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猪文化传承之争：中国人是龙还是猪的传人？》

作者：亦忱

——关于《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引发争论的感想

一
华夏民族是龙的传人，这是一个自上世纪80年代起，被海内外华夏子孙广为接受的文化观念。这个观念眼下却面临着空前的挑战。

最近，在人民网强国博客、红网论坛、天涯社区、世纪中国等一些平日里原本就非常火爆的论坛中，由于“湘中黄守愚”写的奇文《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横空出世，因其直指“中国人是龙的传人”是一个虚妄之说，猪才是和中国人非常匹配的图腾，中国人其实是猪的传人而石破天惊。因为有了这个龙猪之争，这些个论坛，其热闹非凡为近年所仅见，不但其点击量普遍激增，而且跟贴者也多得数不胜数，从而形成了新近各大BBS甫被整肃而更加自律后却逆势繁荣的一个奇异的景观。

这，其实很好理解，因为讨论龙和猪的事而与人事无关，更无涉当代政治和国家大事，所以无论参与讨论者用什么极端的语言来攻击颠覆“龙的传人”这一神话的黄守愚，或拥戴“猪的传人”这一旷古未闻新说的人如何用怪异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感想，都被各大BBS的版主放行，其言论的自由度可说是空前的。

笔者不才，读书不多，学识浅薄，虽然现在准退休在家，但为了打发一天到晚那些醒着的垃圾时间，几乎天天都要去那几大BBS光顾一下，有时嘴痒和手痒也隔三差五在论坛中发发言，间或吹捧一下自己非常喜爱的文章作者，为此，鄙人深得几位论坛大虾的好感。

由于对龙文化、猪文化向无研究，我对黄守愚的文章对错是不敢贸然下结论的。再说，我原本就对什么龙文化、猪文化没有什么大兴趣，而一直只关心人文化。只是因为长期对自己究竟是不是龙的传人感到疑疑惑惑，所以，当我咋看黄守愚居然敢历史性地颠覆这个被海内外中国人一致认同的文化观念，确实是大吃了一惊，并继之引发了我的一番思考。特别是当我细看黄守愚先生在文中考证、引用《周易》、《说文》及《诗经》之类的中国古文化典藉所作的详尽说明和立论，并佐以出土于神州热土的玉猪龙、青铜猪等图片为证，我不得非常痛苦地承认，黄守愚的文章结论，作为一家之言，是严肃的、理性的，也是有充裕的论据可以支撑得住的，有人能拿出勇气来接受这个新观点也是说得过去的，虽然我接受它暂时还有点精神障碍。

根据我对此文引爆的热烈讨论所做的观察，中国大陆的很多网民由于受到此文的精神冲击和刺激，绝对不亚于有人扒开了自己的祖坟。因为他们实在不原意，也不敢去想象自己的祖先居然是一副吃了就睡、睡了就吃，随时可被捉去屠宰而只能干嚎几声的猪的传人，更不愿意承认在自己的喉管里流淌的不是龙涎，血管里竟流的是猪血。所以，他们的极端愤怒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其跟着黄帖讨论的的言辞充满着暴虐、戾气和无内容的嚎叫，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如果要说有什么遗憾，也仅仅是非常遗憾地看到，我非常期待的能有真正的文化学者来反驳黄文的力作却一篇也未见，中国的文化界那些以龙的传人自居的学界泰斗们选择了令人印象深刻也叫人深感失望的沉默。

想当年，那个矮个子的香港歌手张明敏在大陆中国的春节晚会上以一曲《龙的传人》而红遍海峡两岸的时代，我对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说法是心存疑虑的，接受它也是作了巨大保留的。因为据我所知，中国人在有清一代特别是晚清，因为举国上下的男士都在后脑勺上蓄了条酷似猪尾巴的长辫，而被西方人和日本人一直唤作猪仔。中国人在什么时候除了皇帝老儿之外，有谁敢称自己是龙的传人呢？

事实上，在帝王统治中国的时代，谁要是敢在大庭广众中疯疯癫癫的说，他是龙的传人，如果不被灭九族，自己的脑袋要搬家，恐怕就是一个双料的傻子也会明白的道理。当年，我的本家祖先陈胜在大泽乡起义准备推翻暴秦时，虽然振臂高呼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但他尽管推翻强秦居功至伟，却至死也没有当成龙的传人，可见想当龙的传人不是说说就能做到的。

上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使清王朝在著名的猪仔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下逊位而放弃了对整个国家的统治权，末代皇帝溥仪作为真龙天子其作威作福的领地也被历史性地局限于紫禁城弹丸之地。后来，他在另一个猪仔“辫帅”张勋的策动下想再次当全中国的真龙天子，居然被剪掉了猪尾巴的一介武夫冯玉祥赶出了紫禁城。自此以降，想做龙的传人的“猪仔们”虽然大有人在，但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在满清被推翻后最早想当龙的传人的尝试者，当属那个在满清皇室和革命党人间左右逢源的辛亥革命功臣袁大头。然而，他当龙的传人的实践只维持了83天就在举国的声讨下呜呼哀哉了。后来，虽然想当龙的传人者不乏其人，但恕我孤陋寡闻，我只在老威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中，知道一个在穷乡僻壤称帝的农民皇帝曾应龙，听说此人现在居然在大巴山中的大牢中服刑还以“陛下”自居，可见其实是个疯子。据传，当年伟人毛泽东打进紫禁城后，虽然也去金銮殿上转悠了一回，但他还是丢弃了那些个劝进的清客要他学汉高祖的念头，平生没有再次踏进紫禁城一步。我甚至听军旅学者刘亚洲和历史学者章立凡讲的故事，毛泽东甚至对把国号由中华民国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后悔不已。可见，所谓“开国”之说全是些中国的奴才学者们为了拍伟人的马屁而编造的最离奇的当代神话。因为中国早在毛泽东出世之前就在地球上存在了几千年，毛伟人只不过把国家政权的姓氏改了一下而已，又不是在荒无人烟的南极洲和38万公里之外的月亮上重新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事实上，我从小就读毛主席的书长大，但我翻遍毛主席的所有著作，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一次毛泽东自称是龙的传人。后来，那些毛泽东的接班人是不是有人自称是龙的传人？依我看，以他们个个雄才大略，是没有一个会不明智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步的。

如果以上我说的话比较在理，则我的看法是：近代中国最有机会当龙的传人的人除了那个愚蠢的袁世凯之外都很谦虚，没有一个以龙的传人而自居；到是哪些早年在中国大陆当猪仔都当不下去的猪仔们的传人，在西洋、南洋和日韩诸国讨生活赚了几个洋钱、学了点洋艺之后，回到当年他爷爷的爷爷生活不下去的猪圈里来高唱自己是“龙的传人”。或者换个说法，如果说中国在历史上真的有什么龙文化现象，也随着末代皇帝洪宪帝袁世凯走进了坟墓，永远成了历史性的文化垃圾，现今所有宣称继承了中华龙文化的家伙，如果不是无脑儿白痴，就是一群猪仔的后代们在遗忘了自己的家史后，只会在当今中国大陆才特有的意淫自己祖先的伪文化现象
二
记得那年我初读王小波的文集，读到那篇被广为传播的《一只独立特行的猪》时的感受，那真是永远也难以忘记，特别那种被震惊得不能动弹的感觉就是现在也难以言传。如果谁要我现在就要把读这篇文章的感受描摹清楚，我的回答是，不独是我，任谁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始终认为，有史以来的中国人谈论猪文化（如果猪真的有文化可谈）的文字全部加起来，也抵不上王小波这篇文章的分量。

所以，我来参与谈猪文化，自认为是不可能超越王小波的水平的，也只能当当抄书匠而已。好在现在的互联网功能太强大了，用百度一索，此文就出来了。下面，我们看看王小波是如何用人的眼光看“猪文化”的。

王小波说，“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来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它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它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可干。就我所见，它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它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肉猪是阉过的）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儿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在谈了对猪的独特观察后，王小波接着非常感慨地说：“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它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王小波谈猪文化就谈到这里为止，他作为上世纪中国文坛一代奇人中的奇人也就一点也不奇了，至少我就会像他说猪一样，会说他“乏善可陈”了。问题是他在此文中谈了一头逃过了被劁（也就是阉割）命运，也不愿呆在猪圈里受人管束的公猪令人惊叹的英勇事迹。所以，我认为，他仅仅凭这一篇文章，就能理所当然地把自己和那些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文人们用“独立特行”四个字区别开来了。

根据王小波的细致观察，这头猪居然比当时的人都自由，它竟敢跳到人住的屋顶上去晒太阳和目无法纪地学会了指挥当时的人民公社的社员们下工的汽笛叫声。为此，王小波竟佩服得无以复加而把此猪称为“猪兄”，由此可见王小波对这头猪的崇敬和喜爱达到了什么程度。按王小波的说法，“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儿，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

后来，这头深得“猪文化”真传的“又黑又瘦”的猪，因为不在规定的时间里学“糖厂的汽笛”叫声，大队的“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它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它采取专政手段”，即把它宰掉。然而，此猪居然成功地挑战人民公社的秩序。根据王小波的回忆，为了干掉这头“独立特行”的黑猪，“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看青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它。”谁知，这头“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它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叫，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把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它，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

据王小波说，他后来“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它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
　　
在文章的最后，王小波大发感慨：“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说心里话，自从读过王小波这篇文章后，我从此就基本没有再用过“你是一头猪”这样的词汇骂过自己讨厌的人，哪怕我极度厌恶这家伙，非要用猪做骂人的参照动物，我也一定要在猪字的前面或后面加上一个蠢字。因为，我敢说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几个人能和那只王小波描绘的“独立特行”的黑猪相提并论，更别说能超过它了。

三
在我看来，这次由黄守愚挑起的中国人到底的是龙文化传人还是猪文化传人之争，其实，根本就没有触及中国文化的痛处，也没有搔到中国文化的痒处，而只是使中国的政治病夫们在求医无门的状态下，自以为找到了中国病的病根。对此，你只要是去哪些个争论场所去瞅瞅，谁都能轻易发现，除了有几个心平气和的民间方士在那里故弄玄虚之外，满场一片狼藉，遍地都是口水和屎尿，其肮脏的程度恐怕也只有猪圈可以与之相比。

龙文化崇尚的是什么？猪文化又崇尚的是什么？它们和现在的中国人有什么关系？它们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有何积极的意义？如果不能回答这些个问题，这样的研究就是毫无价值的研究。

实事求是地说，像黄守愚从语义学的源流证明“家”字原本就专属于猪所拥有，从而引申为中国人把自己的世系源流叫做“家族”就是猪的传人的意思，虽然在逻辑上能够说得通，但这毫无积极的意义。这就像我说“幸”字的原意专属于皇宫里的女子被皇帝看上，而被太监们香汤沐浴后送上龙塌与皇帝性交，而把“幸福”的意义狭隘地理解成民间有些人骂那些痴心妄想的家伙“你想皇帝的卵操”一样没有意义。

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文化？鲁迅曾经说过是“酱缸文化”，即什么外来的东西被置于中国的文化酱缸中就会被它给染成黑色。在我看来，如果非要拿一种动物来类比中国的传统文化，看来也只有猪而且是家猪才能够类比的。根据我读历史的体会，我认为自从200万满族人靠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这样的血腥杀戮行动统治了1.2亿汉族人，并强制汉族人蓄起亡国奴标识脑后的长辫之日起，中国人从此与猪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其区别只不过是中国人比猪会说人话，中国人的尾巴是留在脑后而猪的尾巴是长在屁股上而已。

在我看来，满清时代的中国人被西方人叫做猪仔其实是最精准的评价：汉族人像猪一样在八旗军队的宰割、镇压和统治下，虽然被禁止与满族人通婚，却由当初的1.2亿人口繁衍到清王朝垮台时的4亿人口，其繁衍的速度我想是世界上任何一种猪都相形见绌的。中国一些当代的主流历史学家把这说成是满清的成就，我看就凭这一点，授予中国人是猪的传人光荣称号半点也不冤枉。因为这种历史观除了用猪的眼光看是成就外，用人的眼光看那叫奇耻大辱：1840—1842年，英国的几千士兵为了取得自己的国民在满清的疆域内贩毒的自由权，能在近4亿人口的大清帝国如入无人之境，从中国的内河长江能长驱直入兵临南京城下，并迫使满清王朝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1856年—1860年，英法联军为了进一步扩大贩毒的自由再次与清军交战，最多时也不不过区区1.7万士兵，居然可以攻克满清的都城北京并一把火烧掉了咸丰皇帝的号称万国之园的私家花园圆明园；那个俄国沙皇的几个走卒，居然凭借在满清与众列强的纠纷中调停有功，不用放一枪一炮，就可以把满族的发祥地割去100多万平方公里；1937年12月，不到10万日军可以轻易攻占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并狂杀30万守军和平民，其一个班的士兵居然能屠杀一个团的中国被俘军人！

所有这一切，除了用人进了猪圈才能做到来作比外，我实在想不出比这更形象和贴切的比喻。

当然，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领导下从地球的东方站起来了，中国不仅没有了象袁大头那样想当龙的传人的皇帝，而且早已经摆脱了满清时象猪的传人一样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但是，因为中国人当龙的传人和猪的传人时间太久了，你只要稍微去了解一下上世纪中叶以来的华夏民族的历史，中国人无论是作为龙的传人还是作为猪的传人的残留痕迹其实都是非常明显的。

为了不招致更多的砖板，我就把那些举例的事情留给想说的人去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