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政治进步：改变落后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方法

作者：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在中国政法大学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

2009年3月15日
大家开了一天会，取得了很多的成果，特别是对“敌意事件”一词进行了慎重的斟酌。我是接到会议通知的时候才知道“敌意”这一提法的，昨天才写起一篇文章发到会务的邮箱中。我认为于建嵘先生和单光鼐教授刚才的担心和解释是没有必要的，就好象抚摸政府神经一样，生怕“敌意事件”这一词汇吓着政府，我认为没有必要，不要修饰今天的现实，现实是什么就是什么。学者不要矫正、解说甚至歪曲现实，爆发了什么事件就是什么事件，不要因为政府神经紧张，我们就换几个温和的词语，就能改变这种现实，要实实在在，政府现在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
我认为目前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对社会现实的了解已经足够了，对社会动态都有足够的了解，所需要的是更深入的认识以及聪明的智慧，即社会产生敌意的根源是什么？如何消除这些产生敌意的根源？用什么办法才能既保证社会平稳，又化解了社会积怨，缓和了社会矛盾，使中国的政治改革走出一放就乱的历史宿命？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的需要是前所未有的政治智慧和方式方法。
谈到敌意，敌意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大家有非常多的阐释，敌意就像空气一样，就像每天要呼吸的空气，如果生活在充满敌意社会氛围里头，这个社会存在很大的危险性。一个社会尽量减少这样的情绪。我把敌意定位于情绪，因为敌意并不意味着是一种剧烈非常明显的矛盾冲突，仅仅是一种情绪，如果这种情绪长期蔓延的话，对社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要给社会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情绪，解除心理上各种障碍，不仅仅是减少恶性爆发事件，不仅仅是解决泄愤性的事件，平静生活中连敌意都没有是最好的。
我们要深刻地研究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敌意，敌意在加深加重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改革30年之后我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我今天讲三点，当前敌意存在的三大原因，第一个表现是官民对立，官民之间的对立。第二个敌意产生在社会贫富分化之间，社会群体之间产生一种对立情绪和敌意。第三，思想文化战线，知识界群体仍然在分化和对峙，特别是改革30年，围绕改革争论，围绕前30年后30年各种各样的思想争论，也产生了对立，今天的思想斗争也是非常激烈的。
中国当前的社会中，内在的矛盾对立和敌意情绪大体就在这三个方面，而这三方面哪一方面最严重？我认为都非常严重，但官民之间的敌意应当是首位的，但三者同样重要。
为什么官民之间的敌意和对立情绪、愤恨情绪越来越严重？就是我们的改革，改革30年，改出来一个权力更加庞大甚至更加特权的政府，改革方向需要从根本上进行调整和扭转。
我在这里是直言不讳的，不能因为有些话领导不高兴听，我就不说了，我这个研究中心就是为政府做政策建议的，我们非常多的观点、意见都是给政府做决策参考的。这个问题主要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经济利益上，改革30年来，政府部门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政府部门的条件越来越好，社会保障福利各方面都好，并且政府对资源的掌握依然很大。
有经济数字可以说明，过去国企的利润只占GDP的1%多点，现在已经上升到7%，2007年中央大企业的利润达到了1万多亿，垄断利润是非常多的，与民争利，导致官民之间的对立。
特别是下面的一些地方政府，侵民扰民严重。我这几天被外地上访的人和外地电话所缠绕着，福建晋江和江苏述阳的农民土地被侵占，有的亲自上访到北京，地方政府对农民侵犯的程度是非常厉害的，不仅仅是中央垄断企业，攫取庞大的垄断利润，还包括地方政府贪官污吏对当地的群众的侵扰。
据上访的群众说，纵观晋江历史，进行历史性的比较，最坏的政权也没去抢占民房民地，最反动的政府都没有这么干的，但是今天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打着发展的旗号，横行霸道。
由于政府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越来越大，导致现在的政府已经非常专横，有些官员已经无法无天，这种制度造成官员的素质太差了，就是政府说得算，老百姓算什么，哪有一点尊重民权的意识，民权越来越薄弱。如果我们对照一下辛亥革命后的民国时期，我们今天的政治都是一大倒退，连皇帝倒了之后的程度都达不到。因此，我不得不尖锐地提出来，不要怕领导人听了不高兴我们就不说了。
由于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导致现在非常多的政府官员骄横无比，目中没有法没有民，专横霸道，这和毛泽东时代焦裕禄式的干部差得十万八千里，为什么今天出现怀念毛时代的现象？福建晋江的上告农民说现在黄世仁南霸天又回来了，很多群众用很朴素的语言表达社会现实，这样一种官民对立和官民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事实。要改造这样一个庞大的政府，官权泛滥的状态，必须根本上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改革落后了30年。到现在迟迟不动，这次人大会一再提出来，不搞多党制，不搞西方的政治模式，我也赞同，我们可以不搞多党制，但是必须要搞民主化，在一党专制下照样可以搞民主政治。
社会间另外一种敌对情绪就是贫富差距，这种矛盾相对于官民之间的情绪要弱一些，官民之间的矛盾是最主要的。贫富间的敌意也是存在的，这些年由于经济发展不均衡，特别是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衡，穷的穷、富的富，社会拉开较大的差距，因而出现了群体对立甚至敌视，甚至很多社会学者也谈到，中国的阶级对立再次形成等，很多社会学家都指出这种情况，这也成为一种事实，贫富群体的敌视，对社会生活也是很不利的。
第三，当前思想文化界严重的对立，当前社会思想存在很大分歧，改革30年之后，中国社会突然产生巨大的分裂和矛盾，左的、右的、中的，各种思想涌现出来，并且在这种分歧中看不到什么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改革又失去方向。象李白说的：多歧路，今安在！
我们今天的改革又在重新寻找道路，八十年代改革之初中国社会还形成一个共识，我们现在的改革又失去了共识，这是今天最大的问题。改革向何处去，中国怎么走？正是在这种分歧下，出现了左右之间的严重对立。现在闹得比较厉害的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左派群体，胡星斗教授最近向乌有之乡发起的批评，但遭到极其激烈的反击。回应中充满着谩骂声，多少年前阶级斗争时期的语言都出来了。
这样的对立和敌意状态，可以看出当前我国改革的分歧。走到30年之后，忽然感觉失去了共识，要重新寻找我们的道路，不管从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上，包括思想文化层面，甚至认识方法，我们的哲学，都需要重新创建。这表明中国30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只抓经济、不抓思想文化、不抓政治建设的改革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已经到了历史转折的关口，在这个时候需要广大的学者、官员、社会民众都静下心，好好对待冲突和分歧，面对重重冲突和分歧，找出新路来。
学者们的分歧还好一点，最多是打打嘴仗而已，而那些生活在基层的民众是最难过的。那些整天面临着拆迁、征地的市民和农民，可想而知他们是多么的痛苦！他们是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平民百姓。被扒房和被拆迁的居民们，他们是最痛苦的，他们的生活就是在煎熬。江苏述阳的农民天天有镇政府干部上门来强迫签字，出让土地。有些农民不开门，干部就翻墙进来，强制签字。
我们要密切关注人民群众在民生方面忍受的痛苦，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深入研究社会敌意问题，我们的会议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希望我们的会议能真正拿出好的思路、有见地的看法，提供给社会和政府，走出一条新路。
主持人卢建平：
非常感谢大军先生，几年不见，发言还是这么慷慨激昂。我们今天安排两位点评人给今天会议留下宝贵自由发言和相互交叉讯问的时间，这是我对皮艺军老兄提出一点批评意见，虽然大家对问题高度关注，做了精心准备，要求发言者积极，但是给人感觉，就是一个敌意不断地累计，但是得不到释放，这样是很危险的进程，所以我建议，这一节在感谢两位点评人自动放弃之余，我们珍惜他们给我们提供宝贵、难得的机会。

仲大军第二次发言： 中国的政治改革用不着搞什么竞选和多党制，只提高一下政治文化和方式方法就可以了。
当前我国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方法落后到极点，但有人总以此自居。就以中央电视台新址大火这件事，元宵节晚上着了这么大火，没有一个电视台现场报道。从世界横向比较来说，哪个国家的新闻媒体对这种时件能不现场报道？我们不但不报道，甚至连网站上放照片都不让，这是什么做法？这种愚昧的做法使民众产生什么样的反感心理？除了对我国落后的新闻文化产生敌意之外，还能有什么？
那几天，我的邮箱收到大量的信件，对中央电视台新址大楼着火都是幸灾乐祸的态度，我们国家的公共财产遭到这样重大的损失不仅不感到痛心，反而拍手称快，幸灾乐祸，原因何在？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写文章时也谈到这种现象，民心是随着世界文明一齐进步的，固步自封，跟不上世界潮流，只能遭人遗笑。
还是政治文化落后的原因。我国可以不搞多党制，可以不搞西方式的政治选举，但要搞新闻民主，新闻公开！要搞信息透明！世界上今天有这么多好的政治方法和手段，我们为什么不能学习借鉴？什么时代了还搞得这么愚昧？
中国人今天是有对比的，谁先进，谁文明，一比较就感觉出来了。9.11美国世界贸易大楼被撞的时候，那第一时间香港的凤凰卫视就现场直播了，我因为住在新华社的宿舍，能看到凤凰卫视，所以那天晚八点多钟就看到美国世贸大楼着火了，凤凰卫视从晚上8点多就开始转播，一直到9点多，一直在现场转播，我亲眼看见世贸大楼在浓烟和大火中坍塌下去。
可我们的中央电视台新大楼着火了，火光映红了北京东边半个城区，出了这么大的一档子事，那天晚上不管是北京电视台还是中央电视台，没有一个现场报道的。只有北京电视台5套和3套打出了一行字幕，这些电视台的记者们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不能直播？为什么要瞒着人民？都什么年代了，还搞愚民政策！这件事最典型地显示出一个国家的政治水平和政治文化，如果整天这么搞愚民政策的话，老百姓能没有敌意吗？
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用不着搞什么竞选和多党制，只提高一下政治文化和方式方法就可以了。

仲大军第三次发言：中国需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文明。
公安部的李慧先生做了激情洋溢的发言，我们为公安战线有这样杰出的人才而高兴，李慧先生的发言题目是“社会敌意的消解机制”，我的理解是，李慧先生从公安战线本部门的角度，谈了如何消解敌意的方法。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从自身做起，公安部门这些年也遇到很多问题，如袭警、杀警事件，所以消除敌意是公安部门的重要任务。如果社会各个部门都能做好本职工作，这个社会就和谐了，敌意就消除了，这也是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重要的是落实。
通过李慧先生的发言，我们知道公安部门这几年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此大家都很高兴。通过学习香港、学习国际经验，公安部门的管理、干警的方式方法都在改善，中国的确需要学习国外的先进方式方法。如果我们是经常出国的人，到国外感受一下，就会知道国内国外做法多么不一样，说到底我们的落后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落后，很多落后是在方式方法上。方法方式的调整也不难，但要宏观微观一起入手。
讨论了这么半天，如何消解敌意，单单从微观去做非常难，成本很高，我认为干什么事要寻找最低成本最高效率的办法。我们必须站在最高的高度来解决问题，从高处入手，基层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高度就是政治文化，只要我们国家高层的政治方式方法进步了，改变了，下层的不满情绪和敌意情绪就可以迅速消解。
我们刚才讲了贫富差距、特权和不平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产生敌意的根源。但今天社会的不满还不仅仅是由于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而是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在世界大的政治文化环境比较下，我们的社会每天都在进步，人民群众的觉悟和标准都在提高。在封建社会见了皇帝都要下跪，今天见了官员不仅不下跪，还要觉着他是个服务员，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整个社会认知的标准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人民的要求标准在提高，所以当今的中国政府要不断改进落后的政治手段、落后的政治模式，否则就要产生不满的情绪。
这就叫与时俱进，政府管理的方式方法手段要与时俱进，中央电视台着大火，我们的媒体无动于衷，仍然不报道，仍然采取六十年代阶级斗争时期的模式处理，人民群众能满意吗！这是政治文化的落后，方式方法的落后！我也主张共产党一党制，因为一党制照样可以搞新闻开放和新闻自由，照样可以搞政治民主，在一党制的模式下，可以有很多内容。
前几天我在日本，半夜两点多钟在房间里看美国CNN实况转播英国首相布朗在国会的激情演讲，一讲两个钟头，也不拿讲稿，即兴演讲，人家的政治家真正是选出来的，那演讲水平，滔滔不绝。英国的议员们也非常绅士，他们鼓掌不是坐着，一鼓掌都站起来，非常虔诚，整个演讲现场充满了虔诚和激情。
他们的政治领袖怎么诞生的？是选出来的，不光是官员还有议员，都要经过民选，有民众的支持和赞同，所以才有发自内心的虔诚和支持。
我们政府官员身上有这样的东西吗？我们的官员是怎么来的？中国有这样的政治文化吗？上个月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者，晚上半夜里在房间里看电视，看美国国会的听证会实况转播。盖特纳走马上任美联储主席，但要通过国会参议院这一关，一个个参议员轮流质问、讯问，盖特纳一一解答。在这种形式下，官员称不称职，合不合格，大家一看就知道。
中国改革开放引进了外国这么多物质文明，为什么政治文明不引进一点！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有这种政治文明？为什么在私天下的政治传统中迟迟走不出来？根本的原因是缺少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如果有了这样的制度和氛围，老百姓有什么怨气和不满？社会有什么不能顺畅！我们的社会还会充满着敌意吗？
我们的会议要落实到一个主题上，那就是中国必须政治进步，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敌意。中国不仅需要经济发展，也需要政治进步。两条腿走路，国家才有希望。如果仅仅追求GDP和物质财富，在这样落后的政治方法中，在这样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状况下，在贪污腐败的风气下，我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经济矛盾和利益纠纷。经济矛盾必然空前剧烈，最后导致政治危机。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要复杂化，也不要纠缠在小小的词汇上，“敌意事件”一词该不该用？我认为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在概念上纠缠。我们选择语言都是为了正确地描述社会现实，哪个词语能正确描述社会现象，反映社会的问题，我们就使用哪个语言。
我们开了一天半的会议，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果，有这么多部门的学者聚集在一起，讨论出不少重要的思想观点。我想这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消解社会敌意的最好的方法。参加这个会的学者们、法律界人士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很大贡献。大家要齐心协力，解除这个国家的火药味，解除社会的定时炸弹，创造一个人心舒畅的政治环境，这就是我们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