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为何堕入了权贵资本主义泥潭？

作者：刘晓峰

然而，十几年过去了，中共十四大以后掀起的改革，除了一次又一次卷起阵阵泡沫之外，并未创造出改革前十年的辉煌。不仅如此，在中国经济陷入“悲惨式增长“的同时，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披露，内地最富裕的10%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的人口所占有的财富仅为1.4%。财政部官员曾透露，银行 60%的存款掌握在10%的存户手里。另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扩大至0.458，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为0.4。
最近，已任北京某大学付校长、当年曾经参加十四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研究报告的中共中央党校的学者，在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承认， “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就值得重新研究了。”
不过，这位幕僚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完全是中共十四大之后衍生出来的恶果！是中共十四大精神符合逻辑的产物！
问题出在哪里呢？
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私有产权是能够使激励和约束有机结合起来的产权形式。因为，一个理性的产权所有者，必然具有使自己的财产不断增值的冲动，剩余价值学说对其中的道理做过细致的分析。不过，私有产权的约束功能又容易导致产权所有者压低劳动力必要成本而扩大利润空间。因此，在私有产权的社会，除了国家制定最低工资法等办法限制产权所有者的这些不良手法之外，还通过工会对资方的制约来保护劳工的权益。
而中共十四大的经济方针，是在启动产权改革的同时提出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就是说，中共是在对政府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者们没有建立起任何经济性约束机制、而由于“放权让利”改革模式中，原有的对企事业单位主管人员的行政性约束也消解的条件下，不仅把收入分配的行政权力从政府手中下给了管理者们，而且还鼓励他们要“拉开差距”！这样一来，怎么可能不出现“监守自盗”式的疯狂掠夺？
我无意去深入分析中共十四大经济方针的逻辑矛盾，仅想指出：获得成功的农村第一步改革着眼于经济主体个人的权利，而十四大所着眼的则是强化管理者的权力。奥尔森在《权力的逻辑》中指出：“拥有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的国家------发达民主国家------同时也是个人权利得到最好保护的国家。”“如果个人的权利足够广泛，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必然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 奥尔森揭示的这个道理的逆定理同样存在：反过来，如果缺乏个人权利，“政治和行政方面的自行其是”就很难受到有效制约。中国改革的二十多年历程证明事实正是如此：当改革背离了充实个人权力这个基点之后，就必然演变成为管理者“监守自盗”的恶作剧！而且愈演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二十多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几位饥寒交迫的农民出自求生的欲望，秘密签下了一份“托孤”的契约，不少人认为那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起点。这种表述是否准确姑且不论，可悲的是，在后来兴起的“改革开放”大潮中，这场明明是基于争取个人权利的、始于民间的无声抗争，被官方主导的舆论和当时尚未脱昧的中国知识界阉割了！于是，“落后就要挨打”的国家主义喧嚣掩盖了争取个人权利的民间抗争；国家利益掩盖了公民个人利益；日益强化的官僚权利不断侵蚀平民的权利……。曾经有过“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儿女”惨痛经历的中国人，又再次体验“改革吞噬自己的儿女”的悲剧！------二十多年前，中国的改革以把土地承包给农民以缓解他们的生存危机为起点，而今天，据官方自己公布的数据，“务农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已达4000万人！
五、“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早在二十多年前，发端于南美洲的权贵资本主义就遭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诟病，并引起了中国理论界的关注。二十多年过去了，权贵资本主义终于在中国酿成大势！事实证明，面对权贵资本主义这样一个怪物，如今统治中国的这个政治集团乃至它竭力维护的这个体制，根本上缺乏趋利避害的能力，因此，理性和常识告诉我们，那个或许含有反思意味的“科学发展观”根本不可能得到落实。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本身就是一头怪兽，而当这头怪兽尝到资本的味道之后，就必然演出一场高歌猛进的抢劫掠夺，这就是当前中国的现实！然而，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依靠欺压和掠夺手段建立起一种稳定的经济秩序！“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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