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二

王力雄
政权——只“代表”自己（第一章第二节）

正如有人指出，以往自称“工人阶级先锋队”、现在自命“三个代表”的政权，其实并非任何阶级和集团的代表，而是一个自利自为的独立集团。政权成为代表，前提是被推举产生。权力来源跟其他阶级或集团无关的政权，只可能“代表”自己。

中国与政权相关的人群相当庞大，除了政府官员和公务员，还有庞大的党系统；学校、银行、媒体、科研机构、国有企业等都是政权的附属；由财政供养的 “事业单位”职工、众多退休干部等，也和政权生死与共；包括上述成员的家属，这些人加在一起，总数会超过很多国家的人口。当前体制使政权集团掌握最多资源，得到最大利益，政治改革要改变这种状况，政权集团当然不会接受。这一点在台湾问题上看得最清楚，现政权如果放弃一党专政，接受民主体制，“台独”会失掉大部分口实，两岸统一也会去掉很多障碍，然而无论现政权把“统一大业”拔得多高，只要涉及权力，绝不肯有半点放弃。

权力集团抵制政治改革，除了因为现体制使其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为人羡慕的地位，以及经济上的诸多好处，还有一个原因是对失去保护的担忧。半个多世纪的执政，现政权在政治上结下大量冤仇，在经济上导致众多腐败，一旦失去专制制度庇护，绝非把责任推给抽象的党就可以解脱，而是会清算到每个具体个人。对那种前景的恐惧，是权力集团成员捍卫旧体制的重要动力，那等于是在捍卫自身和家人生命财产的安全，可想动力多大。

的确，今天的政权不再像毛时代那样强暴，有了更多的法制和现代因素。如果不断改善下去，会不会最终通向政治本质的改变呢？与毛时代相比，中共从追求理想的革命党变为追求利益的权力集团，这无疑是一种本质变化。然而这种变化只是中共自身的变化，却不是专制体制的变化。政权的专制性依然如故，变化只是中共不再企图用阶级斗争创建劳苦大众的人间天堂，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创建自己的天堂。当年政权使用过的残暴手段，今日政权并未丧失，只是因为有了计算得失的务实，暂时搁置不用而已。如果有一天它认为使用那些手段收大于支，随时可以重新使用。六四如此，十几年后的汕尾事件再次证实。毛时代的政权在理想受威胁时可以杀人；今日政权在权力受威胁时也不会手软；而当未来政权力图挽救自身时，仍然可以实行法西斯手段。因此，认为中国政权会通过自我演变实现转型，过于乐观。

追求利益使政权变得务实，因而不再虚妄，但也同时使政权变得腐败，因而更加贪婪。当今的权力集团不追求主义，不搞思想斗争，一切目标都在自身权力的巩固和自身利益的满足。它为自己列举的业绩，大部分只是政权的起码职能，没有歌功颂德的理由；那些纪念碑式的成就，多数又与人民需要无关；回顾90年代以来的“改革”，实质是被精辟概括的“揽权推责”，把该对社会尽的责任尽量推卸，把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揽得更多。这样的“改革”只能使社会日益陷入困境，这样的权力集团又如何会放弃专制？变化充其量是在“治理”层面。受到一些学者赞扬的“政府的学习能力”，其实是只是修补能力。这种能力越强，政治转型越难。

顺便谈两个相关话题：一是属于政权要素的军队，能否有一天担起政治变革的使命？二是以“党内民主”的方式，可否实现政治转型？

前者可能性之所以渺茫，主要问题还不在中国军人缺乏人文素质，因此难以产生政治家（虽然的确是问题），更大的制约在于“党军”传统。中国军队从诞生就以“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八十年的历史已把党文化化作军队的基因。今天不会有任何将领能超越党而让军队整体服从。没有党，军队就失去意识形态和凝聚核心，掌握着实际武力的各部队就会拥兵自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未来中国政治转型最大的问题之一，需要从现在就开始研究。

对后者，且不说“党内民主”的虚幻，即使有了“党内民主”，结果也会使权力集团更趋自利，对政治改革更为保守。这是因为，在集权体制下，掌握绝对权力的寡头还可以按个人意愿行事，权力集团被当作家仆或工具。寡头既可以进行“文化大革命”那种颠覆，也可以做出解除党禁那种突破。“党内民主”却是要消除寡头，由下至上推举党的领袖，从而使领袖不再是为所欲为的“主子”，只能为本党成员服务。当前中共的自我谋利趋势，一定程度也是因为寡头弱化，党内高层和各级负责人受下级制约所致。如果真在腐败弥漫的中共党内实行民主化，中共高层甚至可能失去惩治腐败的勇气。那种“党内民主”不但不能带动中国的政治转型，反而会使中共更加自利自为，与民对立。

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考虑，还会有一个关联后果：目前关于“党内民主”方案，基本都主张从“党内分派”开始。然而对于“党军”，党内分派的直接后果就是军队分派。对社会而言，没有什么会比军队分派更危险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