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飞雄第三次被警方殴打-法律工作者就此发表谈话

(博讯2006年8月15日)

当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的维权人士郭飞雄先生在美国访问三个月后，于7月下旬回到广州。8月9日晚上，郭飞雄先生在从广州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遭到警方殴打，第二天下午被押送回广州家中。这是继今年2月3日和3月20日之后，郭飞雄先生第三次被警方殴打。 (博讯 boxun.com)

被殴打以后刚刚回到家中的郭飞雄先生接受了我的采访。

问：“请问您现在受伤的情况怎么样？”
答：“可能脸上破相了。”

问：“请您讲一讲事情的经过。”
答：“本来我到武汉没有人跟踪了。我在楼下，他们有的时候来跟踪，有的时候不来跟踪。我本以为我现在的处境已经缓和很多了，但是绝没有想到他们突然不仅来了一下，而且来了一下非常残忍的、超出了任何高度冲突时期的。

昨天下午五点零四分的时候，我乘T98 由广州东站开往北京西站的火车。我坐的是二车厢105座。票是在一个售票点买的。
走了大约四个小时，到晚上九点钟左右，快到韶关站的时候，突然乘警来了，要检查我的车票。所有人的都不检查，就检查我的。我的车票给他一看以后，他就说‘你这个车票有问题，跟我到列车长那儿去说’。跟在我身边、坐在我附近的有六个秘密警察一直跟着我。他们前边不断跟外面打电话，坐在火车上一路走，一路不断在联系。
这个时候我就说‘我的车票肯定没有问题，这是正式售票点买的’。我说‘你把你的警官证拿出来’。他当时只要把警察证拿出来，我就跟他走了。我这句话刚说完，他就上来打我，然后六、七个警察上来。打人的人不是跟踪的人，打人的人全是铁路乘警和韶关站的警察，这次打得比较重。”

问：“这时候车在什么地方？”
答：“车停在韶关火车站，刚停下来他们就这样作了，打得非常凶。后来才知道，有一个记者去采访他们，他们说我是法轮功。就是法轮功也不应该这样打。”

问：“都伤到什么地方？”
答：“额头被打掉一块皮，有酒瓶盖那么大的一个缺口，现在鼓得很厉害。如果长不好，可能就毁容了吧。把我从半空中朝地下推的时候，把我两手反剪在后面，结果胸膛撞在地板上‘喀嚓’一下，我惨叫了一声，肺部到现在还是疼痛的。”

问：“您后来有没有去医院？”
答：“因为我现在经济比较困难，我和我太太的工作都被警察破坏了。现在不准我就业，不准我太太就业，家里基本上要处在一种‘弹尽粮绝’的地步了。检查（身体）一次两、三百块钱。脸上的东西拍个照片就够了。打头，打身体，身上打了好几处伤，而整个过程中间我没有反抗，也没有说什么不妥当的话，他们上来就打，并且下手特别重。
打完以后，我就觉得不能让老百姓看到以为我真是个造假火车票的人，所以我还喊了一句，好让人们传给以后的人。我说‘我是为了政治，他们这些人是警察，是秘密警察跟踪我的！推动民主无罪！’只喊了这几句。”

问：“您喊完之后他们打的。。。”
答：“喊完之后还是打啊，一路走一路打，并且用我的皮带把我反剪在后面绑住了。他们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件，没有讲任何理由，也不掏出他的警官证，就把人绑起来了，一路绑着打。我问他们为什么打人，他们把我嘴巴捂住了。打得我脑袋火冒金星，后来就押到韶关铁路派出所里面。
过了一个小时，把我从铁路派出所带到了韶关曲江一个秘密宾馆的地方关押。整个过程中间都没有问我火车票的事。火车票被他们收走了，我的手机被他们拿走了。”

问：“现在你的手机在吗？”
答：“没有啊，眼镜也被他们拿走了。要求归还，不给。”

问：“殴打进行了多长时间？”
答：“在车上打了有三、四分钟，边打边捆。”

问：“打的时候，周围围观的、车上乘客有多少？”
答：“几百人都看着的，都不敢说话，因为来了十几个警察。中国人看到警察，都个个是害怕的嘛。”

问：“火车就一直停在韶关站上吗？”
答：“对对。然后下了火车以后，只有十几米远，虽然打，但是打的就少了。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什么打我。
他们不准我到北京去，为什么不准我到北京去？另外，你不准我到北京去就是了，为什么要打人呢？你只要出示警官证，我就跟你走了嘛！”

问：“发生这个事情的确切时间是。。。”
答：“昨天晚上九点钟。”

问：“被送回家是今天。。。”
答：“下午大概是三、四点钟到的家。这十八个小时我一直是处在绝食绝水状态，关押到今天上午十点钟左右。”

问：“对于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件事情，您是怎么分析的？”
答：“打我这个事情绝非偶然。他们冒充中央说北京不欢迎我。最近到底有什么事情使得他们必须要阻挠我到北京，或者要打我？问来问去，最后的结果，我分析可能和太石村有关系。我都不知道他们有这个（动议罢免村主任第一次受重挫）一周年的纪念活动。我打电话问了太石村，他们说有一个叫作什么聚餐会，计划在8月16日，但早就取消掉了。”

问：“您再次被暴力殴打，心里怎么想？”
答：“我就决定从这个事情开始反击，尽我的全力进行反击。‘事不过三’，打我已经打到第三次了，已经够了！再退的话，人都没有活路了。所以，我现在准备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起诉铁道部和这些警察，然后对前面两次打人的凶手都要起诉。
我知道这个起诉非常艰难。”

问：“当时他们佩戴的号码您有没有记下来？”
答：“这次很幸运都记住了。打的最凶的是三个人。第一个是T98次列车上的乘警，一辆列车只有两个乘警，是哪个乘警肯定找得到的，是我起诉的对象。还有两个韶关火车站铁路派出所的警察。这两个人的警号一个是091522，一个是091485。这两个人。。。凭着他的警号也可以找到他的真实姓名。这次是一定要追究到底，并且尽最大的努力。
（火车过）韶关站再往前走一、二十分钟就出广东了。这次打人的指挥者，我现在能找到的是几个人了。一部分是番禺区的警察，其中有一个是预审科的，曾经在看守所的时候预审过我的。他背后还有人安排，其中有一个就是经常在我楼下逛的广州市国保大队的周警官。。。
这些人都要追查到他们的姓名，要起诉。就是不受理的话，现在发动社会上了解真实情况的人，在接下来的三、五年帮忙举报；警察系统内部有良知的人帮忙匿名把他们的情况讲出来。从现在开始，要搜罗他们的名单，然后一直追究下去。”


* 高智晟律师发表谈话*

当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的高智晟律师， 是被北京市司法局停业一年的北京晟智律师事务所主任，他现在正在山东省看望病危的亲人。
高智晟律师听到郭飞雄再次被暴力殴打的消息之后说：“郭飞雄被打，我们在此感到了一种悲哀，为施暴者感到悲哀——你们如此庞大的一个群体，拥有国家政权，你们就找不到任何暴力之外的其它的解决方式吗？为什么和中国人民就不能用语言来沟通？就使用暴力？
问题是，这样的歇斯底里，这样的野蛮和无底线的暴行，能给你们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吗？
你们今天的危机、今天的不安，不就是这样的暴行带来的吗？
另外一方面，郭飞雄这样的人是靠打压能够使他收敛和屈服的吗？去年在监狱里面五十九天的绝食，不印证了这些早已是突破死亡的，持这样价值的一些个体，他怕你野蛮打压吗？”
郭飞雄原本是准备低调一点，结果这次打压，他刚才说他决心全身心的再次投入和这些恶势力进行抗争当中去。”

我也顺便请问高智晟律师目前处境怎麽样。他说：“前天我到外甥那儿去，路途上始终有一辆车，我们（的车）无论跑多少速度它都和我们保持两、三米距离，这样是非常危险的。他的车号是鲁BZ0243 ，近距离跟踪我。
我到了外甥家不到一分钟，他们就把我外甥家的电给掐断了。”

问：“那是什么时间？”
答：“8月8日下午大概四点多吧。当天晚上，我外甥住的整个那一栋楼供居民做饭的‘液化气’全部被掐断，还有我外甥家的电话被掐断。
他们煞有介事在楼下守了二十多个人，导致我第二天走的时候大概前后左右不低于一百人的当地居民探头探脑赶出来看我。看这二、三十名特务包围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 滕彪先生发表谈话 *

当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的在北京的法学博士、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滕彪先生得知郭飞雄又被暴力殴打后说：“我觉得现在对于维权人士、普通公民，用非法律的这种暴力已经太多了！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更多的人出来关注这种非常不好的倾向。而且，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维权还是应该要继续下去，还得坚持非暴力的、法制的原则。”

问：“有消息说，中国当局把维权人士与法轮功、宗教等六方面人士列为‘六大打击对象’，您在国内有没有听到这一消息？”
答：“把维权作为打击对象，这个说法从去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就有。我觉得这种思维方式还是中国阶级斗争年代的思维方式，把某一些人或某一类人列为‘阶级敌人’。我觉得现在政府讲‘依法治国’，讲‘和谐社会’，这种敌我斗争的观念，完全和现代的法制精神相违背。”

问：“您和您周围的维权律师、维权人士现在处境怎么样？”
答：“我个人没有什么新的情况，还是原来的那些压力。但是，我周围的很多朋友，他们被软禁、被跟踪的情况好像比较明显。”


* 范亚峰先生发表谈话 *

当选香港《亚洲周刊》2005年“风云人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范亚峰先生，得知郭飞雄先生再一次遭到暴力殴打后说：“我认为，用暴力来对待维权人士，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最近，高智晟、郭飞雄相继受到殴打，而且动手非常凶，这个信号不是一件好事情。应该说，这说明有关部门在暴力的滥用上在沿着一条危险的路越走越远。当然，这也是一个征兆，说明整个大陆的法制民主的转型进入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出意外的话，这样一种频繁动用暴力的方式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推动维权运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更大的规模，甚至向着前不久高智晟律师所讲的四个趋势，就是‘街头化’、‘政治化’、‘规模化’、‘组织化’迅速发展。
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一向以温和、稳健著称的刘路律师就郭飞雄被殴打发表了一个声明，坚决的要和郭飞雄先生站在一起，这个本身就可以说明问题。
郭飞雄他在大陆应该说为老百姓、为普通人所作的一些维权的努力，还是得到了普通人和整个维权界的尊重和爱护，就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事情还是要自己来做。
我认为，有关部门应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方式，改正一下工作方式。否则的话，伤害到的是长远的利益。那麽，对这些具体的工作人员来说，对他们未来的前途、生活，也会留下很不利的影响。我想，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