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粗：国有企业振兴方略第三章 第二至三节
(二) 畸变的群众路线与失灵的经济制式
整体而言，过去20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失败的，其标志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框架与范畴内，未能建立“政企分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高效企业制度。经济学界的右派学者因而认为，失败的根由在于公有制制度，除了私有化，别无其它出路。他们的根据，既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有失败的某些国家实践，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似乎说的都是无懈可击的真理。那么，按照他们的主张变性改制之后，以原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否有效地好转为衡量标准，成功了吗？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应予肯定评价。可是，在成功的事实面前，我们为什么还要唱反调？因为这是饮鸩止渴。
上文已述，私有化改制在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之前可以救急，也十分有利于将“蛋糕”做大，只要你心甘情愿地沦落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的经济附庸，生存下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如今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据近年来有的学者论证，至少还有几十年的发展空间。同样一种事物和现象，人们可能有迥然不同的看法。例如，剧院内有一半的上座率，乐观派声称坐满了一半，悲观派则说空出了一半。“满”与“空”代表了各派的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也是如此，立场不同，观点各异，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
右派和左派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硬伤。右派主张的即使是成功的经营好转的企业私有化改制改革，大概也没有人敢说它是理想的改革，就像坐满了一半的上座率不值得庆幸与夸耀一样。如此改革，一方面它确实解决了企业生存问题，不然，“冰棍”可能消失，许多人的饭碗就保不住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无疑功不可没；但是另一方面，它不利于、甚至堵塞了中国经济强化之路，道理不难理解，后文还将补叙。左派指责对方的私有化改制造成了种种后遗症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却提不出自己的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和做强企业的有效的替代途径。企业难以生存，经济谈何发展？
所以，坚持公有制经济框架与范畴内的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其生存问题，还须壮大做强，进一步解决发展问题。只有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人们才可能消除分歧，共同认可兼顾了公正与效率的这种新的改革——买办利益集团分子除外。危及国企生存的负面因素有外因，社会上不法分子暴富对职工群众恶劣的心理影响不可小觑，但更严重的还在于内因。
无数事实表明，任何一家企业，厂内风气优劣往往是决定其盛衰的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初期的主要失误，就是顾“活”失“乱”，忽视了这一点，未能防微杜渐。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尽管缺乏活力，而且弊端重重，为什么还能长期维持正常运行？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风气比较廉正。前文例举本厂一位保卫科长在１９６Ｏ年代初，因贪了一点小便宜而吃大亏，不就是起了警示鉴戒作用吗？这并非个例，当年普遍这么严厉对待，要求从业人员一尘不染。我还记得１９５２年在国家机关搞“三反”运动，反贪污是重点。我家租住的房东，男主人是一家银行的职员，运动期间因为“有问题”而被单位拘留，失去自由，直到几个月后，不知写过多少次检查，才过了关放出来。原来，他因以前不时地将银行里用剩的铅笔、纸张之类文具拿回家，供众多上中小学的子女读书学习中使用，一度被打成“贪污分子”。到了１９８０年代，社会风气大变，公务员们，特别是其中掌握权力的人中，两袖清风者日渐减少，越来越难能可贵了。在报上曾看到这么一则新闻：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在一次市府开会前，看到该市厅局长们互致问候，递送香烟。朱市长明察秋毫，对这一常人往往忽略不计的生活小节，不留情地说，根据你们的工资收入，是抽不起如此名贵外烟的。点到为止，不言自明。朱老总可是国内外闻名敢闯“地雷阵”的铁腕人物，但他也不敢效仿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标准严格要求下级，遑论惩处了。因为这股邪气已在官场上风行，他若敢动手刹的话，恐怕自己先已成了光杆司令。在当时和现在的官员组织机制下，谁也不敢管狠。但这种不良的潜规则行为因而更趋恶化，２Ｏ年后终于付出了陈良宇惊天大案曝发的沉重代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解决国有企业生存问题的道理也是一样，先要做到有效地治理歪风邪气。过去“工业学大庆”靠的是领导以身作则，上下艰苦奋斗。“思想解放”以后，认为那种“老皇历”不能用了。各种下流“理论”沉渣泛起。中国有传统的“水清无鱼论”，听说国外也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反腐败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因为清贫不利于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中国某些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确实，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证：人们到有关部门办事，给了好处，事情很快就办成了；禁止违法收费以后，那就对不起，拖延不办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付费早点办成事。前文曾述，改革初期国有企业领导人思想观念保守，不敢使用回扣手段促销，结果因商品积压而停产，后来还是借鉴与学习了私营企业灵活的销售经验，才冲出困境。由此可见，人家的“腐败无害论”甚至可以升华为“腐败有功论”。但是后来，一度被各种“新潮理论”搅昏了头的人们终于明白，如此腐败下去，国有企业都将完蛋。
至此，依靠什么人和怎么样治理的问题提上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议事日程。可能是借鉴与学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将成功的希望始终寄托在厂长经理们的身上，对他们加大激励力度，使之卖力地干。作为取得预期效果的保障措施，还引进了据说在国外非常灵验有效的一种分配机制——股票期权制。据报载简介﹙忘记日期和出处﹚：
“所谓股票期权，是企业资产所有者对经营者实行的一种长期激励的报酬制度。标准的股票期权是指经营者在与企业资产所有者约定的期限内﹙如３—５年内﹚以某一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本企业股票的权利。行使本企业股票期权的经营者，在约定期限内，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如该股票届时上涨，那么，经营者在他认为合适的价位上抛出股票，就能赚得买进股价与卖出股价之间的差价
“股票期权源于美国。自８０年代至今，美国大多数公司都实行了这个制度。实行股票期权制度可以促使经营者关心投资者的利益和资产的增值保值，使经营者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结合得更加紧密，所以，世界上的许多企业都纷纷引进这一制度。据资料显示，全球排名５０Ｏ家大工业企业中，至少有８Ｏ%的企业对经营者实行了股票期权制度。”
这一在世界上用之于四海而皆灵的股票期权制度，引进中国后却遭遇水土不服，显然成效甚微，同几年前高调宣扬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则少有人提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先进事物，依样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有企业里画不成葫芦，很可能虎头蛇尾，无果而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失灵了呢？因为实行这个制度，须具备多种前提条件，其中一种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可供择用的高素质职业经理人。中国大陆有合格的企业家吗？可能有吧，但肯定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因为我们这里还缺乏产生与培养此类人才的土壤。我的这一认识也来源于实践，见一斑可知全豹。
前文已作介绍，我厂８Ｏ年代上级派遣来一位新厂长好生了得：有学历，有技术，有经验，有关系，有干劲，极其难得的企业经营管理人选。那么，他的真实才能究竟如何呢？同中国其它国企厂长一样，观察与评价他们的素质和水平，有两个简单的基本着眼点：一，是这家厂的厂风情况，厂风好，厂况可能由坏变好，反之，则由好变坏；二，厂长本人在这种好或坏的厂风转变中所起的作用。股票期权制之类激励机制可能有助于经营者因利益攸关而产生和加强主观动力，欲使企业保值增值，提高经济效益。但要做到这些又受制于诸多因素，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厂长的能力。如果低能甚至无能，厂风不但搞不好，反而可能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破产的国有企业中，大多数就是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武汉印染厂的经历就颇有代表性。作为例证和教训，我又要讲一个合理化建议的故事了。
这次也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先前提了一个，我因为厂风不正情况下的现实考虑，思想上阻碍重重，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以免今后在人际关系方面出现麻烦。我不会为了３０元而去冒那种风险，太不值得了，因而一停就是几年。但“建议”又像是“鸡肋”，食之无肉己经肯定了，弃之又觉得有味。供销方面既然碰不得，那就另辟蹊径吧。我又鼓起劲头，动了一下脑筋，发现生产中的节约潜力也不小，大有可挖，而少风险。于是调整心态，注意观察发现。
我的本职是一名制水工。工作内容就是将长江浑水汲取上来制成清水，再泵送到本厂大车间供生产印染布用。生产车间有一处地势较高的工作场所，该处工人间隔一段时间便需用水，但水流不上去，因此打电话通知我们小组值班人员，要求增开一台大水泵加大水压，待满足他们要求后再停泵。加压的水泵每小时输出量是３００吨，配套电机功率７５千瓦。他们那里实际上用水量很小，灌满一口缸而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增开的多输出水量，都不必要地用在了其它工作场所常开不停的水嘴的水压提高上，造成严重浪费。我通过调查研究，书面建议在那个水压要求较高的工作场所，安装一台微型泵加压，需用即开，缸满即停，以后不用再通知我们加开大水泵了。就这么简单，解决了问题。
这条合理化书面建议被采纳实现后，立竿见影，一目了然地反映在本小组清水泵运行记录表上。我拿来报表开始计算过去“大水小用”的浪费损失，认真一算，不禁吓了一跳，多少钱财从我们这些对这一浪费现象熟视无睹的不负责任的人眼下流走了呀！那处高位场所工作人员需用水时来电话要求增开水泵加压，缸满关停水后却不通知，本组值班人员也就一直听任水泵开下去，什么时候停机，随心所欲，没有一定之规。长年累月如此。一般地说，算来每天三班合计都要多开１０个小时以上，共计浪费电力800千瓦时左右，水量3000多吨。
武汉印染厂从１９５８年建厂开工，这一严重浪费现象整整延续了３０年，直到我提出改进建议后才告终结。长时期内，电力一直短缺，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发展，尤以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为甚。当时，本厂生产和生活用电被严格地总量限制，一个千瓦时也不许超过。那个年代，人们还不知空调为所物，也极少家庭有电风扇，电水壶更没综影。生活用电唯一用途就是照明，而且只许使用低瓦灯管和灯泡。尽管如此，还是经常停电，武汉市每家都备有一盏煤油灯。本厂为保生产，更制定了严格的生活用电规则。住在家属宿舍区的一名职工，有一次像是做贼似地偷偷的用了高瓦灯泡，被发现了。厂领导大动干戈，通告严肃处理，以儆效尤。“捡芝麻”不遗余力，“丢西瓜”视若无睹。每天白白地浪费800度电，能够供给多少户居民生活用电？如果用于生产，每年约可增产数百万元，多创利税数十万元。不过，这是粗略估算，具体数字难以核定。
可是，直接经济损失却有据可查。从《清水泵运行记录表》上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一条建议实现后，每天电机比以前少运行１Ｏ小时以上，输水量也相应剧减了３０００多吨。一年以３０Ｏ个工作日计算，全年去掉零头，共计９Ｏ万吨！我当时还不知道市上水价早已大幅度上涨，参照的还是很多年前政府大量财政补贴的低价，每吨水只算一角钱，全年也可节约９万元。９万元在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全小组１Ｏ多名工人４—５年的工资总额，若往前推至６０一７Ｏ年代，则超过１Ｏ年。我从进厂至那时，几十年薪酬所得，更是远远低于这一条重大的合理化建议创造的直接经济价值。
这次更荒唐，又是跑断腿才领到３Ｏ元奖金，９万元的百分之一点五应当是１３５Ｏ元，到手的竟然还不足比例已经低得可怜的《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规定中的一个小零头。敝厂这位“知识化”新厂长的领导才能如何？他的作为终于在我面前露出了马脚。一个处于生产经营困境中的厂长，对我这条实施后取得巨大成果的建议，如果有一点点职业敏感性的话，就会借题发挥，趁机扭转局势。他可以利用企业自主权，效法上节文中例举的香港那家电子工厂经理，重奖建议当事人，引发群众性的效仿热潮；也可像“政治挂帅”年代那样，着重于精神鼓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让我满足虚荣心。他却别出心裁，３Ｏ元敷衍了事，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我更没有想到，比这还要荒唐百倍的事件在后头呢。
１９９Ｏ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发场企业主人翁精神，掀起合理化建议运动高潮。我时来运转，身价突然倍增。原来，武汉市纺织工业系统印染片几家工厂，约有万名职工，只有我一人在此之前提出过书面合理化建议，付诸了实施，并且己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物以稀为贵，唯我出风头。印染片几家工厂要在我厂召开现场会，介绍先进经验，以便推广。主角当然非我莫属了。本来已选定了我在会上作主旨发言，但通知者传达了厂领导的两点指示：一，后来那一条年节约９万元的建议，金额要改为１Ｏ万元，因为按照当时“全总”的分类标准，可以提高一个档次。但我为人呆板，不识抬举，先前说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为什么要改？谢绝了“掺水”的好意；二，主旨发言中，要强调自己的建议活动，“始终得到了厂领导的亲切关怀”，欲在我的身上捞点政治资本，真是可笑，亦复可怜。不提“关怀”倒也罢了，提起来老子火冒三丈，因为从头到尾，全然相反。当初，我禁不住奖励的诱惑，曾去厂部办公大楼打探其详。无事不登三宝殿，多年来难得上一次楼，就顺便向领导提出厂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引起重视和改进。我以为这是“送宝上门”，他们会持欢迎态度，不料却像是被当作一个多事之人。也许是上访打乱了他们的正常工作秩序吧，话不投机半句多。中国的传统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我偏自作聪明，以下犯上，认为领导办的事缺点多多，并举出多件重大实例。有位领导可能是故作惊讶：“我怎么不知道”？我立即给他扣上一顶帽子：“你这是严重官僚主义！”领导在位之时谁敢顶撞？不由得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训斥了我一顿。人穷志短。我当时顾虑日后获奖被卡住，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但后来还是被赖掉了绝大部分，早知如此，那时就该同他大闹一场。“亲切关怀”？“关怀”个屁！什么“先进经验”，要以武汉印染厂为戒！真的若是让我在现场会上这么一嚷嚷，厂领导将陷于何等尴尬的境地？恐怕收不了场。那位传达上级口信者大惊失色。厂领导听了他的汇报后马上改变决定，不可让我胡闹台，但也不能唱“空城计”，于是另选一名替身充当主角，编造动人的故事，代我上场唱完了这出戏。
本厂专司“建议”工作的那位干部，他的办公室多年来门可罗雀，就只接待了我这么一个客户，总共做成了两笔生意。好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１９９０年“全总”号召后，立时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卢世源翘什么尾巴，没有了你，合理化建议在武汉印染厂照样玩得转。现场会后动员令下，厂里广大群众果然闻风而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地投身于运动中去了。后来，不知根据什么标准，只要是提了建议，一部分人封为“诸葛亮”，另一部分人则是“智多星”，一下子冒出了上百名合理化建议运动积极分子，唯独将我排除在名单外。原来，封号的取舍完全以是否听话，即听领导的话为准，而不问效果。榜上有名者都领到了一份奖品，如搪瓷口杯，晴雨伞之类几元钱小玩意，撒了一遍“胡椒面”，皆大欢喜。我曾问过一位“诸葛亮”：你的建议内容是什么，可行性研究过没有，效果怎样？他的回答简单而又耐人寻味：“乌龟哄我，我骗王八”。五分钟热度，一阵风吹过，运动高潮很快就平息了。然后，小“乌龟”再去哄骗大“王八”，上报的都是水淋淋的赫赫战果。又过了不久，看到官方传媒一位“客里空”先生的统计，这次规模空前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全国多少万人积极参与了，创造了多少亿元经济价值。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坚持下去了呢？我看后不禁悲叹，多少正确的、潜力巨大的事物，就这样被人为地歪曲而夭折了。
在国有企业里，腐败风气呈多样化了，表现形式除了改革开放后新生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更有传统的阳奉阴违，弄虚作假。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后者的危害更严重，因为前者毕竟已成了“过街老鼠”，可能受到法纪制约，而搞形式主义之类活动，人们则不以为耻，驾轻就熟，早己习以为常了。假使两种形式的腐败一起发作，这家企业则必死无疑，武汉印染厂就是一个反面典型例子。这后一种历史悠久的腐败风气将来有望遏制吗？没有，因为还未消除产生这种风气的制度根源。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源源不断地推出高素质的企业家，那些勉为其难地在岗位上的经营管理者如果不搞假，很难出现业绩；相反，若是搞了，至少短期内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例如本厂，那年轰轰烈烈地搞过之后，上级官僚会不知道？因而这年年末，主持其事的人被评为“十佳厂长”，一举捞到年奖３万元。多得不如现得。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个没有能力将企业引向发展之路的厂长，股票期权制度对他无疑于水中之月，难以实现，不如弃难就易，做些表面文章，干点短期行为，而上级官僚们又正好欣赏那一套。
一种可能大有作为和希望的事物就这样被糟蹋和断送了。我原以为，这种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的腐败风气大概只发生在企事业基层单位，上面官僚也许不知情，或者无可奈何而己。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官僚们不但知情，还同流合污，对这一风气率先“深化改革”了。例如，中央近年来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并且提到战略高度，当作发展经济基本决策。但是，自己没有能力做到怎么办？有关部门领导者灵机一动，办法就出来了，不必艰苦奋斗，只需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算做中国企业就行了，主要根据和理由是，凡在中国境内向中国政府纳税，职工大多都是中国人，这样的企业当然就是中国企业。那么，外国人掌握的核心技术也是中国人的了。中国自主创新的任务因而可说正在顺利实施，也不难与世界同步，将来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这种混账逻辑可以成立，成为弄虚作假的一种新的“深化”版本，上行下效，流行开来，后果会是怎样？将使洋人赚大钱，国人赚小钱的全球化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格局固定化，中国大多数人，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在经济上一百年也翻不了身。
某些地方当局和国有企业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直白地说，能力低下，突出表现就是一些事变或事件发生后，往往应对失措，只顾眼前摆平，不管以后如何，产生了负面影响和留下了严重后患。对于产生、出现和留下的恶果，要么佯装不知，如上文例举为“搞活经济”而一度放纵回扣腐败合法流行，至今不认其责；要么乐此不疲，如上例合理化建议之类原本有益的活动畸变为形式主义的闹剧；要么浑然不觉，还不知道自己撒下的烂污危害性多么严重。在他们的领导下，始终未能营造出一种催人奋进、积极向上的社会与企业氛围，更糟糕的是，甚至情况相反，正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种大不敬的认识，可能很少人像我这么感受深切，因为我是多次亲历其事的实践者和当事人。仍以我的经历为例。我还有一条直接经济效益更大的搞自主创新的合理化建议胎死腹中，虽然技术上有十足成功把握，但不敢提出来要求实施，因为怕挨骂。骂的人可能是谁？我的小组同事们。请不要误解他们，我的那班同事“若论心”，绝非思想上有什么问题的人；“若论迹”，则是连续多年因业绩超凡而荣获本厂“先进小组”，“红旗小组”称号的英雄人物。那么，他们为什么反感于搞技术革新？唉，说来话就长了。
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乃至变成“冰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分配政策出了严重问题，即主要矛盾未能设法解决，压制与扼杀了广大职工群众的主观工作能动积极性。人们也都知道平均主义工资分配政策的弊端，对于经济发展是一大负面因素，但它现在在国企中革除了吗？这得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企业领导者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拉开了，其中既有合理适当的积极部分，也有不合理悬殊的消极部分，这里暂不予分析评论。适当拉大差距是实行市场经济大势所趋，以职定薪，也较易实行。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再要像“工业学大庆”年代那样，上下同甘共苦，大家都置个人私利于度外，政治挂帅，恐怕就难以做到了。分配模式不能上改下不改，在工人中也要根据其技能和业绩拉开工资差距。问题就出在另一方面，就每家企业内部而言，在大多数工人层面上，平均主义仍然大行其道，同以前并无实质性的大变化。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的致命弱点，前文已述，由于文革破坏，领导者缺乏高度的权威性，若要在工人们中认真地在分配上奖优罚劣，恐怕投入全部精力都不够用。改革工人群体中平均主义模式遭遇实际困难，举步维艰，搞得不好就可能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自毁长城，所以不能轻举妄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维持原状。也就是说，奖优罚劣无法经常性地顺利实行，企业机制未能转入良性循环轨道，而且，上改下不改比完全不改可能更坏，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还能半死不活存在，半身不遂的“改革”就会要了它的命。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论多么高深，大概也不会有如此内容，遑论现成的解决方法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又放不下架子深入基层实践了解情况，更耻于下问，当然也不能指望他们找到改变现状的出路——在公有制经济制度的范畴内。
抽象的道理不易使人明白，还须借助具体的实例详细解说。正好，我工作中曾经历过的一件事很有典型意义，可以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是有事实根据的。详述如下：
我厂印染布生产中需要消耗大量漂洗用的清水。我所在小组的工作内容和任务就是泵取长江浑水加工成清水，再泵送给生产车间使用。组内这套制水设备始建于１９５７年，当时由苏联帮助设计。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在工作实践中很快发现，这套苏式设备的主要组成部分——澄清池工艺落后，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不能自动排泥。运行几天后，必须放空池内存水，人下到池底手工冲洗，劳动强度大，工效低，特别是在长江汛期，源水中泥沙含量大，更是冲洗频繁，而且不能保证水质。前文谈到的我曾去培训过的那家水厂建于ｌ９３Ｏ年代的澄清池，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就完全没有这一缺陷。我曾想参照该厂设备原理改进工艺，但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当时正值中苏关系蜜月期，本厂这套制水设备被当作中苏友好的象征，政治意义重大，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们称颂备至，在这种情况下，我能直指其弊吗？后来虽然两国关系恶化，可以消除这一顾忌了，但因小组人心不齐，我也因故不愿多事。这套质量差、产量低的洋设计设备就这么一直运行下去，好在产水量不能满足厂内生产需求时，可以打开外面社会水厂的大口径闸门引水进厂补充。武汉印染厂财大气粗，多付几个水费给人家并不在乎。
后来，由于文革折腾，市政建设多年停顿，城市自来水供应形势日益紧张，市内许多地区居民连住在平房都无水可供，不得不半夜等待接水。我厂毗邻厂区的宿舍区是楼房，职工家属更是叫苦连天，反应强烈。这时，本厂生产用水不但不能指望外厂来水补充，还要新接一条支管，向宿舍区几百户职工家属供应生活用水。一时卡脖子水荒空前严重，再要维持正常生产，己不可能了。厂领导于是紧急向一家给水排水设计院求助，询问本厂澄清池能否改造，以提高质量和增加产量。该院正好有一项新技术需要试验，若是成功便可推广，立即设计好图纸交给我厂。
照图施工不就行了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设计人员的科学创意，还需要有认真负责的高素质技工实现。当时，改造澄清池不能按常规中断供水停产施工，必须边生产边改造。这就要求具体领导施工者十分熟悉本小组情况，并且肯动脑筋巧妙安排。偏巧组长因病去世，小组群龙无首，新组长人选是否称职，成为这项改造工程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
小组内有位中年李姓工人，他以前曾经长期担任本组组长，因工作出色，车间主任经常在会上将他提出来表扬。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清”中车间主任被打成“封建把头”﹙后平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主任被揪出来了，他手下的大红人，那个经常受表扬的组长会没有问题吗？肯定有问题！工作组为扩大战果，于是派人内查外调，把他祖宗三代的底细都翻出来了。李师傅入党时报的家庭成份是中农，厂外调人员到他家乡生产队一问，队长随口回答是富裕中农，多了“富裕”二字，给他带来大祸。那个荒唐的年代越穷越光荣，最好祖宗三代都是叫花子讨饭，苦大仇深，那是入党最硬足的资本。四清工作组因此指斥老李“对党不忠实”，李不服，辩解说土改时定的确确实实是中农，绝无“富裕”。﹙后来他家乡也搞四清复查，仍照以前定为中农，而不是“富裕中农”﹚专横的工作组领导视人的政治生命如儿戏，坚持错误，反而说他“狡辩”，勒令退党，并被解除了组长职务。文革期间批判所谓“入党做官论”，本厂班组长那时却无一例外都要求是党员。本组新组长人选也另有两位党员积极活动，争取继任。李师傅当时己不是党员，而且还是“退党分子”，显然不够资格。可是除他之外，全厂没有第二个人担当得起制水设施改造的重任。厂领导最后权衡利害得失，实在因为水荒情势太逼人了，“政治挂帅”政策被迫作出让步，破例任命这个“退党分子”为组长，让他领导负责澄清池边生产边施工的改造工程。
李组长东山再起，以身作则，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改造工程中去。他首先调整劳动组织。本小组定员１４人，分成４个班。早中晚为值班操作人员，原来每班３人，三班共计９人。长白班５人，平时负责维修机械设备，星期天冲洗澄清池污泥，节假日还要顶替三班人员调休，人手紧张可想而知。改造工程属于正常生产任务之外的基建，厂部自始至终也未派一人前来支援。老李坚持自力更生，全组同志也发场艰苦奋斗精神积极配合，大家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光荣而重大。值班人员从每班３人减为２人，共计６人，抽出３人充实长白班。
改造之初，正值文革末期的ｌ９７５年，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当时国有企业产业工人中，大概极少像我们小组同志这样顶风而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正盛行于社会上，武汉印染厂生产也很不正常，职工们往往上班只来报个到，“七上八下九走光”，唯独制水小组工人始终坚持八小时工作，而且有时还要加班，在尽可能少影响正常供水的前提下，争分夺秒抢时间，见缝插针搞改造。蚂蚁啃骨头般地持续努力两三年，终于大功告成。
水的质量和产量随着改造工程的逐步阶段性进展，一年比一年显著提高和大幅度增加。澄清池原设计日产水量１万吨，但在常年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长江汛期源水浑浊度较高的情况下，为保证水质而不得不经常降低产量。改造成功，后来日产猛增一倍，稳定地达到２万吨，更重要的实现了自动排泥，保证了水质的优良。完工之后，适逢文革结束国民经济调整，压重﹙工业﹚保轻﹙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我厂属于当时国家重点发展的轻纺工业，更是特保单位，电、煤等原材料优先供应，上级要求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生产，用水量比以前急剧增加，但却再没有响起供水告急的电话。职工家属区的生活用水也充分满足需要。当时市区普遍闹水荒，只有我厂例外，犹如一大片沙漠中的一小块绿洲。
那几年，武汉印染厂利税再创新高，遥遥领先于本市其他规模相似的企业，可谓独领风骚。在我厂取得的如此骄人的成绩中，我们制水小组无可置疑地功居首位，起到了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年月，物质刺激被批得令人噤若寒蝉，我们当然不可能领到奖金，一元钱也没有，只是每年都荣膺“先进小组”之类奖状。但是若说本组同志个个都是“大公无私”奉献的圣贤之徒，也不符合事实。大家私心还是有的，说来极其渺小可怜，不过是希望将来工资调整时，厂领导看在首功的份上，高抬贵手，能给予我组适当关照而已。
盼星星，盼月亮，久旱之后好不容易要下一场毛毛雨了。１９８Ｏ年，中央决定全国普调工资，每家企业不分盈亏，升级面绝对平均，一律定为百分之四十，加一级也就几元钱。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像和理解，当年人世间为了这几个小钱，曾经演出过多少悲喜剧。据一篇回忆毛泽东生平轶事的文章披露，此前有一年也是调整工资，北京中南海中央警卫部队中的一名战士因没有份而闹情绪，毛泽东有感而发，吟了一句改古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全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工薪阶层，他们心中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工资问题，极少人例外。这次工调结束不久，我在街头邂逅少年时的一位邻伴，２Ｏ多年之后，两极分化，他已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了，我呢，没有出息，不过是工人大老粗。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我同他知识悬殊，还有共同语言吗？不料，他见面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高级烟，递来一支。我受宠若惊，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本人并不抽烟。他开始兴趣盎然，侃侃而谈，原来，他近两年来接连加级，好像说是共加了三级工资，实在极其难得。我估计顶多也不过三、五十元吧，却使中国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大喜过望，特意买包烟分发给亲朋好友，连我也沾了光，让大家分享其喜悦。我厂有一名青年工人，可能工作表现较差，听说这次有人要卡他，不由得急红了眼，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旧匕首，磨刀霍霍，一旦加级无望，准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没有人认为他只是虚张声势。可能要被报复的那位厂领导吓得魂飞魄散，一再对他表白没有说过那种话。那时，社会上此类因工资调整摆不平而可能酿成血案的传闻存在于许多企业，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调整工资对中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领导能力是一次普遍的实际考验。加薪本身不言而喻、无可置疑地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他们有能力将这件好事办好吗？遗憾得很，过去和现在，中国经济界的上层人士，包括官员、学者和厂长全都被客观实际证明没有这种能力，尽管已经实行了企业自主权。他们力所能及，不过是摆平这件令其头疼不已的事，避免矛盾激化，只求能够保持安定团结局面而已。他们始终没有能力利用调资这一手段，使之调动广大职工群众充分发挥工作的主观能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当年，工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正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他们更是深知其弊，早已下决心革除。可是，同时又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声称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在他们的具体领导下，偏偏这两点又是一对矛盾，而且无法调和。因为，提高工资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不开稳定局面，稳定局面有赖于搞平均主义，搞平均主义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不了谈何提高工资？中国经济界的领导者及其智囊们在如此怪圈中转来转去，转了几十年，至今还没有转出来。庸医们的本事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辩证施治还没有学会呢，因为舶来的书本上根本就没有这些内容。读书当然有用，但若书呆子学的理论同实践对不上号，又不知变通应用，那比不学还要糟糕。猫抓不住老鼠，不检讨主观原因，却去找客观因素，归咎于鼠的藏身洞穴有问题，所以才抓不住。根据这一逻辑推理，国有企业搞不好，是由于“鼠洞”，即公有制经济制度的问题，解决之道则是私有化改制。“猫”﹙领导者﹚“鼠”﹙效益﹚和“洞”﹙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怎样认识？三言两语难以说得明白。欲知其解，还是先听我将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
武汉印染厂像其他国有企业一样，这次工调还是搞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一套，特点有两个：一是传统特点，根据工龄长短；二是新的特点，矛盾下交，百分之四十的升级面分解到科室、班组。我们的“优惠”希望落空了，不过也理解厂领导的苦衷和难处，没有人表示不满，毕竟平均主义以前搞了几十年，再搞一次，也无所谓，心理上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小组１４人，按比例应有５个半名额，可是只分配到４个半，不但没得到关照，反少了一个。更有甚者，后来又要求红旗小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再让出两个支援其他摆不平的班组，只剩两个半名额！
在那吃力不讨好，反而可能因为搞“唯生产力论”还要冒挨批风险的特殊年代，我们作出的贡献之大，经济效益之高，全国国有企业以班组而论，武汉印染厂机修车间制水小组当时堪称天下第一组，但他升级面比例之低，也可能是此次工资调整中的天下倒数第一。而这家厂却是闻名遐迩的明星企业，领导者的水平尚且如此，其他厂更是等而下之了
调资首先考虑的是不要激化矛盾，避免破坏稳定，领导者当然有不得不然之苦衷，加级的主要参照标准是工龄长短，易于一刀切，而不是贡献大小，那将难得多，也可以理解。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确实是搞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在工人中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的制度根源，但人是有条件改变它的，因为有企业自主权。为什么一说国企改革就是私有化，难道不能在公有制范畴内进行改制？如此领导下的工资调整工作，好事变成坏事，虽然维持了稳定，但也给企业带来了滞后的负面效应，人们工作中的惰性被进一步固化，谁也不愿再去争取先进了。
例如，李师傅当初奋发有为，殚精竭虑地干，是因为憋了一口气，要干出成绩让那些认为他不够资格重任小组长的人瞧一瞧！后来大功告成，又落实政策恢复党籍，还被评上优秀党员称号，政治和精神激励作用到此为止，划上了句号。这次加薪连他都名落孙山，当然不满，一下子就泄了气。老李在本小组工作中，解决了制水产品的低质和低量问题，还有一个高耗问题，就再也振作不起精神继续劳神费力了。他几年后退休。我有一次去厂财务科询问，我组一年制水的原料消耗是多少？总经济师翻出账本，仔细查看后回答说，共计３Ｏ万元。我根据多年工作实践经验，觉得如果进一步改造设备，并且加强值班管理，再采取其它一些措施，大有潜力可挖，每年节约一半，也非难事。但这件事单枪匹马干不成，必须大家齐心协力。小组同志因８Ｏ年那次调资事件而忿忿不平，即使我愿干，一旦提出来，也将被群起反对，于是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武汉印染厂１９８Ｏ年代初期那几年的辉煌，并不是振兴的新起点，由于在至关重要的按劳分配原则上应对失措，甚至倒行逆施，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己。今天的中国国有企业，要以当年的武印为戒！
武汉市同全国一样，在计划经济时代，各大中型企业讲究万事不求人，搞大而全和中而全，所以几乎每家厂都有一套自备制水设施。这套设施中的主要部分澄清池同我们改造前一样，产量低，质量差。文革结束，生产恢复正常，时代也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各厂更加感到用水越来越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于是纷纷向给水排水设计院求助。该院一时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我这时听说了一件趣闻。这家设计院的老总，赴日本参观考察后回来作报告，大赞东洋人同行的先进性，说人家澄清池半成品出水在ｌ０度左右，浑浊度大大低于我国同类水厂。不料该院一位常年蹲点我厂的工程师起而插话，１Ｏ度何足道哉，在相同的流速情况下，我们院设计改造的武汉印染厂澄清池水质经常保持在１﹑２度，像成品水一样清亮。那位老总可能不信，有一天事先不打招呼特意前来我厂观察，果然如是。该院便向众多的求助者推荐成功样版，因而前来我组的省市各企业自备水厂同行参观者络绎不绝。
前文已述，我是小组内唯一在本制水专业知识上懂得一点皮毛的“理论权威”，夜郎自大，所以那时被抽出来负责接待来访者，以便向他们释疑解惑。我这时趁机打起了小算盘，准备“堤内损失堤外补”。澄清池改造可谓是一项投资少、效益大的工程，也不复杂，更无什么高端技术。我们之所以进行了两、三年，是因为时值动乱，没人支援，人手紧缺。各厂在文革结束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可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只要利用和借鉴我们成熟的经验安排施工，一月之内便可能完成。我本人就乐于充当他们的技术指导，胃口不大，只要有所“表示”即行。哪里料到，尽管我的解释不厌其详，来访者也亲眼看到了实景和效果，并且无不啧啧称奇，但却对这项依样画葫芦的短平快技术革新工程不感兴趣，全都无动于衷，就是因为需要费神动手，发挥一点点主观能动性。他们缺乏改进工作的动力，所以宁可让量低质差的现象继续下去。我也大失所望，一笔生意也没有揽着，一点外水钱也没有赚到。
离我厂不过两站市内公交点路程，有一家中央部属大厂，他们当时也常年为自备水厂水质浑浊度高而伤透脑筋。据说该厂宿舍区内，每家都备有一口缸，接水再沉淀后才能生活使用。该水厂工作人员好像不止一次前来参观，就是不愿自已动手改造。后来以生产发展，生活需要为由申请新扩建，其上级财大气粗，大笔一挥，拨下１ＯＯ万元。而据我们的经验，达到同样的目的，如在原有设施上自主创新，满打满算，用不了１０万元，不足新建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不多占土地，不增加工作人员等好处。
一马领先，万马奔腾，曾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的具体表现，但后来因为某些企业领导者的低能，甚至无能，逆按劳分配原则而行之，这种优越性己经消失了。
国有企业应当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迄今为止，可能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那样，充分调动和发挥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工作主观能动创造性，将经济发展从依赖于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转变为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乃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的唯一正途。但是，这条道路遍布荆棘，阻碍重重，通行不了。
这个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的故事，至少可使我们得到下列两点启示：
一，实行政治和精神激励，对劳动群众可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受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并且其效应与时递减，难以持久和推而广之，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是长久之计；
二，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领导者的利益也遭到忽视，当然也须改变。但他们的利益要建立在职工群众的利益也受到重视的基础上，两者的利益要密切相关，切忌顾上不顾下。就像先有蛋后有鸡的关系一样，事物的成功也有赖于分清先后的进行次序。上下阶层利益互动良性循环的起始点必须先放在下层劳动者身上，基础不先搞牢固，高层建筑将落空。我们现在实行的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改革则相反，着重点首先放在上层领导者身上，企图以上促下。但这种促进方式欲取得预期效果是有前提条件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依靠企业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即与下层劳动者同甘共苦，以身作则而感动群众；现在这种人格魅力因两者工资差距大大地拉开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领导者再也没有感召力促使劳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了。他们可能按照你的要求完成生产任务，但不会动脑筋改进工作。因而，企业经营效益情况便难以改善，相应地，公司股票价格也提高不了，经营管理者的期权愿望当然要落空。对他们实行高额的年薪制道理和效果也一样，还可能更差。
上述故事还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群众工作中缺乏主观能动性，表现形式就是合理化建议和技术自主创新活动开展不了，推广不开，影响所及，后果落实到普通职工身上，便是工资微薄，更缺乏主动性，形成恶性循环。企业经营管理领导层的收入分配尽管政策大力倾斜，因是无源之水，他们的高薪也难持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３Ｏ年，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纵向比较，应当说大有改善；但若横向比较，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优越性了。日本人在１９５Ｏ年代生活比我们好不了多少的基础上，同样时间的高速发展，到了１９８Ｏ年代，工资就同美国人拉平了。可是我们呢？现在还只及美日的５%左右！
除了微观上企业运作不灵，宏观上政策处置失措是中国经济效益低下的另一个根由。以我所在的印染工业为例。上世纪８Ｏ—９Ｏ年代，本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景气了，因为空前地遇到了竞争对手。竞争本是好事，但因是在严重不平等的条件下展开，技术、设备和产品都占优势的国企一方，反而败于私企和外企。小印染厂到处开张，国企大厂淘汰下来的旧设备一时竟成了他们的抢手货，人才也东一个、西一个地被分散挖走。对于中国的印染工业技术发展来说，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武汉地区的印染行业历来是地方财政的主要利税来源之一，实行市场经济后，这一来源因本市几家印染企业陆续倒闭而逐渐消失了。从此，原有的纺织、印染和服装完整配套的产业链断裂，退回到１９５Ｏ年代后期以前状况，即纺织坯布销售出省，外地印染加工后再购回用作服装面料。据近年报载资料披露，武汉市仅此一项产业结构退化每年就损失或减少利润８亿元。同样的行业情况，中日两国经济领导者的发展思路大不相同，效益当然也随之有天壤之别了。中国人像是猴子掰包谷，习惯于捡一个，丢一个。印染行业出现经营困难怎么办？不是积极地设法解困，而是视为“夕阳工业”弃之不要，另起炉灶去发展“朝阳工业”。如此运作当成遮羞布，以掩饰自己的无能。日本人又是怎么干的呢？即使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夕阳工业”，也不轻言放弃，而是尽可能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创造经济价值，还要开辟新的财路，并用之于解决当时严峻的失业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一元布拉吉”﹙零售价不超过两美元的印花布连衣裙﹚了。
日本人不愧是“经济动物”，当年，一件廉价的小商品，就被他们有声有色地做成了大产业。２Ｏ世纪中叶，战败不久后的日本，经济一片萧条，失业者、特别是技能简单的女性失业者成千上万，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的社会问题。东洋人当时也像我们在１９８０年代一样，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不同的是，注重于产品附加值的提高而进行深加工。
爱美乃人的天性。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城乡女子都是以裙装为主，因为从美学观点上看，他们更适合穿着花布连衣裙。价廉物美的日本产“一元布拉吉”因而风靡世界各地，主销区域则在美国。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每年的销量都是数以亿件计。我曾分析，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产销量，主要是抓住了消费者对这个产品关心的三要素：即美观、廉价和简便，什么样的身材适合多少号型，都制定了统一标准，而且花色和样式不断地推陈出新，引起那时习惯于高消费的美 国 太太小姐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对她们来说实在太便宜和太方便了，一买就是好几件，穿不多久又换新的年度和季节的新花样。反观我们对待这个产品的作法则大相径庭。１９７４年，文革中的官方曾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大力推荐过一种连衣裙，俗称“江青服”。这种服装设计思路同日本人完全相反，样式固定，加工繁琐，据说穿着也不舒适，所以始终推广不开。
任何商品都要适应市场上的消费者需求，市场经济时代更须如此。企业经营成败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对社会上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经济承受能力的变化是否敏感，并为之采取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应对生产措施。我发现，中国企业不仅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在商界也少有敏于应变的人才。以纺织工业为例，上世纪９Ｏ年代期间，低水平重复生产能力大量过剩，怎么办呢？我们的对策是压产，淘汰旧设备，并大量关停工厂，而使数以万计的职工下岗失业，搞得怨声载道，可谓代价惨重。没有人想过另辟新途径，开发新品种以摆脱这种设备过剩的生产危机。咱们经济部门领导者的能耐就是指令用大榔头砸毁这些“过剩”的生产设备。中国纺织印染厂传统上都是卖半成品布料，为什么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提高附加值，走深加工之路呢？
生产设备能够物尽其用，继续发挥创造利润的作用和早早地砸毁变成废铁，两者的经济价值显然是天差地别。诸如此类差别的后果，最终都将一一影响与落实到两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市场需求客观存在，但你没有主观能力去挖掘与适应它，那么这种需求也就等于零，创造不了经济效益。“一元布拉吉”产业曾风行于日本，却未能产生于中国，这就是两国经济领导能力的差别。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从宏观上看，表明我们远不如人的地方还多着呢。例如，日本引进技术和消化提高的资金使用比例是１：１０，中国则为１Ｏ：１；他们发展经济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掌握核心核心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质量，肥水不流外人田，大钱留给自己赚；而我们呢，缺乏能力振兴自己的民族高科技产业﹙国企和私企﹚，各地官僚竞相以引进跨国公司资金多少为主要政绩，驱使国人，包括大量科技人才为外国老板打工，轻松地赚了几个小钱而沾沾自喜，心满意足，反以这种无能的表现为荣，据说是因为充分发挥了所谓的“比较优势”。中国劳工工资只及发达国家同行的５%，甚至可能更低，怎么变成“政绩”了？这是社会主义的奇耻大辱，中国工人阶级决不认同这种“政绩”！
海外资本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当然是好事，但在缺少平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也可能转变为坏事。其积极因素主要是有助于降低失业率，维持了社会稳定局面。不过，即使引进的是高科技产业，国人也只能在低端生产环节打工，赚几个小钱，账面上好看一点，如ＧＤＰ增长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了，除此之外，因为掌握不了核心技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贡献。也就是说，若无解决就业这一主要的积极因素，恐怕可能弊大于利，得不偿失了，这些外资在某些地区因为是当地官员实现ＧＤＰ增长“政绩”的主要依靠，被当作衣食父母，因而敢于蔑视中国法律，偷漏税收、“血汗工厂”等负面现象将永续存在，并有蔓延恶化之势。这种就业问题依赖海外资本家解决的格局一旦固定和强化，也意味着中国亿万劳动群众将永远罢脱不了低工资的命运。一个国家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犹如一个人的命根被阉割一样，也将不再有雄起的条件了。
发展经济需要借助外援，但不能让喧宾夺了主位，更切忌形成依赖局面。以失业问题为例，主要应当依靠自己力量解决。本土企业的产品一时科技含量低也无关紧要，几十年前，日本人不就是从“一元布拉吉”之类低科技产品起步的吗？经济界有评论说，中国经济的整体产业结构比日本落后几十年，这个我信。例如，咱们现在纺织工业的“比较优势”就同人家１９５Ｏ年代初期一样情况。发展经济不要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上述依赖外资；另一个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将主要精力用之于所谓“跨越式战略”。自力更生也要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向产业结构的高端。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再像后者那样，仅仅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需求，企业还可能以创造与提高自身效益为动力，开辟消费新出路，引领消费新潮流，主动地推动内需新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数以万千只“饭碗”，即新的工作机会也随之提供于社会。解决失业问题的出路，应当主要依靠本土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上，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让我再讲一个合理化建议的故事，虽然它早已酝酿成熟，可惜还装在肚子里，不过现在无私奉献出来也不为迟，仍然用得着，哪个地区若是采用，保证能新创造出１Ｏ万只以上的“饭碗”。谓予不信，且听解释。
上世纪８Ｏ年代后期之后，全国纺织工业进入困难时期，武汉市也一样，各纺织印染厂生产都很不景气，人浮于事，下岗失业者日渐增多，人数成千上万。我厂生产的强项是印花布，当时每年一度的全国性盛会——“上海花布之春”评选会上经常获奖，可谓声名远播。但因近年来人民群众的消费习惯改变，自买花布做衣裳者越来越少了，产品因而滞销。如果继续固守陈规，以不变应万变，本厂乃至武汉整个纺织工业系统前景显然不容乐观。那时，有关部门领导者束手无策，并且无动于衷，更无所作为地等待着本行业危机的来临。人们可能感到好笑，反倒是我这个不在其位的普通工人莫名其妙地着了急，也许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吧，又开始动脑筋试图从困境中突围，寻找一条新的生产门路，保住工厂，也为数以万计的失业者提供一只新的饭碗。
灵感和启示来自于早年的读报见闻，即上述日本“一元布拉吉”故事。我开始研究一种社会习俗及其产生的原因。中国城市女性解放前流行穿着旗袍，也可算是裙装的一种，下层妇女谋生第一，出于劳动需要，着装才是上衣下裤，但显然难以充分展示身材的美感。中国社会女性以衣裤代替旗袍始于上世纪５Ｏ年代。革命队伍中的女干部，装束就与平民百姓不同，一律人民装，头上还有一顶帽子。许多旗袍女性效仿，以表示自己也“革命化”了。这种形式主义风气到了文革时期达到高潮，时尚的年轻女孩们，特别是女红卫兵，那一身装束毫无美感可言。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所变化，但“上衣下裤”着装，其政治痕迹仍然依稀可见。工资要平均，舆论要一律，男女服装呢，也要相似。直到现在，每年桃花盛开的时节，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女性，大多数人的衣饰还是色彩单调，样式更缺乏美感。上世纪２Ｏ—３０年代，因受“五四”反封建陋习的影响，一部分女子的脚缠了又放，半大不小，谓之“文明脚”。中国今天大部分妇女的着装，像国有企业制度的体制和机制一样，仍处于“文明脚”阶段。武汉印染厂生产的印花布价廉物美，何不加工成连衣裙，既为本厂产品销售找到了新出路，又引导了消费新潮流，具有社会效益，更因缝纫加工需要大量劳动力，可给数以万千的下岗失业女工提供就业机会。一箭三雕，何乐不为？
其实，纺织印染布料也不仅是只能做服装，还有别的用途。中国家庭日常使用的棉被，外层包装用的被面和被里分开，千百年来的习惯是拆洗后再用针线缝合，既费时，又麻烦，如果做成被套岂不省事得多？还有床单，假使改用床罩就比较美观了。虽然有人看中了这一商机，但都是家庭作坊式小生产，纺织印染厂生产的布料，设计的花样和尺寸也只适合于加工成衣，若是改用于被套和床罩就不太好看了。市场上有锦织布做的“豪华”床罩，虽然美观，但价格高，也不实用，睡前需收起，白天再铺上，而且，很难清洗。被套和床罩同“布拉吉”一样，只有具备“美观、廉价、方便”的日常用品消费需求三要素，市场上才会有销路，有销路，就可能形成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产业。
我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验证自己的设想是否可行，退休后改行做了一段时间的小买卖。我买来布料，委托他人加工，做成被套和床罩，在地摊上摆卖，到商场中代销，虽然只赚了几个小钱，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有关此类商品的信息却搜集了不少，觉得产品适合人群的需要，大有市场前途。加工中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如棉织布床罩可能缩水，也不难解决。我想提的合理化建议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当时国内纺织工业产能过剩问题，武汉纺织系统各厂主动调整产品结构，走深加工成品化之路。以武汉印染厂为龙头，产品为纽带，组成一个集团，为此，各厂需要添置一些生产宽幅市的机械设备。人们不妨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评论一下，假使我的这一建议当年提出来了，并被采纳实施，具有悠久历史的武汉纺织工业后来还会衰落吗？但我报国无门。几年前，我还在职的时候，预见到了本行业即将发生危机，心急如焚。到处托人找门路，终于求见到市访管局一位副局长，向他倾诉忧虑。可能被认为杞人忧天，屈尊听过之后，无动于衷，不以为然。一群没有危机感的太平官会对我的建议感兴趣吗？我也对缺乏开拓精神的本地官僚没有信心，便搁置下来了。不过，这一建议并未过时，现在仍有实用价值。
我在实践中逐渐感觉和认识到，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至今仍生活水平低下，很大程度上与上层官僚运作机制失灵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让我再举一个合理化建议碰了软钉子的故事，也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大约是在ｌ９８Ｏ年代初期，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海外趣闻”：日本东京一个小职员的孩子的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捡拾一些废品卖钱，用作校中活动经费。一天，这位家长在开车下班途中，顺便将有人置放在路边的一个大垃圾袋捡到车中带回家，告诉家人看一看袋中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自己则去沐浴了。等他浴后出来，只见家人一个个惊诧莫名，不知所措。原来，袋中发现了整捆钞票，清理后统计共有一亿日元！他立即报警，此事当年轰动全日本。
我看后不禁想入非非，这种好事怎么没有让我碰到？从此，我走在武汉的大马路上总是睁大眼睛，也妄想发一笔横财。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果然，１Ｏ多年后，我也发现了巨额财富，价值两亿元，十余倍于那个日本幸运儿。有人可能疑问，你捡到的一定是“冥通银行”发行的一、两张面值亿元的冥钞吧？不！真真切切，人民币两亿元，并非天方夜谭。
１９９８年汛期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武汉市区渍水成灾。我居住地周围一带水深就齐腰，甚至没顶，连续许多天水势不退，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损失。灾后，我从报上看到一则新闻，市政府准备投放一笔巨资兴建下水道排渍工程，解决渍害问题。我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便给一家报社投稿，全文如下：
“一条建议 能省两亿
“我是武汉印染厂制水小组一名退休工人，３Ｏ多年来一直从事制水和排水工作，因此，在这一行积累了一点儿实践经验。
“今年７月下旬下了一场特大暴雨，武汉三镇渍水成灾，给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危害。据报载，市政府计划投资２亿２千万元，准备兴建武昌沙湖地区排水工程，解决这一地带渍害问题。我想，从资金到位至峻工使用，恐怕还是“洞庭湖上吹喇叭”——哪里哪。倘若今后几年“厄尔尼诺”又来肆虐，咱们不是还得挨淹遭罪吗？我倒有一个既可救急，又能省钱的办法。
“先讲一个名人轶事。大科学家牛顿养着一大一小两只猫，他要一个泥工在他寓所的墙下打两个洞，以便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工匠说，只打一个洞就行了，让小猫同大猫一起走大洞。咱们国家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个个都像是牛顿，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则向那位匠人学习，建议武昌地区排渍工程“新猫走旧洞”，没有必要花费巨资新建。
“一，武昌临江大道一带，有好几家国有大厂，它们像武汉印染厂一样，都有自备水厂和一套封闭的排水机械工程设施，平时污水从厂区下水道自流入江，汛期关闭闸门机械抽排。据我的经验，因为厂区面积较小，积水不多，抽排机械间歇工作，形成“大马拉小车”现象，其中大有潜力可挖；与此相反，市属排渍站则是“小马拉大车”，不堪重负，只要市区日降雨量超过 ５０毫米 ，抽水泵即使日夜不停地运转，都不能免除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渍水成灾。若将那些厂的下水道与厂外社会上的就近联通，取“大马拉小车”之长，补“小马拉大车”之短，综合平衡，排渍总量即可成倍提高。
“二，武汉印染厂有一套污水处理设施，邻近武昌沙湖一条排水河沟，多年前早已停用废置。原来水的流向，是从地势较高的临江厂区自流或抽排入江。可以“反弹琵琶”，将污水处理池加高数米，造成反向落差，汛期抽河沟水入池内，倒流向武汉印染厂临江厂区下水道，再抽排入江。
“这两项工程都是因陋就简地改造，，目的实效可能与新建相同，造价却可以大大地减少，粗略估计，只需要原计划投资２亿２千万元的一个零头足矣。大家都姓‘公’，两家合一家。这笔改造和每年维修管理的费用，应当由政府大老板出，以调动企业小老板主动配合的积极性。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企业增加了额外收入，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举一反三，武汉、乃至国内其它地区，凡欲新建城市排渍工程，不妨先深入地调查一下，域内有没有‘旧洞’可资利用？据此推算，我这一条建议的潜在价值，岂止节省区区２亿元。
“由此例引发，感慨良多。客观存在于成功与失败两者之者的事物，其最后发展结果往往决定于人们对待它时主观上的思维倾向，殚精竭虑地努力去做，可能成功；反之，难免失败。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这类客观事物能否成功，而是人们根本就忽视它的存在。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多动些脑筋，群策群力，那么，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一定能从速度型转移到效益型的轨道上。
“我这一条可能节省２亿元左右的合理化建议，不知该由哪家机构受理？故借《ＸＸＸ报》一角，登载一则‘寻人启事’，以便联系，大家共同集体地研究一下，武昌沙湖地区排渍工程，‘新猫走旧洞’是否可行？
“１９９８年ｌ２月ｌ２日”
稿件投出后没有回音。我不甘心２亿元白白浪费了，前门不通，就找后门。活了６０岁了，生平第一次求助于权贵，实属无奈之举。于是托一位热心者将《建议》捎给某官员，并附一信：
“ＸＸＸ
“我于ｌ２月１２日将此《建议》投稿给《ＸＸＸ报》，不知什么原因，至今竟无回音和反应，心有不甘，请你一阅，但愿引起重视。不论采纳与否，只望得到答复，这个要求不高吧？即使不计全国各地后续效法的推广价值，两亿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在武汉大马路上“捡起”这笔巨款，欲交还之，却不知该找谁。“失主”岂能无动于衷？
９８，ｌ２，２５日”
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当时并不知道，与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全国一盘棋”大不相同，现在各地分灶吃饭，国家整体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很多情况下并不一致，甚至矛盾。我这是不自觉地给地方当局出难题。后来听人分析，才明白自己热面孔碰到人家冷屁股的原因。原来，两亿两千万元可能是中央拨款，不用白不用，用了还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显示政绩，更可以讨好一方百姓。这笔巨款大约是武汉官方派出的能辩之士绞尽脑汁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好不容易才争取到手，如果我的建议可行，被采纳了，岂不是坏了地方官的好事，给搅黄了？我明白这个道理后，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差一点不自觉地成了损害与背叛地方利益的“﹙武﹚汉奸”！我再冷静一想，比起新建，因陋就简的工程至少麻烦十倍，而可行性则顶多只有十分之一。具体到我这条建议，若在１Ｏ年以前国家财政困难时提出，也许不失为一个能够救急的穷办法；现在国库的钱多得不得了，正愁用不出去呢，还需要坚持过时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吗？可见，我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思想观念保守分子，没有理会很好，倒要感激不尽了。
几乎与我这件建议遭到冷遇的同时，形成鲜明对照，一项严重违章的工程——矗立于武汉长江大桥旁江堤外的几栋高层商品房——《江滩公园》，有关部门热情而高效率地一路绿灯，开工兴建。开发商的广告词是“我把长江送给你”！多么慷慨大方。几年后这几栋已经销售一空的高级住宅因为碍洪，有害于防汛，被中央勒令拆除。一次爆破响，３亿元泡汤，损失由国家公款买单。几十年来，全国没有听说有一项大工程因人为努力而节省了巨款。我不自量力，试图破天荒，创造一个天下第一的记录，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无疾而终。相反，在建设中付出“学费”的传闻则不绝于耳，目不暇接，而且金额越来越大。有权经济决策的各级官僚都对“新猫走旧洞”之类项目毫无兴趣，挥霍浪费反而情有独钟，其中不乏惊世骇俗之作。有的还打破了世界纪录，因为不论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都未曾有过先例，可说是一种畸变了的市场经济行为，具有中国特色。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其实，比起浪费的危害，贪污是小巫见大巫了。有文为证：据《北京晚报》报道， ﹙２ＯＯ７年５月２４日﹚“昨日上午，最高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做客新华网时说，渎职侵权犯罪比贪污犯罪的损失更大，平均个案损失２５８万元。
“据宋寒松介绍，尽管渎职犯罪也有因公做了坏事的现象，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司法部门把贪污贿赂的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作了一个比较，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贪污犯罪个案平均是１５万元，渎职浸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２５８万元。”即后者是前者的１７倍多。
过了几年，又看到一则“白猫走白洞”，“黑猫走黑洞”各走其洞的新闻。
２ＯＯ５年３月１８日的《大家文摘报》转载《中国青年报》上作者何益的文章，标题就可以吓死人：《电信重复建设耗掉好几个三峡》：
“‘电信网络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浪费数额相当于建几个三峡了。’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曾身居电信行业要职的杨贤足委员说，他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２ＯＯ３年６月，杨贤足从联通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此前，他曾担任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
“铁塔一项本可节省２４０亿元
“‘光是铁塔一项就浪费掉约２４Ｏ亿元。’杨贤足说，即使在一些偏远的小镇里，也经常能看到两个电信部门的铁塔并立。这两个铁塔，分别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真的需要两个铁塔吗？’在杨贤足这个内行看来，一个足矣。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两家国家控股经营的移动通信企业，由于没有移动基站﹙铁塔、机房等设施﹚资源共享机制，两家企业各建各的。他算了一笔账：建一个铁塔至少需要投入３０万元。在现有的２４万个铁塔中，如果其中ｌ／３实行共建共享，就可节省投资２４Ｏ亿元。
“让他忧虑的是，国家发放新的３Ｇ牌照后，势必有更多的移动运营商加入，如此，一个小镇可能会出现四五个铁塔，这不仅浪费巨大，还要占用大量土地。”
“真的需要这么多光缆吗
“比铁塔投入浪费更严重的是干线光缆。理论上讲，全国有一个省际干线光缆就够了。而现在，每个电信商都有自己的网。建一个干线网需要投资２ＯＯ亿元以上，而目前五六个网并行，总投资已超过ｌ００Ｏ亿元。他们分别属于中国电信、移动、联通、网通、铁通。此外，广电部门和军队也在投资建设自己的网络。仅这一项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就将近ｌ０００亿元。
“杨贤足委员说，比起接入网方面的重复建没，铁塔和干线光缆还算不上最严重的。‘在全国建一个自己的接入网要花多少钱？’知情人士透露，大概要四五百亿元。也就是说，如今的５大运营商有４家需要自建接入网，总共需要２ＯＯＯ亿元左右。而从使用的角度讲，有一个接入网就够了。”
“电信网络资源开放应写于电信法
“此外，还有通信管道的重复建设。这一块，老百姓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街道挖了埋，埋了再挖。杨贤足说，和接入网一样，城市电信管道大多为当地一家电信企业拥有。面对竞争，这家企业要么不向竞争对手开放自己的管道，要么即使开放，租金也高得吓人，３年的租金就相当于新建一条管道的投入了。
“据了解，联通公司尽管拿到了全牌照﹙可以经营移动、固话等多种业务﹚，但因为接入网、管道等原因，一直没能真正进入固话领域。而比联通更弱小的铁通，更是举步维艰。
“为此，杨贤足委员建议，首先要将电信网络资源开放写入电信法。其次，国家必须从优化市场竞争结构入手，推动电信市场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而不是现在这样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此外，由于我国电信企业都是国有独资或国家资本绝对控股的，因此，政府应该加强调控和监管力度，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
杨贤足委员２０Ｏ５年反映的事件，其实就是我在１９９８年提出过的“猫洞”共用的问题。我不禁感叹，假使我这条建议早几年引起高度重视，并且举一反三，国家予以立法规范，未雨绸缪，强制执行，那么，制止此类重复建设于未然，很可能这几千亿元已经省下了。“新猫走旧洞”的建议被不置可否地作废，“二猫走一洞”更难通行。虽然“猫”的属性，形体相同，但因肤色各异，为“白猫”建设的“洞”，“黑猫”和“黄猫”就不能走。中国倒更像是一个封建割据、山大王各自为政的国家。这些“国有独资或国家资本绝对控股的”山大王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和破坏能量，“面对竞争”，竟敢“要么不向竞争对手开放自己的管道，要么即使开放，租金也高得吓人，３年的租金就相当于新建一条管道的投入了”？这些挟“洞”自重的人，为了保持自己所属小集团的垄断经营，不惜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他们的渎职侵权行为造成的恶果，是任何外部敌人都干不了的。人们只知道贪官可恶，却忽视了还有比他们为害严重十倍、甚至百倍的污吏存在。
这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严重浪费国家资产的行为，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可能发生吗？那时，强调社会效益，实行全国一盘棋，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如今这些优良传统都被抛弃了，代之以尔虞我诈，损人利已。诚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缺陷，甚至是严重的缺陷，但决非一无是处。我认为他的主要缺陷就是缺乏竞争因素，在生产管理中，在市场经营中，在干部选拔中，在工资分配中，在科技创新中，等等方面都缺乏竞争因素。所以，我们要学习与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引进竞争因素，这里指的是良性竞争因素。学人之长，补己之短。但不是去学习人家的短处，而且是已被人家自己深刻地认识到，正在竭力设法改进的短处。这些年来，西方经济学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强调“重新认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认为并不存在所有经济决策都在市场中决定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都是混合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要起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协调各企业间的利益关系，避免恶性竞争。恶性竞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发展阶段的产物。即使在旧中国，政府无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也有行业协会代行其职，作为一个争取行业共蠃的机构出面协调各企业间的利益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做的甚至比旧中国还不如。
西方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１４版中明确指出，政府具有三个方面的经济职能：一是力图矫正市场失灵，以提高效率；二是规划用税收和开支向特殊群体实行收入再分配，以求得公平；三是进行调控以支持实现经济的增长与稳定，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率。我认为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要加上一个方面的经济职能：避免恶性竞争，制止重复建设，维护国家整体利益。
但是，主流派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精英们这些年来鼓吹和贩卖的是一套什么货色呢？好的学不来，坏的全引进。人家理论中的“帕累托改进”原则置若罔闻，背道而行，其代表人物的“经典”说词是：“没有国有企业３ＯＯＯ万老工人下岗失业，哪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他们另一大主张，是不分青红皂白反对政府行政干预，完全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各种经济行为。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藉此为突破口，否定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某些中央领导人耳根子软，为妖言所蛊惑，一度放弃职能，结果造成严重后果，其中，仅仅一个“电信重复建设耗掉好几个三峡”，几千亿元白扔进水里，连响声都没有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是，常人心目中“极大的犯罪”，腐败无能的官僚反而恬不知耻地当作自己的功劳，因为这种浪费有利于ＧＤＰ增长；有利于多搞新建项目，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有利于保持稳定局面。这难道不是“政绩”吗？
可惜，这一“政绩”使中国连年创造了一项非常不光彩的世界纪录，即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比重的纪录。据《国际先驱导报》４月１２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２ＯＯ７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中列举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亚行报告指出，中国经济２ＯＯ６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４%，超过了设定的１８%的目标。２ＯＯ５年投资拉动经济的比重达到了５２%，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保持第二位的印度这一指标仅为３３%。投资过热是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央政府的紧缩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不能得到全面贯彻。
“报告说，在过去３年里中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提高银行准备金和加息的办法试图使经济降温，但上述做法并没有完全奏效。
“亚行报告警告，如果固定资产投资仍按每年２Ｏ%多的速度增长，其作为多年来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很可能变成引发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重要因素。”
有文章引用一位科学巨人的观点：“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但我认为，解决问题比提出问题更困难。例如，数学界提出《哥德巴赫猜想》问题多少年了？至今其最终证明﹙１十１﹚仍未解决。中国公有制经济制度低效益问题存在几十年了，只见人们不断地提出，却无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因而，虽然３Ｏ年来ＧＤＰ高速增长，但并未给大多数劳动者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有资料说，我们的工资至今还不足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问题的症结如上所述，在于有一个能量相当大的专横而无能的权势阶层在国民经济运作中的低劣行为。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这个低劣的权势阶层之所以产生，则源于某种公有制经济制度、主要是某种国有企业制度中存在着某种不良的体制和机制，能使人畸变和品质退化的某种体制和机制。请注意，我说的是“某种”公有制经济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就是我们传统的、也曾实行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前苏联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和现今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这某一种，即国内外传统的公有制经济制度模式。
改革开放中某一项政策措施错了，不能等同于改革开放错了而否定，同样道理，国有企业中某一种制度模式失灵，难道能等同于国有企业制度失灵而否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企业现在实行的高级科学管理层次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由其以前实行的低级严格管理层次的家族企业制度和合伙企业制度变化而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制度难道就不能与时俱进地创新，转变为另一种模式？但是，若要转变为另一种运营高效的创新型的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模式，我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首先，要有为社会主义企业主人翁——职工群众谋取权益与利益的高度热情，也就是说，要站在劳动阶级立场上，否则，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其人学富五车，知识越多越反动，危害越大，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只能是败事有余；二，需要深刻了解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弊病，更不能讳疾忌医，不然，怎能开出对症的药方？三，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相对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制度，在运营方式和管理层次方面，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有其长处，也有短处，我们的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设计者要有扬长避短的能力。
(三)“国企病”源自外行专制领导
癌症能够预防吗？
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不是人体医学问题，但是，世界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往住有一种微妙的联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癌症与“国企病”，迄今都没有特效药，人和厂患上它们，一般地说，只能等死。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资格谈论这两种绝症的医盲和学盲，生平从未涉猎过经济学著作，原因很简单：文化低，看不懂，遑论学习与研究了。联合国有关机构称，不懂电脑，就是文盲。我更等而下之，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汉语拼音一音不识，连一年级小学生也不如。相声“别字先生”生活中的原型，则非我莫属了。如此一个“乌拉西”的工人大老粗，真是做梦都未敢想过写什么经济学论文，而且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但，有一件事启发了我。我又是一名连自己伤风感冒都不知该吃什么药的医盲，却有过一次成功的防癌经历：一条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后，曾经挽救了几十条人命。许多杏林高手一辈子悬壶济世，救的人也未必有我的多。这可不是胡吹，我将摆出令人信服的事实。
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思想误区：治重于防。名医救活了一个病人，“妙手回春”、“华佗再世”之类锦旗马上有人送了过来，病家恨不得磕头感谢。可是，将癌魔消弭于无形，使一大批潜在患者免遭侵袭，就无人理会了。中国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小农时代，现代工业大生产的文明观念还未深入人心，所以推崇见义勇为，而不重视和理解见义智为，虽然后者的效果可能大得多。中国社会上下普遍缺乏这种高层次的思想观念，而这正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低效率运行。国有企业的振兴，首先要更正此误区，防重于治，以便让像我这样的广大“下愚”们也用得上力，毕竟少数“上智”者包打不了天下。某些“上智”者实际上已经黔驴技穷，给中国国有企业下了病危通知书，鼓噪国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便是其无能为力的心态之反映。且看我这个“双盲”开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防了癌症再来防“国企病”。
本人先谈防癌经历。发生在本厂的一件沉痛往事，我本不愿提起，但因事异而理同，有助于了解我解剖国有企业中的一只“麻雀”——武汉印染厂“癌变”的前因后果，就只好揭露这块陈年疮疤了。
上世纪８Ｏ年代某年某日﹙年老健忘，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偶然听说本厂家属区是癌症高发区，于是想到，大约１Ｏ多年来，本厂公布的死人讣告中，好像多数是因患上各种癌症，每年都有好几起，还不包括家属。挨个仔细地一一算来，我的同辈同事中，许多人都因此症而故去了。我所在的生产小组共有十几人，在此期间先后有两人患癌死去，其中一人还正当壮年。又听说厂领导很是焦急不安和恐惧，更不敢公之于众，怕引起人心惊慌。厂医务室中的一名医生探查病源多时，也没有查到原因。我日有所闻，夜有所思，有一天睡意朦胧中突然惊醒：问题会不会出在——？
讲到这里，我必须进一步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情况。当时，我是一名制水值班工，有时在厂内的澄清池和沙滤池，有时在厂外取水泵房工作。我厂临江而建，厂外附近长江边有一座斜桥，活动泵房下四只滑轮立在桥面的铁轨上，随江水的涨落而升降。冬天，我值班时，一种现象曾引起我的关注：在离泵房几米远的江滩上，有一处我厂下水道的出水口，排放泛着泡沫的工业废水。夏秋汛期江水上涨，泵房升高，与排污口落差和距离较大，处于下游的出口污水随激流远去，没有影响；但到冬春季节，水枯江低，泵房相应放了下去，与排污口平行，又因水势缓慢，遇上朔风劲吹，污水逆流而上，回旋于吸水管周围而被输送到厂内，净化了肉眼看得见的泥沙等悬浮物，看不见的含有酸碱、染化料等化学毒素却被忽视了，从而种下祸根，致使数以十计的饮水居民患上癌症。这一惨祸本来可以防止，无奈众多反常的人为因素干扰，终于还是发生了。
武汉印染厂１９５７年建成投产，“癌症高发区”的帽子却是７Ｏ年代以后才戴上的，到我的建议被采纳实施的８Ｏ年代为止，延续了十几年。这个建议早在５Ｏ年代末期我曾提过，因故未被重视。我为什么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及时重提呢？唉，往事不堪回首，在走完人生的旅途之前，几十年工作期间隐藏在心中的伤痕，也该表露一下了。
上世纪５Ｏ年代末期，我还是一名青年，当时可不像后来那样看破红尘，撞钟度日，而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思想进步得很。厂领导那时经常在会上教导我们要“爱厂如家”。我出身贫穷，少年辍学，很早就在社会上做小买卖、打小工和干苦力谋生。进工厂，特别是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做一名产业工人，一直是我当年最高的理想，它终于实现了。我要好好地干一番事业，爱厂胜家！谁知出师未捷先栽了一个大跟头，从此一蹶不振，再也爬不起来。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兴“比学赶帮超”运动。我厂的赶超对象是上海某印染厂。怎样“赶超”？就是亦步亦趋，对象厂在干什么，我们也要干什么。本厂驻沪办事处就是情报站。有一天，探子打长途电话回来报，该厂在搞什么“超声波化”。厂领导成员们闻讯后，没有一个人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雷厉风行，也在本厂推广人家的“超声波”先进经验。怎样“化”法？就是将库存的无缝钢管拿出来，一节节地锯短成两市寸左右，一头敲扁为鸭嘴状，塞进一块铁片，另一头套在水龙头上，便算大功告成。本来“化”起来也很简单，只要安排两三名钳工就行了，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大搞群众运动，人人动手，每人两个。可怜厂医务室护士小姐只会打针，什么时候用过榔头？也得遭罪。右手举起铁家伙尽力向下敲去，钢管弹了起来，左手皮破血流，痛不欲生。
我所在的制水小组专门同水打交道，水管龙头众多，更是“超声波化”的重点部门。我组生产中有一道工序叫“化矾”，固体凝结剂倒进一口大缸里，加水搅拌成液体。没“化”之前，工作很顺利；套上那个“科学”玩意儿，冲力加大，水花四溅，而水量却减小，放满一缸所需的时间比原来长得多，起的是负面反作用。我琢磨了好几天，实在不明白它的用途何在。听说，这种无缝钢管是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禁运的战略物质，来之不易，非常昂贵，那么一段中指长的短管，价值超过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呢。我越想越不对劲，这不是瞎指挥乱折腾糟蹋国家资产吗？但我顾虑自己文化水平低下，不识“超声波”的奥妙，决定去问个明白。听说本厂一位副书记主管这项工作，我便去找他。谁知这位老兄也不知其所以然，但他鸭子死了嘴巴硬，不仅不认错，反以党委决定压人，训斥我无端怀疑。我当时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畏虎，头脑也简单，自以为是“企业主人翁”，不同于旧社会雇佣劳动者，真理在手，竟敢顶撞，使他大失尊严，一时下不了台。后果随即显现了。
“超声波化”闹剧收场之后，有一天开大会，这位副书记做报告，开始报复了。因为当时对我刺激太深，几十年后依然记得他那次讲话的大意：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是死人，二是不做工作的人……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中难免有错误，付点学费也在情理之中……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吹毛求疵，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企图全部否定成绩，那是痴心妄想！……”
我发觉前前后后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就像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羞愧和惶恐得无地自容！也是在这次会上，他打了一个招呼，以后反映问题，不要“无组织、无纪律”地直接找厂领导，而是要通过生产组长和车间主任逐级传达。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不知别人听见没有，我则吸取教训，牢记在心。
当年冬天，我发现了江滩上我厂下水道工业废水的排放污染了水源，只得反映给老组长并请他传达到厂部。因为当时职工和家属不饮用本厂自制的工业用水，被认为多此一举。此事从此搁起，无人再提。不久，厂团委发展团员，几十名申请者中，只有我一人被拒之门外，原因就是在党委发动的群众运动中说三道四，竟敢怀疑上级领导的正确性，政治表现有问题。后来，老组长曾向我透露：“上面”有人向他打过招呼，“你们小组的卢世源要控制使用。”“控制使用”一词，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一个专用政治术语，对象虽不属于敌我矛盾，但也是有重大问题的人。我已经被列入厂领导心目中的“另册”，祸根就在于不尊重领导，犯上作乱，有“反党”＇之嫌。
从此以后，盲目地绝对服从的风气，在这种高压作风下逐渐形成，并成为国有企业中一条普遍存在的潜规则，谁敢违反，不管有没有理，很可能遭到惩罚，甚至迫害。半个世纪过去了，思想作风上的拨乱反正也已进行了多年，这一严重不利于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恶习，现在改变了吗？不但没有，在某些地区和单位反而进一步严重化。试举一例。据《中国青年报》２ＯＯ７年２月ｌ２日、２月ｌ３日连续刊登专稿剖析“李海明事件”，令人深思。摘要如下：
“在山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着１８年工龄的李海明，在他３８岁这年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２ＯＯ６年ｌＯ日以来，他不仅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７天，而且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开除了党籍。原本是正科级干部的他，被撤消了行政职务和级别，调配到一个下属单位当门卫。工资则从每月２ＯＯＯ多元降到２７５元。
“李海明说，都是在网上发表那几篇文章惹的祸。第一篇网络文章是他在２ＯＯ５年ｌ２月１６日用‘１７９５１’的网名发表的：‘太多的形式主义，填那些谁也不信的ＡＢＣ卡，浪费了多少纸张和精力，统一服装有那个必要吗？……’‘仓廪实而知礼节’，多给工人发些工资，工人自然拥护你，工人自信心强了，集体荣誉感提高了，不是比做什么都能提高企业形象吗？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把工人与干部的工资距离拉得那么大合适吗？
“‘不要害怕与群众接触，群众才是支撑集团公司这座大厦的基石，人为地拉那么远的距离有什么意义？准军事化管理有必要吗？敬礼，报告，把个矿区搞得不伦不类……’
“记者注意到，文中也有这样的语句，如‘……拉大旗做虎皮，欺上瞒下，助纣为虐，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让工人心平气顺？’
“李海明自己承认，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的笔调都非常尖锐。记者注意到，这两篇文章中有大量篇幅是漫骂，出现了‘疯子’、‘汉奸’等词语。
“虚拟世界也有道德和法律。公安机关认定，他的文章是对枣矿集团公司主要领导‘歪曲事实进行诽谤’。
“然而，综观李海明惹祸的四篇网络文章，虽有大量尖锐、不当的言辞，但主旨是对单位一些现象的批评。何况他没有侮辱、诽谤的主观故意。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是否还应多一些包容。
“‘以后真不敢乱说话了，怕连累父母妻儿。’枣矿集团公司的一名员工这样说。”
这个“李海明事件”例子反映了中国国有企业现状及其之所以衰落的根本性原因，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我在第一章开始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两者孰优孰劣，谁胜谁负，决定于我们对自已信奉的经济制度扬长避短的深度与广度及其实施的效果。一般地说，相对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最主要的短处是其经营管理者对他的主人——资产所有者的信托责任感比较薄弱，甚至缺失。有史以来一贯如此，于今更甚。在今天的中国，极左政治遗毒影响下，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某些企业领导者热衷于搞吸引人眼球的形式主义花招。他们可不是白痴，当然知道这将浪费国有资产，并且无益于事，但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依然故我，乐此不疲。解释得通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取悦彼辈的上级官僚，并转移人们的视线和目标，似乎他们也是在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以掩饰自己的无能，应对工作不知所措，其实欲盖弥彰。这一短处怎样避免？那就必须发扬我们信奉的制度之所长，以长制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长处何在？最主要的就在于其所属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中的职工群众是所在的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乃企业主人翁，因为利益攸关，理所当然应具有高度责任感。他们行使主人翁职责的日常具体实践，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经营管理者的不当行为提出批评，并监督其改正。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及其国有企业机制，过去和现在是怎样在运作的呢？同实现其优越性要求相悖，反其道而行之，取其短而去其长。中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这种运作模式，正是其萎靡不振越来越走向衰落的根本性原因。
革命自有后来人，这位老弟重蹈了我４Ｏ多年前的复辙。不过，我们应当感到欣慰，因为虽经各类官僚，包括企业官僚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压制，此类事件仍未绝迹，还是有不信邪的人挺身而出，不怕打击报复，维护社会正义。更重要的是，也例证了这么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有企业主人翁的信念根深蒂固地深入人心，牢不可破。试问，如果是在私有企业，雇佣劳动者会狗捉耗子，指责资本家的不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经营行为吗？
同样一件事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观察评价，结论与对策往往迥异。例如城市的房地产业，在各地某些地方政客看来，房价上涨是件大好事，因为消费者的普遍心理是买涨不买落，恐慌心理造成的抡购，有利于房市繁荣，任期内拉动ＧＤＰ增长，出售土地的巨额财政收入，还可用来大搞市政建设，从而显示政绩；而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如果他是一位政治家的话，考虑的是以人为本，要让更多的老百姓买得起房，使居者有其屋。建造成本只需几百元／平米，售价人为地哄抬，竟然高达好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平米，这种泡沫膨胀得越大，将来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就相应地越高。在对待房市和其它许多事物上，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追求短期效应，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后者则眼光远大，更关注长治久安。再如怎样看待不安定因素问题，也因人而异。这位枣庄矿业集团公司的正科级干部，显然是被其单位领导视作破坏安定团结局面的捣乱分子了。但是，如果我们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话，看法可能相反。这位干部正是该公司不安定因素的揭批者，而其企业领导人反倒是制造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比是在工人群众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最终将害人害己。我在前文第二章中例举破产了的武汉某造纸厂，以前因工人与领导尖锐对立，后来终于酿成一场悲剧的故事，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迄今为止，人们在探讨文革动乱的成因时，都片面地全归咎于上层最高统治者，即毛泽东的发动作用，却忽视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为什么下层千百万愚民百姓会一哄而起？因为社会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群中存在着不满情绪，和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当时，我厂“高薪阶层”职工参与程度自始至终都大大地低于其他人群，就是一个佐证。
由“李海明事件”引伸，从微观到宏观，我们再来谈中国今天经济界的热门话题：国有企业制度问题。这是一个总题，其中关键的一个分题，首先是其人才形成的机制问题。江泽民指出：“搞好国有企业，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说到了点子上。也是据报载，时任海南省长的卫留成说：“在国外的企业里，执行文化很流行。它主要强调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要抓落实。”不论领导，还是执行，都离不开具有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素质的人才，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原料制成成品，要经过机器加工；人成长为人才，除自身努力之外，也须有社会及其企业组织机制的培养，但是，我们企业组织培养机制存在着严重问题，人才无法脱颖而出。
有一个笑话说，联合国出了一个题目，请全世界的小朋友作答：“对于其它国家粮食短缺问题，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小朋友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非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粮食”；欧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短缺”；拉丁美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请”；美国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其它国家”；中国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己的看法”。
这个笑话符合现实吗？别的国家不论，中国人从小缺乏“自己的看法”，倒是有点根据，长大以后，同外国人一比较，就显示出来了。例如，曾有人撰文披露说，近年来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论坛，探讨经济问题，但只见上海的企业家当听众，极少听到他们作核心讲话和主题发言。原因当然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看法”，只好规规矩矩安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外国人的看法了。
一个人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言而喻，基本要求是必须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独立思考的看法就像合理化建议不可能每项都十全十美、正确可行一样，有的也难免失之偏颇，甚至错误。但这又有什么害处呢？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人们的认识水平只有如此才可能提高。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尚且难见高素质的名牌企业家的身影，其它地区可想而知。
那么，包括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内，人们为什么不愿有自己的看法呢？因为缺乏独立思考的社会风气，更由于存在着风险，自己有看法不如没有看法，赞同和拥护上级的看法，才被认为是正确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一观念的形成，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及其影响下传统的领导统治治理机制有关。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上尊下卑之类封建等级观念，并未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革命后而彻底消除，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仍然潜伏着，一遇气候适合，便会沉渣泛起。企业中的主要干部由组织人事部门委派，而不是在人才竞争中产生，为这种封建等级观念提供了存在的条件和土壤，并使这种被动地、消极地，守旧地执行上级指示，盲目服从的潜规则约定俗成，牢不可破地确立。一般地说，企业领导者的工作规律是，其人越是缺乏真才实学，在经营管理中不知所措，便越热衷于搞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也越讳疾忌医，更反感于有人直指其弊，那不是揭穿了他的无能的真面目了吗？
人才由多方面因素合成。他不但要有学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有敢于对不良事物批评的勇气，有察觉问题的能力，并针对性地提出改正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我们的企业机制存在着使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吗？在经营管理方面，可说完全没有，人才逾越常规一步，就被“毙”了，因为人才有一个“通病”：即不善于和不屑于迎合上级意图，而且往往还会同领导顶撞。另一类人的素质和性格则相反。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根本不能满足国有企业对经营管理领导者的高要求，在相当多的单位，处于不正常的情况，事实上组织运作是在逆向进出和上下流动。
当然，像上述枣庄矿业﹙集团﹚公司李海明那样，因不满现状，批评形式主义不正之风而“诽谤”领导，遭到严励惩罚的事例，毕竟是少数，但领导者用“温水煮青蛙”方式对待那些对自己有所不敬，因而看不惯的人，则可能比较普遍了。他们这么做，理论上有个冠冕堂皇的名词，即所谓“拨乱反正”，实则是企图恢复到ｌ９５８年“大跃进”后和ｌ９６６年那段历史时期的企业旧状。穿新鞋，走老路。老夫是过来人，深知此路前途危险，决不可行。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何来国有企业活力？只要企业中领导者和职工群众之间不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实质上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和顺利发展，一旦遭遇不测，终将爆发危机。人们吸取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了吗？看来没有。所以，还有必要继续讲述武汉印染厂之所以发生“癌变”的故事。
我在５Ｏ年代当了一回傻子，不懂偏要问，因而冒犯领导，引起他的不满。此后几十年就像釜中被温火煮的青蛙，备受煎熬了。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本来不值一提，但因我是一个凡夫俗子，气量有限，心中不平，还是一吐为快。当时，我被穿上“小鞋”了，如即使并不稀罕的“先进生产者，”也一次没有被评上；月度少数几个小组甲等奖，轮流坐庄，也轮不上。是因为我比别人干得差吗？可能相反。以遵守劳动纪律为例，几十年来，无论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没有一次迟到早退。别以为这是一个工人起码应做到的要求，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举一个例子。我厂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单身时家在汉口，隔了一条长江。平时住厂内单人宿舍，周末回家，下周一返厂上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班倒”时，某年冬天有次回家，第二天是周一早班，早晨就要赶第一班轮渡，争取在６点前到达岗位开动水泵，不然全厂无水可用，开不了工。那天睡到子夜时分，忽听大风乍起，凭经验知道西北利亚寒潮到来了。长江轮渡四级以上大风停航，如果换乘第一班公交车返厂，需多次转车，即使拼命挤上了车，至少也要迟到几个小时。想到无人顶替上班，家里闹钟指向夜晚一点钟，我便步行上路了。当时长江大桥建成没几年，深夜桥上无一辆汽车和一名行人，只有我，幽灵似地，身着厚重的棉大衣，在没有遮挡的高空桥面上，在呜呜狂吼的凛冽寒风中，像醉汉一样一步三颠地艰难前行。守桥卫兵发现我形迹可疑，可能身藏炸弹搞破坏。他手持卡宾枪，一直在离我一两米处紧紧跟随，从桥北“护送”到桥南。我差点吓掉了魂。试问，哪一位全国劳模有此经历，做得到这一点？，
在本小组，我也算一名骨干。夜郎自大地说，分配来的青年值班工，哪怕学历比我高，也得听我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但我无论怎样努力，就是评不上任何荣誉称号，月奖总要少拿几块钱。若是遇上危难，遭到厄运的几率也比别人大得多。有一年因病需要动手术，进厂几十年唯一的一次，总算让我住上了市内一家医院。但为此事，经办手续的一位本厂医务室医生挨了批评。“怎么让他住了院？”原来这位医生还不知道我是入了“另册”的“控制对象”，没有资格享受住院这一福利待遇，哪怕是因病动手术。文革初期，我还有幸被选中成为供人批判的样版，“罪行”印成材料，准备散发。在武汉印染厂某些权势人物的操纵下，我——一个与“长”字从不沾边的普通工人，也不是什么组织的坏头头，遭到“革命群众”数千张大字报的围攻，数量之多，在本厂两千几百名职工中竟占了首位，而且遥遥领先。全国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获此殊荣吗？没有被整死，实乃奇迹也。追根溯源，皆因“超声波”事件中得罪了领导。中国“官本位”观念神圣不容冒犯，可见一斑。
还是接着先讲防癌的故事。我厂这套制水设备原设计完全针对生产用水，同厂区一墙之隔的职工家属区的生活用水依靠市属自来水厂供应，所以相安无事。到１９７Ｏ年代初，因文革之乱，市政建设停顿严重滞后，“江城”闹起水荒。市民自来水供应空前缺少，尤其是到了炎夏，厂外平房居民也要等到半夜才有来水。我厂家属区楼房更是无水可供，于是群情激愤，怨声载道。当时厂领导是“军宣队”，外行领导害死人。他们没有咨询内行，也不建化验室，擅自作主决定职工家属生活用水改用本厂水压较高的自制工业水。外厂自来水公司为减轻供应压力，随即截断了原有的他们对我厂的供水管阀。从那时起，我厂职工和家属开始在每年冬春两季饮用含有化学染料等毒素的本厂自来水了。
文革时期一切乱套，今天“破除不合理规章制度”，明天批判刘少奇的“活命哲学”，会压死人的大帽子满天飞。一些人为明哲保身，随身附合，结果到头来反害了自己的性命。唯物辩证法作用于现实，愚民们哪里知道其中的厉害！无巧不成书，我当时正因为本厂一位市劳模被无端批斗，而打抱不平，写了一张几千字的大字报公开表示反对，因此惹祸上身，又被军宣队操纵下的“革命群众”揪出来批斗，惶惶不可终日，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别人的死活？！若是这时不识时务地再提意见，按照某些领导者是非颠倒的逻缉，我很可能被认为“顶风作案”，扣上“造谣惑众”、“扰乱人心”之类罪名，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这个因曾“乱说乱动”而动辄得咎的“控制对象”和“批判样版”，还会主动送肉上砧板吗？再则，以我的知识水平，当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会严重到与癌症沾上边。
哀莫大于心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年轻时的锐气早已消失殆尽，身心渐渐变得麻木起来。我这大半辈子活得窝囊：想吃的，吃不起；想说的，不敢说；想干的，干不了。“企业主人翁”的生活感觉与工作体会竟然如此，真是想不通啊！也罢，混一天算两个半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成家后也住在这个家属区内，癌症高发期间每年冬春饮用的也是这种有毒水，同其他人一样，也浑然不觉。
２Ｏ世纪８Ｏ年代，社会上的政治空气有所改善，我说话的胆子也相应地大了起来。以前许多因言获罪的人纷纷平反昭雪，至少暂时现在不会再制造新的冤案吧？情不自禁又蠢蠢欲动。我听说本厂是癌症高发区后，旧事重提，在那一年九月末的一天傍晚乘轮渡时，适与一位厂主要领导同船，便将自己的怀疑提出，并建议将江边废水排放口向长江下游延伸 一百米 。阿弥陀佛，幸蒙采纳！这位老兄难得地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当年枯水季节，开工建成下水道伸长工程，一劳永逸地消除了祸源。此后多年，我一直暗自注意和打听，本厂这一职工家属区人员死亡的原因，发现患癌者明显减少。如我所在小组，迄今为止，后来再无人得此病了。我的这一建议实行前后各１Ｏ多年相比﹙９Ｏ年代后期厂停产略而不计﹚，本厂患癌者一多一少几十人，这决非无稽之谈和夸大之词。
ｌ９９２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报告称，人类疾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癌症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与饮用水污染有关。我的这一条建议的有效性，得到了世界顶级权威机构的验证。
我厂癌症高发的成因与“国企病”病理有三个共同点：
一，墨守陈规，不知变化。我厂自制水原设计用途是生产印染布工业用水，而非生活饮用，后来用途变化了，应对措施却没有相应地跟上，殊不知两种不同用途的水质量要求高低各异。例如对于水质的卫生要求，工业用水可以不顾，生活用水岂能忽视？印染废水排放长江，为了避免污染，本厂在中国印染行业中倒是极其罕见地建有一套完整的污水处理设施，按照规定，生产使用后的含有染化料毒素的工业污水，必须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才能向长江排放，但实际上，因为缺少监督，这套设施厂领导从未重视，操作人员懒于工作，因而闲置远比运转时日多，结果害人害己。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低效，但因没有竞争，一般地说也不存在活不下去的问题。为什么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变的过程中，它们会大量地破产？也是因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对领导者的素质要求高低各异。例如对经营管理要求，计划经济有一套比较固定的运作模式，企业只要按照上级指令照做，忠实服从而不逾矩就行了，外行也可以当厂长；但是市场经济变化多端，竞争激烈，经营者素质空前地要求较高，他们必须具有随机应变能力。可是，我们的选拔机制并未随之变化，还是像以前那样，以不变应万变，由上级组织部门委派经营管理者。又因对被派之人缺少监督，像本厂污水处理设施一样，运转处于失控状态。逆风一吹，祸患泛起。这就是国有企业致“病”的根由。
二，讳疾忌医，压制批评。我厂癌症高发现象存在了１Ｏ多年，可能是怕引起人心恐慌、影响安定局面吧，厂领导一直讳莫如深，避而不提，严加“保密”。宁可每年多死几个人，知情权也决不能授之于群众，似乎那样一来，天下就会大乱。因而，广大职工竟然长期身处险境却不知情，听凭命运摆布，谁患上谁倒霉。今天，国有企业也处于破产高发的态势，它是怎样造成的？就像对于我厂那么多人不正常地患上癌症，曾被归咎于天命一样，国企致“病”破产的原因，人们也不情愿作具体而深入地分析，避实就虚，把账都算在公有制经济制度上，而避提人为政策因素。聪明的学者都不愿揭露真相得罪人，那就让我无所顾忌的大老粗来干吧。中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应当有自知之明，在其位者并不等同于人才，由于历史的、教育的、社会的和组织制度的诸多因素制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观念和作法还停留在不久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并不具备市场经济时代企业领导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勉为其难地工作，结果会是理想的吗？解决因自身素质不高而造成不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被动局面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即走群众路线，依靠职工辅佐，同心协力，搞好企业。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则是必须理顺分配关系，得到职工群众认可，并且平等待人，使人信服。但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不少企业像上述枣庄矿业﹙集团﹚公司那样，领导者反其道而行之，无能、自私而专横，听不得异见，视敢于批评者为仇敌，滥用权势必欲严惩而后快，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后果将会怎样？武汉印染厂前车之覆可鉴也。
三，防重于治，少人理解。防的成本远低于治，效果也大得多。例如，我厂癌症患者还没有听说有一个人治愈，污染源改道用去多少钱？大概还比不上一个癌症患者的医疗费用。“国企病”也是如此，一旦患上，治起来就麻烦了，何不防患于未然，也来个“污染源改道”，使其根本不可能发生？
“癌症高发区”的帽子悄然摘掉了，全厂没有第二人知道这场灾祸的来龙去脉，我也一直守口如瓶，不想在平静的港湾里激起轩然大波。我厂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死人，据说自杀身亡者共有ｌ０人，每一次都引起很大震动，而死于癌症者却是此数的好几倍，人们都认为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认命了，无人质疑主要是人祸所致。对“国企病”的病理认识也是一样，都认为是公有制经济制度使然，无人质疑主要是人为所致。国有企业衰亡的人祸又有三种：除政策因素外，人们大多归咎于“穷庙富方丈”现象；这一现象诚然触目惊心，但另有一种更大的危害却至今被忽视，无人提及，令人深思。这就是在旧的企业制度下人们畸形的心态和行为。厂子不景气了，要破产了，影响到企业中的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切身利益，许多人骂骂咧咧，怨气冲天。没有一个人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在企业里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在它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中有没有一点责任？我们每一个人是怎样在履行“企业主人翁”职责的？可以说都在玩忽职守。国有企业这三个衰亡的主要人祸因素，只有在其“污染源改道”以后，方可根除。
因为第三个人祸因素危害重大和现象普遍而又被人忽视，所以必须重点多说几句。让我具体地现身说法，应当具有典型意义。我当初反对劳民伤财，维护企业利益和国家资产的行为错了吗？没有人同情和理解，虽然事实很清楚。文革中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挺身而出，反对我厂一位市劳模被无辜批斗的正义行为，也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上面“发动群众”，下面一呼千应，指鹿为马，也是对的。许多人并不认识和了解我，更不知道我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行”，争先恐后地凑热闹，或在批斗会上，或用大字报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是非观念不是淡薄，而是根本没有。一味无原则地盲从，逢迎和巴结权贵和领导，不惜助纣为虐。如此常见的愚民心态和行为，怎么可能搞好企业？害人害己而已。我是那么好欺负的吗？封住了我的嘴巴后来终于付出代价，几十条人命的代价，企业破产的代价！本厂子弟小学有一位老师，当年入党心切，碰上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拿我当踏脚石，遵党委之命，带头挑起了对我的大批判。我被“批倒、批臭”了，剥夺了发言权，他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党票还没有来得及捞到手，癌魔先找上了他。如果说，对有的企业领导者的胡作非为一时制约不了，至低要求该保持沉默吧，为什么还要参与倒行逆施？“富方丈”日后坐大，“小和尚”们难辞其咎，也该打五十大板。孤掌难鸣是我心中长久的痛。国有企业振兴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有效的方略，“唤起民众”，彻底改变其陋习，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聪明才智和精力全部用到正确的方向。
“医盲”大致交代清楚这次防癌的经过，后来总算取得了令人叹息的成功。接着，“学盲”再谈在本厂防“国企病”的经历，这回虽经努力，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不过，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可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封住我的口，本厂有人危言耸听地“揭露”：“卢世源每到关键时刻总要跳出来搞‘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活动，此人非常可疑。”我知道这位大字报作者有来头，是厂里的“红人”，可能代表当时领导的看法，岂敢轻视。这顶大帽子吓死人，我看了差一点心肌梗塞。警告产生了预期效果，从此，我按照上面的顺民标准做人，不再乱说乱动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了十几年，即到了８Ｏ年代中期，我又按捺不住，要跳出来了。因为在当时一片如日中天的表象下，我隐隐感到生存危机的阴影，正向我厂——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袭来。
我是根据常识作出这一判断的。我少年失学，但求知欲反而增强。计划经济时代也有一个好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到处都有免费报纸方便公众阅读。我博览群报的习惯从那时养成，并坚持下来。翻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报纸，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连篇累牍地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看到什么赚钱，一窝蜂地投资于那个行业，结果供过于求，产品卖不出去，工厂停工，工人失业，所以资本主义不可避免要发生经济危机，而且是周期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则不同，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这些御用学者算的命并不灵验。资本主义世界就整体而言，自１９３Ｏ爆发经济危机后，几十年过去了，其间衰退有之，而我们翘首以待的经济危机，像被什么东西压住，迟迟没有露头；相反，这一资本主义顽症，却像要祸水东流，传染到社会主义中国来了。
以本行业为例，因为纺织印染厂利润相对较高，全国各地竞相建厂，新的生产能力成倍数、有的地区甚至ｌＯ倍以上速度增长。国际上一般公认，一个行业的开工率降到７５%以下，就算是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那么，预测出几年后中国纺织印染行业将遭遇危机的袭击，用得着诸葛亮那样的高智慧吗？我一个凡夫俗子也能想得到，在当局放纵下超规模建新厂高潮过后，本行业将面临怎样的困境。我厂淘汰下来的机器一时成了抢手货，一些技术骨干纷纷设法提前退休，带着几代人积累的技术诀窍去竞争对手那里发挥“余热”，施用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免税、减税的政策和那些厂家偷税、漏税的手法时有所闻……外面景象变化好大啊，可是厂内呢，经营领导者毫无应变意识，更没有这种胆略，仍旧以不变应万变，抱着老皇历过日子，一潭死水。旧的一套、营销和管理模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矛盾日益显露，人浮于事，浪费严重等因素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已经开始危及企业的生存。但全厂上下仍然盲目乐观，迷惑于一片“盛世”的表象之中。厂领导还在唱高调，制定的远景规划说是要在２ＯＯＯ年销售多少亿元，出口创汇多少万美元，利税多少千万元……海市蜃楼，蔚为壮观。
危机四伏却又盲目乐观，这也是中国“国企病”的主要症状之一。２Ｏ多年前，我已察觉到了本厂“病情”隐患严重，不可忽视，试图提出“诊治”方案，防患于未然。但是，厂领导的看法显然与我不同，正在唱高调，而且，我知道他们的脾性，从来就反感于逆耳之言，特别是听不得否定其“政绩”的意见，若去反映，必然自讨没趣，反而可能又被记恨。那么，还有没有另外的途径可行，使我得到理解和支持呢？仔细一分析，竟发现没有，条条大路都不通。例如：
一，当时，本厂顶头上司、直接领导的单位是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我能到那里去求助吗？趁早死了这个念头吧。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该局的一局之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干过什么样的事。我因为同他打过交道，直接地、间接地还是对其人其事比较了解的。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４日，武汉市唯一创建于近代﹙１９1４年﹚、具有８５年历史的大规模机器生产的万人大厂——武汉第六棉纺织厂，因资不抵债，生产经营难以为继，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破产。此前，本市纺业系统已垮掉了好几家工厂。矗立在六棉门口的钟楼停摆，标志着武汉市纺织工业从兴盛走向衰落。另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更为严重：该厂部分工人，因不满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补偿费过低，聚集起来准备上街游行示威闹事。市当局闻讯，如临大敌，出动了上十辆配备高压水枪的消防车，大批警员严阵以待。威慑起了作用，闹事未能成行。社会主义中国的专政机构动用暴力工具，试图镇压劳动群众，开了恶劣之先例。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物的质变由量变累积而成。始作俑者，就是那位局长也。
ｌ９５Ｏ年代，这家大厂出了两位人物。一个叫雷大姑，女；一个叫胡伯琴，男，原来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雷大姑ｌ９５８年出名是因为口无遮拦，对共产党迟迟没有兑现解放初期改善工人生活的诺言公开表示不满，当时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和“危害”作用，所以被当作“忘本”的反面典型拎出来教育，以此人为戒，大家不要乱发牢骚。胡伯琴则聪明过人，听“党”的话，唯命是从。因而被上级官僚赏识，飞黄腾达，一跃升为市纺管局长。
这位胡局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任职后的“政绩”何在？就是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挖成了一条鸿沟。此君虽然工作乏善可陈，但是整起人来却有一套“创举”，特点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鉴于此类人物在官场上并不罕见，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和现实危害作用，至今却仍被视作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革命干部”，招摇撞骗，因而有必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拎出来示众。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老夫当然知道，要割除附在共产党身上的毒瘤，避免癌细胞扩散，将得罪许多权贵，冒极大风险。然而，把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存亡必须解决的问题藏着掖着，讳疾忌医是不行的。我们现在至少应当知道，追根溯源，中国国有企业正是在如此之类混蛋的“管理”之下，才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不堪回首啊！
此人本质可能原是好的。听说，他当年之所以脱颖而出，荣升市纺管局局长，一个主要因素是在解放前，地下党领导工人群众向资本家展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中，勇住直前，不愧为工人运动先锋。可是，一当上官，就忘记穷哥们了。他早早地就住上了原是旧社会达官贵人的高级住宅，而万千同辈的阶级兄弟姐妹，几十年来却一直都是蜗居于低矮、狭窄和阴暗的没有卫生间的贫民窟中栖身。人们会说，当时社会大环境皆是如此，非他独有，怪不得也。我同意这一说法。但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这个官僚从未做过一件好事，改善一下属下劳动者的生活境遇，相反，还要主持或参与，接二连三地去干一些损害职工们利益的低级勾当，翻开旧账，岂能谅解。
例如，１９５８年，包括他在内的纺管局的首长们心血来潮，在工人群众最敏感的工资问题上，发布了一条新文件规定，加班费由原日均工资的１５Ｏ%，改为ｌＯＯ%；１９６Ｏ年代初，加班费日工资计算方法由月薪的２５．６天，改为３Ｏ．５天，这两项改革做的都是减法。以武汉地区３级工为例，以前加一天班，约有２元８角，大多数工人因为生活捉襟见肘，趋之若骛；后来一减，只有原来的一半，即１元４角左右，谁都不愿加班了。１９６３年，经过三年饥荒时期，广大工薪劳动者嗷嗷待哺，好不容易久旱逢甘霖，盼来了全国工资调整，基本上是普升一级。这些官僚又玩起了新花样，其它行业都是八级工资制，纺织印染厂偏要搞什么１５线制，２线等于１级。规定少数所谓表现好者才可加２线，即１级；大多数人只能升1线，即半级。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明知不得人心的事？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世界上最低能的经济领导者没有能力提高企业效益，对上不好交差，黔驴技穷，只有从米糠里榨油一法了。
我们从这位胡局长的出身和当官后的所作所为，显然可看到，他已忘本了。但他不反躬自省，却将“忘本”这顶帽子反扣到他以前的同厂老大姐同事雷大姑头上，拎出来示众，在全市，特别是武汉纺织系统内羞辱一番。他在任上，几十年来一直干的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扩张，而在产品升级换代，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效率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几乎毫无进步。这就为后来乡镇企业的纺织厂异军突起，他管理下的武汉市各国营大厂却竞争不过那些设备简陋和技术力量薄弱的小厂，纷纷败下阵来破产埋下了伏笔。我们还该给他扣上一顶尺码合适，恰如其份的什么名目的帽子呢？谁都不会想到，早在ｌ９６６年文革前夕，他就已经抢先给别人扣上这顶帽子了。这顶帽子叫做“草包”。
我厂机修车间有一位机械工程师，名叫蒋乃镛，乃是我国纺织机械理论早期主要奠基人之一。蒋工与众不同，他是在著作等身成名后再求学深造，曾去日本就读于世界闻名的早稻田大学。这样一位中国纺织机械学术界权威人物，１９５Ｏ年代又出人意料，特立独行，自讨苦吃，竟毅然地不远千里自愿来到内地，可能是因为我市纺织工业比较集中而人才又缺乏吧，并去基层武汉第六棉纺厂，欲在实践中大显身手。但是蒋工在事业上遇到了克星——胡局，郁郁不得志，又调到武汉印染厂，情况依然不见好转。不论在哪厂，只要是属于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在胡伯琴局长管理之下，他长期来都有一种被压制的感觉。不但不给他提供相关的工作条件，甚至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根本就不让他出成果。有一年，报载北方某印染厂创制了一台自动码布机，我厂闻风而动，派人前去学习。该厂接待人员问，贵厂何来？答曰武汉印染厂。主人不禁大笑说，我厂这台机器就是按照你们厂蒋乃镛工程师的设计图纸制造的呀！
为什么会墙里开花墙外香？原来，这同蒋工之前被打成“草包工程师”有关。１９６６年春夏之交时，胡局长忽然莅临，跑到我厂来蹲点，黄鼠狼特地来给小鸡拜年，醉翁之意可能就在蒋工身上。那时，蒋工已被下放到车间，干体力活。有一次，要吊装一台电动机，但现场没有绳子。有人说，蒋工找来一根草绳。这件事就算是真实的吧，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诸葛亮舞不动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凭这一点，难道他也是草包吗？胡局长不虚此行，听了汇报，拿这件事小题大做，借此整人，专门召集会议，发动群众，狠揭猛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由他亲自定名，“草包工程师”的帽子就这样给蒋工戴上了。当时，至少在机修车间，胡局长的指示由车间支部书记传达，通知到了包括我这个“控制对象”在内的车间职工，以后不许称蒋为工程师，要把他批倒弄臭。
胡局长来到我厂基层蹲点，主持抓阶级斗争，无事生非，旗开得胜，取得了打倒武汉市唯一的一个中国纺织机械学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辉煌战果。但他意犹未尽，又欲大展宏图，在本厂搜集了三个“落后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错误”与“反动”言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兼有，或者交叉，分别树立了三个典型样版，即“教育典型样版”、“批判典型样版”和“斗争典型样版”，厂内除有利用价值的政治打手外，几乎每个职工都有条件对照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种“典型样版”？以便触及灵魂或肉体闹革命。三个“分子”的“样版”材料已经铅印成册，准备下发。局长大人来敝厂是“蹲点”，不言而喻，下一步还要把他在“点”上创造的“先进经验”再推广到其“管理”下全市纺织系统的“面”上。后因政治风向变化而使局座的宏伟计划夭折，但已使许多人虚惊了一场。
我今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公示这位“典型样版”，也是想让中国官场上的类似人物对照一下，阁下过去和现在之所为，同他有几分相像？请自觉地触及灵魂闹革命。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管理部门各级领导官员中某些人无能而专横，同下属企业的劳动群众离心离德，甚而尖锐对立，影响所及，从而导致后来国有企业衰落。祸患未除，至今依旧，不同的是矛盾的主要层面，从政治上转向经济上而己。其问题的根子在于官员的选拔机制，制不变，情亦不变。这种不适应、甚而破坏经济﹙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官场现象和情况，只有在改革其选拔制度之后，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予以改善。
二，中国国有企业的上层领导组织情况如上所述，显然不容乐观，那么，其下层被领导的广大职工的状态又怎样呢？更是令人悲观。我也是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对于本阶级工人队伍的评价实在不敢恭维，非常负面。什么群众？一群不辨是非、不明利害和不讲原则的乌合之众！共产党领导下，早期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二七”罢工时团结一心的斗争气势，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众志成城的拚搏精神，早已基本上消失。我不禁要发“九斤老太”之叹：“一代不如一代”！指望如此一盘散沙般的乌合之众成功地建设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振兴国有企业，无异于缘木求鱼，日从西出了。作者临近老死之人还有什么顾忌？当然敢于直抒己见，哪怕被批评者有千万之众。咱们工人今天大多数在社会上沦落为被剥削、被欺压的弱势群体，其实咎由自取，谁叫你不争气呀？活该！
我也是中国的一名老工人，为什么会对自己阶级队伍的评价如此负面？缘于千百万被批评群众的现实表现，包括他们在文革时的表现和改革开放后的表现。回顾往事，面对现实，要我像官方宣传的那样，虚情假意，言不由衷地恭维“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翁”、“主力军”？鄙人实在做不到。以前迫不得己随大流违心地说过不少假话，生前来日不多，该说几句心里真话了，哪怕可能触犯众怒，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我在１９６６年初夏，曾是胡大局长泡制的“批判典型样版”中的主角，当年在厂内恶名昭著。从那时起，敝厂大多数职工群众各方面的表现，可谓乏善可陈，同“领导阶级”要求具备的素质，相差十万八千里。武汉印染厂可是明星企业，尚且如此，中国国内其它厂大概也好不到哪里。
先回顾一下往事，看看咱们工人群众在文革时的表现。“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企业领导者整人，过去和现在都有个似乎冠冕堂皇的托词，即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根据组织原则，我们不得不然，必须积极执行。我当时就想，若是上头指示不利于己，他们还会照办吗？恰好，考验其是否认真的机会应运而来。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整人运动眼看要来了，而且与以前方向截然不同，斗争矛头从下转向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一“最高指示”，从来都是整别人的当权派还会认真执行，“自我革命”吗？人们经过持续不断的以压制不同意见和整人为具体内容的政治运动，是非观念日益薄弱，利害考虑则相反地逐渐浓厚，全社会皆是如此地彼消此长，企业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也不例外。
政治运动必然要整人，至于谁正确，谁错误，谁整人，谁挨整，并无一定之规，就看当时的“风向”朝哪边吹，愚民百姓就朝哪边站，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每个人都有机会暴露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真实面目。在武汉印染厂，文革的前哨战从有人揭发一个所谓的“漏网右派分子”开始。其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于其“后台老板”，这股风气当时是从北京刮起来的。一时群情汹汹，自发地掀起了揭批高潮。当权派们火烧屁股，十分狼狈。大多数职工，当时包括我，在一旁幸灾乐祸看热闹，因为早就不满于当权派们平日里欺压百姓。不料高潮突然平息，原来，“后台老板”眼看革命烈火烧到自已头上来了，便操纵一车间支部出面“紧急呼吁”：现在运动搞乱了，大家要牢牢地掌握斗争大方向，大字报应当集中火力，具体地说，就是要指向ＸＸＸ……一共点了７个“阶级敌人”的名。转移目标，成功地为自己解了围。“老虎”只能打死的，不能打活的？岂有此理！厂里有几个青年人，对厂党委官方背景的“紧急呼吁”十分不满，合议着写了一张洋洋数千言的大字报，准备公开论战。贴出之前，找到了我，要我提出意见，帮助修改。我一看，王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但我明白了他们的意图，可谓与我不谋而合，一时头脑发热，卷了进去。便出了一个馊主意，建议改变表达方式。正巧当天党报上有湖北省委关于开展文化革命的动员报告决议，其中一段文曰：“省委要求各级党委端正立场，明确认识，坚决站在运动的前列，…所谓怕‘乱’，说穿了是怕乱到自己的头上。…如果有的人顽固不化，压制群众，压制批评，…一定要严肃处理。”共约２ＯＯ多字，在上述字句上加了着重号，起了一个标题：《请照镜子》。他们连夜抄成大字报，又找了一块硕大无比的木框架贴上，并安放在第二天厂领导们上班必经的路口，赫然醒目。我没料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大，据说，书记厂长们照了“镜子”之后，一个个气得铁青着脸，纷纷猜测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作者是谁。便又发动群众，要把那个隐藏在阴暗角落里向“党”放冷箭的“牛鬼蛇神”揪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站出来招认，并对当前运动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公然表示，领导也应当在这次运动中触及一下灵魂，强调这是湖北省委最近的决议精神，你下级不服从上级，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还有理吗？驳得他们理屈词穷，哑口无言。这一来更是火上浇油，对我恨之入骨。党委领导立即派人内查外调，遗憾的是，未能在我的身上发现大的问题。但后来还是指鹿为马，将我整了下去，整人借口的荒谬，则可谓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一项中国历史记录。
这件事先从宏观层面上说起。企业的组织机制的优劣，同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的好坏一样，影响与决定着其肌体的健康与否。对于国有企业过去和现在的组织机制运行，应当一分为二地评价，既选拔了许多干才，也产生了不少庸才，甚至劣才。成绩方面多有介绍，用不着画蛇添足去多说；我要讲的是一些广为人知、而又忌讳提及的负面情况。任何一家企业显示出“国企病”症状，非一日之过，乃是其致“癌”因素在其日常运作中逐渐积累，终于扩散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大显示，往往发生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同极左或极右的政策路线的流行程度成正比。抽象的道理难以理解，还是实例说明吧。
上文谈到本市前纺管局局长胡伯琴的蜕化变质，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此君早年有过一段革命经历，即解放前在地下党领导工人群众向资本家展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中，敢打前锋，论功就位，当上局长。显然，他的新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昔日革命的目的：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活。但他却将发展生产需要依靠的人群，一个个地予以压制和损害，这不是乱弹琴，反其道而行之吗？
人们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这一点应予肯定，同时，也要强调，每一个人上进的动机必须是纯正的，至低要求，不能同你声称追求的主义信仰的目标相悖。胡局长后来走上歧途，既因其革命目标认识模糊，也同他革命动机不纯有关。大家不妨观察一下，现在官场上有多少这样的人？如果国有企业是在这样的官员领导之下，又怎么可能搞好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传统的组织机制的弊端了：它缺乏鉴别鱼目混珠的功能。吸收党员，提拔干部，取舍标准主要依据上级官员的好恶，因而逐渐造成惟命是从、迎合上级意图的社会风气。例如批斗蒋工程师，胡局长定调整人，本厂就有一些“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代劳，在“一根草绳”上大做文章，加蒋工以“草包”之名而后快。这些积极分子为什么乐于充当打手，真是为了“革命”吗？非也，恐怕是私心作怪，为自己今后入党提干吧。
再说我泡制了“镜子”，搬出省委这块牌子妄图压服本厂领导，重新扭转我厂文革的斗争大方向，无疑于恶作剧，使厂党委一班人非常恼怒。其实，上级和中央的指示与政策，不论对错，只有在不违背和损害其下级官员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执行，否则便会“肠梗阻”，甚至逆反，这是我在实践中得到的认识，总结的经验教训。例如，同是错误的政策，“反右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执行者雷厉风行，还扩大化；“整走资派”，命革到执行者自己头上，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因为在人们的头脑中，(外数人可能例外)，对利益考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是非观念，甚至主义信仰则可随利益考量而变动。所以，我们制定政策和设计制度，要顺毛摸，是非原则性要与执行者的利益诉求尽可能地相结合，两者若发生矛盾，就难免落空和变形。现在许多政令为什么出不了中南海，落实不到地方？因为政治家的高瞻远虑与政客的短期利益相悖，上下未能协调一致。继续讲我经历的故事，实例说明。
当时，尽人皆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我八竿子沾不上边；人们也明白，对照政策，我没有错，但还是遵从厂领导意图，硬是将我当成“重点”围剿对象。因为整我毫无风险，可能还有潜在的政治上好处，斗争了领导认为的坏人，自己当然就是好人了，在一个人人都可能无辜被“揭批斗”的社会上，表明这一点很重要。可是，斗我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总得罗列一些能够上纲上线的罪状吧？我平时不乏离经逆道之言，但都够不上“三反”标准。不过，仍然有人饥不择食，为了讨好邀功，翻出两年前一笔末了的旧账，发挥骇人听闻的想像力，终于如愿以偿，将我这个“隐藏很深”，而且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危险分子斗倒批臭。
中国社会上过去和现在，在组织机制的影响下，有这么一种人，不问是非，专以打击、迫害和清除领导自己的官僚权贵看不顺眼的人为能事，作为往上爬的捷径。蒋工和我被批斗，都有这种人为领导效犬马之劳。使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不同于蒋工，只有少数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上阵，这一次规模失去控制，广大的“革命群众”也急不可耐，争先恐后地一窝蜂参与进来了。
那么，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兴师动众，展开围剿？其实就是不自觉地卷进了政治漩涡，触动了厂领导们敏感的神经，成了对他们有威胁的危险人物，所以必须压制打击。先定罪名，反对党委就是反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更是罪加一等，后找材料。听说此人有看报读书、抄抄写写的习惯，那就从他的文字上去发现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开始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武汉印染厂如法炮制，批判我的一首词作《满江红》，敲响了开场锣鼓。如果说历史上的文字狱多有含沙射影之嫌，还有一点点根据的话，而将我的歌功颂德之作也不容分说定罪，则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为了达到整人的目的，不择手段地指鹿为马。本来，我这个小人物的文革经历不值一提，但因可以以小见大，从我挨整到被捧的大悲大喜的传奇闹剧中，看出中国国有企业职工群众的素质差到了什么程度，以眼前利害关系左右自己的行为，完全失去理智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了。
我只有小学文化，怎么可能写出旧体诗词？原来赶鸭子上架，滥竿充数，事出有因。１９６４年国庆节，厂工会黑板报征文。因为上年毛主席七十大寿，老人家发表了诗词十首，今年，我们应和一下，文体一律也采用那种形式。至于是“七律”，还是“沁园春”和“菩萨蛮”，可以自选。每个车间、科室一首，限定节前完成交来。车间工会委员找到了我，要我接受这一光荣任务。我推托说，我连平平仄仄的音律都不懂，实在爱莫能助。他说，全厂又有谁懂？只要文体形式大体符合，内容没有问题就行了，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写不写就是态度问题了。他这一“将军”，我只得应承。冥思苦想，再三推敲，内容迎合当时形势宣传口径，自认为万无一失。选的词牌是《满江红》，上阙“词”曰：
“奋发图强，十五年重建神州。
拭目看，人间巨变，河山新绣。
地上天堂甜似蜜，世中桃源醉如酒。
记往昔忠烈驱虎豹，碧血流！”
下阙完全是标语口号，不必献丑。发表以后，我只担心内行人看了笑话，没有料到，听说有人认为是“大毒草”，包藏着巨大的祸心。就这上百个字，再仔细审视琢磨一遍，没有问题呀，怎么会遭批判，百思不得其解。为人没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后来又了解到，揭批者是本厂子弟小学的一位语文教师，入党心切，欲在阶级斗争中出奇制胜，崭露头角，但一直苦于找不着踏脚石。《满江红》被他用哈哈镜放大一照，竟然变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妖魔。他写了一篇洋洋长文送交党委宣传部，当时因无人认同他的奇特观点而被拒登，只好孤芳自赏了。
两年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厂党委为了对付我这个对他们形成威胁的恶作剧作者，急需一名打手，也是饥不择食，原来曲高和寡的批文因而派上了用场。你知道“大毒草”《满江红》的要害在哪里吗？就是其中的一句“世中桃源醉如酒”！桃源在世外，作者卢世源却把它移到“世中”，用心何其阴险也，这不是公然鼓吹取消阶级斗争，宣扬“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妄图使无产阶级醉生梦死，磨灭斗争意志吗？咱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其文内容之丰富，叹为观止。我看了记不得那么多，只知道大帽子就有七八上十顶，铺天盖地向我压来。最离奇的罪状是说我“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遥相呼应”。我何许人也？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草芥小民，竟然同一位超级大国的党政首脑相提并论。如此殊荣，做梦也想不到。个别疯狗利令智昏无端乱咬人，不足为奇，不可思议的是本厂“革命群众”都认同了这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一个个表现得义愤填膺，口诛笔伐，至少上千张大字报一天之间便贴满了全厂各个角落。两千几百名职工，据说大多数人都不加思索争先恐后地表了态。千夫所指，认定我是“混进工人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根据仅仅是那闯下大祸、犯了弥天大罪的七个字：“世中桃源醉如酒”！紧接着，厂党委应“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将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开除出基干民兵队伍，调离原工作岗位，同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搭挡，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当年，“无产阶级”闹“大革命”，在全国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中，真正从“文化”层面上敲响开场锣鼓，大概只有武汉印染厂一家，而被揪上台批斗的反面主角，就是鄙人了。不胜荣幸之至，历史学家将来能否帮我记上一笔？
可是，“革命群众”强加给我的一顶顶恶名昭著的帽子在头上还没有捂热，不过两三个月后，他们对我的看法和评价突然发生１８Ｏ度大变化，称我是所谓“革命闯将”，刚被打入地狱，又被捧到天上。原来，文革形势突然逆转，时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如果以是“保”，还是“反”厂党委为划线标准，“论迹不论心”，应当说我厂绝大多数职工文革一开始都是保守派，后来则变成造反派，派性随风向而改变。到了造反占上风的时候，即使以前一见领导点头哈腰，满脸谄笑的人，也坚决划清界线，造起反来
我变成“革命闯将”之后，一时成了香馍馍。这时本厂已经纷纷成立了群众组织，我便成了他们争相拉拢的对象。毛泽东不久前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参加一个组织，则是“关心”的具体表现。我也随大流，报名参加了。谁知在选举“勤务员”的时候，这个人数约占全厂职工三分之一，也是厂内最大的一个组织的群众，几乎一致地选我为他们的头头，盛情难却，应承下来。原来只想挂个名，但身不由己，还是领头干了几件坏事，不过只限于文斗。可是后来发现有发展成武斗的趋势，便萌生退意。到了１９６７年初，上海刮起所谓“一月风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按照当时标准，只有我才有资格夺厂党委的权。因为如果权夺到手以后，可能有种种好处，本组织不少“革命群众”极力怂恿和催促我快去夺权，但这完全违背了我参加他们组织的初衷，便断然拒绝，并激流勇退，声明退出组织，从此成了“逍遥派”。
列位看官知道当年国有企业“夺权”是怎么一回事吗？在武汉印染厂，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就是收缴党、政、工、团等部门的公章。本厂有一个李姓临时工，胆大妄为，无人知其底细，只听说是个品行低劣的“劳改释放犯”，权被他夺了去。不知多少枚公章都装在一个小布袋里，吊挂于腰带上，他的屁股后头经常有人尾随，求他在某种申请纸上盖个章，盖章就是行使权力。如果不是后来政治风向又变了，这个劳改释放出来的临时工，还不知掌管本厂大权到什么时候。一个貌似强大的厂党委组织，实则弱不禁风，一经动乱，便立即分崩离析了。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有普遍意义。
几十年前往事为何重提？因为执政者并未认真反思，吸取经验教训，上文例举的“李海明事件”，现在不是同文革前一样，到处都在发生吗？依然故我，隐患仍存。公有制经济制度怎么也会如此弱不禁风，被人轻易瓦解？同当年各单位党委的遭遇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专制主义病毒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执政党中各级某些当权人物的肌体，引起人们广泛而深刻的不满。人们在压力下，驯服顺从只是一种假象，而不可能坚定地捍卫一个染上病毒又不思清除改正的政体和制度。但人们又不知所措，傍徨之际，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如上述品行低劣的劳改释放分子夺了企业党委大权。某些当权派的专制主义专横行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往往与其无能相联；而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则大多同他们实行的不公正分配措施有关了。共同点是造成与企业大多数职工离心离德，甚至情绪对立。专制主义病毒发展下去就会“癌变”。若要防患于未然，在国有企业就必须改革两项机制，即组织机制和分配机制。后文第四章各节将详述我的方略。
今天，自由主义针对中国实行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病患弱点，正在施展其影响力，妄图取而代之。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它是为建立和维护自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服务的，主要效劳于资产阶级利益。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上，自由主义思潮和它的舆论，却一度占了上风，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工人阶级群众谋利益的理论，因实践滞后与变形，反而在劳动群众的头脑中日渐式微，问题就出在专制主义病毒作祟。更危险的是，今天专制主义的依附特点，主要产生于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土壤上，而这个集团缘于利益诉求，又非常欣赏自由主义的一套经济理论。所以，尽管两者的意识形态表面上看势难两立，水火不容，实际上已经合流，并能坚强团结，孽生出一个怪物，据说具有中国特色；反观千百万劳动群众则懵懵懂懂，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看来只能任人摆布、剥削和压迫了。他们为什么团结不起来？因为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究竟在哪里。
患上专制主义病毒的当权者往往自以为是，有时即使犯下严重错误和造成隐蔽祸患也浑然不觉，因为他们平时堵塞言路，听不得不同意见，特别是内容尖锐的意见，关键时刻当然没有人愿意和敢于批评了。另一方面，即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大多数职工的表现，也不如人意，在有人维护本阶级群众利益而斗争时，他们往往很少予以坚定支持，更多的则是在一旁充当看客，漠然视之，甚至迎合专制者的意愿助纣为虐。企业中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因为两者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关系没有理顺，过去和现在大多处于一种同床异梦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形形色色表现的“国企病”便很容易发生了。
大多数劳动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主义信仰，很自然地，思想倾向和立场根据其利益考虑而随风向左右变化。马克思主义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因我们的制度，这里主要指国有企业制度有严重问题而落实不了。具体利益在实践中看不到，看到的反而是专制主义病毒在某些当权者中肆虐。中国自由主义者正是钻了这个空子，高举反专制主义大旗，在老百姓中争取到了相当大一部分信众。但他们的主义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一点不可能改变。那一部分 转变信仰立场的劳动者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无奈的选择而已。
中国正处于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化，还是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这一问题，现因马克思主义者自身长期沾染的专制主义病毒未能吸取经验教训而被铲除，变得严峻起来。我们扭转逆势的当务之急，就是设法彻底铲除这种病毒，以驳斥自由主义者散布的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专制主义的谬论。正确的理论只有在相应实践验证的情况下，才可能蠃得群众，发挥威力。为此，就要使劳动群众具体感性地认识到，专制主义病毒，不论你用什么办法逃避，终将遭到它的危害，因而必须团结起来同它斗争。让我再讲一个故事，武汉印染厂职工委曲求全，向专制主义妥协让步而致癌的故事，教训深刻啊！
我厂机修车间有位老工人，名叫严顺元，是市劳动模范。人无完人么？我觉得他可能是个例外：为人谦和，与世无争，埋头苦干，乐于助人。文革中两耳不闻世上事，一心只在工作中。谁都想不到，１９７Ｏ年代初，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当时“军宣队”厂领导却把他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批斗。什么罪名呢？“反动组织骨干分子”。原来，本厂上海私营时代的职工，每人都有一段很短时间的政治上的特殊经历问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败退而共产党未来，社会一片混乱，各种名目的党派组织纷纷应运而生，都标榜自己 “亲共”和“反蒋”。全厂职工在其威胁利诱下，几乎都选择加入了一个组织，没料到这些组织后来都被打成“反动组织”。解放后经过各种政治运动，这一问题早已下结论解决。严师傅也加入过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革新派”的组织，厂内该组织成员就几个人，他是个头。这次被批斗，是因为发现新问题了吗？我带着疑问，在批斗大会上特意选了个前排位子坐下，以便听得仔细点。会上揭批者只有一人，即他的前同伙。此人反来复去，谈到两件“罪行”：一是１９５Ｏ年解放后第一个清明节，严带他们几个人去祭扫地下党员烈士墓；二，在此之前，即解放前夕社会混乱之时，叮嘱同伙：“我们不要学他们﹙指其他组织成员﹚乱来，我们要保护好厂里机器。”“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呢？”揭发者自问自答，大喝一声：“这是个阴谋！”，台下听众一下子都被喝成了丈二和尚。会后，我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在我看来，批斗严师傅，就是批斗本厂工人阶级优秀代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义愤填膺写了一张大字报，言词激烈地表示反对。预料之内，伸出脑壳接石头，被扣上一顶“公然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大帽子，也被拉上台批斗一番，当然，自有“革命群众”充当打手。
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里，专制的领导者批斗一位受人尊敬，而且无辜的劳动模范，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件，岂非自毁长城？太出格了，能容忍吗！但我出头反对，表明自己的观点，全厂竟没有一个人敢于附合。置身事外的看客们可能认为，凡事不问是非，便可明哲保身，其实错了。他们越是无原则地忍受横逆，不思抗争，专制主义者越是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人们想像不到的祸患也可能随之发生，到头来还是会害了自己。
先举一个微观例子。当年本厂“军宣队”外行领导酷似胡适笔下小说《差不多先生传》中的主人翁。其人凡事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了。一次重病，家人错请来一名兽医，他认为医牛和医人差不多，那就医吧，结果一命鸣呼。不懂科学卫生知识的丘八同志也认为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差不多，反正都是水嘛。他们将我这个爱管闲事的制水工人斗熄了火之后，适逢家属生活区闹水荒，便引一部分本厂自制工业用水过去，还自以为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再也无人敢多嘴了，结果后来如上所述，害死了几十条人命。同差不多先生不同的是，他们害死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再举一个宏观例子。据近年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披露，我国因水源被污染致使癌症高发，已占到各种病因死亡率首位。在某些地区，其发病率飙升同ＧＤＰ增长成正比。例如在江苏省，椐《现代快报》报道：“在﹙２ＯＯ７年５月﹚１８日召开的南京市创建节水型城市工作会议上，江苏省建设厅负责人对该省供水的水质情况表示担忧。他表示，受水源水质污染等因素影响，江苏癌症发病已占到全国的１２%。
“江苏省建设厅副厅长徐学军说，……全省有Ｉ３６７万人饮水存在担忧，其中３９８万人饮水受到严重污染，２４Ｏ万人氟超标，一些地区的水源地含有４６８种有害物质，甚至致癌物质达到９３种。……
“徐学军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江苏省有１•２万个小化工厂，污染相当严重，……”
要人命，还是要ＧＤＰ？两者其实可能兼顾，但因政策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现在变成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了。为什么小化工厂到处孽生？因为我们实行的是无计划的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经济政策，官员“政绩”考核以ＧＤＰ增长为主要根据。当地老百姓为什么不抗争？因为他们一盘散沙，只要专制的官僚用“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发展硬道理” 之类大帽子一压，便会被唬住。根据我的经验，即使有个别人出头闹事，反对小化工厂在当地落户，也很难得到大众支持。没有制约力量发挥作用，污染企业当然要泛滥成灾。但是，这种以人命换取ＧＤＰ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还能持续下去吗？
那么，这些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问题，包括清除某些当权者身上沾染的专制主义病毒，如何使一盘散沙的劳动群众团结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斗争，提高经济结构质量，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还有优化社会风气，等等，怎样才能解决？我认为，只有通过这一根本途径：振兴国有企业。
网友评论：
1 楼【赤脚医生】 于 2008-7-3 15:58:01 评论说
全民抗暴、全民反腐，全民卫国、全民锄奸
2 楼【wanzay】 于 2008-7-18 16:44:22 评论说
强烈建议中央将此文深入研究，并建议中宣部买下著作权书印成册免费发给社会各级人士研读学习。
整体而言，过去20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失败的，其标志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框架与范畴内，未能建立“政企分离，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高效企业制度。经济学界的右派学者因而认为，失败的根由在于公有制制度，除了私有化，别无其它出路。他们的根据，既有成熟的市场经济理论，也有失败的某些国家实践，引经据典，头头是道，似乎说的都是无懈可击的真理。那么，按照他们的主张变性改制之后，以原企业的经营状况是否有效地好转为衡量标准，成功了吗？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应予肯定评价。可是，在成功的事实面前，我们为什么还要唱反调？因为这是饮鸩止渴。
上文已述，私有化改制在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之前可以救急，也十分有利于将“蛋糕”做大，只要你心甘情愿地沦落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跨国公司的经济附庸，生存下去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如今这种经济增长模式，据近年来有的学者论证，至少还有几十年的发展空间。同样一种事物和现象，人们可能有迥然不同的看法。例如，剧院内有一半的上座率，乐观派声称坐满了一半，悲观派则说空出了一半。“满”与“空”代表了各派的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也是如此，立场不同，观点各异，现在谁也说服不了谁。
右派和左派各有各的道理，也各有各的硬伤。右派主张的即使是成功的经营好转的企业私有化改制改革，大概也没有人敢说它是理想的改革，就像坐满了一半的上座率不值得庆幸与夸耀一样。如此改革，一方面它确实解决了企业生存问题，不然，“冰棍”可能消失，许多人的饭碗就保不住了，从这个角度看问题，无疑功不可没；但是另一方面，它不利于、甚至堵塞了中国经济强化之路，道理不难理解，后文还将补叙。左派指责对方的私有化改制造成了种种后遗症的观点也是正确的，但却提不出自己的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和做强企业的有效的替代途径。企业难以生存，经济谈何发展？
所以，坚持公有制经济框架与范畴内的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解决其生存问题，还须壮大做强，进一步解决发展问题。只有这两个问题都解决了，人们才可能消除分歧，共同认可兼顾了公正与效率的这种新的改革——买办利益集团分子除外。危及国企生存的负面因素有外因，社会上不法分子暴富对职工群众恶劣的心理影响不可小觑，但更严重的还在于内因。
无数事实表明，任何一家企业，厂内风气优劣往往是决定其盛衰的最重要的因素。改革初期的主要失误，就是顾“活”失“乱”，忽视了这一点，未能防微杜渐。计划经济时代国企尽管缺乏活力，而且弊端重重，为什么还能长期维持正常运行？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在于风气比较廉正。前文例举本厂一位保卫科长在１９６Ｏ年代初，因贪了一点小便宜而吃大亏，不就是起了警示鉴戒作用吗？这并非个例，当年普遍这么严厉对待，要求从业人员一尘不染。我还记得１９５２年在国家机关搞“三反”运动，反贪污是重点。我家租住的房东，男主人是一家银行的职员，运动期间因为“有问题”而被单位拘留，失去自由，直到几个月后，不知写过多少次检查，才过了关放出来。原来，他因以前不时地将银行里用剩的铅笔、纸张之类文具拿回家，供众多上中小学的子女读书学习中使用，一度被打成“贪污分子”。到了１９８０年代，社会风气大变，公务员们，特别是其中掌握权力的人中，两袖清风者日渐减少，越来越难能可贵了。在报上曾看到这么一则新闻：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在一次市府开会前，看到该市厅局长们互致问候，递送香烟。朱市长明察秋毫，对这一常人往往忽略不计的生活小节，不留情地说，根据你们的工资收入，是抽不起如此名贵外烟的。点到为止，不言自明。朱老总可是国内外闻名敢闯“地雷阵”的铁腕人物，但他也不敢效仿五、六十年代那样的标准严格要求下级，遑论惩处了。因为这股邪气已在官场上风行，他若敢动手刹的话，恐怕自己先已成了光杆司令。在当时和现在的官员组织机制下，谁也不敢管狠。但这种不良的潜规则行为因而更趋恶化，２Ｏ年后终于付出了陈良宇惊天大案曝发的沉重代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解决国有企业生存问题的道理也是一样，先要做到有效地治理歪风邪气。过去“工业学大庆”靠的是领导以身作则，上下艰苦奋斗。“思想解放”以后，认为那种“老皇历”不能用了。各种下流“理论”沉渣泛起。中国有传统的“水清无鱼论”，听说国外也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反腐败可能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因为清贫不利于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中国某些学者也认同这一观点。确实，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证：人们到有关部门办事，给了好处，事情很快就办成了；禁止违法收费以后，那就对不起，拖延不办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付费早点办成事。前文曾述，改革初期国有企业领导人思想观念保守，不敢使用回扣手段促销，结果因商品积压而停产，后来还是借鉴与学习了私营企业灵活的销售经验，才冲出困境。由此可见，人家的“腐败无害论”甚至可以升华为“腐败有功论”。但是后来，一度被各种“新潮理论”搅昏了头的人们终于明白，如此腐败下去，国有企业都将完蛋。
至此，依靠什么人和怎么样治理的问题提上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议事日程。可能是借鉴与学习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将成功的希望始终寄托在厂长经理们的身上，对他们加大激励力度，使之卖力地干。作为取得预期效果的保障措施，还引进了据说在国外非常灵验有效的一种分配机制——股票期权制。据报载简介﹙忘记日期和出处﹚：
“所谓股票期权，是企业资产所有者对经营者实行的一种长期激励的报酬制度。标准的股票期权是指经营者在与企业资产所有者约定的期限内﹙如３—５年内﹚以某一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一定数量本企业股票的权利。行使本企业股票期权的经营者，在约定期限内，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购买本公司股票，如该股票届时上涨，那么，经营者在他认为合适的价位上抛出股票，就能赚得买进股价与卖出股价之间的差价
“股票期权源于美国。自８０年代至今，美国大多数公司都实行了这个制度。实行股票期权制度可以促使经营者关心投资者的利益和资产的增值保值，使经营者的利益与投资者的利益结合得更加紧密，所以，世界上的许多企业都纷纷引进这一制度。据资料显示，全球排名５０Ｏ家大工业企业中，至少有８Ｏ%的企业对经营者实行了股票期权制度。”
这一在世界上用之于四海而皆灵的股票期权制度，引进中国后却遭遇水土不服，显然成效甚微，同几年前高调宣扬形成鲜明对比，现在则少有人提及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行之有效的先进事物，依样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有企业里画不成葫芦，很可能虎头蛇尾，无果而终。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失灵了呢？因为实行这个制度，须具备多种前提条件，其中一种是社会上存在着大量可供择用的高素质职业经理人。中国大陆有合格的企业家吗？可能有吧，但肯定不过是凤毛麟角而已，因为我们这里还缺乏产生与培养此类人才的土壤。我的这一认识也来源于实践，见一斑可知全豹。
前文已作介绍，我厂８Ｏ年代上级派遣来一位新厂长好生了得：有学历，有技术，有经验，有关系，有干劲，极其难得的企业经营管理人选。那么，他的真实才能究竟如何呢？同中国其它国企厂长一样，观察与评价他们的素质和水平，有两个简单的基本着眼点：一，是这家厂的厂风情况，厂风好，厂况可能由坏变好，反之，则由好变坏；二，厂长本人在这种好或坏的厂风转变中所起的作用。股票期权制之类激励机制可能有助于经营者因利益攸关而产生和加强主观动力，欲使企业保值增值，提高经济效益。但要做到这些又受制于诸多因素，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厂长的能力。如果低能甚至无能，厂风不但搞不好，反而可能雪上加霜，进一步恶化。破产的国有企业中，大多数就是因为出现了这种情况，武汉印染厂的经历就颇有代表性。作为例证和教训，我又要讲一个合理化建议的故事了。
这次也是发生在我的身上。先前提了一个，我因为厂风不正情况下的现实考虑，思想上阻碍重重，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以免今后在人际关系方面出现麻烦。我不会为了３０元而去冒那种风险，太不值得了，因而一停就是几年。但“建议”又像是“鸡肋”，食之无肉己经肯定了，弃之又觉得有味。供销方面既然碰不得，那就另辟蹊径吧。我又鼓起劲头，动了一下脑筋，发现生产中的节约潜力也不小，大有可挖，而少风险。于是调整心态，注意观察发现。
我的本职是一名制水工。工作内容就是将长江浑水汲取上来制成清水，再泵送到本厂大车间供生产印染布用。生产车间有一处地势较高的工作场所，该处工人间隔一段时间便需用水，但水流不上去，因此打电话通知我们小组值班人员，要求增开一台大水泵加大水压，待满足他们要求后再停泵。加压的水泵每小时输出量是３００吨，配套电机功率７５千瓦。他们那里实际上用水量很小，灌满一口缸而己，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增开的多输出水量，都不必要地用在了其它工作场所常开不停的水嘴的水压提高上，造成严重浪费。我通过调查研究，书面建议在那个水压要求较高的工作场所，安装一台微型泵加压，需用即开，缸满即停，以后不用再通知我们加开大水泵了。就这么简单，解决了问题。
这条合理化书面建议被采纳实现后，立竿见影，一目了然地反映在本小组清水泵运行记录表上。我拿来报表开始计算过去“大水小用”的浪费损失，认真一算，不禁吓了一跳，多少钱财从我们这些对这一浪费现象熟视无睹的不负责任的人眼下流走了呀！那处高位场所工作人员需用水时来电话要求增开水泵加压，缸满关停水后却不通知，本组值班人员也就一直听任水泵开下去，什么时候停机，随心所欲，没有一定之规。长年累月如此。一般地说，算来每天三班合计都要多开１０个小时以上，共计浪费电力800千瓦时左右，水量3000多吨。
武汉印染厂从１９５８年建厂开工，这一严重浪费现象整整延续了３０年，直到我提出改进建议后才告终结。长时期内，电力一直短缺，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发展，尤以上世纪６０—７０年代为甚。当时，本厂生产和生活用电被严格地总量限制，一个千瓦时也不许超过。那个年代，人们还不知空调为所物，也极少家庭有电风扇，电水壶更没综影。生活用电唯一用途就是照明，而且只许使用低瓦灯管和灯泡。尽管如此，还是经常停电，武汉市每家都备有一盏煤油灯。本厂为保生产，更制定了严格的生活用电规则。住在家属宿舍区的一名职工，有一次像是做贼似地偷偷的用了高瓦灯泡，被发现了。厂领导大动干戈，通告严肃处理，以儆效尤。“捡芝麻”不遗余力，“丢西瓜”视若无睹。每天白白地浪费800度电，能够供给多少户居民生活用电？如果用于生产，每年约可增产数百万元，多创利税数十万元。不过，这是粗略估算，具体数字难以核定。
可是，直接经济损失却有据可查。从《清水泵运行记录表》上可以明明白白地看到，这一条建议实现后，每天电机比以前少运行１Ｏ小时以上，输水量也相应剧减了３０００多吨。一年以３０Ｏ个工作日计算，全年去掉零头，共计９Ｏ万吨！我当时还不知道市上水价早已大幅度上涨，参照的还是很多年前政府大量财政补贴的低价，每吨水只算一角钱，全年也可节约９万元。９万元在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概念？相当于我们全小组１Ｏ多名工人４—５年的工资总额，若往前推至６０一７Ｏ年代，则超过１Ｏ年。我从进厂至那时，几十年薪酬所得，更是远远低于这一条重大的合理化建议创造的直接经济价值。
这次更荒唐，又是跑断腿才领到３Ｏ元奖金，９万元的百分之一点五应当是１３５Ｏ元，到手的竟然还不足比例已经低得可怜的《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规定中的一个小零头。敝厂这位“知识化”新厂长的领导才能如何？他的作为终于在我面前露出了马脚。一个处于生产经营困境中的厂长，对我这条实施后取得巨大成果的建议，如果有一点点职业敏感性的话，就会借题发挥，趁机扭转局势。他可以利用企业自主权，效法上节文中例举的香港那家电子工厂经理，重奖建议当事人，引发群众性的效仿热潮；也可像“政治挂帅”年代那样，着重于精神鼓动，大张旗鼓地宣传，让我满足虚荣心。他却别出心裁，３Ｏ元敷衍了事，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我更没有想到，比这还要荒唐百倍的事件在后头呢。
１９９Ｏ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号召，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发场企业主人翁精神，掀起合理化建议运动高潮。我时来运转，身价突然倍增。原来，武汉市纺织工业系统印染片几家工厂，约有万名职工，只有我一人在此之前提出过书面合理化建议，付诸了实施，并且己经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果。物以稀为贵，唯我出风头。印染片几家工厂要在我厂召开现场会，介绍先进经验，以便推广。主角当然非我莫属了。本来已选定了我在会上作主旨发言，但通知者传达了厂领导的两点指示：一，后来那一条年节约９万元的建议，金额要改为１Ｏ万元，因为按照当时“全总”的分类标准，可以提高一个档次。但我为人呆板，不识抬举，先前说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为什么要改？谢绝了“掺水”的好意；二，主旨发言中，要强调自己的建议活动，“始终得到了厂领导的亲切关怀”，欲在我的身上捞点政治资本，真是可笑，亦复可怜。不提“关怀”倒也罢了，提起来老子火冒三丈，因为从头到尾，全然相反。当初，我禁不住奖励的诱惑，曾去厂部办公大楼打探其详。无事不登三宝殿，多年来难得上一次楼，就顺便向领导提出厂里存在的一些问题，希望引起重视和改进。我以为这是“送宝上门”，他们会持欢迎态度，不料却像是被当作一个多事之人。也许是上访打乱了他们的正常工作秩序吧，话不投机半句多。中国的传统是“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我偏自作聪明，以下犯上，认为领导办的事缺点多多，并举出多件重大实例。有位领导可能是故作惊讶：“我怎么不知道”？我立即给他扣上一顶帽子：“你这是严重官僚主义！”领导在位之时谁敢顶撞？不由得勃然大怒，声色俱厉地训斥了我一顿。人穷志短。我当时顾虑日后获奖被卡住，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但后来还是被赖掉了绝大部分，早知如此，那时就该同他大闹一场。“亲切关怀”？“关怀”个屁！什么“先进经验”，要以武汉印染厂为戒！真的若是让我在现场会上这么一嚷嚷，厂领导将陷于何等尴尬的境地？恐怕收不了场。那位传达上级口信者大惊失色。厂领导听了他的汇报后马上改变决定，不可让我胡闹台，但也不能唱“空城计”，于是另选一名替身充当主角，编造动人的故事，代我上场唱完了这出戏。
本厂专司“建议”工作的那位干部，他的办公室多年来门可罗雀，就只接待了我这么一个客户，总共做成了两笔生意。好在养兵千日，用在一时，１９９０年“全总”号召后，立时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卢世源翘什么尾巴，没有了你，合理化建议在武汉印染厂照样玩得转。现场会后动员令下，厂里广大群众果然闻风而动，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地投身于运动中去了。后来，不知根据什么标准，只要是提了建议，一部分人封为“诸葛亮”，另一部分人则是“智多星”，一下子冒出了上百名合理化建议运动积极分子，唯独将我排除在名单外。原来，封号的取舍完全以是否听话，即听领导的话为准，而不问效果。榜上有名者都领到了一份奖品，如搪瓷口杯，晴雨伞之类几元钱小玩意，撒了一遍“胡椒面”，皆大欢喜。我曾问过一位“诸葛亮”：你的建议内容是什么，可行性研究过没有，效果怎样？他的回答简单而又耐人寻味：“乌龟哄我，我骗王八”。五分钟热度，一阵风吹过，运动高潮很快就平息了。然后，小“乌龟”再去哄骗大“王八”，上报的都是水淋淋的赫赫战果。又过了不久，看到官方传媒一位“客里空”先生的统计，这次规模空前的合理化建议运动，全国多少万人积极参与了，创造了多少亿元经济价值。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坚持下去了呢？我看后不禁悲叹，多少正确的、潜力巨大的事物，就这样被人为地歪曲而夭折了。
在国有企业里，腐败风气呈多样化了，表现形式除了改革开放后新生的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更有传统的阳奉阴违，弄虚作假。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后者的危害更严重，因为前者毕竟已成了“过街老鼠”，可能受到法纪制约，而搞形式主义之类活动，人们则不以为耻，驾轻就熟，早己习以为常了。假使两种形式的腐败一起发作，这家企业则必死无疑，武汉印染厂就是一个反面典型例子。这后一种历史悠久的腐败风气将来有望遏制吗？没有，因为还未消除产生这种风气的制度根源。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可能像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源源不断地推出高素质的企业家，那些勉为其难地在岗位上的经营管理者如果不搞假，很难出现业绩；相反，若是搞了，至少短期内可以得到一些好处。例如本厂，那年轰轰烈烈地搞过之后，上级官僚会不知道？因而这年年末，主持其事的人被评为“十佳厂长”，一举捞到年奖３万元。多得不如现得。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一个没有能力将企业引向发展之路的厂长，股票期权制度对他无疑于水中之月，难以实现，不如弃难就易，做些表面文章，干点短期行为，而上级官僚们又正好欣赏那一套。
一种可能大有作为和希望的事物就这样被糟蹋和断送了。我原以为，这种阳奉阴违、弄虚作假的腐败风气大概只发生在企事业基层单位，上面官僚也许不知情，或者无可奈何而己。现在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官僚们不但知情，还同流合污，对这一风气率先“深化改革”了。例如，中央近年来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并且提到战略高度，当作发展经济基本决策。但是，自己没有能力做到怎么办？有关部门领导者灵机一动，办法就出来了，不必艰苦奋斗，只需将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算做中国企业就行了，主要根据和理由是，凡在中国境内向中国政府纳税，职工大多都是中国人，这样的企业当然就是中国企业。那么，外国人掌握的核心技术也是中国人的了。中国自主创新的任务因而可说正在顺利实施，也不难与世界同步，将来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这种混账逻辑可以成立，成为弄虚作假的一种新的“深化”版本，上行下效，流行开来，后果会是怎样？将使洋人赚大钱，国人赚小钱的全球化国际分工的利益分配格局固定化，中国大多数人，至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在经济上一百年也翻不了身。
某些地方当局和国有企业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实在不敢恭维，直白地说，能力低下，突出表现就是一些事变或事件发生后，往往应对失措，只顾眼前摆平，不管以后如何，产生了负面影响和留下了严重后患。对于产生、出现和留下的恶果，要么佯装不知，如上文例举为“搞活经济”而一度放纵回扣腐败合法流行，至今不认其责；要么乐此不疲，如上例合理化建议之类原本有益的活动畸变为形式主义的闹剧；要么浑然不觉，还不知道自己撒下的烂污危害性多么严重。在他们的领导下，始终未能营造出一种催人奋进、积极向上的社会与企业氛围，更糟糕的是，甚至情况相反，正可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这种大不敬的认识，可能很少人像我这么感受深切，因为我是多次亲历其事的实践者和当事人。仍以我的经历为例。我还有一条直接经济效益更大的搞自主创新的合理化建议胎死腹中，虽然技术上有十足成功把握，但不敢提出来要求实施，因为怕挨骂。骂的人可能是谁？我的小组同事们。请不要误解他们，我的那班同事“若论心”，绝非思想上有什么问题的人；“若论迹”，则是连续多年因业绩超凡而荣获本厂“先进小组”，“红旗小组”称号的英雄人物。那么，他们为什么反感于搞技术革新？唉，说来话就长了。
国有企业缺乏活力，乃至变成“冰棍”，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其分配政策出了严重问题，即主要矛盾未能设法解决，压制与扼杀了广大职工群众的主观工作能动积极性。人们也都知道平均主义工资分配政策的弊端，对于经济发展是一大负面因素，但它现在在国企中革除了吗？这得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企业领导者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拉开了，其中既有合理适当的积极部分，也有不合理悬殊的消极部分，这里暂不予分析评论。适当拉大差距是实行市场经济大势所趋，以职定薪，也较易实行。不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再要像“工业学大庆”年代那样，上下同甘共苦，大家都置个人私利于度外，政治挂帅，恐怕就难以做到了。分配模式不能上改下不改，在工人中也要根据其技能和业绩拉开工资差距。问题就出在另一方面，就每家企业内部而言，在大多数工人层面上，平均主义仍然大行其道，同以前并无实质性的大变化。国有企业相对于私有企业的致命弱点，前文已述，由于文革破坏，领导者缺乏高度的权威性，若要在工人们中认真地在分配上奖优罚劣，恐怕投入全部精力都不够用。改革工人群体中平均主义模式遭遇实际困难，举步维艰，搞得不好就可能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自毁长城，所以不能轻举妄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只好维持原状。也就是说，奖优罚劣无法经常性地顺利实行，企业机制未能转入良性循环轨道，而且，上改下不改比完全不改可能更坏，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还能半死不活存在，半身不遂的“改革”就会要了它的命。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论多么高深，大概也不会有如此内容，遑论现成的解决方法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学者们又放不下架子深入基层实践了解情况，更耻于下问，当然也不能指望他们找到改变现状的出路——在公有制经济制度的范畴内。
抽象的道理不易使人明白，还须借助具体的实例详细解说。正好，我工作中曾经历过的一件事很有典型意义，可以证明我的上述观点是有事实根据的。详述如下：
我厂印染布生产中需要消耗大量漂洗用的清水。我所在小组的工作内容和任务就是泵取长江浑水加工成清水，再泵送给生产车间使用。组内这套制水设备始建于１９５７年，当时由苏联帮助设计。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我在工作实践中很快发现，这套苏式设备的主要组成部分——澄清池工艺落后，存在着一个严重缺陷：不能自动排泥。运行几天后，必须放空池内存水，人下到池底手工冲洗，劳动强度大，工效低，特别是在长江汛期，源水中泥沙含量大，更是冲洗频繁，而且不能保证水质。前文谈到的我曾去培训过的那家水厂建于ｌ９３Ｏ年代的澄清池，国人自己设计建造，就完全没有这一缺陷。我曾想参照该厂设备原理改进工艺，但却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当时正值中苏关系蜜月期，本厂这套制水设备被当作中苏友好的象征，政治意义重大，参观者络绎不绝，人们称颂备至，在这种情况下，我能直指其弊吗？后来虽然两国关系恶化，可以消除这一顾忌了，但因小组人心不齐，我也因故不愿多事。这套质量差、产量低的洋设计设备就这么一直运行下去，好在产水量不能满足厂内生产需求时，可以打开外面社会水厂的大口径闸门引水进厂补充。武汉印染厂财大气粗，多付几个水费给人家并不在乎。
后来，由于文革折腾，市政建设多年停顿，城市自来水供应形势日益紧张，市内许多地区居民连住在平房都无水可供，不得不半夜等待接水。我厂毗邻厂区的宿舍区是楼房，职工家属更是叫苦连天，反应强烈。这时，本厂生产用水不但不能指望外厂来水补充，还要新接一条支管，向宿舍区几百户职工家属供应生活用水。一时卡脖子水荒空前严重，再要维持正常生产，己不可能了。厂领导于是紧急向一家给水排水设计院求助，询问本厂澄清池能否改造，以提高质量和增加产量。该院正好有一项新技术需要试验，若是成功便可推广，立即设计好图纸交给我厂。
照图施工不就行了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设计人员的科学创意，还需要有认真负责的高素质技工实现。当时，改造澄清池不能按常规中断供水停产施工，必须边生产边改造。这就要求具体领导施工者十分熟悉本小组情况，并且肯动脑筋巧妙安排。偏巧组长因病去世，小组群龙无首，新组长人选是否称职，成为这项改造工程能否成功进行的关键。
小组内有位中年李姓工人，他以前曾经长期担任本组组长，因工作出色，车间主任经常在会上将他提出来表扬。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四清”中车间主任被打成“封建把头”﹙后平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主任被揪出来了，他手下的大红人，那个经常受表扬的组长会没有问题吗？肯定有问题！工作组为扩大战果，于是派人内查外调，把他祖宗三代的底细都翻出来了。李师傅入党时报的家庭成份是中农，厂外调人员到他家乡生产队一问，队长随口回答是富裕中农，多了“富裕”二字，给他带来大祸。那个荒唐的年代越穷越光荣，最好祖宗三代都是叫花子讨饭，苦大仇深，那是入党最硬足的资本。四清工作组因此指斥老李“对党不忠实”，李不服，辩解说土改时定的确确实实是中农，绝无“富裕”。﹙后来他家乡也搞四清复查，仍照以前定为中农，而不是“富裕中农”﹚专横的工作组领导视人的政治生命如儿戏，坚持错误，反而说他“狡辩”，勒令退党，并被解除了组长职务。文革期间批判所谓“入党做官论”，本厂班组长那时却无一例外都要求是党员。本组新组长人选也另有两位党员积极活动，争取继任。李师傅当时己不是党员，而且还是“退党分子”，显然不够资格。可是除他之外，全厂没有第二个人担当得起制水设施改造的重任。厂领导最后权衡利害得失，实在因为水荒情势太逼人了，“政治挂帅”政策被迫作出让步，破例任命这个“退党分子”为组长，让他领导负责澄清池边生产边施工的改造工程。
李组长东山再起，以身作则，立即全身心地投入到这项改造工程中去。他首先调整劳动组织。本小组定员１４人，分成４个班。早中晚为值班操作人员，原来每班３人，三班共计９人。长白班５人，平时负责维修机械设备，星期天冲洗澄清池污泥，节假日还要顶替三班人员调休，人手紧张可想而知。改造工程属于正常生产任务之外的基建，厂部自始至终也未派一人前来支援。老李坚持自力更生，全组同志也发场艰苦奋斗精神积极配合，大家都知道自己的责任光荣而重大。值班人员从每班３人减为２人，共计６人，抽出３人充实长白班。
改造之初，正值文革末期的ｌ９７５年，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当时国有企业产业工人中，大概极少像我们小组同志这样顶风而上。无政府主义思潮正盛行于社会上，武汉印染厂生产也很不正常，职工们往往上班只来报个到，“七上八下九走光”，唯独制水小组工人始终坚持八小时工作，而且有时还要加班，在尽可能少影响正常供水的前提下，争分夺秒抢时间，见缝插针搞改造。蚂蚁啃骨头般地持续努力两三年，终于大功告成。
水的质量和产量随着改造工程的逐步阶段性进展，一年比一年显著提高和大幅度增加。澄清池原设计日产水量１万吨，但在常年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长江汛期源水浑浊度较高的情况下，为保证水质而不得不经常降低产量。改造成功，后来日产猛增一倍，稳定地达到２万吨，更重要的实现了自动排泥，保证了水质的优良。完工之后，适逢文革结束国民经济调整，压重﹙工业﹚保轻﹙工业﹚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我厂属于当时国家重点发展的轻纺工业，更是特保单位，电、煤等原材料优先供应，上级要求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生产，用水量比以前急剧增加，但却再没有响起供水告急的电话。职工家属区的生活用水也充分满足需要。当时市区普遍闹水荒，只有我厂例外，犹如一大片沙漠中的一小块绿洲。
那几年，武汉印染厂利税再创新高，遥遥领先于本市其他规模相似的企业，可谓独领风骚。在我厂取得的如此骄人的成绩中，我们制水小组无可置疑地功居首位，起到了关键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些年月，物质刺激被批得令人噤若寒蝉，我们当然不可能领到奖金，一元钱也没有，只是每年都荣膺“先进小组”之类奖状。但是若说本组同志个个都是“大公无私”奉献的圣贤之徒，也不符合事实。大家私心还是有的，说来极其渺小可怜，不过是希望将来工资调整时，厂领导看在首功的份上，高抬贵手，能给予我组适当关照而已。
盼星星，盼月亮，久旱之后好不容易要下一场毛毛雨了。１９８Ｏ年，中央决定全国普调工资，每家企业不分盈亏，升级面绝对平均，一律定为百分之四十，加一级也就几元钱。现在的青年人很难想像和理解，当年人世间为了这几个小钱，曾经演出过多少悲喜剧。据一篇回忆毛泽东生平轶事的文章披露，此前有一年也是调整工资，北京中南海中央警卫部队中的一名战士因没有份而闹情绪，毛泽东有感而发，吟了一句改古诗：“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提级时”。全中国数以千万计的工薪阶层，他们心中最关心的头等大事就是工资问题，极少人例外。这次工调结束不久，我在街头邂逅少年时的一位邻伴，２Ｏ多年之后，两极分化，他已是一所著名大学的教授了，我呢，没有出息，不过是工人大老粗。我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我同他知识悬殊，还有共同语言吗？不料，他见面即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高级烟，递来一支。我受宠若惊，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本人并不抽烟。他开始兴趣盎然，侃侃而谈，原来，他近两年来接连加级，好像说是共加了三级工资，实在极其难得。我估计顶多也不过三、五十元吧，却使中国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大喜过望，特意买包烟分发给亲朋好友，连我也沾了光，让大家分享其喜悦。我厂有一名青年工人，可能工作表现较差，听说这次有人要卡他，不由得急红了眼，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把旧匕首，磨刀霍霍，一旦加级无望，准备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没有人认为他只是虚张声势。可能要被报复的那位厂领导吓得魂飞魄散，一再对他表白没有说过那种话。那时，社会上此类因工资调整摆不平而可能酿成血案的传闻存在于许多企业，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调整工资对中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领导能力是一次普遍的实际考验。加薪本身不言而喻、无可置疑地是一件大好事，但是，他们有能力将这件好事办好吗？遗憾得很，过去和现在，中国经济界的上层人士，包括官员、学者和厂长全都被客观实际证明没有这种能力，尽管已经实行了企业自主权。他们力所能及，不过是摆平这件令其头疼不已的事，避免矛盾激化，只求能够保持安定团结局面而已。他们始终没有能力利用调资这一手段，使之调动广大职工群众充分发挥工作的主观能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从而实现企业效益最大化的目的。当年，工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正被批得体无完肤，臭不可闻，他们更是深知其弊，早已下决心革除。可是，同时又强调稳定的重要性，声称没有稳定就没有一切。在他们的具体领导下，偏偏这两点又是一对矛盾，而且无法调和。因为，提高工资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不开稳定局面，稳定局面有赖于搞平均主义，搞平均主义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不了谈何提高工资？中国经济界的领导者及其智囊们在如此怪圈中转来转去，转了几十年，至今还没有转出来。庸医们的本事限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辩证施治还没有学会呢，因为舶来的书本上根本就没有这些内容。读书当然有用，但若书呆子学的理论同实践对不上号，又不知变通应用，那比不学还要糟糕。猫抓不住老鼠，不检讨主观原因，却去找客观因素，归咎于鼠的藏身洞穴有问题，所以才抓不住。根据这一逻辑推理，国有企业搞不好，是由于“鼠洞”，即公有制经济制度的问题，解决之道则是私有化改制。“猫”﹙领导者﹚“鼠”﹙效益﹚和“洞”﹙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怎样认识？三言两语难以说得明白。欲知其解，还是先听我将这个故事继续讲下去。
武汉印染厂像其他国有企业一样，这次工调还是搞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一套，特点有两个：一是传统特点，根据工龄长短；二是新的特点，矛盾下交，百分之四十的升级面分解到科室、班组。我们的“优惠”希望落空了，不过也理解厂领导的苦衷和难处，没有人表示不满，毕竟平均主义以前搞了几十年，再搞一次，也无所谓，心理上还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小组１４人，按比例应有５个半名额，可是只分配到４个半，不但没得到关照，反少了一个。更有甚者，后来又要求红旗小组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再让出两个支援其他摆不平的班组，只剩两个半名额！
在那吃力不讨好，反而可能因为搞“唯生产力论”还要冒挨批风险的特殊年代，我们作出的贡献之大，经济效益之高，全国国有企业以班组而论，武汉印染厂机修车间制水小组当时堪称天下第一组，但他升级面比例之低，也可能是此次工资调整中的天下倒数第一。而这家厂却是闻名遐迩的明星企业，领导者的水平尚且如此，其他厂更是等而下之了
调资首先考虑的是不要激化矛盾，避免破坏稳定，领导者当然有不得不然之苦衷，加级的主要参照标准是工龄长短，易于一刀切，而不是贡献大小，那将难得多，也可以理解。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确实是搞不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在工人中实行平均主义分配政策的制度根源，但人是有条件改变它的，因为有企业自主权。为什么一说国企改革就是私有化，难道不能在公有制范畴内进行改制？如此领导下的工资调整工作，好事变成坏事，虽然维持了稳定，但也给企业带来了滞后的负面效应，人们工作中的惰性被进一步固化，谁也不愿再去争取先进了。
例如，李师傅当初奋发有为，殚精竭虑地干，是因为憋了一口气，要干出成绩让那些认为他不够资格重任小组长的人瞧一瞧！后来大功告成，又落实政策恢复党籍，还被评上优秀党员称号，政治和精神激励作用到此为止，划上了句号。这次加薪连他都名落孙山，当然不满，一下子就泄了气。老李在本小组工作中，解决了制水产品的低质和低量问题，还有一个高耗问题，就再也振作不起精神继续劳神费力了。他几年后退休。我有一次去厂财务科询问，我组一年制水的原料消耗是多少？总经济师翻出账本，仔细查看后回答说，共计３Ｏ万元。我根据多年工作实践经验，觉得如果进一步改造设备，并且加强值班管理，再采取其它一些措施，大有潜力可挖，每年节约一半，也非难事。但这件事单枪匹马干不成，必须大家齐心协力。小组同志因８Ｏ年那次调资事件而忿忿不平，即使我愿干，一旦提出来，也将被群起反对，于是只得打消了这个念头。
武汉印染厂１９８Ｏ年代初期那几年的辉煌，并不是振兴的新起点，由于在至关重要的按劳分配原则上应对失措，甚至倒行逆施，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己。今天的中国国有企业，要以当年的武印为戒！
武汉市同全国一样，在计划经济时代，各大中型企业讲究万事不求人，搞大而全和中而全，所以几乎每家厂都有一套自备制水设施。这套设施中的主要部分澄清池同我们改造前一样，产量低，质量差。文革结束，生产恢复正常，时代也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各厂更加感到用水越来越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于是纷纷向给水排水设计院求助。该院一时门庭若市，生意兴隆。我这时听说了一件趣闻。这家设计院的老总，赴日本参观考察后回来作报告，大赞东洋人同行的先进性，说人家澄清池半成品出水在ｌ０度左右，浑浊度大大低于我国同类水厂。不料该院一位常年蹲点我厂的工程师起而插话，１Ｏ度何足道哉，在相同的流速情况下，我们院设计改造的武汉印染厂澄清池水质经常保持在１﹑２度，像成品水一样清亮。那位老总可能不信，有一天事先不打招呼特意前来我厂观察，果然如是。该院便向众多的求助者推荐成功样版，因而前来我组的省市各企业自备水厂同行参观者络绎不绝。
前文已述，我是小组内唯一在本制水专业知识上懂得一点皮毛的“理论权威”，夜郎自大，所以那时被抽出来负责接待来访者，以便向他们释疑解惑。我这时趁机打起了小算盘，准备“堤内损失堤外补”。澄清池改造可谓是一项投资少、效益大的工程，也不复杂，更无什么高端技术。我们之所以进行了两、三年，是因为时值动乱，没人支援，人手紧缺。各厂在文革结束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可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只要利用和借鉴我们成熟的经验安排施工，一月之内便可能完成。我本人就乐于充当他们的技术指导，胃口不大，只要有所“表示”即行。哪里料到，尽管我的解释不厌其详，来访者也亲眼看到了实景和效果，并且无不啧啧称奇，但却对这项依样画葫芦的短平快技术革新工程不感兴趣，全都无动于衷，就是因为需要费神动手，发挥一点点主观能动性。他们缺乏改进工作的动力，所以宁可让量低质差的现象继续下去。我也大失所望，一笔生意也没有揽着，一点外水钱也没有赚到。
离我厂不过两站市内公交点路程，有一家中央部属大厂，他们当时也常年为自备水厂水质浑浊度高而伤透脑筋。据说该厂宿舍区内，每家都备有一口缸，接水再沉淀后才能生活使用。该水厂工作人员好像不止一次前来参观，就是不愿自已动手改造。后来以生产发展，生活需要为由申请新扩建，其上级财大气粗，大笔一挥，拨下１ＯＯ万元。而据我们的经验，达到同样的目的，如在原有设施上自主创新，满打满算，用不了１０万元，不足新建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不多占土地，不增加工作人员等好处。
一马领先，万马奔腾，曾经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的具体表现，但后来因为某些企业领导者的低能，甚至无能，逆按劳分配原则而行之，这种优越性己经消失了。
国有企业应当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迄今为止，可能也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像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那样，充分调动和发挥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工作主观能动创造性，将经济发展从依赖于生产要素数量的增加，转变为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乃是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的唯一正途。但是，这条道路遍布荆棘，阻碍重重，通行不了。
这个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的故事，至少可使我们得到下列两点启示：
一，实行政治和精神激励，对劳动群众可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受到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制约，并且其效应与时递减，难以持久和推而广之，只有实行按劳分配才是长久之计；
二，计划经济时代，企业领导者的利益也遭到忽视，当然也须改变。但他们的利益要建立在职工群众的利益也受到重视的基础上，两者的利益要密切相关，切忌顾上不顾下。就像先有蛋后有鸡的关系一样，事物的成功也有赖于分清先后的进行次序。上下阶层利益互动良性循环的起始点必须先放在下层劳动者身上，基础不先搞牢固，高层建筑将落空。我们现在实行的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改革则相反，着重点首先放在上层领导者身上，企图以上促下。但这种促进方式欲取得预期效果是有前提条件的，在计划经济时代，主要依靠企业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即与下层劳动者同甘共苦，以身作则而感动群众；现在这种人格魅力因两者工资差距大大地拉开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领导者再也没有感召力促使劳动者发挥主观能动性了。他们可能按照你的要求完成生产任务，但不会动脑筋改进工作。因而，企业经营效益情况便难以改善，相应地，公司股票价格也提高不了，经营管理者的期权愿望当然要落空。对他们实行高额的年薪制道理和效果也一样，还可能更差。
上述故事还告诉我们，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劳动群众工作中缺乏主观能动性，表现形式就是合理化建议和技术自主创新活动开展不了，推广不开，影响所及，后果落实到普通职工身上，便是工资微薄，更缺乏主动性，形成恶性循环。企业经营管理领导层的收入分配尽管政策大力倾斜，因是无源之水，他们的高薪也难持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突飞猛进３Ｏ年，一般老百姓的生活纵向比较，应当说大有改善；但若横向比较，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优越性了。日本人在１９５Ｏ年代生活比我们好不了多少的基础上，同样时间的高速发展，到了１９８Ｏ年代，工资就同美国人拉平了。可是我们呢？现在还只及美日的５%左右！
除了微观上企业运作不灵，宏观上政策处置失措是中国经济效益低下的另一个根由。以我所在的印染工业为例。上世纪８Ｏ—９Ｏ年代，本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越来越不景气了，因为空前地遇到了竞争对手。竞争本是好事，但因是在严重不平等的条件下展开，技术、设备和产品都占优势的国企一方，反而败于私企和外企。小印染厂到处开张，国企大厂淘汰下来的旧设备一时竟成了他们的抢手货，人才也东一个、西一个地被分散挖走。对于中国的印染工业技术发展来说，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武汉地区的印染行业历来是地方财政的主要利税来源之一，实行市场经济后，这一来源因本市几家印染企业陆续倒闭而逐渐消失了。从此，原有的纺织、印染和服装完整配套的产业链断裂，退回到１９５Ｏ年代后期以前状况，即纺织坯布销售出省，外地印染加工后再购回用作服装面料。据近年报载资料披露，武汉市仅此一项产业结构退化每年就损失或减少利润８亿元。同样的行业情况，中日两国经济领导者的发展思路大不相同，效益当然也随之有天壤之别了。中国人像是猴子掰包谷，习惯于捡一个，丢一个。印染行业出现经营困难怎么办？不是积极地设法解困，而是视为“夕阳工业”弃之不要，另起炉灶去发展“朝阳工业”。如此运作当成遮羞布，以掩饰自己的无能。日本人又是怎么干的呢？即使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夕阳工业”，也不轻言放弃，而是尽可能充分利用原有设备创造经济价值，还要开辟新的财路，并用之于解决当时严峻的失业社会问题。其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一元布拉吉”﹙零售价不超过两美元的印花布连衣裙﹚了。
日本人不愧是“经济动物”，当年，一件廉价的小商品，就被他们有声有色地做成了大产业。２Ｏ世纪中叶，战败不久后的日本，经济一片萧条，失业者、特别是技能简单的女性失业者成千上万，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棘手的社会问题。东洋人当时也像我们在１９８０年代一样，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工业，不同的是，注重于产品附加值的提高而进行深加工。
爱美乃人的天性。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城乡女子都是以裙装为主，因为从美学观点上看，他们更适合穿着花布连衣裙。价廉物美的日本产“一元布拉吉”因而风靡世界各地，主销区域则在美国。在我的记忆中好像每年的销量都是数以亿件计。我曾分析，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产销量，主要是抓住了消费者对这个产品关心的三要素：即美观、廉价和简便，什么样的身材适合多少号型，都制定了统一标准，而且花色和样式不断地推陈出新，引起那时习惯于高消费的美 国 太太小姐们的极大兴趣，因为对她们来说实在太便宜和太方便了，一买就是好几件，穿不多久又换新的年度和季节的新花样。反观我们对待这个产品的作法则大相径庭。１９７４年，文革中的官方曾当作一项政治任务，大力推荐过一种连衣裙，俗称“江青服”。这种服装设计思路同日本人完全相反，样式固定，加工繁琐，据说穿着也不舒适，所以始终推广不开。
任何商品都要适应市场上的消费者需求，市场经济时代更须如此。企业经营成败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对社会上人们的消费习惯和经济承受能力的变化是否敏感，并为之采取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应对生产措施。我发现，中国企业不仅缺乏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在商界也少有敏于应变的人才。以纺织工业为例，上世纪９Ｏ年代期间，低水平重复生产能力大量过剩，怎么办呢？我们的对策是压产，淘汰旧设备，并大量关停工厂，而使数以万计的职工下岗失业，搞得怨声载道，可谓代价惨重。没有人想过另辟新途径，开发新品种以摆脱这种设备过剩的生产危机。咱们经济部门领导者的能耐就是指令用大榔头砸毁这些“过剩”的生产设备。中国纺织印染厂传统上都是卖半成品布料，为什么不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提高附加值，走深加工之路呢？
生产设备能够物尽其用，继续发挥创造利润的作用和早早地砸毁变成废铁，两者的经济价值显然是天差地别。诸如此类差别的后果，最终都将一一影响与落实到两国人民的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上。市场需求客观存在，但你没有主观能力去挖掘与适应它，那么这种需求也就等于零，创造不了经济效益。“一元布拉吉”产业曾风行于日本，却未能产生于中国，这就是两国经济领导能力的差别。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很小的例子。从宏观上看，表明我们远不如人的地方还多着呢。例如，日本引进技术和消化提高的资金使用比例是１：１０，中国则为１Ｏ：１；他们发展经济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掌握核心核心技术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产业结构质量，肥水不流外人田，大钱留给自己赚；而我们呢，缺乏能力振兴自己的民族高科技产业﹙国企和私企﹚，各地官僚竞相以引进跨国公司资金多少为主要政绩，驱使国人，包括大量科技人才为外国老板打工，轻松地赚了几个小钱而沾沾自喜，心满意足，反以这种无能的表现为荣，据说是因为充分发挥了所谓的“比较优势”。中国劳工工资只及发达国家同行的５%，甚至可能更低，怎么变成“政绩”了？这是社会主义的奇耻大辱，中国工人阶级决不认同这种“政绩”！
海外资本大举进军中国大陆，当然是好事，但在缺少平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也可能转变为坏事。其积极因素主要是有助于降低失业率，维持了社会稳定局面。不过，即使引进的是高科技产业，国人也只能在低端生产环节打工，赚几个小钱，账面上好看一点，如ＧＤＰ增长了，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提高了，除此之外，因为掌握不了核心技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实质性贡献。也就是说，若无解决就业这一主要的积极因素，恐怕可能弊大于利，得不偿失了，这些外资在某些地区因为是当地官员实现ＧＤＰ增长“政绩”的主要依靠，被当作衣食父母，因而敢于蔑视中国法律，偷漏税收、“血汗工厂”等负面现象将永续存在，并有蔓延恶化之势。这种就业问题依赖海外资本家解决的格局一旦固定和强化，也意味着中国亿万劳动群众将永远罢脱不了低工资的命运。一个国家丧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犹如一个人的命根被阉割一样，也将不再有雄起的条件了。
发展经济需要借助外援，但不能让喧宾夺了主位，更切忌形成依赖局面。以失业问题为例，主要应当依靠自己力量解决。本土企业的产品一时科技含量低也无关紧要，几十年前，日本人不就是从“一元布拉吉”之类低科技产品起步的吗？经济界有评论说，中国经济的整体产业结构比日本落后几十年，这个我信。例如，咱们现在纺织工业的“比较优势”就同人家１９５Ｏ年代初期一样情况。发展经济不要走两个极端，一个是上述依赖外资；另一个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将主要精力用之于所谓“跨越式战略”。自力更生也要循序渐进，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向产业结构的高端。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再像后者那样，仅仅只是被动地适应社会需求，企业还可能以创造与提高自身效益为动力，开辟消费新出路，引领消费新潮流，主动地推动内需新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数以万千只“饭碗”，即新的工作机会也随之提供于社会。解决失业问题的出路，应当主要依靠本土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上，在这方面是大有可为的。让我再讲一个合理化建议的故事，虽然它早已酝酿成熟，可惜还装在肚子里，不过现在无私奉献出来也不为迟，仍然用得着，哪个地区若是采用，保证能新创造出１Ｏ万只以上的“饭碗”。谓予不信，且听解释。
上世纪８Ｏ年代后期之后，全国纺织工业进入困难时期，武汉市也一样，各纺织印染厂生产都很不景气，人浮于事，下岗失业者日渐增多，人数成千上万。我厂生产的强项是印花布，当时每年一度的全国性盛会——“上海花布之春”评选会上经常获奖，可谓声名远播。但因近年来人民群众的消费习惯改变，自买花布做衣裳者越来越少了，产品因而滞销。如果继续固守陈规，以不变应万变，本厂乃至武汉整个纺织工业系统前景显然不容乐观。那时，有关部门领导者束手无策，并且无动于衷，更无所作为地等待着本行业危机的来临。人们可能感到好笑，反倒是我这个不在其位的普通工人莫名其妙地着了急，也许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吧，又开始动脑筋试图从困境中突围，寻找一条新的生产门路，保住工厂，也为数以万计的失业者提供一只新的饭碗。
灵感和启示来自于早年的读报见闻，即上述日本“一元布拉吉”故事。我开始研究一种社会习俗及其产生的原因。中国城市女性解放前流行穿着旗袍，也可算是裙装的一种，下层妇女谋生第一，出于劳动需要，着装才是上衣下裤，但显然难以充分展示身材的美感。中国社会女性以衣裤代替旗袍始于上世纪５Ｏ年代。革命队伍中的女干部，装束就与平民百姓不同，一律人民装，头上还有一顶帽子。许多旗袍女性效仿，以表示自己也“革命化”了。这种形式主义风气到了文革时期达到高潮，时尚的年轻女孩们，特别是女红卫兵，那一身装束毫无美感可言。改革开放后情况有所变化，但“上衣下裤”着装，其政治痕迹仍然依稀可见。工资要平均，舆论要一律，男女服装呢，也要相似。直到现在，每年桃花盛开的时节，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的女性，大多数人的衣饰还是色彩单调，样式更缺乏美感。上世纪２Ｏ—３０年代，因受“五四”反封建陋习的影响，一部分女子的脚缠了又放，半大不小，谓之“文明脚”。中国今天大部分妇女的着装，像国有企业制度的体制和机制一样，仍处于“文明脚”阶段。武汉印染厂生产的印花布价廉物美，何不加工成连衣裙，既为本厂产品销售找到了新出路，又引导了消费新潮流，具有社会效益，更因缝纫加工需要大量劳动力，可给数以万千的下岗失业女工提供就业机会。一箭三雕，何乐不为？
其实，纺织印染布料也不仅是只能做服装，还有别的用途。中国家庭日常使用的棉被，外层包装用的被面和被里分开，千百年来的习惯是拆洗后再用针线缝合，既费时，又麻烦，如果做成被套岂不省事得多？还有床单，假使改用床罩就比较美观了。虽然有人看中了这一商机，但都是家庭作坊式小生产，纺织印染厂生产的布料，设计的花样和尺寸也只适合于加工成衣，若是改用于被套和床罩就不太好看了。市场上有锦织布做的“豪华”床罩，虽然美观，但价格高，也不实用，睡前需收起，白天再铺上，而且，很难清洗。被套和床罩同“布拉吉”一样，只有具备“美观、廉价、方便”的日常用品消费需求三要素，市场上才会有销路，有销路，就可能形成大规模工业生产的产业。
我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验证自己的设想是否可行，退休后改行做了一段时间的小买卖。我买来布料，委托他人加工，做成被套和床罩，在地摊上摆卖，到商场中代销，虽然只赚了几个小钱，但醉翁之意不在酒，有关此类商品的信息却搜集了不少，觉得产品适合人群的需要，大有市场前途。加工中存在一些技术问题，如棉织布床罩可能缩水，也不难解决。我想提的合理化建议的主要内容是，针对当时国内纺织工业产能过剩问题，武汉纺织系统各厂主动调整产品结构，走深加工成品化之路。以武汉印染厂为龙头，产品为纽带，组成一个集团，为此，各厂需要添置一些生产宽幅市的机械设备。人们不妨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评论一下，假使我的这一建议当年提出来了，并被采纳实施，具有悠久历史的武汉纺织工业后来还会衰落吗？但我报国无门。几年前，我还在职的时候，预见到了本行业即将发生危机，心急如焚。到处托人找门路，终于求见到市访管局一位副局长，向他倾诉忧虑。可能被认为杞人忧天，屈尊听过之后，无动于衷，不以为然。一群没有危机感的太平官会对我的建议感兴趣吗？我也对缺乏开拓精神的本地官僚没有信心，便搁置下来了。不过，这一建议并未过时，现在仍有实用价值。
我在实践中逐渐感觉和认识到，中国大多数老百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至今仍生活水平低下，很大程度上与上层官僚运作机制失灵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可谓比比皆是。让我再举一个合理化建议碰了软钉子的故事，也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大约是在ｌ９８Ｏ年代初期，我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一则“海外趣闻”：日本东京一个小职员的孩子的学校要求每个学生捡拾一些废品卖钱，用作校中活动经费。一天，这位家长在开车下班途中，顺便将有人置放在路边的一个大垃圾袋捡到车中带回家，告诉家人看一看袋中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自己则去沐浴了。等他浴后出来，只见家人一个个惊诧莫名，不知所措。原来，袋中发现了整捆钞票，清理后统计共有一亿日元！他立即报警，此事当年轰动全日本。
我看后不禁想入非非，这种好事怎么没有让我碰到？从此，我走在武汉的大马路上总是睁大眼睛，也妄想发一笔横财。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果然，１Ｏ多年后，我也发现了巨额财富，价值两亿元，十余倍于那个日本幸运儿。有人可能疑问，你捡到的一定是“冥通银行”发行的一、两张面值亿元的冥钞吧？不！真真切切，人民币两亿元，并非天方夜谭。
１９９８年汛期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武汉市区渍水成灾。我居住地周围一带水深就齐腰，甚至没顶，连续许多天水势不退，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重大损失。灾后，我从报上看到一则新闻，市政府准备投放一笔巨资兴建下水道排渍工程，解决渍害问题。我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便给一家报社投稿，全文如下：
“一条建议 能省两亿
“我是武汉印染厂制水小组一名退休工人，３Ｏ多年来一直从事制水和排水工作，因此，在这一行积累了一点儿实践经验。
“今年７月下旬下了一场特大暴雨，武汉三镇渍水成灾，给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危害。据报载，市政府计划投资２亿２千万元，准备兴建武昌沙湖地区排水工程，解决这一地带渍害问题。我想，从资金到位至峻工使用，恐怕还是“洞庭湖上吹喇叭”——哪里哪。倘若今后几年“厄尔尼诺”又来肆虐，咱们不是还得挨淹遭罪吗？我倒有一个既可救急，又能省钱的办法。
“先讲一个名人轶事。大科学家牛顿养着一大一小两只猫，他要一个泥工在他寓所的墙下打两个洞，以便大猫走大洞，小猫走小洞。工匠说，只打一个洞就行了，让小猫同大猫一起走大洞。咱们国家的经济工作领导人，个个都像是牛顿，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则向那位匠人学习，建议武昌地区排渍工程“新猫走旧洞”，没有必要花费巨资新建。
“一，武昌临江大道一带，有好几家国有大厂，它们像武汉印染厂一样，都有自备水厂和一套封闭的排水机械工程设施，平时污水从厂区下水道自流入江，汛期关闭闸门机械抽排。据我的经验，因为厂区面积较小，积水不多，抽排机械间歇工作，形成“大马拉小车”现象，其中大有潜力可挖；与此相反，市属排渍站则是“小马拉大车”，不堪重负，只要市区日降雨量超过 ５０毫米 ，抽水泵即使日夜不停地运转，都不能免除许多地区不同程度地渍水成灾。若将那些厂的下水道与厂外社会上的就近联通，取“大马拉小车”之长，补“小马拉大车”之短，综合平衡，排渍总量即可成倍提高。
“二，武汉印染厂有一套污水处理设施，邻近武昌沙湖一条排水河沟，多年前早已停用废置。原来水的流向，是从地势较高的临江厂区自流或抽排入江。可以“反弹琵琶”，将污水处理池加高数米，造成反向落差，汛期抽河沟水入池内，倒流向武汉印染厂临江厂区下水道，再抽排入江。
“这两项工程都是因陋就简地改造，，目的实效可能与新建相同，造价却可以大大地减少，粗略估计，只需要原计划投资２亿２千万元的一个零头足矣。大家都姓‘公’，两家合一家。这笔改造和每年维修管理的费用，应当由政府大老板出，以调动企业小老板主动配合的积极性。国家节省了大笔资金，企业增加了额外收入，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举一反三，武汉、乃至国内其它地区，凡欲新建城市排渍工程，不妨先深入地调查一下，域内有没有‘旧洞’可资利用？据此推算，我这一条建议的潜在价值，岂止节省区区２亿元。
“由此例引发，感慨良多。客观存在于成功与失败两者之者的事物，其最后发展结果往往决定于人们对待它时主观上的思维倾向，殚精竭虑地努力去做，可能成功；反之，难免失败。现在的主要问题，并不是这类客观事物能否成功，而是人们根本就忽视它的存在。如果大家都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多动些脑筋，群策群力，那么，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一定能从速度型转移到效益型的轨道上。
“我这一条可能节省２亿元左右的合理化建议，不知该由哪家机构受理？故借《ＸＸＸ报》一角，登载一则‘寻人启事’，以便联系，大家共同集体地研究一下，武昌沙湖地区排渍工程，‘新猫走旧洞’是否可行？
“１９９８年ｌ２月ｌ２日”
稿件投出后没有回音。我不甘心２亿元白白浪费了，前门不通，就找后门。活了６０岁了，生平第一次求助于权贵，实属无奈之举。于是托一位热心者将《建议》捎给某官员，并附一信：
“ＸＸＸ
“我于ｌ２月１２日将此《建议》投稿给《ＸＸＸ报》，不知什么原因，至今竟无回音和反应，心有不甘，请你一阅，但愿引起重视。不论采纳与否，只望得到答复，这个要求不高吧？即使不计全国各地后续效法的推广价值，两亿元也不是一个小数目。我在武汉大马路上“捡起”这笔巨款，欲交还之，却不知该找谁。“失主”岂能无动于衷？
９８，ｌ２，２５日”
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我当时并不知道，与以前计划经济时代强调“全国一盘棋”大不相同，现在各地分灶吃饭，国家整体利益和地方局部利益很多情况下并不一致，甚至矛盾。我这是不自觉地给地方当局出难题。后来听人分析，才明白自己热面孔碰到人家冷屁股的原因。原来，两亿两千万元可能是中央拨款，不用白不用，用了还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显示政绩，更可以讨好一方百姓。这笔巨款大约是武汉官方派出的能辩之士绞尽脑汁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好不容易才争取到手，如果我的建议可行，被采纳了，岂不是坏了地方官的好事，给搅黄了？我明白这个道理后，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差一点不自觉地成了损害与背叛地方利益的“﹙武﹚汉奸”！我再冷静一想，比起新建，因陋就简的工程至少麻烦十倍，而可行性则顶多只有十分之一。具体到我这条建议，若在１Ｏ年以前国家财政困难时提出，也许不失为一个能够救急的穷办法；现在国库的钱多得不得了，正愁用不出去呢，还需要坚持过时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吗？可见，我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思想观念保守分子，没有理会很好，倒要感激不尽了。
几乎与我这件建议遭到冷遇的同时，形成鲜明对照，一项严重违章的工程——矗立于武汉长江大桥旁江堤外的几栋高层商品房——《江滩公园》，有关部门热情而高效率地一路绿灯，开工兴建。开发商的广告词是“我把长江送给你”！多么慷慨大方。几年后这几栋已经销售一空的高级住宅因为碍洪，有害于防汛，被中央勒令拆除。一次爆破响，３亿元泡汤，损失由国家公款买单。几十年来，全国没有听说有一项大工程因人为努力而节省了巨款。我不自量力，试图破天荒，创造一个天下第一的记录，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无疾而终。相反，在建设中付出“学费”的传闻则不绝于耳，目不暇接，而且金额越来越大。有权经济决策的各级官僚都对“新猫走旧洞”之类项目毫无兴趣，挥霍浪费反而情有独钟，其中不乏惊世骇俗之作。有的还打破了世界纪录，因为不论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都未曾有过先例，可说是一种畸变了的市场经济行为，具有中国特色。毛泽东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其实，比起浪费的危害，贪污是小巫见大巫了。有文为证：据《北京晚报》报道， ﹙２ＯＯ７年５月２４日﹚“昨日上午，最高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厅副厅长宋寒松做客新华网时说，渎职侵权犯罪比贪污犯罪的损失更大，平均个案损失２５８万元。
“据宋寒松介绍，尽管渎职犯罪也有因公做了坏事的现象，但是它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司法部门把贪污贿赂的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作了一个比较，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贪污犯罪个案平均是１５万元，渎职浸权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２５８万元。”即后者是前者的１７倍多。
过了几年，又看到一则“白猫走白洞”，“黑猫走黑洞”各走其洞的新闻。
２ＯＯ５年３月１８日的《大家文摘报》转载《中国青年报》上作者何益的文章，标题就可以吓死人：《电信重复建设耗掉好几个三峡》：
“‘电信网络存在严重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浪费数额相当于建几个三峡了。’在刚刚结束的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曾身居电信行业要职的杨贤足委员说，他希望这一现象能够引起国家高度重视。
“２ＯＯ３年６月，杨贤足从联通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休。此前，他曾担任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
“铁塔一项本可节省２４０亿元
“‘光是铁塔一项就浪费掉约２４Ｏ亿元。’杨贤足说，即使在一些偏远的小镇里，也经常能看到两个电信部门的铁塔并立。这两个铁塔，分别属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
“‘真的需要两个铁塔吗？’在杨贤足这个内行看来，一个足矣。据了解，目前我国只有两家国家控股经营的移动通信企业，由于没有移动基站﹙铁塔、机房等设施﹚资源共享机制，两家企业各建各的。他算了一笔账：建一个铁塔至少需要投入３０万元。在现有的２４万个铁塔中，如果其中ｌ／３实行共建共享，就可节省投资２４Ｏ亿元。
“让他忧虑的是，国家发放新的３Ｇ牌照后，势必有更多的移动运营商加入，如此，一个小镇可能会出现四五个铁塔，这不仅浪费巨大，还要占用大量土地。”
“真的需要这么多光缆吗
“比铁塔投入浪费更严重的是干线光缆。理论上讲，全国有一个省际干线光缆就够了。而现在，每个电信商都有自己的网。建一个干线网需要投资２ＯＯ亿元以上，而目前五六个网并行，总投资已超过ｌ００Ｏ亿元。他们分别属于中国电信、移动、联通、网通、铁通。此外，广电部门和军队也在投资建设自己的网络。仅这一项重复建设造成的浪费就将近ｌ０００亿元。
“杨贤足委员说，比起接入网方面的重复建没，铁塔和干线光缆还算不上最严重的。‘在全国建一个自己的接入网要花多少钱？’知情人士透露，大概要四五百亿元。也就是说，如今的５大运营商有４家需要自建接入网，总共需要２ＯＯＯ亿元左右。而从使用的角度讲，有一个接入网就够了。”
“电信网络资源开放应写于电信法
“此外，还有通信管道的重复建设。这一块，老百姓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街道挖了埋，埋了再挖。杨贤足说，和接入网一样，城市电信管道大多为当地一家电信企业拥有。面对竞争，这家企业要么不向竞争对手开放自己的管道，要么即使开放，租金也高得吓人，３年的租金就相当于新建一条管道的投入了。
“据了解，联通公司尽管拿到了全牌照﹙可以经营移动、固话等多种业务﹚，但因为接入网、管道等原因，一直没能真正进入固话领域。而比联通更弱小的铁通，更是举步维艰。
“为此，杨贤足委员建议，首先要将电信网络资源开放写入电信法。其次，国家必须从优化市场竞争结构入手，推动电信市场有效竞争格局的形成，而不是现在这样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此外，由于我国电信企业都是国有独资或国家资本绝对控股的，因此，政府应该加强调控和监管力度，建立有效的运作机制。”
杨贤足委员２０Ｏ５年反映的事件，其实就是我在１９９８年提出过的“猫洞”共用的问题。我不禁感叹，假使我这条建议早几年引起高度重视，并且举一反三，国家予以立法规范，未雨绸缪，强制执行，那么，制止此类重复建设于未然，很可能这几千亿元已经省下了。“新猫走旧洞”的建议被不置可否地作废，“二猫走一洞”更难通行。虽然“猫”的属性，形体相同，但因肤色各异，为“白猫”建设的“洞”，“黑猫”和“黄猫”就不能走。中国倒更像是一个封建割据、山大王各自为政的国家。这些“国有独资或国家资本绝对控股的”山大王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权力和破坏能量，“面对竞争”，竟敢“要么不向竞争对手开放自己的管道，要么即使开放，租金也高得吓人，３年的租金就相当于新建一条管道的投入了”？这些挟“洞”自重的人，为了保持自己所属小集团的垄断经营，不惜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他们的渎职侵权行为造成的恶果，是任何外部敌人都干不了的。人们只知道贪官可恶，却忽视了还有比他们为害严重十倍、甚至百倍的污吏存在。
这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严重浪费国家资产的行为，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可能发生吗？那时，强调社会效益，实行全国一盘棋，组织社会主义大协作，如今这些优良传统都被抛弃了，代之以尔虞我诈，损人利已。诚然，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有缺陷，甚至是严重的缺陷，但决非一无是处。我认为他的主要缺陷就是缺乏竞争因素，在生产管理中，在市场经营中，在干部选拔中，在工资分配中，在科技创新中，等等方面都缺乏竞争因素。所以，我们要学习与借鉴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先进经验，引进竞争因素，这里指的是良性竞争因素。学人之长，补己之短。但不是去学习人家的短处，而且是已被人家自己深刻地认识到，正在竭力设法改进的短处。这些年来，西方经济学家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强调“重新认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认为并不存在所有经济决策都在市场中决定的纯粹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都是混合的，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政府要起重要作用，其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协调各企业间的利益关系，避免恶性竞争。恶性竞争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初期发展阶段的产物。即使在旧中国，政府无能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也有行业协会代行其职，作为一个争取行业共蠃的机构出面协调各企业间的利益关系。在这方面，我们现在做的甚至比旧中国还不如。
西方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１４版中明确指出，政府具有三个方面的经济职能：一是力图矫正市场失灵，以提高效率；二是规划用税收和开支向特殊群体实行收入再分配，以求得公平；三是进行调控以支持实现经济的增长与稳定，减少失业，降低通货膨胀率。我认为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还要加上一个方面的经济职能：避免恶性竞争，制止重复建设，维护国家整体利益。
但是，主流派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精英们这些年来鼓吹和贩卖的是一套什么货色呢？好的学不来，坏的全引进。人家理论中的“帕累托改进”原则置若罔闻，背道而行，其代表人物的“经典”说词是：“没有国有企业３ＯＯＯ万老工人下岗失业，哪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他们另一大主张，是不分青红皂白反对政府行政干预，完全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主导各种经济行为。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藉此为突破口，否定和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包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领导。某些中央领导人耳根子软，为妖言所蛊惑，一度放弃职能，结果造成严重后果，其中，仅仅一个“电信重复建设耗掉好几个三峡”，几千亿元白扔进水里，连响声都没有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是，常人心目中“极大的犯罪”，腐败无能的官僚反而恬不知耻地当作自己的功劳，因为这种浪费有利于ＧＤＰ增长；有利于多搞新建项目，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有利于保持稳定局面。这难道不是“政绩”吗？
可惜，这一“政绩”使中国连年创造了一项非常不光彩的世界纪录，即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比重的纪录。据《国际先驱导报》４月１２日报道，亚洲开发银行近日发布《２ＯＯ７年亚洲发展展望》报告中列举了中国经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亚行报告指出，中国经济２ＯＯ６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２４%，超过了设定的１８%的目标。２ＯＯ５年投资拉动经济的比重达到了５２%，而同期全球经济增长保持第二位的印度这一指标仅为３３%。投资过热是过去几年中国政府努力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中央政府的紧缩政策在地方政府层面不能得到全面贯彻。
“报告说，在过去３年里中国的中央银行通过提高银行准备金和加息的办法试图使经济降温，但上述做法并没有完全奏效。
“亚行报告警告，如果固定资产投资仍按每年２Ｏ%多的速度增长，其作为多年来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很可能变成引发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重要因素。”
有文章引用一位科学巨人的观点：“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但我认为，解决问题比提出问题更困难。例如，数学界提出《哥德巴赫猜想》问题多少年了？至今其最终证明﹙１十１﹚仍未解决。中国公有制经济制度低效益问题存在几十年了，只见人们不断地提出，却无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因而，虽然３Ｏ年来ＧＤＰ高速增长，但并未给大多数劳动者带来相应的经济利益，有资料说，我们的工资至今还不足发达国家的二十分之一。问题的症结如上所述，在于有一个能量相当大的专横而无能的权势阶层在国民经济运作中的低劣行为。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这个低劣的权势阶层之所以产生，则源于某种公有制经济制度、主要是某种国有企业制度中存在着某种不良的体制和机制，能使人畸变和品质退化的某种体制和机制。请注意，我说的是“某种”公有制经济制度模式，这种制度模式就是我们传统的、也曾实行于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前苏联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和现今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公有制经济制度。这某一种，即国内外传统的公有制经济制度模式。
改革开放中某一项政策措施错了，不能等同于改革开放错了而否定，同样道理，国有企业中某一种制度模式失灵，难道能等同于国有企业制度失灵而否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企业现在实行的高级科学管理层次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由其以前实行的低级严格管理层次的家族企业制度和合伙企业制度变化而来，传统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企业制度难道就不能与时俱进地创新，转变为另一种模式？但是，若要转变为另一种运营高效的创新型的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模式，我们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首先，要有为社会主义企业主人翁——职工群众谋取权益与利益的高度热情，也就是说，要站在劳动阶级立场上，否则，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其人学富五车，知识越多越反动，危害越大，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只能是败事有余；二，需要深刻了解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弊病，更不能讳疾忌医，不然，怎能开出对症的药方？三，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相对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制度，在运营方式和管理层次方面，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制度有其长处，也有短处，我们的经济制度和企业制度设计者要有扬长避短的能力。
(三)“国企病”源自外行专制领导
癌症能够预防吗？
我们今天要研究的不是人体医学问题，但是，世界上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之间，往住有一种微妙的联系，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癌症与“国企病”，迄今都没有特效药，人和厂患上它们，一般地说，只能等死。我是一个完全没有资格谈论这两种绝症的医盲和学盲，生平从未涉猎过经济学著作，原因很简单：文化低，看不懂，遑论学习与研究了。联合国有关机构称，不懂电脑，就是文盲。我更等而下之，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汉语拼音一音不识，连一年级小学生也不如。相声“别字先生”生活中的原型，则非我莫属了。如此一个“乌拉西”的工人大老粗，真是做梦都未敢想过写什么经济学论文，而且从未接触过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但，有一件事启发了我。我又是一名连自己伤风感冒都不知该吃什么药的医盲，却有过一次成功的防癌经历：一条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后，曾经挽救了几十条人命。许多杏林高手一辈子悬壶济世，救的人也未必有我的多。这可不是胡吹，我将摆出令人信服的事实。
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思想误区：治重于防。名医救活了一个病人，“妙手回春”、“华佗再世”之类锦旗马上有人送了过来，病家恨不得磕头感谢。可是，将癌魔消弭于无形，使一大批潜在患者免遭侵袭，就无人理会了。中国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封建小农时代，现代工业大生产的文明观念还未深入人心，所以推崇见义勇为，而不重视和理解见义智为，虽然后者的效果可能大得多。中国社会上下普遍缺乏这种高层次的思想观念，而这正在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低效率运行。国有企业的振兴，首先要更正此误区，防重于治，以便让像我这样的广大“下愚”们也用得上力，毕竟少数“上智”者包打不了天下。某些“上智”者实际上已经黔驴技穷，给中国国有企业下了病危通知书，鼓噪国企从竞争性行业退出便是其无能为力的心态之反映。且看我这个“双盲”开一个天大的国际玩笑，防了癌症再来防“国企病”。
本人先谈防癌经历。发生在本厂的一件沉痛往事，我本不愿提起，但因事异而理同，有助于了解我解剖国有企业中的一只“麻雀”——武汉印染厂“癌变”的前因后果，就只好揭露这块陈年疮疤了。
上世纪８Ｏ年代某年某日﹙年老健忘，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偶然听说本厂家属区是癌症高发区，于是想到，大约１Ｏ多年来，本厂公布的死人讣告中，好像多数是因患上各种癌症，每年都有好几起，还不包括家属。挨个仔细地一一算来，我的同辈同事中，许多人都因此症而故去了。我所在的生产小组共有十几人，在此期间先后有两人患癌死去，其中一人还正当壮年。又听说厂领导很是焦急不安和恐惧，更不敢公之于众，怕引起人心惊慌。厂医务室中的一名医生探查病源多时，也没有查到原因。我日有所闻，夜有所思，有一天睡意朦胧中突然惊醒：问题会不会出在——？
讲到这里，我必须进一步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情况。当时，我是一名制水值班工，有时在厂内的澄清池和沙滤池，有时在厂外取水泵房工作。我厂临江而建，厂外附近长江边有一座斜桥，活动泵房下四只滑轮立在桥面的铁轨上，随江水的涨落而升降。冬天，我值班时，一种现象曾引起我的关注：在离泵房几米远的江滩上，有一处我厂下水道的出水口，排放泛着泡沫的工业废水。夏秋汛期江水上涨，泵房升高，与排污口落差和距离较大，处于下游的出口污水随激流远去，没有影响；但到冬春季节，水枯江低，泵房相应放了下去，与排污口平行，又因水势缓慢，遇上朔风劲吹，污水逆流而上，回旋于吸水管周围而被输送到厂内，净化了肉眼看得见的泥沙等悬浮物，看不见的含有酸碱、染化料等化学毒素却被忽视了，从而种下祸根，致使数以十计的饮水居民患上癌症。这一惨祸本来可以防止，无奈众多反常的人为因素干扰，终于还是发生了。
武汉印染厂１９５７年建成投产，“癌症高发区”的帽子却是７Ｏ年代以后才戴上的，到我的建议被采纳实施的８Ｏ年代为止，延续了十几年。这个建议早在５Ｏ年代末期我曾提过，因故未被重视。我为什么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及时重提呢？唉，往事不堪回首，在走完人生的旅途之前，几十年工作期间隐藏在心中的伤痕，也该表露一下了。
上世纪５Ｏ年代末期，我还是一名青年，当时可不像后来那样看破红尘，撞钟度日，而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思想进步得很。厂领导那时经常在会上教导我们要“爱厂如家”。我出身贫穷，少年辍学，很早就在社会上做小买卖、打小工和干苦力谋生。进工厂，特别是在大中型国有企业做一名产业工人，一直是我当年最高的理想，它终于实现了。我要好好地干一番事业，爱厂胜家！谁知出师未捷先栽了一个大跟头，从此一蹶不振，再也爬不起来。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兴“比学赶帮超”运动。我厂的赶超对象是上海某印染厂。怎样“赶超”？就是亦步亦趋，对象厂在干什么，我们也要干什么。本厂驻沪办事处就是情报站。有一天，探子打长途电话回来报，该厂在搞什么“超声波化”。厂领导成员们闻讯后，没有一个人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雷厉风行，也在本厂推广人家的“超声波”先进经验。怎样“化”法？就是将库存的无缝钢管拿出来，一节节地锯短成两市寸左右，一头敲扁为鸭嘴状，塞进一块铁片，另一头套在水龙头上，便算大功告成。本来“化”起来也很简单，只要安排两三名钳工就行了，不，一定要轰轰烈烈地大搞群众运动，人人动手，每人两个。可怜厂医务室护士小姐只会打针，什么时候用过榔头？也得遭罪。右手举起铁家伙尽力向下敲去，钢管弹了起来，左手皮破血流，痛不欲生。
我所在的制水小组专门同水打交道，水管龙头众多，更是“超声波化”的重点部门。我组生产中有一道工序叫“化矾”，固体凝结剂倒进一口大缸里，加水搅拌成液体。没“化”之前，工作很顺利；套上那个“科学”玩意儿，冲力加大，水花四溅，而水量却减小，放满一缸所需的时间比原来长得多，起的是负面反作用。我琢磨了好几天，实在不明白它的用途何在。听说，这种无缝钢管是当时帝国主义对我国禁运的战略物质，来之不易，非常昂贵，那么一段中指长的短管，价值超过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呢。我越想越不对劲，这不是瞎指挥乱折腾糟蹋国家资产吗？但我顾虑自己文化水平低下，不识“超声波”的奥妙，决定去问个明白。听说本厂一位副书记主管这项工作，我便去找他。谁知这位老兄也不知其所以然，但他鸭子死了嘴巴硬，不仅不认错，反以党委决定压人，训斥我无端怀疑。我当时年轻气盛，初生牛犊不畏虎，头脑也简单，自以为是“企业主人翁”，不同于旧社会雇佣劳动者，真理在手，竟敢顶撞，使他大失尊严，一时下不了台。后果随即显现了。
“超声波化”闹剧收场之后，有一天开大会，这位副书记做报告，开始报复了。因为当时对我刺激太深，几十年后依然记得他那次讲话的大意：
“毛主席教导我们，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是死人，二是不做工作的人……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历来如此……群众运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其中难免有错误，付点学费也在情理之中……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吹毛求疵，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企图全部否定成绩，那是痴心妄想！……”
我发觉前前后后都有人对我指指点点，就像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坏事，羞愧和惶恐得无地自容！也是在这次会上，他打了一个招呼，以后反映问题，不要“无组织、无纪律”地直接找厂领导，而是要通过生产组长和车间主任逐级传达。这条不成文的规定，不知别人听见没有，我则吸取教训，牢记在心。
当年冬天，我发现了江滩上我厂下水道工业废水的排放污染了水源，只得反映给老组长并请他传达到厂部。因为当时职工和家属不饮用本厂自制的工业用水，被认为多此一举。此事从此搁起，无人再提。不久，厂团委发展团员，几十名申请者中，只有我一人被拒之门外，原因就是在党委发动的群众运动中说三道四，竟敢怀疑上级领导的正确性，政治表现有问题。后来，老组长曾向我透露：“上面”有人向他打过招呼，“你们小组的卢世源要控制使用。”“控制使用”一词，阶级斗争为纲年代的一个专用政治术语，对象虽不属于敌我矛盾，但也是有重大问题的人。我已经被列入厂领导心目中的“另册”，祸根就在于不尊重领导，犯上作乱，有“反党”＇之嫌。
从此以后，盲目地绝对服从的风气，在这种高压作风下逐渐形成，并成为国有企业中一条普遍存在的潜规则，谁敢违反，不管有没有理，很可能遭到惩罚，甚至迫害。半个世纪过去了，思想作风上的拨乱反正也已进行了多年，这一严重不利于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恶习，现在改变了吗？不但没有，在某些地区和单位反而进一步严重化。试举一例。据《中国青年报》２ＯＯ７年２月ｌ２日、２月ｌ３日连续刊登专稿剖析“李海明事件”，令人深思。摘要如下：
“在山东枣庄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着１８年工龄的李海明，在他３８岁这年遭遇了人生的重大挫折：２ＯＯ６年ｌＯ日以来，他不仅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７天，而且被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开除了党籍。原本是正科级干部的他，被撤消了行政职务和级别，调配到一个下属单位当门卫。工资则从每月２ＯＯＯ多元降到２７５元。
“李海明说，都是在网上发表那几篇文章惹的祸。第一篇网络文章是他在２ＯＯ５年ｌ２月１６日用‘１７９５１’的网名发表的：‘太多的形式主义，填那些谁也不信的ＡＢＣ卡，浪费了多少纸张和精力，统一服装有那个必要吗？……’‘仓廪实而知礼节’，多给工人发些工资，工人自然拥护你，工人自信心强了，集体荣誉感提高了，不是比做什么都能提高企业形象吗？中国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把工人与干部的工资距离拉得那么大合适吗？
“‘不要害怕与群众接触，群众才是支撑集团公司这座大厦的基石，人为地拉那么远的距离有什么意义？准军事化管理有必要吗？敬礼，报告，把个矿区搞得不伦不类……’
“记者注意到，文中也有这样的语句，如‘……拉大旗做虎皮，欺上瞒下，助纣为虐，营私舞弊，腐化堕落，为非作歹，无法无天，有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能让工人心平气顺？’
“李海明自己承认，第二篇和第三篇文章的笔调都非常尖锐。记者注意到，这两篇文章中有大量篇幅是漫骂，出现了‘疯子’、‘汉奸’等词语。
“虚拟世界也有道德和法律。公安机关认定，他的文章是对枣矿集团公司主要领导‘歪曲事实进行诽谤’。
“然而，综观李海明惹祸的四篇网络文章，虽有大量尖锐、不当的言辞，但主旨是对单位一些现象的批评。何况他没有侮辱、诽谤的主观故意。作为企业的管理者，是否还应多一些包容。
“‘以后真不敢乱说话了，怕连累父母妻儿。’枣矿集团公司的一名员工这样说。”
这个“李海明事件”例子反映了中国国有企业现状及其之所以衰落的根本性原因，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我在第一章开始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两者孰优孰劣，谁胜谁负，决定于我们对自已信奉的经济制度扬长避短的深度与广度及其实施的效果。一般地说，相对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最主要的短处是其经营管理者对他的主人——资产所有者的信托责任感比较薄弱，甚至缺失。有史以来一贯如此，于今更甚。在今天的中国，极左政治遗毒影响下，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某些企业领导者热衷于搞吸引人眼球的形式主义花招。他们可不是白痴，当然知道这将浪费国有资产，并且无益于事，但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依然故我，乐此不疲。解释得通的原因只有一个，即取悦彼辈的上级官僚，并转移人们的视线和目标，似乎他们也是在为工作忙得不可开交，以掩饰自己的无能，应对工作不知所措，其实欲盖弥彰。这一短处怎样避免？那就必须发扬我们信奉的制度之所长，以长制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长处何在？最主要的就在于其所属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中的职工群众是所在的国有资产的代理人，乃企业主人翁，因为利益攸关，理所当然应具有高度责任感。他们行使主人翁职责的日常具体实践，其中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对经营管理者的不当行为提出批评，并监督其改正。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及其国有企业机制，过去和现在是怎样在运作的呢？同实现其优越性要求相悖，反其道而行之，取其短而去其长。中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这种运作模式，正是其萎靡不振越来越走向衰落的根本性原因。
革命自有后来人，这位老弟重蹈了我４Ｏ多年前的复辙。不过，我们应当感到欣慰，因为虽经各类官僚，包括企业官僚几十年持续不断的压制，此类事件仍未绝迹，还是有不信邪的人挺身而出，不怕打击报复，维护社会正义。更重要的是，也例证了这么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工人阶级是国有企业主人翁的信念根深蒂固地深入人心，牢不可破。试问，如果是在私有企业，雇佣劳动者会狗捉耗子，指责资本家的不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经营行为吗？
同样一件事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观察评价，结论与对策往往迥异。例如城市的房地产业，在各地某些地方政客看来，房价上涨是件大好事，因为消费者的普遍心理是买涨不买落，恐慌心理造成的抡购，有利于房市繁荣，任期内拉动ＧＤＰ增长，出售土地的巨额财政收入，还可用来大搞市政建设，从而显示政绩；而中央政府的领导人，如果他是一位政治家的话，考虑的是以人为本，要让更多的老百姓买得起房，使居者有其屋。建造成本只需几百元／平米，售价人为地哄抬，竟然高达好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平米，这种泡沫膨胀得越大，将来发生金融危机的风险就相应地越高。在对待房市和其它许多事物上，政客和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追求短期效应，热衷于做表面文章；后者则眼光远大，更关注长治久安。再如怎样看待不安定因素问题，也因人而异。这位枣庄矿业集团公司的正科级干部，显然是被其单位领导视作破坏安定团结局面的捣乱分子了。但是，如果我们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话，看法可能相反。这位干部正是该公司不安定因素的揭批者，而其企业领导人反倒是制造者，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好比是在工人群众中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最终将害人害己。我在前文第二章中例举破产了的武汉某造纸厂，以前因工人与领导尖锐对立，后来终于酿成一场悲剧的故事，有人可能不以为然。迄今为止，人们在探讨文革动乱的成因时，都片面地全归咎于上层最高统治者，即毛泽东的发动作用，却忽视了一个巴掌拍不响的道理。为什么下层千百万愚民百姓会一哄而起？因为社会上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群中存在着不满情绪，和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当时，我厂“高薪阶层”职工参与程度自始至终都大大地低于其他人群，就是一个佐证。
由“李海明事件”引伸，从微观到宏观，我们再来谈中国今天经济界的热门话题：国有企业制度问题。这是一个总题，其中关键的一个分题，首先是其人才形成的机制问题。江泽民指出：“搞好国有企业，关键在于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说到了点子上。也是据报载，时任海南省长的卫留成说：“在国外的企业里，执行文化很流行。它主要强调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要抓落实。”不论领导，还是执行，都离不开具有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素质的人才，即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原料制成成品，要经过机器加工；人成长为人才，除自身努力之外，也须有社会及其企业组织机制的培养，但是，我们企业组织培养机制存在着严重问题，人才无法脱颖而出。
有一个笑话说，联合国出了一个题目，请全世界的小朋友作答：“对于其它国家粮食短缺问题，请你谈谈自己的看法。”结果，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小朋友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非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粮食”；欧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短缺”；拉丁美洲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请”；美国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其它国家”；中国的小朋友看完题目后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己的看法”。
这个笑话符合现实吗？别的国家不论，中国人从小缺乏“自己的看法”，倒是有点根据，长大以后，同外国人一比较，就显示出来了。例如，曾有人撰文披露说，近年来上海举办了一系列国际论坛，探讨经济问题，但只见上海的企业家当听众，极少听到他们作核心讲话和主题发言。原因当然是他们没有“自己的看法”，只好规规矩矩安静地坐在那里，洗耳恭听外国人的看法了。
一个人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言而喻，基本要求是必须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独立思考的看法就像合理化建议不可能每项都十全十美、正确可行一样，有的也难免失之偏颇，甚至错误。但这又有什么害处呢？各抒己见，集思广益。人们的认识水平只有如此才可能提高。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的上海尚且难见高素质的名牌企业家的身影，其它地区可想而知。
那么，包括企业经营管理者在内，人们为什么不愿有自己的看法呢？因为缺乏独立思考的社会风气，更由于存在着风险，自己有看法不如没有看法，赞同和拥护上级的看法，才被认为是正确的为人处世之道。这一观念的形成，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及其影响下传统的领导统治治理机制有关。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上尊下卑之类封建等级观念，并未随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革命后而彻底消除，在某些人的头脑中仍然潜伏着，一遇气候适合，便会沉渣泛起。企业中的主要干部由组织人事部门委派，而不是在人才竞争中产生，为这种封建等级观念提供了存在的条件和土壤，并使这种被动地、消极地，守旧地执行上级指示，盲目服从的潜规则约定俗成，牢不可破地确立。一般地说，企业领导者的工作规律是，其人越是缺乏真才实学，在经营管理中不知所措，便越热衷于搞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也越讳疾忌医，更反感于有人直指其弊，那不是揭穿了他的无能的真面目了吗？
人才由多方面因素合成。他不但要有学识，更重要的是还要有独立思考的习惯，有敢于对不良事物批评的勇气，有察觉问题的能力，并针对性地提出改正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我们的企业机制存在着使人才脱颖而出的条件吗？在经营管理方面，可说完全没有，人才逾越常规一步，就被“毙”了，因为人才有一个“通病”：即不善于和不屑于迎合上级意图，而且往往还会同领导顶撞。另一类人的素质和性格则相反。我们现在的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根本不能满足国有企业对经营管理领导者的高要求，在相当多的单位，处于不正常的情况，事实上组织运作是在逆向进出和上下流动。
当然，像上述枣庄矿业﹙集团﹚公司李海明那样，因不满现状，批评形式主义不正之风而“诽谤”领导，遭到严励惩罚的事例，毕竟是少数，但领导者用“温水煮青蛙”方式对待那些对自己有所不敬，因而看不惯的人，则可能比较普遍了。他们这么做，理论上有个冠冕堂皇的名词，即所谓“拨乱反正”，实则是企图恢复到ｌ９５８年“大跃进”后和ｌ９６６年那段历史时期的企业旧状。穿新鞋，走老路。老夫是过来人，深知此路前途危险，决不可行。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何来国有企业活力？只要企业中领导者和职工群众之间不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实质上处于尖锐对立状态，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和顺利发展，一旦遭遇不测，终将爆发危机。人们吸取了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了吗？看来没有。所以，还有必要继续讲述武汉印染厂之所以发生“癌变”的故事。
我在５Ｏ年代当了一回傻子，不懂偏要问，因而冒犯领导，引起他的不满。此后几十年就像釜中被温火煮的青蛙，备受煎熬了。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本来不值一提，但因我是一个凡夫俗子，气量有限，心中不平，还是一吐为快。当时，我被穿上“小鞋”了，如即使并不稀罕的“先进生产者，”也一次没有被评上；月度少数几个小组甲等奖，轮流坐庄，也轮不上。是因为我比别人干得差吗？可能相反。以遵守劳动纪律为例，几十年来，无论发生什么意外情况，没有一次迟到早退。别以为这是一个工人起码应做到的要求，对我来说，并不容易。
举一个例子。我厂在武汉三镇之一的武昌，单身时家在汉口，隔了一条长江。平时住厂内单人宿舍，周末回家，下周一返厂上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班倒”时，某年冬天有次回家，第二天是周一早班，早晨就要赶第一班轮渡，争取在６点前到达岗位开动水泵，不然全厂无水可用，开不了工。那天睡到子夜时分，忽听大风乍起，凭经验知道西北利亚寒潮到来了。长江轮渡四级以上大风停航，如果换乘第一班公交车返厂，需多次转车，即使拼命挤上了车，至少也要迟到几个小时。想到无人顶替上班，家里闹钟指向夜晚一点钟，我便步行上路了。当时长江大桥建成没几年，深夜桥上无一辆汽车和一名行人，只有我，幽灵似地，身着厚重的棉大衣，在没有遮挡的高空桥面上，在呜呜狂吼的凛冽寒风中，像醉汉一样一步三颠地艰难前行。守桥卫兵发现我形迹可疑，可能身藏炸弹搞破坏。他手持卡宾枪，一直在离我一两米处紧紧跟随，从桥北“护送”到桥南。我差点吓掉了魂。试问，哪一位全国劳模有此经历，做得到这一点？，
在本小组，我也算一名骨干。夜郎自大地说，分配来的青年值班工，哪怕学历比我高，也得听我传授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经验。但我无论怎样努力，就是评不上任何荣誉称号，月奖总要少拿几块钱。若是遇上危难，遭到厄运的几率也比别人大得多。有一年因病需要动手术，进厂几十年唯一的一次，总算让我住上了市内一家医院。但为此事，经办手续的一位本厂医务室医生挨了批评。“怎么让他住了院？”原来这位医生还不知道我是入了“另册”的“控制对象”，没有资格享受住院这一福利待遇，哪怕是因病动手术。文革初期，我还有幸被选中成为供人批判的样版，“罪行”印成材料，准备散发。在武汉印染厂某些权势人物的操纵下，我——一个与“长”字从不沾边的普通工人，也不是什么组织的坏头头，遭到“革命群众”数千张大字报的围攻，数量之多，在本厂两千几百名职工中竟占了首位，而且遥遥领先。全国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小人物获此殊荣吗？没有被整死，实乃奇迹也。追根溯源，皆因“超声波”事件中得罪了领导。中国“官本位”观念神圣不容冒犯，可见一斑。
还是接着先讲防癌的故事。我厂这套制水设备原设计完全针对生产用水，同厂区一墙之隔的职工家属区的生活用水依靠市属自来水厂供应，所以相安无事。到１９７Ｏ年代初，因文革之乱，市政建设停顿严重滞后，“江城”闹起水荒。市民自来水供应空前缺少，尤其是到了炎夏，厂外平房居民也要等到半夜才有来水。我厂家属区楼房更是无水可供，于是群情激愤，怨声载道。当时厂领导是“军宣队”，外行领导害死人。他们没有咨询内行，也不建化验室，擅自作主决定职工家属生活用水改用本厂水压较高的自制工业水。外厂自来水公司为减轻供应压力，随即截断了原有的他们对我厂的供水管阀。从那时起，我厂职工和家属开始在每年冬春两季饮用含有化学染料等毒素的本厂自来水了。
文革时期一切乱套，今天“破除不合理规章制度”，明天批判刘少奇的“活命哲学”，会压死人的大帽子满天飞。一些人为明哲保身，随身附合，结果到头来反害了自己的性命。唯物辩证法作用于现实，愚民们哪里知道其中的厉害！无巧不成书，我当时正因为本厂一位市劳模被无端批斗，而打抱不平，写了一张几千字的大字报公开表示反对，因此惹祸上身，又被军宣队操纵下的“革命群众”揪出来批斗，惶惶不可终日，自身难保，哪里还管得了别人的死活？！若是这时不识时务地再提意见，按照某些领导者是非颠倒的逻缉，我很可能被认为“顶风作案”，扣上“造谣惑众”、“扰乱人心”之类罪名，成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我这个因曾“乱说乱动”而动辄得咎的“控制对象”和“批判样版”，还会主动送肉上砧板吗？再则，以我的知识水平，当时也没有认识到问题会严重到与癌症沾上边。
哀莫大于心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年轻时的锐气早已消失殆尽，身心渐渐变得麻木起来。我这大半辈子活得窝囊：想吃的，吃不起；想说的，不敢说；想干的，干不了。“企业主人翁”的生活感觉与工作体会竟然如此，真是想不通啊！也罢，混一天算两个半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成家后也住在这个家属区内，癌症高发期间每年冬春饮用的也是这种有毒水，同其他人一样，也浑然不觉。
２Ｏ世纪８Ｏ年代，社会上的政治空气有所改善，我说话的胆子也相应地大了起来。以前许多因言获罪的人纷纷平反昭雪，至少暂时现在不会再制造新的冤案吧？情不自禁又蠢蠢欲动。我听说本厂是癌症高发区后，旧事重提，在那一年九月末的一天傍晚乘轮渡时，适与一位厂主要领导同船，便将自己的怀疑提出，并建议将江边废水排放口向长江下游延伸 一百米 。阿弥陀佛，幸蒙采纳！这位老兄难得地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当年枯水季节，开工建成下水道伸长工程，一劳永逸地消除了祸源。此后多年，我一直暗自注意和打听，本厂这一职工家属区人员死亡的原因，发现患癌者明显减少。如我所在小组，迄今为止，后来再无人得此病了。我的这一建议实行前后各１Ｏ多年相比﹙９Ｏ年代后期厂停产略而不计﹚，本厂患癌者一多一少几十人，这决非无稽之谈和夸大之词。
ｌ９９２年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报告称，人类疾病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癌症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与饮用水污染有关。我的这一条建议的有效性，得到了世界顶级权威机构的验证。
我厂癌症高发的成因与“国企病”病理有三个共同点：
一，墨守陈规，不知变化。我厂自制水原设计用途是生产印染布工业用水，而非生活饮用，后来用途变化了，应对措施却没有相应地跟上，殊不知两种不同用途的水质量要求高低各异。例如对于水质的卫生要求，工业用水可以不顾，生活用水岂能忽视？印染废水排放长江，为了避免污染，本厂在中国印染行业中倒是极其罕见地建有一套完整的污水处理设施，按照规定，生产使用后的含有染化料毒素的工业污水，必须经过无害化处理后才能向长江排放，但实际上，因为缺少监督，这套设施厂领导从未重视，操作人员懒于工作，因而闲置远比运转时日多，结果害人害己。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时代，虽然低效，但因没有竞争，一般地说也不存在活不下去的问题。为什么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转变的过程中，它们会大量地破产？也是因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对领导者的素质要求高低各异。例如对经营管理要求，计划经济有一套比较固定的运作模式，企业只要按照上级指令照做，忠实服从而不逾矩就行了，外行也可以当厂长；但是市场经济变化多端，竞争激烈，经营者素质空前地要求较高，他们必须具有随机应变能力。可是，我们的选拔机制并未随之变化，还是像以前那样，以不变应万变，由上级组织部门委派经营管理者。又因对被派之人缺少监督，像本厂污水处理设施一样，运转处于失控状态。逆风一吹，祸患泛起。这就是国有企业致“病”的根由。
二，讳疾忌医，压制批评。我厂癌症高发现象存在了１Ｏ多年，可能是怕引起人心恐慌、影响安定局面吧，厂领导一直讳莫如深，避而不提，严加“保密”。宁可每年多死几个人，知情权也决不能授之于群众，似乎那样一来，天下就会大乱。因而，广大职工竟然长期身处险境却不知情，听凭命运摆布，谁患上谁倒霉。今天，国有企业也处于破产高发的态势，它是怎样造成的？就像对于我厂那么多人不正常地患上癌症，曾被归咎于天命一样，国企致“病”破产的原因，人们也不情愿作具体而深入地分析，避实就虚，把账都算在公有制经济制度上，而避提人为政策因素。聪明的学者都不愿揭露真相得罪人，那就让我无所顾忌的大老粗来干吧。中国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应当有自知之明，在其位者并不等同于人才，由于历史的、教育的、社会的和组织制度的诸多因素制约，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观念和作法还停留在不久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并不具备市场经济时代企业领导者的基本素质要求，勉为其难地工作，结果会是理想的吗？解决因自身素质不高而造成不利于企业生存与发展的被动局面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即走群众路线，依靠职工辅佐，同心协力，搞好企业。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条件则是必须理顺分配关系，得到职工群众认可，并且平等待人，使人信服。但是，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情况远非如此，不少企业像上述枣庄矿业﹙集团﹚公司那样，领导者反其道而行之，无能、自私而专横，听不得异见，视敢于批评者为仇敌，滥用权势必欲严惩而后快，防人之口甚于防川。后果将会怎样？武汉印染厂前车之覆可鉴也。
三，防重于治，少人理解。防的成本远低于治，效果也大得多。例如，我厂癌症患者还没有听说有一个人治愈，污染源改道用去多少钱？大概还比不上一个癌症患者的医疗费用。“国企病”也是如此，一旦患上，治起来就麻烦了，何不防患于未然，也来个“污染源改道”，使其根本不可能发生？
“癌症高发区”的帽子悄然摘掉了，全厂没有第二人知道这场灾祸的来龙去脉，我也一直守口如瓶，不想在平静的港湾里激起轩然大波。我厂历次政治运动都要死人，据说自杀身亡者共有ｌ０人，每一次都引起很大震动，而死于癌症者却是此数的好几倍，人们都认为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而认命了，无人质疑主要是人祸所致。对“国企病”的病理认识也是一样，都认为是公有制经济制度使然，无人质疑主要是人为所致。国有企业衰亡的人祸又有三种：除政策因素外，人们大多归咎于“穷庙富方丈”现象；这一现象诚然触目惊心，但另有一种更大的危害却至今被忽视，无人提及，令人深思。这就是在旧的企业制度下人们畸形的心态和行为。厂子不景气了，要破产了，影响到企业中的每一个人的前途和切身利益，许多人骂骂咧咧，怨气冲天。没有一个人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在企业里扮演了怎么样的角色，在它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中有没有一点责任？我们每一个人是怎样在履行“企业主人翁”职责的？可以说都在玩忽职守。国有企业这三个衰亡的主要人祸因素，只有在其“污染源改道”以后，方可根除。
因为第三个人祸因素危害重大和现象普遍而又被人忽视，所以必须重点多说几句。让我具体地现身说法，应当具有典型意义。我当初反对劳民伤财，维护企业利益和国家资产的行为错了吗？没有人同情和理解，虽然事实很清楚。文革中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挺身而出，反对我厂一位市劳模被无辜批斗的正义行为，也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上面“发动群众”，下面一呼千应，指鹿为马，也是对的。许多人并不认识和了解我，更不知道我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行”，争先恐后地凑热闹，或在批斗会上，或用大字报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是非观念不是淡薄，而是根本没有。一味无原则地盲从，逢迎和巴结权贵和领导，不惜助纣为虐。如此常见的愚民心态和行为，怎么可能搞好企业？害人害己而已。我是那么好欺负的吗？封住了我的嘴巴后来终于付出代价，几十条人命的代价，企业破产的代价！本厂子弟小学有一位老师，当年入党心切，碰上了一个难得的机遇，拿我当踏脚石，遵党委之命，带头挑起了对我的大批判。我被“批倒、批臭”了，剥夺了发言权，他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党票还没有来得及捞到手，癌魔先找上了他。如果说，对有的企业领导者的胡作非为一时制约不了，至低要求该保持沉默吧，为什么还要参与倒行逆施？“富方丈”日后坐大，“小和尚”们难辞其咎，也该打五十大板。孤掌难鸣是我心中长久的痛。国有企业振兴的关键还在于我们能否找到一个有效的方略，“唤起民众”，彻底改变其陋习，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把聪明才智和精力全部用到正确的方向。
“医盲”大致交代清楚这次防癌的经过，后来总算取得了令人叹息的成功。接着，“学盲”再谈在本厂防“国企病”的经历，这回虽经努力，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不过，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可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封住我的口，本厂有人危言耸听地“揭露”：“卢世源每到关键时刻总要跳出来搞‘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活动，此人非常可疑。”我知道这位大字报作者有来头，是厂里的“红人”，可能代表当时领导的看法，岂敢轻视。这顶大帽子吓死人，我看了差一点心肌梗塞。警告产生了预期效果，从此，我按照上面的顺民标准做人，不再乱说乱动了。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了十几年，即到了８Ｏ年代中期，我又按捺不住，要跳出来了。因为在当时一片如日中天的表象下，我隐隐感到生存危机的阴影，正向我厂——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袭来。
我是根据常识作出这一判断的。我少年失学，但求知欲反而增强。计划经济时代也有一个好处，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到处都有免费报纸方便公众阅读。我博览群报的习惯从那时养成，并坚持下来。翻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报纸，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连篇累牍地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看到什么赚钱，一窝蜂地投资于那个行业，结果供过于求，产品卖不出去，工厂停工，工人失业，所以资本主义不可避免要发生经济危机，而且是周期性的。社会主义经济则不同，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是这些御用学者算的命并不灵验。资本主义世界就整体而言，自１９３Ｏ爆发经济危机后，几十年过去了，其间衰退有之，而我们翘首以待的经济危机，像被什么东西压住，迟迟没有露头；相反，这一资本主义顽症，却像要祸水东流，传染到社会主义中国来了。
以本行业为例，因为纺织印染厂利润相对较高，全国各地竞相建厂，新的生产能力成倍数、有的地区甚至ｌＯ倍以上速度增长。国际上一般公认，一个行业的开工率降到７５%以下，就算是发生了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那么，预测出几年后中国纺织印染行业将遭遇危机的袭击，用得着诸葛亮那样的高智慧吗？我一个凡夫俗子也能想得到，在当局放纵下超规模建新厂高潮过后，本行业将面临怎样的困境。我厂淘汰下来的机器一时成了抢手货，一些技术骨干纷纷设法提前退休，带着几代人积累的技术诀窍去竞争对手那里发挥“余热”，施用于不同所有制企业免税、减税的政策和那些厂家偷税、漏税的手法时有所闻……外面景象变化好大啊，可是厂内呢，经营领导者毫无应变意识，更没有这种胆略，仍旧以不变应万变，抱着老皇历过日子，一潭死水。旧的一套、营销和管理模式不适应新形势发展要求的矛盾日益显露，人浮于事，浪费严重等因素导致成本居高不下，已经开始危及企业的生存。但全厂上下仍然盲目乐观，迷惑于一片“盛世”的表象之中。厂领导还在唱高调，制定的远景规划说是要在２ＯＯＯ年销售多少亿元，出口创汇多少万美元，利税多少千万元……海市蜃楼，蔚为壮观。
危机四伏却又盲目乐观，这也是中国“国企病”的主要症状之一。２Ｏ多年前，我已察觉到了本厂“病情”隐患严重，不可忽视，试图提出“诊治”方案，防患于未然。但是，厂领导的看法显然与我不同，正在唱高调，而且，我知道他们的脾性，从来就反感于逆耳之言，特别是听不得否定其“政绩”的意见，若去反映，必然自讨没趣，反而可能又被记恨。那么，还有没有另外的途径可行，使我得到理解和支持呢？仔细一分析，竟发现没有，条条大路都不通。例如：
一，当时，本厂顶头上司、直接领导的单位是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我能到那里去求助吗？趁早死了这个念头吧。咱们先来了解一下该局的一局之长是个什么样的人，干过什么样的事。我因为同他打过交道，直接地、间接地还是对其人其事比较了解的。
１９９９年６月２４日，武汉市唯一创建于近代﹙１９1４年﹚、具有８５年历史的大规模机器生产的万人大厂——武汉第六棉纺织厂，因资不抵债，生产经营难以为继，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破产。此前，本市纺业系统已垮掉了好几家工厂。矗立在六棉门口的钟楼停摆，标志着武汉市纺织工业从兴盛走向衰落。另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更为严重：该厂部分工人，因不满一次性买断工龄的补偿费过低，聚集起来准备上街游行示威闹事。市当局闻讯，如临大敌，出动了上十辆配备高压水枪的消防车，大批警员严阵以待。威慑起了作用，闹事未能成行。社会主义中国的专政机构动用暴力工具，试图镇压劳动群众，开了恶劣之先例。其实，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事物的质变由量变累积而成。始作俑者，就是那位局长也。
ｌ９５Ｏ年代，这家大厂出了两位人物。一个叫雷大姑，女；一个叫胡伯琴，男，原来都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雷大姑ｌ９５８年出名是因为口无遮拦，对共产党迟迟没有兑现解放初期改善工人生活的诺言公开表示不满，当时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和“危害”作用，所以被当作“忘本”的反面典型拎出来教育，以此人为戒，大家不要乱发牢骚。胡伯琴则聪明过人，听“党”的话，唯命是从。因而被上级官僚赏识，飞黄腾达，一跃升为市纺管局长。
这位胡局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任职后的“政绩”何在？就是在党和人民群众之间，挖成了一条鸿沟。此君虽然工作乏善可陈，但是整起人来却有一套“创举”，特点是贼喊捉贼，倒打一耙。鉴于此类人物在官场上并不罕见，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和现实危害作用，至今却仍被视作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的“革命干部”，招摇撞骗，因而有必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拎出来示众。人之将死，其言也真。老夫当然知道，要割除附在共产党身上的毒瘤，避免癌细胞扩散，将得罪许多权贵，冒极大风险。然而，把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存亡必须解决的问题藏着掖着，讳疾忌医是不行的。我们现在至少应当知道，追根溯源，中国国有企业正是在如此之类混蛋的“管理”之下，才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不堪回首啊！
此人本质可能原是好的。听说，他当年之所以脱颖而出，荣升市纺管局局长，一个主要因素是在解放前，地下党领导工人群众向资本家展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中，勇住直前，不愧为工人运动先锋。可是，一当上官，就忘记穷哥们了。他早早地就住上了原是旧社会达官贵人的高级住宅，而万千同辈的阶级兄弟姐妹，几十年来却一直都是蜗居于低矮、狭窄和阴暗的没有卫生间的贫民窟中栖身。人们会说，当时社会大环境皆是如此，非他独有，怪不得也。我同意这一说法。但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这个官僚从未做过一件好事，改善一下属下劳动者的生活境遇，相反，还要主持或参与，接二连三地去干一些损害职工们利益的低级勾当，翻开旧账，岂能谅解。
例如，１９５８年，包括他在内的纺管局的首长们心血来潮，在工人群众最敏感的工资问题上，发布了一条新文件规定，加班费由原日均工资的１５Ｏ%，改为ｌＯＯ%；１９６Ｏ年代初，加班费日工资计算方法由月薪的２５．６天，改为３Ｏ．５天，这两项改革做的都是减法。以武汉地区３级工为例，以前加一天班，约有２元８角，大多数工人因为生活捉襟见肘，趋之若骛；后来一减，只有原来的一半，即１元４角左右，谁都不愿加班了。１９６３年，经过三年饥荒时期，广大工薪劳动者嗷嗷待哺，好不容易久旱逢甘霖，盼来了全国工资调整，基本上是普升一级。这些官僚又玩起了新花样，其它行业都是八级工资制，纺织印染厂偏要搞什么１５线制，２线等于１级。规定少数所谓表现好者才可加２线，即１级；大多数人只能升1线，即半级。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些明知不得人心的事？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些世界上最低能的经济领导者没有能力提高企业效益，对上不好交差，黔驴技穷，只有从米糠里榨油一法了。
我们从这位胡局长的出身和当官后的所作所为，显然可看到，他已忘本了。但他不反躬自省，却将“忘本”这顶帽子反扣到他以前的同厂老大姐同事雷大姑头上，拎出来示众，在全市，特别是武汉纺织系统内羞辱一番。他在任上，几十年来一直干的是低水平重复建设扩张，而在产品升级换代，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劳动效率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几乎毫无进步。这就为后来乡镇企业的纺织厂异军突起，他管理下的武汉市各国营大厂却竞争不过那些设备简陋和技术力量薄弱的小厂，纷纷败下阵来破产埋下了伏笔。我们还该给他扣上一顶尺码合适，恰如其份的什么名目的帽子呢？谁都不会想到，早在ｌ９６６年文革前夕，他就已经抢先给别人扣上这顶帽子了。这顶帽子叫做“草包”。
我厂机修车间有一位机械工程师，名叫蒋乃镛，乃是我国纺织机械理论早期主要奠基人之一。蒋工与众不同，他是在著作等身成名后再求学深造，曾去日本就读于世界闻名的早稻田大学。这样一位中国纺织机械学术界权威人物，１９５Ｏ年代又出人意料，特立独行，自讨苦吃，竟毅然地不远千里自愿来到内地，可能是因为我市纺织工业比较集中而人才又缺乏吧，并去基层武汉第六棉纺厂，欲在实践中大显身手。但是蒋工在事业上遇到了克星——胡局，郁郁不得志，又调到武汉印染厂，情况依然不见好转。不论在哪厂，只要是属于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在胡伯琴局长管理之下，他长期来都有一种被压制的感觉。不但不给他提供相关的工作条件，甚至像对待阶级敌人那样，根本就不让他出成果。有一年，报载北方某印染厂创制了一台自动码布机，我厂闻风而动，派人前去学习。该厂接待人员问，贵厂何来？答曰武汉印染厂。主人不禁大笑说，我厂这台机器就是按照你们厂蒋乃镛工程师的设计图纸制造的呀！
为什么会墙里开花墙外香？原来，这同蒋工之前被打成“草包工程师”有关。１９６６年春夏之交时，胡局长忽然莅临，跑到我厂来蹲点，黄鼠狼特地来给小鸡拜年，醉翁之意可能就在蒋工身上。那时，蒋工已被下放到车间，干体力活。有一次，要吊装一台电动机，但现场没有绳子。有人说，蒋工找来一根草绳。这件事就算是真实的吧，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诸葛亮舞不动关云长的青龙偃月刀，凭这一点，难道他也是草包吗？胡局长不虚此行，听了汇报，拿这件事小题大做，借此整人，专门召集会议，发动群众，狠揭猛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由他亲自定名，“草包工程师”的帽子就这样给蒋工戴上了。当时，至少在机修车间，胡局长的指示由车间支部书记传达，通知到了包括我这个“控制对象”在内的车间职工，以后不许称蒋为工程师，要把他批倒弄臭。
胡局长来到我厂基层蹲点，主持抓阶级斗争，无事生非，旗开得胜，取得了打倒武汉市唯一的一个中国纺织机械学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辉煌战果。但他意犹未尽，又欲大展宏图，在本厂搜集了三个“落后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错误”与“反动”言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兼有，或者交叉，分别树立了三个典型样版，即“教育典型样版”、“批判典型样版”和“斗争典型样版”，厂内除有利用价值的政治打手外，几乎每个职工都有条件对照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种“典型样版”？以便触及灵魂或肉体闹革命。三个“分子”的“样版”材料已经铅印成册，准备下发。局长大人来敝厂是“蹲点”，不言而喻，下一步还要把他在“点”上创造的“先进经验”再推广到其“管理”下全市纺织系统的“面”上。后因政治风向变化而使局座的宏伟计划夭折，但已使许多人虚惊了一场。
我今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公示这位“典型样版”，也是想让中国官场上的类似人物对照一下，阁下过去和现在之所为，同他有几分相像？请自觉地触及灵魂闹革命。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管理部门各级领导官员中某些人无能而专横，同下属企业的劳动群众离心离德，甚而尖锐对立，影响所及，从而导致后来国有企业衰落。祸患未除，至今依旧，不同的是矛盾的主要层面，从政治上转向经济上而己。其问题的根子在于官员的选拔机制，制不变，情亦不变。这种不适应、甚而破坏经济﹙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官场现象和情况，只有在改革其选拔制度之后，才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予以改善。
二，中国国有企业的上层领导组织情况如上所述，显然不容乐观，那么，其下层被领导的广大职工的状态又怎样呢？更是令人悲观。我也是劳动者中的普通一员，对于本阶级工人队伍的评价实在不敢恭维，非常负面。什么群众？一群不辨是非、不明利害和不讲原则的乌合之众！共产党领导下，早期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二七”罢工时团结一心的斗争气势，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时众志成城的拚搏精神，早已基本上消失。我不禁要发“九斤老太”之叹：“一代不如一代”！指望如此一盘散沙般的乌合之众成功地建设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振兴国有企业，无异于缘木求鱼，日从西出了。作者临近老死之人还有什么顾忌？当然敢于直抒己见，哪怕被批评者有千万之众。咱们工人今天大多数在社会上沦落为被剥削、被欺压的弱势群体，其实咎由自取，谁叫你不争气呀？活该！
我也是中国的一名老工人，为什么会对自己阶级队伍的评价如此负面？缘于千百万被批评群众的现实表现，包括他们在文革时的表现和改革开放后的表现。回顾往事，面对现实，要我像官方宣传的那样，虚情假意，言不由衷地恭维“领导阶级”、“企业主人翁”、“主力军”？鄙人实在做不到。以前迫不得己随大流违心地说过不少假话，生前来日不多，该说几句心里真话了，哪怕可能触犯众怒，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我在１９６６年初夏，曾是胡大局长泡制的“批判典型样版”中的主角，当年在厂内恶名昭著。从那时起，敝厂大多数职工群众各方面的表现，可谓乏善可陈，同“领导阶级”要求具备的素质，相差十万八千里。武汉印染厂可是明星企业，尚且如此，中国国内其它厂大概也好不到哪里。
先回顾一下往事，看看咱们工人群众在文革时的表现。“阶级斗争为纲”时代，企业领导者整人，过去和现在都有个似乎冠冕堂皇的托词，即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求，根据组织原则，我们不得不然，必须积极执行。我当时就想，若是上头指示不利于己，他们还会照办吗？恰好，考验其是否认真的机会应运而来。一场新的更大规模的整人运动眼看要来了，而且与以前方向截然不同，斗争矛头从下转向上，“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一“最高指示”，从来都是整别人的当权派还会认真执行，“自我革命”吗？人们经过持续不断的以压制不同意见和整人为具体内容的政治运动，是非观念日益薄弱，利害考虑则相反地逐渐浓厚，全社会皆是如此地彼消此长，企业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也不例外。
政治运动必然要整人，至于谁正确，谁错误，谁整人，谁挨整，并无一定之规，就看当时的“风向”朝哪边吹，愚民百姓就朝哪边站，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每个人都有机会暴露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真实面目。在武汉印染厂，文革的前哨战从有人揭发一个所谓的“漏网右派分子”开始。其实“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在于其“后台老板”，这股风气当时是从北京刮起来的。一时群情汹汹，自发地掀起了揭批高潮。当权派们火烧屁股，十分狼狈。大多数职工，当时包括我，在一旁幸灾乐祸看热闹，因为早就不满于当权派们平日里欺压百姓。不料高潮突然平息，原来，“后台老板”眼看革命烈火烧到自已头上来了，便操纵一车间支部出面“紧急呼吁”：现在运动搞乱了，大家要牢牢地掌握斗争大方向，大字报应当集中火力，具体地说，就是要指向ＸＸＸ……一共点了７个“阶级敌人”的名。转移目标，成功地为自己解了围。“老虎”只能打死的，不能打活的？岂有此理！厂里有几个青年人，对厂党委官方背景的“紧急呼吁”十分不满，合议着写了一张洋洋数千言的大字报，准备公开论战。贴出之前，找到了我，要我提出意见，帮助修改。我一看，王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但我明白了他们的意图，可谓与我不谋而合，一时头脑发热，卷了进去。便出了一个馊主意，建议改变表达方式。正巧当天党报上有湖北省委关于开展文化革命的动员报告决议，其中一段文曰：“省委要求各级党委端正立场，明确认识，坚决站在运动的前列，…所谓怕‘乱’，说穿了是怕乱到自己的头上。…如果有的人顽固不化，压制群众，压制批评，…一定要严肃处理。”共约２ＯＯ多字，在上述字句上加了着重号，起了一个标题：《请照镜子》。他们连夜抄成大字报，又找了一块硕大无比的木框架贴上，并安放在第二天厂领导们上班必经的路口，赫然醒目。我没料引起的反应如此之大，据说，书记厂长们照了“镜子”之后，一个个气得铁青着脸，纷纷猜测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作者是谁。便又发动群众，要把那个隐藏在阴暗角落里向“党”放冷箭的“牛鬼蛇神”揪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得站出来招认，并对当前运动形势发表自己的看法，公然表示，领导也应当在这次运动中触及一下灵魂，强调这是湖北省委最近的决议精神，你下级不服从上级，违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还有理吗？驳得他们理屈词穷，哑口无言。这一来更是火上浇油，对我恨之入骨。党委领导立即派人内查外调，遗憾的是，未能在我的身上发现大的问题。但后来还是指鹿为马，将我整了下去，整人借口的荒谬，则可谓创造了空前绝后的一项中国历史记录。
这件事先从宏观层面上说起。企业的组织机制的优劣，同一个人的生活习惯的好坏一样，影响与决定着其肌体的健康与否。对于国有企业过去和现在的组织机制运行，应当一分为二地评价，既选拔了许多干才，也产生了不少庸才，甚至劣才。成绩方面多有介绍，用不着画蛇添足去多说；我要讲的是一些广为人知、而又忌讳提及的负面情况。任何一家企业显示出“国企病”症状，非一日之过，乃是其致“癌”因素在其日常运作中逐渐积累，终于扩散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大显示，往往发生在社会大变动时期，同极左或极右的政策路线的流行程度成正比。抽象的道理难以理解，还是实例说明吧。
上文谈到本市前纺管局局长胡伯琴的蜕化变质，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此君早年有过一段革命经历，即解放前在地下党领导工人群众向资本家展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中，敢打前锋，论功就位，当上局长。显然，他的新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昔日革命的目的：改善职工群众的生活。但他却将发展生产需要依靠的人群，一个个地予以压制和损害，这不是乱弹琴，反其道而行之吗？
人们追求政治上的进步，这一点应予肯定，同时，也要强调，每一个人上进的动机必须是纯正的，至低要求，不能同你声称追求的主义信仰的目标相悖。胡局长后来走上歧途，既因其革命目标认识模糊，也同他革命动机不纯有关。大家不妨观察一下，现在官场上有多少这样的人？如果国有企业是在这样的官员领导之下，又怎么可能搞好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传统的组织机制的弊端了：它缺乏鉴别鱼目混珠的功能。吸收党员，提拔干部，取舍标准主要依据上级官员的好恶，因而逐渐造成惟命是从、迎合上级意图的社会风气。例如批斗蒋工程师，胡局长定调整人，本厂就有一些“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代劳，在“一根草绳”上大做文章，加蒋工以“草包”之名而后快。这些积极分子为什么乐于充当打手，真是为了“革命”吗？非也，恐怕是私心作怪，为自己今后入党提干吧。
再说我泡制了“镜子”，搬出省委这块牌子妄图压服本厂领导，重新扭转我厂文革的斗争大方向，无疑于恶作剧，使厂党委一班人非常恼怒。其实，上级和中央的指示与政策，不论对错，只有在不违背和损害其下级官员利益的前提下，才能执行，否则便会“肠梗阻”，甚至逆反，这是我在实践中得到的认识，总结的经验教训。例如，同是错误的政策，“反右派”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执行者雷厉风行，还扩大化；“整走资派”，命革到执行者自己头上，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因为在人们的头脑中，(外数人可能例外)，对利益考量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是非观念，甚至主义信仰则可随利益考量而变动。所以，我们制定政策和设计制度，要顺毛摸，是非原则性要与执行者的利益诉求尽可能地相结合，两者若发生矛盾，就难免落空和变形。现在许多政令为什么出不了中南海，落实不到地方？因为政治家的高瞻远虑与政客的短期利益相悖，上下未能协调一致。继续讲我经历的故事，实例说明。
当时，尽人皆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我八竿子沾不上边；人们也明白，对照政策，我没有错，但还是遵从厂领导意图，硬是将我当成“重点”围剿对象。因为整我毫无风险，可能还有潜在的政治上好处，斗争了领导认为的坏人，自己当然就是好人了，在一个人人都可能无辜被“揭批斗”的社会上，表明这一点很重要。可是，斗我这个“阶级异己分子”，总得罗列一些能够上纲上线的罪状吧？我平时不乏离经逆道之言，但都够不上“三反”标准。不过，仍然有人饥不择食，为了讨好邀功，翻出两年前一笔末了的旧账，发挥骇人听闻的想像力，终于如愿以偿，将我这个“隐藏很深”，而且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危险分子斗倒批臭。
中国社会上过去和现在，在组织机制的影响下，有这么一种人，不问是非，专以打击、迫害和清除领导自己的官僚权贵看不顺眼的人为能事，作为往上爬的捷径。蒋工和我被批斗，都有这种人为领导效犬马之劳。使我感到非常荣幸的是，不同于蒋工，只有少数要求“进步”的积极分子上阵，这一次规模失去控制，广大的“革命群众”也急不可耐，争先恐后地一窝蜂参与进来了。
那么，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兴师动众，展开围剿？其实就是不自觉地卷进了政治漩涡，触动了厂领导们敏感的神经，成了对他们有威胁的危险人物，所以必须压制打击。先定罪名，反对党委就是反党，打着红旗反红旗更是罪加一等，后找材料。听说此人有看报读书、抄抄写写的习惯，那就从他的文字上去发现问题。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开始于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武汉印染厂如法炮制，批判我的一首词作《满江红》，敲响了开场锣鼓。如果说历史上的文字狱多有含沙射影之嫌，还有一点点根据的话，而将我的歌功颂德之作也不容分说定罪，则是空前绝后的创举了。为了达到整人的目的，不择手段地指鹿为马。本来，我这个小人物的文革经历不值一提，但因可以以小见大，从我挨整到被捧的大悲大喜的传奇闹剧中，看出中国国有企业职工群众的素质差到了什么程度，以眼前利害关系左右自己的行为，完全失去理智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了。
我只有小学文化，怎么可能写出旧体诗词？原来赶鸭子上架，滥竿充数，事出有因。１９６４年国庆节，厂工会黑板报征文。因为上年毛主席七十大寿，老人家发表了诗词十首，今年，我们应和一下，文体一律也采用那种形式。至于是“七律”，还是“沁园春”和“菩萨蛮”，可以自选。每个车间、科室一首，限定节前完成交来。车间工会委员找到了我，要我接受这一光荣任务。我推托说，我连平平仄仄的音律都不懂，实在爱莫能助。他说，全厂又有谁懂？只要文体形式大体符合，内容没有问题就行了，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写不写就是态度问题了。他这一“将军”，我只得应承。冥思苦想，再三推敲，内容迎合当时形势宣传口径，自认为万无一失。选的词牌是《满江红》，上阙“词”曰：
“奋发图强，十五年重建神州。
拭目看，人间巨变，河山新绣。
地上天堂甜似蜜，世中桃源醉如酒。
记往昔忠烈驱虎豹，碧血流！”
下阙完全是标语口号，不必献丑。发表以后，我只担心内行人看了笑话，没有料到，听说有人认为是“大毒草”，包藏着巨大的祸心。就这上百个字，再仔细审视琢磨一遍，没有问题呀，怎么会遭批判，百思不得其解。为人没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后来又了解到，揭批者是本厂子弟小学的一位语文教师，入党心切，欲在阶级斗争中出奇制胜，崭露头角，但一直苦于找不着踏脚石。《满江红》被他用哈哈镜放大一照，竟然变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妖魔。他写了一篇洋洋长文送交党委宣传部，当时因无人认同他的奇特观点而被拒登，只好孤芳自赏了。
两年之后，事情出现了转机。厂党委为了对付我这个对他们形成威胁的恶作剧作者，急需一名打手，也是饥不择食，原来曲高和寡的批文因而派上了用场。你知道“大毒草”《满江红》的要害在哪里吗？就是其中的一句“世中桃源醉如酒”！桃源在世外，作者卢世源却把它移到“世中”，用心何其阴险也，这不是公然鼓吹取消阶级斗争，宣扬“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妄图使无产阶级醉生梦死，磨灭斗争意志吗？咱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其文内容之丰富，叹为观止。我看了记不得那么多，只知道大帽子就有七八上十顶，铺天盖地向我压来。最离奇的罪状是说我“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遥相呼应”。我何许人也？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草芥小民，竟然同一位超级大国的党政首脑相提并论。如此殊荣，做梦也想不到。个别疯狗利令智昏无端乱咬人，不足为奇，不可思议的是本厂“革命群众”都认同了这天方夜谭式的神话，一个个表现得义愤填膺，口诛笔伐，至少上千张大字报一天之间便贴满了全厂各个角落。两千几百名职工，据说大多数人都不加思索争先恐后地表了态。千夫所指，认定我是“混进工人阶级内部的阶级敌人”，“牛鬼蛇神”，根据仅仅是那闯下大祸、犯了弥天大罪的七个字：“世中桃源醉如酒”！紧接着，厂党委应“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将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开除出基干民兵队伍，调离原工作岗位，同一个“历史反革命分子”搭挡，劳动改造，以观后效。
当年，“无产阶级”闹“大革命”，在全国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中，真正从“文化”层面上敲响开场锣鼓，大概只有武汉印染厂一家，而被揪上台批斗的反面主角，就是鄙人了。不胜荣幸之至，历史学家将来能否帮我记上一笔？
可是，“革命群众”强加给我的一顶顶恶名昭著的帽子在头上还没有捂热，不过两三个月后，他们对我的看法和评价突然发生１８Ｏ度大变化，称我是所谓“革命闯将”，刚被打入地狱，又被捧到天上。原来，文革形势突然逆转，时兴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如果以是“保”，还是“反”厂党委为划线标准，“论迹不论心”，应当说我厂绝大多数职工文革一开始都是保守派，后来则变成造反派，派性随风向而改变。到了造反占上风的时候，即使以前一见领导点头哈腰，满脸谄笑的人，也坚决划清界线，造起反来
我变成“革命闯将”之后，一时成了香馍馍。这时本厂已经纷纷成立了群众组织，我便成了他们争相拉拢的对象。毛泽东不久前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参加一个组织，则是“关心”的具体表现。我也随大流，报名参加了。谁知在选举“勤务员”的时候，这个人数约占全厂职工三分之一，也是厂内最大的一个组织的群众，几乎一致地选我为他们的头头，盛情难却，应承下来。原来只想挂个名，但身不由己，还是领头干了几件坏事，不过只限于文斗。可是后来发现有发展成武斗的趋势，便萌生退意。到了１９６７年初，上海刮起所谓“一月风暴”，文革进入夺权阶段。按照当时标准，只有我才有资格夺厂党委的权。因为如果权夺到手以后，可能有种种好处，本组织不少“革命群众”极力怂恿和催促我快去夺权，但这完全违背了我参加他们组织的初衷，便断然拒绝，并激流勇退，声明退出组织，从此成了“逍遥派”。
列位看官知道当年国有企业“夺权”是怎么一回事吗？在武汉印染厂，成立“革命委员会”之前，就是收缴党、政、工、团等部门的公章。本厂有一个李姓临时工，胆大妄为，无人知其底细，只听说是个品行低劣的“劳改释放犯”，权被他夺了去。不知多少枚公章都装在一个小布袋里，吊挂于腰带上，他的屁股后头经常有人尾随，求他在某种申请纸上盖个章，盖章就是行使权力。如果不是后来政治风向又变了，这个劳改释放出来的临时工，还不知掌管本厂大权到什么时候。一个貌似强大的厂党委组织，实则弱不禁风，一经动乱，便立即分崩离析了。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有普遍意义。
几十年前往事为何重提？因为执政者并未认真反思，吸取经验教训，上文例举的“李海明事件”，现在不是同文革前一样，到处都在发生吗？依然故我，隐患仍存。公有制经济制度怎么也会如此弱不禁风，被人轻易瓦解？同当年各单位党委的遭遇道理是一样的，这就是专制主义病毒已经深深地侵入了执政党中各级某些当权人物的肌体，引起人们广泛而深刻的不满。人们在压力下，驯服顺从只是一种假象，而不可能坚定地捍卫一个染上病毒又不思清除改正的政体和制度。但人们又不知所措，傍徨之际，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如上述品行低劣的劳改释放分子夺了企业党委大权。某些当权派的专制主义专横行为，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往往与其无能相联；而在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则大多同他们实行的不公正分配措施有关了。共同点是造成与企业大多数职工离心离德，甚至情绪对立。专制主义病毒发展下去就会“癌变”。若要防患于未然，在国有企业就必须改革两项机制，即组织机制和分配机制。后文第四章各节将详述我的方略。
今天，自由主义针对中国实行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病患弱点，正在施展其影响力，妄图取而代之。自由主义是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它是为建立和维护自由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服务的，主要效劳于资产阶级利益。但是，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上，自由主义思潮和它的舆论，却一度占了上风，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工人阶级群众谋利益的理论，因实践滞后与变形，反而在劳动群众的头脑中日渐式微，问题就出在专制主义病毒作祟。更危险的是，今天专制主义的依附特点，主要产生于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土壤上，而这个集团缘于利益诉求，又非常欣赏自由主义的一套经济理论。所以，尽管两者的意识形态表面上看势难两立，水火不容，实际上已经合流，并能坚强团结，孽生出一个怪物，据说具有中国特色；反观千百万劳动群众则懵懵懂懂，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看来只能任人摆布、剥削和压迫了。他们为什么团结不起来？因为至今还不知道，自己的利益究竟在哪里。
患上专制主义病毒的当权者往往自以为是，有时即使犯下严重错误和造成隐蔽祸患也浑然不觉，因为他们平时堵塞言路，听不得不同意见，特别是内容尖锐的意见，关键时刻当然没有人愿意和敢于批评了。另一方面，即中国国有企业中的大多数职工的表现，也不如人意，在有人维护本阶级群众利益而斗争时，他们往往很少予以坚定支持，更多的则是在一旁充当看客，漠然视之，甚至迎合专制者的意愿助纣为虐。企业中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因为两者利益﹙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关系没有理顺，过去和现在大多处于一种同床异梦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形形色色表现的“国企病”便很容易发生了。
大多数劳动者其实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主义信仰，很自然地，思想倾向和立场根据其利益考虑而随风向左右变化。马克思主义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但因我们的制度，这里主要指国有企业制度有严重问题而落实不了。具体利益在实践中看不到，看到的反而是专制主义病毒在某些当权者中肆虐。中国自由主义者正是钻了这个空子，高举反专制主义大旗，在老百姓中争取到了相当大一部分信众。但他们的主义从根本上说主要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这一点不可能改变。那一部分 转变信仰立场的劳动者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无奈的选择而已。
中国正处于历史前进的十字路口：走向资本主义私有化，还是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这一问题，现因马克思主义者自身长期沾染的专制主义病毒未能吸取经验教训而被铲除，变得严峻起来。我们扭转逆势的当务之急，就是设法彻底铲除这种病毒，以驳斥自由主义者散布的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制度等同于专制主义的谬论。正确的理论只有在相应实践验证的情况下，才可能蠃得群众，发挥威力。为此，就要使劳动群众具体感性地认识到，专制主义病毒，不论你用什么办法逃避，终将遭到它的危害，因而必须团结起来同它斗争。让我再讲一个故事，武汉印染厂职工委曲求全，向专制主义妥协让步而致癌的故事，教训深刻啊！
我厂机修车间有位老工人，名叫严顺元，是市劳动模范。人无完人么？我觉得他可能是个例外：为人谦和，与世无争，埋头苦干，乐于助人。文革中两耳不闻世上事，一心只在工作中。谁都想不到，１９７Ｏ年代初，文革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当时“军宣队”厂领导却把他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批斗。什么罪名呢？“反动组织骨干分子”。原来，本厂上海私营时代的职工，每人都有一段很短时间的政治上的特殊经历问题。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败退而共产党未来，社会一片混乱，各种名目的党派组织纷纷应运而生，都标榜自己 “亲共”和“反蒋”。全厂职工在其威胁利诱下，几乎都选择加入了一个组织，没料到这些组织后来都被打成“反动组织”。解放后经过各种政治运动，这一问题早已下结论解决。严师傅也加入过一个叫做“社会民主党革新派”的组织，厂内该组织成员就几个人，他是个头。这次被批斗，是因为发现新问题了吗？我带着疑问，在批斗大会上特意选了个前排位子坐下，以便听得仔细点。会上揭批者只有一人，即他的前同伙。此人反来复去，谈到两件“罪行”：一是１９５Ｏ年解放后第一个清明节，严带他们几个人去祭扫地下党员烈士墓；二，在此之前，即解放前夕社会混乱之时，叮嘱同伙：“我们不要学他们﹙指其他组织成员﹚乱来，我们要保护好厂里机器。”“他说这话是什么用意呢？”揭发者自问自答，大喝一声：“这是个阴谋！”，台下听众一下子都被喝成了丈二和尚。会后，我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在我看来，批斗严师傅，就是批斗本厂工人阶级优秀代表，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义愤填膺写了一张大字报，言词激烈地表示反对。预料之内，伸出脑壳接石头，被扣上一顶“公然破坏伟大领袖毛主席战略部署”的大帽子，也被拉上台批斗一番，当然，自有“革命群众”充当打手。
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里，专制的领导者批斗一位受人尊敬，而且无辜的劳动模范，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事件，岂非自毁长城？太出格了，能容忍吗！但我出头反对，表明自己的观点，全厂竟没有一个人敢于附合。置身事外的看客们可能认为，凡事不问是非，便可明哲保身，其实错了。他们越是无原则地忍受横逆，不思抗争，专制主义者越是肆无忌惮，专横跋扈，人们想像不到的祸患也可能随之发生，到头来还是会害了自己。
先举一个微观例子。当年本厂“军宣队”外行领导酷似胡适笔下小说《差不多先生传》中的主人翁。其人凡事马马虎虎，–“差不多”就行了。一次重病，家人错请来一名兽医，他认为医牛和医人差不多，那就医吧，结果一命鸣呼。不懂科学卫生知识的丘八同志也认为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差不多，反正都是水嘛。他们将我这个爱管闲事的制水工人斗熄了火之后，适逢家属生活区闹水荒，便引一部分本厂自制工业用水过去，还自以为做了一件大好事。因为再也无人敢多嘴了，结果后来如上所述，害死了几十条人命。同差不多先生不同的是，他们害死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再举一个宏观例子。据近年媒体报道，有关部门披露，我国因水源被污染致使癌症高发，已占到各种病因死亡率首位。在某些地区，其发病率飙升同ＧＤＰ增长成正比。例如在江苏省，椐《现代快报》报道：“在﹙２ＯＯ７年５月﹚１８日召开的南京市创建节水型城市工作会议上，江苏省建设厅负责人对该省供水的水质情况表示担忧。他表示，受水源水质污染等因素影响，江苏癌症发病已占到全国的１２%。
“江苏省建设厅副厅长徐学军说，……全省有Ｉ３６７万人饮水存在担忧，其中３９８万人饮水受到严重污染，２４Ｏ万人氟超标，一些地区的水源地含有４６８种有害物质，甚至致癌物质达到９３种。……
“徐学军说，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江苏省有１•２万个小化工厂，污染相当严重，……”
要人命，还是要ＧＤＰ？两者其实可能兼顾，但因政策和制度上的严重问题，现在变成不可调和的尖锐矛盾了。为什么小化工厂到处孽生？因为我们实行的是无计划的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经济政策，官员“政绩”考核以ＧＤＰ增长为主要根据。当地老百姓为什么不抗争？因为他们一盘散沙，只要专制的官僚用“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对发展硬道理” 之类大帽子一压，便会被唬住。根据我的经验，即使有个别人出头闹事，反对小化工厂在当地落户，也很难得到大众支持。没有制约力量发挥作用，污染企业当然要泛滥成灾。但是，这种以人命换取ＧＤＰ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还能持续下去吗？
那么，这些中国社会经济中的问题，包括清除某些当权者身上沾染的专制主义病毒，如何使一盘散沙的劳动群众团结起来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斗争，提高经济结构质量，改变经济发展模式，甚至还有优化社会风气，等等，怎样才能解决？我认为，只有通过这一根本途径：振兴国有企业。
网友评论：
1 楼【赤脚医生】 于 2008-7-3 15:58:01 评论说
全民抗暴、全民反腐，全民卫国、全民锄奸
2 楼【wanzay】 于 2008-7-18 16:44:22 评论说
强烈建议中央将此文深入研究，并建议中宣部买下著作权书印成册免费发给社会各级人士研读学习。
posted by 草根民主論壇 | 8: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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