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若水：悲剧的毛泽东

悲剧的毛泽东

作者：辛若水

（一）为什么陷入悲剧
本来，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毛泽东一直扮演的都是喜剧角色，用那个时代的说法，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但是，在文革中，毛泽东却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毛泽东在文革中导演的悲剧，是划时代的悲剧；也只有毛泽东能够担当起这划时代的悲剧。无论我们对于文革持什么观点，肯定也好，否定也罢，赞誉也好，诅咒也罢，有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那就是文革彻底的失败了。在文革十年中，发生了太多的悲剧，而这些悲剧早就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悠久而灿烂的文明。文革的矛头首先对准的就是文化。一切优秀的文化，连同它的糟粕，都被贴上“封资修”的标签，被打烂在地。就是我们今天提起所谓的“破四旧”，依然让有文化良知的人，扼腕长叹，唏嘘不已。如果只看这一点，我们可能误以为文革是反文化的。实际上，文革所反的，并不是所有的文化，而是带有糟粕甚至毒素的文化。我们现在也不好说，所有的文化都是精华。当然，文革在反文化中，是非理性的，是一种冲动的激情鼓舞着人们，而理性的分析早就抛到脑后了。若说文革是彻底的反文化，那它就应该砸烂所有的文化；但是，它为什么又要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呢？也就是说，在文革中反文化与创造新文化是统一在一起的。所以要反对“封资修”的文化，那就是为了创造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但是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认同阶级的文化，反倒觉得真正永恒的不是阶级性，而是人性。其实，张扬人性，是冲破了许多禁区的。当然，现在人性论已经大获全胜了，我们似乎也没有必要为阶级论唱一曲无尽的挽歌。但是，不讲阶级论，并不意味着阶级不存在了。阶级还是存在的，只不过，人们两眼一闭，就当没看见罢了。我觉得，文革的悲剧主要在文化上。文革并没有把反对旧文化与创造新文化完美地统一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造就了文化的断层。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发誓去原始森林寻找中国文化之根的作家，说是五四造就了文化的断层。这可以说是找错冤家了。五四，何曾造就过文化的断层呢？都是文革惹的祸。当然，文革惹这祸，是有许多道理的。文化大革命，一方面是批判的，另一方面也是创造的。当然，现在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就完全看不到文革所创造的文化，即使是看到，也是一笔抹煞。譬如八大样板戏吧，艺术成就就在那里摆着，但是别有用心的人是视而不见的，就是看到，也不免揶揄、挖苦几句。我觉得，八大样板戏，最宝贵的地方就是精神的纯洁，不像我们现在的作品，总是充斥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主要在文化上，但又不只在文化上。在文革中，毕竟有许多动乱，如果没有这么多的动乱，毛泽东“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理论就没有着落了。文革确实在许多方面，造就了悲剧的现实，这是赖不掉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文革有着最为善良的愿望。为了这善良的愿望，即便是粉身碎骨都是可以的。在毛泽东身上，有着很强“唯意志论”倾向。其实，能够建功立业的人，哪个没有顽强的意志呢？正是因为这顽强的意志，文革才可以进行得下去。我并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失足的巨人。毛泽东并没有失足，而他所以被一些人认为失足，也只是因为他远远地超越了时代。西方许多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具有文化革命的条件；但是，毛泽东却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发明了文革。可以说，这项发明是属于未来的。毛泽东作为“世界历史个人”，不会那样有节制地去愿望这样那样的事情，他不会有许多顾虑。他毫无顾虑地专心致力于“一个目的”。他可以不重视其他伟大的，甚或神圣的利益。这种行为当然要招来道德上的非难。但是，这样魁梧的身材，在他迈步前进的途中，难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西。毛泽东是因为美好的、善良的愿望陷入了悲剧吗？也许是的。实际上，毛泽东的悲剧，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但是，毛泽东的悲剧，并不是哭哭啼啼的那种，而是激荡着反抗的精神，要去创造伟大历史的悲剧。历史是在悲剧中前进的。也许，这才是毛泽东陷入悲剧的缘由。
（二）指向崇高与伟大的悲剧精神
要讲悲剧，便不能不讲悲剧的精神。可以说悲剧的精神是指向崇高与伟大的。崇高，是一个美学范畴。康德曾经把崇高分为两种：一种是数量的崇高，特点在于对象体积的无限大，另一种是力量的崇高，特点在于对象既引起恐惧又引起崇敬的那种巨大力量和气魄。其实，第一种崇高的意义不是很大，真正紧要的是第二种崇高，即力量的崇高。虽然康德把力量的崇高局限在了自然界。但在表述的时候，已经渗入了道德情感。我们看一下康德是怎么讲的：
威力是一种越过巨大阻碍的能力。如果它也能越过本身具有威力的东西的抵抗，它就叫支配力。在审美判断中如果把自然看作对于我们没有支配力的那种威力，自然就显现出力量的崇高。
——《判断力批判》第二十八节
好像要压倒人的陡峭的悬崖，密布在天空中迸射出迅雷疾电的黑云，带着毁灭威力的火山，势如扫空一切的狂风暴，惊涛骇浪中的汪洋大海以及从巨大河流投下来的悬瀑之类景物使我们的抵抗力在它们的威力之下相形见绌，显得渺小不足道。但是只要我们自觉安全，它们的形状愈可怕，也就愈有吸引力；我们应欣然把这些对象看作崇高的，因为它们把我们心灵的力量提高到超出惯常的凡庸，使我们显示出另一种抵抗力，有勇气去和自然的这种表面的万能进行较量。
——第二八节
自然威力的不可抵挡性迫使我们（作为自然物）自认肉体方面的无能，但是同时也显示出我们对自然的独立，我们有一种超过自然的优越性，这就是另一种自我保存方式的基础，这种方式不同于可受外在自然袭击导致险境的那种自我保存方式。这就使得我们身上的人性免于屈辱，尽管作为凡人，我们不免承受外来的暴力。因此，在我们的审美判断中，自然之所以被判定为崇高的，并非由于它可怕，而是由于它唤醒我们的力量（这不是属于自然的），来把我们平常关心的东西（财产、健康和生命）看得渺小，因而把自然的威力（在财产、健康和生命这些方面，我们不免受这种威力支配）看作不能对我们和我们的人格施加粗暴的支配力，以至迫使我们在最高原则攸关，须决定取舍的关头，向它屈服。在这种情况之下自然之所以被看做崇高，只是因为它把想象力提高到能用形象表现出这样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之下，心灵认识到自己使命的崇高性，甚至超过自然。
——第二八节
（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
很显然，真正的崇高根源于我们的心灵，根源于人的勇气和自我尊严感。康德虽然把崇高局限在了自然中，但是，从他对自然界崇高的分析中，我们却看到了它社会性的本来。也就是说，崇高属于社会性的范畴。而我们所谓的悲剧的精神，也就是指向这种崇高的。人是在社会中确立了自己崇高，而对自然界崇高的发现，不过社会性的投影罢了。自然界所以有崇高，也只是因为自然的人化。所以，要感受真正的崇高，也只有到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中去。和悲剧相对立的自然是喜剧。但是，喜剧从来就没有赢得过悲剧那样的地位。因为喜剧，它不是指向崇高，而是指向滑稽，它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所赢得也不过是一片笑声罢了。但悲剧就不一样了，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碎给人看，它既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与眼泪，又在更高意义上鼓舞了人们的精神，并且它真正体现了人的尊严、价值与意义。我觉得，如果我们要以悲剧的精神去审视毛泽东，那必然是通向崇高与伟大的。文革，也许是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悲剧。但是，在这一幕悲剧中，激荡着怎样伟大的悲剧精神啊。毛泽东的追求，毛泽东的理想，毛泽东的终极，从来就没有错过。但是，他的追求、理想、终极，也许永远不可能成为现实。他所有的一切，也只能在史前时期结束之后，即人类进入共产主义之后，才可能存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的追求、理想、终极，已经变成了现实。虽然这现实早已成为过去，并且承受着许多人的污蔑甚至诅咒，但是，那伟大的精神，依然放射着光芒。
（三）反抗，才有希望
实际上，悲剧的精神就是反抗。也许，反抗的命运并不好，甚至会走向失败；但是，不去反抗，却是最大的罪过。反抗失败了，还有惊天地、泣鬼神的精神在，但不去反抗，那真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了。许多人讲，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们现在是和谐社会了，又哪有什么压迫呢？没有压迫，你却去反抗，那岂不成了暴徒么？然而，这又是十足的谬论。在最完美、最和谐的社会里，恐怕也是消灭不了恶的。相反，在人类的史前时期，即进入共产主义之前，是恶在推动历史的发展。承认恶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杠杆，这是历史主义的态度。但在历史主义之外，还有伦理主义。在伦理主义这里，恶恰恰是应该被克服的。我们的终极既不是高高在上的历史主义，也不是片面的伦理主义，而毋宁是二者的统一。也就是说，一方面让历史主义等同于伦理主义；另一方面，则是让伦理主义等同于历史主义。然而，这种等同，恐怕也只有在共产主义实现之后，才会到来吧。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是在伦理主义与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中前进的。历史踏着千万具尸首前进，这是伦理主义不愿看到的；但是，道德的义愤，对历史的发展又有什么作用呢？也许作用不大，但我们依然会奋起抗争。这奋起抗争，在一面就表现为以暴力抗恶。当然，以暴力抗恶，为许多人所垢病。但是，以暴力抗恶，毕竟体现了社会的正义。难道只有做温顺的羔羊，被恶支配与蹂躏吗？反抗的合理性，是取消不了的，除非人们进入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绝对光明的理想社会。但是，这不过一种乌托邦，并没有谁能够把天国带到人间。当然，攻击以暴力抗恶的主要论点是，以暴易暴。同样是暴力，你又知道哪个是正义，哪个是非正义呢？当然，这种指责，主要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情愫，诚然，在许多时候，人道主义的情愫是非常宝贵的；但在一些时候，却往往摆出悲天悯人的面孔，而实际上，却是是非不分。人道主义的情愫所以是非不分，也只是因为它没有明确的立场。在以暴力抗恶的过程中，我们虽然执著于伦理主义，但又在更高的意义上趋近于历史主义。历史是在悲剧中前进的，但我们也在力图避免历史的悲剧。伦理主义，代表正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历史主义却代表着更高的正义，却往往为许多人所忽略，甚至视而不见。历史总要为自己的前进开辟道路。那么，历史用什么为自己开辟道路呢？也就是火与剑。在伦理主义看来，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固然是很可以悲哀的。但是，在人类的血战前行中，不正昂扬着伟大的精神么？人，在整个世界历史面前，固然是渺小的、脆弱的、微不足道的。然而，也正是这渺小的、脆弱的、微不足道的人，创造了世界历史。人，在肉体上，可以是渺小的，但在精神上，却是伟大的。人的伟大精神也主要地体现在悲剧中。可以说，悲剧就是对命运的反抗。在我们的意念里，命运是模糊的，不明晰的。谁也说不出命运是什么，但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冥冥中自有天意。但是，对这冥冥中的天意，我们是顺从它，还是反抗它。如果顺从它，那就没有了悲剧，也失掉了反抗的精神。其实，在悲剧之外，也有苦剧的。所谓的苦剧就是对于所有的苦难与不幸，只是一味顺从，一味逆来顺受，凄苦到底，悲惨到底，而从不知反抗。这样的苦剧，除了让我们“哀其不幸”之外，就是“怒其不争”了。对于悲苦的命运，对于所有的苦难与不幸，我们不仅要承受，更要奋起抗争。只有抗争，才是真正的悲剧；如果只是逆来顺受，那就是毫不足道的苦剧了。悲剧是反抗命运的，但是我们战胜得了命运吗？为避免悲剧而陷入更大的悲剧，不正是对抗争精神最大的反讽吗？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抗争的。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总结了一条经验：那就是，反抗才有希望，如果不去反抗，那什么希望也没了。毛泽东的一生，也就是反抗的一生，而这种反抗，也造就了他独特的斗争哲学。我们现在，即便再指责这种哲学，也无法抹去这种哲学所曾经创造过的伟大历史。中国现在是和谐了，但是这和谐恰恰建立在抗争的基础之上。也许，反抗本身，也会成为永远的希望。
（四）难以克服的悖论
毛泽东的文革确实陷入了悖论。我们的熟知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知识越多越愚蠢，知识越多越反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些都可以说是悖论的。那么，这种悖论又是怎样造成的，我们又如何克服它呢？我觉得所以陷入悖论，实在根源于那极端的年代。在极端的年代，人们更容易为激情所鼓舞。为激情所鼓舞，究竟是好是坏呢？那要看所处的历史背景了。在民族生存的激流险关，那救亡图存的激情就是好的。但是，在太平盛世，依然激情万丈，就不怎么好。我们知道激情主要与冲动联系在一起。冲动是魔鬼，那激情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激情不应该做魔鬼的俘虏，相反，激情应该控制魔鬼。实际上，文革时代确实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大家，不只青年人，都为革命的热情鼓舞，要去创造伟大的历史。其实，在历史的进程中，文革并没有遇到太多的质疑，这一方面是出于人们对毛主席的信赖，另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人想通过文革，为自己找一个比较好点的前途。激情的充分燃烧也导致了悖论的展现。展现悖论，对历史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可以说，历史的悲剧里面总是充斥着悖论。那么，是不是悖论造就了历史的悲剧呢？这也不好说。因为悖论只是一种学理，而历史悲剧的真正根源还在人本身。我总觉得，讲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与陷阱，总有点暖昧。毛泽东有没有宗教？如果有宗教，那又是什么宗教？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是没有宗教的；如果定要说他有宗教，那也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文革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呢？难道对这一点，我们还有疑问吗？那些彻底否定文革的人，纵然再讲文革是大灾难、大浩劫，也不敢把反马克思主义的罪名加在文革头上的。这里的机微是很明显的。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是，毛泽东把它变成了宗教，变成宗教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文革。其实，这说法并不科学。因为它明显地把宗教和宗教的精神混为一谈了。虽然宗教，并不对，但是人们却拥有信仰的自由，在人们信仰宗教的过程中，也就诞生了宗教的精神。宗教的精神主要表现为伟大的献身精神，就像基督、释迦一样，为拯救人类而承担苦难。也可以说，不只宗教有这种伟大献身精神，就是一种主义、学说，同样可以有宗教的精神。不可否认，马克思主义就有这样伟大的宗教般的献身精神。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文革中，那种伟大的献身精神，被误解为宗教。说文革是毛泽东的陷阱，同样有许多问题。是毛泽东掉进了文革的陷阱，还是毛泽东设计了文革的陷阱？恐怕两方面都有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设计文革的陷阱，他究竟为了什么？我们可以说为了一个善良的愿望，为了一个动人的理想，为了一个诱人的终极。在毛泽东眼里，文革并不是一个陷阱；相反，它是一个大学校，它要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这当然是一个不错的初衷。但是，我们似乎更应该看看现实。在许多方面，残酷的现实确实背离了善良的初衷，而这种背离，也就表现为了悖论。我们知道，悖论是很难克服的。陷入悖论之后，人的精神甚至会出现疯狂。如何走出疯狂？那就有赖于理性。但如果理性本身也陷入疯狂呢？那只能求助于情感。可如果情感泛滥成灾呢？那就需要理智了。可如果丧失了理智呢？也就真的无法可想了。其实，人的精神、情感、意志，是相互制衡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是平衡的精神，而不是走向极端的精神。克服悖论，最好的法子，就是走出极端。极端的年代，已经为我们厌倦；极端的哲学，也不再引起我们的兴趣。总之，我们现在是和谐了，既然和谐，那就会避免极端。那么，在和谐的世界里，还会不会出现悖论呢？其实，也会的。较之极端来讲，和谐是另一个极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在不知不觉中，也就过去了。我总担心，一个极端会唤醒另一个极端。悖论，正是在极端中飞翔。但我们真正盼望的，却是悖论的折戟沉沙。然而，这又不过奢求，况且永远克服不了的悖论，也会推动社会、科学的发展。
（五）有价值的探索
虽然毛泽东所发动的文革，被定性为大灾难，大浩劫，但这并不妨碍它具有独特的价值。就大的方面来说，它深刻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我们是经过了很艰难的反思，才走出文革，走出毛泽东的宗教。我们不会忘记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那是何等的艰难，也许，只有经验过的人才知道吧。我们非常珍视思想解放的成果；我们也非常珍惜自由、民主、和谐的现在。但同时，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文革。把文革当做一口残破的废升，只往里面吐唾沫，这样是不对的。文革究竟是不是灾难、浩劫，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可以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文革作为灾难、浩劫的一面，渐渐地过滤掉了，而它光辉的一面，又重新显现出来。在文革中，备受冲击的官僚机构、文化界，确实承受了巨大的灾难，这是抹不去的。但是，在官僚机构、文化界之外，还有更大的社会。在这更大的社会中，文革时代确实维护了公平与正义。所以，一旦灾难、浩劫的一面被淡化，那公平与正义的旗帜又会重新飘扬起来。在毛泽东的一生中，无论处于怎样的地位，他一直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之上。这岂只是难能可贵，简直是绝无仅有。所以，我们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也只能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而如果换一个立场，那文革就真的只是大灾难，大浩劫了。毛泽东早已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甚至一种信仰。在两极分化严重的社会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可能重新走上神坛 。实际上历史本身会让毛泽东圣化。毛泽东的文革，实际上也是非常艰难的探索。因为它致力于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建构一个无比纯洁的社会。彻底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虽然未必能够做到，但却体现了正义。而这也是毛泽东的文革为一些人所赞扬的缘由。我觉得，一个比较完美的毛泽东时代，并不完全出自虚构，它有许多不容泯灭的真实。毛泽东时代是追求道德理想国的；我们找不出道德理想国有什么不好。高尚的道德理想，并不必然地导致专制。更何况高尚的专制者，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是远胜过道德败坏的民主斗士的。即便在天下为私的时代，人们对道德的高尚也是向往的。许多人谈到毛泽东时代的义务劳动，总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现在社会的运转，是用金钱推动的，可以说，没有钱，是做不成事的。人们爱重复的论调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但在毛泽东时代，谈金钱，讲私利，是一种耻辱。我觉得，这样想，这样做，就对了。可以说，毛泽东时代更合乎我们的理想。列宁曾经称赞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伟大的创举；可如今，这伟大的创举又安在哉？许多时候我觉得历史是沉默的老人。但是，在研究文革的过程中，我却发现这沉默的老人突然开始说话了。虽然文革作为灾难、浩劫本身也是有价值的，但这种价值更多地是负面价值。然而，我们一旦对这负面价值强调得过多，它的正面价值，也就显现了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物极必反。其实，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时侯，就有人提出，有亿万人参加的文革，就真的一无是处吗？而人们在回答这问题时，就有许多含混了。他们说，文革促进了大家的觉醒。这觉醒集中表现在改革与开放中。改革，就是不要教条主义；开放，就是减少愚昧。这意思是很明显的，文革是教条主义，文革时代的人们是愚昧无知的。凡是为一种伟大理想而奋斗，都是教条主义。凡是拥有崇高的道德，譬如星期六义务劳动，就是愚昧无知。教条主义，当然不好，但是完全放弃理想，放弃信仰，就对么？如果道德高尚是愚昧无知，那坑蒙拐骗，岂不成了聪明智慧？价值观念的颠倒，是很可怕的。不过，也正是这种颠倒，让我们重新发现了毛泽东的文革的意义。毛泽东的文革，属于未来，这并不错。共运的历史，不会终结；毛泽东的文革，也会在共运史上放一异彩。当然，我们现在主要强调文革的学术价值。也就是说，文革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聚宝盆。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在文革中，同样有着颠扑不破的东西。那什么东西是颠扑不破的呢？也只有真理。我们只有认识了真理，才能理解悲剧的毛泽东；而一旦理解了悲剧的毛泽东，那恐怕也就无所谓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