说我们医治了创伤。这是一个非常的时刻，让我们把美国之梦高高举起！

同时，我们也要制止正在发生的由非人道的移民政策带来的创伤。在所有的总统候选人中，有谁比我更有资格来讲移民政策？但我今天不提亚裔移民的状况。有多少身不由己来到美国寻求生存的拉丁裔兄弟姐妹们，被沦为半奴隶的地位！他们没有法律的保护，没有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的保护，他们的孩子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我们必须尽力为移民劳工们创造立法和特赦，任何人来到美国十年以上，没有严重犯罪记录，都可以无条件得到公民权！我们要提升他们的地位，我们要医治创伤！

我们要医治美国由9.11带来的悲痛、灾难和恐惧。不幸的是，这个事件被小布什当局利用，去侵略两个没有攻击我们的国家，去制造一个所谓“爱国者”法侵害我们的自由民权。只有当美国不放弃丝毫自由民权时，才能坚定地对抗恐怖主义；只有当我们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与国际社会合作时，才能坚定地对抗恐怖主义。让我问你们，在我们自己的城镇没有能力雇用警察、消防队、紧急医护人员的情况下，我们哪有能力去充当世界警察？

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为了立即终止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就是要终止把我们带到伊拉克去的谎言，就是要把我们整个国家带回国际社会，就是要阻止那些将把我们国家带向新的战争的谎言。我们必须制止这些谎言！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要阻止千百万美元税金流向对阿富汗、伊拉克的继续占领。此时此刻我站出来，大声呼唤：请支持我们的军队，把他们带回家来，把他们带回家来，把他们带回家来！

人们会问：“这听起来很不错，但你如何做到这一点？”几年以前，我就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网站上http://cpri.tripod.com公开了把我们的军队带回家来的撤退战略。我们必须向联合国提出新的决议，包括以下三项要点：1．联合国在伊拉克人民能够恢复主权之前，为伊拉克人民管理所有石油资产。2．联合国将接管所有的生意合同。3．在伊拉克人民行使主权之前，由联合国领导建立伊拉克政府的工作。这个时刻，我们更需要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让联合国来处理，让美国撤出，让我们的军队回家来！

这场战争威胁着我们的自由民权与经济生活。对伊拉克的继续占领将会继续恶化已经高达万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赤字和各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我竞选总统就是要破除剥夺我们公民权利的恐惧枷锁。我如果当选总统，就要废除可恶的“爱国者法”，就要废除不伦不类的“国土安全部”，特别要把移民事务从侮辱移民的“国土安全部”转回到Justice（法务）部，因为移民最需要Justice（正义）。我们要重新获得美国人民的信任，我们要建立一个信任美国人民的政府。

自从小布什上台以来，美国人已经失去了千万个制造业工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和世界贸易组织WTO促使工作机会逃离美国。你我都知道，跨国公司们往工人工资最低的地方移动，往劳动者最没有权利、没有法律保护的国家移动。我这些年来从事国际工业贸易实践，知道美国能改变这一点，美国能设立新的贸易规则。我竞选美国总统就是要取消NAFTA和WTO。

这就是公平贸易。我们将回到双边贸易关系中去。大家都想打入美国市场。那好，让我们来设定一些普遍的规则，帮助提升所有劳工的地位。在我们的新双边贸易规则中，我们要加入劳工的权利、集会的权利、集体交涉的权利、罢工的权利、起码工资及福利的权利、安全工作的权利、退休福利的权利，以及更广泛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天赋人权。这样才能保护美国劳工，才能提升全世界劳工的地位。现在是时候了！

曾经有段时期美国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危机，有一个叫福兰克林•罗斯福的美国总统面对破落的国家经济告诉我们，“除了恐惧自身，我们没有什么可恐惧的”，并推动一系列社会经济政策重建美国。作为新的美国总统，我将推行新的“新政”，重建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桥梁、我们的道路、我们的上下水道、我们的能源系统。我们能够重建美国，我们能够重新造出千万雇用机会。 例如，NASA等机构将领导美国的公共与私立部门通过专利转让开发推出在科研、能源、材料、通讯、环境、保护、医学等领域的技术。这个公私合作将创造未来的产业，将创造新的高科技工作机会。我在硅谷十年来的经验，知道我们有能力达到这一点。

同样地，如果我们推行一个新的医疗保险系统，我们也将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都知道，有多少地方，有多少员工被解雇是因为雇主没法支付员工健康保险的开支？员工的健康保险福利已经不能再减少了！我们的健康保障系统已经不是为美国人民服务的了。有一些国会议员已经提出了一项把利润赶出健康保障系统的法案。这个法案将为美国人民介绍一项普遍的、全民的、单一付款的系统，为人民而不是为利润运营。你我都知道，保险公司们靠不提供健康保障、靠阻止人民获得他们需要的医疗服务而赚钱。他们比医生们更有权力决定患者能够接受何种治疗。这个普遍的单一付款医疗保障制度，包括所有必须的医疗程序、免费的或额外收费的药品，也包括眼科和牙科的治疗。我们都想看到美国孩子们可爱的笑脸，但是这个笑脸是非常昂贵的，因为许多家庭都付不起医疗保险，特别是付不起牙科保险。所以，作为下一届美国总统，我要特别把牙科保险也列入普遍健康保险的账单中。作为最早推动全民保险的劳动党的长期成员，加上我在日本就医的经历，很明白这个问题。

它同时也包括长期护理。不少战后出生的一代仍然有幸与他们的父母共同生活。让我告诉你们：当我们知道家庭护理的费用后，你们中的一些家庭必须放弃一生工作的所有财富，才能享受家庭护理。我的普遍健康保障中包括长期护理、精神护理、处方医药，因为美国人民需要它们！现在，高龄者们不得不减少食品与衣物的购买来支付处方药品。我的普遍健康保障将包括全额免费的处方药品，帮助我们的人民脱离健康贫困。

人们会问：“多么动听啊。你能办到吗？”能！我们已经支付了普遍健康保障的费用，只是没有得到保障而已。为什么？因为钱多数跑到股票选择权、公司主管的高薪、高额利润、国会游说、推销、广告和行政处理工作去了。我们要让健康保障的钱用于人民的健康，再不能因为健康保险昂贵而让人民死亡、公司倒闭，再不能加深美国的健康保障贫困，再不能增加保险金、共同付款和额外支付。我们已经支付得够多了，只是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保障而已。

现在是让大公司向美国人民交待的时候了。我们要求他们向股东、投资者、雇员和退休者们说明真相。现在是时候了！我将使美国总统具有独立性，加强证卷管理委员会SEC的责任和功能，促使华尔街的头头们具备较高的职业操守。一个世纪以前，一个叫西奥多•罗斯福的美国总统，担负起时代的信任，挑战他那个时代的垄断。我要说，现在也正是时候了，让我们打破垄断，恢复经济的竞争力。我们特别要照顾小型商业以及家庭农场。作为美国总统，我将搬开农业领域扼杀从种子到仓库的市场的垄断，让家庭农场的产品能够到达市场，并得到他们应该获得的价格。

你们都知道，我是有经验对付跨国大公司和超级国家强权的。这就是为什么Yahoo、Google和Chevron这些大公司，以及胡锦涛、福田和小布什等政权怕我的原因。 让我与你们分享19年来的往事。那是1989年6月4日的前前后后，我在日本大阪组织中国留学生的民主运动，抗议北京政权对市民的屠杀。中国和日本的当局多方收买我，在遭到拒绝后，蛮横地停止我的奖学金（至今没有说明），拒绝为我开具结婚证明，把我赶出日本的大学，还到处追踪我，并最终把我赶出日本，又拒绝延长我的中国护照，至今不让我进入中国或日本。2004年当我迫不得已向CIS申请美国护照时，FBI又收集我的黑材料，阻碍我的申请至今。

啊，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想让你们都知道，我从未忘记我来自何处。我从未以“被压迫者的朋友”自居，因为我本人就是被压迫者民众的一员！我想让你们都知道，我在中国、日本和美国的经历，我想将它与每一个人分享。那就是：一个人可以改变环境，任何人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出身但可以领导任何国家，人道的热爱与精神的力量可以改变世界。我已经目睹了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奇迹。在我人生成熟时就不得不流亡的这些年代，你们帮助了我，拯救了我，正是因为你们，正是因为你们，我学会了希望的力量、乐观的力量、光明的力量！

二百二十二年前，一个叫Thomas Paine的普通殖民地移民，用一本朴实的小册子Common Sense告诉那时的移民同伴们：独立不只是善良的愿望，而且是不可避免的现实，这个新的国度的名字就叫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独立自由之光欢迎了我们的先祖先父来到这里，是独立自由之光欢迎了成千上万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把美国与整个世界联结起来。我的竞选就是要把来自各处的崇高精神联系起来。不管你是彼得、安德鲁，或是琼斯、凯西，来吧，加入我们国家重新独立的进程！

今天，那引导我们先祖来到美国的光明，那仍然闪烁的公共力量的光明，点缀着圣拉蒙山谷光明的夜空，激励着我准备照亮整个美国。今天,我宣布，我要竞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请在你们神圣的选票上填上Jing Zhao的名字！

出席Yahoo雅虎2008年股东大会

作者：赵京
我去年十二月向 Yahoo公司提交了一份要求公司制订中国政策的提案在今年的股东大会上表决（注1）。与去年的股东大会提案一样， Yahoo又 雇用知名的 O’Melveny & Myers LLP 律师公司拒绝我的短短一页的提案。其主要理由是我的提案“模糊”，公司无法具体执行。还是与去年一样，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 SEC对于Yahoo的拒绝不采取任何行动，实际上默许了Yahoo的行为。正如我在〈华尔街日报的政策取向〉一文中也观察到的，SEC已经放弃“保护（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小股东”的主要职责，对美国的经济、金融危机负有不可推却的责任。

纽约市政府代表属下的行政、教育、警察、消防等广泛部门的退休基金股东去年提交了类似的 Internet Censorship （互联网检阅制度）提案，加州Harrington投资管理公司去年提交了类似的人权委员会提案，在股东年会上付诸表决，未被通过。今年这两个提案又被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我和封从德、小高、张前进一家三口、伏虎于8月1日上午赶到圣何西的Fairmont旅馆，支持这两个提案。

Yahoo过去的股东大会都在公司总部附近的Santa Clara会议中心举行，那里允许公众自由进出。这一次，Yahoo为了躲避我们的抗议，改在离公司很远的旅馆，把没有股票的抗议人士阻挡在外。幸好旅馆正门对面是圣何西的中心公园，我们在旅馆对面拉出支持人权提案、释放政治犯的图片，接受媒体采访（见注2）。

我十点钟进入会场，看到大会厅只有一百人左右，非常安静，与这几个月来围绕是否同意被微软收买吵得扬扬拂拂的争闹完全相反。我连续接到过5份投票表和几封来信，要我投他们的票，但都反对人权提案。原来，扬言要把所有现任董事选掉的亿万富翁Carl Icahn已经在幕后与现任董事会达成交易，今天不来挑战，两星期后将接受3个董事的席位。这真是一个“金钱能使鬼推磨”的社会，每当面对那些“当今万户侯”时，我都想到无政府主义者柏克曼几十年前买一支旧枪去教育钢铁大王卡内基的代理。现在，我以自己的微小退休基金作为“股东大会”的入门票来教育当今的权贵们。

我很快把“会议规则”读完，知道一人只有一次两分钟的发言时间。我注意到除了Dauherty（代表纽约市政府退休基金）、Harrington和Cruz（代表大赦国际）外，那个总是为公司辩护的白人也来了。在提案后的讨论时间里，那个白人发言反对人权提案。但他的理由不在提案本身是否对错，而是因为提案人是“政客”。真感谢美国还有这样的“政客”。我发言支持这两个提案，以自己出生于北京却十多年不能进入中国的亲身经历，说明Yahoo应该意识到在中国做生意时的政治社会责任。而且，在今天的世界上，忽视人权对公司盈利也是危险的。

我稍微留心观察了Yahoo的创始人兼执行长杨致远，感到他是一个技术人才，并不胜任领导世界上点击率第一的网站。例如，Yahoo现在同时也兼具媒体的功能，但他对新闻自由并不理解多少。当然，这也是世界上所有商业头目的通病。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让许多跨国公司的影响超越许多国家权力，而“一股一票”的股份制度更容易把金钱与专制权力结合起来，出卖了世界民主化的理想，所以，我们更必须利用一切机会，为那些没有政治经济权利的人们战斗。


注1：本文中提及的相关原始文件，都可在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的网址http://cpri.tripod.com/cpr12.html 上查到。
注2：http://cntv.us/zh/view/9510/灣區華人支持雅虎股東互聯網審查和人權的提案

华尔街日报的政策取向

作者：赵京
我九十年代在日本工作时，唯一订阅过的报纸是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赤旗》本身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只是使我通过它对那些我相当了解的日本事务的报道，比较全面地认识日本共产党的政策。那时，除了日共所有的日本政党都参与了政权的轮换交易，透过日共，不失为一个观察、欣赏的好窗口。例如，当我读到《赤旗》首先报道日本首相细川签字的一个日期为“九月三十一日”捐款收据时，我意识到这个没有政策、没有实力、只靠“清新”形象登台的“泡沫”政客的末日到来。

《华尔街日报》是我在美国订阅的唯一报纸。从去年八月以来，我每天花一、两个小时研究比较，收获不小。除了其商业影响外，我主要观察它的政策取向。这主要从它的A版后面两三页的意见栏表达出来。

首先，其非经济、非商业、非金融的单纯政治性的意见几乎没有价值，属于政治宣传广告。例如，被赶出联合国大使职位的John Bolton作为常客，经常就美国的外交政策的焦点问题（北朝鲜、伊朗等）发表违背事实的谬论，与《华尔街日报》相对客观的经济金融报道很不合拍。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学者”们（多为退职官僚）也以此为阵地暴露他们的“自由保守主义”主张。政治家本人在此发言，多属防卫性质。例如John Edwards在民主党内初选时遭到《华尔街日报》等大力抨击，不得不来此澄清。克林顿夫人也在此向华尔街示好，但奥巴马比较聪明，没有直接撰文，而是由两位州长为他代笔在此声明。最蹩脚的是布托夫人，竟然也跑到这里来向华尔街求援。我当时就预感到她在巴基斯坦的不详命运。
其次，有些相关政府官员来此作政策性宣示，值得一读。例如最近美国财务部长Paulson就次级房屋贷款问题，负责金融事务的中国副总理王岐山就知识产权等问题在此说明，都是为了安定金融业、投资人的担心。至于温家宝或胡锦涛那样级别的人物，就没有必要到这里来凑热闹了。
第三，具有特定倾向的某些教授、专家常常来这里露面，虽然不负责任（他们享有言论自由），倒可以听听他们的一面之词。他们主要借此场地为共和党的经济、金融政策献计，基本上以Friedman马首是瞻，没有必要认真研究其成分有多少“科学性”。例如，名气很大的经济学论客Paul Krugman因其民主党自由派色彩，就不能在此发言，他的阵地是对面的《纽约时报》。
第四，有一些曾经在股票市场翻云覆雨的人物，如George Soros，也常常来作一番“哲学式”预告，不妨听之一笑。同时，要注意有一些人是因为持有某行业的股票，来试图误导读者的。

这一年来，华尔街（美国金融市场）经历了两大剧变。《华尔街日报》如何报道它们呢？
第一是中国股票的暴发、暴落。《华尔街日报》对此几乎没有什么深刻的认识，报道中通常只能披露一些中国股市的神秘关键人物deal makers，完全没有分析、批判、揭露中国金融非透明、非民主的本质。这表现出华尔街为了争抢中国金融市场、为了讨好中国的上市公司到纽约证券市场来交易，不惜牺牲多年的教训而置大多数普通小股东（因为美国的几乎所有员工都通过退休基金投入股票市场）的利益不顾。例如，有一家北京公司Xinhua Finance Media Limited，打着“新华”的名义来美国上市（代号XFML），给别人的印象是靠新华社的垄断地位控制中国的财经新闻，其实没有任何实际业绩。

其次，美国金融“产业”的衰落过程，突显出美国政府的政策干预本性。美国的克林顿政府财务部长Rubin和现任财务部长Paulson皆来自最大的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高盛集团），本身就是“谁操纵美国财政”的证明。在这一次金融危机处理中，由Paulson亲自出面，与Fed联邦储备银行决定把第五大投资银行Bear Stearns (贝尔斯登)贱卖给JP Morgan(摩根)银行（我在贝尔斯登工作的同学形容其为“屠宰”行为），把本来管理、监督华尔街的SEC（证券管理委员会）完全当成废物来对待。Paulson然后又决定今后联邦储备银行可以直接贷款给投资银行。其实，所谓“投资银行”，并非从事银行业务，而是摆脱相关银行法规约束的投机基金而已。
去年七月，当贝尔斯登的两个“套利”（或称量子）基金破产时，SEC就已经注意到了。原SEC的主任会计Lynn Turner指出：“SEC应该告诉他们向外面寻求资金。如果贝尔斯登那时得到足够资金注入，就不会发生客户都来撤资的事情。”但SEC没有尽职，其头脑Cox在今年二月的国会听证会上以及直到贝尔斯登破产的前两天三月十一日，一直宣称SEC满足于五大投资银行的现金储备。问题不是现金不足，而是“信心不足”（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3, 2008）。Cox本人在三月十三日贝尔斯登面临破产被“屠宰”的当天，竟然找不到他。原来他跑到一个大学俱乐部去参加一个官员的65岁生日去了！其实，人们早知道Cox的知识和野心都不在美国的金融治理，为什么不早点换一个政客（国会议员）呢？SEC在6月底才起诉早已破产的贝尔斯登的那两个“套利”基金经理。以笔者在与Yahoo等大公司打交道的经历（参阅http://cpri.tripod.com/cpr12.html等），知道SEC是为大公司服务的。
Paulson用联邦储备银行的贷款通过摩根银行“屠宰”贝尔斯登，是因为这个华尔街第五大投资银行的倒闭会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那么，这本来要求加强SEC的职责，限制投资银行的赌博性危害全球的业务，但结果却演变成缩小SEC机能，扩大Fed的权力，更进一步把美国公民的税金直接可以填充到投资银行的全球性豪赌行当。这真是本末倒置，表明美国金融政策为统治集团政治利益服务的本质。

废除核武器的国际政治条件

作者：赵京
二00七年一月四日，美国前国务（外交）部长舒尔兹、基辛格、前国防部长佩里、前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山姆•那恩在华尔街日报联名发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的公开信。我当时没有读到此信，后来在斯坦莱基金会发行的刊物中读到一个专家的响应文章，第一个反应是：“人将去也，其言也善。”

今年一月十五日，华尔街日报再次刊行此公开信，并有不少名流联署。华尔街日报次日登载一个级别稍低的前美国政府官员的反驳信，代表美国政府的主流立场。我不由得也致函华尔街日报。没想到，华尔街日报在十九——二十日周末版登载了我的短信。我以自己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背景建议这些美国的冷战或后冷战“设计师”们首先要向全世界道歉，因为正是他们鼓励了世界上所有的权力都试图拥有核武器。

与这几位已经丧失对美国核政策影响能力的退休“武士”相比，几乎同时(二00七年一月三十一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核威胁”文章的戈尔巴乔夫更有说服力。但这位曾运用权力多少减轻了人类核威胁的最后一任苏联帝国的头目，却被国际政治的现实冷落遗弃，因为另一个超级强权非但没有在苏联解体后裁军，反而加强了对世界的单独军事支配行动，造成了更加不安的世界局势。现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后冷战时期加入“核大国俱乐部”，以色 列毫不抵赖自己拥有核武器，连贫困的朝鲜北方也“悍然”（中国政府用语）进行核武器试验。当整个世界目睹正是因为缺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被入侵绞首的伊拉克首领的命运时，还有什么理由非难北朝鲜、伊朗等国的统治者们走向核武装的野心呢？每当我们想到整个人类的命运随时有可能被几个掌握核按钮的国家头目毁灭这个简单事实就不寒而栗，人类已经有足够的聪明和能力毁灭自身，却没有基本的智慧废除核武器。

核武器产生于战争，战争产生于人类的罪恶政治制度。只要人类依然摆脱不了国家机构的暴力宣传，以为国家暴力在人类的社会秩序中必不可少，就摆脱不了战争、摆脱不了核武器这个战争最极端手段。而最早、最全面认识到核武器对全人类威胁的正是最受尊敬的现代物理学创始人之一：小国丹麦的尼尔斯•波尔。在结束对美国同行的曼哈顿计划考察后，波尔一九四四年五月去英国，向邱吉尔首相表达了对即将到来的核军备时代的担忧，并建议核秘密应该为全人类所共有而加以管制。邱吉尔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手写批准的一份“绝密”文件则反应了所有国家权力头目的态度：核武器制度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波尔这样的科学家要被严加看管起来，谨防泄密（Cynthia Kelly edited, The Manhattan Project, p105. New York: Black Dog & Leventhal Publishers, 2007.）。

虽然爱因斯坦等犹太人科学家出于对纳粹德国的恐惧，建议推动美国政府研制原子弹，但核物理的知识和技术一旦普及，国家权力就很容易找到那些二、三流的科学家来从事核武器的开发。年轻的奥本海默虽然参加过社会主义团体，但他没有诺贝尔奖那样的资历足以对美国的政策说“不”，正是这样的领导第一颗原子弹技术开发的理想人选，后来的从事核物理专业的苏联科学家（Kurchatov等而不是知名的卡皮查），以及更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加上以色列）等的核武器开发人员，已经完全不可能具有波尔那样的人类胸怀了。任何对国家权力如何利用核武器有丝毫怀疑的相关人员都受到监控和迫害。甚至连奥本海默也逃不出被怀疑的命运。波尔于一九五O年六月九日致函刚成立的联合国呼吁各国之间和平利用、自由交流包括核物理在内的科学与技术，小国丹麦倒没有对年迈的波尔采取行动。罗素与爱因斯坦等于一九五五年七月九日签署警告核武器冷战的宣言后，罗素被迫离开大学，爱因斯坦被联邦调查局FBI收集了大量黑材料，以备把他赶出美国。

那些没有国际声望的人更容易被国家权力处置。一九四四年底，纳粹德国的战败近在眼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根本没有开发核武器（这一点，也是德国核物理家海森堡等人的自负），一些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技人员开始动摇、讨论是否该放弃此工程。曼哈顿工程之外的科学家James Franck（诺贝尔奖得主）、Leo Szilard（爱因斯坦在德国的同学，起草爱因斯坦至罗斯福的信）等组织155名科学家要求杜鲁门总统不要对日本投下原子弹，但代表美国政府意图的奥本海默等当局宣布这些科学家并不具有高于普通公民的特权去影响政府的决定，而政府已经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成功地制造出原子弹，岂有不显示自己威力的理由？当Joseph Rotblat向当局说明他不继续参与此工程的决心后，当局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他当间谍来处置，后来迫使他以“探望在波兰的妻子”为借口请辞才放他去英国。在他一九四四年圣诞前夜离开工程的车站上，他发现自己的行李全部失踪了。他后来从事和平的核医学研究，并创立Pugwash组织推动国际和平事业，于一九九五年与该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当美国人民被动员投入世界大战时，被政府告知是为了“结束战争的战争”。世界大战和冷战早已结束，但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解散违背建国理念的常备军，反而越发扩军备战。据小布什当局提交的2009年财务计划http://www.whitehouse.gov/omb/budget/fy2009/summarytables.html，在总计9876亿美元的预算中，国防部占5154亿，国土安全部占376亿，退伍军人事务部占448亿。不计能源部250亿预算中的核试验研究以及其他部门的军事性开支，美国政府军事预算达5978亿美元，占总预算的61%。与此同时，国务部与国际项目383亿美元，占总预算的4%；教育部592亿美元，占总预算的6%。我们还可以比较：从2001年到2009年的八年小布什当政期间，国防部（3025亿）、安全部（140亿）和退伍军人事务部（224亿）的开支从3389亿到5978亿，猛增76.4%，难怪这个小小的地球越来越不得安宁。如果美国民众得到足够的信息教育，知道我们（包括交税的笔者）的联邦税大多数用于军事开支，如果国会议员有起码的良心拒绝执政当局的军事预算（让我们梦想一下把军事开支减少一半），这个世界将会获得多大的和平！核武器不能废除，战争不能避免，根本的原因是人类没能采取公正、公平的社会秩序/制度，而推动社会公正的最有效方式就是每个民众（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首先起来反对、抵抗自身政府权力的腐败、压制、不公，而不被自身政府欺骗、驱动去反对别国的民众。

当我一九八O年考入清华的工程物理系时，有一个同学（他的名字叫张静波）声明不能学习杀人的核物理而要求调换专业，当他不能如愿后，毅然退学，给我们很大的震动。我后来参观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时提起此事，日本友人们也很感动，坚定了日本非核的信念。我到美国后参加和平/正义运动，知道有一些公民在交税时特别注明拒绝交付军事开支的那一部分税金，并准备受政府惩罚。据说，联邦税务局因为害怕引起官司招惹媒体报道，加上这些人的收入并不高，至今没有采取强制行动。但这些行为都被FBI等记录在案，很有可能被政府在其他方面暗算。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有一些阿拉伯出生的“永久居民”（绿卡持有者）进入美国时，被国土安全部扣留，被迫签字自愿回到美国的阿拉伯社区充当特务才能入境。当笔者于2004年申请十几年没有的护照时，被移民局告知：FBI正在调查你的背景，在得到FBI的“澄清”之前，移民局无法批准。FBI的背景调查会拖多久呢？“为了国家安全，没有限制”。这样的抵制本国政府的方式当然比惯常的反对别国政府军事扩张的行为困难得多，但只有这样的伴随自我牺牲的争取社会公正的运动，才能够制止本国制度的倒退，才是唯一创造国际和平条件的政治途径。实际上，当我们想到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众国）这个名词概念的发明者、把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从愿望变为不可逆转的常识的第一位“建国之父”托马斯•潘恩最后被美国政府拒之境外的话，我们已经从道义上战胜了任何国家强权。如果各国的公民们都以不同的形式行动起来抵制本国政府的军事政策，这个世界才有和平的可能，才能废除核武器、常备军、战争与一切人类罪恶。

为什么戈尔不再出马竞选美国总统

作者： 赵京

在二00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身为副总统的戈尔志在必得，颇有众望所归的势头。我为了一睹“未来总统”的丰采，以《比较政策研究》特约记者的名义，申请到采访证得以进入圣荷西会议中心观察在这里举行的民主党加州大会。当我到达会场时，注意到会场外有许多诉求和抗议。我很尊敬的老太太Loz Dean在门外举着“再也不要虚伪了！”的牌子（后来我加入美国劳动党时知道她是劳动党的初始成员之一，他们就是因为抗议克林顿•戈尔在1992年当选后出卖了工会，从劳联—产联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劳动党）。有一个青年男子肩扛一个很大的戈尔骷髅像，上写：“嘿，戈尔，你还要出卖我们吗？”。他非要闯进会场不可，与守门的保安发生了冲突。我与他交谈，才知道1992年大选时，戈尔许诺要让白宫成为“绿宫”，环境保护团体对他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但戈尔（与克林顿）入主白宫后，没有履行诺言。我后来坐在会场中央的记者席位上近距离观赏戈尔时，产生了“他真会成为美国总统吗？” 的念头。

在二00四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时，许多美国人（特别是民主党人）都恳求戈尔再次出马。但我认识了另一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明白了戈尔不具备成为总统的意志。那一天，我去参加硅谷的反战团体为库辛尼奇议员（俄亥俄州选区）举行的募捐晚会。这是我第一次亲耳听见一个国会议员用人性、人道讲政治。我特别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他身后晃动的美国星条旗也不再仅仅只是帝国主义侵略的象征了，我甚至萌发了加入美国国籍参与选举的念头。当我提前退场时，意外地受到等候在门口的库辛尼奇的问候。我向他保证，将把他介绍给中文和日文的读者。后来，我组织了Friends of Kucinich, Japan，其中有四名日本友人亲自赶到冰天雪地的爱荷华州为他助战。我们都知道库辛尼奇在民主党初选就没有出线的希望，但他在我们这些不计成果的“铁杆”支持者的鼓励下，坚持到每一个州去宣传、竞选，直到最后在波士顿的全美民主党大会上与克里对决（别的七名候选人见没有希望早就退出初选了）。 (博讯 boxun.com)


戈尔的条件、资力胜过任何人。实际上，正是因为他条件太优越，才使他轻视“智商不高”的小布什。出身政治名门（其父是国会参议员）的戈尔本来明白，美国的选举就是互有输赢的游戏，但自视清高的戈尔被最高法院的一票之差断送了总统之路后看透了美国政治的无聊，发誓从事“非政治的道德性”工作。他获得诺贝尔奖证实了他的选择的聪明，同时又激起了人们对他是否再出马二00八年竞选的猜测。据说，已经有二十多万人在网上签名，恳求他出马。

戈尔当然有自知之明，他知道“地球气候变暖”是一个十足的政治利益问题，他的工作可能解消了那位扛着骷髅像抗议的环境保护者的怨恨，但他的获奖已经招致了更多的敌人。其中的一个典型就是《华尔街日报》对他的攻击，其登载的文章、来信或者说他不配获奖、或者说他的获奖是对诺贝尔奖的侮辱，但背后的动机，是恐惧。华尔街害怕，万一戈尔真的有意志参选并赢得大选，白宫真的有可能变绿，那些支配美国的石油、军工产业将面临新的、更严格的规制，甚至倒闭。

二000年大选时，对戈尔友善的互联网产业正处于顶峰。今天，戈尔仍然是硅谷最受欢迎的公共任务，但互联网产业今非昔比，而新的生物工程、环境工程尚未成气候。戈尔现在的政敌，因为他的获奖，变得比二000年大选时更为强大。脸皮不厚、缺乏库辛尼奇那样的坚定意志的戈尔，只能与白宫无缘了。

不能不表的由衷敬意

作者：赵京
写在崛川哲男先生逝世一周年

在崛川哲男先生去世一周年时，我从先生的夫人玲子女士那里收到一本先生前友好、学生们编集的《让我们都来讨论吧！--崛川先生的文与人》的纪念册。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感到一种在日本社会中没有遇到过的道德教诲，使我不得不提笔表达一个中国青年的敬意，虽然我只见过先生一面。

现在回想起来，还感到很内疚。先生到京都的本能寺为中国同学讲他的孙文研究，我竟没有意识到玲子夫人也来参加，完全是由于先生的身体状况已经进入了生命最垂危的阶段。更让我不安的是，自从《民主中国》杂志发刊以来，我已经习惯了"拎着大包，到处散发"，分手时也顺手发了一本给先生。没想到过了不久，接到先生的明信片，说很抱歉不能认真读完我的文章，并鼓励我大胆地钻研下去。谅我这样头脑简单的人决不会想到这第一封文通竟是先生给我的最后的字迹！

直到先生去世的消息传来，我才慢慢从杨希尧、马燕他们那里了解到一些先生的为人，更加重了我的尊敬。

真遗憾在京都的中国学生中，虽然有许多文科出身的，却至今没有人以文章的形式表达出对于这位曾经无私地关注中国、中国人的京都大学中国近代史教授的应尽之情。以"文笔不佳"或"没有时间"是不能推却义务的，我在这里把关于先生生活中的纪念与回忆再次留给马燕他们，只想直接地表达从纪念集中获得的感受。

在《京都大学新闻》1991年12月16日版，有森悦子女士的介绍，称纪念集为"审视我们生活的警世感言"。一翻开书页，我们可以读到在别的出版物读不到的自我反省的勇气和真挚。第一篇文章就是此书的标题，讨论什么呢？讨论天皇制！这是日本社会中的禁忌，但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个社会中残留着不可触及的圣域是很危险的。不光是政党、新闻媒介如此，在国会的答辩中，关于皇室的费用，关于防卫的费用，都被视为圣域不可提及。"（第5页）先生联想到自己在大学中讲解天皇制时学生们的冷淡、回绝、甚至反感的表情，真希望大家都来轻松地议论一下。就好象我们中国人也应该轻松地议论一下中共为什么把"四项基本原则"强加在宪法的第一条。

但是，我们知道，天皇在日本社会中没有被轻松地议论的条件，甚至在另一件并非"圣域"的问题上，坚持一个学者良知的先生也遭到过各种形式的威胁。那就是教科书问题。写到这里，我又想到自己在大学时的八二年的暑假，听到日本政府篡改教科书的消息后，顾北平建议我们"未来与发展教育学会"写一篇文章去发表，同时也可以为学会正名，免得校方把我们定义为"持不同政见者"。害得我和陈明星白费了好几天时间，因为写完后投了稿还得连续观察《人民日报》是否会刊登。而崛川先生正是教科书的撰稿人之一，以亲身的经历，先生一方面反省自己不得已在压力之下"曲笔"而丧失了执笔者的资格；同时明确地指明：一、政府没有检阅教科书的权限，根本不应该进入这个领域，因为这是与日本宪法第21条"保障集会、结社及言论、出版等一切表达自由"相矛盾的；二、执笔者对发表的著作内容负全面的责任，而不能把自己的"曲笔"责任转移到"政府压力"上；三、教科书是教育青年的书籍，而不是宣传现政权的政策意图的工具。我一方面惊奇日本政府与中共政府的相似，一方面更明白了崛川先生的超越狭隘国家利益的一个历史学者的良知和胸怀。崛川先生进一步指出，日本政府在教科书检阅中特别注意四个领域：侵略历史、天皇制、核能、防卫。而且，为了达到检阅的目的，甚至形成了靠检定制度寄生的中小教科书出版公司等等。

另外，在关于"金大中绑架事件"、日本联合红军的暴力事件以及张振海劫机事件的议论中，先生指出日本的司法机关和政府是首犯，破坏了法律的威严。在重新提及福泽谕吉时，提出他蔑视亚洲（主要是中国）对日本近代化的误导作用。这一些议论尚有待于进一步的史实公开和学术论争，可贵的是先生的这种反省自身（个人和民族）的求实精神，真希望日本学术界有更多的公正、良知和勇气。当然，不能不提的是，先生主要是以孙中山为中心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我完全是门外汉，不敢妄加评说。略为有点遗憾的是此纪念集中没有评述孙中山（"中山"是日本人的姓）与日本政要的关系，可能是因为这个问题太敏感了。因为不断有史实表明我们这位"国父"确有一些"卖国"之嫌，这一方面的要素恐怕后来为汪精卫所"发扬光大"了。我个人的经验虽然非常浅显，但也大致认为"亲日=卖国"、"爱国良知=反日"这样的结论是可信的。这恐怕是明治维新以来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虽然它是感情多于学术论证的，我本人也宁愿用个人命运把这个问题再弄清楚一些。崛川先生分析了孙中山去世的前四个月在神户的讲演后说：孙中山最后的访日，已经不再对日本的援助抱多大的期待了，更象是在总结自己与日本三十年来的关系，并亲手埋葬了它。我们都知道由此之后的中日关系的推移所经历的苦难，不过，以个人的历史地位而言，在对日关系上，汪精卫自然不提，蒋介石和周恩来都不如孙中山来得干净。今天，日本人如何赞美蒋、周是他们的自由，但请不要忘了是全中华几亿人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战争劫难。

天安门事件以来，有许多日本人表现出是我中华民族的真正的朋友，但象先生那样对于中国人民倾注了如此之深的爱的日本人却不多。他在生命的最后期间说："与日本相比，中国更是我的祖国。"

当杨希尧告诉我先生的这句话时，我的眼角立即湿润了。

赵京 1992年1月16日日本大阪 [发表于民主中国月刊 1992年8月号]

出席Google谷歌股东年会情况

作者：赵京

自从我去年出席Yahoo（雅虎）的股东年会以来，就陆续购入了一些超级跨国公司的股票，利用股东年会对这些影响全球民众生活的公司管理层和股东直接进行公共教育。今天，Google股东年会上有关于“互联网检阅制度”和“设立人权委员会”的股东提案，提案者是去年在Yahoo股东年会上提出相同提案的纽约市政府Comptroller（财务控制）办公室（管理属下的雇员退休基金）与圣Scholastica修道院（提案4）和Harrington（哈灵顿）投资公司的主人哈灵顿（提案5）。他们去年在Google和Microsoft（微软）股东年会上也提出相同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今年继续挑战，可见其信念坚定、可贵。

会议两点刚过就开始，主持人很快通过前三个公司的提案，然后很客气地介绍纽约市和哈灵顿的提案。令我感到意外是主持人有些不自然地解释说：Google创始人之一Larry Page对此两提案“弃权”，所以公司理事会虽然反对它们，却不是“一致”反对。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在股东年会的材料上没有象别的公司那样罗列出一大堆反对的理由，而只有简单的“公司理事会建议否决此提案”一行文字。一个年轻人Tony C.代表纽约市和大赦国际宣读关于“互联网审阅制度”的提案，其内容主要针对中国的审阅状况，要求公司保护网上自由。我随后发言，说明我虽然是微小的股东，但代表世界上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国度（中国）中没有网上自由的普通民众，希望股东投票支持这个提案。会后我与Tony交谈，才知道他与我于1995-1997年同时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政治学系学习过！我那时是研究员，他是本科学生，没有交往。他说两年前来宣读同样的提案时，看到不少中国人面孔，却没有人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感兴趣，看到我站起来，很怕我会为中国政府辩护。

哈灵顿宣读完“设立人权委员会”提案后，我又一次发言，支持这个提案（会议指南中要求每人发言不得超过两次，每次发言不得超过两分钟），以自己出生于北京却十多年不能进入中国、同时又被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迫害的亲身经历，说明Google不能向Yahoo那样的恶劣样板学习，把责任推给不可能负责的任何政府，而应该自觉意识到和承担起全球性政治社会责任。在我的两次发言之后，有一个白人也两次发言，中国的人权状况如何也要与中国做生意，反对这两个提案。第一次他声称对纽约市政府财务控制办公室进行过调查，发现它是个政客机构，第二次他又声称发现哈灵顿也是个政客，引起会场一阵哄笑。

在随后的问答事项中，一个白人股东请Page解释他为什么对此两提案弃权。年轻的Page用了五、六分钟解释这个困难的问题，说他同意此两提案的精神但难以实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他意识到Google的影响，如对手百度就在社会责任方面也部分模仿Google，以期达到真正的国际一流水平，所以他还是想坚持创立Google时“不作恶”的理念。有一个中国人模样的妇女和大赦国际的Robert Roseff律师再次提出互联网自由和中国的人权状况，另一个白人提出环境问题，Page都相对认真、诚实地作了回复。会谈在三点十九分结束，在七十分钟的议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讨论中国与人权问题，对Google的股东和管理层是很难得的教育机会。会后有个白人妇女股东来向我问候。

我在会议前给媒体的朋友发出通知，会后与Tony，Robert接受新唐人电视台两位记者的采访。这是一次成功的、特殊的公共教育活动，说明在美国最大型的尖端高科技公司最高层还有Page这样的、不会因为贪婪而无视、害怕人权观念的有识之士（我本来还期待Google的高级顾问戈尔前副总统也会来开会的）。正因为有这样的高层公司人士的存在，使得几乎没有思维良知的超级跨国公司对人权等普世价值有一定的容忍和理解。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任重而道远，我们要教育全世界的公司上层，让他们认识到，正如台湾的民主化进程一样，只有在一个新闻自由、多党竞争、保障人权的社会政治体制下，经济商业才能正常发展。这一点，对于新兴的中国资本集团，更为重要。实际上，我也购买了到纽约来上市的中国公司如百度、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票。目前，因为没有护照无法进入中国，我正在寻找北京的朋友代替我出席五月十五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股东大会。

[注：今天股东大会的所有资料以及网上播放，可在http://investor.google.com/webcast.html 下载收看。]

赵京，二00八年五月八日，美国 San Ramon (www.h-china.org)

非宽容社会中激进主义的意义

作者：赵京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三至二十七日，我借出席公司同事（香港人）婚礼的机会，首次进入香港境内。我所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外交部236932号）对于大陆的中国平民而言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法权制度，无权势的普通人往往必须变卖可怜的家产或举债才能获取它，但连中国领土上的殖民地政府也不把它作为值钱的文纸。本来，人类之组织政府，是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之方便的（如记录或证实某人何时何地出生，为成年男女办理婚礼登记以维护一夫一妻的社会生活型态等等），绝不允许任何权力利用这个服务制度进行人支配人的罪恶。任何一种形态的政府，当它拒绝为本国的公民提供这种服务（如发行护照对外国证实其为本国公民）时，就宣告了它本身的非合法性。我不相信人类社会将永远生活在至今为止的这种非理性的对于自身的奴役状态下，每当看到（也经历着）人们屈从于国家权力之下甚至不得不靠出卖同类的利益（甚至生命）、自己的灵魂以谋取"护照"、"签证"、"绿卡"等等，更坚定了我对人类理想的追求：消亡国家权力的罪恶。

我竭尽可能，掠影般地考察香港的政治、商务、学界的状况，最后在新苗社的小屋与林致良等三人深夜长谈，感受到一种在今天的社会中早已被遗忘掉的"中世纪性"的同志式交流。新苗社听起来很像文学爱好者社团，其实是纯粹的政治性组织，来源于俄国十月革命被出卖掉的遗产，在它的九三年社员大会决议《为人民社会主义奋斗》（以下简称《决议》）中表述到："我们托洛茨基派几十年前已经指出，苏联等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斯大林主义的支配下，其实只是在反动官僚极权统治下的变态工人国家，并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仅仅维持着国有财产制度（这是将来实现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而已。官僚统治者维持国有制，禁止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复生，在这点上可算是为工人阶级服务，有进步作用。但在另一方面，官僚以极端专横暴虐的方式，肆意压榨工农大众，滥用并且侵吞国家财富，却事实上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直接的巨大障碍物，而且是社会主义名誉最大的败坏者，在这方面可以说它是为资本家和一切剥削阶级服务的。正因为共产党官僚政府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怪物，所以它现在被多少（有一些）自由化的资本主义的政府取代（或者本身转化为资本主义的政府），也带有倒退和进步两方面的意义。"以今天的已经被人们疏远的社会政治思潮来看，这是一个激进的样板。

任何社会改进事业都必然带有激进的性质。耶稣传教时就是对固守《旧约全书》兼以此垄断信仰生活的旧约太教的反抗，其后的宗教改革正是恢复了这种激进精神才保持了基督教的生命；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性、革命性敲响了近代以来以资本主义制度为主题的社会生活方式的警钟，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的改进并维持了这个制度使之更加稳定。社会改进运动所必然带有的激进性格源于占据整个社会形态主流的势力的非宽容性，这种非宽容性往往表现为愚昧、残忍。表现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那些在较高（广）层次上被不宽容地排斥的激进派在较低层次中又以不宽容的形式排斥更低层次的激进派，这就会引起外部的困惑。我们以此审视一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产生的可称为社会主义思潮的历史，兴许可以为今天的社会改进事业找出明晰的方向。

社会主义思潮没有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主导，但它在弥漫欧罗巴大陆时就排斥内部的最大激进支流——无政府主义，连会议也不允许其出席。撇开关于国家权力认知上的理论不提，马克思主义派在现实的斗争中首先不宽容地利用其反对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好恶心理，丑化无政府主义的不成熟的政治行动（暴力），恩格斯就一方面潜心无产阶级起义的街垒战，一方面痛斥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活动。最近整个世界的舆论都喜欢以反对暴力、恐怖的名义封杀许多弱者的反抗，表现出一种文化上的非宽容性。暴力必须反对，但最大的暴力不是秘鲁的"光辉之路"（《民主中国》有一期社论将其痛骂一通可谓无聊）、菲律宾的"新人民军"以及各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等。布朗牧师那样的为反对罪恶的奴隶制度去抢劫军火库的暴力行为倒是人类正义的必须。为了中日两国普通民众之间的真正和平，必须竭尽一切努力实现人权尊重。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度中，最大的暴力犯罪都是政府权力本身。任何不能（不敢或不顾）反抗政府强推罪行的人都没有资格（或必要）附和着咒骂那些被迫以极端形式抗争的受压迫者。事实上，在一个宽容的社会里（如北欧）不存在具有冒险性激进派的基础。

成为社会主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战争面前再次分裂，基于现实的利益斗争，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国家政权的专制彻底排除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势力，确立了新的、不宽容的统治。托洛茨基派（以至今还不太为人们所知的第四国际为代表，最近刚被叶利钦政府批准在俄国设立组织）的局限性即在于它既然忠实地以托洛茨基为起点，就没法理解托洛茨基的起始——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具有某些必须被扬弃的错误的，例如被过分强调的"阶级史观"和"工人国家"的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斯大林主义是不存在的，托派所英勇抗争的斯大林型国家官僚专制只不过是列宁布尔什维克路线在新形式下的畸形发展而已，吃过其苦头也不得不步其后尘的毛泽东曾经承认：在欧美的民主主义政体下是不会产生斯大林体制的。托派最早揭露出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出现的共产党政权国家的本质为经济上的"工人国家"和政治上的"官僚专制"这两大特征，以此可以自然地认识斯大林专制统治下"丹东之后，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恶性重复：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几乎所有的老一辈布尔什维克都被斯大林肃清了，斯大林的接班人赫鲁晓夫试图"拨乱反正"反而被幽禁起来，葬送了"重建"苏联的可能性基础——戈尔巴乔夫的符合西方口味的"新思维"、"公开化"的失败是如此之明显（这当然是苏联解体之后）并不需要托派的理论预见。托派认为"对一九一七年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尤其是曾经建立过的工人国家，做出理论上的总结……主要是托洛茨基派的贡献！而且只有坚持托派的理论核心才可能完成任务。"（引自《决议》）但所有这些过程，包括托洛茨基的命运，都已由推翻沙皇专制的另两大势力：无政府主义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命运中清楚地表明了。再说一遍，托派没有理解这一点，这是他们的最大悲剧（今天的托派仍旧没能统一，也不可能统一）。

时间的流逝会冲掉一些历史的事实，却更清晰地显示出理论的构架。如果说中共十四大新上台的权贵们刚闭幕就必须朝拜一个近九旬老人只不过预示着下一次大会的终结，那可能是因为"六四"的镇压记忆犹存，继承八九中国之春政治运动的人们将此视为中共统治中国正统性的丧失。但任何政治事件不过是固有性质的表露罢了，魏京生（十多年前是多么激进！）先看出了这种固有性质，再往前溯，只有最早的共产党反对派——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托派——最透彻地理解中共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在主导中国现代史的中共发展史上，至今没有得到"平反"的开除陈独秀等托派（当时的中共自身并没有这个能力和愿望，只是听命于斯大林而已）甚至杀害托派分子（如王实味）的变质，必然地演化出"第一次路线斗争"之后的无数次至今不断的斗争。注意一下并没有多大政治力量的中国托派这个不容于国民党、共产党的激进社团，在感佩其抗争精神的同时（见郑超麒、王凡西等人的回忆录），不得不惊叹其内部的不宽容性就是直接源于那些潜意识中所受的斯大林（即列宁主义的翻本）的影响。

陈独秀的难得之处在于超越任何一种单纯的教义，这来自于他不顾个人功利的人格，可认为超越了中国近代史的另两位先行者：康有为、孙中山。在清朝刚崩溃之际陈独秀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激进得吓跑胡适等同路人，在民国共和之梦幻破灭、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前创立共产党，都极具政治洞见。但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却陷入了无法解脱的矛盾困苦中。作第三国际的替罪羊简单，因为陈独秀比康有为、孙文更"天下为公"，知难行易的他最终不情愿地在易宽、彭述之等人影响下接受托洛茨基的见解并成为托派的领袖。中国托派的注定命运在于没有直接投身于中国社会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抗日军事斗争），只是寄希望于中共上层组织的民主，除了内部争吵只能印刷少许的仅限于租界（那里政治思想上安全一些，有点像今天的香港）的刊物。托派不理解晚年陈独秀思想某种程度上回归民主、人权的意义（彭述之竟无知地攻击贫病去世的陈独秀是"晚节不终"），陈独秀不是一个简单的、在教义或组织上屈从于势力的共产主义者（特别在第三国际犯了罪过的关头），不是一个简单的托洛茨基派，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民主主义者——尽管在中国的至今为止的历史上，仅仅能够成为其中的一个教义的忠实实践者就是可贵的了，因为中国社会本不存在政治思想上的宽容性，与托派同病相怜的"民主党派"（即右派的反对派）在陈独秀刚出狱时还欢喜巴结他，得到中共暗示后竟都佯装不识其人。

在许多激进性的、带有封闭型的社团中，都标榜超越出普通人类行为规范的教条，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政党中，对于别的政治团体，常有"仅仅停留在民主主义的阶段上"、"还只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而已"的略嫌不足之感。民主主义作为人类生活的起码必须尊重的方式，正如《圣经》上"不偷窃"的训诫一样，并没有必须去为之献身的价值（世界上也没有见过"不偷窃党"之类的团体），更不用提实际存在的民主党（如"日本自由民主党"）社团只是利用民主的方式（例如最近把促使自民党下台的反腐败愿望转变为选举区制的划分）获取自己（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超越出简单的民主主义（如多数可决形式）对于许多立志献身社会改进的人来说也是一种人格的提升，这种提升在社会危机的时代就呼唤着所谓职业革命家、先知的诞生，如布尔什维克、耶稣的十二信徒（这其中的相通处，罗素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西方哲学史》中多有描述）。特别当那些初期带有革命性的社团转变为不宽容社会的统治势力时，那些仍然忠诚于初衷激进性的个人或分支就必然带上悲剧色彩。格瓦拉是幸运的，古巴革命成功后他告别了卡斯特罗去南美征战并殉道于"死得其所"的战斗中，但注定要指导（或献身其中，反正他们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选择）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指导中国革命的陈独秀们必须扮演起赫克托尔（特洛伊王子）的命运：就其所从事的事业（团体）而言没有实现理想的可能，就其个人的人格而言可能达成最高的完成。

如果明确一些，把社会改进运动的精神理解为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平等思想，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再说明一下，这个中文译名不合适），反对一切形式的人剥削压榨人、人支配统治人的罪恶制度的生活方式，可以超越非托派（笔者即为其一）与托派关于斯大林型专制与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关的不同立场，对于一九八九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党政权的解体及其发展方向（如最早结束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波兰最近的选举）就可以（也应该）抱有不同的认识，政治思想上的不同激进立场正是现实生活上宽容的基础。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赫克托尔或必须上十字架，甚至那些为了生存（物质与精神的）被迫投身于（最大犯罪之源的）国家权力机关中的人类同胞也可以得到人性的教育，共同消亡一切现存的一小撮人用以镇压、支配大多数民众的制度，使这个社会在思想、文化、制度等各方面、各个层次上获得宽容的性格。

静冈，三岛市 1993.12.11-12
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1994年2月号

中国可持续性腐败面面观

作者：许远国

近年来，反腐败力度据说比较大，查处了一批又一批腐败分子，我们也确实看到，这些被查处的贪官中，参与腐败的级别，由县、乡、村科局级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由管钱管物管人的一般干部，到国企老总，由贪得数额少则数十万元到多的数亿元，由将贪得的钱款存在中国银行里到卷巨款逃到国外，应有尽有，管钱管物管人的几乎是无官不贪。而其敛财手段，更是花样翻新的，其敛财行为，无一例外不与家人亲友一伙贪或与情妇一块狼狈为奸。　　
在中国官场，腐败丛生，积重难返， 腐败现象名列世界前茅是不争的事实，越反越腐，前腐后继，人神共知。但是，光是看表面现象，痛恨腐败分子是远远不够的，也与深入的反腐败没有任何帮助。因此，还应该看到，当前反腐败为什么积重难返，是应该看到一个新趋势，那就是如何造就可持续性腐败的环境，使这些腐败分子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所谓可持续性的腐败，就是腐败分子有个食物链条，由这个链条互相衔接，就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你利用我，我利用你，互相利用，也就是说，有了这个链条，就可以全面地，协调地，完整地，顺利地进行着各种腐败行为，因此，腐败的很安全，腐败的很严密，腐败的很有秩序，很有条理，表面上也很合法，一时半会也根本找不到原因。其主要表现在：　　
一是保护伞式的腐败。大家知道，中国有句古语叫做，一个好汉二十四个帮，一个蓠芭也得二十四个桩，贪官深黯这个道理。要使自己能够全面，协调，可持续腐败，那么，就得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保护伞。一般地，官员能够提升，是得有上级领导的赏识的，如果没有上面的赏识，就是再有政绩，人无完人，怎么也能挑出不称职的毛病的，所以，腐败的官员更懂这些道理，于是他们就寻找这样的保护伞，这种保护伞，当然上可顶天，下可立地的。比如，前不久，吉林省人大副主任米凤君，尽管外号“小米子”，民间称其为“米老鼠”贪欲十足，但是，他还是能步步高升，从长春市委书记提到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位置上去，米氏是个好色之徒，据称嫖娼逾百，最后在2008年4月28日，在长春市中心吉隆坡大酒店内，和两名卖淫女一丝不挂“混战”，被中纪委抓紧个正着，我们注意到，米凤君为了保住官职不丢和违法不被查处，不停地向中央和省里领导行贿，这就向人们证明了，省级干部的保护伞，就是他的上一级了，那么市级呢？县级呢？乡级呢？村级呢？当然是一级保一级了，因为这种“势能”，所以造成了米凤君这样的腐败官员，长期以来，保持着可持续腐败的局面。　　
二是互惠互利式的腐败。原河北省国税局局长李真，就关于如何互惠互利进行腐败，得其真传，李真深知，有钱得有权，有权必定有钱。当初，为了争省委秘书长的位置，曾说：“权力就是金钱，拿1000万元，我也不换秘书这个位置。” ，然而，他对那些可以帮助他进行可持续腐败的人士毫无保留地说，：“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我支持你经商，你支持我从政，我的官越做越大，你的钱越挣越多。”为了追逐金钱，李真和吴庆五、张铁梦结成同盟，李真在政界，吴庆五在私营企业，张铁梦在国有企业，构成了强有力的铁三角关系，以致后来李真在担任省政府办公厅秘书、省委办公厅秘书、副主任、省国税局副局长、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676万元，美元16万元，李真还伙同他人共同侵吞东方租赁公司河北办事处人民币1872万元及秦皇岛中心电子有限公司和意大利尼瓦斯有限公司股份共计人民币2967万元。李真的可持续性的腐败法，虽然最后败露，命归西天，但是，他发明的这种腐败方式，是耐人寻味的。　　
三是“裸体做官”式的腐败。最近，互联网上的网友在长期观察我国官员腐败现象时，突发奇想，总结出个裸体做官的名词来，这个裸体做官是个什么做法呢？就是为了可持续性的腐败，狡兔三窟，不仅把所贪得的钱存到国外，而且把子女妻儿都转移到国外，自己一人一个在国内，让人看似单枪匹马，无牵无挂，以保证这种贪法更是全面协调可持续。“裸体”做官者大有背水一战的气概，这类贪官走的是“分步出逃法”：先想办法将妻子儿女弄出境外，然后暗渡陈仓，将国有资产或赃款转移到境外家属的名下，贪官自己暂留国内以掩人耳目，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抽身外逃。“裸体做官”说明这些贪官随时准备脚底抹油，这种裸体做官的方式，在内地官场极为流行。福建省工商局前局长周金伙涉桉金额上亿，早年让妻子移民美国，并持有美国绿卡，为其生育一子的情妇也移居香港。反贪部门准备对其下手时，周金伙事先得到风声，趁机开熘，至今无影无踪。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前行长高山，将十亿元人民币分批转移出境。他在职时拿银行的钱十几次从容出国考察，安置老婆移民及为自己找后路。等到他的老婆成功移民加拿大后，他则把大量的资金转移到境外多个私人帐户上去，然后宣布和妻子离婚，这种人有原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珏。　　
四是构建家族关系网打持续腐败根基。当前，在中国官场上，早已经是妻以夫贵，子以父荣的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人人知道的事实。在这样的条件下，要么老子做官，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及亲属都能在官场上混一混。要么老子做官，儿子、媳妇、女儿、女婿、七大姑八大姨都去从商，这也就是李相似所说，“你在商界为了挣钱，我在官场为了当官，我支持你经商，你支持我从政，我的官越做越大，你的钱越挣越多。”的再现，但是，这样还不够，为了得到可持续性腐败的基础，为了不至于“铁打的官场流水的官”，有些人选择了在位时大捞一把，以便日后衣食无忧；但也有些官员更“高明”，他们在位的时候，利用手中的公权力，为他人牟取利益，并未直接收受他人的好处，而是等到退休后，再到帮助过的人的公司挂个名，当个股东、顾问什么的，享受着源源不断的好处，这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腐败期权”。比如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麦崇楷在位时为简某牟取好处，退休后，简某单方面出资2000万元建“成丰大厦”，并将其儿子麦永成列为合伙人。让自己手中的公权力在退休后也能享受到好处，还有更高明做法，就是在任时栽培自己的亲信，日后退休了还能假借这些亲信手中的公权力，进行腐败，如此等等。　　
是什么原因，是谁造成的当今中国官场可持续性腐败的局势？这是难以说得清楚的，为什么造成如此局面，百姓也更是难以追究得了的，如此的腐败法，也只能腐败的继续腐败下去，喊反腐败的继续喊下去，最后的结论是，我腐败，但我快乐着，你反腐败，但是你痛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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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huizifu50】
是谁造成的当今中国官场可持续性腐败的局势本是非常明确的事。传统的管理是“为剥削而管理，凭管理来剥削”，管理层天然就有腐败的根基。等到引资变法的时机来临，“还乡团”更空前的加强了腐败的根基并空前地削弱了对管理层的制约，恶果举世瞩目。真要治根还得靠大众来争得毛泽东时代式的管理。 2008-8-22 22:05:25 3分
【zw_ls01】
腐败并快乐着！前腐后继，乐此不疲！ 2008-8-22 21:34:07 3分
【邢志斌】
我以前说过，你随便将10个“公仆”中的9个头劈了，绝不冤枉，剩下1个却是漏网！
所谓的在“反腐”中称为“贪官”的，只是“公仆”们的“斗争”中的失败者。
不是吗？ 2008-8-22 20:56:15 5分
【ilmzd】
是什么原因，是谁造成的当今中国官场可持续性腐败的局势？这是难以说得清楚的，为什么造成如此局面，百姓也更是难以追究得了得，如此的腐败法，也只能腐败的继续腐败下去，喊反腐败的继续喊下去，最后的结论是，我腐败，但我快乐着，你反腐败，但是你痛苦着。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是因为中国有个无耻的癌个，不清楚，看看他儿子在美国就了解了一切。 2008-8-22 19:15:15 3分
【worker54321】
贪官基本上不用死了，不腐败疯才怪。 2008-8-22 17:25:14 3分
【风吹浪打】
据早期有关发言人解说:腐败是国际惯例,但凡搞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嘛,就是搞"交易";腐败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因此腐败也在纵横发展,不必大惊小怪,大概到所有人都富起来了,大家就不腐败了;故而现在而今眼目下也只能"子子孙孙反下去,反腐无穷期"!"反腐是百年持久战"!?现下反腐是纪委,反贪局们的工作任务和职责,但腐败信息不畅;大都在"腐得发臭"了才知道;就是知道了,一时拿不出证据也无法.长着眼睛看吧! 2008-8-22 16:33:00 3分
【赤脚医生】
“2008年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目标确定为14％：‘2008年全国财政收入预计达到58486亿元,比2007年执行数增加7181.97亿元,增长14%’”
----每周廿多亿(美圆)‘金蝉脱壳’……(按每周廿亿计)一年累计约为1042.856亿(美圆)
----也就是说：老百姓在为‘国家’‘打工’的同时，还不得不同时为‘新兴’‘三座大山’‘打工’ 2008-8-22 16:05:20 3分
【赤脚医生】
‘上梁不正下梁歪’
‘可持续发展’的‘真实意思’
实际上就是‘可持续腐败’
说得再‘露骨’一点(俗称)‘吃干榨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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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可持续腐败’
带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假象
大大加快了‘资本浩劫’的步骤和效率
每周廿多亿(美圆)‘金蝉脱壳’
(按每周廿亿计)一年累计约为1042.856亿
比当局每年通报的‘财政收入’还高得多
(难怪不把党中央国务院参院众院放在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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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任由腐败势力买办势力卖国势力为所欲为
……还不如真心实意把‘经济指标’降下来 2008-8-22 16:00:16 3分
【cui122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理论，中国腾飞的2个翅膀
邻里联盟倡议书：
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青年们，不甘沉沦和寂寞的、当代的中华民族的青年英雄们，请听我说，让我们紧密的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现在，不错，就是现在，投入我们热情、智慧和汗水的时候到了，是时候了。
奥运会后，就是中国抓住机遇、全心全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时候了，也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认真考虑怎么为这个可爱的祖国做贡献的时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应该是一个看客，我们都应该投身其中，投身到创造中华民族新的辉煌的伟大事业中，同时也创造出自己辉煌壮丽的一生，否则就会留下巨大的历史遗憾。
我们再也不能这样无休止的坐而论道了,只说不做，一万年以后还是无所作为，还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和发展的困惑，我们要做的，是应该马上，立即，积极主动的行动起来，唤醒工农民众。只有行动起来,才有意义.行动是成功的唯一原因。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腾飞的2个翅膀。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理论，各有所长，如能优势互补，团结协作，等于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腾飞插上了2个翅膀，如果能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两者的紧密配合得以顺利的实现，世界的21世纪，必将是中国人的世纪，世界的21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的世纪。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发展壮大的关键战略机遇期，政治制度先进，就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及其他事业可持续强劲健康发展，政治制度滞后，贪污腐败、汉奸买办泛滥，就会阻碍、破坏中国发展。千万别信汉奸贪官所说的做好本职工作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其实这是有一定欺骗性的。试想，如果我们不弄明白方向，不理顺关系，不堵塞漏洞，不严打贪污腐败和汉奸买办，如果你正好又是在买办公司、骗子公司工作，你做的工作越多，你开采的战略资源、矿产卖的越多，帝国主义、汉奸和贪官得到的利益就越多，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损害反而就会越大，自己的劳动果实被剥夺和出卖，我们也过不上幸福富足的生活。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民都是国家的主人，我们都应该有主人翁精神，都应该想大事，谋大业，认真学习哲学和毛泽东思想，为社会主义祖国做出真正的更大的贡献。
还有一种观点也不利于我们国家和自己的发展，那就是，自己挣钱过好才是正道，别的不用管那么多，也管不过来，也没有能力和必要管，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现在没有统一的信仰和凝聚力，整个社会道德沦丧、贪官黑社会横行、汉奸买办泛滥等不良现象，就是我们上述思想的最直接后果，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负起责任。
毛泽东思想，注重、擅长国家和民族的信仰、文化、精神、道德、文艺和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注重和擅长追求真理、平等、公平、正义，可以让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公民都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一身正气、积极向上的工作和生活，可以凝聚中华民族工农群众的情感、智慧和力量，更好的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服务。毛泽东思想，就像是一个人的精气神。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精气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气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注重和擅长国家的经济建设、法制建设和政治建设，可以迅速增长中国的GDP，快速提高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好像是一个人的身体。中国特色理论就是中国的躯体，我们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
现在，请大家认真、积极的思考,不拘一格的献计献策,让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理论紧密的结合起来，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创造出世界上最先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我们不能老是跟在美国的屁股后面当跟屁虫了，那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性格，那样也没有出路。
我先抛砖引玉,希望下面能够听到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因为中国是人民的中国，所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振兴中华的责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光荣伟大的历史责任。
我觉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必须建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应该把全民选举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机的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应该大力发展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完美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90%以上的邻里联盟经济制度。这个经济制度，是属于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经济制度。
《邻里联盟》里有一些我的观点的具体阐述，希望大家点评，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网址：
两条路线 两个前途 两种命运
http://www.mcoa.cn/Show.asp?id=505
希望广大的爱国同胞和有历史责任感的中国21世纪的英雄们，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积极主动的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特别是当代的青年朋友们，21世纪必将是中华民族的世纪，21世纪必将是一个伟大辉煌的世纪，伟大辉煌的世纪，必将涌现出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等，让我们积极的行动起来，加入到这个火热的事业中去，而不是观望和跟在队伍的最后面。
这样,全国的毛泽东思想互助合作组织联盟可以先召开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形成自己成熟的、切实可行的政治主张和实施措施,向全国发布，接受全国人民的检验. 2008-8-22 15:26:53 3分
【welcome】
都是跟着学的。。。
跟谁。。。自己看到 2008-8-22 15:11:37 3分

第二代农民工处境尴尬，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10日 转载)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家乡，进城打工，形成一支流动的劳动大军。中国媒体的有关调查显示，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即使能留在城市，但作为新一代农民工的这一群体大多仍处在既回不去农村,也融不进城市的状况。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


河南《郑州晚报》的报道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当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将要退出曾洒下血汗的城市时，他们的子女，80年代和90年代出生的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进入城市，但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大多数处于一种“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现状，尽管他们具有十分强烈的城市归属感。报道举例说，一对农民工夫妇在城里开了一家修车铺，并把5岁的孩子接到城里生活，一家人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这对农民工夫妇找了经常在他们铺子修车的和某小学有关系的熟人，承诺一辈子都免费给他修车，经过请客送礼，交了高额的借读费，他们的孩子在7岁时终于在附近的小学上学了。但孩子在学校里没有朋友，也没有老师的关心，成绩很差。这对农民工夫妇本来希望孩子能读书上大学，在城里找份白领工作。不过现在已经15岁的孩子，因为学习成绩差，初中毕业后便离开学校跟着爸爸学修车。 这对农民工夫妇希望过几年，让孩子到技校学习开机床，因为他们认为开机床比修车体面。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邓小刚对此评论说:

“这也很难讲，比如说我岳母那个看她的小阿姨说，她女儿要上好学校，要让她学英语，还要让她学跳舞，做保姆的小阿姨好像是高中毕业到城里来不愿回去，在这里结婚生孩子。从侧面观察想让孩子学英语、学跳舞，虽然当小阿姨挣不了多少钱，这种情况跟父母教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报道又举了两个年轻农民工的例子，他们一个是高中毕业，现在20岁；另一个初中辍学，16岁，他们都被当农民工的父亲带到城里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在对目前生活状况感到沮丧的同时，他们都对未来也感到迷茫。谈到造成中国农民工“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现状的原因，邓小刚说:

“我觉很多东西都是多因素的，很难用单一因素来解释问题，就是说造成影响，不能融入社会，如果他们有户口最起码就有了最低生活保证、最低的医疗，最起码他们的生活能保持在最低水平，他们还能够有机会在城市里住下来，比如说低收入住房等各方面。另一方面，从政策角度讲，北京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从公众政策来讲能把现有贫苦户覆盖就已经不错，如果再有新的人口进来，对于财政上的需求就非常大，所以也造成一定了困难。但是从理论上讲，我觉得应该是一视同仁。”

总部在法国的中国劳工通讯负责人蔡崇国认为，中国政府的很多政策造成了农民工回不去农村，又融不进城市的现象。蔡崇国举例说:

“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险系统还没有形成全国的网络，甚至一个省的网络都没有形成，一个民工在一个地方打工，当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他交的保险可能就不算数了。所以，这是中国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东部、在广东每到过年以前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民工要求退保，不要保险。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这就是因为中国的保障系统不能联网、不能使流动性比较强的民工使自己的医疗费用得到报销，他不能做到这一点。”

邓小刚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对农民工和他们的子女进行跟踪研究，看看在进入城市10年、20年以后，有多少人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有多少人还停留在最初的水平上，并制定相关的政策来帮助他们在整体上改善处境。

專訪：切 .格瓦拉兒子卡美路 .格瓦拉

亚洲周刊记者：張翠容

卡美路認為古巴正在實踐一種異於西方民主社會政黨政治的「參與式民主」，強調國營產業管理社會化；不追求無限消費，講求生活品質。卡美路眉宇間都有父親的影子，但他卻不願只生活在這影子中。


近日有傳聞指俄羅斯在古巴部署戰機，以報復美國企圖在亞洲設立反導彈防禦系統，這令人聯想到一九六二年古巴導彈危機，而古巴也因此一再成為國際傳媒焦點。

事實上，近年有關古巴的新聞並沒有停止過，從領導人卡斯特羅退休到其弟勞爾上台，古巴的發展方向在拉美政治版圖中舉足輕重。當年革命英雄偶像切．格瓦拉以古巴作為社會主義實驗的第一站，而他的後人亦一直以古巴為家，他們怎樣看待古巴的過去與未來，對古巴民眾不無影響。我在古巴採訪期間，有機會與切．格瓦拉大兒子卡美路．格瓦拉（Camilo Guevara）進行了長達三小時的訪談，本文為訪談的撮要。

二零零四年，古巴政府在首都哈瓦那成立了「切．格瓦拉研究中心」，切．格瓦拉的太太與子女成為該中心的負責人，分別主理不同的工作。

「切．格瓦拉研究中心」成立的目的，乃是要讓切．格瓦拉的理想更廣為人所熟知。但，當古巴正處於如火如荼的改革裏，有人開始懷疑，這是否與切．格瓦拉當年為古巴灑熱血的理想越走越遠？又，切．格瓦拉的後人怎麼看待這次的經濟改革？

作為全國景仰的革命家後代，切．格瓦拉的大兒子卡美路卻出奇地樸素與隨和。

他把金黃的頭髮束起了一條辮子，身穿著有點破舊的T恤和一條鬆身長褲，五官則帶著父親的影子，特別是銳利的眼睛，好像可以把什麼都看穿透。

今年四十六歲的卡美路為人一直低調，很少接受媒體的採訪，但他見到我專程來訪時，卻沒有拒我於千里之外，倒爽快地點頭答允，而且沒有要求我先申請什麼許可證，中心的守衛都指他個人十分友善，對下屬平等看待。由於當天我請了一位俄羅斯友人幫忙翻譯，湊巧卡美路又曾在莫斯科念過書，我們的話題就從前蘇聯共產政權倒台談起，以下是專訪摘要：

你在前蘇聯念大學法律課程，有否目擊該國社會主義崩潰的過程？

沒有，我是在前蘇聯倒台前夕回到古巴的，不過，當我還在莫斯科的時候，已感到風雨欲來，但這不足以令整個制度就這樣塌下，如果沒有美國在背後推波助瀾的話。

即使沒有美國，你認為俄羅斯人仍會支持社會主義嗎？

無可否認，蘇聯的社會主義千瘡百孔，而當時的蘇聯政府也有計劃進行改革，我認為應該給他們治理「疾病」的機會，而不是一夜間把所有東西都推翻了，致使現在的俄羅斯價值真空，十分混亂。

那麼，你又如何看待古巴的社會主義前景？勞爾的改革又是否有可能成功或失敗？又或甚至改寫古巴的社會主義歷史？

沒錯，現在在古巴，人人都說改革，期待轉變，但這都是在社會主義的框架下進行。我們的社會目標還是沒有變，就是改善物質生活之餘不會放棄人本價值。我們要改的是方式，而不是主調。

那是你父親當年許下的承諾？

這是一九五九年革命成功的原因，古巴不是沒有嘗試過資本主義。事實上，古巴人都是從資本主義走過來的，深知資本主義絕不是人類的出路，那麼，古巴又怎會走上回頭路？

但，中國那一套社會主義是否值得古巴來參考？

中國社會主義是一套怎麼樣的社會主義？我不太清楚，但有一點我們很明白，我們不會再抄襲別人的東西，過去我們緊跟蘇聯模式，最後嚐盡苦果，蘇聯模式為我們留下一個很壞的結構危機，我們需要很長時間才能翻身過來。其實，早於八十年代，古巴為了回應這個危機已經開始其「矯正工程」。這是古巴改革的第一波。到了九十年代，國際大環境隨著蘇聯東歐突變而有所轉化，美國加強對古巴的封鎖政策，為了求生存，同時也是為了回應外在不同的環境，古巴出現了第二波改革。現在，面對來勢洶洶的全球化，古巴也不得不再度作出調整，這是目前我們所面對的第三波改革。

但，古巴的社會主義走到現在，內部也出現不少問題。

我得承認，社會主義也有其不完善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你要知道，它只是一種通往最終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我們最終目的，是要創造公平和愛的社會，活出人類真正的道德價值，這是革命前輩包括我爸爸努力追求的一個新世界，而這亦可解釋古巴民族在過去五十年來能夠挺著美國帝國主義而生存至今，就是由於我們在心靈深處所堅持的一種價值信仰，並形成的團結倫理。

但你所說的價值信仰，在古巴似乎已在失落中，這是否改革的必然現象？

每一次過渡都會有陣痛，都會有疑惑，我已經說過，社會主義不是完美的，這要視乎我們能否在改革的過程中尋求新的共識，應有什麼的內涵，能否以更民主的精神去應對之際讓團結的倫理返回正軌。

更民主的精神？外界不就是經常批評古巴缺乏民主嗎？

噢，他們用資本主義有色眼鏡來量度我們的民主過程，總認為我們不符合他們的標準，又或者別有用心的人來指指點點，企圖扭曲我們的民主發展。我所指的，而古巴也正在實踐，乃是一種參與式民主。過去古巴致力推動全民教育，提高人民的教育水準，這正好為參與式民主奠下基礎。

換言之，我們追求的不是西方式政黨政治，而且是一種多元並存，人人有機會參與的政治進程，我們也不是追求私有化，亦不是現在毫無效率和工作動力的大鍋飯制度，而是國營產業經營管理的社會化。

我們不希望重覆拉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錯誤制度，讓自由市場和金融官僚體制侵蝕我們，也不應消費至上，應講求生活品質，永續發展，這樣，古巴才能開創一個新格局，為自己，也為全人類。

我可以告訴你，我現在在研究中心所主持的「另類計劃」，就是在社區培養小孩要有一種社區服務精神，例如我最近開設了一個攝影班，孩子們不僅學習攝影技巧，也同時學會如何利用這種技巧去服務社區，這是第一步，我希望推而廣之，重構古巴的理想價值，以抵抗日益異化的世界。

後記﹕

名人後代最怕就是擺脫不了父輩的影子，而卡美路亦當然意識到他作為一代革命家的兒子，人們對他自有一定的想像，來自世界各地的各路人馬前來見他，究竟有多少是由於他父親切．格瓦拉而來？

因此，卡美路對別人向他提問有關父親的話題時，表現得極不耐煩；但對記者而言，那又的確難於避免。我企圖把他對父親印象的問題放到最後，但他仍是有很大的反應，他問我﹕「這個問題是出自你的好奇心嗎？這對你了解古巴有什麼幫助？」

跟著他表示已談了三個小時，給了我很大的優待，而他亦早已一身汗水。

我們談話的地方乃在切．格瓦拉的故居，現已改成為辦公室，內裏設備簡陋，連一把風扇都沒有。因此，不僅卡美路大汗淋漓，而我也快將熱昏了。

革命家後人堅持過著簡樸的生活。在訪談中，卡美路更處處流露出，他是一名堅定的社會主義者。■

卡美路小檔案

卡美路．格瓦拉（Camilo Guevara）於一九六二年在古巴出生，為切．格瓦拉第二任妻子阿莉達．馬殊（Aleida March）的大兒子。他五歲時父親在玻利維亞遇害，自此他與母親及姊姊、弟妹在古巴哈瓦那生活。八十年代往莫斯科大學攻讀法律，回哈瓦那後沒有當上律師，反而加入古巴政府任漁業部部長。零四年卡斯特羅成立切．格瓦拉研究中心，卡美路在該中心擔任另類項目主任，專門負責社區培育工作。卡美路數年前離婚，育有兩名女兒，對孩子工作特別有興趣。他在社區開辦攝影課程，教孩子怎樣利用攝影為社區服務。■

我恨朱熔基的理由

(博讯2006年1月26日)
朱熔基这只豺狼让我们成千上万的石油职工下岗失业.这些失业的群体都是当初为石油作过巨大贡献的石油职工.他们曾经把青春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企业,甚至有的年老落下了疾病.然而,工作几十年后买断了,还要自己承担双保.他们买不起房住,甚至有的连供养子女都十分困难.有的郁闷的早去了.

最近,在整个石油买断职工的强烈呼吁下,一部分买断职工回到反聘到岗位.可是,他们和在职的相比就好比是亲娘和后娘一样.待遇有着天壤之别,报酬少的可怜.双保要自己承担.眼巴巴的看着在职的职工大笔的发奖金,过年发物品,而他们就像是过街要饭的人,等待着人家的一点施舍.而他们干的活都是脏活,累活,没人愿意干的苦活.

还有在一线的买断职工的待遇就更是不能和在职的相比,而他们所处的现状就已经是很满足了,因为他们必定是回到了工作岗位,有碗饭吃了.受点委屈少挣些也认头了,因为还有相当一部分还没有回到单位.现在给买断没安排的职工给最低保障,可是,他们心灵的伤害谁给补偿呀.

石油单位的性质就是野外作业,为了石油会战,他们四海为家野战为荣艰苦为乐,有的甚至因为夫妻长年不在一起,而出现感情危机.可这一切都是为了石油呀,可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当年的中流砥柱被无情的抛弃.买断职工欲哭无泪.

而这一切都是在朱熔基一手策划下导演的.买断职工有的是被迫买断有的是所谓的自愿,有的就是强迫买断.买断职工离开了企业,企业单位就盖起豪华的办公楼,听说这是和国际接轨.牺牲那么多职工的合法权益而搞所谓的改革.这是人权的侵犯,可是至今没人站出来为这些受害群体说话.

所以我不得不把这些归罪于朱熔基.他犯下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他是历史的罪人,我不怕挨砖头,今天挺而走险的说出了这些.

有人为朱熔基鸣冤叫屈,那谁为成千上万的买断职工鸣冤呀,我在论坛一次次的发帖子,一次次的招到鄙视,我恨我的无能,我恨我没有鲁迅的文笔.我更恨朱熔基.

作者:求实 来源:自由公社 (博讯 boxun.com)

朱镕基对经济根本就是狗屁不通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06日 来稿)
不少人说朱熔基先生懂经济。从简历中看到其学历和经济无缘，清华电机系毕业。毕业后在国家计委工作过几年。正当年时被划为右派，以后二十几年无足轻重，没有管理一个国家的经济运作的经验，更谈不上具有市场经济管理的能力和才干(因那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七十年代末期右派获得改正，当过国家计委的处长，副主任。他的跃升据说是邓小平先生说他懂经济，不知根据是什么?

此后头上顶着经济专家的光环，还兼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首任院长，带经济学方面的博士生。在其副总理和总理的任上，其经济管理工作的能力，国人有目共睹。正如很多文章中指出的那样，国企破产，公共财富廉价买给了私人；工人下岗，或被强迫退休，人民失去了劳动的权力；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房难，两极分化，腐败等等。这些弊端如说不是他造成的，至少在他的任上并没有解决好这样的社会问题，理出头绪。看不出他的经济管理能力。 (博讯 boxun.com)

市场经济并没有错。问题是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不少中国的官员或学者自称读了很多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的文章，以为就成了经济专家。其实很浅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也结合本国的实际；德国的市场经济不同于美国，加拿大也不同于美国。北欧的发达国家如瑞典和挪威等更说自己是社会主义。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雇主因年龄原因不录用或辞退工人涉嫌违法；加拿大实行全民免费医疗制度，穷人看得起病；德国的大学几乎不收学费，穷人家的孩子可以上学，美国的大学提供了很多奖学金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穷人家的孩子有机会进入最好的大学受教育。政府的税收政策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等等，这些社会保障制度，政策，
福利等看起来都是社会主义的成分。中国的大陆人过去都熟悉和经历过，为何要抛弃? 在生产力的三大要素中人是第一位的。想提高生产力，为何不善待生产力中起决定因素的人?

其实朱熔基对经济根本就是狗屁不通！莫名其妙被吹捧成懂经济，表现的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缺陷，是中国社会的悲哀，不是吗? [博讯来稿]

从投机革命到告别革命，刘再复其人

作者：武兵

刘再复先生曾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被某些人捧为“当代著名文艺理论家”和“当代著名散文家”。其实，此人真正名声鹊起，还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资产阶级自由化风乍起时期充当了文艺界自由主义的骨干人物。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他仓皇逃往美国，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担任客座教授。近几年他又有个香港城市大学荣誉教授的头衔，频频往来于香港和大陆，以所谓“学术活动”和“讲学”为名，继续鼓吹他的“告别革命”等反动思想，积极为美国帝国主义“西化”、“分化”我国的“颜色革命”效劳。刘再复的主要著作有：《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与李泽厚先生合著）、《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鲁迅和自然科学》、《文艺学、美学与现代科学》（与钱理群合著）、《传统与中国人》（与林岗合著）、《罪与文学》（与林岗合著）、《高行健论》、《寻找的悲歌》、《独语天涯》等。

刘再复先生逃亡到国外已经16年了，这些年他都干了些什么？他的思想和立场是否有所改变？我们可以通过最近他与凤凰台的一次“对话”，以及他的文章中找到答案。

“胡汉三又回来了”
在祖国的大地上有一股邪风，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之风。这股风伴随着改革开放，已经刮了四分之一世纪了。由于苏东剧变，美国帝国主义对我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力度加大、速度加快，这股邪风亦越刮越强劲了。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一点也不“虚无”，它的矛头所指是清清楚楚的，反动内涵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以“告别革命”为由，翻封建主义的案，翻资本主义的案，也翻帝国主义的案。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汪精卫、周作人、胡适、刘文采……几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所有反动人物通通都要翻。针对这种现象，群众戏谑说，“胡汉三又回来了！”当然，群众所指的是意识形态领域了。

刘再复也“回来了”。
据报道，2004年春天，刘再复受民间组织“世界杰出华人基金会”的邀请，作为“杰出华人”请到深圳做了一次演讲。笔者真不知道深圳的有关人士出于何种考虑，为什么要给刘再复这样一个人戴上一顶 “杰出华人”的耀眼桂冠？！

2005年4月27日，刘再复又受广东中山大学中文系之邀，作为“名师”在“名师讲坛”讲学厅为该系师生作了一次题为“从卡夫卡到高行键”的专题讲座——高行健是何方神仙，笔者后面还要详细介绍——在刘再复大放一通厥词之后，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主任欧阳光教授还代表中文系虔诚地向刘再复先生颁发了名师讲坛的“荣誉证书”。

2005年7月31日，凤凰台把刘再复作为尊贵的“名人”佳宾请到了“名人面对面”节目，现场直播了《刘再复——第一人生 》的“对话”。

刘再复这几次“光临”香港和广东，就其影响来说，当属凤凰台的举动。因为凤凰台无论是主持人的对话还是解说词的介绍，对刘再复的评价基本上都是正面肯定的。在一定意义上讲，凤凰台为刘再复的反动谬论提供了舆论讲台，其效果，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反动气焰。

不是吗？请看。当凤凰台主持人戈辉问他离开祖国15年以后第一次回到大陆公开地做一个演讲（指2004年春在深圳的演讲——笔者注）心情怎样时，刘再复高兴的说：“我感到是，祖国的山川对我的一种呼唤，就是祖国还是爱着我。”接着说：“其实我们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做两个梦，一个是富强梦，一个是自由梦……富强梦基本上是实现了……从自由梦来说……像对我这样的一些……带有点异端性的知识分子，要充分地表述，可能还没有到这样的自由度，这种宽容度可能还不太够，我希望这方面能够进一步。”

有报道说，从今年3月1日到7月1日，在为期4个月的时间里，某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就请刘再复作了六次演讲，演讲的主要题目是：中国的贵族文学、中国的放逐文学、中国的挽歌文学、“双典批判”（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批判）等。

另据《亚洲周刊》2005年4月的报道。刘再复最近有几本书在大陆出版受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红楼梦悟》、《父女两地书》，都出清样了，还是没能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独语天涯》和《父女两地书》的第二版都成书了，却被扣下了，出版社还受到批评；上海三联书店最近有意出版刘再复女儿刘剑梅（现在美国教书）的书《狂欢的女神》，因为书中有刘再复写的序言，所以出版社上报选题时没有批下来。对此，刘再复很不满，发牢骚说：“自己的书不能出，我倒无所谓，只是女儿的书，因为我的缘故受影响，我有点难过，这影响到我对故国现实的认识和情感。不过，我想说，既然出了书，不管在什么地方出，不管什么时候出，它就是一个存在。”读这则报道，使笔者感到大惑不解的是，对这样一个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人，某些出版社为什么还要捧他的臭脚？难道除了刘再复的书稿，出版社就没有别的选题了？还好，这些出版社的上级主管部门还是有政治嗅觉的，没有让它出版。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刘再复在叛逃美国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反动思想和立场仍然没有改变。用他自己的话说： “到今天为止，我在海外漂流整整六年了。……回过头去想想，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能赢得生命的另一次开始，……如果不是随着那一声哭喊而拥抱另一世界，我留在母腹的胎中可能会窒息而死。到了八十年代末，我的生命已经获得第一次成熟，很难再随波逐流。我需要呼吸母腹体外的新鲜空气。……有了自由的心态，就注定要走向铁栏栅外去寻找更广阔的土地了。”（1995年出版的《西寻故乡》自序）对于这样一个“胡汉三”式的人物，我们的一些新闻媒体、高等院校和出版部门却为他提供舆论阵地，甚至为他出书，难道不需要反思吗？

投机革命
本来，刘再复是在党和社会主义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他虽然家境贫寒，但他从读小学开始，一路拿着奖学金读到大学毕业；从大学校门一出来，就被选拔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可以说，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没有亏待过他。然而，他却知恩不报，反而走上了忘恩负义的背叛之路，成为一个灵魂肮脏的政治小丑。

凤凰台许戈辉问他：“您对这个新中国应该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吗？”刘再复不太情愿的说：“我这个对，这个，就是完全是我们共和国，把我这个人培养长大起来的。”但他话锋一转，就是另一副面孔了：“但是文化大革命给我大的转变。我写的一篇散文，叫《灵魂的复活》。就在那10年里边，我的灵魂在坟墓里被埋葬过。”乍一听，似乎刘再复在文革中是个吃了不少苦头的受“迫害”的人，其实不然。他在文革中不仅没有吃过苦头、受过“迫害”，而且是个积极迫害别人的投机分子和打手！

笔者没有看到他在文革中的详细资料，但从7月31日他与凤凰台许戈辉的对话中——尽管他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或多或少的暴露一些他的丑行：

文革时“（我）的梦想和信仰突然间全部崩溃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了，就等于是丧魂失魄了。就是不知道怎么做人。……仿佛是在青年时代，那时我丢失了十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人造的赤热的太阳（指毛泽东思想——笔者）。尽管我十年如一日地生活在它的光环中，可是，留下的却全是黑暗的记忆。……我所说的这个牛棚，一个是狭义上的牛棚，就是每一个单位它都有一间房子，把这些（人）送去改造，写检查，写交代材料，这是个狭义的小牛棚。还有一个广义的牛棚，就当时中国都变成牛棚了，就是人间这两个字异化成牛棚。”戈辉打断他的话问：“你蹲过牛棚吗？”他很尴尬的回答：“我自己并没有蹲过牛棚。但是我是生活，对，但是我是生活在这个广义的牛棚里面。”

许戈辉又问：“那您现场去参加过任何一个批斗吗？就是批斗自己的这些老同事，或者是这些老领导，您自己去参加过吗？”

刘答：“我也参加过。我那时候是在叫《新建设》的编辑部，《新建设》编辑部那个支部它是很左的，他们要我参加文学研究所的一个批判何其芳的大会，而且准备一个发言，批判何其芳的人性论，我赶紧到那边就去练。那时候很幼稚，而且一开始好像有一种激情去批判何其芳。”

许戈辉追问：“批判的时候，您认同他的观点，还是说您从心里边反对他的观点，那个时候心态是什么样的？”
刘结结巴巴的说：“那个时候完全是……完全是随波逐流的的……之前是我内心里边很认同人性论，可是我必须那个时候去表现那种革命的姿态，那种激进的姿态，这样自己才安全嘛，才保护自己。所以我一直觉得这种行为，觉得自己很丑陋，当时为什么那么幼稚，那么丑陋，怎么会批判自己很热爱的一个诗人……就是说我们批判过任何一个，批判哪一个人，我们要认这个帐，别人原谅我们……我觉得自己一直很天真，到了文化革命开始有一点世故，什么叫世故呢，你说话的时候呢，就是要看利益了，看关系了，有时候不得不说很多违心的话了。……所以那个后来文化革命结束以后，我就讲，我们不要光谴责这个时代，不要光审判别人，我们也要审判自己，所以我提出忏悔意识……也就说我们在文化革命那种共同犯罪，当然这不是法律上的罪，是良知上的罪，所以过去说红卫兵说受蒙蔽无罪，我不这么看，受蒙蔽，当然我们法律上不要再追究这个罪，但是在良心上我们应该感到我们有罪，你红卫兵当时打人，骂人，这就是良心上你要去认这个罪……我诅咒那些谋杀同胞的凶手，但找不到凶手……人类的历史是从羞耻之心的觉醒开始的，但现在的人类却返回不知羞耻的时代。”他语无伦次的接着说：“穿历过文化大革命，我自己像穿历过炼丹炉一样，我觉得，以后整个思想就变化非常大。本来是灵魂深处的大革命，我没想到，文化大革命给我一种教育，把我这种乖孩子就野蛮到……就是不能够这样子。所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说我大彻大悟了，从此之后，我一定，第一，我要说真话，第二，我一定要维护我们人的尊严，人的价值，这是为最基本的东西而奋斗。”

从刘再复的这些自我表白里，我们是否可以给刘再复做这样的评价呢？第一，刘再复是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和爱护下成长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是极不应该的，说明他的人格低下。第二，文革期间，他伪装“革命”，并积极革别人的命，写批判文章、参加批斗会，表现的很有“激情”，以此来骗取党组织的信任，可见他的品质恶劣。第三，文革期间，他的灵魂并没有受到任何“触动”，甚至连五七干校都没有呆过一天，他说自己“穿历过炼丹炉”而后“大彻大悟”，是不合常理的，难能使人信服，当属虚伪、癫狂之言。第四，他的“变化”与其说是由于维护“人性”和“尊严”的“发现”，不如说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更为确切。因为就是这个膨胀起来的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性”，使他从投机革命走上叛党、叛国，背叛革命的道路。

思想嬗变
凤凰台的解说词对刘再复在“八九风波”以前的表现是这样介绍的：“上世纪80年代，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中国知识分子的灵魂开始复苏，当代文艺思潮进入一个非常活跃的时期。1986年，刘再复创作了《性格组合论》，对当时的文艺理论范畴，乃至意识形态范畴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再复这个名字，也因此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标记。”

下面是凤凰台主持人许戈辉与刘再复的对话：
许戈辉：“我想知道您写那个《性格组合论》，是怎么样的一种契机，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些思索写出了那本书？”
刘说：“五四运动是一个突出个性，突出个人的一个文化运动，但是后来我们这个个性，个人，其实又被消灭了。那80年代又重新觉醒。……我开始写《性格组合论》的时候思想又进一步开放了。《性格组合论》当时在实践上的意义就是说打破过去高大全那种英雄观念，性格总是两个方面的逆反运动，它有这个美的一面，丑的一面，有善的一面，恶的一面，它是一种悖论，不是什么高大全这东西。那么这个主体论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参加文学艺术活动，不应当用现实主体的身份，而应该用艺术主体的身份参加。因为现实主体，我可能是个共产党员，我是个革命者，但是我参加文学活动呢，我不应该是用党员的身份来参加文学活动，这样，文学变成党派性了，党性，党派性，我认为这不是文学的高境界，而应该用一个艺术主体的身份来参加文学艺术活动，而且是充分人性的，充分个性的。”有位名叫甘景山的先生在评价《性格组合论》时这样赞扬道：“文学艺术象齐天大圣一样，从百年来全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雷锋塔下冲天而出，带来了一道惊天动地的亮光与爆炸声。”“他的理论突破震动世界文学论坛中高层层面。”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原来是鼓吹社会主义的文学要取消无产阶级的“党性”和“阶级性”，取消对英雄人物的歌颂，而去突出资产阶级的“个性”和“人性”！这就是他写《性格组合论》的核心观点和所谓的“实践意义”！

凤凰台的解说词说：“《性格组合论》的问世，像一颗重磅炸弹，引发了国内思想界、文学界大规模的激烈辩论。刘再复卷在批评的漩涡中，难以摆脱。多年以后，他对当时的风口浪尖早已淡然。只剩下两个遗憾，一个，是内容上的幼稚和粗糙；另一个，是对批评的声音不该过于计较。”请注意，凤凰台的这段解说词，并不认为《性格组合论》有什么不对，只是“引起大规模的激烈辩论”而已。

许戈辉：“那时候您觉得最受刺激的批评都有哪些？”

刘：“最受刺激的批评，比如说就是姚雪垠老先生，一连写了三篇很长的论文，后来还集成一本书，说现在用马克思主义重炮来炮轰这个刘再复，讲那个话是很激烈，认为我是反马克思主义，其实呢，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他是一员，也可以说，我也是马克思主义另外一员。……我反映也比较激烈。我对记者的谈话中，有时候也把姚雪垠先生奚落了一顿，所以他很不高兴，说要告到法院去。……（我）说姚雪垠先生这个《李自成》是三突出啊，是受四人帮文艺思潮的影响啊，我当时也这样奚落他。”刘再复在介绍他与姚雪垠先生围绕《性格组合论》进行激烈争论之后，又虚伪地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阵地，决不卷入任何战场。那些把我当作敌人的人，是他们的需要，我不会迎合他们的需要而陷入争斗的泥潭。”

记得赵朴初老先生当年在批判林彪的一首诗中有这么一句：“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我们从刘再复的这些“反话”里，可以证明，在我们党领导下的文艺界，还是有一大批忠实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姚雪垠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个。他对刘再复一类鼓吹资产阶级文艺路线、背叛革命的政治小丑，是多么疾恶如仇！多么浩然正气！实在是可敬可佩！

经过这场“激烈争论”的刘再复对他的《性格组合论》忏悔了吗？没有，至今他还为他的《性格组合论》而感到“光荣”呢！《性格组合论》是刘再复的“成名之作”，是他所谓“第一人生”思想嬗变的一个重要“标记”和转折点，也是他投靠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见面礼”，他怎么会轻易“忏悔”与改正呢。要知道，如果否定了他“第一人生”这个思想嬗变的重要“标记”，他怎能继续获得在美国苟延残喘的“第二人生”资格呢！这或许就是他一再鼓吹的“人性”使然吧。

告别革命
凤凰台主持人介绍：“2000年（实为1995年——笔者），刘再复与李泽厚的对话录《告别革命》出版。两位思想者的对话，又一次引发了激进论者的大讨论。讨论的一方是国内的革命激进论者，另一方是海外的民主激进论者。”
所谓“思想者”的刘再复是怎样解释“告别革命”的呢？他对许戈辉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现在很重要是大时代的基调要变，……过去我们大时代的基调是一个直线的，独断的，命令式的，一个吃掉一个的，也就是你死我活，高调的，激进的。而我认为我们现在时代的基调应该是平等的，对话的，谈判的，妥协的，互相尊重的，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过去在革命的时代，你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规划细划，不是温良恭谦，这是对的，可是我们现在是建设时代，建设时代请客吃饭，这个温良恭谦，这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已经从战场转向饭桌，转向谈判桌。”刘再复这个“基调要变”的主张，给笔者的感觉，他是在充当美国的政治掮客，在美国加紧对我国“西化、分化”，推进“颜色革命”的时候，他要我国人民改变“时代的基调”，“告别革命”，“转向饭桌”，这无疑是在麻痹我国人民，放松革命警惕性，解除人民的思想武装啊。
《告别革命》一书已经出笼十年了，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坏。刘再复至今还在继续鼓吹他的这本书。为了弄清是非，有必要简要的回顾一下这本书的主要谬论：

1、《告别革命》一书说．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爆发的革命，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如果改良搞得好，革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该书认为，不仅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也要告别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以后的一切革命，而且还要告别21世纪的革命。显然，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尖锐对立的资产阶级唯心史观。
人类社会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各个时代、各个阶级、各种类型的革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人类的历史正是从这些大大小小的革命中前进的。在“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会爆发。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革命中向前发展的。所以，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2、《告别革命》是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告别革命》的序言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我们所说的革命，是指以群众暴力等急剧方式推翻现有制度和现有权威的激烈行动(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解决阶级矛盾可以是阶级调和，协商互让，进行合作，即改良而非革命”。
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资本论》第一卷）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证明，马克思的论断是对的，“阶级调和”论者是错误的。犹如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那样，革命不通过暴力，旧的统治者是不会自己主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至于所谓“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所谓‘民族革命’”于理不通，也与事实不符。综观中国近代革命史，哪次革命不包括“反对侵略”的“民族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哪一场革命是脱离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反对侵略”的“民族革命”史。《告别革命》一书大谈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革命、改良，就是避而不谈帝国主义的侵略，不谈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斗争。奇怪吗？不奇怪。因为他们一旦涉及到帝国主义和侵略，他们“告别革命”的理论就会不攻自破。
至于《告别革命》所鼓吹的改良主义，我们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改良。例如1898年的戊戌变法，在当时就是一种进步的思潮。但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所以说它是副产品，是因为它反映了那种想削弱和缓和这种斗争的失败的尝试等等。”（《列宁全集》第11卷第57页）否定这一点，而主张用社会改良代替社会革命，显然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态度。
3、《告别革命》说：他们“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稍为有一点世界近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不仅法国搞了革命，英国同样也搞了革命，而且是欧洲近代史上第一场最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
4、《告别革命》说：“20世纪中国的第一场暴力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当时中国可以有两种选择，一是康梁所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一是孙中山主张的暴力革命的道路。现在看来，中国当时如果选择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会好得多，这就是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历史的真实是，康梁主张的“君主立宪”之路根本行不通，所以历史才选择了孙中山的革命道路。刘再复说“辛亥革命是不必要的”，恐怕不是对历史的无知，而是别有用心。
5、《告别革命》说：“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年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的‘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又说：“袁世凯称帝等现象乃是革命的后遗症，是暴力革命这种方式本身带来的问题。”《告别革命》主张“保留”腐朽的清王朝这个“形式”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必要，是十分荒唐的，如果孙中山先生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怒斥他们的。
6、《告别革命》一书的“序言”，把“告别革命”的底牌全盘托出了。它说：“这套思想，恰恰是‘解构’本世纪的革命理论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和形式。”原来他们“告别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构”，即瓦解社会主义的“正统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进而瓦解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
借尸还魂
2000年10月，瑞典文学院宣布把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逃亡法国并加入法国国籍的“民运”精英高行健。刘再复想借高行健这具政治“僵尸”来进一步张扬他腐朽的灵魂。几年来，刘再复到处演讲，借题发挥，流毒甚广。2005年初台湾联经出版社还出版了他研究高行健的专著。　　　　　　　　　　　　　　　
高行健刚刚获奖，刘再复随即发表一篇《论高行健状态》的文章。文章说：“瑞典文学院的选择本身即是一大杰作”。他认为：与冷战时期苏联的索尔仁尼琴、帕斯捷尔纳克与肖洛霍夫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同，高行健得奖不存在“意识形态”问题，瑞典文学院“把文学水平放到第一位来考虑，至于作家站在何种政治立场，那是作家的自由，他们不想干预。”刘再复又说：瑞典文学院“没有政治目的，但有价值取向”。“理想主义”，就是他们的“价值取向”，“但是，体现人类理想应当是和平的即非暴力的”，“高行健所表现出来的状态，是一种反潮流的状态，中流砥柱似的状态。”

《亚洲周刊》刊文说：2005年4月27日，刘再复在中山大学演讲谈到《论高行健状态》一文时说：“在高行健冷眼静观的笔下，个人就是个人，不是群体的一分子，不是大写的人、英雄，是一个真实的、脆弱的人，他的作品因此区别于从前大陆作家的那些悲情、控诉、谴责、暴露以及小牢骚的表达。高行健笔下的人物是真实的个体生命，而作为创作者的自己也同样是一个个体，他在获奖发言中说：‘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他说：“高行健是个最具文学状态的人。在他们看来，文学状态一定是一种非‘政治工具’状态，非‘集团战车’状态，非‘市场商品’状态。一定是超越各种利害关系的状态。文学不可以隶属党派，不可隶属主义，也不可以隶属商业机构，它完全是一种个人进入精神深层的创造状态。这一点高行健也很明确。”他说：“高行健的文学状态来自他的文学立场。……中国二十世纪的杰出作家群中，真正具有彻底的文学立场的作家很少。像茅盾这样有才华的左翼作家，也不得不把自己的作品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形象转达形式（如《子夜》）。1949年之后，连老舍、巴金也不能不放弃文学立场，把文学变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即使鲁迅这样伟大的作家，也不能不声明过自己愿意‘听将令’，把自己的部分作品变成‘遵命文学’。1992年高行健在伦敦大学的讲演中就为鲁迅与郭沫若惋惜：‘可惜他们后来都卷进了革命大熔炉，难以为继，一个打笔仗耗尽了精力，一个弄成大官，作为摆饰，供养起来，便失去了灵性。’……二十世纪下半叶，在老作家中，能把文学立场贯彻到底的，似乎只有沈从文。”刘再复如此放肆地攻击革命作家和革命文学，我们不仅要问，你刘再复和高行健以及你们的作品，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为西方“政治服务的工具”？不是他们西化、分化我国的“遵命文学”？你们所鼓吹的“纯文学”，在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

刘再复对高行健的自传体小说《一个人的圣经》，赞赏有加：“高行健只管个性，不管共性和典型性，不把个人形象变成群体的‘共名’。典型性是别林斯基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学概念，但高行健拒绝接受。典型性观念往往会误导作家刻意去表现一群人、一代人、一阶级人的所谓本质，即刻意去追求所谓的历史本质，结果是扼杀个人的生命活气，也就是说，按照共性与典型性的假设去设计人物和编造故事，会把文学与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变成死物和死人物。”“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无论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都有一个重大的但是完全错误的观念……就是以群体和国家的名义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充当救国救民的救世主。高行健对此一再提出质疑。”
刘再复在为《一个人的圣经》写的“跋”中写道：“这部小说是一部逃亡书，没有祖国，没有主义，没有任何伪装，是世纪末一个的世界游民痛苦而痛快的自白。”他说：自己阅读时“一再长叹，几次落泪而难以自禁”。
被刘再复捧的如此之高的《一个人的圣经》，真的是“没有主义”，“没有任何伪装”、“同政治无关”、“纯然个人事情”、“非政治工具”、“无隶属党派”、“无隶属主义”那么一种“超越集团利益”，“彻底的文学立场”吗？撒谎！《一个人的圣经》是写一个曾经在“文革”中当过造反派的人的经历。这个人物伤害过别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自责心理，把全部怨恨都发泄到党和国家的身上。按照小说中的主人公自述，他的母亲早在“大跃进”的时候就因“响应党的号召”下乡劳动淹死在池塘里，父亲后来也被整死了，一家人“断了香火”，只剩下他这么一个“孽种”。他伯父是老共产党员，还打过游击，却在“文革”中进了班房，最后由于感冒，打了一针莫名其妙地死去。伯父临终前忏悔道，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加入共产党”。小说还以非常露骨的语言发泄作者对党和革命的仇恨：“你(指小说主人公)揭露祖国、党、领袖、理想、新人，还有革命这种现代的迷信和骗局……”法国人诺埃尔•杜特莱在为《一个人的圣经》写的序言中说：“这本书竟然是对中国的极权制度一番无情的揭露，作者认为，其暴力与犬儒主义、斯大林主义、法西斯主义及其后继者相比，毫不逊色。”刘再复所谓的“彻底的文学立场”，在这里难道不是“彻底”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烟幕弹和遮羞布吗？！
《逃亡》是被刘再复捧上天的高行健的另一部著作。刘说：《逃亡》“是坚持与维护最积极的文学状态”，“也是未被歪曲的文学精神与文学信念。” 果真是这样吗？否。

《逃亡》是写“八九风波”的，只有两幕的短剧。时间是1989年6月4日凌晨，场景是北京市的一个破旧仓库。人物只有三个——两男一女。他们都是动乱的积极参与者。帷幕拉开：三个“逃”到这里人，展开对话，讲述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惨剧”，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仇恨。剧中的男青年说：“我们得赶紧把屠杀的真像传出去，把斗争扩大到全国，号召总罢工、总罢课!很快将会爆发内战!”《逃亡》里的剧情，纯粹是根据西方反华势力的需要胡编乱造出来的。这样“政治性”很强的剧本，是“纯然个人事情”吗？

最后，我们再欣赏一下刘再复所说的，高行健到底“坚持与维护”的，是怎样积极的“文学状态”、“文学精神”与“文学信念”吧？瑞典文学院在给高行健授奖的《公报》中说：“性爱的主题赋予他的文本一种炽热的张力，男女调情动作在很多剧作中成为基本模式”。的确如此，做爱和调情充斥在高行健的所有作品中。《一个人的圣经》尽情描写男主人公和女人的淫乱。作者用主人公的口，声称“要把欲望洒遍世界”，甚至丧失伦理道德写道：“天堂在女人的洞穴里，不管是母亲还是婊子。”《逃亡》也是“性”味十足，剧中的两男一女一边做着性动作，一边咒骂党和政府。剧中女青年竟然当着观众在同一地点先后同两个男人做爱。整个第二幕，女青年从头到尾赤身裸体展现在舞台上。有人气愤的批评说，高的作品“基本模式”就是：“流氓加政治”，“性乱加政治”。刘再复为高行健这样一个龌龊而又卑鄙下流的作家和卑鄙下流的作品大唱赞歌，其灰暗心理不是昭然若揭吗？让刘再复们骗人的“纯文学”见鬼去吧！
贼喊捉贼
2005年3月15日光明日报以《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为题发表了沙健孙、李文海、龚书铎、梁柱等四位学者的座谈纪要。学者们从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谬误、危害和根源等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批判。
学者们指出：近年来一些人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其主要表现是：一、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二、把“五四”以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离开所谓的“以英美为师”的“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了歧路；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三、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歪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否定或掩盖它的本质和主流，把它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学者们说，在近现代史研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贬低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种思潮的集中体现，就是所谓的“告别革命”论。按照他们的描述，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9年的历史，自然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学者们认为，他们“虚无”的是中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虚无’的则是为早已有历史定论的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历史虚无主义主张“告别革命”，以所谓的“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言外之意是近代中国应当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鼓吹“告别革命”，归根到底就是要按照西方的那一套在中国搞资本主义。

据《亚洲周刊》刊文说：光明日报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正在香港某大学讲学的刘再复，竭力为其“告别革命”的理念辩解。刘再复说：《告别革命》“不赞成把暴力革命视为历史必由之路，视为唯一圣物。” “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提出一种新的认识，认为近代史不仅仅是三大革命（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的历史，还应当包括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改良运动的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应当超越党派和意识形态”，“看其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做了哪些实事，讲的是‘实’，不是‘虚’，这恰恰不是虚无主义，而是求实精神。”刘再复说：“当社会出现阶级利益冲突，包括世界秩序冲突时，应采取什么解决办法？我们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得已的选择，能通过协商、调和、妥协的办法解决，总是比火与剑的大规模的流血办法好。”刘再复还诬蔑四位学者是“使用的完全是本质化即简单化的‘文革语言’，没有冷静的学术心态，只有亢奋的革命心态，更没有进入问题的建设性态度。”攻击沙健孙教授“是有名的极左派……”。攻击李文海教授批判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批判错了，他认为《走向共和》电视剧“恰恰很看好”，“《走向共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超越了党派，超越意识形态”。他诬蔑四位学者是什么“身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头脑却仍停留在二十世纪中叶”，并认为光明日报发表这篇文章是什么象征着“唱革命高调和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极左思潮正在回潮”，是要“回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路上去”，“应当警惕”云云。

刘再复拿着不是当理说，真不知道人间还有如此不知羞耻的人。笔者记得1877年3月5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批判杜林说过的一段精彩的话：“附上《杜林评论》。读这个家伙的东西而不当即狠狠敲打他的脑壳，我是办不到的。仔细阅读它，要有耐心，手里还得拿着鞭子。……当你潜心阅读，对他手法了如指掌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多么令人可笑的下流作家。”（《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346页）笔者想，当那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阅读杜林类的人物刘再复这些肮脏的思想和语言垃圾的时候，一定会同当年马克思阅读杜林的谬论一样感同身受，不能不用“手里的鞭子”狠狠地敲一敲这个“可笑的下流作家”的脑壳！
（完稿于200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