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12
作者:王力雄
政权超越者——成为历史伟人 (第三章第三节)
谈论从政权寻找积极因素的话题,即使不被视为投机,至少也会被看作虚幻。然而貌似坚定的洁癖是软弱和不自信的表现,推动社会变革,应该吸纳一切可能因素。要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没有出自政权的配合不太可能。政权虽然在整体上是政治变革的阻力,然而执政集团并非铁板一块,期望并促使政权内部的超越性因素发挥作用,不是“投靠”政权,是为了更有效地终结专制。
政权由领袖和官僚集团组成。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中国现政权的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最高层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除了领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官僚中当然也存在有超越性者,但那超越性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有作用。只要尚未达到顶端,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会从官僚阶梯坠落,前功尽弃。只有达到顶端后仍然能保持超越性,那时不再有更高职位需要超越,才能把超越针对体制。大多数专制领袖当然毫无超越性,想的只是把持绝对权力。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没有可能发生,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此讨论(那是另外的专题),但历史上的确出现过领袖不顾官僚集团意愿启动政治变革的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还有做出文化大革命那种空前超越之举的毛泽东(文革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变革,价值判断另说)。
如果说官僚集团反对政治改革可以被当作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有这种动力,因为历史荣誉属于领袖,官僚只有现实损失。专制权力的总体性和全能性使专制领袖面对的挑战、涉及的问题,配置资源的考虑往往要在体制外或不同体制之间,这也为超越提供了视野和选择。官僚则是寄生在体制内,离开体制的生态圈就无法生存,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不能对官僚集团抱任何希望,唯一的可能来自领袖。
经历了文革的官僚集团身受领袖超越的苦头,决心不再允许有超越性的领袖出现,通过“党的建设”形成了一整套过滤机制。其中的“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说穿了不过都是超越性的反义词,目的在于杜绝任何有超越性者升迁。在这种机制中,达到领袖位置必是通过重重过滤,早应该彻底脱胎换骨,如何还会有超越的可能?的确,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中共出现有超越性的领袖,但是目前一代在文革中成长的中共高层,或许还有异数存在。这代人的成长如此不寻常,经历了意识形态颠覆,在文革的熔炉烧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吸纳西方思想。经历过如此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达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当然,不应该指望政权超越者出于纯粹的信仰或道德动机。超越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不等于让超越者舍弃个人利益。那些为了个人野心、历史名声,利害得失的算计所进行的超越,看上去缺乏道德光彩,在现实中更为普遍,也更容易把握,可以比道德因素调动更广泛的超越。将自利因素包容于超越动机中,不会贬低献身的超越者,却能包纳其他类型的超越,以及利用利益杠杆调动更多的超越者。
举例说,现政权实行的官员任期制,将年龄和职位、任期挂钩,保证权位定期更换,那对处在升迁过程中的人有利,对达到权力顶峰的领袖却是损害。任期使其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正是这里可以埋藏下驱动领袖超越政权的动力。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将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弥补权力失落的最好方式,莫如让自己成为历史伟人。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有这种愿望,而人人皆知伟人将从中国的政治改革中诞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权力,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难道不是一种很有诱惑的通吃?
何况,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专制政权代表,常是国际社会众矢之的,让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此外,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角度,政治改革或许会在权力斗争中当作战胜对手的武器和争取民心的资源。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干政,打起政治改革的旗号也会戴上名正言顺的光环。这种“推动历史进步的恶”成为启动政治改革的契机,也可以算是一种乐观因素。
(待续)
政权超越者——成为历史伟人 (第三章第三节)
谈论从政权寻找积极因素的话题,即使不被视为投机,至少也会被看作虚幻。然而貌似坚定的洁癖是软弱和不自信的表现,推动社会变革,应该吸纳一切可能因素。要实现中国的和平转型,没有出自政权的配合不太可能。政权虽然在整体上是政治变革的阻力,然而执政集团并非铁板一块,期望并促使政权内部的超越性因素发挥作用,不是“投靠”政权,是为了更有效地终结专制。
政权由领袖和官僚集团组成。在高度专制的结构中,领袖可以是唯一的,如皇帝或毛泽东;中国现政权的领袖是一个很小群体,由最高层的数个当权者和有可能晋身最高职位的少数人组成。除了领袖,政权体系的其他成员都属于官僚集团。官僚中当然也存在有超越性者,但那超越性只有在接近官僚阶梯顶端时才有作用。只要尚未达到顶端,官僚的超越只能是向着更高职位,而不可能是超越体制,否则就会从官僚阶梯坠落,前功尽弃。只有达到顶端后仍然能保持超越性,那时不再有更高职位需要超越,才能把超越针对体制。大多数专制领袖当然毫无超越性,想的只是把持绝对权力。在领袖和官僚集团一致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没有可能发生,变化只能来自危机造成政权垮台或是自下而上的革命。这种前景暂且不在此讨论(那是另外的专题),但历史上的确出现过领袖不顾官僚集团意愿启动政治变革的例外,较近的如蒋经国、戈尔巴乔夫……还有做出文化大革命那种空前超越之举的毛泽东(文革当然也是一种政治变革,价值判断另说)。
如果说官僚集团反对政治改革可以被当作定论,领袖却非绝对如此。领袖是个人,个人总会有变数,理想、高瞻远瞩、历史感、或是功利追求,乃至政治斗争的需要,都可能造成领袖与官僚集团不一致。政治改革可以为领袖带来历史荣誉,也是一种吸引。官僚集团则不会有这种动力,因为历史荣誉属于领袖,官僚只有现实损失。专制权力的总体性和全能性使专制领袖面对的挑战、涉及的问题,配置资源的考虑往往要在体制外或不同体制之间,这也为超越提供了视野和选择。官僚则是寄生在体制内,离开体制的生态圈就无法生存,因此官僚既无超越体制的需要,也无超越体制的可能。指望执政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不能对官僚集团抱任何希望,唯一的可能来自领袖。
经历了文革的官僚集团身受领袖超越的苦头,决心不再允许有超越性的领袖出现,通过“党的建设”形成了一整套过滤机制。其中的“党性”、“组织性”、“纪律性”说穿了不过都是超越性的反义词,目的在于杜绝任何有超越性者升迁。在这种机制中,达到领袖位置必是通过重重过滤,早应该彻底脱胎换骨,如何还会有超越的可能?的确,这种逆向淘汰机制很可能会在今后彻底杜绝中共出现有超越性的领袖,但是目前一代在文革中成长的中共高层,或许还有异数存在。这代人的成长如此不寻常,经历了意识形态颠覆,在文革的熔炉烧炼,造过反,下过乡,置身社会底层,再接受高等教育,吸纳西方思想。经历过如此反复“淬火”的人,会像钻石一样存在复杂的多面,即使在某些条件下只能看到一个侧面的光线(因而能通过体制重重过滤),却不说明不存在其他侧面。当其达到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只要深藏内心深处的多样性还能保持,就不排除在条件成熟时折射出另外的光芒。
当然,不应该指望政权超越者出于纯粹的信仰或道德动机。超越阶级或集团的利益,不等于让超越者舍弃个人利益。那些为了个人野心、历史名声,利害得失的算计所进行的超越,看上去缺乏道德光彩,在现实中更为普遍,也更容易把握,可以比道德因素调动更广泛的超越。将自利因素包容于超越动机中,不会贬低献身的超越者,却能包纳其他类型的超越,以及利用利益杠杆调动更多的超越者。
举例说,现政权实行的官员任期制,将年龄和职位、任期挂钩,保证权位定期更换,那对处在升迁过程中的人有利,对达到权力顶峰的领袖却是损害。任期使其权力不再绝对,一旦退位就会荣耀尽失。领袖上台之始就能从下台前任看到自身结局。正是这里可以埋藏下驱动领袖超越政权的动力。相对终将从顶峰一落千丈的前景,政治改革将对领袖造成的制约就不那么可怕。自己不能一直专制,民主就不再一定不好。弥补权力失落的最好方式,莫如让自己成为历史伟人。达到权力顶峰的人都会有这种愿望,而人人皆知伟人将从中国的政治改革中诞生,那么能够在位时享用专制权力,退位前再给自己博取历史盛名,难道不是一种很有诱惑的通吃?
何况,中国作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专制政权代表,常是国际社会众矢之的,让中国领袖颜面无光,有理也亏三分。中国的很多问题,台湾、香港、西藏等都卡壳在这里。加上多重危机不断积累,哪痛医哪的修补应付一时,最终叠床架屋、顾此失彼。当旧体制内的解决手段耗尽时,即使是形势比人强的“危机推动”,也可能迫使领袖进行超越旧体制的改革。
此外,从利用民意或争取国际支持的角度,政治改革或许会在权力斗争中当作战胜对手的武器和争取民心的资源。哪怕是军队出于野心干政,打起政治改革的旗号也会戴上名正言顺的光环。这种“推动历史进步的恶”成为启动政治改革的契机,也可以算是一种乐观因素。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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