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民主与专制，我们选择什么？

作者：徐向东
2007年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的一篇文章，是三千人联名给全国人大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坚决纠正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违宪行为，并严肃追究违宪者的责任。作为一个口口声声要依法治国的政府，如果可以明目张胆践踏国家的宪法，它的信用何在？秩序还依靠什么来维持？靠軍警？靠潜规则？靠贪污受贿？靠谎言和暴力？还是靠公正和诚信以及实实在在的宪法和法律？在一个人民不知道自已政府的领导人是如何产生的国家，而且这些领导人又不受批评和监督，由这些人控制的舆论工具天天制造歌舞升平的幻觉，却不敢面对历史，面对现实，一个国家如果这样就可以崛起，袁世凯、蒋介石时代早就崛起了，还用等到今天。
经济建设是社会活动的常态，拿经济发展来排斥政治制度建设是荒谬的。一个明智的，有理性的社会，任何时候都要将政治制度建设放在首位，因为政治制度决定社会秩序。社会秩序则要由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并要求政府，特别是政府的领导人在遵守宪法和法律方面起模范带头作用。并要公开、公正地接受與论和人民的监督。如果将社会比作一部大机器，政治制度就是它的制动器和方向盘，是这部社会大机器的操作系统，这个系统决定着这个社会所有人的身家性命。前两天在乌有之乡网站上有一篇黎阳的文章叫``负责”，写得很好，按照这篇文章的思路想下去，所有人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民主制度。
回顾中国一百年来的历史，为何多次的革命、改革都走向自己的反面？每次变革的发刃，都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但随着掌握了权力的那部分人迅速形成一个封闭的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一种领导层与民众隔离的局面，领导层高高在上，并以革命或改革的名义，号令压迫民众，事情就走向了反面。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劫持并断送，到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被林彪和四人帮搞成造神运动和领袖崇拜而变味，如果将历史追索得再远一点，文革的受害者刘少奇也与搞领袖崇拜脱不了关系；再到今天还在进行但已接近尾声的，由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因被权贵资本集团劫持而变质。走的都是相同的道路。
作为经历过文革的一代，有责任向下一代讲述文革失败的原因。为什么会发生文革，因篇幅的关糸在这里不作探讨，介绍两篇文章供大家阅读，一篇是王力雄的``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另一篇是青山居的``文革真的是动乱吗？”，这是两篇乞今为止我看过的论述文革最中肯最实事求是的文章。在这里，我只能简单讲一下文革为什么搞到天怒人怨，最后走向失败的原因。由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在一九六六、六七这两年，得到大多数人的响应，造成排山倒海的声势，己是一个不爭的历史事实，当年没有人不以自己是属於毛主席革命路线为荣。但随着借助文革之势掌握了权力的那部分人以毛的名义和威望发号施令，很快形成了一个脫离民众的新特权阶层，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革的主力军即造反派在全国的大部分地区受到镇压，事到此，新权贵己经失去了自己的社会基础，割断了与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剩下的只是以毛泽东的名义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从这个视角，我们才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七六年下半年毛去世以后，旧权贵将新权贵一网打尽，投入监獄时，民众中沒有一个人站出来讲话的原因。到一九六九年以后，在前两年靠边站的旧权贵逐步复出，与新权贵一起形成在毛泽东至高无上权威下的左、右两翼，毛泽东当年己经预见到他死后右派会通过政变上台，会重走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决心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代伟人如毛泽东者，尚走不出中国传统的人治窠穴，在预见到自己离开以后会变天的同时，却想不出办法来对应，想来想去，只想出了重上井岗山这条路。
今曰底层民众以怀念毛泽东的形式，怀念的其实是从四九年到七六年间曾经在中国存在过的那种社会主义成分。尽管这种社会主义因缺失用以扎根社会的民主制度建设而在目前陷自己於困难和低潮的境地。在中国过去的四十年间，我们经历了极左和极右的祸害。今天，当我们再次谈论社会主义的时候，就不能不去探讨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设计，比如递进民主制或其它的什么形式，避开这关链的问题，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亦不可能重新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参予。更不可能走出人亡政息的怪圈。
前两天，我问一个与我同年出生的英国人同事，此公在七十年代戴卓尔在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时因不认同戴首相的政策而移居南非，在一间美国人独资的大金矿做机修工，工资是在英国本土的两倍。九年后移民加拿大。我问他，在英国历史上，是否发生过革命，他沉思了好一阵，回答：沒有。然后讲，在英国社会，政治并不复杂，归根结底，就是一人一票。他讲：One man，one vote. 我再问，这个一人一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讲：``很久了，他也搞不清楚，大概是十七世纪吧。”但据我所知，英国一人一票开始的时候，只让有财产的人参加，后经过广大民众的不断爭取，及英国为了凝聚民心，全力对外扩张，是欧洲最早实现全民一人一票的国家。正是这一人一票，使英国在三百年来在社会内部沒有爆发流血革命，并先后击败比它抢先一步的殖民大国西班牙和法国，在十九世纪成为执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牛耳的国家。英国的道路让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要使资本主义能够维持，是有条件的。第一，它要有民主的决策程序，迫使执政者在制订政策时要兼顾各阶层的利益。。第二，它要在国外竞爭中有能力在军事上击败对手，以赢得渲泄本国矛盾压力的空间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权。缺此两条去搞自由市場的资本主义，必然会引起本国社会不断的动荡和革命。西班牙和法国过去三百年的历史，中国廿世纪的前三十年和现在这三十年，都是证明。而这些动荡和革命，表明的是整个社会对这种自由市埸资本主义的不适应和民众对它的不接受。
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在不断进行思考和试验，为的就是寻求一条既不会使贫者越贫，富者越富，造成社会分裂对立，又不会透支地球的自然和环境资源的发展道路。众多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善於研究分折我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及借鑑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是很重要的。中国人如果不能尽快确立有制度保障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社会主义实践，让不受监督制约的权力打着市埸经济的大旗，在集中力量搞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幌子下，即使再搞三十年，制造出来的也只能是另一个巴西和墨西哥。现时的巴西和墨西哥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西方报纸不时有有关巴西国情的專题报道，认为巴西现在同时存在黑、白两个政府，白是指常规意义上的政府，黑是指由黑社会势力对社会的控制和影响，巴西是制毒，贩毒走私卖淫的王国，巨富们拥有私人武装力量，用私下的手段了结纠纷是常事。而报纸电台有关墨西哥的三个报道让我对墨西哥印象深刻，其一，墨西哥的上一次大选，由於票数非常接近，以微小差距落选的左派由於吞不下那口气不愿接受选举结果，聚集上百万的支持者连日在首都进行游行集会，当他们一齐呼喊口号时，声音震天动地，久久在天空回荡，我在收音机听到后的感觉是，我生平从来沒有听过如此巨大的声浪，从这些声浪，让人感受到墨西哥的社会矛盾，贫富对立是多么深刻尖锐。其二，墨西哥有一个城市毒品交易猖狂，大批政府官员及警员亦牵涉其中，中央政府忍无可忍，派出另一批警员到该市调查整顿，并要求当地警员交出枪械并继续上班执勤，当地警员抗命并持枪游行，抗议中央政府不信任他们并要他们冒险无枪执勤。其三，美国因为每年有大批墨西哥和讲西班牙语的中南美洲人从墨西哥非法入境，不胜其烦，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在美墨边界修建围墙，阻止非法入境者。这应该是为今天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作的最好注脚，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可以惠及全人类的制度，美国与它的邻居墨西哥就不必如此戒备森严。
在廿世纪的上半叶，中国由於其政治制度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内、外压力的交迫下轰然倒塌，中国人民经历了国破家亡，连年进行内外战爭的苦难。
战爭是一种迫不得己的选择，用历史学的论述，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其实，战爭也是一种选举，而且是一种非常真实的选举。谁不得人心，得不到广大人民的真心拥护，决无可能赢得一埸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但它是一种非常古老，成本非常高的选举，在不到迫不得己，社会不会进入战爭状态。人类创造出民主制度，就是希望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去改进我们的政治，使其更公正，为社会大多数人的发展，开辟出更大的空间。因而避免将社会迫入战爭。但如果我们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不善於创新。历史的悲剧就必定还会重演。
作为经历过文革的极左和改革的极右的一代，将自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民主和专制的认识谈出来，由於只是个业余研究者，自知在很多方面都还谈得不够充分和具体，失误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各界对祖国，对社会有责任心，有使命感的同仁，继续深入探讨，形成一种风气，即政治是众人之事，人人都应关心，个个都要参矛，则中国之崛起，便有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