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走出弱智时代从民权治国看现代民主制度的建构

作者：元君
中国能否走出弱智时代：从“民权治国”看现代民主制度的建构
―――社会良性发展动力机制学研究之四，从文革展开中国发展的一个新视角　　　
田忠国
对于历史的研究，是为了更好的向前看，寻找更好的发展道路。简单的否定或简单的肯定，都是对历史不负责任、对未来不负责任的态度，都是我们应该坚决反对的，因为，简单的肯定或者简单的肯定，都是有害无益的，都是非科学观点的突出表现。比如说，中国的后三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所谓取得了巨大成就，就是中国富了，其标志之一是，中国拥有1.8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政府收入也多了，城市好看了，办公楼豪华了，千万富豪亿万富豪多了，但问题是，这是不是就是改革开放的最终目标？如果是，那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可以说成就巨大。但若从另一个层面上说，比如，偏远山区的孩子穿得破破烂烂，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平民阶级看不起病，住不起房，不仅如此，每天维持温饱的城市贫民，如果有人统计，恐怕是个天文数字。还有就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经过改革，不知出于什么目的，也改革掉了。因为民权丧失，等级式的地方、部门、国企专制，也成了中国的顽疾。　
　
因此，对历史的评价，成绩不能掩盖错误，同时，也不能因为错误否定正确。如果因成绩而掩盖错误、否定有错误，错误只会越积越多，并因积累到一定程度，产生极变效应，不仅摧毁掉所谓的成绩，甚至摧毁掉一切。对于正确的呢，我们也不能其中有错误（何况，有的所谓错误，客观讲不算是错误，只能算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连生命之本源的正确也一概否定。我一直认为，正确或错误，成绩或缺点，或许是如影随形的一枚铜钱的两面，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错误而否定正确，也不能因为成绩不承认错误或失误，所以，我们一定要错误的归错误，正确的归正确，成绩的归成绩，而不能因人而正确或错误，也就是说，这个人说的话，办的事，正确的也是错误，而另一个说的话或做得事，错误的也是正确的，并且以坚持错误为荣，走进弱智的行列。当前，有人总是以某某说的某某话，就必须坚持，坚决坚持，那怕事实证明它是错误也要坚持、坚决坚持，把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人民的利益之上，凌驾于党和共和国前途命运之上，这样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个弱智问题，而是道德问题、良知问题、责任问题，俄罗斯前总统普京说，不能泼洗澡水连孩子一块泼掉。但中国对文革的态度，就是世界上连孩子一块泼掉的典型。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进入了弱智时代。　　
一篇署名苏杜，叫“必须避开反腐败路上的这个陷阱”的文章，其中引用了“云淡水暖”，我也转引于此：　　
“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刘建飞研究员在美国访问时，曾问过许多美国的战略学家，到底他们认为‘中国怎么做，美国才觉得中国不是威胁了？’，美国人的回答是：‘很简单，共产党改名。’”　　
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香港媒体有关改党名的传闻。但问题是，中国听话了，改了党名了，美国就真的不觉得中国就不威胁了？我看不见得。如果真的是那样，美国就不会对日本一拳下去，十几年喘不气来了。我个人认为，今天美国因为共产党党名感到是威胁，明天改了党名，中国也必定是美国的威胁，除非使中国成美国的一个州。　　
但是，中国经过百年奋斗，死了千千万万人，难道就是为了让美国放心？或者干脆使中国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说穿了，影响到美国战略利益和资源利益的一切国家，不论大小，美国都会感到是威脆，因为，如果美国感到不威胁了，美国就没有理由向它们痛下杀手，自由的掠夺、占领资源与战略利了。世界上的事很复杂，但有时候偏偏又是那么简单。　　
简单的道理并不意味着不深刻，比如说，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了快速发展，但它也摧毁了中国的战略工业，丧失了很多主权经济，贫富差距拉大，而这一切，又从不同的侧面，证实了自由经济自身的严重缺陷，也证实了计划经济在一个国家的战略发展阶段是多么重要。所以，有的道理不需要复杂，不复杂的道理的也并不意味着见解不深刻。　　
再比如说，文革十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志在“民权治国”，并积极推动“民权治国”的预习，从而为创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但是，好多以自私的目光审视这段历史的人，或者说用资本主义的智慧之目光看取这段历史的人，前者得出的结论是毛泽东为满足权力欲的自私行为，后者得出的结论则是毛泽东不懂经济发展规律。但如果不纠緾于他们的观点，而是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看问题，我们却发现，能站在全球战略哲学的高度看问题，其智慧必定是纯洁的、不带有一丝杂念的，因为，一个人只有无私的智慧之眼，才能触摸到全球性的战略哲学的制衡点。而只有找到了全球战略的制衡点，也才能有计划的朝战略目标推进。　
　
一位叫何妨的网友在我“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文化特质与构建现代文化的启发意义”一文后留言说：　　
“忧国忧民之情可敬,但"文化大革命"却不象作者说的那样,有什么"民权机制",他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一场革命,是自上而下的运动.全国人民大部分是在作为当时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的倡导下参与了这场自己也没搞清楚的的运动的.是领导阶层领导的,不是因为民权机制发挥了作用而激发的.
同意作者所说:中国到了必须“以民治国”的年代了。但同时也必须是在法制的基“础上的"以民治国",而不是凭主观判断由某一个人发动"文革"式的运动来达到这个目的.”　　
从以上留言中，我敢说　何　先生一定不知道，完美的程序机制是混沌。另外，据文革时的资料证明，当时民众的权利至高无尚，按照民权至高无尚的价值逻辑推断，当时民众的表达，一个道德表达，一个是出于公众利益的表达，一个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表达，从这个层面上说，民众的目标是清晰的。但不论出于哪种表达，只要表达了，行使了自己的自由权利，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价值程序链。每个价值程序链组合到一块，就成了文革十年的巨系统。　　
这个巨系统，就叫民权机制。　　
但这样的民权治国，当时的中国没搞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搞过，这就必然出现了价值程序失范，也就是　何　先生所说的法制。也由此可知，在一个初次“民权治国”的社会实践过程中，如果当时没有中央的推动，没有毛主席的发动，而是在当时的官僚体制下，民权机制是根本无法激活，也无法运行的，因为，官僚专制的结果只会制造顺民。而激活顺民行使民权的价值触点就是“造反有理”。试想，如果当时没有那个价值触点，造反有理，而是相反，造反有罪，民权意识的缺乏，根本无法激活民权机制。
　　
何　先生还说，中国到了必须“以民治国”的年代了。但同时也必须是在法制的基“础上的"以民治国",而不是凭主观判断由某一个人发动"文革"式的运动来达到这个目的。我是十分赞　成何　先生的“必须是在法制的基“础上的"以民治国"”这句话的，但问题是，世界上的任何法律制度，都是建构在社会理性和社会道德上的，而不是精英给出个规范就叫法制的，而是相反，理性的重构和新的社会道德、新的社会价值，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经过长期的社会斗争，有时甚至是暴力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比如，我猜想，在人类尚在动物性为主体的早期时代，人类靠的是动物性本能求取生存，如果不经历一次次死亡或血腥的灾难，人类就不可能组成群落，并建构当时生存需要的理性，也既行为规范。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阶层日趋复杂，利益格局也十分复杂的情况下，社会等级制孕育的非理性，比如说精英的非理性和对动物性本能，或叫感官追求的情况下，不经过思想文化斗争，那就只有群体暴力斗争了，是无法建立起以平等权为核心的社会理性的。没有以平等权为核心的理性，何谈法治？　　

群体暴力斗争，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民权意识的表达，只是这种表达或叫斗争方式，比之思想文化的斗争代价高而已。当然，如果一个社会有民众权利表达的途径，一般情况下，是极少会有暴力表达的。　
　
比如说，人们常说的文革时期的武斗（用我自己的话说叫暴力表达，也就是通过暴力语言，向对方表达权利意愿的方式），如果那个地方的民权表达系统畅通无阻，我敢说就一定不会发生武斗。再比如说瓮安事件，如果瓮安的民众有和平的权利表达的渠道，也是一定不会发生暴力表达的。由此可知，暴民是暴政逼出来的，理性是或和平斗争，或暴力斗争修理出来的。　
　
有人认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是一种暴力革命的理论，但是，社会各阶级间的和谐相处，是需要社会的基础理性的，也就是说，社会各阶级都遵守共同的理性准则，而这个理性准则的建立，是经过数百年血与火的斗争才建立起来的，比如说西方，也就是说，大家经过血与火的教育，才选择了共同的行为准则，也就是社会理性。或许，这就是毛泽东一再说“不破不立”的原因。　　
平等的理性，是社会民主的基础。　　
没有这个平等的社会理性，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秩序，仅有民主制度，民主权利的表达，也一定是台湾式的暴力表达方式。　　
史料证明，文革不过是一场“民权治国”的社会实践，但由于缺少程序规范经验，呈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就成了“民权治国”运动。　　
写到此，我忽然想起有人撰文质疑，台湾的民主不仅没有成为廉洁的标本，反而成了阿扁贪污高效渠道。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文革时期，那时，不论任何官员，只要民众了解他的生活水平高于他的收入水平，都有权质疑该官员，该官员也有责任讲清楚。当然，台湾媒体也在不断质疑阿扁，但问题是，媒体只是在媒体上热炒，并不担搁阿扁在“总统府”笑着点钱。这就说明，台湾的民主为阿扁创造了笑着点钱的机会，而文革时期，民众一旦发现官员有了问题，那是没有笑的机会的，更不用笑着点钱了。　　

也就是说，民权治国的关键，在于全过程管理。但台湾的民主，说白了就是个点到点的民主。
据张宏良先生在“建设五有社会，实行四大自由”一文中透露，贵为国母的江青，在遭到华国锋武装政变时，竟然除了书和换洗衣服，其它东西几乎一无所有，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一个人的精神信仰和政治道德，才是廉洁最可靠的防火墙，因为，一个人只有从精神到思想上筑起拒绝腐败的万里长城，才能更有效的成为一个廉洁奉公的人。而另一例，是在网上流传的一篇叫“中国的xxx最新名单”的文章（文章地址：http://shixiangwen.cnbcr.com/blog/17089.html），令人读后也为之一振。在该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胡海清 (胡锦涛女儿)，毕业于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又于去年完成了"上海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校"的MBA课程，是一 个名副其实的才女，但她失业已长达2年。实际上，很多企业向她提出了"破例"待遇和优厚条件，但为了回避外 界的谣言，她都宛然谢绝了。胡海峰 (胡锦涛的儿子)，在清华大学附属的IT公司工作，他也尽量避免" 抛头露面"，过着家和单位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他们之所以如此谨慎，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切断跟随在高干子女身边的"腐败诱惑"。”
　　
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精英固然十分重要，但一个精英不能光要知识，光要炒剩饭、吃剩饭，光要感官的狂欢，不要良知、不要道德、不要责任、不要精神，不要一个人应该遵循的基本价值、基本准则，那样的精英在我看来，不过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碴子。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也不能光要精英的特权，而应该要精英与民众的平等权。　
　
这个世界总是有高就有低、有阴就有阳、有美就有丑，有强就有弱，有官权就有民权，有和平就有斗争，有精英就有平民，有自由，就必然有民主，因为自由是对民主的破坏，而民主则是对自由的制约，这是客观存在，但我们不能因为偏爱高就消灭低，偏爱阴就消灭阳，偏爱美就消灭丑，偏爱强就消灭弱，偏爱自由就消灭民主，偏爱官权就消灭民权，偏爱和平就消灭斗争，偏爱精英就消灭平民。消灭了低就失去了高，消灭了阳就失去了阴，消灭了丑就没有了美，消灭弱就失去了强，消灭了民权官权就成了摆设，消灭了斗争这个世界就濒临寂灭的边缘，消灭了平民，精英就成了世界上最愚蠢的蠢蛋，消灭了民主自由就成了疯狂、就成了灾难，试想，如果一个社会自由到想杀人就杀人，想放火就放火的程度，这个地球是不是就不宜人居了？　
　
这一切的一切说明，大到国家、社会，小集体，个人，精神信仰和政治道德，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是维系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的基础秩序。　
　
国家要发展，人民要进步，这是谁也阻挡不了客观规律。国家发展，人民进步，都需要精神支持、道德支持、思想支持。要思想，就有斗争、有否定、有吸收、有融合、有提升，也一定有继承。在空中建设楼阁的想法不是不好，平平静静的快速发展的向往不是不对，但是，好的想法，美妙的向往不是现实。现实就是，社会动态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动态斗争、动态分解、动态重构、动态组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进步，也必然有重复、有循环，有重复、有循环，也必然有进步，程序逻辑就是这么怪。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但事实如此，人的主观意志总是在客观规律面前变得脆弱而无奈。　
　
如果从全球视野上说，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只有一个拥有以平等权为核心的社会理性和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才可能构建出“民权治国”的现代民主制度。试想，如果一个只有等级观念，自由掠夺、精英专制思想的社会，怎么可能有“民权治国”的现代民主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曾说：“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此为视角，如果展开来看的话，我们发现，这个“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为人民服务”的另一种具体化的执政理念，从这个执政理念中，又引伸出“科学发展观”，这个科学发展观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这个动力机制，其上接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又包含了经济发展机制，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完美融合。　　
自此，中国才从一个弱智的时代走出来。　　
但是，弱智时代便于操作，比如说，卖光股光，自毁战略工业体系，只要自私有胆的，都可以操作，也好操作。但是，进入大智慧时代，助手们也就需要大智慧了，因为，一个从战略角度发展起来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发展体系，需要从战略管理的角度，逐渐推进。
　　
另外，以“民权治国”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需要程序规范，并形成科学发展的动力机制。程序规范需要民权精神与民权道德的审议，也需要平等的社会理性，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权治国”的程序机制。　　
理性是社会斗争产生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如果从这个角度说，并展开全球化的历史视野，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和平斗争机制，就必然是一个群体暴力表达的社会了。　　
　2008年8月22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