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是立国之本

作者：向东
人无信而不立，这是人类经过几千年社会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这个被全人类普遍认同的真理，在今曰中国，正在受到官僚买办犯罪团伙日益明目张胆的颠覆。这是对中国社会的彻底解构，如果让这样的解构继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靠什么来维持？最基本的一条，靠诚信。沒有诚信，不可能有和谐。一个人类社会学家在一場探讨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时指出，现时很多人习惯用建筑了多少高楼大厦，拥有多少汽车等物质来衡量社会的文明程度。但他认为，诚信度应该是判断一个社会文明程度高低的更重要指标，一个社会，如果你走在大街上，或是坐长途车，要时刻担心会受到陌生人的攻击，抡劫或伤害，你就沒有了最基本的安全感，这种街头攻击发生机率的指标，表面上看是社会治安问题，实际上是社会的诚信和文明的问题。一个国家，如果经常发生工人被拖欠工资，拖欠工资的资方却少有受到足够严厉，能够起到阻吓作用的惩罚，又如国家订了很多法律条文，但政府不去执行，或是进行选择性执法，即对一些人网开一面，对另一些人从重从严，如此种种的作为，都是在破坏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诚信。而最能颠覆诚信，解构社会的，是执政党背弃自己的立党宗旨，前后矛盾，言行不一的所作所为。历史上每个皇朝崩溃前出现的流民四处盗贼四起，中国反复上演的治乱循环，实际上表现的就是诚信丧失以后社会解体再重新开始的过程。

今曰中国，自从江泽民朱鎔基打着改革的旗号，在沒有与人民进行任何商量，沒有征求广大人民意見的情况下，彻底改变了广大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是非常严重的。首先，这种做法的危害性体现在政府信用的破坏上，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各个层面诚信的丧失。可以讲，今曰中国，已经是一个沒有诚信的国度。一个失去诚信的社会，就是一个进入解体过程的社会。

因国企改制而下岗失业，因征地折迁而丧失家园流离失所，所伤害的不单是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失去居屋的城镇居民，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诚信体系。因为政府今天可以对工人农民失信，明天一样可以对任何人失信，这就是江泽民朱鎔基利用沒有制度约束，不受监管的权力，不经过与人民商量讨论表决就进行随心所欲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危害。

要明白社会的诚信体系的构成和作用，首先要明白人民、国家与政府的关系。自从清皇朝於一九一一年被国民革命推翻，政党就取代朝庭成了中国社会的权力核心，然而，政党的领袖跟皇帝在政治权力上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如果政党的领袖可以不受批评和监督，那又跟封建皇帝有何区別？

在此，我想探讨一个最本源的问题，为什么要推翻皇帝？因为皇帝制度构建的权力不受自下而上的监督，不受人民有效监督的权力必然腐败，腐败的权力奢侈无度，压迫民众的生存空间，腐败的权力使国家积弱而招致外人的欺负，民众忍无可忍，被迫造反。这就是中国几千年治乱循环的真相。我们看到，每次造反后取得权力的那部分民众如果不能建立切实可行对权力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新建立的权力仍然要走向腐败，仍然要被推翻。每次起来造反的民众打出的造反旗号都是打倒贪官污吏，铲除腐败政权，然而历史走到今天，中国所有反对贪污腐败起来造反革命的人们所建立的替代政权，最后都跌入贪污腐败的泥坑。为什么？是他们言而无信？是的，他们确实言而无信，正是他们的言而无信，制造出几千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治乱循环。我们终於明白，要中断这种恶性循环，实現长治久安，需要执政者的诚信，而能够确保执政者诚信的，是民众对执政者的有效监督。这就是现代政治概念的民主制度的作用。确实，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通过民主这个手段要达到的目的就是维护社会的诚信。有诚信就有和谐，有诚信就有长治久安。

张宏良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建立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张宏良先生是博古通今，直率敢言而又有担当的学者，他的文章对三十年来背信弃义，倒行逆施，伤天害理的欺骗加抢劫的私有化改革展开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指出中国面临着内乱和解体的危险。导致中国要面对这种深刻危机的，正是耗尽了中国诚信的江泽民朱鎔基的改革。这种改革在中国己制造出只占人口极少数，能利用权力违法乱纪，不劳而获的暴富阶层，和与之相对应的占人口大多数被剥夺了对政治权力的监督和参予而变得日益贫困和走投无路的人民大众，这是一个己经深刻分裂，尖锐对立的社会。中国走到今天这一步，根源就是，中国没有维护诚信的民主制度。只有建立对掌握了公共权力的各级政治领导人能够进行问责和有效监督的制度，中国才能成为现代国家，才可能开始健康持续的发展。非常遗憾，决定着十三亿中国人今后五年命运的中共十七大，恰恰迴避了这个关键的问题。

作为参加过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我想对张宏良先生提出的重建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提出我的見解和补充。我始终如一地相信，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形态就应该实現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制度。但文化大革命作为实践人民民主的大众政治以失败结束，已是不争的事实。失败并不可怕，世界上沒有任何事情是可以不经过失败就能做得成功的。找出失败的原因，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是仍然坚守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必须做的工作。我亲身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有两点体会是很深刻的。第一点，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是不彻底的，讲它不彻底，是因为它有禁区，那就是任何人不能批评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谁被划入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就批评不得，在公佈林彪因叛逃摔死在外蒙的前一天，林彪是绝对不能批评的，这种不成文的规定让很多投机取巧的小人找到了拉大旗作虎皮的护身符，这批人口头上比谁都左，但实际上心里想的行动做的不是那回事，林彪就是典型。此其一。第二点，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辫论，只是大民主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光有表达自由没有表决程序的民主不能形成秩序而只会引起混乱。文化大革命真正实行四大自由的其实只有两年，即从六六年的下半年到六八年的上半年，但整个文革的过程，却从未有人提过大辦论以后的表决，以至文革自始至终纠缠在各种派别的斗爭中不能自拔，最后不得不以军管收埸。这是文革最大的败笔。

表决程序是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沒有表决程序，不同意見的争论沒有任何意义，各讲各话，越爭论越对立。统一在同一个表决系统里的人们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大范围的表达和表决受历史、文化和各种环境因素的制约会有很多局限性而不容易操作。西方国家今天能够操作并起作用的民主制度都是经过二百年以上的磨合甚至战爭形成的。即使是今天，西方国家的民主还是会不时出現这样或那样的严重问题。作为后发展国家，复制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民主问题就更多了。看看菲律宾、泰国、印尼、台湾地区、还有巴基斯坦等，今曰之中国如果搞多党代议制民主，一定会比巴基斯坦还混乱。分拆了这些情况，是不是说中国就不要搞民主了？决不是。中国如果不搞民主，就只能够搞治乱循环，但今曰之中国，十三亿人口加使用到极限的生态环境，乱起来的后果是什么？在这里我就不想多讲，讲出来就很沒意思了。

那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呢？要使权力受到监督制约，又要能够操作，不会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和冲突，答案是生产资料公有加递进民主制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符合中国95%以上人民利益的最佳选择。递进民主制赋予所有参加与别人合作的社会生产活动的个人，都拥有表达和表决的民主权利。只有递进民主制才能充分展现人民民主又能维系中央政府的权威，是名符其实的民主集中制。
让我们记住，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通过民主，我们将能够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信任，有了诚信，和谐才有基础。只有建立诚信，人们才有可能沟通并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反之，人无信不立，党无信必亡，国家无信一定会解体。这是经历史反复验证的简单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