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正在被特殊利益集团锁定在歧途

作者：袁剑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六中全会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多地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着手，消除各种危害公共利益的不利因素，营造促进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和机制。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鼓励市场竞争的同时，也将采取措施抑制和防范由此衍生“特殊利益集团”，以免其损害公众利益和破坏社会和谐。
　　关注中国问题的人都会注意到，在中国GDP完美保持27年增长姿态的同时，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发散性的方式开始蔓延。严重的失业、让人气馁的贫富分化、几乎失控的腐败、农民的相对贫困化等等，都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背景上投下了巨大而又黯淡的阴影。
　　特殊利益集团阴影
　　虽然这些社会问题在1990年代中期就已经初露端倪，但其不可遏制的顽强性格直到1990年代末期才似乎被中国人突然发现。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这些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在于它是不是可以在短期内消除，或能否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加以改良，更在于目前的这种体制本身是否就是造成某些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一次纪念“南巡谈话”十周年的专访中，一位在近十年来爆得大名的经济学家，以他一贯的自信对记者谈到了腐败：“腐败增多的原因不是搞了新体制，而是因为有旧体制；而要想改革旧体制，在过程中不出点问题才叫‘见了鬼’。在转轨过程中，尤其两种体制交叉换位时，或在新体制不成熟的时候，腐败可能还会加剧。但不能因为有腐败，就停滞改革，往回走绝对不是出路。要让水不断的流动，腐败不制度化，不固化。”这段谈话如果放在10年之前，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在改革27年之后，我们仍然将问题推给旧体制，那就只能证明我们对社会现实状态的麻木。
　　事实上，这段“标准”的解释反映了中国主流精英界一种普遍流行着的时代错觉。在这种错觉中，中国目前仍在存在着新旧两种截然不同体制的对立，我们仍然在按部就班地走向一个新的体制。但事实却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很难分辨什么是新体制，什么是旧体制。两种体制经过27年的磨合，已经交融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时不仅不相互排斥，还相互配合，相互巩固。换言之，中国人今天面对的既不是我们深恶痛绝的旧体制，也不是我们多年以身相许的新体制，而是一种被官僚体系操纵得游刃有余的，完全足以自我循环和自我加强的畸形体制。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走回头路”的问题，不是什么“不制度化、不固化”的问题，而是可能被锁定在歧路上的问题。
　　这是一个以旧的政治体制为推动手段，因而在逻辑上也就容易指向各级政府及部分官员利益最大化的改革。这一点，从1978年到1984年的改革第一阶段表现得并不明显。由于这一阶段官僚体系对改革可能产生的利益调整看得并不清楚，他们对民间（主要是农民）的自发改革采取了某种观望的态度，所以这一阶段更准确的定义应该是“官僚默许”的改革。也正是由于这一阶段改革的特点，导致许多人将中国改革定义为所谓“增量改革”，但这种定义在1984年尤其是1992年之后，逐渐失去了解释力。实际上，经过将近10多年的改革实践，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的“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及部分身居要职的官员逐渐明白了自己在改革中的利益所在。他们凭借几乎完全不受约束的垄断政治权力作为资本，以个人经济利益为导向，开始以各种合法和不合法的手段投身改革、改造改革，并最终将部分领域的改革主导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种完全失去了约束的改革，在中国农村被称为“干部资本主义”，而在中国城市则被称为“权力资本主义”，事实上，有一个更加恰切的术语可以描述中国的改革特征，那就是上一代人耳熟能详的“官僚资本主义”。只不过，这个术语可能唤起某种讽刺的回忆，而只能偶尔在私下中被人们提及。
　　官僚体系在中国改革中的“自我觉醒”，1990年代中期之后演变成一种巨大的体制性力量，将触角伸展到中国经济的每一个领域，并按照自己的逻辑架构“新”的体制。例如199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出于财政压力开始裁减机构规模，开始鼓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于是，林林总总的政府机构变成了面目全新的社会中介组织。财政部门变出了会计师、审计师事务所；司法部门变出了律师事务所；税务部门变出了税务师事务所；工商行政部门变出了各类咨询部门。这些社会中介组织本质上仍然是国家权力机关。只不过其权力的垄断性和利益的封闭性以一种新的形式被延续下来。
　　利益再分配模式锁定
　　由于中国改革模式中对社会稳定程度的极端高要求，任何带有异议或抗议色彩的利益表达都可能被视为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而也构成了对中国改革的威胁。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多的人驱离了传统的共同体，另一方面却没有为这些分散的、离开了体制内合法团体的个人开辟新的利益表达渠道。中国领导人早在改革之初就已经深刻的认识到，改革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似乎忘记了为这种利益调整设置一个安全阀。进入1990年代中期后，中国各级政府大门外如家常便饭的小规模静坐抗议，几乎已经成为中国改革时代的一道标志性风景，而政府处理这种问题的办法却仍然是让人疲于奔命的一对一谈判。当然，更经常的情况是，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而更多的抗议和更强烈的不满则在不断酝酿着，生长着。
　　由于社会稳定从上到下都被作为官员们的重要政绩指标，这种表达遭到了比以往更加严厉、更加普遍的压制。所谓“将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变成了各级行政部门普遍的行事准则。于是，一个弹簧被史无前例地压紧了：改革越是剧烈、被抛离分配游戏的局外人就越是多，利益表达的意愿就越是强烈，反过来，表达意愿越是强烈、压制这种表达的力量也就越是具有强迫性。对于这种情形，任何具备正常思维的头脑都会做出判断：这是一个不可持续的恶性循环。
　　市场化改革确实剥夺了集权主义体制的经济基础，而且造就了新的强有力的社会集团。中国很多改革决策渐渐变成了这些强势利益集团狭小圈子中越来越神秘的讨价还价，公共政策的制定呈现出被代表少数利益集团人的私人化的态势。这种发展带来的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后果就是：中国改革中的利益分配模式也逐渐趋于锁定状态。
　　官、学、商结合神话
　　中国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实际通行的以权力等级为依据的分配模式之所以能够成立，是基于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政治权力牢牢控制着经济资源。许多人以中国改革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来证明，政府行政权力控制经济资源的范围已经大大减少。但这显然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这甚至不是最关键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在中国27年改革中，政府行政权力一方面释出了不少经济资源，这包括那些处于激烈竞争行业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政府行政权力不动声色地大量进入更高级、更新兴的行业，这包括更加具有控制力的要素领域，如金融、土地、新技术等等。换言之，政府行政权力在一面制造公开退出假象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在悄悄进入新的更具有利润空间的领域。中国金融、土地行业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官办企业自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连最具高风险特征的风险投资行业，行政权力也在最近几年中大量进入。
　　1990年代以来，政府权力体系以国家名义所进行的大量浪费性重复建设，只有极少数是由于当事人的无知造成的，而绝大多数都是“有意”和心照不宣的。这不仅造成中国几乎所有产业的严重过剩，更为内部人以“退出竞争性行业”为口号进行“化公为私”的原始积累创造了充分的理由。值得忧虑的是，这种原始积累一旦打通宏观金融通道和其他要素市场，体制性的掠夺就会开始，“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循环就会进入加速阶段。近几年中，在中国证券市场、银行系统以及土地市场中频繁发生的各种洗钱丑闻，已经将这种循环的疯狂性格展露无遗。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筹划上市募集，企图再一次用公众资金化解由于贪污渎职所造成坏帐，就是这种“化私为公”循环的最新例证。行政权力将坏帐留给了银行，银行再以“专业”的面目进行坏帐剥离，实际就是全民买单，掏空百姓。这是一个不断制造两极分化的典型的恶性循环。
　　许多人曾经寄望于这种掠夺性的原始积累将是一次性的，从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像许多先发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按部就班地走入市场经济的坦途，然而改革历史经验否认了这一点。实际上我们看到，从1978年开始改革到现在，中国的财富掠夺程度不是逐渐降低的，而是不断升高的，尤其当改革进入要素领域之后，这种掠夺趋势更是在不断加速。事实上，只要体制是允许掠夺的和盗窃的，那么，通过抢劫积累财富的成本就会比正儿八经做买卖要低廉的多。只要权力不受到约束以及权力仍然控制着关键的要素资源，这种积累就不会停止。
　　单一的投资拉动
　　与这种逐渐固化的分配模式及阶层结构相耦合，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逐渐被锁定。仔细观察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会发现，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上有两个主要动力。一个来自投资，另外一个来自出口，而推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最为重要的消费，却始终萎靡不振。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近十年的最终消费在GDP中所占比率平均为59.5％，而世界平均水平却是79％，相差将近2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差距，使我们不能不怀疑，中国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严重的循环障碍。不过，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最终消费率在GDP中的比率已经形成了长期的下降趋势。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平均以0.5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下降。在据称中国最发达省份之一的江苏省，这个比率在2002年甚至下降到了45.6％。低得不寻常的消费率，除了证明我们上面已经谈到过的分配严重不平衡之外，大概只能说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收入水平远远没有跟上GDP的增长步伐。在消费逐渐下滑的情况下，中国要维持GDP的增长，便只能越来越依赖投资与出口。但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的这种依赖已经达到相当反常的地步。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先生估计，2003年以来的全年投资率都在40％以上，其中2003年甚至接近50％。请注意，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荒唐的“大跃进”时期，中国的投资率是51％。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会遭遇“大跃进”一样的灾难性后果。但是，有一个后果则肯定是一样的，那就是，这会导致对国民财富的惊人浪费，使中国本已经十分严重的生产过剩情况进一步加剧。那么，为什么在产能过剩情况然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会有如此高涨的投资热情呢？这可能是中国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皇帝的新装”式秘密。理由非常简单，由于中国严重不均衡的分配模式已经趋于锁定，要想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中国一直是一个政治性任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失业率），就必须努力提高投资率（在中国目前政府仍然控制大量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最容易做到的事情），而大量效益低下的投资必然进一步减缓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增长的缓慢又反过来降低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这就要求有更高的投资率。如此恶性循环，其结果必然是一场非常痛苦的经济调整。然而，这种调整在政治上是很难被接受的。
　　如上所述，改革以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另外一个强大发动机是中国的出口及外国直接投资。在内部消费能力远远跟不上快速膨胀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只好将这种过剩产能向国际市场倾泻。中国超级出口能力在近几年来已经引起国际经济体系的极大关注。“中国制造”在发达国家所引起的洪水猛兽般的恐惧，正是这种超级出口能力的一个明证。不过，创造中国出口奇迹的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武器，而是一个非常原始的手段：廉价劳动力。按照经济学家更喜欢的说法，这被叫做中国的比较优势。那么，这个比较优势“优”到了什么程度了呢？有人告诉我们：中国的劳动成本是日本和美国1／50，它甚至比泰国还低一半。对这种情况，有人夸张的评价说，中国的劳动力已经没有任何稀缺性可言。无限量的廉价劳动力的潜在供给也是外资大量涌入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到2002年中国的FDI（外国直接投资）已经527亿美元，一跃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1990年代中期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这一点，对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情况有观感的人们都会有非常直观的印象。完全可以判断，外部市场以及外部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支撑之一。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中国劳动力在国际市场中的巨大比较优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体系的巨大依赖性以及潜藏于其中的某种脆弱性。
　　畸形的经济结构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逐年攀升，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这个数字一直处于45％左右（是美国、日本的一倍以上），这意味着，中国GDP将近一半要靠与外部经济体系的交换来取得。这对于一个本应具有强大内部市场的大国经济体而言，相当异常。但在内部市场需求持续低迷的约束下，要想维持GDP的高速增长，恐怕只能进一步加大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但是，如果想继续这一增长路径，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劳动力价格固定在超低水平。由于劳动者的福利并不是中国各级政府的硬约束，而GDP却是。所以对于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惜血本吸引外资而不是想方设法提高收入、增加内部需求就成为了各级政府官员的“合理”选择。在中国，各级政府吸引外资已经达到了非常疯狂的程度，而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也就变成了频繁出席各种招商引资会议。但要成为中国庞大的招商引资竞争中的赢家，各级政府除了廉价奉送本地的资源（土地资源、税收资源等等）之外，剩下的就是竭力限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许多地方领导人一听到本地劳动力价格上涨就感到神经紧张的原因。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商投资企业（显然不仅仅是外资企业）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血汗工厂的新范例。将大量有强烈消费意愿的人口限制在仅仅能够维持简单再生产低收入水平之上，在总体上恐怕只能进一步抑制中国的内部需求。滑稽的是，这种长期来看延缓经济增长的办法正是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名义出笼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的巨大悖论由此可见一斑。在增长速度依然是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最重要的政绩考核角度看，极力营造出口和外资繁荣以掩盖内部需求的不足，仍然是中国各级政府最“理性”的选择（这个“理性”选择是由于中国目前官员的落伍的选拔标准以及政府对资源强大控制力量而成为可能的），我们很难在短期内看到中国经济如何或者有能力退出这一增长模式。但最近一个时期发生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一年多来人民币在汇率上尴尬突出的表现了这一点。
　　人民币由于外汇储备以及出口能力等短期因素所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并不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是证明了中国经济已经有多么强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多么优越，而是透露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所可能迎面遭遇的巨大麻烦。透过人民币汇率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极不协调的图画：宏观的强大（表现为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贮备，使人民币有强大升值要求）与微观的羸弱（表现为严重的失业、企业盈利能力的低下，这使得中国很难承受人民币的任何升值）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强大的宏观形象是以政府对民间财富的抽取作为代价的。以宏观数据计算，人民币不仅需要升值，而且完全可以承受升值。但显而易见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将对大量依靠国际市场生存的就业人口，以及中国的农民造成沉重打击，而对这些弱势阶层的打击势必加大中国的阶层鸿沟。这个原因，正是人民币升降两难的最尴尬处。不过，强政府在国内行得通，在国际上就未必行得通。美国、欧盟甚至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越来越升级的“汇率操纵”指控表明，中国通过强政府推动出口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已经接近极限。想要继续延续这一模式，我们恐怕只能将大量的剩余产能向非洲这样的地方倾销。不过，连中国自己广大的低收入人口都无法消费的产能，贫困的非洲又如何消受呢？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改变目前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以增加中国内部需求，都是中国经济赖以持续增长的正途。但很显然，在中国经济分配越来越两极化的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改变这种模式的具体办法。
　　开始“新长征”
　　当今中国虽然在表面上呈现出了极其复杂的形态，具有难以概括的特点，但只要仔细追寻当代中国尤其是改革以来的历史，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体认，无论是中国的分配模式还是与此高度相关的阶层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其实都内生于中国具有强大钳制力量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就是，政府权力本身的高度垄断，以及政府权力对经济、文化等社会总体性资源的无监督的强有力控制。这一点，历经多年改革未曾稍变。
　　在中国经济学界一直有“改革旗手”形象的吴敬琏先生，在上个世纪将近结束的时候，用忧虑的口吻评论了中国改革。他说，“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所以他将继续改革的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家和民间力量的成长上，在他看来，如果这些力量不能成长起来，“就会越来越没有人支持一个有利于大众的改革”。吴先生一直以对中国现实的敏感著称，这一次看来他又说对了。不过，他将中国改革的后续动力寄托在中小企业和其他民间力量上，则是误判了中国的形势。且不说中小企业有没有力量（更没有组织性的力量），即便他们有力量，他们也只会同意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他们甚至只会同意短期有利于自己的“改革”。中小企业如此，其他阶层亦然。而那些知识分子（仅仅是很小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改革，对许多人来说更是一种完全不切实际的“臆想”。此阶层眼中的改革，已经不是彼阶层所要的改革，甚至正是他们要反对的“改革”。中国社会正逐步丧失了对官僚体系滥权的抵抗力，中国文化也在丧失对改革的批判力和塑造力。改革本身正在成为问题。
　　当此之时，中共六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升到新的历史高度，实是力挽狂澜之举，但结局如何还须假以时日。

拿什么挽救你—中国的经济改革！

中国经济改革蠹虫肆虐，教育改革成本由穷人负担，医疗改革基本失败，三农问题怵目惊心，弱势群体诉诸司法时又遭遇司法不公等等。中国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患难，到头来片面强调经济发展的导向，又极为讽刺地把中国带回了腐败窘境。 中国处于国内和谐化是当务之急阶段。必须解决政府腐败低效问题，以严刑峻法实行法治。
回顾1980年后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变革到底给广大工农带来了什么，我们现在言之甚早，但至少现在看到的是：社会的道德堕落、私欲膨胀的扩张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兴盛的吧，资产阶级自由化反是反了几次，倒是人心越反越黑，道德标准越降越低，降到现在满社会的男盗女娼；贫富分化加剧，工人大量下岗失业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吧，贪污腐败越反越大，堂堂北京书记也被下马，可是越反腐败贪官们却越不越前仆后续，如同黄继光、邱少云一般倒得轰轰轰烈烈。

中国发展到今天的样子，很多人说是因为社会转型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当教育部官员说着接受教育就像逛商场，你有钱买好衣服没钱买烂衣服的时候，做为中国老百姓心都凉到底了。如果这是一个非政府官员说的话我们权当一笑了之，但是这是国家政府官员说的，代表政府！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办法完全封杀人民说话的权利，尽管你采用各种方式都不可能彻底的封杀！人民的力量永远是最强大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就是一句亘古不变的真理。做为一个标榜社会主义的国家里，起码需要一点公平、公正、公开的精神吧！但是我们看到的却并非这样。说难听点中国官员男盗女娼也不为过，他们以封建社会的独裁统治统治着今天的中国以及生存在这片热土上善良、勇敢的老百姓。在很多认识问题上中国百姓其实是很体谅国家或者说社会的，但是人毕竟要生存，要吃饭，要穿衣，要上学，要看病。不要把老百姓都当傻子，说百了大家明眼人看得心里都明白，但是要过份出位了，最强大的还是人民！

我们所处的时代，天天都是愚人节........... 一年级，老师问我们：小朋友们，你们长大想干什么？我们争着举手回答“我长大了要当农民”、“我长大了想当工人”、“我长大了要做一名解放军”、“我长大了要当科学家”…… 如今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发现工人下岗了，农民流浪了，解放军成了都市高楼里的看家狗，而科学家都成了商人。小时候，爸爸妈妈要我们努力学习，说读书是唯一出路，说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跳出农门，说大学毕业后有了城市户口就可以吃公粮，说当我们成了国家干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房子、老婆、孩子…… 十年寒窗。后来上了大学，吸干了父母的血汗，什么也没学到。毕业了，女朋友出去做台了，我大热天系着廉价领带到处推销我的袜子。如今我房子没有，老婆是我骗来的，孩子是我自己捣鼓出来的，户口是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暂住证”。户口暂住了，于是孙志刚被害了；教育改革了，于是马加爵杀人了。

十年前我听说要减轻学生负担，八年前我听说要减轻农民负担。如今我才发现当年我们班几个高材生现在都是驼背，说是从小被书包压的，而农民同志们都涌向了城市，女的卖淫，男的盖楼。希望工程搞得热火朝天，马路上的孩童却蓬头垢面。 初中没毕业的温州人现在都做了老板。我们读初中的时候人家开始卖螺丝，我们读高中的时候人家发明了一次性打火机，我们考大学的时候人家开始假冒伪劣，我们找工作的时候，人家说本科学历以下免谈。10年前我漂泊到温州，美特斯.邦威是个小作坊，10年后我流浪到上海，郭富城为他卖命吆喝“美特斯.邦威，不走寻常路”！，老总叫什么“威”什么的上了东方卫视的《财富人生》与主持人叶蓉公开调情！！叶蓉多漂亮多成熟多大方多可爱啊，就这么被一个正宗的初中生给近距离的意淫了。说实话，我看那期节目的时候流泪了。我深深地感到我被愚弄了。读书人为生意人卖命，文人为文盲打工，我们全体中国人都被温州人给愚弄了。

德国欧典地板连续六年获得3.15认证，今天我们才知道德国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家企业，他是北京人爷们搞的小公司。那些比别人多花五倍钱买地板的主儿，现在应该知道他们脚底下踩的并不是德意志的森林而是长白山的棺木。这就是3.15！自从“保健品协会”关门之后，又出来个“全国牙防组”，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组”只是个拥有两张办公桌的个人小团体，因为“国”字当头，所以就有了愚弄国人的资本，佳洁士、高露洁，刷吧！ 哈药六厂说中国人普遍缺钙，于是大家每天一片“钙中钙”，吃到最后果真吃出几位残奥冠军。其实钙片这东西就跟当年的“三株口服液”是同一种成份，类似于童子尿风干后的残渍，这跟那个一只老鳖烧20吨“中华鳖精”的故事如出一辙。史玉柱说：中国人不仅缺钙，更主要的是缺“铁”“锌”“锡”，于是大家就吃黄金搭档了，吃着吃着大脑就充满了白金，于是都去挖地了。

任志强说：中国房价还要涨，这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于是我国人民迷糊了，东京最高房价是3万，上海陆家嘴房价是5万，而东京gdp是上海人gdp的10倍。可真够特色的。 张维迎说：改革必须保护既得利益，中国的老百姓都是愚蠢的，学者的观点是无须争辩的。这只牲口是吃驴粪长大的吗，难怪成了北大的禽授。 发改委说：中国的医疗改革已经彻底失败了。卫生部说：不！我们的医疗改革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 温总理说：中国人看不起病，读不起书，买不起房，我心痛啊！ 看来，愚弄百姓的不是皇帝，而是那些牛鬼蛇神。历来都是这样，早该习惯。 毛泽东说人多力量大，于是大家拼命生孩子，生到最后孙子与儿子同年。靠，乱世！乱世出英雄。三年自然灾害一来，都傻眼了，那么多孩子被饿死了一半，还有一半有的成了商品有的成了乞丐。当怀孕成为一种习惯，突然的计划生育号召大家“打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流离失所、痛也欲生的超生游击队在奔波了多年以后终于实现了自己子孙满堂的梦想。据不可靠消息，二十年后，当绝育成为一种习惯，我国将通过立法规定每家每户必须至少生育二胎，以增加货物的吞吐量，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国力。 f4说：如果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言承旭这话让多少懵懂少年失去理智，让多少中学生头破血流。湖南卫视让李宇春成了毛主席，李宇春让上海天娱发了横财，而那些投票fans们，总有一天会象淘汰f4那样淘汰李宇春。

只有毛主席才是我们心中的永恒。没有毛主席，如今的超女必将沦为日本艺妓。 小平南巡以后，董文华唱道：1992年，那是一个春天……，结果夏天一过，她就上了赖娼星的床，叫床声从此代替了歌声。杨玉莹唱到“24个放肆的青春不会变……”，跟那个打架的毛宁以“金童玉女”的名义忽悠了我们好多年之后，终于暴露了自己卖的本质，真他妈够放肆的。后来又听说宋祖英到维也纳开了中国音乐会，后来又有了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世界变化真快，别哪天来个中国日本年，那我们那么多年岂不是白白的悲愤了？这不是没有可能，中国人天生就是被忽悠的料。 综艺大观淘汰了正大综艺，同一首歌淘汰了综艺大观，实话实说淘汰了焦点访谈，社会记录强奸了社会调查，央视论坛再也不实话实说了。当我们看惯了蔡国庆的小白脸厌倦了韦唯的乳房，当毛阿敏的妊娠纹爬上了她的脸庞，李宇春从天而降改变了所有人的审美观与人身观。你来“一桶天下谁是英雄” 我就问你“想挑战吗”，全拿咱老百姓来开刷。那个跟马克思的儿子有几般相象的李咏如今长出了六指还嫌非常不够硬要再加上一。 费翔与扬澜在国外呆不下去就号称海龟打道回府愚弄国人的视听，您还别说，还真帮我们找回了许多童年的回忆，只是他们的脸蛋已经是老气横秋不比当年了。 崔永元神经衰弱急流涌退之后又想东山再起，“老崔说事”这节目我看了胃疼，你还真把自己当央视的第一号阳具啊？一脸萧条的皱纹呈现出没有睡醒的容颜，实在是可悲。 马大姐明明是个小品演员，一大把年纪了非要学唱变态摇滚，自己失败了不要紧，把人吓出胃病就不对了，就看她那一身变态的行头就已经够丢央视名狗的脸了。 老赵的动物世界感动了无数观众，没想到老赵后来却把自己变成了动物，跟一老太婆非法交配还惹来官司，不值啊不值。黄健翔好好的足球不去玩，非要去玩张靓颖的保龄球，结果惹了一身骚。 本山大叔用自己纯正的农民气质垄断了中国的喜剧舞台，鼠目寸光的中国人被蒙了很多年。可以这样说，由于赵本山的存在，中国的曲艺事业停滞了二十年没有发展，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什么明星，什么偶像，什么流行，什么文化，四个字就可以概括----女娼男盗！

中国的“流行”已经远远地超越了“文化”，只见流行不见文化。中国不是没有文化，而是真正掌握文化的人不多，真正掌握文化的人不见天日，而那些名声大噪的什么陈丹青、陈逸飞这些海派艺人本质上也就是一商人，他们的文化“底蕴”都是煤体炒作出来的，很虚无。大家可以发现，现在什么什么人做什么什么事，首先是找煤体开新闻发布会，请那些记者说话，现在有几个记者还能说人话的？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不需要张扬的。 记者的真正作用其实就是娱乐自己愚弄大众。 记得有一次我陪我女人去图书馆借书，女人在看书，我在看女人。我听到距我不远的座位上有两个学者模样的人在边翻资料边谈话，其中一人说“投资方要求这次的报道要尽量真实，但必要的时候可以以假乱真”，另一人说“对，可以夸张，但必须感人，你看看我这一段这样写是不是有点广告嫌疑？”……“这个不管，我们就是要通过真实的情感故事将客户的产品卖出去，至于这个产品是真是假那不是我们媒体的事。”……“后天就要见报了，我得抓紧了，两万字呢，搞不好又要扣奖金了”…… 我当时真想过去踢死这两只狗。想想还是算了，踢死他们我还要偿他们的狗命，却苦了我心爱的女人。

当新闻联播以“永远地丰碑”代替了“历史上的今天”，我看着他们的英年早逝想到了你们的老奸巨滑，我想说：烈士的鲜血是用来警示后人的，而不该被用作粉饰政权。

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中国人乐此不彼的两大彩票与短信游戏，简直就是抢钱。 体育彩票卖得火吧，体育运动水平却一直停滞不前，甚至个别项目还出现了滑坡；福利彩票吵得欢吧，人民的福利却得不到丝毫保障。选号的人排起了长队，卖票的人忙着点钱；投机分子中了大奖，广大彩民血本无亏。好逸恶劳的人做着发财梦，游戏庄家在打着如意算盘。早已被人识破的骗局为什么总能屡屡得逞，说到底还是智商出了问题。 股票的阴谋失效了，短信的伎俩又来了。怎么老有人用这么低级的下三烂的手段来糊弄幼稚的劳动人民呢！我不知道，不知道这样的闹剧还要持续多久，这跟火车站的骗子与公车上的小偷有什么区别，怎么就没人管呢？生为中国人我深感不幸。

郎咸平出来说几句实话都不行，非要逼着我们听张维迎放屁，我几乎看不到真理，似乎所有人都成了植物人。看来我必须弃艺从文了。 中国人一开始其实是很单纯的，后来日本人教会中国人同性恋，当同性恋成为一种时尚山西人煤矿就不解地爆炸了；刚学完铁人王进喜，大庆油田就没油了；三毛好不容易学会理发，温州发廊就开始卖淫了；卖着卖着就卖出个李湘，湖南卫视火了，一把火将何炅烧去了北京；北京出事了，说凡是90年前一年毕业的大学生都不包分配，永远打入冷宫，你说冤不冤吧，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到最后却成了蹬三轮儿的；谁说蹬三轮没出息的，人蹬着蹬着就蹬出个李登辉；陈水扁不要搞台独了，而非典本来只是一种流行，到后来却被人说成了一种sars精神，那么多死人的性命到最后却成就了这么一种伟大的精神？ 贱！ 中国人的智商确实存在问题。越是智商低下的人越是喜欢玩数字游戏与脑筋急转弯。 脑筋急转弯，举例如下：“有困难找警察”、“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团结奋斗，振兴中华”“九年义务教育”、“公仆”、“希望工程”、“公费医疗”、“消费者权益”、“反贪局”、“民工”“书记” 高高在上，眼睛只望着天，自命不凡的纨绔文客，但他的血管里流的还是剥削者的寄生之血。无非也是在叫嚣些工人是草介的歪理邪论，高谈一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改革文章。不知是哪些人真的害怕失去些什么，劳动者是害怕失去公正公平的生存权利，或有些人倒是怕失去现得的黑土温床吧。历史总有公论。

中国经济资源吹泡：房地产套牢中国？

作者：袁剑
通过这一波房地产热和几年来的股票市场表现，我们对所谓的“市场经济”已经有了深深的体会，与其搞这种“市场经济”，还不如返回头去搞计划经济，不管怎样，计划经济不存在投机大鳄和开发商的盘剥，起码不存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掠夺！让那些代表资本大亨们的理论家们去鼓吹经济自由吧，人民大众已经越来越看清了这些“改革理论”的本质。

2005年3月16日，中国央行在其官方网站商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并提高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央行的通告虽然基本上都是技术性语言，但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却是“为促进房地产业健康、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这让早已经草木皆兵的中国房地产业觉察到了某种不祥之兆。人们意识到，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忧虑已经升级，后面可能还会有一系列更加强硬的调控措施出台。第二天，沪、深股市的房地产指数全面暴跌。
果不其然，18天之后的4月3日，官方新华社发表题为《加强宏观调控 稳定住房价格》的评论员文章。这篇评论员文章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段话是：“为强化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责任，对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控制措施不力、造成当地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地区，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有人考证，这是建国以来新华社首次针对个别行业发表评论员文章。这可能有夸张之嫌。但无论如何，在我们的记忆中，这篇文章口吻之严厉，大概只有1996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那篇“正确认识当前股票市场”的评论员文章可以相比。其中威慑意味已经相当浓厚。
事实上，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不过是对即将到来的暴风天气的一次公开暗示。在背后，一场蓄势已久，不得不发的政治行动已经开场。这就是当时已经广泛流传但却始终未见官方媒体正式披露的所谓“国八条”。这份名为《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从供给到需求提出了种种抑制房地产价格的措施，而其最重要的着力点却依然是：地方政府必须对此负责。
至此，在暗中已经角力多时的博弈主角正式浮出水面。
一、房地产政治
1，如履薄冰的赢家
地方政府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
与公众普遍的印象不同，在中国房地产复杂的博弈格局中，真正的主角既不是那些被媒体置于舞台中央的地产商，也不是那些吵吵嚷嚷的消费者，更不是诸如“温州炒房团”之类的投机逐利者，而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准确地说，中国今日以漫画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房地产狂热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1998年。在那一年，受困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急剧失速，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拉动内需的政策。作为一个重要的配套政策，中国人民银行在当年四月颁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和消费的通知》；次年二月，中国人民银行又接着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并明确指出，推动个人消费信贷业务的意义在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此时，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拉动内需、重启经济增长一个重要手段的政策意图已经相当明显。格外具有戏剧性的是，房地产作为上一轮经济过热的罪魁祸首，曾经是朱鎔基内阁的心腹大患，并成为上一次宏观调控的重点打击对象。相信，所有经历过那一次地产崩溃的人，都会对朱鎔基当时的霹雳手段记忆犹新。然而，仅仅事隔5年之后，房地产竟然变成了政府冀望甚深的一剂重振经济的药方，不免让人陡生今夕何夕之慨。
在1998年，中央政府将房地产作为提振经济的手段，可能是看中了房地产业出色的产业拉动能力。虽然上一轮房地产热旧痛未消，但左支右绌之际，也是没有办法的无奈之举。后来的事实证明，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果真相当了得。不幸的是，房地产诱发经济过热，制造麻烦的能力也同样出色。
1998年的冬天，一位在南方地产崩溃之后被迫北上的朋友，凭着他对政策一贯敏感的嗅觉告诉我，房地产可能要转势了。随后，他毅然重新南下，开始了一次极其成功的地产生涯。现在看来，这不仅是我这位朋友一次重要的人生转折，也是中国最近一次房地产狂飚的一个标志性的起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99年3月央行出台《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与中国股市的“5•19”行情在时间上相当吻合。这足以见得，本轮地产牛市与“5•19”人造牛市一样，是某种政治和政策的产物。最起码，它们有着同样的政治和政策背景。然而，无论就时间之长、涉及资金之巨，能量之恢弘，短命的“5•19”都不能与这一轮地产牛市同日而语。个中秘密在于：他们有完全不同的“庄家”。如果说，中国股市中的“坐庄”者仅仅是那些游走体制边缘的冒险家以及体制内的权力贩卖者的话，那么，房地产中的坐庄者则是散布在全国各地，大大小的地方政府。
1990年代中期之后，朱鎔基钢铁般的宏观调控如愿以偿。作为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后果，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权力被几乎悉数上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支配权，在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中，险些酿成了一场致命的金融危机。如此，地方政府赖以主动推动经济增长并能够独立支配的要素资源就只剩下土地一项。这是思维缜密的朱鎔基留下的一个重要的漏洞。正是这个漏洞，为这一次的经济过热埋下了关键的伏笔。在本轮房地产热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土地要素的神奇之处，这一是因为银行尚未从上一次的坏帐打击中恢复元气，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地方官员对中央政府的铁腕及其对房地产的真正意图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当时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引进外资，鼓励地方企业在股市融资圈钱等边缘性的金融手段上，以期维护本地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中央政府的意图越来越明确，房地产本身也逐渐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于是，各地方政府开始陆续出台种种刺激房地产交易甚至鼓励炒作的政策，颇有要将房地产热进到底的架势。到这个时候，一场难以控制的房地产牛市实际上已经无法避免。
在中国房地产的这个令人眼热心跳的巨大游戏中，地方政府无疑是头号受益者。这首先表现在土地收入中。根据中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提供的数据，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而在1998年，这个数据不过区区67亿。由此可见土地出让之热。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2003年5年间，全国发行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这足以说明，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土地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的财政收益不仅表现在巨大的土地收益上，也同样表现在房地产的交易过程中。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在欧美国家，地价、税费相加大约只占到住房价格的20％左右。而这些滚滚而来的财富大都流进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相关部门的口袋。如此诱人的暴利，难怪地方政府要对房地产业趋之若骛。
房地产看上去似乎是一个非常具有民营经济色彩的行业，但实际上，在许多大城市中，隶属于市、区政府的房地产公司占有相当份额。据《财经》杂志调查，在上海房地产企业50强中，有超过一半是隶属于市、区两级政府的的政府企业。这些房地产公司在囤积土地、房地产开发中所获得暴利也可以被计算为地方政府的隐性财政收入。
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土地不仅是财政权力，而且也是货币权力。由于批出的土地几乎立即就可以用作从银行抵押贷款，所以，土地权力实际上就演变成了地方政府的某种货币发行权力。土地由财政而货币，实际上标志着地方政府从中央政府手上重新夺回了两项最主要的权力，因而也重新取得了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主动权。至此，朱鎔基在1990年代中期以个人政治威信为赌注所取得的所谓宏观调控成果流失大半。
除了上述两项妙用之外，房地产给地方政府带来的另外一个收益就是，它显著地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增长。有人测算，房地产的产业拉动系数甚至达到1：2.86。在房地产最为炽热的上海，2004年房地产直接拉动的GDP约为17％，间接影响建筑材料、家电等行业所带动的GDP约为3％到7％，合计共约20％。这使得房地产在上海支柱产业中的位置急剧上升。上海经济正在演变为地地道道的房地产经济。这个判断，对中国其他大中城市几乎一体适用。1990年代中期之后，GDP增速作为一种潜在但非常流行的政治激励机制，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官员行为。房地产既然可以像魔术一样变出GDP来，那么，房地产就不再仅仅是房地产，而是繁荣，是政绩，甚至是政治。或许是参透了房地产的这种奇禀异赋，各地方政府纷纷将房地产作为发展经济的万能钥匙。
海南省省长卫留成刚刚从中央企业转任地方官员不久，就将眼光瞄准了房地产。他毫不掩饰地诱惑和鼓励投资者：“５年后海南房价有望翻番”。这种鼓励立即就起到了作用。不久之后，包括长江实业主席李嘉诚、霍英东集团董事总经理霍震霆、中信泰富董事局主席荣智健在内的一批商业巨头纷纷飞越琼州海峡，齐聚海南。作为见证上一次地产崩溃的标志性地点，海南将起而未起的房地产热让人油然生出一丝不安的联想。有趣的是，在起始于1990年代末期的这一轮持续多年的房地产热潮中，海南已经被远远甩在了后面。显然，这一次的海南不过是一个后来者和模仿者。在此之前，在欣欣向荣房地产中已经大发利市的上海市对投资者做过更加明确的鼓励。在2003年9月的《福布斯》论坛上，上海市长韩正信心满满地说“我在这里可以提个建议，如果你们在上海没有房产，可以听我一句劝告，投资房地产绝对是高回报的。”在地方政府官员这些显然有些超越分际的言论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寄望之殷和倚重之深。
颇为奇特的是，地方政府尽管是房地产游戏中当仁不让的最大受益者，但却没有付出任何经济上的成本。土地的减少，银行的坏帐，资源的衰竭几乎都与地方政府无关，都不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最终责任。这就是说，地方政府是这个游戏中的净收益者，房地产膨胀得越大，地方政府的收益就越大。而与此同时，它的成本却仍然是零。正是这种成本和收益的极端不对称性，使地方政府成为推动中国房地产狂潮的第一大引擎。这种奇特的成本收益格局隐蔽在中国现行的政府体制安排之中。在这种体制之中，地方政府稍不留神，就立即会变成一头血脉喷张的GDP动物。在这个意义上，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热衷不仅是非常符合“经济理性”的，也是难以遏制的。这也是为什么地方政府一直以暧昧态度应对央行警告的原因之所在。
“财政联邦制”，这个受到钱颖一等海外知名经济学家广泛推崇的制度创新，曾经一手缔造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也是中国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房地产运动”的主要动力。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之间的严重扭曲和失衡，导致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不仅有强烈的动机而且有现成的手段将成本外部化（这其中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所引起的）。地方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存在收益与成本的严重不对称结构，是中国房地产问题在制度上的症结所在。在现有制度框架中，要想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中央政府要么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进一步拧紧货币和土地控制，从而导致要素配置的进一步向中央集中，要么在维持现有控制尺度的情况下，以政治任免的压力为手段，将地方政府的行为约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前者是向计划经济复归，此路不通；后者则等同于一种无法预测的艺术，完全仰赖政治领导人驾驭复杂局势的能力甚至运气，因而也是一种无法稳定预期的非制度状态。中央政府目前对房地产的态度非常接近后面这种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地方官员实际上也处于一种进退失据、难以拿捏的矛盾状态。一位大城市的地方首长在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时曾经袒露这种战战兢兢的心态：“对此（当地的房地产）我们是以如履薄冰的心态，确保安全。”
2，悠然自得的地产商
提要：当然，中国房地产商人们缺乏自我约束的短视和狂热，是有深刻的制度和经济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玩自己的钱。
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如果说地方政府是无本万利者，那么房地产商则是一本万利者，是仅次于地方政府的第二号受益者。对此，中国的地产界闻人潘石屹坦承：过去的两年，房地产商都赚了大钱。虽然房地产商的利润在整个房地产价格中只占到并不起眼的15％到30％，但由于普遍使用极高的财务杠杆，房地产商的利润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暴利水平，一位在2002年急匆匆地摇身变为房地产商的前包工头，这样解释了他的职业转换：“建筑的利润在15%左右，房地产对于我来说，利润在100-200%。”不过，按照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估计，房地产商的自有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500％。如此暴利，任何冷静的商人恐怕都难以自持。毫无疑问，飞蛾扑火般涌进市场的商人们，是中国房地产又一架开足马力的发动机。
在中国房地产的长期牛市中，地产商与地方政府一直坐在同一条船上，形成了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伙伴关系。对这一点，地产商及地方政府同样清楚。然而，随着中央政府逐渐增加的政治压力，这种持续了多年的蜜月正在开始出现裂缝。在评论最近上海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可能引发的事态时，潘石屹描绘了一种可怖的前景：“那将是97年的香港，这对整个经济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会把上海的房地产推到一个崩溃的边缘。”潘甚至以耸动的口吻谈到了最极端的可能，那就是“把所有的房地产商关起来”。聪明的潘石屹显然知道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政府与地产商的合作基础仍然是存在的。这个基础就是房地产商对当地税收及GDP的贡献。事实上，这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与政府博弈时的一张强有力的底牌，也一直就是房地产商人们乐观得接近疯狂的真实理由。以至于“国八条”出台之后，有地产商底气十足的做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大跌同样要追究责任。这显示，地产商虽然有所忌惮，但心里还是相当乐观的。
地产商对“国八条”这样的乐观的解释不但有上述逻辑上的支持，也有经验上的依据。这个经验依据就是2003年6月央行“121”号文件出台后中国房地产的历史。这个当时被地产商人形容为刀刀致命的“10年来最严厉的措施”不仅丝毫没有撼动房地产业的繁荣，反而催生了中国房地产最为强劲的牛市。潘石屹所说“过去的两年，房地产商都赚了大钱”中的“过去两年”其实就是指“121”号文件出台后的两年。在央行“121号”文件颁布后的第一时间中，中国地产界的教父级人物任志强，曾经悲愤而又语气肯定的预测到：房地产的冬天来了！任志强显然是犯了一个不断被人重复着的愚蠢的预测错误，但可以肯定，没有什么错误比这个错误更让任先生感到快乐了。房地产没有进入冬天，而是进入了一个火星四溅的酷暑。那个看上去杀气十足的“121”号文件，不过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暴。“121”号文件挺过来了，难道“国八条”就挺不过去吗？中国的地产商的确有理由这样乐观的自忖。
但房地产商人们必须谨记的是，虽然同样是暴利，但政府是没有成本的，而地产商却是有成本的，这就是官与商的区别。房地产商的承受力显然要比政府脆弱得多。当然，如果真像房地产商们言之凿凿的那样，房地产的繁荣是有真实需求为支持的，那么，他们就不应该担心政府的干预。因为即便需求短期被压制下去，长期只会以更猛烈的形式爆发出来。只不过对这一点，房地产商自己恐怕都心里打鼓。过了这个村就不再有下个店，泡沫带来的暴富机会从来如此。大概就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房地产商人们现在的策略就是，继续鼓励、怂恿政府将泡沫吹大，直至将最后也是最丰厚的那一段利润拿走。
很多年以来，由于共同利益的扭结，房地产商形成了一个相当标准的利益集团。他们频频在媒体上曝光以引导公众预期，频频抛出万言书之类的政策建议以影响政府决策。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例证是，2003年央行“121”号文件出台之后，房地产集团的游说，对政府的后续决策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影响。“利益集团”作为现代社会的常态，绝非像一般理解的那样充满邪恶意味。相反，在相当程度上，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体现。但由于专业的傲慢以及利益的遮蔽，中国房地产利益集团的确表现出了相当的盲目、偏执和短视。这一点，无论是在对中国整体形势还是对房地产行业本身形势的判断上，都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们动辄以“胡扯”来回击人们对房地产业的悲观预测。更有甚者，他们将这些言论归咎为人们对房地产商的“眼红”或者社会的“仇富”心态。这种表现让人们想起中国证券市场5年前的类似情形。在中国，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很可能意味着整个行业长期萧条，甚至迅速地死掉。这种教训，今天的中国证券市场的凄惨现状已经做出了最黑暗的见证。
当然，中国房地产商人们缺乏自我约束的短视和狂热，是有深刻的制度和经济原因的。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在玩自己的钱。这就如同一道凯恩斯似的符咒：在长期中我们都将死去。所以只有今天才像黄金般值得珍惜。但无论如何，中国的房地产都已经接近了相当危险的边缘。火中取栗固然可能，但一败涂地的风险却要高得多。这不惟是因为房地产的本身可能牛气已尽，更是因为输家们开始说话了。
3，谁是买单者？
提要：中央政府不仅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显在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浪费的成本，也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诸如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的隐性的政治信用成本。
对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人来说，房地产就像天上突然掉下来的馅饼一样，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但常识告诉我们，天上不会掉下馅饼。任何财富都一定有它的出处。它不是来自别人，就是借自未来。换言之，它一定会有一个或者多个埋单者。荒谬的是，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最大的买单者竟然是这一轮房地产热的始作俑者中央政府。这可能也是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提出潜在政绩要求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与地方政府相比，中央政府的处境可谓相当尴尬。一方面，它希望房地产能够发挥其拉动作用，维持一个政治上可以忍受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中央政府唯一的收益，也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交集。而在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不仅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带来的显在的金融风险、国土资源浪费的成本，也要单独承受房地产所可能带来的诸如财富分配失衡等一系列的隐性的政治信用成本。而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对此却可以不闻不问，高高挂起。这种利益分殊，决定了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会有不同的利益权衡。利益决定态度，这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对房地产态度日渐分道扬镳的关键原因。
中央政府对房地产态度的转变可以以2003年6月央行出台的“121”号文件为界。在此之前，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一直采取了鼓励的态度。可以证明这种“鼓励”态度的一个证据是，就在2002年10月，人民银行的一位官员还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了央行在居民住房消费信贷方面的各种“助推”举措，并称要“敦促各商业银行在居民住房消费信贷方面进一步创新品种”。但到了2003年6月，情况丕变。央行对房地产的态度由公开的鼓励急转为公开的警惕。我们无法猜测这种变化的具体导火索，但央行在2002年年底完成的一项调查肯定起到了作用。这项调查发现，房地产贷款中的违规金额比例高达24.9％。其实，有人比央行更早意识到了房地产的危险。在2002年国庆秘密走访深圳其间，对“泡沫”一贯嗅觉灵敏的朱鎔基总理就已经对房地产提出了严厉的警告，他以简捷的语言告诫：“深圳的明天就是香港的今天”。但无论在意志上还是在时间上，即将卸任的朱鎔基都已经无法再完成一次可能在政治上引发巨大争议的宏观调控了。于是，他将这个难题留给了后来者。如果朱鎔基的威慑力都不足以弹压房地产的躁动，房地产牛市中最为壮观的“拉升”阶段肯定就已经迫在眉睫。事实上，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房地产开始了进入最为销魂的时期。涨了还能再涨，疯了还能再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房地产的牛市步伐。
对房地产的乐观，由于中央政府某种投鼠忌器的迟疑而变得更加泛滥。虽然央行的技术官僚们凭借职业敏感对房地产发出了最早的预警，但中央政府内部显然存在不同看法。其中最明显的例证是，就在有关房地产泡沫的争论最为炽烈的2004年10月，国家建设部还发表了一份报告驳斥“泡沫论”。这份报告得出的结论倾向非常明确：中国房地产泡沫说根本不成立，金融风险也在控制范围之内。而这份报告的起草者之一更是直言不讳地解释了这份报告的动机。他对记者说，“我们的确是针对‘地产泡沫论’者才出台这份报告的。”主管部门以一种先入为主的倾向去起草一份报告虽然动机可议，但也真切反映了中央政府不同部门之间的利益和意见的拔河。这种角力在社会上也同样激烈。在最近的两年中，有关房地产的争论甚至比房地产本身还要热。其最终结果就是，中央政府政策在房地产政策上的犹疑和反复。但就在中央政府一阵犹疑反复之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早已是烈日炎炎，热火朝天。犹疑、反复显露于外，内里则是治理上的困境。检视中央政府治理房地产的手段，我们就会发现，除了行政甚至政治上的手段之外，中央政府的武器库中已然空空如也。道德劝诫、利率调整、税收变动、土地供给都已经无法抑制中国房地产的一路狂奔。到这个时候，最后的政治手段已经呼之欲出。这不啻于表明，中国历经26年的市场改革可能还远远没有到位。
在一声紧似一声的宏观调控声中，中国房地产一路狂奔的姿态，不仅构成了对宏观调控的一种公然嘲笑，也急剧提升了中国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而后者则是中央政府念兹在兹的最大隐忧。
的确，中国房地产所引发的金融风险已经相当之高。根据央行《中国房地产发展与金融支持》报告，中国房地产信贷在整体信贷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6％急剧提升到2003年的21％。前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就曾经公开对这个数据表示了极大的困惑和担忧。在2004年，这个比例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在中国上海，2004年全部新增贷款中，有将近80％投入了房地产。如此高的贷款集中度，一旦行业趋势逆转，必然会给中国脆弱的金融系统带来灾难性的冲击。有人以房地产信贷短期的良好表现为依据驳斥房地产的金融风险论，商业银行也以此为理由大贷滥贷。但实际上，房地产贷款中中长期贷款比例相当之高。而这些贷款的风险绝非短期可以看出。国外关于个人住房贷款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然而，客观的数据远不如事实那样让人胆战心惊。在房地产界，搞假按揭，造假合同，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河南郑州房管局一位负责人曾经非常坦率的承认，在2002年上半年的所有按揭贷款中，有1/3是假按揭，其目的就是套取银行贷款。这证明，中国房地产贷款中的确存在相当系统性的欺诈。这一点，中国银行北京分行的“森豪公寓骗贷案”表现得尤其充分。在这个在2004年4月披露的诈骗案件中，森豪公寓开发商利用员工名义虚构买卖合同，提供虚假收入证明，套取银行贷款6.4亿元。但所有这一切，没有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性的“愚蠢”以及有意的合谋，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中国商业银行一窝蜂纷纷将房地产贷款作为“优质贷款”的倾销式竞争中，金融纪律松弛的现象比比皆是。笔者一位在南京某商业银行供职的朋友，从2004年开始从事住房抵押贷款业务。几乎只用了四个月，他就神速地完成了全年的放款任务。他当时对此的感慨是，“生意真是太好了。”而到了2005年，他沮丧地告诉我，“骗子实在是太多了。”看着他前后不到一年但却判若两人的神态，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而这也表明，中国金融业在经历了1990年代初期创深痛巨的教训以及长时间调养、输血之后，整体素质依然让人难以安枕。
中国房地产贷款中种种滑稽而又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例，其实是在暗示，中国房地产贷款中所潜伏着的金融风险可能要比数据显示以及人们所想象的大得多。以中国地产商对贷款的依赖程度之高，购房者按揭首付比例之低，中国房地产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在信贷支持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行业，或者我们索性说，它就是一个赤裸裸的金融行业。当然，它是一个比金融业更缺乏监管和规制的金融行业。在这个行业中，所谓“房地产”正在逐渐变成一场金钱游戏中的一个符号、一种筹码。这实际上是中国房地产能够在短期内急剧膨胀的基础。
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严重缺陷，中国的金融风险高度汇聚于中央银行和中央政府。为了挽救羸弱不堪的中国金融系统，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中央政府已经向金融体系挹注了数万亿之巨的财富。教训可谓刻骨铭心。如果中国房地产果真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泡沫巨大以至最终崩溃，那么不仅中央政府以前的努力会付之东流，中国危如累卵的金融体系也将雪上加霜。这种前景如果不幸成为现实，对中国经济将是毁灭性的。作为金融危机的终极责任人（当然,最终的承担者实际上是纳税人和全体国民），中央政府显然要比旁人更多一份警觉。否则，他们就可能成为房地产盛宴中最大的输家。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深重的忧患，中央政府才一再升高房地产的预警分贝，并在“国八条”中将房地产带来的“金融风险”放在第一醒目的位置。房地产虽然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居功厥伟，为中央政府带来了某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收益，但当它潜在成本开始超出甚至远远超出这个收益的时候，房地产就可能变为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在这方面，曾经制造过巨大财富幻觉的中国证券市场就是现成的例子。而在今天，中央政府正在被这个市场折磨得精疲力竭。一种普遍的书生之见认为，政府不应该以行政的手段强行干预房地产市场，而应该让市场自我完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在中国，政府对市场是负有某种隐含性的担保责任的。证券市场如此，房地产市场亦复如此。一旦市场自我完善的代价过于高昂，并在政治上变得不能接受，政治的逻辑就会毫不犹豫的出场取代市场本身的逻辑。
种种迹象表明，房地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倒挂正在迅速地越出中央政府忍受的极限。所以，在所有的经济手段都失效之后，中央政府只能祭出最后的政治任免手段来约束房地产的疯狂。这意味着，只要房地产进一步大幅波动，政治摊牌的局面随时可能出现。从目前中央政府的目标来看，是希望维持房地产的平稳，既不要大起，也不要大落。这当然是一个美妙的设想，也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房地产商都能够接受的博弈均衡点。不过，这种“平稳”可能仅仅是设想。资产市场的历史经验也一再表明，泡沫一旦被吹起，它将按照自我加强的逻辑持续膨胀，直至本身无法支持而破裂。到这个时候，政府可以作为的余地已经非常狭窄。
4，隐蔽的输家
提要：在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可能还有更加隐蔽，规模更加庞大的输家。房地产不仅早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治化的。
2005年4月披露的一份由上海团市委编写的《上海青年调查报告》显示：住房问题已经上升为上海青年心目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其他诸如就业，社会治安等历年排名靠前的问题都退居其后。的确，对于那些尚未购房的人来说，飞涨的房价已经构成了一次灾难性的通货膨胀，使他们的实际购买力严重贬值。当那些拥有住房的人在为自己不断升值的财富而快慰的时候，另外一部分人的住房之梦却在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上面那分报告中上海青年对住房所表现出来的关注，表达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无奈、焦灼甚至绝望。对于一个对住房有着特殊情结的民族而言，住房上的差距可能是贫富差距的最好隐喻。无疑，在房地产的热闹之中，潜藏着一幅社会财富急剧再分配的真实图景。房地产本身并不能制造贫富悬殊，但它可能却是某种既有的分配结构最终实现贫富悬殊的一条最佳途径，而且，它也是最能够以漫画形式彰显这种差距的方式。“国八条”将房地产所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隐患与金融风险并列，看来绝非无的放矢。多少有些让人狐疑的是，对居民生活质量有如此重要影响的房地产价格竟然被以专业的理由拒斥于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之外。“居者有其屋”虽然可能只是一种供人膜拜的理想，但它毕竟是一个合符正义的理想。作为对社会民意富有终极责任的中央政府，房地产价格飞涨在部分社会成员中间所激起的怨恨和不满，是它急需征服的又一个敌人。
像教育、医疗等必需品一样，房地产作为一种缺乏价格弹性的商品，早在计划经济时代就表现出它特殊的政治属性。在那个时代，住房问题不仅是单位领导们最痛苦的工作之一，也是社会分配不公最显著的象征之一。诡谲的是，在我们刚刚宣布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房地产的政治属性就又以一种新的市场形式被凸现出来。
如果说房地产价格飞涨在无房者与有房者之间引发的财富再分配博弈，还是隐性的话，那么它在城市拆迁问题上引发的对抗则早已经是火药味十足。在这方面，南京邓府巷的翁彪可能是最为知名的，但却决不是最让人绝望的。在翁彪事件过去仅仅一年多之后的2005年1月9日，上海麦其里拆迁区所发生的事情则将公众情绪拉到了顶点。在麦其里 位于上海徐汇区的一个寸土寸金之地，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的下属拆迁公司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孙勤，职工王长坤、陆培德竟然一把火烧死了两位不愿意搬迁的老人。同样是一把火，“麦其里之火”显然更让人感到惊怵与恐惧。按照市场的逻辑，城市拆迁本来是开发商与拆迁户之间的谈判和交易问题，但地方政府的利益以及陈旧的法规横亘其间，使这个过程变得相当荒谬。翁彪之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强力约束，多少平息了拆迁对抗的激烈性，拆迁变得越来越难。但如此一来，城市土地供应量的减少，则刺激了房地产价格的进一步上涨。中央政府在房地产问题上显然已经陷入了某种动辄得咎的艰难处境。
不过，无房户的抱怨和拆迁户的愤怒还远远不是中央政府的全部忧虑。因为这一轮房地产热中，可能还有更加隐蔽，规模更加庞大的输家。
与1990年代初期的那一轮仅止于炒地的房地产疯狂相比，1990年代末期的这一轮地产热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大量的终端消费者已经加入其中。终端需求的加入，既是地产商据以乐观的理由之一，也是中央政府始终难以判断房地产是否真正过热的原因之一。
从目前情况看，似乎所有的购房者都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而成了赢家。但众所周知的是，中国今天的购房者几乎全部都是以银行按揭的方式付款的。这意味着，如果长期利率上升或房地产价格暴跌，甚或这两种坏情况同时出现，这些购房者就马上可能沦为“负资产”一族，虚拟的赢家顷刻之间就变为实实在在的输家。资产市场的本性就是大起大落，所以，“负资产”一族出现的概率一点都不比那些自我安慰者想象的低。赢家和输家的转换经常只在一夕之间。1997年香港地产泡沫崩溃之后，香港出现了人数极为壮观的负资产一族，以至于有评论家嘲讽：马克思发明了无产阶级，香港却发明了“负资产阶级”。所谓阶级，当然是形容其人数之众。以中国城市的购房者之多，一旦房地产市场趋势逆转，中国城市中的“负资产阶级”队伍恐怕要比香港吓人得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屡次民意测验表明，负资产问题在香港城市中产阶级中所引发的强烈不满，始终是董建华先生民望低迷的重要原因。负资产虽然对大陆人是一个陌生的话题，但事实上它离大陆人并不遥远。2003年5月《香港明报》引述上海统计局公布的一项调查说，“今年上半年，已有三分之一的上海人资不抵债，沦为“负翁。”上海市统计局所说的“负翁”当然不是指由于房地产价格暴跌所引发的那种“负资产”，而是指家庭人均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倒挂。但无论如何它在提醒我们，灾难并不会因为你不知道而不会到来。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潜在的“负资产阶级”是否会成为真正的“负资产阶级”，取决于中国房地产的泡沫程度以及整个经济形势的走向，这就是说，它还仅仅是一种可能（虽然可能性不小）。然而，在人们视野所不能及之处，一个确定无疑而且人口规模远为宏大的输家一直沉默着，那就是中国的农民。
在中国大城市房地产喧嚣火热的场景中，中国农民的身影仅仅只是在被人雇佣彻夜排队领号的时候才出现过，他们似乎只是一个局外人。但就是这个局外人，可能正是房地产中最隐蔽和最大的输家。由于中国现行的土地法律，中国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丧失的土地利益相当巨大。地方政府以低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然后以几倍甚至十数倍的价格转手，而这些利益大多被注入了中国农民无权享用的城市基础建设中，或者被腐败官员中饱私囊。统计表明，1980年代之后，农民承包地被征用总数达到9800万亩。保守的计算，如果每亩地农民丧失财富5万元，那么农民这20多年在土地上丧失的利益就达到5万亿之巨。与这个数字相比，1949－1978三十年间农民由于价格“剪刀差”所失去的7800亿元，就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农民，无疑是中国房地产博弈中一个被遗忘的失败者。这种剧烈的对比足以说明要素市场较之商品市场在财富分配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显著功能，房地产的妙用的由此可见一斑。考虑到中国农民的人口规模，我们几乎马上可以接近这样一个判断：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未来发展，将极大影响中国未来的财富分配，因而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走向。必须牢记的是，与地方的城市政府不同，中央政府不仅要对城市居民的民意负责，还必须对那些已经从城市媒体上消失的农民的民意负责。事实是，近年来由于土地问题导致的农民群体性事件，要比翁彪事件、麦其里事件更刺激人们的神经。站在这个角度，中央政府对中国房地产的考量与抉择，可能就会更加艰难。
在“国八条”曝光之后，有媒体惊呼，房地产已经政治化了。但实际上，房地产不仅早就是，而且一直就是政治化的。
二、房地产经济
1，泡沫究竟有多大？
提要：无论在需求还是供给方面，我们都很难为中国房地产价格如此暴涨找到坚实的理由。
关于泡沫，有一种有趣的说法是：在泡沫没有破裂时，你是无法证明泡沫的。这是在说，测定泡沫其实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大致窥视到房地产价格偏离正常状态的程度。
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指标是所谓房价收入比。即一套住宅的总价格与家庭年收入的比例。如果一套房子的价格为50万元，家庭收入为5万元，那么房价收入比就是10：1。那么，什么样的房价收入比才算是合理的呢？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的标准是3：1。而在经验世界中，美国的这个比例是3：1；日本是4：1。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大约在10～15：1(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中国人有大量不透明的收入以及数据本身的真实性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对房价收入比这个指标在中国的解释能力提出了疑问)。这就是说，如果不吃不喝，一个中国普通中国城市家庭购买一套房子大约需要10～15年。当然人是不可能不吃不喝的，去掉这些必须开支的其他费用，中国家庭购买一套房子的时间就可能翻倍。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的房价显然偏高，出现了所谓的泡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房地产在1997年崩溃前，房价收入比大约是14：1。但房子的消费究竟可以占到家庭消费的多少比例，完全取决于房子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据说，中国人特别偏爱房子，而且我也相信，中国“狡猾”的开发商们已经成功地为房子贴上了某种身份的标签因而具有特殊的阶层划分意义，可以让住房消费挤占其他消费。事实上，就经验而言，大量的购房者家庭的确出现了住房消费对其他消费的严重挤出现象。生活因购房而苦不堪言，质量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挤占，人们对房子的消费不能脱离人们实际的收入水平。何况在中国，不断飙升的教育、医疗费用也在同时挤出其他的消费，跟住房消费抢位置。这说明住房消费的挤占能力实际上是有限的。总得来看，房价收入比是一个硬约束，任何奇特的民族特性都无法逾越。
当然，在房价不变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办法降低房价收入比，那就是迅速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但非常不幸的是，近年来的统计显示，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下降。而这些人正是最重要的潜在购房者。在潜在购房者的收入水平无法在短期内戏剧性提升的情况下，那么降低房价收入比就只有一途：降低房价。
房价收入比是衡量收入水平对房价的实际支付能力的一个指标，它很难清晰地透视人们对住房的潜在需求，也就是究竟还有多少人需要买房子。在这方面，另外一些数据可以给我们一些帮助。中国房地产协会的一位负责人估计，到2002年，中国有15％的人拥有两套住房。南京的一项调查显示，这个数据大致达到20％。这固然昭显了中国住房问题上存在的严重不公正，但更显示，房地产的需求可能远不如地产商所估计的那么乐观。2002年，中国最容易刺激公众情绪的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提出了语惊四座的“两套住宅论”。以上面那个数据衡量，厉先生的预测显然有些落伍了。中国早就有一部分人率先实现了这个梦想。厉先生的话虽然可以鼓舞士气，但更值得地产商们警惕。
同样值得地产商们警惕的一个数据是，中国城镇居民的自有住房率已经达到了82％。而这个数据在美国是65.6％，英国是69％、法国55％、荷兰是52％，日本是60％，德国更低，只有40.5％。只经过了六七年的牛市，中国的自有住房率就大大超过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几十年累积起来的水平。这当然证明了中国房地产的巨大成就，但也同时证明了中国城市住房的市场容量可能已经非常局促。中国井喷式的住房消费，令人想起其他消费领域的同样情形。一阵赶时髦式的集中消费之后，接踵而至的往往是整个行业的长期低迷及行业利润的急剧摊薄。家电消费如此，手机消费如此，近年来与房子并列为两大支柱的汽车消费也已先行显示出了同样的趋势，难道房地产就真的能够一枝独秀吗？
与以前的集中消费不同，汽车尤其是房地产的集中消费完全是靠信贷支持起来的。完全可以说，没有信贷支持，就没有今天的房地产。这样，住房的集中消费也就同时意味着集中负债。在集中负债的勇气上，中国人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俨然表现出一种全新的民族特性。中国社科院刘建昌博士提供的数据表明，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居民家庭债务比率已经接近或者超过100％，在2003年，上海的家庭负债比例达到155%，北京为122%，已经迅速超越美国同期115%的水平。如果这份数据没有太大水分的话，那么最“敢于提前消费”，最“敢于花未来钱”的美国人就要将这个世界之“最”的名头让给中国人了。不过，中国在获得这个名声的时候，的确也非常严重地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将信贷消费的扩张空间压缩到了一个极其狭小的地步。“市场需求”一直是房地产商、政府官员等房地产乐观论者一个坚实的推理基础，中国城市家庭迅猛膨胀的负债率，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需求的真实面目。市场经常是会制造假象的。
从需求的角度，显然无法解释中国房地产价格飞涨的现象。于是有人开始从供给方面提供证据。一个极为流行的解释是，中国人多地少的资源约束，必然导致房地产价格的长期上涨趋势。在这方面，在中国经济学家中一贯以“语不惊人誓不休”的王建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2004年末，王建在南京大胆放言：“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房价不仅要涨还要猛涨！”王建虽然为自己经济学家的名声预留了止损空间（3倍），但他还是忍不住自己的豪放，对中国房地产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乐观也最为具体的预测。王建的预测不仅让地产商们热血沸腾，也引来了大量的跟风学舌者。那么，王建乐观得让人“只恨自己少买了几套房子”的依据究竟是什么呢？原来，王建的依据就是人们经常说的中国人多地少的矛盾。但问题是，人多地少并不是中国一家，印度人多地少，印度尼西亚也人多地少，是不是他们的房价也必然要在未来十年之内至少涨3倍，稍不注意还会涨5倍呢？王建举出同样人多地少的日本为例，认为中国的土地必然昂贵。但王建可能忘记了，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国不过是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均收入的差别。人均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能够产生的收益，而土地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产生的收益才是决定土地价格的最重要的因素。任何地方的地价都不能长期脱离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按照这个相对标准，“上海的房地产价格比伦敦和纽约中任何一个的房地产价格都贵了3倍（谢国忠语）。”这的确是一个相当脆弱的气泡。
在王建的预测中实际上隐含了一个看不见的假设，那就是中国在未来必然会走出日本一样的发展道路，日本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但中国一定会走出日本一样的道路吗？这显然是一个高难度的问题，但就是这样一个高难度问题却被王建轻而易举地假设掉了。事实是，中国的发展与日本的发展不仅可能不同，而且可能大大的不同。一个直接例证是，日本的平均工资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日本的5％左右。以这样的速度追赶日本，中国可能还要花费好几个十年甚至更多。日本在高速发展时期的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低水平，而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基尼系数却迅速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之列。可见，中国和日本的发展道路实际上可能隐含了巨大的差异。中国的未来绝非可以用日本的过去来简单比拟，其中存在相当多的不确定性。王建的预测虽然大胆而又让人振奋，但显然缺乏了逻辑上的小心求证，不能太当真。经济预测行业是制造笑话最多的行业，更何况王建这个极不严谨、而且跨越十年期限的长期预测呢？
中国房地产的乐观论者虽然动不动就将“人多地少”的日本拿出来举例，但实际上，日本在房地产方面提供的负面教训倒是更加让人印象深刻。像日本的股市一样，日本的地价从19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正式崩溃以来，经历了长期下跌过程。从1991年的最高峰计算，日本的地价直线跌落了80％。这将日本经济拖入了几乎看不到希望的长期停滞阶段。日本的泡沫历史印证了资产市场一句古老的格言：涨了还能再涨，但跌了也还能再跌。在更加“人多地少”的香港，土地资源的极其有限性及港府对土地供应的控制，让香港人养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土地崇拜。可以印证这种崇拜的一个事实是，不仅地产股票市值占有香港股市10％以上的绝对份额，地产公司也一直被视为最为稳定的篮筹。然而，在1997年香港地产市场崩溃之后，到2002年短短5年之中，房地产价格暴跌了70％。因为发现首例SARS而一举成名的香港淘大花园，1997年的价格是4000港元/平方英尺，而最低的时候只有1400港元/平方英尺。1997年之后香港地产暴跌的历史第一次也决定性地打穿了香港人“房地产永远不会下跌”的土地幻觉。惊人一致的是，在中国目前也有类似的信念开始流行：房地产是永不凋零的事业，因为地皮永远是在减少的。但就在离南京30公里的地方，每亩年租金仅100元的土地仍然大量存在。所以，真实的情况是，可供炒作的土地少了，而可供使用的土地并无稀缺之虞。位于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三角洲的南京都如此，说明中国可供城市化的土地资源仍然相当宽裕。至少它不像有些渲染得那么紧缺。大量学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趋势以及城市化的欠帐对房地产行业有巨大的拉动作用，这是中国房地产行业得以长期兴旺的一个坚实基础。然而，我们始终无法在房价上涨和城市化之间建立逻辑上的联系。而且，其他国家的在城市化过程中的经验似乎也并不支持这种结论。
在中国，一种直观的对比非常深入人心：即使房地产价格下跌，下跌的空间也不大，因为上海的绝对价格与东京和香港相比还差得很远。这种说法显然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安慰，因为上海既不是香港，更不是东京。原因在于它们有着完全不同的收入水平。虽然有人总是特别乐于把上海当作东京及香港一样的所谓国际大都市。但上海显然只是中国 一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上海，除非它成为中国的一块飞地。
无论在需求还是供给方面，我们都很难为中国房地产价格如此暴涨找到坚实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可能是，中国的货币扩张。在2004年6月末，M2/GDP的比例，在中国已经达到200％，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可能暗示，中国房地产已经被当作宣泄通货膨胀的一个渠道。不过，货币体系中过剩的流动性，从来就是喜新厌旧的，它们可能迅速从已经严重脱离价值的房地产中撤出而找到新的目标。如果是那样，房地产的大起大落就可能更加突然。
2，清算的时刻正在临近
提要：投机市场最疯狂的心理驱动机制已经启动，在这个时候，泡沫已经发出了最致命的诱惑，它会像“牧师劝人搬到天堂”一样轻易俘虏人们的心智，并吸附着金钱潮水般向它涌去。
测定泡沫已属不易，预测泡沫破裂的具体时间则更是名声的一种冒险。因为预测中国房地产而损害了名声的名人，前有在2003年6月就预测“房地产冬天来了”的任志强，最近则有近年来中国内地声名大躁的投行经济学家谢国忠。
2004年10月，谢国忠在“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的文章中声称，上海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他断言，泡沫破裂的时间“仅仅是几个月，而不是一年”。然而，大半年过去之后，谢国忠并没有看到泡沫的破裂，倒是看到了来自同学的抱怨。去年十月，谢的一位同学在听信谢国忠的预测之后，停止了炒房。但这之后，上海的房子仍然在发了疯地上涨，他向谢国忠抱怨道：“因为你，我失去了20％的收益。”谢在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悄悄地对自己的预测做出了修正，并尽量淡化自己可能留下的笑柄。
谢国忠是靠预测吃饭的，名声比任志强来得更要紧。之所以敢如此铁口直断，肯定是发现了某种强有力的泡沫崩裂的迹象。但谢国忠在做出正确判断的同时，却将泡沫的破裂的时间预测得如此具体，显然是犯了一个投资预测的大忌。如果他能够像王建那样，一家伙预测十年，那么谢的名声就会安全得多。因为到那个时候，人们可能早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谢国忠不仅是极其出色的，而且也是相当坦率的，但从来就不服从于理性的投资市场，最喜欢作弄的就是优秀的智力。
但不管泡沫破裂的精确时间如何难以预知，我们还是可以凭借一些投资市场的经验去揣摩我们与最后时刻的接近程度。
在中国的许多大城市中，房地产已经成为投资品和投机品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按照投资品的方式去衡量房地产偏离投资价值的大致水平。
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衡量房地产投资价值的尺度是所谓的租售比，即房地产售价与房地产月租赁价格之间的比较。这非常像衡量股票投资价值的所谓市盈率指标，即衡量多长时间投资可以收回本钱。一般的经验认为，租售比的正常范围应该在100－230之间。以这个标准衡量，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租售比正在日益偏离投资价值。有调查显示，目前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租售比分别达到300，360和470的高危水平。这意味着在这三个城市，投资房地产收回本钱的时间分别需要25年、30年和40年。即便不考虑长期利率风险，这个比例也显然已经严重偏离投资价值。
中国股市中的高市盈率也曾经一度被人借口国情特殊而宣布为合理，但最后还是无奈而又残酷地走上漫漫的价值回归之路。中国楼市的奇高的租售比，应该会有同样的命运。
让人不解的是，在一些中国城市中，房价与租金不仅没有追随房价上升而上涨，而且处于奇怪的反向运动中。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就透露，从1998年到2004年，青岛房价上涨了50%多，而房租却离奇地下降了7%。如果我们将青岛这样的城市看作股市中的二、三线股票的话，那么二、三线股票的率先反转，往往意味着像上海、北京这样的绩优股票也在酝酿反转趋势。当然，这只是一种形象的比较，而不是一种逻辑上的推论。但关键是，租售比的急剧攀升，会使得人们的行为发生逆转。人们会更多地选择租房而不是买房。事实上，随着租售比的上升，第一批“聪明人”已经开始行动。一位年轻人就在网上宣布，他已经在2005年4月将“上海惟一自住的房子卖了”，原因在于，他发现卖掉现有的房子而转为租房不仅改善了居住条件，而且收益颇丰。当像上面这个青年一样的“聪明”人越来越多的时候，住房的供给就会大量上升。价格下跌的循环可能就开始了。
与股市高度雷同的是，在“第一批聪明人”产生的同时，中国房地产市场中最后一批博傻者也开始出现了。漏夜排队领号已是中国房地产市场中屡见不鲜的现象，但带着帐篷排队一个月的购房者恐怕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无异于表明，中国房地产市场最疯狂的博傻者已经开始进场。第一批“聪明人”的离开和最后一批（往往也是最疯狂的）博傻者的进场，一直是观测股市的市场气氛以及趋势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性窗口，这个窗口对房地产市场可能具有同样的价值。
2003年年初时候，上海人一见面就问：“买楼了吗？”这在当时已经被列为房地产过热的警讯，而到了2005年初，一位久居上海的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辟头第一句话就是：“不得了，上海人手上已经没有现金了，全用来炒楼了。”我的这位朋友置身投资市场15年之久，熟读过金融史上所有的泡沫经典。他是在暗示，上海本地人作为最后的接盘者已经开始进场。
在上海人倾城而出开始集体炒楼的时候，农民工据说也找到了更为轻松的职业，他们替炒家排队，一夜的收入可以达到100～200元不等，这比他们在工地上顶着烈日所挣的钱要多得多。这些都是在任何一个投机泡沫崩裂前经常出现的现象。
2003年初期的统计表明，中国有超过300家公司沾手地产，占当时上市公司的25％以上。海尔开始搞房地产了，TCL开始搞房地产了，就连联想这样的房地产外行也开始进入了。这被人们称之为房地产中的“三外”现象，即“外行搞房地产、外来人搞房地产、外来资金搞房地产”。这与1999年之后，中国全民炒股，大量上市公司涉足股市的情景何其相似乃尔。我的一位熟人，在2003年的时候还汲汲营营于一家装修公司，2004年再见面的时候却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房地产大亨。而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两三年之前还在苏南某市的一个单位上班，转眼之间就在苏州的房地产中积累了几千万身家。中国仿佛又重新回到了一个“轻松赚钱”的时代。在我们身边，突然间流传起那么多的暴富故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0年年代初期南方地产热的时候是一次，中国股市1999年牛市的时候又是一次，而每一次之后，由于最高峰介入而导致的破产故事总是同样的多。当然，国有银行找不到债主而疲于奔命的情形更是俯拾皆是。
从1999年正式启动算起，中国的房地产牛市已经延续了6年。其间，房地产市场炒作过各种概念，从“拉动内需论”到“消费升级论”，再到“城市化论”，这几乎与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为国企解困论”到“资产重组论”，再到“价值发现论”的概念炒作历史完全同构。这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所有中国证券市场的投资者都知道，概念穷尽之后将会出现什么。另外一个值得提及的巧合是，日本地产泡沫从1985年开始到1991年达到顶峰，大约也持续了六年。在中国房地产持续六年的牛市中，上海的房价已经涨了将近3倍。无论是时间的长度，还是房价的升幅都已经足以构成一场完美的崩溃。
由于中央政府的预警，2004年初开始，中国房地产热的标志性城市上海的楼价曾经出现一个短暂的徘徊，但到了秋天之后，房地产开始“井喷”式的上涨，有报道称，个别楼盘甚至出现三个月涨6000元的情形。这种走势与1996年12月到1997年5月中国证券市场的走好有一比。这可能预示，投机市场最疯狂的心理驱动机制已经启动，在这个时候，泡沫已经发出了最致命的诱惑，它会像“牧师劝人搬到天堂”一样轻易俘虏人们的心智，并吸附着金钱潮水般向它涌去。看来，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壮观，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时候正在到来，然而，这可能也是多头最壮烈的时候。
测定房地产温度的方法多种多样，有些凭理论，有些凭经验，有些用这种方法，有些用那种方法，但没有任何一种具有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也没有任何一种没有遭到过中国房地产牛市经历的嘲笑。我们没有谢国忠那样的理性自负，敢于将时间预测得如此精确，不过，当所有的理论指标，所有的经验判断都开始趋向负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中国房地产最后清算的时间已经快步向我们走来。
附1：
中国房地产语录
吴晓灵：我们调控房地产，是想让这个行业活得长一些。
厉以宁：中国房地产市场整体上处在正常发展之中，国外经济学家宣扬中国房地产价格充满泡沫或市场即将崩溃是别有用心，其中潜藏着巨大的阴谋。不仅是阴谋，厉老还要将其提升为巨大的阴谋。
王建：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陈淮：中国地产泡沫论并不成立，中国房地产金融危机在可控范围内。
任志强：“泡沫说”纯粹胡说八道，国内外对空置率的统计口径不同，不能简单对比。
史蒂芬•罗奇：泡沫的产生，使中国房地产市场到了看似接近爆炸的边缘。
谢国忠：上海这个有史以来最大的地产泡沫将在近期破裂……这是最后的疯狂。随着中国的通货膨胀和美联储加息的不断发展，离“最后算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仅仅是几个月，而不是一年。
易宪容：房地产业正挟持着整个中国经济。如果让国内房地产的泡沫任意吹大，破灭将不可避免。
潘石屹：那将是97年的香港，这对整个经济的伤害是非常大的，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可是出台的这一系列政策会把上海的房地产推到一个崩溃的边缘。
孙宏斌：学者基本上是胡扯！有的说中国的房地产会有泡沫会破裂，理由是中国加息了，美国加息了，油价涨了，海啸了，汇率要变了，但是这些只会影响资金供应量的一点儿，他根本不知道需求是怎么回事儿……房价还有上涨的空间。
卫留成：处置积压房地产给海南带来了房价升温、房产升值新机遇，５年后海南房价有望翻番。
韩正：我在这里可以提个建议，如果你们在上海没有房产，可以听我一句劝告，投资房地产绝对是高回报的。
附2：
中国房地产大事记
（1）1992年邓小平先生“南巡”之后，全国各地数千亿资金蜂拥扑向海口、广西北海、广东惠州等南方沿海城市。一时间，海口、北海、惠州等城市的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而内地省份如四川、湖南等地则资金奇缺。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纪录的第一次房地产热。这一次房地产热在导致了1993年6月一次极其猛烈的宏观调控之后，迅速烟消云散。至今，北海、海口等地的烂尾建筑还在见证着10多年前的那一场灾难。
（2）1998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支持住房建设与消费的通知》。明确指出要提高对住房信贷重要性的认识、加大住房信贷投入、扩大住房信贷业务范围、大力促进住房消费、积极支持普通住房建设等多项措施，以扩大内需，将住房建设培育成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是1990年代初期南方房地产崩溃之后，中央政府态度转变，开始支持房地产发展的第一个明确信号。
（3）199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开展个人消费信贷，对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推动生产，支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以及调整信贷结构，提高信贷资产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份文件发布后，中国新一轮房地产的牛市开始正式启动。
（4）2003年4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121号文)。《通知》规定，对购买第一套自住住房的，个人住房贷款仍执行现行的优惠住房贷款利率和首付款比例不低于20%的规定，而对购买高档商品房、别墅或第二套以上(含第二套)商品房的借款人，商业银行可以适当提高个人住房贷款首付款比例，并按央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执行，不再执行优惠住房利率规定。”
此份文件是中国新一轮房地产牛市启动之后，中央政府第一次采取的抑制房地产过热的措施，表明中央政府对房地产的态度由支持转为警惕。
（5）2004年3月，继2003年7月国务院发文严格控制土地供给之后，国土资源部、监察部又联合下发“71号文”，饬令各地须在当年8月31日前将协议出让土地中的“遗留问题”处理完毕，否则国土部门有权收回土地，纳入国家土地储备。是为“831大限”。此举是中央政府从土地供给上一直房地产过热的又一举措。
（6）2004年10月，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发布了一份全面否定国内“地产泡沫说”的专题报告。报告对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所做的分析和判断，得出的结论是：“泡沫之说并不成立，中国房地产金融危机尚无迹象”。此份文件将各部门对房地产问题的分歧公开化。
（7）2005年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商业银行住房信贷政策，宣布取消住房贷款优惠利率；对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城市或地区，个人住房贷款最低首付款比例可由现行的20%提高到30%。央行此举表明，中央政府府对房地产的政策调控力度进一步加大。
（8）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该份文件强调：“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直接影响城镇居民家庭住房条件的改善，影响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甚至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并要求各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房地产价格，明确提出“控制措施不力，造成当地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稳定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地区，要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这个通知被人们称为“国八条”
（9）2005年4月3日新华社发表题为“加强宏观调控，稳定住房价格”的评论员文章，呼应“国八条”，并公开阐述中央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最新看法。
资料来源：本刊编辑部根据公开资料编辑、整理。
附3：
中国房地产“黑名单”
排名 城市 04年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三口之家年收入(元) 年节余(元) 每平米房价（元） 简约两居室平均总价（70平米）（元） 买套简约两居室需要年限 1 温州 17727 53181 30313 9278 649460 21.43 2 上海 16683 50049 28528 8627 603890 21.17 3 杭州 14565 43695 24906 7210 504700 20.26 4 南京 11602 34806 19839 4960 347200 17.50 5 青岛 11089 33267 18962 4639 324730 17.13 6 天津 11467 34401 19609 4760 333200 16.99 7 大连 10378 31134 17746 4241 296870 16.73 8 北京 15638 46914 26741 6232 436240 16.31 9 宁波 15882 47646 27158 5900 413000 15.21 10 厦门 14443 43329 24698 5156 360920 14.61
资料来源：《个人理财》杂志
作者: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袁剑

什么都要与国际接轨？

(博讯2006年10月29日)

　　 “我儿子进学校读书了，老师要求家长为他取个英文名字，说是要‘与国际接轨’。我们翻了好一阵字典，拿不定主意，求助高手帮忙。我希望孩子的英文名含有快乐、向上的意思……”中国一些网上家长论坛常常能读到这样的帖子，给孩子起个英文名，原本也没什么，但说成是“与国际接轨”，就让人不能理解了。

　　近来，频频读到一则则“裸体出镜”新闻：明星裸露上半身，拍摄“粉红丝带”宣传片和杂志封面，声称是为“公益”事业；江苏技术师范学院艺术学院副教授莫小新，在课堂上脱光衣服，赤裸全身，向师生阐述自己对人体艺术和人性文化的理解；在一次“保卫诗歌”的朗诵会上，一男诗人竟然当众全裸念诗……无论声称是为公益还是艺术，他们往往都会标榜说，这是同“国际接轨”。

　　时下，“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在中国成了极为时髦的话语。艺术品拍卖市场监督要与国际接轨，国内股价要与国际接轨，高校本科教育要与国际接轨，专案管理要与国际接轨，整合验证机制要与国际接轨，护理要与国际接轨，电子商务要与国际接轨……小品明星赵本山的小品中有句台词：以前我们是在家接神，现在人们都到国际上接鬼（轨）了。

　　一段时期以来，在中国汽油、水、电、煤气、景点门票的涨价消息不断。涨幅各有高低，涨价的原因多样，有一条却是相同的，要“与国际接轨”，说人家外国的都很贵，中国的油价水价电价太便宜了，所以应该涨价，甚至连银行跨行查询收费也都称“与国际接轨”了。

　　但是说到工资水准、福利水准、劳动保障制度,有关行业和人士就不提出“与国际接轨”,而强调“中国国情”了。这些日常生活遇到的涨价，深层次的背后原因却被掩盖了：企业亏损，维护费用不足，营运成本过高等。这是内部经营的问题，却要全社会的人为他买单。

　　医疗改革、教育改革最强调“中国国情”了，说财力不堪重负，那么多国家是免费医疗、免费义务教育，怎么中国就不“与国际接轨”了呢？

　　中国扶贫基金会要举行一场“慈善国宴”。“慈善国宴”是一种国际通行的扶贫方式。不过，慈善晚宴在中国遭遇到民意障碍，人们纷纷在媒体和网上提出置疑，认为此举不符合中国国情：慈善晚宴虽能给穷人带来福利，但这种交钱就能和高官共进晚餐，有权钱交易之嫌，一餐饭抵穷人一年粮的救济方式，必定伤害穷人的感情，最终这场“慈善国宴”被迫叫停。

　　有学者对此反思说：“西方人的思维直观，行为模式简单，通常只注重结果；中国人则看重过程、动机和行为模式，更注重其中蕴涵的道德伦理。对慈善晚宴的不同看法，暴露出东西方思维的差异。中国的穷人更需要温情救济，而不是上对下的恩赐。”在这一点上，尊重“中国国情”比“与世界接轨”似乎更重要些。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作者:吴逸 *

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文化研究
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
——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之一
　　为了解我国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为党和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今年8月，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的专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当前，城市农民工工作和生活条件普遍较差。他们劳动强度大，生活开销大；文化程度低，社会保障低；工作环境差，生活条件差；文化娱乐少，技能培训少。尽管如此，但多数农民工仍认可目前生存的现状，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
　　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共分四篇，第一篇为《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状况》，第二篇为《城市农民工生活与教育状况》，第三篇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和希望》，第四篇为《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调查基本情况
　　（一）调查范围、方式和内容
　　本次调查范围为：全国各级城市（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中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和灵活就业的农民工。
　　调查对象是：年龄在16-65周岁的跨地区外出进城务工经商人员，包括被企业（单位）招用的在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和在社区街道上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灵活就业的农民工。
　　调查采用面访方式，对在固定岗位上就业的农民工直接深入企业进行调查，对灵活就业的农民工采取街道社区拦截调查和入户调查方式。
　　调查的主要内容是：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包括劳动就业、获取报酬、就业保障、住房、子女教育、劳动技能培训等情况。
　　（二）调查样本的抽取
　　1、在固定岗位上就业的农民工样本的抽取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总体，分两阶段抽取城市农民工进行调查。即先在制造业等12个主要行业中抽取一定数量的企业（单位），然后从中选取一定数量农民工进行调查。在抽取农民工时按照该企业（单位）农民工从事的主要职业，适当考虑了农民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分布。
　　在抽取各省级农民工样本总量时，考虑到东部地区是农民工的主要输入地，因此江苏、浙江、广东省抽取的样本不少于1200个，其他东部省份抽取的样本不少于900个，中部省份不少于650个，西部省份不少于400个。
　　2、灵活就业的个体农民工样本的抽取
　　以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和县级市）为总体从街道社区中选取灵活就业的农民工，适当考虑农民工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分布。
　　4个直辖市各抽取200名农民工，15个副省级市各抽取30名农民工，各地级市和县级市分别抽取10名和5名农民工进行调查。
　　（三）调查的样本情况
　　本次共调查各类农民工29425人。
　　1、样本分布情况
　　按工作岗位分，固定岗位就业农民工23880人，流动就业农民工为5545人，分别占81.16%和18.84%。
　　按从事工作的行业分，在制造业，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9.53%、15.12%和14.84%；在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中工作的农民工分别占13.88%、9.75%、8.22%和1.26%；其他农民工在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房地产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采矿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金融业中工作。
　　按从事的职业分，主要为各类服务员、生产工人、技术工人、建筑工人、专业技术人员等，分别占17.49%、15.46%、13.22%、9.08%。和7.17%。
　　按东中西部划分，东部地区调查农民工13435人，中部地区调查农民工8980人，西部地区调查农民工7010人，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45.66%、30.52%和23.82%。
　　2、农民工基本情况
　　在调查的29425名农民工中，男性农民工19027人，女性农民工10398人，分别占64.66%和35.34%。
　　从婚姻状况看，已婚的有18191人，未婚的有10743人，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数的61.82%和36.51%。
　　从年龄上看，16-25岁的农民工有8954人，25-35岁的农民工有10553人，35-45岁的农民工有7516人，45岁以上的农民工有2402人，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30.43%、35.86%、25.54%和8.17%。
　　从文化程度上看，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工有756人，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3750人，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15312人，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7848人，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有1759人，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2.57%、12.74%、52.04%、26.67%和5.98%。
　　二、城市农民工劳动就业情况
　　（一）农民工的求职主要靠亲朋好友
　　许多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经商前并没有联系好工作，进城后，一般经城里的亲戚、朋友或已在城里定居的老乡介绍找到工作。据调查，由定居本地的亲属、朋友介绍的占28.20%，由同样在外务工经商的同乡、亲友介绍的占25.99 %，自荐到用工单位工作，占10.51%。另外，还有部分农民工是通过自主就业，招工广告，包工头、老板招募，劳务市场，招聘会，报纸、电视、广播等媒体找到工作，分别占7.94%、7.38%、5.15%、3.85%、2.46%和2.05%。
　　（二）农民工职业 涉及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
　　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有各类服务员、生产工人、技术工人、建筑工人、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职员、办事员、管理人员、居民服务人员、商务服务人员、个体业主、小摊小贩、家政服务人员、市政环卫工人等。
　　从性别上看，男性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主要有技术工人、生产工人、建筑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17.65%、16.66%、12.99%和8.94%；女性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依次为各类服务员、生产工人、一般职员及办事员，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35.14%、13.27%和10.45%。
　　（三）农民工工作时间过长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城里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天，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时。
　　从每天工作时间看，平均每天工作时间不足8小时的占6.85%，每天正常工作8小时的占53.26%。每天工作9-10小时的占26.28%，每天工作11-12小时的占10.70%。有2.91%的农民工平均每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
　　从每周工作时间上看，46.90%的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36.71%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为6天，15.58%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为5天，只有0.81%的农民工每周工作时间在4天以下。
　　从调查中了解到，造成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的原因主要是：私营、个体业主追求高产量，高效益，而工人也为了多挣钱，主动延长工作时间。
　　三、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情况
　　（一）农民工所在单位提供的工作待遇普遍不高
　　据调查，29425名农民工所在的单位提供工作待遇情况是：签订合同或协议的占54.01%，能兑现工资的占85.14%，提供加班补贴的占49.87%，有双休日的占11.87%，能提供工伤补偿的占42.84%，可以带薪休假的占20.47%，可提供岗位培训的占47.23%，有住房补贴的占7.58%，提供住房公积金的占4.76%，妇女可以带薪休产假的占被调查的女农民工的比重为20.22%。
　　（二）半数以上的农民工签订了劳动合同
　　在调查的29425名农民工中，签订了劳动合同的有15891人，超过半数。其中，签订固定期限合同的占68.27%，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占10.53%，签订临时合同的占21.20%。
　　在签订有固定期限合同的10849名农民工中，平均签订合同期限仅为一年。其中，75.68%的农民工签订了9-12月的合同，7.91%的农民工签订了1-2年的合同，只有10%左右的农民工签订的合同时间超过两年。
　　据调查，签订过合同的农民工对合同的认知程度相对较高，很清楚所签合同详细内容的农民工占了22.94%，比较清楚合同内容的占了41.94%，一般了解合同内容的占了23.02%，不大清楚和完全不清楚合同内容的只占9.05%和3.05%。
　　（三）农民工购买保险比重较低
　　据调查，农民工没有购买保险的情况居多，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73.37%、73.77%、84.65%、67.46%。以上四险由单位购买的比例分别为11.89%、12.61%、8.41%和23.09%，由农民工个人自己购买的比例分别为6.56%、7.23%、2.55%和4.62%，由农民工个人和单位共同购买的比例分别为8.18%、6.39%、4.39%和4.83%。
　　（四）多数单位能够为农民工提供基本安全防护措施和防暑降温措施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特殊岗位上就业的农民工中，10.93%的农民工有非常严密的劳动安全防护措施，23.74%的农民工有较为严密的劳动安全防护措施，51.47%的农民工有一些劳动安全防护措施，13.86%的农民工没有劳动安全防护措施。
　　调查结果还表明，在高温下作业，由单位给农民工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的占60.97%，由农民工自己花钱采取防暑降温措施的占19.77%，还有19.26%的农民工未采取任何防暑降温措施。
　　注：职业中各类服务员包括餐馆、饭店、发廊美容、保洁等服务员，技术工人包括木工、石工、泥水工、电工、修理工、缝纫工、厨师、驾驶员等，居民服务人员包括送货员、送奶工、送报员、送水员、洗衣、洗染、搬运工、人力车夫、废旧物资收购人员等，商务服务人员包括打字、排版、影印、美工人员、快递员、话务员、保安员等，家政服务人员包括保育员、保姆、小时工、护工等，小摊小贩包括卖菜、卖报、卖烟、推销员、售货员等。
城市农民工生活与教育状况
――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调查报告之二
　　国家统计局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状况专项调查结果表明：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工资收入比较低，生活质量比较差，居住、医疗条件得不到保障，休闲方式比较单调，劳动技能普遍偏低，子女教育问题比较突出。
　　一、城市农民工收支情况
　　据调查，进城务工农民的收入，普遍比在家务农收入高出很多，外出务工是其家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提高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许多农民工在城里工作生活，除了维持日常开支外，其余的基本上寄（带）钱回家乡，成为留守孩子、老人的基本生活来源。
　　（一）农民工获取报酬的主要方式是按月领取
　　按月领取报酬的农民工占被调查农民工的79.65%，其次是干完即领取，占6.64%，工程完工后领取占了3.44%，还有的为按年领取、按半年领取、按季度领取、按周领取和按天领取，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1.93%、0.55%、1.52%、0.92%和1.94%。
　　从行业上看，大多数行业按月领取的农民工都在80%以上，只有建筑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农民工按月领取的人员相对较少，分别占58.34%和66.80%。其中，建筑业中有14.12%农民工是工程完工后领取，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有19.60%的农民工是干完即领取。
　　（二）农民工务工经商平均月收入为966元
　　本次调查数据表明，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19.67%，月收入在500-800元的占了被调查的农民工总数的33.66%，只有一成的农民工的月收入超过了1500元。
　　分东中西部看，东部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090元，中部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880元，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835元，东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农民工平均月收入高出了255元。
　　分性别看，男性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068元，女性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777元，男性农民工比女性农民工平均月收入高出了291元。
　　在调查的12 个行业中，采矿业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最高，为1327元，其次是建筑业，平均月收入为1178元，而后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平均月收入为1104元。平均月收入较低的行业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分别为856元、796元和771元。从行业上看，最高的月收入比最低的月收入高出556元。
　　（三）农民工月生活支出占月收入的42.75%
　　农民工每月个人的平均支出为463元。其中，用于住宿费用的平均支出为72元，用于食品费用的平均支出为235元，用于文化娱乐的支出平均为47元。有一半左右的农民工每月支出占月收入的比重达40%以上，有14.01%的农民工每月支出占月收入的比重达70%以上，2.42%的农民工是挣的钱全部花光。
　　（四）农民工寄（带）回家乡的钱数年均为4485元
　　据调查，去年农民工平均寄（带）回家乡的钱为4485元，其中，18.78%的农民工没有寄（带） 钱回家，12.90%的农民工寄（带） 回家乡的钱为4000-5000元，10.88%的农民工寄（带） 回家乡的钱为2000-3000元，10.41%的农民工寄（带） 回家乡的钱为1000-2000元。
　　从农民工寄（带）回家的钱数占总收入的比重看，有一半的农民工把自己收入的一半寄（带）回了家乡。其中，有9.96%的农民工把收入的30-40%寄（带）回了家乡，有15.33%农民工把收入的40-50%寄（带）回了家乡，有11.16%的农民工把收入的50-60%寄（带）回了家乡，有12.47%的农民工把收入的60-70%寄（带）回了家乡，有9.16%的农民工把收入的70-80%都寄（带）回了家乡。
　　二、农民工城市生活情况
　　（一）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
　　据调查，有29.19%的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里，有20.14%的人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7.88%的人居住在工作地点，6.45%的人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还有12.54%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或回农家居住。
　　（二）农民工生病时一般能撑则撑，撑不过去再到药店买药吃
　　调查的农民工中，有1369名农民工感觉自己身体状况不太好，有9127名农民工感觉自己身体状况一般，有18929名农民工感觉自己身体状况良好，分别占被调查的农民工数的4.66%、31.02%、64.32%。
　　调查结果表明，农民工在务工经商期间生病时，有37.79%的农民工会自己根据病情到药店买点药吃，32.01%的农民工是去正规医院看病，20.45%的农民工是去个体诊所看病。
　　在对三分之二不上正规医院看病的农民工调查时了解到，不上正规医院看病的主要原因：一是费用太高，二是没有去医院看病习惯，三是没钱看病等。
　　针对发生工伤情况所在单位是否提供医疗费用问题，有26.54%的农民工不太清楚，有25.92%农民工认为单位会提供全部费用，20.23%的农民工认为单位会提供大部分费用，13.33%农民工认为单位会提供小部分费用，但有13.98%的农民工认为所在单位不提供费用。
　　（三）农民工工作之余的主要休闲方式仅为看电视、睡觉等，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
　　调查表明，农民工业余时间的休闲方式主要有看电视、睡觉、看书看报、聊天或闲逛、棋牌及体育活动、听广播、上网、看录像、电影、打电话、自学、参加培训以及其他活动等。50%以上的农民工只有前三项是最主要的休闲方式。
　　三、城市农民工劳动技能培训情况
　　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农民工岗位工作能力的重要途径，是增强农民工就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调查的农民工中，尽管有一半的被调查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的培训，但大多也只是临时的、短期的岗前培训。
　　（一）近三成的农民工拥有专业技术证书
　　在调查的29425名农民工中，有9196名农民工拥有专业技术证书。在9196名拥有专业技术证书的农民工中，拥有初级证书的占59.43%，拥有中级证书的占34.45%，拥有高级证书的占6.12%。
　　（二）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参加过简单的劳动技能培训
　　在调查的农民工中，有50.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其中，男女农民工各有51.41%和47.99%参加过培训。从文化程度上看，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群体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员越多，其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中有74.02%的人都参加过职业技能的培训，而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农民工中只有18.65%的人员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
　　从职业上看，专业技术人员中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77.96%，其次是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分别占74.71%和66.38%，家政服务人员中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为最少，只占26.05%。
　　（三）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的主要方式是参加短期职业培训，快速上岗
　　调查了解到农民工提高职业技能的主要方式有：参加短期（半年内）职业培训、自学专业知识、个人拜师学艺、接受长期（半年以上）职业教育等，分别占39.4%、24.1%、16.4%和9.7%。
　　其中参加短期（半年内）职业培训的农民工中女性多于男性，初中文化程度的居多，采矿业、金融业人员居多，各类服务员居多；在自学专业知识的农民工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居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居多；在个人拜师学艺中男性比重高于女性，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员居多，年龄在35-45岁的人员居多，建筑工人和个体业主居多。
　　四、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情况
　　农民工子女教育难，虽然逐步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关注，教育部门及有关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是收效甚微。在调查中发现，现行户籍制度与人口流动需求不相适应、不够协调，导致了农民工子女就地接受教育需要支付高昂的借读费和赞助费，一般情况下农民工子女就学都只能选择价格稍低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弱，流动性大，办学合法化问题很难解决。
　　（一）有17.21%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带子女随行并在当地城里就学
　　调查结果表明，有17.21%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带子女随行并在当地城里就学。其中文化水平较低或者年龄较大的的农民工带子女随行就学的比重较高。在对5065名有子女随行就学的农民工调查显示，有71.92%的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就读的学校是公办学校，有22.03%的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就读的学校是民办学校，有5.00%的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就读的学校是民工学校，只有1.05%的农民工子女因各种原因无法正常上学而辍学。
　　（二）农民工需缴纳子女学习费用和各种借读费
　　农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一学年，学费平均支出2450元，占这些家庭总收入的19.78%。其中，36.84%的农民工花费在1000元以下，27.67%的农民工花费为1000-2000元，13.07%的农民工花费为2000-3000元，10%的农民工花费在5000元以上。
　　许多农民工孩子上学还需缴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等。据调查，在5065名有子女随行就学的农民工中，有2493名农民工缴纳了借读费、赞助费，每人平均缴纳费用为1226元。其中，有42.08%的农民工交了500元以下的费用，有29.44%的农民工交了500-1000元，16.33%的农民工交了1000-2000元。

泯灭良知和权威失落的大陆——读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

2002年大陆的图书市场，由个体书商操作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轰动全国，特别是在政界和知识界的精英层更引起非同寻常的反响，也成为两会期间的热点话题之一。
此书的作者李昌平出身于湖北农村，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获硕士学位。他在湖北农村先后担任过四个乡的党委书记，有着17年农村基层工作的亲历经验，在担任棋盘乡党委书记期间，他基于"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刻骨铭心之体验，于2000年3月冒险上书总理朱鎔基，陈述了棋盘乡农民的悲惨处境，列举了七大弊端和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数据：1、盲流如洪水：全乡4万人，劳力1•8万人，现在外出谋生2•5万人，其中劳力1•5万人，全乡弃田弃水面积高达3•5万亩，占全乡水土总面积65％。而且盲流人数呈逐年增加之势。2、负担如泰山：田亩负担每亩200元，人头负担每人100-400元不等，人均150元，二者相加人均负担350元，有的村子人均负担甚至高达500元。80％的农民种地亏本，所以弃田当盲流成为必然。3，债台如珠峰：90年代中期，85％的村子有积累，现在反过来，85％的村子亏空，村均亏空不少于40万元；90％的村子负债，村均负债不少于60万元，高利贷利率月率20％。95年约有70％的乡镇财政有积累，现在是90％有赤字，乡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平均负债不少于900万元。大多数债务皆是高利贷，月利率达15％。而且，债务逐年增加，村级年增加10-15万元，乡级年增加150万元左右。4，干部如蝗虫：90年棋盘乡吃皇粮的干部120人，现在超过340人。5，责任制如枷锁，因为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自己剩下的是负债，要用外出打工挣来的血汗钱贴补；6、政策如谎言，因为保护农业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很难落实，种地连年亏本，负担逐年增加；7、假话如真理，因为现在的农村基层干部浮夸成风，上报的政绩大都是假的，而上级领导就喜欢这种报喜不报忧的假话。
李昌平的上书震动了中共高层、湖北省领导和全国。中共高层的朱鎔基、胡锦涛、李岚清、温家宝先后多次在李昌平的信上做了批示，并由国务院派出调查组前往监利县棋盘乡，写出调研报告上报中央；之后是湖北省委书记贾志杰、省长蔣祝平、副书记王生铁、副省长贾天增亲自率领省水利厅、交通厅、财政厅等部门的头头们来监利县做调查研究，并决定以棋盘乡为试点进行大胆改革；之后又是由省市县三级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棋盘乡，省委副书记王生铁任组长。王生铁带头住在农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由此掀起了一场旨在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业效率、精简政府机构、反对官僚腐败的农村改革。
同时，李昌平以一个乡党委书记之身为农民请命的举动，由于得到中共高层的批示，一时间也成为舆论热点。他的上书和他在媒体上公开呼吁"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的行动，得到了舆论界和社会各界的强大声援，老一辈的杜润生、李锐等人，中青年著名学者吴思、秦晖、党国英等人，都对李昌平的上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海内外的许多媒体纷纷转发他的呼吁和事迹，无数鼓励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李昌平，许多高校请李昌平去演讲……而最能说明民心所向的是，在影响极大的《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的十名候选人之中，李昌平从王家卫、龙永图、刘永好、伏明霞、孙雯、李泽楷、柳传志、张平、杨焕明等文体界、政界、商界、科技界的明星中脱颖而出，以最高票数当选年度人物。
然而，随着事件的进展，这样一位敢于冒着丢官乃至人身的风险上书朱鎔基，得到政府总理、国家副主席、两位副总理和省委书记省长肯定，并被舆论界、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和广大民众誉为"农民之子"和"社会良知"的乡党委书记，在掀起了一阵农村改革热潮和全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之后，却在地方势力的百般排挤和打压之下，不得不辞去棋盘乡党委书记的公职，下海经商，成为无数进城谋生的农民工中的一员。而且，他在打工时也要受到地方权势的迫害，雇佣他的老板迫于湖北荆州市官方的压力而让他走人。
李昌平被迫辞职，一阵只为应付上级的轰轰烈烈的整顿秀改革秀过后，一切又恢复常态且变本加厉。正如李昌平所言："这场改革，对有些领导者而言，是一场政治游戏。对我李昌平而言，是一场难言的痛苦。这场改革，注定是以改革始作俑者走投无路收场。"
首先，改革和反改革之间的较量之结果，是发动了改革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被迫走人，而对监利县的工作失误负有主要责任并在背后整李昌平的主谋监利县委书记，非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高升到荆州市做主管三农的副市长。这样的好官出局而恶吏当道的结局，恰恰是中共体制下的官场常态，逆淘汰机制的根深蒂固非要有根本的政治改革才能拔除。一个基层的科级乡党委书记如此，直辖市的省部级大员亦如此，前不久辞职的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就是最新例证。
其次，被李昌平坚决查处并经乡党委集体同意移交司法机关的棋盘乡贪官，在县委的保护下安然无恙；李昌平下决心进行的乡政府机构精简，也由于被精简人员大都有权势靠山而流产，正如棋盘乡财政局的局长所说：超编人员中有九个是县委书记写条子安排的，只要这九个人能够精简下来，其他的人就好办。但是，谁都清楚，这九个人是动不了的。一个乡如此，那么一个县、一个市、一个省乃至全国，臃肿的低效的腐败的且劳民伤财的行政机构中，又有多少贪官和多少吃民脂民膏的超编官吏，因为背后有靠山而无法惩治无法精简？李昌平在任时惩治贪官，要由他这个乡党委书记拍板、由乡党委举手通过，而不是由司法机关独立办案。就凭这样的体制根本无法反腐败。否定棋盘乡党委惩治贪官的决定的，恰恰是上一级县党委。
那些在历史上留有声誉的清官，之所以在当时还能干几件造福于民之实事，也大都是得到明君的支持。而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帝制之下，明君与清官都属于凤毛麟角的例外，只有极为偶然的一时之功，绝无长治久安之效。清官的人格再高尚、智慧再杰出、魄力再超人、民意支持再深厚，也根本无法与制度性的权势集团抗衡。腐败、低效和剥夺民众，是独裁体制和人治社会的制度癌症，绝非一两个清官所能医治。不要说李昌平这样的基层清官，就是口口声声立志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的国家总理的朱鎔基，对普遍的官场腐败也奈何不得。所以，李昌平的命运就是必然的。
再次，李昌平上书和由此发动的监利县改革，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减轻农民负担，并作为"监利经验"得到省里的肯定。但在李昌平辞职和县委书记高升之后，农民的处境非但没有继续改善，反而出现空前的恶化。监利县的干部知道"一阵风"已经刮过去了，于是，在改革中被革出的积弊死灰复燃，而且更为猖狂。全县已经撤销的管理区以"责任区"的名义登场，其主要功能就是向农民开刀，新账老账一起算，对当年的和历年的、合理的和不合理的税费进行强行征收，把不交款的和交不起款的农户一律强制送进"学习班"（也就是小黑屋）改造。有些乡村还公然出现"坚决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的标语，有些干部恶狠狠地说："吊颈不解绳，投河不拉人，喝毒不夺瓶，告状不开门。"村民惊呼："胡汉山又回来了"，"鬼子又进村了"。
已经高升为荆州市副市长的前监利县委书记曾经对强收税费的干部说："只要不搞死人，没得多大的事。"这实际上是对滥用职权的纵容，肯定要造成恶果。果然，监利县农民在基层政权的恶霸式征收的暴虐下，仅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的短短三个月内，就有四位农民死于非命，其中一位死在了乡政府，两位死于管理区。44岁的农民熊品华还是党员，因欠税费而被催逼的干部欧打并抓进小黑屋，出来后多次找有关部门要钱疗伤而未果，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只能以命相抗，服毒自杀。68岁的农民李启栋凌晨三点被干部从床上抓走，关进管理区的"小黑屋"两天两夜，数九寒天，老人只能睡在没有任何铺盖的水泥地上，最后被活活冻死。46岁的农民姚廷平在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四被抓走关进"小黑屋"，四天后死在小黑屋中。44岁的农妇张喜娇因多次向乡政府讨要欠款而未果，并与乡干部发生冲突而死亡，死因不明。死者的家属知道张喜娇的死亡消息赶到火葬场时，她的衣服已经被换下，乡干部说她是高血压突发致死，直到死者家人找到被换下的"血衣"和发现她头上有伤之后，乡干部才承认发生过肢体冲突。医院的鉴定也前后矛盾，县医院最初的死亡鉴定为"颅脑出血致死"，后经法衣鉴定为服毒自杀。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由于强行征收税费而导致三个月内发生四起恶性命案，除了给予死者家人以极为可怜的经济赔偿之外，涉案乡、村的干部却无一人受到真正惩罚，有人仍在原地做官，有人易地做官。
李昌平在书中不止一次感慨道：每当他面对真心实意地爱戴他、拥护他的乡亲们之时，他便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无往而不胜的伟力和信心，但是一到改革的关头，民意的支持无论多么强大，都将被现行制度所瓦解，他被夹在制度和民意之间，无论他怎样努力，也无法接通二者。
作为《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的读者，我不仅要问：现在的大陆究竟是个什么地方，居然会出现完全超出任何人想象的荒谬事件：得到社会各界如此广泛的民意支持的社会良知最终落难，而被放纵的邪恶力量却如此嚣张，可以妄顾社会良知和强大民意的呼吁而一意孤行，为非作歹而不受制裁？！我们这个社会，究竟置良知、民意和新闻舆论于何地？！
退一步讲，中共从执政以后就一向视良知和民意如儿戏，把媒体作为一己私有的喉舌，想用的时候就发动群众，斗个你死我活；不想用的时候就残酷压制，强迫万马齐喑。因此，再多的民意支持、再强的良知呼吁，再大的媒体声援，也无法使李昌平获得足够的力量和资源与邪恶权势抗争。这在大陆的现行体制下，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最为怪异的是：中央的统治效力远远不如地方的抵制有效，总书记和总理的意志经过各级政权的层层削减，根本无法有效地贯彻到基层，甚至就是除了表面的应付之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力。
在李昌平事件中，一党体制一向尊奉的唯上是从的专制权威的三令五申，根本不起任何实质性作用，救不了这位有良知、有智慧、有魄力进行改革的基层干部，更无力制止基层政权对农民的巧取豪夺。地方权势集团完全从自身的既得利益出发，可以视上级的指示如无物，把政府总理、国家副主席、政府副总理的批示也当作儿戏，上面派人下来就应付一下，而人一走茶就凉，指天划地向上级发的毒誓就统统作废，金字塔顶尖上的最高权力向下贯彻其统治意志和决策的效力，在地方特权集团的阳奉阴违之应付面前，犹如石沉大海。什么党纪国法，什么中央权威，什么国务院指示，在地方的一亩三分地上统统不管用。铁面无私、作风强硬的朱鎔基的批示也不能把这些地方势力怎样。
不是清官在反腐败，而是腐败在反清官。在基层的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如此，在最高层的国家总理朱鎔基亦如此。
读了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而不为农民大声鸣不平者，肯定是没有心肝的人；李昌平作为中共基层官员中极为罕见的良知者，是这个体制下的异数。他说：现在说真话就是下地狱，但即便下地狱，他也要为最受歧视的农民而向上级向社会说真话。他的勇气、正直、魄力、智慧……无不令人肃然起敬；他亲历的三农现实之惨淡，无不令人深思、悲愤甚至流泪；他屡受迫害的宦海生涯，无不令人同情和感慨。但是，在这一切之外，此书还以活生生的第一手资料，揭示了现行制度的深层问题：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刚性同盟的铜墙铁壁面前，任何想冲破这堵铜墙铁壁的力量，大都只能碰得头破血流。一个小小的监利县，该铺开一张多大的关系网，该筑就一堵怎样坚固的利益长城才能:对上,让政府总理、国家副主席、副总理和省委书记省长的指示、信誉乃至权威彻底扫地；对下，使社会精英、广大民众和诸多媒体的强大呼吁化为乌有。
那么，在目前的大陆，除了狭隘的既得利益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成为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内在动力？还有什么能够成为促人为善的激励？谁还具有言出必行的权威？李昌平的亲历告诉我们：没有！良知不行，民意不行，媒体舆论不行，手握重权的政治权威也不行。换言之，每一级都有手握重权者，但是如此巨大的垄断权力却毫无贯彻其权力意志的权威。有独裁权力却无让人敬畏的权威，因为一旦公权力被异化为谋私的工具成为瞩目的现实，那么权力在民众甚至官员的心目中就丧失了权威性，权力就只能在牟取私利时有效，而对于统领为民为国的公益事业来说则基本无效。私利化解权威，是今天的后极权时代的大陆之现实。这就是在天理昭昭的世界大势面前，中共现行政权无法推动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
大多数人都明白，这一切顽疾的割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改革无法启动的根本原因，绝非意识形态的羁绊，更不是政改将导致天下大乱，而是权贵们的既得利益--靠垄断全部权力和全民资源所掠夺的巨额财富。怎样才能突破垄断性的权贵利益集团所形成铜墙铁壁，实乃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就在我结束本文时，朱鎔基正在举行记者会，他坦言最让他头痛的问题就是如何减轻农民负担，朱鎔基这样说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中国入世成功之后，朱鎔基表示最担心的是农业问题；在此次人大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也重点提出要解决好三农问题。但是，朱鎔基在回答怎样减轻农民负担的问题时，一味把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归结为粮价的下降和国外廉价农产品的竞争压力，却很少触及造成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制度原因，绝口不提本届政府制定的发展策略失误的原因。事实上，中国农业产出的低效，最主要的原因是农业生产的制度成本之高举世罕见；中国农民处境之悲惨，根本原因是他们长期受到的制度性歧视也为举世罕见。
目前，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绝非对异见者的打压，而是对9亿农民的制度性歧视。这种歧视制度的最大受损者是农民，最大受惠者是政权本身以及附庸于其上的各类权贵和精英，其次是一般的城市人，歧视制度的长期维持，主要原因是现行体制没有得到根本改革，其次是长期享受优惠待遇的城市人的没有良心，没有足够的精英为农民请命，也就无法对现行执政者形成足够的民间压力。在此意义上，歧视农民的制度是二者共谋之结果。中国的城镇人口，难道已经享受了几十年的优惠还不够吗？难道用贫瘠土地供养的工业、用农民的血汗养肥的城市，到现在还不能以愧疚的心情给农民以补偿吗？还要一个劲地向中心城市和发达地区锦上添花，而不给农民农村农业来点雪中送炭吗？高级住宅区茵绿草坪上的一条名贵宠物狗的消费，豪华大酒店的一顿饕餮大餐，给数个二奶买下的毫宅名车，能够解决多少农民孩子的学费！只有真正解放了农民，他们才能走上致富之路，中国的人权才算得到了基本改善。
说到底，造成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现行的制度，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废除土地党有制，还产于农民；废除城乡二元制，还平等于农民；废除由上级党委钦定基层官员的制度，还政于农民；废除剥夺基本人权的制度枷锁，还自由于农民！

孙志刚替我而死

作者：李昌平

在广州打工的湖北籍青年大学生孙志刚被惨无人道的收容制度打死了！我没有震惊感，因为3年前我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揭露过据称是中国最文明的地方——上海，是怎样的残害千千万万被收容的农民工的；后来，我到了首都北京，我编发过国务院小城镇办公室关于农民工在北京受到不公正待遇的系列调查报告；再后来，找我来诉苦的被收容过的农民工越来越多了；再再后来，我无奈了、失望了，常常想到可怕的暴力革命和911恐怖主义。但当我得知孙志刚被打死的消息的时候，我还是失声的痛哭起来，因为孙志刚是替我而死的。

我是2001年9月来到北京打工的，刚到北京的时候，口袋里总是带着《中国改革》发给我的工作证，走在北京的大街上总是小心翼翼的，当心自己被收容。2001年12月21日早晨7点多钟，我当心的事情发生了，我从清华南门的水清木华园刚出来，就看见城府路上一大帮穿制服的人正在拦截过路行人检查证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退回水清木华园，因为我的包昨天在餐馆里丢失了，身上什么证明都没有了。但很快我又拿定主义：收容了正好，可以写一篇“李昌平收容记”的长篇报道。我大步走向检查站，只见三才堂（写字楼）的墙边已经站着47个举着双手面向墙壁的农民工了。我站到一个穿制服的领导模样的人的身边，注视着发生的一切，被检查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工模样的人，不到20分钟，墙边上站着的农民工超过了80个。我有些沉不住气了，和那个穿制服的领导聊了起来，他说快到元旦节了，为了保证北京节日期间的稳定，全市要集中一个星期收容遣送一批非法农民工。我问怎样确定非法农民工，那位领导说看他们是否有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计划生育证等。8点12分，收容的人数超过了100人，领导叫来了一辆囚车模样的车，命令举着双手了农民工“滚上车”。我有些激动了，对那个领导说，我也是一个农民工，你们也把我收容吧！那个领导盯了我好一会，缓慢的丢给我两个字——“无聊”，凛然转身指挥农民工“滚上车”去了。
后来，我有了记者证，在北京我是很少将记者证带在身上的，我希望有一天被收容遣送，我的这个愿望很强烈，但一直没有人收容遣送我，“李昌平收容记”也一直没有写成。我把这个遗憾说给我的同事听，他们都说我太胖，象个腐败分子，谁敢收容腐败分子呀！后来，我们单位来了几个瘦瘦的实习生，我要他们完成我的这个遗憾，但他们的模样一看就不像农民工，所以被收容的愿望一直没有如愿。
听到孙志刚收容致死的消息，我就觉得他就是替我而死的。因为孙志刚的死告诉我，假如我被收容了，也可能被打死，这突破了我“希望被收容”的底线；我们总以为收容的对象是农民工、小县城的下岗失业者，但孙志刚是大学生，他被收容突破了收容对象的底线，明天被收容的可能是大学的教授；这样下去除了带警卫的、穿制服的和我这样腐败模样的人有安全感外，其他人还有生命安全可言吗?孙志刚的死，唤醒了我们其他活着的普通人的警惕；孙志刚用他的生命给那些“被卖了但还在替人数钱的知识分子”一记响亮的耳光；孙志刚用生命警示我们：这个社会存在另一种“非典”——无法无天的权力，时时刻刻威胁着我们。所以孙志刚替我而死了，也是替老百姓而死了。
孙志刚的死，让我联想到了很多事。我们有了2000多部法律，但民间到北京来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北京火车南站“上访村”里高峰的时候达到10000余人，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全国各省都有便衣警察常住北京，越来越多的上访者被拘留、判刑，有的还被蒸发了，就因为他们越级上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收容遣送是一种救助的制度，对象是无助的农民工，现在的收容遣送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了，而且对象扩大到了大学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过去只有城乡二元，现在，你是武汉的市民，你到北京、上海、广州一样被收容遣送；过去你在邮电系统工作，你的子女只能在其他系统工作，现在，垄断行业和权力机构的“家天下化”成为普遍趋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这个社会正在破碎成无数个政治经济权益体，少数人成为政治经济利益的既得者后，就利用法律、条例、制度、职权、国家机器维护、扩大自己的既得私利，千千万万的农民工，千千万万的下岗工人，千千万万的大学生，他们在寻求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过程中，还将有多少个孙志刚啊！孙志刚用生命告诉我们：人民和“非典”的斗争没有妥协！
“非典”夺去了少数人的生命，但战胜“非典”要靠人类的共同奋斗，否则，“非典”将会夺去更多人的生命。
孙志刚今天替我们死了，如果我们漠视孙志刚之死，明天就是我们的死期。
孙志刚兄弟，带我们的灵魂去宪法法院，起诉这狗日的收容制度！孙志刚兄弟，跟我们去人民大会堂，跪说你的冤枉！
孙志刚兄弟，我看见了你没有瞑目的眼睛，我辈愧对你的冤魂啊！

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吗？

作者：李昌平

茅于轼是我很尊敬的先生，在我们组织的全国高校大学生回乡支农调查活动中，无论是出发前的培训会还是回来后的总结表彰会，我们都请茅先生参加。在孙志刚和孙大午事件中，茅先生发挥了民间领袖作用，正是在茅先生的鼓舞下，我才写了《孙志刚替我而死》、《孙大午该不会有事的》。 但读了茅先生祭念毛主席的文章──《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有感》，我很感到意外。我感到意外的不是茅先生对毛主席的评价。对茅先生彻底否定毛主席我早就领教过，那是在2002年的一次大学生调查报告颁奖会上，茅先生是我请去颁奖的嘉宾，我在安排下期调查时，建议同学们认真读读毛主席的几篇农村调查报告，学习毛主席的调查方法。茅先生立即纠正我的建议，教育同学们不要看毛泽东的书，说毛泽东这个人不是好人，是中国的罪人……。茅先生对毛主席的彻底否定我是可以理解的，就像理解很多人崇拜甚至迷信毛主席一样。但这次茅先生对毛主席好像没有彻底否定,看来茅先生是与时俱进的。 但茅先生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有感》文中，有一句结论──"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我感到很迷茫，不能不请教茅先生： 第一，茅先生所指的"精英"是一些什么人。从茅先生的文章中看，被毛打倒的人全是"精英"，"毛把精英全打倒了，最后只剩下毛一人了"。在茅先生的眼里，毛时代的没有被打倒的十亿人都不是精英。那现在什么人是“精英”，什么人不是"精英"呢？"精英"就是指政府官员、学者、专家、留学归国者、资本家吗？"精英"就是指那些处于社会圈中心掌握政治霸权、经济霸权、话语霸权的人？我想请问孙志刚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孙大午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冒死搞承包的小岗村的农民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八十年代初期，冒着风险搞投机倒把、发展乡镇企业的千千万万农民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八十年代中期，千千万万冲破壁垒闯世界的农民在不在"精英"之列呢？千千万万为了维护权益、追求正义、千里迢迢到北京告状上访、住在二元钱一晚甚至住树下和雪地里的农民、工人，他们在不在"精英"之列呢？那些千里迢迢从四面八方赶回家参加步云直选乡长的农民工和那些不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大学知识分子相比，怎么能用"精英"与"非精英"去评判呢 第二，茅先生说"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那我请教茅先生，八十年代初期农村草根主导的"联产承包经营和经营体制多元化"改革与九十年代"精英"主导的"粮食流通体制和农业产业化"改革，哪一个成功呢？哪一个对社会进步作用大呢？浙江民间创造的民间金融服务与"精英"主导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哪个成功，哪个代表者前进的方向呢？ 第三，茅先生一贯主张民主，一贯主张人民当家作主。如果说"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那茅先生平时主张的民主其实是极少数人的民主、极少数人为人民当家作主了。茅先生且不是主张等级制、不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权利的垄断和施舍？ 第四，从茅先生一贯的言行来看，茅先生早先是主张少数"精英"先富起来的，不光明正大也是可以的。茅先生自以为是一个利他型"精英"，以为所有的"精英"都会像茅先生一样是利他型的。但时间告诉茅先生不是那么回事。我想请教茅先生，当这个社会被利己型"精英"主导的时候，茅先生有什么办法保证依靠利己型"精英"来推动利他型"精英"所主张的社会进步呢？茅先生虽然有利他的精神，可是茅先生却从来不敢公开声称自己是和"草民"站在一起的（最近几年有了很大变化，经常帮助穷人做事和说话），茅先生总是自觉不自觉的和利己的资本站在一起。所以，茅先生"社会进步是靠精英的"所言，其实就是为资本家代言。 我常常认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高低贵贱、"草根""精英"，用某种视角 做出是非评判，会不会仅仅只是我们内心主观的需求呢？而这种主观的东西是不是在不尊重他权的潜意识下产生的呢？难道人就只能按所谓"精英"和"非精英"区分吗？我常常为这样的区分而痛苦。可能士大夫世家的人没有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平民家庭却是无法摆脱这种痛苦的。 每当我回到我父亲、母亲的身边的时候，回到我祖母的坟前的时候，我就愤恨这些主流的话语？祖父去世的时候，我父亲才十六岁，祖母带我父亲、两个叔叔、两个姑姑一条破船一张网，风里来雨里往，日夜辛劳在洪湖上，把他们养育成人。到了六、七十年代，我的父辈们用他们的生命治理长江、洪湖水患，有了今天旱涝保收的江汉平原大粮仓，我的父亲、母亲养育了我们六姐弟，其中三个人上了大学，两个人成了大学教授。当我回到生我养我的故乡的时候，我是"精英"，我的亲人和乡亲们是"草民"吗？这样分多么的可怕啊！让我感到极端的无耻。 我家乡的一个200多人的自然村，两年有12人死于疾病，"精英"主导的医疗产业化导致了家乡医院的破产，难道这是社会进步吗？"精英"主导的教育产业化改革，导致我家乡的大多数孩子和天下千千万万的孩子读不起书，难道就是进步吗？"精英"自觉不自觉的漠视了他们的"草民"的权力，甚至剥夺了"草民"的权力。这个社会靠"精英"，怎样保证"精英"所要的社会进步是"草民"的社会进步呢？ 近几个月，我作为香港乐施会的一员在云南的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我最大的感受是：贫困的根源是权力的贫困。生活在中缅边界的少数民族也能够种鸦片，他们会贫穷吗？为了让缅甸种鸦片的地区不再种鸦片，联合国安排了数亿美圆的资金帮助他们调整种植结构，有数亿美圆的资金帮助，我们的边民还穷吗？在少数民族地区，修一公里的沙石公路只要7－8万元，修路后，边民的羊子每只能多卖250元；边境的原始森林大多是80年代以后砍伐的，这些世世代代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人们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不给他们的补偿的理由是森林是国有了，这些理由都是精英的理由；在北京，一亩土地可以在国家银行里抵押贷款数百万元，农民的一座大山在国家银行里一文不值，其实，这不是什么经济规律，从根本上讲，这就是"精英"的强势。九十年代"精英"经济大发展，欠数千亿农民工的血汗钱，这是社会进步吗？ 拉祜族有一个叫扎约的贫苦孩子读了高中，家里为他读书欠了近一万元的债，要知道，在人均年收入600元的贫困山区，一个家庭欠10000元的债靠家庭的农业收入是永远也还不清的。扎约读了书，能说公话（汉话），终于走出大山到一个城市打工，可是工厂每月开的工资才400元，扎约打工已经9年了，家里的欠债还有2000多。扎约30了，没有娶媳妇，他说还完了债再考虑娶媳妇的事。由于压抑和工作长期处于超时状态，扎约的身体很差，他说，再干5年等还完了债、手头有2000元的积蓄后就回家，再不出来打工了。人人都说教育能改变人的命运，扎约小的时候父母支付了教育的成本，年轻力壮的时候出来打工，把他最黄金的时间奉献给了城市，快40岁的时候，带着一身的病痛不得不回到那个贫困的大山。教育改变了什么呢？教育的成本由贫困的地区的穷人支付，推动了发达的地区"精英"们的进步。扎约的父母付出了，扎约付出了，谁推动了他们的进步呢？ 我以为只靠"精英"是靠不住的，社会进步要靠人民。靠制度赋予所有人平等的权利，人人拥有平等权利的社会制度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如果说靠"精英"能建立起人人拥有平等权利的社会制度，我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精英"政治就该万岁、万岁、万万岁了！我想请茅先生倡导没有歧视的话语、没有歧视的视角、没有歧视的制度，倡导知识分子站在劳动者之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茅先生是可以担当此任的人。 我无意得罪茅先生，我很尊敬茅先生。我之所以胡言乱语，是我有人格分裂的痛苦，我无法接受"精英"桂冠，更无法给天下衣食父母披上"草民"的蓑衣。希望茅先生能理解我、开导我。
（转自《中国劳工》）

贫困源于不合理的制度设计

李昌平在中国农大的讲座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云南、贵州等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地方，发现贫困的原因并不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农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穷人本身，好象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的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值约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说那个地方穷，每天却有那么多财富源源不断的运出来。我算了一下，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我取了一个名，叫垃圾GDP。发展不是硬道理吗？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发展的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第二个故事：我去云南的一个贫困县，那些原始森林是九十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守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守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主流社会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三百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5---8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的羞愧，为我们主流社会的人满口的仁义道德羞愧。很多人讲保护动物的时候表现的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我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对贫困有了新的认识。
　　一， 制度与贫困
　　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第一，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国家一句话：矿产资源属于国有，这就割断了资源所在地人民与资源的联系。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什么人有权开发国家的矿产资源呢？制度规定只有资本家。当地人是国民，我们在制度中找不到国民的位置。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1吨煤3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起了电，产权属于谁？属于国家的电力总公司；农民集资修了学校，产权属于谁？属于代表国家的教育部门；农民集资办的厂，产权也属于国家；农民集资办起了电话，产权属于国家信息产业部；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谁剥夺了穷人的产权？！
　　不仅如此，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八十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九十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 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八十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九十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的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第二，财政制度。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民修了公路，国家去收费，路坏了之后又要农民自己修。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剑川县黑桃树乡大满山红的那个村子，农民自己集资来办电，一根电杆，从山下运到山上去，要用四十个人抬两天，中途回不了家，还得在半山腰过一夜。城里的人什么时候这样自力更生过啊！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可是，主流社会的人却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去年3月1日生效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30年、50年不变。假设我今年有十五、六岁，过五、六年，要娶妻、生子，我这一家人一分地也没有，政府也不给我任何的补偿，社会保障制度也不包含我，我怎么生存啊！生在农村，是一个农民，就应该天然的有拥有土地的权力，谁有权力剥夺人生存的权利？！每一部法律都不能违背《宪法》，《宪法》要保障人权，农民最基本的权利就是拥有土地，拥有生存的权利。站在城里人的视角，《土地承包法》这是一部很好的法律，固化土地承包关系可以生产出更多、更廉价的农产品，供给城里人消费。我们有没有考虑到、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第四，金融制度。银行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商业银行叫国有商业银行。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也是国民，为什么国家的银行不承认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身份、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那么的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第五，税收制度。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2000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8。4%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20%多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30%以上了。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第六，资源的配置制度。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的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付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我们在贵州大山里扶贫，不到1万块钱可以修1公里5米宽的山路，而政府去做扶贫，修1公里同样的路要8—10万块钱。那我们怎么配置资源呢？到村里去跟老百姓谈，群众说要修路，我们问怎么修，他们说只要乐施会提供炸药、铁锤、碎石机、碾压机、技术员就可以了，劳动力由他们自己组织。这样1公里路3000---8000元钱就够了。钱给他们，我们来做协作者，跟村民一起买炸药、机器，铁锤，风里来、雨里去，两年里6万多块钱修了26公里路。26公里路要是政府修，至少要200多万。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
　　有权力的人相信权力配置资源，有钱的人相信市场配置资源。其实，在解决贫困的问题上，权力配置资源不是最有效的，这个好理解；市场配置扶贫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也不是最有效的，这点很多人还没有认识。中国农村每天有3亿的劳动力在家里打麻将，中国农村每天有大量的事情没人干，过剩的劳动力市场配置不起来。中国解决农村贫困的最大资源是农村劳动力，配置农村劳动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只有民间组织把劳动力资源配置起来与其他资源相结合，资源的利用效率才能最大化。
　　我们这个国家，权力和市场配置财政资源，配置的结果，是绝大部分配置给了强势阶层。医疗资源80%都在县以上；教育资源主要是配置在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里；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配置在城市里。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第七，教育制度，医疗制度。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他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这个高中生，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的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的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3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以稻谷为例，85年的价格0.095元，今年可能高些，涨到了0.6-0.7元，以前是0.4-0.5元。算涨了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的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就象北大、清华给美国人培养人才一样。
　　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一个样，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赘述了。
　　 第八，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资本家做了，大资本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是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第九，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一个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不能完成，那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更加残酷。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1亿农民，农民工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上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的吗？这样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第十，土地制度
　　土地制度可能是第二大抽水机了。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产权再明晰不过了。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的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自己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国家啊国家！农民占国家的70%，怎么就不代表国家呢？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这还不够，国家2003年3月1号出台了《土地承包法》。这部法律规定土地的承包期30——50年不变。越是占地多的越有能力进城，很多进城的人当“地主”收租；越是占地少的越没有能力进城，只能给“地主”种地。贵州省的土地是80年代初期分到户的，后来一直没有调整过，20多年过去了，土地占用严重的不平衡，很多没有土地的人租种进了城的人（有些成为国家干部了）土地，一年交300斤的租子，此外还要交农业税。这样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土地是集体所有，人不在集体里了，自然就应该将土地交还集体；集体所有，但集体却没有收回、分配、甚至调整土地的权利，眼看着集体的成员被“新地主”剥削、受穷而束手无策！这正在孕育着革命啊！
　　 第十一，干部制度
　　农民是没有权力当干部的，考公务员农民是不可以考的。但我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干部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灰款”。干部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要“民举”，就是借下面的手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只是更加劳民伤财了；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二，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立了很多法，法律制度也是抽水机。现在是依法治国，可是，来北京上访的人越来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这说明什么？法不管用。那“法”为什么不管用呢？。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怎么请得起律师和法官？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是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紫京城。
　　很多人是相信法律的，但打官司打得倾家荡产，没有足够的钱，结果有理也打不赢官司。很多人因此走极端，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冤上加冤啊！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了，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又要健康证，还要办什么证……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那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也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的，保卫人民，就得给钱他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也是吃了原告被告，基层的部门基本都是这样。
　　谁愿意从一个派出所所长变成一个流氓，但现在是不得不变成一个流氓。如果不变成流氓，所长就当不成了。所以，执法的也冤枉！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为少部分人服务的法制是越来越完备了，少数人的“法治”越来越被这个社会“默许”了。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第十三，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四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既然市场可以把技术配置好，那么干嘛还要送科技下乡呢？既然市场配置技术对落后的农村有害，干嘛把农业推广技术的部门推向市场呢？改革以来，有一条规律：我们的制度设计总是“打着减轻农民负担的旗帜”让农民越来越失利，总是让强势阶层越来越有利，科技推广制度只是一个缩影。
　　第十四，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休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题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渡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千家万户的小农户，只有组织起来才能应对大资本的剥夺，才能增强市场主体性。但是，中国允许成立商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会，唯独农民要成立自己的组织却是难上难。市场经济条件下本来就处于不利的小农，怎么可能不穷啊！
　　农民办的合法的企业，政府文件一下来，要农民的企业停就得停，巨大损失政府不管，这也是不给农民平等市场主体地位的一种表现，这样农民怎么不穷呢？
　　第十五，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20000元、30000元不等。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帮忙。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高价，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罪该万死！
　　第十六，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就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是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门”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或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什么依法办事——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第十七，监督制度
　　现在，越来越多的食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药品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彩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股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保险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银行越来越让人不放心……越来越多的监督部门越来越让人不放心。面对越来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决呢？越来越多的人开的处方依然是——加强监管。
　　西安宝马假彩票案出现了，大家说主要是缺乏监督，公证部门不是监督部门吗？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监督部门吗？消费者协会不是监督部门吗？很多人又说了——现在的问题是谁来监督监督部门，需要在监督部门之上再安排监督部门。人民银行是监督银行的，现在又搞一个银监会，那我要问，假如银监会腐败了，那是不是再搞一个“强监银会”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对监督，当然要监督。但有两点要搞清楚：一是什么样的监督，谁来监督；二是谁支付监督的成本，支付的监督成本谁在受益。我们现在的监督体系越来越复杂，但总是见不到老百姓的角色，总是有权的人监督有权的人，最后的结果是合伙搞我们这些没有权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监督是一种权力，权力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总是打着为多数人的旗号，让多数人支付成本，而某他们自己的利益。监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养的“监督”越多；养的“监督”越多，监督的有效性越难以保证；越是难以保证，越要更多的“监督”。这个“监督怪圈”让我们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钱，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骗上当，还不得不再一次又一次的出钱……
　　要打破这个怪圈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民主监督。
　　第十八，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在我们的政治制度里，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这个代表制度是穷人长期受穷的制度根源！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我一时也想不完整。
　　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自以为是的认识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设计出来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
　　二，结构与贫困
　　制度性贫困导致了结构性的贫困
　　
　　我们国家存在很多二元，比如说，城乡二元、东西部二元、工农二元、当官的和老百姓二元、劳动和资本的二元、穷人和富人的二元、主流和边缘的二元、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二元、实物经济形态和虚拟经济形态的二元，产业链条高端与低端的二元。这些二元是怎样形成的呢？是上述不合理的制度造成的。所有的二元对立中，一个是处于弱势，一个处于强势，强势从弱势中获取利益。现在严重的两极分化，极少数人掌握着全社会85%以上的财富，并且，财富还在进一步向少数人集中。
　　当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得到了利益的人成为一个阶层的时候，弱势的一方要想获得平等地位是很困难的，这就形成了一种稳定的利益格局（结构）。这种结构一旦形成，很难打破它，已经固化。现在，主流人群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主流人群所说的“稳定压倒一切”是什么内涵呢？就是稳定既得利益。很多人以打着“稳定压倒一切”的这一口号为名，行固化他们既得利益之实。现在，很多腐败分子在台上的时候，讲的最多的就是“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和江泽民同志讲的稳定是不一样的稳定。
　　
　　打破社会结构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
　　
　　要打破结构是很困难的。大多都是用破坏性的力量打破的结构。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出现过一次用和平方式打破结构的先例，那就是家庭承包瓦解了人民公社，由此引发市场经济替代了计划经济，社会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变革。
　　为什么家庭经营能够把公社制度瓦解掉呢？因为人民公社后期，工业化进步后，拖拉机、化肥等生产资料要下乡，和农村进行交换，国家是希望通过公社得到农村更多的农产品转移到城里面来。但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积极性，粮食等农产品的产量难以增长，城乡交换时，城里吃亏，乡下人也吃亏。这时候城市人和乡下人的利益在公社体制下都在减少。在这种状态下，当家庭经营使每亩增加200多斤的粮食产量，除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农民还剩下大头是自己的时候，国家不吃亏，集体不吃亏，农民也不吃亏。所以，国家废除了捆绑农民手足的人民公社。实际上，农民获得的自主生产的权利是农民创造的巨大增量赎买回的。
　　当农民有了剩余以后，就要投资，就要消费，就要创办乡镇企业；而乡镇企业发展以后，农民觉得农村的天地太小了，就要到城里，也就有了一亿多农民工进城。这都是由于家庭经营解放了生产力，农民创造的增量不断增加，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所以不断赎买权利又不断发展而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所以，人民公社的垮台以后的一系列变化是中国农民的一次“和平演变”。成本是巨大的，但比起农民革命的代价要小多了。
　　
　　中国的未来，在民主和集权之间
　　
　　今天 ，我们要改变诸多的二元结构，农民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创造巨大的增量去赎买权利呢？似乎很难，最近十几年来没有看到任何的希望和机会，所以，不合理的结构更加固化了。怎么办呢？只有三个方法来打破：第一，强势的一方妥协和让步；第二，通过暴力来打破；第三，通过民主来打破。
　　
　　我们到底要采用什么样的路径、方法、方式，去改变现有不合理的二元结构呢？指望既得利益阶层能够主动的放弃一些东西，这似乎不现实，这不符合资本的本性；通过暴力实现实在是灾难，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最好通过民主的办法来实现，似乎更没有可能，我感觉有越来越强的力量推动中国走向更加集权。
　　为了说明我对走向更加集权的担心，请大家回味我开场时讲的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都潜伏着一个道理：当西部的资源（煤、电、天然气等）很廉价的让东部的资本家“开发”的时候，实际上是西部的资源转化成了东部的资本；当西部的资源不断的廉价输入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会进一步促进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发展，会吸引更多的西部劳动力流向东部和大城市流动；当西部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都非常廉价的流向东部和大城市的时候，东部和大城市的产业资本怎么会西进呢？防止西部开发演变成“西部殖民”是必须面对的一个潜在的大问题。
　　现在，主流社会解决三农问题的共识是要工业化（当然是东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还有什么什么“化”，很多的“化”，要实现这些“化”，前提都是一个——那就是加快、加大东西部的不等价交换和城乡的不等价交换。这种不等价交换，不是在民主政体下的按照市场原则进行的公平交易，是集权政体下的不平等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代表着强势集团的利益，保证东部飞速发展和城市膨胀。我常想，不要多少年，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城市都会是2000万人、1000万人的国际大都市；省会城市和东部的经济总量会占到全国的经济总量的90%左右。到时候“稳定压倒一切”的内涵自然就是维护大城市和东部的繁荣昌盛。“稳定压倒一切”的结果会是民主吗？到时候不“稳定压倒一切”也不行啊！其结果是民主还是集权呢？
　　当百分之60-70%以上的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化”，包括城市化，都只会更加使农民边缘化！当越来越多的人边缘化的时候会有民主化吗？！
　　中国的未来道路到底怎么走啊？！
　　同学们，借用一句官话——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很多的重大问题我没有能力想清楚，我把这些问题留给你们，留给大学的老师，让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有责任找到一些比较好的途径、方式、方法，来改变现有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状况。好在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的发展观，把以人为本写到了党的旗帜上，为我们思考中国的未来打开了自由的窗户。我相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解决发展中各种新问题的思想武器和金钥匙。
　　谢谢大家！
　　
　　李昌平地址：贵阳市花溪区清溪路158号成发旅社1楼
　　香港乐施舍会贵州省办事处（550001） (博讯 boxun.com)

有良心的李昌平与无人性的何祚庥

文章提交者：神赋平等

有良心的李昌平被迫下岗 无人性的何祚庥步步高升

李昌平在一次演讲中说到：“贵州毕节地区的一个乡，全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运出去的矿约值40万元。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元，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元。矿开了，资源没有了、环境破坏了；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劳工在矿里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

“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那个地方的人均GDP超过了10000元，但他们的人均纯收入不到700元。这是什么GDP？是垃圾GDP。开发了资源，资本家得到了财富，当地的人民分享了什么呢？不仅没有收益，而且还受害，房屋倒塌了，储藏红薯的地窖掉下去几十米，还有水库的水漏掉了，等等……”

这个有良心有人性的人却被迫下岗了


2000年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的反应“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信件曝光之后，朱镕基的批示很快被省市县的领导们糊弄过去，腐败分子们一方面以组织的名义报告李昌平的“严重错误”，另一方面则变本加厉地侵害监利人民的利益，李昌平不得不辞职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

而一个无良心无人性的人却步步高升!

何祚庥只因跟上级跟得紧,就不断高升.

从学生时代就热衷于“自然科学的阶级性”的何祚庥，在这些学术批判运动中当然如鱼得水，十分活跃。多年来，他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旗，在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纵横驰骋，横扫自然科学各学科“牛鬼蛇神”；他的许多大作，其威力之狂烈，气势之凶猛，棍法之娴熟，令人们至今难以忘怀。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何祚庥向来就是个典型的以政治帽子棒杀科学的政治打手。

　　且举以下几例：
　
　1、 1952~1953年：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

　　在前苏联有一个李森科事件。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飞跃而成为与母种截然不同的种。在遗传和育种问题上，他从30年代起就反对“摩根基因遗传学说”，并将其贴上“资产阶级科学”的标签。李森科由于得到斯大林的信任而飞黄腾达。苏联一批有才华的生物学家因此受牵连，惨遭迫害。当时的中国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批判基因学说的运动，大力宣扬李森科一派的“米丘林生物科学”，科学真理成为政治干预的牺牲品。何祚庥等在“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大旗下高唱“米丘林生物科学是自觉而彻底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生物科学的伟大成就”(见3)，对我国著名生物学家谈家桢（摩根的学生）发动围剿，谈家桢不得不违心地为自己坚持摩根的学说而做了检讨，使我国的生物学家受到致命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见4、5)，而正是在这段时间里，国外生物学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2、 1958年：批“共振论”
　　本世纪初发现苯的克库勒模型以来，数十年一直未能对苯的化学结构给予合理的解释。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泡利提出“共振论”概念，合理的阐述了苯的化学结构，此为量子力学在化学结构学的开始。何祚庥等认为“不是无产阶级就是资产阶级”，指责克库勒模型的学说是“阶级调和论在科学界的反映”，成百的结构化学专家因此受株连而检查“资产阶级立场”，中国量子力学研究因此受到严重冲击而长时间中断 (见5)。
　　
3、 1965年：批“控制论”
　　著名犹太裔学者维纳（曾在清华任教，是何祚庥的校友）在有关控制论的著作中讲述了一个故事来表明他的观点：二战时期，高射炮对敌机的命中率非常之低，因此盟军方面组织了一批科学家对此进行攻关。研究发现，老鹰在捕捉兔子是很少失手，这是因为，老鹰脑子中有一套反馈闭环系统，能根据兔子的方位、速度不断调整自己的飞行路线，直至成功。将类似的系统装在高射炮上，使命中率大为提高。由此维纳认为生物界和非生物界存在一定的共性。何祚庥认为阶级之间尚不能调和，何况生物与非生物乎？何祚庥等人用简单的“阶级调和论”等武器就把多位科学家斩于马下(见4)。　　
　　
　　4、对唐孝威的论战
　　中国一直与诺贝尔奖无缘，然而，历史上我们曾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何祚庥在其中也扮演着极不光彩的角色。 唐孝威院士现在是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70年代末，领导中国向西方派出的第一个高能物理科学实验组，来到德国汉堡进行国际合作研究，他在那里结识了日本的小柴昌俊。两人对质子衰变实验都产生浓厚兴趣，回国后打算继续合作，由于需要高山环境，实验准备在中国进行。然而，由于何祚庥等人对唐孝威的“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论战，中国政府没有批准这个项目。2002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的时候，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何景棠研究员 (唐孝威的学生)正在美国做访问研究。当他看到日本的小柴昌俊赫然出现在获奖人名单中时，挥之不去的中国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痛苦涌入他的心潮。他的那篇《2002年诺贝尔物理奖与中国人擦肩而过》(见7)
　　讲述了这段20年前的往事。当年在关键时刻，何祚庥在《物理》杂志上攻击唐孝威的质子衰变研究，是违反了能量守恒，无异于说唐孝威连起码的常识也不懂。直接影响了有关部门领导作出不支持实验的决策 (见。
　
　5、“层子模型”：对刘耀阳的论战 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大奖的“层子模型”是何祚庥一生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根据毛泽东“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创立的一个基本粒子的模型理论，带有当时很强的政治色彩。现在我们知道，“层子模型”的指导思想与盖尔曼的“物质不是无限可分的夸克模型”是对着干的，盖尔曼因“夸克模型”获得诺贝尔奖。但我们现在把这条界线隐盖了，干脆把“层子”说成是“夸克”。据《科技日报》报导，中国科技大学很有才华的理论物理学家刘耀阳，在1964年他还是年轻教师时，就坚持物质“不是无限可分”而取得了与盖尔曼“夸克模型”相似的成果。应该说刘耀阳有很好的获诺贝尔奖的条件，但刘耀阳获奖的机会被扼杀了，他的论文只能象征地作为是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争鸣，摘要发表在国家一份刊物的末尾 (见9)。
　　何祚庥积极鼓吹不仅层子是存在的，而且层子下面有“亚层子”，“亚层子”下面有“无子”，“无子”下面有“前子”，“前子”下面有“毛子”，等等。“无子”即无产阶级子，“前子”即前进子，“毛子”即毛泽东子。这些“子”们是否真的存在，虽然目前还没有结论，但应当说，这些“子”的名称确实闪烁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光辉。
　　
　　按照波谱尔的分界标准，“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命题根本无法证伪，因而只能是伪科学。但何祚庥的工作得到了我国政府的承认，“层子模型”的论文荣获国家自然科学进步奖，这也是现在有关他的报导中常常提到的所谓重大贡献。事实上，原来是个“伪科学”。
　　
　　以上是何祚庥在自然科学领域参与的一些批判运动，但他并不完全局限在自然科学领域。他不懂建筑，不懂美学，更不懂古城文化保护，只因为坚信马克思主义，就可以抡起大棒大打出手，把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气了个半死。

　　投机“反伪科学”的何祚庥

　　　　文革后，时代变了，那种以革命口号代替科学，用谎言欺骗和麻醉人民，用革命理论指导科学研究的做法渐渐过时了。 　　90年代各行各业都在乘乱发财，国有资产大量流入个人和小集体腰包。大陆引进的高能对撞机项目，使物理学界初尝甜头。这套设备除了装门面之外，对于实际的科学研究至今还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益，今后恐怕也不会有任何实际作用，但是，由于这个项目，高能物理所盖了办公楼和宿舍楼，解决了住房问题，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于是，何祚庥大力倡导一个“τ—C工厂项目”，这是一种比电子对撞机更高一为了引进这个项目，当时国家拨付了500万人民币的预研究经费，物理学家一班人乘机遨游美国，一时好不风光。
　　但不巧天津大学的崔君达教授从理论上对层子的存在提出了一点异议，结果在 1996年引发了中国物理学史的一场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运动，何祚庥作为核心人物组织了大量的物理学家甚至文学家加盟，动员了《科技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一大批媒体参战，对崔君达先生进行打压和围剿，何祚麻说崔教授的“复合时空论”是“病态科学”，崔教授是“病态科学家”。并于1996年9月2日将此发言稿发表于《科技日报》上(见10)

最后，大陆最高层招回扬振宁、丁肇中进行咨询，经过慎重和广泛的咨询研究论证后决定：τ—C工厂项目枪毙！毕竟是90年代了，何祚庥用棍子打人的方式在自然科学领域行不通了。何祚庥或许意识到，时代变了，搞伪科学已经没有出路了，如果说“层子学”是一种伪科学的话，那么，自从“τ—C工厂”被枪毙后，何祚庥就从搞伪科学转而反伪科学，这实在是一种大彻大悟，一种立场的转变，一种世界观的飞跃！因为他十分清楚，在科学领域里他实在不可能有什么建树，科学的飞速发展，他的那点可怜知识吹到天上也就是科普水平，况且早已陈旧老化腐朽不堪。在理论科学的领域里永远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老是跟在外国人后面爬行没有什么意思，炒炒革命新闻虽然可以蒙蒙外行人，但在行业内终究得不到承认，再说，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搞科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何祚庥这辈子根本不可能把何祚庥这个名字写进物理学史，当然如果有人要编撰一部《伪物理学史》或者《意识形态物理学》的话，他的名字一定是少不了的。

不管怎么样，不管有什么样的理由，用活生生人的生命换取发展（更遑论换取的只是煤矿主的的利益），都只能用卑鄙无耻来形容，实不足取。这些煤矿工有什么过错，他们在那么恶劣的条件下工作，换来的只是一句：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呢？这话是人说的吗？难道穷人就不是人了吗？难道发展就只能以牺牲这种弱者为代价吗？如这是这样我真以我们的社会为耻！
　　中国现在是什么社会？就是奴隶社会，一个奴隶死了，奴隶可能还会心疼，因为奴隶是他的财产，而现在我们的公民死了，一些人没有反省，没有同情，没有谴责肇事者只送他们一个所谓不幸的词，更将之与交通事故相比.人能做这样的事吗？再者交通事故中肇事者是昝由自取，受害者有相应的陪偿。但煤矿工人错在哪儿了呢？难道是他们的贫困，难道是他们活该？
　　政府要很好的保证每个人应享受的权利才能称得上好的政府，一个人的生命都不能保证，这样的政府人民要来做什么?

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完全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和诉求的时候，他们就成了为政权苟活着的“准动物”；所以，农民的生活水平如何，政府并不在乎，政府唯一关心的是农民能否提供当局需要的农产品，并养活党的基层干部。农民是没有说不的自由，他们只能用脚表态，就是离乡背土进城活命。即便如此，他们留在故乡的家属仍然是地方官员手中的人质，在外打工的人还有义务要交钱养活故乡的党政干部。

乡政府的干部，70年代住乡下，而到了98年，95%的乡镇干部家在县城里。每年乡干部出门要有公车和司机、汽油保险全国就要花去5千亿。买手机，出国的花费全压在农民头上，经济状态当然就越来越困难，农民劳动不能养家，只好外出打工，让老父母应付地方官。最极端的，湖北的一个镇政府出现全乡的农民逃亡，这个镇的农民在海南拣破烂，但不管在天涯海角，家乡的税钱还需要交。乡政府的干部远征到海口市，向在海口捡垃圾的本乡人收人头税。理由很简单，你们都跑海口去了，我们乡政府靠谁养活？拿钱来，甭管你逃哪去。

监利县侯王村侯大爷和老伴1999年交了整整700 元的人头税，他步行十多里让棋盘乡的李昌平解答一道难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乡里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老人养乡里，天理难容啊！”

知青在乡下的时候，农民把最好的房间给他们住，让他们吃白米饭，而农民吃的是菜饭。有谁听说过饿死知识青年呢？没有。可那个时候有很多农民饿死了。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世世代代的农民根本不是人——农民是人中的垃圾！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是人，把农民看作垃圾人，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　　

农村的现实是：“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政策如‘谎言’、假话如‘真理’，“少壮打工去，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

监利县侯王村侯孟轩有一次去看望妻子。妻子带着本村8 个妇女住一间9 平方米的破房子，8 个人全挤在地铺上。为了节省两餐饭钱，每天靠给餐馆老板抹桌子、洗碗盘换取剩饭剩菜过日子。侯哀叹：“我们农民不是人，连猪狗都不如啊！”

《四川新闻网》报导，成都郭家桥一建筑工地近100民工回食堂吃午饭。半小时后，最先进餐的8位民工纷纷出现头痛、腹痛、发烧、呕吐、心慌等症状。内江民工尹世详一边输液一边说，“他们简直没有把我们民工当成人，我们吃的东西比猪都不如啊！”

中国食物安全与营养健康高层论坛发布消息：中国人优质蛋白不足和主要食物营养元素不平衡；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营养与食品卫生研究所所长杨晓光博士作出的结论说：中国人普遍存在“潜在饥饿”，特别是农民的身体素质太成问题了，在各个指标上已经全面落后日本；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葛可佑也下结论说：中国儿童的总体（即农村儿童）生长发育要达到国际标准的水平，至少还需15-20年时间……　　

像几千年来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这样不公的局面一样，“成年养猪者（或养牛、牧羊者），不是吃肉人”。农民作为中国社会里主要的肉食生产者和提供者；生产的肉食，绝大多数进了城市人的胃肠。千百年来前辈农民所能利用的蛋白质资源，已不复存在了。　　

1996年起，由于中国增加粮食进口，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至2000年秋，降至每种一亩小麦要亏损8美元的水平，使农民陷入困境。鄂东浠水县农民、前劳改释放犯沈清海写给县长的一封信——“种田不如当囚徒”。信中说：“我一家三口，三亩地，上交费共计1080元。这三亩地一年之内能出多少钱？三亩地除去上交剩下的还不如一个囚徒的生活水平。囚犯的生活水平每人每月100元左右，医药费报销，水电敞开供应，不担心什么”。记者调查后发现的情况比这位农民反映的情况还要严重（见《了望》1996年第12期第16页）。

中国监狱学会副会长王明迪在他写的“中国监狱的人权保障”一文中说：1997年全国罪犯每人每月平均伙食费为102元，还有自己的菜地、鸡舍羊圈，产品全部供罪犯食用。罪犯还全部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被服由国家统一配发。每人每月零用钱7元。参加劳动的罪犯每月可领到十几元至三百多元不等的工资，及时发放劳动保护用品和津贴。即使不算工资，罪犯每人每年食品消费和零用钱就有1308元。中国贫困人口每人每年637元的标准中，食品消费标准为60%，即382元，也就是说，监狱罪犯食品消费水平是贫困人口的4倍，而且637元的贫困线意味着每个贫困人口实际上还达不到犯人的标准。

一名蹲过监狱的法律学者算过一笔帐：一个监狱囚犯的关押费用，远远高于国家用在一名清华或北大学生身上的费用，而且监狱里所关的大都是无罪和轻罪重判的弱势公民！！中国大多数公民的生活质量，还比不本国监狱中的一名囚犯，偌大一个神州大地，其实就是一个供极少数人花天酒地、为所欲为的次等监狱！！

对很多被困在农村的穷人来说，当乞丐正成为一种越来越有吸引力的“职业”，一个乞丐的收入可能相当于一个农民的10倍。中国每天消费不足一美元的“贫困人口”都得是公布数字18.8%、2.44亿的一倍以上，甚至更多，有可能达 到六个亿。如果按日均消费两美元做为贫困人口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不少于八亿，直奔十亿人大关。 农村的社会危机势驱动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流动而随之蔓延到城市，使城市中的不公正问题日夜突出，造成了全局性危机。

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六百万娼妓，这个数字接近香港总人口，更比全国军队240万总人数多出一点五倍。香港学者认为，内地出现庞大卖淫大军，跟城乡生活水平差异有关。

《中国青年报》2003年11月21日报道：中国每年大约有28.7万人自杀，其中80%以上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都是农民。全国农村每年有15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死亡，50万人服用农药自杀未遂。农民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27.2人，而城里人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中有9.4人，农民的自杀率是城里人的自杀率的3倍。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妇女自杀的人数就占了世界妇女自杀总人数的56%。……

中国农民，在一国人口中占绝对多数的人群沦为弱势境地，是举世罕见的。农民弱势的存在，是中国的耻辱，是政治不文明的表现。

同样是人呀，为什么中国政府对美国和英国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事件如此地重视和不能忍受，对本国如此严重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呢？中国人难道天生下贱？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世界各国，不分大小、贫富、强弱，都是国际大家庭里平等的一员”；为何在国内不能实现公民权利的一律平等呢？这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啊！

一个二元分化的社会，如何形成统一的民主呢？城乡等级观念，一方面是城里人歧视乡下人，一方面是乡下人也不认同城市，采取打一枪就走的行为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是不存在的。缺少一个反映农民利益的政治结构，是许多损害农民利益进而损害全社会利益的政策轻易出台的重要原因。对一个利益集团的损害，最终会导致对整个社会的损害。

中国权贵呀，你在隔离了自己3/4的人民的时候，你实际就在隔离中泯灭了中国3/4的有效劳动、泯灭了中国3/4的智慧、泯灭了中国3/4的综合国力、泯灭了中国迈向富强的可能——所以，我们13亿人创造的经济能力，只相当于三千万人口国家的经济能力！中国人也是人啊，怎能因为人口众多而贬值？

民主讲究的是人权的均等。每个中国人都有权利和能力享有人类普遍的自由，都有权利和能力在中国的国土上过着自由、安全和尊严的生活。只有主张在中国消灭一切特权、消灭官民不平等、城乡不平等的运动，才是真正的民主运动。中国需进行非暴力的平权运动。

1949年后在北京城建规划中，建筑学家粱思成试图保护住北京的古都风貌，毛否决了，说：“不，我要站在天安门上满眼望去全是烟囱，冒着滚滚的浓烟！”于是粱思成遭到批判；梁思成的夫人林徽音闯进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力诉城墙不该拆之理。彭拿出毛的批示来：“城墙是封建象征，是皇帝挡农民的”。

当时的zx部官员，现已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何祚庥还建议要拆除故宫，理由是“建筑是有阶级性的，故宫是封建主义的象征”。

中国亿万富豪九成属官家

官方研究机构的调查报告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

一份关于贫富两极分化的调查报告

近日，国务院研究室、中央党校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的最新一份关于社会经济状况的调查报告出炉了。该报告较详细地记录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经济收入。其中列出城市高、中级公务员收入已经超过西方欧美发达国家公务员收入及中产阶层。

高干子女掌控五大经济部门

该报告表明：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三千高干子女，拥有资产二万亿

该报告披露：至二００六年三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二七三一０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三二二０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二九三二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二万零四百五十余亿元。他们较集中在以下八个省市：广东省，一五六六人；浙江省，四六二人；上海市，二二五人；北京市，一九五人；江苏省，一七二人；山东省，一四一人；福建省，九十二人；辽宁省，七十九人。

亿万富豪资产来源主要靠权力

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有合法的，有非法的，有合法下的非法所得，主要有以下多个方面：（一）以引进外资（包括驻外中资到内地投资）从中获取回佣。（二）进口、引进成套设备，一般比国际市场高出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三百。例如，从意大利引进制造皮鞋的自动流水线，国际市场价二百万美元，广东、江苏引进同一型号，报价分别为六百万美元及七百二十万美元。一套年产五十万吨化肥成套设备，国际市场价二点二亿美元，山东、辽宁以四亿美元报价引进。（三）操控国内资源、商品，出口获利。（四）国土开发、地产倒卖，靠银行借贷，无本获暴利。（五）走私、逃税，每年走私进入市场的日本、欧洲轿车三万至四万辆。（六）金融机构无抵押信贷，资金外流到个人口袋，这也是金融机构坏帐的主要因素之一。（七）独家或霸占大型工程承包。高速公路百分之八十五由私企承包，承包商是当地高干亲属。一公里程的高速公路，能获利七百万至一千一百万。（八）抽逃资金到个人帐户，一般通过金融机构、中资进行。（九）操控证券市场，制造假信息勾结金融、传媒造市，从中获利。

粤、沪、苏等省市高干子弟致富概况

广东省十二家大地产商都是高干子弟，其父亲包括前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前政协主席、前省长等。

上海市十家大地产商，有九家是高干子弟为老板；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除二家属于国企外，十三家都是高干子弟

江苏省有二十二家大地产商、十五家工程建筑承包商，清一色由干部子女操控，其父亲包括现职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前省委副书记、前省法院院长等。

官方研究部门这个调查报告，给邓小平"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做了一个完满的注解。原来这个"大公无私"是让自己的家族"先富"起来。　

亿万富豪各国都有。不过民主国家富豪，靠的是聪明才智、惨淡经营；而中国这些富豪，靠的是老子的权势，这是平民百姓不能望其项背的。

权力腐蚀人，这个规律在中国大陆之外也起作用。但是从"衙内"一跃而变富豪，却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特色"呢？除了民主制度这个关口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就是"公有制"和"私有制"。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私有制。国家只能通过政策措施来调节经济，但没有自己的财产，国库全靠纳税人出钱来充实。政府花钱要有严格的程序，要受全国监督，贪起污来谈何容易。可是我们就不同了，它基础是公有制，全国的经济命脉都在政府手里。政府是由官员组成的，名义上是"公有制"，实际上是"官有"。有权的官甚至不必犯傻去"贪污"，他只要批个条子，给主管官员招呼一下，他的子女就可以捞到一块大地皮，或到国企里去当个头头，这都是真正白手起家的捷径，试问哪个资本主义的官员有这种方便条件？

所以在"中国特色"的官场，"聪明"人既可以本人当"清官"，留"令名"，又可以让子女据要津，成钜富。真正是名利双收，两不耽误。至于那些被"双规"的，坐监狱的，见阎王的，其实只是少数"财迷心窍" 者做的蠢事。在当今中国，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都是"官有制"下的囊中物，想拿的话，"探囊取物"即可。打下来的"天下"，自然由我们来"坐天下"，这"天下"的财产不传给子孙又传给谁？

所以当今中国亿万富豪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高干子女，也就不足为奇了！

广角新闻　＊ (博讯 boxun.com)

上海社保基金案主角张荣坤被依法逮捕

大陆消息：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张荣坤违规使用32亿人民币的上海社保基金，引爆反腐大案，导致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和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等高官下台。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福禧投资集团20日宣布，接获司法机关通知，张荣坤已被依法逮捕。
　　
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接到有关司法机关的通知，张荣坤董事长已被依法逮捕。”不过，公告并没有透露张荣坤的董事长职位是否有变化。今年8月，该公司曾经表示张荣坤正在“协助调查”。至此，张荣坤成了上海社保案调查至今第一个被公开宣布已被逮捕的个人。

据了解，现年三十八岁、出生于苏州的张荣坤，在被中纪委隔离审查前也是上海电气非执行董事，而他旗下的福禧投资控股，持有上海电气8.15％股权。上海电气的几个高层后来也涉嫌违纪而受调查，张荣坤是其中因素。

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会涉案，有报道称是陈良宇在单独同张荣坤见面后，批准让其福禧投资公司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经营权。但外界推测，陈良宇会认识张荣坤，是他的秘书秦裕牵线。

秦裕和张荣坤均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但两人是相差近十岁的校友。秦裕就读政教系哲学专业，张荣坤则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系。张在读硕士时，秦裕已留在该校任教。所以两人既是师生也是师兄弟关系。

2002年2月，张荣坤成立福禧投资公司时，当时的陈良宇是市长，秦裕是市长秘书。因此有消息说，张荣坤能不断从上海社保基金等处贷款投资几条高速公路的经营权，秦裕“功不可没”。这位陈良宇身边的高官，后来被其主子安排出任宝山区区长不满一个月，已在8月25日落马。

据透露，日前被双规的“中国F1教父”郁知非早年曾与陈良宇共事。在陈良宇任职黄浦区区长期间，郁知非曾任该区事业单位局局长。有香港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称，郁知非和先前被双规的前新黄浦集团董事长吴明烈一样，是陈良宇的“皮夹子”，即利用职务之便为陈良宇的各项需要买单。例如郁知非经常利用举办F1的经费，顺便组织不少官员及太太出国旅游。

至于邱晓华的涉案，有消息说是张荣坤“慧眼识英雄”，知道这四十八岁就担任正部级职务的技术官僚是明日政治之星。而邱晓华所处的国家统计局又属于“清水衙门”，不容易被怀疑，张荣坤就可借助其地位和潜力，为自己的利益穿针引线。

另据《大公报》报道，邱晓华与张荣坤交情颇深，两人同是全国政协委员，都在同一组别，今年三月人大政协“两会”上，有记者注意到两人谈笑甚欢。

据悉，中纪委调查组从张荣坤身上找到突破口，从而牵出邱晓华，导致他下台。报道说，除涉及社保案外，生活作风糜烂是邱晓华的另一个问题。邱晓华在上海有一名情妇，该女子为邱晓华生有一女。今年国庆长假期间，邱还从北京飞往上海，看望情妇和女儿。

张荣坤酒店内设针孔摄影机 录下高官淫乱态

香港媒体报道称，上海社保基金案日前再有重要进展。福禧投资集团董事长张荣坤已被逮捕，与张荣坤、陈良宇有牵连的上海希尔顿酒店老板郁国祥亦于近日接受中纪委调查。有知情者透露，此案之所以进展迅速，关键在于从张荣坤手中查获一批淫乱影带。

这些录像带是张荣坤在酒店套房内设置的针孔摄影机拍下的。当中纪委7月调查张荣坤时，张荣坤为求自保，即供出了和他有过交往的上海官员名单，证据中包括记录官员寻欢的纪实影带，内容不堪入目。

此前有报道指，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在单独同张荣坤见面后，即批准让其福禧投资公司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经营权。外界推测，陈良宇会认识张荣坤，是他的秘书秦裕牵线。

一位前上海社保局官员透露，张荣坤刚到上海时无权无势，于是通过捐款，甚至是举债捐款结识了一些领导人家眷，并通过他们穿针引线，成功和前上海宝山区长秦裕、前上海社保局长祝钧一等人建立关系。2005年，张荣坤还当选“中华百位慈善人物”。

据悉，祝钧一、秦裕等人被带往中纪委上海驻地盘问时，本想拒绝合作，但看到自己赤身裸体在酒店的丑态后，不得不坦白招供。

曾在2003年以1.5亿美元收购上海静安希尔顿酒店的神秘浙商郁国祥亦于近日接受中纪委调查。外界推测郁国祥与张荣坤有密切联系，坊间亦有关于郁国祥与陈良宇同乡关系的传闻。

此外，正在接受中纪委审查的前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落马原因在于涉入上海社保基金案。媒体披露邱晓华与张荣坤过从甚密，且邱晓华“作风糜烂”，在上海有一位情妇和私生女。据悉，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期间，虽然陈良宇案发引起上海官场大地震，但邱晓华还是专程从北京飞往上海，看望情妇和女儿。

官商勾结新图谱 撩开张荣坤一夜暴富神秘面纱

中国经营报

　　随着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成明被证实在接受中纪委审查，上海电气已有3名高管在接受调查。上海电气一内部人士向记者证实，王成明被调查与此前涉嫌违规使用32亿元社保基金的“祝均一案”有关。

　　整个案情进展仍然扑朔迷离，涉及金额之巨、影响之大，在上海历史上尚属罕见。而涉及本案的官员、民营企业家与国企老总之间，一改简单权钱交易的老做法，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展现出一幅“金融时代”官商勾结的新图景。

　　福禧的百亿“资本图谱”

　　祝均一成为第一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7月17日，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因涉嫌违规使用32亿元社保基金而落马。之后，利用这笔违规社保基金迅速起家的民营企业家——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张荣坤也被相关机构调查。由于福禧公司曾是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改制的重要参与方，案情进一步牵扯到了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副总裁韩国璋和董事长王成明。

　　在一连串案件中，曾经神秘无比的民企老总张荣坤逐渐浮出水面。 现年38岁的张荣坤出生于江苏苏州，金融学硕士毕业，一架金丝眼镜衬托出儒商的气质，为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局主席、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也是上海市工商联副会长。


　　2002年3月，张荣坤以32.07亿元收购“上海路桥发展”99.35%的股权，获沪杭高速上海段30年的收费经营权。当时共有3家企业参与竞标，只有福禧是民企。而此时，福禧投资刚刚在上海注册成立，很多人没听说过张荣坤，但因此次收购，几乎在一夜间，使张荣坤三个字传遍了上海滩。事实上，沪杭高速是上海去杭州的主要道路，福禧借此进入了一个“自然垄断”的领域。

　　2003年至2004年，福禧投资先后收购苏嘉杭高速公路30年收费经营权的20%股权，至2005年6月底，张投资参与管理的公路里程已达200公里，在高速公路领域的投资超过100亿元，张荣坤被人称之为“公路大王”；同时福禧投资还触及了金融保险业。2004年张荣坤进入机械制造行业，投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拥有8.15%的股份，是上海电气的第二大股东。同时，张荣坤获得另一个身份：上海电气非执行董事。

　　无论是介入高速公路还是首发非上市民企融资券，福禧投资总能捷足先登，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这依靠张荣坤背后强大的关系网。

　　根据福禧投资的财务资料，对外总投资高达百亿，而福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是沸点投资。但是从福禧投资所做的审计报告来看，2003至2005年这三年里，沸点投资分别向福禧投资注入9.5亿元、20亿元和9亿元。但非常蹊跷的是，沸点投资并未因此获得更多的福禧投资股权，张荣坤的账目让一般人无法看懂。

　　资本构建官商勾结



　　祝均一的落马终于撩开了张荣坤一夜暴富的神秘面纱——原来又是一场官商勾结的精彩大戏。

　　8月11日，在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原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祝均一辞去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并被免去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原因是“涉嫌严重违反国家财经纪律、收受贿赂”。

　　据了解，祝均一的落马是因违规拆借32亿元社保基金给民营企业家张荣坤旗下的上海福禧投资公司用于收购沪杭高速公路的权益，而祝均一在此笔贷款中获得了大量的利益回报。

　　随后，上海电气副总韩国璋被双规，上海电气开始进入了此次反腐风暴的中心。有消息称，韩涉及的违规问题与上海电气的“阳光保障金”计划有关。“虽然上气的阳光保障金在1000万元，但如果虚增人数，那么就有很大漏洞可以钻。上气阳光保障金财政补贴的主管政府部门是劳动保障局，韩国璋与祝均一私交甚好，有祝的撑腰，韩作起假来，底气十足，所以，韩被牵扯进祝均一一案是必然的。”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表示。

　　作为福禧投资的董事长，张荣坤与上海电气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福禧投资控股持有上海电气8.15%股权。张荣坤和王成明关系也非同一般，2004年上海电气由王成明主持改制，同时接受了张荣坤的投资入股。对王成明而言，上海电气改制相关工作让他赢来了“让近65亿元国资一分钱不流失的情况下，最终还要引来100亿元的外来资金”的美名。

　　张荣坤民营资本的入股举动，帮助上海电气顺利完成了艰巨的国企改制任务，为此后上海电气赴港上市开辟了道路。

　　而张对上海电气的投资，也让其在上海电气赴港上市后大为受益，上市后张荣坤持股比例稀释为8.15%，按照该公司早前2.7港元的股价计算，福禧投资所持股份的市值已超过25亿港元。

　　然而，这还不是交易的全部，有消息称，在上海电气改制时期王成明私自将工业用地交给张荣坤，张以此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之后合伙将地卖给开发商，为个人牟取了巨额的利益。在这笔交易中，张荣坤和王成明有幕后交易，而给他们搭桥牵线的就是祝均一，当然少不了祝均一的好处。

　　记者获悉，在祝均一案发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应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的申请，查封、冻结了涉案企业——上海沸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相应财产，完成了对相关资产的诉前保全，目的是力争依法全额追回违规操作的社保基金，而福禧持有的上海电气8.15%内资股股权已被冻结。

　　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系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下属事业单位，截至2005年底，其管理的资金超过110亿元。年金中心的资产管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受托管理的企业年金按比例投资于不同领域，如银行协议存款、购买国债等；二是委托理财，但数量较小。

　　有消息人士对记者透露，目前上海各银行已接通知，开始对张荣坤旗下的沸点和福禧投资进行核查，要查清张荣坤贷的所有款项。一项项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终将现出官商勾结的原形。

中国房地产业暴利从何而来？

作者：何清涟
一、中国特色：富豪云集房地产业
　　最近，２００３年中国获利产业的两个排行榜问世，一个是“十大赢利行业”排行榜，另一个则是具有道德贬斥色彩的“暴利行业排行榜”（“２００３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房地产中小学教育居前列”，《青年时讯》２００４年１月２日），列于两大排行榜上的行业有所不同，但房地产业却都高居榜首。
　　据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全世界房地产业的利润一般都在５％左右，而中国房地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则在１５％以上。而中国的大富豪栖身的行业亦异常集中在房地产领域。在中国福布斯２００２年度公布的１００名富豪中，竟然有４０多人涉足地产业。此后虽然不断有从事房地业的富豪身陷囹圄，但在福布斯《２００３年中国内地富豪榜》上，涉足房地产的还是高达３５名，与其他行业相比，房地产业的富豪之多，遥遥领先。仅此一端，足可证明中国房地产业“暴利”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中国的房地产业仿佛有点金术，在短短２０多年内，以超乎常规的速度催生了太多的亿万富翁。其中很多富翁都是从“一穷二白”状态起家，而且很多人有着和亿万身家极不相称的年纪。２００３年，从《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跌下来的刘晓庆、杨斌都曾从事过和房地产相关的行业，目前正在接受审查的上海富商周正毅、钱永伟、许培新也都是通过房地产业经营积累了巨额财富（“中国富豪一半是房地产商，很多是房地产贷款造就”，《世界经理人》，ＷＷＷ•ＩＣＸＯ•ＣＯＭ，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３日）。
　　与这一中国特色相映成趣的是：福布斯全球富豪榜中，５００富豪只有３０人左右是地产商。
　　这就让人不由得产生疑问：中国房地产业何以能够维持如此高额利润？难道中国的房地产业真成了点金术？
二、房地产业缘何产生高额利润？
　　据多年来观察分析，房地产业的暴利主要来自于如下五条渠道：
　　第一，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勾结，使用各种“灰色手段”拿到土地。
　　中国自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以来，曾出现过三次大规模的“圈地运动”，而第三次“圈地”就发生在２０００年以后。根据笔者对中国近１５年来几度形成高潮的“房地产热”的观察，房地产业的暴富流程如下：制定圈地计划→贿买政府土地批租部门（国土局）→最低首付资金→取得可套取银行贷款的土地手续→利用承建单位资金开发→贿赂银行主管获得抵押贷款→基本完成收益周期。其中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与政府官员合作。
　　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进入“城镇化（即城市化）高潮时期，许多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化当作大生意，与一些“社会能人”和利益集团进行权钱交易。这些“社会能人”凭借其参与城市建设这一机会，成为富商巨贾，少数人还能够继续赁借其财富优势，控制当地的城市规划，让地方政府为其服务，形成“地方政府傍大款”的局面，而官员们的私家住宅也往往由“能人”选择好地资助建造。这样一来，“能人”与政府官员结成了紧密的“利益共同体”，所作所为受到保护，成为地方的“老大”。城市垄断经营的公共部门，建造基本的道路、水管和供电设施，地方政府反而要求当地居民出资（“城市化陷阱：警惕地方政府傍大款”，《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２日）。
　　房地产商既然能够成为巨富，帮助房地产商成为巨富的地方官员当然也肥得流油，据房地产业内人士透露，仅仅用于批地一项的贿赂（交易）成本就高达地价的３０％左右，这点在房地产业内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据国土资源部不完全统计，２００３年全国共查处包括历年遗漏案件在内的土地违法案件１６•８万起，７３８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１３４人追究刑责（即坐牢，“土地审计风暴，２０４６个开发区卷入，近千人受牵连”，《北京娱乐信报》２００３年１２月２４日）。按照这次公布的“反腐”政绩推算，每一起土地违法事件就算只有一位责任人，也该有１６•８万人，如此多的依靠土地获利者，却只有不到１％的违法者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说明腐败获益的违法成本相当低微。官员们只要付出如此低的“违法成本”，就可以获得相当高的腐败收益，这种情况下，由中央政府发动几年一度的“大清查”，于惩治贪腐自然毫无阻吓作用。
第二，掠夺城市拆迁户的利益。
　　据《房地产导刊》披露，开发商绕过国家规定，拿到土地的渠道多达１０个，其中就包括城市中的“危房改造”土地。房地产开发商在付出“灰色”的高额“交易成本”后，为了保持利润，只能“从羊身上拔毛”，其拔毛的方式之一就是想方设法降低拆迁成本。而各地的拆迁户分散无助，加上各地主管拆迁的政府官员都是拆迁的隐蔽受益者，自然毫无例外地为房地产开发商撑腰。于是中国近十年来，城市拆迁户们在暴力拆迁过程中，纷纷失去安身之所。据中国国家建设部统计，２００２年１至８月份受理来信共４８２０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２８％。上访１７３０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７０％；在集体上访的１２３批次中，拆迁问题占８３•７％（“拆迁十年悲喜剧”，《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可惜的是，拆迁引发的公平和稳定的问题，并未引起中共最高当局重视，处于放任状态，以至后来房地产商在拆迁过程中，收买黑恶势力介入拆迁，发生许多恶性事件，如辽宁省拆迁户胳膊被砍断等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在拆迁户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因抗拒暴力拆迁引发的冲突越来越多，最著名的是２００３年８月南京拆迁户翁彪被迫自焚事件。
　　２００３年一年内，在中共统治中心北京天安门广场先后发生了十余起自焚事件，其中几位自焚者就是因征地拆迁导致家破人亡的苦主。面对中国百姓这种悲惨的最后反抗，中国政府不但不秉公调查案件背后的冤情，反而将自焚者作为危害社会治安者加以拘禁，并将为拆迁户打官司的律师郑恩宠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投入监狱。所有这一切，彻底表明中共统治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威权政治。
　　各城市的拆迁工程早就已经成了官商勾结、无耻掠夺拆迁户私有财产的丑恶戏剧。在２００３年８月２２日南京邓府巷拆迁户集体自焚事件发生后，江苏省省委书记李源潮也不得不承认：“城市房屋拆迁和农村土地征用，现在已经成为‘沙滩流水不到头’的两大问题”（“一个城市拆迁的标本审读”，《南方周末》２００３年９月４日；《新民周刊》２００３年８月３１日）。所谓“沙滩流水不到头”，指的是政府虽然规定要给拆迁户补偿，但用于补偿的金钱在各个环节都被贪官污吏们拿走了，最终拆迁户得不到合理的补偿。从各地城市拆迁户的惨烈反抗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房地产商腰包里哗哗作响的金钱，凝结着无数城市拆迁户的血泪。
第三、掠夺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
　　中国２０多年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即“家庭承包责任制”只是让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并没有允许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制度上的缺陷最后导致县、乡、村三级政权的官吏们成了土地的真正主人。从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中国农民土地被低价征用的悲剧不断在中国上演，就在今年一月，《南方周末》还登载了一篇题为“别夺走我的麦田”一文，记述了山东齐河县农民失去土地的悲惨遭遇（《南方周末》２００４年１月８日）。
　　中国农民贫困的根源之一在于土地权利的贫困，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的农村土地最后成了县、乡、村三级干部肆意掠夺的对象。浙江师范大学王景新教授在冀、鲁、鄂、桂、浙、滇等１１省１３４个县作了抽样调查，发现拥有土地的农业人口只占总人口的８４•５％。据此推算，全国至少有１３•７％的农民无地。据国土资源部统计，１９８７至２００１依法审批的征用土地数，加上违法占地约为４０７４－４４２０万亩，按人均０•８亩计算，失地农民总数约在５０９３－５５２５万。这些失地农民的血泪故事，只有少数能够见诸于媒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之穷，就在于私权不明确以及政府的高度腐败。在中共威权统治下，中国公民与政府之间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博奕机制。
第四、大量偷漏税。
　　据报道，九成房地产企业严重偷漏税。２００３年，南京市地税局稽查分局耗费半年时间，对２００２年度纳税额较大的８８户房地产业企业进行了税收专项检查，竟然发现８７户有偷漏税问题，涉税金额高达５０３１•６６万元。据报，这种现象在中国相当普遍，多数赢利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向税务机关申报的是“微利”或者“亏损”。不过税收是抽象的“国家利益”，在房地产商那里获取了利益的官员们对此睁只眼闭只眼，并不积极追查（“２００３年中国房地产还差最后一个排行榜”，信息时代网站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５日）。
第五、榨取购房者。
　　房地业的“黑”一直是中国消费者设诉的一个主要问题，不少欺诈都发生于房地产预售中。房屋质量往往低于销售时的承诺，收取的各种附加费用更是多于牛毛，还有少数开发商连地价都未交清，导致购房者拿不到房地产证。针对消费者投诉，中国声称要在２００４年开始“中国房地产揭黑维权行动”（“２００４年中国房地产揭黑维权行动”，搜房网站，２００４年１月２９日）。
　　这种榨取激化了社会矛盾。据统计，２００３年前１０月，全国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为每平方米２４７０元，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的房价则高达每平方米６０００多元以上。而２００２年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７０００多元。以一家三口计算，全国城市家庭的年收入和城市平均房价比在１：１２左右。再考虑到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这一因素，可知一般城市居民购房相当困难。房地商的不诚实欺榨，导致无力购房的贫民怨气积结。
三、房地商的巨额投资从何而来？
　　最后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富商在进入房地产业前，大都是没有多少钱的“丑小鸭”，通过投资房地产业，他们才成为万人瞩目的“天鹅”。那么他们投资于房地产的巨额金钱由何而来？
　　答案只有一个，中国国有银行的信贷资金是他们开发房地产的资金来源。
　　中国的房地产企业在开发之初，普遍都面临自有资金不足的困境，必须从中国国有银行“借鸡生蛋”，从开发资金到建筑企业垫付的工程资金，几乎都依赖于银行的信贷资金。这一过程充满了房地产商与银行官员的权钱交易，加重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近２０年来，中国房地产信贷政策已经变了６次，目前仍然在起作用的是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３日人民银行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这一政策刚出炉时，在房地产企业中曾引起轩然大波。不少房地产商认为，这一政策切断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来源，将导致５０％以上房地产企业破产，７０％以上楼盘因缺少资金而被迫停工。这种“恐慌感”充分说明了房地产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但半年多以来，这一通知并未真正起到作用，因为贷款难度加大，只使银行管理贷款的人多了一项索贿的资本，并没有真正切断房地产商的资金血脉，中国的现实再一次证明了中国政府的“软政权化”。
　　在房地产业几近疯狂的扩张背后，潜伏了大量风险。据统计，１９９８年商业银行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２６８０亿元，２００２年已经高达６６１６亿元，年均增长２５•３％（“中国富豪一半是房地产商，很多是房地产贷款造就”，《世界经理人》，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３日）。在上世纪９０年代，中国人民银行（即中央银行，简称“央行”）还设有融资中心，当时融出的许多资金，现在都成了不良资产。据央行有关人士透露，央行融资中心融出的资金，有８５％最终转化为广东、海南的房地产（“央行铁腕清收千亿不良再贷款”，《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４日）。２００３年２月底，央行发布《２００２年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对部分城市商业银行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至２００２年９月３０日发放的房地产贷款的检查结果：违规贷款和违规金额占总检查金额的２４•９％。如果这个检查结果在中国有代表性，即意味房地产贷款中有近四分之一是违规贷款（“央行房贷调查：４５００亿元贷款违规？”《２１世纪经济报道》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９日）。银行主管之所以愿意违规放贷，当然是为了个人谋取私利。
　　事实充分说明，被同时列为中国最盈利行业与暴利行业之首的房地产业，完全是开发商与政府官员及银行贷款主管密切合作，共同掠夺中国公共财与百姓私产的高腐败样本。
　　这样畸形发展的“房地产业”，将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何种“贡献”？笔者认为，除了让一批房地产商与政府官员成为富豪之外，还将导致两个严重的社会恶果：一是政府财力弱化，从而导致公共服务质量劣化。因为政府手中最主要的资本“城市土地”已经通过“城市开发”转移到了房地产商手里，政府将无力提供公共产品的建设与服务；二是激化社会矛盾。由于中国公众没有表达利益诉求的正常管道和解决诉求的机构，强制性的城市拆迁与征用农民土地，逼得许多平民走投无路，必将成为累积社会矛盾的火药桶。中国政府再治国无术，大概也没幼稚到指望受冤无告的老百姓只会选择“自焚”这一方式倾泻他们的不满。

中国房地产暴利下的真相：制造了富豪失去了什么

作者： 蔡慎坤
●地方政府无疑是头号受益者。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而在1998年，这个数据不过区区67亿。
●在中国，房地产被公认为是造就富人最多的暴利行业，也是引发民众上访最多、损害国家利益最多的行业。
●一位在2002年急匆匆地摇身变为房地产商的前包工头，这样解释了他的职业转换：“建筑的利润在15%左右，房地产对于我来说，利润在100-200%。”
●在房价高涨的大背景下，通过房地产获利过百亿的地产巨头在北京、上海绝不少于百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暴利行业存在着普遍的偷税漏税行为。
●每个城市在把房产价格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时，无疑是在加快其挖掘坟墓的步伐，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所有的资本都会争先恐后地出逃，对当地经济的打击，用十年衰败来形容都不为过。
地方政府是头号受益者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房地产商迎来了无限美好的幸福时光。房地产一轮又一轮的开发热潮席卷全国，房地产商疯狂圈地、拼命上项目、极力炒概念、火热卖房子已成为各地经济的一大亮点。
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央政府钢铁般的宏观调控如愿以偿。作为此次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后果，地方政府手中的金融权力被几乎悉数上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支配权，在19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中，险些酿成了一场致命的金融危机。如此，地方政府赖以主动推动经济增长并能够独立支配的要素资源就只剩下土地一项。正是这个漏洞，为这一次的经济过热埋下了关键的伏笔。在房地产热的起步阶段，地方政府似乎并没有意识到土地要素的神奇之处，这一是因为银行尚未从上一次的坏帐打击中恢复元气，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地方官员对中央政府的铁腕及其对房地产的真正意图仍然心有余悸。所以，当时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引进外资，鼓励地方企业在股市融资圈钱等边缘性的金融手段上，以期维护本地的经济增长速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中央政府的意图越来越明确，房地产本身也逐渐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优越性。于是，各地方政府开始陆续出台种种刺激房地产交易甚至鼓励炒作的政策，颇有要将房地产热进行到底的架势。到这个时候，一场难以控制的房地产牛市实际上已经无法避免。
在中国房地产的这个令人眼热心跳的巨大游戏中，地方政府无疑是头号受益者。这首先表现在土地收入中。根据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盛华仁提供的数据，2001年到2003年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为9100亿元。而在1998年，这个数据不过区区67亿。由此可见土地出让之热。可供比较的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1998-2003年5年间，全国发行国债也不过9300亿元。这足以说明，土地，已经变成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事实上，在许多地方，土地收入已经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地方政府在土地上的财政收益不仅表现在巨大的土地收益上，也同样表现在房地产的交易过程中。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80%。在欧美国家，地价、税费相加大约只占到住房价格的20%左右。而这些滚滚而来的财富大都流进地方政府以及房地产相关部门的口袋。如此诱人的利益，难怪地方政府要对房地产业趋之若骛。
中国的土地过去一直是通过权力进行划拨和转让的，这为“权利寻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为房地产商创造了惊人的财富。
成本不是支撑房价的借口
房地产开发与投机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强大的受益者。90年代初期，小小的海南岛就上演了这样一台“好戏”，一夜之间，诞生了数百位千万富豪乃至亿万富豪。在那个辉煌时刻，近千亿资金涌向海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房地产开发与投机高潮。海南岛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炒过，到处是工地，房子没有盖，仅仅凭着一张图纸就可以被人们击鼓传花式的炒来炒去，最后房价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向遥远的天际。少数人的暴富，最终是以金融机构的巨额坏账为代价，金融机构在海南房地产的喧嚣中损失了600多亿元。
如今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与当地居民人均年收入相比，房屋价格已上涨到令人可怕的程度，在收入水平增长幅度缓慢、就业机会并没有全面改善的情况下，房屋价格节节攀升。在这些城市，影响房价的主要因素，已不是建筑材料、人工等基本费用，而是地价、人气、概念等情绪化、人为化的非理性因素。
一般说来，房地产公司售房的价格，大致包括了四方面的成本：1.建筑成本；2.地价；3.房地产税费及管理成本；4.利润。单从建筑成本来衡量，撇除地价、房地产税费及管理成本等主要因素，2002年全国的房屋造价平均水平大致如下：
标准多层(七层以下)住宅楼：砖混结构约550元／米2，框架结构约650元／米2；高层建筑(十层以上、有电梯)，约1200元／米2，它随钢筋配率和砼(混凝土)强度等级的高低而升降，这一价格，是建筑市场上施工单位可以接受并有相当利润的市场价格，越是沿海发达地区，其价格越低，如福建，砖混结构最低有380元一平方米，只要资金到位，大把有人抢着做，广东也是如此，建筑造价普遍较低，这得益于建筑市场完全市场化的结果。也应该感谢千千万万的农民工，是他们用非常低廉的工资报酬支撑起一幢幢的高楼大厦，他们没有任何福利待遇、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是他们的付出和奉献拉低了城市建筑的造价。而他们的付出和奉献都被少数开发商所攫取，并没有体现在最终售价上。
对地价便宜的大多数中小城市而言，建筑成本是房价构成的最主要因素，譬如，30万元／亩的标准多层住宅用地，考虑其容积率、小区配套设施、规划概要等，建筑面积分摊的地价因素大约是180元一平方米，房地产税费及管理成本再高也不会超过150元一平方米，如果利润保持在国家鼓励的、合理的8%，那么面对消费者的终端销售价应为1000元左右，但现在此类地区的房地产价格都在3000元左右，所以说中国的房地产业是暴利行业绝不是空穴来风。
在中国，房地产被公认为是造就富人最多的暴利行业，也是引发民众上访最多、损害国家利益最多的行业。在房地产这个庞大的产业链中，维系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权力参与批租土地，银行提供大规模贷款，不同的利益集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获得各自的利益。
房地产商一本万利
在中国的房地产游戏中，如果说地方政府是无本万利者，那么房地产商则是一本万利者，是仅次于地方政府的第二号受益者。对此，中国的地产界名人潘石屹坦承：过去的两年，房地产商都赚了大钱。虽然房地产商的利润在整个房地产价格中只占到并不起眼的15%到30%，但由于普遍使用极高的财务杠杆，房地产商的利润经常可以达到惊人的暴利水平，一位在2002年急匆匆地摇身变为房地产商的前包工头，这样解释了他的职业转换：“建筑的利润在15%左右，房地产对于我来说，利润在100-200%。”不过，按照一位投行经济学家的估计，房地产商的自有资本回报率可以达到500%。如此暴利，任何冷静的商人恐怕都难以自持。毫无疑问，飞蛾扑火般涌进市场的商人们，是中国房地产又一架开足马力的发动机。
比如海口市海甸岛的几千亩土地，最初仅以每亩几千元的价格划拨给某公司开发，到1993年这里的地皮最高被炒到了每亩200多万元。对于这种情况，国外一般采取征收受益税或土地增值税、财产税等法规来抑制其获取暴利，而中国的土地增值税根本就没有得到实施，其暴利一般都通过不同的渠道流入企业或私人的口袋。
重庆有一家地产公司，违反国土、城建规划，擅自扩建了十几万平米的房子，按说应该补缴罚款几千万元，但最终公司老板只拿了几百万元给个人的“好处费”，就将不合法的手续合法化。
沈阳的富豪刘涌一次请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吃饭，临走时，顺手给马向东秘书扔下一包钱，马向东作为回报，将价值3.5亿元的沈阳市中街商业区一块2.4万平方米的用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划给了刘涌。单是这块土地，刘涌一夜之间就增加了3.5亿元的暴利。
海南万通进军北京时手中不过几百万，投资一个新世界商场项目，就使他们的腰包膨胀到十几亿，并奠定了冯仑、潘石屹等人在江湖上显赫的地位。万通在北京短短十年间，还培养和造就了十几个亿万级的地产富豪。
北京城区三环里的一些楼盘，初期推出时均价每平方米四五千元，利润已经翻番，现在同样的房子均价已经涨到了每平方米1万多元，这样的暴利怎能不产生富豪？
北京某家知名的房地产公司90年代中期拿到了国贸附近的一块地皮，当时花了3亿多元，后来与香港置地合作开发高档公寓，作价是30多亿元，仅仅五年的时间，整整翻了十倍。
潘石屹离开万通独立门户时，从万通只带走现代城的项目计划，通过这个项目他引入资金，仅仅一个项目，就使他轻松跻身中国富豪榜的行列。
1994年，一位从海南政府机关下海的干部来到北京，看中了东直门外的一块土地，于是贷款投资开发写字楼，项目还没完工，就被某大公司整幢买走，每平方米净赚了7000多元，事隔多年提起这件事他仍在慨叹：做梦都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当他后期开发涉外公寓与美国地产大鳄汉斯公司合作时，美国汉斯对这样的暴利也惊叹不已！在汉斯看来，海外投资房地产10%的利润就已经很可观了。
难怪有人慨叹：这样的暴利机会在全世界都很难找到！据《福布斯》一年一度公布的中国富豪榜显示，最近连续几年，在中国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从事房地产开发的富豪高达50%以上，由此可见房地产是中国产生富豪最多的行业。
然而《福布斯》的排名仅仅只是一种表象。一些深藏不露的房地产商人根本不屑于跻身其中。像北京、上海等地还有一批深藏不露的地产商人，其获取的利润超过百亿。他们并不希罕甚至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福布斯》上。
暴利掩盖下的问题
在房价高涨的大背景下，通过房地产获利过百亿的地产巨头在北京、上海绝不少于百人。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这一暴利行业存在着普遍的偷税漏税行为。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2003年度中国纳税百强排行榜”，暴利丰厚的房地产企业悉数落榜。
轰动一时的上海“周正毅案”，当事人仅因虚假注资和操作证券市场罪被轻判。但“周正毅”案暴露的问题恐怕绝非如此简单，他在静安区“东八块”58号地块与2159户拆迁户的纠纷并没有因此而解决。当地一位拒绝拆迁的中年女教师申诉，如果她家被迁到远郊，她的工资还不够她和两个孩子到市内工作、读书的路费和餐费，而她的丈夫已经下岗，她自己也身患重病。类似她这样拒不拆迁的家庭还很多，拆迁暴露出的问题在于市民拥有自己房屋的居住权，但在拆迁时却无法与开发商进行价格谈判，甚至，几乎所有诉诸法院的拆迁官司都没有胜诉的可能。如果上海公开拍卖这块土地，拆迁补偿问题很容易解决。协议转让或划拨，利益都被开发商吃掉了，对于百姓来说，住房是最大的个人财产，而对于开发商而言，土地又是获利最丰厚的财源。
闹得沸沸扬扬的湖南嘉禾商场项目，开发商以每平方米30元的超低价拿到城中心一块需要拆迁的土地，而当开发商与拆迁户发生利益冲突时，当地政府不惜采取一切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对付无辜的拆迁户，一时间闹得全县上下人心惶惶。
当房地产商借助各种力量哄抬房价导致房价疯狂上涨时，成千上万的低收入阶层只能望楼兴叹，要买房，就得透支未来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心血。
在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窗口“上海”，房价上涨的速度更是离谱，即使一个高薪白领一年的总收入不吃不喝也买不到5平方米的房子。上海市200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895美元，据说居中国各大城市之首，这样的收入还不能在徐家汇或陆家嘴买到1平方米的房子，而上海市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其实远远达不到这个理想的人均收入数字。
在深圳、北京、上海等地，地价是房价的主要构成因素，好的地块，每亩多是千万以上，在这样的地块只有建造高层、高档楼宇，才能把地价因素削减、消化下来。在北京，1000万元／亩的地块，应该在三环以内，25层的塔楼，建筑面积分摊的地价大约是1300元一平方米，加上1200元一平方米的建筑成本，如果利润率为8%，那么面对消费者的终端销售价不过3000元左右，而现实中的价格都是一万多元以上。这里所说的地价，是参考同地域中已经见报、公开招投标的地价。而实际情况是，不单是北京，全国其他地方，经营性的房地产土地出让绝大部分(95%以上)都是协议转让的，就是说，是在没有竞争、不公开的情况下以一种你情我愿的形式出售国有土地的，其价格比公开招投标的地价低很多，有些可能连1／10都不到。北京2003年突击协议转让的土地，用京城房地产大腕华远公司任志强的话说，光为这些协议转让的土地办理各项手续，没有一年半的时间，绝对办不完。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国土资源部下令，2004年8月31日前停止一切土地的协议转让，改为以公开招投标方式转让，出价最高者中标。游戏规则改了，门准备关上了，已经得利的、想要得利的、有门路的立马就忙开了，有人戏称此幕系土地市场的最后疯狂，京城房产大腕们预测，今后北京的房价将会不可避免地上涨，乐观的估计2万元一平方米都打不住，按原来房屋销售价格与成本的比例推算，房价可能会上涨到3万元一平方米，快赶上香港的房价了，但香港的人均薪酬水平、地价却是北京无法比拟的。
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
有句话说得很精辟，欲使之灭亡，必先使之疯狂。每个城市在把房产价格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时，无疑是在加快其挖掘坟墓的步伐，一旦房地产泡沫破灭时，所有的资本都会争先恐后地出逃，对当地经济的打击，用十年衰败来形容都不为过，看看现在的北海、海口以及日本、香港，就明白什么叫元气大伤！
当一个城市的主要财富是以土地、房产来支撑时，必然会带来很大的风险。不动产基本上没有任何特殊性，制造起来很快、很便宜，它不是古玩珍宝名画，其真正价值，与当地居民的人均收入、劳动力价格、建筑材料价格是密切相关的。有关数据表明，当一套70平方米的新建房屋价格是当地人均年收入的5倍以上时，就已经进入警戒线了，达到10倍时已是相当严重的泡沫化。从长远来说，这样的价格在其它因素(利好出尽、利空必至)的打压下，必然存在理性回归的动力，任何政府的优惠政策或商业上的奇迹都抵挡不住，除非以破坏当地整体经济持续性发展为代价。
房地产行业的暴利对中国社会危害甚大。这主要表现在：一、抬高了房地产业的生产成本，例如全球性的相应物价暴涨，外国供应商都在耍中国的大头，趁机要价！二、国内经济过热，房价畸高，价格扭曲并且起伏波动巨大，三、加重普通消费者的购房负担，使一大批消费者成为危险的负债群体，并为金融机构埋下债务危机的隐患。在这个时刻，根本不存在什么”看不见的手“。中央政府就是要干预！要管制！

大陆富豪廉价买国有资产暴富

作者： 乔新生
绝大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认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和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有人将其概括为发展原因、体制原因和制度原因三个方面。从发展的角度来看，随着经济和社会进步，必然会出现经济收入增长快慢的问题。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是先富和后富的关系。(李新《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是先富和后富的关系》见《深圳特区报》2005年8月9日A10)收入差距扩大是人力资源的投资报酬率提高的结果，而这正是加快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有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扩大。有学者举例说，在金融领域市场化的初级阶段，许多人依靠投资金融产品一举跻身富裕阶层，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总之，只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可能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税收制度不健全，高收入群体缺乏合理的“限高”措施，而基础阶层缺乏必要的“兜底”条款，同样是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吴忠民《中国贫富差距已经突破合理限度》《南方日报》2005年8月11日)
应该说，上述意见都有道理。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可能齐头并进，贫富之间的差距总是存在的。只不过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看来，中国的贫富差距不论从静态来看还是从动态来看，都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对中国的稳定已经构成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为中国贫富差距存在的合理性寻找原因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下，中国改革的中心始终放在效率的层面，而这样的改革路径必然会出现利益失衡现象。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不是因为选择了市场经济，而是选择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想。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只要能够实现财富的积累，即使在过程中出现不公平的现象，也是可以容忍的。因此，随着财富的增加，中国的税收调节制度和中国的其他分配制度并没有及时跟进调整，而恰恰是不合理的制度进一步放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造成了许许多多社会不公现象。
所以，不从改革思想上找原因，而只是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上做文章，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事实上，在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贫富差距不但没有扩大，反而有进一步缩小的趋势。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政府将社会公正放在首位，通过强调社会公平性，制定了大量的财富分配和再分配法律制度，并且严格地依法办事，防止整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
在我国，随着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建立，确实有一部分人得风气之先，通过承担商业风险，获取了巨额财富。但是，不能否认，有相当一部分富裕起来的人，并没有承担任何市场风险，他们只不过是将国有财产所蕴含的市场价值“发现”出来，并且通过改制等手段，据为己有罢了。这样的人虽然是少数，但是，他们所占有的财富却非常巨大。从表面上看，这些人通过交易的方式，获取了利润。可是，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没有支付任何的“对价”。他们只不过是打着改革的幌子，侵吞国有资产罢了。这种带有权钱交易色彩的财富积累过程，当然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唾弃。
从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可以看出，绝大部分中国富豪并不是通过勤劳致富或者资本经营而成为富豪，他们大多通过“发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并且用低廉的价格购买国有资产，从而在一夜之间获得巨额收益。比如，中国的土地国家所有，在实行土地使用权出让制度之前，并不能给土地的使用者带来任何直接收益，只是在实行土地出让制度之后，少数人通过协议的方式获取大片土地，或者通过国有企业的改制，变相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然后再进行房地产开发，最终成为了中国富豪。这些富豪的出现，使得中国的市场经济呈现出泡沫化的现象，一方面他们通过炒作土地，制造虚假繁荣；而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收入倍增之下，掩盖了整个社会的贫困。那些沉睡千年的土地，正是在这些所谓富豪们的“发现”之下，成为了造成社会失衡的财富转移工具。
所以，如果不改变发展的观念，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不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那么很难缩小中国贫富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