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粗：国有企业振兴方略第四章第一至十节

——兼论中国实现全民富裕的必由之路（第四章）

作者：天下第一大老粗

第四章创新体制与机制 扭转乾坤　　
　
﹙一﹚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路在何方　　

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２Ｏ多年的发展，成就显著，已经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预定目标。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下一步目标，也是终极目的，显而易见，理所当然，应当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先富”乃阶段性目标，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桎梏，有利于带动大部分人的“后富”，以便实现“共富”。可是现在有的人思想开了小差，眼光短浅，畏难而退，满足于一部分人，而且只是占中国人口中极少一部分人的富裕而止步不前了。他们错将阶段性目标当作终极目的。这种行为将遗患无穷，因为同我们的革命理想背道而驰。中央近年来提倡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无疑是有的放矢，十分正确。但我认为如果继续走现在的经济发展路线，将来既不可能实现全民富裕，也建立不了和谐社会，因为我们的“发展观”有问题，离“科学”的要求还差得远，甚至可谓南辕而北辙。　　

我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格局和趋势，正越来越依靠“四驾马车”，即私有企业、外资企业、第三产业和房地产业的拉动。这些企业和产业的发展，不论多么强劲和持久，都只可能让一部分人，也是占中国人口比例很小的一部分人富起来，决不可能带动其他大多数人都富起来，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可能有效地实现我们下一步战略目标，即到达终极目的地的“马车”，唯有高科技产业，而这一产业有资格、有能力的“主驾”，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则非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莫属。　　

因为，私有企业先天不足，后天难调，它们干的几乎全是重复投资建设的低端产业，擅长于同室操戈，价格战打得正未有穷期，能有多大利润？职工们能按时领到只有发达国家同行５%左右的工资已经不错了，不要妄想脱贫致富；外资在华企业产品不论科技含量多高，利润多大，但因核心技术都牢牢地掌握在人家手里，中国人为其打工，赚的只能是小钱，富不起来，若有非分之想，欲要均沾利益，海外资本家早就会移情别恋，把工厂搬到其它工资更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去了；第三产业在现代社会中，特别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如果没有第二产业中的高利润高科技产业的强力支撑，无疑于弱水之源，其发展余地有限，难以同发达国家比肩，并驾齐驱，大多数从业人员的收入，也将相应地受到限制；房地产业的发展，则将受制于国内人群的富裕比例与程度，很难想像，当大多数人依然贫困，微薄的工薪只能应付日常生活开支，买房成为终生奢望时，这个产业的“泡沫”还能长久地维持下去。为了降低成本，开发商会给予相对低技能的建筑工人以高薪吗？　　

中国只有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高科技产业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主驾马车”，并且实现高效益时，全国人民才有可能被带动起来到达共同富裕的目的地。人们对这一点，应当没有异议。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国有企业经过这么多年“改革”折腾，已经弱不禁风，自身都难保全，还有能力担当此项重任吗？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它的颓势为什么会发生，因其制度本身先天固有的缺陷无法克服，还是后天“改革”违背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原则而使之雪上加霜？我认为是后者，过去和现在，错误的“改革”导致国有企业原有的问题非但未能缓解，反而向恶性反向发展。　　

例如，据新华社２ＯＯ７年５月报道，根据一项上海４ＯＯＯ户入户调查，仅有Ｉ%的人愿意做工人；人才就业意向根据频率高低依次为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垄断性企业、金融保险和竞争性企业。而在改革以前，产业工人还是不少有志青年的首选职业。有人认为，现在社会上人们的择业意向是受到“官本位”传统观念的影响，其实，应为分配政策倾斜的结果。人们受利益诱惑，都想去当官，做工则视为畏途，避之唯恐不及。因为，从享有下岗失业的“专利”，连劳动模范都不能幸免，到被有意识地歧视和有倾向地压低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再至普遍地比其它阶层相对较低的薪酬，这些都是“改革”的重要具体内容。工人阶级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产业工人是中国国家和社会的主力军，为什么要用这种政策苛待他们？　　

引伸开来，分配政策违背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可说是中国经济社会中产生的许多问题的总根源，也是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不论平均主义左的压制，还是多寡悬殊右的扭曲，这两种分配政策其实殊途同归，既不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内涵的社会公正，也难提高经济效率，都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相悖，必须矫正。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和谐统一，关健在于协调与处理好这样一种关系：社会各阶层的“劳酬”收入，设法同其对国家和人民的“能量”贡献挂钩，彼此相应。为什么现在工资分配向政府部门公务员倾斜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和反对，更对“高薪养廉”主张嗤之以鼻？缘于这个阶层中相当多的成员工作表现不如人意，在建设高效的经济社会中少有建树，有利用手中掌握的行政资源权力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嫌，其合理性存在问题。那么，根椐“能量”与“劳酬”平衡相应的原则，肩负着带领全民走向共同富裕之路重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职工，就应该同现在的境况完全颠倒过来，从地下升到天上，享受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较高的收入吗？也不一定，这得取决于他们在履行自己崇高的职责中表现出来的工作能力和业绩贡献，能否使社会大众信服与认可。也就是说，主要依靠自身努力实现其价值，而不是官方拔苗助长，人为恩赐。　　

国有企业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体制与机制﹚可能由劣性改变为良性，早已有成功的先例，如在第二章中例举的１９５Ｏ年代中期，我在汉口宗关水厂培训期间的经历和见闻，该厂解放前后发生的巨大变化，在当时决非个例。不过，那时改制的手段，主要是政治影响力，现在时移境迁，已经不适用了。我们现在改良制度只能采用经济手段，即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点，根据变化了的社会情势，正确运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人们会问，这方面也有成功的先例吗？国有企业没有，但有乡镇企业的集体性质的经济制度成功的范例，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国有企业可以对其经验借鉴变通，予以应用。这就是享有“天下第一村”美誉的江苏省无锡县华西村企业集团。该企业集团分配模式，因为成长于本土，比起照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企业经验，我认为它更适合中国国有企业的具体情况。　　

我得强调一下，先进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成功经验，也不能原样照搬到国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否则便会犯类似于“差不多先生”的错误，但可从中得到启示，据以借鉴参考，变通后用之于国企组织体制和分配机制的改革。　　

２ＯＯ２年４月３Ｏ日，从《参考消息》上看到一名日本记者的文章，很感兴趣，便剪辑下来，今照抄如下：　　

“｛日本《产经新闻》４月２６日文章｝题：昔日农村样版，今日大企业集团一一再访华西村﹙记者伊藤正发自江苏华西村﹚　　

“１９７７年夏，笔者曾前往江苏省无锡市以北７Ｏ公里的江南农村进行了为期６天的采访。当时还处在人民公社时代，那里被称作华西生产大队，是“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因为当地农民大搞水利建设和土地改良，使粮食生产迅速提高。其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公社解体，恢复了华西村名字的当地纷纷兴办企业，并逐渐成为企业集团。目前江苏华西集团拥５８家企业，雄居全国２ＯＯＯ万个乡镇企业之首。在１９７９年重访故地后，笔者时隔２Ｏ余年又一次前往华西村。　　

“眼前的华西村已经脱胎换骨，每年创造着数亿元利润，村民年均收入高达５Ｏ万元，家家拥有单独的小楼和私车。　　

“２５年前的华西村还是典型的江南农村，其水稻单位面积产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水田里的泥鳅、青蛙和昆虫多得数不清。　　

“如今，那种景象已不复存在。村子中部耸立着１５层高的‘华西金塔’，是集各种娱乐设施和店铺于一身的宾馆。笔者登上设在最高层的瞭望台，眺望了四周景色。　　

“远处隐约可见蔬菜地，但水田已完全消失，在居住区中心地带建有风格各异的住宅楼，外围是厂区、运动场地和休闲场所，其中最惹人注意的是几百幢住宅小楼。共有３８Ｏ个家庭居住在这种三层小楼里，每幢小楼建筑面积在４ＯＯ一一５ＯＯ平方米左右。房屋上下水道、煤气设施完善，集中供暖和热水。　　

“最近有人入住的１２幢新建小楼每幢面积约为６ＯＯ平方米，地面铺着大理石，进行过豪华内装修，售价为１６Ｏ万元。　　

“每年来华西村参观的人数约有百万以上，参观活动本身也已商业化，去年仅此项就创收５ＯＯＯ万元。华西村还修建了剧场和电影院，并在两年前建立了编制为６Ｏ人的职业歌舞团。　　

“华西村的龙头企业是各种制造厂。它们都从欧洲等地引进最新设备，产品不仅在国内销售，还出口到三四十个国家。去年华西村人创造了４Ｏ亿元的销售额，所获利润高达４亿元。　　

“华西企业集团领导之一吴协东﹙常务副书记﹚又一次接待了笔者。他说：‘１９７９年华西村的资产仅为２８万元，而现在已有资产２２亿元。那时村里还没有汽车。’如今他拥有三辆汽车，其中包括奔驰。　　

“１９７７年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书记接待笔者时曾说：‘我们的目标是脱贫。为此要一直跟党走。’　　

“在华西村的重要场所都可见到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标语。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自然也不例外。许多中国领导人都曾视察这里，并留下许多赞美华西村的题词。华西村是改变农业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典范。　　

“但华西村内部也还存在‘民工’问题。华西集团从外地雇佣的民工人数多达８ＯＯＯ多人，他们多数在工厂务工，人均年收入为１５ＯＯＯ元，比周围农村的水平高出两倍。他们虽然住在集体住宅并享受着福利待遇，但与华西村人的差距非常明显。这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结构性问题。　　

“华西村多次向西部和东北部贫困地区提供援助，最近又开始对周边５个村子进行支援。这也是为什么华西村在各个时代都能成为样版的原因。”　　

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华西村集团的辉煌崛起，是改革开放后经济上影响扩及国外的一大亮点，也是中国社会先富带动后富，从而达到共富目的地的理想之路。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左的分配观念和政策占统治地位，平均主义盛行的时候，就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那时，能“从外地雇佣的民工人数多达８ＯＯＯ多人”吗？恐怕一人也不行，因为工资福利待遇不平等，有“剥削”之嫌，将会遭到批判。不要说８千多人找不到“比周围农村的水平高出两倍”收入的工作，华西村民们也不可能在２１世纪初，“年均收入高达５Ｏ万元，家家拥有单独的小楼和私车。”他们致富以后，便“多次向西部和东北部贫困地区提供援助，最近又开始对周边５个村子进行支援。”如果没有“每年创造着数亿元利润”的经济实力，即使想发扬共产主义风格，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那些通过各种损人利己、巧取豪夺等不法手段发财，而又为富不仁的大富豪们会这样做吗？所以，像华西村这样的先富典型越多，在国民经济资产结构中的比例越大，全民共富的过程将会越短，实现的困难也会越小。　　

但是，在今天中国２ＯＯＯ多万家乡镇企业中，像华西村这样的企业集团可谓凤毛麟角，寥若晨星，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他的成功经验也难以推广，绝大多数乡企照样子“克隆”不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问题出在“按劳分配”遭否定，此一原则被从右的方向扭曲，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类企业的发展史。初期，因为左的一套遗毒作祟，主要是平均主义仍然作用于企业内，压制了人们的积极性，所以大多数经营状况并不理想。分配制度当然必须改革，但也不能病急乱投医。改制要像华西村那样，在集体所有制范畴内进行，走共同富裕之路，第一步可以限于小集体。对照例子则是安徽省凤阳县也曾声名显著的小岗村，改革之初分田到户单干以后，虽然很快解决了以前长期存在的温饱问题，但也仅此而已，要想致富就无望了。乡镇企业搞个人承包，或者干脆私有化，像小岗村一样，不利于其后续长远发展。正反两例，泾渭分明。中国农村乡镇企业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权威的“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的“理论”诡辩下，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转为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和平演变。基本上都蜕变了，江苏华西村企业集团不过是硕果仅存，私有制汪海大海中的社会主义中流砥柱。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演变的后果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而经济效率的后续效应的提高则越来越艰难，难以为继，大多数人的贫穷状况无法改善，而且前景黯淡。　　

那么，今天人们吸取经验教训，再走共同富裕之路，星星之火，可以重新燎原吗？很难，前途不容乐观。因为重组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表面形式上倒是容易做到，但其赖以成功的两种内涵关健因素却不可能短期内具备：一是领导素质，二是团队精神。这两种优质人文资源及其聚合体，在社会上极其罕见，它的有机形成，决非一日之功。以华西村为例，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也曾经历过贫困日子，所以，“１９７７年华西村带头人吴仁宝书记…曾说：‘我们的目标是脱贫。为此要一直跟党走。’”但是，具体地怎样跟党走却大有讲究，否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一失足成千古恨。让我先引用中国一位大科学家的言简意赅的谈活，说明其中道理。２ＯＯ７年６月４日《报刊文摘》在不显眼的边角上刊登一则摘要新闻，短文照录：　　

“５月１８日《人民日报》刊登涂元季为《钱学森书信》所写的前言，文章中写道，当有人给钱学森写信，说他‘执着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时，钱老回信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既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要深化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钱老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归结为一句话，即‘离经不叛道’。”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什么？其中有关劳动阶级利益的部分，用通俗明白的一句话说，就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政策，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走向共同富裕的目的地。至于“经”该怎么念，其实并无一定之规，毕其功于一役，还是分阶段走？需要根据实践效果，与时俱进地不断修正和完善。“道”则不能叛。“摸着石头过河”，怎能不看方向？“摸”了几十年，又退回到旧时代的老地方了。是否叛“道”的后果，天差地别，迥然不同。例如华西村民齐心协力集体大办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生活在建筑宽敞、装修豪华、设施齐全的小别墅楼里，每天阖家团圆，享受天伦之乐；而单干户们呢，为了谋生，则不得不抛妻别子，背井离乡，孤苦伶丁地沦落为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　　

华西村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综合造成。带头人吴仁宝领导素质高超，信仰坚定，心无旁鹜地“一直跟党走”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自然功不可没。但若只他一人那也不成，更重要的是该村有一个从合作化时代即已延续下来的坚强团结的集体，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他们当年在社会上大刮私有化单干风之时，卓尔不群，抗逆流而上，共同奋斗，终成大业。　　

不过，我们今天若是号召农民们跌倒了爬起来，重走集体化共同富裕之路，则不现实。因为乡村经济组织结构被搞散以后，人们的思想也乱了，在现在的社会情况下，聚集人心已不可能——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如一二十年内。虽然华西村的成功样版极其显然地矗立在中国大地上，参观、学习和取经者长年络绎不绝，也难依样效仿，人们只能兴望梅止渴之叹。人的本性中有自私的一面，过去长期“政治挂帅”下的计划经济时代完全忽视这一点，以为抽象的思想工作能够替代具体的利益考虑，终于遭到报应。毛泽东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道德说教，曲高和寡。它并不适合刚从封建性的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转变过来，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很不发达、物质也极端匮乏的合作化集体农民心理需要。强制推行，只能适得其反。阻碍甚至破坏生产力发展是其直接后果，遑论发挥激励人们致富的积极作用了。我更欣赏“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可惜现在也越来越少人理会了。这就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说，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乘乱而入创造了条件。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此其典型之例也。在私有制经济泛滥的现实情况下，中国旧社会时代传统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和西方世界通行的“各人顾自己，上帝管大家”的人生处世哲学，必然大行其道。人的另一共同点是欲往高处走，主要指生活方面。这里所谓“高”的概念，乃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中国农民又都是现实主义者，他们倾向于相信多得不如现得。离乡谋生诚然艰苦，但比困守农村几亩薄田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还是要强多了。组织起来共同奋斗发家致富？当然更好，可是办不到呀。首先是难觅像吴仁宝那样优质的带头人，一万人里面也未必能找出一个；华西村那样的坚强团结的集体也学不来，现在单干，一百人有一百个想法，各人打自己的小算盘，还能合作吗？创业更是困难重重，还要有资金、有机遇等等，麻烦一大堆，还是算了吧。所以，我认为在今天农村这种情势下，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华西村道路行不通。　　

我们总结过去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的成败经验，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与是否因势利导地发动群众往往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在农村进行的各项事业中。但因势利导须要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才能实行，如上所述，在今天的农村一般地说没有这种条件。因而，创造自身先富成绩，带动包括农民兄弟在内的社会各阶层在按劳分配基础上的后富，从而实现全民共富的历史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到了咱们工人阶级老大哥的肩上。因为，幸亏近年来私有化“改革”紧急刹了一下车，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尚未像乡镇企业那样几乎全军覆没。在我们的工作领域，存在着因势利导需要具备的各种客观条件：国有资产尚存，组织结构还在，领导素质和团队精神则可以创新体制和机制加工培养，并且予以优化。也就是说，一部分竞争性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的职工群众﹙白领和蓝领﹚存在着集体致富的可能性。赖以引发社会主义中国全民共富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应当定位在这里，只能定位在这里，必须定位在这里。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其他任何阶级和阶层先富起来的少数人群体，都不可能带动大多数人民群众走上致富之路，永远不可能！

(二)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原则　　

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这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领导经济却并不十分在行，犯过许多错误，所以，他的某些“经”典言论和作法，我们应当“离”弃。例如，政治上的一套“斗争哲学”也用在企业中，严重地干扰与破坏了生产经营管理；指示所谓“地方要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提倡大而全，甚至小而全，违背经济规律，损害经济效益；分配上搞平均主义，不利于调动劳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等等，不一而足。尽管如此，比起他在极端贫穷落后的旧中国烂摊子上，在帝国主义禁运封锁破坏，甚至武力威胁的严重困难条件下，仅仅用了２Ｏ多年，便领导我们初步建立了独立自主的中国现代化工业基础，其主流与支流，应当说泾渭分明。“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可以说是他领导现代化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一大特点。同常规思维下采取的行为结果相比，如此“蛮干”，失败无疑也会更多，但比起取得的巨大而辉煌的成就，又何足道哉！典型例子就是“两弹一星”。当年帝国主义严密封锁，国内连起码的物质条件和运算工具——电子计算机都不具备。中国人靠打“人海战术”，硬是用拨算盘珠计算数据，奇迹般地研制成了原子弹等。除了伟大的毛泽东，中国还有第二个人有这么大的决心和魄力吗？　　

我们对待伟人的遗产应当一分为二：他的错误当然不能再犯；而正确部分呢，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百折不挠、勇攀高峰的意志，廉洁奉公，勤俭建国的作风，则要作为我们的传家宝继承下来。可是，从上世纪８Ｏ年代初期开始，一股否定毛泽东思想占经济建设主导地位的潮流涌动，一些“红色买办”式的人物打着“拨乱反正”冠冕堂皇的旗号，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妄图从根本上消除他的思想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存在，以资本主义的全盘西化理论和实践取而代之。人们如今都讳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了，但是，客观存在的社会事物难道只要闭上眼睛就会消失吗？如果这种斗争不是渐趋激烈，从而引起中央高层的关注，何来构建和谐社会一说？经济建设领域两条路线的彼消此长，有一个典型的具体事例可以佐证，更值得我们深思，这就是中国研制的干线大飞机“运十”的功败垂成。人们有两个想不到：一是上马想不到。研制民用大客机难度之高，连日德这样的制造业传统强国至今都不敢动作。中国在１９７Ｏ年代初是一种什么情况？贫穷落后，自不待说。毛泽东不怕被外国人看笑话，真是太不量力了，竟然不顾客观条件拍板批准：上！结果，因为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经过十年奋战，终于试制成功。据说，当时﹙１９８Ｏ年代﹚“运十”制造成功后已经试飞安全起落１ＯＯ多次，比几乎同时期英法合制的“空中空车”技术水平不相上下。二是下马想不到。后来，为了“国际分工”，发挥“比较优势”，不惜自杀以迎合外人利益，竟将巨大的国内市场拱手相让。热衷于生产衬衫，裤子和鞋子能够使中国人富起来吗？　　

请问新自由主义主流派经济学家们，难道凡是毛泽东倡导的，你们都要反对；凡是毛泽东决策的，你们都要破坏吗？　　

毛泽东在经济领域强调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同时，争取外援为辅。现在的政策则反其道而行之，因为发挥自力更生作用的主要平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被日益降低，甚至在某些地方，执政者追求的人生目标，竟然是使自己充当类似于旧社会的“收租佬”角色，依靠廉价出卖当地土地、资源和劳动力，坐取税收，既稳当可靠，又大大省心。各地官僚眼盯ＧＤＰ增长“政绩”，争相效尤。但是显而易见，沿着这条道继续走下去，靠给外国人打工谋生的中国人是永远不可能富起来的，因为企业赚的钱，即他们的大部分剩余价值都被海外资本家拿走了。请看下列三条新闻：　　

“《外企１５年净赚２５ＯＯ多亿美元》　　

“据《新闻晨报》﹙２ＯＯ５年﹚５月１９日报道，中国的开放过程也是外资参与和分享利润的过程。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近日透露，从１９９Ｏ年到２ＯＯ４年，外来投资者汇出了２５ＯＯ多亿美元的利润。正在运营的２８万多家外商投资企业中，三分之二是盈利的。” 　　

另一条是：　　

“《数据印证外商避税事实》　　

“据《中华工商时报》﹙２ＯＯ５年﹚ ５月２５日报道，今年一季度，在国有、集体等其他企业实现利润增幅最高超过３Ｏ%、最低也有１８%的时候，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却出现了４．１%的下降，令人费解。　　

“长久以来，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外资企业中，一直存在许多企业，‘长亏不倒’和‘越亏损越投资’的现象，与正常的商业逻辑不相符合。有数据显示，外商投资企业亏损面在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约占３５%至４Ｏ%，在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５年增至５Ｏ%至６Ｏ%，在１９９６年—２ＯＯＯ年平均达６Ｏ%至６５%，目前，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平均亏损面超过一半。　　

“另一方面，来中国大陆投资的外资额却节节高攀。２ＯＯ４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达６ＯＯ亿美元，连续两年成为全球吸引外商投资额仅次于美国的国家。　　

“曾有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指出，目前，外企偷逃税的情况很普遍。由于许多跨国企业的避税行为，致使中国每年税收损失约３ＯＯ亿元人民币。据悉，外资企业避税的主要招数一是价格转让，利用关联交易，高进低出。二是利用企业在国际避税地注册来避税。通过避税地的公司与其他地方的公司进行商业、财务运作，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靠避税地的免税收或低税收减少税负。”　　

再看一则报道与评论：　　

“《中国青年报》﹙２ＯＯ５年﹚９月１３日刊登毕定国的文章说，据报道，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税务》杂志社公布了２ＯＯ４年度中国纳税５ＯＯ强企业排行榜。其中，‘外企纳税百强的总纳税额几乎零增长’成了最大的看点。这份数据，恐怕给各地如火如荼的招商引资热，泼了盆冷水。　　

“要发展，靠外资，这几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经济落后地区摆脱贫困的思维定势，对外企老板们，许多地方官员是以诚惶诚恐之心相待。使得原本对等的利益谈判演变成一边倒的让步与屈服。最终，一些引进外资的地区发现：所得与所失并不对等。　　

“外资不是活雷锋，它之所以被一个地区所吸引，愿意在此投资，是因为能从中赚取更多的利益。大规模的招商引资，的确可能使一个地方的经济规模和总量得到迅速扩张，但是这种过度依附跨国资本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充分暴露了它的局限性：所有本地优质资源都不遗余力地为外资服务，以廉价方式‘出卖’给外资，造成一次性消耗的过快。没多久，这些资源优势就损耗殆尽，流动的资本立即撤退，而留下的则是整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危机。　　

“文章说，我们能够从‘外资纳税增长为零’的冰冷现实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就是摆脱‘资本依附症’，用合乎市场经济平等竞争原则的手段来消除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隐患，加强税收及其他形式的监管。”　　

资本的本性是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在基本上缺乏有效的法律制约手段的情况下，他们得寸进尺，贪得无厌，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难以理解的倒是，早已广受国人异议和指责的“内高外低”的税负政策，竟然延续实行了２Ｏ多年。这恐怕是古今空前绝后、中外绝无仅有的怪事了。如此宠爱外国资本，爱屋及乌，于是“假外资”现象应运而生，并已达到很大规模。一些国内资本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为自己改变身份，披上“外资”的外衣，在中国投资和经营，以享受税负上的优惠待遇。有研究估计，“假外资”竟然占到FDI﹙外商直接投资﹚利用额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曾有不少人提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二而一的改革建议，但却多次遭到否决。据说，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取消了外资企业独享多年的税收优惠后，会影响外商来华或大陆内地投资的积极性，产生经济上的消极后果。还有分析说，之所以出现反对内外资企业税负合并改革现在就启动的声音，根本原因在于，吸引外资规模的增减可能牵动着相关部门和地区政绩的敏感神经，沿袭多年的区域税收优惠格局可能发生的变化，会让相关地方失去独享这种“级差地租”的机会。这种分析当然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则认为，恐怕还有更深层次、摆不上台面原因。因为，上述理由，似乎还是出于“公”心，观点不同而已；难道就没有利益集团作为跨国公司在华代理人，利用窃取的权力从中作祟的因素？外资喧宾夺了主位，已经成为裹胁中国经济，视中国法律于无物的力量。现在虽然终于立法内外资所得税税负平等了，但因外资易于偷逃税而又对其奈何不得，实际上还是不平等。他们账面上“亏损”，怎样去收所得税？这种现象若是任其发展下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并不深奥，但有人好像并不知道，我行我素，所以，我们还是要搞明白。先引述一则记者的专家访谈报道，借以释疑解惑：　　

“据《中国企业报产》﹙２ＯＯ６年﹚７月３１日报道，就徐州市徐工并购热点话题，７月３Ｏ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在我国资金充裕、外汇储备接近１万亿美元的条件下，外国并购对中国的好处十分有限。　　

“余永定说，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引进外资的目的是什么？引资的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如果国内储蓄大于或等于国内投资，外资的引入意味国内投资被国外投资所取代，而国内的资金只好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库券。换言之，我们把获得较高回报的机会让给了外国投资者。当年日本和韩国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都实行了引入外资的政策。但是不要忘记，他们当时是在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而国内储蓄不足的具体表现是，当时这些经济体都存在贸易逆差。中国是贸易顺差国。这说明中国并不缺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引入外国资金应该持十分谨慎的态度。外资不是免费的午餐，引资越多越好的观点是错误的。　　

“余永定认为，当前中国外汇储备不断攀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许多引入外资的企业根本没有用所获得的外汇购买外国设备和其他产品。这些外汇仅仅被卖给央行，而央行只好用该笔外汇购买美国国库券。在这种情况下，引资国并未能够利用任何外国实际资源，外国资金绕了一个圈子又流了出去。实际所发生的变化只是国内股权与国外债权之间的置换。”　　

当年，引进外资宣扬得最多的另一个目的是所谓“以市场换技术”。但结果呢？与我们的“慷慨大方”相比，外商转让技术的“吝啬”令人大失所望。越来越多的人惊呼上了洋当，因为跨国公司只想得到市场，而不愿转让核心技术，完全是不相等的交换，失远大于得。这么多年来，引进的海外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口原料或半成品，简单加工后出口，或者向外企买我们无法生产的核心零部件，然后和其他普通零部件一起组装成产品。如家电行业中的液晶显示屏全部是向日韩企业买的，仅此一项零部件就占电视机高达７０%左右的成本。在那些低层次产业中当然谈不上引进什么先进技术。即使有为数不多的引进了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外商虽然向我们转让了部分关键技术，但核心技术则封锁甚严。据知情人披露，如“上汽”合资的桑塔纳轿车制造中的绝大部分国产化课题都是靠我国自己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协作攻关完成的，而不是引进的结果。这是普遍现象，决非个例。　　

有的国有企业，本来发展得好好的，但在赶时髦的的有关部门领导者的压力下，被迫与外商谈判“合资”，结果险被国外竞争对手吃掉。有家国企就是如此。幸好，悬崖勤马，虚惊一场。请看下面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刊登记者专稿披露，我国最大的专业齿轮箱生产企业——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杭齿轮箱’﹚不久前在与一家跨国公司洽谈合资过程中，险些被竞争对手以‘合资合作’为名端掉大本营。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这家齿轮箱公司，船用齿轮箱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８０%，在东南亚的市场占有率达７５%。　　

“两年多来，‘杭齿轮箱’与西方某国ZF集团一直在进行部分项目合资谈判，中方公司对外合作思路原先是引进外方公司的技术和资金，并由中方公司控股，解决国有企业的体制与机制问题。但今年初，外方公司停止了前期单个合资项目的谈判，由总部统一与‘杭齿轮箱’进行整体合资的各项准备，而且提出必须由他们控股。　　

“据悉，ZF集团之所以提出控股要求，是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有关部门一定要谈成这一合资项目的态度和可以让外方公司控股的底牌。　　

“２ＯＯ５年３月１日，‘杭齿轮箱’与ZF公司签署了全面合资意向书，于７月形成合资公司基本框架，ZF集团占７Ｏ%股份。据了解，此项合资的要点包括：‘杭齿轮箱’将不再开发、生产、销售与船用齿轮箱、工程机械变速箱、载重汽车变速箱等相关的产品，也不能使用这些产品的商标；ZF集团投入的船用产品每年提取技术提成费２５Ｏ万元，共计提取６年，累计达１５ＯＯ万元；对工程产品提取７年的技术提成费，累计２４ＯＯ多万元等。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如此合资，中方公司不仅新技术、新产品将会无偿落到外国公司手中，而且会永远失去自主经营权和自主创新能力，几十年积淀的市场、品牌、技术优势也会丧失殆尽，高素质的技术骨干队伍将被打散。　　

“日前，这家公司与‘杭齿轮箱’的合资事宜，由于新闻媒体的反映已被有关部门叫停。”　　

“杭齿轮箱”终于顶住“有关部门一定要谈成”的行政压力，中止引狼入室的合资谈判，免遭厄运，值得庆幸，但它可能只是少数例外。更有代表性的则是另一家国企，饱尝合资的苦果：　　

“据《工人日报》﹙２ＯＯ６年﹚７月３日报道，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西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合资之痛’的消息，在西北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引发关注。　　

“西北轴承曾是我国１ＯＯ家最大机械工业企业、轴承行业６家大型一档企业之一，是全国轴承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在行业内举足轻重。但是，自２ＯＯ２年５月与德国企业合资以后，西北轴承未得到一点实惠，却饱尝苦果：连续两年亏损千万元以上，外资企业还利用亏损逼迫中方慢慢退出，将合资公司逐步变成德方独资企业。西北轴承的‘合资之痛’并非个别。兰州照相机厂的‘甘光’照相机名扬四海。２Ｏ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该厂与日本一家公司合资后，引进了对方的技术进行生产，自主开发能力越来越低，没有几年就把‘甘光’牌子丢掉了，现在成了一家没有自己品牌的‘加工厂’。　　

“一位企业负责人曾分析说，一些跨国公司的合资带有非常危险的目的，他们拿来先进的设备和技术，要求生产他们的产品，逐步瓦解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最终的目的是蚕食你的产品、品牌，以达到他们长期垄断的目的。　　

“据了解，在许多‘合资之痛’的事例中，都有着地方政府不当干预的记录。一些地方政府一味追求招商引资的数量，为此不惜通过使用行政压力，让国内企业在合资经营中做出牺牲和让步。有关专家指出，这一现象的背后是短期利益压倒了企业长期发展的利益。如果不尽快采取措施，一些国内龙头企业的核心部分、关键技术和高附加值就可能完全被跨国公司所控制，甚至一大批骨干企业将不复存在。”　　

外资带来了表面上的经济繁荣，使得中国GDP迅速增加，但是中国的GNI﹙国民总收入﹚并没取得与之相应的快速发展，反而让国民财富快速流失。中国出现了“增产而不增收”“繁荣而不富裕”的后果。据《北京青年报》２ＯＯ５年初的一则报道说：　　

“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１９９２年前各年份，中国的GNI与GDP数量基本持平，有时略大于GDP。但是从１９９３年起到２ＯＯ３年１１年间，中国的GNI数量年年少于GDP，而且数额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一差额表明，中国国内创造的价值有一部分﹙每年约１０００亿人民币﹚并没有成为中国国民收入，而是流向外国变成外国国民的财富。１９９３年以来，恰恰是我国吸收外资放大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收获期，外国投资者从中国获取的收益还将增加。”　　

听说，在外国“战略投资者”中流行一句经典行话：“将GDP留给中国，把利润全拿走”此言果然不虚，因为有根有据，得到中国官方权威部门证实。但是，我们却成了各地地方官GDP“政绩”下的冤大头，干的是赔钱赚吆喝的买卖。如此经济增长，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又有什么意义？　　

有人说，引进外资能够扩大就业。这可能也是它对中国的主要积极作用，因为降低我国失业率、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非常重要，否则，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而稳定又是压倒一切的。不过这一作用先要打个大折扣。由于长期给予外资在市场准入、税收减免、土地租让和官员心态等方面以事实上的超国民待遇，经济上不平等竞争条件下，不但严重地限制了中国大陆私有企业的发展，相应地削弱了他们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更使国有企业在经营上雪上加霜，也是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的主要因素之一。　　

我认为，引进外资并没有错，但决非多多益善。应当遵循两条原则：一是平等竞争的原则，国内公私企业可便于就近学习其先进的、比较高效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经验；二是、“外援为辅”的原则，岂可让喧宾夺了主位。我们必须明白，主要依靠外资永远不可能实现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同时，也与中央提出的将“自主创新”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要求相悖。请看下面的一则重要新闻报道：　　

“《解放日报》﹙２００５年﹚１Ｏ日１２日援引新华社报道说，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YD行业，大批企业交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１Ｏ%。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为此，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要求把自主创新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　　

“新近出版的《瞭望》周刊第４Ｏ期刊登专题报道透露，中国将把‘自主创新’提到国家战略层次。报道说，今年初，胡锦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连续四次发表关于科技工作的重要讲话，其核心就是自主创新问题。在近期对企业和中部地区的考察中，更是把‘自主创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明确指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也是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要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之路。　　

“权威人士分析认为，作为党的总书记，以如此之高的频率和异乎寻常的语气强调自主创新问题，这对一个时期以来，科技工作重引进、轻自主创新的倾向是一次重要的拨乱反正。反映了中央高层对中国技术创新现状的某些担忧和焦虑。　　

“最近，胡锦涛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若干重大问题，研究部署加快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有关工作。明确了今后１５年中国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就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权威人士指出，要把自主创新明确作为国家战略，既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也是现实需求所决定的。”　　

现在，中央强调“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迷途知返，终于又重新回到毛泽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正确道路上来了，令人欣慰和鼓舞。但是，如果畸形变质的外资引进政策依旧大行其道，而不加以调整到正常状态的话，恐怕这一战略的实施前景将非常黯淡，不容乐观。因为，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自主创新的主要实施平台，只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可是，大多数这些企业目前生存与发展的处境，由于遭遇外资在华企业享尽各种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下的不平等竞争，正面临严峻的形势。自主创新必须主要依靠高科技人才，但这类人才的流向严重地不利于本国的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外企凭借其雄厚的财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减免偷逃税收，只须拿出利润的一小部分，便可为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培训和福利，薪酬也较高，致使国内许多最好的一流科技人才趋之若鹜，投奔其门下。因此，国企跳糟者大有人在，难以防止流失。中国主要实施平台中的高科技人才状态处于十分不利的劣势，依靠谁去自主创新？　　

国有企业寻求合资的初衷，像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一样，除了引进资金和技术，还欲解决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体制与机制问题。经过２Ｏ多年的改革实践，总算有人开始明白，同跨国公司的“战略投资者”合作，无疑于鸠占鹊巢，不仅拱手相让丧失主权，还将受制于人，永无翻身出头之日。“以市场换技术”，则早已被证明得不偿失，做的是一塌糊涂的赔本买卖。国人更应当明白，中国经济发展赖以实现现代化的高科技核心技术，不能主要依靠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引进，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不容蜕变，其体制与机制也必须自主创新！
　　
﹙三﹚正确践行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同前两者一样，都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和体系，并非另起炉灶，自搞一套。既是发展，当然有所突破，还可能对前代伟人的教条与时俱进地修正。这很正常自然，没有什么奇怪，也无可指摘。但是，因为“理论”与“主义”、“思想”同道，在为劳动阶级利益服务上一脉相承，所以不能悖行。邓小平在不同时间和地点，有过一些重要讲话，明明白白，毫不含糊：　　

“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　　

我们现在经常省略“主义”和“思想”，言必称邓小平理论，似乎捧得很高，果真是沿着他的上述指示的道路在前进的吗？恐怕未必。例如，邓小平的“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并没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其本意也很明白，鉴于以往平均主义“大锅饭”式的收入分配不利于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而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结果只能陷于共同贫穷的困局而不能自拔，所以必须变更方法。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社会上起示范作用，以此为手段，带动其他人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邓小平什么时候说过，致富可以不择手段，损人利己？更决不会允许利欲熏心之徒肆意侵吞国有资产。但在现实社会中，许多人正是这么干的。巧取豪夺，习以为常，不法行为，愈演愈烈。少数个别人的发财，往往建立在广大群众利益受损的基础上，如众多被蛀空破产的国有企业，有一部分人倒是先富起来了，而数以千万计职工却为 这班人的富裕付出下岗失业的惨重代价，导致贫富两极分化。这种行径，符合邓小平理论吗？显然同其“论”背道而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是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还有人记得吗？今天，我们更要强调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道路。任何理论，当然也包括邓小平理论，对其不适当部分，则需要根据实践中暴露的问题而予以修正，甚至离弃，决不能“执着”地知错不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对待国内外革命导师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经为我们作出了践行“离经不叛道”的光辉典型榜样，我们对待他的理论也应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难道不是对邓小平理论的补充，与其理论在实践中发生的偏差进行局部矫正吗？我们在新形势下，需要根据以人为本，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盘点一下改革开放中的利害得失，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利于绘制社会主义建设新蓝图。　　

邓小平的言论不一定句句是真理，经过实践检验，可能有错误之处。我们也要“离经”，不予认同。例如，他说在改革开放中“不争论”的谈话，坦率地说，我一直不以为然。毛泽东压制言论自由的专制领导作风给我们事业造成的损失和危害，殷鉴不远，这不是在重蹈复辙吗？“大跃进”曾经也是不得争论，否则便是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欲速不达，反造成大灾难。没有充分的民主，哪来正确的集中？既然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说明认识到前途成败难测，并无十分把握，岂不是更须各抒己见，集思广益？当初“不争论”的结果，现在爆发了大争论，因为改革开放中出现严重问题，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质疑，发展也难以为继了。当年，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正是利用这一谈话，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压制不同意见，大论特论，以售以奸。　　

不争论，首先是压制了姓“社”姓“资”的方向路线问题上的争论。不让打预防针，后果可想而知了。“摸着石头过河”，也为某些居心叵测之徒浑水摸鱼提供了方便。“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邓小平曾经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为了实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邓小平这句提纲挈领、言简意赅的话，在当时“左”的思想意识形态的遗毒尚未肃清，还有很大影响的情况下，可能言不由衷，因而不能当真。那么，哪句话对自己的胃口，可以照办呢？无疑是“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了。这句话解读空间很大。我的理解，对照邓公前言，应当指的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不管采用什么政策和策略，能够取得成效，就是好的。众所周知，邓小平以前曾与毛泽东持不同政见，肯定是建设社会主义采用什么政策，两人看法各异，决不可能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争论。简言之，乃方法之争，非主义之争。一个要搞平均主义，认为应当同甘共苦，一个主张“允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两人顶起牛来，你说是什么性质的分歧？后来，一个因实践不认同自己的某些政策，少有效果，争不过了，竟然意气用事地给对方扣上“走资派”帽子，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现在倒好，以前被压制的一方如法炮制，反攻倒算，同压制过自己的另一方赌气，凡是毛泽东时代的一切事物，政策策略，不问对错，反了再说。鹤蚌相争，渔翁得利，海内外有人正看笑话，偷着乐呢。试问，如果毛泽东果真认定邓小平是“走资派”，那就是敌我矛盾，后来怎么会起用与自己主义信仰不同的敌手呢？可见，他其实很清楚，邓不认同、甚至否定自己的政策，不能等同于反对社会主义。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但是，“歪嘴和尚”们另有解读。他们将“猫论”畸变演化成“唯GDP论”，避而不提邓小平阐述的“社会主义本质”，更离弃他主张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搞市场经济当然要引进竞争机制，但市场竞争有两重性：良性与劣性。“老歪”们良性学不来，劣性则无师自通。毛泽东时代提倡“全国一盘棋”，这是吸取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旧中国四分五裂局面的惨痛教训，高瞻远瞩，防止中国将来可能分裂的千年大计，也是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制度设计。例如，我国的不同区域，承担主要功能不同。有的区域适合大规模发展经济，有些应该进行生态保护，需要统筹。前人留给我们的宝遗遗产，竟然弃之如敝屣，另搞封建味十足的所谓“分灶吃饭”的大大小小诸侯经济。这种急功近利，不顾后果的短期行为，促使各地诸侯为了自己地区的GDP增长，无不采用“竞次战略”，争相攀比谁的投资环境对海内外资本家更“优化”，不断降低法律底线。甚至不惜杀鸡取卵，以邻为壑。悠悠万事，唯此GDP为大。祖国大好河山遭到空前严重的污染破坏。比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更严重的是人文社会环境的急剧恶化。制假、诈骗、走私和黄毒等不法行当，在某些地方孽生，有的竟发展成当地“支柱产业”。八小时工作制，对于广大劳动者来说，曾是２０世纪中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之一，也在共产党执政时享受过几十年。现在得给GDP让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法已经名存实亡了。随之，“血汗工厂”到处涌现，而且还在“深化”，如今甚至发现了惨绝人寰的窑工奴隶，为当地GDP增长无偿地贡献血汗，如２ＯＯ７年震惊全国的山西省洪洞县的黑砖窑事件。其实，人们大可不必惊奇，奴隶用工算得了什么？只要继续将“唯GDP论”当作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如“圣经”般供奉，谁也保证不了将来不会发生比这危害更严重的恶性事件。还有搞窝里斗，打价格战，也是迷失了社会主义方向的结果。这种市场竞争行为，在世界上也极为罕见，但在中国涉及行业范围之广，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外商则各个击破，从中渔利。　　

邓小平逝世后，“歪嘴”们以为死无对证，更可以为所欲为了。但他的理论还在，白纸黑字，并未消失。就像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和毛泽东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思想一样，邓小平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光芒万丈，照耀千秋。想要歪曲是不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好，“发展是硬道理”也罢，都要在“社会主义”这个大题目下做文章。否则，南辕北辙，离目的地渐行渐远，不知其终。　　

邓小平的实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的手段，很明白地指出“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老歪们取其所需，择头去尾，只要前两句，不要后两句。而择用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如上所述，也被他们畸变为“唯GDP论”，那分明是胡扯。也罢，我们就歪题正谈，不妨深入地研究一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现今的具体国情下，如果不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真的可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吗？短期内可以，长远则不能。以严重危害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为代价的经济“竞次”发展战略，近年来频频拉响触及底线的警报，已经难以为继了，如果这一战略硬要继续下去，还能有多大发展空间？　　

中国城乡剩余劳动力基数庞大，取之不尽，足以无限供给。但是近年来却反常地闹起“民工荒”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劳动报酬太低了！”　　

据《中国青年报》２ＯＯ５年２月报道：　　

“……‘广东省一类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才６８４元！’广州市某人力资源公司总经理表示，今年流入广州的外来工不升反降，主要是由于广州乃至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劳动薪酬不再具有吸引力。……　　

“‘民工荒’变成‘技工荒’　　

“据广东省劳动部门调查，去年开始席卷珠三角的‘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劳动力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在市场对技能型人才的供求矛盾。　　

“‘低工资，最先跑掉的当然是有技术的工人。’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相对于普通工人，有技能的工人更有条件寻求报酬更高、环境更好的工作岗位。剩下的就是只会做最普通的工作的工人。由于中国人口数量巨大，普通工人是从来不会缺少的，所以，‘民工荒’就逐渐表现为‘技工荒’了。　　

“陷于‘低技术陷阱’　　

“广东省总工会不久前完成的一项调查表明：‘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低工资高竞争力’，正使中国经济陷入一个低技术的陷阱。中国的劳动力太便宜，厂家不愿意投资更新技术、提高工人的素质。即使是一些掌握新技术的外商，在中国设厂也宁愿多雇些廉价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　　

“‘这有点像饮鸩止渴。’一位人力资源专家分析说，劳动力越便宜，企业越不愿意投资新技术、新设备。另一方面，为了保证产品竞争力，工人工资就不会提高。在这样情况下，‘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及‘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将会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有关人士警告，低工资实际上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开始。尽管许多员工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知识和能力需要提高，但几乎没有可能进行学习‘充电’，因为自己微薄的工资仅能维持城市的高成本生活。同时，高昂的教育收费提高了进城务工人员和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门槛，形成这一庞大人群的‘教育荒，’，进而导致‘技工荒’的出现。”　　

中国的生产力陷于低技术陷阱，在解放和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就缘于同邓小平理论反着干：不是原原本本地全面坚持，而是分割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背弃其中的社会主义原则；不是消灭，而是复辟剥削制度；不是消除，而是扩大两极分化；不是走向共同富裕，为之创造条件，而是让许多破坏生产力发展、根绝共富之路的人先富起来。现在，甚至实行经济“竞次”发展战略下的“唯生产力论”也遭遇危机，闹起“民工荒”来了。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又出来打圆场说，不必担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调节劳动力价格的。果然，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官员竭力反对“过度”提高工资，害怕因而降低和失去“比较优势”，反倒是海内外在中国大陆办企业的资本家忍痛割肉，减少剩余价值，为缓解“荒”情作出了积极贡献，救了眼前之急。但是，加资好事大概只能适可而止，下难为例，因为另一方面又拉响了警报。据《经济参考报》２ＯＯ５年１２月２２日刊登记者专稿说：　　

“今年上半年，浙江合同外资和实际到位外资分别同比下降９．６%和１．５%；江苏上半年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同比下降了１２%左右。江苏省外经贸厅副厅长赵进估计明年江苏吸引外资的增速仍将继续回落。　　

“在长三角地区外资增速回落的背后，人们看到了这样的危局：许多国家纷纷出台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与我国争抡外资。赵进则作过这么一个统计，２Ｏ０２年以来，世界各国出台的关于投资方面的政策有９５%是鼓励外商到本国投资的。　　

“无锡市外经贸局副局长周斌透露，我国对外资企业税收是‘两免三减半’，越南则有针对性地提出税收‘五免七减半’，仅日本的本田和佳能等几家公司今年就在越南投资兴建了４５家企业，金额达１•７６亿美元，比去年增长了４倍。柬埔寨由于实行了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政策后，经济活动高度自由化，因此，美欧日等２８国家给予柬埔寨普惠制待遇，引来大批外商投资；而为了使外资便捷进入，印度在通讯、房地产、制药、旅游等１１个行业实施外资审批自动生效制度。”　　

你搞“竞次”么？我比你更甚！据说，中国工人的工资已经高于越南、柬埔寨、印度等国。“劳动薪酬太低了”？完全不知道周边穷国的劳动力市场行情。我们的低工资“比较优势”，乃是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同更穷的发展中国家比较，还处于劣势呢。各地“唯GDP论”利益集团恨不得还要降低工资。　　

如此一来，中央执政者便陷入了一种十分尴尬矛盾的处境：为了得到人民群众对自己统治的认可、拥护和支持，因而大力提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坚持不懈地讲，当然主要是讲给各级官员们听，希望他们领会中央苦心，身体力行。猴子不上树，多敲几遍锣。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代表思想，即“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却不可能落实，因为各地官僚都担心，甚至害怕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工资，遑论为之主动积极地促进了。他们的“政绩”已同前来投资的资本家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两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提高工资，无疑于“劣化”投资环境，不利于GDP增长，会干这种自挖墙脚的蠢事么？另一方面，老百姓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得不到多大好处，长期囊中羞涩，生活难以改善，会相信你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吗？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困局，即低工资——低技术恶性循环未能破除，就像秃头上的虱子，显而易见，应当归咎于各地官僚们的积极招商引资政策。马克思说要按劳分配，毛泽东说要自力更生，邓小平说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泽民说要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诸侯们都充耳不闻，自行其是。在第三章中，作者例举了前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草包胡局长在位时的一大“政绩”就是处心积虑地压低职工工资，因为他的无能，专搞低水平重复建设，无法提高企业效益，只能出此下策。可能是一脉相传吧，如今经济部门官员也大多是低能儿，干不了高科技产业，只能以GDP增长充当“政绩”。过去和现在，两者都站在了广大劳动阶级利益的对立面，对于执政党来说，这难道不是最严重的隐患吗？　　

有人可能反驳，破除低工资——低技术恶性循环困局，现如今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你大老粗知道吗？仍据《经济参考报》上述专稿报道说：　　

“在长三角各地采访，记者听到很多地方外经贸部门，在土地、电力紧张的情况下，吸引外资的门槛开始抬升，由招商引资变为招商选资。一些效益不佳或污染环境的企业正在撤离出长三角，存量土地被用来吸引高技术含量的外企，出现了‘腾笼换鸟’效应。”　　

我们假定“腾笼换鸟”完美成功，就算是全部换成了高技术产业，又能怎样？无疑，外资企业可能得到更多利润，但为其打工的劳动者和国家却不会相应提高工资和增加收益。因为高技术产品的品牌和核心技术是人家的，你提供的不过是劳力、土地、资源和服务，这些别的国家也有，还可能更廉价。强者赚大钱，弱者赚小钱，这是市场经济规则。据报道，近年来我国高科技含量的产品出口大幅度增长，其实，大多是在华外资加工组装企业充数。但你听说过这些企业的打工者的工资高人一筹吗？至于税收，前文已述，他们的利润是“零增长”。有一家中国台湾在大陆的企业生产高科技产品，销售额名列世界５ＯＯ强，在当地加工也产值巨大，但却有地方官员透露政府收益甚少，完全不成比例。更被媒体爆光是“血汗工厂”。可见，“腾笼换鸟”的效应，将是麻雀飞进糠堆里，空欢喜一场。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１８Ｏ度大变化，从现行的“竞次”转向“竞优”，这才符合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解决之道，邓小平理论也为我们指出了方向。例如，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乃是现代工业社会人们广泛的共识。但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则为邓小平首创的论断。对于工矿企业来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力。前者既然是“第一”，后者当然是第二了。我认为，邓小平这一标新立异的科学论断，乃是基于他对中国具体国情的深刻理解。中国国有企业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一个显著不同的特点是，其经营管理者的选拔、监督和激励机制问题，可谓老大难，历来未能很好的解决。如果让他们在企业的权力与利益构成中的位置退居其次，置作用于“第一”的科技人员团队的领导之下，其所存在的三大机制问题，也就可能较好解决。国有企业被挖走而流失的几乎都是科技人才，少有经营管理者。所以，根据形势的迫切需要，两者传统的角色定位，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应当改革，对换一下。　　

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亟待突破的瓶颈，乃是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产业结构档次。发展高科技产业，必须主要依靠高科技人才的自主创新。与之同时，经济领域中的分配政策也须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而适时调整。首先，要设法解决国有企业科技人才严重的进出逆差问题，特别是其顶尖级的人才流失问题。　　

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不同，为了留住、吸引和发挥科技人才积极性的政策内容也要随之变化。例如建国初期，绝大多数劳动者，当然更包括文化较高的科技界人士，有一种除旧图新，当家作主人的感觉，因而爱国热情高涨。而且，执政的共产党各级干部也是以身作则，廉洁奉公，艰苦奋斗。这个时候就是适用于“政治挂帅”政策。当年，在祖国新气象感召下，不是有大量的知识精英人物不惜舍弃旅居国优裕的生活条件，争先恐后地毅然从海外归来吗？但时移世易，现在人们择业的主要考虑，则是薪酬了。大多数科技人才也不例外。　　

在加入全球化市场经济，人才自由流动情况下，一般地说，科技人才的质量档次，与他们所得报酬成正比，至少是在青年一代如此。中国一些著名学府中的理工科毕业的高材生，以及国内一流科技人才大多向往和投奔到国外和外资在华企业工作，便是例证。这种人才逆向流动趋势不扭转，我们同发达国家的科技差距，将继续在“马太效应”下扩大。所谓实施经济发展的超越战略，恐怕又将是放空炮，成为外人的笑柄。如此下去，堆成山的中国制造衬衫、裤子和鞋子换人家大飞机的外贸格局，“国际分工”高低悬殊的内容，一百年后也改变不了。　　

改革开放中的任何一项政策，都不能以不变应万变，需要根据实践正负效果的不同而决定取舍或修正。有的时候，还须在不“叛道”的前提下“离经”。对待毛泽东的“经”已是如此，对待邓小平的“经”亦应如此。改革开放也是一种“道”。但不要将质疑和反对改革开放中的某项政策，别有用心地说成是什么质疑反对改革开放。例如，所谓“以市场换技术”，它是对外开放后的一项重大经济政策，实施多年，大多数情况下，已被证明得不偿失。否定与反对这种赔本买卖的政策，难道能等同于否定和反对对外开放吗？还有，退一步说，引进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即使积极作用很大，但消极作用也不小呀！能否找到一种更有利于我们的替代政策呢？我认为，引进外资不如引进“外脑”，即引进“第一生产力”——海外高科技人才。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的畅通经济发展瓶颈问题，解决中的主要困难，已与改革开放初期大不相同，并不在于国内缺乏资金，相反，充裕得很，还愁用不出去呢；而是生产高端产品主要赖以依靠的高科技人才严重不足。如果进一步研究分析原因，还可以发现，这种人才缺乏的情况，源于现行的分配政策不适应形势需要，未能发挥服务于经济发展战略的积极推动作用。　　

外资风光无限，倍受优待地唱主角，国资却逐渐沦落为跑龙套，社会主义中国经济舞台上如此匪夷所思、角色错位的畸变现象仍在继续，且有强化趋势。这种喧宾夺主式的外资引进政策，决非发展经济之善策。隐患早为人知，毋庸赘述。原来，所谓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论调，竟然演变成是将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推向跨国公司附庸的一块遮羞布。颇具讽刺意味和鲜明对照的是，当中国人将“经济爱国主义”弃如敝屣的同时，在不少奉行“全球化”自由主义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频频发生阻挠与防止本国大型骨干企业被外资并购的事件。这些国家视之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传统的护国法宝。但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已对引进外资政策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性，虽然明知其有弊端，哪怕饮鸩止渴也要实行。就业形势严峻，火烧眉毛，先顾眼前。难道没有其它途径可行？还是有的。这就是设法改变生产高端产品赖以依靠的高科技人才严重不足的现状。　　

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到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去挖他们的高科技人才墙脚。人们会问，挖得过来吗？这就要看我们是否出得起对一流人才具有足够吸引力的价码了。众所周知，国内外任何一家资本主义私有企业，盈利是其目的，也是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和正常经营的主要标志。其利润份额的分配普遍情况是，出资人，即资本家拿大头；雇员，包括高层科技人员，不论他的贡献多大，哪怕对企业兴衰存亡的作用是决定性的，都只能分到相对而言的小头——以工资形式领取。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这种不可能改变的分配习惯和规矩，为我们打造一台以他们那一方为目标的“人才收割机”提供了可能条件。而现在，是他们的这台机器在大量“收割”我们这一方的科技人才。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经过２Ｏ多年的“改革”折腾，现在变成了什么样的情况？畸形而荒唐，主要有两点：　　

一，改没了出资人的收益权。２ＯＯ５年岁末，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现在国资委最大的权没有落实，就是收益权。因为出资人最重要的权是收益权。”他要求：“国企应该向国家分红。”改革之前，计划经济时代，根本不存在如此问题。例如国家那时对我厂竭泽而渔，丰厚的利润被全部拿走，企业职工没有一点儿份。结果，遭到破产报应，国家和职工都没有份，两败俱伤。现在走到另一个极端，改革后很长一段时期，大规模破产形势严峻，因而对绝大多数国企降格以求，只要保持不亏损，能够纳税就行了，至于上交利润，一度成了奢望。相沿成习，如今企业红利反而没有出资人——国家的份了。﹙听说近年有所改变﹚　　

二是大量生产设备因产能过剩而闲置。国有企业为了摆脱亏损困境，病急乱投医，凡是不景气的，特别是中小型的“一卖了之”，或者干脆“一送了之”，致使数以千万计的下岗失业职工被极不负责任、不顾后果地推向社会。执政党付出了在劳动群众中声誉遭到严重损害的代价之后，国企亏损形势暂时缓解了一下，但并未根本解决问题。据《经济参考报》﹙２ＯＯ６年﹚３月２５日披露国家统计局统计结果：　　

“２ＯＯ５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额达到１Ｏ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６•７%，增幅同比上升４９•１个百分点。亏损额接近１９９８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１６年来新高。国家统计局高级统计师江源认为，近几年一些行业投资的过快增长导致产能集中释放，供给超过需求，致使产品价格下降、营运成本上升。”　　

因为普遍缺乏高科技实力支持，产业结构难以提高，只能大搞低水平扩能建设。于是低端产品充斥市场，恶性竞争，大打价格战。战到无利可图时，便只好停下来了。据报道，这些过剩的产能设备价值达到惊人的数万亿元。中国经济投资率长期畸高，效益低下，这应该是一个主要原因吧。　　

另据报道，２ＯＯ５年１季度，上海市银行贷款９成投向了房地产领域。金融动态中的这一动向说明，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转到了这里，而不是亟待发展的高科技产业。吃柿子择软的，硬的凉在一边。　　

专家估计，中国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５到１Ｏ年，机械行业落后１５到２Ｏ年，石化行业落后２Ｏ年。又有资料披露：２ＯＯ１年北京大学物理、化学专业毕业３２人，直接出国留学的达２８人；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毕业１５人，出国人数达１３人，比例接近９Ｏ%，几乎要走光了。人才流失情况触目惊心，可见一斑。这种势头近年有增无减。高科技产业要靠一流人才推动与提高，人才流动现状和前景都不容乐观，谈何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据悉，现在国内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半以上的技术源自国外，“高技术不高”的问题大大制约了高技术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和结构调整作用。在产业技术领域，我国的发明专利多年来只有日本和美国的１／３Ｏ，韩国的１／４。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因人才缺乏和流失而力不从心。　　

上述状况当然不能任其存在与发展，但是怎样改变呢？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主要在内部进行，诸如“利润分成”，“以税代利”，“承包经营责任制”等等，奈何少见成效；后来变为对外开放了，“引进战略投资者”，“股份制改造”，企图借助外力改善国企的困难处境。这一政策已实施多年，搞得怎么样了？据２ＯＯ６年“两会”期间，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介绍：　　

“近年来，跨国公司已开始大举进军我国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我国工程机械业、电器业等领域骨干企业，龙头企业。　　

“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预期收益必须超过１５%，这三个‘必须’是一些跨国公司目前在华并购战略的基本要求。他们对一般国企拼命压价，对好企业不惜高价收购。”　　

如果听任跨国公司如此恶意收购下去，这位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说：　　

“我们将会出现核心技术缺乏症。跨国公司只会将商品生产中最没有附加利润的部分，比如组装环节，最耗费能源和原材料、最易造成污染环境的环节放在中国。而公司利润和新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将会被跨国公司所拿走。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体格局中，我们就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　　

跨国公司可能瞅准吃定了中国国有企业没有他们来并购合资，就活不下去了，所以认为不论提出多么苛刻的条件，我们都只能被迫接受。除了当代吃里扒外的买办分子，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不会甘愿走这条臣服于跨国公司的经济发展的途径。但是，似乎又是无奈之举。因为据说国有企业已经成了“冰棍”，早点被外国人并购，多少还能捞回几个本钱，并能保住一些人的饭碗，不致抬高失业率，有利于社会稳定。请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解释一下，敝厂——前武汉印染厂，计划经济时代３Ｏ多年财源广进，并没有被“化”掉，何以在根据你们提供的方案“改革”后就破产了呢？请不要据之扣我为“保守派”的帽子，前文已详述，我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决无好感，认为弊端重重，当然必须改革。但如何改革则有个至关重要、决定其成败的立场、方向和路线问题，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即必须在“离经不叛道”的原则下进行。２Ｏ多年的国企改革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宗旨，损害了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毫无群众基础，岂有不败之理？　　

撇开政治考虑，经济上更不划算。以我所在行业为例，十个同等规模被外资并购的印染厂，国家所得未必抵得上一个武印的利税。当年武汉第二印染厂同一个香港老板“合资”，虽然一度经营红火，产销两旺，但即使在那时，听说上交利税也不及我厂正常年份的十分之一。“宁赠友邦，勿与家奴”，这种祸国殃民的老调新弹，正被奉为 “主流”理论呢！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治理结构依靠什么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应从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中得到启示，分配利益相应地向科技人员重点倾斜，以调动他们工作的主观能动积极性。这是振兴国企之必须，也是使国企成为跨国公司的平等竞争对手的关健措施。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国有企业产品档次的改革，不妨先从制造业入手，试点取得经验后，再逐步推广。如何改革？一是“筑巢引凤”。各行国有企业中，有不少厂家尽管拥有昂贵的先进设备，但却缺乏相应雄厚的科技研发力量，因而生产的多是市场充斥的低端产品，国内急需的高端产品仍要依赖进口。这样情况的企业可选作试点，改组其领导班子。招标纳才，虚位以待，向海内外人士开放，让经过考核，具有一流资质的科技人才组成的团队接替领导，由他们重新挑选经管人员团队和高级技工团队，进而组成以他们为首的“三结合”班子。详情后述。二是“放水养鱼”。外国资产阶级其实是“二道贩子”，他们公司拥有的生产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也是其雇佣的劳动者创造的。外资到中国来投资并购，利润都被拿走了。如果真能“以市场换技术”，如此交易倒也值得。可是跨国公司得了市场和利润，却仍严密地保守技术。我们为什么不撇开跨国公司的资产阶级，直接聘请创造核心技术的外籍科技劳动者呢？创建一种让尖端科技人材﹙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感到比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工作更有利可图的平台和条件，即创建国有企业新的组织体制和分配机制，应当可能做得到。我们为了吸引外资，一直对其实行超国民待遇；现在若改为吸引“外脑”，也要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以加大物质刺激力度，换来核心技术。优惠政策用在能得到回报的主要关键对象身上，才不会白用。国有企业也才有可能实实在在地将所需技术换到手，据为己有，而且还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此类利益。　　

邓小平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意思，这些科技力量当然应当解读为社会主义中国服务，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服务，决不可能指的是效劳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为他人作嫁衣裳。但要使科技人才自主创新，为我所用，就必须有供他们展现用武之地的承载平台。这个承载平台，在中国现实国情下，则非国有企业莫属。

(四)“现代企业制度”辨析　　

国有企业如何振兴？概括说来就是从实践出发，抓主要矛盾。让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国企改革的背景、思路和对策及其后果。据有关资料披露，２ＯＯＯ年，中国四大商业银行历年累积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２８•７８%，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１４万亿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４５%。在世界主要大国中，１９９Ｏ年代，经济从高速增长走向衰退过程中的日本坏账率最高，但也仅为５%，只有当代同时的中国九分之一左右。中国的银行坏账率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的贷款上。不改革，不扭转国有企业日益衰败的趋势，中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这是社会各阶层人们的第一个共识。国企前期的几轮改革，“摸着石头过河”，摸出了一条经验，即“国企病”的症结在于产权不清晰，权责不明确，管理不科学和政企没有分离。因而，必须根除上述“三不一没有”病源，改革才可能见效，这一观点也少有人异议，成为人们的第二个共识。但是，人们再难形成第三个共识了，因为在改革实践过程中，出现了一个现有国内外经济学理论无法、也不可能指导解决的矛盾，带有重大的、原则的、根本性问题的矛盾。　　
这个矛盾的焦点是建立什么样的“现代企业制度”。人们开始只知道这个制度的抽象表述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政企分离”，没有深究，以为完全正确。可是后来具体实施，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同大多数人，主要是权益和利益遭到严重损害的劳动群众想像中的预期大相径庭，反对声也随之出现。当初硬性规定“不争论”，改革的话语权和解释权曾很长时期被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所垄断。他们形形色色的“理性”高见纷纷出笼，令人听了目瞪口呆和惊心动魄：　　

“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是领导干部。”　　

“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３ＯＯＯ万老工人。”　　

“改革”造成严重恶果，人们再也压制不住了，忍无可忍之下，被损害群体及其代言人才不得不据理反驳。不争论的结果是引发更激烈的争论。　　

我们今天研讨和争论中国经济问题，暂时撇开姓“社”姓“资”不论，也放弃什么主义和思想信仰，总之，意识形态方面因素都不考虑，入时随俗，只谈功利。面对国有企业如上所述惊人的银行不良贷款率，情势窘迫而险恶，可谓火烧眉毛。因而置马克思主义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述之教条于不顾，只能先救眼前，这种做法，可以理解。如果你不理解而反对，就可能被人讥为没有当家不知柴米贵，站着说话不腰疼了。但是改革也得全面权衡得失，不能顾得不顾失，只顾缓解沉疴，却留下新的可能更严重的后遗症而不顾吧？　　

“现代企业制度”，中国经济学界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世界上难得一见的创新名词。顾名思义，相对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旧制度，它应该比较先进，如同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先进一样。但是，现在建立了的这一先进企业制度为什么会广受质疑和反对呢？主流派精英学者认为，质疑和反对它，就是否定改革。他们再一次偷换概念。实际上，人们否定的只是打着“改革”旗号，同党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宗旨背道而驰，鱼目混珠，加引号的改革。为什么说是“再一次”？原来，在此之前，“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新事物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一经诞生，便被垄断了独家解释权的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引向了邪路。而不求甚解的愚民百姓直到今天，自己的权益和利益遭到重创，命运前景也非常黯淡的情况下，还没有闹明白，未察觉这个新制度的内容早已被人偷梁换了柱。　　

一位曾身居高位要职，对中央决策可能颇有影响的权威学者认为，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中国社会上，除我这个工人大老粗之外，政界和学界上层人士中，好像至今也没有人异议和反驳，大家全都默认了。同样的逻辑推理，现代企业制度当然也不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了。　　

马克思和毛泽东提倡的阶级分析法自然也过时了，不再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指南。今天，若有人不识时务地将此法应用于实践中，既讨某些官方人士之嫌，也可能立即遭到其思想观念处于主流地位的学者们的大加挞伐。因而左派“保守分子”一度都成了缩头乌龟，明哲保身，噤若寒蝉。从此，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改革”时代的正统理论，大行其道。在他们的“理论”指导下，国有企业改制途径主要有三条：一是“一卖了之”；二是管理层收购；三是引进“战略投资者”，同外商合资。殊途同归，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改革”成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如此一来，产权清晰了，权责明确了，管理科学了，政企分离了，时至今日，中国原有的国有企业大多数完成了私有化产权改革，建立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现代企业制度”。　　

但是，且慢弹冠相庆，如此产权结构的“现代企业制度”，根本担当不起迫在眉睫的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任，因为它姓“资”，不姓“社”！在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缺乏社会主义才可能有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而这一点，正是快速地提升产业结构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和条件。１９３７年“７•７”芦沟桥事变之前，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曾有过所谓“黄金十年”，国内生产总值也曾连年大幅度增长，可是，那时候搞出过什么值得一提的高科技产品吗？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新中国却能够在很短时间内建立起独立自主、门类也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特别是许多重要的重工业产品，从无到有，取得了振奋人心的伟大成就。具有讽剌意味的是，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正是在国有企业机制下取得的。试向，如果当年国企机制表现得像今天这么糟糕，会有这种可能吗？它在１９５６年，我的感受如第二章所述，近乎完美。其机制后来表现每况愈下，越来越不像话，到了今天，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肆意贬谪了。　　

我认为，这种势态的优劣变化，乃因受到三大因素影响所致：一，施政失策。在计划经济时代，平均主义工资分配制度，持续不断的破坏性政治运动，压制与挫伤了企业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二，尤其是在上世纪８Ｏ年代以后，党风式微，与时俱退，领导权威控制力相应地弱化，令不行，禁难止，纪律焕散，作风败坏；三，实行市场经济以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楷模，东施效颦，大帮倒忙，反而深得各级不少有权势的官僚宠信，逐渐成为主流，甚至很长时期内唯我独尊，垄断了话语权。这个派别中的一些头面人物的谈话，对国有企业的边缘化和丑陋化起到了恶劣作用，扰乱了人心。请听时下流行的两则典型论调：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工商管理所所长﹚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冰棍论”横空出笼，风靡一时，几乎被各地官僚迅速而普遍地认可。趁着企业在“自然消失”之前，争先恐后地贱卖，同时，也将当作“负担”的职工群众扔掉。在这种情势下，不少国企管理层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和感动。他们中的一些人担任其职，信托责任思想观念本来就十分薄弱，现在倒好，搞衰企业然后近水楼台先得月，反而成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上佳选择。试问，在这种“理论”的蛊惑和促使下，工厂厂长与其主管部门官僚一拍即合，国有企业机制能不加速癌变吗？于是，一家家国有企业难逃厄运，连武汉印染厂这株曾经茂盛地存在３Ｏ多年的大摇钱树，也转瞬之间变成“冰棍”消失了。这套魔术玩得令人触目惊心，海内外敌对分子则无不大声叫好。　　

因此，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对症下药，变更企业领导格局，改革其管理层成员的选拔机制，防患于未然，避免重蹈覆辙。　　

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阻碍与瓶颈，除了企业管理层领导者素质难如人意，另一个问题是科技落后。据２ＯＯ６年４月５日《经济日报》记者访谈中，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于珍说：　　

“我国在机械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还相当落后，新产品贡献率仅为５•９%，只及工业发达国家的１／１Ｏ；发达国家机械行业新产品的寿命一般为３一一５年，而我国为１Ｏ年。”　　

“随着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日益扩大，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现在我国机械工业的主要技术５Ｏ%以上来自国外。”　　

其它行业的落后情况可能也大同小异。　　

国有企业振兴面临的上述两大关键难题如何解决？一举两得的办法是，打破传统习惯安排，提升科技人员的地位，让他们在“三结合”领导班子中挂帅，并将管理层置于其负责的选拔与近距离监督之下。　　

国有企业改革的终极目的应当是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则是手段，手段是为实现目的服务的。公有制“改革”成了私有制，在短期内，可解燃眉之急，效益也能比前有所改善，如同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分田单干时那样。但是，如果以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民富国强相要求，这种“改革”无疑于饮鸩止渴。因为中国的私有企业，从整体上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高投入、高源﹙能源、资源﹚耗、高污染和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而这种“三高三低”模式已近极限，难以为继了。出路当然在于树立科学发展观，大搞自主创新。可是，中国的私有企业既然大多产品低端，利润微薄，科研经费投入必然心有余而力不足。跨国公司控制下的合资企业倒是财大气粗，但人家掌握的高端核心技术，我们休想得到。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能使企业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和让大多数劳动者富起来吗？永远也不会！　　

当中国的“土”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于“全球化国际分工”，并且迷恋其中大唱赞歌之时，让我们听听一位世界闻名的“洋”经济学家又是怎么说的。２ＯＯ６年４月１３日的《江南时报》上，刊载郭松民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中国大手笔采购波音飞机的忧虑》。摘录如下：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缪尔达尔，在他的《富裕国家与贫穷国家》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条非常富有创见的‘循环累积因果原理’，作为其分析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工具。当缪尔达尔将这一原理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时，他发现：西方经济学一贯宣扬的自由贸易原理，实际上只有在双方工业化水平大致相等的条件下，才是彼此互利的可行原理，否则就会加剧两国利益的不平衡，使富国和穷国的发展分别出现上升的‘扩展效应’和下降的‘回荡效应’。　　

“缪尔达尔是这样解释的：发达国家先进工业品的出口将使其工业进一步得到提升，劳动力从农业及其他低端的工业部门流向高端的工业部门，并且由于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增加，教育随之提高，文化也进一步发展，反过来更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是为‘扩展效应’；但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进口先进工业品的结果，将使本国相对应的工业生产部门因为无力与之竞争而衰落，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减少，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都无法得到提高，文化也随之落后，反过来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为‘回荡效应’。　　

“以缪尔达尔的理论观照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现实，就会发现他的判断的确是有一定道理的。比如现在大学生就业难让社会各界都很头疼，一般分析都将其归咎于大学扩招和课程设置不适应社会需要。但这两种解释都不能令人满意，因为中国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例还是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何况中国的经济还正处于高速发展的过程当中。如果用‘回荡效应’来解释，可能就比较贴切一点；大学生就业难正是中国高端工业部门衰落的结果。缪尔达尔对不发达国家提出的摆脱‘回荡效应’的建议是：‘穷国必须独立策划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能简单地模仿富国，对外采取保护贸易政策……然后制定经济计划，以干预市场活动，促进社会累积过程的上升运动。’”　　

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揭露了自由贸易带给生产低端产品的穷国的危害，但他的建议，即为穷国开的药方，在中国却不会有效，因为我们咎由自取还自鸣得意，选择了一种只能永远地处于弱势地位的企业制度，除了任凭生产高端产品的富国盘剥和摆布，别无他途。现在荒唐的是，富国占尽便宜，还得势不饶人，反而是他们频频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步步进逼。一些权威人士的讲话，可使我们在贸易结构和富国态度方面，了解部分的具体感性知识。　　

据２ＯＯ６年４月１４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说，“中国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占出口总额２８%左右﹚近９Ｏ%是进口零部件组装后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　　

“中国虽然以加工贸易方式取得了顺差，但从未取得相应的贸易收益。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朱钟棣前几天刚刚参观过昆山市的电子产品出口加工区，他认为如果抛开贸易形式，单独来看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例的上升数据毫无意义。　　

“‘事实上，出口价值１ＯＯＯ美元的电脑，我们只能获得２Ｏ一一３Ｏ美元的加工费，我们所谓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只是位于全球产业加工链的末端，’朱钟棣说，‘设计、研究、开发、品牌，这个产业链高端的部分都是外资在控制。’　　

“以罗技畅销产品之一‘Wanda无线鼠标’为例来说明这种产业链的利益分配格局则更加清晰而直观：每个Wanda无线鼠标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４Ｏ美元，在这一价值链中，罗技大约拿到８美元，其分销商和零售商拿１５美元，另外１４美元则被Wanda零部件商获得。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３美元，苏州装配厂里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都包括在这３美元里。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对华逆差的背后隐藏了美国企业的巨额隐性收益，美国却一直‘熟视无睹’，仍借逆差之由对中美经贸关系施压。　　

“对此，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曾在中国美国商会晚宴上风趣地表达了鲜明的态度：–‘这就像在宴会上，你们有钱吃龙虾、吃牛排，而我们在吃馒头、吃三明治。有趣的是，美国朋友们一边吃着龙虾和牛排，一边还很关注我们三明治是不是吃多了。’”　　

这种导致政治上示弱于人，经济上损利于人，技术上受制于人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经济发展模式，能够代表中国社会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吗？显然不能。那么，后果就是大多数老百姓没钱“吃龙虾和牛排”。长此以往，并且看不到改善的希望前景，人民群众必然会对社会主义产生信仰危机。有人会说，现在即使是没有先富起来的社会大众，除个别外，生活也普遍比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大有改善呀。这是事实。但请不要忽视，在对外开放时代，人们还会满足于纵向比较吗？苏东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发生剧变，并非因为这些国家人民生活同几十年前旧时代相比今不如昔，而是横向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了。恕我直言，如果我们摆脱不了穷国经济的“回荡效应”，有朝一日，恐怕将来也会重蹈覆辙。让老百姓总是“吃馒头和三明治”，终非长久之计。　　

出路何在？还是在于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政企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不过，它不姓“资”，而是姓“社”。两种制度怎样区别？非常简单，就看企业是谁当家作主，资产阶级，还是劳动阶级，前者是资本主义性质，后者是社会主义性质。　　

如果是前者性质的“现代企业制度”，那就解决不了当前面临的迫切需要大量掌握核心高端技术，以促使产业结构升级，加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难题。据国家环保总局的资料披露，２ＯＯ３年，中国消耗了全球３１%的原煤，３Ｏ%的铁矿石，２７%的钢材，４Ｏ%的水泥，而创造的GDP却不足全球的４%。也就是说，即使我们逆来顺受、心甘情愿地忍受“回荡效应”，但因资源供应条件和环境承受能力都已接近极限，也再难以如此发展下去了。所以，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迷途知返，另择新路。国有企业的出路并不在于重新塞回资本主义娘胎里去这一条，这是一条通向死胡同之路。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根本上的长久之计，还必须在社会主义范畴之内，依靠劳动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改革、创新与完善公有制企业体制与机制，尤其是调整企业内部分配格局来解决。这就需要我们创建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企业制度”。

﹙五﹚国企领导者素质现状及改进之策初探　　

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其中的主要经营管理者，俗称“一把手”。１９８Ｏ年代以后，人们转变观念，拨乱反正，首先否定不正常的“外行领导”，认为应当内行领导，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在何谓“内行”的认识与怎样选拔的方式问题上走入误区。厂长任用人事制度改革，开始曾在一些单位，例如武汉印染厂搞过民主选举的试点，因为出了一点小乱子，因噎废食，这种选拔方式便夭折了，从此不再提及。中国某些官僚执政的一大特点，凡事习惯于简单化，一刀切。内行等同于学历，以为选用具有高等学历的知识分子当厂长，就算是“内行领导”了。以前计划经济时代，高等院校好像并没有、或者是非常冷门的企业管理之类专业。那时任用干部，强调的是“政治挂帅”，何来内行？也用不着培养，因为经营管理照固定的一套程式办事，不逾矩就行了。１９６Ｏ年代初三年饥荒时期，粮食严重缺乏，人们为了果腹，不得不以其它可食之物充饥，当时谓之“瓜菜代”。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了，缺乏内行的企业领导人怎么办？也只能“瓜菜代”，将上过大学不管学的是什么专业的人拉来充数。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任命这种勉为其难的人当厂长，能算是内行领导企业么？显然不能算数。不过是有学历的外行取代了有资历的外行而已。但是，对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来说，此外行比彼外行的负面作用更大，因为在有资历外行任职时期，既然强调“政治挂帅”，这些革命化干部至少在廉洁自律方面做得不错，因而可能发挥其人格魅力，他们的政治说教也会或多或少有一部分信众；有学历外行则不然，许多人任职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如何使自己先富起来。这些市场化干部既无资历可言，又不以身作则，更是外行领导，当然不可能在职工群众中树立起权威，企业命运也就难以乐观了，确实如“冰棍”一样，迟早要被化掉。有资历外行与有学历外行殊途同归，缘于低能与无能，特别爱搞形式主义那一套玩意，任何好事经其手操作，都可能变成劳民伤财的坏事。例如上文提到的我厂１９５８年闹技术革新时的“超声波化运动”和１９９Ｏ年的“合理化建议运动”。不但没有提高经济效益，反而因此造成严重浪费。　　

上世纪８Ｏ——９Ｏ年代，本厂有学历的外行先后有３人入选新厂长，先２人前文已作简介，不再复述，后１人则更有代表性，读者可能似曾相识。企业和社会上有高等学历者不乏其人，外行中谁能脱颖而出呢？这就决定于在上级主管部门官僚的心目中，谁的印象分最高了，实际标准则是顺从听话，美其名曰“听党的话”。至于其人是否称职，我敢肯定任用者绝对心中无数。当时，本厂的厂训是“团结，拚搏、开拓，创新”，也是形式主义的一种，没人把它当回事。这位高学历的新厂长践行得如何？更是完全不沾边。工厂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危急关头，他却稳坐钓鱼台，尸位素餐，无所用心，反而自视甚高，耻于下问。此君立下一个在厂内广为人知的不成文规定，无论何事，不要到他家里去谈，以免影响休息。这条铁则雷打不动，哪怕天塌下来也不能违规。有一次，我偏偏碰到一件十万火急的公益事件，不得不登门求助，结果还是被拒于门外。　　

事件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９８年长江洪水肆虐，本市连日暴雨如注，城区许多地方内渍严重。我居住在本厂宿舍区，渍水久久不退，一般在　１米　以上，部分低洼地域甚至齐脖。附近有一座排水站机械日夜不停地运转，仍然不能降低渍涝水位。我是一名制水工，几十年工作经验，给排水实践知识略懂一点，也比较熟悉当地管网走向。那晚彻夜未眠，苦思对策，终于想出了一条加大排渍力度的退水之计。但此计的实施必须各相关部门通力协作，这就需要厂长出面去联系安排了。这位厂长虽然规定谈事只能在厂里，私宅免入，但现在是特殊情况，包括他在内，人们因出行艰难而困守在家，厂里无人上班。所以，我等到第二天上午九点多钟，应当是干部们工作时间了，便涉水前去他家。可是，他还在睡懒觉，房门紧闭，久敲不应，后有邻居帮忙在门外大声地反复申明事态紧急，有要事相商，这位官人才睡眼惺松地打开内层房门，隔着外层防盗门问是什么一回事。但仍坚守其自定原则，不愿开门纳客，更显得不耐烦，因为打搅了他的美梦。我一开始就表明谈的是公事，而非私事，并简单扼要地谈了自己的计划。他丝毫不感兴趣，无动于衷。热面孔碰到冷屁股，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只得识趣退下。他也房门一关，又去睡他的懒觉了。这种人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指望他挽狂澜于既倒，领导好企业，岂不是想看日从西出？当年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也曾遭遇似乎山穷水尽之困境，老板唐永昌为了躲避债主，哪敢在家睡觉，只能跑到外面澡堂和衣而眠过夜。但他百折不挠，千方百计设法东山再起，后来终于迎来柳暗花明。我们的国有企业厂长们哪一位有唐老板的精神和志气？本厂这位“一把手”，占着茅坑多年拉不出屎，丝毫不影响他的仕途，后来又被调往其它单位去当领导了。　　

后来，高等院校中的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应运而生，并且越来越热门，脱产“充电”者众。“瓜菜代”时代逐渐结束。那么，国有企业在这类经济学硕士新锐们的内行领导之下，便会时来运转了？根本不可能，反而更糟糕。前文已经引用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士讲话：“２ＯＯ５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额达到１Ｏ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５６•７%，增幅同比上升４９•１个百分比。亏损额接近１９９８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１６年来新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他们学的是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的经营管理理论，而这种理论又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弱肉强食和资产阶级对其雇佣劳动者如何有效地“管卡压”的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与劳动者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格格不入，驴唇不对马嘴，甚至南辕北辙。这些来自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学员们学习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最大收获，是被“洗脑”，恍然大悟，从而改变观念与信仰。原来，公有制经济制度远远不如私有制经济制度早有“科学”定论。那么自己受命振兴国有企业，岂不是像堂•吉诃德大战风车一样徒劳可笑吗？我们如果指望“冰棍论”的泡制者张维迎之流和其他占据着中国经济学主流地位的学者教授们会说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一句好话，无疑于狗嘴里吐出象牙来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现代企业制度理论，尚处于摸索初创阶段，具体内容虽然没有形成，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依靠和服务主体将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迥然不同。国有企业“冰棍论”师傅及其教出来的信徒会干出什么好事来？让他们主持企业改革，后果必然是产权私有化。　　

“政治挂帅”不可取，但人们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放任背叛社会主义信仰的异己分子肆无忌惮地破坏我们的经济基础。在“冰棍论”的被毒害者没有重新“洗脑”，转变思想回到无产阶级立场之前，这些人的学历越高，对国有企业的危害也就越大。　　

海外经济学理论界人士一定难以理解，中国国有企业实践中会发生上述匪夷所思的怪事：如以资产负债率的高低和生存与发展状态的优劣为衡量评判标准，整体而言，一般地说，国企领导者这么多年来，在有高学历的“内行”﹙不论“瓜菜代”内行，还是正规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企业管理内行﹚逐渐取代了原来相对低学历的外行之后，其实业绩反而越来越今不如昔了。请人们不要误解我的观点，本人决非反对企业领导者知识化，而是认为不能把此“化”几乎当作了唯一的选拔人才标准，武汉印染厂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应当将被选拔者是否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满怀激情和有强烈的事业责任感，作为考核的首要标准。我在前文中例举本厂前漂炼车间主任陈沛霖是个半文盲，但他一心为厂，殚精竭虑，组织创造了满负荷工作法。如果主任这一车间领导职务换上另一位虽然满腹工商管理理论，但却认定国企是“冰棍”的硕士内行人才，干得出老陈那样的业绩来吗？举这么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中国国有企业领导层人才，如果主要指望从现在的高校中培养出来，那是靠不住的。那么，这类人才到哪里去找呢？可能颇费周折。让我先讲几个故事。　　

改革开放，打开国门，也使我等井蛙大开了眼界。有比较才能鉴别，例如劳动效率，计划经济的中国大陆远远低于市场经济的海外，开始有了感性认识。１９８Ｏ年代初，从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深感兴趣。总部设在上海的中国一家航运公司，有一艘几千吨级的客货轮，往返于上海和香港航线。这艘船到时需要大修了，航运公司找到上海一家大造船厂，说明因为要完成客货运任务计划，希望尽快检修完工。船厂表示，特事特办，准备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三个月交验，开价外汇人民币一百万元。公司方又说，价钱可以接受，但工期长了，能否再缩短？船厂回答不能。这笔交易就没有谈成。航运公司无奈，便派人跑到香港按照那里的市场规则召集一群修船商人，向他们详细具体地列明船舶大修项目及其质量要求，请这些人书面投标，谁的工期短和价格低，谁就中标。有一位商人开出的条件是港币三百万元，按照当时中国官方汇率，价格刚好同上海那家船厂持平，工期则只要半个月。大陆客以前完全不了解海外行情，听了大感惊奇。上海那家大造船厂员工上万，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应有尽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尚且最少要三个月，你是何方神仙，像变戏法似地那么短时间内便能完成？这位航运公司代表再仔细打听，不禁大惊失色。原来，承修方毫无硬件实力，既无人员，也无设备，更无场地，一个不折不扣典型的“三无”皮包商。那位商人也看出了对方的疑惑，便说，你不信任我，可以理解。但我们签定合同后，我可以找你信得过的机构做担保，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香港的法律是健全的，我若违约，不仅可能将被罚得倾家荡产，以后也难以在这一行里立足了，但我这类业务干了许多年，还没有一次马失前蹄呢。再说，香港每年修理大小船只数以百计，经营此道者全都像我一样，除了一只皮包，别无其它行头。话已至此，只能签约了。１４天后，提前一天按照质量要求完工交船。消息传来，沪市产业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真是令人不可思议，上海一家大造船厂的修船能力，竟然不如香港一个皮包商。怎么会是这样？该市有关部门领导者一时也不知其所以然，于是便派出人员前往调查，人家这套戏法究竟是怎样变成功的。不久，调查人员回来报告说，原来香港修船行业实行的是社会化运作，场地和设备都有专门的租赁公司，各个公司里规格门类不一的硬件合起来比单一厂家拥有的可能更多、更齐全，随租随用，使用率比内地高得多。用人不养人，需用之时，各工种技工应有尽有，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结果三方皆大欢喜：客户满意，皮包商有钱可赚，临时雇工拿的是相对于内地而言的高工资，约为当时上海同行的１Ｏ倍。　　

显然，这是一种少投入，多产出，高效益的产业运作模式。我曾以为，既然明白了它的其中诀窍，依样画葫芦就行了。可是，２Ｏ多年过去了，我们仍未“拿来”，将这种模式学到手，应用于市场经济中。产业运营模式还是高投入，低效益。原因何在呢，原来，实行高效益的市场经济是有前提条件的。在今天中国大陆的产业界，从业人员普遍缺乏高素质中的两种主要因素：诚信与能力。在我们这里，“皮包商”是诈骗犯的代名词；而在香港，如那位修船商人，表示此人信用良好，能力高超。不然，像银行之类机构便不会为其担保，因为收取此项业务费用风险叵测，得不偿失。没有铺保，谁会放心地与你签定合同，预付定金？同时，我们也能想像得到，修船合同到手后，诸如租赁场地和设备，雇用什么工种的工人，各需多少时日，在检修过程中可能出现哪些问题，必须胸有成竹，及时解决，等等，头绪众多，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半点差错和有一点延误，难度可想而知，却都要游刃有余地处理。“没有金钢钻，不揽瓷器活”。这类皮包商若非在社会上诚信度高，业务上没有一手过硬本领，他们能赚到钱，生存与发展下去吗？　　
我对这位高素质的商人深感兴趣。他是资本家吗？除了一只皮包，身上别无长物，应当是劳动阶级队伍中的一员，分工较为特殊而己。他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客观上起的是积极作用，有这一点就足够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去探究这种人的思想信仰。哪一种制度能使他多多赚钱，他就会自然地信仰哪一种制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经济运营能否产生高效益，决定性的主要因素之一，或者说是前提条件，就在于其社会上有、还是没有类似的这么一大批诚信与能力双高的经营劳动者。　　

我们现在社会上有这样的经营劳动者吗？显然即使有也是凤毛麟角，而且在未来的年代里，我们的高校也不可能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培养出这样高素质的人才。根据何在？因为一个人的诚信与能力的有无和高低，主要取决于其身处社会中体制和机制运作的优劣，即社会需求的好坏。学校教育可对具有这种优质素养的人起到为虎添翼的作用，但对这种素质的培养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教育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今天的经济学，特别是企业经营管理，是在传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之道吗？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建立在公有制不如私有制的资产阶级思想认识基础上的舶来资本主义经济学“先进”理论，服务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实践。所以，这种理论教育培养出来的硕土博士们，可能是中国私有企业和外资在华企业需要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但若选用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领导者，其诚信度，即是否具有搞好国企必备的信心与决心，及能否发挥其能力于业务中，则十分可疑了。因为我们的经济学教育传错了道，授业解惑也不对路。　　

今天的新中国又非半个多世纪前的印度，是西方强国的殖民地，为什么要在学校的语文教育中甚至将英语超过母语，强调得几乎到了唯我独尊的地步，这是正常的吗？中国现在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至少官方正式文件中还在如此宣传﹚的社会主义国家，却不可能从自己的经济学教育中培养出诚信与能力符合国有企业双高素质要求的经营管理领导人才，岂非咄咄怪事？但这是事实。今后，随着私有化产权“改革”可能继续推进，国企这类人才的社会需求愈会减少，教学内容也相　应地更　无变革的必要了。因此之故，我们的以公有制为支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效益赖以依靠的主要因素之一，高素质的经营管理人才，只能另辟蹊径去造就了。　　

让我们还是从香港修船商这个阶层的存在与发展中去寻求启示，解决国有企业高素质经管领导者的严重缺乏问题。人们可以推断，任何一名皮包商在香港修船业中立足，其诚信与能力必须得到同行的认可，否则，失信于客户，一颗老鼠屎，就会搅坏一锅粥，当地的修船业还能兴旺发达吗？大家也就无钱可赚了。彼此利害攸关，荣辱与共。所以，该行业必然有严格的准入制度。银行之类机构也才会为了赚取担保费用，放心大胆地盖上章子。场地和设备租赁商同修船商，以及修船商同各种工种工人的关系也是如此。　　

这种一环扣一环有条不紊地高效运行的产业经济机制，建立在社会诚信和从业者能力的高素质基础之上。人们对诚信与能力的考量，看重的不是你有什么样的学历文凭和档案上的评语，而是主要从各自的利益角度去观察和判断，并决定是否认可与取舍。显然，后者的考量标准比前者更真实可靠。以前者的考量标准为例，如上所述，１９８Ｏ年代以来，武汉印染厂先后有三位高学历的新厂长上任，从他们领导企业的实践结果来看，分明都是既少拚搏精神又无创新能力的守不住业的庸才，甚至是蠢才，但在上级主管部门官僚的心目中，因为他们都有高学历文凭，而且是“瓜菜代”学历文凭，便滥竿充数，算作是所谓“知识化”人才了，因而受到青眯并被重用，后果可想而知。计划经济时代这种封建性质的“伯乐相马”的企业主管人员选拔方式仍在普遍地沿用，实践早已证明这种方式很靠不住，为什么还舍不得废弃？　　

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人选，属于社会上的精英阶层，肩负责任重大，各方面的条件自然应当要求较高。过去说要“又红又专”，现在改为“德才兼备”，或者叫做“思想好，能力强”，提法字句不同，其实意思一样。可是，这种抽象的提法缺乏可操作性，很难具体掌握。特别是“德”的标准。一个人有德还是无德怎样判断？社会实践中无数事例表明，选用非人而出纰漏的现象层出不穷，中国国有企业的衰落，这是主要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因素。国企中那么多有权势的蛀虫，在他被选拔上领导岗位之前，哪一个人的思想品质曾遭到否定？通过卖官鬻爵途径而走马上任者，也无不乔装打扮，披上道德高尚的外衣，至少就任之前会收敛一点。既然无法确定一个人的脑瓜的真实质量如何，近年来的选拔标准似乎不再强调“德”了，而侧重讲究“才”。问题又回到了起点上。我们的经济学中的企业经营管理专业教育，理论与国有企业实践对不上号，而社会上诚信度又低，且缺乏可靠的甄别机制，具有高能力素质的人才从何而来？　　

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人才难求，由来己久，但是于今更甚，则与我们现在面临的社会环境恶化，特别是党风式微有很大的关系。社会环境犹如作物赖以滋生成长的土壤。“土壤”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作物”，即企业领导者质量的高下。在一个选拔机制不健全，人治作风严重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中，很难防止“南　郭　先生”之流窃居高位。这就需要我们研究一下，产生如此社会现象的原因。我认为，主要乃是因为社会功利供求关系失范所致。升官与发财，人之共欲也。这两种行为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人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如愿以偿。过去２Ｏ多年来，分别实现了此一大多数梦寐以求的人生目标的成功者，却有很多是诚信与能力素质皆低下的幸运儿。这种社会现实的恶劣影响，力量大过一千所大学的教化作用，左右着社会风气的走向。当不良倾向的榜样在社会生活中无所不在，甚至大行其道而又未能遏制与矫正的情况下，便会逐渐形成恶性循环局面：优秀人才难以进入企业高层，国企形势愈益恶化。　　

这种局面当然不能任其继续存在与发展下去。那么，如何改变呢？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中，我们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是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其中主要经营管理者选拔机制的创新。为此，先要发明一种人才“甄别器”，采用民主手段和竞争方式，自动甄别和遴选出类拔萃的优秀者担当重任，而将那些投机钻营之徒，阿谀逢迎之流和颟顸无能之辈无一例外地全都诽除在进入国企领导层的高门槛之外。这个经过基层职工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具有高素质诚信与能力的人才组成的群体，可能将是中国社会上一个主要的精英阶层，在我们迈向经济强国和实现全民共富目标的过程中，为亿万人民群众作出表率，起着主导的模范带头作用。　　

中国决非没有此类人才，而是缺乏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更糟糕的是木秀于林，往往风必摧之，使人扼腕悲叹。　　

让我再讲第二个故事。　　

很多年前，读到过一篇介绍名人创业的传记性质的报告文学。这位名人就是现已去世的香港船运业巨头，大企业家包玉刚。１９７Ｏ年代，世界上另一位赫赫有名的船王，希腊人奥纳西斯同他一比相形见拙。俩人麾下拥有的船舶载重量基本相当，但包的货轮九成是十年内船龄，而奥的新船比重只有一成。包玉刚才是全球船运业的龙头老大。　　

那时，离包氏创业之始也不过２Ｏ多年。传记中说，１９４８年，３Ｏ岁的原中国银行职员包玉刚只身来到香港，从租赁一艘旧轮招揽货运客户开始。香港船运业历史悠久，从业商人众多，包玉刚有何高招挑战群雄，后来居上？原来，他抓住了一次机遇，并且正确应对，从而终身受益。有一年，航运市场严重地供不应求。“见钱不抓，不是行家”。一时间，船运商竞相抬高运费，大获其利。但包玉刚不为短期暴利所动，放长线，钓大鱼，趁机寻求与挑选优质客户，仍以平价与之签订长期承运合同，然后持此项合同向银行贷款，购买新船，壮大本公司船队规模。这一经营理念上的创新举措，被当时的“行家”们视为另类，少人理解，遭到蔑视与讥讽。商潮有涨必有落。后来供求关系逆转了，同行业都苦于“吃不饱”，纷纷低价抛售闲置船只。他则因为抓往了长期客户，货源稳定，可以继续上述经营运作，船队规模进一步扩大。更重要的是，他在这次船运市场波动中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信誉，这种无形资产的价值难以估量。一个有远大抱负的企业家必然洁身自好。他每次去日本订购新船，合同签字后，东道主传统惯例，总要请“上帝”去歌舞伎之类风流场所“开心开心”，大大的放松的一下。经商者中少有古板之人，一般也会逢场作戏一番。但包玉刚从不赴请，婉言谢绝。　　

香港产业界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显然优于中国内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那里的社会上有一批像包玉刚那样诚信与能力俱为上佳，通过合法竞争成长起来的大企业家作出表率，人们群起效法，带动产业环境的良性循环，从而实现其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行，修船业与航运业不过是其中的两个例子。我们这里的亿万富翁有几个手脚是干净的呀？几乎或多或少，或轻或重，都有“原罪”，极少例外。如此致富榜样，人们群起效尤，我们的市场经济因而陷于恶性循环，后果便是低效运行。有人可能说，包玉刚式的大企业家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此言差矣。让我介绍一位咱们国有企业的大企业家给大家认识认识，此人名叫于志安，其事迹主要发生在武汉。　　

据有关资料介绍，于志安在改革开放后，曾被中央有关部门评为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和被授于国家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的称号，也是全国劳动模范。他是总部设在武汉的中国长江动力集团公司的创始人，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此公司是他在文革惨遭迫害后，身残而志不废，不要国家投资，用短短十年左右时间发展起来的一家世界同行业中闻名的大型企业，年蠃利达数亿元人民币。而企业的原基础竟然是一个连年亏损，资不抵债，发不出职工工资的事实上已经破产的烂摊子工厂一一武汉汽轮发电机厂。他同包玉刚有共同之处，即白手起家，但难度更高。　　

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当年﹙１９８Ｏ年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同武汉印染厂同时期很有几分相像。但我厂毕竟原来基础尚好，曾经有过长期辉煌的历史，而该厂则往事平庸，从未出人头地。某些干部以权谋私，部分工人偷盗成风，法纪废弛，人心涣散。于志安上任不久，励精图治，这家厂很快起死回生，转衰为盛，并且迅速发展，成为明星企业。据我所知，在武汉众多的大中型企业中，没有第二家发生过如此奇迹。我不敢说在全国绝无仅有，但可断言，千里难得其一。　　

为什么别人都办不到的事，于志安却很快办到了？其实原因并不深奥复杂，因为在他身上存在着成功事业必备的四大领导要素：　　

一，革命权威，资历过硬。此人十二、三岁便参加革命，经过长期战争的严峻考验。他说活有份量，还因此前在其领导下的企业无不硕果累累，如制造出中国第一台手扶拖拉机，还有因陋就简地改造设备，建成了由一百多台自制专用设备组成的年产万台符合质量要求的柴油机生产线，等等，超凡脱俗事例，不胜枚举；　　

二，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他发现了一条企业之所以失败的公式：１Ｏ一１＝○。领导者的能力再高，工作再出色，但只要有一点以权谋私的不轨之心及行为，在职工群众心目中留下诚信不良印象，便会上行下效，导致问题丛生。这家工厂就不可能搞好，既有成果最后也会归于“○”；　　

三，铁腕治厂，敢于碰硬。反腐要有黑脸硬汉作风。形成鲜明对照，武汉印染厂就败于那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新厂长之手。他面对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采取迁就态度，试图息事宁人，维持“安定团结”局面。结果反而招致广大职工不满，造成负面影响与作用。于志安则是坚决斗争，防微杜渐，决不姑息违法者；　　

四，依靠群众，共同奋斗。国有企业在各项制度改革之前，领导者的个人人格魅力是影响与调动职工群众工作和劳动积极性的主要动力因素。这个人格魅力的形成，除了需要具备上述三要素，还要有与群众打成一片的热情，平等待人，职工们才会视你为他们的朋友和同志，共同奋斗。于志安堪称这方面的楷模。反面例子则是敝厂那位爱睡懒觉的“一把手”，嫌弃群众，群众会买你的账吗？　　

于志安在将一个衰败混乱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经营成盈利丰厚的长江动力集团公司之后，又兼并了一个全局亏损严重的工业局和其所属的２Ｏ多家工厂。在他领导之下，它们无不迅速地扭亏为盈，而且蒸蒸日上，一片兴旺景象。诚如于志安所说“只有没办好的企业，没有办不好的企业。”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设备良好、职工技术素质较高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他的事迹就是铁的例证。国有企业所谓“冰棍”之类“理论”，乃是某些企业官僚掩盖其无能而推出的托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贩卖私货而散布的谎言，甘当外国主子的奴才的买办利益集团为复辟资本主义而制造的阴谋！　　

于志安认为“办好国有企业的根本是廉洁，目前国企亏损危困的大多数，是因为有些当权者的贪污腐败。”一针见血之言，已为许多事实所证明。如果你制服不了腐败分子，就不可能办好企业。于志安这位中国社会主义产业界的杰出代表人物，在工业战线上曾经纵横驰骋，战无不胜，后来却在１９９Ｏ年代中期，成为腐败分子的手下败将。他的事绩的星星之火，因而未能燎原。功败垂成，影响所及，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中国万千家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改性变质。他本人也绝望地离别祖国，出走海外发展。　　

于志安既是一个成功者，也是一个失败者，兼而有之。他的成败经验教训，对我们具有借鉴作用，可用之于国有企业的振兴方略上，择善避凶，对症施药。据其自称“我１Ｏ多年能使企业超常规地发展，能使一批被兼并接受的亏损企业振兴发展，不是学术界、理论界的专家们所说‘于志安有理论’，也不是香港大企业家所说‘你有丰厚的营运理念，又有可贵的实践经验’，我能取得一点成就，除了我花费的劳动量比别人大一倍以上，最重要的是坚持廉洁反腐败。办企业，办好国企，如不真正解决好这个问题，再多的改革方案和政策都是无益的。”　　

中国国有企业前一阶段改革，以其主要经营管理者的代表人物一一于志安廉洁反腐败遭到严重挫折，被迫出走为标志，已经宣告全面失败。此后，国企私有化浪潮由小到大，一波比一波更猛烈地冲击、削弱与摧毁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时至今日，私有化带来的后果已经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方式愈演愈烈，无法改变；人文社会环境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承受能力已近极限，难以持续。不但国人民富国强的理想根本不可能实现，经济前景也将日益黯淡，不容乐观。　　

拨乱反正，被颠倒的改革还须重新颠倒过来，迷途知返，回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范畴之内。国有企业后一阶段改革，就从现在开始。首先，人们要转变一种观念，以为只有经过市场经济正规教育、懂理论的科班出身者，才能成为国企领导人才。前文已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于志安曾经事业有成，中国学术界、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们看走了眼，想当然地认为应当归因于他“有理论”，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国企领导人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对他的首要要求，是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信托责任感，其它条件都是次要的，包括是不是“有理论”。有强烈事业心和责任感的人必然廉洁反腐败。廉洁反腐败者则有人格魅力，从而蠃得职工群众的信任、拥护与支持，自然形成领导权威。一般地说，有权威的领导者才不会、至少是不容易陷于乱象丛生的困境，处理经营管理上的事物便可能应对裕如，畅通无阻。这就为其事业成功奠定了比较可靠的基础。前文例举的武汉印染厂在１９８Ｏ年代，企业领导继任者的标准就搞错了，据说上级因怕影响“安定团结”，选用的不是反腐败的“黑脸硬汉”，而是“知识化”的“白面书生”。一家有２ＯＯＯ多名职工的中型国有企业，历史悠久的利税大户，就败亡于错用了一个人。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么，具有高度事业心和强烈责任感的企业领导人才到哪里去找呢？改变观念之后，继承古老的择才传统：“猛将必拔于行伍”。让我讲第三个故事。　　

１９８Ｏ年代初，国民经济调整时期，许多重工业厂家任务不饱满，生产不景气。人们面对现实困难，日坐愁城，一筹莫展，不知该怎么办。本市报纸这时登载了一个普通工人的事迹。武汉汽车发动机厂有位生产小组长，名叫陈启发，在厂里别人都无事可干的情况，唯独他领导的小组却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原来，他不是被动地坐等上级下派工作任务，那将无活可干；而是主动地出击，到外面市场上去“找米下锅”，四处奔走，八方联系，揽到了一笔某品牌汽车的特约维修合同。在当时，这是一件破除计划经济的陈规旧习，非常难能可贵的新鲜事。从此，“不找市长找市场”，为人们开拓了一条新的思路，意义重大。不久之后，我在报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内容记不得了，使我感兴趣的是文章题目下这位老弟新的头衔：“武汉汽车发动机厂厂长”。　　

一个工人一举提拨为厂长，不乏先例，职位更高的也有，但都不是以业绩论英雄，而决定于其在上级领导者心目中的所谓“政治表现”。武汉汽车发动厂陈启发，当企业遇到困难时，发扬主人翁精神，为解困而劳神费力，并且取得很大成效。这表明此人当时既有与众不同的高度事业心和责任感，也具备一定的能力，破格提拔，十分正确。但是，后来该厂像武汉印染厂一样消失了，陈厂长也是昙花一现，风云不再。领导人事制度改革的萌芽，终于未能结成硕果。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当年提拔这位工人为厂长，是迈出振兴这家国有企业关键的一步。之所以后来未能成功，问题在于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振兴国企是一项系统工程，单兵独进不行，必须统筹解决。且待后文分解。　　

﹙六﹚提高管理层次有赖于优化领导选组机制　　
　
中国国有企业１９８Ｏ年代以来，其处境同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比较，发生了三大根本性变化：　　

一，市场竞争从无到有，日益加剧。企业以前按照上级有关部门的指令行事，只需主要抓好生产环节便行了。原材料采购、劳动力招聘、机构设置、市场营销等等企业经营活动，领导者都不用操心，因为皆有旧例可循。后来取消了统购统销，又强调自负盈亏，许多问题一下子突现出来 。例如成本核算，向来不太讲究，热衷于企业办社会，只为图个方便，并不觉得是在自背包袱。这时积重难返，很长一段时期成了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大负面因素。而此期间，外部社会各种性质的新兴经济体全是轻装一阵，他们在税收方面还可以得到减免优惠与偷逃便利，国企与之竞争，当然处于劣势。在这种变化了的空前严峻的新形势下，不言而喻，对于国有企业领导者的各方面素质要求当然必须大大提高。可是，我们的企业领导人才的选拔与合成机制，以不变应万变，仍然以派遣任命为主，显然不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需要。　　

二，领导权威由强转弱，甚至缺失。在“政治挂帅”年代，遴选企业高层成员的首要条件，其人必须“革命化”，具体内容不仅是指他的出身经历同革命沾过边，更重要的是看现实表现，是否听从上级领导代表党所说的话，唯命是从者优先，业务能力如何倒在其次，甚至完全不论，被认为“白专” 者本事再大也不在考虑之列。所以，那时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比较普遍。企业在这种人领导之下，为什么大部分没有早就垮掉，小部分还干得不错呢？关键就在于当年有一种无形的强势领导权威。权威的有效性存在于人们约定俗成的认可之中，再配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压政策，维系着企业指挥机制的正常运行。至于领导与经营企业，其实都有一套固定的计划程序，只要不是弱智，外行照着做了几次，也会变成内行了。文革折腾之后，形势骤变，领导人的资历不再被看重，权威性自然弱化，法纪也日益松弛。人们变得玩世不恭了，那种令行禁止的精神、举止、行为不再是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常态。反映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违法勾当日渐猖獗；表现在国有企业里，阳奉阴违、敷衍了事的现象习以为常。缘于缺乏核心凝聚力，人们各行其是。　　

三，腐败案件变少为多，难以遏制。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外行领导，加上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的折腾与破坏，当然严重地影响了发展，但其整体资产负债率却长期保持在低水平上，继续生存完全不成问题。之所以能够如此，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发生大规横多米诺骨牌倒下效应，主要原因就在于干部队伍保持廉洁状态。倒不是他们那时思想品质多么高尚，严于律己，而是因为法纪严肃，谁也不敢以身试法。也很少贪污受贿的客观机遇，统购统销公对公，你找谁去拿回扣？欲捞而不能。所以只能止步于搞不正之风范围内，再难“进化”。１９８Ｏ年代以后，社会环境大变样。新的政策一方面给国有企业注入了活力因素，另一方面，搞得不好，也铺垫了一层祸乱的土壤，使它面临生存威胁。表现在企业领导干部的选用上，原来机制如旧，颟顸无能之辈仍然时有混入，又新添了部分贪脏枉法之徒，雪上加霜。国有企业因而成了腐败的重灾区。有报道说，其腐败的案件和金额均已占全社会的一半左右。那也不过是浮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例如前武汉印染厂，那么多“老鼠”，就没有被查处一个。不少厂家的企业法人前“腐”后继，“饱狗子走了，饿狗子来了”。我们如果不能设法杜绝上述败家子的升迁途径，必然危及企业生存，遑论振兴发展了。　　

所以，市场经济时代条件下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必须内含三大要素：一是能够得到职工群众认可的领导权威；二是在市场经济中有善于经营的能力；三是廉洁自律。但是，当今实行的政策和选拔机不是在向适应和满足这三大要素条件的方向靠拢与前进，而是背道而驰。例如领导权威，这是社会上种约定俗成的产物，一种无形的精神制约力量。企业中如果没有它的存在，或者软弱无力，那么，人们就可能阳奉阴违与敷衍塞责，使领导者欲办之事，轻者功半，重者落空。上文例举武汉印染厂那位新厂长的两项决策的结果就是如此，尽管决策本身并没有错。私营企业有资本权威，早期国有企业有资历权威维系着令行禁止的法纪严肃性，企业才得以正常运行。文革后，国企中领导权威的资历性过时，不再有效了，却没有一种新的性质的权威取而代之。实践表明，“知识化”不能成为新性质的领导权威，何况这种“知识化”仅指书本理论，而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使是内行并不足以服众，光杆司今有天大的本事也难以成功。因而，领导者以身作则。展现自己的人格魅力，至关重要。这就要求他和职工群众同甘共苦，切忌搞特殊化。我们现行的政策举措，特别是在分配方面，东施效“西”，不顾国情地将企业法人的收入抬高到比一般职工多出一、二十倍，甚至更高。于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心理隔阂，同他们悬殊的收入差距成正比。问题还在于，厂长的收入可能同他肩负的责任匹配，但肯定与其能力不相称，因为中国可称得上企业家的人，即使有，也必定是凤毛麟角。领导者与其能力不相称的高收入，必然成为职工群众发挥企业主人翁主观能动作用精神的一道心理障碍。一个得不到人们衷心拥戴与鼎力支持的光杆司令能有多大作为？　　

中国国有企业经理人才及其助手的选拔还停留在“相乐相马”的低层次上，尤其是现在，非常靠不住。市场经济在中国中断了几十年，加上应试教育，且不说这两项社会因素导致“千里马”奇缺，更因党风式微，有权力“相马”的“伯乐”整体素质也不容乐观，恐怕大多是滥竽充数。据２ＯＯ５年６月报载，仅仅几年间，安徽一省就有１８名县﹙区﹚委书记“落马”，未及东窗事发的此一级别“一把手”可能还有。全国其他省市区大概也好不了多少。这些贪官捞钱的一大内容就是卖官鬻爵，其管辖下的企业单位肥缺官帽尤为热销。国有企业成为腐败重灾区，难道同这种选拔机制没有关系吗？　　

既然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如以传统的自上而下组织任命方式组成后，不可能含有上述三大要素，那么，我们就要改革其选拔机制，反其道而行之，让班子成员们从下往上地竞争入选。我这一思路是怎样形成的？这种新选拔机制如何操作？它有或者可能有哪些特点和优点？等等。解答这些问题还得从讲本厂一段历史故事开始。　　

１９６４年本厂搞四清运动时，我是一名职工代表，有机会参与了大大小小许多次揭发批判会，并听取了人们的发言，从而对本厂私营时代的企业体制和机制有了一些感性的实践认识，当时就产生了与众不同的另类想法。　　

人们当年在四清工作组的指导与操纵下，口诛笔伐，重点在于“清”算私营时代资产阶级政治上的问题。但我意外地发现，在生产和经营管理方面，私营上海天一厂比国营武印厂优势明显，有效得多。最明显的差别是前后两厂两套不同性质企业的领导班子的组成机制大不相同。武印厂四清前由上海老厂高级职员和武汉新厂干部混合而成，是在上级领导安排下，协调平衡的产物。职工们私下认为，厂党委中分成沪汉两派，而且派中还有派，彼此貌合神离，同床异梦，五湖四海，难成一派。与此相比，原上海天一厂领导层则高度地团结一致，同心协力。新老领导体制下，有一个人的工作表现前后迥然不同，运动时成为人们议论焦点。　　

这个人就是前文谈及的李泰然总工程师。他是本厂这次政治运动中清理思想的一个典型人物。有人在揭批会上指出，李总现在有时连８小时都难坚持了，工作时间往往一坐下来就大打其鼾。这是肥胖病引起的吗？那为什么在私营时代从未犯过，每天１Ｏ多个小时都是玩命地干？李总是党员技术干部，在那次运动中属于团结对象，点到为止，未予深究其思想根源。　　

我现在研究分析后认为，李总先后不同典型的工作表现，追根溯源，缘于两种性质的企业管理层次上的差异。原来，企业管理，除了那些经营混乱不正常的之外，从低到高，分为“严格管理”、“科学管理”和“人文管理”三个层次。为什么“人文管理”层次最高？因为它的效率超过前两个层次管理。１９８Ｏ年代，国际上经济理论界兴起了一股探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经济崛起原因之热潮。各国学者异口同声地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较快发展，乃因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国家，都获益于中国儒家学说的精神熏陶与影响。也就是说，他们的企业管理属于最高的“人文”层次，比西方国家的“科学”层次效率更高。因为未能读到这些学者文章的全文，报刊介绍他们的观点过于简略，不知具体内容指的是什么。但我从当年上海天一印染厂的企业管理中找到迹象。这种管理，反映在人际关系上，大家和睦相处，亲密无间，彼此关照，互相提携，嘘寒问暖，情同手足。李总置身于这种相似于家庭亲友间的融洽氛围中，心情舒畅，干起工作来自然就有使不完的劲了。其他人也同样如此。西方欧美发达国家企业讲究科学管理，但是缺乏人文关怀，比起东方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效率因此逊色，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文革前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外行领导，不懂科学，大多数只能乞灵于高压政策下的“严格管理”，虽能维持正常运行，效率则很低下。那时也有实行社会主义人文管理的厂家，可惜为数不多，未能改变整体上效率大大低于东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局面。文革后“礼崩乐坏”，管理失控，欲严格而不能，只好变成“冰棍”了。　　

我发现，实行什么样的管理层次，同领导班子的选拔组成机制有密切和直接的关联。例如，上海天一印染厂是个几百人的小厂，领导班子由四人组成，分管经理、技术、财务和行政。他们在思想信仰、文化熏陶、社会阅历、教育背景、生活习惯和为人处事方面，都或多或少地有相同之处，利害相关，荣辱与共，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因而，常常事半而功倍。武汉印染厂最高权力机构一一党委，则主要是上级主导下的被动结合，解决班子各领导成员间的团结问题就经常地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即所谓统一思想。彼此提防，相互掣肘，效率当然要大打折扣，往往事倍而功半了。李总在国营时代同私营一样，都是厂核心领导成员，但是后来的干劲就远比以前差了。他前后迥然不同的工作表现，集中地反映了这两种领导体制下产生的各管理层次的效能差异。　　

我当时就想，私营企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领导班子完全没有必要大动干戈，另起炉灶。企业赎卖于国家了，资本家失去了产权，只要不损害这些高级职员的利益，他们完全可能愿意、甚至更乐于为新的公方企业所有者，即国家服务。只需要对其中个别因时势变化而失去作用的人进行调整。后来的国营武汉印染厂，如果仍由这班识途老马领导，驾轻就熟，前景可能更好。　　

我又感到，传统的企业领导班子组成的一大缺陷，是没有工人中的优秀代表参加。因而，我非常赞同毛泽东在１９６Ｏ年代上半期提出的“工业鞍钢宪法”中的“三结合”原则，即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应由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一线工人三部分代表人物组成。这种组成有利于制止独断专行的官僚主义和发挥群策群力的作用。　　

我还认为，领导班子同企业产品一样，也要致力于创建自己的知名品牌。建国初期，工业战线出现过东北重工业的马恒昌小组，西北纺织工业的赵梦桃小组，等等知名集体品牌，在当时曾起到过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我们何妨发挥优良传统，扩而大之，创建企业领导班子品牌。这种品牌班子有两大特点：一是领导“三结合”增加工人管理内容，代表面较广；二是借鉴原上海天一印染厂经验，乃是一种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相互选择、志愿自主原则下组成的联合体，其目的是为企业实行社会主义的“人文管理”奠定基础和创造条件。　　

我国经济正面临着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困扰。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快走到尽头了。它有五大特点：一是以大量消耗国内资源作为支撑，吃祖宗饭；二是不惜付出自然生态严重恶化的代价，欠子孙债；三是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中，处于最低层环节，生产的大多是低端产品，高科技产品中的很大一部分也要依赖国外的核心技术和关健部件，因而利润微薄；四是内需不足，外贸依存度畸高，而且越来越高；五是越来越严重地主要依靠出卖廉价劳动力，为跨国公司打工过日子。如此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倒人胃口，某些官僚及为其涂脂抹粉的经济理论界御用学者不以为耻，反而当作“政绩”大肆夸耀呢。　　

前文已经提到，我们现在的产业结构层次处于国际分工的最底层，追赶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德国和日本，这是指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未来几十年经济建设的重大任务。制造业的文章还远远没有做强呢，这个时候鼓吹什么超越战略，企图将全融服务业占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调高到发达国家那样水平，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来说，无疑于舍本逐末。繁荣的第三产业有赖于强大的第二产业，正如强大的第二产业要基于稳固的第一产业。根深才能叶茂，无源之水，岂能流长？　　

追赶德日，达到目的的关键在于大大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提升我国的产业结构层次。话题回到组建企业领导班子上来。我认为，“三结合”形式可能是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战略需要的企业管理中的最佳选择。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引进外资和发展私有企业？在我看来，实乃一种不得己而为之的选择，为了经济的顺利发展，社会主义新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让步政策”。这种政策缘于国有企业缺乏活力，太不争气。进一步深究，又是因为其机制不如人，主要表现在企业领导班子的低效能上。从理论上说，实行公有制经济可能使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利益，因为免除了资产阶级的剥削；但在实践上，国内外私有制企业主，因为他们相对而言的高效经营，我们又不得不让他们拿去生产经营活动中产生的利润的大头。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剥削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社会主义革命者为维护社会公正，在低效能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推行公有制经济，实践表明，将使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陷于困境，可谓得不偿失。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对资产阶级的“让步政策”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真理是相对的，事物的优劣高下也是比较而言，但是可以人为地设法改变。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扭转这种从根本上和长远来说不利于劳动大众利益的趋势，不妨从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上着手，社会主义政策实践与其向国内外资产阶级让步，还不如向劳动阶级中的一部分高级精英阶层人士大幅度地利益倾斜。不论国有、私有还是外资企业的领导班子中的大多数成员，其实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主义信仰，人往高处走，经济利益的多少，决定他们的择业方向。　　

资金和人才是构成企业的两大要素，资金的高效使用需要人才的巧妙运作。几十年前，中国发展经济的最大瓶颈就是资金短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在情况倒过来了，有米而无巧妇。据报载，２ＯＯ４年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２５•３万亿元，各项贷款余额１８•９万亿元，“存贷”６•４万亿元，钱多得贷不完。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外汇储备竟然超过许多发达国家，高达万亿美元以上，名列世界第一。国内消化不了，为了生息，购买美国债券数千亿美元。此举乃不得己而为之，因为这笔巨款若是投资于国内很难找到靠得住的客户，要冒很大风险，可能连本钱也收不回来。无奈之下，还是买不断贬值的美元债券保险。造成这一悖情的根源在于中国企业表现不佳。私有企业热衷于上规模，在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还要搞低水平重复建设。国有企业欲提升产业结构也是心有余而不足。　　

资金问题解决，人才问题凸现。能使“钱生钱”的人才严重缺乏。其实，这种缺乏乃是一种假象，确切地说，应是我们缺乏一种聚集人才使之高效地发挥作用的企业机制。改革开效以后，原来死板的劳动人事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允许人员自由流动，国有企业人才跳槽者数以万计。仅我所见，武汉印染厂破产之前，就有许多管理和技术骨干因工资原因，弃低就高，争先恐后地投奔外企。这也是国企衰落的一大原因。　　

有资料分析，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１５%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２９%，远远低于发达国家６Ｏ一一８Ｏ%的水平。又有文章说，美日等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不是靠资本的积累，而是靠更有效的生产方法，更有效的资源配置实现的。我们则相反，主要靠大量增加投资推动经济的增长。　　

更有效的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更有效的生产方法，更有效的资源配置，都有赖于实行一种更有效的企业机制运作，特别是其领导班子的机制运作。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让我们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先进经验，根据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特点加以变动，解决面临的迫切问题。　　

早在１９５Ｏ年代，在美国就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有八位研究半导体的专家，因与原雇主相处得不很融洽，多有矛盾，决定一起跳槽，另找新的东家。当时有一位名叫阿瑟•罗克的人闻讯后，便对这八人提出建议说，你们一起工作的最好方法是成立自己的公司，而不是受雇于人，听从摆布。如果成立这家公司，股权如何分配？罗克的计划是，让这八个人以自己的技术入股，每人分别拥有新公司１Ｏ%的股份。据据协议，投资公司以后有权将其买下，据为己有。　　

这位　罗克　先生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发现了创办公司的一种全新的方式，同时也是加速新技术开发及创造个人财富的神奇法则。美国硅谷一一高科技产业集中地，从此开始走上快速发展壮大之路。　　

这一“神奇法则”，大概指的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如今大行其道，习以为常，被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魔杖”的风险投资。　　

例如，据１９９９年１Ｏ月１８日《工人日报》作者锦秀文介绍：“１９７６年，风险投资家马克库拉向两个年轻人的“苹果”电脑公司投入近３Ｏ万美元。到１９８Ｏ年，苹果公司已经价值１２亿美元。１９９５年，塞考克风险投资基金会向杨致远的雅虎工作室投资４ＯＯ万美元。１年后，雅虎公司的市值已达到８•５亿美元。事实上，微软、英特尔、戴尔等如今已成为美国经济持续发展中坚力量的高科技公司，都是创业基金所造成的‘杰作’……。　　

“风险投资的热潮在８Ｏ年代开始横扫全球，１９７９年英国风险投资额仅２ＯＯＯ万英镑，而到了１９９４年则骤升至２Ｏ•７４亿英镑，１５年内增长了１ＯＯ多倍。而德国，也都把风险投资作为发展高科技产业最重要的突破口。在西方国家，风险投资已逐步代替政府投资，成为科研开发资金的重要来源。　　

“通常，风险投资不需要任何抵押或担保，风险投资家的一只手把握着市场需求的脉搏，另一只手把握着高新技术发展的脉搏。他们一方面要从成千上万项新技术中评估、筛选出最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另一方面还要扮演企业顾问的角色，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组织框架的完善、市场分析与投资回报的估算，帮助‘小作坊’式的科研小组成为一个规范的现代企业。风险投资注重的是项目的总体回报，风险投资机构运用组合投资方法，用整体盈亏来衡量投资得失，用成功项目的高额收益来补偿失败的比例占２１６﹕２。当然，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的的投入产出比也是相当诱人的，达到１﹕２Ｏ至２５。因此，国外创业投资机构的平均利润仍可达到３Ｏ％左右。　　

“中国每年有近３万项科技成果等待转换，１•２万多个高科技企业期盼着资金，有５Ｏ多个国家级高技术产业园区和５Ｏ多个省级开发区等待一个完善的投资体制使它们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而在另一方面，我国居民储蓄数量巨大，社会投资欲望强烈，有庞大的市场和丰厚的科技资源。这一切仿佛都表明，我们已具备了建立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系统的社会基础。　　

“尽管风险投资这个新生事物正以惊人的速度在神州大地上迅猛发展，但有关专家却毫不讳言：目前，创业投资在我国尚处在‘初级’阶段。据悉，国家科技部正在拟订中国科技风险投资机制方案，有关专家也正在研究中国建立第二板块市场的可行性。最近，国家‘火炬’中心决定，与联合证券公司全面合作，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进行研究和运作。”　　

风险投资既然在西方发达国家成熟有效，我国政府部门早在１９９９年就已高度重视，“正在拟订中国科技风险投资机制方案”，“有关专家也正在研究中国建立第二板块市场的可行性”，学者们更是奉若至宝，极力推荐这一“新生事物”，其实人家半个世纪前即已开始盛行。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年，依样画葫芦，画得怎样了？所谓“正以惊人速度在神州大地上迅猛发展”，恐怕言过其实，因为这个期间中国的产业结构并没有多大的提升与改进，反而有恶化趋势。就像做广告，本意是扩大宣传推销这一“魔杖”，“神奇法则”，但效果并不如人意。西方国家成功的先进经验，往往“拿来”容易适应难，到了我们这里“水土不服”，无法“克隆”，如同上文例举的香港修船业的运作模式。风险投资至今少有人效法，远未形成大规模效应，推广不开，徒唤奈何。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还未见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分析其原因，遑论提供解决办法了。　　

那就让我来瞎猜吧。我认为，风险投资未能在中国流行的症结主要有两点：　　

一，中国缺乏高素质的企业家人才。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高回报。但实现高回报是有前提条件的，即风险投资者必须具有高超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即能够准确地“一只手把握着市场需求的脉搏，另一只手把握着高新技术发展的脉搏。”而且，“一方面要从成千上万项新技术中评估、筛选出最有市场潜力的项目，另一方面还要扮演企业顾问的角色，参与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组织框架的完善、市场分析与投资回报的估算，帮助‘小作坊’式的科研小组成为一个规范的现代企业。”唉哟我的妈，竟如此复杂。试问，中国大陆现在能有几个具备这种高素质的企业家人才？没有金刚钻，怎揽瓷器活？有钱的外行勉为其难地涉足此一领域，必然亏多盈少，很可能投资泡汤。　　

二，中国不同于规范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高回报的投资领域不一定要冒高风险，也有低风险，甚至无风险的，例如，国家科技部１９９９年已经开始拟计划，国家“火炬”中心也决定与联合证券公司全面合作，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进入资本市场提供帮助，正待大展风险投资之宏图，从那时起，房地产业异军突起，回报稳定丰厚，风险几乎为零，一下子成为许多地方，特别是大工业中心城市的支柱产业，政绩可观。投资者无不趋之若鹜。上海市银行２ＯＯ５年一季度贷款的９Ｏ％都投向了这一短平快可见GDP政绩的支柱产业。连不少原有的高科技企业也忍不住高利诱惑，舍本改行，欲从新兴的房地产业中分一杯羹。于是，以风险投资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经济战略企图化为泡影。　　

中国只有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并且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业大发展，才能转变上述五大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实现民富国强的改革终极目的。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尽管执政者口头上也一再强调，政策却总是偏离了这一发展方向。喧宾夺主、舍本逐末。前文例举香港船王包玉刚终成大业，关键就在于他既有远见，又注重诚信待人，在坦途上一步步地踏实前进。而同时代业内其他许多人，目光短浅，只抓现钱，最后则少有成大事者。我们现在走的就是当年那些见钱就抓的“行家”之路。不要迷惑于ＧＤＰ连年大幅度增长，那不过是成了“虚胖”的巨人而己，因为是以量大，而非资高取胜。这个道理也很浅显，但是为什么政策拨正不了呢？非不欲也，实不能也。　　

例如风险投资，发达国家成功的先进经验证明，这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一条有效途径，而且，日渐成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的必由之路。高科技可能有高回报，但是要冒高风险，需要有高素质的企业家具体经营操作，才能成功实现。中国商界绝大多数资本家，不是在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缺乏正经磨炼机会，因而同各地政界大多数官僚一样，能力低下。他们擅长于“炒”，炒股市、炒楼市、炒期货……兴风作浪，十分出色。与之相媲美，官僚在ＧＤＰ增长方面，诸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产权“改革”、发展房地产业、引进外资……，政绩也非常可观。至于发展自有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业，对不起，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呢。公私两者之中，可能脱颖而出像上述美国阿瑟•罗克和马克库拉那样的风险投资家吗？永远也不可能。　　

欲发展高科技产业，必须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欲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必须使社会上众某些小作坊”式的科研小组，规范成现代企业；欲规范成现代企业，必须经风险投资家之手，择科研“小作坊”之优者加以具体操作。在中国今天的具体国情下，大规模创建高科技企业的承载平台，则非国有企业莫属。但是没有风险投资家怎么办？依靠创新国企领导班子体制与机制发挥其有效功能，取而代之。
　
(七)提高技术人才地位 促进转变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策上出台了不少昏招。其中危害后遗症最严重的一招，是在１９７９年一一１９９９年间，将科研经费比例，从“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时占ＧＤＰ的１•３％上下，砍去一半以上，仅为Ｏ•６%左右。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了，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不需要多少高科技含量。中国人应当有自知之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更要讲究实事求是。我们只适合做衬衫，裤子和鞋子，干吗好高骛远，不自量力，要去造高，大，精，尖，新的客运大飞机？岂非打肿脸充胖子，引起友邦惊诧，不利于国际合作？不如“以市场换技术”，大做赔本买卖。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时，国有企业，其中最典型的是汽车制造业，同跨国公司合资以后，第一项“改革”措施，便是撤消自己原有的研发机构，自废武功，让本厂科技设计人员改行，从而节约了科研经费，为全国此项经费占ＧＤＰ比例的降低，作出了突出贡献。需用技术从人家那里“拿来”就是，既轻松，又现成，而且总是能与世界水平同步，何乐不为？什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毛泽东的传统教条已经过时了，不适应经济全球化国际分工的世界新潮流。自设圈套自己钻，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除了为外国列强服务的买办利益集团分子，还有人对这一匪夷所思的经济政策恋恋不舍吗？　　

今天，世界上有两种自相矛盾、截然相反的说法，都出自敌对分子之口。一曰“中国威胁论”，二曰“中国崩溃论”。哪一种正确，哪一种错误？我认为全都失之于片面，但又各有一定的道理。从表面上看，中国GDP连年惊人地大幅度增长，速度名列世界第一。而且，据中国某权威机构一学者说，经济增长方兴未艾，还有几十年的发展空间哩。如此说来，岂非“威胁”？难怪世界上许多敌视中国的人士被吓唬住了。但若仔细研究这种经济增长的内容，反华人士大可释然，放下心来。“四高三低”、“五大特点”的增长带来的后果有目共睹：自然生态环境恶化，癌症发病率越来越高；水源污染，不少地区老百姓饮用安全的水质都成了奢望；分配不公，贫富悬殊；腐败盛行，遏制不住；社会矛盾趋向激化，怨声载道……什么“威胁”？长此以往，不“崩溃”才怪呢。　　

不过，“中国威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消除它最理想、最彻底的办法，莫过于促使“中国崩溃”了。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如果撇开政治背景，国际上许多经济问题无法解释清楚。例如，中国的改革开放，起始于１９７Ｏ年代末和１９８Ｏ年代初，那时，中国有被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来遏制前苏联咄咄逼人的扩张的价值，所以人家愿意像以前对待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慷慨”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大量低端商品的销售市场。现在时移势易，我们早己不是他们的“准盟友”了，没有利用价值，反而被定性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还是最大、潜力也最危险的一个。新的“冷战”思维，已在人家头脑中形成。不管我们主观上如何想要极力避免，客观上将不得不被动地纠缠于其中，因为主动权在对方手里。反映在国际贸易上，磨擦日渐激烈。丑陋化和妖魔化“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媒体的时尚话题，芝麻一样小的缺点，可以夸张到比西瓜还大，甚至无中生有，随意栽脏。中国出口商品的检验，现在只会比以前同西方国家度“蜜月”时更加严格和完善，但是“问题商品”反而大量增加。这种反常的经济怪现象，离开政治因素，谁能解释清楚？　　

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包括贸易磨擦在内的经济上诸多矛盾，今后仍将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而成正比地加剧。我们即使退一万步，不姓“社”，改姓“资”了，也消除与转变不了人家这种思想意识上的敌对情绪和形势。苏联——俄罗斯就是例证。你要崛起，就是“威胁”，他才不管你姓什么呢。所以，只要你在这方面有空子，他们都可能情不自禁地用来一试，借口层出不穷，花样不断翻新，直至你的经济“崩溃”，不再是他寻求霸权道路上的阻碍。　　

中国古代朱伯庐先生治家格言曰：“宜未雨绸缪，勿临渴掘井”。治国亦应如此，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经济现在的“四高三低”发展模式，其中的“三高”，即高投资率、高源耗、高污染，与“三低”，即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资，解决这些问题的主动权毕竟主要还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乐观地说，也许如上文提到的某权威机构一学者所言，还有几十年的忍受空间，我们不必杞人忧天。但是另有一“高”，即高外贸依存度，主动权却在人家手里，贸易保护主义这一杀手锏随时可能置你于死地。　　

我这可不是没有根据的危言耸听。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决不会止于丑陋化、妖魔化地说说而已，已经开始“动真格”了。据《长江商报》２ＯＯ７年７月２１日报道：　　

“本报讯﹙记者 吴晶晶﹚今年６月１日，欧盟RHACH法案正式生效。昨日，湖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称，这项被认为‘中国入世以来遭遇的最大贸易壁垒’，将让涉及出口的１６ＯＯ余家湖北化工及相关企业，走到生死存亡边缘。　　

“什么是REACH法案？该局昨日发布的调查数据让人惊讶——调查显示，湖北九成企业对该法案还不太了解或压根不知道。该部门称，REACH‘动真格’，湖北出口企业面临险境，因为该法案对化学品进入欧盟市场设立了更高的环保标准。　　

“‘霹雳’袭来，多数鄂企‘懵懂’　　

“REACH法案正式生效，对于几乎所有的中国化工企业来讲，无异于‘晴天霹雳’，纺织、轻工、电子、汽车、玩具出口欧盟，如不进行注册，都将遭到该法案的‘拦截’，甚至将彻底退出欧盟市场。业内预计，中国企业将因为该法案每年增加５亿美元到１Ｏ美元的成本。　　

“记者获悉，对于我省而言，２ＯＯ６年，湖北与欧盟相关贸易额３３亿美元，占全省贸易总量的近三成。而我省化工品出口，六成以上在欧盟。像湖北兴发、湖北楚源、武汉有机等一批支柱化工企业，更有８Ｏ%以上的产品出口到了欧盟各国。　　

“昨日，湖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发布调查报告称，仅有一成湖北化工企业了解REACH法案，近八城企业不了解或不太了解，而还有一成多的企业压根就没听说该法案。　　

“还有１７个月‘预注册时间’　　

“业内权威人士表示，REACH法案实施后，中欧之间９Ｏ%以上的贸易将受到影响，整个中欧贸易格局乃至其上下游产业格局都将面临一次重大洗牌。　　

“记者获悉，按照REACH法案实施时间表，REACH法案于今年６月１日生效，２ＯＯ８年６月１日起至２ＯＯ８年１２日１日进行预注册。２ＯＯ９年１月１日起，未注册或预注册的产品将分阶段被禁止进入欧盟市场。　　

“记者采访中发现，不少湖北企业认为目前距‘动真格’应该还有一段时间，不着急。更有不少企业指望政府来组织应对，或指望别的企业先探探路。　　

“昨日，湖北检验检疫局专家表示，目前距完成预注册仅有一年左右时间，但湖北绝大部分企业仍未开展任何准备工作。　　

“该局表示，如不立即行动，错过注册时间，湖北化工及相关领域企业要么退出欧盟市场，要么付出更高昂的代价。如何‘闯关’，通过REACH法案的认证，已成为鄂企当务之急。对１６ＯＯ余家鄂出口化工企业而言，不积极应对，意味着最快于２ＯＯ８年底全部退出欧盟市场。　　

“认证费用上百万，呼吁鄂企抱团渡难关　　

“昨日，省检验检疫局专家陈建华表未，‘根据REACH规定，一个化工企业的认证费可能需要１ＯＯ万元甚至数千万元不等，这对于湖北的许多中小出口企业而言，显然是不实际的，例如有的纺织产品出口每件只赚几毛钱’。　　

“能够完全达到欧盟REACH法案标准的企业实在太少，省检验检疫局建议，REACH袭来，鄂企要携手闯关。例如，可以十家企业携手进行联合注册，这样十家企业可以共同分摊这部分费用。而且只要一家达标，那么其他企业都可以借助这家企业的认证，进行出口。　　

“湖北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秘书长张汉协表示，‘联合应对’已是鄂化工企业在此生死存亡关头的必然选择。如果有企业想进一步了解REACH的相关情况，可致电Ｏ２７—８５７４８８４９，湖北出入境检验疫局咨询。”　　

附名词解释：何谓REACH法案？　　

“‘一种化学物质，在尚未证明其安全之前，它就是不安全的。’这是欧盟酝酿多年、并将正式实施的REACH制度的重要理论根据。　　

“REACH法案将欧盟市场上的３万种化工产品和其下游的纺织、轻工、电子、汽车、制药等５ＯＯ多万种制成品全部纳入注册、评估、许可３个系统。欧盟自己生产的、用于出口的和从国外进口的所有化工及其下游制品也都必须进行注册并被许可后，才能在欧盟市场流通。”　　

表面上看，似乎一视同仁，其实不然，受此法案冲击者感受程度大不相同。“一百万元至数千万元不等”的认证费用，对于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大企业，当然像是小菜一碟，不当一回事；但对中国今天大量低端、分散和弱小的私有企业，特别是那些“纺织产品出口每件只赚几毛钱”的数以万计众多微利小企业，无疑于灭顶之灾，闯不过去的关隘。相对而言，如果是国有企业，倒是比较容易联合起来，克服这一“中国入世以来遭遇的最大贸易壁垒。”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患上了一种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痴迷于中，难以解脱。以为全球化国际分工，既然互利，两情相悦，只要遵守世贸规则，便可尽力发挥“比较优势”，“自由贸易”了。世界上的事哪有这么简单，何况被人引入国际间阶级斗争因素。殊不知人家制定的规则，可以随其经济需要或政治需要而加以变通，进行实质性的修改。这种修改也能找出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理由，而且越来越像是为你量体定做。谁叫你崛起，“威胁”了他呢。可以肯定的是，你除了委曲求全，“适应”实质性修改了的新规则，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他占的地位是主动强势，而你则是被动弱势。欧盟REACH法案已经出笼生效了，你敢到世贸组织法院起诉他违反“自由贸易”规则吗？既使有这胆量，也必败无疑。我们自己送肉上砧板，还自认为“成功”了呢！人家先让你尝一点甜头，诱使上瘾之后，外贸依存度越来越高，就得听从摆布，任人宰割了。你可以“唯GDP论”，不顾后果地吃祖宗饭，欠子孙债，甚至不断突破中国社会道德的底线，满足于眼前暂时的意淫，但你经济赖以发展的最大因素——外贸市场主要在我这里，现在随时可以利用来敲打你一下，而且越来越频繁。苏丹达尔富尔地区问题与北京奥运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以硬扯在一起；中国人民币汇率问题，咬定“威胁”到他了，也要横加干涉，若不听从，便以提高其进口关税“制裁”相威胁。我们不要沾沾自喜于化解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只要外贸依存度畸高的问题依然存在，更大的危险则可能有朝一日发生。曾记否，１９５９年古巴革命，美国欲推翻卡斯特罗政权，第一招并非武装雇佣军入侵，而是“贸易制裁”，禁止古巴食糖进口，欲一剑封喉，置之于死地。为此，不惜以高得多的价格另购世界上其他国家替代货源补缺，供应其国内市场。西方国家历来习惯于利用经济贸易手段遏制、损害或扶植、施惠于其不同看待的敌友，以达到他们的政治战略目的，这种事例难道还少吗。　　

中国保持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在于减少失业率。现在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与之同时，却又在闹“民工荒”。前者因为国内大多是低端产业，“回荡效应”之下，知识青年无用武之地，供过于求；后者则是工资过低，缺乏吸引农村剩余劳力的条件。如果突然有一天，由于我们的外贸主要市场再加高贸易壁垒，甚而连廉价劳动力的就业也像大学毕业的知识青年一样困难时，社会动乱就有可能发生了，而这正是感受到了我们崛起“威胁”的国家梦寐以求的局面。　　

我们欲避免这种不幸局面的发生，现在就得抓紧时间未雨绸缪，转变不但难以为继，而且前景凶险的“四高三低”经济发展模式，致力于振兴国有企业的自己掌握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产业。前文各章已作详细的述例分析，国企衰亡的主要原因是腐败，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另有一个因素也越来越重要，即科技研发力量相对于外资在华企业日趋削弱。让我举出实例，解析一只“麻雀”：　　

本市曾有一家知名国有骨干企业——武汉无线电厂。该厂原有２ＯＯＯ名左右职工，固定资产上亿元，生产的“长江音响”在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６年曾跻身于全国名牌音响之列；１９８７年获得国家最高质量奖；从１９９２年到１９９６年，该厂连续５年荣获“金杯奖”。当时，在全国３ＯＯ多家电子音响生产企业中，武汉无线电厂主要经营指标由原来的第七、八十位跃居为第５位。除了流动资金，还有８ＯＯＯ万元“闲钱”存在银行里。当时厂方有一种观点：“就是不生产，８ＯＯＯ万元的利息也能保证大家每月的工资照发。”但随着后来VCP市场异军突起，“长江音响”风光不再，退出市场，不到３年时间，坐吃山空，８ＯＯＯ万元几乎被花光。从此一蹶不振，直至停产关门。　　

武汉无线电厂的经历和结局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一家企业的盛衰成败往往同其产品的科技含量高低和是否实用的市场认可度成正比，关系密切。这家厂的产品既然曾经屡获奖牌，跻身名牌之列，盈利也很可观，说明该厂领导班子经营管理是称职的。但是，对于许多企业来说，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在科技方面，特别是那些更新换代竞争激烈的产业。“技术决定一切”。没有稳定可靠和持续不断的科技研发力量支持，产业的高楼大厦即使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了，变化莫测的无情的市场飓风也可能将它吹倒。　　

这则新闻报道中有人认为，是“８ＯＯＯ万元‘闲钱’击溃企业进取精神。”导致“‘长江音响’抱着‘金山’沉没。”我不同意这种观点。试问，当时这家厂“进取”的现实可能性在哪里？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开放，国有企业人才，特别是其中的中青年比较优秀的科技人才，处于心猿意马的高发时期，要想依靠他们在产品创新上充分发挥作用，难得很哪！请看《组织人事报》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日的报道：　　

“目前，国有企业人才引进的少，流出的多。进出比例严重失调已成为国有企业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这里指的人才，主要指科技类的人才。　　

“据国家教育部留学人员服务中心数据统计，自９Ｏ年代初期至１９９８年，回国留学人员几乎没有人选择到工业企业工作。而国内科技人员的主要流向则依次为：外资企业、出国、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极为不足。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却相当严重。”　　

再看２ＯＯＯ年３月５日刊登在《武汉晚报》上的一则新闻报道，﹙刘健／文﹚题目是“谁来留住学子？”“中国科大校长朱清时谈人才流失”。　　

新华社北京电 “谁能想像，这些年每年有大量的清华、科大的本科毕业生出国深造，一去不回。‘国内种树，国外结果’的现象在许多国内知名大学程度不同地存在。”来京出席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代表谈及此事十分痛心。他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来留住清华、科大学子，留住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王牌”？　　

“朱清时每年都要找一些优秀毕业生谈心，劝他们留在国内攻读研究生，为国家做贡献。但是很少能够留住。国外大学的助学金，一个月就是１５ＯＯ美元左右，学成后待遇也比在国内高。近些年，中国科大出国留学的学子、学成回国的寥寥无几。　　

“朱清时说，还有这么一种现象值得重视：一些单位注重高薪引进留学归来的‘洋博士’看轻国内大学的‘土博士’，往往是高薪引来一个归国的‘洋博士’，气走几个拿低工资的‘土博士’，引得一批大学生到国外深造，拿‘洋文凭’。”　　

六七年过去了，问题依旧，与上述两则报道中内容相同的“新闻”仍然不绝于目，情况丝毫未见改善。这是个天字第一号至关重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和世界强国综合国力的较量，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孰优孰劣的和平竞赛，结果将有利于哪一方，主要取决于世上人才，特别是中青年一代一流和顶尖级科技人才流向问题如何解决。人们应当认识到，得天下科技人才人心者，将得天下企业也。　　

中国劳动人事制度在国有企业中的实践，存在着严重的误差。以武汉印染厂科技人员的处境和心态为例，可谓在国有企业中具有代表性。据我观察和了解，本厂比较优秀的科技人才约有七、八位，全是计划经济时代从有关部门分配而来。如果当时社会上有私营企业和择业自由，恐怕没有一个人愿意进厂。主要原因有两点：一，他们和其他职工一样，拿的也是低工资；二，受制于人，尤其是在与有的厂领导人关系不融洽，甚至遭到歧视的情况下，往往心情压抑，郁郁不得志，当然影响工作，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人往高处走。他们中的多数人后来一遇政策松绑，或设法调走，或另攀高枝，或提前退休﹙外出发挥“余热”﹚。善始善终和全心全意为厂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者，难找一个人。包括武汉无线电厂在内，中国其他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情况不是也如此大同小异吗？　　

这些年来，随着外资企业的大量涌进，中国国有企业在与其人才争夺战中，既少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防御阵地频频失守，越来越多的科技人才投向竞争对手一方。国企犹如人脑失血，无疑于慢性自杀。而且，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并未满足，近年来的新动向，纷纷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就近搜罗囊括人才为其所用。竟然有人认为，这是所谓“合理流动”，只要人才留在国内，肉还是烂在了锅里，何分彼此。试问，他们研发的成果，属于外国人，还是中国人？　　

中国现在的外贸依存度畸形之高，后果堪虞。请听一位外国人的看法。据《东方早报》２ＯＯ５年８月９日报道﹙薛涌／文﹚：　　

“最近，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发表题为‘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的文章，称中国虽然经济上表面繁荣，但核心核术全靠日、美这些发达国家提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８Ｏ%也是美国的在华企业制造。没有日本的技术，美国的市场，中国经济寸步难行。中国对日本的依赖越来越强，日本越来越有能力控制中国。”这种言论，恐非无稽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吗？　　

中国现在技术上为什么受制于人？根源在于我们自己的科技人才，特别是顶尖级的一流人才大多移情别恋，被人家挖走了，未能在国内民族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里发挥作用。　　

手段应当而且必须服务于目的。不过，通向战略目的之路并不总是笔直的，我们有时也不得不变通一下，迂回地前进，甚至暂时退却。也就是说，在战术上有时还须采取一些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妥协让步的经济政策。但是请勿忘记，当“打工仔”乃权宜之计，是为了以后条件成熟时也当上“老板”，同西方发达国家平起平坐，不再受制于人。可是有人却将权宜手段当成了战略目的，至关重要的前进方向，阶级路线都视之为同全球化经济相悖的思想观念，弃之于不顾，甚至背道而驰，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不能指望千百万劳动群众永远甘心处于廉价劳动力的贫困状态，特别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接受过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教育。　　

全球化经济国际分工，中国过去因为穷，缺乏资金，替海内外富人打工，实乃不得己而为之，也算一种可以理解的说词吧。可是，后来不惜以吃祖宗饭，欠子孙债的“唯GDP论”经济增长方式发展起来了，钱也多了，为什么还不能改变身份自己当“老板”，免遭人剥削？原来，因为我们始终缺乏一种能使“钱生钱”的高效企业机制，自主经营难免赔本，还不如当别人的“打工仔”保险。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种举世无双的怪现象：自己拥有的钱富余，没有办法充分消化，只好去大量购买不断贬值的美元债券，赚取几文利息；国内经济增长则又依赖外商来华投资。大财让洋老板发了，付出大量资源消耗和严重环境污染代价，分得几个小钱而沾沾自喜，当作改革开放的巨大政绩，乐不思变。我们怎么堕落到了如此没有出息的地步？　　

私有化改革将使中国人的“打工仔”身份固定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小舢板”岂能同跨国公司的“航空母舰”平等地竞争？当然只能以小事大，听从摆布，成为人家操控下的经济附庸。私有企业可能做大，但永远做不强，因为产能普遍过剩的低端产业利润微薄，不可能投入大量资金搞研发，产品难以升级，如此恶性循环，当然积累不了赖以成长为强大巨人的资本。于是官方有人效法韩国大企业集团发展模式，拔苗助长。据《经济参考报》２ＯＯ５年８月１２日报道：　　

“据统计，截止２ＯＯ５年６月末，１７家银行亿元以上大客户１６４１６户，占其全部贷款户数不足Ｏ•５%，而大客户贷款余额却占其全部贷款余额近５Ｏ%；平均单个大客户贷款余额４•４６亿元，比上年末新增加Ｏ•２７亿元。银行的贷款风险日益突出。”　　

曾从报上看到一则新闻，某地有一位声名显赫的“大企业家”被害，调查中意外发现，他名下的几十亿元资产，竟然全部来自于银行贷款。可能还是位“负翁”。　　

坚强可靠的大企业集团能够用大把金钱乱堆硬凑成功吗？必然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此不计血本和后果的折腾，倒是给某些地方的官商勾结攫取国家资产的腐败火上浇油，也为中国金融业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提供了一个注脚。　　

迷途知返，犹未为晚。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唯一出路只能是振兴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民富国强的战略目的。其它所有制企业，包括外资在华企业，可以作为中国国民经济的补充部分参与市场竞争，并对国企起着一种“鲶鱼效应”作用。喧宾一时夺主，终非长久之计。　　

近年来，国家为了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科技研发经费比率，那么，能取得预期的相应效果吗？我认为不可能，因为科技成果赖以转化为产品的承载平台——国有企业，数量越来越少了。转化率因而提不高，这无疑是个致命伤。我们搞科技研发，需要有市场效益，不会是为研发而研发吧？　　

让我们摒除歪念，回到社会主义正道上来，继续深入地探讨国有企业振兴之策。前文已述，关键在于组建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好的班子其中首先需要有高素质的企业家经理人才，我们偏偏严重地缺乏这类人才。以上海为例，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现在竟然难以找出一位在职的名牌企业家。进入本世纪以来，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经济论坛，但上海的“企业家”们只会当听众，极少﹙很可能没有﹚人上台作讲师。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已经多年了，国有企业经理层中还只有学生，而没先生。有资格卖天价门票，居高临下站在传授企业经营技巧讲座上的先生，都来自海外，下面坐着聆听的学生，似懂非懂，未必消化得了。上海尚且如此，其它地方等而下之，可想而知。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乃是政企未能分离，政府作为国有全民资产理论上的代理人，实践上的所有者，仍然不得不视企业为其下属单位，企业主要干部由组织人事或其它官方部门委派。在党风式微的情况下，“经营领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鱼目混珠者大有人在，高素质人才则难以脱颖而出。在这种选拔机制下不要说产生像香港包玉刚那样在市场竞争中成长起来的企业界杰出人物，就是一般合格的经理人，可能性都是很小的。　　

那么，如何变革改进呢？我认为必须创新国有企业体制和机制，扭转乾坤。其中关键就是创新企业领导班子体制和机制。我现在设计的新领导班子体制和机制有一大特点，即它不同于过去政治挂帅计划经济时代政企合一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也异常于现行的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拿来”的代表资本利益的董事会监督下的经理人信托责任制；而是采用依靠劳动群众发挥企业民主作用，职工代表大会考察核准的、毛泽东倡导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集体协作经营制。　　

而且，为使这种“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优质化，还须改革与调整其体制的选拔模式和排序位置，以利于其机制运行的高效化。具体地说，企业领导班子各群体及其成员之间，选拔与组合以“惺惺相惜”取代原来的“伯乐相马”然后由上级委派任命的模式。果真如此，可能有效地将“南　郭　先生”之流和投机钻营之徒统统筛出班外，而择德才兼备者入内。其中道理并不深奥复杂，后文补叙。另一方面，班子成员中角色的主次关系与传统安排也不一样。按照常规，经理人，一厂之长应是企业主角。但在中国，因为现时国情特殊与众不同，彼辈暂不适宜担任这一角色。理由如下：　　

一，前文已述，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们普遍缺乏领导好企业必须具备的权威性，因而难以服众，做到令行禁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空白的情况下，他们的业务能力，一般地说，在经营实践中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岂能表现得很高？提高能力不能依靠学习理论，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经营管理国有企业的理论；只能在实践中学。人都是有惰性的，厂长们也不例外。这个时候，就要有群体经常对其“贴身紧逼”地督促与帮助。也就是说，他们需要处于领导班子中其它群体的领导之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他们在企业中唯我独尊，为所欲为。现行的组织体制和分配机制是很难搞好企业的。请看一则新闻报道，择要如下：　　

“《人民日报》﹙２ＯＯ７年﹚７月２４日刊登记者专稿说，不久前，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２ＯＯ６年省情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广东国有企业薪酬管理总体上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有的企业以强调‘经营者个人贡献’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业实行‘股权激励’，高管几年间获得几千万元甚至近亿元报酬，企业却亏损。”　　

“北京一大型国企职工告诉记者，他每月工资、奖金加起将近３ＯＯＯ元，而企业老总每年账面上的收入就有５○多万元。‘一样端国家的饭碗，凭什么他比我们多拿那么多？’他愤愤不平地说。”企业高管缺乏约束，后果可想而知。　　

二，在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是转变增长方式，不断提升产业结构层次。这一战略，没有万千科技人才殚精竭虑地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现在的情况如何？如上文引述的有关机构的统计：“……自９Ｏ年代初期至１９９８年，回国留学人员几乎没有人选择到工业企业工作。而国内科技人员的主要流向则依次为：外资企业、出国、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极为不足。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人才流失却相当严重。”现在可能更严重。出现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邓小平独创的、针对中国具体国情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缺乏深刻理解，等闲视之，或者说是抽象肯定，但未落实，因为没有将科技人员的地位相应地提到“第一”的高度。　　

如前文例举的武汉无线电厂，在“正常”的经营管理情况下，开发不出市场需求的新产品，只好坐以待毙。在许多这类厂，企业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因素，占“第一”位的是有没有一个一流工程技术人员组成的群体，以及这个群体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第二位才是经营管理。可是，我们的分配关系却将“第一”和“第二”两者搞颠倒了。“改革”的利益重点一股劲地向企业高级管理层倾斜，而不问其在企业中的实际能量比重。这就难怪，向企业高管利益倾斜越严重，科技人才的流失便会相应越恶化，两者是一种正比因果关系。扭转这种不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趋势唯一办法，就是打破常规，反弹琵琶，在这类自主技术创新占盛衰“第一”决定性因素的企业中，由技术骨干人员群体选聘厂长，置于自己的制约之下，然后按贡献大小分配利益。果真如此，则有可能初步解决现今困扰许多国有企业的科技人才招不进、留不住，或无大作为的事关盛衰存亡的重大问题。　　

三，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中还须有工人中技术出类技萃者，即高级技工代表。这是提升中国产品整体产品质量档次的宏观需要，也是提高每家企业经济效益的微观需要。一般地说，中国商品同发达国家此较，质量相对低下，特别是机械设备。问题出在加工环节，因为技不如人。因此，我们面临的迫切任务就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快、尽可能多地培养出大量高级技工，我指的是国际标准的高级技工，并且要设法拴牢他们的心，为我们国有企业所用。　　

高级技工的严重缺乏根源及其后果，前面章节中已作剖析。在以前，问题的产生缘于曾长期实行平均主义的工资政策。有人会说，现在市场经济，工资随行就市，“高级技工荒”遍及全国，许多企业求才若渴，有的薪酬甚至高于硕士　和　博士层次人士。老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何愁以后此类人才不会增多，“荒情”终将逐渐缓解。这话有一定道理，但不全对。新问题是，这种数量增多将是有限的，速度也是缓慢的，远远不能满足经济结构升级“解渴”的迫切需要。让我们回顾一下不同时期培养技工中教与学之间关系的演变。中国自有工匠史以来，一般地说，学徒一方为了安身立命，学习态度比较主动积极；而师傅一方的传授则相对被动消极，因为“教会徒弟”，可能“饿死师傅”。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建国初期，政策正确，依靠政治激励和“铁饭碗”保障，尊师爱徒，教学相长，一时蔚为风气。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工艺传承效果最好、最快、最广的黄金时期。可惜好景不长，后来政策如前文所述出了偏差，受到多种消极因素影响，此后师傅懒得教，徒弟更是不想学，这种空前退化情况延续了几十年，造成严重后果。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新政策不过是使教与学两者之间关系恢复到了建国前的历史旧状，仍旧是一只巴掌难拍响。如今高级技工人才的数量增加是算术级的，即１•２•３•４……，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则是几何级的，即１•２•４•８……。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设法做到像“一五”时期那样，才能迅速改变高级技工严重缺乏的现状，满足经济发展对工艺人才使用上的急需。　　

有人可能又会说，现在中央高度重视，投资政策倾斜，科研经费大增，我国高科技产业自然会出现加速发展的局面。其实，这种乐观估计和期望，在高级技工严重缺乏之前，是靠不住，会落空的。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产品为例。《经济日报》２ＯＯＯ年７月３Ｏ日曾有一篇题为《走出低谷，恢复失地》，“中国数控机床争夺市场迈出大步”的文章报道：　　

“数控机床是现代机器制造业的主流设备，被视为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然而前几年，我国数控机床市场的市场份额，境外产品占去了７Ｏ%。　　

“多年来，我国机床工具业徘徊在低谷的症结在哪里？据专家分析，‘数控机床’是最主要的‘拖后腿’的环节。在机床制造过程中，由于若干关键技术环节上存在瓶颈和某些经营决策原因，加以数控机床是多样功能部件，技术集成的关联产业较多，需要系统工程的产业创建方式来推动，因此始终形成不了良性循环。　　

“政府部门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机床工具工业发展的措施，如由财政贴息、支持企业的技术改造，并在此过程中推进企业装备的国产化，这无疑为国产机床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机遇。数控机床等关键产品更被国家列为支持的‘重点’之一。提高国产数控机床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被上升到一个战略高度。”　　

又是“财政贴息”，又是“支持重点”，又是“战略高度”，高层重视和政策倾斜的程度可谓无以复加。几年后成效如何？２ＯＯ５年有报道说：“国产机床产量增长迅速，而数控化率却在逐年降低。”国外则是复合、高速、精密和智能机床在数字制造技术上进展迅速。我们与之相比，差距反而更加扩大了。　　

中国高科技产业列车，如果没有大量高级蓝领技工的有力带动，进展岂能迅速？影响所及，也将大大地不利于国民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　　

让我们简析一下，中国高级技工难以增多的原因。现在青年人的择业观念同“一五”计划经济时代相比，已经大不一样了。那时，做一个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决无低人一等的感觉，如今呢，无不视选择蓝领一职为下策。家庭境况稍好一点或是有门路的青年才俊，谁愿将自己的终身托付于此？实乃不得己而为之。且不说政治上江河日下，经济上也苦不堪言，下岗有份，高薪无缘。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上不去者，才会想到报考高等职业学院。有人又会说，此类学院大专毕业后跻身蓝领阶层，不是也有机会和可能成为高级技工，拿到令人羡慕的薪酬么？这是混淆了中级与高级的概念。就像大学博士生的培养方式不同于学士生，一般地说，高级技工大多只能由“博导”级的能工巧匠单独专注地辅导、点拨而产生，即“名师出高徒”。几十人济济一堂教授出来的是新一代有文化知识的技术工人，兴办高职教育充其量解决的是中级，而不是高级技工短缺问题。　　

一般中级技工还需要在业界翘楚的指点下进一步在工作实践中深造，才有可能磨炼成为高级蓝领。在工薪放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欲使两个巴掌拍在一起，必须利益共享，而非单方受益。这种情况下，解决学与教这一对矛盾的主要关键决定于后者，只有师傅一方普遍地愿意热情而认真地传帮带徒弟，高级技工成才之路才能通畅，让源源不断的大量此类人才顺利前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个人主要依靠自学奋斗，无人帮助，在向上高攀途中艰难模索。如此，登上技术实践高峰者必然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人少管用吗？当然扭转不了大局，无济于事。　　

因此，需要建立一种师傅乐于传帮带的激励机制。“一五”时期主要依靠政治激励，也曾大有成效。那时，党报上宣传的多是劳动模范带领大家群策群力，攻克技术难关的先进事迹，这类英雄人物倍受社会尊敬。现在呢？版面上影视明星们的绯闻取而代之，以吸引小市民的眼球。人们的价值观念完全变了。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要求蓝领科技精英们一如既往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岂非苛求？当然，仍会有个别特别优秀的人物可能做到，但仅个别而已；如果我们的政策是建立在这种“个别”的考量基础之上，那就要重演“守株待兔”的故事了。　　

政治激励既然失效，那就与时变革，换成经济激励，让具有高超技能者的收益与其传帮带产生的效果挂钩。也就是说，在他指导传授下学徒成才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同他在企业中的权益与利益将呈正比。以此方法激励师者的教学积极性，全身心地倾力授徒，从而促使企业中高级技工人数发生“核裂变”：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为加速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缓慢和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老大难问题，创造了具备大量高级技工人才的前提条件。其具体操作方法和其中详细道理，请待后文解释。　　

传统的师徒结对教学由行政管理者安排。根据我的实践经验，这种安排往往产生“次品”，甚至“废品”，白费师傅心血。在利益挂钩的情况下，应将挑选学徒的权力改由师傅掌握。而这些能够充分发挥高级技工传帮带作用的蓝领精英人物，理应提高其在企业中的地位，同高级经营管理者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一样，进入企业的领导层，从而组成“三结合”班子。　　

这也是一个好的企业领导班子保持广泛代表性必备的一项关键措施。

（八）国企各种机制低效原因初探　　

建设好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决不仅仅只是振兴国有企业的关键，它还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利益分配公正前提下实现全民共富的起点；社会主义经济舞台上，终止外资企业喧宾夺主，公有制企业赖以重新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主角；落实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的实践；提升我国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依靠；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激流中的砥柱。　　

国有企业“三结合”领导班子的组建成为常规之后，我们便可能有效地巩固自己的后方防线了，其中道理，后文补叙。中国国有企业在人才争夺战中，将能逐渐地乘势而进，向外资企业展开大规模反攻，不仅限于国内的中国人，还要吸引世界上的英才前来加盟。勿庸讳言，现在全球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在同资本主义的和平竞赛中退居下风，主要原因就是“企”不如人，效益低下。我们的当务之急，一方面要警惕和遏制以全民性质的国有资产流失和牺牲企业职工群众利益为代价的私有化产权“改革”逆流，另一方面要加紧为振兴国有企业而群策群力。吸引国内外人才加盟于我们的阵营和事业，便是其中一个主要策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著名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如果要予以具体实施，并且服务于振兴中国国有企业的事业，就要从改革与调整无产者各阶层的权益和利益方面着手。　　

第一步，先在国内外资企业中的中国人、主要是其才堪为大用的科技领军人物身上打主意。来而不往非礼也，该是我们挖他们人才墙脚的时候了。据知情人讲，在外资在华企业，除极个别外，中国人无论职位多高，都只是一个工具，你不可能坐上真正的高位，绝大多数中方人员老做些案头工作，很难深入到公司的中心和关键岗位，时间长了就会心理失衡。这是所有在外企工作的人共同感受。既然如此，为什么国企还有那么多的高级人才跳槽往那里跑呢？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薪酬差别。我们要吸引人才，特别是国内外高级科学技术人才，必须做到国企薪酬将比外企更高。人往高处走，政顺规律行。这当然要建立在与企业经济效益相适应，其贡献与其酬劳相般配的合理基础之上。具体如何操作，将在后文阐述。这里只举一个例子。据报道，有资料介绍，中国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太平洋保险公司向国外购买一种软件需要几千万美元，如果聘用这方面的人才来开发，只要几百万元人民币。可见，提高人才薪酬的空间多么大。举一反三，这类事例实在太多了。我们搞市场经济，恐怕至今还不会打大算盘，大钱都让外国资产阶级赚走了。要想不再当冤大头，就得在可能的条件下，加大对科技人才的物质激励力度，先予后取，为我所用。　　

二，同管理层领导者的人际关系不融洽。许多国有企业封建官衙气十分浓重，少有例外。盖因企业法人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委派，荣辱升降，并不一定与其能力和业绩相关。存在决定意识，如此背景方式的厂领导行使职能，往往难以平等待人。他们的官本位观念普遍根深蒂固，居高临下之势，习以为常。若有职工与之发生龃龉和抵牾，一般人即使有理，为了保住饭碗和避免挨整，大多忍让委曲求全。但科技精英和高级技工则不同，他们是人才市场上稀缺而紧俏的资源，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择业主动权在手，谁愿忍气吞声？我的这一观点不知有人否认吗：高级科技人才跳槽，如因关系不融洽所致，主要责任方十之八九在于管理领导者？所以，必须实行“三结合”的集体分工负责制，代替“一长制”；经营管理者应由工程技术人员和高级技工群体在组成企业领导班子的过程中平等地竞优选用，而不是受命于上。中国自近代晚清开展洋务运动以来，无论何种社会性质的国有企业，封建气息都十分严重，其一脉相传的企业管理体制和机制必须根绝，改革创新，取而代之。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百几十年来的实践表明，此言不足为训。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企业管理之“用”，碰到中国封建主义落后的人事制度之“体”，发生矛盾，全然失效。国有企业之体制，其核心实质就是官僚治厂，人们因而目睹种种怪现状。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难道还不让这种治厂方式寿终正寝，划上休止号吗？“政企分离”，就从此项领导班子选拔机制改革中突破吧。职工群众从企业官僚的压抑中解放出来，当家作主，必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　　

中国需要成千上万的高素质企业家，为经营管理国有企业发挥作用，但是，现在的社会环境和选用机制非常不利于此类人才的脱颖而出。一个已经流行的潜规则，谋取企业老总或中上层干部职位，“经营领导”因素格外重要，谁在这方面功夫下得不足，落在人后，谁的任职可能性便要大打折扣。“南　郭　先生”则非常活跃，不少人凭此手段爬了上去。而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却往往不屑于此，当然难免被忽视。即使党风矫正了，主管部门上级领导出以公心，任人唯贤，但囿于接触面较小，也容易失之于片面。所以，现在国企经营者真正合格者恐怕不多，振兴又从何谈起？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很简单：上级不再直接任命。　　

现在有的地方开始时兴考核，在国企老总和其他领导干部中实行任职资格制度。就是组织培训班，请来所谓专家、学者讲课，学习《管理学》、《经济学》、《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之类课程，还有实际人力训练等等。大约经过几个月速成，然后考试，合格者可以领到资格认证书，否则下岗。我认为这是病急乱投医，一个合格的老总从理论上“考”得出来吗？纸上谈兵，可能头头是道，用之于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实践中，不碰壁才怪。　　

我们仍然像驼鸟一样头埋沙堆不愿正视现实：在一个社会风气衰败、诚信度低，而又盛行应试教育的国度，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实践阶段时期，是不可能产生大批量胜任其职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遑论企业家了。像前文例举包玉刚那样杰出的人物，只有植根于经过上百年实践积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厚土壤，才可能产生与成长。在我们这里，虽然也曾出现过于志安那样的企业翘楚，但那是极个别例外，如果不变革企业组成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后也不会再有了。这就是为什么名牌企业家在香港和其它发达国家和地区群星璀灿，而在上海和中国内地连寥若晨星都谈不上的深层次原因。　　

我再强调一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并不适用理论指导实践的上策，原因已如第二章所述。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尚须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回顾１９８Ｏ年代，武汉印染厂来了一位满肚子墨水的新厂长，但是，面对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层出不穷的一系列新问题，我敢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决无现成的解答方法，他也只能两手抓瞎，一筹莫展。　　

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私有制企业固有的资本领导权威不成其为问题。实践中没有，理论上何来？资历领导权威则与“政治挂帅”下的计划经济中的国有企业相配套，约定俗成，人们认可，因而行之也还有效。中国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革命早已摧毁了资本领导权威，后被资历领导权威取而代之；文革接着又破除了资历领导权威，从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权威真空。恩格斯在其《论权威》一文中指出：“大工业生产各个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问题”，“问题要靠权威来解决”。国有企业领导者缺乏权威性如何解决？于是，未能解决的问题累积成堆，运行机制就不灵了。他又说，“实施这一权威行为的有时是一个代表，也可能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我在第２章第一节文中也从具体实践方面论证了权威的重要性，不再赘述。　　

恩格斯在该文中谈到的实施权威行为两种方式中的前一种，即“一个代表”大权独揽方式，通行于资本主义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企业。我认为，其前提条件应当是他们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一个代表”能够在理论指导实践的的基础上进行。企业经营中遇到的诸多问题，至少大部分都可以在其理论库中找到应对方法和行动指南。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恐还不具备这个条件，因为姓“社”的市场经济理论还没有从实践中“孵化”出来呢。　　

近些年来，选拔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特别注重所谓“知识化”，大有树立学历新领导权威之势。任职者的学历文凭要求越来越高，带动了经济学教学市场行情越来越好。外国经济学权威学者走马灯式地来华淘金，纷纷举办天价门票的讲座，听说每一场台下都是爆满，洗耳恭听者可能大多是公款报销的中国国企高管。学以致用吗？只有天知道。　　

高学历能不能成为人们认可的、替代资本领导权威和资历领导权威的新的领导权威因素，关健在于它运用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是不是有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换一个说法：“有效即真理”。倘若时兴的舶来学术理论对于指导国有企业实践果真有效，中国的右派经济学者们还会响起一片私有化产权改制的鼓噪之声吗？　　

在现阶段，企业经营管理者欲在职工群众中树立威信，使之甘心从命，还有一法。这就是以身作则，与职工打成一片，共同奋斗。领导者以个人魅力感动群众，首先要做到自己的薪酬不能过高，人们才会信服。但是，这个要求现在行得通吗？事实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大众的政治和主义信念日益淡薄，特别是具有高学历，又愿同一般人同甘共苦而拿低工资的事业家，已经再难找到了。　　

中国国有企业恢复到文革前的“正常状态”其实并不难，现在可以说已经大体上消除了这一政治运动带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造成的混乱。随着社会上经商发财的黄金时代逐渐退去，千百万人下岗失业浪潮汹涌而来，人们在企业里的饭碗又变得十分重要了。在这种情况下，文革前“管卡压”治厂老方法重现威力，劳动纪律和工作秩序再度得以维持。这就是为什么进入新世纪以后，同１９８Ｏ年代和１９９Ｏ年代比较，国有企业整体状况有所改善的原因。但也仅仅有所改善而己，纵向比较，仍未达到文革前水平；横向同外资企业和私有企业比较，更是效不如人。　　

处于这种高压管理机制企业中的职工群众，心态如同雇佣劳动者，他们可能在领导者“严格管理”或“科学管理”制定的工作与生产指标下卖力苦干，但别指望其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即自主创新精神。于是，中国便只能继续在以量取胜的经济增长的轨道上前行，直到此路不通为止。　　

显然，“一个代表”大权独揽式的企业领导模式，并不适合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计划经济时代政企不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固然不行，党委换成董事会，其实也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书记”和“董事长”，名称虽然不同，但都是官方有关部门的上级权势人物指派任命，仍然根除不了由此带给企业的危害严重的封建官衙气。通过同样途径走上台的厂长，大多数人诚信与能力等素质也不大靠得住。他们中的不少人，轻者在企业里热衷于搞短期行为，以显示虚假业绩；重者损公肥私甚至监守自盗。此类事件层出不穷，查处又十分困难。人们已经无可奈何了。　　

如果为解决“大工业生产各个过程中会发生许多问题”而实施的权威行为，不是“一个代表”大权独断，而是另一种方式，即“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集体分工，情况可能大不相同。采用“惺惺相惜”式的选拔机制，并受企业最高权力机构——全厂职工代表大会考核制约，如此，一则可以将平庸和低劣之辈筛选出局，二来还能同时建立起有效的企业监督机制。　　

不利于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其监督机制失灵，这也是发生“国企病”的主要因素之一。学者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库中翻了个底朝天，也未能找出一种适合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监督验方，不然，早就“拿来”用上了。无法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可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认为公有制企业无药可救，只有实行私有化产权改革，把社会主义新生婴儿重新塞回资本主义娘胎里去的一个重要理由。这种反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损害了包括我在内的劳动阶级的权益和利益，我们当然要义不容辞地坚决反对。但是，如果我们创新不了一种有效的监督机制，反对也没有用，因为国企解决不了腐败问题，生存不下去。我是一名不懂经济学理论的基层一线工人，所以只能到工作实践中去挖掘和寻找医治国企的监督药方。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突然想起了几十年前的一件往事，而且就发生在我的身上。这件事可谓小得不能再小了，但可以小喻大，因曾体会颇深，至今未忘，受这件琐事的启发而转化创新的中国国有企业监督机制，应当属于我的知识产权，世上最大的无形资产之一，价值不可估量。我现在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免费公示于众。　　

前文已述，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其间一年左右，我在武汉印染厂漂炼车间开轧烘小组工作，并担任工会小组长。这是我生平做过的最大的官，比芝麻还要小，但还有人剥夺了我行使这一职务的权利。事情经过如下：那时，人们大多穷困，生活中一有意外支出，便捉襟见肘，无法解决了。工会鉴于平时申请困难补助金的人太多，不胜其烦，便想出了一个转嫁麻烦的好办法：各生产小组成立经济互助会，每人每月存款２元，集中起来，临时需要救急者可以借贷，日后归还。按照常规，这笔基金应由工会小组长保管和收付。在讨论时，组内有人提议，基金改由生产小组长负责，群起响应，一致通过。这是人们表示对我不信任，担心基金被不当使用甚至流失，为了防患未然，不惜打破情面。他们如此高度警惕性和责任感，缘于对自己利益的关切。尽管我并无经济犯罪的前科，但确确实实在我身上存在着“挪用公款”的现实可能性，因为我当时弟妹多而年少，家庭负担较重，加之还是单身，故而同事们认为我侵吞其资金的危险性很大，不能掉以轻心。改选的互助金保管经营者，本组生产小组长是本厂“高薪阶层”之一员，则无此虞。万一他若卷款潜逃，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家中还有值钱的家具，变卖后足以偿还。而我却是一个穷光蛋，保险系数显然比他低得多。　　

人们从我当年所在的小组改选互助金经管员的实例中可以得到启示，举一反三，明白其中道理。国有企业监督机制之所以失灵，其实原因很简单，即直接利害相关责任人缺位。关键在于监督人和监督方向搞错了，都是上下纵向；如果改为平行横向，监督机制变得严密了，即使有人动了贪念，也无空子可钻。　　

常见报载，某国企高管转移国有资产于境外，然后本人随之潜逃。尤其是有的上市公司老总，一人金蝉脱壳，万千股民遭殃。还有更多的其它类型的犯罪事件。但是，罪犯出事前无论怎样隐蔽，都不可能没有蛛丝马迹可寻。例如，先行安排子女亲属定居外国，包养情妇，生活糜烂等等。这些“丝迹”逃不过经常与其密切接触者的耳目，就像当年我的同事们十分熟悉我这个很有可能“挪用公款”的隐患一样。但却在主管上级领导责任方的视线之外。监督机制因执行依靠的主体不同，有的有效，有的无效，不是一目了然吗？所以，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借鉴学习当年武汉印染厂开轧烘小组改选互助金经管负责人的先进经验，并加以变通。国有企业经理人的优劣成败，同其所在单位职工群众的利害得失直接挂钩。如此，就能变选拔与监督机制从上下纵向为平行横向实行，即变无效为有效。　　

一个建立在利害与共、集体分工负责基础上，经营管理人员、科技工程人员和高级技工代表共同组成的“三结合”的企业领导班子，相互选择，相互协作而又相互监督，在这种体制和机制操作环境下，班子中的各领导成员就可能不约而同地积极发挥团队合作精神，从而振兴国有企业。这里说的只是初步架构，其中还有许多具体内容尚须阐明，后文补充。话分两头。企业上层领导者的问题解决了，下层被领导者的问题也需要同时提上议事日程，上下强强配合，企业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现今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一般地说，不容乐观，特别是同发达国家和地区比较，存在着很大差距。这个问题不解决，势必将给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将帅即使有天大的本事，手下却是乌合之众，缺乏主动进取精神，这样的军队能打胜仗吗？例如，中国汽车工业与国外的主要差距之一，就是劳动生产率低。２ＯＯ３年，有人在一篇文章中披露，国内某大集团有１Ｏ万人，年产５Ｏ万辆汽车；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只有６万多人，产量却高达５ＯＯ万辆。　　

又有一例。韩国有家面粉厂每天处理小麦的能力是１５ＯＯ吨，有６６名雇员。若是在中国，相同规模的企业一般日产能力只有几百吨，但员工人数却高达上百人，韩国这家企业属于西杰集团，也曾在中国投资办过厂，地址在内蒙古的乌兰浩特。当时的日处理能力为２５Ｏ吨，员工人数却高达１５５人。同样的投资人，设在中国的工厂与韩国本土生产效率居然相差十倍之巨，效益自然也不理想，磨合了一段时间，觉得没有改善的可能性，就将工厂关闭了。　　

１９６○年代，中国石油工业战线发扬“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大庆工作精神。官方曾经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工矿企业中宣传推广，一时间群起效仿，也曾取得过成效。但这种运动式的推广先进经验不可能持久，所以好景不长，时过境迁，“五分钟热度”冷却，大多数人又把这种精神忘在脑后，工作态度依然故我，凡事不求过硬、精益求精，“差不多”就行。即以石油工业系统为例，因为没有建立切实可行的长效机制，有的工作人员阳奉阴违，导致恶性事故仍然时有发生。１９７○年代末，一艘石油钻井平台——“渤海２号”在转移途中翻沉，全国震惊。原因就在于当事各方人员都缺乏严格的科学工作态度，马虎从事。当时倒是痛定思痛忙乱了一阵，又是吸取经验教训，又是提出整改措施。可是后来好了疮疤忘了痛，又发生了更严重的人为不负责任的恶性事故。２ＯＯ３年１２月２３日晚，在重庆市开县高桥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西南油气田公司川东北气矿罗家１６Ｈ井在起钻时，突然发生井喷，富含硫化氢的气体从钻井喷出达３Ｏ米高，失控的有毒气体随空气迅速扩散，导致了在短时间内发生大面积的灾害。这次事故造成２４３人死亡，４ＯＯＯ多人受伤，９•３万多人受灾的恶劣后果。事后调查，原来是相关员工一系列工作不到位所致：　　

——有关人员对罗家１６Ｈ井的特高出气量估计不足；　　

——高含硫高产天然气水平井的钻井工艺不成熟；　　

——在起钻前，钻井液循环时间严重不够；　　

——未能及时发现溢流征兆；　　

——有关人员违章卸掉钻柱上的回压阀，是导致井喷失控的直接原因；　　

——没有及时采取放喷管线点火措施，大量含有高浓度硫化氢的天然气喷出扩散，周围群众疏散不及时，导致大量人员中毒伤亡。　　

上述这类事件可能是中国劳动工人，特别是国有企业广大基层职工低效率和低素质表现的一个缩影。　　

中国劳动者历来以智慧与勤劳闻名于世，现在怎么表现得如此不堪？经济学界右派学者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归咎于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制度，一家之言，原本也有些道理。岂料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散布这一论调的目的，不在于改进公有制企业制度的缺陷，其实是为了驱使几千万国企职工下岗失业、复辟资本主义的产权私有化“改革”制造舆论。　　

我根据自己在几十年工作实践中的观察、了解与分析，认为造成今天劳动者工作表现不如人意的现状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多方面因素，而且各方面因素之间往往又都有联系，必须统筹解决。也就是说，既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现实上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即以“铁饭碗”而论，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它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既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作用。到底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决定于我们制定和执行的政策正确与否。具体地说，政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站在将职工群众当作企业主人翁、还是雇佣劳动者之立场上？尽管官方宣传不久之前似乎还是在说，工人阶级是企业主人翁，但措施没有到位，因而名不副实，说得再多、再好听也无济于事。而在解放初期，大多数企业职工，特别是下层广大工人群众，大家都真切地有一种翻身作主人的感觉，虽然还是在私有企业。我在１９５６年当学徒时，就观察到了这种现象，自己也有这方面的感受。逆转变化发生在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大批具有革命资历的经济门外汉进驻厂矿企业，并走上领导岗位。从此，强迫命令、形式主义大行其道，瞎折腾、乱指挥则是这批外行领导中的大多数人的工作常态。所以，如果从微观上看，其经营效率还不如原来公私合营前的私有业主。国营武汉印染厂比之于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就是如此一例。这种过去真实发生过的效率公不如私的众多个例，也为今天的右派学者复辟旧的企业制度以口实；但从宏观上看，除在政治运动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期间外，他们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整体上无可否认地还是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绩。甚至即使在政治运动破坏期间，也有可圈点之处，只是大打了折扣。这有两大主要原因：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固有和特有的优越性发生了作用，如能计划合理地配置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利于各企业间开展共产主义性质的协作等，更重要的是，那时有许多信仰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劳动阶层中的先进分子，坚持不懈地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二，这种成绩是建立在败坏科学社会主义信誉、导致劳动群众贫困的低工资基础上，同今天的寅吃卯粮的经济增长模式有异曲同工之妙。　　

根据我的长期观察和体会，低工资不但是造成我国劳动力效率和素质相对低下的根源，还可能是危害社会长治久安的隐患，犹如定时炸弹，待机爆炸。这决非危言耸听，往事可作为殷鉴。前文已作介绍，我厂如以工资收入高低区分，相对而言，工人中分为两个阶层：一个阶层拿的是当时全国统一的八级工资制的普通工资，就叫他为“低薪阶层”；一个拿的是比普薪约高两至三倍的私营时代遗存下的保留工资，人们称之“高薪阶层”。我在厂内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搞“四清”，还是闹“文革”，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一来，只要是批斗“当权派”，可以说全是低薪阶层中的“革命群众”闻风而动，并且雷厉风行，充当急先锋和主力军角色；“高薪阶层”职工则几乎难有一人主动地积极参与其事，斗争会上，他们随大流喊喊口号，也是有气无力，缺乏气势。两者表现泾渭分明。这一现象再次验证了马克思的著名科学论断：“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低薪工人大多日子过得艰难，破罐子破摔，无所顾忌；高薪职工因为是“万元户”，家道小康，担忧混乱局面影响到自家相对宽裕的生活质量，因而希望生产正常，社会稳定。过去持续不断的政治上破坏性的群众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可谓大矣，但是，人们在探讨其成因时，都是着眼和归咎于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倾向，却忽视了基层群众潜在的危险的精神状态。一个巴掌拍不响，有火无柴能烧成灾吗？社会动乱的根本隐患存在于大多数老百姓对低收入生活水平的不满之中，过去如此，现在亦是如此。　　

一个低效益，低端品为主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只能使大多数老百姓受穷，受穷时间长了就会出乱子。但是，高工资必须建立在企业高效益的基础上，决定性的因素又在于企业中的人发挥什么样的效率作用。从低效益——低工资——低效益的恶性循环，转变为高效益——高工资——高效益的良性循环，除了改革领导班子的选拔组成机制，树立坚强有力的领导权威，以便行使高效职能以外，还要配合搞好班组建设，打造企业强健的“细胞”组织。有这样一个“法则”：如果你把一个坏苹果留在一桶好苹果里，结果你将得到一桶烂苹果，这就是“坏苹果法则”。如果想使你的企业事业成功，那么你就必须有一个相互协作、积极进取的团队发挥作用。企业上层如此，下层亦是如此。强将手下无弱兵，两好合一好，否则也难成其事。班组集体中不能有一个“坏苹果”，即工作吊儿郎当，或是与同事龃龉不断，热衷于闹无原则纠纷，影响班组团结的另类职工。　　

总之，我们今天的任务，是着手解决国有企业低工资带来的恶性循环问题。但欲转变为高工资的良性循环机制，人们首先要有正确的按劳分配观念，过去那种同工同酬的认识，乃是机械唯物主义认识，而非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失之于片面，并未真正地从平均主义的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因而必须改正。例如在武汉印染厂，我与其他拿低薪的工人们一样，曾经认为，当年在同一个厂，同一个工种，同一个机台干同样的工作，完成同样的生产任务，为什么我们的工资只有高薪工人的２分之１，甚至３分之１？同工不同酬，很不公平啊！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如此认为，但我改变了看法。同一个厂工人，虽然干的是同样工作，但各人是否具有主观能动创造精神，产生的效果则可能大不一样，甚至有天壤之别。武汉印染厂是竞争性行业中的一家工厂，当年为什么能够在湖北省千百家企业中，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一枝独艳？关健就在于它有别的厂家没有的“满负荷工作法”，还有主要生产机台丝光机的高于常规效率一倍的本厂独创的“双头进布法”。创造这“两法”的都是本厂高薪阶层工人，他们发扬自主创新精神，在工作中长期不断地摸索、试验、磨合、调整、修正，终于成功。低薪阶层工人，包括鄙人在内，普遍缺乏这种精神，完全未曾参与。他们都像我一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拿这几个鸟钱，会去搞什么技术革新？这是像我这样的“中间人物”的想法，少数先进分子可能例外。创新难，守业亦难。维持上述“两法”正常运行，也要依靠高薪工人作为骨干力量的支撑，他们一旦陆续退休，后来全由低薪工人当家，局面随之发生逆转，工作不再满负荷了，换装的新丝光机竟然还不如旧的，又退化为单头进出布，生产效率一下子降低一半。　　

武汉印染厂这一事例虽然独特，但其中不乏蕴含共同规律。它的启示意义在于，赖以实现生产中优质高产高效率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人发挥先进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如何由先进人物促使产生？在现阶段时代环境下，教育鼓动是没有用的，必须实行物质激励，也就是说，在竞争性行业中，在工人中，必须允许并做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像原武汉印染厂当年的“万元户”高薪工人一样，让他们的工资收入相对于社会上其他单位较高，使其心理有满足感，从而产生动力，愿意格外努力作出突出贡献。我厂前高薪工人以前就曾这样干过。而在当时的湖北省企业中，因为没有这样的“万元户”群体，也就产生不了“满负荷工作法”及在此法运行下的高效益。“艰苦奋斗”应当指的是精神，主要目的在现阶段是为了脱贫，记住这一点，不要搞错了。劳动者终年困扰于生活，存在后顾之忧，并且改善的希望渺茫，哪有心思去生产一线“奋斗”？当然，欲使高工资——高效益良性循环起来，仅仅解决观念认识问题远远不够，还须要改革劳动组织体制和工资分配机制，拨乱反正，大动干戈。详情后叙。　　
　
﹙九﹚论人文管理之大敌——“有领导的民主”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人文管理体制与机制的具体形态是一种什么样子，怎样去建立？我们如果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基本上掌握了在公有制经济制度范畴内开启国企改革振兴成功之门的钥匙。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管理学诚然丰富多彩，但有这方面的内容吗？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因为如果有，早就被人“拿来”用了。回顾国企改革，领导者根据过去的经验，最先想到的是拨乱反正，欲恢复１９６６年以前被文革破坏的企业的严格管理制度及其秩序，但因失去的资历权威再难重新树立，加上社会上和企业内如前文所述不良的反常现象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而遭到消极抵制，所以收效甚微，可说徒劳无功。后来东施效颦的书呆子们在严格管理都未能恢复的情况下，企图在管理层次上实行“跨越式战略”，学习照搬西方发达国家企业的科学管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南橘北枳，大多数国企实行的仍是不上档次不入流的管理，其层次比资本主义初期最原始的管理还要落后，也比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以前和旧中国的私有企业管理落后，表现的怪状，甚至可同书本上描述的晚清洋务运动时的官办企业管理相媲美。如此糟糕的管理，国有企业当然生存不下去了。人们至今还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正因为茫然无知，才被别有用心复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界右派分子以可乘之机，一口咬定问题的症结归咎于企业制度的公有制上，因而必须废除。原来公有制范畴内的改革，畸变为私有化改制。但是，复辟私有制，管理层次只能恢复至“严格”，到此为止，再难提高了。学习资本主义企业管理，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法乎其中，仅得其下。如此说来，我是反对效法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了？非也。学还是应当学的，但要找准对象，并适用于中国国情。　　

１９８Ｏ年代，国际经济学界在议论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现象时，曾在报刊上看到过一篇作者是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文章，文中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认为美国的企业管理不如日本，所以前者的劳动效率才被后者赶超。从此，我开始留心日本企业的经济动态，特别是在管理运作方面。日本的企业管理有何特点和优点？我同国内其他人一样，因未曾亲历其境，可能是雾里看花。当时的论者都只简略地说是受到中国儒家学说熏陶与影响云云，语焉不详。我倒另有新的发现，觉得日本人在企业中其实走的就是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至于有心为之，还是无意巧合，就不得而知了。这条路线，知识产权原本是我们的，日本人实行起来认真而有效，中国人中，因为过去和现在老少“歪嘴和尚”太多，真经被念走了样，适得其反。　　

管理层次不同，要求的条件也各异。例如，严格管理能否奏效的关健在于管理者在企业中是否具有领导权威，如果没有，谁会心甘情愿听从你的指令？当然“严格”不起来；科学管理要求领导者要有较高的经营能力，若是外行瞎指挥、乱折腾，则与“科学”不沾边；人文管理则必须人际关系和谐，上下同心协力。科学管理层次高于严格管理，这一点容易理解，因为前者比后者效率更高。但为什么说人文管理比科学管理更优越呢？两者的区别是，科学管理依靠的主要是企业中的上层少数精英分子，由他们开拓创新，下层群众被动地照指令行事；而人文管理则可以做到无一例外地发挥全厂职工的主观能动性，共同奋斗。简略地说，科学管理走的是精英路线，人文管理走的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优于精英路线的一个世界上人所共知的典型例证，就是同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日本的企业管理效率比西方其它发达国家更高，这一点国际经济学界早在上世纪８Ｏ年代便有定论。我在后文还将举例说明。　　

据我浅薄所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著作，以欧美发达国家的学者论文为主。日本某些企业的“另类”企业管理在西方管理学中只是上不得台面的非正统支流，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却被世界上包括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抽象肯定，具体忽视。尽管从实践效果上看，西洋人自叹弗如，也不可能将竞争对手东洋人那一套成功经验“拿来”，为己所用，因为国情不同。这就涉及到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历史变迁、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等等因素了。作者没有能力深究下去，浅尝辄止。　　

但我了解中国国情，因为实践经验比较丰富，特别是熟悉我所在的劳动阶级广大工人群众的心态及其行为。因而可能避免像效西施之颦的中国“东施”们那样，食洋不化，不是囫囵吞枣差点咽死，就是消化不良大闹腹泻。经济学理论学识浅薄，甚至无知，反倒是我这个工人大老粗的优势所在，因为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人文管理也必须走群众路线。但是怎样走法，大有讲究，否则失之毫厘，缪以千里。改革初期，某些上层人士，主要是留恋过去时代的持旧观念的老左派分子，提出在国企改革中要拨乱反正。应当说，所谓的“拨乱反正”，这个口号本身无可非议。但“正”在哪里，却找错了时空。当时，他们鼓吹为“管卡压”一套作法“平反”，主张重新实施文革前对劳动者的高压政策，欲恢复动乱前的状态，以保持严格管理下“正常”的劳动纪律和工作秩序。前文已述，这一复旧意图由于其已丧失领导权威和遭到职工群众消极抵制，在这双重原因下终于落空。我认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含义之“正”，曾经存在于解放初和“一五”时期。根据我的耳闻目睹和亲身体会，那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新民主主义时期企业的人文管理已现雏形。这种管理层次的直接表现就是高效，当然指的是在当时技术水平条件下，比前大有进步的高效。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这种高效乃是建立在广大职工群众心情舒畅，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因而又是一种可持续地不断更上一层楼的发展方式。　　

建立在群众路线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人文管理制度，需要具备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第一，首先职工群众要有企业主人翁当家作主的真实的、具体的感受，不是头上被人戴上一顶虚幻的高帽子就行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据我的两位师傅﹙他俩曾是上海私营时代的老职工﹚不约而同地告诉我，解放初期的天一印染厂尽管是私有制企业，工人们的社会地位却已经实质性的空前提高，虽还没有“主人”感觉，但也比较满意，因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资方开始要倾听能够代表工人群众利益的工会的意见了。其二，职工群众深信，自己的期盼与希望将会实现，即他们努力工作可能得到相应回报，明天更美好。　　

中国劳动者的传统美德之一是知恩图报，你给我一尺，我还你一丈。我生而有幸，曾经见闻过两件企业还处于人文管理雏形阶段时的故事，一件是耳闻，另一件则是目睹。先谈耳闻的一件。本厂两位上海天一印染厂老职工说，当年为了响应党和政府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朝鲜前线，展开增产节约运动，天一厂全体职工发扬领导阶级国家主人翁精神，自主创新，实现了一项关系全局生产的重大技术革新，即前文已作介绍的主要机台几部丝光机全改为双头进出布，比以前的单头进出布提高了一倍生产效率。后来企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改为国有，消除了资本家剥削，工人们反而感觉不爽了，主观能动性降低，再也没有动过自主创新的念头。目睹的另一件故事，则是前文中例举的我当学徒时在汉口宗关水厂的经历。如果说上海天一印染厂职工的技术革新动作是爆发式的，那么这家水厂工人师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特点就是“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了。从旧社会的雇佣劳动者到解放后的企业主人翁，人的感觉变了，工作态度也随之相应地改变。我发觉师傅们经常在琢磨工作中的问题，交接班时，每次总要相互讨论一番，时间长短不等，一般也就上十分钟，只讲实效，不拘形式。就是这样，积小变为大变，这家国有企业的管理，从以前随心所欲，效率低下，到我去代培时，短短几年，已经变为严格，科学有序了。１９５６年，新中国建立后第一次全国普调工资。我还记忆犹新，当时人们的议论热烈而乐观。我的师傅们那次虽然都没有加薪，但他们表示理解，增加工资要分先后嘛。“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会逐渐好起来的，对这一点，当时人们深信不疑。　　

我在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当年的工作表现应该说也很不错。我曾认为，新一代中国青年工人，如果比不上只有文盲和半文盲水平的老一辈，简直就是耻辱。可能急于进步，在工作中还没有学会走路，就想登高跳远。进厂不久，经过研究，提出了一条改进技术建议，因为不成熟，没有被采纳。但却在师傅们中引起轰动，说我到底是有文化的人﹙小学肄业，在他们心目中便是“秀才”了﹚，能够提出“科学”建议，真不简单。都来热情鼓励，使我受宠若惊。但是，假使日后几十年，我竟畸变为“撞钟和尚”，得过且过，不思进取，他们地下有知，一定会对我这个不肖徒弟大失所望。　　

回顾这段往事，感慨良深，有下列几点经验教训：一，社会主义人文管理，并非虚无缥缈，高不可攀，它的雏形就曾存在于我们的企业之中；二，如果当年那种势头继续发展下去，今天的中国，可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人们怎么可能将国有企业同“冰棍”联想在一起？三，我是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中间人物”，思想与工作表现进步，还是退步，都与企业的管理制度密切相关；四，拨乱反正之“正”，应落实于解放初和“一五”那个时期的情况。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和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后，由于大批有资历的外行进驻与领导企业，并对劳动者实行高压政策，此前的人文管理雏形因被破坏而消失了；五，是怎样破坏的，人们对其要有具体的感性认识，才能对症下药，采取“复旧”措施，恢复与完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人文管理。　　

第２章第２节文中已述，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以后，大批有革命资历的外行领导们仓促上阵，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打了一个大败仗。劳动群众生活因而急剧下降，原以为消除了资产阶级剥削，明天更美好的希望落空，有段时期(主要是三年饥荒时期)，甚至比旧社会还不如。本来好心办坏事，情有可原，改了就好。但糟糕的是，肇祸者不愿正视错误，文过饰非，越来越左。老百姓并不是傻瓜，心里是明白的，直接反映就是怨言四起，消极怠工。当时，中央采取什么政策呢？就是针对不同的对象，狠抓阶级斗争和加强思想教育。前一条政策，斗争对象开始还是极少数人，后来范围越来越大，连我这个无辜的平头百姓也在劫难逃；后一条政策，教育对象则是除了“一小撮”阶级敌人之外的大多数人。但这条正面政治教育政策欲取得成效，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让劳动群众直抒己见，想什么，说什么，那可不行，会搞砸的。于是就将社会主义民主重新整治，性质和内容变得全非了，但原有形式却没有变。例如小组民主讨论会，以前可以说是职工当家作主必不可少的一项主要内容，大家热情都很高，读报讨论时事，议论国家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各种意见和建议等等，有时还争得脸红脖子粗。然后民主集中，反映上去供领导者参考。后来的会议性质就变了，先由上级定调，安排下面学习，“民主”讨论。讨论什么？结合当时运动或某个事件，都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采用填鸭灌输方式，思想不通也得通，并且还要每人表达，根据上面不同要求，或拥护，或反对，或批判，或声讨。人们勿须独立思考，按照领导要求，如此行使“民主”权利。在这种“民主”氛围中，假话，套话和空话开始流行。大家都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我有时一不小心，情不自禁说了几句心里想的真话，被人记了下来，结果秋后算账。在文革中，革命群众遵照领导意图大字报揭发，我的反动言论汇编成册，荣幸地被树为“批判典型”反面样版，一度是“划而暂不戴帽”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吃尽了苦头。杀鸡吓猴，以儆效尤。谁还敢再说真话么？　　

列位看官！你们知道这叫什么民主，原产地在哪里吗？说来还有一个故事。１９５７年，时任印度尼西亚总统的苏加诺提出了一个新名词：“有领导的民主”，大力宣扬，一时间在西方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反对最激烈的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他认为，这不符合西方观念上传统的民主定义，世界上搞什么样的民主，只能由我美国人说了算。为此，他专程跑到印尼首都雅加达，同苏加诺面对面展开一场辩论。双方唇枪舌剑，未能决出胜负。两人打了个平手都不甘心，意犹未尽，约定以后再一次较量。杜勒斯国务卿此后百忙中也要抽出时间学习西方世界各种民主专著，将论战武器储备得足足的。正当他经过两年精心准备，踌躇满志，感觉再战必胜，一定要驳得那位倡导另类民主的对手体无完肤之时，１９５９年的一天，突然感觉喉部不适，一检查，原来患上了癌症！上帝不让他再饶舌、争强好胜了。当年，杜勒斯是恶名昭著的“战争边缘政策”的鼓吹者和推行者，中国人民势不两立的仇敌。照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但是坦率地说，在对待“有领导的民主”这一认识问题上，我与他立场虽不同，态度却一致，而且，反对的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此君。　　

资本主义世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苏加诺倡导的所谓“有领导的民主”，中国人的解释，就是把自己当作诸葛亮，而视公众为群氓。同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是国家及其企业主人翁的观念格格不入，毫无共同之处。但这种民主模式从那时起却在中国大行其道，岂非咄咄怪事。我为什么坚决反对它？因为实践表明，它削弱、阻碍、甚至窒息了劳动群众工作中的主观能动积极性。人们言行不一，阳奉阴违竟成了常规行为。一个典型例征，就是上文谈到的我所在生产小组“大水小用”的浪费现象，如此明显而严重，竟然延续了３Ｏ年而无人过问，尽管每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如果人们还像１９５６年时我的师傅们那样，感觉自己仍是行使民主权利的企业主人翁，而非受人摆布的本偶人，思想情绪和职业操守便会同后来情况大不相同。上述浪费现象可能发生吗？遑论长久存在了。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人，主要是上层老左派人士，对这种民主模式恋恋不舍，继续推行呢？我认为，他们可能是从文革动乱中消极地吸取教训，搞错了拨乱反正之“正”的目标。　　

即以我比较熟悉的国有企业情况来说，迄今为止，某些曾遭迫害的上层管理者对文革的控诉可谓深切，但却无人自我反省一下，本厂某些职工为什么对你痛恨？可以肯定，早在你被迫害之前，你已经站在了一部分群众的对立面，因为你领导企业实行的决不会是社会主义的人文管理，而必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执行者，程度不同而已。这方面的具体情况，我在前文第２章中已有原因分析，不再赘述。但要补充一点，这也是对“有领导的民主”厌恶情绪的一种反弹，因为物极必反。这种反弹情绪后来又被文革野心家们引向了另一个极端，即无政府主义民主。这种新的极端民主，同旧式“有领导的民主”死板正好相反，它的活力太厉害了。如以武汉印染厂为例。文革前，人们一听到又要召开大小“民主”会议就头疼，拖拖拉拉，很难准时到齐。文革后就不同了，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７年之间造反进入高潮时，子夜时分，寒风凛冽，“革命组织”的高音喇叭响了：“紧急集合！紧急集合！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紧急集合”干什么？准备到“走资派”家中去揪人，或是开会商讨明天如何同别的群众组织打派仗，等等。许多人一听到高音喇叭号召，忙不迭地从热棉被里面翻身而起，脸也不洗，一边穿衣系扣，一边就赶去了。这种破坏性的无政府主义民主，纯属胡闹，理所当然要唾弃。但有领导的民主比它要好吗？也不见得。在我看来，半斤八两。其实这两种模式的“民主”对生产力的破坏作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一种显性，一种隐性罢了。好比激烈的罢工和悄然的怠工，你认为哪一种对生产力的发展负面影响更大？　　

文革结束之后所谓的“拨乱反正”，就是终止了无政府主义民主之乱，恢复了有领导的民主之正。但是，这种有领导的民主的权威性经过动乱后大大地弱化了，不再像文革前那么有效，低层次的严格管理也维持不下去。国有企业职工劳动与工作纪律松弛，“放了鸭子”。高压政策又失了灵，无奈之下，使出了杀手锏，这就是所谓“减员增效”，下岗失业，打破你的饭碗。但最后这么厉害的一招还是制不住邪，解决不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生存与发展的严峻问题。至此，老左派黔驴技穷，束手无策；新右派应运而生，粉墨登场。默默无闻，蛰伏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可能终于在官场上遇到了知音，开始神气武扬，逐渐对国有企业改革垄断了话语权，指手划脚了。他们把一切症结弊端的根源，都归咎于公有制经济的体制与机制，即所谓制度问题，政策问题只字不提。从而“理论创新”，为产权私有化改制找到了根据。企业让资本家来经营，不是一管就灵了吗？　　

然而，经济学术界右派理论家们被言听计从的得意日子到了尽头：因为他们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导致贫富悬殊，社会不公，引起民怨沸腾；“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他们的“理论”对之根本无法转变，只会雪上加霜；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出来了，沿着他们鼓吹和实行的这条路走下去，中国将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的经济附庸，亿万工人群众也将越来越多地沦落为被压迫、被剥削的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　　

既然此路不通，迷途知返，犹未为晚，就要幡然回头在振兴国有企业上下功夫，找出路。振兴国企是一项系统工程，千头万绪，复杂得很，涉及方方面面。那么，着重抓哪一方面？我认为应当是提高人的素质，因为人是决定性因素。怎样提高？不要热衷于搞名目繁多、花样翻新的什么思想教育，那是自欺欺人，毫无作用。而是必须政治改革，消除非马克思主义的“有领导的民主”的流毒，因为它是国有企业实行社会主义人文管理的大敌。这种“民主”机制，可以一分为二地评价。有人只看到它可能用以保持安定团结局面，维护劳动纪律和工作秩序，表面上是建设性的正面作用一面，因而情有独钟，深恋不舍；但其显性正面作用远远比不上其隐性破坏性的负面作用。像我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应该察觉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同解放初期相比，现在工人的职业操守和党员，官员的政治素质，整体而言，已经显著地大不如前了。这种今不如昔的变化根源何在呢？就是“有瓴导的民主”政治机制作祟。它对人起的是类似于经济学上“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作用。我在第三章第三节文中现身说法，讲述了我是怎样从一个追求进步、朝气蓬勃的青年工人，几十年逐渐畸变，堕落成随波逐流，暮气沉沉，老于世故，不思进取的“撞钟和尚”的故事。破坏性的使人逆退的“有领导的民主”政治机制使然也。这种政制就像是水源遭到污染的净化水，表面上清亮，却暗含不易察觉的毒素，人们长久饮用，不知不觉会患上癌症。企业也是一样。这种“逆向淘汰”的政制至今仍在发挥着破坏性的作用。除上文谈到的山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李海明事件”外，企业里，社会上这类事件可谓比比皆是。再举几例：　　

一，据报载，２ＯＯＯ年３月８日，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国务院领导如实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引起中央重视，也引发了湖北，特别是在监利县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改革减轻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税费负担，但也触动了当地权势集团中少数人的既得利益。这位农村基层官员难能可贵地说了一句实在的真话，他后来怎样了？一个月后，县里传来消息，湖北某省委领导意见：监利怎么搞这种人﹙李昌平﹚当乡党委书记？言下之意就是无组织无领导越级向中央反映情况，时髦大帽子就是破坏稳定。这名乡间小吏立即陷于四面楚歌之境，被迫辞职出走。谁违反了官场上只能讲假话、空话和套话的潜规则，谁就得付出代价。而那些对当地“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真实情况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更不会想着设法改变现状的官员，则全都安然无恙，没被触动。负责者丢官，守土不负责的失职者只要继续安于现状，不给上级官僚的“政绩”抹黑，好处大大的有，以后还会有机会升官。这不是“优汰劣胜”是什么？李昌平之所以倒霉，就在于他搞的是“无领导的民主”。三章三节文中已述，我在几十年前也曾有过类似经历。出于制水工的职业责任感，欲反映水源污染问题，但怕被扣上“目无领导”的大帽子，只得通过层层组织逐级反映的“民主”程序，结果建议一度夭折，后来冤死了几十条人命！　　

二，同年，据《中国青年》第３期作者顾茂春文﹙摘要﹚：　　

“前不久，《人民日报》刊发了该报记者的一篇文章，说其随下去视察的某省领导到Ａ县采访。Ａ县的‘一个非常成功的经验’就是‘把种树作为脱贫致富的突破口’。那位省领导总是大会小会表扬Ａ县。但记者发现，Ａ县纬度较高，种植的都是从南方运过来的当地很难存活的树木花草。县委书记上任一年多，街上的植被树木已经换了三茬，全县几百万扶贫款几乎用光，而这个县至今尚有一半人口没有解决温饱。文章最后说，稍有判断力的人都会看出这是在做表面文章，‘可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去点破呢？’”　　

问得好，想知道答案吗？这位记者可能因为年纪轻，阅历浅，才会提出这个问题。让老夫倚老卖老，以亲身经历遭遇告诉你。前文已述，１９５８年，武汉印染厂领导像那位上任一年多的县委书记一样做表面文章，掀起形式主义的群众运动高潮，搞什么“超声波化”，与Ａ县的“种树脱贫”有异曲同工之妙。鄙人当年涉世之初，头脑简单，哪里知道点破“皇帝的新装”，乃官场上之大忌。那些领导者和官员因为无能，又要取悦于比他水平高不了多少的上司，如记者“随下去视察的某省领导”那样的人物，才热衷于做表面文章。但他并非白痴，这些只图一时能够糊弄住蜻蜒点水式下去视察的官僚的表面文章，小学生都明白的浅显常识，他会不懂，要你自作聪明去点破？你点破，还是不点破，对你今后的人生道路至关重要。我当年就是因为自作聪明，说皇帝没有穿新装，卵子都露在了外头，结果使领导丢了面子。中国传统的官本位观念，如果领导者没有面子，成为人们的笑谈，还能存在下去吗？所以，我后来被视作危险人物，入团申请被否决，还被“温水煮青蛙”式的折磨了几十年，完全是因为不经意间打破了潜规则，咎由自取。而那些装聋作哑者，则被认为“听党的话”，驯服可靠，完全没有吃过我这样的苦头。这种从１９５Ｏ年代后期开始延续至今的潜规则，社会上许多人都深知其中奥妙，不敢违反，中央党报记者反而不懂，太不成熟了。　　

上章文中还提到，中国电信行业恶性竞争之下，重复建设浪费了几千亿元。这种严重犯罪行径，有关单位有关人员不可能都不知道其危害性。那么，当初为什么就是没有人去点破呢？可以想象得到，一定是个别有权势的人物定调拍板，其他人则考虑各自的利害得失，不惜背叛社会主义原则信仰，或是同意，或是默认，总之无人点破反对，如此对全国人民犯下弥天大罪的决策才得以通行。能够用来兴建数个三峡工程的几千亿元就这样白白地扔进了水里，连响声都没有。迄今，还没有听说有一个责任人因此严重浪费国家资产的罪行而受到处理。显然，只能有一种解释：官场上有人要维护“有领导的民主”这种“民主”机制的神圣不可动摇性，哪怕亡党亡国，也不能动摇！　　

三，我们的民主机制出了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反映在官场的人际关系上。据２ＯＯＯ年４日《检查日报》作者石言的一篇文章《为什么无人举报胡长清》中说：“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因严重腐败犯下重罪，已被执行枪决。胡长清在短短４年多的时间里暴敛钱财７ＯＯ余万元，高峰时间日进３万元。可就这么一个大贪，几年来却无人举报，这不能不让人生出疑问。　　

“据知情者介绍，胡长清案发是非常偶然的……　　

“其实，不仅仅是胡长清案件，近年来查处的高级干部腐败案件，大多也都没有举报。陈希同是由于王宝森的意外自杀而东窗事发，王宝森罪行败露是几个秘书‘咬’出来的，而几个秘书又是由无锡非法集资案而牵出来的。　　

“泰兴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受贿案，也是由秘书长李胶青入狱而暴露的，而秘书长李胶青带上手铐更是源于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区公安局副局长的案子。　　

“上述现象专业人员称之为‘串案’现象，在检查机关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并不是很多。　　

“最高人民检查院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曾经说过，检查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７Ｏ％以上是来自群众举报。事实上，除了以案带案和举报以外，还有一些案件是自首和专门机关发现的。这么一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小贪官的案件大多都是群众举报或者其他方式出现的，而大贪官的案件只能由同案犯供出。分析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是无人敢举报，二是无人知情，无法举报。　　

“先说第一条，大贪官权高势大，对他人的威慑力不言而喻，但权再大，势再众，也不可能到了可以吓倒一切人的地步。　　

“再说第二条，如果说贪污贿赂案真的像有人说的那样，天不知地不觉，但小贪官的罪行何以那么容易暴露。尽管大贪官和群众的接触少，其行为有较强的隐蔽性，但总是有人知道的，既然两条原因都难成立，那为什么又无人举报呢？　　

“回到胡长清这个具体的案件，为什么无人举报并不难回答。胡长清在四年多省长助理、副省长的任上，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很多人早有察觉，特别是他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很多时候还是借助他人完成的。例如，胡长清为某企业购地出力，该企业送给胡长清价值１○万余元的住房一套，后胡长清送给了他的情妇。送房子这件事情在该企业很多人都知道，是领导班子集体研究决定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不举报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胡长清的存在对他们有好处，胡长清利用他们，他们也在利用胡长清，说重了他们是狼狈为奸。胡长清案发后，几十个官员被法庭点名，这些人都是胡案某一方面的知情人，要举报胡长清都是很有资格的。但是他们不仅没有举报，相反连到法庭上作证都显得十分不情愿。”　　

该文作者认为，之所以无人举报胡长清之类贪官，在于互为利用的因素作祟。这当然也有道理，但只是部分原因。中国党员干部队伍整体政治素质已经沦落到空前低下的地步，乃是明摆着的现实，也是贪官无人举报的根本所在。究其根源，就是逆向淘汰的“有领导的民主”机制，实为变相的专制主义机制潜移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毛泽东说，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现在人们因噎废食，忌讳“斗争”了。仿佛一斗争，便会破坏安定团结。但是，如果一个政党的成员普遍缺乏正义斗争精神，变成了“好人党”，在同邪恶势力和犯罪现象的斗争中表现得麻木不仁，甚至不如一般群众，这个党还能称作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吗？它还是伟大、正确、光荣的党吗？它还有生命力吗？　　

社会主义人文管理决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可以想像得到，如果一家国有企业也像现在官场上常见的那样，表面上“安定团结”，暗地里浊流涌动，这家企业还能生存和发展下去吗？有多少国企因此而破产，难以数计。解决问题要找根本原因，从根本上入手。实现人文管理的首要解决条件，就是要把外国资产阶级一位代表人物倡导的、因为适合中国官僚们的胃口而事实上长期存在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所谓“有领导的民主”机制的流毒清除干净——让它见鬼去吧！　　

中国国有企业职工只有排除了这一块政治道路上的绊脚石，摆脱了官僚的束缚，才能昂首挺胸，放开步伐，真正走上企业主人翁的地位，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干。
　
(十)优化领导班子 必先提高职工群众素质　　
　
中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就像１９８Ｏ年代安徽凤阳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时的情况一样，因为冲破了过去畸变了的、死气沉沉、毫无活力的集体化体制束缚，生产力一度比前大大地提高了一步。但也仅此而己，达到一定高度，就再难攀上去了。小岗村现在不是销声匿迹，张扬不起来了吗？倒是拨乱反正，打破了平均主义桎梏，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因而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江苏华西村等集体化先进典型，前来参观、学习、取经者络绎不绝。人们终于发现，集体化过去一段历史时期在农村中失败，并非集体化本身的问题，而是因为在实行过程中缺乏经验，被极左的一套东西鱼目混珠，政策上的错误所致。公有制国有企业失败，原因也是一样。产权私有化改制，也只能救急于一时，即比文革后处于混乱失控状态的原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益可能有所提高，但也仅此而己。恢复到旧中国时代，也即是资本主义最原始初级的家族企业与合伙企业的私有制企业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完全不沾边，再往前行，就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了。中国的这些新生的私有制企业，几乎无一不是建立在劳动者低工资基础上。有人会说，中国的国有企业，除垄断行业外，难道不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吗？但两者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前者在可预见的将来，完全不可能做到向发达国家企业职工的收入比肩看齐；而后者则存在着这种可能性，因为它有着提高产业结构和经济效益的巨大潜能。稍安勿躁，后文补叙。　　

纵观世界各发达国家的现代史，可以发现，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必须主要依靠其国内强大的产业支撑。没有听说，依靠加工贸易和房地产业，无论多么兴旺发达，能使民富国强。中国虽有全球第一的GDP增长记录，但其中的高效益部分可谓微乎其微，甚至不乏像上文所述中国电信业几千亿元重复建设的巨大浪费，也滥竽充数，被当作统计账面上的“政绩”。“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了怎么办？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试图暂时缓解一下矛盾。例如，太湖流域江苏境内星罗棋布１•２万家小化工厂，严重污染环境，便关停一部分；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能否奏效，只有天知道；注重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所谓“高科技产业”等等。但是，明眼人一看便知，这种缓解举措作用有限，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即转变“四高三低”经济增长问题。又回到老话题上，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依靠振兴国有企业。而振兴国有企业的关键，就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但是，我们现在普遍使用的传统选拔机制，即由上级委派任命，国有企业能产生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吗？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委派任命者——官场上的生态环境，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据２Ｏ○５年４月初《法制晚报》报道；　　

“近日，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卖官案在京进入审判程序，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正厅级﹚马德即将接受判决。此前，有关马德案的报道均称：当地２６５名官员被牵涉其中，且大都是处级以上干部。绥化当地对这一震惊全国的事件是怎样处理的？日前，记者赴绥化采访。　　

“马德案刚爆光时，有媒体曾报道，由于涉案干部多，纪检监察部门遇到了难题，如果全部追究，相关市县、部门的正常运行将受到影响。因此，绥化市纪检委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贯彻抓大放小，重在整改、宽严结合、区别对待的政策和策略’，而抓大放小的具体办法就是：受贿、行贿５万元以下的干部不予追究。　　

“绥化市法院一法官告诉记者：‘外界所说的‘抓大放小’，５万元底线只是针对一般干部的，‘有来头的’干部则享受１Ｏ万元底线待遇。２ＯＯ３年３月，绥化市召集副处级以上干部开会，要求涉案干部主动交代，１Ｏ万元以下可免予刑事处罚。’　　

“３月２７日，与马德为邻的一名退休纪检干部告诉记者：‘涉案的２６５名干部，除少数‘影响恶劣的’，大都得到了从轻处理，严重一些的免职，其次是降级、记过、警告和单独谈话。目前，受处分的市直机关干部只有４人。’　　

“在采访中，原绥化市某区委干部的名字被屡屡提起，此人也牵涉在马德案中，但现在已升任为局级干部。此外，一名曾向马德行贿数万元的原绥化某县官员，目前已调任某市任重要职务。　　

“在３月２２日的庭审中，马德对收受绥棱县县长李刚人民币３２万元，美元１万元的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但牵涉在‘李刚案’中，曾行贿４•５万元的耿某不但早在２ＯＯ２年就顺利担任县政法委副书记一职，如今还是县人才的副主任。”　　

现行刑法明文规定，行贿受贿，贪污１Ｏ万元以上就可判处死刑。奈何法难治众，现在这个数字有的地方连刑事立案的起点都够不上。贪脏枉法的腐败分子，只要不是“影响恶劣者”，像黑龙江省绥化市这位原市委书记马德那样，搞得太出格了，虱多不痒，照样继续当官升官。　　

官场生态现状不容乐观，并非仅仅表现在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卖官鬻爵方面，在这方面虽然趋向严重，至今还只限于局部；更具普遍意义的是，官员们的整体素质和形象不佳，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试举一件“小事”为例。据《报刊文摘》２ＯＯ７年８月２４日一篇题为《公务员学太极因何招嘲讽》的文章，作者﹙佚名﹚有一番概述：　　

“近日珠海６ＯＯ名公务员接受检测，体质良好者甚少，问题集中表现为男性体重偏重、超重，反之女性偏轻、超轻；心功能指数合格率仅有４７%。为此，珠海市体育局日前向全市机关单位发出通告，要求全市公务员集中学太极拳，积极强身健体。　　

“公务员学太极，这本应是一则毫无争议的消息，也是对自己身体进行自我救济的一个途径。谁想到却在网上引来冷嘲热讽，口水如泼。　　

“对此，《甘肃经济日报》８月１５日刊载滕朝阳文章认为，这现象值得公务员阶层深思。据报道，今年上半年南京某医院发现４５１人有脂肪肝，占总检查人数的４３•Ｏ３%。于是，在不少人看来，‘过量饮酒、营养过剩、运动量少、生活无规律’，这仿佛就是公务员所特有的职业病，是吃出的病，是养尊处优养出的病！　　

“由此可见，网友针对的并非练太极的健身行为本身，而是公务员在公众眼中的形象问题。要知道，塑造公务员优良而健康的集体形象，光靠公众转变观念还不够，须从公务员改变自身痼疾做起，比如，莫沉湎于吃喝，比如为民办事莫推诿。”　　

又据“瞭望新闻周刊》﹙２ＯＯ７年﹚第３４期刊登慎海雄的文章指出，时下少部分领导干部的思想状况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有的等上面拿主意、定调子，满足于按部就班；有的不思进取，满足于得过且过；有的观念陈旧，固步自封，满足于老经验、老办法；有的畏首畏尾，怕得罪人，奉行好人主义，满足于做‘太平官’。　　

“对此，可以称时下个别地方和部门的领导班子是‘集体不作为’：凡是遇到难事、棘手事，一律不表态不吭声，遇到矛盾绕道走，惟恐因表了态拍了板而担责。他们对哪怕是丁点儿的责任也是退避三舍，只求明哲保身。有的班子该做的决定不做，该拿的大主意不拿，说是要等十七大；物价涨幅过大，尤其是房价和食品价格问题已经到了非调控不可的时候了，对此，中央已经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但有的领导班子仍以所谓的尊重市场选择等似是而非的理由按兵不通；城镇居民医保的试点工作已经启动，在２Ｏ１Ｏ年将正式推开。局部试点，经过证明切实可行后再全面铺开，这本是试点的价值所在。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试点城市就可以不作为，一切要等到２Ｏ１Ｏ年再说。　　

“文章说，开拓进取，积极作为，本应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应有状态。我们必须既治贪官，又治庸官、懒官，只有这样，才能推动事业发展，才能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重托。”　　

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因而，我认为中国官员阶层整体素质中的方方面面，比较起来，现在表现得危害最严重、最让人诟病的还是在不讲诚信方面。从报上信手拈来两条例证：　　

一，据《工人日报》２ＯＯ７年８月２２日作者石飞撰文说：　　

“最近在《人民日报》上读到‘全国‘官员博客’最集中的城市’江苏宿迁市‘已有８１名副处级以上干部开设博客’的消息，甚是兴奋。然而，近来偶然遇到的两件事情让我的看法发生了逆转。一是，一天晚上，我与一官员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他也开博了，并告知了网址。饭罢回家上网一看，他当晚竟然上了一篇博文，不过让我疑惑的是，上帖的时间我们还在碰杯呢。打电话询问后得知，他专门雇佣了一个博客‘枪手’，其２Ｏ多篇博客全都是他雇佣‘枪手’的‘功劳’；二是，某市一个文友来电说，他们那里官员开博蔚然成风，开博成了与时俱进，紧跟潮流的表现，各个党政机关的头头脑脑几乎一夜之间都‘博’起来了，不过，他们的博客没几个是自己写的，大都雇佣了‘枪手’。　　

“对于雇佣‘枪手’写博客的官员，说轻了，是弄虚作假，说重了，有些欺世盗名。这样的官员，为人的品质令人怀疑，为官的品质同样令人怀疑。”　　

二，公款旅游，在世界上许多法制健全的国家和地区属于“丑闻”，但在中国官场上却堂而皇之大行其道，据说每年仅此一项挥霍的国家财政支出数以千亿元计。当然，有资格享受这一福利待遇的都是大大小小有权势的人物。他们打的幌子则是所谓“因公考察”，其实大多公然撒谎。让我们听听一位知情人的披露：　　

“据《瞭望新闻周刊》﹙２ＯＯ７年﹚第３４期报道，８月１３日，在合肥市第二看守所，记者采访了安徽省检察院违规公款出国旅游活动的经办人张文娟。就是她给了安徽省检察院原办公室副主任叶彬１１万余元的‘回扣’。　　

“张文娟向记者透露，‘安徽是个穷省，但是我知道的每年这样出国的团组相当多。我经手的，真正因公务出去考察的团，只占实际出国团组的三成不到。’　　

“张文娟说，安徽检察院的出事，是因为当时随团没有带翻译人员，而且旅行社也少叮嘱了他们一句，就是国内的报批件不能带出国。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因为报批文件的内容跟送签件内容差别很大。可以说，报批件只是为了应付外事部门的审批。张文娟坦言，她和检察院办公室副主任叶彬以前也有过三次合作，都没有出现问题，她以为叶彬也应该懂得其中的‘规矩’。　　

“‘副检察长徐文艾不懂英语，把实际行程和报批行程全部拿出来交给了芬兰边防局，才导致被拒绝入境。’张文娟一语道破‘机密’。”　　

罗列上述时下流行的一系列官场病，是想说明这样一种现象和道理，如此之类流行病，在国有企业也常见，而其传染源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官场。正如孔子所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执政者和其治下民众的关系好比风与草，风向哪边吹，草往哪边倒。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衰落的根源在于党风不正。己所不正，焉能正人。所以，国有企业最大的隐患，就是领导班子的人选由其上级部门主管委派任命。现在，企业高管一职，已是中国社会上人们争相觊觎的“肥缺”，可谓“旱涝保收”，世界上大概没有比这更理想的职位了：其１２——１４倍于业内职工平均工资的高额年薪已被法定，甚至亏损企业也照付不误；经营不佳，勿庸担责，可以归咎于所谓“制度”问题，正好借口私有化产权“改革”，实行管理层收购，予以鲸吞。　　

整治官场风气，使之改良规范，那不是短期内可以奏效的事。我们现在能做到的，就是惹不起但可躲得起，对其敬而远之，实行“政企分离”改革，避免染上恶疾，为国有企业打造一方净土。　　

首先，这种分离乃是国有企业内部终止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关键的第一步，釜底抽薪之举。因为企业管理层不再由上级主管部门官僚委任，也就取消了这种领导模式的法理基础，而这种模式的取消正是推行社会主义企业人文管理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有人会问：不要起隐性破坏作用的“有领导的民主”，会不会复活更严重的起显性破坏作用的无政府主义民主？有此可能，但是能够避免。人们这种不相信群众的心态，可以理解，因为我们也得承认，社会风气恶化，不仅表现在官场，民间也未能幸免。以眼下中国社会上劳动群众的整体素质而论，实事求是地说，实在不敢恭维。如果不加选择地要他们担当起“企业主人翁”的重任，恐怕使人放心不下，拔苗助长，可能事与愿违。我在前文中已经大胆地不怕触犯众怒、从而成为众矢之的地认为，所谓群众，经过这么多年时而极左，时而极右的社会风气恶化熏陶，不过是一群素质不容乐观的乌合之众！　　

国有企业现在内部各方之间的关系，犹如一团乱麻，亟待理顺。从何入手？就是一个大问题。振兴国企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但是，好的领导班子怎样产生，这个难题迄今未能解决。鉴于官场本身如今风气严重不正，百病丛生，所以，好班子不可能由上级部门主管官僚委任而组成，那是非常靠不住的，群众也不会买账，因为领导者没有权威性。况且，通过这种选拔机制产生的领导者，很难出于污泥而不染，只要染上形形色色官场病中之一种，那就必使企业走向衰亡。于是，剩下的替代方法只有改由职工民主选举。可是如今群众的整体素质并不容乐观，乌合之众，靠得住吗？文革殷鉴不远，试问，那时干尽坏事的某些头头，哪一个不是由群众民主选举而产生的？包括前文所述前武汉印染厂那位一度夺了厂党政大权的李姓劳改释放分子。　　

打铁先得自身硬。“企业主人翁”这一光荣称号，岂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受之无愧。这就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不发扬群众民主，企业就没有活力；民主若无原则性，事物又会乱了套。这对矛盾如何解决？说来话又长了。我认为，欲要打造坚强有力过硬的国有企业领导班子，必须自下而上，先从提高选举人——职工群众的素质——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入手。　　

这又是一项系统工程。人们一定以为，提高素质的途径就等同于传统的学习和教育，我们现如今不是正在这么做的吗？可是效果完全不如人意。这是因为，为政者又一次忽视了其先辈十一世纪改革家王安石早就提出过的“择术”之重要性。欲达到目的，必选择适当有效的手段，否则难免落空。教育能提高社会上人们的素质﹙这里主要指的是品德素质﹚吗？这要看实施什么样的教育。众所周知，中国现行的是应试教育。这种性质的教育，对于提高人们的品德素质，可谓毫无裨益。例如，上述官场上的种种弊病，能够通过教育手段予以消除吗？完全没有可能，反而更增加了一些言行不一、弄虚作假之徒。对于上层官僚其效如此，下层群众更是一样。那么，为什么不改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呢？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因为社会对于应试教育存在着普遍而强烈的客观需求。这种需求的根源则在于由古代传统的科举考试制演化而来的学历考核制作祟。概而言之，社会需求不变，应试教育难变，上下各阶层人们的品德素质也就提高改变不了。影响所及，反映与落实到建立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上，其优质率当然不可能很高，相应地，国企经营景气率低也就成为必然的现象。车头质量不佳，加上轨道基础低劣，火车跑得快吗？　　

中国工人阶级历史上曾有过光荣传统，后来的表现今不如昔，怎么变成乌合之众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只有找出病源，才能对症开方。我在第二章中已经论证，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振兴国企最大的症结问题在于主要矛盾——按劳分配原则未能正确解决，而这又与企业的劳动组织制度及其招聘选用机制的缺陷密切相关，其次，应试型的思想教育模式帮倒忙，也为形势的的恶化雪上加霜，“功”不可没。　　

让我们回顾一下往事，具体说明。解放初期，从没收旧中国官僚资本转化而来以及新建的国有企业数量不多，工作在其中的职工群众可谓普遍地敬业乐群，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比当时社会上其他阶层群体相对较高，“饭碗”也有保障，更重要的是，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我在上文谈到的我于１９５６年当学徒时，我的师傅们的表现就无愧于“企业主人翁”的称号。在此基础上，自然地出现了社会主义企业人文管理的雏形，其特点就是群众开始发挥主观能动创造性，既在经营管理方面，也在技术革新方面。但是，后来在“政治挂帅”要求下，企业领导班子被外行主持，形势逐渐从量到质地发生逆转。外行领导出于本能，最热衷于搞形式主义的“群众运动”，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其中，思想教育也未能幸免，成为重灾区，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些企业官僚操持下，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越来越偏离他的本义，畸变为他们文过饰非的遮羞布。中国老百姓是务实的，而官僚们则喜欢来虚的。例如“企业主人翁”称谓，劳动群众注重的是有没有上述具体内容，而不在乎头上是否被人戴上了这顶高帽子。若是前者，他们就会投桃报李，付诸行动；如为后者，那就对不起，“乌龟哄我，我骗王八”，也给你来个口惠而实不至。现在，官僚们发觉“主人翁”们素质太差，在“改革”中因被损害利益而怨气冲天，这顶高帽子也收了起来，准备送进历史博物馆。　　

我在第一章中开宗明义地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长处和短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孰优孰劣，谁胜谁负，说到底，取决于我们对自己信奉的经济制度扬长避短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实施的效果。诚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有不少严重的短处，在过去几十年的实践中已经暴露无遗。但这些短处是其制度固有，因而无法克服，还是政策失误使然，所以能够避免？私有化产权改制的鼓吹者对公有制的短处抓住不放，并且喋喋不休地尽量夸大，但都是抽象说教，而缺乏具体分析。他们对事物的前因后果其实并不了然，连“盲人摸象”都谈不上，却垄断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话语权，逆转历史进程，天下怪事，莫此为甚！　　

现在就让我们对“企业主人翁”们的素质优劣变化，具体地分析一下其中原因。研究企业经济的人士可能都会认为，老国企，特别是那些不景气企业职工群众的职业操守情况，一般地说，大多明显地不如其私有企业同行，即“企业主人翁”反而不如雇佣劳动者，这是客观事实，我们毋庸否认。我认为，产生这种逆反现象源于前者用工制度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仍以武汉印染厂为例。私营时代，前文已作介绍，采用的是工头制，团队各成员间彼此利害相关，在防止“坏苹果法则”起作用的情况下，“帮”内工人素质整体优良，没有一个“次品”人物。公私合营以后，用工机制就变了，由官方劳动部门从社会上代为招聘，散兵游勇，良莠不齐。企业自主招聘，因为利害所系，进人至少都要经过一道甄别筛选程序，他人代劳为图省事就免了。这就为日后企业人事工作中增添了数不尽的麻烦。不过，如果后来调教得法，这种先天缺陷尚能补救。但更糟糕的是，后天失调，雪上加霜，直到积重难返，不可救药。这种失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工资分配的平均主义。每一家企业的工作，都可分为关键岗位和一般部门，但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性质轻重不同、责任大小不一的工作的职工工资却几乎相同。例如本厂印花机档车工和厂门卫值班人，技木难度和劳动强度都有天壤之别，两者收入差距竟然非常之小。于是，想去门卫值班的申请者人满为患，而上机印花的技术工人则青黄不接。同一个部门，也会因各人水平高低不同而作用迥异。例如，同为花布图样设计师，有的人是厂里栋梁，有的则是累赘，但工资却以工龄长短为分配依据，这就使庸者的收入反比优者高。再如我所在制水小组，同样的机器设备和工作性质，工作人员是否发挥主观能动创造性，造成的效益差距可能非常悬殊，但尽责者与失职者的效益表现却与各人的工资收入毫无关联。这种客观上怂劣抑优的分配机制是公有制经济制度必然的选择吗？恰恰相反，它从根本上说，完全违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换句话说，国有企业职工群众素质相对低下，其根源在于政策失误问题，而非制度固有问题。后来，给予企业以自主权了，招工也不再由官方劳动机构包办。但这时候，不少国有企业又热衷于搞“近亲繁殖”。在资本主义最原始的家族企业阶段，资本家从经营管理实践中得到了一个共识：照顾关系，亲朋故旧充斥于厂，因为碍于情面，带来负面影响，不利于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乃办厂之大忌。别人避之惟恐不及的弊端，却被我们当作社会主义优越性捡了起来。国有企业用人方面还有一个糟糕的漏洞，各种各样低素质人物，只要有权势官僚的门路，得到他们的“推荐”，都会被硬性塞进。据报载，国内许多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老字号”厂商，后来大多走上衰亡之路，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他们的兴衰史，便会发现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用人机制的变化，从良性转为劣性。原因很简单，历史上的私企时代，企业用工自主招聘，他们可以利用企业效益好，工资和福利待遇相对较高，职业也有保障的优势，择优用人；国有之后，原有优势因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而消失，加上员工准入一关失守，早已走上下坡路，为日后的衰亡留下了隐患。　　

反观私企和外企在华企业用人机制，则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些企业的业务与技术骨干，很多人都是挖国有企业墙脚而来。它们因为在税收方面有着减免和偷漏的巨大优势，又没有企业办社会的包袱，所以能够以较高薪酬吸引优质人才。武汉印染厂的人才流失情况就颇有代表性。先是个别人跳槽，然后私企或外企通过这个人，因其熟悉原厂人事情况，选优汰劣，将厂内其他骨干职工挖走。相对而言，出走职工几乎都有“三好”﹙品德好、身体好、技术好﹚特性。据我长期观察，其中竟然找不出一个“三差”人物。现在，造成私﹙外﹚企与国企职工整体综合素质差别的原因，大家该明白了吧？顺便再问一句，你认为产生这种差别的根源，在于制度，还是政策？如果是政策，那么国有企业的这一短处，不是完全可以吸取经验教训，设法改正而避免吗？　　

二，政治工作的逆反作用。这里说的政治工作，包括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两部分。我认为过去和现在，各个时期的不同领导者发动和实行持续不断的运动与坚持不懈的教育，其主观愿望和意图，都是以此为手段，达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即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目的吗？但从客观效果上看，适得其反，或者落空。本来，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特有的一大长处，因为革命消灭了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所以便能利用这一政治优势，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事实上，具有政治上这一特长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劳动效率，竟然反而普遍地不如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哪怕是最原始阶段的资本主义家族企业。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除了上文提到的经济上工资分配的平均主义作祟，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因素是政治运动和思想教育逆反作用的破坏。　　

政治运动对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尽人皆知，我也有同感，就不必赘述。但是，对劳动群众实行正面思想教育也会产生逆反作用，人们就难以认同了，因为理论上不易理解，似乎悖于常理。我认为逆反作用可能而且已经产生，这一认识来源于实践。客观事物是由各个部分有机联系的整体，一环紧扣一环，任何一环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事物的成功。例如，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不如其它所有制企业，其核心原因是未能建立有效的制度，特别是人文管理制度；人文管理制度未能建立的关键，是无法组成优质的企业领导班子；优质班子的缺少，则源于党风不正的社会大环境下，由其上级主管官僚委任决定的选拔机制失灵；而民主选举制又因职工群众良莠不齐，整体素质欠佳而不能轻率地取而代之；群众不如人意的素质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根由是上述经济上的分配问题，另一个肇因就是“有领导的民主”模式下，长期坚持不懈地实行正面思想教育的结果。　　

让我举例具体说明。国有企业盛衰的分界线在于，职工群众在工作中是否发挥了主观能动创造性，以及有无高度的职业责任感。这种是否和有无情况至关重要。一般地说，人们在这方面的表现，同建国初期比较，明显地今不如昔。何以见得？例如，我们如何知道人们是否有创造热情，检验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从工业技术类书籍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中便可反映出来。前文已经谈到，１９５Ｏ年代，前华中工学院　赵学田　教授编著的《机械工人制图》一书非常热销，一版再版；而到１９９Ｏ年代，情况完全逆转，一位被称为“车工大王”的全国劳模将其高超的技艺总结成书，却无出版社愿意接手付印，因为此类书籍销路不佳，少人问津。社会上学习与钻研技术的普及程度，直接反映出人们在各个时期不同的主动创新情绪。其中道理，不难理解吧？劳动群众的国家主人翁和领导阶级意识也比几十年严重淡化，甚至消失了。他们反映在税收方面前后不同的表现可作例证。１９５２年“五反”，一次运动就使资本家偷税违法行为从此基本上绝迹。当时这一点是怎样做到的？主要就是依靠职工群众的举报。那时，举报人非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经济上有损于己，因为企业因而需要补缴税款和重罚，影响到工资发放不出来了，造成生计困难。这种牺牲小我而顾全国家大局的“傻事”，现在会有人干吗？即使可能还会有，肯定不多，凤毛麟角而已，而在当年，这种行为曾被人们认为义不容辞，争相效仿，以此为荣。１９８Ｏ年代，还听说了这么一件事：有一家钢铁厂的老总，利用当时产品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政策，贪脏枉法，以权谋私，结果东窗事发。检察院来人拘捕该犯，同时在该厂召开大会，通告全厂职工。不料台下许多人，特别是某些青年工人群起哄闹，表示不满于此一执法决定，而同情他们昔日的领导人。原来，这位老总在任职期间很会为人处事，脏款并不独吞，而是用来滥发奖金，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因而羸得了不少人的好感。假使此君获释回厂，民主选举厂长，他的得票率大概不低，很可能重新当选。　　

各个时期执政的领导者想当然地认为，正面宣传教育工作对于解决劳动群众思想问题和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多少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吧？其实不然，实践已经给予了否定的回答。遗憾的是，仍有人未吸取教训，乐此不疲。思想教育工作为什么失效，甚至逆反？源于舍本逐末。所谓“本”，这里指的是政策。劳动群众接受思想教育的内容，是有前提条件的，即教育者的政策必须符合与维护他们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是否做到这一点，效果将迥然不同。当劳动者对政策的心理感觉良好而认同时，对于他们的素质，思想工作便能如愿以偿，起到锦上添花的积极作用，否则，必然为素质的恶化雪上加霜。我的这一观点，可能悖于常理，欢迎有人批驳，但请举出相反的事实例证。　　

政策忽视与损害了劳动群众的权益和利益了吗？１９５８年大跃进至１９７６年文革结束，这个时期的情况，第二章中已经说了，不必复述。，就谈国有企业改革开始以后吧，试问，哪一项政策重视与维护了劳动群众的权益和利益？可说一项也没有。本之不存，末将焉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阁下的政治说教，冠冕堂皇的重要思想，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本能反应？可以想像得到，反会产生负面消极的抵触情绪。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政策在向积极方向转变，但离客观要求还离得很远，未能根本解决问题。　　

请别误解，我决非反对思想教育工作本身，只是认为，它只有建立在对劳动群众有利的政策基础之上，才可能发挥出应有效力，否则，便是自欺欺人之谈，反起负面作用。那种领导者把自己当作“诸葛亮”，而视群众为“阿斗”，我说你听，我令你行，填鸭式灌输的“有领导的民主”，起的就是这种负面作用。　　

实行群众性的企业民主，其实应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固有长处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民主须臾不可离弃，但其原有模式必须革新。欲要革新，先得复旧。具体地说，即先恢复建国初期，我当学徒时，我的工人师傅们感觉党的政策符合与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利益，切身亲历企业主人翁工作实践，发扬主观能动创造性，实行雏形的人文管理的那种民主。那种民主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它不同于有领导的民主，更不是无政府主义民主，我称它为“有原则的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