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老粗：国有企业振兴方略第十一至十四节

　
﹙十一﹚中国私企因何发展不了高科技产业　　
　
国有企业改革屡遭挫折，学者们束手无策，执政者也感到绝望，于是改弦易辙，实行产权私有化改制，一卖了之，倒是省事。许多省市自治区剩下的国企已经不多了，有的地方可能全军覆没。无能的表现，居然被国内外某些人当作中国改革“成功”的标志。几代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节衣缩食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如果资本主义复辟能使中国民富国强，我也会举手赞成。但事实上，我们走向未来的路并不容乐观。行文至此，从媒体上看到一则令人心酸的新闻：某著名外资快餐联锁店十七年来首次大规模地增加工资，“职工高兴似过年”。请问，在这段时期内，国内物价涨了多少，企业利润翻了几倍？“十七年首次”，说得过去吗？中国亿万劳动群众的利益和命运控制在国内外资产阶级手里了，高兴的应当是谁？　　

私有化产权改制可以缓和一下中国经济的暂时生存问题。但请明白，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生存问题，制度诚然难辞其咎，但主要祸根在于政策，长期忽视与损害劳动群众权益和利益的政策。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误并非病入膏肓的痼疾，都可以人为修正而补救，有什么必要实行私有化？从长远观点看，私有化解决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道理，并不深奥。人们应当知道，受能源和资源供应限制，受环境承受能力限制，受外贸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因素限制，现在的“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模式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下去。出路何在？当然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怎样转变？唯一出路是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有此可能吗？没有，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私有企业，而不是国有企业，就没有这种可能。肯定地说，绝无可能。让我来谈其中的道理，浅显明白，容易理解。　　

中国私有制民族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可能性，曾经存在过，那是在中国革命赶走了强大的外国列强的资本势力及消灭了为这一外国势力服务的官僚买办阶级，解放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当时，只要政策扶持，而不是“节制资本”，中国私有制民族企业便存在着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巨大空间和可能性。现在则不存在了，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选择了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再也不能阻止、相反，还要敞开国门，欢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公司前来投资。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有一利必有一弊，对外开放政策也不例外。正确的对策应当是兴利除弊，扬长避短。但我们实行的是“有领导的民主”，不能争论。就是说，官方决定推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只能说它的好处、长处，一定要争论的话，也只限于如何充分获利，怎样发扬其长的范围之内，而讳言其短处，更否认还会有害处，不识时务的妄言者便被扣上“反对改革开放”的大帽子。主观上闭目不谈，客观上就不存在了？掩耳盗铃，可笑之至。用一分为二观点分析，我认为引进外资的政策好处主要有两点：一，推动中国GDP快速增长；二，扩大就业，降低了失业率，维护社会稳定局面。有人说，外资还给我们带来了高科技和先进的管理理念。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他们的高科技核心技术同你分享了吗？他们嫌大钱，我们赚小钱的国际分工强弱利益分配模式则逐渐固定化；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建立在职工群众是雇佣劳动者的理念之上，相对于社会主义理念，理论上谈何先进？至于它表现在实践上的高效，那是因为我们无能和政策失误，未能挖掘公有制经济制度的潜能而相对地反映出来的。　　

引进外资的对外开放政策最大的负面作用，是严重地压缩了中国私有制民族企业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空间。这一点，在私有企业发展初期矛盾并不突出，也不引人注意，更未想到竟然还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因为那时“四高三低”经济增长模式方兴未艾。但是现在情况从量变到质变，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且需要尽快解决。中国私有企业在消失了几十年，新生以后的特点是“低端、小型、分散”。例如江苏省生产低端产品的小化工厂就有１•２万家，散布于全省各处。在这些私有企业的发展初期，有人计算过它们的环境成本吗？在环境还能承受的时候，大家都装聋作哑，没有人敢计算，因为可能被“唯GDP论”的权势者作为“反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罪证。近年来，只有当太湖水恶化到不能饮用，危及广大民众生存之时，学者们才姗姗来迟，开始计算这个早已被转嫁给社会的成本了。据《上海证券报》２ＯＯ７年８月３日报道：　　

“上半年，各省区市公布的GDP增长率数据中，无一不是漂亮的两位数——１３%、１４%的增长率比比皆是。对于今年上半年部分省市公布的漂亮数据，绿色GDP核算小组成员、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雷明却表示：有些省份以高能耗高污染为发展模式的，其环境污染成本最高可达１Ｏ%，扣徐这方面成本的话，实际GDP很可能就是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　　

“据有关媒体报道，如果采用扣除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后的绿色GDP核算体系，大约有２／３的省区市GDP扣减比重超过１•８%。其中，中部８省市的GDP污染扣减指数为２•１４%，西部１２省市GDP污染扣减指数为３•１６%。”　　

只要产业结构依然是低端产品为主，以庞大的数量取胜，中国经济的这种尴尬处境就不可能改变，发展也将难以为继。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私有制企业担当不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任。经过近３Ｏ年的发展，在私企中，有几家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高科技产品的厂家？如果有的话，恐怕也大多是近年原国企改制而来。即使是这些为数不多，可谓凤毛麟角的高科技企业，今后做大的可能也是微乎其微，更休想形成燎原之势。资本是趋利的，高科技产业意味着能够带来高利润，但为什么今天民间充裕的资金却很少投入其中？例如浙江温州，有钱人多的是，不乏亿万富翁。那里的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对私有企业另眼相看，关爱有加。但是，你听说过他们中有人在干高科技产业吗？假使有的话，做大了没有？倒是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炒电团”……到处兴风作浪的新闻不绝于耳。这也是中国私有制经济发展趋势的一个缩影。　　

有学者说，中国经济还有几十年的发展空间。但是显而易见，这种发展不能主要依靠低端品占其产业结构的绝大部分，而且提高严重地乏力，产能已经过剩的中国大陆民族私有制企业。那么，主要依靠对象谁将取而代之呢？我们大家都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原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所以，近年来“温州模式”不再吃香了，代之而起的是“苏州模式”，将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大行其道，这就是某些官方御用学者认为还有几十年发展空间的依椐所在。现在，中国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几乎都在忙于“腾笼换鸟”工作，将那些曾为本地区GDP增长立下历史性的汗马功劳，但已使环境不堪重负的私有企业赶走，而请外国财神爷进来。例如，江苏省上万家小化工厂，已经开始关停了一部分，随着“腾换”工作的深入，都将逐渐被淘汰。当地土生土长的小“私鸟”被大“外鸟”济走了，失去原来的生存空间，再到哪里去落脚呢？不用担心，天无绝人之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污染承受底线还没有被突破，暂时不用计算环境成本，求资若渴，已经作好产业梯度转移接纳的准备，竭诚欢迎你来为本区的GDP增长作出贡献。　　

全球化国际分工，如果中国经济在竞争性行业中，只有外资在华企业和国内私有企业两部分，那么外企占据高端科技产品领域赚大钱，私企覆盖一般产品行业赚小钱的利益分配格局，基本上将固定化，永世改变不了。据有资料披露，西方发达国家工资收入一般都占其GDP的５Ｏ%—６Ｏ%，而我国仅占１Ｏ%多一点。另有一说，我国劳动所得占GDP的比重，大致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或更低。总之，差别非常悬殊。在这种情况下，虽有较高的人均GDP，但人民大众却得不到相应的实惠，对他们来说，这种经济增长并无多大的意义。差别的根源则缘于人家的高端产品高利润，我们的低端产品低效益。当然，我国工资收入占GDP比重如此之低，可能有多种原因，但生产低效益的低端产品无疑是其中主要的一种。对这一点，有不同看法吗？　　

现在就让我们探讨分析一下，中国私有企业为什么生产不出高端科技产品。首先，人们要搞清楚一个概念：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产品核心技术、关健部件基本自给、功能质量不逊于人，市场销售利润较高，只有这五项要素齐备，你才能声称自己企业生产的是可能带来丰厚利润的高科技产品。中国有这样的达到一定规模的私有企业吗？不但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因为西方跨国公司不能容忍在高效益领域被局外人分享一份羹。只要这种企图一出现，他们便会利用其制定的，我们不得不遵守的经济全球化游戏规则，以合法的竞争手段摧毁这种“非份”的企图于萌芽之中。常用的一种手段就是打价格战。高科技产品诞生之初，形成批量之前，一般地说，其成本必然较高，而且质量也不可能十分完善。但不等你降低成本、提高质量的后续努力的阵地巩固，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便会不惜弹药消耗，给你以迎头猛轰，等鸡下蛋的中国私企吃得消吗？随着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而应运而生，为外国列强利益服务的中国买办集团的代言学者早就提醒和教导过中国的资本家们，恪守本份，找好自己的位置，要在“比较优势”的范围内求生存，谋发展，不要自不量力地去闯人家的禁地。那种以自己之短同洋人之长的竞争，无疑于鸡蛋碰石头。事实上，这种企图染指高科技产品领域的高风险、低成功率的事件只要发生多起，便将会在中国的私有企业主中产生条件反射，使他们知难而退。　　

一般地说，高科技产业需要有雄厚的财力支持，小打小闹难成气候，而且往往是先亏后盈，前期需要投入一笔不菲的资本。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土生土长的大资本家没有人是继承其先辈遗产而来，依靠办实业逐渐壮大者也是少数，许多人原本不见经传，几乎是一夜暴富。他们发财的秘诀何在呢？据《经济导报》２ＯＯ７年８月３１日刊登的作者余丰慧的文章说：　　

“近日，２ＯＯ５年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谢国胜因涉嫌合同诈骗被郑州市公安局依法逮捕。这是河南２ＯＯ７年以来，继李义超、孙树华之后身陷囹圄的第三位‘福布斯’富豪。　　

“笔者一直关注这些‘福布斯’富豪的成功史、发家史、扩张史、出名史以及最后倒下史。发现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这批倒下富豪往往从小出身清苦，文化程度不高，但就是这样一批人却能够一举登上‘福布斯’富豪榜，能够获得各级政府的‘鼎力’支持，获得数十亿的贷款。他们的能耐就在于相当会织关系网。这些人没有摆不平的事情，搞不掂的人物。正是依靠这些关系，他们摆平了一个又一个官员，把一个个银行行长收入囊中，让一个个使别人认为根本不可能搞到手的项目归于了自己的旗下。在这种情况下，一顶顶桂冠也就戴在这些所谓的富豪头上：明星企业家、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　　

“然而导致这些富豪‘覆灭’的也恰是盲目扩张，盲目扩张的结果要么资金链断裂，轰然倒下；要么在兼并中弄虚作假、违法乱纪，最后走向坐牢的深渊。　　

“这批富豪的倒下，警醒的该是当地政府和商业银行，它们的纵容和盲目扶持是这些富豪；‘崛起’的共性原因。”　　

这些“福布斯”上榜富豪及其候选者的资金来源，决定了他们的企业经营理念必然短视。那些政府官员以及在官员权力施加影响下的当地银行向他们巨额贷款，其中当然有权钱交易的腐败因素，但从好的方面看，官员们也可能基于其“政绩”考虑。韩国经济发展曾被我们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壮大经济的一条捷径，欲效仿之，这就是集中金融力量造就一批私有大企业集团。韩企成功的典范是三星集团，其广告词是从芯片到轮船都能制造，而且做大做强。我们的人口，一个省也比他一个国家多，至少也要学其十分之一吧？哪会知道画虎不成反类犬。政绩要求急功近利，最好立竿见影，谁都不会干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蠢事，这是今天中国各地官僚们普遍的心态。但是高科技产业的主要特点之一是性急吃不了热汤圆，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特别是技术积累，才能功到自然成。而这一特点就与短期“政绩”要求相悖。那些崛起于拔苗助长的“明星企业家”们，自己更不可能主动涉足高科技产业，因为没有人具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风险投资家那样的职业素质。俗话说得好，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否则，不是找死吗？他们能做的，就是驾轻就熟，自以为比较有把握，已被外国列强淘汰而转移过来、国际分工安排下的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的产能都已过剩，欲在市场竞争中取得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就必须追求规模效益，兼并扩张，加大资金投入。中国早已将计划弃如敝屣，认为市场会自动调节的，各地诸侯及其卵翼下的“企业家”们皆是如此思路，不约而同地大干快上，在这个产业项目上撞了车，又都去找另一个项目。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断加大投资力度，依靠量的扩大，而非科技进步，根源就在这里。但是缺乏经济效益的投资力度不可能无限制的加大，诸侯们的胆子再粗，也怕无底洞填不满，终必惹祸上身。所以，“支持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政策只得被迫割爱，适可而止。也就是说，拔苗助长下畸形发展起来的企业富豪们受宠的日子结束了，他们的资金链也随之断裂。“福布斯”宠儿们在中国经济舞台上风光过一阵子以后，下半生却要去尝铁窗风味，喜悲剧的角色转换何其短暂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老夫早年读中国历史，好像曾有文章说，武则天时，这位女皇帝有一大怪僻：先是提拔一个个人去当官，后来又借故一个个杀掉。中国今天有的地方诸侯们似乎也在如此执政，大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荒诞剧还要继续演下去吗？　　

退一步说，假使中国将来产生了高素质的风险投资企业家，私有企业提高产业结构会起步吗？也不会。这是因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已进入系统工程时代，需要群体力量分工协作，才能成事。同一个科技人员，在不同的设备条件下和技术基础上工作，发挥的效能将迥异。中国私有企业的规模特点是小而散，这一点短期内很难根本改变，因而，条件与基础必然相应地差而弱，在科技实力的市场竞争中，先天就不足。那么后天能补救吗？非但不能，还将更趋恶化。高科技产业必须主要依靠高科技人才的支撑与运行。高科技人才以其心理诉求划分，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思想价值型。这类人对工资报酬看到比较淡薄，而注重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建国初期舍弃国外优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归国的大量爱国科学家，都是这种类型人才。国内现在还有这类品位高人一等的科技翘楚，虽然时移势易，他们已成了少数派。科学技术界的这类高端人士，恐怕极少会选择去私企就业，在社会主义中国，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怎样去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二，经济利益型。随着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异，这种类型的高科技人才今天是多数派，特别在青年人中。我们没有资格和理由指责他们向钱看，毕竟凭自己的学识和本事追求较高的工资收入，过上质量较好的生活，人之常情，无可非议。倒是不能满足这类人的正当需求的制度与政策应当反省。这类高科技人才中，出类拔萃者一部分通过留学和移民跑到外国去了，可能捧上了金饭碗，更多则被聘于外资在华企业，同前者一样，也是在高薪诱惑下的理性选择。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一些非原创性、次等重要的部分技术项目研发中心落户中国，纷纷开动“人才收割机”，大有一网打尽本土科技翘楚之势。在这场人才争夺战中，中国私有企业远非人家的对手，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因为限于效益与财力，既出不起能吸引人的薪酬招聘所需的高端人才，更怕自己原有的技术骨干跳槽，去攀外资企业高技。这种人才进出口严重逆差的情况将来也不可能改变，道理自明，勿须多说。缺乏高科技人才，谈何发展高科技产业？概而言之，引进外资政策同发展民族私有经济，两者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利益冲突——从产品销售到人才引进。　　

经济学术界传统左派的观点与主张，如要解决这一矛盾和利益冲突，唯一途径，只能是重新回到闭关锁国时代。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是一条通向衰亡的死路，断不可行。那么，问题又将如何解决呢？让我再一次提醒人们注意，事物都具两重性，有利必有弊，取舍的标准在于利弊的大小，以及对其扬长避短的可能效果。利弊长短的分辨问题相当复杂，但人们对它的认识却简单化了。经济学术界人士，不论左派与右派，对于外资引进政策的利和弊，也只是各自强调的侧重点不同，大概没有人敢说这一政策有利无弊，或者相反，有弊无利。我之所以详谈其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因素，是因为中国的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故意熟视无睹、避而不提，在其学说影响下的执政官僚也讳疾忌医，政策失之于偏颇，完全不知道扬长避短“择术”的重要性，决非反对和否定这一政策。我也承认外资引进政策利大于弊，但最大的“利”何在？我的见解可以肯定地说与众不同，因为人们可能觉得是最大的“弊”，我反倒认为其实乃最大的“利”。　　

竞争，是弊还是利？这得看谁同谁竞争，在什么领域。中国弱小的私有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特别在其初始阶段，需要的是政策保护和扶持，让它们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市场条件下，去同强大的跨国公司竞争，无疑于小舢板船碰撞航空母舰，那不是去找死吗？也就是说，只要中国经济社会中，存在着跨国公司的挤压，就没有私有企业高科技产业的生存空间，遑论发展了。中国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学说”，有一个无法解决和自圆其说的矛盾：既要世界经济自由化，又要中国全面私有化。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除非中国私有企业中，不含有高科技产业部分。如今现实社会中的国际分工之竞争，事实上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而只存在于中国国内生产低端产品的私有企业之间。这也是价格战打得普遍低效益，窝里斗永无休止的根源。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这种被经济大环境逼向自相残杀的恶性竞争，除了为外国主子效劳的买办利益集团分子，还有哪一个中国人乐观其成？　　

在今天的中国，只有经过几十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成社会主义经济主要支柱的国有企业，存在着同跨国公司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竞争的现实可能性。国企的生存和发展难道就不需要保护和扶持了？当然需要，但它更需要竞争，包括同私有企业竞争和跨国公司竞争。树木在温室里是长不大的，它必须经历风雨，不断适应于环境变化，这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办到。中国国有企业的衰落有其必然性。不论宏观上，还是微观上，从体制形成到机制运行，其中都缺乏竞争性因素。回顾历史，中国第一批大量国有企业﹙当时名曰“公私合营”﹚诞生于１９５Ｏ年代中期。他们中除极少数外，都不是竞争条件下的产物，而是使用行政手段改变原私有制性质的结果。当时，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理论上说得多，实践上表现少，﹙个别例子如前文所述我当学徒培训时的那家国营水厂﹚更不具备普遍推广的条件。换句话说，只有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表现相对优越，他才能巩固，并有推广的价值。否则，强扭的瓜不甜，拔苗助长，适得其反。　　

世事难料，变化莫测。用“事后诸葛亮”的观点看，当时的私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显然有悖于前文已引述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著名的两个“决不会”科学论断，失策于急躁冒进。但正如我反复强调的那样，任何一种事物都有两重性，有弊也有利，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正确地运用了扬长避短术。当年，私有企业产权公有化改制，为加速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请人们注意，我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是在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之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有条件集中力量突破高科技、特别是其中重工业部分的技术瓶颈。以私有制企业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则办不到，２Ｏ世纪初期及以后的所谓“黄金十年”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历史经验教训需要借鉴吸取，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要立足于现实基础上。我的观点认为，引进外资政策主要有两利一弊。两利：大量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有助于保障我国经济战略安全，引进的初衷，学习先迸的管理理念和“以市场换技术”，都不能算数；一弊：对我国私有企业发展高科技产业起压制、阻碍作用。如果这一弊端不能消除，中国经济将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前面已有引文，因为事关重大，现在有必要再重复警醒人们一下：“２Ｏ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后出现西方大公司兼并、联合浪潮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构建超强规模的巨型跨国公司，一个是实施中长期的市场控制战略。在许多重要的产业领域，由少数国际性大公司、大集团迸行战略策划，一个产业发展全球化序列的国际分工构架正在静悄悄地形成。”怎样“分工”？让他们成为“新技术、新产品研制国”和“最重要的主机生产国”，安排我们的则是“附件生产和加工装配国”、“物与人的原材料供给国”和“市场销售国”。也再复述中央有关部门一位负责官员的话：“我们将会出现缺乏核心技术症。跨国公司只会将商品生产中最没有附加利润的部分，比如组装环节、最耗费能源和原材料、最易造成环境污染的环节放在中国。而公司利润和新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将会被跨国公司所拿走。在国际产业分工的总格局中，我们就只能充当打工者的角色。”　　

今天，中国历史进程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的经济发展走向似乎是在不由自主地被人引向了歧途。其实，正如毛泽东所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用而起作用。”又强调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说得何等精辟啊！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跨国大集团公司安排的“国际分工”，我们为什么会中套就范？根据就在内因，第一位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引起了事物向如此“分工”的方向上运动和发展。这个内因就是“腐败铁三角”﹙低质商人、缺德学者、无能官僚﹚从中作祟。　　

中国新生的市场经济有一个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逆常现象，由于法制不健全和舍本逐末的政策导向，搞虚拟经济炒作，远比办实业合法经营容易赚钱。有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国不少企业，包括高科技产业心有旁鹜，涉足各种“炒市”，有的干脆挂羊头卖狗肉改了行。“福布斯”榜上的富豪，有几个人像美国首富比尔•盖茨那样，个人拥有的财富同他对社会的贡献成正比？不能说绝对没有，但肯定凤毛麟角。相反，相对而言，非实业领域发财门路多、空间大、风险少、发展快，成功易。所以中国少的是企业家，多的是投机商。只要虚拟经济各种炒市上泡沫没有破灭，资产阶级还可以通过这一最可行的途径进一步致富。也就是说，“国际分工”于他们无损，其中一部分还可以为之效劳，变成为外国跨国公司利益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人物。　　

再来谈谈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我认为，在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代，知识分子不论其世界观如何，因为他们客观上服务于社会主义，所以都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才符合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改革开放以后，实行市场经济，情况变化，产生了私有企业和引进了外资企业，为国内外资产阶级代言的社会经济学者也应运而生。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称谓不光彩，是贬义词，那是过时的左的观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合法存在，他们的企业并且是发展国民经济有益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的知识分子学者专门“替富人说话”，乃其职责所在，无可非议。但替资产阶级富人说话，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不能损害无产阶级穷人的利益。那种鼓吹让几千万老工人失业为代价，以使少数人致富的言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遭到人们，包括有正义感的资产阶级学者的痛斥。中国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界中的某些权威人物，一时得意忘形，肆无忌惮地大放厥词，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义愤，成为众矢之的，曾经暂时沉默。但他们不甘于寂寞，力图反扑，把公众对他们的义愤曲解为什么“仇富”和“仇智”，转移人们视线，枉费心机。有奶便是娘，见利而忘义，是这部分知识分子学者的本性。资产阶级学术界代表人物人数虽少，能量却特别大，因为他们的言论主张在官场上不乏言听计从的知音。　　

“腐败铁三角”中最伤脑筋的一角，则是无能官僚。中国官场上的贪腐者毕竟是少数，无能者要占大多数。这与缺乏竞争性的民主选拔机制有关，但更重要、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深厚的小农生产经济国家，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又是在资本主义胎胞里远未成熟的情况下产生的，组织规模化大工业生产因为缺乏经验，特别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难免是弱项；相反，小农经济则是强项，其中最熟悉的方式，就是农村中的地主收租。老路比新路好走。除了谈不上剥削，我们现在的国民经济经营方式，是不是越来越趋向于学习老祖宗，效仿于复旧？自己不组织生产经营，而以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出租，按时收税。对于官场上的无能者和低能者来说，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少费脑筋，稳赚不赔，自然成为最佳选择。这种方式显然也符合西方跨国公司的利益安排，但这种安排不符合中国亿万劳动群众的利益，因为处于被剥削、被欺压的弱势地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将永远生活在贫困之中。　　

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通向西方思想意识形态影响下，以私有制经济为基础的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另一条通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以公有制经济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何去何从？今天，前者似乎已经占了上风，后者则处于被削弱地位。彼长此消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由于过去实行的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感受为衡量标准，它的实践基本上是失败的。左派犯错误，右派利用。这就为资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者蛊惑人心，贩卖其货色提供了市场空间，他们向群众展示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好景象，大家快来看，哪里的人民生活多么富裕幸福啊！　　

但是，在跨国公司损人利己精心策划的“国际分工”现有格局安排下，我们有可能像人家那样赚取高额利润吗？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中国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一小部分人，即“腐败铁三角”阶层中的人士可能赚大钱。从洋人那里分享一点残羹剩饭，受用不尽，这就是他们宣扬、参与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根由。对于社会上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来说，无疑于画饼充饥，骗死人不偿命。这些“三角”人士近二、三十年来的言行，已经充分暴露了这一点。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有失败的一面，但也有成功的一面，即国家变强。在过去的那段时期，尽管失误频仍，人为政治运动破坏严重，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仍然取得了飞速发展和长足进步。骨头坚硬，肌肉才有可能结实。中国普通老百姓要想过上发达国家那样的生活，现实国情下，只有走以公有制经济为主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之路。不过，理论上的可能性，还须通过改革，即创新国有企业体制与机制，使之实现。

(十二)科研主力应是国企 从班组抓起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并非像学术界某些右派精英人士　　

睁眼说瞎话，贬谪的那样一无所长，只有短处。我们今天在思想认识上也应当拨乱反正，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评价那个时代经济制度，其目的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利于今后少走弯路，步入正途。公有制经济在实践中曾经出现过许多错误，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当时人民生活水平低下。但因此而断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经济制度优越，还为时过早。不错，生活水平高低是衡量经济制度优劣的一个主要标志，但不是唯一标志，还有其它许多因素需要具体分析，而不能简单化。公有制经济时代生活贫苦，原因很多，例如多次发生强加于我的对外战争，国防开支庞大，必然影响生活；帝国主义禁运封锁破坏，也会造成损失；为了集中财力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除了勒紧裤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难道还有别的法子吗？强化国家战略安全，也要牺牲经济原则，如搞“三线建设”；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政策失误。但是桥归桥，路归路，各种失误关键在人，而与公有制经济制度并无必然的关系。后来生活改善也有很多原因，例如国际环境有了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了世界主流，可以减少国防开支了；大搞短期行为，甚至寅吃卯粮，例如大幅度降低科研经费在GDP中的比例，增加资源消耗，放任环境污染，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和制造泡沫的作法实现经济增长……都为这种改善提供了条件。如果人们把眼光放远一点，从长计议，看法可能大不相同。　　

人民生活提高的根本性可靠保障在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高楼大厦要建立在坚固雄厚的地基上。近现代世界充满了弱肉强食的血腥，历史经验教训证明，落后，特别是科技落后就要受人欺凌。盛产茶业丝绸的大清王朝曾经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富裕国家，近代以来，抵挡不住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坚炮利，由富转贫，每况愈下。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７年的所谓“黄金十年”，轻纺工业大发展，也难免被毁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之下，当时大多数民众可谓一贫如洗。发展高科技产业，特别是其中重工业部分的重任，私有制经济制度已如前述担当不起，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则早已做到。有一个标志性的指标可以为两种经济制度评判出高下：根据瑞士洛桑一家世界级机威机构统计，在全球科技竞争力排序中，中国在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即１９７Ｏ年代名列第１３位，而到了２ＯＯ５年却降到了第３１位。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代，中国自主科研能力己经初具世界水平，两弹一星，卫星地面回收，人工合成胰岛素，万吨轮船，计算机系统研制基本上与先进国家同步，杂交水稻则领先于世界研制成功，大油田在独创地质理论指导下的发现……等等，都是在帝国主义列强封锁破坏，没有外援，被迫“闭关锁国”的情况下，自力更生搞出来的。现在有类似开创性事业项目吗？可能有吧，但肯定比前大为减少。至于所谓民营经济，在高科技产业方面更是交了白卷，数量庞大的各种规模的私有企业，二、三十年来至今也未现自主制造出任何世界级水平产品，大海寻针，极其难得地有一个出口到日本的高科技产品——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也是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毛泽东主政末期设计完成的。　　

按照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论断，公有制效率不如私有制。但事实上，至少在科技竞争力方面，中国前后两个不同时期的实践表现悖反于这种理论。有一个顶尖级的国防高科技项目，叫做“核弹小型化”。中国科技工作者当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很短时间内就搞成功了。美国人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根椐他们的“科学”理论和先进经验，应当需要较长时间，况且对手各种条件远不如己。他们理性地逻辑推理，必定是因出了内奸，中国人通过间谍活动，“偷窃”了自己的技术资料。于是捕风捉影，泡制了“李文和案”。老实说，我原来也不知其中奥妙，直到２ＯＯ７年５月，在《天涯社区•经济论坛》栏目网络上看到一篇“揭密”文章，才恍然大悟。作者署名“小李飞刀”披露：　　

“前不久访问了一位老工程师，他参加过‘两弹一星’的技术攻关过程。他说中国当时的技术力量，无论是就人员数量还是技术装备水平而言，都远远不如苏联和美国，但是中国从原子弹爆炸到突破氢弹技术障碍，在时间上都反过来比苏联和美国短得多。他说取得这样的‘奇迹’不是偶然的，根据自己的体会，文革期间技术能够进步的关键奥秘有三个，而且这些奥秘是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具备的。　　

“第一个关健的原因是真正的技术民主。他说，由于当时批判反动技术权威，报章上连篇累牍地严厉指责各种管卡压和专制学阀作风，因此，几乎没有什么人敢于以权威和老子自居，在研究队伍内部形成高度民主的风气，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和老资格的科学家可以同场辩论，有的时候为了争论技术问题通宵达旦，甚至拍桌子，邓稼先这样的老科学家也常常参与跟毛头小伙子的拍桌子辩论，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间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这个老工程还谈到，当时由于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平等，许多社会的和阶级的藩篱都实质上不存在了，一些老工人也参与拍桌子讨论，许多细节问题和工艺障碍也能够集思广益，结果使得整个的项目进程相对均衡，而不是局限于关键技术的率先突破，这就避免了后续试验中间细节引致的失败，所以当时许多项目的试验，几乎都是一次成功，所有的问题和隐患常常是在技术民主中间，已经得到充分的‘鸣放’和重视，提前就有了很多的预案和设计。　　

“第二个非常关键的地方是彻底地破除了‘技术私有观念’。这个老工程师回顾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研究机构，无论是他们花了多少心血得出的最新成果，只要持一纸介绍信，只要符合保密的规定，他们所有的最新成果都会无条件地呈现给你，而没有一丝一毫的保留。这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技术创新如果联系着市场潜在利益，当然就格外需要保密，即便是仅仅联系着个人的职称和学术地位评价，相关人员也肯定有藏私的必要，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一切私有观念都遭到彻底批判，许多有助于巩固私有观念的评价体系都被破坏，所以人们能够空前地敞开自己的所得，公之于众。这样，全国只要任何一个研究所，任何一个研究人员在技术上有了突破，其他的相关人员或者项目，都不再有必要进行重复劳动了，都可以无成本地共享最新的技术成就。彻底破除私有观念，是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的技术大协作’成为可能，有限的技术力量和经费能够空前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避免了许多可能的浪费。　　

“第三个原因是几乎‘如人使臂、如臂使指’那样高灵敏协调机制。这个老工程师提到，在卫星项目中间，有一个同步控制问题当时只能是用机械方式实现，这个就要求四个完全一样的小弹簧。项目单位反映到主管的聂荣臻元帅那里，说上海工业力量比较强，希望请上海的同志帮助解决。聂荣臻给张春桥写了个小纸条，张春桥给马天水打了个电话，马天水连夜召集上海几十个单位的老工人技师开会，一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说他能够实现，回去之后连夜就把符合要求的弹簧做出来了，合计不到２４小时。在这样的过程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讲条件讲价钱，所以几乎没有耗费什么时间和交易费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早已表明，不论世界范围横向比较，还是国内前后纵向比较，在发展高科技竞争力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都大大地优越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发生在过去年代上述那种形式和内容的高效运行机制，已经被严重地削弱了，这种削弱程度将继续同鼓吹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实行私有化改制规模成正比。弃己之长，学人之短，倒行逆施，莫此为甚，竟然反而成了今天经济理论的主流，真乃滑天下之大稽也！　　

我们走社会主义的富强之道，最起码的要求，是要明白我们信奉和实行的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在哪里，这才能增强信心，坚定立场，而不为暂时挫折所动摇，更可避免被用心叵测之徒引向歧途。为国内外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越是贬低公有制，我们越要针锋相对，宣扬它的长处。真理越辩越明，人们自有公断。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最大的优越性是“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避免重复，减低成本，争取时间。再举一个典型例子，也是该文所述：　　

“﹙作者﹚前不久还访问了一个南京大学的老师，他在１９６９年参与主持我国的电子计算机项目。椐他所说，当时的项目立项完全不需要去找路子跑关系，国家直接按照技术力量优势所在，甚至在没有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就拨给南京大学１ＯＯＯ万元经费，指定用于电子计算机项目，项目办公室成立之后，不需要他去找江苏省委，而是项目立项的同时由国家指定江苏省委配合研究工作，无条件地承担项目的协调工作，许多电子部系统的七字头的工厂，就按照研究进度和要求来进行配合试验，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相关部门直接受项目小组的领导，结果是‘产、学、研’的高度紧密结合。项目经费绝对不容许个人为私人目的动用，许多工厂在利用自己的技术和工艺积累基础上来参与这个项目，已经有的技术和工艺都不再重复投资和花钱。　　

“计算机项目的背景是１９６３年毛泽东说要继续大跃进，不能老是跟在洋人的后头搞‘爬行主义’，要尽可能地采取已有的先进技术，跟踪科技发展的先进水平，这个意见在三届人大上通过。为此，中央科学小组、国家科委党组于１９６３年１２月提出一九六三至一九七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报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及科学技术事业规划，这个规划是在原有的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参照世界科学技术进展状况制定的，总的要求是动员和组织全国的科学技术力量，自力更生地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关键性的科学技术问题，在重要的急需的方面掌握六十年代的科学技术，力求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道路上，实现大跃进。这样在文革期间政治上初步稳定之后，许多科学技术项目就分解落实到具体的研究机构，除了南京大学之外，清华大学也是计算机项目实施的重点单位，到１９７Ｏ年代末期，已经产生丰硕的成果，一个清　华的　教授告诉我说当时的计算机技术水平，中国实际上和美国是基本同步的，后来这些项目和‘运十飞机’的命运一样下马，这样我们国家在今天的关健技术领域，就被西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清华大学在１９７Ｏ年代中期就拉出了单晶硅，现在反而不会了。还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前几年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结果得到数千万的研究经费，最后是在美国去拉出单晶来结项的，事情竟然演变到这个样子，特别值得那些真诚关心中国技术进步的人们深思了。　　

“当时中国能够以有限的技术力量，去跟踪世界先进水平，优势在于全国技术力量的无成本合作，有限的经费和人力资源能够集中使用，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基础上搞集中突破，降低相互学习的成本并实现研究队伍的迅速成熟和壮大。而中国今天的问题还在于，中国不仅落在后面，在市场规则急功近利的‘短视’眼界里根本就丧失了追赶的动力，而且在中国技术力量和经费和西方国家有巨大差距的情况下，还硬要一味地抄袭西方的技术发展路线，这注定只能是产生‘爬行主义’后果，一切有价值的成果都不可能产生在中国。”　　

私有化及其观念拆散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全国一盘棋”的发展格局，破镜再也难以重圆了。国外敌对分子为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鼓吹“七块论”；国内学术界则有人从经济上着手，破坏与瓦解社会主义大协作的团结关系。两者可能有主观与客观之分吧，一个还在幻想，一个已经实现，你认为谁的危害更大？　　

近年来，为了扭转科技竞争力日益下降的趋势，中央财政大幅度增加了科研经费。据报道，其占GDP的比重已经空前地超过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时代。但是效果将会如何？可以肯定地说，必然大不如前。这除了人们“一心为公”的思想、行为和机制短期内不可能恢复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国家投入的科技研发经费赖以发挥应有功效的载体和平台——国有企业，已经大大地减少了，“产、学、研”科技经济联合体缺损和削弱了最重要的一环。　　

国有企业应当是高科技产品的研发主体，因为企业最了解市场，而且产品与技术联合得最紧密。当今世界，任何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有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而企业竞争力又是国家竞争力的最重要的体现和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基于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发明，但技术发明不是目的，目的是转化为产品，获取市场利润。在科技成果的取得、应用、推广和市场的实现的一系列经济过程中，企业的作用无疑是占首位的。我国现在的情况是，随着私有化“深入改革”，国有企业数量大为减少，科技研发主体地位也相应严重削弱，科研经费转移到学校和研究院校。由于社会风气不正，这些实体在经费的效用上要大打折扣。据摘自２ＯＯ６年４月１１日《羊城晚报》林思云／文：　　

“不久前回国探亲。我一个表兄在某大学当副教授，见到我非常高兴，一定要请我到一家颇有名气的高级餐馆吃饭。我想他并不很富裕，让他这么破费心里不安，坚持不去。这位老兄一急道出了实情：‘我这请客的钱都是可以报销的，这是吃公家的。所以不是我个人请你，而是我代表中国政府请你。’饭后，老兄又到超市给我买了一大篮水果。回来乘出租车，他向司机要一张发票，跟我说：‘回去都可以报销。’　　

“他还对我说：‘现在大学里只要能搞到科研经费，自己的日常花销都可以充当科研费报销。’甚至照相洗照片、理发美容的杂费也都可以报销。他一年要报销三四万元用于个人消费，等于每年增加了三四万元的工资。　　

“上面说的那位老兄把个人消费充当科研费报销的行为，其实也是违法贪污的行为，只是数量较少而已。但这位老兄身无半点官职，不能称其为‘贪官’，只好称其为‘贪民’了。”　　

接受经费单位的“贪民”情况尚且如此，有权决定经费拨付的官员雁过拔毛，捞取回扣，从而成为“贪官”，也不少见。上下其手，这种违法行为恐怕已经是彼此心照不宣，虱多不痒的普遍“潜规则”了。国家科研经费被蚕食鲸吞的比例是多少？难以统计，但可肯定不会很低，打个对折，并非没有可能。这还算是好的，毕竞有一部分用于科研，还有的弄虚作假，钱投入了无底洞，没有回报。如上文例举某研究单位以单晶硅立项，骗取了国家数千万元，以后却跑到美国拉出单晶硅，冒充自己的生产成果而结项。“汉芯”造假事件更是惊人，被骗数以亿计。改变这种情况的根本大计，就是科研实体要以企业为主，在今天的中国，则以国有企业为主。让科研经费与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这才可能使经费更多地用在刀刃上，与效益在互为促进的作用下，逐渐形成良性循环，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高高科学技术产品的研发经费在生产产值中的比重。　　

同人一样，制度“病”了，先要检查症状及其根源，后再开方。检查是重点，全面而深入，开方才能有的放矢，取得效果。至此，我们基本上披露与阐述了中国国民经济难以持续发展的矛盾，及国有企业在过去一段时期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解决矛盾和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首先，要拨乱反正，从“务虚”开始。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出了麻烦，亦即制度“病”了，不能继续顺利运行，所以才需要改革；二，我们搞的经济，不论以往的计划经济，还是现在的市场经济，都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其实践中发生的阻碍发展的问题，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没有正确和有效的方法可予解决，所以才需要摸索和探讨，克服困难后，使之继续前进。如果不顾阶级属性，能用现成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全面指导“过河”，我们还用去“摸着石头”吗？　　

我们干了几十年的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其中既有失败的教训，但也不乏成功的经验，岂可头发胡子一把抓，不分成败长短，统统否定革除！按照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体制和机制的蓝图重起炉灶，“过河”之后，将沦落为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经济附庸，那是你想去的目的地吗？　　

回顾中国现代史，社会主义革命曾历经艰难险阻，同样，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会一帆风顺。社会主义道路不平坦，犹如我们的经济制度有缺陷一样需要修正和改革予以补救，属于自我完善的范畴，只有愚人和意志不坚定分子才会在通向民富国强的道路上，因为跌倒了而怕再往前，倒退走回头路。若是如此，何必当初？任由帝国主义列强欺压和资产阶级剥削好了。不错，在经济效率的某些﹙不是全部﹚现实表现方面，，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确实不如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此乃前者的制度缺陷使然。但是，人们要搞清楚，这种缺陷非其制度所固有，而是后天失调，一系列政策的人为失误所造成。最主要的失误则在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实行的政策中，发生左的或右的严重偏差，就像革命年代也曾发生过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给革命造成危害一样。我们的先辈因而就不继续革命，放弃社会主义理想了吗？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要依靠亿万劳动群众的拥护、支持和参与才能成功。我们的国有企业改革却反其道而行之，导致失败，势所必然。我们今天要学习革命先辈精神，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百折不挠地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口号落到实处，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确地运用于市场经济实践中，将毛泽东“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思想，辩证地、具体地设计于国有企业振兴方略上。　　

我在此前已经谈到，我们研究问题要立足于现实基础上。现在不是改革开放之前，也不是初期，而是实施近３Ｏ年了。外资企业已经大举进入中国内地，而私有企业又远非其竞争对手，特别是在高科技产业方面。长此以往，中国经济必将成为跨国公司的附庸。只有国有企业才有潜力可能占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但现实问题是，它的严重缺乏活力、效益非常低下的致命伤尚无药方医治。我们现在就来寻觅这剂“药方”。　　

中国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面临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一大堆问题，犹如一团乱麻。毛泽东说，要抓主要矛盾，解决了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我们今天的主要矛盾，就是未能正确地落实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所谓“正确”，这里指的是使企业激发了活力，提高了效益。　　

“乱麻”的线头在哪里？找到了它，才能将数不清的一大堆矛盾问题一个个地理顺关系。经济理论界的学者们，其中不乏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但可肯定，他们全都“踏破铁鞋无觅处”，反倒是我这个工人大老粗却能“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鄙人长期工作与生活在社会底层，比较熟悉基层实践。对我探讨企业改革来说，不懂经济理论的坏事变成了好事。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特点是走精英路线，指令从上而下地贯彻，结果失败；我们今后的成功，则有赖于实行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改革自下往上地推动。将被颠倒的路线重新颠倒过来。　　

班组是工厂的细胞，国有企业最小的基层单位。我几十年来一直工作在班组，对其实践情况了如指掌，这不是吹牛吧？国企改革振兴就先从了解我这个“中间人物”代表的心理动态开始。我在工作期间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自始至终都是工资分配。诸如本人思想觉悟高低，技术提高快慢，工作表现好坏，潜能发挥多少，对厂贡献大小，等等，直接地或间接地都与此问题有关。上层执政者不会不明白下层劳动者的这一普遍心态，也深知其中关系重大。但是应对的政策总是失措，在改革国有企业劳动工资方面，显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各尽所能”的作用，甚至可能相反，进一步压抑了劳动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例如前文所述，１９８Ｏ年代初期，全国曾连续两次统一调整工资，升级面比例都是定在４Ｏ％。同上次(１９６３年)调资基本上人人有份、普加一级不同，似乎试图打破“大锅饭”，根据工作表现拉开人们的级别差距。但４Ｏ％升级面政策制定者的初衷未能如愿。当时，即使企业领导者也有此意图这么干，事实上也难行通。前文已有详述，原因不难理解。在国有企业，因为缺乏像私有企业那样的资本权威，工资谁加谁不加，具体操作十分棘手，搞得不好就会发生“地震”，好事办坏。各厂书记厂长们无不知难而退，又搞起了一刀切的平均主义，因为只有它才能维护安定团结局面。那就是以工龄长短，而不是技术高低和表现好坏为是否升级加薪的标准。后来，全国不再统一调整工资了，各厂实行企业自主权，根据不同的经营情况自行决定。从此，在厂范围内，各层次不同职位拉开了工资差距，但在班组内，组员之间基本上还是“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分配。只有“按劳分配”，才能“各尽所能”，班组之内，也是如此。我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可以现身说法。如前文例述，我在工作中远未“尽所能”，许多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的合理化建议和技术创新设想都烂在了肚子里，思想根源就在于对工资分配机制不满。可是，如果厂长满足了我的欲望要求，单独给我加薪，因为他人没有沾光，组内其他同事就会有意见了，完成同样的工作任务，凭什么他加我不加？大家因此而闹起情绪来，这个班组还搞得好吗？　　

于是，企业领导者面临两难选择：不奖励先进，先进不“尽能”，也带动不了后进；奖励了先进，后进不服气，还可能在他们身上产生负作用。权衡利弊，第一位考虑应该是保持安定团结局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不奖为妙。大家看来都是这么想的。因而，其后果是，在中国国有企业数以千百万计的班组中，基本上只有两种类型：一是全组没有一人具有主观能动工作创新精神；二，这种精神，组内个别少数人有，大多数人没有。难道就没有全组人员努力拚搏，殚精竭虑地不断自主创新的班组？可能有吧，但不会超过万分之一二，凤毛麟角，极其稀少。“细胞”没有活力，原因简单得很，关健就在这里：分配出了问题。没有活力的“细胞”，当然组不成有活力的企业，国有企业没有活力，怎么可能产生有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倒过来说，搞好社会主义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公有制市场经济，其实并不复杂，只要借鉴和仿照上海天一印染厂——武汉印染厂这个当年长期利税大户成功的先进经验，改革现行劳动组织机制，从增强企业“细胞”——班组活力入手，然后再一层层、一步步地往上促进变化。宏观事物是由微观事物组成的，先着手于微观，后解决宏观问题。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钻进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牛角尖，无法出来。　　

振兴国有企业需要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有条不紊地进行，如此，简单的问题才不会复杂化和颠倒轻重，迷失方向。建国初期，不少企业生气勃勃，捷报频传，无一不是建立在厂内拥有大批同心协力、团结拼搏的班组基础之上。例如当时东北重工业战线的马恒昌小组，西北纺织工业的赵梦桃小组，一组领先，万组学习，比比皆是，普遍得很。前文谈到，我当学徒时期所在的那家代培厂的班组，也都是这种类型。班组基础好，企业领导人才能得心应手，心想事成；否则，经营管理者本事再大，也将一筹莫展，陷于困境。但是有人却不懂这么浅显的道理，偏要逆客观规律而行。　　

让我讲一个故事再具体地阐明这个道理。朝鲜战争时，我志愿军有一支部队在一次战役中打得非常英勇顽强，艰苦卓绝，最后凯旋而归。彭德怀司令员接见这支部队领导，该军军长热泪盈眶地说：“我是一名旧军人……”彭老总连忙制止：“快别这么说！”原来，这位军长原属国民党地方杂牌军，其部队战斗力十分低下，从未出过风头。解放战争中起义后改编，补充了一些共产党革命骨干，仍然由他担任军长指挥。入朝一战，便打出了威风，连他本人也深感意外。其中奥妙何在？当年红军、八路军，早期解放军指挥员，有几个正儿八经地上过军事院校？大多是土包子出身。他们的军事领导水平，能够比国民党嫡系正规军黄埔军校毕业的将领更高吗？遑论美国西点军校培养出的指导战争的高级人才了。同等情况条件下，各方指挥员的战役意图能否实现，关健在于其部队战斗员的素质优劣。国有企业现在领导人的业务水平，一般地说，肯定比其几十年前的前任要高得多。但为什么企业表现反而今不如昔？关键在于，经过几十年的社会情势变化，我们的班组“细胞”健康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了。过去的国企改革，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在增强，还是削弱，甚至破坏班组建设？失败原因也就一清二楚了。　　
　
(十三)国企盛衰决定于分配政策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我们拥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乃是因为对于劳动阶级来说，这个制度免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可以从企业的利润中获得更大的份额。但这种理论上的优越性，还须通过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实现。问题本来很清楚，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实践中犯了错误，才使理论上的优越性落空，甚至部分地事与愿违，适得其反。我们干的是人类史无前例的事业，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是最高理想。谁能保证一帆风顺，不会遭到挫折？失败乃成功之母，修正错误，坚持真理，还可继续前进。有人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也不奇怪，因为这一制度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拥护还是反对，都是出于各人的阶级本能。我们同他们在学术界的代言人的根本性意见分歧在于，相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制度今天表现的效率低下，到底是政策导向问题，还是制度弊端问题。我认为，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的国有企业现存的弊端，并非其先天固有，而是政策失误下的后天产物。因此，我们满怀信心，政策和策略改正了的公有制经济制度，效率将优于私有制经济制度！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利益分配这个主要矛盾。国有企业改革应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范畴，在调整劳动者内部权益和利益关系中进行，完全没有必要将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拱手相让于国内外资本家。肥水流进自家田，自家田里才可能收获丰硕的果实。　　

让我们从分配格局在中国企业里的变迁说起。建国初期，社会上有一个“四马分肥”的传言，可能是当时政府的意图。即企业所赚得的利润分成四份，其中３５%是上交给国家的税金，３Ｏ%用作公积金，扩大再生产，２Ｏ%为资本家的本息金，１５%用作职工福利。不过，听说这只是政府的指导方针，而非政策规定，可行，也可不行。而实际上，当时私营企业主们因对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前景抱有疑虑，普遍对扩大再生产持消极态度，这一份就免了；给予职工以工资外的福利更不热心，也减去了，所以成了“二马分肥”。但也有极少数企业，上海天一印染厂就是其中之一，前文已述，老板唐永昌比较开明，笃信孙中山先生一次演说中大力推介的美国汽车大王亨利•福特成功的治厂经验，予以效仿，实行“三马分肥”，即利润分配大体上三一三十一，国家、资方和劳方皆大欢喜。天一厂职工利益均沾，精神大为振奋，从而发挥主观能动性，大搞自主创新，生产中组织了满负荷工作法，技术上发明了丝光机双头进出布法。这两项创新成果后来在中国印染行业中，可能是独家受用了几十年，为本厂长期成为利税大户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追根溯源，又与当年“三马分肥”的利益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公私合营和国有后，利润“一马独食”，国家全收去了。职工群众不满情绪郁闷于心，技术上再也不求上进，靠私营时代留下的老本过日子，后来终于遭到报应，导致企业破产。　　

中国经济建设习惯和擅长于低水平重复外延式扩张，并且形成以“四高三低”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其肇因与根源就在于这“一马独食”的分配政策。例如湖北武汉的印染行业，武汉印染厂的利润全部上交以后，又去铺新摊子，扩大生产。上世纪６Ｏ—７○年代，武汉市又建设第二印染厂，武印分厂，在省内的黄石、宜昌、沙市和襄樊等地先后新建了同类厂。这些厂家的技术全都逊于我厂，更谈不上自主创新，没有一家厂后来居上，可谓一蟹不如一蟹。原因很简单：利润都被国家“独食”了，劳动者不论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有份，在社会环境不如人意的情况下，谁愿“无私奉献”？做好份内本职工作就不错了。经营管理更是等而下之，现在可能大多境况不妙，不知还有幸存者否？　　

我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开始，２Ｏ多年来，由于国有企业景气指数日益下降，经济发展越来越依靠外资企业的推动作用，因而，为了鼓励引进，长期对外商投资减免税收，实行超国民待遇。后来似乎改变立法取消了，各地方当局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是不得不隐忍不发，无可奈何地容忍其偷税逃税，此种对内资严重不公的待遇名取消而实继续存在。于是形成了这么一种趋势：越是依靠外商投资企业推动经济发展，投鼠忌器，就越不敢认真整治其违法行为；因而造成不平等竞争条件下，内资企业(国企和私企)的生存与发展环境就越趋恶化；又更加依靠外资企业的推动作用；其违法行为有恃无恐，也将进一步加剧，前文引述有关部门统计，外资企业税收零增长便是例证。　　

企业的微观制度改革要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要求，有没有效果，是检验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国有企业改革，从早期的厂长经营承包，到后来的企业管理层实行股票期权或领取远高于其他职工的年薪激励，这两种新的机制安排，从分配层面上看，始终都属于“一马半分肥”的范畴。“半”即厂长等少数几个管理层干部。实践表明，此举的负面影响远大于正面作用。它可能激励了企业上层极少数人，但是却压抑了下层大多数人。这种收入差距悬殊的分配模式，必然使领导者的人格魅力削弱与消失，造成干群间的感情隔阂，关系紧张，情况还不如文革之前。那时，书记和厂长在生活上与职工群众同甘共苦，他们的社会主义政治说教还有部分人听得进去，人们的精神力量多少能发挥一点作用。现在则没有人相信了，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只能完全依靠赤裸裸的管卡压。薪不公则理不平，理不平则气不顺，气不顺则力不足，力不足则事不成。国有企业社会主义属性的主要特征之一——劳动群众当家作主，不仅内容早已消失，如今连形式也不复存在。缺乏领导权威管理者既难服人，高压也不易奏效，企业前途命运便可想而知了。　　

我们从过去几十年各个时代企业利益的各种分配模式中，可以发现这样一条规律：什么时候较好地维护与照顾了职工群众的利益，那时的企业生存和发展就可能处于比较顺利的状况，反之，必然问题丛生，并且难于解决。企业利润的大头，在私有制时，归属于资本家；改为公有制，则可能转移于劳动者。但是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这一理论上的优越性，我们在实践中什么时候制定与执行过正确的政策予以实现？制度要求利益向劳动者倾斜，政策是相应地这样做的吗？所以，根本问题是在政策，而非制度。１９５Ｏ年代初期，曾有一个政策指导性口号：“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下，较好地处理了国家和人民，以及人民各阶层间的利益关系，人们也比较理解和容易接受。后来，如前文所述，极左政策自我破坏了当时较好的经济发展形势，与国有企业理应实行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制度，不再“兼顾”，而强调“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了，并以高压政策强制推行。今天，政策又走到了极右，国家利益也不顾了，搞什么管理层收购，一送了之。过去和现在，制定的政策都完全不考虑企业主人翁——职工群众的利益，能不出问题？国有企业产生问题的根源，分明在于极左或极右的政策，即违背制度要求的分配原则的政策，反归咎于其制度，岂有此理？！　　

今天，中国经济对于国有企业的一个迫切现实的战略要求，是改革后必须成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平等有力的竞争对手，以免在全球化经济序列中，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列强的附庸。否则，跨国公司喧宾夺主，在没有有效的竞争力量的制约下，将更加为所欲为，后果不堪设想。完成这一战略任务的主体依靠对象，只能是国有企业及其中的职工群众。不言而喻，首先要设法调动依靠对象的工作积极性。所以，政策必须拨乱反正，正确实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分配原则，利益为之倾斜。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在于革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因而，也为这种倾斜提供了可能的前提条件。　　

这种利益向劳动阶级、而不是资产阶级倾斜的分配格局，乃是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比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更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所在。我们信奉的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毫无疑问存在着理论上的可能性，但在实践上以前之所以没有发挥出来，并非制度上不允许，而是因为政策上未实行这种分配模式。在这方面，政策的制定者需要解决一个思想认识问题。　　

根据国有企业的一只“麻雀”——武汉印染厂及其私营时代上海天一印染厂的经验和表现，我们可以发现国企兴盛的一条规律。前文已有例举，企业职工发挥主观能动创造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与他们对分配收入的感受情绪成正比。１９５Ｏ年代初，本厂利润实行“三马分肥”，群众满意度较高，也正是自主创新精神最旺盛的时候。１９８Ｏ年代初，当工人们重新对未来充满提高收入改善生活的期盼时，生产上捷报频传，连创优质名牌。　　

现在的私有企业基本上都是实行的“二马分肥”的模式，资本家获得利润的大部分，国家以税收形式分享一部分，职工群众则没有份。企业职工因为没有份，所以除极少数外，大多数人当然就不会殚精竭虑，充分发挥主动创造性了。这一普遍地长期地存在的客观事实，谁能否认？那么，在私企业主中，为什么少有人学习亨利•福特和唐永昌的先进经验，也实行“三马分肥”呢？因为这种分配模式的实行是有前提条件的，即业主首先要有较高的企业家素质，包括眼光和心态不同一般，并且在经营管理中出类拔萃，有能力争取到比较丰厚的利润。如果利润本来就少，再分一部分给劳工群众，自己所剩无几，岂不是白忙了？心理也会不平衡。所以最简便，最保险的利润最大化的作法还是传统的“要得发，众人头上刮”。中国私有企业老板们不论主观心理习性，还是客观社会条件，都难以实行“三马分肥”。　　

国有企业迄今为止，先后实行的是­­“一马独食”和“一马半分肥”，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两种分配模式出台的背景及其优劣得失。自从１９５Ｏ年代中期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国家财政的主要收入，便由私有企业税收转移到国有企业利税。幸好，以前国企制度表现不像后来那样糟糕，一般地说，马马虎虎，还算可以吧，否则，中国经济早就像“冰棍”化掉了。例如，那时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所得利税，后来１Ｏ多年间又用来在湖北新建了好几家同类厂，本厂规模也大大地扩充，仅湖北印染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大约也比以前多１Ｏ倍以上。建国后百废待兴，基本建设投资庞大，又由于很长一段时期政策失误和国际形势严峻，必须集中财力应对，国家“独食”也有不得不然的原因。毋庸讳言，那段时期“成功”地忽视与牺牲企业劳动者的利益，借助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高压政策。但另一方面，国家在“独食”下逐步强盛起来，也是客观事实，这在一个积弱百年，屡遭列强欺凌的国度里，是很有说服力的。所以政治思想工作也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这种作用的影响力随着岁月的推移而逐渐弱化，信众也日益减少。后来，国企改革，给予企业自主权，相当大一部分厂领导者耐不住清贫，正经歪念，开始搞不正之风，继而腐败，以权谋私，于是政治思想工作便完全失灵了。随之，上行下效，竞相效尤，各种违法乱纪行为越来越严重，终于危及企业的生存。　　

“国企病”暴发，根源就出在这“一马独食”的分配政策上。政治思想工作不是万能的，它的作用发挥，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长期忽视人们改善物质生活的正当欲望必然要遭到报应。正道不通，就走邪路。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病”怎么正确施治。某些学者开出，并得到官方认可实行的“药方”是“一马半分肥”。他们的思路大约是这样的：国家给予个别或少数经理人以股票期权或高额年薪，激励其认真负责，使企业产生效益，也就是以“半肥”换取“一肥”。这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通行的办法。这种办法应用于中国国有企业会有效吗？可能有效。例如，在原“一马独食”分配下，国企领导者因这种模式与自己利益无关，普遍效益观念淡薄，传统表现就是“企业办社会”等形式的粗放型经营，文革动乱后又加上放任职工的工作与劳动纪律松弛，还有其它种种损公肥私行为也漠然视之。他们得到“半肥”后，便可能予以防止和整治。总之，有利于结束国有企业实际上存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以市场换技术”，这一目的落空，甚至反向实现。例如中国印染行业，据我所知，此类国有企业并未得到一项来自国外的高新技术，相反，自己几代人努力积累的行业工艺诀窍和科技成果大量无偿地流失于同行“三资”企业。其它行业也有类似情况。在“一肥”模式下，国企上层领导者不但很难指望其尽到保护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职责，反而可能监守自盗。试举一例。据报道：　　

“《瞭望新闻周刊》(２ＯＯ６年)第３期刊登记者专稿披露了一起国有企业技术骨干集体跳槽，导致我国自有技术机密和商业机密泄露，国有知识产权严重流失的案件。　　

“天津水泥工业设计研究院(以下简称天津院)是国内先进的科研单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水泥工业相关技术。　　

“中国材料工业科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材集团)，是国务院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成套技术和装备已出口到十多个国家，２ＯＯ４年国际业务居全球第四位。２ＯＯ５年４月１４日，国资委决定中材集团与天津院重组。此次重组为全球所瞩目。两家企业的强强联合，无疑会给国外同行形成竞争压力。　　

“然而，６月２５日，天津院主管技术、经营的副院长宋寿顺，挑动该院３Ｏ多名技术业务骨干，未经批准，集体跳槽，效力于由中材在国际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德国汉堡公司控股、宋寿顺等人参股的天津洪堡历源科技公司。　　

“宋寿顺事件发生后，引起国资委的高度重视。经调查，这一出走事件，乃精心策划，预谋已久。据天津院员工反映，宋寿顺等人平时就很注意获取全院的技术商业秘密，在出走前几个月内，频繁地向他人索取，拷贝院里的各种资料。　　

“据介绍，宋寿顺等３Ｏ多名辞职人员分属研究院各个专业技术部门，掌握着全院的全部核心技术机密和商业机密。德国洪堡公司是中材集团的主要竞争对手。宋寿顺等人的加盟使我国水泥建材行业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失去了保持市场优势的技术手段。　　

“天津市公安局通过调查，认定历源公司与天津院的经营范围一致，宋寿顺在职期间，利用工作之便，把原来是天津院的客户，发展成为历源公司客户，并从中获利。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根据《刑法》第１６５条的规定，天津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于２ＯＯ５年１Ｏ月２４日批准逮捕宋寿顺。　　

“目前，在中材集团和天津院的努力下，３○多名出走的技术骨干已经回到天津院工作。专家指出，这一案件警示国有企业，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同时，要弥补知识产权管理漏洞，提高技术知识的保护能力，确保核心技术创得出、留得住并管得好。”　　

“以市场换技术”让人犯糊涂，请说清楚，到底是换进来，还是换出去呀？“宋寿顺事件”决非个例，但像天津市那样依法严肃处理可能绝无仅有。仍以中国印染行业为例，类似案件可谓层出不穷，甚至无人认为这就是犯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各地官方反而都在开门揖盗，推波助澜呢。因为，按照某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这是“资源优化合理配置”，人才与技术从劣质的公有制经济制度向优质的私有制经济制度转移配置，不是正中下怀，很合理吗？国有企业迟早要像“冰棍”一样化掉，在它消失之前，不如送给别人，还可以为咱们的GDP增长继续作出贡献。“优化配置”，谁曰不宜？宋寿顺“解放思想”，破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利益旧观念，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分明是先知先觉的功臣，怎么成为罪犯了？显然是一起“冤案”。全国此类大大小小窃密事件难以数计，倒霉的好像只有这位天津水泥工业设计院的副院长。所以，我们完全不能指望杀鸡吓猴，收惩一儆百之效。　　

国有企业的各种利益，需要有人负责维护。在“政治挂帅”失灵的情况下，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国家“一肥独食”分配模式，将很难落实企业经理人员的这种信托责任。因而，给予他们以股权或高薪形式的“半肥”，防止其“移情别恋”，而是一心一意地为维护企业利益而努力，这种作法，可以理解。　　

但是，这一从资本主义国家私有企业那里拿来的人家的先进经验与理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实践中遭遇水土不服。给予经理人以“半肥”的作用虽有正面，也有负面，问题在于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某些学者可能认为，拉大企业经理人与一般职工的收入差距，遇到了传统平均主义习惯势力的不理解和消极反应，其实并非如此。据说，扩大两者收入差距是与国际惯例接轨，因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企业都是那么干的。据中国劳动科学研究院２ＯＯ４年出版的《劳动工资动态》介绍，一些发达国家企业高管的工资收入状况：欧盟的大多数公司CEO的税前年收入相当于一般员工平均收入的５——１５倍。在日本，同一公司内，高级管理人员的收入为一般员工的１７倍。从日本全国来看，公司总裁的年平均收入达到制造业员工平均收入的１１倍。在德国全国范围内，公司总裁年平均收入达到制造业员工平均收入的１３倍。２ＯＯ４年英国有关行业工会公布的年度报告说，英国平均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１６倍。美国的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企业之间不惜重金争夺有突出才能的高级管理人员。美国生产总额超过２•５亿美元的公司首席执行官平均年薪是普通工人的２Ｏ倍左右。请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企业为什么发达？就是因为他们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比一般员工高出１Ｏ多倍嘛。　　

官方有关部门据此依样画葫芦，在２ＯＯ５年出台了一项政策规定，国企管理者年薪可以达到本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的１４倍。但这一规定实施以来，遭到人们的广泛质疑和反对。问题在于国情不同，而不是差距悬殊。例如据有关资料披露，从１９９Ｏ年到２ＯＯＯ年，美国企业总裁的工资增长幅度高达５７１%，而普通工人工资的增长水平只有３７%。如此悬殊的不同增长比例，在美国可以被大多数人认可，因为可能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中国国企上下之间收入差距，即使都补足了１Ｏ多倍，也比美国小多了，为什么竟然引起如此众多质疑声呢？主要原因在于中外企业管理层的领导水平差异上。如果你有本事使本企业职工稳定地得到较高薪酬，生活宽裕，他们就可能认同那么大的差距，外国公司总裁一般都能做到，中国同僚们有这个能力吗？这些年来，国企老总们的工资大幅攀升与企业员工大量下岗同时进行。一方有钱买房买车，花天酒地，另一方却困扰于日常开支的捉襟见肘。在这种明显对比的情况下，人们的心理会平衡吗？必然产生负效应，更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大众的非议声产生于客观现实中畸情的强烈反差，而不是因为传统观念意识的影晌使然。　　

橘生淮南，移植淮北则为枳。对于我们来说，是否有利于提高企业效益，进而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是评价此项分配机制改革的唯一标准。为什么说如此改革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因为它挫伤了广大劳动群众的主观能动自主创新积极性。而不依靠群众，国企改革必然失败。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经理人的高薪，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更有资本权威为其撑腰，业内职工当然不会说三道四地表示不满；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高管则不同，他是上级部门官僚的委派安排，其人是否人有所值，就很值得怀疑，大多数情况下，难以服众。有报道说，有的国有企业连年亏损，董事长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年薪却能照拿不误。私有企业会出现这种怪事吗？从管理角度上看，“一马半分肥”的改革，其思路是以上驭下，恢复实现“严格管理”。　　

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者可能至今还不明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严格管理层次已经不再能适应、更遑论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了，同时，也难以保持企业的较高效益。以纺织工业为例，在计划经济时代，这个行业各厂长期一向盈利，几乎没有一家亏损。后来失去计划控制了，到处新建纺织厂，致使产能严重过剩，价格恶性竞争，全行业便一度空前地转盈为亏。还有前文例举的产品落后于市场需要的前武汉无线电厂之类同病相怜工厂，企业管理再严格也没有用，还是避免不了破产的命运。今后，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产业档次结构。而欲达到此一目的，以上驭下式的“严格管理”正好背道而驰。此话怎讲？以武汉印染厂为例，在文革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其企业管理就是这一层次，因为有老本可吃，业绩曾经非常不错，后来失去计划保护，问题便接二连三地袭来，终于招架不住，因为除厂长一人急得跳脚之外，其他职工都袖手旁观，这位光杆司令严格管理得过来吗？　　

国有企业必须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之长，实行“人文管理”，相应地要求我们放弃精英路线，改走群众路线。而走群众路线的前提条件，则在于分配政策上维护群众的利益。因而，我主张以“二马分肥”，即利润由资产所有者——国家和企业主人翁(我认为改称企业代理人更为准确)——职工一分为二，职工中再另行分配，取代利益分配只偏重于企业高管的“一马半分肥”。详情下节文中补叙。本节只阐述一下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的思想观念和认识问题。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相对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最大的优越性是革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因而可以更多的的物质手段调动最广大的职工群众的工作与劳动积极性，最广泛、最充分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用。也就是说，这种作用的发挥程度，同他们在企业的利益分配份额基本上成正比。这是世界工业史上，用之于古今中外而皆准的一条客观规律。这条规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就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长久之计，整体而言，皆是如此。但是，社会主义这一优越性是潜在的，还需通过正确的政策才能实现，否则就是抽象的理论上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及，又像是深藏于地下、未露出世上的宝物，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我在前文中说过，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两者是一对须臾不可分离的形影关系，群众路线是打开成功之门的一把钥匙。回顾国有企业改革失败的教训，不正是分裂了这种关系，丢弃了这把钥匙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更重要的是维护群众的权益与利益，才能充分发挥群众自主创新精神。达到此一目的手段因时而异。例如在建国初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可以寄希望于政治思想工作，但在今天市场经济时代，则必须使用物质刺激才能奏效。企业高管也是职工群体中的一部分，他们的利益当然也需要维护，但以不忽视和损害企业大多数职工利益为原则。“二马分肥”和“一马半分肥”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产生于群众路线的基础上，后者则是精英路线思维下的产物。　　

二、一个国家富强的根本保障，或者说是主要依靠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非常浅显，有点政治经济知识的人应当都能回答，但我认为，政策制定者未必搞明白了，因为他们制定的政策过去和现在，可以说没有一项是与解决这个问题相适应和为之服务的，甚至背道而驰。主要表现就在于对待国有企业改革和职工群众的权益与利益的政策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产业档次结构，提倡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等等，目的都是为了民富国强。前文已作分析，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保障和主要依靠，只能是大力发展国有企业的高科技产业。　　

但是，我们的社会经济是在朝着这个目标方向前进的吗？产业发展轻本重末。例如，许多城市的GDP增长，不是主要依靠高科技产业，而是房地产业支撑。前文提到的上海在２ＯＯ５年１季度，银行贷款竟然９成投向了房地产业，可见一斑。在２ＯＯ７年公布的《福布斯富豪榜》上，大多是地产商。在一个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近１•２万元人民币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年仅２６岁的女青年杨惠妍，个人净资产高达１６Ｏ亿美元，成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这些房地产商是如何暴富的？其中不乏官商勾结的因素，据统计报道，自十六大以来，中央累计查处严重腐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１６位，有１０位是被不法地产商拉下水。他(她)们玩弄各种投机伎俩，如屯房封盘，肆意抬价等，以强大的既得利益得意洋洋的姿态同弱势的购房者博弈。，总之，暴富取之无道。但是，我们也得承认，其财富基本上还是合法经营所得，这就要归“功”于政策的放纵了。又讯，“据新华社电，波士顿咨询公司(２ＯＯ７年１Ｏ月)３Ｏ日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已从２ＯＯ１年的１２•４万上升到２ＯＯ６年底的３１万，跃居全球第五，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和德国。”乍一看，十分喜人，中国先富起来的人迅速增加。再看下去，就让人瞠目结舌了：“报告援引BCG财富管理市场规模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说，这些‘新贵家庭’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４１•４％左右的财富。”极少数人拥有全国４成以上的财富！执政诸公，你们想走出这一自己政策造成的尴尬而危险的境地吗？　　

现行政策导向作用下，投机发财远比劳动致富容易千百倍，人们向往的最大的社会价值观也可想而知了。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主要应当依靠高科技实业的发展。可是现在，主要实业从业人员在分配上，各方面反而遭到歧视，例如，１９８Ｏ年代改革初期，有“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一说，进入２１世纪，变成同是退休人员，“企业总工程师不如事业单位勤杂工”了。社会分配政策根据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需要，必须发生根本性大变化。首先，要改变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年学子的择业观，不能视国有企业为畏途，相反，因势利导，趋之若鹜，应当成其职业首选。这就要求在分配政策上，对国企职工“放水养鱼”，实行“二马分肥”。　　

三、国有企业的振兴，必须依靠全体职工的共同努力，自不待言。至于他们是否努力，则同其在企业中的权益和利益的感觉满意度关系密切，前文已经例证，不再赘述。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逐步造就一支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这是促进内需消费增长的经济需要，也是保持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那么，谁应是这个阶级的主体部分呢？这取决于客观上的两大要求：一是数量上的要求，人少不行，越多越好。不言而喻，毫无疑问，劳动阶层人数是最多的。中国农村人多地少，靠那几亩自家薄田当然难以致富，今后，大多数农民的现实出路是到内外资私有企业打工。但是，在私企工作的绝大多数劳动者，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可能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其中道理还用说吗？国有企业职工现在虽然不是，但有潜在可能实现；二是质量上的要求。怎样才能促使中产阶级队伍人数越来越多，不是欲扩充而无力呢？那就要看现社会这个队伍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些什么人了，能否代表我们社会先进生产力，并且起到模范带动作用。例如，现在房地产商最起码也算是中产阶级一分子，但他们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吗？社会上多一个取财无道者，便会使其他更多人受穷，阻碍与延迟进入这个队伍。举一反三，今天中国中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中，能够代表先进生产力者，比例太小，肯定是少数派，远远不足以满足经济和政治需要。又如公务员，如果要使这一阶层群体成为中产阶级也很容易，因为现在国库财源充裕，只要继续像以前那样，分配政策加大力度为之倾斜就行了，很快就能如愿以偿。但他们能起模范带动作用吗？公务员提高薪酬，使之早日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件大好事。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似乎应当建立在与广大劳动群众工资同步提高的基础上，不然，单兵独进，恐怕难以为继。　　

中国整个中产阶级队伍快速健康地壮大，有赖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高效益运行；经济的高效益运行，则只能主要依靠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又必须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职工群众的主观能动积极性；发挥国企职工的积极性，就需要优惠的分配政策加以调动；优惠政策的具体措施，便即是实行国家和劳动者兼顾两利的“二马分肥”。

(十四)如何因势利导强化班组建设　　

前文提到，本厂职工以前满意度较高的分配模式，是建国初期私营时代国家、资方和劳方的“三马分肥”。当时，在这一分配模式的积极影响下，职工产生与保持了高昂的工作情绪和创新精神，动脑筋，想办法，搞成了效率提高一倍的主要机台丝光机的技术革新，也实现了满负荷工作法。而且，在延后效应下，还是湖北省数以千计的国有企业中，曾经长达３Ｏ年内，本厂资产利润率鹤立鸡群，一枝独艳的根由。国有企业免除了资产阶级剥削，少了最大的“一肥”，我们今后有条件实行“二马分肥”，即企业利润由国家和职工分享。对于企业劳动者来说，显然，二一添作五比三一三十一，他们能够从新分配模式中得到更多的经济实惠，相应地，也可能发挥更大的干劲。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但它是潜在的，如果不实行对劳动者分配倾斜的“二马分肥”政策，依旧像以前那样竭泽而渔地“独食”，这个优越性就发挥不出来，甚至相反。　　

毛泽东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促使国有企业发生从衰转盛的变化，仅有外因条件，即优惠的分配政策还不行，主要得依靠内因根据，即提高国有企业体制的质量。那么，怎样提高国企的素质呢？我认为，必须实行引进竞争机制的多方面改革。　　

本章第一节文中例举的“天下第一村”——江苏省无锡县华西村成功的先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变通效仿。人是决定性因素。华西村之所以企业集团办得兴旺发达，村民共同富裕，是因为一，有一位高素质的带头领导人——吴仁宝；二，另有一个久经艰苦考验，同心协力的坚强群体，两者缺一不可，特别是后者。但是，这样的成功典型，尽管官方大力推介，取经学习络绎不绝，在中国至今仍然凤毛麟角，极其稀少。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的产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在集体经济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的今天中国农村，“克隆”复制这样的典型，也是不可能的。幸好，中国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没有被当作“冰棍”化掉，在此基础上，还有客观条件创造无数个像华西村那样的企业集团及其富裕群体。我们要使偶然性变为必然性。　　

现在，国有企业中，也有少数搞得比较好的，可以说他们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没有规律可寻，不能依样复制。若是必然性则不同，只要你认真照方服药，至少十之八九能够振兴成功。华西村人的智商不会特别的高，这些农民创业的时候，平均文化水平可能还比较低。他们能够做到的事，其他中国人，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众为什么反而做不到？全民所有制企业与华西村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华西村有上述两个优点、即有一个得到群众拥护的好的领导人，和一个同心协力，艰苦奋斗的先进集体，一般地说，国有企业难以现实地同时拥有，但决非不可能有此两点。国企内并不缺乏像吴仁宝式的优秀人物，但缺乏使这种人物脱颖而出的选拔机制；也不缺乏欲望和意图结成像华西村那样富裕团体的人群，但缺乏将他们联结起来的利益纽带。我们如果进一步探究，还可以发现，根源在于国有企业缺乏集体企业华西村那样的民主机制。国企上面有“婆婆”管着，自主权其实并未落实，因为从企业高管的选拔到内部利益的分配，还是像政企不分时那样，由“婆婆”说了算。这关健的一点不改善，就学不来华西村的真经，国有企业振兴从何谈起？　　

其实，国有企业可以比集体企业拥有更大的优越性，这就是能够更大范围，更方便地引进竞争机制。有无竞争，这是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的最大差异，也是搞活国民经济与企业经营的根本手段。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国有企业内部机制，存在着竞争因素吗？恐怕还没有，所以大多表现死气沉沉。不是制度不允许有，而是政策不让其有。但是，企业中每一个人，不论其职位高低、收入多少、工龄长短、年纪大小、性别男女，都要不是在一种动力、便是在一种压力下工作，形成与保持人们的这种精神状态，则有赖于竞争因素经常性地发挥作用。　　

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是振兴国有企业的两大法宝，现在就让我们来具体地运用。首先，国企改革的思路要同以前相反，要走群众路线，而非精英路线，从加强班组建设开始，由下往上，再解决领导斑子问题，因为造就健康的工厂“细胞”，是企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　　

国有企业改革失败和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其中之一是，我们应当而且必须依靠的对象——企业劳动群众，其实并不可靠。他们在面临私有化改制，自己的身份地位将从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转变为国内外资产阶级雇佣的劳动者时，竟然表现麻木，听天由命。这就暴露出两个问题：一，他们早已不觉得自己是“企业主人翁”了，名不副实，不要也罢；二，更重要的是，以前长期实行的低工资政策，使他们感到私有化改制不见得会损害自己的经济利益，工资甚至可能反而有所提高，因此无动于衷，国企被人卖也好，送也好，抢也好，由它去吧。这群处于一盘散沙状态的乌合之众，有资格和能力成为领导阶级与企业主人翁吗？完全没有！鲁迅深知国民的劣根性，集中刻划在阿Ｑ身上，痛心地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老夫也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斗胆直言，在这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亿万劳动群众若要避免成为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下的悲剧式人物，必须联合起来，自己救自己，为创造幸福生活而共同奋斗，起点就在你的周围和脚下。　　

企业中劳动者不都是有组织的吗？形式上表现而已，实则同床异梦，各人打自己的小算盘，人们既没有意愿，也缺少能力去影响和左右企业的前途方向。以我所在班组，即前武汉印染厂机修车间制水小组为例，在它多年荣获本厂“先进小组”称号期间，前文例举的“大水小用”之类严重的浪费现象，全组工人长期熟视无睹，没有一人过问。也就是说，谁都不关心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以小喻大，见微知著。一家曾经名闻遐迩的明星企业的职工心态尚且如此，其它厂家情况更是等而下之，不用说了。每家国企的职工群众平时的工作表现大多不如人意，关健时刻遇到私有化改制也麻木不仁，就不足为奇了。　　

职工群众欲成为党和国家可信赖的依靠对象和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坚强力量，就要实行班组组成机制的改革，使之结成利益共同体，没有这种共同体，许多好事就办不成。前文提到我在工作中的一次未成功的经历，具有广泛的典型代表意义，也可以说明其必要性。我根据多年生产实践经验，发现本小组内大有节约潜力可挖，只要采取加强管理和技术革新的综合措施，原材料消耗有可能减少一半。酝酿已经成熟，但却胎死腹中，因为小组内人心不齐，难以启动。其他同事反对的原因，就是对厂领导安排的分配不满，但是厂领导也有顾虑，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因人而异奖优罚劣，实际操作很难具体掌握，很容易引发人事纠纷和矛盾，不利于安定团结，情况已如前文所述。　　

正如我在前言中所说，一般国有企业为什么经济效益低下？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客观存在的巨大潜力缺乏一种有效的手段挖掘出来。某些精英学者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其制度，那是胡扯，完全不了解企业生产实践活动中发生的情况，束手无策应对的托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要求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如果在分配中真正实行了这一原则，企业中的潜力便可能挖掘出来。但是，我们却逆制度分配原则的要求而行，反归咎于制度，真是岂有此理？！　　

我从那时起就开始思索人心不齐的原因及其解决的方法。我联想到，如像一支军队在战争中如果经常打败仗，最大的原因，很可能是其基层组织兵员的素质欠佳，不如人意。仍以我所在小组为例，人员来自社会各方，进厂前彼此互不相识，各人的志向、性格、爱好、学识和能力往往差异很大，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共同的目标是做工吃饭。难道我们工人的目标就是如此庸俗的么？现在是，以前曾经不是。我在青少年时代，耳闻目睹，为社会主义事业理想而奋斗的工人形象和事迹并不鲜见。那时，马恒昌小组和赵梦桃小组式的基层工人班组，在每一家国有企业都有，或多或少而已。后来，由于长期一系列政策失误，其中最重要的是按劳分配原则制度遭到政策上左的压抑和右的扭曲，从而使劳动群众现在的思想状况已经不能与以前同日而语了，对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工作不过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己。假使他们还有一点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话，怎么可能听任自己所在的国有企业一卖了之？　　

中国国有企业欲屹立于世界发达国家强手之林，最终还是必须依靠具有高度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劳动群众的支撑与保卫。但这种思想觉悟，不能再像建国初期那样，以政治教育为主要手段来培养，那将是对牛弹琴，在今天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不会有效，而要改用经济上的因势利导方法。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加强企业基层单位班组建设，势在必行。　　

搞好班组建设，这大概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记得有关报刊好像曾经不止一次地组织过讨论，后来都是无果而终。那些先进小组介绍的成功经验缺乏科学规律性，因为各组情况千差万别，无法依样复制，推广不开。也可见这个问题似乎很小，其实解决起来还非常复杂呢，涉及到许多方面。现在就让我来试一试，设计一个可以“克隆”推行的模式，从而使国有企业中千百万个班组，都成为高素质劳动者组成的优秀集体。　　

就像先有蛋后有鸡，先有实践后有理论一样，先有先进分子，后有先进小组。又像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一样，物质是第一位的，精神是第二位的，物质决定精神；但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可能反作用于物质。先进分子组成先进小组，在先进小组集体作用下，先进分子的素质又能更上一层楼。人们对这种抽象的表述可能不太明白，那就让我一步一步、一层一层地具体解释。　　

首先，我们对“先进分子”含义，需要重新认识。共产党员理论上应当是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但实践上不一定是。例如本厂党员可谓多矣，平时都很听从上级领导的话，被认为是“听党的话”。但在关健时刻的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实在值得深思，前文例举文革初期，厂领导权被一个品行恶劣的劳改释放后进厂不久的临时工篡夺，全厂党员竟然都作壁上观，没有一人出头反对和阻止；国企改革之后，厂里乱象丛生，也主要是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捣鬼。又有哪一个人在其中起了模范先进作用了呢？我敢说一个都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的工人先进分子，必须是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工作表现优秀者，是在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中起到积极作用者，是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国家资产的坚强有力保卫者！这种先进分子的评定，不能再像传统作法那样，以是否驯服听话为标准，上级领导说了算，而要通过民主程序，由有关人员相互选择认可。　　

国有企业基层中班组人员良莠不齐，乃是普遍现象，这缘于招聘机制问题。例如，中年以上工人大多数是以前计划经济时代由官方劳动部门代招，被招之人素质高低，因为与代招单位没有利害关系，所以大多把关不严，因而混进了不少低素质者，这就为之后国有企业埋下了一大隐患。即以武汉印染厂为例，据我长期观察，相当多一部分工人的工作表现，实在很不如人意，有的甚至是“负数”，班组长为了防止其给生产添乱，还得重点“关照”。后来，许多国企又主动地给自己揽上了一个解决本厂职工子女就业的新任务，大搞“近亲繁殖”，劳动力组成更趋低劣化。近一、二十年来，经济社会上发生了这么一个现象：许多历史悠久、闻名遐迩的老字号工商企业，金字招牌纷纷倒下。究其原因就在于它们的分配机制和招聘机制早已不再有优势了，隐患累积，终于爆发。那些名企在私营时代之所以长盛不衰，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其经营效益较好，相应地，工资福利待遇也比他人要好，“饭碗”也比较牢靠，因而便可以较为有利的条件吸引人才，择优录用，进而与企业经营形成良性循环。国有化后，这些老企业进人就不由自主了，在它上面大大小小各种有关系的人物，便可能施加权力影响“推荐”私人，企业能不接纳吗？即以本厂为例，我曾粗略地观察与调查了一下，数以十计知道是凭关系走后门进厂的男女职工中，可说没有一人称得上优秀，还有的纯粹是来吃闲饭的，更有人不好好工作，却热衷于无事生非，破坏团结，给生产带来损失。　　

国有企业招聘录用劳动力的情况已如上述，我们至今还未能采取措施予以改变。其实，这种不利于班组优化组合的情况，即使改变了老的，在新时代又发生了新的。近些年来，随着工人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相对地空前低下，一个蔑称也逐渐流传开来：“臭老大”，指的是咱们工人群体。前文谈到，有媒体调查报道，青年人中，职业志愿选择工人者极少，甚至有高级技师技术职称者也有人自称是“臭工人”，不愿子女继承父业。我在青年时代同大家一起合唱《咱们工人有力量》之时，曾经热血沸腾，现在人们还有底气高唱吗？勉为其难地一定要唱，就会被他人当作笑柄。这种现实社会情况下，国有企业班组当然就不可能优化组合，因为招人企业和被招人员两方面都缺乏条件。　　

基层劳动者的数量，现在占了工人阶级中的大部分，他们社会地位低下，自我感觉不佳，后果已经显现：因为劳动致富途径基本上此路不通，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只好自暴自弃，主观能动自主创新精神日益弱化。相反，社会上投机发财的各种门路倒是畅通无阻，而且花样越来越多。中国中产阶级，和超过这个阶级财富标准的富豪数量迅增，是一件好事吗？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这种增加现象就像是“四高三低”的经济增长方式一样，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继续，但从长远观点上看，并不具备可持续性，必然难以为继，达到人口的一定比例后，最多十分之一，便将停滞不增。这是鄙人观点，其中道理，何用赘述。中国社会在如此利益分配机制下，将永远处于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状态，前途不容乐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我们现在就应当而且必须调整与优化中国中产阶级组成的质量结构，要以有利于促进发展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劳动人群(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为主。如果不调整与优化，这个阶级中的不少人仍以各种巧取豪夺不劳而获者滥竽充数，会是怎样的后果？从微观上看，如此现象发生在国有企业，便可能导致企业破产，例如本厂；那么，宏观上呢，又将如何？让劳动者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勤劳正当致富，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这个道理比较容易理解；另有一个作用，即在他们致富条件改革的过程中，还可能影响社会风气向好的积极的方向转变，大概就少有人知道了。例如，现在社会上不少人诚信度低，行为不端；有的人还习惯干一些投机取巧损人利己之事，而无顾忌；又如应试教育，人们深知其负面作用甚大，素质教育也提倡多年，但就是转变不过来。原因何在？其根源就在于社会需求出了问题。“需”不变，“风”亦不变。也就是说，社会风气只能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不论你的思想教育工作多么广泛而深入，哪怕花了九牛二虎之力，都将对风气的变化毫无影响作用，也不论你的主观愿望多么美好，瞎子点灯白费蜡。多年的客观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今天，中国社会上充满了各种矛盾，影响着社会风气的好转和阻碍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我们需要认清、抓住和解决其中的主要矛盾，其它次要矛盾才可能迎刃而解。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正确理顺“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下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首先要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支柱——国有企业内部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除了按劳分配，还有按生产要素分配，但前者要占主导地位，而不应当像现在这样，后者占了主导地位。这个要求是由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决定的，也就是说，按劳分配所占比重越大，越有利于发展先进生产力，同时，也越可能优化社会风气，又反作用于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先进生产力。其中道理，并不难以理解。　　

前文已经谈到，调动企业基层劳动者的主观能动积极性，今天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只能是经济上的因势利导，其具体手段就是运用工资分配这个经济杠杆。企业领导人也应当都懂得这个道理，可是，正像２Ｏ多年前多次调整工资时表现的那样，重点奖优，不利于安定团结，也难掌握；“撒胡椒面”，又没激励作用，等于白加。解决这个矛盾，不妨借鉴前文例举的本厂漂炼车间“泰兴帮”的劳动组织经验，。根据我当年工作实践中的观察和亲身接触体会，这个“帮”内工人的职业操守和技术能力，及其在工作中的主观能动积极性，明显地比车间里其他工人的表现高出一筹。他们与众不同的优质工作动力就源自高于当时厂内外其他人的两、三倍工资。　　

“泰兴帮”工人的劳动组织形式属于工头制。这一劳工组织体制在中国国有企业，至少湖北省内数以千计的竞争性行业厂家中，曾经独一无二地存在于本厂。与之同时，本厂又是当年省内企业中，资产利润率长达３Ｏ年，绝无仅有地鹤立鸡群，一枝独艳。这是偶然的巧合现象吗？我不仅经过调查，而且耳闻目睹于其中，亲身接触体会，所以有发言权认为，此一独特现象决非偶然，而是必然，更重要的是，具有“可检验、可复制”的科学性。谈起工头制，有人可能联想到解放初期，１９５２年全国开展过一次民主改革运动，当时，有一批作恶多端，欺压工人的工头被镇压。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上也有些工头的行为非常恶劣。但本厂此工头非彼工头也，两者性质完全不同。　　

我现在也并非提倡工头制，而是认为和觉得，人们能够从我厂这一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并可借鉴利用，在此基础上引入民主机制和竞争机制，变通之后，创立一种以班组为单位，组成全组人员同心协力、共同拚搏奋斗的基层劳动组织。我们需要千百万个马恒昌式小组，现在借用本厂“泰兴帮”经验，改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将志同道合者串连在一起，促使这种小组成批产生，推广普及。不过，人员组成不用像“泰兴帮”那样限于地域，而是扩及全国。　　

组成这样高素质班组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要引入民主机制。我这里所谓“民主”，指的“有原则民主”。这种称谓民主不同于“有领导民主”的“死”，更异于“无政府民主”的“乱”，其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活而不乱”。它符合“政企分离”的改革原则方向，不再受上级领导者对企业的经济指令的束缚，将自行其是，但是遵守法律，特别是宪法的规定。劳动群众如有“有原则民主”作为“尚方宝剑”，反过来可以约束某些官僚在经济活动中的胡作非为。例如，许多地方不法官僚公然无视宪法中“社会主义国家公共财产神圣不容侵犯”的规定，也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道路的邓小平理论当作耳边风，劳动群众这时就能以这种性质的民主为武器，坚决反对和制止，从而起到保卫国有资产免遭流失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应当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但以前缺乏一种具体有效的手段将两者的利益联系起来。“有原则民主”可能就是这种手段。劳动群众行使这种手段的动力，则来源于直接地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从国有企业最广泛的基层班组开始联合起来，是使这种手段坚强有力的保证，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劳动者人数虽然众多，但像现在这样同床异梦，一盘散沙是无济于事的，谁都不把你当一回事。　　

有人可能指斥：这不是“拉帮结派”吗？也可以这么认为。但问题的关键是，这样的“帮派”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局面，将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可以完全保证，毫无负面消极作用，而是只有正面积极作用。我认为，这种形式和性质的劳动组织单位，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力量。　　

我认为，民主只是手段，利益才是目的。领导者自上而下给予劳动者的民主，即“有领导民主”，只有两者利益一致时，社会才不会发生矛盾冲突。当领导者为了自已的GDP政绩，视国有企业为“包袱”，实行产权私有化政策，两者利益就不一致了，必然发生矛盾冲突。除非亿万劳动者心甘情愿长期沦落为被剥削的弱势群体，怎么可能建立和谐社会？一时建立了，也难以持久，因为缺乏共同利益基础。劳动群众只能自己救自己，创造人类的幸福。为此，全中国无产者联合起来，争取实行“有原则民主”。　　

振兴国有企业及其班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引入竞争机制。社会主义领导者为什么要走回头路，将公有制国有企业强行塞回娘胎里去，实行产权私有化改革？其实，也有其不得己之苦衷，实乃措手无策情况下采取的下策，避免“冰棍”消失，饮鸩止渴之举。让我们先看一则报道内容，对照中国情况，说明其中道理：　　

“据《环球时报》１Ｏ月１９日报道，联合国日前在曼谷发布的《２ＯＯ７年世界投资报告》称，随着私募基金在全球投资人当中的力量不断增大，这类基金短线炒作的做法可能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安定。　　

“联合国的投资报告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绿地投资”，指的是从无到有的新项目投资，其大部分基金用来购买固定资产、原材料，雇佣工人，直接的结果是增加了投资接受国的生产能力。但是私募基金往往是寻找有潜力但经营不善的公司，故意压价收购，再抬高价格，弁取暴利。有的甚至并购后会解散公司，直接出售厂房和土地。私募基金低价购买一家公司后，通常的经营期不会超过５年，其短期行为给被并购企业和当地金融市场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报告举例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数年间，韩国银行陷于困境，私募基金乘虚而入，收购银行控股权，经过两三年时间，这些基金纷纷高价转手，获利退出。，美国凯雷集团以２７亿美元的价格出手，获利６倍。新桥投资集团以３２•５亿美元的价格出手，获利５•５倍。而韩国检察机关调查发现，这些私募基金或多或少都违反了相关的法规和程序，勾结银行和政府高层官员，低估了被收购企业的财政状况，最后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将这些资产拿到手，从韩国攫取巨额资金走人。”　　

中国今天正是联合国报告中指出的威胁国家安定的私募基金肆虐的重灾区，比韩国闹金融危机时损失于外人的情况何止严重百倍。在某些官僚看来，陷于困境的“有潜力但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只有让私人经营或引进外资及其“新机制”才能获救，起死回生，转衰为盛。武汉印染厂上世纪９Ｏ年代以后，曾是沦落为这类情况的企业，因为没有被国内外资本家收购，后来果然破产了。在此之前，像当时许多厂家一样，厂长像走马灯似地更换，一个比一个无能为力，其中一个前文未曾提及，无能之外，更是缺德。他老兄受命于危难之际，有一次去南方出差公干，竟然穷开心，发生了“妓闻”，被人举报，回厂后被撤职。国有企业改革，上级官僚可能受到主流派经济学家们“理论”的影响，始终寄希望于个别精英人物扭转乾坤，而对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屑一顾。在这种逆情思维下制定的政策，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公有制产权私有化改制。　　

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现以两家企业为例。前文已述，武汉曾有两家印染厂：即武汉印染厂和武汉第二印染厂。后者上世纪８Ｏ年代开办之日起便不景气，１９９０年代之初，在上级指令下，与一位虽然两手空空，白条入股，但是年轻，风姿绰约魅力惊人的香港女人“合资”经营。据说因为引进了所谓“新机制”，一度搞活，产销两旺。免税之外，利润表面上按股份分配，实际上因为她大权独揽，在原材料采购和销售环节上做手脚，绝大部分被其攫取，公方所得无几。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汉港合资的二印“竞争”垮了依旧照章纳税的国有独资的武印。但是二印好景不长，几年减免税期限一过，“新机制”失灵了，也随之关门停产。最后，失灵的“新机制”和破产的“旧机制”同归于尽。那位港方年轻女老板走人之前，施展魅力，在本市各家国有银行如入无人之境，大举贷款，就像从自家财产中取钱一样。媒体第一次爆光，说有３•８亿元，其后可能偿还了一部分，第二次减为２•６亿元，到期久赖不还，被列入黑名单。其空手套白狼的手段并不高明，而能得逞是否像韩国当年那样，“勾结银行和政府高层官员”，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联合国上述报告中例举的美国凯雷集团在韩国获利６倍与之相比，小巫见大巫了。　　

中国的外资引进政策为此类短线炒作的私募基金，提供了理想得无以复加的优越环境条件。而且，谁都知道腐败因素在其中作祟，但至少十分之八九无人过问与追究。这种政策，联合国报告认为“可能影响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安定”，但是中国经济学术界的右派学者看法则不同，还在大力鼓吹，肥水先是流向私人田，现在开始大规模流向外人田了。　　

武汉二印一度红火之日，正值武印走下坡路之时。上级官僚这时便动员老厂向新厂学习，也搞合资。但武印的人们了解到，二印改制后，即使产销两旺，国家所得也不及同规模的本厂以前正常年份的十分之一，职工则大量减员下岗，因而抵制反对，并提出自己的方案，要求享受与合资企业平等待遇，自主经营。显而易见，这个自主方案无论是对国家，还是职工，都比合资更好。只要国家不再像过去那样，利润竭泽而渔，全数拿去，而是“二马分肥”，即仿照合资后的二印公私两方按股权平分的话，本厂职工看到了希望，必将重振旗鼓，再铸辉煌。这已为过去的经验所证明。但此方案遭到无情否决，实际原因不能摆在桌面上，因为很荒唐：肥水就是不能流进自家田。中国劳动群众生就的穷命，必须不遗余力地阻塞他们的致富之路。表面上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说什么“一股独大”的公有制国有企业制度没有生命力和前途云云。试问，武汉印染厂曾经长达３Ｏ年的高利税事实，难道是无中生有，吹出来的吗？否决的官僚就工作在本市，领导管理着本厂，若说不知情，那就无可救药了。　　

如果这一方案采纳实行了，武汉印染厂后来的情况将会怎样？我们不妨假设一下。我当时想，仅有“二马分肥”还不足以成事，本厂内部上层领导与基层班组体制，及其分配机制，也必须改革，但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制度的范畴之内，而不是偷梁换柱地改“性”。上级有关部门委派任命的厂长等领导人，不论其素质高低都靠不住，因为如前文所述，他或他们在群众中缺乏权威性，难以使人信服，听从指挥，即使有才能也施展不开。而要引进民主机制，由职工们选举产生企业高管人员，这一点后文具体补叙。基层班组体制的优化组合则要从企业分配机制改革入手。　　

国家如果像对待外资企业一样，也给予国有企业“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那么，国企就要利用这几年休养生息的时间机遇和比较宽松的经济状况，加紧大刀阔斧、脱胎换骨地改革。也可以是否改革为条件，同给予优惠政策联系起来。首先，从改革基层班组工人的工资分配机制入手。与过去旧的工资机制相比，新的分配有下列几个不同特点：一，不再论资排辈和考虑工龄长短，而以工作实绩好坏为准；二，不再“撒胡椒面”，人人有份，而是择优重点提高，分批推广；三，加大激励力度，被提高者的工资每次倍增，一次到位，而不是小幅度逐渐递加；四，大幅度拉大关键生产岗位工人与其他一般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五，最重要的一点，是以班组、而非个人为单位评定工资。具体如何实行？仍以武汉印染厂为例：　　

一、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前途，决定于其是否有适应市场需求，竞争力强，并且高产低耗的优质产品。印花布是本厂主要产品之一，印花机甲乙丙三班工人们在１９３０年代旧机器上，１９８Ｏ年代初期曾经生产出了当时先进水平，荣获国家银质奖的多种优质产品。只要他们能够继续保持这一领先于同行业的骄人成绩，就应当得到比本厂平均工资高出两倍或者三倍的薪酬。如此按排，这部分关系本厂经营大局的生产骨干工人的工作情绪就可能保持稳定，不会发生后来他们风光不再，产品质量直线下降的情况。但在印花机各班组内，两三倍工资也非人人平均，而要根据岗位责任大小，技术难易，如有的是车前档车工，有的是车后辅助工，另行分配。至于各人比例多少，由组内人员协商解决。组长民主选举产生，因为工头是否称职，关系到能否保持生产成绩，能否拿到较高工资，组员们必然郑重其事。如果工资比例协商意见不一，由组长，即工头最后决定；　　

二、有资料报道说，日韩等国引进技术和消化吸收的资金之比是１：１Ｏ，我国则倒过来：１Ｏ：１。这是宏观方面，微观方面更加可怜。例如，武汉印染厂为了开发新产品，花费巨资进口了一台高档双面印花机这一机器设备硬件，却对技术软件投入一毛不拔，等待着职工们发扬“工作不讲条件，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无私奉献，守株待兔。最后，生产不出合格品，造成严重损失，宁可让它闲置成为一堆废铁，也不知是不愿，还是不敢打破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作法。我当时想，只要再增加购买这台机器用去资金的一小部分，不用十分之一，哪怕百分之一，根据我厂工人技术实力，悬赏招标攻关，完全不在话下，便可解决正常生产问题。与市场经济国家流行的国际惯例接轨，喊了多少年，每当涉及提高劳动者经济利益，便“肠梗阻”，行不通了。这台双面印花机可能产生较大的经济效益，假使悬赏攻关成功，便可以高于平均两三倍、或者更高的工资利益诱惑，在技术工人中，自愿互选地组成强强结合的班组，以保证这台生产难度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机器正常运行。　　

三、同一企业，各班组中工人忙闲苦乐不均，责任轻重大小不等，但往往都是吃的“大锅饭”，工资基本上平均。这种情况既不符合“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也不利于推动后进赶先进，相反，倒容易促使先进变后进。前文例举的武汉印染厂的“满负荷工作法”，随着本厂工人中“高薪阶层”逐渐退休，也相应地消失，便是一个证明。根据我几十年的观察、体会与了解，建国后至少大多数国有企业工人群众的职业操守及其争先进的势头，可谓一代不如一代。领导者为了遏制与扭转这种劣化趋势，也使尽了手段，但不得其法。他们的手段不外乎思想教育和严格管理两种，但实践早已表明，并不有效和可靠。所以，我建议不妨学习武汉印染厂“泰兴帮”曾经长达３０年成功的先进经验，在企业中对部分劳动强度大，生产成绩好，产生效果高的重要岗位工种的工人给予厂平均工资两倍的高薪，这样做就能巩固先进成果，也使后进分子产生了追赶的动力。至于生产效率是否先进，可在国内同行业中组织评比。　　

四，缺乏技术自主创新精神，越来越成为国有企业的一个致命弱项。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某些企业高管，像前文例举的我厂那位高学历低能儿的新厂长一样，惯于吃工人群众的“白食”，除此恶习之外，也不知道企业自主权该如何正确应用，更不懂得搞市场经济必须学会“小钱换大钱”的诀窍。这些无能之辈的信条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以免麻烦，美其名曰“保持安定团结局面”。市场经济竞争中，企业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固步自封地不作为或少作为，无疑于慢性自杀。那么，怎样促使和推动企业持久不断经常性地开展自主技术创新活动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因势利导。例如，前文谈到我那条胎死腹中的建议，可能使本小组原料消耗降低一半，因为没有“想头”，大家都不热心，甚至可能反对。小组不能同心协力，就干不成。我当时曾计算了一下，这条建议实现后，只要拿出每年比前节约金额的十分之一，就足以使本小组全体组员增加一倍工资，如果厂领导与本小组约定，建议目标实现后，五年之内，大家薪酬倍增，这件好事就能办成了。我相信当时组内大多数同志都会干，个别少数人不愿干怎么办？坚决排出组外！利之所在，吸引愿干者和能干者调换补充。又如，本厂漂炼车间原有三台双头进出布丝光机，后来其中一台破旧不能使用而淘汰，买了一台新的替换。可是这台新机是单头进出布，比旧机的生产效率降低一半。整新如旧，样版就在旁边，技术上的可行性应当毫无问题吧？本厂机修车间更不乏能工巧匠，也是因为没有利益诱惑，无人想去改造复旧。我当时也曾想，花点小钱，轻而易举，那台机器很快就能一台变两台。举一反三，如此之类数不胜数“小钱换大钱”的经济上“魔术”，有何奥秘？也不难操作。　　

五，企业班组以其工资高低多少为标准，分成三个等次：先进小组、一般小组和后进小组。以前，先进小组的表证就是一纸奖状，谁都不把它当作一回事。以后就可能大不同了，因为这类班组人员的工资要比同厂其他工人高出一倍，甚至更多。从１９５Ｏ年代开始，“后进赶先进，先进更先进”的口号空喊了几十年，此后便会落实了。千百万工人中，有人不想高工资，甘愿低工资的么？恐怕一个也没有。那好，你要高工资，就得争先进。例如，本厂机修车间有些懒虫，生产车间机器出故障了，人家来三请四催，他也懒得动身。企业班组改变了分配机制，如果再是这样，他本组内的同事就不答应，因为他的工作行为不利于小组评比先进。这些懒虫将会振作精神，还可能发挥自己的技术潜能，大搞自主创新活动。如像上述新丝光机进出布由单头改双头之类诸多技术挖潜项目，也会有人主动请缨，争着去干。又如我所在的制水小组，假使建议目标革新实现后，小组同事们如愿以偿拿到高薪，每一个人便会竞竞业业、精益求精地工作，原因很简单，大家都怕倍增的工资得而复失。　　

从而，企业中每个工人，无一例外，都将在一种动力或是压力下工作。随之，班组重新组合的大变动应运而生。过去那种由上级指派，班组实际上是先进分子和后进分子混合组成的传统格局将被打破，先进班组只能是强强组合。据我多年观察研究，后进分子能否赶上先进，主要关键因素在其自身，而不是先进分子的“传帮带”。响鼓不用重捶。只有后进者感受到动力或是压力，赶先进才会事半功倍，反之，事倍功半。很自然地，强者不愿同弱者在一个组内共事，除非弱者很快也能成为强者。这时候，企业领导者就要支持强者的正当要求，因为他们的要求符合企业的整体和长久利益，在本厂主要关键生产机台岗位，实现该机组人员在自主互选基础上的强强联合。　　

在劳动组织上引进民主机制，工资分配上引进竞争机制，企业基层班组在分化和改组中，很自然地，工作动力或压力也将随之产生于每一个工人身上。其中道理，何用赘述。当然，如此变动肯定影响安定团结，但这是坏事吗？在这种大变动中，还将产生两种需求：一是对人的诚信素质的需求。可以想像得到，强强联合能拿高薪的先进班组，狡诈耍滑之徒，损人利己之辈，学历再高也不会被选入内，一时入内，也难站稳脚跟；二是对人的技术能力的需求。这将促使人们经常性地学习文化科技知识，不断提高自己的真才实学水平，以免遭到淘汰。一旦这两种需求逐渐发展成为社会上人们致富的主渠道，将从根本上动摇应试教育的基础。　　

大家都知道这一数学定理：分母越小，分子得数越大。因为企业工资是有总定额的，所以冗员越多，每人平均工资所得越少。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必将关心和要求提高效率。那些工作吊儿郎当，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领导对其无可奈何，以及其他吃闲饭的人，也不会听之任之了。本厂图案设计室有３６人，其中大多是“南郭先生”，至少可以裁减三分之二。生产环节是中国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关键，提倡什么“哑铃型”企业组织，对大多数国企并不适用。　　

一家企业除了奖优，还必须有一种切实可行的汰劣机制经常性地运作，否则，可能几粒老鼠屎，搅坏一锅粥。但是汰劣机制，犹如烫手的山芋，国有企业领导者往往不敢触动，以为无关大局，实则不然。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就不要去管。矛盾下交，让基层工人民主互选组织班组，少数素质低下者没人要而下岗，不是自动发挥这种机制作用了吗？　　

工作就像打仗。革命战争年代，从红军到人民解放军，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战绩辉煌，主要关键就在于他是由千百万特别能战斗的战土所组成。国有企业也一样，若要立于不败之地，拥有广大的高素质基层职工队伍是一个必备的不容忽视的条件。万千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的马恒昌式小组怎样培养出来？在今天的社会条件下，不能像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强调政治激励老办法了，因其效果越来越小。而要因势利导，利用经济手段，如上文具体所述，应用民主机制与竞争机制促优汰劣和吐故纳新，从而组成一个个相互团结，同心协力的高素质人员结合的班组。这些企业基层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在争取提高工资收入，过上较好质量生活的心理推动下，因为利益相关，就会互相帮助，互相促进，互相监督，必将在工作中精益求精，并且不断地勇攀高峰。“细胞”活了，也就为国有企业的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