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韩德强的公开信
尊敬的韩德强先生:
看了赵昕的文章”郭飞熊,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先锋典范”,我忍不住给你写这封信。自从通过乌有之乡以识了你们,我曾经为中国感到庆幸,庆幸中国除了有一批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民主权利挺身而出进行斗争的勇士外,还有一批不盲目迷信、向往西方,坚持民族自尊的人们。我深深知道民族自尊是一个民族重新掘起的立脚点。但民族自尊是什么呢?我以为,民族自尊首先就是尊重自己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这包括生存权利,表达思想、言论的权利。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了的。但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是,这些由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正在遭受最无耻的践踏。从王斌余们的生存权到乌有之乡们发表意见的权利,只要触犯了权贵资本主义者的利益和秩序,都将无一例外地遭到被践踏的命运。举世皆知,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就要学会尊重自巳。同样道理,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想让强国欺负,首先自己的政府就不要欺负本国人民。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在中国文化里那种崇尚空谈,不敢面对现实的风气如果不改,中国就永远强不起来。从九十年代开始,打白条己成了中国政界的风尚,从三年国企解困到三个代表,哪一个不是白条。讲他们打白条并不恰当,事实上,他们是讲的与做的恰恰相反,是比打白条还要恶劣的欺骗。中国人民被骗了一次又一次。不想再受骗,讲得更确切些应该是不想再自己骗自己,首先就要学会敢於面对现实。现时我们面对的中国社会现实是,人民的生存权利和表达思想和意见的权利正在受到最无耻的践踏,中国社会离和谐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这是一个不需要有很高深的学问,只要有正常头脑和一般常识就能回答的问题。然而正是为了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真正的和谐,中国现在需要的己经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维护中国宪法的实际行动。护宪维权,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利益所在。让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其他人守望相助,互相支持。做到坐言起行,身体力行,才能真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个民族。
一个美丽的花园,应该有各种颜色的花朵井然有序地开放;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应该保障各种不同思想和声音都能得到表达。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在各种不同思想充分表达以后,通过投票表决来统一行动的方向;并通过不断的表达和表决来不断纠正方向。民主需要宽容,不能一看到不同意见就认为是敌人。民主更需要关爱,尤其需要强势者和多数群体听到不同声音时能够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这样才能产生包容,进而建造和谐。我们都能够看到西方多党制的优缺点,中国人应该批判地吸收西方民主制,形成中国的后发优势,而不应该强调西方民主制出现的问题而拒绝民主。王力雄先生用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三十年构思的递进民主制应是这种后发优势的趋形。这种递进民主制的两大特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一是这种制度能够及时有效地将各种矛盾化解在它所发生的地方。从而改变中国传统官僚制度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靠极力压制不同的声音和反抗,一直撑到临界点,引起巨大的震荡甚至改朝换代。二是建立和维系递进民主制需要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这符合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化性格。正是这种集体的团队精神,使后发强国德国和日本能够超英赶美。我很欣赏你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一文中提出基因突变的论点。但我不同意你认为这种基因突变主要是指技术层面的。我认为,这种基因突变主要应该在制度和文化意义上。只要中国人学会宽容,学会民主,学会团结合作,就能够实现这种基因突变。而递进民主制正是实现这种基因突变的有效工具。你在同一篇文章的下一段写得很好,你写道”其实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提高组织效率。组织效率则取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制度。”你这里没有具体讲是什么组织,是党组织还是群众组织,我想应该是整个社会组织吧。这使我想起德国的杰出首相卑斯麦在十九世纪后期讲过的一段话。鉴於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派了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到欧洲各国学习,中国留学生主要学自然科学,日本留学生主要学人文科学。卑斯麦看到这种情况,他断言,”今后发达的是曰本。”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与曰本本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日本的明治维新,开放了言论自由,一八八九年实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开辟了国民参与国政的道路,设置了帝国议会,由公选议员组成的众议院是国民的喉舌,在对政府加以质询和批评方面拥有相当特权。即使在日本最艰难的二战期间,日本国民对政府的批评权利也设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评权,维系着曰本民族的团结。曰本还有另一种文化特性引起我的关注,那就是曰本的上层阶级普遍有一种自觉,他们都有一种坚实的观念,时刻牢记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即使是私营企业主,如果企业经营失败,破产之时,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自己的员工,令他们失业。企业主在破产之曰,站在公司门口,向离去的员工们鞠躬谢罪。乌有之乡有一篇文章叫 “良师原耒在敌营” ;还有介绍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则重的是技术层面。而我认为,技术上的落后和先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和文化。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种好的制度,理顺人与人的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特长,使人人都看到希望,则经济繁荣,技术进步,社会治安良好,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特定的个人或小集团拥有绝对真理。人人都可能犯错,这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的制度能保障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并通过严格的表决程序来求得共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保障,法治社会就能够建立。这正是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要追求的目标。递进民主制为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虽然王力雄的设想还很不完善,很初步,但方向是对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完善它,推动它。为了王斌余们,为了乌有之乡们,我给你写了这封信,有不对的地方,还请你批评指正。
致礼
你真诚的朋友 草根
2005年10月1曰
看了赵昕的文章”郭飞熊,非暴力公民权利运动的先锋典范”,我忍不住给你写这封信。自从通过乌有之乡以识了你们,我曾经为中国感到庆幸,庆幸中国除了有一批为了人民的言论自由,民主权利挺身而出进行斗争的勇士外,还有一批不盲目迷信、向往西方,坚持民族自尊的人们。我深深知道民族自尊是一个民族重新掘起的立脚点。但民族自尊是什么呢?我以为,民族自尊首先就是尊重自己人民的各种基本权利。这包括生存权利,表达思想、言论的权利。这些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规定了的。但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是,这些由宪法规定的中国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正在遭受最无耻的践踏。从王斌余们的生存权到乌有之乡们发表意见的权利,只要触犯了权贵资本主义者的利益和秩序,都将无一例外地遭到被践踏的命运。举世皆知,一个人如果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首先就要学会尊重自巳。同样道理,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想让强国欺负,首先自己的政府就不要欺负本国人民。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在中国文化里那种崇尚空谈,不敢面对现实的风气如果不改,中国就永远强不起来。从九十年代开始,打白条己成了中国政界的风尚,从三年国企解困到三个代表,哪一个不是白条。讲他们打白条并不恰当,事实上,他们是讲的与做的恰恰相反,是比打白条还要恶劣的欺骗。中国人民被骗了一次又一次。不想再受骗,讲得更确切些应该是不想再自己骗自己,首先就要学会敢於面对现实。现时我们面对的中国社会现实是,人民的生存权利和表达思想和意见的权利正在受到最无耻的践踏,中国社会离和谐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这是一个不需要有很高深的学问,只要有正常头脑和一般常识就能回答的问题。然而正是为了这个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真正的和谐,中国现在需要的己经不是高谈阔论,而是维护中国宪法的实际行动。护宪维权,是中华民族的真正利益所在。让每个人都从自己做起,其他人守望相助,互相支持。做到坐言起行,身体力行,才能真正对得起自己,对得起这个民族。
一个美丽的花园,应该有各种颜色的花朵井然有序地开放;一个正常健康的社会,应该保障各种不同思想和声音都能得到表达。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工具,用来在各种不同思想充分表达以后,通过投票表决来统一行动的方向;并通过不断的表达和表决来不断纠正方向。民主需要宽容,不能一看到不同意见就认为是敌人。民主更需要关爱,尤其需要强势者和多数群体听到不同声音时能够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这样才能产生包容,进而建造和谐。我们都能够看到西方多党制的优缺点,中国人应该批判地吸收西方民主制,形成中国的后发优势,而不应该强调西方民主制出现的问题而拒绝民主。王力雄先生用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三十年构思的递进民主制应是这种后发优势的趋形。这种递进民主制的两大特点是谁也不能否定的。一是这种制度能够及时有效地将各种矛盾化解在它所发生的地方。从而改变中国传统官僚制度造成的各种社会矛盾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靠极力压制不同的声音和反抗,一直撑到临界点,引起巨大的震荡甚至改朝换代。二是建立和维系递进民主制需要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这符合中国的社会传统和文化性格。正是这种集体的团队精神,使后发强国德国和日本能够超英赶美。我很欣赏你在”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一文中提出基因突变的论点。但我不同意你认为这种基因突变主要是指技术层面的。我认为,这种基因突变主要应该在制度和文化意义上。只要中国人学会宽容,学会民主,学会团结合作,就能够实现这种基因突变。而递进民主制正是实现这种基因突变的有效工具。你在同一篇文章的下一段写得很好,你写道”其实最困难的并不是技术,而是提高组织效率。组织效率则取决于组织文化和组织制度。”你这里没有具体讲是什么组织,是党组织还是群众组织,我想应该是整个社会组织吧。这使我想起德国的杰出首相卑斯麦在十九世纪后期讲过的一段话。鉴於当时中国和日本都派了相当数量的留学生到欧洲各国学习,中国留学生主要学自然科学,日本留学生主要学人文科学。卑斯麦看到这种情况,他断言,”今后发达的是曰本。”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与曰本本来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日本的明治维新,开放了言论自由,一八八九年实施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开辟了国民参与国政的道路,设置了帝国议会,由公选议员组成的众议院是国民的喉舌,在对政府加以质询和批评方面拥有相当特权。即使在日本最艰难的二战期间,日本国民对政府的批评权利也设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批评权,维系着曰本民族的团结。曰本还有另一种文化特性引起我的关注,那就是曰本的上层阶级普遍有一种自觉,他们都有一种坚实的观念,时刻牢记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即使是私营企业主,如果企业经营失败,破产之时,首先想到的是对不起自己的员工,令他们失业。企业主在破产之曰,站在公司门口,向离去的员工们鞠躬谢罪。乌有之乡有一篇文章叫 “良师原耒在敌营” ;还有介绍 “刷盘子,还是读书,反思中日强国之路” 则重的是技术层面。而我认为,技术上的落后和先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和文化。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种好的制度,理顺人与人的关系,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发挥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和特长,使人人都看到希望,则经济繁荣,技术进步,社会治安良好,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在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特定的个人或小集团拥有绝对真理。人人都可能犯错,这并不可怕,只要我们的制度能保障每一个人发表意见的权利,并通过严格的表决程序来求得共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利益就能够得到保障,法治社会就能够建立。这正是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所要追求的目标。递进民主制为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了很好的路径。虽然王力雄的设想还很不完善,很初步,但方向是对的。希望有更多的人去完善它,推动它。为了王斌余们,为了乌有之乡们,我给你写了这封信,有不对的地方,还请你批评指正。
致礼
你真诚的朋友 草根
2005年10月1曰
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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