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粗：国有企业振兴方略第一章
—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富裕的必由之路
作者：天下第一大老粗
第一章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北宋王安石认为，治国之道，当“以择术为先”，乃其深刻的经验之谈。毛泽东也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古今英雄所见略同。建国几十年来经济建设中的主要教训，一言概之：事倍功半。“择术”多有失误，政策和策略粗心大意之故也。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也不例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比较，它既有长处，也有短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孰优孰劣，谁胜谁负，说到底，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信奉的经济制度扬长避短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实施的效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干了几十年，哪些方面是我们的长处，应当发挥，哪些方面是我们的短处，须要避免，现在分清楚了吗？恐怕还没有。因而或者头发胡子一把抓，长短不分；或者为了清除浴盆内的污水，连婴儿也一起泼掉了；或者学人之短，奉为圭臬——倡导“哑铃型”企业组织，便是一例。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于：我们经济制度的短处，只要认真对待，群策群力，不讳疾忌医的深入探索，是可以避免和消除的，而扬长的潜在发展空间，远比资本主义的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广阔无垠的处女地，至今人迹罕至。
扬长避短的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必须与时俱进，更切忌片面性。例如群众运动，以前常用之于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如何评价这一事物？现在它几乎被人彻底否定，认为一无是处，只有破坏作用。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1950年代初期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投机倒把、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正面作用是主要的，负面影响是次要的。经过那两方面同时进行的运动，旧中国遗留下的污泥浊水一扫而光，社会气象焕然一新，国家公务员队伍基本上保持了三十年左右的廉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济秩序保持良好局面，偷税、诈骗、假货等不法现象几乎绝迹。后来运动搞滥了，越来越离谱和荒唐，甚至整一个坏人，搭上几个好人，玉石俱焚，得不偿失。这种严重有害于经济建设的赔本买卖当然不能再做了，但这并非群众运动本身的过错。一旦被蛇咬，几十年怕井绳，因噎废食，大可不必。也有的群众运动利弊参半，此单位搞得好而彼单位一团糟。1960年代文革前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有的单位确实“清”出了坏人，取得了成绩；有的单位没有坏人怎么办？为了完成百分之一二的指标，拿好人凑数，当坏人整。我所在的企业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法治代替了群众运动，无疑是治国方式的一大进步，不过从效果上看，也有局限性，并不如人意，例如腐败现象长治不愈，依然严重，遑论根治了。一些厂家亏损破产，职工们纷传是因为“虫鼠”蛀蚀而空，清理工作组孤军奋战，依法审计，往往十之八九发现不了问题。上述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方法各有长短，与时再进一步，群众运动与法治相互取长补短，合二而一如何？
过去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也被弃置一旁，不再采用而成为历史。殊不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优势就是““大””，全国国有工商企业统属一个“大老板”。国外世界500强企业的历史，就是长期不断的自我壮大和兼并史，持续不变的目的是追求市场竞争中的强势地位，使其经营成本更低廉，产品技术更先进。在原材料采购和商品销售中进行大规模活动，乃是使这种努力获得成功的一项可靠保障措施。社会主义经济——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说，可以缩短做大的强化进程，天生自然的拥有这种先发优势。简而言之，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尚须通过统购统销这条主要途径。我们应当认识到，过去几十年统购统销的实践结果很不如人意，问题出在商业官僚机构的错误规则和有害化操作上，并不能归咎于这一事物本身。打一个比方：发生了车祸，要分清罪责：是车不好，还是司机胡乱驾驶所致？如果是后者而将没有过错的车子抛弃，就不合情理了。污水必须清除，但请盆下留人，不要连婴儿也一起泼掉了。社会主义萌芽需要我们正确耕耘，才能使之茁壮成长，不分青红皂白的锄掉，不觉得可惜吗？
同群众运动和统购统销同遭厄运，还有一个难兄难弟——“铁饭碗””。国有企业劳动纪律松弛，消极怠工现象严重，人们也将账算在这只““碗””上。1970年代末期以来，专家学者口诛笔伐，将它贬得一无是处，简直成了国有企业不景气的祸根，为此后大规模裁人“下岗”做了舆论准备。人不自省，诿过于“碗”，真是岂有此理。经济理论界未见有一人从政策上寻找原因，探究一下这只“碗”的作用，是怎样从正面转向负面的。
建国之初，共产党很快赢得了绝大多数工矿企业中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下同）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主要靠的不是政治说教和理论宣传，而是因为切切实实的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改革措施。例如，缩短工时，以八小时工作制取代当时私营企业普遍实行的十二小时；规定星期天带薪休息；成立自己当家作主的工会，民主选举信得过的人代表工人群众参与企业管理，同资本家谈判和协商，解决劳资间发生的问题，而在以前是老板一方说了算；不得随意辞退工人，这意味着，工人手中的“饭碗”，从那时起，开始变成“铁”的了。
其实，这些举措并非单方面的恩赐，工人们随即投桃报李：通过“五反”运动，一下子整肃了某些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假账绝迹，堵塞了偷税漏洞，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为有了企业主人翁的感觉，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增产节约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旧社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因而技术传承极其缓慢而艰难，自从有了“铁饭碗”的保障，免除了后顾之忧，少数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纷纷自觉地、主动地传技于他人，从而使一些原来藏而不授的技术为大多数人共同掌握。因此，许多过去依靠进口的工业产品，我们在最短期内多品种、大批量的生产出来了。旧中国是“洋货”一统天下，解放几年间迅速改变了面貌。如果没有“铁饭碗”在手，职业朝不保夕，何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良好感觉，怎么可能将自己赖以生存的本事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社会大众？可见，“铁饭碗”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初始阶段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后来如何发生畸变，我们需要从政策上寻找原因，后文再议。
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大件”：群众运动、统购统销和“铁饭碗”，已经被人们否定、抛弃和淡忘了。我之所以重新提起，是因为觉得它们兄弟三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其长处集中到一点，就是个“活”字，它使经济迸发出巨大活力，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乱”。有人轻描淡写：“门窗打开了，新鲜空气吹进来，也难免飞进几只苍蝇”，说得好不轻松。仅仅只是“几只苍蝇”？黄、赌、毒、假、骗、黑、腐，七鬼闹中华。实践表明，治乱，正是市场经济现有手段的弱项，尽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是整治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部分地区越治越乱，发展下去，必将产生不可预测的恶果；而它恰恰是计划经济时代“三大件”的强项，早已有过成功的经验。可见，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各有长短，岂可偏废一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史无前例，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当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也表明了我们对“方向”和“道路”并不十分认知，制定和实行的政策，既可能“摸”对，也可能“摸”错。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利继续深入前进，才是应取态度。断言“完全正确”，即使明显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重要思想的错误部分，也“不容否定”，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终将酿成大祸，是不行的。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有的举措即使人人叫好，也可能产生负作用。例如给予了企业自主权，许多企业扭转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颓势，面貌一新，焕发活力，走上振兴之路；但同时，也有不少企业因为失去了监管机制，“老鼠”趁机闹翻天，反而加速了衰亡。企业自主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企业的一项最基本的必需举措，本身无任何问题，不同的企业实施后却很可能效果迥异。还有经营承包制，在农村曾经普遍的取得巨大成功，而用之于国有企业，则大多失灵。原因何在呢？这就需要我们对类似问题挖根掘源的探究一番，查它个水落石出，以便趋利避害。迷惑于表面现象，浅尝辄止，那将无济于事，解决不了问题。
总之，我认为诚如王荆公和毛主席所言，各级领导同志治国当以择术为先，务必充分注意政策和策略，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意即要谨慎地高度负责地正确选择、运用和取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长短术”，从而创造一个“活而不乱”的良好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和快速的发展。
列位看官！现在在你们面前夸夸其谈这番经济学大道理的家伙，并不是学术界、文化圈内的知识分子，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老粗，这一定出乎大家意料。何方野牛，竟闯进尊严高贵的学术殿堂，大煞风景，欲挑战学界鸿儒，要同他们打一场笔墨官司？
作者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工人，平生庸庸碌碌，乏善可陈，倒是经历过一次不平凡的事件，思想观念发生转变，谈不上光彩，却值得一提。1966年文革初期，因为不守本分，干扰敝厂领导政治斗争部署，惹祸上身，遭到“革命群众”有组织的上千张大字报围攻，在一家两千几百人的中型企业里，我这个小工人获批数量独占鳌头。集群重炮打蚊子，真乃一道空前绝后的天下奇观。千夫痛斥，定性为“牛鬼蛇神”、“极右派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被开除基干民兵队伍，将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调离工作岗位，同另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为伍，监督劳动改造干苦活。当时难得有一位朋友认为我尚可救药，劝道：“你的思想太右了，背离时代潮流，非常危险！识时务者为俊杰，必须悬崖勒马。”醍醐灌顶之言，铭记在心。从此痛改前非，不断向左靠拢，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思想观念终于重新定位。哪里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政治风向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相对而言，如今社会上右很吃香，左则背时。又站错了队。我脑后难道长了反骨，怎么总是逆潮流而动，言不逢时？按照时下中国学术界标准，若有人指斥我为极左余孽，那真可谓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中国社会传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工人，做工吃饭乃是本分，怎么不务正业，狗咬耗子，过问起经济学问题来了？原来事出有因。我居住地附近原有五家历史悠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1980年代以来，先后垮掉了四家，数以千计的职工下岗失业。经济改革的成本，几乎全由破产企业的“主力军”们承担，他们未获改革之利，先遭其害。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合乎情理吗？黄鹤楼上看翻船，船上载着我的阶级兄弟姐妹，岂能无动于衷，作壁上观？《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某些迭出损招，损害劳动群众利益的所谓“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靠得住吗？在他们学术理论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直接后果就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工厂倒闭了，我们劳动者的饭碗也就没了。不错，中国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早已走上了下坡路，但不切实际的改革犹如在其背后击一猛掌，加速了衰亡进程。我们被动的无辜遭害，饭碗打破了，岂能善罢甘休，当然要找肇事者算帐，理论理论，同他们打一场笔墨官司。狗咬耗子，老粗论文，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改革理所当然的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自身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变动的强烈关注，人们因利害感受不同而心态迥异。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如上所述，直接起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工矿企业的衰落，职工群众遭遇厄运，触景生情，进而思考，深感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因果关系大有研究之必要。我现在是社会上“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了，承蒙上层人士大发善心，对我们关爱有加，不乏廉价的同情，甚至怜悯。但我们能满足于此吗？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在政治社会经济学界，多年来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其中有一个成员，将工人阶级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势地位而出谋献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后还可能在这方面动点脑筋。既然指望不上，我才不得不用握惯榔头的手，拿起笔来，为我所在阶级中的广大劳动群众的福祉和未来命运，设计一个与己比较有利的蓝图。本文理论水平低下在所难免，即使贻笑大方，也顾不得了。只求现实可行。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据报刊披露，20多年来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放权让利（1978年——1983年）
第二个阶段：利改税（1983年——1987年）
第三个阶段：经营承包（1987年——1992年6月）
第四个阶段：转机建制（1992年——1995年）
第五个阶段：整体搞活（1996年—— ）
我认为如果以是否触动产权所有制变化为标准，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不改变所有制结构情况下进行改革，国有企业整体状况未见好转，甚至可以说反而恶化。后来调查统计发现，亏损面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第二个阶段对症下药，提出“抓大放小”方针，“一卖了之”，扔掉了大量亏损包袱，立竿见影，后来盈利连年大幅度上升。接着，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大型国有企业也加快了改革步伐，提高国内外私有资产比率，实行股权多元化，现在终于基本上达到了原第五个阶段目标，“整体搞活”了。
但是，这种“成功”的改革不符合我的利益，偏偏像我这样所在阶层的人，在中国决不是少数。就像是一个地区引进了大量外来资本，GDP显著增长，“三资”企业大赚其钱，当地官员和富商当然欢欣鼓舞，弹冠相庆；但若是这种政绩以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那么，生活与工作在其中的群众恐怕不会也随着一样兴高采烈，而可能感到得不偿失。私有化改制破坏了社会主义人文环境，工人阶级重新沦落为资产阶级雇佣的劳动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人，对于自己处于被剥削、被欺压的境地会满意吗？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原则已经写进了修改后的宪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私有化改革同这条原则相悖，而且遗患于将来。后文将作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上其实并无先例可供借鉴。它就像是一部探索前进的车辆，能否到达“富民强国”的目的地，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下列五个因素：
一，“驾车人”的技术水平如何；
二，“红绿灯”等交通规则被普遍遵守了吗；
三，道路平坦，还是陷阱重重；
四，道路上不时出现的障碍物和发生的“交通事故”能否及时而有效的清除和处理；
五，路标竖立了没有。
人们对前四项比较重视，有关各项问题正在努力解决和完善之中；唯独第五项，可能因为忌讳提及“方向”“路线”之类“极左”话题，还不知“路标”在哪里。行车不辨方向路线，在市场经济的迷网中乱闯，“摸着石头过河”，轻则难免事倍功半，重则可能南辕北辙，走向歧途。
当务之急，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趁早竖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标”，以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乃我们事业少走弯路，争取事半功倍之必需也。首先，必须厘清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区别吗？一位生前曾经身居要职的权威学者认为，两者没有“性别”之分。这一高见发表之后，多年来从未见有人异议和驳斥，社会经济学界可能已广泛认同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的终极目的不同，服务和依靠的主体对象也各异，两者属下的市场经济“性别”会是一样的吗？一个姓“社”，一个姓“资”，泾渭分明，不容混同。概括的说，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一同三异”的原则。分析如下：
一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
在这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没有区别。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他人之长，避自己之短所必需。计划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和废亡，最主要的原因是效益低下，效益低下缘于缺乏活力，为什么缺乏活力？因为经济运行中彼此没有竞争，企业不论优劣都合在一起吃“大锅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身是计划经济。那时，经济布局的指导方针是所谓“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另外，好像还有这么一项“最高指示”：“地方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计划经济缺乏竞争的弊病，不谦虚的说，我算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我并不懂得经济理论，怎知利弊？发现来源于自己的工作实践。让我先讲一个微观上的故事：
我是一名制水工，工作中经常操作的机械设备是水泵。我厂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购回几台水泵及其附件。这些杂牌泵具的质量真使我们工作人员伤脑筋，使用不长时间就出故障，必须拆修。劳神费力还要多耗物料，增大企业成本。是不是因为当时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低下，生产不出此类高质量的产品呢？不是的。在此之前，1956年买的两台上海一家正规大厂生产的水泵，运转了几十年，每天都要频繁的启动和关闭，却从来没有修过。那时我就想，国家为什么不扶持生产价廉物美产品的厂家，扩大其规模，满足各地客户的需要，而将那些孬厂筛选出局？我带着这个问题，还曾询问过本厂材料科一位干部。据他介绍，厂家采购机械设备不能够自主挑选，因为上级有关领导部门全面考虑，综合平衡，为了大家都有饭吃，避免饱者胀死，饥者饿死，各地产品好坏搭配销售。他还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我的感受则相反，对统购统销取其短而弃其长，匪夷所思。
在这种计划经济理论方针指导下，各地工业布局就像是叫花子办年货，样样有，但都不成气候。谁都建立不起自己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相反，有的地区原有的竞争优势也逐渐消失了。这一认知也来源于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因为看了国内外哪位学者的经济理论著作，才懂得这个道理。再讲一个宏观上的故事：
以上海百货业商品为例。我居住在武汉市，在本地闹市中心，1996年9月，上海市商委组织了三十多家沪地工商企业，共同在汉投资三亿元建设了一座大型商场，名曰“上海商城”，主要经营日用百货。我曾慕名去过两次，发现商场内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生意不好整柜台，后来又投资五千万元整修改造，仍然很不景气，只好关门停业。前来的上海商委一位主任在接受武汉记者采访时坦承，上海商城的失败，表明在百货业方面上海的优势并不明显。
老一辈人可能还记得，上海日用百货曾经称雄中国市场一百多年。在武汉过去的年代，亲朋好友有人去“下江”，都不忘托他捎带一些上海货回来。为什么现在沪产精品上门销售，却丝毫也引不起轰动效应了呢？其中原因诚如那位主任所言，如今“百货业方面上海的优势并不明显”了。这一现象引起我的关注和研究兴趣。我小时候认为上海人最聪明，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也好。几十年后难道他们变笨了？都不是的。上海人的智商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差不多，不高也不低，沪产百货过去之所以称雄，是因为近代以来长期拥有别处没有的多方面优势，与使这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传统人文文化氛围。
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地处沿海，西风东渐之后，一开始就因为开放最早而拥有先行优势。此外，资金、人才、科技和水陆交通等方面也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逐渐集聚、配置和占有生产资源的能力，同它不断增强的竞争力成正比。上下游企业在采购原料、配件、生产和销售方面，也形成紧密的产业链，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工厂云集，一些产品相同的企业便成立了行业协会。我所在工厂原是上海一家印染厂，据一位上海师傅告诉我，行会内外有别，对外，同行是冤家，倾轧、排挤，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行内会员则是亲家，各厂每周一次派一名代表聚会，以便商讨行内事务，切磋技艺，交流管理经验和互通市场行情，日积月累，共同提高。这大概就是上海百货商品过去保持竞争力长盛不衰的秘诀。
1952年“五反”初期是一个转折点，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那时，重庆某行业发生了一起“星五聚餐会”事件，协会内私营企业主们在会上密商如何对付共产党发起的这场针对他们的运动，事机不密，被当地一名记者知悉而在报上曝了光。一夕之间，中国大陆，当然也包括上海所有的行业协会都被迫自行解散。从此，各厂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失去了赖以发挥竞争力优势的载体，日消月蚀，几十年后老本逐渐吃光，优势还能“明显”得起来吗？
上海百货业过去成功的经验表明，聚合起来相互协作下形成的整体竞争力优势，既强大而又能持久，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借鉴其积极作用，因势利导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固有长处，振兴国有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在经营理念、购销方式、用人机制和工资分配等等方面长期摒弃和背离竞争原则，结果导致整体竞争力不断下降，有的甚至弱不禁风，这是事实。但若是认为许多企业破产全都是内因作祟，咎由自取，也不尽然。政策上偏袒外资，对其实行超国民待遇，使之处于有利地位，也是一个同内部因素同样重要的外部因素。我再举一个比较熟悉的例子。武汉市有两家印染厂，“一印”和“二印”。1990年代，设备较差而技术力量较强的“一印”经营每况愈下，“二印”则由一位港商接办后起死回生，一度机器轰鸣，购销两旺。于是有人感叹道，厂还是那个厂，工人还是那些工人，就是因为转变了机制，同以前大不一样了。我当时深感好奇，多方打听，什么“新机制”有此神效。原来，不过是旧中国私营企业普遍实行的那套老掉牙的玩意儿，特点是工人重新沦落为雇佣劳动者，没有丝毫权利可言，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历史真会开玩笑，时轮转了几十年，又回到了原点上。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机制的先进与落后都是相对的，那套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治厂模式，比起我们自己早已发生畸变的封建官衙味十足的现行国有企业机制，确实更加有效。但这并不是“一印”和“二印”发展情况迥异的唯一原因。问题还在于不平等竞争。同样质量要求的来料加工，客户按照市场行情出价，“二印”接手生产有钱可赚，“一印”却是赔本买卖。原因在于：
一.两厂税负悬殊。“二印”港方参股后可享受多年的减免税优惠，国营独资的“一印”却办不到，相对“二印”而言，分明受到不平等歧视待遇；
二.更有甚者，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在双重或加倍纳税，因为他们还要担负“企业办社会”的义务。以“一印”为例，厂内要办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医务室、武装科、计划生育办公室等，甚至一墙之隔就是市属消防队，该厂也必须配置一套相同职责的人与车。一方轻装上阵，一方负重前行，谁能胜出，还用问吗
股权多元化合营后的“二印”在减免税的特殊政策照顾下，红火了几年，大头也被该厂掌握独裁实权的港商变着各种手法拿去，公方所得无几。据说，这位年轻有为的香港女老板风姿绰约，魅力惊人，除了带来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所谓的“新机制”外，一文不名，白条入股，还能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在没有任何抵押品的情况下，本市多家国有银行一路绿灯，开门揖盗，共计贷款两亿六千万元，逾期久拖不还，报上登载，赖账黑名单上赫然有名。肉包子打狗，恐怕有去无回了。“一印”绝对享受不到如此优惠待遇，束手无策，徒唤奈何，只能眼睁睁的望着自己被这家同行挤垮了。这种媚外欺内、扶私压公的奇特政策，长期通行于社会主义中国，在过去的一些年头，许多国有企业因而遭到严重的不利影响，更难以为继，更快的破产——这大概不是此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同计划经济不一样，市场经济应当、而且必须实行平等竞争原则。政治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上述那种吃里扒外；另一种则相反。有的地区同政企分离的改革要求相悖，一度出现了“红顶商人”现象。政府官员为了属下管辖的国有企业优先发展，不惜动用权力资源干预市场上的经济活动，直接的或变相的歧视与压制民营企业。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对这个行业的国有集团公司呵护有加，享受特权：银行债转股、上市等等，都是民营企业可望而不可及的待遇。这种优待实际上帮倒忙，失去了“鲶鱼效应”，使企业失去危机感，从而产生惰性，必然要丢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家宝，沦落为国际跨国公司的附庸。混了几十年，虽说产业做大了，但还是形不成自主开发能力，更缺乏叫得响的属于自己的品牌。
还有，缺乏平等竞争环境条件下的垄断经营，市场经济时代比计划经济时代对人民群众的损害可能更大，因为政府对前者比对后者的制约作用可能更小。仅举一例。2007年，据媒体报道：
“过去三年中，中国进口钾肥价格从每吨不到1000元涨到了2350元，由此，中国农民付出的成本也上涨了四成以上。
“<<经济观察报>>11月5日刊登记者专稿披露说，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下称中化集团)如今正面对着国内复合肥生产企业的强烈不满，因为这家已经是世界500强的中国国有企业仍不愿放弃在计划经济时代下继承来的一项特别的获利渠道——钾肥进口中近乎于‘专营’的‘权力’。
“据多位业界资深人士测算，中化集团下属的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每进口一吨钾肥倒手卖给国内化肥生产企业的纯利润至少1000元人民币。按中国今年将进口900万吨钾肥计算，则有可能会使中国九亿农民每人为此多付出10元人民币的耕种成本。
“三年前，商务部将拥有钾肥进口权的名单增加到了10家。但到今天为止，10家企业中除了中化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直属的中国农资集团(下称中农)以外，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直接进口大宗海运钾肥。
“中国钾肥进口量全球第一，进口价格却年年上涨，钾肥进口谈判的签约价格也是高度机密，除了中化、中农以外，国内几乎没有任何企业知道，这包括联合谈判小组的成员。
“据2007年6月周福仁等三位人大代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函中披露，‘自联合谈判已经三年，迄今为止除了中化和中农，其他所有参加联合谈判的企业，甚至包括政府主管部门都没有看过钾肥进口合同，无从了解进口钾肥的实际成本。’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在现行谈判机制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涨价怪圈。中化、中农每年签了合同之后加价卖给国内企业，外方知道成交价格，看到中化、中农加价太狠就很眼红，来年于是大幅度提高卖价，中化、中农于是再次加价。
“这个说法目前尚无法证实。钾肥业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看到中国国内化肥价格年年猛涨，外商都很担心：‘中国的农民不是很穷吗，怎么年年涨价这么多呢？’”
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制度之所以废弃，是因为它有一大弊端，即缺乏优胜劣汰的经营机制。我们今后若是欲恢复它，就必须设法克服这一弊端，扬长避短，引进竞争机制，还有民主机制。后文再作解析。
中国将来走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实并不在于任何伟人的主观意志，也不是无论多么强大的权力所能左右定夺，而取决于公有制经济制度和私有制经济制度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演变的结果。优胜劣汰，适者胜出。社会主义者欲使自己的事业成功，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对所信奉的经济制度设法扬长避短，除此之外的旁门左道可以休矣。只有坚持不懈地深入地拓宽这条途径，才可能不会逆转的实现自己的理想。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闹得热火朝天，强扭的瓜不甜，欲速则不达，现在基本上又恢复了原状。同样的道理，鼓吹公有制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强制推行私有化，也将留下后患。
王荆公之谓“择术”，也就是说，一事当前，往往可能有多种对策。例如对付定时炸弹，选择方法就有三种：一是将指针往后拨；二是将弹体转来移去，从东家搬到西家；三是拆掉引信，掏空炸药。请问执政诸公，你们采用的是哪一种？
说到定时炸弹，不禁联想起外国的一件名人轶事。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生前对人类社会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经热情的拥护和支持。1930年代中期，亲临其境实地考察了一些时日后，大失所望。他看到当时的苏联已经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台上权贵们日益骄奢淫逸，背叛了广大劳动者。可能鉴于当年苏联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任何批评意见都被视为“反苏反共”的敌对行为，谏言无济于事，开口不得。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访苏观感记录在册，封存起来，嘱其后人五十年后启封。1985年，作家当年日记公开，预言“有朝一日，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那震动会突然爆发的！”已经登上超级大国顶峰的苏共官员们知悉此事后不以为然，轻蔑视之。几年之后，嘲讽言犹在耳，罗曼•罗兰的预言果然不幸而言中，社会主义苏联崩溃了。
今天，海内外人士观察了中国社会现状后会有何感想？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谁也不能打保票说，神州大地上的社会主义江山绝对不会变色。我认为，若干年后是否也会发生“震动”，关键在于能不能有效的使我们的经济制度贯彻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下列“三异”原则。
一异：公有制经济为主，私有制经济为辅的原则。
我在前文中已做自我介绍，文革中被打成“极右派三反分子”，坦白的说，革命群众的揭发并非毫无根据。罪状多得很，其中之一是说我“对社会主义现实严重不满，为旧社会资产阶级剥削评功摆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我所在企业的情况。我厂原为一家私营企业，19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进步”为公私合营，实则公方代表取代了厂内全部实权，私方靠边站了。从此，“合营”前后进厂的职工同工不同酬，相对而言，前者高薪，后者低薪，工资收入差距一般在一倍以上。低薪者当然不满，即使保留较高薪酬的职工，据我所知，其中大部分人还是怀念过去那个被资本家剥削的日子，因为那时除正式工资以外，还有其他相当可观的收入，合营后都被取消了。我的一位师傅说，实际所得今不如昔，有一次他还私下向我“忆甜思苦”，这使我思想触动很大。
正确的理论，只有在不发生畸变的实践下，才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如果以广大劳动者是否满意为主要衡量标准，我大胆地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种失败的实践。
我少年时因家贫失学，书读不成了，求知识只得另辟蹊径，到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去“吃白食”，免费看书报杂志上了瘾，并逐渐养成观察、思考和研究社会现象，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学识虽低，却爱钻牛角尖，经常置疑一些著名学者论文的正确性。记得解放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报上发表文章，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时，常常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大意是，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有更高的生产率。后来引用频率越来越低，直至讳莫如深，羞于启齿。我当时发现，现实社会实践，从宏观经济政策到微观企业管理，都是在向着列宁指引的这一理论方向背道而驰；企业的封建官衙化倾向日益严重，人浮于事，工资冻结。1960年代上半期，报载在全国工业界推广专业化企业结构改革，好不容易开始向着提高生产率的正确方向迈进，可不知什么原因中途夭折，无疾而终。也是在那时，毛泽东倡导的工业“鞍钢宪法”，我认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是个好主意，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听说，日本有的企业曾拿去实验，取得了积极效果。而在中国这项企业管理中难得一见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原产地，尽管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指示似乎无人敢于违拗，实际上下面企业官僚都不买帐，阳奉阴违，有的连过场都懒得走一次。但不少厂领导对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不照办，整人有方。好事不去办，坏事抢着干。我隐约感到，如此倒行逆施，中国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和平时期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大背景下，唯一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国家，特别是在农业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实践背离列宁的理论，这种恶果必然要落实到每一个劳动者头上，所以，尽管我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依然收入微薄，生活困苦。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群众已流露不满情绪。我不过是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因为当时厂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杀鸡吓猴，被厂领导抓了“典型”而已。
早年从书刊上看到，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于廿世纪初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流水线。这位大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与他同时代的资本家敲骨吸髓的做法不同，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对企业劳工的工资福利较好的予以关照，因而有效的在本企业内缓和了当时社会上普遍严重存在的阶级矛盾。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一次演讲中，高度赞赏这种“福特模式”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并极力推荐。旧中国企业界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效法之，也取得了劳资双方皆比较满意的结果。我所在企业原私营业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永恒的主义信仰，只有永恒的利益。社会主义国有工厂的劳动者名义上是企业主人，却拿着低工资；在私营企业打工，处于被雇佣地位，遭到资本家剥削，反能取得较高薪酬。假使名与利不可得兼，你将何去何从？民以食为天，钱少难生活，舍名而取利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实属无可奈何的选择。
如果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都是按照所谓“福特模式”运营，劳工安于现状，不思反抗剥削，人类社会上还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吗？但事实上，像敝厂原私营业主这样“福特式”思想开明的资本家凤毛麟角，如此企业并不多见。孙中山先生阶级合作的理想，实在遗憾得很，在中国难以实现。世界上，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之前，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也是普遍存在的。双方只有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反复较量，找到利益的平衡点，这种斗争才可能逐渐缓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正片之前，先放映当时的记录片<<新闻简报>>，银幕上日本工人手挽手的在大街上运动，罢工示威。原来，当时每年春秋两季，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三大工会组织，都要联合起来展开提高工资等要求的斗争。根据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蟹工船》，真实的反映了该国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劳工的困苦境况，以及遭到资方勾结官府镇压的情形。美国1960年代影片《社会中坚》，故事情况也类似。中国在任何一种主义——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是社会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主，大多数劳动者也难以幸免于这种遭遇。
建国初期，劳动群众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宣传，主要是对这种经济制度免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可能改善生活充满了希望。谁知事与愿违，从而产生了社会主义信仰危机。1958年“大跃进”后，社会上流行一句口头禅：“报纸上的话能信吗？”这是对官方不实事求是的宣传产生了条件反射，人们开始“怀疑一切”了。我厂书记在大会上作报告，也遵照上级口径解释，从来不承认主观错误。最典型的例子，发生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主义并不如理论上说的那么美好，原因何在呢？于是人们私下议论开了。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实践收之桑榆，免除了剥削，却失之东隅，降低了效益。例如本厂门卫部门，私营时代只有两三个人，国有化之后，保卫科属下人员不断膨胀，足以组成一个加强排。招致广大工人群众强烈不满的低工资政策，乃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得不偿失的必然产物。但其所失之处，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痼疾，而是“择术”不当，人为主观因素造成。相反。我也发现提高生产率的巨大潜在空间。例如，本厂是一家中型印染企业，花样设计室有三十六人，其中不乏“北门学士”，滥竽充数之辈。全国此类人员数以百计。各地印染厂既然统属国有，何不专业化集中精干力量于一室，各厂分散选择图案使用，如此，设计人员总数可减去十之八九，大大提高效率。我的社会主义经济学ABC知识，从关注生产率开始。
既要革除剥削，又欲提高效率，两者可以兼得吗？国有企业过去的实践检验表明，似乎难以办到。我曾经认为，这就是真理，客观经济规律。低效率相应的导致低工资。当年我可能在不经意间，向人们流露过怀疑社会主义前途的悲观论调，后在政治运动中被揭发，人证俱在，抵赖不了。舆论应当一律，我却唱了反调。因而革命群众斥我为“极右派”，驻厂局领导和厂党委共同研究后，郑重其事，决定将我这个反面人物树为“批判典型”，反社会主义言论打印成铅字材料，毒草示众，以儆效尤。没料到时过境迁，左右易位，现在社会上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言行，也时尚起来。但我反而逆向一改以前的态度，从右转到左，又成为另类。按照时下标准，应当划为“极左派”。这次不用他人代劳，自觉的先扣上帽子，当作靶子，欢迎批判。极左派主要标志是，仍然念念不忘将主义、原则、阶级、剥削、方向和路线之类陈旧的词语，不合时宜的挂在嘴边，与当今主流理论越来越格格不入。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的论断难道错了吗？这个问题长期来时断时续的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终难忘怀。从理论上分析，对于劳动者来说，企业利润的大头，即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被资本家拿去，显然不是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好的社会分配模式，但若选择没有剥削的公有制企业，感受反而更糟。我逐渐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之所以不成功，问题的症结出在“择术”，即制定和实行的政策上。
前者，如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少见领导者出台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经济良性运行的正确决策，相反，违背经济规律的瞎指挥，则屡见不鲜。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不容置疑，遑论接受反对意见了。例如，发展工业提什么“以钢为纲”；指示地方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搞“大而全”与“小而全”；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等等。“政治挂帅”，选拔任用干部首要标准是驯服听话，其次才是业务能力，创新精神则完全不在考虑之内。于是，外行领导这一反常现象，实际上广泛存在于中国经济企业界，为世界所仅见。提倡“阶级斗争为纲”，原指望“纲举目张”，带动经济发展，实则适得其反，持续不断的窝里斗，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生产秩序。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举措造成的恶果，终必由老百姓买单，因而吃足了苦头。我们回顾一下往事，不难发现，今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所以名声不佳，陷于困境，全是因人为胡乱折腾而败坏、而促使，并非其本身固有弊端所致。肇祸在人，归咎于“制”，真正岂有此理！分明改弦易辙，修正即可。所以，人们大可不必推波助澜、争先恐后的否定这一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世界上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权宜之计，岂是上策？因此，仍将难以避免走弯路，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一样，可能重蹈事倍功半之覆辙。上述看法是我老粗独有，当然不会被人们重视和认同。现在社会上主流观点是：事倍功半、效益低下的主要根源在于公有制经济制度痼疾作祟；解决之道，就是要大幅度降低其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率，只在某些特定部门少量保留。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完全可拿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必另起炉灶，创立自己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磨刀不误砍柴工。中国经济制度到底应走哪条路，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有必要争论一番。我是个形影相吊的持不同政见者，反倒认为，某些学者的主张无异于东施效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自己的特性，它必须以公有制企业为主，并非为了符合意识形态的规范要求，削足适履；而是入时随俗，着意于功利，因为中国社会对这一制度存在着三大现实需要，不得不然。
（一），维护社会公正的需要。
现在，上层人士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国民经济持续和快速发展，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条件。我无意唱反调，只是要问一句：稳定的基础是什么？社会长期不公正情况下的稳定靠得住么？世界上有的国家经济难以持久顺利的发展，一遇风吹草动，例如遭遇金融危机，社会就动乱起来，而且再难稳定下来，根源就在于该国民众感觉社会不公，人心思乱，而不是思治，与统治者的主观愿望相反。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要社会不公，就存在着隐患，矛盾长期累积到一定程度，动乱就难免发生。不错，中央制定和执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无疑是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问题在于，在今天的中国，国民经济以私有制为主，这一政策可能落实吗？
我学识浅薄，生平接触理论书籍尤少，所以谈不上多少抽象的大道理，只能以亲身经历和见闻，实例述评。捡起陈年芝麻，先讲一个故事。
1955年，即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还占国民经济绝大多数比例的年代，我还是一个失学少年。为了谋生，报名参加当时的基本建设——修筑铁路路基。每天挑着近百斤重的土担，在几米高的斜坡上不间断的穿梭上下，八小时下来，累得筋疲力尽，日工资一元二角。苦力同事中，有一位年逾半百的老者，工余闲谈时告诉我，他原是一家私营运输社的汽车司机，几个月前这家运输社劳资双方发生经济纠纷，劳方要求增加工资，资方拒绝。政府有关部门闻讯派员介入调解，但工人们认为其调解方案偏袒老板，不愿接受，一时间闹成僵局。这位老司机是工人代表，他听从同事们的意见据理力争，而不肯按官方调解人的要求去做工人们的说服工作，向资本家妥协让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局外人难以判断，也无关紧要。问题在于：调解官员为了尽快平息此事，以保持市面稳定，经济正常运行，不惜采取压服手段，将他开除，惩一警百。这位代表的饭碗因维护本阶级兄弟的经济权益而被打破，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听了大惑不解。那些年，官方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宣传革命时期共产党如何关心和支持劳工大众并领导他们向旧社会的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作斗争。各种文艺作品里工人领袖绝对是正面英雄人物，但眼前的这位在同资本家的争执尚未解决之际，冷不防被作为调解人的官方越俎代庖的炒了鱿鱼。名实相反，匪夷所思。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马克思有句名言：“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阶级中的人物，他的行为都受制于这一唯物主义法则，“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不例外。恩格斯也说，不能指望从人的“美好情操”中，而只能从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中去寻找人的行为逻辑。地方官员需要依靠发展经济来显示政绩，以保持禄位谋求升迁。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私有制经济社会，资本家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真正的主子。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必须改善投资环境。怎样改善呢？其中采用得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压制劳动者的权益，这简直就是某些地方官员创造政绩的不二法门。环顾全国，少有例外。当一个地区的私有制经济起主导作用，财政收入的大头或全部都将依靠私营企业税收，那么各种政府行为都将服务于资本利益，直至听命于它。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官员的“美好情操”、主义信仰还能坚持吗？思想意识必然“移情别恋”，后果则是同广大劳动者离心离德。
其实，中央并不缺乏维护劳工权益的相关法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遭遇“肠梗阻”，政令难以通行。有的地方，当地官员为了开拓税源，甚至默许一些厂家存在严重的违法现象。武汉郊县某镇曾经有一家“奴隶工厂”，诱骗不知情的外地打工者进厂，打工者工作与生活遭到非人待遇，没有工资，失去人身自由。多年来当地尽人皆知此事。后来有苦工逃往异地报警，有关部门派人前来查处，询问该镇一位书记，他的回答颇耐人寻味。据报载，他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厂的情况，但要是管了，它就会停工关门，这样一来，银行贷款本息无法收回，税收也没有了，所以下不了整治的决心。像这样存在着“包身工”的私营企业，现在只是少数地区的个别现象，但这位镇书记透露的心态在他的各地同僚中却可能相当普遍，有的人虽然没有像他一样，良心被狗子叼走了，但在需要维护各方权益的序列中，劳动者一般是排在最末位，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生活中人之共性，吃柿子择软的。
八小时工作制，对劳动者来说，曾是半个多世纪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之一，现在正从许多内外资私有企业中失去。这些企业以低工资为手段，迫使工人超时工作，健康长期遭到损害。时至廿一世纪初，仍见报载南方某地一私企工资计时每小时竟然低于一元，一青年女工不得不与同伴一样每天干十多个钟头，终于过度劳累而死，此乃一个典型例子。劳动者因工作中毒、伤亡等事故而与资方发生纠纷、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当局权势者往往借调解之名，行偏袒企业主和压服打工仔（妹）之实。
“分析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从中可以发现，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其人数多少，而主要在于其组织结构；而组织程度的高低，又与集团成员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组织的力量显然比分散的力量强大，如果社会集团与政权相结合，那么这个组织的力量将更为强大。而且，组织的力量与分散的人群在信息资源的分享上也严重不对称，因而分散一方的人群就可能成为有财力支持的社会集团组织力量一方欺压、盘剥和奴役的对象。”（注：此段论述引用自《南方周末》中一篇文章，但忘记了时间和作者姓名）
举一个例子。某地T商云集，其中一家对待雇员特别刻薄，拒付加班工资，还有其他一些虐待情况。工人们不堪忍受，纷纷离去，另觅厂家，但他们被T商协会列入“黑名单”了，全被拒之厂外。因“黑名单”问题曝光，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据说将“依法处理”云云。其实，那个协会内的劣性企业以后只要不再张扬，干得隐蔽点，没有被人抓住把柄，依然可以我行我素，能奈之何？饭碗控制在老板们手里。乖乖的忍受欺压、盘剥和奴役吧，否则，让你去喝西北风！
上述一类事例并非个别现象。早在1994年1月30日，《工人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深圳百万劳务工的呼唤》，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篇比较全面的反映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阴暗面的文章，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该作者认为，深圳百万建设者在为特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遭到某些不平等、不公正对待。文中涉及该市一家工贸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问题，点了他的名。虽然，站在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那些从农村进城来的务工者立场上，他们会感到文章内容切中时弊，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但地方当局就不那么认为了，这不是在吹毛求疵，耸人听闻，往举世公认的政绩上抹黑吗？人以群分。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科学论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那位被点名老兄的行为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此类舆论监督若是任其继续发展，许多在劳动群众身遭不幸的工作与生活境遇问题上难辞其咎的“公仆”们，将人人自危，成为众矢之的，苦心经营、无限宽松的投资环境也将遭到严重损害了。
这下子桶了马蜂窝，那位权势者代表以尊姓大名被诽谤为由将登载该文的报社及作者告上法庭。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其组织程度、经济状况和是否与政权相结合，而不在于人数多少。百万之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且无财力支持，也是弱势群体。执法的倾向表明，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该市一家区法院判决，责令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50万元“名誉损失费”。明码标价，一个企业官僚的名誉就那么值钱；而一条死于工伤的人命，当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万元便可打发了事，只及这位有来头人物“名损费”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从此，失职、渎职官僚的大名都进了保险箱，除非法院判决或拘留公布，媒体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妄自点名了，哪怕证据确凿，事实昭彰，也以“某”字代之。而全面披露一个地区劳工的恶劣处境更成为禁忌，只能化整为零，显示冰山一角。劳动者的“呼唤”，不论多么凄苦，都难以打动许多地方权势者的铁石心肠，更改善不了自身处境。事隔十年以后，如今情况怎样了呢？例如，同深圳一样，广东东莞也是一个外来务工者密集的地方，出口创汇额之高，令中国其他市县领导无不称羡，力图效法。但大煞风景的是，新闻披露该市一家医院适应旺盛的社会需求，冒出了个“手伤科”。原来，私营五金工厂不愿花几百元安装机器防护装置，以免降低工效；工人们因长时间疲劳工作频频发生工伤，上医院登门求治者络绎不绝。因工伤致残的“手损”赔偿费用，一般只有几千元，约为上述那位打官司总经理“名损”的百分之一。市场行情因所损对象地位的不同而差别悬殊。无独有偶，浙江也有个“切指城”，每年伤者成千。像有着肿瘤医院、传染病医院存在一样，该城市成立一家手伤专门医院，条件显然已经成熟了。也是2004年的一则新闻，福建晋江一家私营企业老板，竟然肆无忌惮的将一名无辜的青年女工随意关进囚笼，与狼狗为伴。保护名誉隐私权“惠”及这位长得瘦小的可怜受害者，其代名为“小不点”。投资环境“优化”到了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中国不乏忧国恤民的政治家，也明察秋毫深知下情，所以，不断适时的提出一些方针政策，如加强法制，执政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等，乃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患于未然。可是，在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上，却有一股力量情不自禁的反向而行，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因为它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总是向薄弱处下手。实现目的之手段，常见的有：压低劳动薪酬，延长工作时间，减少防护设施费用的支出等。另有一股力量，即权力的力量助纣为虐。在资本家漠视国家的有关劳动法规，侵犯与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中，经常可以看到地方当局有关部门的官员充当帮凶的角色。这一社会现象其实不难理解。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左右行为倾向。地方官员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同其政绩的具体表现——当地的GDP经济增长直接关联，而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仰赖资本家投资。于是，地方官成了投资富豪的公仆，情有独钟，格外热乎，至于广大劳动者对自己的利益既无倚重作用，又爱上访找麻烦，当然嫌之、避之唯恐不及了。
中国劳动力除了极少高技能者外，数量大大供过于求。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私有企业中雇主和被雇员工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这主要表现在后者缺乏讨价还价的自由空间，少有协商回旋的余地。打工者的薪酬往往与他们工作和劳动产生的价值无关，老板是“一言堂”主，他说了算。只要这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继续长期存在，私有资本和地方权力建立在利益相互依靠基础上的结合牢不可破，那么在这两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就不会有社会公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采矿业。有资料披露，2000年前后全世界每年死于矿难的人数是1.5万左右，我国就占了1万。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私营小矿遍地开花，数量众多，而不少国有大矿被它们挤压，生产经营条件恶化，所占总量中比率下降，因而矿业百万吨死亡率大大抬高。私人承包的矿山安全设施普遍投入费用很少，工人每天繁重劳动十几个小时，月薪一般只有1000多元，甚至几百元，矿主经营每年便可赚上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如此丰盈的肥水岂可流入外人田？于是当地官府中的权势者莫不与老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中央政策以人为本，整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也不可能解决矿难频繁伤亡率高这一根本问题。由于劳动力充裕而廉价，矿主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即落后生产力方式更加有利可图，一方面支付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在资本投入(安全设施，机械化装备等)方面严重不足。不少矿主赚了钱就买豪宅贵车，骄奢淫逸。当地环境则变得糟糕：地下掏空，地面沉陷污染。老百姓生活状况依旧，当地生产力到头来也没有提升。“有水快流”、“发展经济”、“快速致富”，这是当初私营小矿失控，到处开办时打的旗号，结果代价竟然如此沉重。现在迷途知返，有的地方政府痛定思痛，严令关闭此类私矿，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局面。假使有人认为，这是“否定”改革开放，“倒退”走回头路，他是在代表谁的利益发言？
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次节目中披露，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地区有几百家小矿石加工厂，车间内粉尘弥漫飞扬，劳动者都是外来民工，在没有任何防尘设施的环境中工作，干不了几年，便患上了矽肺病，失去劳动力，被一脚踢出厂外。病患者生计无着，欲诉诸法律，要求厂主赔偿自己因工受到的损害。当地有关各职能部门似乎早有默契，相互推诿，不予办理立案。那些患者没人能讨回公道，他们无钱医治，欲哭无泪，只能坐以待毙。人之初，性本善，利相近，义相远。各地公仆们在一个私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社会里要想保住自己的良心不被恶狗叼走，难得很啊。
资本的原始积累往往是非法的、卑劣的、甚至血淋淋的！
管理和科技在不断进步，企业可能相应的增加利润，但劳动者却很难分享应有的一杯羹，从而分配更加不公，社会各阶层不合理的贫富差距也将一步步拉大。这种发展趋势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驰。
某些人可能是贱性动物，不见棺材不落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曾看到一则新闻，一位台湾商人当初投资七万美元在印度尼西亚开办一家鞋厂，几年功夫财富剧增至七百万美元，盈利百倍，大赚特赚。但好景不长，危机一爆发，社会随之动乱，秩序失去控制，该厂工人不满于平日遭受的苛待，集会酝酿报复。他闻讯仓惶逃出该国，侥幸的捡回一条命，可挣的产业完了。假使这位台商东山再起，他会吸取教训善待自己的雇工吗？不大可能，因为资本在一个没有制衡力量存在的社会上很难改变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
20多年来，中国工人的权益保障程度远远未能同经济的快速发展速度相适应，在许多打着“改革”幌子的地方甚至成反比。基于机会不均等条件下产生的分配严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隐患显然已经造成，为了长治久安必须设法消除。但中央任何矫正这一社会畸情的政令大多会遭遇地方上阳奉阴违的抵制，通行不了，除非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法则失灵。频繁的开展此类“专项整治”，可能改善和缓解于一时，终必无济于事，作用于另类“黄宗羲定律”，反弹后劳工境遇将更恶化。近现代国内外史实证明在私有制经济社会工人阶级欲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依靠劳动者联合起来斗争，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是阶级社会里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与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并随之引起社会动乱的某些亚洲国家颇为相似：经济结构与模式相同；金融体系类似；出口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低档产品，进口则多是技术密集型高档产品；相当大程度依赖外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体制不健全；政府支配银行并介入贷款决定；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银行不良贷款率远高于国际公认的8％风险线。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封闭，侥幸躲过了初一，但是经济的基本层面至今仍无大的变化。
我乃杞人，但忧虑的重点倒不是上列各条，而是国民经济高达7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号称“贸易立国”的日本也仅18％左右。高外贸依存度表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内需乏力又是因为大多数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被少数人占去了。
在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广大劳动者欲使自己的收入同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相适应，而不是被动的任人摆布，具体的说，就是要像日本工人兄弟在1950至1960年代那样联合起来团结成一股力量，平等的同资本家协商，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利益。
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剥削都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但要适度，盘剥太甚，从长远看对各方都没有好处。谈不拢怎么办？必要时罢工，上街示威游行。
于是，最高执政当局就遇到了两难选择：不严加防止阶级斗争，容忍闹事，显然会破坏社会稳定局面；工人不联合，不斗争，又难以扭转自身权益不断被损害的趋势，更改变不了处境穷困的现状，迟早会突破忍耐的临界点，爆发动乱。这一对矛盾交织的死结，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制度——当然是一种体制与机制全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时才可能解开。
（二）整治市场秩序的需要。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毋庸讳言，产生的问题也很严重。瑕不掩瑜，利大于弊，只要充分重视并且认真研究解决，问题无论多么严重也不可怕。倒是束手无策，听之任之继续恶化，或者轻描淡写，大发“飞进几只苍蝇论”，甚至强词夺理，“不容”存在异议，反而可能坏事，给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造成致命的危害。
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尽管当时弊病丛生，早已暴露无遗，人们也只能讳疾忌医，予以粉饰，因为谁若揭批其弊，很可能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无缺，何况它是处于史无前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创阶段。我大胆的认为如今市场秩序之混乱与恶劣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程度。个人拙见，希望不会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
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闭关锁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比较，各有长短。前者一方面物质极大的丰富了，并且充满活力，前途无限；另一方面一放就乱，乱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尽管如此，没有人会因为身受其乱之害而欲退回到以前那不堪回首的“计划”时代，但是如果整治和解决不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乱象，日子过得也实在艰难。以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为例，报刊披露的就够触目惊心了。仅举两三个较有代表性的垃圾食品生产过程的例子：
食用明胶作为一种起粘合作用的食品添加剂，广泛应用于肉冻、果冻、糖果、香肠、罐头、冰淇淋和方便面等食品中。国家严格规定，必须要用经过严格检疫、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处理的新鲜的动物骨髓或原皮加工，而且必须用全封闭的流水线进行烘干和粉碎。不法分子为了牟利，降低成本，使用废旧皮鞋等皮草下脚料和工业生皮，经过石灰浸泡，盐酸浸洗，长时间蒸煮后，再用双氧水漂白，冷却后就成了明胶。上述各种食品的生产厂家即使明知其生产过程的内情，也很难抵御低价诱惑，大多会故装糊涂，择廉而购，加工成品后销售供人食用。
又据报道，一家国有面粉加工企业花了几千万元从国外引进一套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可是生产出来的优质面粉，优价出售时却遭到了市场上同类伪劣产品的阻击。一些不法私营小厂不用投巨资购设备，只要在每斤面粉中添加几分钱的增白剂，便可以假乱真当作精白粉以较低价格出售，争夺市场。工商部门尽管多次查处打击，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不胜打，屡治不绝。其实在旧中国，米面行业普遍都是这么干的，此种行规可能早已存在了百年以上。直到1950年代初期，解放以后搞改革，国家仅仅开了一次全国粮食会议，一声令下，禁用滑石粉、增白剂之类“美容品”于粮食中，便在国内一举彻底、完全地革除了这一危害人体健康的陋习。前后两次整治，效果天壤之别，关键就在于社会上的生产和销售企业，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为主。
再如“地沟油”问题。20多年来直到今天，不时地仍见新闻报道，又查处了一个地下黑作坊。总是据说，该黑作坊已存在多时，此前每天生产几百斤，销售到市内私人经营的各小餐馆和早点摊。有人可能说，我们销往发达国家的出口食品高标准的合格率高达99.8%，食品安全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外销可以解决，内销解决不了，至少在国内大部分地区。为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常食用的油条在武汉市普遍是卖一根0.5元，但有的高级饮食店家售价3元。卖3元的可以保证用的是合格的优质油，0.5元的恐怕就难说了，很可能用的正是廉价的地沟油。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有多少人经常吃得起高价油条？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在私有制企业占主导和多数的社会上，同消费者的贫富程度成正比。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资本……有百分之五十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市场经济法制很不完善的时候，尤其如此。
在利润驱使下，各行各业中的不法之徒肆意妄为：为了增重，加工“注水肉”、“注水鸡”、“注水鸭”；为使产品光鲜，以次充好，硫酸熏制银耳、竹笋、枸杞等干货；陈化粮掺白腊油、染色素、矿物油抛光，改善卖相；糖水加酱油加醋制成“保健品”；饲料中掺入瘦肉精，提高猪的瘦肉率，卖个好价钱；粉丝中加滑石粉增白；用霉变花生做花生酱，掺合黑芝麻磨成芝麻酱；鱼翅用双氧水漂；卤制熟肉制品使用的添加剂含有汞、坤、铅等有毒元素的焦糖色素和一种涂墙、染布用的化工涂料酸性橙；石灰加麻黄泡槟榔让食用者上瘾；喷洒剧毒农药于果蔬、茶叶；最恶心的是竟有个别道德极端恶劣之徒用猪粪水泡制“美味”的臭干子……
晋江假药案、山西毒酒案、山东毒大米案、海城毒豆奶案、江西毒腐竹案、金华毒火腿案、阜阳假奶粉案、龙口伪劣粉丝案……“食品恐怖主义”严重、广泛和持久不断地袭击着中国！
病从口入。因为许多食品中添加了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使从儿童到老人的广大消费者的身体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其中尤其以癌症发病率走高最为引人注目。有资料披露，北京死亡人员中癌症患者就占了四分之一。癌魔甚至逼近儿童，每年到北京儿童医院血液中心看白血病的小患者越来越多，每周一次的专家门诊都有七十余位患者，寒假期间每周达到一百三十人。这里的医生说十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也就接诊四十余位小患者。报上说湖北多年来每年新增八万多名癌患者，还有报道说现在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都和食品安全问题有很大关系。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危害匪浅，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从北到南癌魔肆虐，全国告急。由于长期食用含激素的食品，女孩的月经初潮已由20年前的平均十四岁左右提前到现在的十岁左右。更使人惊恐的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医学专家说他在广州看到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农民在整治鱼塘的时候在塘底铺上一层叫做“环丙沙星”的药品，因为它除了可以防治鱼病，还是一种催肥剂，能够加速鱼的生长，可是这种鱼塘养出来的鱼被人吃后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这些年来由于食品问题越来越严重，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一般是五千万到一亿，现在三千万就算正常了。如此下去，五十年后中国人将遭遇生殖危机！
有外电评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假冒伪劣商品市场。除食品外，广泛涉及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仅举几例，可见危害之烈：
医用一次性注射器生产条件要求相当高，必须做到无尘生产和保管。否则管壁内很可能钻入尘埃，尘埃颗粒会随着药液注入人体并在血管中形成血栓。从尘埃进入人体直到发病，潜伏期可长达20年，后果严重却不易发觉。
某市有许多这样的小作坊：一间民房内几个农民从标着猪饲料、棉纱等五花八门字样的塑料编织袋中取出塑料管等各种配件，组装成一次性医疗器具，成品散落一地，与尘埃、杂件为伴。据制假者说正规厂家生产的正品一支卖0.3元，在这种简陋条件下生产的不合卫生要求的假货只卖0.15元，每支可获利0.1元。因为价廉，这种人们无法用肉眼识别的劣品畅销全国。
汽车刹车片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危。有一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河北故城县生产的汽车刹车片进行专项调查，发现当地四十五家企业中只有两家的产品合格且有证生产，其余四十三家不合格的产品皆为无证生产，四十五家产品抽样合格率仅为百分之四点四。执法人员在所抽查的二十三批带包装盒的盘式衬片中发现有十五批产品存在假冒问题，有假冒国内较大企业的，也有假冒国外进口产品的。这些小作坊靠“手感”控制压力、温度、时间，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国家还有产品标准。在不合格产品中，仅与“摩擦系数”相关的项目就与国家要求的标准相差甚远。这样的产品装在车上，极易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像上述两种造成社会危害的其他假冒伪劣商品现在市场上可谓比比皆是，要想查禁根绝，却不可能。这是因为：一，这类产品已形成规模生产，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财政收入可观，地方上的权势者必然养患自肥，不遗余力的加以袒护；二，汪洋大海般的私营零售企业、修理企业大多见利忘义，是这种劣质商品的主要经销者、使用者，有关部门查得过来吗？
中医药学是祖国的瑰宝，历史悠久，蜚声中外。可是近年来疗效好像不那么可靠了。对付同一种疾病，以前可能几剂便可见效，现在有时却十多剂也不起作用。倒不是医生水平下降，而是有的药材质量大不如前。据有关人士调查，目前不少地区的中药材市场充斥着伪劣品。如以牛、马、猪皮熬制成胶冒充阿胶；向海马腹内填充异物或注入白乳胶来增加重量；用猪、牛杂骨熬胶后的废骨渣充作鹿骨霜；鬼臼因与龙胆外形很相象，被当作龙胆来卖，但龙胆是去火的，鬼臼不是，如误用极易产生不良后果；还有的药材商把松香染成红色当成血竭出售，这样根本就没有什么疗效；还有一些不法商贩为了增加药材的重量把淀粉、糖掺入红花中，更有人把诸如西红花等进口药品的有效成分提出来以后再出售……凡此种种使许多中药材的治疗达不到应有效果。长此下去，不仅会使中药材市场陷于真假难辨的困境，还有可能使患者对中医药产生怀疑，从而影响中医药这一中华瑰宝的继承和发展。
诈骗是假冒伪劣的孪生兄弟，也是损害市场经济肌体的另一种毒瘤。市场经济须臾离不开借贷、买卖、信托、租赁和中介之类市场行为，交易与交换活动是否渠道畅通、诚信可靠和费用低廉是衡量市场秩序优劣的一个标志，也是经济赖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一个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盛行的社会，就像车行在布满陷阱的道路上，经济活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直接危及其可持续性。常见报载一些各种名目的私人公司，行使形形色色的骗局而频频得手，花样翻新，令人防不胜防。受骗人举报后，即使查处了，大多数情况下损失已无法挽回，只能不了了之。由于社会上失信现象严重，不但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大大抬高，而且市场经济中常用的现代手段部分失效。一人受骗，影响所及，众人可能疑虑止步。
1997年全国商业汇票发生额为4600亿元，仅相当于当年年度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6.1％，反映了人们在经济交易中高度戒备的心理。1998年，全国法院受理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为289万件，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规模之大和比率之高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2000年几次全国性商品交易会上很多国内企业宁愿放弃大量客户，也不肯采取客户提出的信用结算方式，交易方式向现金交易、以货易货等原始的方式退化发展，这表明信用危机已在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其实，现金交易也不保险，有的骗子公司采取“钓鱼”方式，先签协议，等你货运到后，便以各种借口或暗中做手脚毁弃原约，大幅度压价，迫使你就范。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也难断是非，执法惩办。这种事件的恶劣影响必然呈几何级扩大。
在这种社会信用低下的情况下，便捷的网络购物就难以普及，电子商务的推广也是举步维艰，不知何时才能提上议事日程。据专家分析，市场经济信用的缺失将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交易对象选择范围缩小，交易的最佳选择机会可能丧失，降低了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益；二是交易本身的效果减小，表现为交易费用的上升或周期的延长，它虽然不构成总需求量不足，但降低了经济运行的进程和效益，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受损。
社会上各种私人兴办的中介公司，如婚姻中介、职业中介、房屋中介、留学中介等等，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不少是以诈骗为手段，达到非法获利之目的，上当受骗者不计其数，大多有苦而无奈，只能自认倒霉。此类丑闻多了，使人怀疑社会信用度还剩几许？！
近年来各地一些曾经叱咤风云、风光无限的财经界富翁忽然吃起官司，沦为阶下囚，据说他们当年暴发全是非法和欺骗之所得。象征性抛出几个，平衡一下社会公众的心理，不知效果如何。
银行存款胀库，却因不良贷款率高得惊人，信用可靠求贷者又不多见，不敢轻易放贷，以免雪上加霜。于是我们惊奇的看到一件怪事：世界上最大的穷国——中国购买了最大的富国——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千亿美元以上的债券。
这一系列乱糟糟的市场经济秩序怎样才能整治得好呢？时下经济理论界流行着一句口头禅：“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大概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拿来”的一剂验方，从未有人置疑，我是唯一例外。此句如果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长官意志而言，当然正确，我无异议；但其另一种含义似乎是认为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法制手段解决。倘若理解不错的话，我认为这一经典提法用之于今日中国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嫌字句长了，怕记不住，能否简称为“有效即真理”？这些年来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假冒伪劣商品和诈骗事件并未因国家经济立法不断完善和有关部门执法力度逐步加强而相应的减少。1980年代出了一个“晋江假药案”，全国震惊，不法之徒胆大妄为，竟敢谋财害命！听说当时一位中央首长闻讯大怒，拍案而起，责令严惩不贷！一位封疆大吏因于此案有失察之责而去职。20多年后情况如何？现在假药市场到处涌现，虱多不痒了。诚然，行使法制手段还是有效的，不然市场秩序更加恶劣，但也可见出它的作用有限。有文章介绍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社会上破坏信用的行为也很突出，大约经过一百多年的整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市场经济秩序才趋于完善。我们也准备走那么长的路吗？
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主要关键问题。我现在郑重其事的向某些上层人士介绍木匠常用的两种工具：锯子和刨子。木料需截去一尺，九寸九分先用锯子锯掉，剩下一分再用刨子刨平。任何一个劳动者，哪怕他是文盲大老粗，扁担倒下来不识“一”字，也决不会混淆这两种工具的不同功能而用错。倒是经济理论界某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和采纳他们高见的领导者可能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吧，竟然无锯而专刨，刨得黑汗水流，使出再大的劲也是白搭，当然吃力不讨好。老百姓有耐心等待你也“刨”上一百多年吗？显然，没有“锯子”，将帅即使高能，也要累死三军。一“锯”能顶百万兵。法制只能起“刨子”的作用，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主要还得依靠公有制这把“锯子”。不错，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制全身是病，致命弱点是缺乏活力。但也并非一无是处，那时有假冒伪劣商品和诈骗事件吗？可能也有，但肯定不足当今的一个小零头。顺便说一下，整治腐败也是这个道理。“蓠蓠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腐败犹如野草，法制手段就是“烧”，但是烧了又生，无法根除，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我们只会使用“刨子”，没有“锯子”。制度防腐反腐，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经济、而不是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的制度。具体方略与其中道理，请注意第4章后文详述。让我们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之长，而避其短，到社会主义基因库里寻找合适的原材料，重新创造一把具有活力的公有制经济的“锯子”吧！
（三）也是最主要的，建设经济强国的需要。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比率大幅度下降，海外资产阶级传媒舆论纷纷叫好，国内也有不少人随声附和，跟着瞎起哄，并且振振有词。劝君莫早下定论，是非尚须细探讨。国有企业表现确实糟糕。据悉，近期一般年份它占用了社会70％的资源，产出却只有30%左右。又据估算，现在公有制经济约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出三分之一的新增加值。1996年有关部门的一项统计表明，在国家批准的大项目中1/3还没有验收就面临亏损和破产，更惊人的是，抽样调查表明，重点投资工程仅有5％左右项目可完全还本付息。这就难怪各地争先恐后的扔“包袱”了，降低公有制经济比率，财政收支情况可以立竿见影的改善，成为自己的政绩。
不过，我认为有必要稍微具体的了解和分析一下国有企业的表现为何如此糟糕。仅举一个典型例子，下文是摘抄报上的主要内容。
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了一个重点工程——中原制药厂，号称“全国制药业航空母舰”，历经十二年筹备、建设和试产，始终未能按设计要求达标运行，于1996年10月被迫停产关门，企业负债高达三十亿元。
1980年代初，为了打破瑞士、日本等少数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国家决定建设一个维生素C龙头企业——中原制药厂。因为利用了世界银行贷款，必须实行国际招标。“中原”厂也以“国际一流、亚洲第一”、技术“独一无二”、“以洋取胜”为追求目标。整个工程设计为淀粉、葡萄糖、山梨醇和维生素C四条现代化生产流水线。设备和工艺技术没有选用国内既有的成熟技术，除发酵技术是中国专利被采用外，其余全从国外引进。引进的四套生产装置有三套存在工艺技术问题。最为关键的维生素C装置引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热循环结晶法”。这一工艺是瑞士一家公司的。事后才知道，这家公司是个只有廿多人的小型工程公司，根本没有维生素C生产的专利技术，拥有的仅仅是小试成果样品。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决策人对于如此重大关键性问题竟没有按规定程序对对方的资质和技术能力做认真的考核和审查，就大笔一挥，异常草率的与对方签订了合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工程的总体设计方案到1990年才获得批准，而此时有些单项工程却业已建成，主要生产设备也迫不及待的在国外定购完毕，一堆好看不好用的洋设备随后就这样安装落户到了中原制药厂。更荒唐的是，尽管国家、河南省和郑州市都对“中原”投了资，但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项目责任人负责。工程计划一再追加投资，敞开口子花钱，使概算一超再超。
试车期间，仅电机就烧毁上百台，但无人过问。1993年购进玉米六万吨，一年后发现竟有三千多吨不翼而飞，后来才在一个一千多立方米的污水池中发现这些玉米，玉米油厚达廿多厘米，顺藤摸瓜，原来是淀粉车间跑冒滴漏所致。企业劳动纪律松弛，职工上班睡觉，随意脱岗，违章作业等现象时有发生。外商觉得有机可乘，就拍下一批批此类照片，当试车失败中方与之交涉时，他们就拿出这些照片，“看看你们员工的素质，再好的工艺也没有用！”试车屡试屡败，鼓捣了五年都未能获得通过。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方竟支付了外商工艺设备的全部货款。
这项重点工程的上层决策者、具体实施的经办领导人玩忽职守，下层某些劳动者纪律败坏，败家子们就这样将30亿元国家巨款、人民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19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新建工程和原有生产系统，这类异乎寻常的恶劣事件频频发生。于是时尚人士发表高见，众口一词的将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源归咎于公有制经济制度固有之弊病，认为正是在这种该死的制度下人变成孬种，难得干出好事。我对当前人们这一主流论断，即人与“制”之间的影响关系，持相反观点。事在人为。因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出了问题，才导致制度也变坏。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体制和机制本身无所谓好坏，人是主动的，“制”是被动的，人好它就好，人坏它就坏。
我现在是一个七旬老人，但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的往事，特别是国家大事。回忆1950年代第一个计划时期，感慨良深。那时有一百五十六项工程，项项都是国家投资的公有制企业，哪一个工程项目建设中遭遇过像中原制药厂如此种种荒诞不经的怪事？中国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条件艰难，加上缺乏经验，仍然捷报频传。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今天国产第一辆汽车问世并且批量生产了，明天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直冲云霄。我所在工厂是一家中型企业，1956年公私合营时新厂还处于筹建阶段，待建工地是一大片刚刚弃耕的菜地，厂房还没有打基础。仅仅过了一年，老厂千里迢迢从上海内迁武汉，便顺利而快速的竣工投产了。“一五”期间，人心齐，泰山移，基建和生产计划往往提前和超额完成。这项工程若是在“八五”或“九五”期间进行，结果就会大大的不同，那时各人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上上下下都想从厂里面捞取油水，这厂恐怕十年也建不成，很可能乱成一锅粥。我所在这家公有制厂家投资几十年来一直大赚其钱，即使在1960年代闹饥荒、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和文革动乱期间也没有亏损过。1980年代以后，蛀虫大量孳生、老鼠闹翻了天，像中原制药厂一样，1990年代难以为继，终于破产关门了。
几十年后，国有企业从业人员从领导者到一般员工，据我长期耳闻目睹后评估，大多数人的职业操守，明显的今不如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公有制经济何辜，遭人厚非！恶论如刀剑，墙倒众人推。大多数学者热衷于鄙夷和贬损国有企业之短，却无人客观的总结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和挖掘其长，据之以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用之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因而害得执政者两眼一抹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事倍功半，得失兼有，成绩并不尽如人意，前途岂可盲目乐观。那么，现在“摸”得怎么样了？
仍以制药业为例。中国现有数以千计药品企业除极个别稍具规模外，全都是小厂。研发投入一般只占销售收入的2％，没有力量再加大比率了。由于投入金额分散，研发内容重复，因而无一家企业有能力占领高端市场，国内西药97.4％是仿制。国外大药品公司则财大气粗，科技力量相应雄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7－18％，甚至20％以上。跨国公司和他们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药物，几乎挤占了中国全部医药高端市场。
制药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十分低下，其现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谓中国工业经济的缩影。据悉，世界十大贸易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一般占其出口额的40％，而中国1990年仅为6％，低端产品占了绝大部分。进入21世纪后，捷报频传，高科技产品出口比率连年大幅度提高，据说快接近25％了。我曾高兴过一阵子，后来仔细一查，原来其中80％左右的高科技产品乃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出口，产业链中，人家赚的是附加值高的品牌、设计和工程环节中的大头，我们不过捡了一点儿附加值低的制造环节中的小钱而已。麻雀飞进糠堆里，空欢喜一场。有评论说，中国整体产业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二三十年，为了缩小差距，赶超战略几经调整和变更。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走的是“引进、消化、创新、提高”之路，其中不乏成功的工程项目，最著名的是上海“宝钢”，引进后使我国钢铁工业技术部分指标一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随着党风、世风和厂风的日益式微，人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弱化和缺失，这条路上接连发生“翻车”事故。1990年代中原制药厂这艘制药业“航空母舰”触礁沉没，影响所及，从此基本上终止新建国有企业，引进战略也随之敲响了丧钟。“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接着取而代之。许多年前美国人就是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换来欧洲老牌工业国大量的先进技术，消化提高，从而奠定了后来居上的基础。于是我们也依样画葫芦，但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
早在199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取消其商品内销的种种限制，许多国货名牌纷纷被外商收购和控股，外国投资者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与占有使国内工业企业面临从未有过的竞争与威胁，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冲垮。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换来先进技术了吗？据报道，与我们的“慷慨大方”相比，外商转让技术的“吝啬”令人失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已开业的“三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终端产品和加工组装型产业，在这些低层次产业中当然谈不上引进先进技术；第二，从为数不多的引进了先进技术的“三资”企业来看，外商虽然向我们转让了部分关键技术，但核心技术却封锁甚严，如桑塔纳轿车制造中的绝大部分国产化课题都是靠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协作攻关完成的，而不是引进的结果。
又见报道：“一些合资企业的倾向令人忧虑，外方想方设法独揽大权，有意造成企业亏损，以扩大投资比例，达到完全控制合资企业的目的。而作为合资企业中方的‘守林人’在急于求成中不仅未从决策环节上抑制其违法行为，约束其权限，反而拱手交出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甚至出让股份。
“如一家颇有知名度的酿酒厂将所有厂房、设备及商标折价成40％的股权与一家外商合资经营酿酒业。两年来外商不惜花巨资为合资后的新品牌做广告，以擅自让利、加速折旧等手段使合资企业不仅无分文利润，反而累积亏损七千多万元。过后外方突然提出追加投资二千万美元以扩大生产规模，若按控股比例中方须相应出资八百万美元，资本金已捉襟见肘的中方无奈中让出了原有的股份。如今这家合资企业外方的入股比例已经上升到90％，而中方下降为10％。
“同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有的合资企业中的外方50％的出资额垄断了合资企业100％的权力，他们甚至无视董事会的决议而独断专行。
“有关人士对此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合资企业的中方最终丧失的不仅是股权，他们流失的是国有资产，丢失的是民族品牌。”
国有企业引进外资，推行股份制改造，上述失败例子可能只是少数，不能以偏概全。大多数情况如何？也不理想。人们都急功近利，今日有酒今朝醉，自我陶醉于取得一时之成果，很少有人从长计议，顾及后果。这在中国汽车工业与外商合资经营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20多年来，中国国有汽车工业企业引入跨国公司资金和技术，确实立竿见影，缩小了国产车与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获得了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谋略，一举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但至关重要的研发能力未能同时得到，连原有的也被削弱，甚至消失了。尽管汽车制造业能力大大提高，还是跌进了“合资陷阱”，跳不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和“越依赖越没有开发能力，越没有开发能力越依赖”的怪圈。汽车开发工作都在外方“本部”进行，中方技术人员与技术开发“绝缘”，连改一颗螺钉也要通过外国“本部”同意。不要说汽车技术开发创新，连模仿能力也失掉了。
从此，合资企业的中方法人可以一劳永逸地躺在安乐椅上高枕无忧了。产品总能与世界水平“同步上市”，不用艰苦努力，永无落后之虞。这项决策出台于国有企业整体经营效益严重低下而且愈益恶化的大背景下，无奈中求生存，可以理解。但千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技术上受制于人，并非上策，有得有失，勉勉强强算是中策吧，下策则是机制不予变动，这必然会继续走向衰亡。
中国沿着这条股份制改造道路走下去，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一个GDP不断增长的经济大国，但决无可能发展成为产业结构以高科技产品为主的经济强国，因为“肉”都长在别人而非自己身上。中国的和平崛起，仅仅只有经济上的“大””力而无“强”力支持，实现得了吗？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人民自力更生，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坚持不懈的奋斗。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从未间断地对我们实施“遏制”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招：军事围堵，战略物资禁运和封锁，争夺人才。前两者都是敌意明显，可谓触目惊心，最后一招表现比较平和，则易被人忽视，其实危害性远大于前两招。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较量，双方不论斗争多么激烈，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争的不过是一日之长短，很少长远影响，无关基本大局，唯独人才去留，在彼我力量消长的天平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0年代，前苏联实行工业化，斯大林提出过两个著名口号：“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其实它们可以合成一条：“人才（科学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决定一切!”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参议院曾通过一项重要议案，内容是对不许自由移民的国家实行某种制裁，当时主要矛头对着苏联，意图迫使其取消和放宽对国内犹太裔科学家移民以色列的限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谁笑到最后，谁将占上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挖对手方人才墙角的手段更高明，更有成效。
据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国，来自于世界各国无数尖子人才，极大的帮助和推动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已经如此，美国的有识之士，例如美国财经的掌门人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还一再呼吁其政府增加技术移民，继续将世界各国的顶尖人才据为己有，使美国成为世界人才宝库和熔炉。
有传言说，一位日本高级外交官私下曾对他的中国朋友说：“我们七十年内不怕中国赶上日本，因为你们的中青年科技人才严重缺乏……”我信此言的真实性
现在制定和执行的诸多重大政策，在我看来，匪夷所思，因为同“科教兴国”的目标相悖，南辕北辙，舍本逐末。如果这些政策不改弦易辙，而继续下去，岂止“七十年内”，一百年后也休想赶上发达国家。
先讲一个故事，见微知著。2003年，武汉地区一位著名学者谈到他的人生经历。1981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当时美国和他同“级别”的教授每月工资是他的10余倍，美国的大学也极力挽留他，希望他留在美国工作，并询问他：“为什么要回去？”他回忆年轻时曾读过五年古文，当时学习起来似乎什么都不懂，只是为了遵循老师的教诲，那一刻才体会到老师让他学古文等知识的苦心，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民族感情。“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所以当时我就反问了那些极力挽留我的人：‘我为什么不回去？’”
中国在近现代积弱一百多年，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却有那么多的海外知识分子纷纷回归，其中不乏顶尖级的大科学家，不惜舍弃优良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并且冲破重重阻力，毅然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
“但现在却发生了变化，”那位学者惋惜的说，“有些学子学成后出国，千方百计想留在国外，问他为什么不回去，他们会直接反问你：‘为什么要回去？’”
这位学者将人才的逆向流失归因于目前中国教育的“缺德”。他说他见过身边有许多学生每天都很勤奋的学习知识，成绩优秀，英语说得流利标准，数理方程熟记在心，但可惜的是，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长江、黄河，对《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经典书目也是一无所知。
确实，如今学校的人文教育专业，包括中国历史、政治思想和马列学说等，都是大冷门，少人涉足；英语则是大热门，人们趋之若骛。喧宾夺主，人们的脑袋岂能不受影响，不出问题？
我则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大量官僚腐化，“公仆”们威信空前低下，社会上不少人非法敛财，不劳而暴富，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阔绰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下，要求青年学子像他们的爱国前辈那样安贫乐道，一心为国效力，那是过于苛求，太不现实了。
中国已成为科技人才供给和输出大国。有资料说，仅在美国硅谷地区供职的中国科技人才就数以万计，有的说该地区总计20万员工，中国人就占6万，有的说已经超过10万人，总之数量惊人。中国也有硅谷，多少美国科技人才在那里供职？恐怕一个也没有！小船无法同巨轮比拼，中国硅谷多是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小本经营，囊中羞涩，哪里能像外国公司财大气粗，高薪聘请一流人才。人往高处走，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的科技精英们蜂拥奔向大洋彼岸，那是阻挡不住的。
中国教育经费很大部分投向高等教育，更以巨资重点倾斜于知名高校。据有关部门多年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华、北大、中国科大等许多中国名牌大学里凡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多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都去了美国。难得留在国内的也不保险，无不成了在华外资企业觊觎的对象。外企凭借高薪，直接“面对面”的挖走了国内企业的大量人才。近年来的新动向，许多外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就近取才于“桥头堡内”，大有将中国高科技行业中的翘楚一网打尽之势。
走“人才强国”之路的战略目标前景黯淡。人才都被外国资本家利诱跑了，请问光杆司令依靠谁去强国啊？！我真是有点儿疑惑，咱们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做的是哪门子买卖，到底是赚钱，还是在赔本？
近年来一些省市官方制定了引进国外人才的庞大计划，此举能够扭转和平衡人才单向流动的尴尬局面吗？没有可能。因为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吸纳与承载人才、特别是科学技术类人才的平台主要在企业，而不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容量相对有限，而且也很难直接反映人才的薪效比，没有具体量化指标可以衡量，所以避免不了副作用。官方可以不惜高价聘请洋人才，沽名钓誉，表明自己如何求贤若渴，多么开明，但却易使原有的低薪本土人才心理失衡，往往引进一个洋博士，气走三个土博士，得不偿失，难免旁顾之忧。企业则可能以经济效果为衡量标准，不分洋土，能者多得。
中国民族私营企业中断发展几十年，现在尚处于初级阶段，势大力壮者寥寥无几。即使政策竭力扶持，也是做大容易做强难。在华外资企业凭借其雄厚财力，在人才争夺战中占尽上风，处于强势地位，中国私企远不是他们的对手，根本没有财力高薪大量聘请一流科技人才。
尽管我对引进外资颇多微辞，但决无反对之意，因为我明白中国经济只有两条路可走，别无他途。一条是加入经济全球化，人家早已制定游戏规则，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出舞台超出国界的经济大戏中，发达国家唱主角，我们只能接受命运安排，扮演世界经济链条上被动一环的角色。采取这一决策，走上这一条路，可以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当年引进外资的初衷是企图“以市场换技术”，从而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国产商品档次。从长远观点看，结果适得其反。所谓“无意插柳柳成荫”，是指这一决策大大的提高了中国经济战略的安全系数，因为已同西方强国利害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中国经济和产业档次低人一等，在他们许可的限度内，“国际分工”格局保持不变，人才流向依然如故，那么他们对我们的破坏和“遏制”压力就会大大减轻。另一条路则是回到闭关锁国时代，那将更糟，绝路一条，像前苏联那样经济缺乏生气与活力，长期不振，终致崩溃。两害相权取其轻，前一条路毕竟可以为我国赢得调整时间。
但我们在调整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国有企业的选拔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存在着诸多严重问题，几轮改革未能找到有效方法予以解决。据我观察研究后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传统思路上兜圈子，缺乏创新意识。眼睛向上不向下，依靠对象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人物，而将广大劳动者撇在一旁。一时无效，丧失信心。于是便企图以私有制企业取代公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的地区官方为一些私人违规大量贷款，提供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占有的额外发展资源，拔苗助长，使其成为“著名民营企业”。即使采取如此破格的方法，中国私营企业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同跨国公司在华外资企业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沿着这条私有化道路走下去，中国经济势必将沦落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
我们实现建设经济强国的理想正变得遥遥无期。如上所述，因为人才缺乏，准确的说，因为严重流失而造成的人才缺乏，技术瓶颈卡住了资金投向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如未能掌握核心技术的电子信息业、严重依赖大量进口的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结构质量提升调整力不从心，大钱都让外国人赚走了，徒唤奈何。因而粗放型增长模式大行其道，各地不约而同的不顾后果的一窝蜂争相上马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并且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直接危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帝国主义的“遏制”政策，还有赖于国内某些浮在上面养尊处优、对企业底层实际情况未必有所了解、领着社会主义国家俸禄却吃里扒外的所谓“学者”的积极配合。方法很简单，只需竭力鼓吹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便可大功告成。
还是迷途知返吧！创新公有制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使之具有活力。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国的现实国情注定必须由公有制国有企业肩负起建设经济强国的重任。
二异，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原则。
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后者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即利润，实现资本增值。社会主义生产对利润的要求是附带的，次要的，实现这一次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其主要目的——满足人的需求服务。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说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但只是有购买能力而且有购买欲望的那一部分人的需求。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既然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需要的满足不是以人民生活的购买力为前提，其前提是建立在生产能力之上的。这一点恰恰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相反。因为生产目的的不同，为这些生产服务的经济制度当然也迥异。鉴于满足人的需求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远未达到，过去甚至乏善可陈，人们穷则思变，但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目的没有达到的根本原因在于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政策和策略出了严重问题，却都归咎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病源尚未摸清，庸医们就开出了要害死人的药方。中国20多年的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条件向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转变。分配制度则从按劳分配变为按资、即所谓生产要素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为辅。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思想意识也从社会主义的提倡和强调公字当头，畸变为资本主义赤裸裸的以私为本。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毋庸赘言。
中国社会经济学界某些学者非常善于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没有白吃皇粮。但是，这些以前为避免挨整，曾拚命追求“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名份的学者，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名份到手了，却忘乎所以，从来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替工人阶级谋取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相反，总要以牺牲工人阶级权利为代价，换取其计策与事业的成功。这些学者解决问题的对策的一个特点就是饮鸩止渴，不顾后果。不客气地说，像是一个蹩脚的棋手，走了第一步，就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出手了，而这就给了另外一些居心叵测的奸徒以可乘之机。为救国有企业一时之急，实行“产权改革”，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生产条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生产条件的转变。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条件不可能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哪怕你愿意花上100年的时间；相反，不但因此引起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公的人文社会环境日益严重恶化，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与被消耗的承受能力也到了极限，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了。天怒人怨，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现在已经“改革”得不复存在。在这个关键时候，又有人鼓噪“政治体制改革”，打的是“为民请命”的“民主”旗号，仿佛他们倒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政治体制要不要改革？当然要，而且必须。但我们的改革是为了修正与完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改革”的实质内容则是废除与推翻“一党独裁”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根本上完全是两码事。我怀疑那班另有用心的似乎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资产阶级“学者”真有那么高的智商，计从己出，深入追究，可能不过是起着一种“特洛伊木马”的作用而已。
寻常百姓很少过问政治，但却关心生活。古时候，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今天，一般劳动者的心态则是：“老子做工吃饭，管他什么主义、制度！”这句话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谓人同此心。我也是这么想的，希望收入多，还要钱经用。人们的经济状况左右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思想意识选择上层建筑。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和要求，我们就行使民主权利，选择哪一种经济制度。我这个根据“钱多经用”这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主要标准选择经济制度的主张，有人反对吗？大概没有。即使有，也是极少数人，更可能不敢公开表示，因为怕违拗民意，触犯众怒。你说是不是？
我这篇文章内容的题目也可以叫做“工资增长加速方略”。我这辈子穷怕了，难道我信仰的社会主义回报给我的就是一个“穷”字吗？从开始参加工作当上二级工起，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工资增多了20倍，可是物价水涨船高，加薪的好处很大一部分被抵消了，钱越来越不经用了，还是穷得当当响。退休以后，穷极无聊，便琢磨着我们基层劳动者穷的问题之根源及其解决的方法。穷尽十余年之精力，自以为找到了答案，无偿地贡献于社会大众。
我原本是为自己一个人设计的方略，后来意外地发现，它竟然也适用于中国亿万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一般工薪阶层盼星星，盼月亮，一年到头盼的就是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但是指望执政者发善心是靠不住的，因为中国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勉为其难地给你增加再多的钱，通货随之膨胀，又有什么用？
所以，加速工资增长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效益——不断大幅度提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后文详述。另一方面问题，即到手的钱怎么样才经用，相对来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但解决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事情要由简入繁一步步进行。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把道理分析清楚，以便人们选择，到底哪一种经济制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人民群众根本的大利益是由无数具体的小利益组成的。先举一个小例子，大约在1970年代，我在一份报刊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国际照明业巨头在某地聚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制定一个共同标准，让产品的使用寿命限定在一定时期，因为随着技术进步，产品的使用期越来越长，从而阻碍了产品的销售。这个行业的巨头们有了危机感，于是聚会商讨有效的应对之策，以免“恶性”竞争讨好消费者，大家都赚不到钱。当时社会主义经济下的中国可能出现这种怪事吗？现在倒是开始出现了，只是还不敢公然聚会而已。我在1970年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30多年过去了，除了几次小修和加油外，至今还在使用。1990年代，一位亲戚从南方出差归来，带回一只新电子表送给家人，不到一星期就坏了。你感到窝心的坏事，却是促进内需消费，有利于GDP增长的好事。举一反三，类似事件可谓越来越多了。此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满足人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资本的增值，两种经济制度下，事物迥然不同的具体反映结果。有人可能反驳：“市场经济初期，难免有不规范的地方，大可不必吹毛求疵。”我们倒是要先问个明白，你指的“市场经济”是哪一种性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是前者，那是无的放矢。谁反对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这些年来，“改革”不断“深化”，随着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转变，后果之一便是人们切身感受到越来越看不起病了，医药费用暴涨，民间反应强烈，有人喻之为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就在于变了性质的经济制度。药厂生产的目的越来越追求满足利润的需要，而不再是人的需要。原来常用的廉价特效药纷纷停产，一药难求，取而代之的是价格越来越昂贵的“新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经济制度不变回姓“社”，再“资”下去，这座“大山”不但不可能移开，还将会越来越沉重。其实，“市场经济初期”的我们不过是徒弟，这一套“先进经验”还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师傅那里学来的。谓予不信，有文为证，我来引用一位外国学者的文章，摘自2006年8月3日的《上海译报》。文章的前言可能是摘者童莉群加的：
“药价之所以越来越高，并不是制药公司真的在研发上花费了大量金钱，而是高比例的营销费用、贿赂、游说主管部门……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个2000亿美元的行业如何欺骗了我们：制药业的真相》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玛西娅•安吉尔披露了制药业的真相。”
下面是该书中的择要部分：
“先来看一个最近的、没有受制药公司赞助的实验。名字叫ALLHAT（抗高血压和降脂治疗预防心脏病实验），这是治疗高血压疾病的一项大型实验。ALLHAT这项研究持续了八年，涉及600多个诊所的42，000多位患者，是关于高血压治疗所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的临床实验。他们共比较了四种药物，几乎令所有人都十分惊讶的是，最老的利尿剂能够很好地降低血压，同时更好地预防高血压带来的严重并发症——通常是心脏病和中风。
“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新药实际上不如旧药呢？首先，没有人试图去寻找答案。制药公司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新药和旧药直接作比较。新药上市是因为服用它们比什么都不用的效果好，结果它们就被宣传成医药史上的伟大贡献。其次，现在制药公司对如何进行实验和如何报告结果有很强的控制力。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人员一般独立于赞助他们的制药公司之外。制药公司一般将资金提供给学术医药中心，然后静待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公司参与到研究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从研究的设计到数据的分析再到是否将研究结论发表，这种广泛参与大大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偏向性。控制临床实验的不再是研究人员，而是赞助者。
“此外，整个学术界的氛围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学术界和实业界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学术医药中心在赞助其研究的公司中都拥有股份。因此，按照制药公司的想法来进行临床实验是大环境的必然产物。其结果就是，制药公司设计的临床实验由研究人员执行，研究人员只是个“执行工具”。但他们在其他方面获得了补偿。许多人从制药公司赞助者那里获得了巨额的资金支持，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研究人员充当了制药公司的顾问，去研究它们的产品，成为了建议委员会或发言人办公室的受雇员工，与他们所在的学术机构一起申请专利和制定专利使用费计划，在制药公司赞助的研讨会上推销药物和设备，沉迷于昂贵的礼物和奢侈的旅行中不能自拔。许多人在制药公司中还拥有股份。这些交易可以使他们的薪水飞速增加。
“人们不会相信一个企业对它自己产品的宣传和医药教育是毫无偏见的。但是，制药业认为它应当对医生和公众进行教育，让人们了解自己的药物及其针对的疾病。于是，许多医生和医疗机构——它们都是制药业慷慨赠与的接受者——都假装相信这些教育。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制药公司声称它们也“教育”消费者。2002年，通用电气公司在大型制药公司赞助下开创了病人频道。该频道向全国医院里的病人和等待就诊的病人播放一些医疗节目，中间穿插药物广告。一年之内，大约有800家医院赞助了这个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不间断播出的电视网。病人频道完全由广告商赞助，医院一分钱也不用花。病人可以在节目时长半小时的短片中进行选择，例如‘与癌症相关的疲劳’或‘轻松呼吸：过敏和哮喘’。
“最令人气愤的事情发生在1996年，美国帕克戴维实验室的一名销售代表大卫•富兰克林将该公司告上了法庭，罪名是欺诈公共医疗补助计划以及其他政府健康计划。富兰克林有数千份内部文件。他指控该公司执行了一项大规模的非法计划，在未经批准的用途上推销药物Neurontin———主要是通过给学术专家报酬，让他们在称赞该药物对其他疾病有效的蹩脚的研究论文上署名。
“Neurontin是1994年被批准仅限于治疗癫痫症，而且必须是在其他药物无法控制、突然发作时才使用的应急药（后来，它又被批准用于治疗带状疱疹）。光这点用途可赚不了多少钱，该公司于是想扩展其用途。但是，为用于其他疾病而做合适的临床实验并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需要很长时间，而该药物的专利在1998年就要到期了（后来，延长至2000年）。因此，该公司制定了一个计划，用于说服医生为其他未批准治疗的疾病开Neurontin———主要是在常见的各种疼痛或说不清的病况下使用，或者是作为治疗癫痫症的惟一药物使用。如果这项计划成功，则将带来巨大的市场。
“资料中显示，帕克戴维实验室对外称这个计划为‘发表战略’。它赞助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论文，然后收买学术研究人员在这些论文上署名。这些研究规模很小，而且设计得很差，依据它们来得出正确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论文甚至连一点新数据都没有，通篇都是对Neurontin的溢美之词。它雇佣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来准备论文和寻找作者。有家公司准备了12篇论文，每一篇都获得了1.2万美元的报酬。而如果“作者”愿意署名，就可以多得到1000美元。”
这位具有正义感的哈佛大学教授披露的美国制药业内幕真相，在中国不是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吗？例如，请看两则新闻报道：
一，“据<<文汇报>>(2007年)6月24日报道，治疗静脉曲张动一次手术至少上万元，而使用鱼肝油酸钠注射液进行治疗费用不到20元，但是这种价廉物美的鱼肝油酸钠注射液已经在市场上消失了2年多。日前，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政府机关的共同关心下，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突破重重障碍，重新生产该药。但令人意外的是，销售却成了一道新的难题。由于该药利润低，购销差价相对较低，而且不少新医生已不了解该药的使用，因此药厂的营销人员并没能在城市中顺利地打开市场。又如一盒‘百忧解’288元，同样效用的‘丙咪嗪’每盒价格在10元以内，但却基本断档。在一些药店，像小苏打、多酶片等常用廉价药也面临被高价新药取代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医学专家刘豫阳领衔，以民革上海市委名义提出了一份‘关于设法恢复生产和使用廉价经典药’的提案。委员们建议负责药品定价的国家相关部门要允许少部分价格低廉的药品保持价格水平不变或有小幅上调，让药厂和医药公司都有赚头，这样才能保证非专利廉价经典药的生存。”
二，据2007年10月4日<<长江商报>>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胡梦)骨折了，如果用中医正骨一般只需300到400元(两三年前只需50多元)，如果选择西医开刀，则需要将近1万元。可是记者发现，在不少医院，用中医正骨治疗的几乎没有。我省中医骨科专家呼吁，中医正骨已经面临失传窘境。
“经济利益高 手术治骨折吃香
“上周，张女士9岁的儿子小亮(化名)在玩耍中摔断了左手的胳膊，张女士于是将儿子送到武昌某大医院，医生看过之后告诉张女士，小亮的手臂骨折，最好进行手术，将钢板固定在骨头内。心急如焚的张女士没有犹豫，立即交了5000多元手术费。
“张女士不放心第二天将片子拿给一个熟人找了一位中医看，中医认为通过正骨的办法可以治愈，只是时间要长一些，费用仅需200元，而且对于小孩来说，能不手术最好不要手术。
“湖北省中医院骨科教授白书臣介绍，中医正骨目前在湖北只有一两家医院能够完成，一方面不少西医医院没有这项技术，另一方面，不少患者有手术更安全恢复更好这样的观点。
“日渐减少 中医正骨面临失传
“记者了解到，每年在武汉市中医院采用中医正骨治疗办法的大约有四五千人，在省中医院也有4000余人。
“两个医院的骨科教授张汉庆和白书臣告诉记者，中医正骨的治疗办法费用约为手术费用的1/10—1/4，对于治疗一般性骨折，使用中医正骨手法复位、夹板固定费用在150元左右，加上中医活血化淤、接骨续筋以及功能康复的膏药、熏洗等最多2000元左右，而使用西医治疗用钢板固定，手术费用至少要1万元。这样一算，正骨技术一年为4000个病人就等于节省了约3200万元的医疗费用。
“张汉庆介绍，骨折的治疗办法分两种，一种是功能复位，这是中医用的办法，治疗后完全能回复功能，另一种是解剖复位，就是手术办法，讲究100%对准，现在骨折患者一到医院就要求手术治疗的占了所有患者的六到七成，尤其是小孩，父母一般都要求给孩子进行手术。他们相信手术办法更精确，其实不然。
“白书臣提醒家长，小孩子的骨折只要不是关节内骨折还是尽量选用中医正骨治疗，因为小儿骨折错位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都是可以接受的。在以后的生长过程中都能自我修复。而如果进行手术，对于孩子今后骨头生长不利。
“‘不少医生认为中医正骨费力气，也创造不了经济效益，纷纷放弃。另外，中医正骨需要手把手地教授，手法非常讲究，目前并不是中医医生都能掌握，面临失传并不是夸张的说法。’张汉庆说。”
市场经济如果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甚至唯一的地位，就不是以服务于人民需要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而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属性了。在一个私有企业占经济主导地位的社会，不可能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如上文谈到的曾经脱销两年的鱼肝油酸钠注射液，虽然价廉物美，疗效可靠，而且经过政府各部门协调恢复了生产。但是，据报道，产品上市后，却因利润微薄遭到药品零售商的拒售，私营药商要卖同类疗效的高价药。
又如房地产业，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也是“因为利润微薄，郑州的经济适用房开工率不高，廉租房更乏人问津。今年(2007年)7月26日，郑州市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一份通知，正式宣布要组建一家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然而，公司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招来了各种质疑。
“郑州市政府下发的文件显示，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由郑州市国资委出资，房管局负责业务管理。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市场化运作，不增加财政风险和负担。
“郑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王广国说：‘我们这个企业是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的。’
“文件规定，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周转住房和农民工公寓等住房的投资和建设；市区危房、旧城改造及对老旧住宅小区进行配套、升级和改造投资建设；对市区问题楼盘进行托管处置；负责公共住宅建设项目的投融资业务。
“王广国说，除董事长由组织部门任命外，其他人员都面向社会招聘，同时实行监事会负责制，绝不会涉足商品房开发。住宅投资公司成立后，在一到两年内，将逐步垄断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市场。
“河南省住宅产业商会秘书长赵进京说：‘垄断解决了，经济适用房卖号、倒号等一些弊端问题，以及在财务问题上的腐败现象是中国独有的，或者说是发达国家全世界很难解决的问题。’赵进京认为应该先试点先行，一家公司这样做，再请另外几家公司也这样做，对比一下哪个先进，总结经验总结不足，更有利于更大的发展。
“专家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又直接参与到房地产开发中，如何保证操作的透明度，如何对项目实行有效监督？这将成为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而与商业企业相比，很多人也会担心，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企业能不能保证运作的效率？郑州市的相关部门只有真正找到了答案，这项面向普通百姓的举措才能真正把实惠带给大家。”
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私营房地产商经济效益第一和唯一，因嫌利润微薄，理所当然像私营医药零售商一样，也不愿经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所以，郑州市政府为了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才不得不反私有化潮流而动，成立一家以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国有独资企业——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某些“专家”很有意思，面对广泛存在的私营房地产市场官商勾结、黑幕重重、弊端丛生、久治不愈的现象视而不见，从未听到他们的反对之声，一家尚未诞生的国有独资企业，便对其大泼冷水，欲拒之于市场竞争以外。“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如何保证操作透明度？”“如何对项目实行有效监督？”难道这些问题都是国企所独有，私企就没有？社会主义皇粮养着你们，是要你们建言献策，解决问题，为广大的人民利益服务，怎么屁股坐歪了，替少数私有房地产开发商继续不受干扰地获取暴利而效犬马之劳。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也证明了，如果市场经济不是公有制企业占主导地位，就不可能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老百姓在这个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私有制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中，将大受其害。
某些屁股坐歪的“专家”对国有房地产业很不感冒，因为他们担心，“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国有企业能不能保证运作的效率”，却不“质疑”私有房地产业，仿佛只有他们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一篇题为“危险的<<房地产富豪榜>>的报道短评：
“近日，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富豪榜都公布了中国的富豪名单。有意思的是，这两份富豪名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房地产富豪榜’。例如在胡润富豪榜的前10名中，有6个是做房地产业务的，如果将样本扩展到前40名，依然发现有20个是房地产富豪。福布斯富豪榜前10名中也有6人涉足房地产业务。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0月11日刊登时评指出，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房地产商大规模‘进驻’富豪榜这种富豪结构，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匹配的，因为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城市化如火如荼、再加上人口众多，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房地产行业是成就富豪的最好产业。然而，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结论。实际上很多国家(例如美国)在二战后的‘深度工业化’时代都没有发生房地产富豪大面积统治富豪榜的景象。相反，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是由金融领袖、制造业巨人、物流革命者以至于现在的新经济‘酷商’所统治。在西方社会，即使是最强调自由竞争的英国和美国，都认为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必须要‘规制’和‘分轨’的行业，因为房地产运作的属性非常类似于金融行业，并不是简单的钢筋混凝土行业，存在着大量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已故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最有钱的富豪是倒卖土地和造房子的商人，那就很危险。历史地看，当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印尼、日本以及泰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富人榜被房地产富豪控制之后，经济危机就随即出现了。”
今天，中国各地方当局在发展经济上有两种理念和模式，一种是以人为本，另一种是以利为本。仍以房地产业为例。前者近年来以烟台市为代表，不打肿脸充胖子，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市民现时的承受能力，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据<<经济参考报>>2006年12月26日报道，2003年，城市建设方向是‘拆建改建’还是‘弃旧改新’，烟台市决定让市民选择。烟台市在调研中发现，条件较差的旧居民区占城市中心区70%，而市民投诉旧城区问题也占70%，迫切要求对旧城区整治的市民几乎是100%。同时，这些市民基本上都是普通收入家庭，没有能力买房换房。为此，烟台市决定城市建设方向为：不拆旧城，不建新城，而是综合‘修整’旧城区，让市民不换房就能享受现代城市社区的生活。
“在综合修整前，烟台市旧城区70%居民的住房供水、排水、供电、供暖等功能严重缺失，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奇山小区居民的家中都备有大水缸。烟台市变以往‘城市美容’为‘功能再造’，对地下、地上、楼体、楼顶进行立体化整治，在彻底改善外部形象的前提下，整体投入近六亿元，全面提升旧城区城市承载功能。
“‘旧房新区’的方式给这些普通居民省下了一生的积蓄。由于没有进行大规模拆迁，加之旧城生活环境日趋优良，烟台市‘房市’始终较冷。”
后者以呼和浩特市为代表，为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绩”，唯经济效益论，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在脑后，弃之不顾：
“据新华社电 在今年以来各地发生的商品房涨价风潮中，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呼浩特市的房价走势引人瞩目：4月份，该市商品住房价格同比涨幅达14.9%，位列70个大中城市之首！分析房价的‘呼和浩特样本’，记者发现，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竟是房价上涨的有力助推因素。
“故意抬高地价创‘商机’
“2004年，呼和浩特市商品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600元左右，这引起了一些政府领导的担心：低房价很难吸引大开发商，制约了城市建设；偏低的地价也造成房地产开发商利润空间过大。
“次年，呼市出让土地8000多亩，将地价从2004年底的每亩30万元左右猛提到50万元以上，最高竟达到300万元。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也从2004年的每平米1590元陡然升到2400多元。
“2005年8月，‘呼市城市发展与土地开发创新论坛’开幕，市政府官员和与会专家、开发商都众口一词，说呼市房地产‘商机无限’。
“暗示房地产商建‘豪宅’
“为了推动房价，呼市近几年加大了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的力度，并将此作为吸引房地产投资的一大‘优势’。根据计划，今后几年，旧城将拆迁500多万平方米6万户居民，其中80%的家庭不得不购置新房。
“‘呼市不缺房子，但缺好房子’，在市政府这种认识引导下，投资建设高、大、美的商品住房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开发商便‘借势’竞相开发大盘豪宅。2005年，当中央对房地产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时，呼和浩特市依然按着自已的步调行进，滨海新城、香格里小区、麦迪逊花园等高档楼盘四处开花，拉动了房价上涨。
“高昂的价格则让多数百姓望房兴叹。”
呼和浩特市搞的房地产开发方式并非个别现象。有趣的是，不少地方喜欢画蛇添足，既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玩一些评功摆好的蹩脚把戏，恬不知耻。我们这时候又能看到，在各地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联合召集的各种不同名目的会议上，总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之流，不甘于书斋寂寞，非常积极地跑去赶场，吹喇叭凑热闹，为其主子造势。这些年来，这班受到官方宠信的“知识人才”干的唯一“好事”恐怕就是替执政者帮倒忙，让其丧失民心。只是，一般人还不知道中国戏台上这班“跳加官”的小丑，他们每次的出场费是多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否则就会失去为本民族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阶级特性。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来说，也只有着重于社会效益，才能更好地争取到经济利益。如果相反，人们都罔硕社会效益，只追求经济效益，可能适得其反。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一种生活中习以为常使用的东西，人们只有在失去它的时候，才感到它的可贵；没有失去就不觉得了。例如中国市场上卖的照相胶卷——“柯达”和“富士”两种外国品牌，听说其价格远远低于在其他国家的售价，甚至还可能低于其国内售价，原因就在于中国“乐凯”的存在。我们不必去猜测和研究这两种外国胶卷在中国市场上倾销的动机和目的。站在一个中国普通消费者的立场，你应当庆幸：“改革”还不彻底。假使有一天，中国“乐凯”这家硕果仅存的感光材料国有企业，也像化妆品行业那样，为了合资“政绩”，或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能否实现还是个问号)，弃社会效益于不顾，不惜放弃民族自主品牌，那么，可以想像得到，中国人每买一卷“柯达”和“富士”，至少将多掏一倍以上的钞票。又如，有资料披露，同样品牌的牙膏，在美国的价钱是中国的8倍到10倍，在俄罗斯也是中国的好几倍。为什么在中国洋品牌的牙膏卖不上高价？因为有国产品牌的竞争与制约。要是国产品牌全改“姓”，也就是中国消费者不得不支付几倍于今天牙膏价格的时候了。中国一些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化妆品民族品牌，就因为被外资吞并后消失了，不但我们这一代，子子孙孙，要想买一件比较高档品牌的化妆品，都将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价钱，永远地挨宰。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中性事物，无所谓好与坏，对我们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如果按照某些为跨国公司利益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分子那套主张参与“国际分工”，中国老百姓不但要吃大亏，国家安全也将埋下隐患。不要忘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国，帝国主义正在处心积虑地想把我们变成另一个前苏联。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论他信仰什么主义，是哪一派，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屹立于世界，任何方面都不受制于人。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经济也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例如，现在已经有美国人提出疑问：“谁来养活中国？”不能说他们的疑问没有根据，杞人忧天。这些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无节制地大量占用耕地搞什么开发区和房地产业。因为耕地产出的粮食值不了几个钱，改变用途后经济效益便会急剧倍增。中国以全球7%的土地养活20%以上的人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耕地反而不断减少，如此趋势发展下去，10多亿庞大人口的粮食问题可能将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来解决。记得1960年代三年饥荒时期，许多学者和官员的文章开头都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生产率，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提法由此而来。怎么刚吃了几年饱饭就忘了？“民以食为天。”现在发展经济忽视社会效益第一，等到将来真的需要大量进口粮食补充内需，就等于自己的脖子被人套上绞索，别人要你怎么干，你就得乖乖地从命。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到了那时，还有什么经济效益可言？
三异，工人阶级领导，其他阶级被领导的原则。
这一段重要论述暂付阙如。“工人阶级领导”的说法久违了。我因为学识与思想水平低下，代表不了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发言，既无资格，也说不好。这个题目应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士们的专业强项，劳驾该院博学的鸿儒们发挥特长著文补充。鄙人拜托了。我只简单地谈几点观感、看法与意见：
现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种经济成分逐鹿于中国市场上。不知是否可靠，据说迄今为止，国企还占着半壁江山，是份额最大的一方。但从现在发展趋势看，外企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他们采取两大战略性举措：一是独资，或者在要求占多数比例股份的条件下，大肆收购中国各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徐州工程机械制造集团公司收购事件便是一个典型；二，大量网罗中国一流科技人才为其服务，因为工资较高，国内人才趋之若骛地涌向外企。他们近年来还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但是原创性高端核心技术都留在其国内做，也不会让中国科技人员在其企业和研发机构中挑大梁，一般都是安排你去做一颗“螺丝钉”。他们控制核心技术的目的很明显：“将GDP留给中国，把利润全拿走。”似乎各得其所。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加速度地发展下去，显然要不了多久，中国市场经济的领导权无疑将落于洋老板之手，像东欧某些国家那样。有“学者”说，外资企业只要是存在于中国，在华纳税，就应当算是中国企业。这种论调实质上是中国经济沦落为跨国公司附庸的一块遮羞布。除了买办利益集团中的分子，哪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会认同？跨国公司前一种举措，急得“反改革开放”的“保守派分子”跳脚，大叫不能卖了，卖不得了！执政者也好像忽然从“同国际战略投资者合作”的迷梦中惊醒，悬崖勒马，紧急叫停。但是后一种举措，在全球化经济的游戏规则中却无法禁止。结果，领导权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旁落于外人。
中国市场经济（且不论姓“社”还是姓““资”）将由跨国公司主导，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临这一前景，可能感到尴尬，因为中国经济走到如此地步，这些被官方言听计从受到高度宠信的“学者”“功”不可没，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难免祸国殃民之嫌。怎么办呢？推脱责任。07年初，一位主流派代表人物向媒体发表谈话，责怪政策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言下之意，中国大陆现在缺少民营大企业家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军人物，都是中国政府当初没有听从我们的政策建议，要是听从就好了，现在本土资产阶级就会接掌中国市场经济的领导权。没有真空，外人岂能乘虚而入？马上，官方有人帮腔，确确实实，我们的政策没有给民营企业足够的“奶水”喂养，扶持力度太小。一唱一和，好精彩的双簧，不过，这种托词恐怕经不起事实检验。
例如，“温州模式”向来是中国某些“学者”向各地推荐的范本，因为民营经济发达啊。官方扶持力度是大还是小，这个标准不好掌握，我们也无从知道，但至少没有“阻碍”它的发展吧。据报载，2006年温州新市委书记一上任就感到自惭形秽：当地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低，更要命的是，这种“小而低”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据说，那里老板们掘得的无数桶金，溢满为患，不知出路在哪里，于是组成“炒房团”，“炒煤团”之类各种名目的“炒团”，游资飞向全国，以后可能还会飞向全世界。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企业家？要知道中国市场经济的领导权正虚位以待，急等着这些有钱人脱颖而出去填补真空啊。恨铁不成钢，徒唤奈何。温州那位新父母官没有办法，不惜自贬身价，移樽就教，转而欲向“苏州模式”学习，招商引资，抱着十二万分的诚意，恳求跨国公司大老板前来主导该市经济发展。
曾记否，过去有一段时期，“韩国模式”备受官、商、学界某些人士的推崇和追捧？以中国之大，集中财力造就几个“大宇”、“三星”式的大财团，还不是易如反掌。几年前，山东有一位闻名遐尔的“大企业家”被人杀了，清点其财产，竟有数十亿元之巨。刚好，欠下的国家银行贷款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这位“亿万大‘负’翁”生前的家产净值很可能比我这个穷光蛋还要可怜。如此登峰造极的“扶持”力度还说是“阻碍”了私有企业的发展，这不是对现行“政策”天大的冤枉吗？
又如，一个上海小瘪三，虽然名不见经传，却神通广大，像是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孙悟空，拔下身上毫毛一吹，瘦猴子变成巨无霸，一出手就是30亿元，欲买下一条高速公路的收费权。人们因吃惊张开的嘴巴还没有合拢，大惑不解之时，陈良宇事件东窗事发，原来是挪用老百姓的养命钱——社会保障基金，戏法穿帮。什么叫做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我等平头百姓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中国市场经济能让他们领导吗？
中国市场经济必须由中国人领导，这一底线大概没有人敢破。即使有“学者”冒险试探，也要借助于诡辩术。至于由谁领导，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只要彼此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事好商量，提倡阶级合作的和谐社会嘛，更不必争论，不妨互相礼让，谁有本事谁上。凡不同意此安排者，搞窝里斗，以破坏安定团结论处。我们可以撇开阶级意识不谈，以免被私有化产权“改革派”扣上“反改革”的罪名。但是，不论你的思想多么“解放”、“前卫”、“新潮”，民族意识总还是得保留吧。否则，搞什么独立自主，让帝国主义来指手画脚岂不是省事多了？
经济全球化后，你难道就不是“丑陋的中国人”了？命中注定，无法改变。买办利益集团分子可以见利忘义，数典忘祖，你就是垂涎三尺梦想，也挤不进去，因为这个集团只能容纳一小撮人。你没有来头和背景，还是去吃酸葡萄，休想吧。
前文已述，我们并非不让资产阶级领导中国市场经济，实在因其自身原因，先天不足，弱不禁风，挑不起这付重担。政策扶持力度即使再加大一百倍也没有用，包括上述后两种恶性作法。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须按照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行事。跨国大鳄们已经先期抢占了各高科技产业经济的制高点，中国私有企业除了做其附庸，捡一些他们淘汰下来的产品做做，分尝一点人家的残菜剩羹，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前途。既然资产阶级领导不了，那么，中国市场经济舞台上，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地上阵唱主角了，相应地，也必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中演出。但是，工人阶级内部也不是清一色板块，还要分高低层次不同的群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主要依靠哪一个劳动阶层领导呢？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认为这句儒家名言其实并没有错，乃是社会规律和客观真理，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否认批驳，那是徒劳。逆势反向而行之，只会闹出大笑话。文革时，工厂大老粗工人进驻知识分子集中的教育院校和科研机构，低层次的体力劳动者去领导高层次的脑力劳动者，这种“领导”，滑天下之大稽，不要说知识分子不服气，只会出臭汗的老粗也会感到尴尬，因为不知道怎样“领导”呀，会背几句毛泽东语录，就算完成“领导”任务了？中国今天蓝领工人还占大多数，那是由于经济不发达。曾见资料披露，早在1950年代，美国白领已占工薪阶层的70％。我们亟须向那个目标前进。
但是，我们也要反对另一种传统认识，唯文凭论，以为只有肚子里装满墨水的人才是脑力劳动者，我认为并不一定。例如，中国学术界某些知识分子文凭都是镀过金的，脱离与违背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长篇大论随口而出，都是外国人早已“嚼烂的馍”，没有任何新鲜东西。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不假，若说是脑力劳动者，恐怕名不副实，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动过脑筋呀！相反，有些底层蓝领工人甚至是文盲如我学徒和青年时代接触过的某些师父们，终年为技术创新和改进工作而在动脑筋，你能说他们仅仅是只会出臭汗的体力劳动者吗？不论白领蓝领，是不是知识分子，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振兴国有企业，我们应当主要依靠工人阶级中那些愿意殚精竭虑的劳动者。
中国市场经济不是那么好领导的，他们面临着下列三大问题迫切地需要解决：
一、转变“四高”（高投资率、高外贸依存度、高资源和高能源消耗、高污染），“三低”（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档次；
二、规范恶劣不堪的市场秩序；
三、改善糟糕透顶的社会风气。
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少解决一个都不行。资产阶级只要稍微有一点自知之明，一看这阵势，便会倒抽一口冷气，知难而退。不自量力挑重担，怕会压断身子骨。扶不起的阿斗毫无逞能的资本，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甘当被领导的角色吧。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打铁先要自身硬。企业主人要发挥企业主人的作用，领导阶级要树立领导阶级的榜样。创建一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力学”，设法在国有企业营造一种具有强大动力和压力的氛围。企业中每一个成员无不殚精竭虑地奋力拼搏，凡不努力者将被其同事（不是上级领导）排斥出团队之外而下岗失业。坚持不懈地奖优罚劣，吐故纳新，从而大大地提高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同时，根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市场经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等价交换原则，促使国有企业职工成为中国富裕的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最有资格先富起来的一个社会群体。“铁饭碗”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促进社会生产的积极作用，后来发生畸变只有消极作用，是该抛弃了，但要给国企从业者换上一只“金饭碗”。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者说是奥秘就在这里。
必然有人会怀疑，作者癞蛤蟆打哈欠，违反现实社会中的基本常识，是在编造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忽悠人。稍安毋躁。请听在下这个大老粗后文逐步详述。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在工人阶级（主要指国有企业职工）领导下，才能带领全国人民走上长治久安、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
全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在毛泽东思想旗帜指导下，为争取自己的阶级权利而团结奋进！
网友评论：
1 楼【winder】 于 2008-6-29 10:59:55 评论说
腐败不除，何谈振兴
2 楼【lljjgg】 于 2008-6-29 20:48:00 评论说
本文作者实在是个高人！尽管作者和本人一样出身底层，但是思维逻辑和学术见解却远远高于当代的所谓精英们！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理论与客观实际密切相连。而精英们的理论往往是脱离实际的空论，看上去很有理性，可拿到实际之中经常是废纸一张！只可惜文章过长了，不利于读者阅读。建议作者按着顺序逐段发表，这样效果会更好！是篇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文章！！
作者：天下第一大老粗
第一章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
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北宋王安石认为，治国之道，当“以择术为先”，乃其深刻的经验之谈。毛泽东也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古今英雄所见略同。建国几十年来经济建设中的主要教训，一言概之：事倍功半。“择术”多有失误，政策和策略粗心大意之故也。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也不例外。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比较，它既有长处，也有短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孰优孰劣，谁胜谁负，说到底，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信奉的经济制度扬长避短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实施的效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干了几十年，哪些方面是我们的长处，应当发挥，哪些方面是我们的短处，须要避免，现在分清楚了吗？恐怕还没有。因而或者头发胡子一把抓，长短不分；或者为了清除浴盆内的污水，连婴儿也一起泼掉了；或者学人之短，奉为圭臬——倡导“哑铃型”企业组织，便是一例。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于：我们经济制度的短处，只要认真对待，群策群力，不讳疾忌医的深入探索，是可以避免和消除的，而扬长的潜在发展空间，远比资本主义的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市场经济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广阔无垠的处女地，至今人迹罕至。
扬长避短的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必须与时俱进，更切忌片面性。例如群众运动，以前常用之于我们的经济活动中。如何评价这一事物？现在它几乎被人彻底否定，认为一无是处，只有破坏作用。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1950年代初期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五反”（反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反投机倒把、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正面作用是主要的，负面影响是次要的。经过那两方面同时进行的运动，旧中国遗留下的污泥浊水一扫而光，社会气象焕然一新，国家公务员队伍基本上保持了三十年左右的廉洁，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经济秩序保持良好局面，偷税、诈骗、假货等不法现象几乎绝迹。后来运动搞滥了，越来越离谱和荒唐，甚至整一个坏人，搭上几个好人，玉石俱焚，得不偿失。这种严重有害于经济建设的赔本买卖当然不能再做了，但这并非群众运动本身的过错。一旦被蛇咬，几十年怕井绳，因噎废食，大可不必。也有的群众运动利弊参半，此单位搞得好而彼单位一团糟。1960年代文革前搞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运动，有的单位确实“清”出了坏人，取得了成绩；有的单位没有坏人怎么办？为了完成百分之一二的指标，拿好人凑数，当坏人整。我所在的企业当时就是这种情况。现在法治代替了群众运动，无疑是治国方式的一大进步，不过从效果上看，也有局限性，并不如人意，例如腐败现象长治不愈，依然严重，遑论根治了。一些厂家亏损破产，职工们纷传是因为“虫鼠”蛀蚀而空，清理工作组孤军奋战，依法审计，往往十之八九发现不了问题。上述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方法各有长短，与时再进一步，群众运动与法治相互取长补短，合二而一如何？
过去实行的统购统销政策也被弃置一旁，不再采用而成为历史。殊不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要优势就是““大””，全国国有工商企业统属一个“大老板”。国外世界500强企业的历史，就是长期不断的自我壮大和兼并史，持续不变的目的是追求市场竞争中的强势地位，使其经营成本更低廉，产品技术更先进。在原材料采购和商品销售中进行大规模活动，乃是使这种努力获得成功的一项可靠保障措施。社会主义经济——无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说，可以缩短做大的强化进程，天生自然的拥有这种先发优势。简而言之，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尚须通过统购统销这条主要途径。我们应当认识到，过去几十年统购统销的实践结果很不如人意，问题出在商业官僚机构的错误规则和有害化操作上，并不能归咎于这一事物本身。打一个比方：发生了车祸，要分清罪责：是车不好，还是司机胡乱驾驶所致？如果是后者而将没有过错的车子抛弃，就不合情理了。污水必须清除，但请盆下留人，不要连婴儿也一起泼掉了。社会主义萌芽需要我们正确耕耘，才能使之茁壮成长，不分青红皂白的锄掉，不觉得可惜吗？
同群众运动和统购统销同遭厄运，还有一个难兄难弟——“铁饭碗””。国有企业劳动纪律松弛，消极怠工现象严重，人们也将账算在这只““碗””上。1970年代末期以来，专家学者口诛笔伐，将它贬得一无是处，简直成了国有企业不景气的祸根，为此后大规模裁人“下岗”做了舆论准备。人不自省，诿过于“碗”，真是岂有此理。经济理论界未见有一人从政策上寻找原因，探究一下这只“碗”的作用，是怎样从正面转向负面的。
建国之初，共产党很快赢得了绝大多数工矿企业中的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下同）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主要靠的不是政治说教和理论宣传，而是因为切切实实的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劳工的改革措施。例如，缩短工时，以八小时工作制取代当时私营企业普遍实行的十二小时；规定星期天带薪休息；成立自己当家作主的工会，民主选举信得过的人代表工人群众参与企业管理，同资本家谈判和协商，解决劳资间发生的问题，而在以前是老板一方说了算；不得随意辞退工人，这意味着，工人手中的“饭碗”，从那时起，开始变成“铁”的了。
其实，这些举措并非单方面的恩赐，工人们随即投桃报李：通过“五反”运动，一下子整肃了某些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假账绝迹，堵塞了偷税漏洞，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因为有了企业主人翁的感觉，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增产节约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旧社会“教会徒弟，饿死师父”，因而技术传承极其缓慢而艰难，自从有了“铁饭碗”的保障，免除了后顾之忧，少数身怀绝技的能工巧匠纷纷自觉地、主动地传技于他人，从而使一些原来藏而不授的技术为大多数人共同掌握。因此，许多过去依靠进口的工业产品，我们在最短期内多品种、大批量的生产出来了。旧中国是“洋货”一统天下，解放几年间迅速改变了面貌。如果没有“铁饭碗”在手，职业朝不保夕，何来社会主义主人翁的良好感觉，怎么可能将自己赖以生存的本事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社会大众？可见，“铁饭碗”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初始阶段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促进作用。后来如何发生畸变，我们需要从政策上寻找原因，后文再议。
计划经济时代的“三大件”：群众运动、统购统销和“铁饭碗”，已经被人们否定、抛弃和淡忘了。我之所以重新提起，是因为觉得它们兄弟三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市场经济相对于计划经济，其长处集中到一点，就是个“活”字，它使经济迸发出巨大活力，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乱”。有人轻描淡写：“门窗打开了，新鲜空气吹进来，也难免飞进几只苍蝇”，说得好不轻松。仅仅只是“几只苍蝇”？黄、赌、毒、假、骗、黑、腐，七鬼闹中华。实践表明，治乱，正是市场经济现有手段的弱项，尽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是整治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部分地区越治越乱，发展下去，必将产生不可预测的恶果；而它恰恰是计划经济时代“三大件”的强项，早已有过成功的经验。可见，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各有长短，岂可偏废一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史无前例，没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借鉴，当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也表明了我们对“方向”和“道路”并不十分认知，制定和实行的政策，既可能“摸”对，也可能“摸”错。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利继续深入前进，才是应取态度。断言“完全正确”，即使明显违背“四项基本原则”和“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重要思想的错误部分，也“不容否定”，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终将酿成大祸，是不行的。
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有的举措即使人人叫好，也可能产生负作用。例如给予了企业自主权，许多企业扭转了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颓势，面貌一新，焕发活力，走上振兴之路；但同时，也有不少企业因为失去了监管机制，“老鼠”趁机闹翻天，反而加速了衰亡。企业自主权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活企业的一项最基本的必需举措，本身无任何问题，不同的企业实施后却很可能效果迥异。还有经营承包制，在农村曾经普遍的取得巨大成功，而用之于国有企业，则大多失灵。原因何在呢？这就需要我们对类似问题挖根掘源的探究一番，查它个水落石出，以便趋利避害。迷惑于表面现象，浅尝辄止，那将无济于事，解决不了问题。
总之，我认为诚如王荆公和毛主席所言，各级领导同志治国当以择术为先，务必充分注意政策和策略，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意即要谨慎地高度负责地正确选择、运用和取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长短术”，从而创造一个“活而不乱”的良好局面。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和快速的发展。
列位看官！现在在你们面前夸夸其谈这番经济学大道理的家伙，并不是学术界、文化圈内的知识分子，而是个彻头彻尾的大老粗，这一定出乎大家意料。何方野牛，竟闯进尊严高贵的学术殿堂，大煞风景，欲挑战学界鸿儒，要同他们打一场笔墨官司？
作者自我介绍一下：鄙人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工人，平生庸庸碌碌，乏善可陈，倒是经历过一次不平凡的事件，思想观念发生转变，谈不上光彩，却值得一提。1966年文革初期，因为不守本分，干扰敝厂领导政治斗争部署，惹祸上身，遭到“革命群众”有组织的上千张大字报围攻，在一家两千几百人的中型企业里，我这个小工人获批数量独占鳌头。集群重炮打蚊子，真乃一道空前绝后的天下奇观。千夫痛斥，定性为“牛鬼蛇神”、“极右派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被开除基干民兵队伍，将我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调离工作岗位，同另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为伍，监督劳动改造干苦活。当时难得有一位朋友认为我尚可救药，劝道：“你的思想太右了，背离时代潮流，非常危险！识时务者为俊杰，必须悬崖勒马。”醍醐灌顶之言，铭记在心。从此痛改前非，不断向左靠拢，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思想观念终于重新定位。哪里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政治风向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相对而言，如今社会上右很吃香，左则背时。又站错了队。我脑后难道长了反骨，怎么总是逆潮流而动，言不逢时？按照时下中国学术界标准，若有人指斥我为极左余孽，那真可谓黄泥巴掉进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中国社会传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工人，做工吃饭乃是本分，怎么不务正业，狗咬耗子，过问起经济学问题来了？原来事出有因。我居住地附近原有五家历史悠久的国有大中型企业，1980年代以来，先后垮掉了四家，数以千计的职工下岗失业。经济改革的成本，几乎全由破产企业的“主力军”们承担，他们未获改革之利，先遭其害。在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情况合乎情理吗？黄鹤楼上看翻船，船上载着我的阶级兄弟姐妹，岂能无动于衷，作壁上观？《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某些迭出损招，损害劳动群众利益的所谓“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靠得住吗？在他们学术理论指导下的国有企业改革，直接后果就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工厂倒闭了，我们劳动者的饭碗也就没了。不错，中国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早已走上了下坡路，但不切实际的改革犹如在其背后击一猛掌，加速了衰亡进程。我们被动的无辜遭害，饭碗打破了，岂能善罢甘休，当然要找肇事者算帐，理论理论，同他们打一场笔墨官司。狗咬耗子，老粗论文，完全是被逼出来的！
改革理所当然的引起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对自身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变动的强烈关注，人们因利害感受不同而心态迥异。我写这篇“论文”的动机，如上所述，直接起因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工矿企业的衰落，职工群众遭遇厄运，触景生情，进而思考，深感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因果关系大有研究之必要。我现在是社会上“弱势群体”中的一分子了，承蒙上层人士大发善心，对我们关爱有加，不乏廉价的同情，甚至怜悯。但我们能满足于此吗？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在政治社会经济学界，多年来还从来没有看到过其中有一个成员，将工人阶级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势地位而出谋献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以后还可能在这方面动点脑筋。既然指望不上，我才不得不用握惯榔头的手，拿起笔来，为我所在阶级中的广大劳动群众的福祉和未来命运，设计一个与己比较有利的蓝图。本文理论水平低下在所难免，即使贻笑大方，也顾不得了。只求现实可行。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据报刊披露，20多年来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放权让利（1978年——1983年）
第二个阶段：利改税（1983年——1987年）
第三个阶段：经营承包（1987年——1992年6月）
第四个阶段：转机建制（1992年——1995年）
第五个阶段：整体搞活（1996年—— ）
我认为如果以是否触动产权所有制变化为标准，实际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大体上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不改变所有制结构情况下进行改革，国有企业整体状况未见好转，甚至可以说反而恶化。后来调查统计发现，亏损面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第二个阶段对症下药，提出“抓大放小”方针，“一卖了之”，扔掉了大量亏损包袱，立竿见影，后来盈利连年大幅度上升。接着，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大型国有企业也加快了改革步伐，提高国内外私有资产比率，实行股权多元化，现在终于基本上达到了原第五个阶段目标，“整体搞活”了。
但是，这种“成功”的改革不符合我的利益，偏偏像我这样所在阶层的人，在中国决不是少数。就像是一个地区引进了大量外来资本，GDP显著增长，“三资”企业大赚其钱，当地官员和富商当然欢欣鼓舞，弹冠相庆；但若是这种政绩以污染自然环境为代价，那么，生活与工作在其中的群众恐怕不会也随着一样兴高采烈，而可能感到得不偿失。私有化改制破坏了社会主义人文环境，工人阶级重新沦落为资产阶级雇佣的劳动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接受过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人，对于自己处于被剥削、被欺压的境地会满意吗？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原则已经写进了修改后的宪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私有化改革同这条原则相悖，而且遗患于将来。后文将作分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世界上其实并无先例可供借鉴。它就像是一部探索前进的车辆，能否到达“富民强国”的目的地，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下列五个因素：
一，“驾车人”的技术水平如何；
二，“红绿灯”等交通规则被普遍遵守了吗；
三，道路平坦，还是陷阱重重；
四，道路上不时出现的障碍物和发生的“交通事故”能否及时而有效的清除和处理；
五，路标竖立了没有。
人们对前四项比较重视，有关各项问题正在努力解决和完善之中；唯独第五项，可能因为忌讳提及“方向”“路线”之类“极左”话题，还不知“路标”在哪里。行车不辨方向路线，在市场经济的迷网中乱闯，“摸着石头过河”，轻则难免事倍功半，重则可能南辕北辙，走向歧途。
当务之急，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趁早竖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标”，以免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此乃我们事业少走弯路，争取事半功倍之必需也。首先，必须厘清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区别吗？一位生前曾经身居要职的权威学者认为，两者没有“性别”之分。这一高见发表之后，多年来从未见有人异议和驳斥，社会经济学界可能已广泛认同了。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追求的终极目的不同，服务和依靠的主体对象也各异，两者属下的市场经济“性别”会是一样的吗？一个姓“社”，一个姓“资”，泾渭分明，不容混同。概括的说，相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一同三异”的原则。分析如下：
一同：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
在这点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确实没有区别。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取他人之长，避自己之短所必需。计划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衰落和废亡，最主要的原因是效益低下，效益低下缘于缺乏活力，为什么缺乏活力？因为经济运行中彼此没有竞争，企业不论优劣都合在一起吃“大锅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身是计划经济。那时，经济布局的指导方针是所谓“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另外，好像还有这么一项“最高指示”：“地方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计划经济缺乏竞争的弊病，不谦虚的说，我算是一个“先知先觉者”。我并不懂得经济理论，怎知利弊？发现来源于自己的工作实践。让我先讲一个微观上的故事：
我是一名制水工，工作中经常操作的机械设备是水泵。我厂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购回几台水泵及其附件。这些杂牌泵具的质量真使我们工作人员伤脑筋，使用不长时间就出故障，必须拆修。劳神费力还要多耗物料，增大企业成本。是不是因为当时我国工业技术水平低下，生产不出此类高质量的产品呢？不是的。在此之前，1956年买的两台上海一家正规大厂生产的水泵，运转了几十年，每天都要频繁的启动和关闭，却从来没有修过。那时我就想，国家为什么不扶持生产价廉物美产品的厂家，扩大其规模，满足各地客户的需要，而将那些孬厂筛选出局？我带着这个问题，还曾询问过本厂材料科一位干部。据他介绍，厂家采购机械设备不能够自主挑选，因为上级有关领导部门全面考虑，综合平衡，为了大家都有饭吃，避免饱者胀死，饥者饿死，各地产品好坏搭配销售。他还认为这就是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我的感受则相反，对统购统销取其短而弃其长，匪夷所思。
在这种计划经济理论方针指导下，各地工业布局就像是叫花子办年货，样样有，但都不成气候。谁都建立不起自己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相反，有的地区原有的竞争优势也逐渐消失了。这一认知也来源于生活中的经验，而不是因为看了国内外哪位学者的经济理论著作，才懂得这个道理。再讲一个宏观上的故事：
以上海百货业商品为例。我居住在武汉市，在本地闹市中心，1996年9月，上海市商委组织了三十多家沪地工商企业，共同在汉投资三亿元建设了一座大型商场，名曰“上海商城”，主要经营日用百货。我曾慕名去过两次，发现商场内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生意不好整柜台，后来又投资五千万元整修改造，仍然很不景气，只好关门停业。前来的上海商委一位主任在接受武汉记者采访时坦承，上海商城的失败，表明在百货业方面上海的优势并不明显。
老一辈人可能还记得，上海日用百货曾经称雄中国市场一百多年。在武汉过去的年代，亲朋好友有人去“下江”，都不忘托他捎带一些上海货回来。为什么现在沪产精品上门销售，却丝毫也引不起轰动效应了呢？其中原因诚如那位主任所言，如今“百货业方面上海的优势并不明显”了。这一现象引起我的关注和研究兴趣。我小时候认为上海人最聪明，所以做出来的东西也好。几十年后难道他们变笨了？都不是的。上海人的智商同其他地区的中国人差不多，不高也不低，沪产百货过去之所以称雄，是因为近代以来长期拥有别处没有的多方面优势，与使这种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传统人文文化氛围。
上海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地处沿海，西风东渐之后，一开始就因为开放最早而拥有先行优势。此外，资金、人才、科技和水陆交通等方面也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逐渐集聚、配置和占有生产资源的能力，同它不断增强的竞争力成正比。上下游企业在采购原料、配件、生产和销售方面，也形成紧密的产业链，从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工厂云集，一些产品相同的企业便成立了行业协会。我所在工厂原是上海一家印染厂，据一位上海师傅告诉我，行会内外有别，对外，同行是冤家，倾轧、排挤，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行内会员则是亲家，各厂每周一次派一名代表聚会，以便商讨行内事务，切磋技艺，交流管理经验和互通市场行情，日积月累，共同提高。这大概就是上海百货商品过去保持竞争力长盛不衰的秘诀。
1952年“五反”初期是一个转折点，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那时，重庆某行业发生了一起“星五聚餐会”事件，协会内私营企业主们在会上密商如何对付共产党发起的这场针对他们的运动，事机不密，被当地一名记者知悉而在报上曝了光。一夕之间，中国大陆，当然也包括上海所有的行业协会都被迫自行解散。从此，各厂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失去了赖以发挥竞争力优势的载体，日消月蚀，几十年后老本逐渐吃光，优势还能“明显”得起来吗？
上海百货业过去成功的经验表明，聚合起来相互协作下形成的整体竞争力优势，既强大而又能持久，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借鉴其积极作用，因势利导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固有长处，振兴国有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在经营理念、购销方式、用人机制和工资分配等等方面长期摒弃和背离竞争原则，结果导致整体竞争力不断下降，有的甚至弱不禁风，这是事实。但若是认为许多企业破产全都是内因作祟，咎由自取，也不尽然。政策上偏袒外资，对其实行超国民待遇，使之处于有利地位，也是一个同内部因素同样重要的外部因素。我再举一个比较熟悉的例子。武汉市有两家印染厂，“一印”和“二印”。1990年代，设备较差而技术力量较强的“一印”经营每况愈下，“二印”则由一位港商接办后起死回生，一度机器轰鸣，购销两旺。于是有人感叹道，厂还是那个厂，工人还是那些工人，就是因为转变了机制，同以前大不一样了。我当时深感好奇，多方打听，什么“新机制”有此神效。原来，不过是旧中国私营企业普遍实行的那套老掉牙的玩意儿，特点是工人重新沦落为雇佣劳动者，没有丝毫权利可言，一切都是老板说了算。历史真会开玩笑，时轮转了几十年，又回到了原点上。不过，我们也得承认，机制的先进与落后都是相对的，那套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治厂模式，比起我们自己早已发生畸变的封建官衙味十足的现行国有企业机制，确实更加有效。但这并不是“一印”和“二印”发展情况迥异的唯一原因。问题还在于不平等竞争。同样质量要求的来料加工，客户按照市场行情出价，“二印”接手生产有钱可赚，“一印”却是赔本买卖。原因在于：
一.两厂税负悬殊。“二印”港方参股后可享受多年的减免税优惠，国营独资的“一印”却办不到，相对“二印”而言，分明受到不平等歧视待遇；
二.更有甚者，国有企业实际上是在双重或加倍纳税，因为他们还要担负“企业办社会”的义务。以“一印”为例，厂内要办托儿所、幼儿园、子弟学校、医务室、武装科、计划生育办公室等，甚至一墙之隔就是市属消防队，该厂也必须配置一套相同职责的人与车。一方轻装上阵，一方负重前行，谁能胜出，还用问吗
股权多元化合营后的“二印”在减免税的特殊政策照顾下，红火了几年，大头也被该厂掌握独裁实权的港商变着各种手法拿去，公方所得无几。据说，这位年轻有为的香港女老板风姿绰约，魅力惊人，除了带来价值连城的无形资产，所谓的“新机制”外，一文不名，白条入股，还能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戏。在没有任何抵押品的情况下，本市多家国有银行一路绿灯，开门揖盗，共计贷款两亿六千万元，逾期久拖不还，报上登载，赖账黑名单上赫然有名。肉包子打狗，恐怕有去无回了。“一印”绝对享受不到如此优惠待遇，束手无策，徒唤奈何，只能眼睁睁的望着自己被这家同行挤垮了。这种媚外欺内、扶私压公的奇特政策，长期通行于社会主义中国，在过去的一些年头，许多国有企业因而遭到严重的不利影响，更难以为继，更快的破产——这大概不是此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同计划经济不一样，市场经济应当、而且必须实行平等竞争原则。政治上要防止两种偏向：一是上述那种吃里扒外；另一种则相反。有的地区同政企分离的改革要求相悖，一度出现了“红顶商人”现象。政府官员为了属下管辖的国有企业优先发展，不惜动用权力资源干预市场上的经济活动，直接的或变相的歧视与压制民营企业。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对这个行业的国有集团公司呵护有加，享受特权：银行债转股、上市等等，都是民营企业可望而不可及的待遇。这种优待实际上帮倒忙，失去了“鲶鱼效应”，使企业失去危机感，从而产生惰性，必然要丢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家宝，沦落为国际跨国公司的附庸。混了几十年，虽说产业做大了，但还是形不成自主开发能力，更缺乏叫得响的属于自己的品牌。
还有，缺乏平等竞争环境条件下的垄断经营，市场经济时代比计划经济时代对人民群众的损害可能更大，因为政府对前者比对后者的制约作用可能更小。仅举一例。2007年，据媒体报道：
“过去三年中，中国进口钾肥价格从每吨不到1000元涨到了2350元，由此，中国农民付出的成本也上涨了四成以上。
“<<经济观察报>>11月5日刊登记者专稿披露说，中国中化集团公司(下称中化集团)如今正面对着国内复合肥生产企业的强烈不满，因为这家已经是世界500强的中国国有企业仍不愿放弃在计划经济时代下继承来的一项特别的获利渠道——钾肥进口中近乎于‘专营’的‘权力’。
“据多位业界资深人士测算，中化集团下属的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每进口一吨钾肥倒手卖给国内化肥生产企业的纯利润至少1000元人民币。按中国今年将进口900万吨钾肥计算，则有可能会使中国九亿农民每人为此多付出10元人民币的耕种成本。
“三年前，商务部将拥有钾肥进口权的名单增加到了10家。但到今天为止，10家企业中除了中化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直属的中国农资集团(下称中农)以外，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直接进口大宗海运钾肥。
“中国钾肥进口量全球第一，进口价格却年年上涨，钾肥进口谈判的签约价格也是高度机密，除了中化、中农以外，国内几乎没有任何企业知道，这包括联合谈判小组的成员。
“据2007年6月周福仁等三位人大代表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函中披露，‘自联合谈判已经三年，迄今为止除了中化和中农，其他所有参加联合谈判的企业，甚至包括政府主管部门都没有看过钾肥进口合同，无从了解进口钾肥的实际成本。’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在现行谈判机制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涨价怪圈。中化、中农每年签了合同之后加价卖给国内企业，外方知道成交价格，看到中化、中农加价太狠就很眼红，来年于是大幅度提高卖价，中化、中农于是再次加价。
“这个说法目前尚无法证实。钾肥业界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看到中国国内化肥价格年年猛涨，外商都很担心：‘中国的农民不是很穷吗，怎么年年涨价这么多呢？’”
计划经济时代的统购统销制度之所以废弃，是因为它有一大弊端，即缺乏优胜劣汰的经营机制。我们今后若是欲恢复它，就必须设法克服这一弊端，扬长避短，引进竞争机制，还有民主机制。后文再作解析。
中国将来走向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其实并不在于任何伟人的主观意志，也不是无论多么强大的权力所能左右定夺，而取决于公有制经济制度和私有制经济制度在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演变的结果。优胜劣汰，适者胜出。社会主义者欲使自己的事业成功，唯一正确的途径就是对所信奉的经济制度设法扬长避短，除此之外的旁门左道可以休矣。只有坚持不懈地深入地拓宽这条途径，才可能不会逆转的实现自己的理想。1956年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闹得热火朝天，强扭的瓜不甜，欲速则不达，现在基本上又恢复了原状。同样的道理，鼓吹公有制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强制推行私有化，也将留下后患。
王荆公之谓“择术”，也就是说，一事当前，往往可能有多种对策。例如对付定时炸弹，选择方法就有三种：一是将指针往后拨；二是将弹体转来移去，从东家搬到西家；三是拆掉引信，掏空炸药。请问执政诸公，你们采用的是哪一种？
说到定时炸弹，不禁联想起外国的一件名人轶事。法国大作家罗曼•罗兰生前对人类社会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经热情的拥护和支持。1930年代中期，亲临其境实地考察了一些时日后，大失所望。他看到当时的苏联已经产生了一个特权阶层，台上权贵们日益骄奢淫逸，背叛了广大劳动者。可能鉴于当年苏联统治者自我感觉良好，任何批评意见都被视为“反苏反共”的敌对行为，谏言无济于事，开口不得。于是，他便将自己的访苏观感记录在册，封存起来，嘱其后人五十年后启封。1985年，作家当年日记公开，预言“有朝一日，在一个美丽的日子里，那震动会突然爆发的！”已经登上超级大国顶峰的苏共官员们知悉此事后不以为然，轻蔑视之。几年之后，嘲讽言犹在耳，罗曼•罗兰的预言果然不幸而言中，社会主义苏联崩溃了。
今天，海内外人士观察了中国社会现状后会有何感想？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谁也不能打保票说，神州大地上的社会主义江山绝对不会变色。我认为，若干年后是否也会发生“震动”，关键在于能不能有效的使我们的经济制度贯彻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下列“三异”原则。
一异：公有制经济为主，私有制经济为辅的原则。
我在前文中已做自我介绍，文革中被打成“极右派三反分子”，坦白的说，革命群众的揭发并非毫无根据。罪状多得很，其中之一是说我“对社会主义现实严重不满，为旧社会资产阶级剥削评功摆好”。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需要介绍一下我所在企业的情况。我厂原为一家私营企业，19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进步”为公私合营，实则公方代表取代了厂内全部实权，私方靠边站了。从此，“合营”前后进厂的职工同工不同酬，相对而言，前者高薪，后者低薪，工资收入差距一般在一倍以上。低薪者当然不满，即使保留较高薪酬的职工，据我所知，其中大部分人还是怀念过去那个被资本家剥削的日子，因为那时除正式工资以外，还有其他相当可观的收入，合营后都被取消了。我的一位师傅说，实际所得今不如昔，有一次他还私下向我“忆甜思苦”，这使我思想触动很大。
正确的理论，只有在不发生畸变的实践下，才可能被人们视为真理。如果以广大劳动者是否满意为主要衡量标准，我大胆地认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是一种失败的实践。
我少年时因家贫失学，书读不成了，求知识只得另辟蹊径，到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去“吃白食”，免费看书报杂志上了瘾，并逐渐养成观察、思考和研究社会现象，理论联系实际的习惯。学识虽低，却爱钻牛角尖，经常置疑一些著名学者论文的正确性。记得解放初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报上发表文章，论证社会主义优越性时，常常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大意是，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是因为它有更高的生产率。后来引用频率越来越低，直至讳莫如深，羞于启齿。我当时发现，现实社会实践，从宏观经济政策到微观企业管理，都是在向着列宁指引的这一理论方向背道而驰；企业的封建官衙化倾向日益严重，人浮于事，工资冻结。1960年代上半期，报载在全国工业界推广专业化企业结构改革，好不容易开始向着提高生产率的正确方向迈进，可不知什么原因中途夭折，无疾而终。也是在那时，毛泽东倡导的工业“鞍钢宪法”，我认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两参（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三结合（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结合）”，是个好主意，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听说，日本有的企业曾拿去实验，取得了积极效果。而在中国这项企业管理中难得一见的自主知识产权的原产地，尽管当时毛泽东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指示似乎无人敢于违拗，实际上下面企业官僚都不买帐，阳奉阴违，有的连过场都懒得走一次。但不少厂领导对他的阶级斗争学说无不照办，整人有方。好事不去办，坏事抢着干。我隐约感到，如此倒行逆施，中国很可能是当时世界上和平时期科技日新月异、突飞猛进大背景下，唯一生产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国家，特别是在农业领域，表现尤为明显。实践背离列宁的理论，这种恶果必然要落实到每一个劳动者头上，所以，尽管我们兢兢业业的工作，依然收入微薄，生活困苦。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群众已流露不满情绪。我不过是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因为当时厂内阶级斗争的需要，杀鸡吓猴，被厂领导抓了“典型”而已。
早年从书刊上看到，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于廿世纪初叶创建了世界上第一条生产流水线。这位大资产阶级的杰出代表，与他同时代的资本家敲骨吸髓的做法不同，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对企业劳工的工资福利较好的予以关照，因而有效的在本企业内缓和了当时社会上普遍严重存在的阶级矛盾。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的一次演讲中，高度赞赏这种“福特模式”的企业经营管理理念，并极力推荐。旧中国企业界一部分“先知先觉”者效法之，也取得了劳资双方皆比较满意的结果。我所在企业原私营业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来说，没有永恒的主义信仰，只有永恒的利益。社会主义国有工厂的劳动者名义上是企业主人，却拿着低工资；在私营企业打工，处于被雇佣地位，遭到资本家剥削，反能取得较高薪酬。假使名与利不可得兼，你将何去何从？民以食为天，钱少难生活，舍名而取利也。两害相权取其轻，实属无可奈何的选择。
如果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都是按照所谓“福特模式”运营，劳工安于现状，不思反抗剥削，人类社会上还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吗？但事实上，像敝厂原私营业主这样“福特式”思想开明的资本家凤毛麟角，如此企业并不多见。孙中山先生阶级合作的理想，实在遗憾得很，在中国难以实现。世界上，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力还没有高度发达之前，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也是普遍存在的。双方只有经过长期持续不断的反复较量，找到利益的平衡点，这种斗争才可能逐渐缓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影正片之前，先放映当时的记录片<<新闻简报>>，银幕上日本工人手挽手的在大街上运动，罢工示威。原来，当时每年春秋两季，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等三大工会组织，都要联合起来展开提高工资等要求的斗争。根据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蟹工船》，真实的反映了该国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时期劳工的困苦境况，以及遭到资方勾结官府镇压的情形。美国1960年代影片《社会中坚》，故事情况也类似。中国在任何一种主义——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是社会经济制度以私有制为主，大多数劳动者也难以幸免于这种遭遇。
建国初期，劳动群众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宣传，主要是对这种经济制度免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可能改善生活充满了希望。谁知事与愿违，从而产生了社会主义信仰危机。1958年“大跃进”后，社会上流行一句口头禅：“报纸上的话能信吗？”这是对官方不实事求是的宣传产生了条件反射，人们开始“怀疑一切”了。我厂书记在大会上作报告，也遵照上级口径解释，从来不承认主观错误。最典型的例子，发生三年饥荒，说成是“自然灾害”造成的。社会主义并不如理论上说的那么美好，原因何在呢？于是人们私下议论开了。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实践收之桑榆，免除了剥削，却失之东隅，降低了效益。例如本厂门卫部门，私营时代只有两三个人，国有化之后，保卫科属下人员不断膨胀，足以组成一个加强排。招致广大工人群众强烈不满的低工资政策，乃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得不偿失的必然产物。但其所失之处，并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痼疾，而是“择术”不当，人为主观因素造成。相反。我也发现提高生产率的巨大潜在空间。例如，本厂是一家中型印染企业，花样设计室有三十六人，其中不乏“北门学士”，滥竽充数之辈。全国此类人员数以百计。各地印染厂既然统属国有，何不专业化集中精干力量于一室，各厂分散选择图案使用，如此，设计人员总数可减去十之八九，大大提高效率。我的社会主义经济学ABC知识，从关注生产率开始。
既要革除剥削，又欲提高效率，两者可以兼得吗？国有企业过去的实践检验表明，似乎难以办到。我曾经认为，这就是真理，客观经济规律。低效率相应的导致低工资。当年我可能在不经意间，向人们流露过怀疑社会主义前途的悲观论调，后在政治运动中被揭发，人证俱在，抵赖不了。舆论应当一律，我却唱了反调。因而革命群众斥我为“极右派”，驻厂局领导和厂党委共同研究后，郑重其事，决定将我这个反面人物树为“批判典型”，反社会主义言论打印成铅字材料，毒草示众，以儆效尤。没料到时过境迁，左右易位，现在社会上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言行，也时尚起来。但我反而逆向一改以前的态度，从右转到左，又成为另类。按照时下标准，应当划为“极左派”。这次不用他人代劳，自觉的先扣上帽子，当作靶子，欢迎批判。极左派主要标志是，仍然念念不忘将主义、原则、阶级、剥削、方向和路线之类陈旧的词语，不合时宜的挂在嘴边，与当今主流理论越来越格格不入。
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生产率的论断难道错了吗？这个问题长期来时断时续的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终难忘怀。从理论上分析，对于劳动者来说，企业利润的大头，即剩余价值的主要部分被资本家拿去，显然不是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好的社会分配模式，但若选择没有剥削的公有制企业，感受反而更糟。我逐渐发现，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之所以不成功，问题的症结出在“择术”，即制定和实行的政策上。
前者，如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少见领导者出台促进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经济良性运行的正确决策，相反，违背经济规律的瞎指挥，则屡见不鲜。独断专行，自以为是，不容置疑，遑论接受反对意见了。例如，发展工业提什么“以钢为纲”；指示地方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搞“大而全”与“小而全”；重数量和速度，轻质量和效益；等等。“政治挂帅”，选拔任用干部首要标准是驯服听话，其次才是业务能力，创新精神则完全不在考虑之内。于是，外行领导这一反常现象，实际上广泛存在于中国经济企业界，为世界所仅见。提倡“阶级斗争为纲”，原指望“纲举目张”，带动经济发展，实则适得其反，持续不断的窝里斗，严重的破坏了正常生产秩序。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举措造成的恶果，终必由老百姓买单，因而吃足了苦头。我们回顾一下往事，不难发现，今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所以名声不佳，陷于困境，全是因人为胡乱折腾而败坏、而促使，并非其本身固有弊端所致。肇祸在人，归咎于“制”，真正岂有此理！分明改弦易辙，修正即可。所以，人们大可不必推波助澜、争先恐后的否定这一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史无前例的新生事物，世界上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所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实乃不得已而为之，权宜之计，岂是上策？因此，仍将难以避免走弯路，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一样，可能重蹈事倍功半之覆辙。上述看法是我老粗独有，当然不会被人们重视和认同。现在社会上主流观点是：事倍功半、效益低下的主要根源在于公有制经济制度痼疾作祟；解决之道，就是要大幅度降低其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率，只在某些特定部门少量保留。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完全可拿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不必另起炉灶，创立自己的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磨刀不误砍柴工。中国经济制度到底应走哪条路，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有必要争论一番。我是个形影相吊的持不同政见者，反倒认为，某些学者的主张无异于东施效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自己的特性，它必须以公有制企业为主，并非为了符合意识形态的规范要求，削足适履；而是入时随俗，着意于功利，因为中国社会对这一制度存在着三大现实需要，不得不然。
（一），维护社会公正的需要。
现在，上层人士一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国民经济持续和快速发展，必须以社会稳定为前提条件。我无意唱反调，只是要问一句：稳定的基础是什么？社会长期不公正情况下的稳定靠得住么？世界上有的国家经济难以持久顺利的发展，一遇风吹草动，例如遭遇金融危机，社会就动乱起来，而且再难稳定下来，根源就在于该国民众感觉社会不公，人心思乱，而不是思治，与统治者的主观愿望相反。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要社会不公，就存在着隐患，矛盾长期累积到一定程度，动乱就难免发生。不错，中央制定和执行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无疑是长治久安的可靠保证。问题在于，在今天的中国，国民经济以私有制为主，这一政策可能落实吗？
我学识浅薄，生平接触理论书籍尤少，所以谈不上多少抽象的大道理，只能以亲身经历和见闻，实例述评。捡起陈年芝麻，先讲一个故事。
1955年，即中国的私营工商业还占国民经济绝大多数比例的年代，我还是一个失学少年。为了谋生，报名参加当时的基本建设——修筑铁路路基。每天挑着近百斤重的土担，在几米高的斜坡上不间断的穿梭上下，八小时下来，累得筋疲力尽，日工资一元二角。苦力同事中，有一位年逾半百的老者，工余闲谈时告诉我，他原是一家私营运输社的汽车司机，几个月前这家运输社劳资双方发生经济纠纷，劳方要求增加工资，资方拒绝。政府有关部门闻讯派员介入调解，但工人们认为其调解方案偏袒老板，不愿接受，一时间闹成僵局。这位老司机是工人代表，他听从同事们的意见据理力争，而不肯按官方调解人的要求去做工人们的说服工作，向资本家妥协让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局外人难以判断，也无关紧要。问题在于：调解官员为了尽快平息此事，以保持市面稳定，经济正常运行，不惜采取压服手段，将他开除，惩一警百。这位代表的饭碗因维护本阶级兄弟的经济权益而被打破，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我当时听了大惑不解。那些年，官方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报道宣传革命时期共产党如何关心和支持劳工大众并领导他们向旧社会的压迫阶级和剥削阶级作斗争。各种文艺作品里工人领袖绝对是正面英雄人物，但眼前的这位在同资本家的争执尚未解决之际，冷不防被作为调解人的官方越俎代庖的炒了鱿鱼。名实相反，匪夷所思。几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马克思有句名言：“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不是人们的思想意识决定人们的社会存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任何阶级中的人物，他的行为都受制于这一唯物主义法则，“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不例外。恩格斯也说，不能指望从人的“美好情操”中，而只能从人对现实利益的追求中去寻找人的行为逻辑。地方官员需要依靠发展经济来显示政绩，以保持禄位谋求升迁。在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私有制经济社会，资本家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真正的主子。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必须改善投资环境。怎样改善呢？其中采用得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压制劳动者的权益，这简直就是某些地方官员创造政绩的不二法门。环顾全国，少有例外。当一个地区的私有制经济起主导作用，财政收入的大头或全部都将依靠私营企业税收，那么各种政府行为都将服务于资本利益，直至听命于它。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官员的“美好情操”、主义信仰还能坚持吗？思想意识必然“移情别恋”，后果则是同广大劳动者离心离德。
其实，中央并不缺乏维护劳工权益的相关法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往往遭遇“肠梗阻”，政令难以通行。有的地方，当地官员为了开拓税源，甚至默许一些厂家存在严重的违法现象。武汉郊县某镇曾经有一家“奴隶工厂”，诱骗不知情的外地打工者进厂，打工者工作与生活遭到非人待遇，没有工资，失去人身自由。多年来当地尽人皆知此事。后来有苦工逃往异地报警，有关部门派人前来查处，询问该镇一位书记，他的回答颇耐人寻味。据报载，他是这么说的：我们也不是不知道这个厂的情况，但要是管了，它就会停工关门，这样一来，银行贷款本息无法收回，税收也没有了，所以下不了整治的决心。像这样存在着“包身工”的私营企业，现在只是少数地区的个别现象，但这位镇书记透露的心态在他的各地同僚中却可能相当普遍，有的人虽然没有像他一样，良心被狗子叼走了，但在需要维护各方权益的序列中，劳动者一般是排在最末位，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生活中人之共性，吃柿子择软的。
八小时工作制，对劳动者来说，曾是半个多世纪前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之一，现在正从许多内外资私有企业中失去。这些企业以低工资为手段，迫使工人超时工作，健康长期遭到损害。时至廿一世纪初，仍见报载南方某地一私企工资计时每小时竟然低于一元，一青年女工不得不与同伴一样每天干十多个钟头，终于过度劳累而死，此乃一个典型例子。劳动者因工作中毒、伤亡等事故而与资方发生纠纷、冲突，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当局权势者往往借调解之名，行偏袒企业主和压服打工仔（妹）之实。
“分析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从中可以发现，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其人数多少，而主要在于其组织结构；而组织程度的高低，又与集团成员的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组织的力量显然比分散的力量强大，如果社会集团与政权相结合，那么这个组织的力量将更为强大。而且，组织的力量与分散的人群在信息资源的分享上也严重不对称，因而分散一方的人群就可能成为有财力支持的社会集团组织力量一方欺压、盘剥和奴役的对象。”（注：此段论述引用自《南方周末》中一篇文章，但忘记了时间和作者姓名）
举一个例子。某地T商云集，其中一家对待雇员特别刻薄，拒付加班工资，还有其他一些虐待情况。工人们不堪忍受，纷纷离去，另觅厂家，但他们被T商协会列入“黑名单”了，全被拒之厂外。因“黑名单”问题曝光，当地有关部门介入调查，据说将“依法处理”云云。其实，那个协会内的劣性企业以后只要不再张扬，干得隐蔽点，没有被人抓住把柄，依然可以我行我素，能奈之何？饭碗控制在老板们手里。乖乖的忍受欺压、盘剥和奴役吧，否则，让你去喝西北风！
上述一类事例并非个别现象。早在1994年1月30日，《工人日报》发表长篇通讯《深圳百万劳务工的呼唤》，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篇比较全面的反映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阴暗面的文章，因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该作者认为，深圳百万建设者在为特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遭到某些不平等、不公正对待。文中涉及该市一家工贸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的问题，点了他的名。虽然，站在广大劳动者、特别是那些从农村进城来的务工者立场上，他们会感到文章内容切中时弊，仗义执言，为民请命；但地方当局就不那么认为了，这不是在吹毛求疵，耸人听闻，往举世公认的政绩上抹黑吗？人以群分。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科学论断再一次得到了验证。那位被点名老兄的行为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此类舆论监督若是任其继续发展，许多在劳动群众身遭不幸的工作与生活境遇问题上难辞其咎的“公仆”们，将人人自危，成为众矢之的，苦心经营、无限宽松的投资环境也将遭到严重损害了。
这下子桶了马蜂窝，那位权势者代表以尊姓大名被诽谤为由将登载该文的报社及作者告上法庭。现代社会学认为，社会力量的大小取决于其组织程度、经济状况和是否与政权相结合，而不在于人数多少。百万之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且无财力支持，也是弱势群体。执法的倾向表明，这一分析是正确的。该市一家区法院判决，责令被告赔礼道歉，并赔偿原告50万元“名誉损失费”。明码标价，一个企业官僚的名誉就那么值钱；而一条死于工伤的人命，当时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万元便可打发了事，只及这位有来头人物“名损费”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从此，失职、渎职官僚的大名都进了保险箱，除非法院判决或拘留公布，媒体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妄自点名了，哪怕证据确凿，事实昭彰，也以“某”字代之。而全面披露一个地区劳工的恶劣处境更成为禁忌，只能化整为零，显示冰山一角。劳动者的“呼唤”，不论多么凄苦，都难以打动许多地方权势者的铁石心肠，更改善不了自身处境。事隔十年以后，如今情况怎样了呢？例如，同深圳一样，广东东莞也是一个外来务工者密集的地方，出口创汇额之高，令中国其他市县领导无不称羡，力图效法。但大煞风景的是，新闻披露该市一家医院适应旺盛的社会需求，冒出了个“手伤科”。原来，私营五金工厂不愿花几百元安装机器防护装置，以免降低工效；工人们因长时间疲劳工作频频发生工伤，上医院登门求治者络绎不绝。因工伤致残的“手损”赔偿费用，一般只有几千元，约为上述那位打官司总经理“名损”的百分之一。市场行情因所损对象地位的不同而差别悬殊。无独有偶，浙江也有个“切指城”，每年伤者成千。像有着肿瘤医院、传染病医院存在一样，该城市成立一家手伤专门医院，条件显然已经成熟了。也是2004年的一则新闻，福建晋江一家私营企业老板，竟然肆无忌惮的将一名无辜的青年女工随意关进囚笼，与狼狗为伴。保护名誉隐私权“惠”及这位长得瘦小的可怜受害者，其代名为“小不点”。投资环境“优化”到了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中国不乏忧国恤民的政治家，也明察秋毫深知下情，所以，不断适时的提出一些方针政策，如加强法制，执政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等等，乃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患于未然。可是，在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上，却有一股力量情不自禁的反向而行，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因为它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总是向薄弱处下手。实现目的之手段，常见的有：压低劳动薪酬，延长工作时间，减少防护设施费用的支出等。另有一股力量，即权力的力量助纣为虐。在资本家漠视国家的有关劳动法规，侵犯与损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中，经常可以看到地方当局有关部门的官员充当帮凶的角色。这一社会现象其实不难理解。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思想意识左右行为倾向。地方官员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同其政绩的具体表现——当地的GDP经济增长直接关联，而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仰赖资本家投资。于是，地方官成了投资富豪的公仆，情有独钟，格外热乎，至于广大劳动者对自己的利益既无倚重作用，又爱上访找麻烦，当然嫌之、避之唯恐不及了。
中国劳动力除了极少高技能者外，数量大大供过于求。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私有企业中雇主和被雇员工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这主要表现在后者缺乏讨价还价的自由空间，少有协商回旋的余地。打工者的薪酬往往与他们工作和劳动产生的价值无关，老板是“一言堂”主，他说了算。只要这种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继续长期存在，私有资本和地方权力建立在利益相互依靠基础上的结合牢不可破，那么在这两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下就不会有社会公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采矿业。有资料披露，2000年前后全世界每年死于矿难的人数是1.5万左右，我国就占了1万。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私营小矿遍地开花，数量众多，而不少国有大矿被它们挤压，生产经营条件恶化，所占总量中比率下降，因而矿业百万吨死亡率大大抬高。私人承包的矿山安全设施普遍投入费用很少，工人每天繁重劳动十几个小时，月薪一般只有1000多元，甚至几百元，矿主经营每年便可赚上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如此丰盈的肥水岂可流入外人田？于是当地官府中的权势者莫不与老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中央政策以人为本，整治力度不可谓不大，但也不可能解决矿难频繁伤亡率高这一根本问题。由于劳动力充裕而廉价，矿主采用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即落后生产力方式更加有利可图，一方面支付较低的工资，另一方面在资本投入(安全设施，机械化装备等)方面严重不足。不少矿主赚了钱就买豪宅贵车，骄奢淫逸。当地环境则变得糟糕：地下掏空，地面沉陷污染。老百姓生活状况依旧，当地生产力到头来也没有提升。“有水快流”、“发展经济”、“快速致富”，这是当初私营小矿失控，到处开办时打的旗号，结果代价竟然如此沉重。现在迷途知返，有的地方政府痛定思痛，严令关闭此类私矿，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有利于维护社会公正局面。假使有人认为，这是“否定”改革开放，“倒退”走回头路，他是在代表谁的利益发言？
2004年5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一次节目中披露，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地区有几百家小矿石加工厂，车间内粉尘弥漫飞扬，劳动者都是外来民工，在没有任何防尘设施的环境中工作，干不了几年，便患上了矽肺病，失去劳动力，被一脚踢出厂外。病患者生计无着，欲诉诸法律，要求厂主赔偿自己因工受到的损害。当地有关各职能部门似乎早有默契，相互推诿，不予办理立案。那些患者没人能讨回公道，他们无钱医治，欲哭无泪，只能坐以待毙。人之初，性本善，利相近，义相远。各地公仆们在一个私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社会里要想保住自己的良心不被恶狗叼走，难得很啊。
资本的原始积累往往是非法的、卑劣的、甚至血淋淋的！
管理和科技在不断进步，企业可能相应的增加利润，但劳动者却很难分享应有的一杯羹，从而分配更加不公，社会各阶层不合理的贫富差距也将一步步拉大。这种发展趋势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驰。
某些人可能是贱性动物，不见棺材不落泪。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我曾看到一则新闻，一位台湾商人当初投资七万美元在印度尼西亚开办一家鞋厂，几年功夫财富剧增至七百万美元，盈利百倍，大赚特赚。但好景不长，危机一爆发，社会随之动乱，秩序失去控制，该厂工人不满于平日遭受的苛待，集会酝酿报复。他闻讯仓惶逃出该国，侥幸的捡回一条命，可挣的产业完了。假使这位台商东山再起，他会吸取教训善待自己的雇工吗？不大可能，因为资本在一个没有制衡力量存在的社会上很难改变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
20多年来，中国工人的权益保障程度远远未能同经济的快速发展速度相适应，在许多打着“改革”幌子的地方甚至成反比。基于机会不均等条件下产生的分配严重不公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隐患显然已经造成，为了长治久安必须设法消除。但中央任何矫正这一社会畸情的政令大多会遭遇地方上阳奉阴违的抵制，通行不了，除非马克思的“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法则失灵。频繁的开展此类“专项整治”，可能改善和缓解于一时，终必无济于事，作用于另类“黄宗羲定律”，反弹后劳工境遇将更恶化。近现代国内外史实证明在私有制经济社会工人阶级欲维护自己的权益，只能依靠劳动者联合起来斗争，除此之外别无他途，这是阶级社会里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与1997年发生金融危机并随之引起社会动乱的某些亚洲国家颇为相似：经济结构与模式相同；金融体系类似；出口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低档产品，进口则多是技术密集型高档产品；相当大程度依赖外来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市场不发达；银行体制不健全；政府支配银行并介入贷款决定；此外，还有一个显著特点：银行不良贷款率远高于国际公认的8％风险线。由于我国金融体系仍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封闭，侥幸躲过了初一，但是经济的基本层面至今仍无大的变化。
我乃杞人，但忧虑的重点倒不是上列各条，而是国民经济高达70%以上的外贸依存度。号称“贸易立国”的日本也仅18％左右。高外贸依存度表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内需乏力又是因为大多数国民收入增长缓慢，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被少数人占去了。
在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广大劳动者欲使自己的收入同国民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相适应，而不是被动的任人摆布，具体的说，就是要像日本工人兄弟在1950至1960年代那样联合起来团结成一股力量，平等的同资本家协商，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利益。
不论在资本主义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产阶级剥削都是天经地义，合理合法，但要适度，盘剥太甚，从长远看对各方都没有好处。谈不拢怎么办？必要时罢工，上街示威游行。
于是，最高执政当局就遇到了两难选择：不严加防止阶级斗争，容忍闹事，显然会破坏社会稳定局面；工人不联合，不斗争，又难以扭转自身权益不断被损害的趋势，更改变不了处境穷困的现状，迟早会突破忍耐的临界点，爆发动乱。这一对矛盾交织的死结，只有在公有制经济制度——当然是一种体制与机制全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时才可能解开。
（二）整治市场秩序的需要。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毋庸讳言，产生的问题也很严重。瑕不掩瑜，利大于弊，只要充分重视并且认真研究解决，问题无论多么严重也不可怕。倒是束手无策，听之任之继续恶化，或者轻描淡写，大发“飞进几只苍蝇论”，甚至强词夺理，“不容”存在异议，反而可能坏事，给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事业造成致命的危害。
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尽管当时弊病丛生，早已暴露无遗，人们也只能讳疾忌医，予以粉饰，因为谁若揭批其弊，很可能被扣上“反对社会主义”的罪名。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完美无缺，何况它是处于史无前例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初创阶段。我大胆的认为如今市场秩序之混乱与恶劣甚至可以说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严重的程度。个人拙见，希望不会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
改革开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闭关锁国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比较，各有长短。前者一方面物质极大的丰富了，并且充满活力，前途无限；另一方面一放就乱，乱得老百姓怨声载道。尽管如此，没有人会因为身受其乱之害而欲退回到以前那不堪回首的“计划”时代，但是如果整治和解决不了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乱象，日子过得也实在艰难。以同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食品为例，报刊披露的就够触目惊心了。仅举两三个较有代表性的垃圾食品生产过程的例子：
食用明胶作为一种起粘合作用的食品添加剂，广泛应用于肉冻、果冻、糖果、香肠、罐头、冰淇淋和方便面等食品中。国家严格规定，必须要用经过严格检疫、没有经过任何化学处理的新鲜的动物骨髓或原皮加工，而且必须用全封闭的流水线进行烘干和粉碎。不法分子为了牟利，降低成本，使用废旧皮鞋等皮草下脚料和工业生皮，经过石灰浸泡，盐酸浸洗，长时间蒸煮后，再用双氧水漂白，冷却后就成了明胶。上述各种食品的生产厂家即使明知其生产过程的内情，也很难抵御低价诱惑，大多会故装糊涂，择廉而购，加工成品后销售供人食用。
又据报道，一家国有面粉加工企业花了几千万元从国外引进一套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可是生产出来的优质面粉，优价出售时却遭到了市场上同类伪劣产品的阻击。一些不法私营小厂不用投巨资购设备，只要在每斤面粉中添加几分钱的增白剂，便可以假乱真当作精白粉以较低价格出售，争夺市场。工商部门尽管多次查处打击，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打不胜打，屡治不绝。其实在旧中国，米面行业普遍都是这么干的，此种行规可能早已存在了百年以上。直到1950年代初期，解放以后搞改革，国家仅仅开了一次全国粮食会议，一声令下，禁用滑石粉、增白剂之类“美容品”于粮食中，便在国内一举彻底、完全地革除了这一危害人体健康的陋习。前后两次整治，效果天壤之别，关键就在于社会上的生产和销售企业，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为主。
再如“地沟油”问题。20多年来直到今天，不时地仍见新闻报道，又查处了一个地下黑作坊。总是据说，该黑作坊已存在多时，此前每天生产几百斤，销售到市内私人经营的各小餐馆和早点摊。有人可能说，我们销往发达国家的出口食品高标准的合格率高达99.8%，食品安全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外销可以解决，内销解决不了，至少在国内大部分地区。为什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日常食用的油条在武汉市普遍是卖一根0.5元，但有的高级饮食店家售价3元。卖3元的可以保证用的是合格的优质油，0.5元的恐怕就难说了，很可能用的正是廉价的地沟油。中国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有多少人经常吃得起高价油条？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在私有制企业占主导和多数的社会上，同消费者的贫富程度成正比。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资本……有百分之五十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百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着绞首的危险。”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市场经济法制很不完善的时候，尤其如此。
在利润驱使下，各行各业中的不法之徒肆意妄为：为了增重，加工“注水肉”、“注水鸡”、“注水鸭”；为使产品光鲜，以次充好，硫酸熏制银耳、竹笋、枸杞等干货；陈化粮掺白腊油、染色素、矿物油抛光，改善卖相；糖水加酱油加醋制成“保健品”；饲料中掺入瘦肉精，提高猪的瘦肉率，卖个好价钱；粉丝中加滑石粉增白；用霉变花生做花生酱，掺合黑芝麻磨成芝麻酱；鱼翅用双氧水漂；卤制熟肉制品使用的添加剂含有汞、坤、铅等有毒元素的焦糖色素和一种涂墙、染布用的化工涂料酸性橙；石灰加麻黄泡槟榔让食用者上瘾；喷洒剧毒农药于果蔬、茶叶；最恶心的是竟有个别道德极端恶劣之徒用猪粪水泡制“美味”的臭干子……
晋江假药案、山西毒酒案、山东毒大米案、海城毒豆奶案、江西毒腐竹案、金华毒火腿案、阜阳假奶粉案、龙口伪劣粉丝案……“食品恐怖主义”严重、广泛和持久不断地袭击着中国！
病从口入。因为许多食品中添加了一些有害的化学物质，使从儿童到老人的广大消费者的身体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损害，其中尤其以癌症发病率走高最为引人注目。有资料披露，北京死亡人员中癌症患者就占了四分之一。癌魔甚至逼近儿童，每年到北京儿童医院血液中心看白血病的小患者越来越多，每周一次的专家门诊都有七十余位患者，寒假期间每周达到一百三十人。这里的医生说十年前还不是这样，那时也就接诊四十余位小患者。报上说湖北多年来每年新增八万多名癌患者，还有报道说现在广州很多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都和食品安全问题有很大关系。农药、添加剂、防腐剂和催生剂的过量使用危害匪浅，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了快速增长的趋势。从北到南癌魔肆虐，全国告急。由于长期食用含激素的食品，女孩的月经初潮已由20年前的平均十四岁左右提前到现在的十岁左右。更使人惊恐的是，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医学专家说他在广州看到了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很多农民在整治鱼塘的时候在塘底铺上一层叫做“环丙沙星”的药品，因为它除了可以防治鱼病，还是一种催肥剂，能够加速鱼的生长，可是这种鱼塘养出来的鱼被人吃后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破坏作用。这些年来由于食品问题越来越严重，男性的精子浓度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一般是五千万到一亿，现在三千万就算正常了。如此下去，五十年后中国人将遭遇生殖危机！
有外电评论，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假冒伪劣商品市场。除食品外，广泛涉及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仅举几例，可见危害之烈：
医用一次性注射器生产条件要求相当高，必须做到无尘生产和保管。否则管壁内很可能钻入尘埃，尘埃颗粒会随着药液注入人体并在血管中形成血栓。从尘埃进入人体直到发病，潜伏期可长达20年，后果严重却不易发觉。
某市有许多这样的小作坊：一间民房内几个农民从标着猪饲料、棉纱等五花八门字样的塑料编织袋中取出塑料管等各种配件，组装成一次性医疗器具，成品散落一地，与尘埃、杂件为伴。据制假者说正规厂家生产的正品一支卖0.3元，在这种简陋条件下生产的不合卫生要求的假货只卖0.15元，每支可获利0.1元。因为价廉，这种人们无法用肉眼识别的劣品畅销全国。
汽车刹车片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行车安危。有一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河北故城县生产的汽车刹车片进行专项调查，发现当地四十五家企业中只有两家的产品合格且有证生产，其余四十三家不合格的产品皆为无证生产，四十五家产品抽样合格率仅为百分之四点四。执法人员在所抽查的二十三批带包装盒的盘式衬片中发现有十五批产品存在假冒问题，有假冒国内较大企业的，也有假冒国外进口产品的。这些小作坊靠“手感”控制压力、温度、时间，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国家还有产品标准。在不合格产品中，仅与“摩擦系数”相关的项目就与国家要求的标准相差甚远。这样的产品装在车上，极易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像上述两种造成社会危害的其他假冒伪劣商品现在市场上可谓比比皆是，要想查禁根绝，却不可能。这是因为：一，这类产品已形成规模生产，是当地的“支柱产业”，财政收入可观，地方上的权势者必然养患自肥，不遗余力的加以袒护；二，汪洋大海般的私营零售企业、修理企业大多见利忘义，是这种劣质商品的主要经销者、使用者，有关部门查得过来吗？
中医药学是祖国的瑰宝，历史悠久，蜚声中外。可是近年来疗效好像不那么可靠了。对付同一种疾病，以前可能几剂便可见效，现在有时却十多剂也不起作用。倒不是医生水平下降，而是有的药材质量大不如前。据有关人士调查，目前不少地区的中药材市场充斥着伪劣品。如以牛、马、猪皮熬制成胶冒充阿胶；向海马腹内填充异物或注入白乳胶来增加重量；用猪、牛杂骨熬胶后的废骨渣充作鹿骨霜；鬼臼因与龙胆外形很相象，被当作龙胆来卖，但龙胆是去火的，鬼臼不是，如误用极易产生不良后果；还有的药材商把松香染成红色当成血竭出售，这样根本就没有什么疗效；还有一些不法商贩为了增加药材的重量把淀粉、糖掺入红花中，更有人把诸如西红花等进口药品的有效成分提出来以后再出售……凡此种种使许多中药材的治疗达不到应有效果。长此下去，不仅会使中药材市场陷于真假难辨的困境，还有可能使患者对中医药产生怀疑，从而影响中医药这一中华瑰宝的继承和发展。
诈骗是假冒伪劣的孪生兄弟，也是损害市场经济肌体的另一种毒瘤。市场经济须臾离不开借贷、买卖、信托、租赁和中介之类市场行为，交易与交换活动是否渠道畅通、诚信可靠和费用低廉是衡量市场秩序优劣的一个标志，也是经济赖以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在一个尔虞我诈、坑蒙拐骗盛行的社会，就像车行在布满陷阱的道路上，经济活动是不可能顺利进行的，直接危及其可持续性。常见报载一些各种名目的私人公司，行使形形色色的骗局而频频得手，花样翻新，令人防不胜防。受骗人举报后，即使查处了，大多数情况下损失已无法挽回，只能不了了之。由于社会上失信现象严重，不但交易成本和交易费用大大抬高，而且市场经济中常用的现代手段部分失效。一人受骗，影响所及，众人可能疑虑止步。
1997年全国商业汇票发生额为4600亿元，仅相当于当年年度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6.1％，反映了人们在经济交易中高度戒备的心理。1998年，全国法院受理经济纠纷和债权债务民事纠纷案件为289万件，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规模之大和比率之高说明了问题的严重程度。2000年几次全国性商品交易会上很多国内企业宁愿放弃大量客户，也不肯采取客户提出的信用结算方式，交易方式向现金交易、以货易货等原始的方式退化发展，这表明信用危机已在影响着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其实，现金交易也不保险，有的骗子公司采取“钓鱼”方式，先签协议，等你货运到后，便以各种借口或暗中做手脚毁弃原约，大幅度压价，迫使你就范。有关部门接到举报后也难断是非，执法惩办。这种事件的恶劣影响必然呈几何级扩大。
在这种社会信用低下的情况下，便捷的网络购物就难以普及，电子商务的推广也是举步维艰，不知何时才能提上议事日程。据专家分析，市场经济信用的缺失将产生两个后果：一是交易对象选择范围缩小，交易的最佳选择机会可能丧失，降低了资源配置的优化效益；二是交易本身的效果减小，表现为交易费用的上升或周期的延长，它虽然不构成总需求量不足，但降低了经济运行的进程和效益，最终表现为经济增长率受损。
社会上各种私人兴办的中介公司，如婚姻中介、职业中介、房屋中介、留学中介等等，鱼龙混杂，良莠难分，不少是以诈骗为手段，达到非法获利之目的，上当受骗者不计其数，大多有苦而无奈，只能自认倒霉。此类丑闻多了，使人怀疑社会信用度还剩几许？！
近年来各地一些曾经叱咤风云、风光无限的财经界富翁忽然吃起官司，沦为阶下囚，据说他们当年暴发全是非法和欺骗之所得。象征性抛出几个，平衡一下社会公众的心理，不知效果如何。
银行存款胀库，却因不良贷款率高得惊人，信用可靠求贷者又不多见，不敢轻易放贷，以免雪上加霜。于是我们惊奇的看到一件怪事：世界上最大的穷国——中国购买了最大的富国——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千亿美元以上的债券。
这一系列乱糟糟的市场经济秩序怎样才能整治得好呢？时下经济理论界流行着一句口头禅：“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这大概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拿来”的一剂验方，从未有人置疑，我是唯一例外。此句如果是相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长官意志而言，当然正确，我无异议；但其另一种含义似乎是认为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只能用法制手段解决。倘若理解不错的话，我认为这一经典提法用之于今日中国不过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嫌字句长了，怕记不住，能否简称为“有效即真理”？这些年来人们都可以感受到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假冒伪劣商品和诈骗事件并未因国家经济立法不断完善和有关部门执法力度逐步加强而相应的减少。1980年代出了一个“晋江假药案”，全国震惊，不法之徒胆大妄为，竟敢谋财害命！听说当时一位中央首长闻讯大怒，拍案而起，责令严惩不贷！一位封疆大吏因于此案有失察之责而去职。20多年后情况如何？现在假药市场到处涌现，虱多不痒了。诚然，行使法制手段还是有效的，不然市场秩序更加恶劣，但也可见出它的作用有限。有文章介绍欧美国家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社会上破坏信用的行为也很突出，大约经过一百多年的整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市场经济秩序才趋于完善。我们也准备走那么长的路吗？
照搬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不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主要关键问题。我现在郑重其事的向某些上层人士介绍木匠常用的两种工具：锯子和刨子。木料需截去一尺，九寸九分先用锯子锯掉，剩下一分再用刨子刨平。任何一个劳动者，哪怕他是文盲大老粗，扁担倒下来不识“一”字，也决不会混淆这两种工具的不同功能而用错。倒是经济理论界某些满腹经纶的学者和采纳他们高见的领导者可能智者千虑，也有一失吧，竟然无锯而专刨，刨得黑汗水流，使出再大的劲也是白搭，当然吃力不讨好。老百姓有耐心等待你也“刨”上一百多年吗？显然，没有“锯子”，将帅即使高能，也要累死三军。一“锯”能顶百万兵。法制只能起“刨子”的作用，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主要还得依靠公有制这把“锯子”。不错，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制全身是病，致命弱点是缺乏活力。但也并非一无是处，那时有假冒伪劣商品和诈骗事件吗？可能也有，但肯定不足当今的一个小零头。顺便说一下，整治腐败也是这个道理。“蓠蓠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腐败犹如野草，法制手段就是“烧”，但是烧了又生，无法根除，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我们只会使用“刨子”，没有“锯子”。制度防腐反腐，才能解决问题。这个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经济、而不是私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的制度。具体方略与其中道理，请注意第4章后文详述。让我们扬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之长，而避其短，到社会主义基因库里寻找合适的原材料，重新创造一把具有活力的公有制经济的“锯子”吧！
（三）也是最主要的，建设经济强国的需要。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公有制经济比率大幅度下降，海外资产阶级传媒舆论纷纷叫好，国内也有不少人随声附和，跟着瞎起哄，并且振振有词。劝君莫早下定论，是非尚须细探讨。国有企业表现确实糟糕。据悉，近期一般年份它占用了社会70％的资源，产出却只有30%左右。又据估算，现在公有制经济约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会资本增加额，却只能创造出三分之一的新增加值。1996年有关部门的一项统计表明，在国家批准的大项目中1/3还没有验收就面临亏损和破产，更惊人的是，抽样调查表明，重点投资工程仅有5％左右项目可完全还本付息。这就难怪各地争先恐后的扔“包袱”了，降低公有制经济比率，财政收支情况可以立竿见影的改善，成为自己的政绩。
不过，我认为有必要稍微具体的了解和分析一下国有企业的表现为何如此糟糕。仅举一个典型例子，下文是摘抄报上的主要内容。
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投入巨资建设了一个重点工程——中原制药厂，号称“全国制药业航空母舰”，历经十二年筹备、建设和试产，始终未能按设计要求达标运行，于1996年10月被迫停产关门，企业负债高达三十亿元。
1980年代初，为了打破瑞士、日本等少数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垄断，国家决定建设一个维生素C龙头企业——中原制药厂。因为利用了世界银行贷款，必须实行国际招标。“中原”厂也以“国际一流、亚洲第一”、技术“独一无二”、“以洋取胜”为追求目标。整个工程设计为淀粉、葡萄糖、山梨醇和维生素C四条现代化生产流水线。设备和工艺技术没有选用国内既有的成熟技术，除发酵技术是中国专利被采用外，其余全从国外引进。引进的四套生产装置有三套存在工艺技术问题。最为关键的维生素C装置引进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热循环结晶法”。这一工艺是瑞士一家公司的。事后才知道，这家公司是个只有廿多人的小型工程公司，根本没有维生素C生产的专利技术，拥有的仅仅是小试成果样品。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决策人对于如此重大关键性问题竟没有按规定程序对对方的资质和技术能力做认真的考核和审查，就大笔一挥，异常草率的与对方签订了合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工程的总体设计方案到1990年才获得批准，而此时有些单项工程却业已建成，主要生产设备也迫不及待的在国外定购完毕，一堆好看不好用的洋设备随后就这样安装落户到了中原制药厂。更荒唐的是，尽管国家、河南省和郑州市都对“中原”投了资，但始终没有一个真正的项目责任人负责。工程计划一再追加投资，敞开口子花钱，使概算一超再超。
试车期间，仅电机就烧毁上百台，但无人过问。1993年购进玉米六万吨，一年后发现竟有三千多吨不翼而飞，后来才在一个一千多立方米的污水池中发现这些玉米，玉米油厚达廿多厘米，顺藤摸瓜，原来是淀粉车间跑冒滴漏所致。企业劳动纪律松弛，职工上班睡觉，随意脱岗，违章作业等现象时有发生。外商觉得有机可乘，就拍下一批批此类照片，当试车失败中方与之交涉时，他们就拿出这些照片，“看看你们员工的素质，再好的工艺也没有用！”试车屡试屡败，鼓捣了五年都未能获得通过。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方竟支付了外商工艺设备的全部货款。
这项重点工程的上层决策者、具体实施的经办领导人玩忽职守，下层某些劳动者纪律败坏，败家子们就这样将30亿元国家巨款、人民的血汗钱打了水漂。
1980年代以来，国有企业新建工程和原有生产系统，这类异乎寻常的恶劣事件频频发生。于是时尚人士发表高见，众口一词的将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源归咎于公有制经济制度固有之弊病，认为正是在这种该死的制度下人变成孬种，难得干出好事。我对当前人们这一主流论断，即人与“制”之间的影响关系，持相反观点。事在人为。因为人的思想和行为出了问题，才导致制度也变坏。也就是说，公有制经济体制和机制本身无所谓好坏，人是主动的，“制”是被动的，人好它就好，人坏它就坏。
我现在是一个七旬老人，但没有忘记青少年时代的往事，特别是国家大事。回忆1950年代第一个计划时期，感慨良深。那时有一百五十六项工程，项项都是国家投资的公有制企业，哪一个工程项目建设中遭遇过像中原制药厂如此种种荒诞不经的怪事？中国历史上空前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建国初期条件艰难，加上缺乏经验，仍然捷报频传。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今天国产第一辆汽车问世并且批量生产了，明天第一架喷气式飞机直冲云霄。我所在工厂是一家中型企业，1956年公私合营时新厂还处于筹建阶段，待建工地是一大片刚刚弃耕的菜地，厂房还没有打基础。仅仅过了一年，老厂千里迢迢从上海内迁武汉，便顺利而快速的竣工投产了。“一五”期间，人心齐，泰山移，基建和生产计划往往提前和超额完成。这项工程若是在“八五”或“九五”期间进行，结果就会大大的不同，那时各人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上上下下都想从厂里面捞取油水，这厂恐怕十年也建不成，很可能乱成一锅粥。我所在这家公有制厂家投资几十年来一直大赚其钱，即使在1960年代闹饥荒、原材料供应严重短缺和文革动乱期间也没有亏损过。1980年代以后，蛀虫大量孳生、老鼠闹翻了天，像中原制药厂一样，1990年代难以为继，终于破产关门了。
几十年后，国有企业从业人员从领导者到一般员工，据我长期耳闻目睹后评估，大多数人的职业操守，明显的今不如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公有制经济何辜，遭人厚非！恶论如刀剑，墙倒众人推。大多数学者热衷于鄙夷和贬损国有企业之短，却无人客观的总结几十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探索和挖掘其长，据之以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用之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因而害得执政者两眼一抹黑，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事倍功半，得失兼有，成绩并不尽如人意，前途岂可盲目乐观。那么，现在“摸”得怎么样了？
仍以制药业为例。中国现有数以千计药品企业除极个别稍具规模外，全都是小厂。研发投入一般只占销售收入的2％，没有力量再加大比率了。由于投入金额分散，研发内容重复，因而无一家企业有能力占领高端市场，国内西药97.4％是仿制。国外大药品公司则财大气粗，科技力量相应雄厚，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17－18％，甚至20％以上。跨国公司和他们在华投资企业生产的药物，几乎挤占了中国全部医药高端市场。
制药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十分低下，其现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可谓中国工业经济的缩影。据悉，世界十大贸易国的高科技产品出口一般占其出口额的40％，而中国1990年仅为6％，低端产品占了绝大部分。进入21世纪后，捷报频传，高科技产品出口比率连年大幅度提高，据说快接近25％了。我曾高兴过一阵子，后来仔细一查，原来其中80％左右的高科技产品乃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出口，产业链中，人家赚的是附加值高的品牌、设计和工程环节中的大头，我们不过捡了一点儿附加值低的制造环节中的小钱而已。麻雀飞进糠堆里，空欢喜一场。有评论说，中国整体产业技术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二三十年，为了缩小差距，赶超战略几经调整和变更。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走的是“引进、消化、创新、提高”之路，其中不乏成功的工程项目，最著名的是上海“宝钢”，引进后使我国钢铁工业技术部分指标一举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随着党风、世风和厂风的日益式微，人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弱化和缺失，这条路上接连发生“翻车”事故。1990年代中原制药厂这艘制药业“航空母舰”触礁沉没，影响所及，从此基本上终止新建国有企业，引进战略也随之敲响了丧钟。“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接着取而代之。许多年前美国人就是利用自己的市场优势，换来欧洲老牌工业国大量的先进技术，消化提高，从而奠定了后来居上的基础。于是我们也依样画葫芦，但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
早在199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超国民待遇”，取消其商品内销的种种限制，许多国货名牌纷纷被外商收购和控股，外国投资者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与占有使国内工业企业面临从未有过的竞争与威胁，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已经或正在被冲垮。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换来先进技术了吗？据报道，与我们的“慷慨大方”相比，外商转让技术的“吝啬”令人失望。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已开业的“三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终端产品和加工组装型产业，在这些低层次产业中当然谈不上引进先进技术；第二，从为数不多的引进了先进技术的“三资”企业来看，外商虽然向我们转让了部分关键技术，但核心技术却封锁甚严，如桑塔纳轿车制造中的绝大部分国产化课题都是靠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协作攻关完成的，而不是引进的结果。
又见报道：“一些合资企业的倾向令人忧虑，外方想方设法独揽大权，有意造成企业亏损，以扩大投资比例，达到完全控制合资企业的目的。而作为合资企业中方的‘守林人’在急于求成中不仅未从决策环节上抑制其违法行为，约束其权限，反而拱手交出本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甚至出让股份。
“如一家颇有知名度的酿酒厂将所有厂房、设备及商标折价成40％的股权与一家外商合资经营酿酒业。两年来外商不惜花巨资为合资后的新品牌做广告，以擅自让利、加速折旧等手段使合资企业不仅无分文利润，反而累积亏损七千多万元。过后外方突然提出追加投资二千万美元以扩大生产规模，若按控股比例中方须相应出资八百万美元，资本金已捉襟见肘的中方无奈中让出了原有的股份。如今这家合资企业外方的入股比例已经上升到90％，而中方下降为10％。
“同样的事例还有许多：有的合资企业中的外方50％的出资额垄断了合资企业100％的权力，他们甚至无视董事会的决议而独断专行。
“有关人士对此忧心忡忡，他们认为合资企业的中方最终丧失的不仅是股权，他们流失的是国有资产，丢失的是民族品牌。”
国有企业引进外资，推行股份制改造，上述失败例子可能只是少数，不能以偏概全。大多数情况如何？也不理想。人们都急功近利，今日有酒今朝醉，自我陶醉于取得一时之成果，很少有人从长计议，顾及后果。这在中国汽车工业与外商合资经营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20多年来，中国国有汽车工业企业引入跨国公司资金和技术，确实立竿见影，缩小了国产车与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获得了先进生产技术、管理经验和营销谋略，一举壮大了自己的实力。但至关重要的研发能力未能同时得到，连原有的也被削弱，甚至消失了。尽管汽车制造业能力大大提高，还是跌进了“合资陷阱”，跳不出“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和“越依赖越没有开发能力，越没有开发能力越依赖”的怪圈。汽车开发工作都在外方“本部”进行，中方技术人员与技术开发“绝缘”，连改一颗螺钉也要通过外国“本部”同意。不要说汽车技术开发创新，连模仿能力也失掉了。
从此，合资企业的中方法人可以一劳永逸地躺在安乐椅上高枕无忧了。产品总能与世界水平“同步上市”，不用艰苦努力，永无落后之虞。这项决策出台于国有企业整体经营效益严重低下而且愈益恶化的大背景下，无奈中求生存，可以理解。但千万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技术上受制于人，并非上策，有得有失，勉勉强强算是中策吧，下策则是机制不予变动，这必然会继续走向衰亡。
中国沿着这条股份制改造道路走下去，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一个GDP不断增长的经济大国，但决无可能发展成为产业结构以高科技产品为主的经济强国，因为“肉”都长在别人而非自己身上。中国的和平崛起，仅仅只有经济上的“大””力而无“强”力支持，实现得了吗？
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全国人民自力更生，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坚持不懈的奋斗。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从未间断地对我们实施“遏制”政策。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招：军事围堵，战略物资禁运和封锁，争夺人才。前两者都是敌意明显，可谓触目惊心，最后一招表现比较平和，则易被人忽视，其实危害性远大于前两招。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的较量，双方不论斗争多么激烈，翻云覆雨纵横捭阖，争的不过是一日之长短，很少长远影响，无关基本大局，唯独人才去留，在彼我力量消长的天平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0年代，前苏联实行工业化，斯大林提出过两个著名口号：“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其实它们可以合成一条：“人才（科学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决定一切!”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参议院曾通过一项重要议案，内容是对不许自由移民的国家实行某种制裁，当时主要矛头对着苏联，意图迫使其取消和放宽对国内犹太裔科学家移民以色列的限制。国际间的阶级斗争，谁笑到最后，谁将占上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挖对手方人才墙角的手段更高明，更有成效。
据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国，来自于世界各国无数尖子人才，极大的帮助和推动着美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尽管已经如此，美国的有识之士，例如美国财经的掌门人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还一再呼吁其政府增加技术移民，继续将世界各国的顶尖人才据为己有，使美国成为世界人才宝库和熔炉。
有传言说，一位日本高级外交官私下曾对他的中国朋友说：“我们七十年内不怕中国赶上日本，因为你们的中青年科技人才严重缺乏……”我信此言的真实性
现在制定和执行的诸多重大政策，在我看来，匪夷所思，因为同“科教兴国”的目标相悖，南辕北辙，舍本逐末。如果这些政策不改弦易辙，而继续下去，岂止“七十年内”，一百年后也休想赶上发达国家。
先讲一个故事，见微知著。2003年，武汉地区一位著名学者谈到他的人生经历。1981年他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当时美国和他同“级别”的教授每月工资是他的10余倍，美国的大学也极力挽留他，希望他留在美国工作，并询问他：“为什么要回去？”他回忆年轻时曾读过五年古文，当时学习起来似乎什么都不懂，只是为了遵循老师的教诲，那一刻才体会到老师让他学古文等知识的苦心，在他心里已经有了一种难以割舍的民族感情。“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所以当时我就反问了那些极力挽留我的人：‘我为什么不回去？’”
中国在近现代积弱一百多年，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物质条件极其艰苦，但却有那么多的海外知识分子纷纷回归，其中不乏顶尖级的大科学家，不惜舍弃优良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并且冲破重重阻力，毅然投身于祖国的建设事业。
“但现在却发生了变化，”那位学者惋惜的说，“有些学子学成后出国，千方百计想留在国外，问他为什么不回去，他们会直接反问你：‘为什么要回去？’”
这位学者将人才的逆向流失归因于目前中国教育的“缺德”。他说他见过身边有许多学生每天都很勤奋的学习知识，成绩优秀，英语说得流利标准，数理方程熟记在心，但可惜的是，这些学生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长江、黄河，对《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经典书目也是一无所知。
确实，如今学校的人文教育专业，包括中国历史、政治思想和马列学说等，都是大冷门，少人涉足；英语则是大热门，人们趋之若骛。喧宾夺主，人们的脑袋岂能不受影响，不出问题？
我则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大量官僚腐化，“公仆”们威信空前低下，社会上不少人非法敛财，不劳而暴富，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阔绰生活。在这种大环境下，要求青年学子像他们的爱国前辈那样安贫乐道，一心为国效力，那是过于苛求，太不现实了。
中国已成为科技人才供给和输出大国。有资料说，仅在美国硅谷地区供职的中国科技人才就数以万计，有的说该地区总计20万员工，中国人就占6万，有的说已经超过10万人，总之数量惊人。中国也有硅谷，多少美国科技人才在那里供职？恐怕一个也没有！小船无法同巨轮比拼，中国硅谷多是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小本经营，囊中羞涩，哪里能像外国公司财大气粗，高薪聘请一流人才。人往高处走，在这种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中国的科技精英们蜂拥奔向大洋彼岸，那是阻挡不住的。
中国教育经费很大部分投向高等教育，更以巨资重点倾斜于知名高校。据有关部门多年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清华、北大、中国科大等许多中国名牌大学里凡涉及高科技专业的毕业生，多数、大多数、甚至绝大多数都去了美国。难得留在国内的也不保险，无不成了在华外资企业觊觎的对象。外企凭借高薪，直接“面对面”的挖走了国内企业的大量人才。近年来的新动向，许多外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就近取才于“桥头堡内”，大有将中国高科技行业中的翘楚一网打尽之势。
走“人才强国”之路的战略目标前景黯淡。人才都被外国资本家利诱跑了，请问光杆司令依靠谁去强国啊？！我真是有点儿疑惑，咱们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做的是哪门子买卖，到底是赚钱，还是在赔本？
近年来一些省市官方制定了引进国外人才的庞大计划，此举能够扭转和平衡人才单向流动的尴尬局面吗？没有可能。因为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吸纳与承载人才、特别是科学技术类人才的平台主要在企业，而不是事业单位，事业单位容量相对有限，而且也很难直接反映人才的薪效比，没有具体量化指标可以衡量，所以避免不了副作用。官方可以不惜高价聘请洋人才，沽名钓誉，表明自己如何求贤若渴，多么开明，但却易使原有的低薪本土人才心理失衡，往往引进一个洋博士，气走三个土博士，得不偿失，难免旁顾之忧。企业则可能以经济效果为衡量标准，不分洋土，能者多得。
中国民族私营企业中断发展几十年，现在尚处于初级阶段，势大力壮者寥寥无几。即使政策竭力扶持，也是做大容易做强难。在华外资企业凭借其雄厚财力，在人才争夺战中占尽上风，处于强势地位，中国私企远不是他们的对手，根本没有财力高薪大量聘请一流科技人才。
尽管我对引进外资颇多微辞，但决无反对之意，因为我明白中国经济只有两条路可走，别无他途。一条是加入经济全球化，人家早已制定游戏规则，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出舞台超出国界的经济大戏中，发达国家唱主角，我们只能接受命运安排，扮演世界经济链条上被动一环的角色。采取这一决策，走上这一条路，可以说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当年引进外资的初衷是企图“以市场换技术”，从而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加速产业结构调整，提升国产商品档次。从长远观点看，结果适得其反。所谓“无意插柳柳成荫”，是指这一决策大大的提高了中国经济战略的安全系数，因为已同西方强国利害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中国经济和产业档次低人一等，在他们许可的限度内，“国际分工”格局保持不变，人才流向依然如故，那么他们对我们的破坏和“遏制”压力就会大大减轻。另一条路则是回到闭关锁国时代，那将更糟，绝路一条，像前苏联那样经济缺乏生气与活力，长期不振，终致崩溃。两害相权取其轻，前一条路毕竟可以为我国赢得调整时间。
但我们在调整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国有企业的选拔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存在着诸多严重问题，几轮改革未能找到有效方法予以解决。据我观察研究后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传统思路上兜圈子，缺乏创新意识。眼睛向上不向下，依靠对象始终是少数上层“精英”人物，而将广大劳动者撇在一旁。一时无效，丧失信心。于是便企图以私有制企业取代公有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的地区官方为一些私人违规大量贷款，提供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占有的额外发展资源，拔苗助长，使其成为“著名民营企业”。即使采取如此破格的方法，中国私营企业在可预见的将来也不可能发展成为同跨国公司在华外资企业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沿着这条私有化道路走下去，中国经济势必将沦落为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附庸。
我们实现建设经济强国的理想正变得遥遥无期。如上所述，因为人才缺乏，准确的说，因为严重流失而造成的人才缺乏，技术瓶颈卡住了资金投向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产业，如未能掌握核心技术的电子信息业、严重依赖大量进口的装备制造业等。产业结构质量提升调整力不从心，大钱都让外国人赚走了，徒唤奈何。因而粗放型增长模式大行其道，各地不约而同的不顾后果的一窝蜂争相上马高消耗、高投入、低产出、低效益并且严重污染环境的产业，直接危及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
帝国主义的“遏制”政策，还有赖于国内某些浮在上面养尊处优、对企业底层实际情况未必有所了解、领着社会主义国家俸禄却吃里扒外的所谓“学者”的积极配合。方法很简单，只需竭力鼓吹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便可大功告成。
还是迷途知返吧！创新公有制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使之具有活力。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国的现实国情注定必须由公有制国有企业肩负起建设经济强国的重任。
二异，社会效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二的原则。
社会主义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后者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即利润，实现资本增值。社会主义生产对利润的要求是附带的，次要的，实现这一次要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其主要目的——满足人的需求服务。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说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但只是有购买能力而且有购买欲望的那一部分人的需求。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既然是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那么，这种需要的满足不是以人民生活的购买力为前提，其前提是建立在生产能力之上的。这一点恰恰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相反。因为生产目的的不同，为这些生产服务的经济制度当然也迥异。鉴于满足人的需求这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远未达到，过去甚至乏善可陈，人们穷则思变，但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目的没有达到的根本原因在于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政策和策略出了严重问题，却都归咎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病源尚未摸清，庸医们就开出了要害死人的药方。中国20多年的改革，实现了社会主义生产条件向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转变。分配制度则从按劳分配变为按资、即所谓生产要素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为辅。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思想意识也从社会主义的提倡和强调公字当头，畸变为资本主义赤裸裸的以私为本。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毋庸赘言。
中国社会经济学界某些学者非常善于出谋划策，排忧解难，没有白吃皇粮。但是，这些以前为避免挨整，曾拚命追求“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名份的学者，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名份到手了，却忘乎所以，从来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替工人阶级谋取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相反，总要以牺牲工人阶级权利为代价，换取其计策与事业的成功。这些学者解决问题的对策的一个特点就是饮鸩止渴，不顾后果。不客气地说，像是一个蹩脚的棋手，走了第一步，就不知道以后该如何出手了，而这就给了另外一些居心叵测的奸徒以可乘之机。为救国有企业一时之急，实行“产权改革”，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生产条件向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生产条件的转变。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条件不可能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哪怕你愿意花上100年的时间；相反，不但因此引起贫富差距悬殊、社会不公的人文社会环境日益严重恶化，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与被消耗的承受能力也到了极限，经济发展难以为继了。天怒人怨，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现在已经“改革”得不复存在。在这个关键时候，又有人鼓噪“政治体制改革”，打的是“为民请命”的“民主”旗号，仿佛他们倒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政治体制要不要改革？当然要，而且必须。但我们的改革是为了修正与完善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改革”的实质内容则是废除与推翻“一党独裁”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根本上完全是两码事。我怀疑那班另有用心的似乎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资产阶级“学者”真有那么高的智商，计从己出，深入追究，可能不过是起着一种“特洛伊木马”的作用而已。
寻常百姓很少过问政治，但却关心生活。古时候，人们“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今天，一般劳动者的心态则是：“老子做工吃饭，管他什么主义、制度！”这句话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可谓人同此心。我也是这么想的，希望收入多，还要钱经用。人们的经济状况左右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思想意识，思想意识选择上层建筑。哪一种经济制度能够满足我们的欲望和要求，我们就行使民主权利，选择哪一种经济制度。我这个根据“钱多经用”这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主要标准选择经济制度的主张，有人反对吗？大概没有。即使有，也是极少数人，更可能不敢公开表示，因为怕违拗民意，触犯众怒。你说是不是？
我这篇文章内容的题目也可以叫做“工资增长加速方略”。我这辈子穷怕了，难道我信仰的社会主义回报给我的就是一个“穷”字吗？从开始参加工作当上二级工起，到了几十年后的今天，工资增多了20倍，可是物价水涨船高，加薪的好处很大一部分被抵消了，钱越来越不经用了，还是穷得当当响。退休以后，穷极无聊，便琢磨着我们基层劳动者穷的问题之根源及其解决的方法。穷尽十余年之精力，自以为找到了答案，无偿地贡献于社会大众。
我原本是为自己一个人设计的方略，后来意外地发现，它竟然也适用于中国亿万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一般工薪阶层盼星星，盼月亮，一年到头盼的就是增加工资，改善生活。但是指望执政者发善心是靠不住的，因为中国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即使勉为其难地给你增加再多的钱，通货随之膨胀，又有什么用？
所以，加速工资增长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要是国有企业效益——不断大幅度提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后文详述。另一方面问题，即到手的钱怎么样才经用，相对来说，这个问题比较简单，但解决起来也不那么容易。事情要由简入繁一步步进行。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把道理分析清楚，以便人们选择，到底哪一种经济制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人民群众根本的大利益是由无数具体的小利益组成的。先举一个小例子，大约在1970年代，我在一份报刊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国际照明业巨头在某地聚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制定一个共同标准，让产品的使用寿命限定在一定时期，因为随着技术进步，产品的使用期越来越长，从而阻碍了产品的销售。这个行业的巨头们有了危机感，于是聚会商讨有效的应对之策，以免“恶性”竞争讨好消费者，大家都赚不到钱。当时社会主义经济下的中国可能出现这种怪事吗？现在倒是开始出现了，只是还不敢公然聚会而已。我在1970年买了一只上海牌手表，30多年过去了，除了几次小修和加油外，至今还在使用。1990年代，一位亲戚从南方出差归来，带回一只新电子表送给家人，不到一星期就坏了。你感到窝心的坏事，却是促进内需消费，有利于GDP增长的好事。举一反三，类似事件可谓越来越多了。此乃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满足人的需求，资本主义生产目的是为资本的增值，两种经济制度下，事物迥然不同的具体反映结果。有人可能反驳：“市场经济初期，难免有不规范的地方，大可不必吹毛求疵。”我们倒是要先问个明白，你指的“市场经济”是哪一种性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如果是前者，那是无的放矢。谁反对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
这些年来，“改革”不断“深化”，随着生产关系和生产条件的转变，后果之一便是人们切身感受到越来越看不起病了，医药费用暴涨，民间反应强烈，有人喻之为压在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源就在于变了性质的经济制度。药厂生产的目的越来越追求满足利润的需要，而不再是人的需要。原来常用的廉价特效药纷纷停产，一药难求，取而代之的是价格越来越昂贵的“新药’。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经济制度不变回姓“社”，再“资”下去，这座“大山”不但不可能移开，还将会越来越沉重。其实，“市场经济初期”的我们不过是徒弟，这一套“先进经验”还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师傅那里学来的。谓予不信，有文为证，我来引用一位外国学者的文章，摘自2006年8月3日的《上海译报》。文章的前言可能是摘者童莉群加的：
“药价之所以越来越高，并不是制药公司真的在研发上花费了大量金钱，而是高比例的营销费用、贿赂、游说主管部门……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个2000亿美元的行业如何欺骗了我们：制药业的真相》一书中哈佛大学教授玛西娅•安吉尔披露了制药业的真相。”
下面是该书中的择要部分：
“先来看一个最近的、没有受制药公司赞助的实验。名字叫ALLHAT（抗高血压和降脂治疗预防心脏病实验），这是治疗高血压疾病的一项大型实验。ALLHAT这项研究持续了八年，涉及600多个诊所的42，000多位患者，是关于高血压治疗所进行过的最大规模的临床实验。他们共比较了四种药物，几乎令所有人都十分惊讶的是，最老的利尿剂能够很好地降低血压，同时更好地预防高血压带来的严重并发症——通常是心脏病和中风。
“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发现新药实际上不如旧药呢？首先，没有人试图去寻找答案。制药公司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新药和旧药直接作比较。新药上市是因为服用它们比什么都不用的效果好，结果它们就被宣传成医药史上的伟大贡献。其次，现在制药公司对如何进行实验和如何报告结果有很强的控制力。20世纪80年代以前，研究人员一般独立于赞助他们的制药公司之外。制药公司一般将资金提供给学术医药中心，然后静待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公司参与到研究的每一个细节中去——从研究的设计到数据的分析再到是否将研究结论发表，这种广泛参与大大增加了研究结论的偏向性。控制临床实验的不再是研究人员，而是赞助者。
“此外，整个学术界的氛围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学术界和实业界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学术医药中心在赞助其研究的公司中都拥有股份。因此，按照制药公司的想法来进行临床实验是大环境的必然产物。其结果就是，制药公司设计的临床实验由研究人员执行，研究人员只是个“执行工具”。但他们在其他方面获得了补偿。许多人从制药公司赞助者那里获得了巨额的资金支持，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研究人员充当了制药公司的顾问，去研究它们的产品，成为了建议委员会或发言人办公室的受雇员工，与他们所在的学术机构一起申请专利和制定专利使用费计划，在制药公司赞助的研讨会上推销药物和设备，沉迷于昂贵的礼物和奢侈的旅行中不能自拔。许多人在制药公司中还拥有股份。这些交易可以使他们的薪水飞速增加。
“人们不会相信一个企业对它自己产品的宣传和医药教育是毫无偏见的。但是，制药业认为它应当对医生和公众进行教育，让人们了解自己的药物及其针对的疾病。于是，许多医生和医疗机构——它们都是制药业慷慨赠与的接受者——都假装相信这些教育。政府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制药公司声称它们也“教育”消费者。2002年，通用电气公司在大型制药公司赞助下开创了病人频道。该频道向全国医院里的病人和等待就诊的病人播放一些医疗节目，中间穿插药物广告。一年之内，大约有800家医院赞助了这个一天24小时、一周七天不间断播出的电视网。病人频道完全由广告商赞助，医院一分钱也不用花。病人可以在节目时长半小时的短片中进行选择，例如‘与癌症相关的疲劳’或‘轻松呼吸：过敏和哮喘’。
“最令人气愤的事情发生在1996年，美国帕克戴维实验室的一名销售代表大卫•富兰克林将该公司告上了法庭，罪名是欺诈公共医疗补助计划以及其他政府健康计划。富兰克林有数千份内部文件。他指控该公司执行了一项大规模的非法计划，在未经批准的用途上推销药物Neurontin———主要是通过给学术专家报酬，让他们在称赞该药物对其他疾病有效的蹩脚的研究论文上署名。
“Neurontin是1994年被批准仅限于治疗癫痫症，而且必须是在其他药物无法控制、突然发作时才使用的应急药（后来，它又被批准用于治疗带状疱疹）。光这点用途可赚不了多少钱，该公司于是想扩展其用途。但是，为用于其他疾病而做合适的临床实验并得到有关方面的批准需要很长时间，而该药物的专利在1998年就要到期了（后来，延长至2000年）。因此，该公司制定了一个计划，用于说服医生为其他未批准治疗的疾病开Neurontin———主要是在常见的各种疼痛或说不清的病况下使用，或者是作为治疗癫痫症的惟一药物使用。如果这项计划成功，则将带来巨大的市场。
“资料中显示，帕克戴维实验室对外称这个计划为‘发表战略’。它赞助小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写出论文，然后收买学术研究人员在这些论文上署名。这些研究规模很小，而且设计得很差，依据它们来得出正确结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些论文甚至连一点新数据都没有，通篇都是对Neurontin的溢美之词。它雇佣医学教育和传播公司来准备论文和寻找作者。有家公司准备了12篇论文，每一篇都获得了1.2万美元的报酬。而如果“作者”愿意署名，就可以多得到1000美元。”
这位具有正义感的哈佛大学教授披露的美国制药业内幕真相，在中国不是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吗？例如，请看两则新闻报道：
一，“据<<文汇报>>(2007年)6月24日报道，治疗静脉曲张动一次手术至少上万元，而使用鱼肝油酸钠注射液进行治疗费用不到20元，但是这种价廉物美的鱼肝油酸钠注射液已经在市场上消失了2年多。日前，在政协委员、民主党派、政府机关的共同关心下，信谊金朱药业有限公司突破重重障碍，重新生产该药。但令人意外的是，销售却成了一道新的难题。由于该药利润低，购销差价相对较低，而且不少新医生已不了解该药的使用，因此药厂的营销人员并没能在城市中顺利地打开市场。又如一盒‘百忧解’288元，同样效用的‘丙咪嗪’每盒价格在10元以内，但却基本断档。在一些药店，像小苏打、多酶片等常用廉价药也面临被高价新药取代的局面。
“针对这种情况，全国政协委员、医学专家刘豫阳领衔，以民革上海市委名义提出了一份‘关于设法恢复生产和使用廉价经典药’的提案。委员们建议负责药品定价的国家相关部门要允许少部分价格低廉的药品保持价格水平不变或有小幅上调，让药厂和医药公司都有赚头，这样才能保证非专利廉价经典药的生存。”
二，据2007年10月4日<<长江商报>>报道：
“本报讯 (记者 胡梦)骨折了，如果用中医正骨一般只需300到400元(两三年前只需50多元)，如果选择西医开刀，则需要将近1万元。可是记者发现，在不少医院，用中医正骨治疗的几乎没有。我省中医骨科专家呼吁，中医正骨已经面临失传窘境。
“经济利益高 手术治骨折吃香
“上周，张女士9岁的儿子小亮(化名)在玩耍中摔断了左手的胳膊，张女士于是将儿子送到武昌某大医院，医生看过之后告诉张女士，小亮的手臂骨折，最好进行手术，将钢板固定在骨头内。心急如焚的张女士没有犹豫，立即交了5000多元手术费。
“张女士不放心第二天将片子拿给一个熟人找了一位中医看，中医认为通过正骨的办法可以治愈，只是时间要长一些，费用仅需200元，而且对于小孩来说，能不手术最好不要手术。
“湖北省中医院骨科教授白书臣介绍，中医正骨目前在湖北只有一两家医院能够完成，一方面不少西医医院没有这项技术，另一方面，不少患者有手术更安全恢复更好这样的观点。
“日渐减少 中医正骨面临失传
“记者了解到，每年在武汉市中医院采用中医正骨治疗办法的大约有四五千人，在省中医院也有4000余人。
“两个医院的骨科教授张汉庆和白书臣告诉记者，中医正骨的治疗办法费用约为手术费用的1/10—1/4，对于治疗一般性骨折，使用中医正骨手法复位、夹板固定费用在150元左右，加上中医活血化淤、接骨续筋以及功能康复的膏药、熏洗等最多2000元左右，而使用西医治疗用钢板固定，手术费用至少要1万元。这样一算，正骨技术一年为4000个病人就等于节省了约3200万元的医疗费用。
“张汉庆介绍，骨折的治疗办法分两种，一种是功能复位，这是中医用的办法，治疗后完全能回复功能，另一种是解剖复位，就是手术办法，讲究100%对准，现在骨折患者一到医院就要求手术治疗的占了所有患者的六到七成，尤其是小孩，父母一般都要求给孩子进行手术。他们相信手术办法更精确，其实不然。
“白书臣提醒家长，小孩子的骨折只要不是关节内骨折还是尽量选用中医正骨治疗，因为小儿骨折错位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都是可以接受的。在以后的生长过程中都能自我修复。而如果进行手术，对于孩子今后骨头生长不利。
“‘不少医生认为中医正骨费力气，也创造不了经济效益，纷纷放弃。另外，中医正骨需要手把手地教授，手法非常讲究，目前并不是中医医生都能掌握，面临失传并不是夸张的说法。’张汉庆说。”
市场经济如果将经济效益放在第一、甚至唯一的地位，就不是以服务于人民需要为宗旨的社会主义、而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属性了。在一个私有企业占经济主导地位的社会，不可能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如上文谈到的曾经脱销两年的鱼肝油酸钠注射液，虽然价廉物美，疗效可靠，而且经过政府各部门协调恢复了生产。但是，据报道，产品上市后，却因利润微薄遭到药品零售商的拒售，私营药商要卖同类疗效的高价药。
又如房地产业，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也是“因为利润微薄，郑州的经济适用房开工率不高，廉租房更乏人问津。今年(2007年)7月26日，郑州市政府以红头文件的形式，下发了一份通知，正式宣布要组建一家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然而，公司还没有诞生就已经招来了各种质疑。
“郑州市政府下发的文件显示，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由郑州市国资委出资，房管局负责业务管理。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市场化运作，不增加财政风险和负担。
“郑州市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王广国说：‘我们这个企业是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经济效益放在第二位的。’
“文件规定，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是：经济适用房、廉租住房、周转住房和农民工公寓等住房的投资和建设；市区危房、旧城改造及对老旧住宅小区进行配套、升级和改造投资建设；对市区问题楼盘进行托管处置；负责公共住宅建设项目的投融资业务。
“王广国说，除董事长由组织部门任命外，其他人员都面向社会招聘，同时实行监事会负责制，绝不会涉足商品房开发。住宅投资公司成立后，在一到两年内，将逐步垄断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市场。
“河南省住宅产业商会秘书长赵进京说：‘垄断解决了，经济适用房卖号、倒号等一些弊端问题，以及在财务问题上的腐败现象是中国独有的，或者说是发达国家全世界很难解决的问题。’赵进京认为应该先试点先行，一家公司这样做，再请另外几家公司也这样做，对比一下哪个先进，总结经验总结不足，更有利于更大的发展。
“专家认为，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土地资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又直接参与到房地产开发中，如何保证操作的透明度，如何对项目实行有效监督？这将成为决定项目成败的关键。而与商业企业相比，很多人也会担心，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企业能不能保证运作的效率？郑州市的相关部门只有真正找到了答案，这项面向普通百姓的举措才能真正把实惠带给大家。”
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私营房地产商经济效益第一和唯一，因嫌利润微薄，理所当然像私营医药零售商一样，也不愿经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所以，郑州市政府为了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才不得不反私有化潮流而动，成立一家以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国有独资企业——郑州公共住宅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我们的某些“专家”很有意思，面对广泛存在的私营房地产市场官商勾结、黑幕重重、弊端丛生、久治不愈的现象视而不见，从未听到他们的反对之声，一家尚未诞生的国有独资企业，便对其大泼冷水，欲拒之于市场竞争以外。“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如何保证操作透明度？”“如何对项目实行有效监督？”难道这些问题都是国企所独有，私企就没有？社会主义皇粮养着你们，是要你们建言献策，解决问题，为广大的人民利益服务，怎么屁股坐歪了，替少数私有房地产开发商继续不受干扰地获取暴利而效犬马之劳。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情况，也证明了，如果市场经济不是公有制企业占主导地位，就不可能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老百姓在这个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私有制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中，将大受其害。
某些屁股坐歪的“专家”对国有房地产业很不感冒，因为他们担心，“一个不以盈利为目的国有企业能不能保证运作的效率”，却不“质疑”私有房地产业，仿佛只有他们才能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一篇题为“危险的<<房地产富豪榜>>的报道短评：
“近日，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润富豪榜都公布了中国的富豪名单。有意思的是，这两份富豪名单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等同于‘房地产富豪榜’。例如在胡润富豪榜的前10名中，有6个是做房地产业务的，如果将样本扩展到前40名，依然发现有20个是房地产富豪。福布斯富豪榜前10名中也有6人涉足房地产业务。
“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2007年)10月11日刊登时评指出，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房地产商大规模‘进驻’富豪榜这种富豪结构，同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是匹配的，因为中国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城市化如火如荼、再加上人口众多，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房地产行业是成就富豪的最好产业。然而，这是一个很值得商榷的结论。实际上很多国家(例如美国)在二战后的‘深度工业化’时代都没有发生房地产富豪大面积统治富豪榜的景象。相反，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是由金融领袖、制造业巨人、物流革命者以至于现在的新经济‘酷商’所统治。在西方社会，即使是最强调自由竞争的英国和美国，都认为房地产行业是一个必须要‘规制’和‘分轨’的行业，因为房地产运作的属性非常类似于金融行业，并不是简单的钢筋混凝土行业，存在着大量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
“已故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经说过，如果一个国家(地区)最有钱的富豪是倒卖土地和造房子的商人，那就很危险。历史地看，当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印尼、日本以及泰国等地区和国家的富人榜被房地产富豪控制之后，经济危机就随即出现了。”
今天，中国各地方当局在发展经济上有两种理念和模式，一种是以人为本，另一种是以利为本。仍以房地产业为例。前者近年来以烟台市为代表，不打肿脸充胖子，充分考虑到大多数市民现时的承受能力，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据<<经济参考报>>2006年12月26日报道，2003年，城市建设方向是‘拆建改建’还是‘弃旧改新’，烟台市决定让市民选择。烟台市在调研中发现，条件较差的旧居民区占城市中心区70%，而市民投诉旧城区问题也占70%，迫切要求对旧城区整治的市民几乎是100%。同时，这些市民基本上都是普通收入家庭，没有能力买房换房。为此，烟台市决定城市建设方向为：不拆旧城，不建新城，而是综合‘修整’旧城区，让市民不换房就能享受现代城市社区的生活。
“在综合修整前，烟台市旧城区70%居民的住房供水、排水、供电、供暖等功能严重缺失，停水、停电是家常便饭。奇山小区居民的家中都备有大水缸。烟台市变以往‘城市美容’为‘功能再造’，对地下、地上、楼体、楼顶进行立体化整治，在彻底改善外部形象的前提下，整体投入近六亿元，全面提升旧城区城市承载功能。
“‘旧房新区’的方式给这些普通居民省下了一生的积蓄。由于没有进行大规模拆迁，加之旧城生活环境日趋优良，烟台市‘房市’始终较冷。”
后者以呼和浩特市为代表，为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绩”，唯经济效益论，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忘在脑后，弃之不顾：
“据新华社电 在今年以来各地发生的商品房涨价风潮中，地处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呼浩特市的房价走势引人瞩目：4月份，该市商品住房价格同比涨幅达14.9%，位列70个大中城市之首！分析房价的‘呼和浩特样本’，记者发现，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竟是房价上涨的有力助推因素。
“故意抬高地价创‘商机’
“2004年，呼和浩特市商品房均价为每平方米1600元左右，这引起了一些政府领导的担心：低房价很难吸引大开发商，制约了城市建设；偏低的地价也造成房地产开发商利润空间过大。
“次年，呼市出让土地8000多亩，将地价从2004年底的每亩30万元左右猛提到50万元以上，最高竟达到300万元。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也从2004年的每平米1590元陡然升到2400多元。
“2005年8月，‘呼市城市发展与土地开发创新论坛’开幕，市政府官员和与会专家、开发商都众口一词，说呼市房地产‘商机无限’。
“暗示房地产商建‘豪宅’
“为了推动房价，呼市近几年加大了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的力度，并将此作为吸引房地产投资的一大‘优势’。根据计划，今后几年，旧城将拆迁500多万平方米6万户居民，其中80%的家庭不得不购置新房。
“‘呼市不缺房子，但缺好房子’，在市政府这种认识引导下，投资建设高、大、美的商品住房得到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开发商便‘借势’竞相开发大盘豪宅。2005年，当中央对房地产实行宏观调控政策时，呼和浩特市依然按着自已的步调行进，滨海新城、香格里小区、麦迪逊花园等高档楼盘四处开花，拉动了房价上涨。
“高昂的价格则让多数百姓望房兴叹。”
呼和浩特市搞的房地产开发方式并非个别现象。有趣的是，不少地方喜欢画蛇添足，既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玩一些评功摆好的蹩脚把戏，恬不知耻。我们这时候又能看到，在各地权势集团和利益集团联合召集的各种不同名目的会议上，总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之流，不甘于书斋寂寞，非常积极地跑去赶场，吹喇叭凑热闹，为其主子造势。这些年来，这班受到官方宠信的“知识人才”干的唯一“好事”恐怕就是替执政者帮倒忙，让其丧失民心。只是，一般人还不知道中国戏台上这班“跳加官”的小丑，他们每次的出场费是多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否则就会失去为本民族最广大人民利益服务的阶级特性。对于整个国家和人民来说，也只有着重于社会效益，才能更好地争取到经济利益。如果相反，人们都罔硕社会效益，只追求经济效益，可能适得其反。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一种生活中习以为常使用的东西，人们只有在失去它的时候，才感到它的可贵；没有失去就不觉得了。例如中国市场上卖的照相胶卷——“柯达”和“富士”两种外国品牌，听说其价格远远低于在其他国家的售价，甚至还可能低于其国内售价，原因就在于中国“乐凯”的存在。我们不必去猜测和研究这两种外国胶卷在中国市场上倾销的动机和目的。站在一个中国普通消费者的立场，你应当庆幸：“改革”还不彻底。假使有一天，中国“乐凯”这家硕果仅存的感光材料国有企业，也像化妆品行业那样，为了合资“政绩”，或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能否实现还是个问号)，弃社会效益于不顾，不惜放弃民族自主品牌，那么，可以想像得到，中国人每买一卷“柯达”和“富士”，至少将多掏一倍以上的钞票。又如，有资料披露，同样品牌的牙膏，在美国的价钱是中国的8倍到10倍，在俄罗斯也是中国的好几倍。为什么在中国洋品牌的牙膏卖不上高价？因为有国产品牌的竞争与制约。要是国产品牌全改“姓”，也就是中国消费者不得不支付几倍于今天牙膏价格的时候了。中国一些曾经有过辉煌历史的化妆品民族品牌，就因为被外资吞并后消失了，不但我们这一代，子子孙孙，要想买一件比较高档品牌的化妆品，都将不得不付出昂贵的价钱，永远地挨宰。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中性事物，无所谓好与坏，对我们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如果按照某些为跨国公司利益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分子那套主张参与“国际分工”，中国老百姓不但要吃大亏，国家安全也将埋下隐患。不要忘记，中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大国，帝国主义正在处心积虑地想把我们变成另一个前苏联。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论他信仰什么主义，是哪一派，无不希望自己的国家屹立于世界，任何方面都不受制于人。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的经济也必须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例如，现在已经有美国人提出疑问：“谁来养活中国？”不能说他们的疑问没有根据，杞人忧天。这些年来，许多地方政府为了GDP增长，无节制地大量占用耕地搞什么开发区和房地产业。因为耕地产出的粮食值不了几个钱，改变用途后经济效益便会急剧倍增。中国以全球7%的土地养活20%以上的人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人口还在继续增长，耕地反而不断减少，如此趋势发展下去，10多亿庞大人口的粮食问题可能将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来解决。记得1960年代三年饥荒时期，许多学者和官员的文章开头都引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超越于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生产率，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的提法由此而来。怎么刚吃了几年饱饭就忘了？“民以食为天。”现在发展经济忽视社会效益第一，等到将来真的需要大量进口粮食补充内需，就等于自己的脖子被人套上绞索，别人要你怎么干，你就得乖乖地从命。否则，必然引起社会动乱。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到了那时，还有什么经济效益可言？
三异，工人阶级领导，其他阶级被领导的原则。
这一段重要论述暂付阙如。“工人阶级领导”的说法久违了。我因为学识与思想水平低下，代表不了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发言，既无资格，也说不好。这个题目应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士们的专业强项，劳驾该院博学的鸿儒们发挥特长著文补充。鄙人拜托了。我只简单地谈几点观感、看法与意见：
现在，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种经济成分逐鹿于中国市场上。不知是否可靠，据说迄今为止，国企还占着半壁江山，是份额最大的一方。但从现在发展趋势看，外企大有喧宾夺主之势。他们采取两大战略性举措：一是独资，或者在要求占多数比例股份的条件下，大肆收购中国各行业中的龙头企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徐州工程机械制造集团公司收购事件便是一个典型；二，大量网罗中国一流科技人才为其服务，因为工资较高，国内人才趋之若骛地涌向外企。他们近年来还纷纷在华设立研发机构，但是原创性高端核心技术都留在其国内做，也不会让中国科技人员在其企业和研发机构中挑大梁，一般都是安排你去做一颗“螺丝钉”。他们控制核心技术的目的很明显：“将GDP留给中国，把利润全拿走。”似乎各得其所。
如果这种趋势继续加速度地发展下去，显然要不了多久，中国市场经济的领导权无疑将落于洋老板之手，像东欧某些国家那样。有“学者”说，外资企业只要是存在于中国，在华纳税，就应当算是中国企业。这种论调实质上是中国经济沦落为跨国公司附庸的一块遮羞布。除了买办利益集团中的分子，哪一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会认同？跨国公司前一种举措，急得“反改革开放”的“保守派分子”跳脚，大叫不能卖了，卖不得了！执政者也好像忽然从“同国际战略投资者合作”的迷梦中惊醒，悬崖勒马，紧急叫停。但是后一种举措，在全球化经济的游戏规则中却无法禁止。结果，领导权还是不可避免地要旁落于外人。
中国市场经济（且不论姓“社”还是姓““资”）将由跨国公司主导，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面临这一前景，可能感到尴尬，因为中国经济走到如此地步，这些被官方言听计从受到高度宠信的“学者”“功”不可没，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难免祸国殃民之嫌。怎么办呢？推脱责任。07年初，一位主流派代表人物向媒体发表谈话，责怪政策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言下之意，中国大陆现在缺少民营大企业家作为中国经济的领军人物，都是中国政府当初没有听从我们的政策建议，要是听从就好了，现在本土资产阶级就会接掌中国市场经济的领导权。没有真空，外人岂能乘虚而入？马上，官方有人帮腔，确确实实，我们的政策没有给民营企业足够的“奶水”喂养，扶持力度太小。一唱一和，好精彩的双簧，不过，这种托词恐怕经不起事实检验。
例如，“温州模式”向来是中国某些“学者”向各地推荐的范本，因为民营经济发达啊。官方扶持力度是大还是小，这个标准不好掌握，我们也无从知道，但至少没有“阻碍”它的发展吧。据报载，2006年温州新市委书记一上任就感到自惭形秽：当地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低，更要命的是，这种“小而低”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了。据说，那里老板们掘得的无数桶金，溢满为患，不知出路在哪里，于是组成“炒房团”，“炒煤团”之类各种名目的“炒团”，游资飞向全国，以后可能还会飞向全世界。都为什么产生不了大企业家？要知道中国市场经济的领导权正虚位以待，急等着这些有钱人脱颖而出去填补真空啊。恨铁不成钢，徒唤奈何。温州那位新父母官没有办法，不惜自贬身价，移樽就教，转而欲向“苏州模式”学习，招商引资，抱着十二万分的诚意，恳求跨国公司大老板前来主导该市经济发展。
曾记否，过去有一段时期，“韩国模式”备受官、商、学界某些人士的推崇和追捧？以中国之大，集中财力造就几个“大宇”、“三星”式的大财团，还不是易如反掌。几年前，山东有一位闻名遐尔的“大企业家”被人杀了，清点其财产，竟有数十亿元之巨。刚好，欠下的国家银行贷款差不多也是这个数目。这位“亿万大‘负’翁”生前的家产净值很可能比我这个穷光蛋还要可怜。如此登峰造极的“扶持”力度还说是“阻碍”了私有企业的发展，这不是对现行“政策”天大的冤枉吗？
又如，一个上海小瘪三，虽然名不见经传，却神通广大，像是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孙悟空，拔下身上毫毛一吹，瘦猴子变成巨无霸，一出手就是30亿元，欲买下一条高速公路的收费权。人们因吃惊张开的嘴巴还没有合拢，大惑不解之时，陈良宇事件东窗事发，原来是挪用老百姓的养命钱——社会保障基金，戏法穿帮。什么叫做权贵官僚资本主义？我等平头百姓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中国市场经济能让他们领导吗？
中国市场经济必须由中国人领导，这一底线大概没有人敢破。即使有“学者”冒险试探，也要借助于诡辩术。至于由谁领导，资产阶级还是工人阶级，只要彼此都是中国人，咱们有事好商量，提倡阶级合作的和谐社会嘛，更不必争论，不妨互相礼让，谁有本事谁上。凡不同意此安排者，搞窝里斗，以破坏安定团结论处。我们可以撇开阶级意识不谈，以免被私有化产权“改革派”扣上“反改革”的罪名。但是，不论你的思想多么“解放”、“前卫”、“新潮”，民族意识总还是得保留吧。否则，搞什么独立自主，让帝国主义来指手画脚岂不是省事多了？
经济全球化后，你难道就不是“丑陋的中国人”了？命中注定，无法改变。买办利益集团分子可以见利忘义，数典忘祖，你就是垂涎三尺梦想，也挤不进去，因为这个集团只能容纳一小撮人。你没有来头和背景，还是去吃酸葡萄，休想吧。
前文已述，我们并非不让资产阶级领导中国市场经济，实在因其自身原因，先天不足，弱不禁风，挑不起这付重担。政策扶持力度即使再加大一百倍也没有用，包括上述后两种恶性作法。加入世贸组织以后，须按照人家制定的游戏规则行事。跨国大鳄们已经先期抢占了各高科技产业经济的制高点，中国私有企业除了做其附庸，捡一些他们淘汰下来的产品做做，分尝一点人家的残菜剩羹，不可能有更好的发展前途。既然资产阶级领导不了，那么，中国市场经济舞台上，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地上阵唱主角了，相应地，也必须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制度下的国有企业中演出。但是，工人阶级内部也不是清一色板块，还要分高低层次不同的群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主要依靠哪一个劳动阶层领导呢？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认为这句儒家名言其实并没有错，乃是社会规律和客观真理，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否认批驳，那是徒劳。逆势反向而行之，只会闹出大笑话。文革时，工厂大老粗工人进驻知识分子集中的教育院校和科研机构，低层次的体力劳动者去领导高层次的脑力劳动者，这种“领导”，滑天下之大稽，不要说知识分子不服气，只会出臭汗的老粗也会感到尴尬，因为不知道怎样“领导”呀，会背几句毛泽东语录，就算完成“领导”任务了？中国今天蓝领工人还占大多数，那是由于经济不发达。曾见资料披露，早在1950年代，美国白领已占工薪阶层的70％。我们亟须向那个目标前进。
但是，我们也要反对另一种传统认识，唯文凭论，以为只有肚子里装满墨水的人才是脑力劳动者，我认为并不一定。例如，中国学术界某些知识分子文凭都是镀过金的，脱离与违背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的长篇大论随口而出，都是外国人早已“嚼烂的馍”，没有任何新鲜东西。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不假，若说是脑力劳动者，恐怕名不副实，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动过脑筋呀！相反，有些底层蓝领工人甚至是文盲如我学徒和青年时代接触过的某些师父们，终年为技术创新和改进工作而在动脑筋，你能说他们仅仅是只会出臭汗的体力劳动者吗？不论白领蓝领，是不是知识分子，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振兴国有企业，我们应当主要依靠工人阶级中那些愿意殚精竭虑的劳动者。
中国市场经济不是那么好领导的，他们面临着下列三大问题迫切地需要解决：
一、转变“四高”（高投资率、高外贸依存度、高资源和高能源消耗、高污染），“三低”（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提高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档次；
二、规范恶劣不堪的市场秩序；
三、改善糟糕透顶的社会风气。
这三个问题相互关联，少解决一个都不行。资产阶级只要稍微有一点自知之明，一看这阵势，便会倒抽一口冷气，知难而退。不自量力挑重担，怕会压断身子骨。扶不起的阿斗毫无逞能的资本，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甘当被领导的角色吧。
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打铁先要自身硬。企业主人要发挥企业主人的作用，领导阶级要树立领导阶级的榜样。创建一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力学”，设法在国有企业营造一种具有强大动力和压力的氛围。企业中每一个成员无不殚精竭虑地奋力拼搏，凡不努力者将被其同事（不是上级领导）排斥出团队之外而下岗失业。坚持不懈地奖优罚劣，吐故纳新，从而大大地提高工人阶级的整体素质。同时，根据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和市场经济权利与义务平衡的等价交换原则，促使国有企业职工成为中国富裕的中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最有资格先富起来的一个社会群体。“铁饭碗”在历史上曾发挥过促进社会生产的积极作用，后来发生畸变只有消极作用，是该抛弃了，但要给国企从业者换上一只“金饭碗”。解决问题的关键或者说是奥秘就在这里。
必然有人会怀疑，作者癞蛤蟆打哈欠，违反现实社会中的基本常识，是在编造一个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忽悠人。稍安毋躁。请听在下这个大老粗后文逐步详述。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有在工人阶级（主要指国有企业职工）领导下，才能带领全国人民走上长治久安、民富国强的康庄大道。
全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在毛泽东思想旗帜指导下，为争取自己的阶级权利而团结奋进！
网友评论：
1 楼【winder】 于 2008-6-29 10:59:55 评论说
腐败不除，何谈振兴
2 楼【lljjgg】 于 2008-6-29 20:48:00 评论说
本文作者实在是个高人！尽管作者和本人一样出身底层，但是思维逻辑和学术见解却远远高于当代的所谓精英们！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理论与客观实际密切相连。而精英们的理论往往是脱离实际的空论，看上去很有理性，可拿到实际之中经常是废纸一张！只可惜文章过长了，不利于读者阅读。建议作者按着顺序逐段发表，这样效果会更好！是篇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希望看到更多这样的文章！！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9: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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