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粗：国有企业振兴方略 前言

——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富裕的必由之路（连载）

作者：天下第一大老粗

前 言
　
我是湖北省武汉市前武汉印染厂一名退休工人，以前从未涉猎国内外经济学著作，原因很简单：文化低，看不懂，遑论学习与研究了。我厂是中国竞争性行业中一家有过两千几百名职工的国有企业。本厂存在期间，曾创造过两大经营奇迹：一，从1958年开工之日起，除个别年份因当时计划供应的原材料和电力短缺等客观因素影响效益外，连续30年一直大赚其钱，在武汉这座特大工业中心城市，乃至全湖北省数以千计的国有企业中，当年同时期资产利润率可谓鹤立鸡群。据我所知，二三十年前，它可能是省内唯一的一只“鹤”，往事广为人知，不敢杜撰也；二，在全国同行业中，本厂机器设备可能最老旧，主要车间骨干生产工人的文化水平可能最低下，但主要产品印花布品牌遐迩闻名，质量反而可能最优良。这样一株历史悠久的大摇钱树，在上世纪末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中，转瞬之间却变成一支“冰棍”消失了。中国经济界这套“魔术”，玩得令人目瞪口呆，心惊肉跳，感到“阵痛”和失去“饭碗”者，数以千万计。有“著名学者”称：“改革必然要牺牲3000万老工人付出成本代价”云云，放他妈的屁！列位看官，你想知道敝厂变化的其中奥妙吗？　　

原来，武汉印染厂瞎猫子抓着死老鼠，成“鹤”的原因简单得很：仅仅在于其保留和继承了私营时代遗存下来的与众不同而独一无二的部分劳动组织体制与工资分配机制。只要当年这种绝无仅有的体制和机制存在一天，它便会在企业生产中发挥一天优质高产、创造高额利税的积极作用。后来，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体制和机制逐渐缺损、减弱和消失了，本厂也相应地走向衰落。“改革”非但没有扭转武汉印染厂后来的颓势，反而倒行逆施，在其下坡路上从背后击一猛掌，一下子跌落谷底，加速消亡。　　

我有幸长期生活与工作在本厂基层实践中，耳闻目睹，积累了较多的感性知识。像一个蹩脚的裁缝，将这些认识材料联缀成一件很不像样子的“衣裳”。论文质量粗劣在所难免，贻笑大方了。但是，人们也得承认，我的这一得天独厚的实践感性知识优势，是中国经济学术理论界的书呆子们所不及的。先有实践，经过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后才可能上升为理论。理论家们的理论，不论多么高超深奥，如果不植根于实践中，是没有生命力的。如果一定要用之于指导实践，逆事物的客观规律而行，岂有不失败之理。小民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欲挑战中外东西方经济学术界一致认定在效率(益)方面，私有制经济制度优于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世界共识”，启迪与根据即在于数十年来的武汉印染厂的生产经营实践，包括其成功的与失败的两方面。本厂的失败经验只要吸取教训，是可以设法避免和改正的，而成功经验也能够“克隆”复制，当然，要与时俱进，适应市场经济新形势，加以变通。劝君优劣莫认定，是非尚须重辩论。真理越辩而越明。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垄断话语权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哪怕才疏学浅，单枪匹马，咱也要向世界经济理论界的主流营垒对阵叫板。请拭目以待，拙文后头见。　　

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问世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基本上解决了“造反有理”的问题，但留下“建设无方”的遗憾，因而给了资产阶级及为其利益服务的学术界反动分子以肆意诋毁与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口实。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不争气，脱离实践，交了白卷。从而让我钻了空子，越俎代庖，捡了天大的一个便宜。本文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具体指导实践的理论，抛砖引玉的开荒之作。有人否认吗？井蛙之见，欢迎批驳。　　
一般国有企业为什么经济效益低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客观存在的巨大潜力缺乏一种有效的手段挖掘出来。某些精英学者时髦的观点，是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公有制经济制度，那是胡扯，完全不了解国有企业生产实践活动中发生的情况，束手无策的托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要求公有制企业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如果真正实行了这一分配原则，企业生产中的潜力便可能挖掘出来。分配政策逆制度的要求而行，出了问题反归咎于制度，岂有此理？　　

本文有三个可能与众不同的主要观点：　　

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提法本身无所谓对与错，关键是看这个“体”指的是什么样的具体内容，好，还是坏。有人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等同于当年的官办性质，鼓吹废除“中体”，全盘西化。但我认为，单就经济“体”制而言，公有制完全有可能优于私有制，当然指的是创新后的公有制经济制度。　　

“中体”不能不分好坏地一概否定，同样，“西学”也切忌囫囵吞枣，否则可能水土不服，消化不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日本的企业管理就与欧美国家不尽相同。人家的先进经验，我们要择用其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部分。　　

二，过去和现在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存在着严重弊端，这是事实，必须改革。人们在这一点上已形成广泛共识，没有歧见。但是，若将国有企业患上晚朝癌症似的“国企病”的罪魁祸首锁定与归咎于其制度本身，那是抓错了主要“嫌犯”。致“病”的主因是政策，是长期忽视、甚至损害劳动群众权益和利益的政策。屎拉得一塌糊涂，缘于屁股没有坐正，却怪马桶歪了，有这种道理吗？　　

在正确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下，社会公正与经济效率原本就是一种相辅相成的相互依存促进的关系，但在过去长期遭到左的政策压制，搞违背“按劳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现在则是右的政策扭曲，硬要将这种关系畸变为一对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从而给自己“创造”出无穷尽的麻烦。这种建立在根本性错误认识基础上的政策，也算是愚蠢得叹为观止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两者性质根本不同，岂可混为一谈？所谓“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出自一位生前曾身居要职的权威学者之口，10余年来，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未见有人表达不同意见。左派学者可能思想上不认同，但理论上反映不出来。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人系统地予以反驳。这一流行广泛而持久的谬论对我们改革事业的破坏作用可谓是决定性的。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当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待，马大哈又将“路标”放错方向，搞反了，难怪“改革”越“深入”，南辕北辙，离我们欲达到的目的地越远。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模具”，“压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驴唇不对马嘴，必然出现的是不伦不类的畸形产物，进一步“改革”，除了产权私有化，当然没有别的出路了。人病请兽医，能不治死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的错误政策导致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革的失败，与其制度何干？　　

三，国有企业问题的主要矛盾表现在经营管理，其实根子在利益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选错了。毛泽东在其《矛盾论》中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又说：“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认为他的这一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是有效的，可行的，也适用于研究与解决国有企业的振兴问题上。　　

我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如果不以公有制的国有企业为主，以及国企无法振兴，必然产生以下几个严重后果：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过去和现在的增长方式，概括地说，就是“四高三低”：即高投资率，高外贸依存度，高资源、能源消耗，高污染和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不是主要依靠管理与科技进步而实现的，缺乏可持续性。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当时就开始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了，10多年后，因为情况依旧，仍须不断强调。即使乐观地说，将来可能小部分地在治标上取得一些进展，但不可能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二，高校学子就业难问题解决不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了的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未能才尽其用，为我企业所用。请看一则新闻报道：“据<<东方早报>>(2008年)4月30日报道，国务院学位办主任杨玉良院士透露，和以前博士毕业后九成以上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工作不同，现在博士就业出现新动向，半数以上进入政府，当上了公务员。”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度，提倡科技自主创新的时代，如此人才流动趋势，岂非咄咄怪事？现在高校学子已经降格以求，越来越无奈地为了谋生而充当廉价的简单劳动力。这是参与全球化经济国际分工，热衷于发挥“比较优势”，和推行企业私有化改制，两者合成的必然结果。后文详细解析。　　

三，建立小康社会的理想实现不了。国有企业私有化改制以后，中国发展高效益的高科技产业赖以依靠的主要潜在力量也随之被大大地削弱了。而私有企业除极个别外，在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挤压下，只可能发展发达国家淘汰下来的低效益的低端产业，其中道理，后文解说。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直接地或间接地都与国民经济产业档次的高低密切相关，这不难理解吧？也就是说，“三低”发展模式转变不了，中国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的生活也就提高不了。今后，90%以上工薪阶层和农民，他们的货币收入若能赶上物价涨幅就很难能可贵了。　　

四，悬殊的贫富差距缩小不了。在一个私有制企业占绝大多数，“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自由流动的发展中国家，资本家无疑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初次分配，经济发展产生的利益必然向其大量倾斜。国际经验表明，劳动阶级若想争取公平地分享利益，只能是团结起来进行阶级斗争，但如此就破坏了社会安定，断不可行。可是，中央政府出于长治久安考虑，制定的任何缓解劳资间利益分配矛盾的政策，都将遭到地方当局的消极抵制而难以落实。如果有人不明白其中道理，请看后文解释。二次分配，欲取富济贫也行不通，因为实现此一目的的唯一手段——税收杠杆失灵：既不能有效地制止富人的偷漏税行为，制定征收高比率的遗产税政策，也因担心资金外逃而投鼠忌器。总之，贫富差距不但缩小不了，还将继续拉大。　　

五，社会矛盾尖锐化避免不了。这一条就不用画蛇添足多说了。　　

作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提前退休以后，鬼使神差，竟然对现实社会中的经济问题产生了兴趣。工厂破产的切肤之痛，更促使我誓将问题搞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历经上10年的思考、酝酿和构思，近几年才动笔写作，现炒现卖，发扬蚂蚁啃骨头精神，拼拼凑凑，终于完稿。　　

当年，至少在湖北省内万千家国有企业中，武汉印染厂上述“独一无二”的劳动组织体制与工资分配机制，和“绝无仅有”的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的业绩两相对称的事实，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必然的成功？人们可能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请听我这个曾经身历其境的基层实践知情人的分析解答。　　

全书约40万字，共分4章：　　

第一章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第二章 从实践出发 抓主要矛盾　　

第三章 合理化建议 例证与教训　　

第四章 创新体制与机制 扭转乾坤　　

我是一个工人老大粗，癞蛤蟆打哈欠，欲解决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国　　

有企业振兴的老大难问题，乃至中国如何尽速地走向民富国强之路的方向和路线问题。老粗的“方略”可行否？求教于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