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超越者联盟突破精英联盟 连载六
二、精英联盟与联合民众(第二章)
有人会认为,一个正常社会是由不同要素相互支撑、互动发展,并不需要依靠某个“先进要素”,未来中国走上变革之路将是各要素组合与互动的结果。然而这样的展望不应只是笼统推断,还要进行具体分析,看一下不同要素间的组合分别会达到什么结果,有无可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这种要素组合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政权、资本和思想(一定情况下还有国际)之间的联合,即通常所说的“精英联盟”;另一类是政权、资本和思想出于各自目的分别与民众的联合。
精英联盟——以不变应万变 (第二章第一节)
对现政权而言,所有活动的中心都为了把持专制权力。不再坚持信仰使其具有的灵活性近乎投机,什么都能变,唯一在万变中坚持不变的就是专制体制。现政权维持体制不变的主要方式,是把奉行“坏资本主义”的资本、有奶便是娘的思想,以及只重利益的国际拉进以它为核心的联盟,一方面可以避免来自那些要素的精英挑战,一方面又能切断民众从那些要素获得反抗能量。这是现政权成功维持八九后稳定统治的关键所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之所以被认为走进死胡同,就在于精英联盟被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一致维护现政权的专制统治,而民众没有精英合作,自身缺乏变革能力,这使得中国前途的要害——政治变革始终看不到解决之道,专制体制酝酿的危机却在不断积累,迟早爆发。
目前,中国的精英联盟相当巩固。虽然看上去政权与资本之间,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之间,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都在为利益博弈,也为分配不均争斗,然而只要面对民众,他们立刻会保持一致立场,决不让步。精英联盟从来不意味精英之间没有矛盾,而是在关键问题上求同存异,变成共同对外的阵营。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精英仍然会以联盟关系为主,政权也有足够的能力和灵活性维持精英联盟。
例如政权压榨资本的现象虽然普遍,但资本靠政权发财的现象也同样不少,二者本质还是一种权钱交易,互利互惠。资本遭受压榨的不满不会妨碍它对政权卑躬屈膝,一是没有勇气与政权抗争,二是只要讨得政权欢心,通过拿政府工程、减免税款、由官方出面镇压工人反抗等,得到补偿甚至会大于所失。而政权也会通过吸纳入党、授予人大、政协职位等对资本进行安抚。
有些观点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视为可供滋生民主的土壤。但那即使有削弱集权的作用,跟“民主”也没什么关联。当年军阀割据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极致,即便在“联省自治”的旗号下,又有什么民主?何况目前中央远未削弱到那种地步。地方与中央博弈,根源不在中央软弱,而是首先在于“以上治下”的专制结构——一个中央看管几十个地方政府,看不住、管不全的状况在所难免。即使以毛时代的权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被无奈地概括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条”、“块”纷争长期困扰。今天人口翻番,经济规模扩大数倍,只能舍弃统的方式,让地方自主分担管理爆炸的压力。地方的份量由此得到加强,那绝非是“诸侯尾大不掉”。
所谓“诸侯”对抗中央,前提是“诸侯”的权位不由中央决定,而今天各省大吏、军队将领都由中央严密掌控和自如调遣(即使有障碍也是出自中央内部斗争),因此“对抗”的前提并不存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手法不过是谎报信息、拖延时间、炮制对策、打擦边球那些古老的官场手段,或是利用中央政策的自我矛盾,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以及在中央以成败论对错的机会主义中寻找缝隙。这些博弈都会保持在中央能容忍的弹性范围内。地方官员最大的本事就在于揣摩那种范围边界,尽量将其利用到最充分,却不逾越半步。
然而不管精英联盟多么稳固,变化还是会发生。外界爆发危机暂且不说,即使是精英联盟本身,也总是会从思想要素生出变数。倒不是精英联盟之内的思想者会反叛,而是精英联盟无法吸纳所有的思想者。思想不像权力和资本可以被垄断,思想者也不像当权者和资本家那样有数量限制。思想无门槛,随教育普及思想者不断增加,会远远超出精英联盟的吸纳能力。
对吸纳思想者而言,中国古代统治者采用的科举制度最为成功,几乎达到可以无限。虽然“学而优则仕”的只能是少数,但因为理论上人人都存在可能,思想者就会都会被吸引到这条道上努力毕生,从而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相比之下,目前的精英联盟非常封闭,一方面没有给思想者按程序进入权力圈的管道,有抱负的思想者难以在制度框架中实现野心;另一方面缺乏更新能力,联盟内的思想精英除了不愿更多人进来分享资源,还会惧怕自身地位受威胁,因此设置层层壁垒,利用学术体制和话语霸权阻塞其他思想者进入精英联盟。如果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排他的效果只是使自身腐朽,但的确可以做到不让他人得到权力与资本,思想精英的排他则只能导致自身腐朽,却不能阻止他人得到思想。被排斥在精英联盟之外的思想者,就会从另外的途径尝试出头——那往往就是联合民众,挑战现存的精英联盟,变革压迫他们的社会。
(待续)
有人会认为,一个正常社会是由不同要素相互支撑、互动发展,并不需要依靠某个“先进要素”,未来中国走上变革之路将是各要素组合与互动的结果。然而这样的展望不应只是笼统推断,还要进行具体分析,看一下不同要素间的组合分别会达到什么结果,有无可能带领中国走出困境?这种要素组合可以分两类,一类是政权、资本和思想(一定情况下还有国际)之间的联合,即通常所说的“精英联盟”;另一类是政权、资本和思想出于各自目的分别与民众的联合。
精英联盟——以不变应万变 (第二章第一节)
对现政权而言,所有活动的中心都为了把持专制权力。不再坚持信仰使其具有的灵活性近乎投机,什么都能变,唯一在万变中坚持不变的就是专制体制。现政权维持体制不变的主要方式,是把奉行“坏资本主义”的资本、有奶便是娘的思想,以及只重利益的国际拉进以它为核心的联盟,一方面可以避免来自那些要素的精英挑战,一方面又能切断民众从那些要素获得反抗能量。这是现政权成功维持八九后稳定统治的关键所在。中国的政治变革之所以被认为走进死胡同,就在于精英联盟被共同利益捆绑在一起,一致维护现政权的专制统治,而民众没有精英合作,自身缺乏变革能力,这使得中国前途的要害——政治变革始终看不到解决之道,专制体制酝酿的危机却在不断积累,迟早爆发。
目前,中国的精英联盟相当巩固。虽然看上去政权与资本之间,国内资本和国际资本之间,地方政权与中央政权之间都在为利益博弈,也为分配不均争斗,然而只要面对民众,他们立刻会保持一致立场,决不让步。精英联盟从来不意味精英之间没有矛盾,而是在关键问题上求同存异,变成共同对外的阵营。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国精英仍然会以联盟关系为主,政权也有足够的能力和灵活性维持精英联盟。
例如政权压榨资本的现象虽然普遍,但资本靠政权发财的现象也同样不少,二者本质还是一种权钱交易,互利互惠。资本遭受压榨的不满不会妨碍它对政权卑躬屈膝,一是没有勇气与政权抗争,二是只要讨得政权欢心,通过拿政府工程、减免税款、由官方出面镇压工人反抗等,得到补偿甚至会大于所失。而政权也会通过吸纳入党、授予人大、政协职位等对资本进行安抚。
有些观点把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博弈视为可供滋生民主的土壤。但那即使有削弱集权的作用,跟“民主”也没什么关联。当年军阀割据是地方与中央博弈的极致,即便在“联省自治”的旗号下,又有什么民主?何况目前中央远未削弱到那种地步。地方与中央博弈,根源不在中央软弱,而是首先在于“以上治下”的专制结构——一个中央看管几十个地方政府,看不住、管不全的状况在所难免。即使以毛时代的权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被无奈地概括为“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条”、“块”纷争长期困扰。今天人口翻番,经济规模扩大数倍,只能舍弃统的方式,让地方自主分担管理爆炸的压力。地方的份量由此得到加强,那绝非是“诸侯尾大不掉”。
所谓“诸侯”对抗中央,前提是“诸侯”的权位不由中央决定,而今天各省大吏、军队将领都由中央严密掌控和自如调遣(即使有障碍也是出自中央内部斗争),因此“对抗”的前提并不存在。地方与中央的博弈,手法不过是谎报信息、拖延时间、炮制对策、打擦边球那些古老的官场手段,或是利用中央政策的自我矛盾,以其之矛攻其之盾,以及在中央以成败论对错的机会主义中寻找缝隙。这些博弈都会保持在中央能容忍的弹性范围内。地方官员最大的本事就在于揣摩那种范围边界,尽量将其利用到最充分,却不逾越半步。
然而不管精英联盟多么稳固,变化还是会发生。外界爆发危机暂且不说,即使是精英联盟本身,也总是会从思想要素生出变数。倒不是精英联盟之内的思想者会反叛,而是精英联盟无法吸纳所有的思想者。思想不像权力和资本可以被垄断,思想者也不像当权者和资本家那样有数量限制。思想无门槛,随教育普及思想者不断增加,会远远超出精英联盟的吸纳能力。
对吸纳思想者而言,中国古代统治者采用的科举制度最为成功,几乎达到可以无限。虽然“学而优则仕”的只能是少数,但因为理论上人人都存在可能,思想者就会都会被吸引到这条道上努力毕生,从而使“天下英雄尽入彀中”。相比之下,目前的精英联盟非常封闭,一方面没有给思想者按程序进入权力圈的管道,有抱负的思想者难以在制度框架中实现野心;另一方面缺乏更新能力,联盟内的思想精英除了不愿更多人进来分享资源,还会惧怕自身地位受威胁,因此设置层层壁垒,利用学术体制和话语霸权阻塞其他思想者进入精英联盟。如果说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排他的效果只是使自身腐朽,但的确可以做到不让他人得到权力与资本,思想精英的排他则只能导致自身腐朽,却不能阻止他人得到思想。被排斥在精英联盟之外的思想者,就会从另外的途径尝试出头——那往往就是联合民众,挑战现存的精英联盟,变革压迫他们的社会。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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