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状的结构分析

从2004年8月的郎旋风始到2005年7月底医改宣告“基本失败”、朗顾之争顾的入狱，两场争论和两个事件，中国在改革问题上出现了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一个主流、官方色彩、主张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主流)和体制内改革派为主的第一阵营。第二阵营是非主流、民间色彩、以朗咸平、非主流经济学家、国企改革受害者、愤怒的年轻人组成。虽然第一阵营并没有公开认输，但第二阵营已经宣布自己的胜利，不仅认为取得道德上的完胜，而且使第一阵营所主张那种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遭受实质挫折、完全失去民意基础、使官方调整在改革上的立场。


熊正兵： 原载： www.wehoo.net
作者：熊正兵 2006-4-5
　　什么是进步？27年来中国有没有进步？中国在不在进步？中国有没有进一步进步的方向？中国继续进步的实力在哪里？妨碍中国进步的结症究竟是什么？中国需要结构性调整吗？中国在世界的角色应该是什么？
　　首先说说什么是进步，进步的实质是什么？
　　人的诞生几乎是不需要人的努力的，神圣的未知世界为人类预备了进步的主体也预留了进步的空间。进步的本质应该是以人类整体为主体向未知世界要答案。进步的实质应该是人类对自身意义的不断理性确认。进步的表象应该是生命主体幸福度的稳定上升。进步的成果是保护性的旧道德被快乐的新道德无痛接替。进步的高阶境界是人类整体意识边界的外扩而不是瘫缩。进步的稳态表现为人类和谐实现正常生物欲望能力的增长和途径多样化。进步的目标是意识的互融互动精神结盟对抗时空。进步的实质性进展应该是人类群体续行为信心和能力的不断攀升和增长。优质进步应该是长程连续的，优质进步不应该留有结构性疲劳破坏的硬伤和崩溃点。
　　以上述进步观为参照系中国与世界在较大的时空范围来看是可以看到真实的进步痕迹的。尽管各种族进步的阶梯和速度各不相同但进步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国以孙中山、毛泽东为首实施了对人类进步方向与人性的真实探索和实验，恢复并积累了中华民族的荣誉和续发展的信心，但固态与单调的超长程规划没有为生物态的社会欲望提供合理有效的发泄渠道，结构性破坏在大厦的基础首先发生了。改革与其说是政客和民众对先前的背叛不如说是民众和革命追随者对不变化的理想和行为厌倦。压抑的被释放，否定的被肯定，火花在逆转的碰撞中迸发，整体的沉重让位于个体的速动，民众由原先规划中的受益主体蜕变成古罗马角斗场上的奴隶，精彩倒是精彩了，国家失去了从容。先前革命追随者的背叛让这场变革从一开始就染上了滑稽的颜色。
　　27年来中国有没有进步呢？有，但这只限于物质角度。
　　27年来中国的物质秸娴氖鞘肺耷袄穑看鸢甘欠瘛?/P>
　　发展是要考虑时间成本的，时间的在历史上的不同区段上其经济价值是不一样的，孤立地用孙子的一生与爷爷比是不得体的，从容有幸福感的社会是需要消耗一定时间资源的，吸毒的快感是有致命代价的。
　　改革舵手对社会责任和人生意义的颠覆缺乏续航能力。理想的破坏实现了，理想的重建失去了方向。社会驱动力复归为原始恐惧和原始欲望，中国失去了生命体的自规划能力，大国没了骨头。
　　理想社会是有手段肯定和确认人的物质外价值的，美女和丑女都是一堆肉可上帝有能力让我们辨别出美丑的不同，巧笑的物质价值为零可巧笑却能大幅度提高人群的幸福度，行为有形式外成本，行为也有形式外收益，理想社会的真正对手是自然而不是自我，自我的组成是幸福感和安全度，安全度来源于社会稳定的物质供给机制，幸福感取决于自我意识的对接与扩散，纠缠于简单物质的社会是极端低级的。
　　从上述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单纯的肉体或尸体改革，这种变革从一开始就是以否定精神为突破口的，对信仰的否定，对精神的漠视为改革提供了多种不计方向和后果的手段，形式外成本没有被计入，社会形成了隐形亏空的巨大黑洞，社会再组合的能力削弱了，人群被分割成碎片，灵魂和尊严被贬值为零。
　　完全否定改革对中国的表象贡献是站不住脚的，至少改革让人们知道政府其实是什么责任都可以不负的，改革让人们体验了什么是绝望，什么是腐败，什么是奋斗，什么是无耻，当然还有什么是富贵，什么是放肆，什么是怀疑一切，什么是彻底否定自我。
　　改革让中国人重新体验了孤儿的感觉。而站起来的孤儿往往是最强大的。
　　改革的莺歌燕舞覆盖了一个巨大的事实，中国的进步是以骇人的精神成本和人性资源为代价的。所有的高楼都是用石和矿堆砌的，石和矿的移位堆垒又无一例外地由下层民众的完成的，高度是近乎无收入的活人汗水蒸发出的，农民在连名誉权都不沾的情况实现着个别人莫名其妙的欲望。极端境况是父亲和兄弟的汗水屈服依然维持不了基本的生存尊严姐妹出场了，城市的新街被暗红的暧昧点亮，冷漠的肉体交易宣布乡村道德的最后崩溃。
　　国有企业改制是国家由全民向私营转换的最后标志，准确的说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全中国人的中国，它已经企业化，它是一个以赢利为目的的经济机构，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是它的行动宣言。
　　上述话语无意针对现今任何执政机构，方向错了八仙联手也只能望洋兴叹，怪不着谁，包括贪官。
　　有人继续叫嚷改革问题需要继续深化改革解决，这话听着就像强盗作了恶就让强盗自己去收拾一样，不舒服。改已改了，继续深化改革没什么不可以，可还改什么呢？
　　贪官不能再杀了，我同意。卖淫让它合法化，只要道德作些修正别让姐妹们太痛苦，我也同意。
　　可贪官卖完国家，少女全部卖淫后怎么办呢？
　　还得从源头解决，内耗总有个极限，撇开民众的发展方式是极端无耻且无后劲的，恶疾要用猛药，你不敢用让别人用，时间也是资源，等不得了。
　　中国必须尽快明确发展方向。
　　说几个事实给有良知的强力人士壮壮胆，民众需要变革，中国需要行动。
　　历史上任何的不公正都会得到修理的，只是来得快慢而已。我绝不相信官员愿意贪污，可大量官员贪污的事实提示我们贪污是形势的必然，我们的官员无事可做不贪污还能做什么呢？大局定下了，行动方式基本也就确定了。我坚决不相信位高养大恶，可我坚决相信无事会生非，心中没有民众是怎么都会走到人民的对立面去的，中国的官员很艰难。
　　人民很宽容，理性的人民更宽容，刘文彩的哥哥人民都没抛弃，何况本属无奈的胁从者，人民只要一个说法，宁静的心总比揪着的心要舒坦得多。
　　惯性总是让人觉得过去是正确的，可舒服适逸成本太高再有修养的民众也是承担不起的，社会必须纠正航向，没有正确的航向医疗问题、教育问题、养老问题、效益问题、公平问题都将是南辕北辙，到头来国崩民散，地火烧天。
　　中国有智慧，从那些小郎中开出的病方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私欲是如何和文字搅拌成理论的，中国不要小智慧，中国要有德，大智才能养德，天地养正气，大勇蓄大德。

　　为了激发全民反思的勇气，为了寻求走出困境的智慧，我们已经不能回避这样一个结论：27年的改革原本就是缺德改革，如果说（数字）事件前这个结论还有点勉强，那么事件之后许多人已经不再怀疑了。随后的国企改制，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实际上都是补天之举，机构形成了，总不能看着它烂下去，万丈深渊也得跳。
　　德是立国之基。再恶之徒也得靠德壮胆，西汉要有董仲舒，大清要举孔子，虚伪的也好，真情的也罢，它毕竟稳定了人心，让人有了安全感。
　　国之运长于人，现代文明之国其视觉寿命应该是永恒的。长的旅程需要生命力长的信念支撑，而任何生命力长的信念又无一例外要与道德结盟，无德的东西在世界范围内看来都是不会长久的。
　　中国是个好德之国，撇开政权更替时的无序性，历代立国之君均不敢视道德为无物，中国哲学也是，一旦找到道德依据就嘎然而止了。所以说中国哲学是完整的，但中国哲学又总是空的，道德框架支撑出了中国人的生存信念，道德框架也宠懒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动性。中国哲学是大块的道德哲学，它有着路碑的牵引性，可它也同时具备了篱笆墙的影子。道德构造了中国，道德的边界效应也窒息了古老的中国。
　　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靠道德科学化赢得曾经的世界的，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一个闪着金光的宗教王国，马克思以他的极端智慧对此岸进行了道德批判并在彼岸守候着我们，首和尾都有了，可他没有为过程作出应有的道德铺垫。
　　马克思产生于西方可西方却没有全局认可它这让我这个东方人感到震撼，全程考察西方发展史我惊讶于西方发展工厂里的工具多样性，宗教实际上比科学更现实地把持着西方人的大脑，科学在宗教的乳育中成长，宗教在科学的宽容中延续，科学的断痕不断被宗教的宽厚抹平了。科学和宗教的相容相涨维持了西方发展的连续性。道德在西方的文明里一直起着祖母的角色。
　　“让天下的劳苦大众都解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改革前和改革后中国的两种道德取向，从字面上说这两种说法是完全相悖的，我不怀疑后者“最后大家共同富裕起来”的道德动机，可我怀疑倡导者本人的诚意和人品，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中国共产党就是不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否则中国共*产*党就应该叫“中国先富党”还搞什么大别山根据地解放什么全中国？逻辑上说毛泽东在革命的前后是具备道德一致性的，反之，随后的改革则是对先前道德取向的颠覆。
　　改革在侥幸逃脱民众最初的质疑后本来是有空间和手段改变自己的基石并赢得开局尊严的，可既得利益让它放弃了必要的冒险，两种道德观在纠缠拚杀中产出了如今现实的怪胎。改革在道德上的覆没造就了中国的困境。
　　理性的爱国者都不会崇尚杀戮，内乱不管从什么层面上讲都是民众不愿看到的结局，可一盘散沙，鱼肉百姓，暴富赤贫又确实不是良心所能承担得起的，虚拟的“最后大家共同富裕起来”成了插在大便上的面包，想吃是没指望了。
　　六十年不到的时间里的两种逆向取舍给现今的当家人和全国民众出了难题，怎么做都是背叛，聪明的经济学家看到了这一悖逆，拼命在弱化道德，丑化道德，妄图在道德虚无中逃过此劫，可经济不争气，官员不争气，企业不争气，老百姓不争气，工具性崩溃最终在理论界爆发了。御用经济学家的全局性失信为新时代的开创腾出了空间。

　　要想开创新局面就必须对原有结构的组成进行必要的分析，改革之所以能够存在必定存在供养它的土壤，改革之所以存在也必定存在支撑它的若干支点，改革的支点究竟是什么呢？常规和抬得上桌面的第一要数：效益，效益在初期农村改革中为改革挣足了脸，工人下岗为社会带来廉价和过度的服务，社会表面繁荣了；另一个是改革实现了社会发展的简单多样化，使得政府有能力脱身而成为单纯的收息政府，社会低端产品的产出可以处于无忧虑的正增状态，短期民生解决了；最后一点是改革改出了一批先富者，先富阶层超越现实的奢华实际上在很长时间内鼓舞着下层民众的士气，民众甚至相信经过自己的努力现世是可以达到幸福彼岸的，而且在改革的氛围中这种享受是无上限的，它包括逼良为娼，奸人妻女，无恶不作。正是在这三个巨足的装备下改革步入了中国，而且受到相当层面的民众和官僚的支持。也正是在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下全国上下把升学，医疗，国企，农村弄成了今天这个格局。
　　改革让我们觉得中国现在不缺财富，缺的是民众单个的竞争力。不是妄言邀宠，这其实是改革强加在人民思想里的最无耻的枷锁。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奴役下下层人民作着绝命的努力，在彻底否定自我的悲哀中作着最彻底的奉献，也正是这种被彻底压榨出的人油效益为改革机器提供了动力。
　　如果压抑与被压抑，剥削与被剥削间存在着稳定健康的循环途径那么我要说改革不是不存在成功的可能，可偏偏这种循环在它的中早期就被人为切断了，官倒，腐败，为富不仁，抢劫国企，大学生失业，看病难像野兽一样伺机吞噬几乎已经不存在的任何机会，堕落和等死成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最后出路。
　　要想走出既往怪圈，我们又不得不重新分析和寻求新的社会支撑点，改革设计者是把社会发展建立在人性本恶的基础上的，他基本上未为善的作用作出任何技术准备，他深信恶对恶的博弈效应，他相信对打出规则，他的理论就是没理论，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想象的公平的市场上，而市场又不是游离在人欲之外的，这就是悖论所在。
　　一个健康的社会首先应该是公平的社会，有公平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动力，有动力才有发展，这才应该是良性的社会发展法则。社会设计是基恶还是基善决定了发展的方向和发展循环的优劣。众所周知中国社会是世界少有的无宗教社会，民众的教化责任一直由政府担当，所以中国政权必须在道德上确立自己的至上地位，它必须身兼引导者和驱赶者的双重角色，甚至于要回答公民前身和来世的问题，它决不是一个单纯的收租者，它要与民众合谋改善现实，它必须给绝大多数人带来现实中的实惠或想象中的未来，谁要是公然放弃自己的责任，那么失败也不远了。蒋公国民党政权的悲剧是不远前的实例，民众不论死多少人怎么死都要扳回这个理，全然不顾你是不是倡导什么新生活运动。
　　太多的学者还在鼓吹给政府释压，呼吁小政府大社会，走得远的甚至叫嚣无政府主义，我不怀疑学者们的良善用心，可他们也绝不应该闭眼不看偌大的赤贫阶层正眼巴巴期待着政府技术内和技术外的支持指导。
　　民众处于惶恐中，惶恐有助于释放体内最后一点能量，可惶恐决不利于资源再生。民力枯竭是民族的灾难。
　　彻底的惶恐是崩溃的符号。
　　贪官走险源于惶恐，为富不仁源于惶恐，恶商缺德源于惶恐，教师失德源于惶恐，女生卖淫源于惶恐。。。。。。惶恐是政权失信后最直接的表象。
　　官员把希望寄托在现实的利益上，企业家把希望寄托在官员的利我腐败上，小商贩把希望寄托在欺客的秘密手段上。。。。。。恶恶相绕，恶恶相扰，政府再不整合不出手民众还有点星希望吗？
　　(待续)
　　熊正兵
　　2006年4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