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抗议，为在``深圳游街”中被侮辱的

作者：（美国）洛杉矶联合学区教育研究员 陈翰圣

2006年11月29日﹐极普通的一天。这天﹐中国的水文天象﹐均无异常。然而﹐位于中国南部的城市深圳﹐却在这天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因为﹐这天﹐它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在光天化日之下﹐一百多名在该地谋生的妓女﹐被深圳警方押赴大街﹐游行示众。顿时﹐深圳沸腾了。好像庆祝一次百年不遇的盛典﹐犹如围观一个别开生面的“马戏团”﹐当一百多名少女﹐手戴刑具﹐身穿囚服﹐脸遮口罩﹐在万分惊恐中遭受羞辱时﹐人们奔走相告﹐群情荡漾。同时﹐当这些在现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的镜头﹐通过各大通讯社的电波和计算器的网络传开后﹐整个世界大吃一惊﹐目瞪口呆﹕这是哪里﹖这是文明世界吗﹖

形而上学的诘问

深圳警方的动机深不可测。或许﹐他们要向在附近视察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献媚。为彰显整顿风化的决心﹐异想天开﹐暗送秋波﹖或许﹐警察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依仗警权﹐免费嫖娼。偶不遂愿﹐老羞成怒﹐公报私仇﹖或许﹐按弗洛伊德推测﹐警界领袖有特殊嗜好。唯有妓女受辱﹐方能兴奋不已﹖但是﹐不管警方可能有千百种复杂的动机﹐唯有一种动机可以明确排除﹕那就是他们要真心打击“卖淫”。因为﹐在深圳﹐“淫业”和“警局”有着几乎同样悠久的历史。两家比邻而居﹐相安无事。为什么恰恰在11月29日这天反目成仇﹖难道这天是百年不遇的黄道吉日﹐千载难逢的“贞节”假期﹖
深圳警方的行为明白无误。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野蛮﹑下流﹑愚蠢和不可思议的刚愎自用﹐在短短一天时间里﹐集中展现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全部社会不公﹐毫不留情地捅破了“再造香港”和“春天故事”的神话。并且﹐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当朝最为神圣的口号“和谐社会”﹐发出了令人难堪的挑战。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野蛮﹕因为他们用中世纪的手段﹐对付毫无反抗能力的妇女。在他们眼里﹐人权不是“硬道理”﹐尊严不会“压倒一切”。所以﹐他们敢于违反任何文明社会的起码准则﹐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处心积虑地﹑最大限度地肆意践踏一群少女的尊严。胆大妄为﹐其心可诛。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下流﹕因为他们用窥视隐私的阴暗心理﹐取代司法公正﹔以长舌妇般打探是非的好奇﹐压倒执法庄严。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待决犯﹐为什么他们偏偏与这群少女过不去﹖难道她们有特殊的观赏价值﹖“我们给她们戴了口罩”﹐深圳警方如此辩称。先生们﹐这恰恰证明了你们的下流﹗因为﹐这正是你们明知故犯﹑欲盖弥彰的铁证。这正说明你们明知侵犯隐私﹐偏要侵犯隐私。“戴上口罩”能改变事情的性质吗﹖莫非在深圳警方的法典里﹐戴上避孕套﹐便没有强奸罪了﹖“戴上口罩”和游街示众﹐本来自相矛盾。能干出结合两者勾当的人﹐不仅意识下流﹐而且思维混乱﹐行为低能。“低能”和“下流”并不互相排斥﹐深圳警方完美地体现了低能的下流。

深圳警方令人惊讶的愚蠢﹕因为他们在无意中违反了游戏规则﹐触犯了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禁忌。他们捅破了“繁荣”和“稳定”背后那层薄薄的窗纸﹐暴露了整个社会重重黑暗不公不平的冰山一角。游街照片中的这群女孩﹐在深圳警方眼中一定十分“下贱”。但她们却使我联想到另一张照片﹐一张非常“高贵”的照片﹐一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孙女﹐在巴黎成为“社交名媛”的新闻照片。从照片上看﹐游街女孩和“社交名媛”应该是同龄人。然而﹐是什么使她们的命运如此不同﹐如此悬殊﹖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要造就这两张照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整句话一个字都不能少。光有“社会主义”﹐两张照片都不应该存在。光有“市场经济”﹐祇能产生“社交名媛”。唯有“中国特色”﹐才能使“妓女游街”和“社交名媛”同时并存。深圳警方﹐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你们嫌中国贫富不够悬殊﹐民怨不够沸腾﹐人心不够不平﹐社会过于公正﹖难道你们嫌贫民承受的苦难不够深沉﹐伤口没在淌血﹖所以﹐你们要公然展示﹑观赏他们的苦难﹐要挑逗﹑调戏他们的伤口﹖你们居然想得出﹐恰恰选中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窗口﹐暴露了这个窗口最需要掩盖的东西﹕即“改革开放”底下脆弱的人文基础﹐高楼林立背后昏庸贫乏的思想意识和灯红酒绿掩盖下的社会不公。你们自以为得计﹐肆无忌惮地恃强凌弱。但是﹐在11月29日那天﹐你们在打击贫民的同时﹐恰恰在全世界面前﹐为中国的最高权贵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

基于历史的控诉

155年前﹐美国作家霍桑写过一部小说《红字》﹐讲的是二百多年前发生在清教徒社会的故事。女主人公海丝特通奸怀孕﹐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之事。审判时﹐海丝特为保护情夫﹐拒不吐露他的名字﹐因而被判终生佩戴象征耻辱的红色“A”字（英文中代表“通奸”）﹐并和初生的婴儿一起被游街示众。2006年11月29日的深圳﹐使我联想到霍桑笔下的场景﹕

当那年轻的妇女 — 就是婴儿的母亲 — 全身位立在人群面前时﹐她的第一个冲动似乎就是把孩子抱在胸前﹔她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母爱的激情﹐不如说可以借此掩盖钉在她衣裙上的标记。然而﹐她很快就醒悟过来了﹐用她的耻辱的一个标记来掩盖另一个标记是无济于事的﹐于是﹐索兴用一条胳膊架着孩子﹐她虽然面孔红得发烧﹐却露出高傲的微笑﹐用毫无愧色的目光环视着她的同镇居民和街坊邻里。她的裙袍的前胸上露出了一个用红色细布做就﹑周围用金丝线精心绣成奇巧花边的一个字母A。……围观的人群中挤开了一条通路。海丝特走向指定让她示众的地方。从牢门到市场没有几步路。然而﹐要是以囚犯的体验来测量﹐恐怕是一个路途迢迢的旅程﹔因为她虽说是高视阔步﹐但在人们逼视的目光下﹐每迈出一步都要经历一番痛苦﹐似乎她的心已经给抛到街心﹐任凭所有的人碾踩践踏。

2006年11月29日的深圳﹐使我想到了海丝特。但是﹐海丝特的故事﹐发生在清教徒社会。那里﹐“存天理﹐灭人欲”﹐以私生活严峻著称。今天的深圳﹐私生活严峻吗﹖“深圳游街”和海丝特受辱的区别﹐或者说深圳比清教徒社会虚伪的地方就在于﹕深圳明明纸醉金迷﹐物欲横流﹐却“祇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觉醒来﹐忽发奇想﹐又要做婊子﹐又想立牌坊。这样奇特的事情﹐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才干得出来﹗光有“社会主义”﹐祇能产生清教徒般严肃的生活。我们曾拥有过这种生活﹐在那里﹐“深圳游街”的女孩﹐本应都是良家妇女。光有“市场经济”﹐这些女孩可能从良家妇女而沦落风尘﹐因为她们中不少人﹐除了身体﹐没有“商品”可以出售。但是﹐“市场经济”祇要她们“有偿”地供人玩乐﹐不会要她们“无偿”地供人羞辱。唯有“中国特色”﹐不仅要在晚上玩弄她们﹐还要在白天侮辱她们﹗深圳特区确实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特”﹕当特区的经济需要发展﹐特区的企业需要“公关”时﹐它需要这批女孩强作笑容。那时﹐她们就要被“买断”﹐被“包养”。但是﹐当特区的政治需要“形象工程”﹐需要“贞节牌坊”时﹐它又需要这批女孩以泪洗脸。这时﹐她们就要被展览﹐被羞辱。请问﹐全世界什么地方能找到这样价廉物美﹐一专多能﹐且逆来顺受的女孩﹖请问﹐中国的投资环境能不在世界名列前茅吗﹖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突发奇想。我想告诉那女孩﹐你以手捂脸﹐在我心目中你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是﹐如果你敢于放下手来﹐像海丝特那样﹐傲视群伦﹐那你在我心目中便是传奇般的英雄。但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想法的幼稚和不现实。让我们看看中国报告文学作家胡传永在《打工妹的故事》里﹐对那些女孩处境的描写﹕

一个又一个的农家少女﹐因生活所迫背井离乡﹐到繁华的都市里打工挣钱。她们挣到的钱非常有限﹐为此所付出的代价却异常惨重﹕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贞洁被无情撕毁﹐尊严遭肆意蹂躏。世道的险恶﹑谋生的艰辛﹐无时无刻不摧残着这些本正处于花季年龄的群体。……她们出去得最早。上个世纪80年代左右﹐当农村需要减负时﹐当城市需要贱民时﹐她们便献祭般地用自己的青春甚至是生命冲在另辟生路的最前边。然而﹐在茫茫人海孤立无援的挣扎中﹐她们一旦堕落风尘﹐就再难找回自己原来的位置。因为﹐她们如何再去面对一直匍匐在庄稼地里的乡下父母?如何再嫁进充满温馨亦拴紧篱笆的农家小院?如何回避掉村头树阴下那些鄙夷的目光?又如何打发将来绕在膝下天真儿女们“妈妈做闺女时”的有关追问?

看着深圳游街照片上那位以手捂脸的女孩﹐我意识到﹐她其实不是为了自己。她更多是为了那远在天边让她牵肠挂肚的父母兄妹﹐她更在乎的是那片她曾生活过并让她梦魂萦绕的故土故乡。她真正难以割舍﹐真正投鼠忌器的﹐是她那“原来的位置”。而这﹐或许是她如今唯一珍藏﹐唯一能留给自己的东西。谁说深圳警方愚蠢﹖谁说深圳警方低能﹖他们非常明白这层道理﹐所以他们要把这些女孩的原籍﹑住址﹑姓名﹐以及他们动用专业手段能够侦查到的一切蛛丝马迹﹐统统抖落出来。深圳警方﹐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你们和这些女孩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何故下手如此狠毒﹖不仅要赶尽杀绝﹐还要旁及无辜﹐株连九族﹖

基于现实的抗议

记得在上海时﹐曾问一位警界朋友﹐他们是否打击“卖淫”﹖答﹕“坚决打击”。问﹕“如何打击”﹖答﹕“四星级以上宾馆不打﹐以下坚决打”。问﹕“为何”﹖朋友惊讶于我的无知﹐耐心开导﹕“当然是为了投资”。我闻言醍醐灌顶﹐茅塞顿开。确实﹐来华投资的富商巨贾﹐不会下榻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在他们怀抱里“卖淫”﹐属于“投资环境”。我这才明白﹐“发展就是硬道理”﹐原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举一反三﹐广泛适用。这样的普遍真理﹐大概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因为﹐“社会主义”﹐本来没有妓女。而“市场经济”﹐据说“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所以﹐“市场准入”应一视同仁﹐不能设置等级壁垒。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黑白通吃﹕官分三公九卿﹐妓有高低贵贱。不仅“刑不上大夫”﹐且“刑”不上二奶秘书﹑涉外娼妓。
上海和深圳﹐同在一个政党领导下﹐一部宪法管辖内。警界准则﹐应无二致。所以﹐深圳游街的女孩﹐一定不幸沦落于四星级以下宾馆。对她们﹐无论怎样欺负﹐怎样侮辱﹐都不会影响深圳的“投资环境”和“改革开放”。是的﹐这群女孩中﹐不会有人为“改革开放”做出过突出贡献。她们中很少有人做过攻“官”小姐﹑外商“秘书”﹔她们中很少有人一“脱”成名﹐跻身流行“超女”﹑当红艳星﹔她们中更没有人冲出亚洲﹐闯荡好莱坞﹐进军奥斯卡。但是﹐她们是她们这行中“沉默的大多数”。她们虽不光彩照人﹐被“党的喉舌”所追捧﹐但她们或许有她们不为人知﹐且遭媒体封杀的故事﹕她们中﹐或许有父兄惨死于一次又一次的矿难﹔她们中﹐或许有弟妹葬身于那场“让领导先走”的火灾。她们﹐和她们的亲人一样﹐处于社会底层﹐用她们的双手﹑青春﹑身体﹐甚至她们的生命﹐默默无闻地﹑被人鄙视地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承担着最低贱的劳作﹐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没有读过经济学﹐不知道深圳游街女孩们创造的价值﹐在中国GDP里所占的百分比。我祇知道﹐她们中不会有人将资产转移海外﹐账户设至瑞士。所以﹐消费倾向﹐十分爱国。没有学过“三个代表”理论﹐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征途中﹐深圳游街女孩们的利益﹐该由哪位“代表”来代表。我祇知道﹐在亚洲﹐在中国“和平崛起”前﹐日本曾非“和平崛起”。我祇知道﹐在日本非“和平崛起”的大军中﹐有一批和深圳游街女孩年龄相仿的女孩。她们是日军的随军军妓﹐曾为日本的非“和平崛起”﹐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我祇知道﹐日本那支横扫亚洲﹐在太平洋上不惜玉石俱焚的军队﹐虽然凶悍﹑残忍﹐甚至嗜杀﹐却从来没有侮辱过自己的军妓﹐自己的同胞。抛开政治分歧﹐暂忘历史恩怨﹐深圳警方﹐你们不妨两相对照﹐你们不妨扪心自问﹐在你们的队伍中﹐还有没有血性男儿﹖在你们的旗帜下﹐还有没有可以称为男人的男人﹖﹗
我手头还有一张照片﹐是中东恐怖分子执行斩首行动的照片。照片上﹐刽子手个个头戴面罩。他们为什么戴面罩﹖因为他们有自知之明﹐因为他们意识到危险﹐因为他们自己也恐惧。和斩首行动中的恐怖分子相比﹐深圳警方表现得如此无畏。我再次凝视着那张深圳游街的照片。这次﹐我看到了女孩们身后的警察﹐个个身穿制服﹐头顶国徽﹐脸无惧色﹐心无愧意。这次﹐我不仅惊讶于深圳警方的野蛮和下流﹐更震撼于他们的麻木和无知。如果深圳警方有恐怖分子百分之一的智慧和见识﹐他们就会将他们亲手发放的口罩﹐戴在自己脸上。因为﹐由他们扮演最高仲裁者的这些照片﹐总有一天会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等着”

深圳游街时﹐据说有围观者拍手称快﹐当地媒体也曾交口称赞。但是﹐中国“沉默的大多数”很快开始发言﹐他们通过媒体﹐尤其是通过自由的网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以压倒多数的声音谴责了深圳警方。这是一种较量﹐一种人性的较量﹔这是一场战役﹐一场思想的战役﹔这是一次搏斗﹐一次良知和愚昧﹐光明和黑暗的搏斗。这次交锋中的多数﹐代表了人心所向﹐也体现了中国近20年来最深刻的进步。其中﹐最可贵的是上海律师姚建国﹐他公开上书全国人大﹐并引用威廉‧皮特的名言﹕“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能进”﹐表达了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维护贫民尊严的信念。
姚建国的公开信﹐在我看来﹐可称为21世纪中国的〈我控诉〉。一个多世纪前﹐法国作家佐拉为德雷福斯冤案﹐置自身安危于不顾﹐力排众议﹐振聋发聩﹐写下了轰动世界﹑名垂青史的〈我控诉〉（J’ accuse）。距“深圳游街”整整一百年前﹐即1906年﹐德雷福斯冤情大白﹐被法国最高法院宣布无罪。佐拉的〈我控诉〉﹐利在当时﹐功在千秋﹐不仅洗刷了德雷福斯的冤情﹐而且净化了法兰西的思想﹐挽救了法兰西的荣誉。今天﹐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姚建国律师那样﹐对中国点点滴滴的不公喊出“我控诉”﹗对具体而微的黑暗表示“我抗议”﹗那么﹐纵然身无万贯之财﹐手无尺寸之兵﹐我们也能为中国减少一分不平﹐添加一线光明。佐拉的〈我控诉〉﹐洋洋万言﹐最后以三个字终结全篇﹐那三个字就是“我等着”。今天﹐我们也等着﹕等着深圳警方公开道歉的一天。等着被蹂躏被侮辱的受害者﹐获得尊严和赔偿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