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末路话改革

作者：梦回谢桥

如果说毛泽东是“胜利地建立了一个失败的政权”，那么邓小平就是“兴高采烈地发动了一场怨声载道的改革”。
我们不能习惯于一种孤立的思维。对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我们太需要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加以评估了！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来表达对改革的赞美，恐怕是由于受到邓小平的“猫论”的深刻影响，并让我们误入歧途。
我们不妨反躬自问：是健康重要还是财富重要？相信更多的人会选择后者。
邓的改革之所以说它怨声载道，正是由于这场改革不过是拿“健康换财富”。好比一个通过卖自己和家人的肾而取得百万家财的富翁，腰包是鼓了，预期寿命肯定是短了。这样的成功，无疑意味着更大的`不可逆转的失败。把它放在历史长河中去考察，我们将看不出任何积极的`或者进步的意义。
下面，就让我们看看我们到底为改革支付了什么样的成本，或者说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变化？
一。改革的自然成本
1。土地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日暂枯竭；
2。自然生态万劫不复；
3。环境污染日甚一日。
二。改革的社会成本
1。社会道德丧失殆尽。惟利是图`见利忘义`投机取巧`言而无信`是非不分`漠视生命成了国人固定的品行，成为中华大地的另一风景。
2。失业人口逐日增加。由资产重组`国企改革造成的工人大量失业和人口自然增长形成的就业压力正威胁着所谓的“和谐”。
3。大量农民失地和返贫。所谓我们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农民依然存在温饱问题。
4。绝对的贫富悬殊。包括两个方面--
A。国家的财大气粗和人民的贫穷落后；
B。官僚阶层和次官僚阶层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他们不择手段的盗窃了改革成果，而最广大的民众却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改革的成果。
5。恶政`恶官肆虐。所以才倡导“新三民主义”
6。“贪污`腐败遍地开花，清正廉洁无处安家”。如果用硕果累累来赞美“反腐”，那么贪污`腐败就没办法在汉语里找到合适的词来形容了。
所有这些，都是跛足改革造成的。

我们当然希望邓小平的改革初衷是好的。但基于一党乃至一己私利而推行的跛足改革，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政治家如果试图领导社会变革，那么他就必须有一种期待，有一幅蓝图，或者说有一定的理论准备。但是邓小平没有，他以“猫论”以及“摸着石头过河”来掩饰急功近利的焦噪；以前无先例`外无借鉴为籍口来开脱跛脚改革的高成本；以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颠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内在联系，这种集“功利主义”与“机会主义”之大成的政治谋略，现在已经被证明是短视的和徒劳的，这样的改革进入死胡同是必然的，是任何人也无法回生的。
在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国家，类似一场经济领域的改革决不会产生如此广阔而深远的影响。但在崇尚一元价值的中国，人们习惯于“非此即彼”的极端思维。统治者更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其唯一正确`一贯正确的形象是不允许人们怀疑的，而自由思想却往往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如果说在个人独裁登峰造极的文革时期，中华大地的每个角落只能透出一种声音，那么在“稳定压倒一切”的二十七年改革中，极度有限的语境依然不能传出“主体意识”以外的疑问。毛泽东的“错”成全了邓小平的“对”，于是邓小平成了唯一正确，并且不容挑战。而改革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在满足了人们物欲的同时，竟然能起到“一白遮百丑”的奇异效果。
邓小平当然有理由骄傲，因为是他使GDP直线上升。但我们也有理由不满，因为他应该做得更好,但是他没有。他为了避免人们对改革以及由改革带来的重大社会问题的争议，要求人们“只做不说”，但结果却自觉地变成了“做错了也不能说”。尤其是涉及政治改革的话题，一律被视为敏感话题而遭到禁止。在这个自我标榜为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度，参政已然为不明不白所代表，议政竟然也只是个别人的特权。人民除了对一次次颠来倒去的英明决策坚决拥护之外，剩下的就是坚决贯彻`坚决执行。于是传媒照例向中外宣布：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民安居乐业！但是现在，摆在中共第四代核心面前的，是单一经济改革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的矛盾，是由小问题到大问题继而量变而成的难题。二`三代似乎是功成名就`并且全身而退了，那么第四代核心呢？是等待某个遥遥无期的`所谓成熟的时机呢，还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可是要成就功名，中国社会将以什么样的代价成全你？
改革难题之一：谁能重构道德大厦？
如果说改革的自然成本我们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先进生产力加于纠正，社会成本中的某些方面也可以通过行政`法律等手段去解决，但要重建根植于民心的社会道德，却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的超大工程。“猫论”的内涵或许有“治标”之功，但智慧的中国人却把它的外延无限扩大，结果使本来就工于心计的中国人变得更加恬不知耻。单纯的惟利是图本来也不可怕，但当人们的私欲膨胀为“无利不图”时，就可能是灾难了！见利忘义也一样，为大利而舍小义可以理解，如果为区区小利而弃堂堂大义，那作为人在人性面前就什么也不是了！
更为可怕的是自上而下的诚信缺失。而始作蛹者，竟然就是我们的人民政府，以及受他们严格控制的宣传舆论。在中国，可以说没有哪一级政府不说大话`不说好话`不说假话！同时，也可以说没有哪一个普通老百姓会不吃这些大话`好话和假话的亏。中国老百姓一直是本性善良或者无奈善良的，在他们看来，政府官员贪了也就贪了，无官不贪嘛！但你干嘛还要骗人？而且这种骗竟然还是赤裸裸的骗财！骗你买个“农转非户口”然后取消城市户口的优惠，骗你买个企`事业单位的工人身份然后下岗，骗你集资修路然后说集资不足那资变成酒店消费的发票。。。。。。还有最近几年轰轰烈烈的拆迁`征地，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欺骗`欺压百姓的事简直数不胜数！可是我们的宣传工具都说了些什么？哪一天不在说好？哪一天不在说人民感谢共产党`感谢改革开放？哪一天没有可爱的公仆在执政为民？哪一天没说中国人民享受着最广泛的民主同时人权状况世界第一？政府喉舌上的中国已经是天堂了，而现实中的中国天怒人怨。
重纪律轻自由的中国人天生就是格外依赖政府的，当然也就格外相信政府了。在资讯被绝对垄断的年月，政府`媒体说什么只能是什么。可是在资讯日益发达的今天，我们的政府还想象从前那样蒙混过关，我们的媒体依然吹破天不脸红，恐怕已经是不可能了。现在，当人们发现政府都可以骗人，都不敢`不能相信了，那么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人可以相信？
我们都说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作为社会理想并付诸实践虽然遭遇失败，但他们却成功的把共产主义信仰播种在淳朴的中国人民心头。反观改革开放二十七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还有什么信仰？唯一崇拜的就是金钱！为了钱可以不要命，有了钱可以买别人的命！钱能通神，也可以使唤鬼，而且是两个：一个推磨，一个看着鬼推磨。
中国有句成语叫“上梁不正下梁歪”，面对全面“歪”了的“下梁”，难道仅仅哀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就心安理得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检查一下“上梁”？同时问一问：如果不是“上梁”“歪”在先，“下梁”会无缘无故地“歪”吗？恶政`恶官之下，良民也会变成刁民，而善政`好官治下，刁民`甚至恶棍也会转化为良民。
基督教徒主动到上帝面前忏悔，因为他们时时觉得自己有过，同时要上帝帮自己消除恶念；中国人本来也有拜神的习俗`有敬畏的对象，可是被共产主义者视为封建迷信而给予无情打击。于是破除了迷信并且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人只好犯事后再向菩萨求助，而且要拉菩萨下水，让她包庇自己，成为自己的同案犯。同时他们视逍遥法外为能耐，因为有收受贿赂的菩萨做榜样,所以也用不着担心恶有恶报。
把宗教污为精神鸦片，于是中国人把政治家的政治理想当春药。不曾想这春药其实是假货，只产生精神上的冲动而无实用效果。在道德层面，被原以为最可靠`最值得信赖的人欺骗和愚弄--尤其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欺骗和愚弄--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雪上加霜的是：这种罪恶不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还强逼人们去赞美`去讴歌，天使在这样的环境也毫不例外要堕落为恶魔。
面对妖魔附体的中国人，谁能为他们重新构建道德大厦？
改革难题之二：谁能缩小贫富差距？
这里，笔者先列举几个事例：
通过上面两则事例，我们或许可以对目前中国广泛存在的贫富差距作一个基本的判断。这种情况在所谓发达地区也不例外，那里仍然存在大量贫困人口。而且成千上万中国穷人的穷，是绝对的穷。
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消除贫富差别，未来世界也必定会存在这种差别。无论共产主义者向人们描绘的理想有多么美妙，人类社会决不会走向“个体无差别`人人无私欲”的“等待死亡”的末路穷途，因此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适度的贫富差别，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必然，同时又是必须！
和大多数民主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贫富差别，并不是在自由市场下公平竞争带来的，而是腐朽政治促成的。在中国，一方面是权力以最底成本使当权者迅速致富并且越来越富；另一方面，被少数人垄断的权力不仅强行剥夺无权者致富的机会，而且还要由无权者承担权力和权贵资本的操作成本！生活在这种权力如同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的现实体制下，中国老百姓想不贫穷都难！同理，权贵们掌握着这样的权力，想不富也难。
如此巨大的贫富差别不仅是现实存在，而且必将进一步扩大。此时的中共领导人喊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口号，企图以政策层面上的调整来扶贫抑富。此举如果出于无奈还可以原谅，但若是“真心实意”，那就可以说是白痴所为了！ 首先，在社会政治层面上，愿意“和谐”的只是“先富起来”的那部分权贵和权贵依附者，而依然贫穷的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怎么可能甘心就这么“和谐”着？
其次，也是最困难的，那就是国家将采取什么措施，去改变目前这种极度不合理的“倒T字形”结构？“八荣八耻”能有效克制那些富人贪娈的欲望？“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也许是出于善意，但请别忘了中国的官场还有另一规则：中央的“原声”可能是甜的，往下过滤一次是酸的，再过滤一次就是苦的，三次以后便发臭了！所以这场运动不劳民伤财已属万幸，更惘论让农民脱贫。

第二部分：
如果把中国的贫富差别看成是一个结，那么它差不多是一个死结。原因有二：

一。错过了把它平稳过渡到合理程度的时机；
最佳的时机应该是八四年到八九年。这五年已经日甚一日的暴露出单纯经济改革的弊端，但权贵们摄取财富的量和速度相对有限，尚属“不正之风”。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尚未膨胀为资本，也没有与富人们结成紧密相联的利益同盟，人民对中共政权还有期待，直到89年的街头[广场]表达[有一点中共始终没能认识到：正因为人民心存希望，才会走向广场]。
如果这一时期的邓小平能以他在党内外的威望顺应民意，迅速纠正不对称的改革，给所有中国人同等致富的机会，果断启动政治民主，哪怕他失去权力[如戈尔巴乔夫]，照样会得到中国人民的广泛尊敬和发自内心的爱戴，中国历史也将有他精彩的一页。
可是他选择了武力。对于这场灾难，无论精明的邓小平本人还是善辨的中共政权以任何理由为其开脱，都改变不了它罪恶的性质。
更为可怕的是，这场灾难不仅葬送了改革的[思想`政治和经济的]成果和前途，而且还阉割了中国人的头脑，扑杀了中国人的良心，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从此，中国人的瞳孔由园变方，直接堕落为金钱的奴隶。
另一个尚可勉强平稳过渡的机会，或许是九二年邓小平南巡直到他逝世的九七年。“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应该算是他的觉醒，但是同样的错误他不幸犯了两次。在他的声音使经济复苏的同时，由于权力更加集中`更加不受约束，加上官民在六。四之后唯一例外达成的共识--一切向“钱”看，经济利益不容置疑地进一步向权贵们倾斜，下层民众只是分到其中的一小块蛋糕。但相对于此后掀起的`以“国企改革”`“资产重组”`“国退民进”等等为主题的改革大潮，以及由此导致的国有资产为权贵们和依附于权贵的富人们所彻底瓜分，这些利益盗取者也并没有形成现在这样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一时期如能以民主的绳索，勒紧贪婪的勃颈，不失为把贫富差别平稳过渡到合理程度的一线生机。
坐失了这两次机会之后，中共为缩小贫富差别所要支付的成本，将大大的超过人们有限的想象。

二。既得利益集团既不会妥协更不会合作

谁都知道，在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中，权贵们的私产是第一位的，也是最黑暗的，依附于他们的富人们往往被边缘化。如果我们把既得利益集团的私产比作一条大象，那么权贵们拥有的就是象腿和象牙。
要缩小贫富差别，无非是两种手段：一扶贫致富，二“劫富济贫”。
由于贫富差距是一种比例关系，那么把“绝对的穷”扶持到“相对的穷”，尽管没能缩小原来的差距，但如果“相对的穷”能够满足人的一般需要，并让人有“幸福感”，做到这一点也算是成功的。但在自然资源严重不足，生产规模相当有限`劳动力市场整体供大于求`人口老龄化的中国，几十年内是无法实现的。因此“扶贫”不可能解决这一对矛盾。
剩下“劫富济贫”这一招。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主要包含的是权贵们的利益，而
为缩小贫富差别进行利益调整的权力又掌握在他们手里，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不可能割下自己的肉来填饱别人饥饿的肚子。显然，“劫富济贫”也是不可能的。
另外，在经济学意义上，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掌握着现代生产要素中最抢手的要素：资本！结合中国的现实政治，他们这种允许由权力操作的资本所能够获得的利润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前面已经提到，权贵资本一旦进入社会生产，其操作的成本是由民众承担的，结果无非是富的更富`穷的永远穷--因为在权贵们看来，老百姓处于饿不死的状态才最有利于他们统治！
现在我们退一万步：假如明天就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并且以和平的方式过渡到民主社会。那么将出现什么情况？按照民主的规则，我们完全没理由阻止既得利益集团带上他们的资本加入到民主的行列。可是在“贫”的一方--中国老百姓看来，他们这不是两头讨好吗？缺少民主启蒙的中国老百姓能够理解民主的宽容和大气吗？谁敢保证他们不会认为“恶无恶报”是一种不公平而失去理智？
再退一万步：假定人们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满尚能保持理性，但民主决不是摆在面前的满汉全席，抬手就可以吃到山珍海味。民主只能提供给我们吃到满汉全席的更多`更大的机会。民主同样需要热情`需要劳动，不同的是：在民主的阳光下付出的劳动，必定会得到合理的回报。人们做好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了吗？如果老百姓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明天的民主就得准备好为昨天的独裁买单。
不过“办法总是比问题多”，笔者眼中的死结，说不定有人偏就能够轻而易举的解开。
改革难题之三：谁能清除腐败？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极权如果不产生腐败，那就是极度的不正常。腐败对于中共来说，是另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反腐必将直接瓦解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动摇他们的执政地位。反腐形同自杀。
有人以毛时代官员的“清廉”来证明独裁政权不是天生就腐败的，并胡说什么腐败是因为受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这当然不值一驳，因为生活在资本主义民主世界的政府官员大部分都是中国的“包青天”。何况毛时代的官员一样腐败，那时候能够成为公职人员`能够成为工厂工人的，不都是有一定权力背景或者以不同形式`代价贿赂权力[比如性贿赂]的人吗？只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物质财富极度贫乏，才不象现在这样引人注目。
更为可笑的是，网上愤青常常紧跟无耻喉舌拿民主选举中的贿选丑闻来攻击民主，说什么民主一样腐败而且虚伪。殊不知在独裁国家，即便人们巴望着有人拿钱来贿赂自己，也只是一相情愿，因为他们根本就用不着贿赂“当了家做了主”的人民，反倒是人民必须贿赂官员--如果你试图办成一件哪怕是被你贿赂的官员百分之百应该办的事。
产生腐败的所谓主观和客观原因就不再重复了，这里只补充一点：既然是独裁政治，那就应该实行“干部职务终身制”。那样的话，腐败的广度和深度或许不会恶化成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
为什么说它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那是因为有一条腐败链和一张腐败网。

所谓腐败链，就是由各级权力结成的`环环相扣的腐败系统。比方说科员贿赂科长，科长贿赂处长副处长，依此类推，直到最高领导，这就是腐败链。不管拿任何一级腐败了的权力作为反腐的突破口，结果都将牵扯到腐败链全体成员的利益。
腐败网就更加错综复杂了！围绕某个权力，所有利益直接相关者或者间接相关者，都会制造`交换一起或数起腐败。它可能涉及到一定区域内社会各团体`各阶层，权力系统中的各部门和共党所谓“条条`块块”的共同利益。反腐如想穿破某个网眼，这张网将无情地收紧再收紧。
如此坚不可摧的腐败世界，它根本容不下清廉。任何人想洁身自好又想保住权力，都将是这个腐败世界的天敌，都会被他们无情地淘汰出局。
表面上看，中国大陆党内有反腐机构，政府有反腐部门，法律有反腐条款。说它不反腐，很容易被认为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可是我们从根本上`整体上看，它确实是不反腐的。你只要问一下“谁在腐败？”然后就会有答案。制造腐败的是共产党，而政府是共产党的，法律也是共产党的，反腐当然就是反党。那又为什么会揪出一些腐败分子？原因很简单：一是不守规则；二是露了马脚；三是树立形象；四是安慰国民。
有一个事实非常有趣，同时也非常隐密：杀一个腐败分子，客观上是保护了一群腐败分子；查处一个腐败案件，客观上是保护了一群腐败，并且提高了他们的技术含量--被查处的每一个腐败案件，都可能变成他们的反面教材，给他们的自主创新提供实验数据。
我们也常常可以听到落地有声的一句话：对于腐败分子，要“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决不手软！”可是靠谁去发现？被揪出来的腐败分子中，有几个不是群众反复多次举报才去查处的？群众又能发现几个？
公共道德的蹦塌，权谋政治的黑暗，使中国官民都不再为“亢蒙拐骗`男盗女娼”等等一切恶行害羞`不再担心有良心的谴责。在他们看来，钱是唯一可靠的东西，发财成了人生唯一的理想。而当官能够发财，并且是发横财，那么选择当官就是走致富路，买官就是投资--一分投资，十分回报，不想当官就是傻冒！
官位之所以有如此超常的诱惑力，正因为权力尤如印钞机。而中国人的迷官情结，可说是源远流长--
历史上，武则天的吏治是近似血腥的。她给所有自以为有能力做官的人提供做官的机会，但这些朝廷命官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因此每有一个新官上任，旁边就有人就说：又来了一个刀下鬼，黄泉路上又多了个伴。可是要做官的人还是一拨跟着一拨。
而现代中国人迷官，说疯狂也决不过分。一如民间篡改的裴多菲的名句：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做官故，
两者皆可抛！
为圆发财梦而求官，是个人动机不纯；唯媚官`贿官方可保官`升官，是国家吏治腐败。所有这些一旦形成“全民共识”`“官场铁律”，再高明`再严厉的统治手段，也将徒叹奈何。

结语：
毛泽东之后，精明的邓小平及时而且充分地利用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民对物质文明的迫切愿望，对单一的计划经济作了个小小的调整，便大大的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国民经济也由此持续好转，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改善。这就是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是毛时代无法比拟的，是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人们也因此喊出“小平，您好”的感激之声。
但是，当我们准备为邓小平的改革作为评功摆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一双长期在黑暗中摸索的眼睛，会把一点若隐若现荧火当成普照万物的太阳的。极度贫困的中国人由饥饿和半饥饿状态变为基本温饱，当然会对给以他们这种机会的人感恩戴德。这，就是善良的中国人和中国人的善良。
但人不是家禽，喂饱就了事。人有思想，不仅会对自身的生存状态作纵向的回顾，也会作横向的比较。当国门打开，西方世界进入普通民众的视野，原来“水深火热的阶级弟兄”并不存在，他们正享受着高度繁荣的物质文明`置身于高度自由的政治生态，强烈的反差极大地震撼了中国人麻木的心灵。民主`人权`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仿若隔世的理念再一次直入中国人的骨髓，挠得中国人全身发痒。国人不再甘心做专制的奴隶，不再承认统治集团的特权。
这是继“五。四”运动之后，民主意识的空前觉醒。政府本来可以`而且也应该因势利导，乘机平稳的溶入世界潮流，却不幸以流血的“六。四”告终。

第三部分
八九作为一个分水岭，如果说此前的时代精神是以空虚和迷茫为特征，那么此后的中国人还真的就是“精神饱满”，只是里面塞满的全是恶德`恶念。如果我们把“恶德`恶念”看成是“母细胞”，把“恶政”看成是培养基，那么它发育出来的当然只能是恶官和刁民，以及由他们组成的恶社会。这，就是邓小平改革的最大的败笔。
现在，我们终于尝到了它的恶果：
--除非具体到`细化到每一个个体，否则任何关乎全民现实利益和预期利益的社会活动，甚至国家行为，都无法唤起群众的参与意识，特别是主动`自觉的参与。
无论从表面上看中国社会有多么繁荣，但在社会学层面，我们的基本国情依然是“穷的脱贫无路，富的为富不仁；为官只谋私利，为民但图自保”。
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官民合谋`全民共建而又同声谴责的腐败世界，以及我们为改革所付出的自然的`社会的其他一切代价，都一致向我们表明：人们所期待的人道`公正`有序的理性社会，正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的社会隐藏着巨大的矛盾。
细胞生理学上有个有趣的现象：只有在[细胞]膜两侧出现正`负离子浓度差时，才产生兴奋。浓度差越大，兴奋性越强。当然这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但如果我们作哲学思考，那么大致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原理：[内部]矛盾越大，由此引发的变化就越强烈，反之亦然。
面对中国社会潜流涌动的现实，一如高明的医生面对外强中干的穷病人，明明知道某个关键器官有个致命的肿瘤，温文尔雅的汤药解决不了，传统的`刀刀见血的外科手术虽然可以拿掉这个肿瘤，但保不了这个器官，看来这回这个穷病人是死定了！可是感谢现代医学，它给病人带来了唯一的希望：器官移植！遗憾的是，这希望同时又是个难题：病人没钱。
没钱就只有死路一条。谁叫你不幸生活在中国？
199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34；2005年己达到了0.463，连续12年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位。但中国并没有出现大面积的社会动荡，这多少说明自由世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经不起经典社会主义的检验。
市场经济作为自由经济，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可以发育成健康的巨人。但是在专制体制下，未必不会成长为那位外强中干的病人。民主制度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个人资本的自由竞争，而中国的现实政治，是权贵挥舞着资本参与一场毫无悬念的所谓“竞争”，用赌场术语该叫作“通吃”。并且，这场“竞争”的出场费，还是由广大民众负担的。
同样，既然我们不能放弃权力垄断，既然公权还是私授，既然权力不需要监督或者实际上监督不了，那么“职务终身制”甚至权力世袭制反倒可以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同时大大地减少腐败。“59岁现象”是一个明证，老百姓的黑色幽默更是集中反映了民意：白养一只肥猪是必要劳动，白养一群肥猪就是残酷剥削了！
木桶可以挑水，竹篮可以买菜；如果我们异想天开的用竹篮去打水，那一篮子水必定会很快流失。装的越满，流得越快，终归还是一场空。。。。。。

[全文完]

此文于2006年06月05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