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正义是写作自由第一要义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

今天在这里接受“写作自由奖”，我深感荣幸。借此之机，我想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写作自由”的含义。

对于每天以千百吨计生产文字的中国来说，数十万文字制造者当中有官方供养的文人，也有众多号称的“自由撰稿人”。前者这里不必多说，后者所冠之的“自由”是什么自由呢？——应该说那不是写作本身的自由，而是接受定货与出售产品的自由。不错，写作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这种商业上的自由。

比较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雕琢语词、孤芳自赏、把玩风月逸事，以及“为艺术而艺术”的翻新和探索，在今日中国都不再受官方打击和整肃，甚至可能名利双收。不错，写作在今天的中国也已经有了这种艺术上的自由。

应该肯定，写作有了商业和艺术的自由，比没有这些自由当然要好。不过我更想说明的是今日中国写作还没有的自由——那就是面对真实的自由，坚持正义的自由，揭露邪恶的自由，以及反抗强权的自由。

这些自由，在某些写作者眼里并不是最为要紧，因为对个人而言，有了商业和艺术的自由已经可以过得很好。固然他们也会有所抱怨，也要在不自由中求自由，但他们所求的自由并非是对不自由的反抗，而是对不自由的认可。所谓“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那“矩”即是被不自由所限定的边界，只要能够放弃对边界之外的自由的追求，就不会感觉到边界的限制，从而也就实现了他们个人的自由。

首届写作自由奖暨第二届倾向文学奖颁奖典礼于6月29日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举行，各界文学爱好者八十余人参加了这个以“写作自由”为旗帜的会议。现居北京的中国大陆作家王力雄获首届写作自由奖。图为王力雄致答谢辞。（多维社）

我所看到的（我希望我的看法有误），今天中国的作家大都满足于这种“不逾矩”的自由，在“矩”中过得不错乃至游刃有余。中国的权力体系已经很善于给文人编织金丝鸟笼，随时摊开一份关于自由的交易合同：我给你写作的商业与艺术自由，你放弃写作的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和反抗强权的自由。在其他国度里作家首先挺身担当社会良心的情况，很少在中国发生。我们的作家同行对此心安理得并能振振有词，依据就如高行健先生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的答词中所说——“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只是纯然个人的事情”。在我看来，身为自由社会之公民的高行健先生如是说无可厚非，生活在中国的作家以此自我辩护却是一种错位。我当然深信，任何对个性的张扬、对实现自我的追求，对于专制统治都构成一种瓦解。但是，追求决不是逃避，在今天的中国，闭眼不看、绝口不提邪恶和强权的“纯然个人”的写作自由，只能是一种放弃社会良心的自由——恕我言重——甚至是与邪恶和强权同谋的自由。

我不反对写作自由首先是一种内在精神的自由，但是我也不认为那内在的自由可以与外在的不自由彼此相安。写作不是写字，写作的内容和使写作具有意义的思想与外在世界紧密相联。如果我们对外在的不自由不敢做声，内在的自由又从何而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考虑，我认为在今日中国，面对真实、坚持正义、揭露邪恶以及反抗强权，应该是写作自由的第一要义。如果不考虑这些自由，写作自由的概念就成了虚伪空洞的侈谈，我们今天相聚于此也就没有了来由。

也许犬儒主义者们不会接受这里所谈的正义、良心等说法，他们最擅长的是质疑谁有资格去判定何为正义何为良心。对此我至少可以这样回答，只要专制权力依然横行于社会，就说明正义肯定尚未实现，只要世间还有苦难者的哭泣，谁有无良心就可以一目了然。

感谢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授予我“写作自由奖”。我深知本人并无值得一提的文学成绩走上这奖台，让我来此只是为了昭示一个原则——作家的身影要始终傲立于权势对面，而非在帮忙和帮闲的队列里游走。

感谢每一位来宾，我知道你们远道而来不仅是为了参加一个颁奖仪式，而是在企盼写作自由终能在中国实现，并期望写作自由的精神照亮每一个写作者的灵魂。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