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七

思想联合民众——与激进共舞 （第二章第二节）

民众是社会主体，是财富来源，也是权力治理的对象和合法性根据，所以任何要素都标榜自己站在人民一边。即使专制政权也会自称代表人民。民众在一般情况下分散无力，却潜藏着动摇政权的能量。在历史关头，总是民众站在哪边，胜利就在哪边。不过民众发挥这种能量，往往需要其他要素介入，其中思想要素的作用最大。

民众推动社会发展的途径，一是通过压力迫使当权者调整政策，二是通过群起抗争动摇旧政权。民众如果能与思想结合，压力和抗争能力都可以得到大幅提升。没有思想进行凝聚，民众压力只能是分散和针对局部问题的，压力因此传递速度缓慢，难以清晰显现，不易刺激当权者的反馈。有了思想指导，一方面民众可以在宏观层面取得共识，针对共同问题把分散压力凝聚起来，另一方面思想者善于对社会不满进行总结和揭示，能使民众压力提前突破潜在状态，变成公开表达，被政权感知，从而提高压力传递的速度及刺激强度。同时，思想者对缓解压力的研究和建议，也能帮助当政者调整政策，进行自我变革。

如果政权对思想进行压制，往往导致思想走上激进道路。那除了是对压制的反弹，也是因为以激进方式容易突破压制。例如在政权封杀思想时，靠著述、网络、公民教育等温和方式去突破，远不如投身社会运动的激进方式有效。思想者若能利用（或制造）典型的社会事件，参与进去，与事件发生地的民众结合，借助现代的信息扩散能力，可以非常有效地突破封杀，在很短时间形成舆论关注的热点，动员起社会声援及国际支持。以这种方式传播思想，获得的效果事半功倍，对变革的推动也更有效，思想者本人也能在广泛的新闻效应中得到声望。

对事件发生地的民众，思想者除了可以给他们的抗争提供正义性、公民权利、宪法权利等“说法”，还可以提供法律和专业方面的知识支持，所带来的媒体报道、国际关注、社会捐资等也有极大的鼓舞作用。一旦有思想者介入，政权原本可以轻易摆平的事件就会变得难以控制，原本可以封锁的信息也会传遍世界，因此大大提高对政权的压力，迫使政权调整政策。目前，思想者的这种社会运动集中于“维权”，声势不断扩大，还在继续发展中。

眼前看，利用事件有助于传播思想，也可以给民众树立榜样，但这种方式容易向激进演化。既然激进对提高压力和引起关注特别有效，有利于达到思想借助事件扩大影响的目的，那么不断趋于激进就在所难免。即使思想者在事件中扮演节制民众的角色，往往也是出于策略，事件自身正是因为有思想者介入得到更加激进的动力。

思想者希望借助事件提高名望，为自己开拓资源和铺垫前途都无可非，在满足社会利益的同时也能满足个人利益是最好结果。但需要考虑那句堪称经典的提问——“是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赢得人民”？如果目的在于赢得人民，思想者自己就会走在激进的前列。在冲突激烈的社会，人民必然带有激进情绪，要赢得人民就要迎合甚至领先人民的情绪，何况给思想者带来声望的网络群体、媒体、国际社会等，往往也只把眼光集中于激进事件和人物。

激进不见得都不可取，怕的是一味对着干的激进会使双方失去理性，陷入你死我活的较量。在那种对立关系中起作用的往往不是思想，而是对失败的恐惧和对后果的计算，甚至赌气都会成为影响因素——那是激进附带的一种属性，可笑却真实。最终结果变成对双方而言的“预期的自我实现”——民众暴烈行动，当局暴政镇压。

“赢得人民”的目的还容易导致思想投机，因为用民众不熟悉的新思想说服和引导民众是困难的。面对民众的汪洋大海，启蒙即使可能，也要旷日持久，思想者在漫长过程中只能独善其身。如果不甘寂寞，通往轰轰烈烈的捷径莫过于利用早在民众中扎根的思想——如倾政权之力进行过普及的毛泽东思想，对于“赢得人民”要方便得多。与之类似的，还有儒、道、佛等“本土资源”、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群众利益至上的信条等，都是无需启蒙、只需迎合就能争取民众的。然而不难看到，这些现成的“思想资源”中，很少有能引领中国实现变革、走出困境的超越性。“赢得人民”不意味赢得历史，而迎合民众的思想者最终将丧失思想。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