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中国出路在那里？

作者：伯骥
未来的中国出路在那里？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问题，但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首先得清楚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是不是一条光明大道，且我们需要预见到正在走的道路未来结果。很多朋友看到这里，会认为我是一个左派，也可能认为我谈过的外交政策上有右派色彩。其实这些都可以把他归结于以下几点，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中国人近代史里遭遇到痛苦所遗留下来的印痕，我把自己归纳为爱国主义左派。心中不希望我们国家在外交上软弱，不希望在近代中国被割让一块块土地后，到现在还需要继续割让下去，连出让一寸我都非常不乐意，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什么样的理由。而作为一个还有良知的人，人性在呼唤我留意到周围的痛苦，致使我尽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应该帮助的人，甚至去探索解决的方法，围绕这一切，只抱着一个真理，那就是人类的公理。
没有公理的事情，需要大声反对，有公理的事情，就需要理直气壮地讲出来，美国欺压中国需不需讲？日本右翼对中国有领土野心，需不需讲？官僚特权阶级残酷剥削老百姓，需不需讲？只要有公理就当大声地讲出来。讲出来后如何解决，那就是我在上面挖根的原因。我个人的社会实践，认识到官僚特权统治下的国家，必定是一个对内残暴，对外妥协的政权，这是相互相承的连接，也被很多经典学说所证明。也许我写了那么多，摆了那么多的事实，如果到现在都没有能够让朋友们理解到其中的连接，那我只能在此道歉，但我还是希望朋友们不要心存侥幸。
经济上，最近的《北京商报》有过这样一段描述，“国家统计局与国务院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领导小组委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进行的课题研究报告。该研究结果显示，FDI的增加并没有明显促进中国企业缩小与国际先进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研究还揭示出FDI企业比中国内资企业更赚钱的秘密：FDI企业相对低的工资率和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近十年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导致了FDI企业较内资企业更低的相对工资水平，且享受了明显过低的实际增值税率。即中国最为宝贵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以及中国政府以高昂的额外税收成本为代价而支持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主要让FDI企业享受了。技术没换来，市场却让出去了。研究强调，以市场换技术十年后，利用我国提供的各项优惠政策，FDI企业现已成为我国与世界市场联系的主要纽带。根据研究结果，FDI企业的出口率在36%(港澳台资)与42%(外资企业)之间，其出口产品已占到中国制造业总出口的64%。”我们现在知道，技术没换到，国内市场被占领，且还被遏制住了我国的技术发展。最后我们能够想像，中国这个进出口主要纽带一旦被受制后的后果吗？
资源上，“目前我国是一个能源净进口国，以进口石油和天然气，出口煤炭为主，2005年我国能源净进口(16945万吨标准煤)占能源消费(223319万吨标准煤)的比重约为7.6%，2001年只有1.8%，近年来我国。我国能源净进口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2005年我国石油进口量约占世界石油贸易量的6.8%，2006年我国石油消费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已经达到47.3%。2006年从9个国家合计进口石油13018万吨，占当年我国石油总进口量的71.7%。”我们能够想像中国这个能源净进口国，廉价工厂，资源受堵之后的后果吗？
教育上，“中国教育部高级官员透露，虽然中国致力扫盲工作，但是在2000-2005年期间，中国的文盲人数仍然增加了3千万。截至2005年底，中国文盲总人数达到1.16亿人，占世界文盲总数的11.3%，仅次于印度。印度的文盲人数占世界总数的15.01%。”中国文盲人数5年增加3000万，我们知道自己这个所谓的聪明的民族追上印度的文盲比例，只不过时间问题而已。
粮食问题，中国统计学会农村分会 2005年4月6称，“2004年我国粮食进口快速增长，出口大幅下降，粮食贸易由净出口转为净进口。全年进口粮食2998万吨，出口586万吨，净进口2412万吨，净进口粮食约占年度粮食消费量的4.9%。”我们多数人对朝鲜闹粮荒比较熟悉，他们的粮食缺口今年是100万吨，中国是多少呢？5000万吨。唯一的区别是，我国能进口，朝鲜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裁，进口受堵。如果我国同样被制裁，后果我们自己就可以想像。
社保方面，《第一财经日报》2006年7月31日报道，“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养老金支付能力提出了挑战。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经达到8000亿元，而且这种空账还将以每年1000亿元的规模增加。”我们交纳的社保费用去了那里？巨额养老金被挪用、贪污。文章描述道，“统计显示：仅1986年至1997年间，由于缺乏监管，全国有上百亿元社会保险基金被违规挪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8000亿元的养老金“空账”有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管理不善而被一些腐败分子贪污、挪用、挥霍的。而这最终以“空账”的形式落到公众头上。”
中国的社会状态，华润集团总裁宁高宁在2004年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我们搞改革开放，吸引外资不是错误的，但是你就会看到二十年以后，中国人全给外国人打工了。这里面有个很大问题——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发言时就说——自从1995年，联合国把GNP改成GDP以后，就把全世界的第三世界国家全“骗”了，算GNP的话，美欧会高出非常多，因为它有全球利益。我国三资企业生产总值现在已经占了GDP的30%、40%以上，而且升得非常厉害。你去广东的一些城市，比如东莞，你会看到这个城市非常畸形，它现在的GDP是全中国县级市里最高的，一个小县城里有十五个五星级酒店，有二百多万人打工。但是这个城市没有它健康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全是打工仔，不买房子、不安家不生孩子、拿到钱就寄回湖南四川了，整个城市乱七八糟，只有工厂和酒店很好。现在说起这个问题不会有人接受。第一有人说你是民族主义，太狭隘。第二我们现在的评价体系是GDP，哪个地方GDP一上去官员就升官。”
一名著名学者引用过这么一段数据，“《南风窗》2004年的调查显示，超过50% 的农村中小学基本运行经费难以保证，超过40%的小学使用危房，40%的小学缺少课桌板凳，接近40%的农村小学交不起电费，有电也不敢开灯。西部地区有的农村教师一个月工资只有40元，甚至个别女教师被迫在课余时间偷偷卖淫为生。据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的联合调查，2004年中国基尼系数为 0.53左右。另据国家统计局城乡住户抽样调查，城乡平均贫富差距已从1978年的2.7倍扩大至2003年的7.4倍，25年中扩大了4.7倍。在经济持续多年高速增长下，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和贫困的惊人增长，根源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国内制度因素了，而是国际垄断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殖民化的结果。社会死亡率不断上升，每10万人死亡数由1979年的4．4人增加至10．6人，以年均3．5的速度递增； 2003年卫生部公布的传染病发病率比上年上升6.7%，死亡率上升了37%。中国人从原来不知道防盗门窗为何物，到现在防盗窗已安装到了楼房的七层以上；由于流氓遍地防不胜防，全国企业早已不再安排女工上下夜班；有毒食品已经100%的覆盖了全部行业，每天人们咽进肚子里的食物究竟是什么，只有天知晓；性早熟现象已经蔓延到了学龄前儿童，未来的身体和寿命可想而知；约2000万少女被迫卖淫，创造的收入占GDP总量的6%，相当于1万多亿人民币，这种肉体积累是世界历史上除日本之外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的平均身高比日本人低了2．5公分，由以前低头看日本人到现在抬头看日本人，小日本真的成了“大日本”；《参考消息》报道，中国每亿元GDP工伤死亡1人，2003年死亡达13.6万人，以此推算，今年工伤死亡人数将达到20万，“是名副其实的带血GDP”，其实这个死亡数字不过是冰山一角，能够统计到的死亡数字，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死人较多的特大事故，私企和外企平常死个把人根本到不了统计部门，而私企和外企用工数量远远超过国有企业，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每年死亡人数至少相当于一场南京大屠杀。中国工资占GDP比重却是世界倒数第一，教育投入比重世界倒数第二，医疗排名世界倒数第四，工资收入不仅相对下降，甚至绝对下降，世界银行统计中国有10%的最穷人口就是收入绝对下降，老百姓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果按照收入对学费、医药费、房价和抚养后代的承受能力来计算，无论共和国历史上纵向比还是世界横向比，现在的中国老百姓都是最穷的，一则媒体报道中说，有的地方妇女卖淫价格低到了5元钱，可见百姓已经穷到了何等程度。”
任何人看到上面这组数据，问到中国需不需改变正在走道路的问题，我想答案是明显的，对大多数民众来讲，当然需要改变，除非是官僚特权阶层与获得利益了的极少数部分人，他们不想改变。有了大多数人这个基点，我们起码能够达成四点共识：
一，完全已经腐败堕落的官僚特权阶级是不是需要消灭？这个关系到人民的福祉，是建设更合理社会的基础。公正、公平、民主的社会结构，是不是首先需要消灭那个腐败堕落的官僚特权阶级？
二,可以从第一延伸到老百姓的利益需不需要得到照顾的问题，我们能够在群体性事件不断增长，老百姓没有基本福利的道路上走多远呢？
三,中国正走的外交道路是不是光明的？我们是不是能够由此道路上，重新拾起复兴中华的火炬？
四,在中国社会接近于道德崩溃边缘中，我们如何振兴起自己的文化，以保证我们的祖国能够更好地复兴，国内的老百姓能够更好地生活在，愉快、安全、和谐的社会中？
其实以上四个问题一直是我整篇写作中在思考的问题，我把它们推及到在文章开始写的那段话，“我对亨廷顿博士所提示的，权威等级、内外政治思考模式、长远利益这三个方面是否就契合现代中国状态犹为感兴趣。”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1,我们传统思维路里的权威等级观的根深蒂固，大多数人怕官，害怕那个官僚特权阶级，他们知道了原因与事实而不敢于反抗，我估计有朋友早就对我提到的“消灭”两字感到刺激。要得到公正、公平、民主的社会，首先你要有反抗，就如我在上面谈到过的那句话，“从古至今一切权益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们是用鲜血换来的，也包含着我们国家的独立与崛起。”不要迷信权威，更不要屈服在等级制度下，我们是人，是人就是应该是平等的，反抗与消灭不平等的制度与社会结构是我们天赋的义务与权力。我们在最近三十年来被灌输了一些不能再糟糕的糟粕，某些人甚至认为，我们就应该生活在官僚统治的社会中，也就是活该在特权阶级压迫下生存。那群官僚特权阶级，三十年来有意识拆除了毛泽东思想里面的一些重要内容，如“大民主”的方式方法与思想。我们需要知道，有权威等级观就不可能有自由、民主、公平的一天。
2,内外政治思考模式，完全是可以连接起来的，可以把上面四个共识中内政与外交二条与三条合并起来。我们传统思维中的，权威等级观是糟粕，但内外政治思考模式却是精华。在中国内政外交的模式，可以定调为整体结构恶性循环，由于经济是以低成本劳动力与严重依赖廉价资源支撑。那么只能在低成本劳动力中无限期地压制国内民众福利，而在依赖资源方面屈膝于对列强的合作。也就是说我们进入了死循环，国内民众基本福利不可能得到保障，普通老百姓富裕无望，财富只能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官僚特权阶级越富，靠低成本劳动力长期吸引住外资，而老百姓越穷，因为老百姓就是那些被压低成本的劳动力，大批老百姓的富裕程度不能够超越其它发展中国家，否则外资就流向更低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去，这里就是死循环。而国际地位也不可能提高，最起码不可能达到为第一强国的程度，因为经济是以廉价的能源为保障的，越需要能源就越需要依赖外部世界，特别那些有很强影响力的列强。官僚特权阶级为了把外资留在中国，那么中国就只能保持着屈从强国的意志，也不能以强硬的姿态去世界宣示，因为外资需要稳定，中国不稳定，外资就要离开。而对外资的依赖，我已经不止一次论证过，它的力量在中国占据到绝对优势，是中国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他不可能走，走了中国社会与经济立即将引起剧烈地动荡，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外资是占据到国内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没有那个国家进出口是被外资主导的，没有一个。这里又是一个恶性循环。事实证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内政反应外交是完全正确。
3, 长远利益在中国为无，已经彻底背离传统思维模式，每个人都是管眼前的，包括国家政策，资源被无度开发，吃光子孙饭，教育与思想上已经不考虑今后对子孙后代的影响，这些我已经在上面重复可许多次，还包括那个进入死循环的内政外交模式，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长远利益而陷入了死循环。
最后就是我们需要解决这一切的方式方法，在内政外交被我按照传统思维模式合并之后，总结为三个需要找到的方法。一，我们需要一个对付这个官僚特权阶级的方法。二，我们需要找到跳出死循环的方法。三，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思想道德重建的方法。
只要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方法，那么我们就将解决或者缓解中国目前或者未来需要面对的问题与承受的痛苦。
1,解决方法（一）政治分治和经济结构替换与文化多元并存
和缓地引导中国平稳走向未来是大多数中国民众所抱有的态度，虽然在我心里感觉这个希望不大，因为以发生过的多次一浪高过一浪“反腐”事例分析，制止腐败势头不但得不到任何一丝改变，且趋势还在日渐恶化，这使得我丧失了对中国有关机构是否有能力进行新陈代谢的信心。当初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大部分中国老百姓都认为是好事，认为部分人不会做得那么决绝。医疗改革之后，多数老百姓小病在扛着，大病熬着，一听进医院都会令人汗毛倒竖。国有企业改革，令无数工人去马路边摆地摊，甚至有姐妹沦落到靠卖淫生存，苦等上岗，但此一
甚至有姐妹沦落到靠卖淫生存，苦等上岗，但此一等，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自己的工厂，倒是工厂从国有变成了私有。到如今，我想多数人都会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就如我一位东北的朋友说，我们工厂改制前厂里有枪有炮的，早知道要下岗，死也不交（注：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普遍农村工厂里都有小型的军火库，后来被邓先生收缴，我认为邓先生有先知之明）。
看着这些令我心头滴血，我们人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到头来却自己工厂没有了，甚至以前较普及的城乡基础医疗机构也消失一尽，看病就如上刑场。教育费用之高令多少年轻的父母们不得不去喝菜汤度日，含辛茹苦地供子女上学。那位前领导人拍着胸部反腐，大喊道，“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地，我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甚至有好几次为人民的困苦哭晕过去，这样的一个人，好不好，让人感动不感动？他都敢为人民趟地雷阵。后来他一下来，调查显示，这位领导人身边多数人，及其他一手提拔的骨干，没有几个经济问题上是干净的。我对朋友们说，要看一个人，只能看他这么做的，不能听他这么说的，否则我们老百姓受骗上当的感觉将不会有停止的一天。不能不吸取教训，骗子骗人只能骗一次，如果第二次受害人又被骗到，那只得找自己心理上面的问题了。现在越来越差的政治信用危机从那里来？就是被骗得太多的关系，所以我对中国有关部门的信心为负数，但我却在这里不得不寄希望于有关部门。在此我很欣赏美国人民心中的一个价值观，就是“倾向于不信任某一个部门或者阶层”。
就算我不信任又如何，我现在不得不提出一些主张，目的主要还是提供给朋友们思考，并非认为具有多的的可操作性，且也认为有关部门也绝不可能这样作为。我认为，有关部门已经无法靠不断加大的反腐力度进行去腐纳新，原因在“中央权威被架空”一节中有过说明，烂的是根子，庞大的一个官僚特权阶级，盘根错节地占据着各个要害部门，拥有绝对优势的政治权力。中国的经济力量在外资，政治力量就在官僚特权阶级手中。而对于上面，我们不妨这样理解，中央里面并非是胡总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他想强力反腐，另外的常委说不定正好等着机会让他不可收拾。也就是说，很可能让胡总书记失去上下官僚特权阶级的支持，而导致他的结局将会与历史上任何清官发生的政治悲剧一样，政治这个东西相当复杂。就以一个事例来说，以前中央的指导性文件中，或者报告中，开头总加着那么一句话，“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我们现在可以注意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不见了。有一位老同志告诉我说，为这句话经过了激烈的斗争。胡总书记说要提，但某一个常委拉拢了一帮子人反对，吵闹了一阵时间，最后胡总书记还是妥协了，现在我们也就听不到前面这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留下，“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所以现在中国靠出来一个“明君”，那也已经靠不住，因为权力并不是在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手里，起码还有九个常委在，还有一大帮子大大小小阳奉阴违的官僚特权分子，他们的势力庞大到足够“明君”的文件下来就如卫生纸，只值擦屁股用。
一个残酷的事实，现在所谓的“反腐”力度加强可说是毫无作用。要我说，“反腐”喊的声音越来越大，却越反越腐败。政策操作上，越来越没有原则，前不久就有人大代表提出“经济犯罪不适用死刑”，我估计通过的机率很高。对于反腐败力度问题，起码我完全不抱希望，如果有人还抱有这个希望，那么我恭喜你，你会继续被骗下去，你会无数次听到有人喊，“不管前面是万丈深渊，还是地雷阵地，我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个上海的陈良宇先生也喊的。也有不少官员一分钟前在台上声嘶力竭地狂喊，一分钟后就被带出去双规。还有那个，动不动就把人双规的纪委书记，具体在那里我忘记了，凤凰宽频在放这个纪录片，双规书记把既非官员也非党员的普通群众，也带走双规。
越反越腐的事实，是中国有关部门的表现，所以我把反腐力度加强当一种空气。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寻找另外更好的办法，就此我提出一个方案可以共同思考一下。就是政治分治，促使党内左右派分裂，这里不是说右派都是官僚特权分子，或者左派都是贪污犯，我们可以由意识形态进行划分。右派如果以“共产党”管理，实行资本主义经济法则，那么可以在一些已经全面市场经济化的地区，担任在市场经济搞得比较好的地区领导职务。左派如果以毛泽东思想中，“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条为标准之一，那么就应该把他们发配到最穷苦的地区去担任职务，你还必须要做到比群众生活差，这里都是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区别，右派重视经济，左派注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以此政治划分，那么就可以达到清洁作用。让左派同志自己提出来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让右派同志到市场经济红火的地区去一展身手。当然也许我这个提议过份理想化，但总体来看，可以把官僚特权阶层与无意呆在官僚特权阶层中“共产党员”区分出来，毕竟到现在“共产党员”内部意识形态区别已经相当地大，如果到现在这种官僚特权阶级一统天下的情景下，还有人抱着，“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精神，那的确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信徒，他是应该被发配到穷困地区去，谁叫他有福不会享，自己想吃苦不说，还想让群众也一起苦，去贫困地区是合适的。
我们不能说有关部门内现在没有左派，那当然有还是有，不过数量偏少一点，也不能说右派里面个个就是官僚特权分子，他们只不过更注重经济效益。右派为经济效益自有自己的做法，反腐败也有一套自己的准则，比如加强法治与加强反腐败力度。左派也有自己的一套的经济理论，比如公有制，反腐败也有自己的心得，象延安整风时期，你是四菜一汤，多一个菜汤，立即把你桌子给抬翻，人滚到小房间去反省，每天写检查。这样政治分治并非不可以，右派同志到地方担任干部主要考核经济素养，左派同志到地方担任干部主要考核政治素养。这样就解决了同在一锅汤里分不清楚你我的问题，我看双方面对面看着也难受。且贪污腐败这个东西具有传染性，一个人贪污会传染给第二个第三个，当一个地方一半贪官时候，清官是相当地难当，很容易被打击报复，且还办不好事情。一是因为没有贪官门路广，如此政绩也不会好。二是贪官会把你本来能搞好的事情故意搞砸掉。到最后，清官也不得不变成贪官。
所以把意识形态区别那么大的一群人搞在一起是非常地不合适，还是分治合适，最起码难以传染腐败这个病毒，最不济也能传染得很缓慢。这样对贪官猖獗的地区也有遏制作用，如果有关部门真的想大力反腐败，到时候直接调比较清廉地区的干部担任调查官员，那群穷鬼反正软硬不吃，甘心受苦的他们也不容易被收买。在政治上分治我看是很合适现在中国的。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搞一个个经济特区。同样，现在反过来搞这样的政治特区并非没有基础与经验。
在经济方面，如果政治特区建立，那么在特区中会出现扶助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的趋势，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公有制是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特征，其中会出现全民或者集体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这里就不用谈他们了，这样的发展不会有死循环的经济模式，在贫困地区外资目前还占据不到主流，当然资源也会被合理开采，就是不合理开采，也可能他的工业规模消耗不了很高的资源，所以这里就不用谈他。
需要谈的就是其它地区，或者政治特区没有建立的情况下，那么全国应该以怎样的方法摆脱死循环的问题，我提出一个“经济结构替换”的方案提供朋友们参考。首先，我认为需要扶植民族企业，让民族企业占据到主流，美国的经济就是根植在他们的民族企业为主体上，我们必须要把依赖外资给扭转过来，能做的首先把民族企业的税收负担与外资企业拉平，没有公平就不好竞争，也竞争不过外资，那么民族企业也就扶不起来。如此，可以缓慢地给外资提税，给民族企业降税，当然还是在低成本的合理范围里面，否则外资有可能急剧地撤退到更低成本的国家，现在世界转移资本是很快的。几年前东南亚几个国家还是外资投资的宝地，不过一个经济危机，二三年里面就逃得所剩无几，如果在这二三年里面没有足够的空白填补，那失业百分比将高得难以想像，社会动乱不可避免。避免这样的结果，必须要计算好替补的合理范围，缓慢地让民族企业增长，把外资挤出去，逐步替代。廉价的资源如何替代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也不具备“独立自主”的可能性，唯一的办法就是努力建设节能型社会。民族企业能够取代外资，这个容易，只要缓慢地拉近公平就可以了，但取代了外资的那些民族企业也需要消耗能源，这个是死结，只有节能型社会可以缓解。
在我看来，国有与集体经济很重要，是独立自主的保障，因为笔者曾经经历过一些事情。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西方各国制裁，很多的产品无法对外出口，大量的衣服，还有鱼类、肉类等被积压下来，当时猪肉在冷库里已经冻得成胶体状。就此，中央一声令下，所有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分担这些不能出口的商品，一转眼就被分得一干两净，衣服我们自己穿，食品我们自己吃，我当时就吃了不少冷冻成胶体状的猪肉，还算不错，它还有一个别名叫“爱国肉”。现在恐怕难以做到这样的效率，一旦被制裁，一百亿件衬衣我们能给谁穿？贫困地区老百姓买不起，富裕的地方总不能一个人一年穿几十件衬衣。再说市场经济谁买你的这些积压产品？普通人再爱国也不会去买几十件衬衣回家挂着，真爱国到这种程度，在中国也是绝对个别的群体，现代中国人，只认钱不认人。出口电器受堵塞，那就更加不可能在国内消费掉，人手捧一个彩电，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要人捧，也得要人乐意买，谁愿意掏这个钱？有了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或者农村的大队这样的集体经济基础，那还是有可能从各个单位消费掉，可以以集体支付的方式，表面上就是免费发放职工与农民。白送人，总还是有人要的吧？当然其实最后还是算在职工或者农民们的账上，因为是公有制，内在就是分担了这些负担。民族企业里，当然存在行政干预下消费过剩产品的可能，用爱国货，吃爱国肉，多少会被几个资本家响应，毕竟是同胞，当然效果与效率不敢妄断。外资响应这种行政干预下消耗出口产品，可能性极低，在中国被宣布制裁的时刻起，估计也就是外资考虑转移资本的开始。

所以国家如果要独立自主，最起码要保持一定数量的民族企业，要把他们抬到主体位置，毕竟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他们是自己人，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知道事情的轻重。现在政府需要做的最低条件也要帮助他们得到公平的待遇，从外资手中逐渐“替换”经济主导权过来，这些也包括市场，国内市场也需要扶助到让民族企业产品占据到一定的比例，现在遍地合资企业与外资的商品，无论如何理解也是不合理的现象，这个是生生地想把民族企业挤垮。
在文化上，假设政治特区建立，那么显然会出现二种以上的文化，一个就是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在这种文化状态，另一种自然就是共产主义文化，这就是我说的文化多元并存。中国要想重新建立起良好的文化思想氛围，取代现在“一切向钱看”的唯利是图思想，必须要从多元文化中吸收营养，好的有比较，坏的看得到，是非可以参照得一目了然，而不是现在什么乱七八糟思想都出现，鱼目混珠，搞得是非不分。有二种文化思想存在，就可以出现两种风格的文化范围，且可能不会被很大地影响，因为着重宣扬的力度不同，各种著作学说就可以比较平衡地出现，而不是，“向钱，向钱，一切向钱。”起码能够让两种学说辩论，也有实践的区域。三种以上主要学说出现在政治上不太可能实现，中国没有条件成立一个儒家政治特区去推行儒家学说的实践，但儒家在今后的中国一直将会存在很长时间，当然第一位置显然目前已经不可能，中国将来也不会完全西化，那就是儒家的贡献。目前需要保证的是儒家能够让中国文化保留有多大的比例，这个是关键，完全儒家也不可能，完全西化也不可能，主要是比例，如果将来儒家成份比例很低，那么就可算是被西化了，这个局面谁也不想看到，完全儒家是不可能的，权威思想、等级制度，真的推广，不会被人接受，这个也是事实，所以在儒家文化需要尽快提炼出一些精华来，这点很重要。

我在开始的“旋涡中的中国文化”中谈到，儒家提倡的“权威，等级制度”，那是毛泽东思想里致力于驱除的东西，所以毛泽东思想也是反权威反等级制度的学说，同时与儒家思想里“个人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等这些价值观是与毛泽东思想契合。而同时儒家原版文化里的“用脚投票”的对政府态度与透出的人文情怀某些与西方的“人权、自由”等价值观相通，当然儒家“礼制”需要改革，过分强调“礼制”必定导致等级与权威思想，但中心思想还是有肯定之处，“天下”观念注重道德观，与毛泽东思想有默契，就是以思想教育为主。毛泽东主席个人受儒家影响极深，如果以古典文学修养来说，他不成为一个政治家，成为一个中国古典文学家绰绰有余，一手诗词在当时几乎无人可比。据说，当初蒋介石先生找来过不少诗词方面的专家，专门对付毛泽东那首，“北国风光，千里冰峰，万里雪飘”，但竟然无一人可出毛泽东主席之右。

中国西化（儒家思想比例不够）将失去自己，也不甘心，但不改里面的某些内容也是行不通，回到了那句老话，“去糟粕存精华”，如何去实现这个去糟存精的目标？需要儒家学者们的努力，另外就是让毛泽东思想与现在这种唯利是图思想去实践，最后就可以看出到底谁的儒家思想成份更多，谁的更好，没有比较不行，看不出，有比较才知道，另外儒家学者们的成果也可以被双方吸收，最后我们就知道答案了。多元文化并存，各方都有力量影响，好的自然被人们留存，而在现今这种西方文化势不可阻地冲击中国文化的情况下，且我们都处在文化混乱状态中，根本无力抵抗，那将来中国被西化是迟早的事情。

采取以特区形式划出多元文化与政治经济模式在其它领域效率也是显著的，比如说军队，说是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武装，但中国没有一个地方是竖着毛泽东的旗帜，这个对他们的意识形态打击是可想而知的，还有那么多的政工干部，他们都没办法去做现实与理论脱钩的工作，前后矛盾的理论不说到罢，一说就成骗子了。所以中国某些区域竖着毛泽东的旗帜对军队的士气与主旨有好处，也明确了毛泽东的军队，保卫着竖立着毛泽东旗帜的国家。现在，不少人说，极左会迫害人，而这样的特区形式就不会了，迫害你，你可以逃到右派的地区去嘛，说不定对左派同志来说也是好事，他们还讨厌某些他们认为的人渣，跑了更好，省了供应米饭，最不济也省了一颗子弹钱，总之中国各地区的门没关着，跑那，那去。这样也就各得其所，各方安宁，最后就看谁搞得更出色，靠影响力，或文化或政治，最后就可以看到一个统一的，有自己独特文化思想的中国。特区以前我们搞过，现在还可以反方向搞，这难道不是一种办法吗？
2,解决方法（二）运动风暴
尤其说是这是一种解决方法，还不如说是一种预测，不少人曾经提到过这样的疑问，如果中国再来一场上世纪80年代末相类似的运动，官僚特权阶级还能挺过去吗？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答案是否定的，那将会是一场规模上远远超过上一次的运动，涉及到左中右，工人、农民、学生都会参与其中，而不分界线的一场运动。其人数不会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数千万人，目标只有一个——官僚特权阶级。我曾经与一位老将军的后代交流过这方面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下面一闹，不但中央里面立即分裂，且足够使得军队里面也产生分裂，这位老红军的后代对我说道：“咱们的军人也是穷出生，他们父母来自于老百姓，感受是相同的。”

好多人分析过中国会不会颜色革命？我说，当然会。且这个条件早几年前就已经成熟，至于为什么没有发生，那就不好说了，也许颜色革命里有西方列强的影子，而他们不希望中国出现这种干扰他们在中国经济利益的事情。就算如此，一场运动恐怕在中国将来不可避免。官僚特权阶级能不能挺过去？胜算不高。倒是有不少官僚特权分子，早早办好了逃往国外的后步，房产、储蓄在西方国家提前准备完毕，该送的子女亲眷也已经安排妥当，看起来他们的这个头脑相当清醒。

下一场运动，我认为参与人数，规模足够大到令官僚特权阶级权力产生动摇，到时候军队也将四分五裂，没有多少人能够为那帮子官僚特权分子去扛命，除非部分利欲熏心者。全国性的，深入到每个阶层的，普遍的，自觉的，历史潮流形式的，不可能抵挡地发生。官僚特权阶级他们自己心里有数，咱们党内的左右派自己心里有数。再一次类似64这样的事件发生，恐怕难以收场，且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最后问题，只有一个，就是那帮子官僚特权分子将会把中国的财富往国外转移多少？就那么一个问题。任何有政治头脑的人都能感觉到那座火山的压力，民间只是等待着一颗火星而已。上世纪80年代末那场运动基本上是无预兆而发生的，将来也可能是如此无预兆，一个小事件发生，就轰然触动全局。

我在“旋涡中的中国政治”中分析过中国主要的三个政治力量，官僚特权阶级政治权力虽然相当地大，但他们力量源泉却很小，毫无一丝的民间支持，几乎到人人喊打的地步。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部分人也不具有普遍的力量，马列毛主义也是，他们力量都不够，但却是中国目前相比之下有组织的三种力量，其它任何力量都没有组织性，也组织不起来。但这场运动如果发生，却是全民的，不属于他们的任何一个力量之中。也许他们都会是参与者，但也仅仅是沧海一水，也许就是他们点燃了第一颗火星，但也仅仅是点燃，却不会受到他们的控制，最后就是看群众需要什么？以及当局的反应。结果有三个。

一,有可能导致中国民主机制建立，这一条在民间还是具有一定的共识，也具有说服力，但因为这场运动里面成份复杂，在官僚特权阶级妥协的情况下，主导权仍旧将会是被他们控制，就看他们处理的手法。如此，中国很可能从三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中走出三个以上的政党，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留存，但中国“共产党”里面会有一部分真正的共产党员分裂到马列毛主义者的阵营中，这种情况在现在也是普遍现象，本身他们就是一个整体，不过有些是体制内有些是体制外，我接触的左派从基层乡镇村党员到公、检、法直至到老将军老革命，本身在意识形态上区别不大，就是某些的认识程度问题，也有一些留存的感情或者封建愚忠特征（这部分人我不知道如何区别），在农村中比较普遍。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会组成一个明确的政党走上舞台。这三个政党在这种情况发生与处理结果下是绝对存在的，也是会绝对出现的，就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到目前为止，比任何一种存在于中国的政治力量都有组织，当然组织能力强弱还是有些区别，但有组织能力这个是前提。就算存在三个政党，如果处理妥当，那么中国“共产党”也将在未来执政很长时间，另外两个政党将以监督力量形式而存在，也可能建成民主机制如前苏东欧这样的格局，民主机制基本上可以确定为未来中国的走向，当然这三个政党里有可能还分离出许多的小党，但大致可以肯定这三种力量（主要是三种意识形态）将留存或者出现，且是主要力量。

二,如果处理不是很妥当，那么就可能发生了暴力事件，一场类似发泄阶级仇恨的风暴将席卷整个中国，大量官员会被拖出来打死，医院、学校这种象征斩人的黑店会被砸烂，公、检、法机关被彻底摧毁，警察脱掉制服躲在家中避难，一些象征着金钱力量的商业区与腐朽的夜总会等这些地方，被打、砸、抢破坏一尽，彻底失去了控制。留好后步的官僚特权分子与资本家们拥挤在飞机场前外逃，总的来说外逃将比第一种情况要严重得多，不过到时候飞机场肯定也会有人守着，逃跑将是非常困难，除非在这种暴力事件发生前早早地已经离开，真到这种程度，飞机也是没有办法顺利地起飞。官僚特权阶级如果连这样的控制能力也已经失去，那么他们将失去权力，留下的体制内的真正共产党员与体制外的左派合并成一个政党组成新党，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部分人也将成立新党，可能会有几个新组成的政党展开公开竞选方式，来解决谁执政的问题。文中的“组成新党”只是大致概念，完全不排除千万个新党站出来，但意识形态也就那么几种，不会出很大的圈子，最多再加一个民族主义新党的产生，当然也可能有无数民族主义政党，但意识形态相当。

另一方面也可能使得中国陷入长时间的内战，谁也不服谁执政，那么就只能打起来，这种情况是需要极力避免的结局，当然可能性并不高，避免内战在普遍中国人心里有共识，基本上没有人响应战争。
在暴乱事件普遍发生中，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部分人可能是非常不利的局面，因为他们的力量不足以去组织维护全国性秩序，无法有组织控制。这种情况下对马列毛主义者将会是一个有利的局面，可能利用毛泽东主席在工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而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大型国有企业还尚存在一定的数量，基层党员也可能撇开现在的党组织而重新组织起自己另外的纯洁度比较高的党组织，且大规模与马列毛主义者联合起来，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任何想把他们分离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也是对中国现状估计不足，其实左派影响深入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的组织能力相当超群，最容易组织起来的就是工人，不过现在是没有进行普遍地结合，思想中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很容易共鸣。

我个人认为，文革虽然在另一方面看没有成功，而在另一个方向看却是成功的，那就是组织形式与留存人们心中的种子。当然如果左派迅速组织起力量，那也不能把他简单地看成是“共产党”内部的清洁工作，其实此共产党与官僚特权分子已经上升到了敌我矛盾，虽然有些还是在同一个体制内的“同志”，但意识形态完全是两个世界，描述中国的马列毛主义者相当地复杂，任何简单地猜测或者分类都是不客观的。我觉得左派如果大规模深入到基层去，那么资产阶级自由化部分人很可能将被边缘化，就算如此也改变不了未来中国多党制、民主化的趋势，区别不过政党的规模大小。目前左派主要是没有很有效率地组织起来，但到运动推进的时候，那就不好说了，任何可能性都将存在，你不要以为马列毛主义者不会去居委会与村委会，或者去串联乡村党员，也或者接触城市中广泛的基层党员与工人们，这些在运动中是难以把握的事情，而资产阶级自由化那部分人却没有这样的良好基础，所以我说左派的组织能力是惊人的，现在不过是潜伏起来而已。

暴乱发生，如果官僚特权分子有能力控制，调动部分军队镇压，且镇压成功，那么就出现了第三种情况。
三,这一次广泛的群众运动，将广泛到官僚特权阶级的力量只能依靠到部分军队也或者国外力量来支撑，一旦部分军队成功镇压这场运动，其广泛的群众意志被暴力抹杀，那么武装抵抗将不可避免地发生，他将不同于上一次运动，上次因为基础力量不够，而被轻易地镇压，这一次规模的巨大，使得无法能够在暴力镇压下有结束时间，一场长时间，血腥、暴力、惨无人道的内战就此拉开了序幕。我在此只能说，各方都需要智慧，不能让感情与愤怒冲昏头脑，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官僚特权阶级得负首责，是罪首，起因就是他，结果也是他。接下来就是马列毛主义者当负第二责任，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者那部分人，他们多数是投机分子，是不敢选择用暴力方式表达自己的意志，归根到底就是一群投机分子，他们如果武装也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将来如果发生暴力革命最大可能也就是共产党与官僚特权阶级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其实在内部早就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无奈体制内的马列毛主义者脱离了群众过久，他们斗争方式存在误区，且已经越战越少，最后恐怕只能与体制外的马列毛主义者合并。真正的共产党人从来不怕群众运动，他们而且很愿意成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毛泽东主席生前最拥护的就是群众运动，他一生没有一次对群众运动以镇压对待的事例，如果他能健康地活到上世纪80年代末那场运动，我估计毛泽东主席十有八九还将成为那场运动的领袖，他有这个能力，且对此莫名热衷，那场运动里有工人，工人是什么？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的统治阶级。

以上名为“解决方法”，实为预测，预测这东西不一定准确，但有一点我有很大的把握，就是中国将来很可能再次发生类似上世纪80年代末这样的运动事件，结果却是难以预料的，多线性的。也可能搞成前苏联这样的结局，这个在前一个预测中存在。也可能是中国复杂与特殊的情况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成了类似共产党清洁自己的局面，这个也有可能，毕竟前苏联没有经过文革，而中国经历过。第三个预测发生可能性不高，官僚特权阶级不太可能死命镇压，镇压也要有人去做才行，我怀疑中国的军队完全利欲熏心地跟他们走，毕竟家长们一个电话，“小子你回来，你不回来，老子把你腿敲断。”逃兵成千成万是可能的，将领们也未必会死在他们的一条船上去制造内战，如果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单干，这个有可能被部队严厉地镇压，因为这帮人其实多数是孬种，不敢有武力反抗，所以内战可能性不高。而他们与中国左派们混在一起当局压力显然加重了许多，因为官僚特权分子自己本身就出自于共产党内部，自然清楚左派是敢拿着枪杆子干的，其它不说，《共产党宣言》总读过几遍吧。没有这个预见，那么他们也混不成官僚特权阶级。官僚特权阶级现在看来，逃的准备，要比镇压的准备充分许多，好些人他们子女都长期在国外，他们是准备随时逃跑的。在中国人看来，怕也就怕被他们顺利逃跑，毕竟大部分我们创造的血汗钱在他们手里握着。
3,公有制加民主制度
公有制与民主制度，在我理解里最正确的称呼应该为民主社会主义，但显然与传统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不同的内容，前一个为改良，后一个拥有新的内容，所以我还是把他定义为“大民主社会主义”。在上面一篇文中，我谈到了一些改良与激进方式可能改变中国政治现状的预测，有人会问我，你心目未来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样？我当然会有自己认为切实的能够实行且比较理想的现代中国。在解决了官僚压迫，解决了经济恶性循环，解决了人们思想道德的滑坡之后，理所当然向往一个更美好的中国，在这里我就谈谈自己心目中未来的中国，且认为，如果看到中国能够达成这几个目标，一辈子已经使我相当满足，唯恐是难以完成，如果中途没有意外的话，个人是愿意为之付出毕生的精力，也愿意成为这条成功路上的一颗铺路石。

平日里经常听到有朋友说到，“资本主义需要原始积累”，也就是认为现在中国必须要走血淋淋压迫人的道路，并且将要持续很长时间，当然目的可以使得中国最后达到富裕或者发达国家的水平。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是一百年前，就如当时的英国或者美国这些西方国家，有可能在消息闭塞的状态中维持着惨烈的血淋淋资本积累。这些国家其实在当时还是算好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当初的世界强国，原始积累在殖民主义时代已经掠夺得相当雄厚，就算如此，马克思还是看到了相当惨烈情景，促使他写成了著名的《资本论》，把这样的惨烈情景转移到现代世界，移动到现代的中国来，我认为不可接受。现代人无论是理念还是本身的人文情怀都是一百年前不可比拟的，在人吃人状态中，在道德沦丧，矿井每年活埋万人，工伤难以计数，贪污腐败遍地，老百姓生老病死无法保障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国所谓的原始积累根本维持不了很长时间，这样的状态今后连二十年都难以持续，何况有人还认为需要百年积累，这样情景中国能有一百年可以走吗？估计还没有五十年就已经烽火四起，革命不断。更何况所谓的原始积累，被积累到了极少数一部分人的身上，为何他们没有成为积累工具，单就老百姓成为了积累的牺牲者？这句“资本主义需要原始积累”其潜台词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理解？你们别闹，为了祖国将来的强大，你们就应该是被血淋淋地压迫，把财富集中到一小部分官僚特权阶级手中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强大，这不是混蛋逻辑吗？如果同甘共苦，那么我认为中国老百姓是可以接受的，不需要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只需要平等对待就可以。从心理学上来说，谁又不想生活好一点呢？当官员们与老百姓同甘共苦的时候，只能说明官员能力达不到使得人们一起富裕，但没有背叛人民，没有把人们当作使自己暴富的工具，因为他们都与老百姓一样在吃苦，甚至吃更多的苦。如此情景下，只要努力干，总有一天能够摆脱贫穷，实现国家强大的理想。但如今事实，是牺牲如此广大的一个人群，却造就了只有一小部分人的极其富裕，国家也没有强大起来，且成为了到处求妥协的国家，这就完全不能接受。

最近，《新京报》有一则新闻令我泪如泉涌，报道说，“湖北省一对贫病交加的农村夫妻把自己捆绑在一起，相拥投江。而在这个乡村，合作医疗、民政特困户救助、疾病救助等所有的救助制度，都无法解决他们的现实困境。当地村支书说，“唯一的办法是发动乡邻捐款”。在他们相拥的遗体被发现后，捐款来临———却用做了他们安葬的费用。他们留下了一个同样患病的儿子，也留下了有关农村医疗救助的许多疑问。夫妻俩被打捞上岸时相互搀拥，一条麻绳捆在两人腰间，腰带也相互绞缠在一起。死者为陈正先与姚元香夫妇，湖北公安县埠河镇万众村村民。丈夫38岁，妻子34岁，有一个12岁的儿子，在读小学。2月22日，正月初五，这对夫妇相拥跳入长江，夫妻俩被打捞上岸时相互搀拥，拽也拽不开。丈夫陈正先他被先后检查出血吸虫病和乙肝病等四种疾病，全家债台高筑，现实困境使得他们没有向亲戚朋友们还过一次债。他们留下的遗书表明，大病使这对贫穷的夫妻再也无法承受。而在这个湖北省首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县，翻阅合作医疗、民政特困户救助、疾病救助等制度，他们的困境超越了这里所有的救助范畴和救助能力。”

上面说道，“他们的困境超越了这里所有的救助范畴和救助能力”。现在，美国年人均收入约30000多美元，从资本主义走到了帝国主义，在近代还不断地把经济危机外泻。而中国年人均只有1000余美金，相差近30多倍。我们这么可能在这种条件下，在私有化的制度下，得到如美国或者其它西方富裕国家一样较完善的福利呢？我们经济能力不够，不能无视这近30多倍的差距，如果中国要发展到美国那样，那么我们得在俗称“滴血的GDP”下生活多少年？一百年？也或许六七十年？之后才能得到较好的生活环境与福利条件。这么可以认为在一小部分人极其富裕，而大部分人可以被毒的假的商品害死，可以被小煤矿活埋，可以姐妹沦为娼妓，可以在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得不到医疗中被压榨一百年，然后达到美国的程度，这简直是灭绝人性的逻辑。私有化在中国是相当下流的宣扬，难道让我们人民在血汗中再挣扎一百年到美国的程度?且可不可能达到还是未知的。
正是因为如此，我是一个公有制的坚定追求者，因为公有制里面集体承担的内容，能够帮助解决那对因贫病而相拥投江的夫妻遇到的困境。况且还有中国经济被死循环套住的问题，这些不得不让我在经济上思考中国的出路，因为我们曾经有过一段相对均富或者均穷的公有制经济，有过这个经历就可以对比，虽然当初很穷，但基本上不存在失业问题，在比较贫穷的状况下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医疗保障，据说是当初发展中国家最好的医疗条件，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为典范，但现在却为世界倒数第四。收入的确不高，但我们用最低的投入办好了非常大的事情，这个就是公有制的效率，能够集中办大事，办好事。其实对于上世纪80年左右我是有记忆的，中国并不是很差，虽然还是物资很贫乏的年代，但总不会是饿着的，且我家还得到了一只小电视，并没有某些人描述的那么可怕。我记得当时谈“洋冒进”的问题，马路边随处可见因为“洋冒进”而不熟悉使用的机器，当初进口机器太多，且没有掌握他国机器的使用技能，到处被闲置。这里有一个问题出来了，我住的这个城市只能算是中等城市，却有如此多的机器进口，那需要多少钱？所以至今我都怀疑所谓的经济即将崩溃的说法。我一直认为除了内无内债、外无外债，还积累了大笔的外汇，因为如果没有外汇那来的那么多钱进口设备？当时进口的设备而不能使用，在马路上随处可见，这个规模是相当地大，不单是我住的那个中等城市，电视里播放的其它城市也是如此景象，这那里是经济崩溃，现在来理解完全是乱花钱，钱多得“烧手”了，当时国家还是有一些积累的，但老百姓物质方面的确贫乏，当然这个贫乏是相对来讲，如果相比当初世界上其它国家，在那个年代虽然比不上发达国家，但在第三世界中还是名列前茅。对此，我是这样来理解，如果是当初这样的积累方式，那的确是在让老百姓咬紧牙关，期望快速地使得国家富裕或者强大起来，因为没有把血汗单就提供给官僚特权阶级享受，而是给了国库，不能否认有个别特权现象，但远远没有引成阶级这种规模。

谈到公有制，我们可以回想到上世纪90年代左右这样的社会景象，那个时代我们现在可能还有比较深的记忆。在90年代初基本上没有失业，人们都处于旱涝保收状态，社会生存压力不重，社会道德面貌比现在要健康，福利制度虽然在改革，但还是得到了基本保障，我们都经历过。当初，大部分人在国有或者集体企业里工作，农民因为包产到户也改善了生活，而不是后来出现了三农问题。就这样的公有制经济，我们经历过，如果现在让老百姓普遍地选择，我认为公有制经济还是占据着绝大部分的民意。现在工人们是相当怀念当初工厂里劳动的情景，大家在一起边工作边学习，有笑有闹，工作几乎接近于娱乐，好多人下班后还不想回家，与工友们继续在一起，能干活就干一点，要聊天就继续聊。发了工资，下班后大家一起就在车间工作台上铺开聚餐，根本没人干涉，厂长路过，还拉进来一起聚餐，多么地融洽，现在你聚餐，拉老板坐在一起试一试？除非是不想要饭碗了。当初的工厂与现在的工厂完全是二个概念，那个时候工厂就如是自己家的感觉，是我们共同的家。我们工厂效益相当地好，三班倒，做出口根本来不及，不需要现在这样地畏惧厂长或者经理，他们也没有权力随意地开除或者侮辱工人，人们非常自觉，人与人相对平等。我与几位当初一起工作的工友，回想起这样的情景，对比之下个个唏嘘不已。我们那么好效益的工厂，现在早就被所谓改革改没了，改成消失了。

公有制有很多的长处，除了能够比较好地照顾到普通群众生活，较完善的福利。安全上，如小煤矿这样的死人事件也很少，毕竟安全投入等于是大家共同资金投入，并非是老板们的钱，人命要比什么都重要，不是现在颠倒为，钱比人命要重要。

有人会说公有制生产效率差，但这一点在我的社会实践中没有得到答案，因为我们工厂效益非常地好。从历史上来看，我认为前苏联能够在短时期内从中等发达国家成为超级大国，本身就证明了公有制的生产力。反过来说，有人认为民主制度能够提高生产力，那么就更好了，公有制加民主制度，生产力问题也就不用讨论了。
公有制能够产生的问题不是生产力，而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名义上是共同的财产，但管理者却是少数几个人，这样就产生了权力垄断的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官僚。官僚才是公有制的最大问题，因为共同的生产资料总需要被集中到某部分人手里去管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根本。无论用什么手段，能够让官僚随时的倒台，让管理者可以随时随地被老百姓更换，这个东西就叫民主，我用枪造反，赶管理者下台，那是一个办法，用选票赶他下台，那也是一种方法。人民当家作主，不是官僚做我们的主，起码我有办法能让你下台，所谓的丢官罢职权力是属于我们老百姓的，这些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被人广泛认同与接受的一种方式。而民主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能够促进生产力，起码能够促进管理者的生产力，你办不好事，那么就只能下台了，用枪杆子，用选票，方法不同，意义相同。当然，在成本核算上谁都会去选择选票这个工具，而不会去轻易动用枪杆子，因此我们就可以确定用选票遏制权力垄断者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之一。

公有制不产生资本家，也就不存在血泪交集的压迫，他的原始积累以计划经济来分配，多少积累用在发展上，多少用在福利上，能够两头兼顾地引导我们往前走。有人说“社会主义”政治专制，官僚垄断生产资料，这些的确是公有制的弊病，也是很容易产生此类问题。那么如果我们吸收民主制度，不就完善了社会主义的模式？公有制加民主制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来没有人说过公有制与民主制度是冲突的，也从来没有那部经典说他们是不可以在一起施行。而我相信那将是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制度。比之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将少了许多的血泪压迫，与原始积累带来的长期痛苦，而比之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又拥有了随时可以更换官僚的机制，这一切难道不是很先进的制度吗？就是多党竞选，也是很容易就能够实现，毛泽东主席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共产党本身就有一些区别，一部分为马克思原教旨主义者，一部分支持逐步改良方式，一部分是毛泽东主义者，这些各方拥有的特性在理论上完全存在独立建党的可行性，且还全部是马列毛主义的政党，是左派。多党制，还有一点可贵之处，就是违宪现象将被有力地遏制住，执政党如果违宪，无疑是送把柄给其它的在野党，提供能够猛烈攻击他们的火药，甚至下台，只要宪法确定为社会主义政体，就很难被改变。

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就将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定位于自己追求目标，当然理想是无止境的，在信仰上我是共产主义者，这个事业我们这一辈子人，或者我们后辈数代人都难以完成，那将是今后无数代人的努力，我们只能逐步地积累，努力地去靠近那个目标，而我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一个中途站。对于我来说，如果有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的一天，这种感觉已经足够让我认为这一辈子没有浪费生命。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要“继续革命”。推翻官僚特权阶级后，还要不要革命？要的，我们将追求公有制。有了公有制，还要不要革命？要的，我们将追求民主制度。有了民主制度还要不要继续革命，还是要的，我们将追求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的方式方法促使人类社会继续向上发展，革命永无止境，起码在我理解里是永不停止，如何取得更好的革命成就，方式方法可以讨论，比如某些同志迷信于激烈的革命运动，而我还是看重于制度上的发展，甚至可以发展到制度消亡为止，但就很长时间来看，制度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我们无法选择有更好的方法，逐步地向上走。在有限的生命里，而我能够有幸地完整走完他，我将民主社会主义或者是“大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生命里最高的追求，但恐怕就此也显得是如此地高不可攀。